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引起多方不满，这使桂系与蒋介石发生纠纷时，能够得到各个方面的同情与帮助。1927年春，蒋曾施计逮捕第六军军长程潜，程侥幸逃往武汉。但蒋并不罢休，设下圈套把程潜的第六军强行缴械改编。蒋介石这种毒辣手段，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仅桂系各头面人物切齿痛恨，其他与蒋稍有芥蒂的人物也不能兔死狐悲，大感心寒。许多人不得不拥兵自重，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防备老蒋下手。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没有执行，原因之一是当时蒋、桂力量不相上下，无成功的把握；二是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人关系不错，何不想无故翻脸。何应钦为此曾专程面见蒋介石，说明执行训令的困难。蒋介石虽不好强迫何执行此项计划，却认为何应钦"已经软化"，对何产生怀疑。蒋与何的关系也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的阴谋之后，立即加紧勾结各方反蒋势力，准备把蒋赶下台。李宗仁借西讨武汉之名，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将部队开到南京周围，对南京形成包围。
蒋介石为了抵抗武汉方面的东征，将主力部队全部调来防御，造成徐州空虚，直鲁军趁机进攻，7月24日徐州失守。蒋介石无端指责何应钦指挥无能，他亲自到徐州前线指挥，并扬言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结果惨败。8月8日，蒋介石慌忙逃回南京，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大军直逼长江。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从前线到南京向蒋报告战况，请示机宜，蒋不问情由、又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处决了王天培。徐州战败，完全出自蒋介石的估计错误，他这种诿过于人，功归自己的作风，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何应钦的同乡，何对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李宗仁、白崇禧也受到极大震动，都担心做王天培第二。于是何应钦与李、白串通一气，寻机对蒋发难。当程潜的部队到达芜湖以西时，李宗仁与程潜取得联系，相约互不敌视。
蒋介石从徐州败退回到南京后，还大耍两面派手段，他一面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要白崇禧部署军队与武汉作战。但桂系的军队已控制了南京四周，李宗仁、白崇禧决定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对武汉作战的命令。其他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分子，表示愿意与武汉妥协，甚至有人说："不管长衫佬（指胡汉民、吴稚晖等文官、党棍）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
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就以辞职相威胁。"长衫佬"急忙出面为蒋介石捧场，吴稚晖马上召集宁方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人力主蒋介石留任。但是，白崇禧、何应钦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他需要"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表示赞成。接着，何应钦支持白崇禧的意见，李烈钧也同意蒋介石可以暂时"休息"。李宗仁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看到局面已难挽回，只好决定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鲁、张人杰、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
第九部分 4.树虽倒但猢狲不散（4）
8月13日，蒋介石携卫队二百人离开南京赴上海，白崇禧，杨虎同行。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辞职宣言"。同日，回到他的老家奉化溪口。随同蒋介石住在溪口的，除卫队和他的秘书长邵力子以外，还带陈果夫、张群、刘文岛等一批亲信幕僚。这一帮人马是为蒋介石策划幕后活动的。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惨淡经营近二十年，用尽纵横捭阖之手段，并已登上了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甘心下野，遁迹乡里？其实，蒋介石下野乃是一策，玩弄的仍是"以退为进"的政治赌博。
当蒋介石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国内外的反动派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对蒋介石抱有殷切的希望。但是，仅仅四个月的光景，蒋介石把事情弄得很糟。反共之后取消了军队的政治部，战斗力大为削弱，收罗军阀旧部队太多，军纪很坏又加剧了内部派系矛盾。蒋的某些做法也使帝国主义不悦。内、外都反对他。蒋介石看到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只好决定下野。他若恋栈不出走，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合与不合，他至多能有半个国民党领袖好当，终不能实现他掌握国民党全部大权的欲望。蒋介石一走，可避开攻击锋芒，局外观战，让宁、汉两派去互相争吵，以便伺机而起，坐收渔利。
宁、汉相争，冯玉祥一直处于超然地位。蒋介石如不退让，冯玉祥就会在宁、汉调停中得到实利，甚至问鼎党军。蒋介石认为不如"急流勇退"，反可使自己处于超然地位。于是蒋介石下野时电请冯玉祥主持津浦路战事。胡汉民也打电报称冯"一柱擎天"。把冯玉祥推进斗争的漩涡。待各派系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蒋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这样，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告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蒋介石回到老家浙江奉化，徜徉于山水之间，旁观于政治漩涡之外，却表现出一副淡泊宁静的模样，说什么："中正故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然而，"树虽倒但猢狲不散"。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并没有因蒋的下野而改变初衷，于8月15日退居上海，并以上海为据点，为蒋介石的重新上台积极活动。应当说，蒋介石的下野，对陈果夫、陈立夫在心理上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来广州是奔着蒋介石来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棵参天大树，只要大树在，就有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现在，蒋介石下野了，他们心里虽不好受，斗志却不敢稍减，他们决意要有所作为，等待时机，拥蒋上台，东山再起。
第九部分 5.陈果夫、陈立夫积极活动拥蒋上台…
应该说，陈果夫、陈立夫开展特务活动，拥蒋上台，是很有能量，也是有一定基础的。除了他们的自身素质之外，他们有心网罗了一部分势力。早在北伐刚开始时，陈果夫、陈立夫为扩大蒋介石的势力，网罗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陈果夫为蒋介石招揽了军医、军官及无线电等专门人才百余人，还有曾任中统局第二任科长的曾养甫，有曾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组织部长的吴倚沦，当时任上海《商报》主笔、后成为蒋介石的代表人、素有"文胆"之名的国民党首席御用文人陈布雷等。陈果夫还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地位培养"人才"。早在广州时，便创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政训练所，1927年5月20日创办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培养了不少党务"人才"。曾在陈果夫手下工作过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员因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往往是由普通科员一跃而成为某省党务督导员甚至有党部主任委员。这一类人除了上述的曾养甫、吴倚沦之外，早期的还有段锡朋、叶秀峰、童冠贤、郑异、张厉生、吴铸人、洪兰友、张道藩、萧铮等人。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组织，他们专门从事拥蒋反共活动，成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重要力量。
这些人与陈果夫、陈立夫关系很不一般。一方面，陈果夫、陈立夫大都对他们有过知遇之恩，培养、提携过他们，他们也从内心里感激陈果夫、陈立夫。另一方面，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不是一般关系，这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所以，在他们的心中，陈果夫、陈立夫是一片能为他们遮阳避雨的树林。所以，得到陈果夫命令他们迅速来上海的指令后，蜂拥而至。陈氏兄弟本来在蒋介石下野后多少有些心灰意懒，但却从这批人身上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坚信目前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于是，他们跃跃欲试，不辞劳苦，加紧串联。不久，就将这些散兵游勇集结起来，成为拥蒋复出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这期间，陈果夫与陈立夫虽在上海，但与在奉化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随时将上海的情况密报蒋介石，听候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在出访日本之前在上海召见了陈氏兄弟，对他们在上海的做法大加赞赏，并将组织、领导这批人的重任正式全权交给了陈氏兄弟。蒋的赞赏和信任，令二陈兴奋不已。兄弟俩信誓旦旦地向蒋表示，将全力以赴，使蒋先生早日出山。陈果夫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表现出特别欣慰、特别留恋的情感。他说：那时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积极工作，没有猜疑，只有团结，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蒋先生早日出山。
再说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控制了南京政府，但李、白、何三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却不高。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随后宣布宁、沪、汉三方联合的特委会成立。南京的特委会实际上是桂系联合西山会议派，由何应钦、谭延闿、孙科和程潜所包办。西山会议派掌握了特委会的党权。宁、沪、汉三方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骨子里自然是同床异梦，内部仍然充满了矛盾和斗争。陈果夫与陈立夫获悉消息后，立即举起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旗帜。陈果夫等人把上海的蒋系党政人物纠集起来，结成一个组织，从事拥护蒋介石，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活动。经过周密而精细的筹备策划后，于1927年11月初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因其英文为CENTRALCLUB，为了称呼方便，人们都习惯称这俱乐部为"CC"。这个"CC"主要有两个含义：其一，它代表一个特务组织，而且代表为蒋介石独裁服务的特定的政治组织。其二，有时，人们也常把"CC"理解为陈果夫、陈立夫，因为，这个组织是二陈发起的，两个人的姓氏英文字头正好是"CC"。其实，人们一提起"CC"，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都有。
第九部分 6.陈果夫、陈立夫积极活动拥蒋上台…
开始时，中央俱乐部"门前冷落车马稀"，参加人员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江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结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萧铮、程天放等为主干……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戴季陶、丁惟汾是徒有虚名，二陈只不过是借助他们的名望在国民党中起号召作用而已。在中央俱乐部中，实际大权在握的还是陈果夫与陈立夫。
中央俱乐部的成立，直接成为蒋的御用工具，结党为蒋是"CC"的宗旨，所以二陈为其制定了两大基本任务：一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的宝座，对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如汪精卫派、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阎锡山派、冯玉祥派、李宗仁白崇禧派等极尽诽谤、排挤之能事，将其打下去，为蒋介石上台扫清障碍。二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权利，造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开始的时候，拥蒋上台是"CC"的主要使命，因为这个使命是前提，这个任务完成不了，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从现实来看，陈果夫、陈立夫的第一个使命完成的非常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后一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突出，甚至逐渐地成了唯一的任务。CC派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一方面结合清党等活动极力摧残革命力量，破坏革命组织，进行排斥异己的勾当，窃踞各地各级的国民党组织，通过掌握国家机器，直接间接地插手迫害、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置人民于白色恐怖之中；另一方面，它努力把持文教、宣传系统。二陈指挥其成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国民党中进行串联，开展多种宣传活动，为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拥蒋上台而制造舆论。与此同时，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等人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其反共拥蒋的喉舌。
在二陈的努力下，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不断壮大，不久发展到100多人。随着"CC"势力的扩大，他们在国内的活动范围也日渐扩大，而且工作卓有成效，蒋介石自然心里感动得不得了。当然，蒋介石也不会自甘寂寞，有了这支忠于自己的势力，更是信心百倍地奔走于各帝国主义之间，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终于，机会来了。正当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于11月10日回到上海，12月，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垮台。为对蒋介石表示安慰，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专门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让他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了恢复对党权的控制，蒋介石首先布置从南京赶走他所厌恶的西山会议派。
1927年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的喽啰就在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组织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游行的学生公开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羞成怒，令警察对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死4人，伤20余人，这便是"一一·二二血案"。血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叶楚伧急派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葛健时到场劝说，结果葛成了替罪羊。陈果夫的喽啰们在各地发起声讨"一一·二二血案"的运动，指控此次惨案为葛健时一手策划。葛健时为西山会议派干将，于是陈果夫的党羽借题发挥，将矛头指向西山会议派。在这种状况下，李烈钧被迫下台。把持特委会大权的谢持也无奈辞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国民党中央占有一席之地的西山会议派，官座尚未坐热，就被蒋介石利用陈果夫制造的这次血案弄得狼狈不堪。
第九部分 7.陈果夫、陈立夫积极活动拥蒋上台…
谢持的辞职，是陈果夫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谢持的辞职，无疑意味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权力要落到陈果夫的身上。陈果夫和丁惟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整理党务，其目标在于"把以往就人来划订组织，改为以事来划订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和"重新举行党员总登记"。由于这项工作需向各地派大批的党务指导员，作为一种姿态，陈果夫请全体中央委员会公开推荐人选，而由他和张道藩，余井塘三人审核。蒋介石决心要把各地党权牢握自己手中，故在决定派出人选问题上，连当时的合作者丁惟汾都不能过问，而由陈果夫一手把持。可见，在当时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俗话说，患难方能成知己，蒋介石在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之后，他更加了解了陈果夫、陈立夫的忠诚，从而，也就更加珍惜他们通过患难而结成的友谊。这样，很多国民党中央大员知晓其奥秘，对推荐一事大部分缄口不言，而且对陈、张确定的人选，只能一味随声附和。只有谢持不识时务，给陈果夫推荐去了大量人选。于是陈果夫认为谢持"对中央用人有干涉迹象"。为了让谢持知难而退，而又堵住别人口舌，自然对谢持介绍的人严加审查，终于"发现他最恳切介绍的两个人也是共产党。经过详密侦查，且得有证据，我就告诉谢先生。"
谢持一直"认为唯他是反共最强烈的人，不应该介绍共产党的"。结果介绍了共产党，而且让人当面质问，因而"十分觉得惭愧"。陈果夫趁机把自己"选择的人，所以取舍之理一一面告，他也认为很公正，所以此后不再干涉组织部用人了"。陈果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奉送西山会议派首领谢持一顶红帽子，让他自讨没趣。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随后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职。蒋介石念念不忘二陈兄弟的赤胆忠心，于是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权。这样，二陈主持的中央俱乐部便得到了合法的权力保障。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冯阎桂四派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再度进行"北伐"，展开了同奉系军阀的战争。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拿下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换上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表示服从国民党。至此，南京政府便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丁惟汾原在广州时已被推任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北上，布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则到南京充当蒋的高级幕僚，负责策划政治阴谋活动，后来又当上了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这样，"CC"中，实际上只剩下陈果夫和陈立夫了，表面上使中央俱乐部这个组织成了一种摆设而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原来参加这个小组织的成员仍在陈果夫、陈立夫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发动和掀起了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白色恐怖，在政治上起了更大反动作用。
由于蒋介石、陈果夫等把持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不仅各地方党部在他们直接操纵之下，各地方政府也多数受到他们的控制和摆布。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陈立夫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安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当上了秘书长，使中央组织部更得到最高幕僚长的呼应和协助，中央俱乐部成员的活动范围愈加扩展，所操纵控制的部门也就愈加广泛了。于是，国民党内便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CC"成了陈氏弟兄和他们为代表的势力的代称。
但是，二陈兄弟对"CC"的称谓十分恼火，陈果夫曾气急败坏地否认："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并反诬"此为共产党之解释"，是"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不论如何，以陈氏兄弟为首的政治势力存在于国民党中，成为控制国民党的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第九部分 8.蒋介石就是喜欢陈立夫的这股忠诚…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被推选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同时依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部。蒋介石虽然是部长，但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他对陈果夫的忠诚丝毫不怀疑，对他的才能也十分赞赏，组织部交给陈果夫，蒋介石这时还是十分的放心。这样，部里的大事小情基本上都由陈果夫一人说了算。
蒋介石对陈果夫的信任和重视，这对陈果夫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动力。可以说，在陈果夫的眼里，再也不会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他一上任，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全国的"清党"运动之中，全心全意地贯彻执行蒋介石的一切指示。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陈果夫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对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他认为组织部原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更为严重的是众多职员中混杂有共产党及进步分子。陈果夫下定决心对组织部机构进行了大量精减，砍掉原有一些科室，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借精减机构之机，扩大陈家在组织部的势力。经过一段时期考察之后，陈果夫、陈立夫很快掌握了每个人的背景、来历及政治立场，在此基础上，将原组织部一些属于其他派系的人员全部调出，另将CC派人员调进来，负责各科的工作。为了加强陈家势力，特地将陈立夫也拉进组织部来，充任调查科主任。这样，陈氏兄弟便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组织部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陈家党"。
其实，"陈家党"一词，蒋介石已有所闻，而且也认可这一点。蒋介石十分清楚，蒋家要一统天下，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党来保证，而且这个党应该姓陈，因为姓陈同姓蒋是一回事。在当时来看，陈果夫、陈立夫毕竟是最忠于蒋介石的。蒋介石把党权交给陈果夫、陈立夫是放心的，所以对二陈自然是百分之百支持的。蒋介石看到，蒋家虽然已经取得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但要建立独裁专制的统治，必须严厉打击和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必须打击国民党内如改组派、再造派等各派系。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建立特务工作，以对付共产党、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蒋势力。但在国民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便单独或公开搞特务组织，为了掩人耳目，便将特务活动的任务转到了党务调查科下。该科名义上进行党务调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蒋介石对调查科十分重视，认为调查科成败利钝，关系党国之存亡。尽管他当时的处境还相当困难，但还是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陈果夫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当陈果夫提出调查科主任由陈立夫担任时，蒋介石欣然应允。蒋介石了解陈立夫，尤其喜爱他的那股忠诚劲儿和办事认真踏实的作风。蒋介石认为，陈立夫主管调查科最为适合。所以，他想都没想，就把陈立夫从机要科调往组织部，出任调查科主任。
陈立夫当调查科主任这一年刚好28岁，可以说是年少得志，春风得意。这时，陈立夫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报答蒋介石信任。所以，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与其兄好好合作，发展"CC"派势力，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他主持调查科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改变原调查科的性质，将其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在第一次举行的全科会议上，陈立夫明确提出，调查科的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搜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二是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三是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
第九部分 9.蒋介石就是喜欢陈立夫的这股忠诚…
陈立夫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组织建设，科下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每股各设总干事1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总计工作人员只有十七八人，全是陈立夫物色的亲信。早在陈立夫为蒋介石当秘书、机要科长时，就利用其特殊身份招揽了一些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右翼人物、共产党的叛徒，将其安插在机要科，从事各种特务活动。陈立夫到组织部后，便把这些人也一并带了过来，成为调查科的骨干分子。如采访股干事杨剑虹原是上海青帮成员，并一度替日本洋行当买办，五卅运动时，曾参与组织黄色海员工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积极参与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他指挥的黄色工会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本人则在反共中被陈立夫所赏识。后来，陈立夫交给他的任务，他也能很好地完成，因此，深得陈立夫的赏识，陈便将他收罗到门下。整理股总干事吴大钧是浙江人，与二陈是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陈立夫很早就认识，而且私交很深。因此，陈立夫也将其拉入调查科。
这样，陈立夫将调查科的骨干配齐之后，下一步就是配齐下面的办事人员。但陈立夫看到，按照现有的编制，就是配齐了，也难以适应蒋介石赋予他的使命。因为，要贯彻蒋介石的旨意，全面掌握共产党及其他各派系的活动情况，适时对其实施破坏和打击，仅靠这十七八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这项任务的。于是，陈立夫马上与陈果夫商量，要求扩大人员编制，陈果夫当即同意，并报蒋介石批准，决定从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10人到调查科。这样，陈果夫、陈立夫便亲自到中央党务学校进行挑选，对毕业生一一细致地调查和了解，以坚决反共为标准，以忠于蒋介石为前提，以忠于二陈为条件，经过精心选拔，反复比较，最后，从第一期274名毕业生中选出10人，充实到调查科。这10人是：张国栋、郑伯豪、张旆、李凤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宇、郭良牧、陈玉科。
这10名毕业生到调查科报到后，陈立夫立即对他们进行了特殊训练。一开始他没有将他们安排到哪一股工作，因为，陈立夫认为这些毕业生尽管思想上是坚决反共的，也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们并不明白调查科的特务性质，也没有干特务工作的思想准备，必须有一个适应环境、适应工作的过程。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没有在内心树立忠于陈立夫的信念，所以，要经过培养，逐步让这些人树立起这个信念。至于怎么培养，陈立夫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下了一番工夫。
首先，让这些人了解工作性质，熟悉工作环境。陈立夫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话，并向他们介绍调查科的性质、机构设置、工作范围等情况。随后，召开全科大会，介绍他们与原来的人员相识，让其互相谈话，增加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让他们参与调查，熟悉工作。陈立夫首先将这10名毕业生派往上海作调查工作。临行时，陈立夫明确规定，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国民党内派系活动情况，工人运动的情况。这些人到上海后，采取各种手段打入工厂和一些民众团体，还进入国民党军队和一些基层党部搞所谓的调查，实际上是特务工作。调查完毕回到南京，他们便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将这些报告收来加以审查考核，初步定出优劣。这项工作完成以后，陈立夫决定对他们进行最后的考核分配。陈立夫安排他们到江浙两省进行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除了以前的内容外，还增加农民运动情况一项，返回后再次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收回工作报告后，进一步审查考核，最后确定优劣。然后，根据考核的结果，将这10名毕业生分配到科内具体工作部门。陈立夫十分欣赏自己这套用人办法，认为这样做不但对这些人的工作能力进行了考查，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经过实际锻炼，还培养了他们对自己的忠心，在陈立夫看来，这第二点是最为重要的。
第九部分 10.蒋介石就是喜欢陈立夫的这股忠诚…
当然，陈立夫同陈果夫一样，他们扩大自己势力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陈立夫认为，只有质量而没有规模也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所以，他决心乘调查科组织建立之机，尽可能地扩大规模，扩大编制。这样，经过与陈果夫反复研究，决定再增加一批人。1930年，陈立夫将他的想法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指示，此事不要过于声张，要秘密进行。这样，在征得蒋介石的批准之后，他们又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这批人来后，陈立夫怕引人注目，干脆使之处于秘密状态，既不将他们算在正式编制内，也不让他们在中央党部内办公。陈立夫亲自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选择了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房，将这20名经过特工训练的特殊人员安排在此办公。平时，陈立夫不让其他人到这里来，只有他和一些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有资格到此视察。楼房的大门总是关着，黑色的窗帘也不太启开，而门外赫然挂着的却是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这更增添了这座楼房的神秘性和恐怖性。
在这个基础上，陈立夫决定改组机构，在原来采访、整理两个股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特务组、言文组、文书组等，还向一些重要地区派遣了特派员，如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开封特派员黄凯。其中，特务组最为重要，是调查科的核心组织，其成员都是经过陈氏兄弟精心挑选的、极善玩弄阴谋、极端冷酷无情、极端反共的顽固分子。特务组的成立，标志着整个调查科完成特务化过程，而陈立夫则是这一转化过程的直接导演。为了加强对特务们的思想控制，让其死心塌地为他们服务。陈立夫经常召集特务训话，大讲特务工作的所谓重要性，说什么调查科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宣扬特务活动是保卫党的安全、国家的安全、领袖的安全并与党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业，只有优秀的党员才能从事这一光荣的工作等。正是在二陈的悉心培育下，调查科的特务被豢养成一帮阴险、狡猾、残忍、冷酷的极端恐怖分子。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共产党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他认为，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他蒋介石就没有安稳日子过。所以，他在这一时期，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到在了两个方面上。一是军队，蒋介石认为，军队是消灭共产党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但蒋介石还认为，仅有军队还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而且坚决反共的特务力量。两个方面相配合，才能更有效地从明处和暗处全面绞杀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对陈立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多次召见陈立夫，询问调查科的建设情况，对陈立夫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1928年12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电召陈立夫参加，陈立夫匆匆赶往庐山。在会上，陈立夫积极为蒋出谋划策，最后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行动方案，决定对这一地区实施军事"围剿"。同时，陈立夫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展示一下自己，当即自告奋勇，声称要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率领他的特务配合军事行动，加紧进行反共活动。蒋介石表示赞许，并命令他抓紧进行。
对于蒋介石的认可，陈立夫十分兴奋，他认为该是自己露脸的时候了。这样，陈立夫匆匆返回南京，把蒋介石的指示和庐山会议的基本精神与陈果夫研究再三，决定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一次大破坏。很快，特务组织便活动起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指挥下，对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检举、密报、跟踪、绑架、逮捕、屠杀，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调查科在从事这些罪恶活动时，常常是直接指挥警宪机关协助进行。当时，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曾任过陈果夫的保镖，他能独当一面，负责首都警察厅的工作，也是由于陈果夫的提携，因此，对陈氏兄弟是百依百顺。调查科发现情况后，总是利用警察厅的名义，借故检查户口，深夜闯入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进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发现进步书刊，便于没收，甚至当场抓人。
第九部分 11.蒋介石就是喜欢陈立夫的这股忠诚…
应当说蒋介石对调查科的行动十分关注，经常给予指示，有时指示得十分具体。如，蒋介石多次指示调查科要和宪兵司令部密切协作，而陈立夫与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关系更是不一般。陈立夫被称为特务魁首，谷正伦则被誉为宪兵之父；陈立夫主张特务工作要依靠宪兵，谷正伦则强调"宪兵常务、特务一元化"。谷、陈气味相投，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陈立夫应邀到南京宪兵学校对特务教育班第二期学员讲《唯生论》，他在台上高谈阔论，而谷正伦则在台下"洗耳恭听"，陈立夫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谷正伦也立正"恭听"了两小时。这种恭顺态度使陈立夫深受感动，二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后来，陈立夫还派其亲信徐恩曾为谷正伦担任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这样一来，调查科与宪兵司令部可以不分彼此，宪兵、特务实际上是一家人了。所以，调查科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抓人，抓来的人大都送往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而宪兵司令部对这些随意抓来的人往往不加审理，便以"反革命"论处。
陈立夫主持调查裂期间，指使他的特务组织滥杀无辜，致使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巨大破坏，也为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对于这一点，历史是不会忘记的。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陈立夫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主持调查科不久，便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科成了陈立夫仕途发达的重要起点，难怪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谈起这段经历，他总是那么一往情深，充满着留恋之情。陈立夫对调查科的一往情深和特别重视，这从以后遴选科长人选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陈立夫不得不交出科长宝座时，他经过权衡思虑，并征得陈果夫同意，才将这个举足轻重的职位交给了自己最得意的亲信——张道藩。
张道藩之所以第一个被陈果夫、陈立夫选中，自然是因为张道藩与二陈关系最密切，最听二陈的话。早在天津读南开中学时，张道藩便与就读于北洋大学的陈立夫相识。张1919年赴欧，考入英国克来佛穆学院，后又考入伦敦大学斯来德艺术学院学美术，并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又赴法入巴黎艺术学院深造。1926年6月回国后出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秘书，从此便与陈果夫、陈立夫搞到了一起。由于他机警善辩，顽固反共，深得二陈信任，成为CC派中的核心骨干。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的时间也不长，很快便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于是，二陈又安排其亲信吴大钧继任其职，但二陈对吴大钧的工作能力不够满意，这样，1929年8月，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便将吴大钧调出，担任秘书处所属的中央统计处处长，然后再调另一亲信叶秀峰担任调查科长。叶秀峰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同赴美国留学，二人称兄道弟，私交极深。陈立夫让他主持调查科，本以为他能忠于职守，孝忠于陈家，但不久，陈立夫便发觉叶秀峰并不能俯首帖耳事事恭顺，不几个月便将他撤下，干脆派他的表弟徐恩曾取而代之，出任调查科第五任科长。从苦心孤诣地物色和安排科长人选上，可以看出，陈立夫对调查科是何等重视，用人标准又是何等明确，那就是调查科是陈氏的禁脔，科长位置无能者不用，非亲信不用。拿徐恩曾来说，他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亲戚，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并与陈立夫一同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回国后即参加CC特务集团，所以深得二陈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对二陈唯命是从。所以，陈立夫将调查科长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选定徐恩曾，放心地将科长大权交他掌管。实际上，张道藩也好、吴大钧也好、还是叶秀峰、徐恩曾，二陈只是要他们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按他们的旨意办事。
对于二陈，特别是陈立夫在建立特务组织中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责任感，蒋介石是非常满意的。为了嘉奖陈立夫的耿耿忠心和卓有成效的工作，1931年12月，蒋介石提拔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再次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样，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多半操纵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
第九部分 12.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陈果夫、陈立夫是最了解蒋介石的，他们知道蒋介石头等大事是消灭共产党。要让蒋介石高兴，就必须在这件事上做出成绩，否则，蒋介石是不会买账的。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去绞杀共产党，一点也不敢大意。但是，尽管二陈使出了全身的解术，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一批共产党人倒下，千百万共产党人从血泊之中站了起来，他们埋葬了战友的尸体，拭干净身上的血迹，又投入到革命之中。他们从血的教训中学会了怎样更好地隐蔽自己、打击敌人。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坚强。相反，蒋介石却有些恐惧了，怎么共产党越杀反而越来越多了？而且蒋介石发觉他的对手越来越难以捕捉痕迹，他真担心有一天共产党会轻而易举地把自己除掉，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蒋介石的这种恐惧在他的下级面前又化为愤怒。他骂二陈手下的特务尽是"酒囊饭袋"，天天高喊要"杀绝共党分子"却连"共党分子"在哪儿都不清楚。蒋介石的愤怒让陈果夫、陈立夫很难堪。面对前仆后继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他们深切感到，必须拿出新的招法来消灭共产党这个可怕的对手，才好向老蒋交差。于是，特务骨干们躲进密室，绞尽脑汁地开始了罪恶筹划。
1930年5月，南京道署街1362号瞻园。
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秦河河畔。堂宇深邃，园林秀丽。它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代改为江宁布政使衙署，太平天国时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如今则为二陈的特务所占据。平时瞻园大门紧闭，很少有人在这滞留，园内园外静得出奇。可这一段时间，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却频繁出入，他们正在秘密商议反共的新对策。经过多次的秘密讨论，陈立夫等终于有了办法。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捉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反，我们杀戮得越多，他们的反抗就会越烈，隐蔽也会越巧妙，我们无法斩尽杀绝共产党人。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用硬的一手中同时，还必须使用'软'的办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引诱他们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自首过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产党内部的更多的机密，然后再用武力一举歼灭他们。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清除'共党的目的。"
陈立夫的话得到了徐、叶、张等人的赞同。陈立夫等人于是制定了"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想出了这样一个策略，陈立夫感觉轻松了不少，这样，总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有一个交代。于是，陈立夫去面见蒋介石，把自己的想法、打算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显然不像从前那么乐观了，但还是同意了他的建议。
这样，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一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通过这些叛徒，特务们又发展了一些叛徒。这样，特务利用叛徒，扩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特别是1931年的顾顺章案，使陈立夫的策略颇受蒋介石及各方面的重视。
1930年，陈立夫、徐恩曾派出特务蔡孟坚为武汉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1931年3月，蔡孟坚劝降叛徒黄佑南，并在黄佑南指引下，在武昌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一些领导人被杀害。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外出，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跟随，四处寻找指认共产党员。
第九部分 13.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5月的一天，这个叛徒行径汉口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顾顺章逃避不及，被尾追的特务逮捕。蔡孟坚为了对顾进行软化诱叛，亲自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顾仍是一言不发。蔡有些恼怒了，但他不表露出来，只是又提醒一句："你我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毫无表示。蔡见此状，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二陈之后，再做办法。于是他又对顾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
随后，蔡孟坚急电南京，向二陈、徐恩曾等汇报了情况。陈果夫、徐恩曾指示蔡从水路押送顾去南京。接到陈、徐指示之后，蔡立即率三名特务，将顾押上了江轮，送往南京。抓获顾顺章这样的中共中央要员，二陈极为高兴，他俩知道顾一定掌握不少中共机密，如能劝降顾顺章，破坏中共中央组织，少不了又要升官发财。为了确保顾的"安全"，当江轮开到南京后，陈立夫、徐恩曾、张冲等亲自乘坐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来到江中心接顾，然后将顾送往南京中山东路的"正元实业社"，这是调查科特务组织的秘密所在地。在去"正元实业社"的途中，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又与顾"谈话"，希望能从顾口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果然陈、徐得到了重要情报。前几天一直毫无表示的顾顺章忽然说出了"你们身边的钱壮飞便是受我们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
钱壮飞，中共地下党员，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毕业之后，受党派遣打入调查科的特务组织——"正元实业社"。由于钱壮飞平时为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徐恩曾认为是干才，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钱利用职务之便，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这次顾顺章的被捕，在顾顺章到达南京数十小时前，钱壮飞已从武汉蔡孟坚来的急电中获悉，便及时通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随后不辞而别了。陈、徐从顾的口中获悉钱壮飞身份后，大为震惊，更感觉到劝降顾顺章的重要，第二天便把顾顺章送到国民党司令部监狱，安置在所谓的优待室内。这样，既能保证顾的安全，又能满足顾的生活要求。
顾顺章在关押中，陈立夫、徐恩曾等多次到狱中对顾进行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促其彻底叛变革命。为照顾顾的生活，陈、徐也还多次派人送钱、送物给顾。如当时任调查科助理干事的张文，曾三次受徐指派，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
在陈、徐的劝说利诱下，顾顺章完全叛变了共产党。他首先供出了当时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恽代英的真实身份。恽代英是中央委员，1931年春天在上海以共产党嫌疑被捕。顾顺章对恽代英所用的化名以及被关押监号等知道甚详。在顾顺章供出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后，徐恩曾派顾建中、李熙光、王思诚三人携带一本刊有恽代英相片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因恽代英是黄埔第四期政治教官），到狱中加以对证。在查对证实以后，徐恩曾极为高兴，当即面报陈果夫、陈立夫，转报蒋介石。同时又将恽代英押解南京，并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对恽代英进行一系列的威胁利诱，企图迫其叛变革命，从而获得有关中央更多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但是恽代英始终忠贞不渝，除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外，无其他任何供词。不久，恽代英便由蒋介石下令杀害了。
第九部分 14.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顾顺章还供出了几处中共在上海来不及转移的地下秘密机关。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多数是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保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为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迁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这些机关全都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以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由于顾的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被迫全部重新安排处所和人事。另外，顾顺章还供出了中共保卫组的一些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因被捕后拒绝自首叛党，被特务们杀害了，少数人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
顾顺章叛变之后，加入了二陈的特务组织。他整理编撰了各种训练特务的教材，整理出一套六册的特工丛书，分别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查工作》、《组织工作》，共约50万字。除此之外，顾还为二陈出谋划策，培养特工。顾曾向陈果夫、陈立夫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基础，就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时，对于"自首政策"必须切实贯彻，以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他还提出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建议，训练一批有特务工作能力的人员，充实各级特务机构。为了打击共产党，顾还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以行动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给共产党以不断打击。这些建议后来都被二陈、徐恩曾采纳。陈果夫、陈立夫对于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及时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在对他们成绩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确保这项工作毫不松懈。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二陈也从中看到政治软化的"威力"，"软"刀子更舍不得放下了。由于中共基层组织里的党员的大部分都是参加生产的在业工人，他们与脱产干部不同，有家庭的拖累，有失业的危险。特务们对这些人采取"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是尽量不予逮捕，通过谈话"说服"他们秘密自首，充当特务耳目——内线"细胞"。这种方式，特务们自称为"细胞"政策。而"细胞"政策多运用于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地区。
二陈在上海的特务头子马绍武，于1932年来到上海，首先在沪西地区开展"细胞"工作。马绍武根据自首人提供的线索，查证确实后，即采用突击说服的办法，把对象吸收为共产党基层的内线关系，使之成为细胞。
在突击说服时，特务常把说服对象带到茶馆或清静的马路边，或到对象的家里，先和他谈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然后和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一般的对象是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的，谈话特务就对他显露身份，对他进行威胁和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对人民危害极大，破坏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扰乱了国家体制完整，共产党已成了违犯民国法律的主要犯罪分子，应受到军法的惩治等等。然后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和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今天的谈话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九部分 15.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特务的这种"细胞"政策极为毒辣。马绍武在沪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掌握了中共沪西地区整个基层组织活动的情况。马绍武后被中共"特科"行动队除去，继任的徐兆麟承继和发展了"细胞"政策。他不仅注意发展内线细胞，更重视对内线细胞的培训和利用。在培训利用中，凡发现不利于内线细胞提升的障碍，便设法予以清除，为他们进一步打入高一级组织扫清道路。这些内线细胞一旦被提拔上去，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十分有利。为拉拢内线细胞，特务机关对内线细胞每月分别给予5到15元的活动津贴费，对有"重要表现"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也酌量发给生活补助费等。
为了更有效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还专门成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中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按组织系统，反省院隶属法院。由于原有的司法人员对革命人士所进行的欺骗诱叛的办法不如CC特务的阴险毒辣。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得力的破坏革命的工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二陈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
二陈与徐恩曾几经商议之后，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由组织部出面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部部长谢冠生等接洽，要求加强反省院组织，订立更为完整的制度，更有效地实现其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线的政治目的；要求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派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同意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陈果夫、陈立夫有蒋介石作靠山，谁也得罪不起，又由于陈家的势力摆在那里，陈果夫、陈立夫想办的事差不多都能办到。于是，1932年，各反省院院长陆续改由CC分子担任，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等。自这些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之后，反省院形式上仍属高等法院，但实际上真正的管理权已归特工总部。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赶走。这样，反省院完全成了"CC"特务的天下。
反省院一般设院长一人。在院长领导下，下面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三科之中，以训育科为重心，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反省院在押的人员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被认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第二类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第三类是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倾人士；第四类是一些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反省院所谓的政治训练内容有三：一是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是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是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第九部分 16.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反省院按"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将其编为四组进行"训练"。甲组为大学程度，乙组为中学程度；丙组为小学程度；丁组为文盲。如果丁组人数不多，丙丁两个组便合为一个组。甲组只是"学习"，不参加劳役。"学习"以听课为主，自学为辅。乙组"学习"、劳役各半。丙丁两组以劳役为主，间或参加听课。"学习"内容中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上课由训育员担任讲课。此外，还有一种该院认为最重要的课程，即所谓精神讲话。精神讲话，多由该院聘请一些反动报刊的主笔编辑、社会名流学者以及一些省党部委员担任，所讲内容不外是说国民党好，共产党坏，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等等之类。对于此项讲话，四个组都要参加听，甲、乙两组还须作各种笔记，如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反省笔记等等，并须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训育员还要经常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所有"反省人"的"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每六个月举行一次考试。甲、乙两组去笔试，其试题多为"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是怎样"、"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之类。对于丙、丁两组是口试。考试不及格者便留级，继续"反省"半年。那些训育员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在押的"反省人"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所以在押的人精神上经常受到折磨和摧残。考试及格者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释放出去。即使是这些被释放出去的"自新人"，仍必须接受当地特务室的管制3年，定期汇报思想和言行。如果"自新人"被认为有共产党活动嫌疑的，随时可以被重新关押监禁。
可以说，以上这些都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杰作"。他们自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从根本上搞跨共产党，然而，他们错了。他们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就是他们的对手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和反省院训练等多种办法，虽有革命不坚定分子叛变，但更多的共产党员在敌人威胁利诱面前，却永葆革命者的本色。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即是一例。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瞿秋白留在江西根据地，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部部长。1935年2月，在突围转移途中于福建武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曾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会震惊中外，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亲自挑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份，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谈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自首。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劝，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
的确，陈果夫、陈立夫为了让蒋介石高兴，让蒋介石放心，他们俩付出了很多，但蒋介石是个有数的人，当他看到陈果夫、陈立夫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大，自然十分恼火。这样，陈果夫、陈立夫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所换来的只有蒋介石怨气和训斥。陈果夫、陈立夫自然心里不太服气，但还必须装出一副奴才相。
第九部分 17.打是亲骂是爱（1）
在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交往中，陈果夫特别是陈立夫没少挨蒋介石的骂，但是这种骂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不是恶意和敌意的，这也应了老百姓的一句俗话，打是亲，骂是爱。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万同胞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这样一种民族危难面前，蒋介石不顾民族大局，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立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在广东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利用全国的形势，极力逼蒋下野。在全国抗日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咄咄进逼下，蒋介石的统治陷入了危机之中，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和前途。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认为，对于这样一种形势，进只能使自己跌进深渊，唯有退才能绝处逢生。这样，蒋介石故伎重演，决心下野，1931年12月15日，蒋向国民党中常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但实际上，蒋介石仍躲在浙江奉化幕后操纵政局。
由于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各路军阀也都打着各自的算盘，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越发加重。蒋介石开始觉得一身轻松，以很大的耐心坐山观虎斗，但当他看到国民党大厦将倾的景象时，便再也耐不住性子，开始着急起来。1933年元旦，蒋介石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紧急事情商谈。二陈惴惴不安地急奔蒋介石身边，只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端坐上首沙发上。在座的还有张厉生、余井塘、张道藩、叶秀峰、刘健群、戴笠等人，都肃然危坐，默无声息。一看这个气势，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同寻常，于是很知趣地找个位子坐下。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开始训话。他先讲了当时国内形势，但越讲越激动，先是训斥众人，到后来便气势汹汹地骂起来，骂特务组织无能不中用，无法对付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笨蛋，一堆废物。众人被骂得哑口无言，胆战心惊，直冒冷汗，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紧张、压抑的空气。蒋介石整整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感觉有些疲劳，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失态，话说得有些过火，于是，马上换上了笑颜，语气也缓和多了，摆出十分诚恳的样子，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互相配合，有效地对待国民党中各派系以及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众人被蒋介石骂得晕头转向，哪里还能猜到蒋介石的用意，当然就谈不上出主意想办法了，一个个只是目瞪口呆，不敢讲一句话。
蒋介石看到众人没反应，知道他们没有明白自己的旨意，于是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组织，以这两个小组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人力、物力、财务等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蒋介石这么一解释，众人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真正领会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旨意。于是，众人唯唯诺诺，表示尽心竭力，立即成立小组织。
第九部分 18.打是亲骂是爱（2）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心情很不平静，蒋介石骂他们特务组织无能的声音总是响在他们的耳边，刺激着陈果夫、陈立夫寝食不安。于是，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准确无误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而且，下决心要把这个组织建设好，使之成为国民党的支柱。众人一再表示，要坚决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现"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陈立夫还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研究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建党模式。可见，这时的陈果夫、陈立夫对蒋介石是绝对忠诚的，没有二心。陈果夫、陈立夫心中清楚，蒋介石不出山，也就没有他们二陈的出头之日，所以，二陈这时对蒋介石的东山再起可以说是竭尽全力。
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准备，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头，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是"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从文字上虽不尽一致，但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关于这一点从它们的政治纲领便可以看出来。两个组织的政治纲领虽然在一些文字上有所区别，但都跑不出以下几条：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而且名为两个组织，实则是一套人马，因此，组织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团"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则为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领导机构实则有上述七人组成。但这组织讳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外虚伪地多次申明无此组织，且对未加入此组织的CC分子也加以否认。青白团、同志会在秘密中发展，极其严格。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居所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罩有灰尘的中山先生遗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等等。完成了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监誓人向入团者致威胁训词："违犯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应该说，陈果夫、陈立夫没有考虑其他别的，他们把蒋介石摆在了神的位置上。蒋介石就是他们的信念，他们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蒋介石的身上。陈果夫、陈立夫认为，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也许正因如此，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格，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强调该组织严密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这两个组织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入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犯纪律的行为，倘越戒律半步，将受到严厉制裁。而且，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第九部分 19.打是亲骂是爱（3）
有了这些章程，"青白团"和"同志会"很快发展起来了，虽然人数开始并不多，但有相当的质量。因为，这些大都是"CC"骨干分子，而且都身居要职，分布在全国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陈果夫、陈立夫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渗透到各方面，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如，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工夫，拥戴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独裁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并拨出专门款项，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与章程和"青白团"、"同志会"大同小异，而且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的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陈果夫、陈立夫对上海干社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嫡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理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分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充当了主要角色。
陈立夫在极力扩大组织的同时，极力强调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伧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等等。
在陈果夫、陈立夫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蒋介石有时虽闭着眼，但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方面，蒋介石对二陈的耿耿忠心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与此同时，还经常具体指导。蒋介石曾对二陈的培训反动学生计划发出具体指示，即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要使"学运"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战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
第九部分 20.打是亲骂是爱（4）
当时还决定，特工总部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洪兰友等五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又神秘。特务头子叶秀峰、张道蕃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监誓人徐恩曾做了长篇讲话，声称"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后把人们分成八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
其基本内容是：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诿，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当时还规定，每半日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
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如，在中央大学调查过生物系教授欧阳翥先生，原因是有人密报他对社会不满，发过牢骚，历时一年多没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军阀马家送中央大学学习的一批人，也都被列入过调查对象，还为他们写过"专案报告"。为了有把握完成调查任务，徐恩曾还教给他们一套手段，如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为了培养这批同盟成果，还举办过一期"专题讲座"，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戴季陶讲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蒋驱使的"青年修养"；缪凤林讲的是"中国历史人物评论"，中心思想是说蒋介石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徐恩曾的任务是轮流约组长到"餐馆"吃饭、谈话，做具体深入的教育，等等。
然而，尽管陈果夫、陈立夫苦心经营的这两个组织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国民党内各种组织交错纵横，矛盾四起，蒋介石为了统一组织，停止内耗，下令解散一切小组织。1938年3月武汉珞珈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全场起立，一致同意。于是，青白团与"复兴社"在汉口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解散。当然，如此结局对于陈果夫、陈立夫，无疑在心理上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他们当然是不甘心这样一个结局。
第十部分 1.功高震主（1）
有些时候，蒋介石对陈果夫、陈立夫这帮人还是满赏识的，但有时，蒋介石也真把CC分子看成是一群可用但不可重用的无赖。一方面，蒋介石为了维护蒋家势力，形成唯我独尊的政治局面，不得不用这帮人，因为这帮人为了往上爬，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任何事情，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还必须让他们去做。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从心眼儿里看不上这帮人，特别是对于陈果夫、陈立夫手下这帮人不顾大局、钩心斗角、唯利是图、有官就抢的作风深恶痛绝。尤其是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势力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要超过他蒋介石，这也是蒋介石未能预料到的，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蒋介石决定采取措施，遏制"CC"势力。这第一条措施就是要把陈果夫调离中央，去江苏执政，对蒋介石的这一手，开始陈果夫并未察觉，只是四年以后才明白，结果两个人闹得个撕破脸皮，不欢而散。
陈果夫、陈立夫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用行动践行着一条至高无上的准则：忠于领袖，结党为蒋。没有这个"忠"字，少了这个"蒋"字，可以说，陈果夫、陈立夫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然而，陈果夫、陈立夫在奉行"忠于领袖"的同时，随着自身地位和身价的抬高，也有意识地确立了另一个标准，即"忠于CC"。忠于领袖与忠于自己在通常情况下是统一一致的，因为陈果夫、陈立夫所做的事大都是蒋介石的事，是奉蒋介石的旨意行事。但在某些时候，二者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陈立夫推行的是双重标准，即表面上奉行"忠于领袖"，而暗地里却推行"忠于自己"的原则。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看出来了，心里也有数，只不过不去挑明罢了。因为，蒋介石毕竟站的要高一些，他要用人，要去成就一番大业，这个大业少不了陈果夫、陈立夫这样的干才。所以，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动声色，只是偶尔急了也要骂他们几句。
实事求是地说，二陈兄弟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顺从的党务系统，这对蒋介石来说，功劳确实不小。但是，二陈只是在党务、文化、教育系统活动，而蒋介石要统揽全局，由于站在不同地位，从不同角度上看问题，也就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二陈和蒋关系密切，二陈的部下们有时难免受到蒋介石的呵责。为了让CC分子们更加忠于自己，很多时候，二陈都敢为受了冤枉的手下出面辩护，有时甚至不惜蒙骗蒋介石。
1931年3月2日，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委员，接近CC派的黄埔学生田戴龙主办的《文化日报》，忽然接到蒋介石签发的一个手令。手令说："《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为妥。中正"田戴龙见此手令，惶惶然不知所措。他不明白《文化日报》究竟哪儿出错得罪了蒋介石。他很想知道，但下达手令的人声称他只是奉命行事，并不知情。田戴龙位卑职微，又怎敢向蒋介石直接请示呢？
不久，陈立夫知道了这件事，对此事甚表惋惜。陈知道田戴龙虽毕业于黄埔，但对自己确是忠心耿耿，不能让他伤心。思考再三，陈立夫有了主意，《文化日报》一切照旧，只要改名就行。并当即亲笔题写《建设日报》四个字，托人带给田戴龙。正在愁眉苦脸的田戴龙得此消息，欣喜万分，当即决定《建设日报》继承《文化日报》的一切权利。当晚立即出刊，发行照旧。只是为了不让蒋发觉此事，原来每天要呈送《文化日报》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总部几处地方不再呈送《建设日报》了。
这样，蒋介石的手令在陈立夫的袒护下成了《文化日报》主办者手中的一张废纸。《文化日报》改头换面后照样出刊，而蒋介石在事后却一直蒙在鼓里。这场风波之后，田戴龙及《文化日报》的主办者对陈立夫更是感恩戴德了，陈立夫用这种手法更赢得了手下的忠诚。
第十部分 2.功高震主（2）
据说陈果夫也常玩些小手法来拉拢手下的人。陈果夫在召见手下人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或有时手下讲话过于健谈，过于冗长，陈果夫听得不耐烦，往往利用名片背面，聚精会神地给手下人画像。手下人常常误以为陈果夫正在记录自己谈话的要点，往往会为自己如此受"重视"而受宠若惊。殊不知陈正不耐烦呢。
总之，陈果夫、陈立夫虽然高唱"忠于领袖"，要求自己的手下人绝对地服从"领袖"，但如果服从"领袖"与忠诚于自己发生矛盾时，二陈就要舍弃"领袖"而偏向自己了。而蒋介石虽也曾放手让二陈在党务内发展忠于自己的势力，但随着二陈势力越来越大，手越伸越长，蒋介石也不得不有所防范了。
尤其是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蒋介石为了确保实现"总统梦"，让二陈操纵大会。此时，陈果夫正在莫干山疗养，主要工作就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亲自出马，布置各地党部选派自己的"同志"充任大会代表，指示他们要"忠诚于领袖"。不料，这群"不堪大任"的"同志"，竟错误领会了意图，犯了个"弥天大错"，差一点要了陈立夫的命。
由于大会代表大多为二陈亲信选派，"政治上绝对可靠"，因而在大会选举时，陈立夫的选票竟比蒋介石还多了四票！陈立夫很不好意思，自己怎能超过"领袖"呢？于是亲自在黑板上擦去一个"正"字，这样，陈的得票就比蒋介石少了1票。发表时陈就以这个结果发表。不久，有人向蒋介石暗中汇报了这件事。蒋听后，脸色铁青。他不允许任何人威胁他的最高权威，即使是他最亲信的人。当即蒋介石做出决定要把陈扣留起来。
陈立夫在发生这件事以后，内心也颇为不安，暗地也派人去探听蒋介石的态度。因此当蒋做出决定不久，陈立夫也知道了消息。陈立夫了解蒋介石为人心狠手辣，就赶紧躲到天目山去"养病"，并托了许多人去向蒋请罪，说好话。陈氏家族中，以陈其美与蒋介石关系最为亲密，所以陈其美的遗孀姚文英也被陈立夫请了出来。姚文英哭哭啼啼找到蒋介石，哀求道："我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话！你难道忍心英士（陈其美的字）绝后吗？"
在姚文英的眼泪攻势下，蒋介石勉强在表面上谅解了陈立夫，才没有扣留他。但蒋介石已经极其敏锐地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说对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谅解，那么在事关蒋家统治的问题上，蒋介石是绝不会手软的。关于这件事蒋介石和陈立夫都终生没忘，因为，就是这件事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陈立夫的命运。应当说，蒋介石是一个相当高明的人，他看到陈家政治势力对他的潜在危险，但不露声色，而是采取了一种相当高明的手法削弱了陈果夫、陈立夫的势力，陈果夫开始竟没察觉到。
第十部分 3.蒋介石有意分散陈果夫对政治的注…
蒋介石最初遏制二陈势力所采取的手段是分散二陈对政治的注意力，让陈果夫去治理淮河。陈果夫出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也是事出有因，结果蒋介石给他来了个顺水推舟。
陈果夫养女陈泽宝是任职于导淮委员会的沈百先的儿媳妇。因为有这层关系，沈百先经常向陈果夫叙说一些与导淮有关的事情。由于陈果夫和蒋介石关系特殊，有时沈百先有些事情，就请他代为转呈。陈果夫在转呈报告时，常要和蒋介石谈及有关导淮的工程情况，谈话中，既表现出他对导淮工程的热心，同时，也显露出他对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
一次，陈果夫在代沈百先转呈报告后，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有关导淮方面的建议。蒋介石听了，一时没有回答，他沉吟半晌，突然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好不好？"陈果夫吃了一惊。他平时虽说对导淮工程十分关注，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去指挥这一重大工程，他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便说："我是外行。"他想以此作为托词。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毕竟是搞政治的，过去在学校也从来没学过工程技术。但蒋介石坚持说："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建议的并不是外行话，所以这件事，就是你去办吧！"陈果夫深知蒋介石的脾气，他坚持的主张是难于改变的，也就不好再拒绝了。
这样，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什么蒋介石要将长期从事党务的陈果夫调去负责水利工程呢？实际上，这并非蒋介石用人不当，乱点鸳鸯谱。陈果夫对水利问题一直十分注意，并多有研究。陈果夫从小就对水利发生了兴趣。还在幼年的时候，陈果夫家乡常遭水灾，每当这种时候，陈果夫总爱到湖州驿西桥的管驿河头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有一次，亲眼看到一只逃难的小船刚出桥头，便被大水卷走了，顷刻之间在附近沉没，船上四人死于非命。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学校，每次见面，陈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沈在学校所学的有关水利工程方面的问题，从工程设计、施工到工程预算等大小问题，都问得十分仔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沈百先毕业后，先后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华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广东韩江等水利工程处工作。这期间，陈果夫对水利的兴趣更加浓厚，常常与沈百先一起讨论有关水利工程的问题，学习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识，并由于沈百先的关系，先后认识了许多水利专家，与他们结成好朋友。
当蒋介石要他具体指挥治淮这一大型导水工程时，幼年时见到的那一幕大水卷走小船的悲剧又闪现在他脑际。他静下来一想，现在具体指挥治淮这一大型导水工程，不正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么？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自兼，副委员长本是蒋的盟兄黄郛。但导淮委员会徒有其名，空设机构，既无权力，又无资金，所以黄郛一直未到职，于是设了代理副委员长。陈果夫这时早已卸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而所任的监察院副院长，又是一个闲差，所以接任导淮委员会代理副委员长后，立即着手研究工程动工、筹款及如何配合等事宜。
第十部分 4.蒋介石有意分散陈果夫对政治的注…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安徽、江苏两省，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从19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其所挟带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变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个水系被打乱，每遇汛期，不能畅通泄水，以至破堤决口，泛滥成灾，千里淮河两岸，"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全淮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搜罗关于导淮计划、图表及各方面的建议，并进行整理、分类，并印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工程作准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任务。
1929年初，国民党中央正式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导淮工程的重视，亲自担任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副委员长负责，特派委员20人，并聘请德国汉诺威工程大学方修斯教授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广泛征集专门人才，进行导淮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样，从1929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淮河入江入海各路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呈报国民政府核准后再予实施。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据概算，整个工程需经费二亿元。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间，导淮工程始终是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施。
1932年7月，陈果夫正式就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主持导淮具体工作。陈果夫一上任就发现按照中国历史上治水的惯例，都是治水必先治下游这一做法的弊病。原来，淮河下游都是不毛之地，治淮先治下游，等于是在淮河下游开了一个大塘，与上游的水接不起来。
同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内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使用、整理等处理大权。陈果夫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陈果夫与水利专家一起制定了两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整理，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导淮入海的工程，计划工程费用1380万元。工程计划经国民政府通过后，陈果夫便急忙筹钱。他亲自到中英庚款会要钱，并派专人进行催促，使庚款会不得不立即开会研究。
庚款会的主要董事是上海英商商会会长马歇尔。他见陈果夫急着要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急，不能拖些时日吗？"陈果夫说："导淮工程倡了六七十年之久，现在才做，不能算急了。"马歇尔说："你们钱都没有准备好，就做起来，太冒险了。"陈果夫说："钱在你们庚款会很多，我不怕没钱，只希望你们赶快通过我们的提案。不然我们的工程停顿，那将是你们的责任。"
马歇尔不敢再拖延，于是，庚款会很快开会研究，通过了提案，并如数拨了款子。
第十部分 5.蒋介石有意分散陈果夫对政治的注…
陈果夫得到钱后，便将这笔款项用于张福河道疏浚工程中。通过一个夏季的奋战，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程。在按期完成张福河第一期疏浚工程任务后，陈果夫请中英庚款会的董事们去参观，并趁机提出了治淮第二期工程方案，即邵伯、淮阴、刘老涧三大船闸的改造，预算达217万元。由于第一期工程完成效果比较好，所以第二期工程的批准也很顺利。当三大船闸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陈果夫如法炮制，像上次一样，邀请马歇尔等庚款会董事们前往参观，待他们参观后，兴致很高的时候，又和他们订立了另一工程费用的合约。这笔费用下达后，陈果夫即开始了杨庄、周门、刘老闸三大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间的小船闸等的修建。
陈果夫致力于导淮，本是在1930年10月卸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后，找点事情干干。这段时间，他爱好颇多，电影、广播事业等都曾先后插足。但他绝对想不到，导淮竟实现了他自己的一个夙愿。因导淮工程大部分在江苏，需要江苏省政府的协助，为此，陈果夫于1933年10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这对他的导淮工程无疑增添了很多方便，他正是考虑到对导淮有好处，才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陈果夫主持苏政后，利用他的行政权力，让江苏省主动承担了导淮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子工程，如疏浚六塘河，兴建里下河通海各港水闸，将淮阴、邵伯间所有的护岸改为块石修建等。特别是承担了导淮入海的工程。
导淮入海工程本来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但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不能让导淮工程尽快完成而发挥它的作用。根据江苏省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承担这一工程，他还提出了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国民党中央批准了陈果夫的请求，决定发行公债2000万元，用于导淮入海工程，这一工程由江苏省具体承担。
1934年11月1日，导淮入海工程举行开工典礼。陈果夫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典礼，他拿起铁锹，破土奠基。这一工程是开挖一条长176公里、底宽35米、两堤相距250米的一条运河，取名"中山河"，淮河水将从这条河疏导入海。"中山河"工程主要是征调民工参加建设，每年1月至3月、11月至12月是农闲时间，大批农民被征调来做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雄伟壮观。沿线专员、县长、区乡长、保甲长都卷入这无休无止的征调民工之中。在征工中，不管农民具体情况，只要是劳动力，均要上工地。在工地上，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险全无，所用工具基本上是牛车、独轮车，再加上生活艰苦，无医少药，因此，工地上死伤事件时常发生，就连陈果夫自己也说："其辛苦劳瘁，非身经其事者所可得知。"但陈果夫好大喜功，不顾人民死活，强征硬派，待遇菲薄，只要劳动效率，不管安全保险，这就闹得广大人民怨声载道。
1937年4月，"中山河"工程完成，至此，整个导淮工程大部分竣工。对此，陈果夫充满成功的喜悦。5月初，他不顾身体衰弱，在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和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的陪同下，前往中山河视察。他们兴致勃勃地沿河岸大堤步行，此时，中山河已经通水，河面波光粼粼，一直伸向远方，两岸是雄伟的长堤，一望无际，看到这一切，陈果夫十分欣慰，步行半个小时仍不感觉累。看完中山河后，他又饶有兴致地登上直升飞机，察看了整个导淮工程已告完成的部分。他从飞机上看到这一带与前几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田畴平整、河网如带、树木葱郁、房舍俨然，这一切都令陈果夫激动不已，他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大事，很快便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将会更高，想到这里，陈果夫心里一阵暗喜，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因为，他认为自己实现了价值，蒋介石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的。
第十部分 6.蒋介石有意分散陈果夫对政治的注…
视察完毕，淮阴等六县联合举行欢迎会，陈果夫在会上发表即兴演说，强调导淮之完工，证明人力之伟大，更证明有志竟成，事在人为之至理，并希望各地更进一步，群策群力，继续建设，完成导淮工程所有建设任务，彻底治理淮河，不使洪灾、涝灾、旱灾再出现于江淮大地。当晚，陈果夫久久不能入睡，他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便起床援笔，写下了一首导淮入海歌：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
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
我有能力，水为我用；
我无能力，我为水用。
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
导淮入海，要将西水导入西海中。
大水不为我害，大水不为我害。
大旱亦收灌溉之功。
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
大家多用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治淮的初步成功，对陈果夫确是很大的鼓舞，他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其他工程，以达到彻底根治淮水的目的。1937年先后开工的工程有：兴建周门活动坝、刘涧浅水坝、中运河涵洞，开挖里运河浅段，疏浚皖淮浅段等，但后来均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相继停工，所有运到工地的钢料、水泥、涵管、石块等，均损失殆尽。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军事上的败退，整个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工程陷于停顿。
为了避免在导淮委员会服务的专业水利人才逃离星散，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仍然保存导淮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为了保证这些人有事做，将四川省的一些水利工程交与导淮委员会承办，如綦江工程、马江工程、赤水河工程等。这样，导淮委员会在实施这些工程中，保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建设人才。陈果夫在主持导淮委员会工作期间，积累了很多治水的经验，他在一些文章中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治水必须达到综合利用的目的。陈果夫认为，治水是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工程，不能为治水而治水，必须使水利能综合利用，即治水后，不但使之能防洪防涝，而且要达到航运、发电、灌溉、水土保持等综合利用的目的。
的确，陈果夫干得非常起劲，也非常高兴。而蒋介石也非常满意，因为，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一方面江苏在陈果夫的主持下形势不错，让他少操了不少心。另一方面，这也分散了陈果夫的注意力，在政治上减少了一份忧患。蒋介石自然高兴。
第十部分 7.蒋介石把陈果夫、陈立夫分开，分…
蒋家王朝的核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四大家族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由升官而发财，领先政治势力建立起官僚资本。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又微妙，但又非铁板一块。在宋孔两人之间。据说蒋介石特别信赖孔祥熙，因为：一、宋子文管财政部，要讲究手续，蒋介石向财政部取钱，他要问作什么用，蒋介石因此很不高兴。孔祥熙则完全不管这一套，你要用就取，决不问作什么用，只要自己腰包里装满了就好。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对宋子文十分崇拜，英美帝国主义也看中他。这是蒋介石所妒忌的。孔祥熙则什么人也不信仰他、重视他，所以蒋介石对他完全不用担心。三、1932年，蒋家政府财政拮据，改变公债还本付息条例，"以2年不发行新公债为交换条件，这一层蒋宋是答应了的。哪知时过不久，蒋又要宋向银行界举债，宋以诺言在先，不便食言而婉拒。但蒋是流氓作风，素来说话不认账，乃对宋大发脾气。宋于是愤而辞职。"宋是以退为进，而蒋却以孔代宋，并且还改组了宋子文的税警团，蒋宋矛盾由此埋下伏笔。
陈家兄弟把持着蒋帮的国民党党务，"蒋家天下陈家党"，是天下人尽知的事实。1945年国民党召开六大，有人在选票上画一个乌龟，有人在选票上写了"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八个字。段剑鸣竟在选票上写了一首诗："剑鸣革命二十年，辛苦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愿花好月长圆。"这些选票后来由张继等三人烧毁，借以灭迹。
蒋介石一直视二陈为亲信，二陈则视蒋为靠山，始终鞍前马后为蒋效劳。但是，蒋陈之间的潜在矛盾在日益加深，原来那种手足情渐渐被一种看不见的戒心甚至敌意取而代之。后来，当陈果夫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时，才如梦初醒，大吃一惊。这无疑对陈果夫、陈立夫的打击很大。
其实，二陈与蒋介石在统治方法上有许多不同，所以他们在某些时候某种问题上也会与蒋介石发生分歧。另外，由于陈氏兄弟的势力发展过快，蒋介石又时时予以防范，予以限制，使之与其他派系互相牵制。这是蒋介石的用人方法与统治之术。而二陈在受到限制时，也会产生对蒋介石的不满心理和言行。每当这种时候，蒋陈的关系便会若即若离。因此，二陈在处理一些事情时。常常陷于两难境地。二陈主张少用民主，但是对蒋介石事事干预的独裁行为又表示不满。二陈对国民党内贪污腐败现象也十分反感，而且从个人来讲，他们自己还算得上是比较清廉的。这样，越到后来，不满和反感越是增长，蒋陈关系也逐渐恶化。以至败走台湾后，蒋介石将国民党失败的责任干脆推到二陈及CC系身上，将他们逐出政治舞台，陈立夫则以出走美国相抗议，蒋陈关系几乎破裂。
要说二陈敢与蒋介石顶撞几句，那是陈氏兄弟身居高位、翅膀渐硬之后的事。蒋介石很想把一切权力都揽在自己手中，但由于政务、军务缠身，分身无术，他在保留了最后决定权的情况下，还是将人事的日常管理权交给了陈果夫。用归用，蒋介石对二陈却是有疑心的。所以从1935年起，蒋介石便在忠于自己的党棍中给陈氏兄弟物色对手，并不断调换二陈的职务。
1933年5月，陈果夫辞去监察院副院长职务。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命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是基于两种考虑：一是1933年秋，正当蒋介石为围剿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的后院江苏却出了问题。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与民政厅长赵启禄同时受到监察院的指控，为此，必须有一人选主政江苏省，以稳定东南，支持前线。由此蒋介石选中了陈果夫。二是蒋介石也想借此把陈果夫调出中央，削弱一下陈家党的势力。可谓是一箭双雕。当了多年的京官，现在一下子去当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职之嫌，但陈果夫此时还很高兴。
第十部分 8.陈果夫没看穿蒋介石的这一招，在…
蒋介石把陈果夫从中央调往江苏，陈果夫不但没感到失落，反而心里美滋滋的，这是为什么呢？
他高兴的原因有三：其一，他认为省主席是独当一面的职务，中国一省，其幅员等于欧洲一国甚至多个国家，所以省主席的职务相当繁重。其二，江苏省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在地，其地位更在一般行省之上。其三，他正担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率领10多万水利大军进行导淮工程，而导淮工地主要在江苏，担任江苏省主席，将会给他的导淮工程带来诸多方便。所以，陈果夫倒是十分乐意到江苏省任职。
要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看穿蒋介石的这步棋，实质上是把两个"C"拆开，分而制之。所以，他出任江苏省主席当然干得满有情绪。
初到江苏，江苏人并不欢迎陈果夫主掌苏政，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党魁、CC派首领，由他当省主席，将会给江苏带来灾难。因此，社会各界便联络起来，发了一个挽留前任省主席的通电，用意十分明显：不欢迎陈果夫。这对兴致勃勃前来赴任的陈果夫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
但陈果夫毕竟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相信，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能做好，就一定能取得江苏人的认可。的确，陈果夫说到做到。10月12日，陈果夫率省府各委员在镇江正式就任。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了四点意见：一是一切遵照誓词实行；二是对前任卓有成效的规程，一定萧规曹随，决不轻易变更；三是做事必须科学化；四是一切工作必须切实。
对于"切实"二字，陈果夫特别重复了几遍，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视。很显然，陈果夫是要给那些不欢迎他的人一个好的印象，以表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人。紧随陈果夫主掌苏政后，许多CC集团的骨干分子都分别把持了江苏省政府各厅局的交椅，唯独权势极大的民政厅厅长由政学系的干将辜仁发把持着。江苏地处政治中枢，民政厅长又把握着基层政府官员的任免权。这对政治角逐中权力实体的壮大来说，无疑是政学系留给CC系的一个障碍。
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辜仁发的背后，有蒋介石多年的好友张群与眼下走红的杨永泰等人的支持。真的容忍其恣肆吧，心里大觉不甘，只有百般地找碴儿，以求敲掉辜仁发。机会终于来了，一贯老奸巨猾的辜仁发，居然在夫人身上捅出了漏子。
1934年3月15日，无锡公安局总局长李文恭停了第二分局局长刘倬民的职，继任高崇山奉命前往办理移交手续。刘倬民拒不移交，当天携印潜往省会所在地镇江，找靠山辜仁发。与此同时，刘倬民的夫人李蓉贞，对高崇山口出怨言，声称，自家男人的官职是省政府民政厅的派令，凭什么不让屁股坐热就要滚蛋呢？高崇山不理会，两下里发生争执，大吵了一场。再说，刘倬民到了镇江，辜仁发正巧被蒋介石召到庐山受训去了。一头撞了个空，悻悻而返。第二天，回到无锡，靠山没找到，又多了条携印私逃的罪名，夫妻双双被县政府传讯收押。于是新闻记者如蜂采花，纷纷地围了上来，挥笔拟成各报当天的重要地方新闻予以披露。
消息传开，省政府秘书长、CC派干将程天放大感兴趣，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立即参与审讯，不出三天，果然摸出了隐情。原来，刘倬民的夫人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有来往，那个第二分局局长的职务，其实是李蓉贞花钱从辜夫人手里买来的。程天放大腿一拍，暗示地方政府马上移交司法，自己则揣了一肚皮得意，等着往下看好戏。新闻媒介再次受到鼓舞，一番披露，轰动了整个江苏。
第十部分 9.陈果夫没看穿蒋介石的这一招，在…
民政厅的官员觉着事情闹大了，匆匆电告正在庐山受训的辜仁发。看完电报，辜仁发急出了一身冷汗。过后想想，留住了青山最重要，决定马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苦肉戏。当即指使部属：内子瞒着自己犯下罪错，应以盗用印章卖官敛钱的罪名论处，会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前往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辜仁发的"大义灭亲"博得了新闻舆论的赞扬。CC系对此颇觉蹊跷，眼看一番由此及彼的牵连不能奏效，反为辜的把戏所窘，真有说不出的失望与恼怒。
然而，又是一个想不到，李淑兰在对簿公堂时，矢口否认盗印卖官，相反，侃侃而谈地道出了另一桩事关辜仁发名誉的隐私。
当时，法庭按讯问被告的例行程序，要求李淑兰自述。李说：我本湖南长沙人，今年23岁，几年前在汉口经人介绍与辜仁发相识，那时他正任委员长武汉行营的参议。不久我们正式结婚，但是辜仁发原来是有家室的，还生有子女，据说是离婚了，后来又听说没有离婚，那个原夫人现在还住在南京。如果确定，我要告他重婚，谁叫他这么无情，派警察来上海抓我，连我母亲也一起抓了。
重婚？民政厅长辜仁发重婚？！新闻界继"大义灭亲"之后，再起波澜。CC系人物更是备受鼓舞，马上派人四处查访，结果与记者们一起找到了辜仁发的元配艾承枚。这下可有好戏了，CC系的人鼓起三寸不烂之舌，调唆艾承枚出头控告"那没有良心的东西"。记者们则拿了大夫人的照片，有鼻子有眼睛地搞起了专访。
李淑兰看见自己的指控有了真凭实据，抢先发难，特地延请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撰写诉状，一转身，便从卖官鬻爵案的被告，变成了控夫重婚案的原告。对此，沪宁道上，争相传说，非但各家报纸采编新闻的记者们为之欣欣然，就连惯以风月为题的艳情笔客，也大有捋袖一试的意愿。
舆论喧哗到了这般的地步，庐山上的辜仁发慌了，匆忙赶回镇江，安排对策。他与省警务处密谋，认为封堵新闻喉舌是眼下首要和必须做的工作。然后，再设法稳住两位夫人，慢慢和解。主意已定，辜仁发马上派亲信某督察跑到无锡，会同公安局总局局长李文恭，在周山浜华盛顿饭店设宴，邀请各报馆编辑与记者，届时再软硬相加。软的是金钱行贿，硬的预先埋伏下一批打手，在软招失效的情况下，报以老拳铁腿。不料，这一内幕被CC探知，故意泄露给了新闻界。各报馆在派出记者赴宴的同时，也要求县政府与驻无锡的宪兵营予以保护。宪兵营与县政府已经得到了CC系的关照，自然有求必应，闻风而动。等到宴席上软招不灵，其督察准备动硬时，忽有手下来报，说火车站、周山浜一带密布宪兵与县府政警，情势不妙。随之，硬招失效。某督察在华盛顿饭店诱迫记者的情景，反而被披诸报端，激起了一片怨骂声。
辜仁发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这样，3月29日，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指控。起初他还指望张群替他转圜，可是这一场夫人发难攻讦，再经新闻界热炒渲染，闹得风波太大，成了烫手的热山芋，没人敢接，谁也帮不上忙。蒋介石无意做得太绝，把辜仁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建议他自己提出辞呈。话说到这个份上，辜仁发还有何能耐再作支撑？
1934年4月3日，陈果夫主持第646次江苏省政府会议，通过了一项CC系梦寐以求的决议："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辜仁发呈词，转呈国民政府准予辞去本兼各职，由陈省主席暂行兼理。"这样，CC系名正言顺地包揽了江苏省政府大权。
第十部分 10.陈果夫没看穿蒋介石的这一招，在…
CC集团分子在江苏站稳脚跟以后，就积极准备利用训练机关来培养爪牙，秘密发展政治小组织。在顾祝同当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当保安处长的后期，在镇江大纶丝厂和小纶丝厂旧址，设立了一个江苏军警干部训练所。所长、教育长之下，设总队长和总教官。下面有三个学员队，一个学生队，一个军士队。每个队都分三个区队。其中原来的上校总队长高鹤飞，学员队的三个中校队长陈康奇、罗卓汉、袁英等人都是"复兴社"分子。总之，这个干部训练所是操纵在"复兴社"分子的手中，"复兴社"在里面发展政治小组织。
陈果夫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以后，马上派江苏保安处中将处长项致庄兼任江苏军警干部所所长，派曾经当过浙江省保安处长的CC分子祝秋，专任该所少将教育长。同时，到处找寻原来学习军事的CC分子，和那些挂国民党党员的招牌而尚未加入"复兴社"及其他与非CC系政治小组织的陆军军官，陆续派入该所担任队职官长，以充实和扩大CC集团操纵下的军事实力。
也就是说，陈果夫到江苏后，他借蒋介石的身份来抬高自己，打击异己势力，真可谓百般的威风，万丈的锐气，使江苏所有的官员都自觉矮他半截，在他面前，大气不敢喘。有一次，江苏省党政官员举行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个静默3分钟后，不过1分钟便唱静默完毕。陈果夫即走上前去，拿出当年军人的威严，命司仪立正，重唱静默3分钟，他看着表，到确确实实立了3分钟才终止。
静默后，陈果夫走上主席台，借题发挥，向全体官员训话，将上次他在就职典礼上所说的"切实"两个字再次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零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陈果夫的这一下马威确实很见成效，众人都低下头，屏住声息，听他训话。自此以后，省府党政官员在陈果夫面前都不敢马虎从事了。
应当说，陈果夫算得上一个干事的人。他到江苏后，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江苏的事业上，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给南京看看，给蒋介石看看。这样，他一上任就开始设想他的改革方案。他认为大凡担负某方面责任的人，在受命之始，必须注意的是怎样能够得到切实合作的帮手。治理一个地方，负主要责任的人很重要，他手下的帮手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在一个省当省主席，主要的帮手便是主管各厅的厅长、省府委员、省府秘书长及各县的县长。其次便是各厅的局、处长及县以下的佐治人员。而现实中国的官场虽经辛亥革命、大革命的洗礼，仍是十分黑暗，任人惟亲、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欺上瞒下，不思进取等现象相当严重。针对这样一种现状，陈果夫认为，不对吏治进行一番革新，他不可能干出什么成绩，甚至会站不住脚跟，为此，他要在自己主掌江苏期间，对政治来一番刷新。
陈果夫毕竟是搞党务的老手，对于选用干部很有经验，有他的一定之规。不管是厅长也好，还是县长也好，陈果夫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对自己信仰，听他的话，做他的忠实臣仆。这样，他在江苏就可以令行禁止，江苏便可以成为他独来独往的自由王国。为了选择好各级官吏，陈果夫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陈果夫规定：凡属任命官员，都得经过甄审委员会严格审查，不但看他的学历、文凭、谈吐、文章，更重要的是详细调查他过去的经历及其政绩，过去的事有无功过，何以会有此功过等。考查后，如果各委员都赞成，才予以任命，如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省主席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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