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 1946年9月，我们回到芝加哥，感觉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周围的环境和众多面孔都非常熟悉。不仅如此，我的哥哥阿伦也在同年从华盛顿回来，到法学院工作，他是第一批在法学院做全职工作的经济学家之一。阿伦和凯瑟琳在他们的房子重新装修期间可以住在我们房子的三楼，这就是拥有一所大房子的好处，可能也是惟一的好处。
大学里的环境依然如故，但我们却变了。我们已不再是10多年前离开芝加哥时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了。这10多年中，国家经历了艰难的时世，之后又爆发了全面战争。尽管如此，对我们个人来说，这10多年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开始了共同的生活；米尔顿的宏伟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他在学术界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还有在战时做统计员的经历。而我们身边又多了两个孩子。正如我在《东方经济学家》杂志中简短的传记里写的：
回首往事，我丈夫回到芝加哥大学取代刚刚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雅各布·瓦伊纳的位置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们的身材非常相似，两人个子都很矮，但都是宽肩膀，所以并不显得瘦小。如果看到他俩坐着的样子，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站起来后居然那么矮。他们的头脑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敏锐，精确，富于逻辑性和条理性。但他们的个性却大相径庭……
当我丈夫刚回到芝加哥大学时，我确信他试图像瓦伊纳一样，做一位严厉的教师，甚至比瓦伊纳更严厉。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确实做到了。很多学生在他的课程上跌了跟头，就像在瓦伊纳的课上一样。但我想，米尔顿的任何一个学生，在回忆自己学习这门课程的经历时，都不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冷酷的人。他们会记得米尔顿热情的微笑，他的友善，还有他对学生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教学工作上的兴趣。就像他的一些学术界的同辈一样，他们在直率地批评米尔顿的论着或是政治立场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彼此的友谊，米尔顿和他的学生也成了朋友。听到爸爸用如此亲热的语气与学生交谈，孩子们总以为这位客人是一位亲戚。
在芝加哥的第一年，我和米尔顿都很忙。米尔顿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他第一次教授的课程和结识同事上，总之，就是适应大学的生活。尽管我认识到他这么做是必要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应该帮助我把房子弄得更舒适些。最后，我们做出了决定：如果我们要求的只是一个廉价的住所，那么我们在这所房子上花费的时间已经太多了，但要想让它更加舒适和漂亮，这点时间又远远不够。因此，搬进这所房子不到两年，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尽管我们不需要房地产经纪人的帮助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房子卖掉，但我们还是找了一家当地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充当经纪人，而作为回报，他们会帮我们找一套出租的公寓（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赚了600美元）。他们为我们找到的出租公寓和我们原来的房子在同一街区（肯伍德大街5701号）。如果让我自由挑选的话，我不会选择这套公寓，好在我们并没有买下它，而且一旦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住处，可以随时搬出去—我们在1950年时找到更好的房子而搬离了那里。那所新房子还是在同一街区（肯伍德大街5731号）。我们认为，它是那一地区最好的房子。和我们的第一所房子一样，它是在1893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时修建的。但不同的是，这房子在20世纪30年代被里里外外彻底地重新修缮过了，由一座独立的三层建筑改为一座二层楼外加三层上两间有单独出口的小房间。这所房子的价格是4.15万美元，超出了我们的支付能力。但是，有两个因素使这笔交易成为可能。芝加哥大学同意按照与第一次抵押贷款同样低的利息提供第二次抵押贷款，而那两间小房子尽管处于出租管制之下，仍然有一些收入，帮助我们凑齐月付款。我们在这所房子中过得很快乐，直到1962年。
来到芝加哥后不久，我把珍妮特送到一所幼儿园。而戴维还不到进幼儿园的年龄，所以他和我一起待在家里—他因为想念姐姐而闷闷不乐。第二年，他们两个都进了幼儿园，戴维的不快才得以缓解。我觉得戴维还是太小，但没有姐姐在身边他就不高兴，而他们两个每天在幼儿园待一段时间也使得我有了一点额外的时间做其他事情。戴维也乐于在幼儿园里小睡片刻。
1947年4月，米尔顿第一次离开美国，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成立会议。我没有陪他一起去，而是带孩子们去里诺拜访姐姐贝基和她的丈夫米尔顿，而我的丈夫米尔顿此时正在欧洲。我们应该是在那里待了将近6个星期，因为我记得曾开玩笑说要在内华达州定居，那样的话，如果米尔顿对我不好，我就可以很容易地离婚。而孩子们得到我姐姐和姐夫的特别关爱。贝基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使他们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因此，总的来说，我并不在乎没有和米尔顿一起去欧洲。
{米尔顿}朝圣山之行和我后来与这个组织的联系是我的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事件。最初的38个成员中有3个来自芝加哥大学（弗兰克·奈特、阿伦和我），还有两个几年后也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的人（哈耶克和施蒂格勒）。朝圣山之行为我提供了第一次出国机会和结识着名的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学者的机会，我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为亲密的朋友。那次旅行还使我对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刚刚萌发的兴趣增强了。它在几年中一直影响着我，我在第21章中将对此进行详尽的论述。而这次旅行的代价是我和家人分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以前我们从未分开过那么久，那以后的惟一一次就是1955年的印度之行（见第18章），那次旅行远不如这次快乐。
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安排教学时间表，以便在学期中离开6个星期的。但考虑到芝加哥大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和系里教员们在修改教学计划上的互相帮助与合作，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难题。
我能被邀请参加朝圣山会议要归功于阿伦，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那年认识了哈耶克。阿伦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出了不少力，哈耶克也曾与他商量筹备会议的有关事宜。因此，我和乔治·施蒂格勒才被邀请参加会议，而无须承担一切费用。这次会议在瑞士的朝圣山召开，从1947年4月1日至10日，为期10天。
前一年的12月，我收到乔治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就“吉芬悖论”（Giffen paradox）问题与哈耶克的通信，他还写道：“4月份去瑞士的公费旅行打算拯救自由主义。我想你和阿伦也会去。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首先教阿伦打桥牌，然后我们再找一个自由主义者一起打，教教阿伦。”尽管我们在朝圣山的确找到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们并没有教阿伦打桥牌。那个自由主义者就是挪威人特莱格维·霍夫，我们一起打了几局难忘的桥牌，并且成为终身的朋友。
我们三人乘坐战后经过修理的伊莉莎白女王号前往欧洲（那时乘飞机穿越大西洋的旅行还远未普及，尽管乔治的确是坐飞机回去的）。那是我和乔治第一次出国旅行。
我们在南安普顿下了船，继续前往伦敦，然后在伦敦待了几天，住在豪华的多契斯特宾馆（我和阿伦在会后又返回伦敦住了几天，由于是自费，我们选择了一家便宜一些的宾馆）。战争结束两年了，但伦敦仍然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食物很糟糕，而且是限量配给的。物价、工资和汇率处于广泛的严格管制之下，人们普遍地接受并遵从这种控制。黑市无疑是存在的，但规模很小，也很隐蔽。
我们此行的下一站是巴黎，情形与伦敦截然不同。那里的食物要好一些，而且有一种在英国所感觉不到的生机与活力。乔治很喜欢讲述这段故事，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
在我们住的格兰德宾馆，我找到一位服务员，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去能兑换现金的黑市，最近的路怎么走？”“不用找了，先生。”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夹克衫里掏出钱包。“
离开巴黎时，乔治概括了他的感想：”现在我知道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不同之处了。英国人遵守一切法律，法国人不遵守任何法律，而美国人只遵守正确的法律。“在亲眼见到英国因遵守法律而恢复缓慢（必须记住那是50年前，从那以后，英国人明白了许多，或许不是这样，随你怎么想），而法国却为黑市所拯救后，乔治得出了这样一个精辟的结论。
我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如此有趣，而真正的高潮还是在朝圣山—就像我在写给罗斯的信里说的：”这个地方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关于会议，我写道：”我们一天开三次会—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虽然很累，但也非常激动人心。“在那儿，我是个年轻、天真的乡下来的美国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结识，我们都献身于同样的自由经济原则，又都局限于自己的国家之中，尽管在那些学者中，有的人已经享誉世界，其他人则注定将要闻名于世。我们的友谊使生活更加丰富，我还参与了这个组织的筹建，它在维护并发扬自由经济的信念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几年后，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着名记者约翰·A·达文波特回忆起那次会议：
在瑞士维维（Vevey）的索道站台上，小型的缆索铁道向山上爬升。当我坐上缆车，并感觉到缆绳拉紧时，我模糊地感觉到，山顶上有某种新鲜且令人兴奋的东西。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这次后来被称为朝圣山学会的第一次会议，确确实实是一次无与伦比的集会，它成为大多数与会者的人生转折点。
以下是达文波特对一些与会者的描述：
哈耶克当时五十几岁，那段日子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叼着一支欧石南烟斗；路德维格·冯·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和戈特弗里德·哈伯勒都经常向他请教问题；快活而又威风凛凛的威廉·拉帕德是日内瓦高级研修学校（僣ole des Hautes僼udes）的校长，还是多次争论激烈的会议的主席（在大家有目的地集会在一起时，朝圣山学会还远远不是一个像普莱托戏称的那样”观点“一致的组织）；威廉·罗普克也来自日内瓦，他正与弗赖堡大学的瓦尔特·欧根合作，启动伟大的1948年德国货币改革；牛津大学的约翰·朱克斯是《计划的严酷考验》（Ordeal by Planning）的作者；还有卡尔·波普尔，这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哲学家兼逻辑学家，主张如果一个命题可以被驳倒，那么它才是科学的；亨利·黑兹利特，即使是在与《纽约时报》打交道时，他也是这个组织的永不疲倦的扞卫者；另外，更确切地说，还有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几个人：弗兰克·奈特，阿伦·迪雷克托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时弗里德曼距离完成着作《自由选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会者中，德国的瓦尔特·欧根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吃七八年来吃到的第一个橘子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被战争被占领政府强制执行的僵化政策彻底摧毁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与纳粹斗争的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他是路德维格·艾哈德的老师，艾哈德在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和启发，那次改革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他的理论奠定了西德”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尽管全体与会者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但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大家对如何应对打击以及实施应对措施时所必需的政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在会议上，我们总是在激烈地争论建立贸易共同体的作用，以及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问题。
在给这个拟成立的组织命名时，我们的分歧就更严重了。名字最终确定为”朝圣山学会“，就是会议举办地的名字。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培勒林（Pelerin）“的意思是”朝圣者“，但选中这个名字的惟一原因是，这样不会得罪任何人，这是其他被提出的名字所做不到的。
与之相似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绞尽脑汁才起草出一份除一人外全体通过的《目标声明》。
周六和周日暂时休会，我们乘私人火车去施维茨和艾因西德伦游览。这次游览和整个会议一样，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瑞士人的高效率。所有安排都由一个瑞士商人艾伯特·胡诺德博士一手包办。他负责为在瑞士召开的会议筹款，在很多年里，他一直是这个组织的干事。来参加会议的美国人的路费是由圣路易斯的沃尔克基金（Volker Fund of St. Louis）资助的[5]。
这不仅仅是一次惬意的旅行，它还给与会者提供了私下交流的机会，这在任何会议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结束后，胡诺德印了一本相片集，其中还有一些原始的文件。这是我最珍爱的纪念品之一。
{罗斯}在这次会议后的10年里，我和米尔顿都再没有参加过朝圣山会议。直到1957年，孩子们长大了一些，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他们留在我姐姐家，我们才一起参加了那年在圣莫里茨（St. Moritz）召开的朝圣山会议。自那以后，米尔顿差不多参加了后来的所有会议，而大多数时候我也陪同前往（见第21章）。
{米尔顿}在30年中我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我们过着分居两地的生活。合同要求我每年教三个学期的课，尽管第四个学期不必教课，但可以理解的是，那段时间将主要用于学术研究工作。1947年在芝加哥度过夏天后，我和罗斯认为这个城市不适于消夏。那以后，我们在夏季学期中总是到别的地方消夏，最常去的是新英格兰，后来，每年有两个学期都在别处度过。就这样，我的大部分研究和着述工作都在离开芝加哥的学期中完成。当我住在芝加哥时，授课、教员会议、监督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参加研讨会、偶尔到校外讲课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使我很少有时间搞研究。
芝加哥的生活和离开芝加哥的时光，两者我们都很喜欢，它们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结合，使我们能够享受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
注释
[1] Rose Friedman, Oriental Economist, August 1976, p. 2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2] John A. Davenport,襌eflections on Mont Pelerin,?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Newsletter, special supplement, July 1981, p. 1.
[3]同上，p. 2。
[4]那个例外者是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经济学家，他经过详尽而复杂的理论分析后得出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佳的利率是零。零利率就意味着任何永久性可动用的经济财产（permanent appropriable economic good）（地产是惟一有意义的例子）都具有无限的价值。在此基础上，阿莱斯继亨利·乔治之后支持国家土地所有制（government ownership of land），并对《声明》中的一些词句提出反对意见，如”本组织坚信……没有权力的分散和对这些制度（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市场）的积极赞同，很难想像在这样一个组织中，自由能被有效地维护。“
后来阿莱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重新加入了这个组织。因此他的不同意见也只是暂时的。
[5]沃克尔基金是推动此类活动的先行者，这类活动使人们第11章 我们的夏天，1948~1980年了解了成立一个自由组织的重要性。它不仅资助了朝圣山学会的第一次和以后的会议，哈耶克作为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位教授来到芝加哥大学也是依靠它的帮助。多年来，它还资助了沃巴什学院（Wabash College）、克莱蒙特学院（Claremont College）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夏季会议，邀请年轻学者听自由市场方面的重要学者的演讲。我的着作Capitalism and Freedom就是在1956年沃巴什的一次会议中的演讲的基础上完成的。沃克尔基金的创立者哈罗德·W·鲁诺先生颇具远见，他明确规定这笔资金必须在指定的年限内用完。在指定年限内的最后一笔资金被拨给胡佛研究所。
第三部分 我们的夏天
决定不在芝加哥消夏后，毫无疑问，新英格兰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于1938年在那里开始了婚后的生活，在威斯康星时，仍能经常回忆起那个美好的夏天。几个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朋友也在那儿消夏。
第11章 我们的夏天，1948~1980年
{罗斯}决定不在芝加哥消夏后，毫无疑问，新英格兰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于1938年在那里开始了婚后的生活，在威斯康星时，仍能经常回忆起那个美好的夏天。几个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朋友也在那儿消夏。而且那儿离芝加哥很远，这样米尔顿在夏天就无法回去处理事务。我们在新泽西度过的整个夏天中，他从未回过芝加哥。
我和米尔顿把孩子们留在表兄莫斯利家，在1948年春天匆匆游览了佛蒙特，那时伯恩斯一家正在他们的另一所房子中度春季假期，依靠他们的帮助，我们为来年夏天租到了一座位于费尔利湖岸边的房子。那是个相当简陋的地方。据我的记忆，我们在那儿的第一个夏天没有热水，只有凉水，也没有现代的冰箱。当因为交通越来越不便而使得送冰块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我们在第二年夏天与房东合伙出钱买了一台二手电冰箱。
我们选择新英格兰的这个地方并不是随意而为。费尔利湖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以北25英里，这也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所在地。这样，在附近我们就有了一个不错的图书馆可去。在近几年的知识爆炸以前，去图书馆是搞研究所必需的。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学者们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
尽管在租用的村舍中有诸多不便，但我们仍然度过了两个快乐的夏天。房子就坐落在费尔利湖边，这样的位置既令人愉快又十分方便。孩子们喜欢在岸边玩耍，而我可以舒服地坐在门廊处看书或工作，同时关注着岸边的情况，这样可以避免酿成大祸。3岁的戴维不会游泳，但他喜欢把姐姐推下水。这在短时间内没有问题，因为她在幼儿园的浅水池中已经自己学会了狗刨。但珍妮特比戴维先厌倦了这个游戏，却无法用语言说服戴维，于是就把他从岸边推下水，然后，当戴维掉进水中时，珍妮特才大叫”妈妈“。我及时赶到岸边，以防戴维再一次被推下水，然后就平安无事了。这种经历没有使戴维受到伤害，反而使他更加聪明。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种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对水的恐惧感，很多年后才得以摆脱。
在那儿的第二个夏天快结束时，我们决定把新英格兰作为永久的消夏处，并开始在那儿找一座我们买得起的消夏村舍。不久，我们找到了一座令人愉快的村舍，它是由一位艺术家马金尼斯先生建造的。它与我们租用的村舍在同一地区，对面就是新罕布什尔州奥福德的康涅狄格河。我们把它命名为”隐舍“，因为它被繁茂的松树林遮蔽，树林从乡间公路绵延至马金尼斯先生的画室，并一直延伸到离村舍约300英尺远的地方。
马金尼斯先生画室的北面墙上有一扇巨大的窗户，这是他作画的理想光源。米尔顿的大部分研究和写作工作都是在这间画室完成的。除了用做书桌的一张小桌子外，那儿还有一张标准尺寸的乒乓球台。球台上总堆满了米尔顿的文稿，我们使用球台前总要先清理一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打乒乓球的热情。紧邻画室的是一座里面装满锯屑的废弃的冰室。以前人们使用它时，总是在冬天从1/4英里外的上贝克池塘中取冰。直到我们买了一台通用电气生产的老式电冰箱后，冰室还可以使用。后来当我们卖掉房子时，那台冰箱仍运转正常，而那已是将近20年后了。
{米尔顿}对我来说，画室是个理想的工作场所。画室与我家相隔一段距离，这使我能够远离家中的噪音。那里的光线条件也很好。在珍妮特到开车的年龄之前，我们也一直没装电话。
在那时，达特茅斯还没有暑期学校，我几乎可以在那个极好的贝克图书馆中借到任何图书。图书馆慷慨地准许访问学者使用各种辅助设施。实际上，访问学者们比达特茅斯当地学院的教员们更需要那些书籍。
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同事们，包括阿瑟·伯恩斯、所罗门·法布里肯特、杰弗里·摩尔，都住在附近，向他们请教非常方便。不仅如此，在写作《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一书时，我在与布雷·哈蒙德的交谈中获益匪浅。布雷·哈蒙德曾撰写过美国内战前金融史的经典着作，退休前，他还长期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秘书，退休后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塞特福德。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柯林·坎贝尔那时正在达特茅斯教书，他和他的妻子罗斯玛莉合作完成了货币和金融领域最重要的论着之一。我们和他们也成为密友。除了参加社交活动和讨论我们都感兴趣的课题外，他们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以便我能够更方便地利用达特茅斯的各项辅助设施。
以前，大部分乡间公路都不是柏油马路，而是土路。几年间，我们一直试图找到一条连接奥福德和汉诺威的土路，并把这种寻找当做一种游戏。几年过去了，这种寻找也越来越困难，但这个游戏也使我们享受到在小路上远足和迂回前行的乐趣。随着柏油马路的增多，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游戏。
在奥福德的最初几年，我在写《消费函数理论》一书，罗斯和我们的两个常客多萝西·布雷迪和玛格丽特·里德都就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我仍能回忆起许多愉快的夏夜，我们坐在用当地坚硬的石头垒成的壁炉前，壁炉中火苗跳跃，我们讨论着消费活动的数据和理论。戴维还记得”躺在阳台的床上，在火光和楼下大人们的谈话声中渐入梦乡“的情景。
我在奥福德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货币学，那时我与安娜·施瓦茨一起研究这个课题。我们发现，在相隔一段距离，又没有电话的条件下进行交流确实有不少优点。这意味着必须把一切都写下来，这就避免了口头交流时容易产生的误解。我们对这种交流方式十分满意，以至于以后可以打电话时，我们也很少使用它。那时我拥有的惟一计算设备是一台台式电子计算机，我偶尔会用哄骗的手段让珍妮特帮我操作它。那台IBM计算机在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局里，因此由安娜负责操作计算机—这一工作对《美国货币史》的写作来说无关紧要，但对《货币统计学》（Monetary Statitics）和《货币发展趋势》（Monetary Trends）的写作却有很大帮助。
{罗斯}珍妮特和戴维在附近没有同龄的朋友，我们的朋友们家有一些与他们同龄的孩子，但只有去走访他们时才能见到。偶尔会有朋友从芝加哥来看他们，但并不经常。大部分时间里，只有珍妮特和戴维两人一起玩耍。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两人相处得很好。他们都痴迷于读书，都喜欢在周围的树林里散步。在那里有很多露营地—有一个步行就可到达的露营地叫穆斯劳克，我们安排珍妮特和戴维到那里骑马。还有一个叫做帕米格沃塞特，坐落在下贝克池塘岸边，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那里去游泳。
有一年，米尔顿要在夏天离开一段时间，戴维的两个来自芝加哥的朋友要去参加帕米夏令营，我想戴维也会乐于去那儿宿营，所以尽管我们的房子就在营地附近，我们还是决定破费一下，把戴维送去和他的朋友们待在一起。我们的决定是个错误。他对宿营的常规活动都不感兴趣，却把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收集石子，把它们做成标本并加以鉴别。几年后我们偶然发现戴维在那年夏末写的一张纸条，他写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的夏天。
戴维再次去夏令营是很多年后的事了。这次他去的是费尔利湖边比灵营地的基督青年会（YMCA）夏令营。他很喜欢在那里担任少年指导员的工作，在那里待了一个或两个夏天。他参加的第三次夏令营则完全不同。那时他正在上大学，有一两个夏天他在纽约的天才儿童夏令营做指导员。那是戴维最有趣的夏季假期经历之一。那些少年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了戴维的密友。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几年后当其中一个男孩因白血病去世时戴维的悲伤反应。戴维很喜欢写诗，悲痛之下他写了一首诗来纪念那个男孩。
珍妮特也参加过一两次夏令营。她参加过一个”营火女童夏令营“，地点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柏林。她很喜欢那次夏令营。游泳是那里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与戴维不同，珍妮特从很小时就喜欢水。营地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北部的怀特山上，夏令营里的女孩们就在水池中冰冷的水里游泳。我们去那里时，觉得水太凉，根本无法游泳，但珍妮特却不这么认为。
在新罕布什尔的几个夏天里，我和珍妮特、戴维都去学习骑马。骑术教练是个令人愉快的老人，名叫舒伦伯格，我们都叫他舒利。他使用的驯马场属于另一家人，他们的独生女非常热衷于骑马。马场离我们的住处约10英里。舒利是个严厉的教练，但不是个出色的老师。当我们认识他时，他年事已高，身材又太胖，因而无法骑马。于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角落里发号施令。从一开始，珍妮特就是家里最喜欢骑马的，同时也是骑得最好的，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现在她有了自己的马，专攻花式骑术。她正在驯养一匹小雌马，并运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安排马术表演。至于戴维，我相信他在离开奥福德后就再没骑过马。我也是一样。
{米尔顿}爬山是夏天里另一项我们都参加的活动。理查德·韦尔是厄尔哈特基金会的主席，我在厄尔哈特的朋友告诉我，他在新罕布什尔消夏，并且是个狂热的登山爱好者。罗斯玛莉和柯林·坎贝尔夫妇也喜欢登山。他们三人都光荣地被授予了4 000英尺（1英尺约等于0.305米）山峰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这个俱乐部要求会员攀登新罕布什尔的全部46座高于4 000英尺的山峰。
每年夏天，迪克、柯林和罗斯玛莉都会组织多次登山活动，参加者是夏季的游客。在一份柯林给我的《怀特山游览指南》中，我得知在1957~1972年的登山活动中，我们攀登了46座山中的14座，还有相当多其他较矮的山峰。
华盛顿山是新英格兰最高的山峰，那次登山活动的情形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戴维和珍妮特参加了登山，罗斯没有去。当我们终于结束了艰苦的旅程回到营地后，我生气地抱怨罗斯把女儿惯坏了，并向她诉说我背着珍妮特上山下山的艰
辛—然而只有罗斯发现珍妮特正在发高烧！这件事发生时，珍妮特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当我们坐进车里准备回家时，由于转向装置出了故障，我们的老古董车”恺撒“突然驶离了公路，跌进路边的沟里。我们只得扔下车，搭车到最近的服务区。幸运的是，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起登山的其他人，得以搭车回家。
{罗斯}爬山的事已经是米尔顿第二次误解珍妮特了。第一次发生在珍妮特一岁多一点的时候，那年我和珍妮特在康涅狄格的朋友家住了一个月，那个朋友有一个比珍妮特大一点的女儿。米尔顿也去那里度周末。朋友家的那个小女孩惯于借口想喝水或是她所能想到的其他事情来推迟上床睡觉的时间，而她的要求也总能得到满足。一个周末的晚上，珍妮特在她的小床上叫我们。我也记不清她要干什么，只记得她父亲坚决主张别管她，因为他肯定这是珍妮特跟那个女孩学的坏毛病。我尽力坚持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跑到珍妮特的床前，发现这可怜的孩子呕吐不止，正在喊我们去帮她。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都会不时地向米尔顿提起这件事，并警告他不要忘记他的误会。
{米尔顿}另一件爬山的事性质完全不同。这和我们的一个邻居，后来成为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的梅尔德里姆·汤普森有关。他凭借”削减税额“的口号赢得了选举，并且确实在使新罕布什尔州免除常规的所得税和营业税方面取得了成功。离我们住处最近的一座山是相对较矮的库伯山（Cube Mountain），有一条通向山顶的路线，其中一部分在阿巴拉契亚山道上，并且穿过汤普森的”库伯山农场“。有一年，珍妮特和一个来游玩的女友决定去爬库伯山。一小时后，她们两个就回来了，珍妮特还流着泪。原来，当她们开始向山道上攀登时，汤普森先生出现了，他严厉斥责她们未经许可闯入他的土地，并不准他们继续攀登。于是我驾车和她们一起去，并向汤普森先生解释说阿巴拉契亚山道是一条公共的山道，劝说他宽容一些，让女孩们继续向上攀登。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事实上，山道管理机构已经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抱怨，因而只得改变了山道的路线，让它从库伯山农场边绕过。
{罗斯}去新英格兰消夏前，我们一直住在城市里，所以在新英格兰的乡村生活经历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大部分给我们增添了乐趣，但也有一些并非如此，而这些麻烦事反而是最难忘的。我们遇到的麻烦中，有一件与厨房里的老鼠有关。一年夏天，我们正在准备来到奥福德后的第一顿早餐，把老式烤面包机插上电后，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向我们袭来。经过检查，我们发现一只老鼠趁我们不注意时把烤面包机当床，结果被烤成了肉干。另一段和老鼠有关的经历甚至更不愉快。一年夏天，阿伦和他夫人凯瑟琳在游览新英格兰的途中遇到我们，那时我们正在去奥福德消夏的路上。去采购食品时，我认为晚餐吃烤牛肉是不错的选择。回到家后我检查了厨房，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我们的邻居唐纳德·泰瑟姆在我们回来前进来把房子打扫了一下）。我打开电炉准备烤牛肉，但一股令人恶心的气味不一会儿就充满了整个厨房。这气味显然是从烤炉那儿散发出来的，但源头在哪儿？经过仔细的检查和充分的讨论，米尔顿和阿伦断定那种气味是从烤炉周围的隔热板散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把隔热板拉出来。因为有烤面包机的经历，所以我这时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一只老鼠又闯入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感觉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全部隔热板被移走前，一只老鼠残存的尸体显露出来。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但却忘了烤牛肉是怎么被烹制出来的，因为要买到新的隔热板，最近的五金商店也在10英里以外，而这件倒霉事发生时，它无疑已经关门了。因此，我现在可以断定那天晚餐没吃成烤牛肉。
我们还遇到过豪猪—通过声音而非气味发现的。第一个夏天，我们在这所房子安顿下来不久，在夜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响，米尔顿解释说，这也许是电火花。我们迷惑不解，第二天就向唐纳德·泰瑟姆询问声响的事。他笑了，说：”噢，那肯定是一只豪猪，它们喜欢厨房的地板。“米尔顿爬到厨房地板下面，发现豪猪在我们买这所房子之前已经啃穿了原有的厨房地板，正忙着啃后来加上去的第二层地板。
以后几年，我们知道了很多和豪猪有关的事：第一，豪猪喜欢盐，这也是它们被厨房地板吸引的原因；第二，这里的豪猪很多。一个邻居告诉我们，早些年，向佛蒙特州政府交上豪猪鼻子，就可以得到奖金，而在新罕布什尔州，可以用豪猪耳朵兑换奖金（或者是反过来，我记不清了）。他声称自己几年来一直用奖金交税—摆出少许盐当诱饵来吸引豪猪，当它们出现时，就开枪把它们打死，用鼻子在佛蒙特兑换奖金，用耳朵在新罕布什尔兑换奖金（我相信如果这种奖金仍然存在的话，定会引起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强烈不满）。
米尔顿发现杀死豪猪的最有效武器是棒球球棒，方法是击打豪猪的鼻子。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与豪猪挨得那么近，他还是学会了这种方法。尽可能凶狠地击打其他部位，球棒只会轻轻地弹一下，然而仅仅在豪猪鼻子上一击，效果却是致命的。豪猪还毫无缘由地在夜里出没，而且常常在人们熟睡之时。在我们看来，这种丑陋的野兽简直一无是处。在我们搬到佛蒙特后，仍然面临着豪猪的问题，但那所房子建得好些，因此豪猪无法钻到房子的主体下面，只能钻到门廊下。
浣熊是另一件麻烦事。它们对厨房地板不感兴趣，只喜欢垃圾桶和菜园，尤其是菜园里新长熟的甜玉米。它们还十分聪明，安装一个让它们打不开的垃圾桶几乎是不可能的。浣熊也会等到玉米完全成熟，然后设法避开普通栅栏、通电栅栏和陷阱，偷走的玉米远远超出它们需要的口粮。它们不仅聪明，还非常可爱，这一点与豪猪不同。在加利福尼亚，我们仍然遇到了浣熊带来的麻烦，但谢天谢地，没有豪猪的骚扰。
{米尔顿}我们还遇到了水的问题。第一次看到奥福德的那所房子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除了厨房水池中常见的那个水龙头外，还有一个水龙头从墙上比地面只高一点的位置伸出。马金尼斯先生告诉我们，这里由一口很棒的井通过重力引流供水，但到了夏末，水位偶尔会变得很低，无法从水池中的龙头流出，于是他们使用那个位置较低的龙头从井中引水。他说，他还有一个备用补充水源，从几百码外的森林里的溪流中引水到房子里。
久居城市的人习惯了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流出。对马金尼斯先生的话，我们只理解了表面意思，而真正的含义大部分是从后来的遭遇中了解到的。”偶尔“就意味着每个夏天都是如此。而”夏末“是指7月末或8月初。我们的第一个措施是，带着孩子们到森林里修筑堤坝，试图更有效地利用那作为补充水源的可怜的溪流。我们用镀锌管取代了马金尼斯先生的铅管，我和戴维还把一部分铅管熔化后灌注到模子里，造出一支小铅人组成的军队。当这些措施均告无效时，我们在井的顶部安装了一个水泵，但即便是水泵有时也不管用，我们只好用罐子去提水。
后来的房主在为过冬做准备时，终于钻了一口更深的
井—这也许是我们早该做的事。
{罗斯}我们只在夏天的几个月离开芝加哥，到奥福德的消夏村舍去。当孩子们上大学后，我们决定更多地在新英格兰生活，这样米尔顿就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上，而在教学上少花些时间。我们首先想到在”隐舍“过冬，但不久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所房子虽然漂亮，但对于新英格兰的冬天来说并不适用。我们认为加固房子会破坏它的美。很多年后，当我们去”隐舍“时，发现新主人为过冬而把房子扩建了，而效果确实如我们所料。
除此以外，我们也在想，拥有一座我们自己的房子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还认为，我们退休后也许会到新英格兰居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需要一座更坚固的房子（在佛蒙特度过两三个初冬后，对于退休后住在哪里，我们又改变了主意）。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寻找合适的地产。我们很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地产。米尔顿喜欢在远离公路的小路上开车作为消遣，我和孩子们也很喜欢和他一起分享这种乐趣，很多次我们不得不在泥地中开出一条路来。在开车巡游新英格兰的过程中，我们总是特别关注山顶上的地产。那正是我们想要的。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理应关注新罕布什尔州的地产—因为那是少数几个不收所得税和常规营业税的州之一。但我们根本没有动过那种念头。
我们的朋友杰夫·摩尔在佛蒙特有一所用于消夏的房子，他告诉我们一条信息：附近有一座山顶上的农场，约120英亩（1英亩等于4 046.86平方米），大部分被树林覆盖（有枫树、白桦、橡树和其他硬木），还有一座破落不堪的旧房子和谷仓。杰夫几年前就是从那个农场的主人手中买到他的地产的。这听起来正是我们所寻找的，于是我们立刻去看了那个农场。那里令我们十分惊喜。从那里可以眺望费尔利湖边的河谷，直看到远处的山脉，景色美极了。尽管那时新英格兰的地产比我们初到佛蒙特时贵，但还是很便宜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以50美元一英亩的价格买下了120英亩的农场。
尽管在1965年就买了地，但我们直到一年后才开始盖房子。在筹划未来的家时，我们想起米尔顿非常喜爱科罗拉多泉自由学校的小屋。1963年，他在那里做了一系列讲座。那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事业，由一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罗伯特·勒菲弗主持，还有一群有相同信仰的信徒和合作者。他们自己建造房子，全是小木屋，使用的是从烧荒的土地上弄来的完全风干的原木。他们为自己脱离政府、自成一体而自豪，并通过提供收费的短期哲学课程和自由实践机会来筹措资金。
米尔顿那时住在主房里，主房不仅是集体开会的主会议室，还是勒菲弗的住所。米尔顿对那小屋十分着迷，回来后又向我讲述他对小屋的喜爱之情。他试着口头描述，还画了图，但我还是想像不出小屋的具体样子。于是我们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亲眼看看那小屋。在后来的一次去西海岸的旅行中，我们在科罗拉多泉停留了一下，参观了自由学校。我也像米尔顿一样被迷住了。鲍伯·勒菲弗非常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建筑方案。临走时，我们给学校捐了一小笔钱。
这不是一座传统观念中的房子。首先，它是六角形的。六角形的每条边长22英尺，中央有一个六角形的壁炉，支撑着教堂式天花板。在建造自己的房屋时，我们没有用原木，而是用红木夹板做贴面。我们还修改了建筑方案，增加了消夏的侧厅。这座六角形房屋隔热性能很好，且有电取暖设备，以备全年居住。它包括一间很大的起居室，一间小卧室，一间半浴室和一间厨房，刚好够我们两个人住。勒菲弗的壁炉是用卵石建造的，而我们的是由水泥砌成，表面铺上佛蒙特三色板岩。它不仅看上去赏心悦目，而且很实用。房子是由地板下的电热取暖系统供暖的。这是一座全电气化的房子，因为在那时，用的电越多，电的价格就越低，这与后来的情形很不相同。即使出现整整两天断电的情况，只用壁炉作为惟一的取暖设备，我们仍然能够过得很舒适，因为房子的隔热性能很好。用于消夏的侧厅包括四间卧室，每间卧室都通向露台，在那儿可以眺望南边两英里外的费尔利湖的壮美景色。米尔顿把其中一间用做书房。侧厅没有取暖设备，只供消夏使用。
这不是乡村建筑师所惯于建造的那种房子，但我们都是梦想家，并决心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试着从附近的汉诺威找了一些建筑师来估算建筑所需的费用，但他们的估价把我们吓了一跳。于是我们决定，在成本外再加一定费用，找一位当地建筑师碰碰运气。在那时的新英格兰乡村，任何工程都不需建筑许可证。我们没有签任何合同，一切事情都凭彼此的信任，而且，我们从未对结果如此满意。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签过的所有文件就是一堆末尾写有我的名字的小纸片。
还有一样文件我们必须签署，那就是允许电力公司在我们的地产上竖电线杆通电。我们试图劝说他们把电缆埋在地下，但他们说服我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他们说，如果深冬土地冻结，积雪厚达数英尺时，地下的电缆发生故障，电力公司很难迅速抢修。后来我们发现停电的情形确实经常发生—一般是由于树枝剐断了电缆。最后，他们总算同意把电缆贴着房子的水平面安设在地下。我们也习惯了那些电线杆，其实它们并没有真正破坏农场的景致。
我们雇了一个邻居帮我们砍掉树林里的一些橡树、白桦、枫树和白胡桃树，并说服当地的一家伐木公司把砍下来的树木锯开，把木板放在窑中干燥。随后我们把起居室的墙壁镶上3/4英寸厚的白橡木，厨房镶上白胡桃木，并用白桦木和枫木打制了大部分家具—床、梳妆台等等，再把它们安装好。最后的成果完全符合我们的梦想。
有了在奥福德的经历，我认为房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只有在确定有足够的水源后才能开始盖房子；第二，房子必须有防鼠的装置。我们紧张地看着钻井工人钻到地下100米，接着是200米，仍不见一滴水，1966年9月16日，钻机突然钻到土壤的含水层，一分钟内涌出的水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需要。井中的水涌上来，因此水泵实际上安装在地下100英尺的水平线上。第一个条件满足了。至于防鼠的条件，只有建筑承包商的承诺，但这已经足够了。我们只有一次在房子里看到老鼠，还是因为我们不在时有人闯入房子，使得由地下室通向屋里的门一直敞开的缘故。
梦想中的房子建成后，我们又觉得要是再有一个池塘就更好了。这并不成问题，因为有块沼泽地下面有四眼天然的泉水。于是我们找人挖了一个占地4英亩，中心深14英尺的池塘，池塘的水全部由泉水供给。我们一连两个夏天在池塘里放养鲑鱼苗，却一条鱼也没吃着。邻居们怀疑鱼被水獭或是浣熊偷吃了，我们也在第二次劳而无获后放弃了努力。给我们的池塘里放鱼苗的人还养殖野鸭，他给我们拿来4只野鸭，但也没能成活—他把野鸭的翅膀别住，使它们在适应池塘环境之前无法飞走，但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它们也无法逃脱喜欢吃小野鸭的食肉动物的魔爪。池塘是游泳的绝好场所，也是安置我们的铜制小舟的好地方。
我们把这所梦想中的房屋命名为”卡皮塔夫“（Capitaf），其寓意是希望能用我们撰写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所得到的版税来支付建筑房屋的费用①。事实最终也如我们所愿。我从未忘记房屋建成后的1967年，我们匆匆返回卡皮塔夫的经历。1967年12月，我们决定在去华盛顿参加美国经济学会会议前回卡皮塔夫去度圣诞假期（那年春天，我们从芝加哥带去了很多家具）。我们去华盛顿前天气很好，没有下雪，但是在会议结束后返回的途中，我们到达黎巴嫩②机场时发现会议期间下了一场大雪。但这并没有使我们放弃大规模购物的计划，因为这样我们在假期余下的日子里就不必出去买东西了。由于从机场到山脚下的路已被清扫干净，我们一路畅行无阻，顺利地把车一直开到我们农场的车道，而那里还没清扫过，因此车立刻陷进了雪里。我们别无它法，只得带着行李，穿着在城里穿的衣服（我穿着高跟鞋，我们俩谁也没有靴子），在陡峭倾斜的车道上徒步行走了1/4英里。我坚持走完了那段路，但至今仍记得那段路程的艰辛。更丢人的是，我登山一直爬到山顶都没有摔跤，却在离家门还有20英尺的地方摔倒在雪地里！
{米尔顿}我设法让学校给我调整了薪水，以便能够只教半年的课，把剩下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因此，我们计划每年六月到来年一月在卡皮塔夫度过，而一月到六月在芝加哥度过。但是，因为两年的大雪，我不得不使用四轮驱动的雪弗莱Blazer卡车和铲雪机清除车道上的积雪，以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决定面对现实，修改计划。不仅如此，春天也有春天的麻烦—那是泥泞的季节。我们克服了这一困难，方法是给车道铺上沥青。现在雪的问题也解决了，而我们还想欣赏秋天树林里色彩斑斓的景色，但那时秋季的课程又开始了。于是罗斯在那里度过10月中旬的日子，我则在完成一周的授课后飞回佛蒙特，和罗斯一起度过那个天堂般的周末，几乎年年如此。
{罗斯}乡村生活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上面提到的收获以外，还应补充一点，我们还了解了新英格兰人的性格。与人们通常对他们的描述不同，他们既不沉默寡言，也不冷淡。他们绝不安静，只要你让他们开了口，他们就会喋喋不休，说到令你生厌；他们像任何地方的人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也是既有懒汉，也有勤快人。
我们的邻居中，这两种人都有。那里的人都姓戈弗雷，但有一个戈弗雷—威廉·戈弗雷，声称他与其他戈弗雷没有任何关系。我相信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事业心的人。他是当地很优秀的拍卖商，也是葬礼主管人，并拥有停尸房，同时还是保险代理人。他收集枫树的汁液，煮沸后制成很好的糖浆，再拿到市场上卖。有一年，枫树榨浆的时节我们刚好在卡皮塔夫，戈弗雷先生邀请我们去看榨浆的操作过程。那榨浆的房子是我去过的最蒸汽弥漫、最充满甜蜜气息的房子。我认为正是这次拜访使米尔顿产生了利用我们的几棵枫树榨浆的想法。对于这次经历，我所记得的是，我们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汁液总在制成糖浆之前就蒸发光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后来我们得知，需要30~50加仑（1加仑约等于4.55升）汁液才能制成1加仑糖浆。
离我们最近的邻居是阿瑟·戈弗雷夫妇。他们很穷，但很勤劳，而且据我们所知，从不仰仗别人的施舍过活。他们也制作枫树糖浆，但设备比威廉·戈弗雷的要落后得多。阿瑟·戈弗雷就是帮我们砍掉树林里的树，以便制成家具和墙面的那个人。在我们即将离开卡皮塔夫的时候，阿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我们经常看到他在我们的农场徘徊，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在我们离开前几年去世，他的妻子把地产卖给一位达特茅斯的天文学教授福里斯特·伯利。这位教授不仅下了很大力气修整了房子，而且改进了收集和榨取糖浆的设备，并把榨出的糖浆拿来出售。福里斯特从小生长在农场里，他把戈弗雷的农场变成了一个更具生机的地方。他养了几头牛，我想主要是为了活跃气氛，并供我们和他本人食用。他曾说拖拉机里是他思考问题的最好地方。
第12章 巴黎之秋，1950年阿瑟·戈弗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两个或是三个女儿。我们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女儿，因为她们住在别的地方。但我们认识他们的两个儿子，他们不是住在父亲的农场就是住在毗邻的地方。老大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据我们了解，他经常生病，因此总靠施舍过活。我们刚到卡皮塔夫时，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乡间小路尽头的一所废弃的校舍里。我们搬到卡皮塔夫后不久，他花了几年时间在他父亲的土地上盖房子。据我的记忆，那房子一直没有真正建成。
我们管老二叫”花生“，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矮小。他比哥哥勤奋一些，但是也没有一技之长，总是帮我们干一些杂活，比如到树林里砍用于生火的木柴，清除草地上的树木等等。我敢肯定，他也为其他来消夏的人们干类似的杂活。据我们所知，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我猜想他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救济，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花生“和他的妻子有三个孩子。
在1977年搬到加利福尼亚后，我们试图保留卡皮塔夫作为我们的额外住所。但不久我们就发现，在东西海岸各保留一处住所并不明智。考虑到加利福尼亚温和的气候，在这里买一处全年都可居住的房产显得更合理一些（见第31章）。1980年，我们在卡皮塔夫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
想想我们在房子建设上投入的心血，下决心放弃这所我们梦想中的房子并不容易。我们最终把房子低价卖给了芝加哥大学。令我们高兴的是，他们接着又把房子卖给我们在大学商学院的一个同事鲍伯·阿利伯，现在我们仍时常与他联系，他也同我们一样喜爱那所房子。
第12章 巴黎之秋，1950年
{米尔顿} 1950年春天，一位我以前教过、当时正供职于巴黎的”马歇尔计划“工作处的学生，问我是否有兴趣作为他们工作处的顾问在巴黎待几个月。随后他们那里寄来了一封正式的邀请函，因此我与芝加哥大学商量，在秋季学期时离开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在新购置的位于奥福德的房子中度过了第一个夏天之后，没有前往芝加哥，而是去了巴黎。
{罗斯}我们首先开车前往纽约，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把车存放在那里，然后登上了”荷兰美国人号“（Holland American）汽船。我以前惟一一次穿越大西洋的海上之旅是小时候从俄国到美国的部分旅程。尽管我已不大记得小时候那次航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航行要愉快得多。我们的好朋友伯恩斯一家要去伦敦，与我们同行，他们在南安普敦下了船，而我们则继续乘船去瑟堡。
美国政府接管了位于利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的沃格拉姆饭店，作为因公务在巴黎工作的美国人的临时住所。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一个月，直到找到其他住处。我们到巴黎后的首要任务是为7岁的珍妮特和5岁的戴维选一所学校。我们认为在一所法国学校学习对他们大有裨益，即使只是短暂的学习。向法国朋友咨询后，我们选择了位于左岸的一所名叫l諆cole du P弐e Castor的小学校。
我们的孩子不懂法语，而戴维的幼儿园老师、珍妮特的二年级老师以及学校的其他学生都不懂英语，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他们用面部表情、手势，无疑还有其他权宜之计替代了语言，而不久后，珍妮特和戴维都学会了一些法语。事实上，我们对于他们的法语在三个月内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感到很惊讶。
不仅是语言上的差异，他们还面对着一个与他们所熟悉的一切迥然不同的环境。法国孩子在他们的午餐盒中带酒（经水稀释的酒），而我们的孩子带牛奶。法国孩子比我们的孩子要守纪律得多，对餐桌上的礼仪也要讲究得多。
由于学校在塞纳河左岸，而沃格拉姆饭店在塞纳河右岸，交通状况又很糟糕，所以我带着孩子们乘出租车上下学。把他们送到学校后，我就在巴黎四处漫步、探路，并在途中练习我的法语，到了适当的时间再回去接孩子们回家。
我从未忘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发生的一件事。出租车开到沃格拉姆饭店附近后，戴维比我先下了车，向饭店走去—糟糕的是，他走错了方向。他一发现自己迷了路，就拦住身边的一位年轻女士，试着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向她询问去沃格拉姆饭店的路。这位好心的女士用英语给戴维指了路，并把他带回饭店，因为她和戴维一样，也是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人。
在沃格拉姆饭店住了一个月后，我们得知一个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打算回去两个月，并有意出租他的位于第16区的房子。这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只打算在巴黎再待两个月，而且不喜欢住在饭店里，特别是带着小孩子的时候。作为租房合约的一部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享受一位管家的服务，并得到了一辆汽车的使用权。
那所房子比我们所住过的任何一所房子都宽敞，还有一位管家，好像正是为我们愉快地度过那两个月的时光而准备的。惟一令我们扫兴的是饭菜过于油腻，以至于我们都长了好几磅肉，回美国后不得不减肥。在短暂的美妙体验后，我发现这种生活方式也有其缺点，也许这是由于我不习惯过奢华的生活。我们的管家是一位法语说得含糊不清的友善的捷克妇女，她让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感觉自己像位客人—我甚至无法吃到一顿自己做的只有面包和咖啡的简单早餐。如果我不在餐厅里坐等她给我端上早餐，她就会深感不安。我总是对此感到不自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宴请法国或美国朋友时，这种在自己家里还被当成客人来招待的感觉却很令人愉快。另外，由于有这样一位住在家里的保姆，我们能够更方便地在晚间外出，体验巴黎久负盛名的娱乐活动。
去位于巴黎较高地带的蒙马特（Montmartre）游玩是一项很受欢迎的家庭活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还有着大量的画家、画室和不错的餐厅。有很多画家怂恿我们买几幅他们为孩子们画的肖像画，作为在巴黎的纪念。所以有那么一周，每天下午画家都为孩子们画像，而我则或是在一旁端详他们，或是从山上向下俯瞰，欣赏迷人的景色。我非常喜欢那景致，以至于还花钱买下了那个画家画室里一幅描绘此景的油画。我相信那个画家夫勒莫克斯先生后来也不曾出名，但我们仍很欣赏他画的蒙马特景色，还有他为孩子们画的像。
我们游览了不可不去的巴黎圣母院，并像初次观光的游客那样，登上很多级台阶，鸟瞰着名的怪兽。我们还买了几个石膏做的更吓人的复制品，其中的两个现在还仍然用来装饰着（如果这个词可以用于此处的话）我们在海边牧场的另一个住所的露台。
我们与米尔顿以前的学生，当时在巴黎工作的马克斯韦尔·奥伯斯特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停战纪念日去看香榭丽舍大街的游行。观看游行的人非常多，但秩序井然，我们耐心地在一个中央空旷、一面朝向大街的广场上等待着游行队伍的到来。然而当游行队伍出现的时候，躁动的人群顷刻间乱成一团，人们都挤上前去，想看得更清楚。混乱中，我们发现孩子们不见了。我们着实紧张了一会儿，直到我们发现了他们，或者说，他们发现了我们。
我还记得那次参观夏特勒大教堂的事，不仅是因为教堂的雄伟壮丽，还因为我的尴尬经历。那时教堂里正在做礼拜，而戴维忽然绕着教堂过道跑起来，我尽量不引人注意地赶紧把他抓住。
另一个难忘的经历与这完全不同，那是我们在莫里斯·阿莱斯那里吃午餐时的事，他于198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阿莱斯是个单身汉，习惯于我称之为法国式吃法的午餐，我和米尔顿此前都从未享用过那样一顿午餐，从那以后也再没享用过。我无法确切地回忆午餐中上了多少种不同的酒，但我记得后果是什么。午餐结束时，该去学校接孩子了，我感觉天旋地转。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叫出租车，并到学校去接孩子的，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一到家就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那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安眠药。
我们还喜欢在清晨（对我们的作息习惯来说是半夜）去Les Halles菜场，那是当时巴黎最重要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各种食品都在那里分装并发送到各个商店。吸引我们的不是观看巴黎的食品怎样运来又怎样重新发走，而是名副其实的法式洋葱汤，我们十分怀念它，并且认为打那以后再没有品尝过那种美味。我们还去过几次法国的跳蚤市场，买了一些漂亮的铜壶—还有一支决斗手枪，那是戴维的珍藏之一。由于我们是要坐船回美国，所以行李不成问题，再加上这是我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所以我想要把每一件东西都买回去。因此到我们离开巴黎时，行李箱已经不够用了。箱里的很多东西，像一些好看的坎佩尔盘子，在我们到家之前就打碎了。
{米尔顿}这次旅行为我提供了与一些法国经济学家重新建立友谊的机会，我是在朝圣山学会认识他们的，如莫里斯·阿莱斯和贝特朗·德·儒弗内尔。不仅如此，我们还结识了其他法国经济学家，在他们当中，有研究纸币历史的经济学家让·福拉萨蒂，还有经济哲学家路易斯·富吉尔。在随后的几次巴黎之行中，我们还经常见到富吉尔一家。
{罗斯}出于工作原因，米尔顿认为有必要去一趟德国的法兰克福，于是我们决定全家去德国旅行。我们从巴黎一路开车（我们的车是一辆小型的里诺）到法兰克福，因此沿途所见的战争造成的破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就算是看新闻报道甚至是电视节目也无法体会得到。当我们开车经过鲁尔山谷中的德国乡村时，那里仍是盟国轰炸后的萧条景象，对战乱岁月的记忆如此真切地重现眼前，我们几乎感觉自己在重新体验那可怕的年代。没有一座建筑物显示出修复过的迹象。
那次旅行中，我们也更多地了解了我们自己，体会到了战争年代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深切。我们认为自己是很理性的，觉得大多数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也和我们一样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但是，当我们看到穿着白色短上衣的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时，就想起纳粹冲锋队，憎恶和恐惧使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想停下车去吃午餐，直到傍晚时在高速公路旁看到一家美国军队的小吃店（另外，很多年后我们从西柏林前往东柏林时，柏林墙仍然存在，同样的感受再次出现，以致我们没有在那里久留）。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停下来给车加油，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经济学题目。在同盟国军队占领时期，德国的商店不准接收外国货币。而我们离开巴黎前并未费心去兑换德国货币，因为我们要前往法兰克福的美国领事馆，在那儿会得到一笔用德国货币支付的经费，用于我们的各项开销。但用什么付汽油钱呢？米尔顿设法用差劲的德语向接待我们的妇女解释我们的窘境，那个妇女非常配合。她用德语回答说：”你有什么商品吗？比如咖啡？“米尔顿回答说，我们没有咖啡，但有一条香烟。那个妇女点头同意了。她卖给我们相当于4美元的汽油。对她来说，一条香烟价值4美元。于是我们给了她一条香烟作为油钱。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在巴黎的陆军消费合作社买这条香烟只花了1美元，如果我们在法兰克福的陆军消费合作社买汽油，也要花1美元。换句话说，对那个妇女来说，她卖给我们价值4美元的汽油，得到价值4美元的香烟，而对我们来说，我们付给她1美元的香烟，得到了对我们而言价值1美元的汽油。那另外3美元哪儿去了？在后来的几年里，这个故事又像一道考试题目一样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到达汉堡饭店，也就是米尔顿在法兰克福工作时我们的住处后，我的不安全感仍然存在。这个被接管作为美国人住处的饭店坐落在一个可爱的公园里，我经常带孩子们在公园里散步。对我来说，让他们像在家里所习惯的那样在公园里自由玩耍是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一种恐惧感总是困扰着我，怕孩子们会突然失踪。我当然知道这个公园里没有纳粹分子，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的潜意识里，那些纳粹时期发生在犹太儿童身上的可怕故事也总是萦绕心头。那次德国之行在很多年里一直像梦魇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米尔顿}邀请我作为顾问去巴黎工作一个学期的是设在巴黎的一个机构，它的任务是监督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执行。
”舒曼计划“
我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舒曼计划“—这个方案由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于1950年5月率先提出，旨在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这个方案的成果是一部于1951年签订的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经济同盟）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建立起欧洲煤钢共同体，即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身。
美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方案关系到马歇尔计划专项基金的使用，而且，正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发展所证明的一样，它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也有潜在的重要意义。法国的方案提出者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把它看做是向”欧洲合众国“迈进的一步，它可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很可能引发战争—在使用共同货币的初步建议提出后，反对之声依然存在。
在一份于1950年10月25日完成的长篇报告中，我写了以下的话：”这个计划就大家所期望的一般性国际贸易提出了原则性的问题。是否应该继续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隔绝，而其内部各国享受极大程度自由的优惠贸易区？还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实行贸易自由更为合理？“以我的观点，对我们来说，这至今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尽管欧洲共同市场这个例子显然获得了成功，最近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个计划本身，我要讨论的是：”在我看来，考虑到美国的政策，舒曼计划的草案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创立单一竞争市场这一令人钦佩的目标已经被用来当掩护，以便授权最高当局和地方集团，它们努力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以独家垄断取代现在的集体垄断……目前的草案中用来防止这种后果的条款不过是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泛泛之谈。“
我继续阐述使这个计划被美国接受所必须做出的修改。在后来的一个讨论远期发展的备忘录（写于1950年11月29日）中，我陈述说，所谓的发展”是极其恼人的，这还是说轻了。他们加重了我们最深的恐惧，那美妙的词汇‘竞争’和‘市场一体化’被理解成集中管理和控制的行业的代名词。“
第二年夏天，一位比利时议员向我征求意见，问我应该在比利时议会中支持还是反对舒曼计划。在回信中，我这样概括了我的观点：”总之，如果我必须就舒曼计划投票，那么，如果最后的计划永久反对市场一体化，我肯定会对这一计划投反对票；如果不是这样，我会在犹豫不决中更倾向于投赞成票，尽管很不确定。
现在看起来，事实已经证明，我对舒曼计划持保留意见是相当正确的。最初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消除生产过度，并建立单一的钢铁市场。43年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关于英国钢铁业所获成功的报道中说，“现在这一行业又到了危急关头……在欧洲大陆上，国有钢铁企业把这一行业视为民族骄傲和就业率上升的源泉，大多数企业宁愿补贴也不削减产量。”
汇率
法兰克福之行是我接受的另一项任务。德国存在贸易支付差额问题，我被要求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最佳解决方案的建议。在提交的备忘录中，我分析了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我的结论是，对德国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浮动汇率，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中允许私人交易决定汇率的高低。在完成备忘录之前，我前往法兰克福与德国当局讨论这一问题，特别是浮动汇率在政策上的可行性。讨论的结果相当明确：没有任何人支持我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在备忘录中总结说：“相比其他目前可行的德国贸易危机的解决方案，灵活的汇率有其优势，对于这一点，我提交的文件中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相关证据……如果简单地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其他的所有方案就都完全没有必要了，到那时，大部分的方案看起来都是纯粹的胡闹……更有甚者，这些方案没有化解危机的真正把握。”
这就是我后来的那篇多次再版且备受赞誉的论着《弹性汇率的案例》（The Case f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的由来。
我们乘法国邮轮“自由号”返回美国—那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愉快的航行之一。当时正值新年，因而船上有着节日特有的欢乐气氛。不仅如此，按照法国的优良传统，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娱乐区，那里有人照看他们，还有食品和娱乐活动—这真是对孩子和父母的盛情款待。在这个美妙的假期过后，我们回到芝加哥，不久就搬进了肯伍德大街的新家，在那里一住就是13年。
第13章 芝加哥大学
{罗斯与米尔顿}芝加哥大学以其浓厚又催人奋进的学术氛围而闻名于世。全力发展学术思想，鼓励平等的学术对话，不以学术地位而是以学术能力取人，对非主流观点表现出可贵的宽容，不同领域学者之间能够良好互动—这都是这所大学的标志，而我们则始终视这所大学为“我们的”大学。凡是没有兴趣潜心治学的人，无论是做学生还是当教授，都不会觉得芝加哥大学有吸引力。
不论是在我们到芝加哥大学求学时还是1946年我们回到大学时，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无疑都是学校里最重要的人物。1929年，他在当了两年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后，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那时他才刚到30岁。他是一个出类拔萃而又富有魅力的人，有许多好的想法并决心将其付诸实施。只要与他接触几分钟，你就会发现面前的这个人是个大人物。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赫钦斯是一个受到激烈批评的人。这是因为他坚持强调专业教育而牺牲了通才教育，而且还过于看重课外活动，比如体育运动。芝加哥大学曾长期是全美大学体育“十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是足球强校，但是在赫钦斯的坚持下，于1939年退出了大学校际足球赛。
爱德华·希尔斯写道：
赫钦斯认为学术生活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并且认为教学和研究中的学术成就才是一所大学应该追求的惟一目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持这种观点的大学校长是很少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这使芝加哥大学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领导使芝加哥大学始终保持活力，成为一个致力于学术活动的大学，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只承担着行政与财务责任、管理着一些自我封闭的院系的大学，也使意志坚强的、天才的和能力平庸的个人都能够从事他们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在赫钦斯担任校长期间，芝加哥大学有了一个道德高尚的领导人，没有人像他那样更关注于精神问题[1]。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赫钦斯和着名的1910年弗莱克斯纳医学院报告的作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虽然有可能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但却体现了赫钦斯性格的一个侧面—做事缺乏耐心，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缺点。弗莱克斯纳是20世纪20年代一个重要基金会的官员，他资助了一个赴国外学习一年外国大学管理方式的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直接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水平。赫钦斯在耶鲁大学时，弗莱克斯纳曾经向他提供过这种奖学金，但是遭到了赫钦斯的拒绝。据传，赫钦斯在自己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庆典上，对弗莱克斯纳说：“当初我要是接受了你提供的奖学金，现在可能就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了。”据说弗莱克斯纳回答道：“不，如果是那样，你现在可能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但是你将具备担任这一职务的资格。”
赫钦斯在1929~1951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务长及校长期间，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想法，其中既有关于大学的，也有关于学校社会生活的。赫钦斯带来了一位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并在此人的帮助下改进了大学的学习，也推动了被称之为“名着教育计划”的公众学习计划，我想“名着教育计划”所列书目也是由他们拟定的。他和阿德勒多年来一直从事“名着教育计划”的研讨会。圣托马斯·阿奎那①是阿德勒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所以“名着教育计划”中的许多书都是天主教的经典着作。在赫钦斯-阿德勒时期，一个最流行的俏皮话是：芝加哥大学是一个浸礼会派大学，虔诚的长老会派教徒把孩子送来，由一个犹太教徒教他改信天主教。据说阿德勒自己从来都没有能改信天主教，因为他不能表现出必须的谦卑。
赫钦斯的两个最重要的计划，一是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计划，二是教授的4E合同。他认为四年高中课程太长，这是对的。他的计划因此有两个部分，第一，学生在完成高中二年级的课程后就可以进大学。第二，所有学生只要通过一系列课程的考试，可以在任何时候申请学士学位。两个想法都非常好。高中和大学都浪费了许多时间，肯定应该将知识水平而不是时间作为授予学位的依据。我的一个最出色的博士生就是这个计划的最大受益者，他获得学士学位用了两年时间，然后又用三年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
赫钦斯原本希望很多大学能够同意将提早获得学士学位作为申请研究生教育与专业学校的一个条件，但是遗憾的是，大概只有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这样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在芝加哥大学，也改回到原来的标准方式（芝加哥大学的实验中学倒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初中和高中的学制比标准的学校减少了一年，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毕业于实验学校，珍妮特念了11年，戴维念了10年）。
赫钦斯办事极没有耐心，他不能忍受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情愿采取一些有问题的手段把这些人赶走①。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赫钦斯想要任命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为教授。他要求经济系推荐一个职位。经过一番考虑，经济系认为特格韦尔尚不具备任职资格，因此拒绝提供职位。这难不倒赫钦斯，1946年他在社会科学分部中建立了一个计划研究所，任命特格韦尔为第一任也是惟一的一任所长。这个研究所一直存在到特格韦尔退休，解散后，剩下的成员转到其他系，主要是政治学系。转到政治学系的人中有一位是埃德·班菲尔德，他成为了我们的好友，还成为全美领先的着名政治学学者。他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并从那里退休。
赫钦斯另一个事与愿违的发明是1944年引进的所谓4E合同。这是当时流行于医学院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要求所有新来的教授，也努力敦促现有的教授，全职从事学校里的工作，并将在外面得到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收入都交给学校。这与当时的通行制度有着很大差别。据我所知，全美没有一所大学与所有教授签订过类似的合同。正像赫钦斯的许多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体现着非常好的原则，但是在实践中有严重的缺陷。赫钦斯相信，一份学术职位应该是全职工作，校外的工作除非是有利于取得学术成就，否则一律不应从事。许多大学和学院的教授在校外兼职创收，这些活动与他们的学术职责没有多大关系，这在当时是丑闻，比现在更让人反感。4E合同就是要遏制这种现象，它给教授们在外面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的自由，但是要求他们把业余创收的收入如数申报上缴给学校。作为补偿，签了4E合同的教授可以加工资，所以新来的教授工资高于一般合同通行的工资。例如米尔顿一开始的年薪是6 250美元，而在明尼苏达时仅有3 500美元。
这种做法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4E合同使大学开销过大，对教授也没有吸引力。学校一年估计要为此多支付30万美元，而上缴给大学的钱则要少得多（1944~1945年度是1.5万美元，1945~1946年度是3.5万美元，1946~1947年度是将近9万美元）[2]。正如官僚机构推出的许多类似措施一样，4E合同要做许多文牍工作，让教授们很烦，也增加了行政开支。教授们觉得许多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益的业余工作需要额外付出而且不方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有额外的补偿。就像所有的税收政策一样，4E改变了教授们业余工作的内容：自己动手粉刷房屋，从而省下雇一个职业油漆工的钱（这是当时在校内流传的一个反对4E合同的实例），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米尔顿}我自己的经历非常典型。起初我表示自己“坚决支持4E合同的宗旨[3]”。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它越来越不满意。这是一个过于僵化和缺乏人性的制度，需要过多的文牍工作；此外，虽然在没有了经济激励后教授们依然去从事许多活动，然而最终的主要受益方却不是大学，而是那些活动的主办者，他们很快就得知了4E合同的规定，改为只向教授们支付象征性的报酬。
1950年，我和一位社会学教授菲尔·豪泽组织了一次反对4E合同的请愿活动。抗议不断加强，一两年后，4E合同成为可自愿选签的合同。另一个供选择的方案工资较低，要求在外面承担工作的教授增加10%以上的工作时间，但是允许教授自己留下所获得的任何报酬。这是一个比原来好得多的方案。
{罗斯与米尔顿}赫钦斯1951年从校长职位上退休时，芝加哥大学已在财政上陷入困境。为了推行他喜欢的设想，赫钦斯抓住每一个机会使用捐赠的基金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某些这类基金的使用不再符合赠与规定，这就使得一些捐赠大户不再愿意向大学提供捐款。劳伦斯·A·金普顿继赫钦斯之后担任了校长，为学校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谨慎、节俭的财政管理，弥补了本已不足的捐赠基金，从而恢复了捐赠大户的信任。
赫钦斯的这最后一个天才建议，对大学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从整体上说，他对大学的贡献是积极的，他的精神长久延续着。
在他的任期内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与乔治·施蒂格勒到芝加哥大学工作直接相关，这是在科尔韦尔校长拒绝对乔治的任命12年之后的事了。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老查尔斯·R·沃尔格伦先生1936年让他的侄女从芝加哥大学退学，他指责芝加哥大学竟然讲授自由恋爱这一类颠覆性的教义。《芝加哥论坛报》将这件事炒成热点新闻，伊利诺伊州议会为此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芝加哥大学经调查后被宣布无罪。沃尔格伦先生相信大学是无罪的，因此捐款50万美元给美国研究所（这笔钱最终促成查尔斯·R·沃尔格伦获得教授职位）。大约20年后，我成为第一个获得这一职位的人。”乔治没有讲到赫钦斯在这一结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赫钦斯在舆论压力下拒绝屈服，竭力维护教授的学术自由。他在议会委员会作证时，广征博引、言辞犀利、雄辩有力。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此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甚至在今天“政治正确”的狂热中也一样，赫钦斯在这一事件中所显示的勇气在大学行政领导中是罕见的。
{米尔顿}赫钦斯离开芝加哥大学，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的副主席，并于1954年担任了美国共和党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只负责一件事，那就是资助民主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赫钦斯是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特格韦尔是主要领导成员。几年后，在赫钦斯的一位好友，芝加哥大学一位资助人的要求下，我因评估中心的事务而在那里度过了几天。赫钦斯的魅力和智慧一如既往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让我沮丧的是，他的才干已经走到末路，只能管理着一些也许只能被形容为是年华已逝的人的连续不断的闲谈。
芝加哥大学最吸引人的一个特色是各系之间的友好关系及系内与系际的广泛互动。例如，在许多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是竞争激烈的对手，但是芝加哥大学不一样，两个系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而且经常合作。经济系的学生在商学院选课，商学院学生也在经济系选课和参加研讨课。我的课上的许多优秀学生同时在商学院注册。
由于阿伦是法学院的教授，我们与法学院教授的个人关系也很密切—除阿伦外的其他人还有：埃德·利瓦伊、伯尼·麦尔泽、沃利·布卢姆，还有他们的妻子，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好友，我们和他们在社交与专业上都互有来往。
除了有规律的系内研讨课外，还有许多系际研讨课。其中一个例子是阿伦组织的法律与经济研讨课，吸引了法学院、经济系、商学院和政治学系的学者和学生来参加，阿伦退休后，这一研讨课由乔治·施蒂格勒以“产业关系研讨会”为名继续进行。
另一个例子是1950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来到社会思想委员会后不久所组织的研讨课。这一研讨课多年来一直探讨方法论上的有关问题。
有一个学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当时担任客座教授的是恩里克·费米，他是着名的物理学家，也是在芝加哥大学体育场的网球馆进行的第一次核反应实验的主要发起人。他讨论了测量问题，并将测量定义为“加以区别”。他坚持认为区别一辆车与一条狗的差别基本上是测量形式的问题，区别越明显，测量就越精确。他举了许多测量问题的例子，以及环境如何影响概念的例子。我记得一个例子，涉及我们认为的太阳表面长度的精确概念，那里的温度非常之高，金属都成为液体或是气体状态。哈耶克的研讨课中有许多内容非常有趣，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费米这样深入浅出。哈耶克的研讨课不断地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专家来主持。
费米在评论中引用了大物理学家卡尔文勋爵的话，这段话就刻在社会科学研究楼的入口处：“如果你不能量化表达，那么你的知识仍然是简陋而又不完满的。”据说，某日弗兰克·奈特在思考这句话时，有人听到他自言自语：“如果你不能量化，用户就随时量化。”费米的研讨课最终让我相信，奈特完全误解了卡尔文。卡尔文的意思并不是说量化是创立科学的方法，而是说，正如费米所说，“精确区别”的能力是科学的最终产物，也是对是否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一个检验。
我参加的另一项大学活动是芝加哥大学圆桌讨论，这是全美广播公司星期天早晨的一个为时半小时的广播节目。在电视占主导地位前的许多年内，这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这个节目的内容是专题谈话，一般是由三个观点不同的人参加，其中有一个人既是主持人又是参加者。参加者一般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经常有其他的人参加。其程序是参加者星期六晚上和监制人一起吃晚餐，详细讨论将要谈到的专题。监制人列出一个谈话的提纲，用以指导第二天早晨的讨论。节目的文字稿以系列小册子形式不断出版[4]。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不寻常的节目。这次节目是1948年4月18日从加拿大多伦多播出的，而不是通常那样，从当地播出、广播电台的播音间就在芝加哥大学的米切尔广播塔的顶端。那次节目的题目是《加拿大与世界贸易问题》，所涉及的是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问题。当时，加拿大正与财政赤字做斗争，难以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协议所要求的固定汇率。加拿大银行的副行长唐纳德·戈登来到节目中。在星期六晚上的讨论中和播出时的讨论中，我的观点是：加拿大的正确政策是让加元浮动。显然，这是唐纳德·戈登这位极为能干的高级管理人才第一次听到有人认真提出这一解决办法，他和我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是这次讨论对1950年9月30日加拿大接受浮动汇率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有一个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这是一个私人俱乐部，所有教授都是其成员，某些与芝加哥大学有密切联系的、来自广泛社会阶层的人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会面场所。系午餐会也在那里举行。此外，还有一些大型圆桌会议，例如社会科学专业教授的圆桌会议，物理学教授的圆桌会议，等等。这些圆桌会议成为系际交往的途径。这些会议参加的人很多，经常不好找座位。俱乐部同时也为周围社区与大学教授的交往提供了便利。大学的许多社交活动也在俱乐部进行。
总而言之，我们非常幸运地加入了芝加哥大学，这里有着比我们去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催人奋进的学术环境。
注释
[1] Edward Shils,襌obert Maynard Hutchins,?in Remember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194 196.
[2]据传这些钱中的多数来自赫钦斯本人。
[3] 1947年1月21日，我在一封给昆西·莱特的信中，应约评论4E合同，我说：“没有任何理由让个人剥削大学，这些人利用自己的教授位置从其他工作中获取报酬。在4E合同下的实际情况已经显示出许多我以前没有预见到的困难。”
[4]我有一份第457次圆桌讨论的文字稿，那次的题目是，“全球范围的工资不平等现象能否得到缓解？”（“Can World-wide Income Inequalities Be Lessened?”）播出时间是1946年12月22日，我和社会学系的西奥多·舒尔茨和路易斯·沃思参加了那次节目。这肯定是我所参加的第一次圆桌讨论。
第14章 经济系
{米尔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自1890年建校以来就一直是全美一流的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是由校长哈珀从康奈尔大学聘请来的，他为经济系创立的教学与科研模式沿用至今。他本人持保守主义观点，但是在招聘教授与处理系里事务方面，他表现得极其宽容。他从康奈尔大学带来了索尔斯坦·维布伦，这是一位引起争议的学者，也是着名的古典经济学批评家，他在经济系工作了14年，在他风波迭起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他在一所大学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劳克林在芝加哥大学做的第一件事是创办了《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他自己担任编辑，而由维布伦担任主编。这份杂志迅速成为（而且至今仍然是）经济学专业的一流学术刊物。
约翰·内夫（曾在芝加哥大学长期担任经济史教授，是我和罗斯的老师）1934年在为劳克林写的悼词中说：“劳克林经常选用顶尖人才，哪怕这些人所持观点与他大相径庭……因而美国大学中最保守的经济系系主任打造了一个政治上最自由、经济学观点最不正统的经济系。”[1]
劳克林重视教授的素质超过意识形态，同时重视教授的科学研究，而且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作为他们专业训练的一个部分。由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他相信个人讲学方式要比那种课堂正式讲授的效果更好。这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延续至今的传统。
就像在劳克林时代一样，直至近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一直被公认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经济系理所当然地享有这一赞誉，因为在这一时期内，经济系有着主张这一理论的杰出教授，而且他们成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但是他们始终是少数。经济系的特点是政策观点多样化而不是追求一致性。芝加哥持普遍流行观点的经济学家（他们是20世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能够与其他学院竞争；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却不行。
乔治·施蒂格勒1964年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时明确讲到这一点。他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能够迅速地既为约翰逊又为戈德华特组成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这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大学的经济系可以为约翰逊组成顾问委员会，还有少数大学的经济系可以为戈德华特组成顾问委员会，但是能同时为两个人提供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却惟有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其多样化的观点经受了实践与时间的考验，并被用于阐明许多经营管理与政策方面的重大实际问题，再加上强调经济学也是严肃的科学问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因此独树一帜。这正是劳克林留给他创建的经济系的遗产。
1946年我到经济系工作时，西奥多·W·舒尔茨刚担任系主任不久。他连续任职15年，是一位杰出的系主任。他在需要做出的任命及其他系里事务方面，充分考虑系里成员的意见，在取得多数人的共识前，他始终很有耐心。聘用教授时，他能够始终如一地以学术水平而不是个人性格及意识形态为衡量标准，他在评价聘用人员的学术水平时，总是表现出出色的判断力。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经济系平稳运行，与其他大学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没有那种尖锐的人事纠纷（就像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所经历的，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现象）。就个人而言，我十分感激舒尔茨，因为他，芝加哥大学为我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舒尔茨194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此前他在艾奥瓦州立学院经济学与社会学系担任了近10年系主任。在那里工作期间，他在聘用一批青年学者时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组织才能，这批学者不仅为学校与系里赢得了声誉，而且后来还成为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中许多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包括乔治·施蒂格勒、霍默·琼斯、阿尔伯特·哈特、肯尼思·博尔丁。舒尔茨本人最初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学，他所在的艾奥瓦州立学院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系后来被公认在这一领域出类拔萃。
舒尔茨离开艾奥瓦州立学院的决定表现出他具有很强的原则性，事情的起因是系里一位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小册子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舒尔茨公开地严厉批评学校行政当局没有保护学术自由①。
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大学，因为舒尔茨的加盟而成为农业经济学领域成绩卓着的教学与研究中心。
舒尔茨对农业的兴趣使他进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这又使他在经济发展方面及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因此而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布朗利与舒尔茨的另一个学生D·盖尔·约翰逊随他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布朗利后来转到明尼苏达大学，他在那里工作得非常出色。约翰逊则一直留在芝加哥大学，在我执教的30年中，他一直是一位好同事。后来他成为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再后来又担任了芝加哥大学的教务长，但是他从未中止经济系的教学工作，也从未停止从事重要而又有影响的研究工作。
从我到经济系起，我们敬畏的老师弗兰克·奈特就一直在经济系任教，直到1955年退休。无论是在他退休前还是退休后，我们与他的关系都特别密切，一方面是因为罗斯与奈特夫妇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阿伦与奈特是挚友。
奈特经常（特别是在有来访者时）在他的家里举行非正式的讨论会，他的家在中路的另一边，而我们居住在海德公园，可以步行过去。参加者每次都不同，但是阿伦、后来的格雷格·刘易斯、罗斯和我是固定参加者。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讨论会。
一次是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激烈讨论。其中一位参加者是梅尔基奥尔·帕利，他是匈牙利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欧洲是享有盛名的银行问题专家，后来移民到美国。他在成为市区一个银行的官员前曾在芝加哥大学短期执教。罗斯至今对他记忆犹新，因为她在本科期间曾为他做过研究工作，罗斯第一次交给他一份手写的研究报告，遭到严厉批评，但是当她未做任何修改，只是打印出来再交给他时，他却又认为这是一份出色的作业。他的一个显着特征是浓重的口音，所以当他说“银行业的发展”时，听起来就像是“银行业的邪恶化”①。在这次特别讨论会上，他因为主张金本位，所以对我为浮动汇率所做的辩护极为气愤。一两天后，他向我道歉，但是我记不得他是打电话还是写信给我的了。
我记得另一次讨论会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查尔斯·哈迪是一位着名经济学家，他从前曾执教于商学院，但是当时他就职于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只是芝加哥大学的名誉客座教授。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讨论可能的政府改革方案，而他则始终反对这些方案，坚持认为弊大于利。最后弗兰克有些生气了，说：“查尔斯，请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哈迪的回答迅速而又经典：“的确如此，世界上有太多该死的改革者。”
虽然阿伦不是经济系的教授，但是他为系里的学术氛围增色不少。我们早就注意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第一个教师中有经济学家的法学院。亨利·西蒙斯是第一个在法学院得到职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经济系的成员。阿伦是第二个，而且正因为他的积极参与，法学院、经济系和商学院之间才有了大量互动学术活动。他还是法律与经济这一学科的创建人，这个学科的建立既得力于他的教学活动，也得力于他所创办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他是这份杂志开办后头5年（1958~1963年）的编辑。这一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大为拓展了，而且这也是戴维的专业。阿伦和奈特一样，就住在附近的社区，偶然也在家中举办非正式学术讨论会—这也是经济系多数教授多年来常做的事。
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约翰·内夫和切斯特·莱特此时仍在经济系执教—我和罗斯在学生时代就曾听过他们的课，尽管莱特已快要退休。莱特爱好网球运动，经常打网球（我后来也成了网球爱好者）。在一场由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举办的网球双打赛中，参加者的年龄之和是280岁，尽管其中有一位的年龄只有五十几岁！每天下午打完网球后，莱特都会从存衣柜中拿出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和其他球友一起享用它们调制的马提尼酒，因为莱特太太很古板，不许他在家中饮酒。
约翰·内夫在经济上很宽裕，而且对人文学科有浓厚的兴趣，认为需要有一个学术领域更宽泛的团体。基于这个出发点，他建立并资助了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至今仍活跃在芝加哥大学。许多委员的学术兴趣与我们经济系的人相近，其中最突出的是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他在1950年加入委员会。
保罗·道格拉斯是我和罗斯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另一位经济系教授，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生于1892年，1920年成为芝加哥大学产业关系专业的助理教授时，已是劳动经济领域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他着述丰富，超出常人。在我们还是学生时，埃里卡·舍恩伯格做过他的助理，后来我们经常听到埃里卡诉苦，说道格拉斯写文章比她读校样还快。道格拉斯有着广泛的兴趣，在公共事务中很活跃，曾于1939~1942年担任过芝加哥大学周边行政区的长官，同时也是大政府的主要辩护人。阿伦1927年到芝加哥大学时，最初是与道格拉斯一起工作，而且共同出版过一本书[2]。后来阿伦受到奈特的影响，与道格拉斯分道扬镳[3]。
道格拉斯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生产的研究，他的研究所形成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几乎已为经济学家熟知。
在罗斯的印象中，道格拉斯是一位极其有趣的教师。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一年级时选了他的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某一天，他进教室时提着一包橙子，为的是向大家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依次将橙子一个一个抛给学生，直到他们大叫“别给了”。在这样演示后，谁还会忘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
她至今仍然对道格拉斯记忆犹新，是因为她一年级时曾为他做过一点儿研究，道格拉斯总是和蔼可亲。他慈父般的教导，对她的自我—用今天流行的说法是“自尊心”大有好处。
虽然道格拉斯终生都是教友会派教徒，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暴行促使他在50岁时还以私人身份加入海军陆战队。1946年退役时，他的军衔已升至中校，一只受伤致残的胳膊是他曾参加实战的见证。他退役后和我同一年回到芝加哥大学。1947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他在主席任职演讲中，用统计数据对“有无生产法则”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4]。1948年他竞选并当选为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此后在参议院服务18年。
在我与他同为经济系教授的两年中，关系虽友好但并不特别密切。后来道格拉斯成为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时，我曾数次在他的委员会作证。在任何一个对他没有直接政治影响的经济学争论中，道格拉斯都能站在正确的一边。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我们经常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争论中结为同盟，这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进一步阐述。
道格拉斯在1966年争取连任竞选时败给查尔斯·珀西，珀西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校董事会的成员。乔治·施蒂格勒在道格拉斯竞选失败后，邀请他来学校为沃尔格林讲座（Walgreen lecture）做一次演讲。我们和他一起吃午餐时，我说他看上去很轻松，体形也比他在参议院工作时或是竞选时好得多，我还说：“因此，保罗，你竞选失败也许是坏事变好事。”但是他的反应非常强烈：“噢，不！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当美国参议员更好的工作了。”
H·格雷格·刘易斯1946年在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几年前他是道格拉斯的研究助理。后来他讲授劳动经济学，并成为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虽然从未担任过系主任，但是他承担了大量不同研究任务的行政管理责任，并且及时高效地履行了职责。同时，他指导了大量的博士论文，并且有着令人羡慕的学术成就。1975年他接受了杜克大学提供的职位，在那里度过了他学术生涯的剩余时光。
格雷格和他的妻子朱丽娅住得离我们很近。他家的地下室里有一个装备完善的木工车间，我和阿伦在地下室一起做木工活，格雷格也参加进来。他做木工活时是一个仔细、勤谨的工匠，就像他从事学术研究一样，但是他和我一样，都承认阿伦才是真正合格的木工师傅。关于这个联合项目，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做了六张沙发，一人两张，沙发是硬核桃木的—当时核桃木远没有后来那样昂贵。这个联合项目让我们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和周末，制作了许多真正的艺术品。我的两张沙发至今还放在我们二楼的房间里，坐了30多年依然很好。阿伦的沙发也还摆在他的家里。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格雷格的沙发了。
我加入经济系时，系里一个重要的团体是考尔斯经济委员会，这是艾尔弗雷德·考列斯1932年建立的，“目的是要发展并推进与数学及统计学有关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这个委员会最初设在科罗拉多，1939年转到芝加哥大学，1955年又搬到耶鲁大学。考尔斯经济委员会在促进经济学研究中使用数学与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美国经济领域中建构大规模统计学模式的先驱者。劳伦斯·克莱因1980年因构建此类经济学模式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早期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考尔斯经济委员会中进行的，其研究成果也是作为考尔斯经济委员会的专着出版的[5]。在考尔斯经济委员会设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还有三位参与过委员会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肯尼思·阿罗（1972年获奖）、佳林·库普曼斯（1975年获奖）、特里夫·哈维默（1989年获奖）。
虽然考尔斯经济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研究组织，有自己的成员与预算，但是因为它的两位领导人也是经济系的教授，因而与经济系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是：雅各布·马萨克（Jacob Marschak），他从1943~1948年是委员会的科研主任；库普曼斯，他从1944年起担任委员，后来接替马萨克担任科研主任。因此考尔斯经济委员会与经济系之间有许多交往与合作。委员会中有一批研究人员后来成为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领域的一流学者，他们的参与使考尔斯经济委员会组织的研讨会非常精彩，我和经济系的其他教授经常积极参与。同样，考尔斯经济委员会的成员也参加经济系的研讨会并有所贡献。考尔斯经济委员会还资助由访问学者主持的讲座，因此活跃了学术氛围。
1955年，尽管经济系与芝加哥大学都力劝艾尔弗雷德·考尔斯将委员会留在芝加哥大学，但是它还是被转到了耶鲁大学。我认为我们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考尔斯与耶鲁大学的密切联系，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耶鲁大学所提供的经济资助显然是芝加哥大学无法相比的。无论原因是什么，芝加哥大学在这一点上损失重大。
马萨克与库普曼斯都是在国外开始其学术生涯的。马萨克生于俄国，他的教学生涯始于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希特勒执政后，马萨克先是移民到英国，然后又来到美国，很快就以富于创新精神与着述丰富而闻名。库普曼斯生于荷兰，他曾在荷兰与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简·丁伯根一起工作。1940年库普曼斯移民到美国，在1944年加入考列斯经济委员会之前，他在战时海运署工作。
马萨克与库普曼斯的性格大不一样。马萨克是一个热情直爽的人，相比之下，库普曼斯显得冷漠又专制。马萨克是一位真正博学的人，他对经济学的不同领域有广泛的兴趣和贡献。我们两人都在经济系讲授货币学课程，而且我们经常一起在系委员会上为货币学专业博士初选考试评分和选拔人才，虽然我们之间总是很友好，但是我们对每个考生的评价却经常不同。
库普曼斯原则性很强而且一本正经。他的专业领域很狭窄，集中在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理论问题上，这一研究使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和马萨克不同，他在经济系的事务上不太合作。我还记得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经济系决定每年一次对《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当年最好的文章颁奖，因此每年都要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该委员会要从由经济系教授提名的文章中做出最后选择，我记得要求每个人提名3篇文章。有一年我担任了这个评选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收到了经济系所有教授（除了蒂加林）的提名名单。我给他打电话，问他的建议。他回答我说，他曾投票反对授奖，所以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必须选择优胜者。这件事让我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都是脆弱的。
艾伦·沃利斯在结束统计学研究小组的工作后就返回了斯坦福大学。就在我来到芝加哥大学的同一年，他也面临着一个获得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职位的机会，主要是教统计学课程。如果接受这个职位，他就必须放弃已到手的博士学位，他已达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所有要求，只差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有一条规定，不将学位授予有终身职位的雇员—这是一条保证水准的好规定。当时和现在不同，博士学位不是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从艾伦后来事业的发展看，与一个已到手的博士学位失之交臂并不是一个重大的牺牲—他后来获得许多荣誉博士学位。而他来到芝加哥大学，对我们而言，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社交上都是一件大好事，对芝加哥大学也是如此。
同年，吉米·萨维奇来到芝加哥大学的放射生物学与生物物理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作为洛克菲勒学者来这里研究如何将数学应用到生物学中的。第二年，数学系聘用他讲授统计学，再后来，芝加哥大学建立统计系，他担任了多年的系主任。吉米（无疑是我所认识的最具有原创精神的人）和我在统计学研究小组就曾经合作过（我曾在第8章中提到他），他到芝加哥大学后，我们合作写过两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在不确定性下的选择[6]，这两篇文章至今还被涉及不确定性的专业论文广泛引用。此外，他还深深影响了我对统计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尤其是对可能性原则的理解。
以上是对1946年我加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时系里教授情况的简要介绍，这一介绍是不完全的（我省略了一些同事），但是仅此已显示出我有幸加入的经济系是一个精英荟萃、研究领域又多么广泛的学术群体。后来还有人加入其中使之更为出色，其中两个最突出的人是哈里·约翰逊和阿尔·哈伯格。
{罗斯}我们在芝加哥大学时的朋友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有些好友是其他系的：政治学系的埃德·班菲尔德和劳拉·班菲尔德，他们先于我们离开了芝加哥。幸运的是他们在佛蒙特选择的夏季住所和我们的消夏住所在同一地方，我们的友谊因此得以长青。夏天我们在他们家或是我们家共度了许多愉快的时光，分享美食，轻松聊天。历史系的阿尔玛·拉赫和唐纳德·拉赫，他们的女儿桑迪和我们家的珍妮特是实验学校的同学，也是放学后的好朋友。阿尔玛以擅长烹饪出名，她不仅能做出美味佳肴，而且乐于和我分享烹饪的诀窍。我的烹饪书上，至今还记有“阿尔玛派”或是“阿尔玛食用碗豆”。同是历史系的丹·布尔斯廷和鲁思·布尔斯廷，在我们住宅区的安全成了问题时，他们几乎是逼着我们搬到近郊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们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并在海德公园买了一处房子。丹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成为史密斯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又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和我们交往密切的朋友还有法学院的沃利·布卢姆和纳塔利·布卢姆、伯尼·梅尔策和琼·梅尔策、爱德华·利瓦伊和凯特·利瓦伊（爱德华是法学院院长，后来成为校长）。我们在芝加哥大学还有其他朋友，但是这几位是最好的朋友。
经济系友好的气氛带动了社交活动。芝加哥大学最大的好处之一是绝大多数教授住在海德公园和肯伍德大街，从校园步行即到（我们从未住在离校园四个街区之外）。这使大家方便来往，相处也比较随意。我们中多数年龄大致相当，因此孩子也差不多大，多数都送进了实验学校。在过去，聚餐非常简单，家庭保姆当时很罕见，我们都是自己做饭，前来做客的女士们帮助收拾清理①。那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发动起来，丈夫还不分担家务。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更富裕一些后，才允许自己偶尔享受一下饭店承办的家庭餐宴。
餐后的谈话因人而异。例如，如果是法学院的聚会，谈的一般都是社会问题及一般问题；如果是经济系的聚会，谈话会很快转向经济问题，多是课堂上提出或是报纸上出现的问题。饭后，大家经常是分成两组，妻子们一组，丈夫们一组。作为经济学家，我一般对男士的谈话更感兴趣，但是也要参加部分的女士谈话。
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都是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沃利斯夫妇、施蒂格勒夫妇（乔治来到经济系后）。虽然乔治和琪克住在弗洛斯莫尔郊区，但是我们照样经常来往。乔治经常在去学校或是离开学校的途中到我们家喝咖啡。沃利斯和我们一样住在海德公园。
许多社交活动都与系里活动有关。例如，有研讨会和访问学者来演讲时，教授中的某一个就会邀请大家到家里进一步深入讨论，而且还可以轻松一下。和米尔顿一起工作的教授中，我们至少邀请过1/4的人来家休息和聊天。这些聊天总是晚间活动的重要内容。总而言之，经济系像是一个家庭；我们和一些人关系非常密切，同时所有人都是朋友。这种友情长存至今。我们也许很长时间见不上一面，但是一旦见面，生疏感都消失了，我们又成了一家人。
注释
[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2 （February 1934）: 2.
[2] Paul H. Douglas and Aaron Director,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1）.
[3]关于奈特与道格拉斯的关系，亨利·西蒙斯与阿伦所起的作用，参见：Stigler, Memoirs, pp. 181-90。
[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8 （March 1948）: pp. 1-41.
[5] L. R. Klein,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1-41 （New York: Wiley, 1950）.
[6] Milton Friedman and L. J. Savage,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6 （August 1948）: pp. 270-304, and The Expected Utility Hypothesis and the Measurability of Utility,?ibid, 60 （December 1952）: pp. 463-74.
第四部分 教学
在芝加哥大学的30年中，我主要是教价格理论（1948年~1962年，以及1971年~1976年）和货币理论（早期是基础课，1963年~1970年是高级课程）。我在1953年指导过各种经济学专题的研讨会，还组建了货币银行学研究室。
第15章 教学
{米尔顿}在芝加哥大学的30年中，我主要是教价格理论（1948年~1962年，以及1971年~1976年）和货币理论（早期是基础课，1963年~1970年是高级课程）。我在1953年指导过各种经济学专题的研讨会，还组建了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我的学术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尤其是早期，但是后来更集中于货币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为我的研究既提供了激励又提供了批评，而且是我与研究生及同事一起从事的相关研究的补充。这些条件共同促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芝加哥货币经济学学派的形成。
早期及《复员军人法》
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一种我所经历过的最独特的教学环境，这种特点又因《复员军人法》而强化。战争期间，大学学生人数大幅下降，战后学生人数一下子翻了一番还多。我们系必须要适应学生数量急剧增加这一转变。更重要的是，学生与普通学生大不一样。他们更为成熟；许多人已经是军官并承担过相当重要的职责；大多数人已经结婚；所有的学生都很认真，渴望早日完成学业，开始工作。他们无疑是我有幸教过的最有能力也最有意思的学生。
大学不得不特别努力来应付学生数量急增的状况。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我从家里去办公室都要经过第58街上的临时住房区，这些房子盖在原来的空地上，孩子、三轮车、自行车、婴儿车（这就是集中于此的年轻家庭的生机勃勃的写照）一一在眼前掠过。
经济系也必须做出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讲授研究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课—我和罗斯14年前曾经听过雅各布·瓦伊纳的这门课。我们上课时，学生大约是30人，后来一直保持这个人数。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初期也承担了这门课，我记得，因为学生数量猛增，有些班的学生达到60人。不仅如此，在一些年中，在一个学期里同一门课我要分别给不同的班上，因而要重复讲两次。我记得，起初我想这会很乏味，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并非如此，因为这种做法虽然是有不足之处，但是能改进教学，我讲第二遍时，听课的学生确实得到了好处，因为我也从第一遍讲授中学到了东西。
我只在少数几年内一学期教两遍课，多数时间我是一年教两轮经济学理论课，一轮是在秋冬季学期，一轮是在冬春季学期。早期我还担任本科生的货币银行学这门课，这类课通常是每周3次，每次50分钟。研究生部的正常工作量是两门课，也就是每周6学时。如果不做科研，这个工作量是很轻松的。我记得一个关于州立法的小故事，这个立法要考虑对州立大学的拨款，一位议员是农场主，他问：“他们教多少小时课？”回答是“12个小时”，他的评论是：“一天干这么多工作真不错。”
当然，实际上用于教学的时间要多于上课的时间，因为要花时间备课，为学生答疑，为试卷评分。除此之外，我们系还实行“初选考试”，所有研究生都要参加，通过了才能获得硕士或是博士学位。这些考试覆盖的是专业领域，而不是专门的课程，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出题并阅卷。这种指导硕士或是博士论文的工作通常要比课堂讲授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也有所得，因为学者同时完成了自己的研究。
当我65岁从实际教学工作中退休时，我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之所以要退休是因为我一生中已批改了足够多的考卷。我始终非常喜欢教学，喜欢和学生交往，但是批改卷子是另一回事。我从来都不会满足于选择题测试，这种题能立刻给出分数，但我认为如果考试的功能仅仅是给学生打分，考试就是浪费时间。考试对学生应该是再教育，同时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因此我在出考题时总是尽量避免纯粹重复课堂讨论中的或是要求阅读的材料，而是尽量出这类考题：要求学生将课堂上学的原则应用于他们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批改这样的卷子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同一问题可能有30~60个答案。更麻烦的是这对自信心是一个打击。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你自认为讲得极为透彻，而学生其实根本没有理解。他们可能能够重复你讲的内容，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应用于新的问题。做教师的失败感使得批改卷子不仅辛苦而且令人沮丧。
非常有趣的是，同样是这些学生，一两年后参加同一专业的初选考试时，虽然没有选更多的课，但是却显示出他们理解了以前不理解的内容。正像我自己还是学生时就认识到的，学生更多的是互相学习，这比从教授那里学到的更多。
价格理论
和瓦伊纳一样，我在书目中强调阅读原着，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一些重要经济学家，同时也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像他一样，我讲授经济学理论，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说，这是“发现具体真理的发动机”[1]，而不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这曾经是，而且我相信现在仍然是“芝加哥经济学”的显着特征，这与某些一流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心形成鲜明对照。正如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源自这一假设：现代价格理论是理解经济行为的强大武器，它不是一套仅用来显示一个人的机智的、华而不实的理论。”[2]
我评分时不仅要看学生的书面考试而且要看我安排的课后作业。这些作业普遍涉及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中的多数来自我与同事的谈话，尤其是与乔治和阿伦的谈话，当我安排学生在课外作业中回答这些问题时，任何文献中都没有答案。总有一天，我以前的学生或是同事会在论文中回答这些问题①。
我这样做是因为在讲授这门课的初期遇到的一件事。我在一个班里安排了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最具原创精神、最透彻的回答是一个中国学生提出的，而他在学期末的书面考试中成绩很差。虽然他对价格理论掌握得很好，而且在运用中具有创新精神，但是他思维太慢，在书面考试中迅速地回答一系列问题有困难。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书面考试有其不当之处，这使我在评价学生时要将书面考试与课外作业同等看待[3]。
我讲授价格理论课几年之后，两个富于进取心的学生（戴维·I·法恩德和沃伦·J·古斯塔斯）共同将我这门课的内容做了一个摘要。经我修订补充后，形成一个油印本，给上我课的学生使用，其他教这门课的教授也使用这个油印本。我在为1962年正式出版的《价格理论：暂行课本》写的前言中写道：
自这本书的内容以油印本形式出现，并在芝加哥大学价格理论课中使用，至今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非常犹豫是否要将这些笔记出版。我的犹豫是因为不满意它的不完整，我希望它能作为一部更完整和更令人满意的、关于价格理论的基本阐述着作出版，而且我乐观地以为我随时能做出一个完整的阐述。但是，作为一个注重实践的经济学家，我不能无视十多年来累积的成果。显然我必须否定这一前提：完整的阐述随时可做。而油印本又不可能广泛流传，因而，尽管我仍然不满意，但是出版似乎是一个最佳选择。
与书名中使用的“暂行”一词相配的是，当时出版的是一种很简陋的平装大开本。14年后（即1976年），又出版了修订补充版，这次是精装本，题目简化为《价格理论》（Price Theory）。我在这一版的序言中写道：
在本书初版后不久，我就从讲授价格理论改为讲授货币理论，一直讲了近10年。3年前我又开始讲授价格理论。明年（1975~1976学年），我打算最后一次讲授这门课，因而，如果我要对1962年的暂行课本做一次认真的修改，现在似乎是时候了。
我不能假装现在的版本是我讲授这门课之初心目中的（或是年轻时梦想中的）完善版本，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扩展了的版本，我也希望是一个改进的版本……
在结束序言时，我不能不提到由于向几届出色而又充满热情的研究生讲授价格理论而生出的满足感。价格理论的体系具有一种美感，它总是让我想起济慈的一句名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世人皆应知此理。”[4]
读者可能还记得，济慈的这些诗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高中时教平面几何的老师曾经提到过它。
虽然这本书并非畅销书，但是一直作为教科书使用，至今仍然年复一年地以相当数量售出。早期版本被译为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日文；最新的版本被译为德文和法文。依我个人所见，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油印本和印刷本使我能够在讲课时停下正式的讲授（为的是要加进新的材料）并利用课堂时间与学生讨论，我相信学生（肯定还有我）都发现这比正式讲授能得到更多的收获。
我忍不住要吹嘘一下我为了让学生按时上课而使用的一个小伎俩。在第二次上课时，有一两个学生照例迟到。当他们中的一个进来时，我让他站住，这样对他说：“如果你晚进教室，你是将损失强加于其他人，如果你仅仅是不来，你只是自己有所损失。因此如果你不能按时到，为什么不干脆逃过这堂课呢？”用这个办法，我保证了学生按时来上课，还含蓄地教授了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外部影响。
货币理论
我改教货币理论课程，是因为我的研究集中于这一领域，但主要原因是经济系感到自劳埃德·明茨之后货币理论这门课已失去了连续性（当年我和罗斯曾跟他学过这门课，而他已在1953年退休了）。此后的10年里，经济系有几个教授陆续讲授过这门课，这门课的内容因此变得非常不一致。虽然我所研究的正是货币经济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教过货币理论。为了尽力避免自己的专业领域过于狭窄，我情愿讲授与我所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的课程。
起初我想要以讲课的内容为基础写一本货币理论的教科书，而且已经将讲课内容录了音，并将录音内容誉写成文。但是这个录音稿非常糟糕，罗斯花了许多时间想要把它整理得像样一些，但是后来我们还是认识到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货币银行学研究室
1953年我开始建立一个新型的自然科学实验室，其模式是经过芝加哥大学早期尝试之后确立的，特别是舒尔茨的试验。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及芝加哥大学在其他领域中的类似货币银行学研究室非常成功，许多大学都随后都建立了同样的机构。
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一开始设在社会科学楼的地下室里—这是我争取来的，里面摆放着别人不要的桌椅。我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经费资助了几个学生，还买了几台二手台式计算器。我记得，每台的价格是300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的1 800美元。由此可以看出计算技术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现在作为广告赠品的手持计算器，也许只值10美元，就可以做当年那些笨重的台式计算器所能做的一切，甚至还更多。
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由10个左右从事货币研究的研究生组成。他们一周集中一次，一起讨论问题，随着研究的进展，再向小组提出研究结果以征求批评与建议。过了一段时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参加到货币银行学研究室里，其中有些是经济系的，有些是商学院的。除此之外，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学者也不时地来这里介绍他们的初步研究结果。
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我一直主持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工作。它有两项主要规定：第一，任何人不能例外—这是指参加的人要在（广义的）货币领域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否则他/她就不被接受，而且要同意至少提供一篇论文；第二，所有的讨论会前都要传阅论文，作者只有5分钟时间来纠正论文中的错误，做出修正或是增加内容。
我认为这些规定对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些规定使之成为一个由积极的研究者组成的集体，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不至于落得仅是一个信息交流会—那种信息交流会虽然有用，但许多研究生的研讨课已经提供了这种功能，这与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功能还是不一样的。
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成功在于教会了学生研究方法，促使学生尽快完成博士论文，同时也促进了芝加哥大学与其他大学与研究机构在货币领域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货币银行学研究室逐渐成为货币研究的某种试验场所，无论这些研究在哪里进行。这些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成果在货币银行学研究室鼓励下没有变成埋没在图书馆书库里的博士论文，而是成为刊载在杂志上的论文，或是成书出版。研究室自己出版了4本书，其内容与在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内容基本一致。这些书中的有些论文已经成为它们所属专题中的经典[5]。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对相关问题所做的研究累积起来，帮助我们加深了对货币现象的理解，这是任何一个学者独立从事研究都不可能做到的。
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同时，我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待了一年，在那里我尝试了导师教学法（这一经历我写在第17章里）。除此之外，我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夏威夷大学各教了一个学期的课。我还因工作需要在其他地方做过一天或是几天的短期停留。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1967年冬季学期（1~3月），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担任客座教授，这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我有许多朋友在这所学校当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系与商学院长期以来被称为芝加哥大学的西部分校，因为它是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外，为数不多的有坚定的自由市场学派代表的经济系之一，这些代表有：艾智仁、比尔·艾伦、杰克·赫舒拉法、尼尔·雅各比、克莱·拉福斯，詹姆斯·布坎南也曾在此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代表人物。我还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商业界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很活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亨利·索尔瓦托利，他是罗纳德·里根的密友、支持者和赞助人[6]。他介绍我认识了里根，我拜访里根时，我们有一次非常愉快的长谈。里根当时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对教育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育，当然他同样关注中小学教育。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他不仅是一个热情、充满魅力的人，而且在教育问题上的观点与我本人非常接近。
里根州长的方案之一是提高州立大学与学院的学费，这在学生中当然很不得人心，因而引起学生抗议和游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也许是学生的经济学会）决定组织一场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迈克尔·英特利吉特教授是反对增加学费的代表，而我却同意为这一方案辩护。毫不奇怪，当我走进房间时，迎接我的是沉闷的掌声，而我的对手则赢得发自内心的欢呼。但是他论证不充分，而我振振有词。我告诉学生，他们是受益者，没有一项政府方案像政府补贴高等教育那样明显地将收入从低收入者转给高收入者，用一个教条主义的说法，这是由洛杉矶瓦茨区的人为贝弗利山庄的人付大学的学费—这一比喻用于在洛杉矶进行的辩论中尤其恰当。
这次辩论中听众的反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辩论进行，气氛由敌视转为支持，最后，听众投票中多数支持我的立场。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经济学家在劝说人们接受一个观点时，不能狭义地辩解，而是要通过他们的个人利益来论证，而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呼吁学生超越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做的。我们所有的人在年轻时都比成年后更具有理想主义，更愿意超越个人利益考虑问题，但是所有年龄的人都有理解个人利益的能力。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由他的《道德情操论》来平衡的。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另一个收获是加深了与特洛伊·艾伦的友谊。他是洛杉矶的一个经纪人，几年前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而后一次又一次地问我是否愿意和他讨论金融问题。他说他愿意在每次电话讨论后付我一小笔钱。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不是因为这笔钱，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寻求建议的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是在那个冬季学期。那时，特洛伊正经营着一家小型金融公司，专营小企业管理，即为小本生意提供贷款担保。几年后，当我在一次心脏手术后来到棕榈泉休养时，在特洛伊的好心帮助下，我们发现在艾智仁租的房子的车库里有一辆租来的汽车，厨房里有电咖啡壶和美味的咖啡。我们与他的最后一面很让人伤感，他正因肺癌而生命垂危，我们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饭店与他告别。
夏威夷
1972年冬季学期我是在夏威夷大学度过的，我的工作包括讲授我从来没有教过的本科生经济学基础课。曾经有一些出版商建议我写一本初级教科书，我的答复是，我认为这样讲授经济学原理可能不太合适。当我们在夏威夷时，普莱蒂斯-霍尔出版公司（Prentice-Hall）的代理人托马斯·霍顿交给我一本厚厚的模拟教科书，假设的作者是我，想要以此引起我的兴趣。但是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因为我一直认为，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由长期教授这门课程的人来写。但是我和托马斯的友谊却因此而持续到今天。他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根据我的建议，他的公司命名为托马斯·霍顿父女公司（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公司以几个版本出版了我在《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的选集。
大多数初级教科书都是先讨论竞争性公开市场上抽象的供求关系，然后再转向由政府和专卖引发的复杂情况，但是我把顺序颠倒过来，围绕政府价格管制组织教学。由特殊价格管制（例如农产品最低限价和房租最高限价）导入特殊市场的供求概念—相对价格理论；由一般价格管制（例如尼克松总统前一年实施的那种）导入确定一般价格水平与货币理论；由政府固定汇率（尼克松政府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1972年这个问题再度成为争论热点）导入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我们能够说的是，这门课非常成功。不走运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重复和改进这种教学方法。
除本科生的课之外，我还指导研究生的研讨课，与教授和研究生讨论他们的研究计划。教授们都与我志趣相投，其中至少有一位是我以前的学生，还有几位是老熟人，此外我又交了几位新朋友。
在这所大学的工作让我们有许多时间享受夏威夷的自然风光、气候和文化。我们花了许多周末去参观周围的岛屿（我们以前从未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在温暖的海水里游泳和潜水，参观活火山，游览不同的旅游胜地，还走马观花地到丛林中探险。我们还参观了夏威夷的许多文化景点，体验了这里和谐而又繁荣的多元文化。我还在商业与其他行业的团体中做过一些演讲，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这里的友好气氛，而夏威夷当地人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结论
回顾在芝加哥大学及其他地方长达30年的教学生涯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那是既愉快又富于创造性的经历。教学工作补充并完善了我的研究。讲授某一专题无疑是你研究这一专题的最好途径，你可以从中发现你在这一领域还有什么知识欠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素质非常高，当你不能将问题解释得令他们满意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让你知道这一点。我和他们教学相长。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同样学识渊博。此外，由于舒尔茨及他之后的系主任领导有方，我们幸免于“校园政治”之害，而这种歪风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自己在威斯康星大学就受害不浅。芝加哥大学的绝大多数教授住在大学附近的海德公园地区，我们也住在那里，这鼓励教授之间、教授与学生之间互动，形成了一种密切友好的同事关系。
教学并不局限于教室之中。我一生从事教学，在各种环境和场所学习，本章只叙述了其中正式的、有组织的部分。例如，有一篇由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出版的博士论文是由迈克尔·克伦撰写的，他从未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天学生，而是我在日本时认识的。他是惟一没有正式听过我的课却被我发自内心地看成自己学生的人。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同样也是我的老师—教书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注释
[1] Alfred Marshal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1885）, reprinted in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ed. A. C. Pigou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5）,P.159.
[2] Stigler, Memoirs, p. 162.
[3]我与这个学生后来的交往将在第30章中讲到。
[4]这一段及下面几段的内容引自Friedman, Price Theory, pp. ix and vii。
[5] Milton Friedman（ed.）,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A. James Meigs, Free Reserves and the Money Supp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George Morrison, Liquidity Preferences of Commercial Ban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David Meiselman （ed.）, Varieties of Monetary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 Press, 1970）.
[6]索尔瓦托利后来资助建立了位于克莱蒙特的亨利·索尔瓦托利中心，专门从事自由研究。
第16章 学术研究
{米尔顿}公众对我了解最多的是我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成果及罗斯与我关于公共政策与政治哲学的着作，但是这些只是我的副业，而不是本行。我出版的大量着作是技术经济学专业的，其次是统计学专业的。公共政策研究从来就只是业余活动。
技术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每实施一项公共政策有两个步骤：一是预测一项政策的后果，二是评估这一后果的好坏。在第一步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科学，在第二步中则是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两者的区别极易说明，但是要防止一种因素对另一种形成干扰却远非易事（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讨论）。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里，公开发表的东西主要是刊载在专业杂志上的文章。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亚历克斯·莫林的建议下，我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再加上两篇新写的文章，以《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为题出版。这两篇新文章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和《弹性汇率论》，后来这两篇文章成为我最为广泛引用和影响最大的文章。这本论文集中占了大约一半篇幅的文章是关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由于1950年重新加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并承担货币研究工作，我已经将研究集中于这个领域。
《货币数量论研究》一书出版于1956年，这是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作品，由我写了一个长篇前言，另外还有由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中的研究生成员根据其博士论文概括而成的4章内容。这4章中的部分内容后来成为经典[1]，所有的作者由此开始了他们硕果累累的学术生涯。
《消费函数理论》出版于1957年，这是我20年前参与消费研究的副产品，延迟了很久才出版。消费理论中的永久性收入理论从此成为规范经济学的一个部分。
我与安娜·施瓦茨以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合作研究成果出版了三本书：《美国货币史》（1963年）、《美国货币统计学》（Moneta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0年）和《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1982年）[2]。《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在《美国货币史》一书出版30周年时，发表了3篇回顾性评论文章阐述了此书的意义[3]。除此之外，还将一些杂志文章选编重印，以《最适宜货币量及其他论文集》为题出版（1969年）。最后，1992年出版了《货币灾难》，副标题是《货币史中的一个插曲》，这本书的内容是以前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再加上一些新的材料。这本书与我其他多数学术着作不同，它既适合于学术界，也适于有兴趣的普通公众阅读。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这是我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写的长篇前言，我怀疑我所写过的文章与专着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一篇更重要的了，尽管这篇前言在文集中只是从属内容。它引起的争论在历经40年后仍未显示出平息的迹象。正如丹尼尔·哈蒙德在文章中所说：“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是经典之作……是一种毫无新意的做法。这篇文章自1953年发表以来就一直对许多人影响巨大……几代研究生（多数人也由此）懂得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将它视为弗里德曼将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标志，或者是‘芝加哥学派’形成的标志。”[4]
毫无疑问，正如托马斯·梅耶在该书出版40年后所说的，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弗里德曼的文章与当今绝大多数经济学所确信的方法论总体一致，至少在主要原则上一致”。[5]当时的分歧集中于我的这个假说：在对一种理论做出评判时，要依据其含义是否与可观察到的现象一致，而不能依据是否与由其假设的所谓现实一致。正如梅耶所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主张对理论与观察做出实证性解释的呼吁。弗里德曼在这样一本书中对不符合实际的假定提出批评，是有理有据的。”[6]
我猜想，这篇文章引起如此多的评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该书出版后，我决定还是去当经济学家，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写经济学研究应如何进行，因此我决定不回应对这篇文章的任何批评。这样我就将未知的领域留给了其他人（特别是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家）去猜测我“真实”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一个“工具主义者”，还是“约定主义者”，还是“波普尔理论的歪曲者”，还是“现实主义者”。直到最近，针对这篇文章而写的论述有1990年由亚伯拉罕·赫希与尼尔·德马奇所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与实践中的经济学》（Milton Friedman: Econom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及1996年由丹尼尔·哈蒙德所写的《理论与实证：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Theory and Measurement: Causality Issues in 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Economics）。
这篇文章构思了很长时间，完成初稿是在1947年，6年后才正式发表，而且1946年我已将其中心内容写进了一篇书评中。我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方法论的了。也许是当时讨论刚形成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或者更为直接的是在对边际分析产生疑问，因为对商人所做的访谈或问卷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商人“在做出决策时实际上并没有参考图表、曲线、多变量函数所显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7]
1947年我完成第一稿后不久，乔治·施蒂格勒和我一起与卡尔·波普尔在朝圣山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此做了长时间的讨论。这次讨论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内容是：必须要研究科学方法论。波普尔的着作《研究的逻辑》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已经成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经典之作，但是我的德语水平有限，我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却无法阅读。1959年这本书才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题出版了英译本，此前一直没有这本书的英译本。因此，我是在朝圣山学会的这次讨论中才第一次了解了他的观点。我发现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只是他的观点更明确、更完善。在朝圣山学会上的讨论对这篇文章的定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和乔治、阿瑟·伯恩斯和多萝西·布雷迪对以后几稿的评论同样重要。
对文章内容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我对统计学的兴趣及我与吉米·萨维奇的友谊与合作。当时他正写《统计学基础》（The Found ations of Statistics）（1954年），这是一本注定要使统计学的哲学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书。他认为统计学是做出决策的方法，并主张以“个人可能性”取代“客观可能性”这个概念，而后者是我所学过的古典统计学的要点，个人可能性是已为人们所熟知的“贝叶斯”统计的关键概念。为了将它简化，吉米说：“统计学的作用不是去发现真理，而是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它使人们联系得更为密切。”
同样，我在文章中说，实证经济学的作用是要解决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因此文章就是要讨论“如何决定是否要将一个假说或是理论试探性地接受为‘关于是什么的系统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8]，概括而言，我的主要论点是“对一种理论的实效性的最后检验，不是它符合形式逻辑的准则，而是能够推断尚未观察到的事实，而那有可能被观察所得否定”[9]。
为什么经济学家观点各异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领域充斥着同样杰出、同样着名的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这种分歧的程度常被夸大，其实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尽管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解决分歧的研究，分歧依然存在。我和罗斯几十年来对经济学家为什么观点各异一直持不同意见。她在发表于《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我们的分歧：
我丈夫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方法论的文章中说：“外行和专家一样，难免受到诱惑，想使实证性结论符合他们坚信的既有观点，如果实证性结论与既有观点冲突，他们就加以拒绝。”但是他草率地断定在美国“公正无私的公民之间所存在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有着各不相同的预测（这种分歧是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而加以消除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只能用战斗来加以解决的根本分歧”。他继续引用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最低工资立法就是基于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为所有人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人们对这种特殊手段在实现共同目标时是否有效存在着隐含的或是明确的分歧。他说：“这项立法的支持者认为（预测）：法定最低工资不仅提高了一些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线的人员的工资，而且提高了那些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线的人员的工资，从而能够消除贫困，与此同时，它并不会导致完全失业人数的增加……反对者则相信（预测）法定最低工资使失业人数增加，从而使贫困加剧……不仅抵消了对就业者工资带来的有益影响，而且还会使其状况更加恶化。”他援引的其他例子还有：工会恰当的角色与地位、直接价格和工资管制的可欲性和关税的可欲性。
不难理解，专家产生分歧的某些行为的经济后果，不同的外行也会有不同的预测。人们不会指望外行对某项治疗的副作用所产生的后果做出判断。在医疗方面，外行愿意接受专家的判断，而且已成为一个规定。虽然我有时相信，医学界的专家也和经济学家一样，对他们的预测有分歧，然而，普遍认为特殊治疗方案的证据充足时，专家们基本上都会同意。
1953年我丈夫对专业经济学家在政策上的分歧做出了与我对医学专家同样的判断。他的结论是：“人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的意见的一致性，将较少地取决于规范经济学本身的进步，而较多地取决于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实证经济学所得出的结论应该而且值得人们广泛地接受。”其前提条件是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与他的方法论观点一致，他说：“我断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分歧也属于这一类分歧，这一判断自身就是‘实证’的表述，要由实际证据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
在这个问题，我和丈夫的观点始终不一致，尽管我更愿意相信他正在逐渐接受我的观点。我相信从对经济学家的政治倾向的了解可以推断出他的实证观点，但是我绝不能说服自己同意政治倾向是实证观点的结果。我丈夫始终反对这个结论，这无疑不仅因为他不愿意相信他自己的实证观点可以被这样加以解释，还因为他的宽容使他不愿意认为其他人有着和他不同的动机。
到1968年，在介绍另一本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及收支平衡的论文选集（《美元与赤字》）时，他修正并扩展了早先关于经济学家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观点分歧的判断。他再次以法定最低工资为例，并且承认：“很难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无论他有什么政治观点）会不同意这一观点：最低工资率增加了非熟练工人的失业率。同样难以找到一个人会认为法定最低工资对就业人员的有利影响足以超过不利影响。”他的结论是：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是因为不愿意被看成是“反动派”和“铁石心肠”①。
他提出另一种对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分歧的解释：他们有一种将经济学判断与政治可行性的判断混为一谈的倾向。关于黄金价格与美元价格的分歧就是一例。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弹性汇率，但是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这在政治上不可行，因而不提倡这一政策。但是正如历史再次证实的，经济学家在判断什么做法在政治上可行时显得非常笨拙。
他对经济学家在政策选择上的分歧的最后解释是，不同经济学家的时间观念不同。“假设同样是科学的判断，政策选择经常要视人们更看重政策的长期影响还是短期影响而定。”
他继续说：“有趣的是，有这样一种趋势：对政府角色的态度与时间观念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那些认为自由最重要，主张限制政府行为的人更看重长期效果，强调政策的最终效果和持久效果，而不是立即可见但可能是短暂的效果。现代自由主义者，那些认为福利更重要、主张更多政府管制的人，更看重短期效果，强调政策措施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篇文章在最后一段中说：“人们要想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取得进步，不仅需要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和完善，而且需要不断地建构新假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构造假说是一项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这个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进行讨论，而不是在逻辑学范畴中进行讨论；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着；必须由公理和实例推动，而不是由推论或定理促进。”
在我看来，这段话无意之中带有自传性质，因为它概括地描述了我丈夫的个性，正是这一点使他对经济学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并对其学生造成极大影响[10]。
正如罗斯所言，在她的评论于1976年发表时，我正在向她的观点转变。我必须承认我还在继续向她的观点靠拢，比起40年前写方法论文章时，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已不那么自信了。一些被我视为科学发现的观点不断地受到抨击，抨击我的那些经济学家似乎更多地是受他们的价值观的驱使而不是受客观判断的驱使。第9章中提到的我和乔治·施蒂格勒所写的《屋顶还是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所受的抨击是早期一个比较和缓的例子，许多严厉得多的抨击还在后面。
《弹性汇率论》
这篇文章的最初形式是我在1950年写的一个备忘录，当时我正在管理马歇尔计划的美国机构担任顾问（见第12章）。这篇文章发表时，其内容违背了人们的常识，尽管许多专业经济学家早就持同样的观点，其中有亨利·西蒙斯和劳埃德·明茨。过了一段时间，才得到了美国多数货币经济学家的支持。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处于幼年期，它建立的基础是固定汇率制，汇率不时地在限定的范围内浮动，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人们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将稳定性与预见性结合起来，并且有能力通过各国的合作不断做出必要的调整。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收支平衡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我多次参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11]。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两次有趣的讨论。两次都是有世界各国银行家参加的会议，一次是196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另一次是1972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就在这两次会议之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当时是1971年8月15日，作为其主要一揽子经济措施的一部分，尼克松宣布美国将不再承担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必须承担的义务—以35美元1盎司向各国的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在这两次会议上，我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秘书长一起负责起草纲领，但两次会议的纲领完全不同。在第一次会议上，秘书长以根本不可行为由驳回了我关于浮动汇率的方案，批评我的方案是不了解真实世界的学者提出的虚幻理论。在第二次会议上，他的继任者却将浮动汇率称为惟一可行的体系，否定了固定汇率方案，因为近期的事件证明它完全不可信。
这一事件向我们揭示了两点。
第一点是，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如何发挥影响。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当我们提出人们认为激进的方案时，可以劝说他们相信我们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影响事件的进程。相反，在危机关头必须有所作为时，我们要提供选择方案，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影响。1971年就出现了这种危机。如果浮动汇率这种选择方案没有在学术论文中由我—还有詹姆斯·托宾和戈特弗里德·哈伯勒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做过全面探讨（我在这里只提到两个杰出的经济学家），真不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也许会实行更严格的资本与汇率管制。事实也正是如此，弹性汇率为现行体系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
第二点和永存不衰的官僚组织有关。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的是监管固定汇率体系；也建立了世界银行，为的是向受战争破坏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重建与发展的资金。当固定汇率体系崩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去了作用，本应该取消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取消。相反，它将自己重组为一个较小规模的世界银行，向那些有收支平衡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国家提供贷款与建议。依我之见，它在从事这种这类活动中做了许多有害的事，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不断扩大规模和提升威望。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固定汇率制依然有号召力，虽然它已没有存在的合理性。欧洲经济共同体就试图在内部保持固定汇率：首先是所谓的蛇行汇率制度，从1972年持续到1979年，尽管其间有不同成员国加入和退出，汇率也多次发生变化。在蛇行汇率制度之后是欧洲货币体系（一个更为正式的体系），它一直持续到1992年，但是汇率再次有了变动。即使如此，固定汇率制的残存影响还存在着[12]。欧共体正在（1997年）尝试更宏伟的冒险—单一货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人们常常由于不能区别“钉住”汇率与“一体化”货币而发生混淆。上述体系中，所有成员国都要承诺：以恰当的货币政策确保自己的货币在与其他货币兑换时的固定价格。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个承诺就是固定价格的承诺，就像承诺要“钉住”小麦价格一样。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崩溃了。
现在的港币与美元的关系很不一样。中国香港政府只是承诺7.8港币兑1美元，反之亦然。它永远可以做到第一点，因为它有权发行需要的任何数量的港币。它能够做到第二点，因为它有足够的美元储备，可以兑换流通中的每一元港币。这一体系将使港币与美元成为一体，就像是将旧金山的美元与纽约的美元连成一体一样。在金本位的全盛期，各种金本位货币都连成一体—英镑、法郎、马克和美元只是因含金量不同而有不同的名字。
一体化货币制经常让人觉得有道理，尤其是在小规模经济实体中。一个像中国香港这样小规模的经济实体，将货币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连为一体是有好处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弃中央银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愿意这样做。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意放弃中央银行，最好的体系是自由浮动汇率制。自我1950年得出这一结论后，实践增强了我对这一结论的有效性的信心，但是正如我几年前所写的，也“让我更加怀疑自由浮动汇率制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因为中央银行会干预—当然永远是出于最良好的愿望。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即使是糟糕的浮动汇率制也比钉住汇率制好，即使它并不一定比一体化货币好”[13]。
消费函数理论
《消费函数理论》一书出版于1957年，我历来认为，虽然这本书不是我最有影响的书，却是我最好的纯科学贡献，理由之一是：在我所写的文章与专着中，这本书最忠实地遵循了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提出的原则。持此种看法的人并非我一个，艾伦·沃尔特斯在一篇就这本书写的评论文章《新帕尔格雷夫》（The New Palgrave）中说：“弗里德曼关于消费函数的着作是一部杰作，他的同代人至今仍认为这本关于消费函数的专着是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这本书，并不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而是不管将来再发现了什么，几乎都可以并入这一超级完美的框架中。这一框架能够容纳，而且的确可以吸收所有新的学术成果。”[14]
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写：
这本书中提出的消费函数理论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其间的多数时间，我并没有从事消费的实例研究。1935~1937年，我曾参与制定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的整体框架，但是此后直到写这本书前，我确实没有再做过任何研究。但是由于我妻子偶尔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再加上我们与多萝西·布雷迪的友谊使我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实例研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布雷迪夫人从家庭预算数据得出的经验总结，她对这些问题的透彻解析，引发了一系列解释消费数据的讨论，玛格丽特·里德后来也参加进来。她以特有的热情、坚持不懈的精神和聪明才智对由这些讨论而衍生出来的假说加以验证……当假说经过验证而大获成功时，她又督促我写出这重要理论，以便她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它来得出结论。这本书虽然由我执笔，我也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负完全责任，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小组的集体作品，小组的每一个人不仅参与研究、促成了此书的诞生，而且还在撰写的不同阶段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意见（第9页）。
该书出版后，也经历了一种新假说普遍要经历的各个阶段：批评、误解、拒绝、提出其他各种选择，经过一段时间后，又被澄清、勉强接受，最终成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本书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大量涌现的消费函数研究中的一部分，《通论》是凯恩斯经济学思想革命的开端。凯恩斯理论的中心内容是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或者换言之，储蓄与收入的关系，凯恩斯定名为消费函数。占据中心位置的是“边际消费倾向”，即收入中增加的每一美元中有一部分本应该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他写道，“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所占百分比小于1。他同时推测：“作为一个规则……随着收入增加，收入中会有更多比例被用于储蓄。”也就是说消费的平均倾向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15]。
边际消费倾向的精确值确定了相应的“乘数”，这是凯恩斯理论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它能明确地反映有多少货币在投资或是政府赤字开支中被加入总收入之中。政府会对乘数表示欢迎，因为这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论证，使他们可以去做想要做的事，即更多地花钱而不必增税。
凯恩斯关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而下降的推测，是“长期滞胀”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是哈佛大学的阿尔文·汉森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来的。汉森教授虽然皈依凯恩斯主义较晚，但是非常坚定，而且成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传道者，试图说服那些不信奉者。他宣称：由于美国已经非常富裕，所以储蓄倾向正在增长，同时投资机会已经枯竭。结果之一是美国经济注定要停滞，除非政府用增加开支来加以拯救。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函数成了大量实例研究项目的研究对象。正如我在该书的第一章所写：
理论兴趣激发了实际研究。大量消费函数从两类数据加以评估：第一类是消费的时间序列、储蓄、收入、价格及类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各类因素；第二类是消费预算数据、储蓄、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抽样调查所获取的个人及家庭收入数据。两类数据开始似乎都支持凯恩斯的假说——当前的消费开支与收入密切相关，边际消费倾向很不协调，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平均消费倾向，因此收入中储蓄的比例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然而出现了一系列证据冲突。由库兹列茨所做出的关于美国自1899年以来的储蓄状况估算，却显示出过去半个世纪的储蓄并没有增长，尽管实际工资有了明显的增长。据他的估算，用于储蓄的收入比例在整个这一时期都是相同的。收入中相应的消费支出率（其一成不变的特性意味着平均与边际消费倾向也是一致的）显然高于边际消费倾向，无论是来自时间系列还是来自预算数据。早期验证预算的研究也强化了这一冲突现象。平均消费倾向在广泛离散的数据中大致是相同的。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储蓄率明显低于战争期间，而它本应与战争期间的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发现结果一致。这一研究结果强调：孤立地将消费或是储蓄与当前收入联系在一起的消费函数是不恰当的（第3~4页）。
罗斯与多萝西·布雷迪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种解释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假说[16]。她们提出：“一个消费单元的消费不是依据其绝对收入，而是依据其在社区内的消费单元中的收入分配地位而定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罗斯和多萝西类似相对收入假说。
而我找到一种分析收入数据的方法，这是我在研究专业执业人士收入时发明的，这种方法有可能为一种更全面的假说提供基础，罗斯和多萝西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是这种新假说的一个特殊案例。这是科学研究中得到意外收获的绝好实例—一种用以解释专业执业人士收入的分析模式形成了极有成果的理论，用以完全不同的目的：解释人们的收入与他们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后来，同样的想法在用于理解货币现象时也很帮助。
我从研究专业执业人士收入中借来的想法将实际收入或测得收入作为收入组成部分的总和。在专业执业人士收入研究中，我将其收入分为三个部分：永久性收入、准暂时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在消费理论中我简化为只考虑两个部分：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
这本书的中心意思浅显得让人尴尬：人们不是根据他们每天、每周或每年的收入来决定每天、每周或每年的消费支出，而是对自己在某个较长时间里可用于消费的支出有一个预期数额，这个预期数额最终决定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样，人们每天、每周或每年所享用的消费服务的总量不是依据他们每天或每周或每年的消费支出数量而定，而是依据向他们提供服务的商品的累积存量而定的（例如已有的房屋、汽车、冰箱等等）。
几乎所有的预算研究都提供了按消费单元在同一时期内的收入而分组统计的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消费支出数据。考虑一下最低收入组内的消费单元：如果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预算研究的对象，那将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低得异常。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与他们这一年内消费支出量有关的是他们意识到的“正常”或是“不正常”的收入，或是按我的说法—“永久性”收入，而不是他们的测得收入，而且这一消费支出有可能超出他们的测得收入。这一组的储蓄低得不正常，甚至是负的。
同样，归入最高收入组的消费单元更可能属于这一组，因为他们的收入高于普通收入而不是低于普通收入。结果之一是他们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平均测得收入相比相对较低，而平均储蓄则高得不正常。
这些考虑解释了为什么观察到的预算数据，以及根据收入分类的消费单元，同样显示出消费虽然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是低于恰当的比例，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的样品中低于消费单元的倾向也低于平均消费倾向。
如果消费单元根据消费量而不是根据所得收入分类，会让人注意到同样的倾向：最低消费组的平均收入与消费密切相关，而在消费规模的另一极端上正好相反。与此相对应的是，消费增长快于收入，显示出边际消费倾向大于消费单元的消费倾向，也大于平均消费倾向（参见第4章中谬误回归的讨论）。
这些考虑可以从质的方面解释时间序列与预算数据所得结果之间的明显冲突。国民收入消费是暂时性因素的平均值，而这些暂时性因素与个人消费单元相关，尽管会对作为整体的群体造成暂时性的影响。但是这些暂时性因素在一年与另一年相比时，其变化要比单独一年内小。因而，由这些暂时性影响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较小。确实无误的是：用两种相反的方法来推算消费函数，消费比收入或是收入比消费，将得到不同的结果，但是它们区别不大，而且要接受观察到的这一证据并不困难：在一个由几年组成的长时期内，国民消费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相当。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所有这一切显而易见到让人尴尬的程度。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将这种质的讨论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模式，它能够用于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这本研究消费的着作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在正式阐述了假说并概括地列举了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后，最后一章列举了由此得出的消费行为的普遍性，并提纲挈领地指出了研究的某些含义、经济学理解及经济政策。这一章（也是全书）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期望接受一种新的假说会带来许多意义，其中一个主要意义正是它可以激励人们以新的角度和新的方式去思考，而这是事先无法确定的。即使我在这一方面大胆提出的观点也大大超出了我从经验中得到的证据及我自己的领域，毫无疑问，我所列举的接受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意义中肯定有许多遗漏。而这正是我们主张‘纯研究’并认为它其乐无穷的理由所在。”
在这本研究消费的专着出版的同时，另外两位学者—弗朗哥·莫迪里亚尼和理查德·布伦伯格（他几年前是我的学生）也提出了一种假说，也是在同样的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这个假说就是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它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一生的周期中是平稳进行的。
两种假说一开始都受到严厉批评，由此而引起多方讨论，对我的书的一个早期书评中提出了广泛的统计学证据，而永久性收入假说与这些证据矛盾，而且这些证据是我自己提出的一种检验。这个书评的结论是：“永久性收入假说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一个有用的工具。现在必须将其视为一种新思想，它的兴趣既不在理论上的可信性也不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因此它在这两个方面都不能让人满意，但是它将有可能激励今后的研究。”[17] 6个月后，同一杂志对这一书评有一答复，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写的，文章指出：头一位评论者误解了我所提出的检验方法，如果按正确的方法检验，得出的结果将能证实假说，而不是与之矛盾。这位评论者继续说，他认为更严格的检验结果证明与假说是一致的。头一位评论者承认他所做的检验不恰当，但是他的结论是“假说的检验过程还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有待充分论证的命题[18]。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久性收入与生命周期学说，以这样或是那样的形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两种假说而引发的大量深入研究，并没有具体证实这两个假说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产生了许多与之不一致的具体消费行为的样本。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深入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种普遍适用的方法，而且不断显示出它非常有用。
虽然永久性收入假说引发了许多争论，但是这些争论与专业执业人士收入研究所引发的争论性质完全不同。这次的争论是在专业人士之间而不是之外进行的，而且集中于技术方面，而不是引人注目的公共政策方面。虽然它确实对公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并不具有公众争论的性质。因此现在回想起来，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进展得很平稳，该书出版方面也没有任何耽搁。从构思这一假说到正式出版，一共是4年多的时间，而其中主要是由我负责的，我尽力使所提供的证据尽可能广泛。
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1950年，阿瑟·伯恩斯问我是否愿意承担货币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这项研究的部分工作，他这时已接替米切尔担任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局长。我接受了他提出的邀请，因为我对货币作用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兴趣，具体表现在《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我写的那篇文章里。
接受他的邀请对我此后30年的学术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我几年后建立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主要理由之一。实践证明，芝加哥大学与该研究局的合作是极富建设性的，这一合作在此后几十年中，对英语世界中经济学领域关于货币与货币政策的大量重要研究所做的重大贡献，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到1950年，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已使古典货币数量论沦为一堆过时的陈词滥调[19]。经济学领域内通行的观点一直是“货币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发性”支出—主要是政府支出加上私人投资。财政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而货币政策是微不足道的附属品。
今天的形势已完全不同。20世纪5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简单形式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消失。虽然术语仍然存在，但是实质已经改变。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无论他们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货币主义者，还是理性预期论者，都认识到货币是重要的，而货币量的变化对短期经济行为与长期价格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1956年出版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专着《货币数量论研究》就是货币理论革命的重要的第一步，这一革命成功地将古典货币数量论奉经典，因而有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标记：“货币主义”。我为该书所写的前言（《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被认为确定了“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它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替代方案，书中的其他论文也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一观点。
福特基金会1958年组织的美国货币与信贷委员会在评估了金融体系后建议对之进行改革，是这一革命的第二步。委员会成员是一些杰出的公众人物，包括商业银行家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代表。该委员会有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并把大量研究项目外包给咨询顾问人员。有一位委员小盖洛德·A·弗里曼，当时是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的常务副总裁，20年后他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告诉我一件事，这件事说明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态度：“我可以肯定我告诉过你，在货币与信贷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曾反复要求由你作证。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最后终于同意让你来作证，但却是将此作为茶余饭后的休闲活动，因为他们觉得不能拿你的经济学理论当真。”[20]
1960年3月11日，我和他们谈了话，并提交了一篇论文，为此他们给了我1万美元，这正好资助了我们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研究。我提交的论文后来作为委员会的出版物发表，这篇论文是与戴维·迈泽尔曼合写的，题目是《美国货币流通的相对稳定与投资乘数，1897~1958》[21]。这篇论文对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原则提出质疑，这个原则就是乘数的稳定性与重要性，它并不是凯恩斯理论的中心原则，但是我们的质疑还是引起了凯恩斯主义者的强烈反应。争论最后占据了《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整整一期的版面，包括两篇评论、我们的答复还有其他评论。这场争论后来被称为“电台之战”，我们是FM，主要评论人是AM，因为后来加入争论的两位作者是：阿尔伯特·安多和弗朗哥·莫迪里亚尼①。[22]
正如我们在《美国经济评论》的回答中所说：“因为（我们的文章）是向新正统理论提出质疑，所以我们期待它能引起争论。而它已经引起了争论，我们的印象是争论中的分歧没有我们的批评者与我们之间一致的地方多。”毫不奇怪，对方的辩护者所写的评论不承认这种一致性。类似的争论，我多次经历过。一个正统观点的扞卫者最初的反应是怒不可遏地拒绝任何对他们主要原则的批评。然后，如果批评还在继续而且得到了某些支持，他们就会勉强承认，批评也许有某些可取之处，但是他们要加上一句，批评过于极端。在这次争论中，他们最初的立场是坚持“货币不重要”。后来他们放弃了这一立场，同时批评我宣称“货币决定了一切”，而任何一个像他们一样理智的人都会承认，货币是重要的，但是“自发性”支出更为重要。
货币与信贷委员会1961年在收到或是发表他们委托的大多数研究之前就发布了年度报告。1961年的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上，专门有一部分时间用来讨论这个报告。我对这个报告的评论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我坚持这个报告回避了所有重要的争论[23]。委员会的专门讨论会上的另外4个成员同意报告的大部分观点，有些人还特别表示他们与我的观点不同，这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奇谈怪论。
安娜·施瓦茨和我合写的《美国货币史》也在同一年作为FM论文出版，这本书提供了货币史上广泛的证据，证明货币变化与随后发生的经济变化之间的一致性，因而在改变专业人士观点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196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虽然强烈批评我们的某些结论，但是整体上赞同我们的观点，他在文章中说：
许多关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争论将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置于其他经济学家的对立面上。但是弗里德曼的反对者之间的共识并不多。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在阐述中经常要停下来指出谬误，并宣称脱离凯恩斯式的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但是当弗里德曼与施瓦茨指引我浏览了上个世纪货币政治与货币政策的主要决策时，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内容值得以“后见之明”加以争论。
他在结束长达21页的评论时说：“这是一本罕见的书，将在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24]
对于正在进行的凯恩斯主义与已被戏称为“货币主义”之间的争论，我的下一个重要阐述是1967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上的主席发言[25]。我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这一曲线表述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稳定性的关系，并认为这一关系永远适用，因此决策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混合比例；他们愿意承受的通胀率越高，他们能达到的失业率就越低。我认为这种稳定关系完全是暂时的，而且完全由非预期中的通货膨胀的变化来决定。当雇主与工人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时，稳定就消失了。我提出一个“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一旦经济机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在相应水平内时，失业水平将左右通货膨胀率[26]。要想保证失业率低于自然水平，不仅要求通货膨胀，而且会急剧加快通胀速度[27]。
现在，自然失业率与菲利普斯曲线适用范围的相对性已成为习以为常的概念，正好有一本由罗德·克罗斯编辑的书出版，题目是《自然失业率：25年来对这一假说的反响》（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Reflections on 25 years of the Hypothesis）。但是在当时，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说的，这个假说是“与流行思想的核心背道而驰的”，而且至今仍与非专业界和新闻界的观点背道而驰。我所阐述的观点真正被接受，主要得力于20世纪70年代时的一项政策所显示出的事实，这项政策就是运用货币政策来减少失业，正如我所推测的，它使通货膨胀率增长而不是永久性地降低失业率。人们发明了令人不快的“滞胀”一词来形容这种形势，这是凯恩斯主义词典中没有的词汇。詹姆斯·托宾当时仍然是一个不愿改革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在克罗斯所编的专着中提到我的发言时，挖苦说“这极有可能是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它的影响超出了专业范围，例如影响到了欧洲与日本的政府和中央银行，还有《经济学家》与其他舆论界代表。欧洲从未自1974~1975年的衰退及1979~1982年的衰退中真正恢复过来，而现在，整个民主资本主义世界都处于停滞状态。”[28]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文章的可怕影响！
在《美国货币史》出版后，一些评论家“批评该书缺乏表述清晰的理论以说明货币在确定收入中的作用”。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我1970年和197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纯理论文章。当时《政治经济学杂志》的联合编辑之一是罗伯特·戈登，他向“一些着名货币理论家征集批评性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刊登了包括我对批评的答复在内的一些文章，戈登将它们集结成册，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框架：与批评者的辩论》（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Framework: A Debate with His Critics）为题出版[29]。
这本书出版时，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尽管它的地位已大为削弱。有人引用尼克松总统的话：“现在我在经济学方面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而《时代》杂志（1965年12月31日）引用我的话说：“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我在（1966年2月4日）致《时代》杂志的信中对此时行了澄清，明确指出，这些引语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引用时都断章取义。我记得信中的原文为：“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在另一意义上，现在没有人再是凯恩斯主义者。”第二句话至少和第一句话同样重要—第一句话是字面意义，第二句话是实质意义。
对凯恩斯主义具有实质性打击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形势。正如鲍勃·卢卡索在一篇对托宾着作的书评中所说的：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并没预见到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但是他们所论证的中心预测是：将会有一个有条件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高通货膨胀率10年中所产生的失业率不会低于低通货膨胀率10年中的失业率。现在我们已进入高通胀率的10年期，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宏观经济就像在一个实验性的显示中那样鲜明，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是对的。实际就是如此简单。这个观点似乎让我明白了最近对凯恩斯正统理论挑战的根源，它们并非无中生有[30]。
我不想引起误解。凯恩斯主义还远没有消亡，尤其是对公共政策影响力尚存。此外，我所讨论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外的其他方法也已经发展成形，或是正处于发展进程中。而观点的表述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相比也已经大不相同了。
货币专着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长期以来做出了许多努力研究经济周期，尤其是扩展与改进韦斯利·米切尔1913年版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这本经典着作。米切尔出版了3本关于经济周期的专着，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有些是与别人合着的，同时还资助了其他人所写的研究局经济周期研究系列着作[31]。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份长篇打印稿，内容是他计划要完成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巨着。他在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完成最初的计划后，就分出几章给不同的学者，由他们分别准备不同的专题。
在我承担这一任务前，研究局已经搜集了大量相关数据，并做了分析。更重要的是，研究所负责分析货币数据的研究人员安娜·施瓦茨，被安排与我一起研究这一项目。她杰出的技能正好与我互补，而且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正如我在庆祝安娜研究成果的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合作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有过任何个人冲突或争吵，即使是我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重大分歧……我永远知道，她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肯定是明确的，它们肯定是精确的，它们肯定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只要有其他证据证明我们是错的，或是有更好的办法，我和她都随时准备改变我们的观点或是更改我们已经做了或是已经写好了的研究。”[32]
在我们写的三本书中，《美国货币史》无疑是最有影响的。我已经提到了它对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辩论的影响。另一本重新解析大萧条的专着，在政府指导经济中所扮演的恰当角色的广泛争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萧条使舆论对政府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从政府是“必要的恶魔”的看法转到政府能够解决任何社会或是经济问题的看法。正统的学术观点促进了舆论的转变，尤其是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后。尽管有联邦储备系统的努力大萧条还是发生了，同时也显示出货币政策的有限性。后来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想法是，货币政策像是一根线，你可以向后拉它（即运用它放慢增长速度），你也可以向前索引它（即运用它来终止经济萎缩或是萧条）。
我们要说明的是，实际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让一次普通的衰退（也许相当严重）演变成一场浩劫，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负有很大的责任。1929~1933年，它不是运用其权力去制止危机，而是让货币供应减少1/3。如果它能如其创建者所希望的那样运作，是有能力防止这种减少的，改为将货币增加到适应经济的正常增长。大萧条远不只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失败，而且是政府的悲剧性的失败。
在《美国货币史》中，论述4年大萧条的一章，在全书论述的从1867~1960年历史的700页中，占去了100页的篇幅，而且已经作为独立的着作再版。应该如何准确地解析大萧条，一直存在着许多分歧，自我们的书问世以来，有大量关于这一专题的着作出版，几乎所有的分析都认为货币量的减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观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所接受，而在我们的书出版前，这是奇谈怪论[33]。
最近有一件关于《美国货币史》的趣事。安娜·施瓦茨和我在1993年12月20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故事》。我们在文章中说：
最近持续不断的议论让我们回忆起与联邦储备委员会打交道的经历，当时我们正在写《美国货币史》（1963年出版）。那时候，联邦储备委员会只公布董事会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决定的摘要……
在我们差不多定稿时，1962年1月5日，我们向董事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递交了一份副本，请他提意见，特别是请他纠正错误之处，因为我无法看到联邦储备委员会会议记录。
我们收到一份礼貌的回信，日期是1月15日，信中告诉我们副本已收到，并说：“我们将尽可能地在2月15日给你们一个评论或是建议，但是我相信你们肯定理解我们在今年所受到的巨大压力。”我们再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没有批评，没有纠错，什么也没有。尽管官方保持沉默，我们还是通过非官方渠道得知有一份针对我们书稿的长篇评论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传阅，但是我们无法得到任何副本。
现在该讲有趣的部分了。在这篇专栏文章发表几个星期后，我收到戴维·汤森的一封信，他是萨姆休斯敦州立大学的教授，信中是这样写的：“最近我读了你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后惊呆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对你的《美国货币史》的内部评论被封存了。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我的评论没有交给你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如果你看到了我32年前写下的评论，就会理解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什么会对其采取封存措施。”
被封存的是一份盖伊·E·诺伊斯写给董事会的备忘录，诺伊斯当时是研究与统计局的局长，备忘录中说：“随信附上由得克萨斯大学汤森教授撰写的对弗里德曼教授最近关于货币的巨着的评论。汤森教授目前从原大学离职，已在此做了一年研究。其形式不同于标准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雇员所写的备忘录，但是我未加修改，你们在传阅时会发现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
这篇评论（日期是1962年2月8日）整体上赞同我们的观点，并在结尾说：“要在一个短评中对如此重要的着作做公正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也许一个提供咨询的评论家的主要任务，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他工作人员花些时间来读一下全书。”
这篇评论中确实有一些批评与建议在当时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正如汤森教授所言，阅读他的评论让我们“理解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什么对其采取封存措施”。
美国经济学会
在美国经济学会1965年的年会上，我当选为该学会1966年度的主席[34]。当选主席要负责为下一年的年会组织研究计划，然后自动成为下一年的主席，负责学会事务，以一篇年会上的主席发言完成任期。
我认为将《经济学文摘》（Journal of Economic Abstracts）改版为《经济学文献》（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任命马克·帕尔曼担任第一任主编，是我担任主席期间最大的贡献。马克在这个职位上出色地工作了14年，当他结束任期时，在经济学论文如潮水般涌现的形势下，《经济学文献》已成为评论和概述经济学论文的世界知名杂志（顺便说一句，马克是塞利格·帕尔曼的儿子，塞利格是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不快遭遇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参见第6章）。在我任期结束后，《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出现空缺，我担任了任命新主编的委员会的主席。我们选择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乔治·博茨，他在这一职位上出色地工作了11年。
我有两个理由赞成创办一份新杂志，专门用来评论、概述经济学论文。第一，也是最为重要的，我相信极其需要这样一份杂志。这个想法来自1/4世纪前我与乔治·施蒂格勒和阿瑟·伯恩斯的讨论，我们当时为刊登在不同经济学杂志上的经济学书评的质量感到沮丧，觉得这些书评过于肤浅，而且充斥着不恰当的过分称赞，而书评的溢美之辞常常与老朋友交情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批评，这种通盘的审视不仅有利于个人发表着作，而且有利于我们经营好重点的研究园地。我们设想的理想方式是，有一个由胜任此职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常设班子，由他们检验论文所提供的证据（数据与论据）是否有说服力，评价论文对其所涉及的领域的理解程度，然后匿名出版他们的结论，这样就可以保证无保留地畅所欲言。
这些讨论播下的种子终于发芽开花了。
乔治写了几篇文章，专讲已发表的论文中的论据与引文的准确性问题，他发现这些论文中有许多错误。我在成为美国经济学会1966年度主席时，就积极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管理学会当时发行的两份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学文摘》，后来由我担任了主席。在此后的两年里，我们竭尽所能，最终以一份非常近似我们几十年前所梦想的那种杂志取代了《经济学文摘》，只是没有设一个常设班子来评论书作或是强制匿名评论。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马克·帕尔曼以其出色的工作为各类着述安排了广泛的评论，同时为一些重要的新书发表了长篇评论，并持续不断地为每年问世的新作发表短评，这些评论列出了不断增加的、种类众多的杂志的内容，以及许多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论文的摘要。
我主张创办一份新的、内容广泛的、价格较高的美国经济学会杂志的第二个理由是出于财务上的考虑。长期担任学会财务秘书的是詹姆斯·华盛顿·贝尔，多亏他对学会的资产以及外来投资的精心管理，在他服务25年后于1961年退休时，他已经为学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赞助来源。当我1967年担任主席时，学会获得的资助大约是50万美元。我一直认为，专业学会应该避免完全依赖赞助，而是应该靠会费与其他现金收入维持。赞助可能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诱惑，但是会使学会卷入一些份外的活动（例如倡导某些特殊的政治观点，或是支持某些暂时处于权势地位的个人）。在我看来，办新杂志是将多数赞助用于富于成果的专业性活动的一个极好的方式，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年轻时的梦想几十年后得以实现，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
我任期内的一件趣事是与希腊政界打交道。1967年4月，希腊军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逮捕了一批政界要人，因为军政府认为这些人与新政府持不同政见。被捕的人中有一位是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他后来被判9年徒刑，这个人与美国经济学会有些联系。帕潘德里欧是乔治奥斯·帕潘德里欧的儿子，年轻时移民到美国，在美国被培养成一位经济学家，并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多年后他成为希腊的总理。
我第一次见到帕潘德里欧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时，当时他刚成为经济系的系主任。20世纪60年代他在雅典建立了经济学研究中心，这是我1963年1月环球旅行中的一个基地。在1962年12月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他递交的论文上署名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系主任[35]。他当时毫无疑问是美国经济学会的会员。我不知道1967年他是否还是会员，那时他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倡导者。
他的被捕与判刑引起世界范围的抗议。作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我受到压力，要求我以追随他的经济学家的名义，支持释放他的呼吁。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我还是给“上校们”（“上校”是当时在希腊掌权的军人的头衔）发了一个电报，敦促他们释放帕潘德里欧。由于世界范围的抗议，他和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1967年圣诞节前被释放。
他后来又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并成为总理，而且推行反美政策。乔治·施蒂格勒总是嘲笑我对他掌权负有责任！
（本章译文参考了胡雪峰、武玉宁译，胡雪峰校的《弗里德曼文萃》—译者注）
注释
[1]特别是Phillip Cagen写的那章：Monetary Dynamics of Hyperinflation。
[2]除了安娜与我的文章与专着之外，同属这个研究局的研究成果还有Phillip Cagen的专着：Determinants and Effect of Changes in the Money Stock, 1875-196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65）。
[3]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4, no. 1 （August 1994）。评论者是Robert E. Lucas, Jr.,Jeffrey A. Miron和Bruce D. Smith。
[4]丹尼尔·哈蒙德向经济史学会会议提交的论文：Early Drafts of Friedman Methodology Essay，College Park, Maryland, June 1991, p.1。
[5] Thomas Mayer,briedman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A Soft Reading,?Economic Inquiry 31 （April 1993）: p. 213.
[6]同上。
[7] Milton 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p.15.涉及这一争论的一篇短文中列举了由5位不同作者所写的7篇文章，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6~1948。
[8]同上（p. 3）。
[9] Milton Friedman,r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A Methodological Criticism? Essay in Positive Economics, p.300.波普尔的专着之一的标题是：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可以看出我与他所见略同。
[10] Rose D. Friedman,hilton Friedman: Husband and Colleague—（2） The Beginning of a Career? The Oriental Economist, June 1976, pp. 21-22.经允许而重新出版。
[11]例如，1967年，我参加了一次由企业协会主持的公开辩论，协会出版了：Milton Friedman and Robert V. Roosa,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ree versus Fixed Exchange Rat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67）。
[12]我在“Dvu in Currency Markets”中简要叙述了这一事件，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2 1992。
[13] Milton Friedman, Money Mischief （New York, San Diego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248.
[14] Alan Walter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 John Earwell, Murray Milgae and Peter Newman （New York: Stockton Press,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87）, s.v.briedman, Milton?（vol. 2, p. 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