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期间主要是庆祝活动，这是对一个准新娘的庆贺。我们有许多亲戚和朋友都被请来参加庆贺，庆贺即将到来的日子。因为我的父母曾经为我的两个姐姐举行过盛大的婚礼，我估计他们因此认为要为我做些特别的补偿。我非常高兴，因为可以和母亲还有同时回家省亲的姐姐贝基在一起，除此之外，我还是愿意住在纽约，但是我尽了我的义务，而且在尽义务的同时还收到了亲戚们送的让人喜欢的结婚礼物！
这次我直接回纽约，婚礼前三天才赶到。米尔顿对宗教婚礼持保留态度，但是经过争辩，他还是顺从了我的愿望，做了安排。我在此要说明，我并不比他更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不按照犹太传统在拉比的主持下结婚，不论是我的父母还是他的母亲都会因此而非常不高兴。和他不一样的是，我参加宗教仪式不会顾虑重重，而他却觉得这种做法很虚伪。
{米尔顿} 1938年6月25日，我们的婚礼在一个犹太教的神学院举行。由于罗斯的全力劝说，我放弃了拒绝宗教仪式的初衷。她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这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得到证实。如果我们以现代仪式结婚，罗斯的父母和我的母亲会非常生气。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种取悦于他们的态度并没有让我牺牲重大的原则，它纯粹是一种形式而不涉及实质。
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我的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参加了。前来祝福的其他人还有：洛伊丝·克拉克和埃尔思沃斯·克拉克，他们从华盛顿来出席了婚礼；多丽丝·比奇曼和阿诺德·比奇曼，他们是我在纽约认识的朋友（阿诺德娶了多丽丝·莫德利，她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的朋友）。婚礼采用正统犹太教的传统仪式，有储帕（chupa，由四个男子抬着的华盖，这些男子必须是犹太人，所以埃尔思沃斯不合格，于是由我的姐夫弗里和阿诺德再加上两位专职拉比担此重任），还在地板上摔碎了我和罗斯喝过葡萄酒的玻璃杯。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车离去，这辆我于此前一年买的福特车，载着我们的全部财产驶向缅因州的北洛维尔，也驶向了我们的婚后生活。
注释
[1]见我为Lives of the Laureates: Seven Nobel Economists一书写的文章，William Breit and Roger W. Spenc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pp. 77-92。
[2]同上，pp. 82-83。
[3]我们至今还互相保持联系，他已从行医行业退休。
[4] Jacob Viner,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ruves，载Zeitschrift f焤National歬onomie 3（1931）: 23-46；在美国经济学会重印的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Chicago D. Irwin, 1952）, pp. 198-232中，瓦伊纳在补充注释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5] How Collective Bargaining Works: A Survey of Experience in Leading American Industries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42）。
[6] Milton Friedman,亵omments on the Critics?载Robert J. Gordon编的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Framework, Milton Friedman,亵omments on the Critics,?in 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Framework, ed. Robert J. Gor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 162-63; reprinted fro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 （September-October 1972）: 906-50。
[7] Milton Friedman,襇y Evolution as an Economist樱豅ives of the Laureates, p. 84。
[8] Y. H. Farzin,襎he Time Path of Scarcity Rent in the Theory of Exhausible Resources,?Economic Journal 102 （July 1992）:其中提到的霍特林的文章“可枯竭资源经济学”，载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September 1931）: 256-71。
[9]我在霍特林课上的一位同学，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苏珊娜·爱德蒙森，原来是法语教师，她决定改变职业学经济学。在最初几节课的某一次下课后，苏珊娜离开课堂时对其他女生说：“我要嫁给这个男人。”她后来真的嫁给了霍特林。霍特林曾在英国师从R·A·费希尔学习统计学，因此成为费希尔的忠实追随者，不仅在统计学方面，而且在遗传学方面。费希尔向他鼓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级的出生率高于地位高的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种质量的下降。后面的章节中还要更详细地谈到费希尔，这里只说费希尔和霍特林对这一理论的反应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大家庭的父亲—费希尔有8个孩子，霍特林的前妻生了两个孩子，苏珊娜生了6个。
南方长大的苏珊娜是劝说霍特林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恰波海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建立数理统计学研究所的主要人物。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3年去世。
几年前，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哈罗德·霍特林在走廊里向我走过来，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这是小哈罗德·霍特林，简直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0]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 Lecture Notes on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49）。
[11]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襉bituary, John Bates Clark,?Economic Journal 48 （September 1938）: 572。
[12]参见See F. A. Hayek, Hayek on Hayek, ed.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3] Stigler, Memoirs, p. 26。
[14] Eugen Slutsky, ?The Summation of Random Causes as the Source of Cyclic Processes?（in Russian）, Problem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vol. 3, no. 1 （Moscow: The Conjucture Institute）. Revised English version in Econometrica 5 （April 1937）: 105-46。
[15]虽然我在搬家的过程中，丢失或是毁掉了我已经完成的草稿，但是我最近听说，芝加哥大学雷格斯太因图书馆的奈特文件中还存有我的草稿的副本。
[16]“我依靠能干的研究生助手罗斯·迪里克特小姐对论据做全面核对，并帮助查找参考资料，她后来更为专门的资本理论史这个题目研究了大量的材料。”Frank Knight,襎he Ricardian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 （May 1935）: 171。
[17]序言中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我以前的研究生，他来营救我，并继续给了我一年极有价值的帮助。”（第13页）在第18章标题的注释中说：“我深深感谢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在准备和撰写这一章时所给予我的无价的协助，并允许我引述他尚未发表的关于无差异曲线的论文的部分内容。”（第569页）Henry Schultz,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18]他交给我的文章的标题是：The Fisher-Friedman Definition of Complementarity Restated in Relation to the Slutsky Decomposition-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19] Milton Friedman,襆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6 （September 1946）: 613-31, reprinted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277-300.
[20] Hildegarde Kneeland and others, Consumer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umer Expendi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volumes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 and 1939）. I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second but not of the first, though my contribution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preface.我被列入其中之一的第二卷的作者名单，但没有列入第一卷，虽然被在前言中致谢。
[21]米尔顿在信中告诉我尼兰小姐提出雇用我的要求，艾伦·沃利斯又附言说：“M·伊克斯有时会毫无道理地拒绝某事，如果拒绝雇用你就属于这种荒谬的事，我恐怕他充分考虑的可能性不大。我总体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必须显示一些智慧），因此不要放弃希望。如果通不过，我和米尔顿不是仅有的两个感到失望的人，希尔德加德·尼兰也会和我们一起难过。”
[22]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7）.
[23]引自近20年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的所有的书的扉页上的声明，后来被一个说明其功能与研究所的目标的决议所取代。
[24]详细内容可参考U. S. Congress, Senate, 73rd cong., 2d sess., S. Doc. 124。
[25]“The Use of Ranks to Avoid the Assumption of Normality Implicit in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载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32 （December 1937）: 675-701。我随后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褹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Tests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blem of m Rankings,?in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1 （March 1940）: 86-92。
[26]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National Income and Wealt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1 （1937）; vol. 2 （1938）; vol. 3 （1939）.
[27]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Measurement: The Jubilee of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54, ed. Ernst R. Berndt and Jack E. Triplet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有一个趣闻，在编写导言时编辑写道：“尽管已有现代计算机技术，但是今天的编辑还是不能效仿弗里德曼在于收入与财富研究讨论会召开当年出版的头三卷论文集中采用的编辑技巧。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能确定这是否是效率下降、工作消耗量增加、资本量正在替代劳动量，或是某种尚未确定的测量错误的有力证据。”（第1页）
[28] Delaware Income Statistics Compiled from Income Tax Returns for 1936, 1937, and 1938, vol. 1 （Newark: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41）.
[29] Frank A. Hanna, Joseph A. Pechman, and Sidney M. Lerner, Analysis of Wisconsin Income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8）.
[30]这本专着的部分内容被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为我的博士论文。
[31]因此，这一研究让我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职业资格证书弊大于利。这个观点在我们的专着《资本主义与自由》及其他文章中都表述过。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完全同意我对资格证书的立场，他以自己的经验对30年代的形势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希特勒吞并前，他曾在奥地利执业并在自己的行业中小有名气。因为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来到美国。为获得在美国执业的资格证书，他在医学院又念了两年，这样他才可能是一个“批准的学校”的毕业生，然后他又在一个“批准的医院”做了一年实习医生。虽然浪费了三年时间，到我认识他时，他又成为本专业的侥侥者。美国医学协会对进入医疗界的人数加以控制的效果可以由以下事实加以证实：希特勒掌权后，获准在美国执业的受过外国训练的内科医生的数量，每五年不到300人，占获得资格证书人数的5%，而且没有增长的趋势，虽然有许多专业人士从德国与奥地利流入美国。详细讨论见Incomes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tice, pp. 8-21。
[32] Steven J. Davis and John Haltwanger,褿ross Job Creation, Gross Job Destuction, and Employment Realloc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August 1992）: 819-63.
第二部分 开始婚后生活
下午的时光，我们经常在湖里游泳或是划船。我没学过游泳，米尔顿就坚持不懈地给我讲各种要领，不厌其烦地教我，然后才让我从船上下到水里。 我始终游得不好，但是足以让他满意。不游泳的下午，我们就在乡村周围散步，或是开车在这个地区闲逛。
第5章 开始婚后生活
{罗斯}即将成为我们的家的那间小屋子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令人愉快的。这是一个在树林中的小石头屋子，能看见凯泽湖的风景，有一条小路通向湖畔的私人码头。我们在这间小屋中度过了新婚后的最初3个月。小屋是小说家佩斯利太太的客房，她在湖畔还有一个大房子。我记得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她不在家，所以我们可以随便使用她的私人码头和小船。小屋子已经安装了电线，但是电还没有通到这个地区，不过房子里备有阿拉丁神灯那样的煤油灯，可以提供很好的照明，让我们工作到深夜。我在一个烧柴的火炉上做饭—我对这种火炉很熟悉，因为以前我母亲总是在这样的火炉上做饭和烤面包，即使是我们劝父亲为她买了一个烧柴和煤气两用的炉子后，她还是要用烧柴的火炉。她用没有温度显示器的火炉烤出的蛋糕，要比多数现代厨师用价格不菲的设备烤出的蛋糕好吃得多。但是我必须说明，我只在我母亲的炉子上烧过开水，从未做过其他事，因为她可不赞成让孩子们自己做饭或是做其他家务。但是，也许是因为我有母亲的基因，或者是我的运气好，我总算是为我们两人做成了饭菜，虽然不是什么美味佳肴。
{米尔顿}罗斯和她母亲一样，永远是一位能做出神奇美味的巧手厨师，结婚近60年了，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她烹制的美食，这一点就是她的非凡厨艺的一个明证。如果她母亲真的没有教过她，那她的烹饪技能则有力地证明了遗传基因的重要性。
{罗斯}不管有没有现代设施，我们过的是田园诗般的日子。多亏有美妙无比的煤油灯，让我们可以工作到深夜，写我们的博士论文：米尔顿写的是关于专业执业人士收入的论文，而我的题目是资本理论。我们分担必须去做的工作，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互相帮助对方承担手稿的打字工作，也分担家务活。我比较擅长家务，比如做饭；而他比较擅长其他活计，比如劈柴。这里的问题不是男人的活儿或女人的活儿，而是谁做更有益，还有就是谁手头有时间干某样活儿。
下午的时光，我们经常在湖里游泳或是划船。我没学过游泳，米尔顿就坚持不懈地给我讲各种要领，不厌其烦地教我，然后才让我从船上下到水里。我始终游得不好，但是足以让他满意。不游泳的下午，我们就在乡村周围散步，或是开车在这个地区闲逛。
有一次我们看望了我们的朋友克拉克夫妻，他们当时住在缅因州南伯维克洛伊丝的祖父母家里。洛伊丝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死于一次事故，她和两个兄弟是在祖父母的抚养下长大的。洛伊丝非常爱她的祖父母，她觉得有责任照顾他们，特别是她的祖父—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让人喜欢的绅士之一，所有的人都忍不住要喜欢他。在这第一次的走动之后，我们又多次前去造访，后来我们到新英格兰度夏以后，还不时地前往南伯维克。但是，我尽力回忆，印象中后来还是再没见过她的祖父母。
最初三个月的共同生活，而今回想起来，细节已经模糊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一个快乐的夏天。当然也需要磨合，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多年的独立生活。我们想出了一个让磨合变得容易又省时间的好办法，那就是用数字来代替某些常用的口头表达。我记得我们有10个数字，但是沿用至今的只有数字2，它表示：“我错了，你是对的。”这个数字能留下来，是因为说“2”比承认自己错了要容易。
夏天结束时，我们决定在回纽约前先去游览魁北克（此后的两年内我们家都会在纽约）。我们把不多的几件行李放在汽车里，向北穿过人烟稀少、树木繁茂的林区。我清楚地记得这次旅行：沿途赶上狂风暴雨，树木都被连根拔起。车继续向前行，我们眼看着天黑了，但是经过的房子和汽车旅馆都没有电灯，只是偶尔会看见一扇窗子里有蜡烛。这显得很奇怪，但是我们那时还是没有把没有灯和我们刚遭遇的暴风雨联系在一起。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汽车旅馆，决定停下来过夜，这才听前台的人说，我们刚刚遇到的是大飓风。后来我才知道，1938年是新英格兰的“飓风年”。
车载收音机还不像后来那样普遍，我们的汽车里就没有。就算是有收音机，天气的信息服务也不像现在这样全面。无论听起来多么难以置信，我们当时确实对面临的灾难毫不在意。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愚蠢，或者是过于互相关注，以至于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
我们到魁北克时，飓风已经过去，阳光灿烂。我们愉快地游览了老魁北克，然后掉头驱车返回纽约。
临去度夏前，我们没有租公寓，回来后我们先住在旅馆，第二天就开始找房子。我记得我们没有看太多的房子就订下了一套很豪华的公寓，公寓在一座新建的楼里，位于纽约中央公园与104街交会处。这个位置对米尔顿来说非常理想，因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就在哥伦布广场（百老汇与59街交会处），乘第八大道的地铁只需几站，而在许多年前乘地铁是非常愉快的事。我希望我上班时也能非常方便。这个居民区的安全现在很成问题，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高尚社区。阿瑟·伯恩斯和海伦·伯恩斯夫妻的公寓位于几个街区之外的97街与中央公园西交会处，这无疑是我们在这个地区租公寓的原因之一。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把公寓布置好。我们一生中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认为，除了买房子，买其他东西都应该用现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们梦想的房子，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完美无缺。我们把公寓布置好以后，都觉得这是我们拥有过的最漂亮的家，其中米尔顿做的书柜也让我们非常满意（我不记得米尔顿是在哪里干的木工活了，估计是在一套空的公寓里。他其实从高中的“手工训练”课以后就再也没有做过木工活）。我们尽情享受着新家。
我们在纽约有许多朋友，而且来往密切。除了伯恩斯夫妻外，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和我们一样，刚结婚，没有孩子，其中以米尔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居多。而且，他们多数成为我们终身的朋友，即使我们生活在其他地方时也一样—实际上我们多数时间生活在其他地方。我们经常旅行，只要有可能就顺路访友。
最近我们在一部家庭录像上看到了其中的五对夫妻，他们是晚宴上的嘉宾：伯恩斯夫妇海伦与阿瑟，阿布拉莫维茨夫妇莫与卡丽，哈里斯夫妇洛厄尔与阿格尼丝，沃利斯夫妇艾伦与安妮，贝内特夫妇罗林与珍妮，我们只与其中的贝内特夫妇一度失去了联系。也许是因为罗林离开了学术界，而其他人的职业都集中在学术界。但是我们已经重新联系上了。最近我们去加利福尼亚的养老院看望了他们。
我们这群人中的男人多数是经济学家，女人中也有一些人是，所以我们的聚会是一个讨论经济学问题的机会，而这些问题正是这些人当时心中经常考虑的。
此外，日益恶化的世界形势也困扰着我们。1939年9月战争在欧洲爆发，大约就在我们离开纽约的前一年，战争是讨论中除了经济学问题外最主要的内容。
米尔顿与阿瑟·伯恩斯的友谊要比其他人开始得更早，而且一直持续到1987年阿瑟去世。
我们所有朋友的婚姻都是从一而终，不知这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生活，还是我们这群特殊的人的特殊环境使然，或是两个原因都有。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分开，未亡人也没有再婚。阿格尼丝·哈里斯几年前去世。安妮·沃利斯70岁时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久病不愈后去世。
利奥·罗斯滕生活在好莱坞，偶尔也来纽约，于1997年去世。他永远是一个神奇的讲故事高手，只要有他参加的聚会，他都会成为众人的中心，滔滔不绝。伊莱·金兹伯格也是喜欢占据聚会中心滔滔不绝的人。有一次在利奥来访时，我们想，要是把伊莱也请来，一定会非常好玩，我们还邀请了两位朋友来吃晚饭，看他们两个人谁能控制谈话的中心内容。竞争很激烈，但是晚宴刚开始不久，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利奥就成了冠军。
那次晚宴上有一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我和米尔顿都忙于工作，所以我们请了一位小时工范妮，我从未忘记过她。那天下午她很早就来了，一直干到吃晚饭。我记得她一周工作5天，我们付她一周7美元，这是当时纽约通行的工钱。她非常尽职敬业，我们和她在一起也很愉快。她不自卑，我们也没有看不起她。我们招待利奥的晚餐最好地体现了她的态度。当时正是迪万神父①因在哈莱姆传播福音而闻名的时期。晚餐中间，伊莱谈起迪万神父，开始是正常的声音，后来因为意识到范妮就在附近，就压低了声音。厨房与我们坐着吃饭的小餐厅不是完全隔开的。范妮大声喊道：“你不用小声嘟囔，我不是迪万神父的天使！”
我们在纽约住下后不久，我如愿开始工作，做债券研究项目的助理主任，这是一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和联邦储备银行合作的项目，就是我和汤普森先生在华盛顿讨论过的那个项目，当时我们考虑在我搬到纽约后是否有可能为我提供一个其中的职位。但是我没有工作到项目结束，我在1940年离开了纽约，当时米尔顿被任命为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的客座教授（见第6章）。不等项目结束就离职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种模式，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模式。
虽然我们两个人在开始共同生活时都是经济学家，但是也有不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问过谁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我离开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工作是因为我绝不愿意有一个半日制婚姻，而米尔顿对在华盛顿工作没有兴趣。当我们离开纽约去威斯康星时我放弃了工作。我这种态度部分是那个时代的反映，那时妇女解放还远未出现在地平线上，几乎没有已婚有家的女性从事全职工作的，因为这会使她们一天的多数时间不在家。我们的朋友中为数不多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都是因为有寡妇母亲或是寡妇婆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能够承担做饭的职责。我和米尔顿都明确地意识到，如果我们有了家庭，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母亲，经济学家是第二位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人生的全部内容中，个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从一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过与米尔顿在专业上竞争的想法（也许因为我聪明地认识到我不可能竞争过他），另一方面，他总是让我觉得他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1984年3月18日在旧金山的一次星期天的《主考人》（Examiner）采访中，就像我经常碰到的那样，我被问到如何面对我们没有同等的公众声誉这一事实，我的回答是：“幸运的是，我生来就没有强烈的竞争基因，因此他的声誉就是我的声誉。我永远不会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为自己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而感到非常自豪。另外，他和我相比，更爱交际、更开朗、更大方，因此，他更适合做公众瞩目的人物。”
米尔顿在我们结婚前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以西的地方，而且他只见过两个我们家的人，一位是我母亲，她来纽约看过我们，另一位是我的哥哥阿伦。我们决定在搬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前，利用夏天开车去波特兰看望我的家人和朋友。
{米尔顿}前两年我们偶尔会驾驶我在离开华盛顿前不久买的福特车。为了这次西去的旅行，我们花795美元买了一辆很新的二手墨丘利（Mercury）两用车。它为我们好好地服务了6年后，我们在俄勒冈的波特兰将它以1 350美元的价钱卖掉，这是在我们1946年第二次西去旅行后。我们卖车的账面利润是战时通货膨胀、西部车价较贵、汽车短缺的结果，此外还由于战争期间民用车辆生产暂缓，战时物价管制还有效。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没有再买车，等再买车时，我们买了一辆恺撒（Kaiser）就满意了（这倒不是为了考虑物价管制，战前这种车还不存在，而且战争结束后，物价管制没有持续多久）。
{罗斯} 1940年7月我们离开纽约，此后的整个夏天都是在开车横穿美国的长途旅行中度过的。我们回顾起这次旅行时，总认为它是我们最愉快的旅行之一，不过或许有这种感觉是出于怀旧。虽然事先做了详细的旅行计划，但是我们特意将日程安排得比较灵活。如果我们喜欢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多停留一些时间；如果发现某处枯燥乏味，就继续前行。我们的旅行非常简单，晚上住在汽车旅馆里而不是饭店里，如果碰巧幸运地找到一块开阔的地方，而又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就在小河边或是山顶野餐。在美国国家公园，我们就在营地的小屋里过夜。
当时的营地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但是也没有今天这样拥挤。据我的记忆，我们在整个旅途中没有提前预订过任何一个用来过夜的地方。
此前，我们两个都没有太多的旅行经历，所以此行有许多地方要游览。我们后来再查看当时的旅行日志，发现没有遗漏太多的地方。我们从北方到南方，再从东部到西部，走遍了美国，并且深入到加拿大和墨西哥。
旅行一开始我们就去了加拿大，游览了蒙特利尔。一件小事鲜明地体现了我和米尔顿在花钱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贯穿始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上到洛伊尔山（Mount Royal）的山顶，这是一个标准旅游线路。米尔顿想要坐马车，而我认为应该步行上去，可以省钱。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就买下一套骨灰瓷瓷器，而米尔顿却认为小商品店的瓷器就很好。最终我们还是买了骨灰瓷瓷器，然后步行上山，不过这是以我们达成的一项“协议”为前提的。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组刚刚绘制了根据家庭规模和收入多少而定、与不同的预算相对应的支出表，而我们的协议就是，我要在下一年里比照我们的家庭规模和收入水平从食品支出中把买瓷器的钱省出来。我有一个玻璃容器，里面放着零钱，这是我前一年节约出来的。这是我的第一次分期付款。我必须承认我做了点小手脚，因为出去吃饭没有算在我的食品开支中。我现在已经忘了当初花了多长时间才付清钱，但是我现在还保留着这套瓷器。
在向西去的路上，我们停在麦迪逊，为下一年挑一处房子。我说“挑”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海伦·格鲁夫斯的丈夫哈罗德·格鲁夫斯促成了威斯康星大学聘米尔顿为教授一事，他已经详细地调查了房屋市场，选择了几处房子让我们挑。我们选中了名为弗洛斯特树林的公寓楼中的一套房子。这个公寓楼是美国着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一个门徒建的，非常适合我们。处理完这件家事，我们又继续西行。
因为一次事故，我们在加拿大的班夫停留了较长时间，这是一次虽然不在计划之中但也并非很不愉快的停留。当时是我开着车从加拿大的贾斯珀前往班夫，遇到一段湿路，转弯时车一滑，翻了。我们遇到过多次这类事件，显示出我们生来就是“幸运星”，而这次事故只是其中的一次。我们开的车是一辆两用车，没有安全带。幸运的是我们拉上了顶篷，因为我们刚从暴风雨中穿过，而这就是路滑的原因。但是两用车的顶篷保护功能不太强。尽管如此，当我们两个人从车里爬出来时，甚至连擦伤都没有，虽然车损坏得很严重。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米尔顿就此对我有过一丝批评之意，他总是说，不是我的错，是因为路太湿。
和所有车祸发生后的情形一样，人们停下车来，有的人是看能否帮忙，有的人是出于好奇。其中有一句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一个又一个人看完现场后都说：“看，车撞得这么厉害，可是鸡蛋竟然没破！”事实正是这样，有几个煮得比较硬的鸡蛋放在野餐篮里，当车身突然被撞开时，鸡蛋都滚了出来，它们确实没有碎，只是撞得噼啪响！
汽车在卡里加里修理时，我们在班夫的旅游者之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周。这个旅游者之家是由一位苏格兰女士经营的，我们每天的下午茶都吃她做的烤饼（这是米尔顿难以忘怀的）。我们还看遍了当地的风景。那辆车除了撞得很厉害的车身外壳以外，其他地方都修好了，我们继续西行。
这样一耽搁，我们必须取消行程计划中的某些内容，以便在预期的日子赶到波特兰。我们是半夜才赶到的，因为忘记了从达拉斯到波特兰的路。我的印象中，沿玛尔蒂诺玛高速路而下只需两小时，而我们却开了6个小时。双车道的路沿着哥伦比亚河蜿蜒而行，一个急转弯接着一个急转弯。不过我们总算到家了，虽然我们悄悄地从卫生间的窗户爬进屋子，但是因为全家人此前都在等着我们到来，所以还是有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全家都醒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望亲戚。我的姐姐贝基带着她10岁的儿子巴里也回家来了。他们和我们一起离开波特兰，而米尔顿从一开始就成了贝基心目中的英雄。除了他对我的家人的亲近友善及与那些既不认识又没有太大兴趣的人交谈时所表现出的宽容之外，她特别感动的是米尔顿对她的小儿子的耐心。巴里想要在路上每一个好玩的地方停车，米尔顿几乎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
我们此前已经参观过两个世界博览会，一次是1933年在芝加哥，另一次是1939年在纽约。但是我们不能错过在旧金山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举办的金门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是为了庆祝新的金门大桥与旧金山—奥克兰湾桥建成。我记得那是在我们东行前往大峡谷游览的途中。虽然我不能准确地记得是在什么时间，但是游览中有几个场景历历在目，特别是我们骑着驴进入大峡谷那一段儿。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我们两个人那天夜里站着吃晚饭，还几乎能重新感觉到那种辛苦。
虽然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多次往返于芝加哥与波特兰之间，但是其中没有一次是开车旅行的—而只有开车才是能真正游遍美国的惟一办法。我们两个人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沿路所见到的人的多样性。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自然景观与人民是如此多样化。我们的此次旅行历时12个星期，行程1.3万英里，最终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结束—这里是我们的新家。
第6章 校园政治的牺牲品
{罗斯}是哈罗德·格鲁夫斯促成了威斯康星大学聘用米尔顿为教授，任期为1940~1941年。格鲁夫斯是该校公共财政专业的教授，负责威斯康星州收入研究项目，他积极参与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组织的收入研讨会的活动，而米尔顿是研讨会的第一任秘书，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哈罗德·格鲁夫斯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他和人文与科学学院的院长乔治·塞勒里都认为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已经开始走向衰败，需要注入新鲜血液。格鲁夫斯对米尔顿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印象深刻，因此认为让他来威斯康星大学，有利于加强统计学与经济学理论的教学，而这正是经济系的薄弱环节。
1940年2月，他第一次写信给米尔顿，询问他对一个年薪4 000美元的副教授级别的职位是否感兴趣。格鲁夫斯意识到，让他的同事们同意这一任命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他对经济系的未来发展与同事们持不同意见，而且一些积怨正在加深。系里开始分派，很伤感情—这是校园政治中常有的现象。
格鲁夫斯教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而且自以为自己擅长政治—但是据我看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米尔顿表示他至少对考虑这一前景有兴趣后，格鲁夫斯在信中说：“我应该说明，这件事情的前景并不很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考虑提供一个在我们的项目（指收入研究项目）中做雇员的工作机会，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考虑以我们自己的名义组织一次合作……至少这值得一试。”
在后来的通信中，格鲁夫斯教授指出，在当时经济系的形势下，得到终身职位可能不太容易。米尔顿建议，他本人也还没有考虑好是否接受威斯康星大学的终身职位，更合适的也许是一个一年期的任职机会而不是终身职位。回信中，格鲁夫斯建议，这个职位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经济系教书，另一部分是在收入项目中帮忙。现在回顾往事，看了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文件后，我倾向于认为格鲁夫斯是用收入研究作为特洛伊木马将米尔顿送进经济系。
经济系最后建议，给米尔顿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时间是1940~1941年，工作内容是在收入项目中做顾问，此外每学期上两门课（他们还特别说明，两门课不包括在两门已有的统计学课程中，目的是再次向那些正在讲授这两门课的人保证，他们不会被取代）。校董事会秘书给米尔顿的任命通知中说，这是一个教授级的统计学讲师职位，时间是1940~1941学年，在此期间的年薪为4 000美元。任命通知里没有提收入研究项目。
当时大学教授的工作量与现在明显不同。现在，一学期两门课会被认为是正常工作量，如果在一个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就算得上是比较重的工作量；但在当时这却被认为是半工作量，另一半是为收入研究保留的。
我们当时很年轻，对校园政治一无所知；而且米尔顿和格鲁夫斯一样，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再加上我们当时既没孩子也没有什么俗务缠身，因此觉得新经历很富于挑战性；最后，还因为米尔顿急于进入学术界，他希望学术研究能成为他的终身职业。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们雄心勃勃地抓住这个机会，接受了挑战。
我们三个月前在去西部的途中预订的位于弗洛斯特的住房非常舒服，非常适合居住。居民区更像是乡村而不是城郊，不远处还有一个湖。总而言之，我们在麦迪逊的居住条件是令人愉快的。
头几个星期的情况与格鲁夫斯的描述是一致的。的确有两派。我们已经作为格鲁夫斯的保护对象，被列入其中一派。另一派以装聋作哑的方式欢迎我们，不过没有公开的敌视也没有什么失礼的举止。但是我现在尽力回想，只记得有两对夫妻请我们吃过饭。一对是格鲁夫斯夫妇，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让我们能接触另一派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这些人了解了我们就会喜欢我们。另一对是珀尔曼夫妇，男主人塞利格·珀尔曼是经济系终身教授中惟一的犹太人，女主人叫范妮。我们还受到了法学院的一些教授的欢迎，特别是威拉德·赫斯特和查尔斯·邦恩，到了那一学年末，米尔顿决定不再考虑继续任职时，他们表示：“什么时候，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希望你能回来。”
我记得我们没有因为另一派的冷漠而特别感到不安。格鲁夫斯夫妇和珀尔曼夫妇都是非常好的人，这极大地补偿了陌生人的冷漠。更重要的是，我们和研究生及年轻的研究助理或是教师的关系，要比和那些年长的教授的关系密切。我们和他们是同一代人，比有些人年轻，比另一些年纪稍大。我们和他们一样，还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心，这种热情和好奇心，许多年长的教授就算过去有过，现在也没有了。我们的家永远对学生敞开，他们中一些有头脑的人抓住了这个好机会。我们最喜欢的娱乐是谈话。在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赫勒，有后来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过多年的税务专家的约瑟夫·佩奇曼，（这个研究所是在野的民主党人的家园），有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已故着名学者赫布·克拉曼，有在华盛顿大学担任过多年经济学教授的亨利·布切尔，还有从事过多种职业，都成绩卓着的本·斯蒂芬斯基，他曾出任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及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还担任过就业研究所所长。即使我们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但一直都是朋友。
感恩节我们邀请了一些学生和年轻教授吃饭。这确实是我们的一次新经历。我从当地农场订购了一只火鸡，他们按时把火鸡送来，但是，让我沮丧的是，火鸡虽然是死的，却是一只没有收拾好的整鸡。我从来没有收拾过也没有烹制过家禽，尽管以前母亲做的时候我在一旁看过，但却还是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后来还是我们信赖的《波士顿烹饪学校烹饪大全》帮了大忙，这本书是洛伊丝·克拉克送给我的，我现在还在用。米尔顿逐行念330页上的说明，我跟着书的指示做。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一只收拾干净、肚子里塞好调料的火鸡终于进了烤箱，让美味的晚餐能按时开始。
{米尔顿}我印象最深的是年轻人与资深教授之间的鲜明对比：年轻的研究生和研究助理们聪明好学，而那些资深教授却单调无聊、无心向学，虽然不是所有年长的教授都那样。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不断地观察我的研究生如何变化，让我感到沮丧的是，同一个人的研究生时期和成为终身教授后的状态，经常会体现出前面提到的那种鲜明对比。我经常想，在他们还是学生时，我们做了什么，而在后来的岁月中，学术生活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才使得这么多聪明的、本应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二流的、迂腐的、没有进取心的教授。
{罗斯}约翰·R·康芒斯（1862~1945）早期的影响使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倾向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与凯恩斯经济政策。康芒斯从他1904年加入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后就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按照权威说法，他“制定了大量立法，使威斯康星州成为美国其他各州和联邦政府的试点实验室，主要试点项目有：文官制度、公用事业、工伤赔偿及失业保险等的立法。他还积极参与了货币政策的制定”[1]。
这些内容在当时成为了相当一部分谈话的主题。严重的分歧并没有伤害感情。正如伦纳德·西尔克在35年后的1940年讨论康芒斯对威斯康星大学的深远影响时所说的：“弗里德曼来到威斯康星大学时的形象，就像是自由主义者丹尼尔走进了制度学派狮子的窝里①，这是‘芝加哥’主义与‘麦迪逊’主义的历史性冲突。”他又进一步指出：“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冲突。尽管弗里德曼在思想上同情的是自由市场，但是他当时还没有为了自由市场而拿起这根大棒。他与韦斯利·米切尔的密切关系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因为米切尔是索尔斯坦·维伯伦的学生和崇拜者，他本人也是美国制度学派中最‘科学’的一位。”[2]冲突虽然不是历史性的，但是我和米尔顿在芝加哥大学所接受的观点与在威斯康星大学通行的观点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当时的谈话中，另一个重要话题是欧洲的战争。美国对这场战争采取中立政策，虽然全美国的人民都同情英国及其盟国。威斯康星是一个例外。其居民中有多数是德国移民，这里本来亲德情绪就很强烈，政府的中立态度又使之进一步强化，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主张美国中立。米尔顿和我是坚决反纳粹的亲英派，强烈主张美国援助联合国家，甚至主张美国积极参战。虽然这一话题从未在教授中公开讨论过，但是它是这一年中使气氛热烈的许多话题之一。
研究生和研究助理们清楚地意识到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项目的不足之处，强烈希望米尔顿能获得终身职位。当时的威斯康星大学就像首都华盛顿一样容易走漏消息，也许现在仍然是这样。塞勒里院长建议聘米尔顿做3年副教授，不是终身职，但是教授们没有批准，当研究生得知这一消息后，17名年轻的教学与研究人员联名递交了一份致经济系全体教授的书面请求，建议增加经济理论与统计学课程的数量与种类，以此来表达留下米尔顿的希望。在整个事情过去之前，这群人中的有些人还表示了抗议，希望能留下米尔顿。但是教授们不欣赏学生擅自闯入他们领地的行为。
{米尔顿}在后来的岁月中，沃尔特·赫勒和我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经常持对立观点，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关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争论[3]。同样，乔·佩奇曼（约瑟夫·佩奇曼的昵称）也经常和我持不同意见，但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直到1988年，在一封致收入研讨会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组委会的信中，乔还提到：“（1941）学年结束时，由沃尔特·赫勒发起，一些研究生联名请求经济系将米尔顿增补为教授。经济系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威斯康星大学因此而失去了将米尔顿留在麦迪逊的机会。”沃尔特和乔都已去世，他们生前一直很乐于向那些认为政见不同就意味着个人仇恨的记者表示，我们是终身的好友。
{罗斯}与某些教授不同，学生们并不觉得米尔顿对他们造成了任何形式的威胁。他们主要是因为他的实力才希望他留下来，而不是像那些教授那样优先考虑他是否威胁了他们的职位，或是拿到了比同等级别的人更高的工资，或是格鲁夫斯将米尔顿引进经济系的做法是否光明正大。教授们特别加以考虑的主要因素不是他的加入对经济系是否有利—一般而言，这一点对于许多大学和院系最终都充斥着平庸的教授的现象具有普遍解释力。
米尔顿花了许多时间来准备和整理他的讲稿。其余时间主要用在为收入项目做顾问，或者是撰写他的专着《独立执业人士的收入》。
这一年是我自学生时代以后第一年不去从事全职工作。我利用闲暇参加了一些“兴趣课”，一个是制陶，另一个是钩地毯。我非常高兴地上了3个月的课，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情况不是太好，所以不能过多地活动。
这一年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在新奥尔良举行，我们决定开车去。会后，又和同去参会的朋友玛奇拉普斯夫妇一起开车去了比洛克西。除了我每天早晨的呕吐和经常感到不适外，这是一次愉快的假期，所以踏上归途时我没有遗憾，但是回到家时看到的情形却让我们气急败坏。我们是除夕夜回到弗洛斯特的，结果发现房子是冰冷的，卫生间的水开始结冰，因为油箱空了。我们忽略了应该定期付钱好让油箱一直有油。
米尔顿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炉子里生上火，让我坐到炉子前，然后开始行动。他找到一个燃油公司的应急电话，不过这可能给了他一个毫无顾忌地发泄情绪的机会，不用解释，他也知道接电话的人不该为这种事情负责，但这是他在这类情况下的一贯做法。他肯定还是把事情解释清楚了，因为没多久，公司的老板就穿着全套礼服来灌满了我们的油箱。他得到消息时正在参加一个除夕晚会，于是立刻就赶来了。虽然责任诉讼的时代还远未到来，但是他明白温度达到冰点的威斯康星的冬天会是什么样。
因怀孕带来的不适时有时无，而这次怀孕从一开始似乎就显示出不好的征兆，除此之外，冬季学期顺利地过去了。我受到了一位邻居细心友好的照顾，她的态度与多数教授的冷漠截然不同。只要我短期住院回来，她总是在我家门廊处放一篮子她做的菜或是烤制的面包。冬天她还给我提供了许多其他帮助。后来我知道她已与丈夫离婚，3个孩子由她抚养，我心里很为她难过。
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那一年里，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是与我们的朋友格鲁夫斯一家一起过圣诞节，他们是教友会派信徒。从那次圣诞节至今，许多年已经过去了，价值观与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却经常回忆起那次圣诞节的情形，并将其与今天的庆祝活动进行比较，尤其喜欢将格鲁夫斯家人的礼物和今天一味追求越贵越好的礼物选送标准进行比较。我记不得所有的礼物了，只记得其中的几件。一个孩子拿来一小捆他自己劈的引火柴，另一个孩子拿来的是她自己缝的洗碗布，如此等等。父母给孩子的礼物也是孩子想要的或者正好需要的：给一个孩子的是网球鞋，另一个是雪地鞋。同样，赠给亲友或是从亲友那里得到的礼物也都是有用的，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自己收到的礼物。
据我们所知，直到4月，还没有任何有关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日后安排的公开消息。我们只是听传闻说，院长已经提出建议，并得到校长的批准，准备给米尔顿终身职位。我现在推测，我们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要得到经济系的批准有困难。但是直到1990年，正在编写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系史的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兰普曼把一份他所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事件，1940~1941”的初稿送交米尔顿时，我们才得知当年详情。他的文稿中有许多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还附有我们从未见过的文件[4]。
我们从这份文稿中得知，为了易于得到批准，院长改变了建议，将终身职位改为3年的副教授任期。米尔顿一直反对学术上的终身职位，但是由于经济系的教授们反对他的任职，无论有没有终身职位，都让他对接受3年任职犹豫不决。他在1941年4月11日的信中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院长，请他帮助判断一下3年任职的结果是什么，考虑教授们是否有可能再次重复这次的做法。米尔顿接着说：
如果我认为再次任命是完全以我的表现与能力为依据的，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3年任期）而且没有理由反对3年结束时终止任职。我并非不愿意冒
险……我当然认识到，能力与表现是你和校长对我的任职做判断的依据，但是我担心这不是经济系做判断的依据。
他在信中继续就3年任职的最终结果及这3年的工作情况做了分析。（我还没有发现塞勒里对这封信的答复，但是后来的备忘录证明米尔顿接受了这个任职。院长写了一个便条给校长，并将其内容手写在给经济系主任埃德温·威特教授的信上：“我已经告诉弗里德曼这个职位是他的了，而且他也不太愉快地接受了。我不同意让他走。”）院长决心要推进这件他认为对经济系、对威斯康星大学都有利的事，而且得到了校长的同意，因此决定即使经济系不批准也要促成此事。
就在这时，某个教授或是某些教授向新闻界发出呼吁，这在这所大学或是其他大学都是不同寻常的。1941年5月14日，威斯康星州《州府时报》（Capital Times）在头版头条登出了一篇文章，题为《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3 500美元年薪的教授职位引起不满》，而前一年它还对我们到威斯康星大学表示过欢迎。文章先简要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然后从系预算委员会3月的第一次会议说起，这是第一次考虑并否决了米尔顿任职的会议，当时已经很明显，无论是终身副教授还是非终身的助理教授的任命，都会遭到经济系的反对。文章又继续说，虽然经济系已经否决任职，但是还将向校董事会的下次会议推荐。然后文章基本完整地引用了由系主任（威特教授）写给院长的信，尽管文中并没有指明是谁的信，只是说“经济系一名重要成员”。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不应该继续讨论米尔顿的任职问题，理由是：“米尔顿虽然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但却并没有出类拔萃到可以得到比其他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教授更高的职位和工资。他还只有20多岁……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讲授的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统计学课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好的教师，同时也是一个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人，但是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应有的水平。他在本专业领域内也还没有太大的名气。”①
随后几天，其他报刊，如《时代》周刊、《州新闻》（State Journal）和校园报纸都报道了威斯康星州《州府时报》上的消息。惟一增加的内容就是5月26日的校董事会不再考虑米尔顿的任职，这正是《时代》周刊预言过的。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当时虽然有关于校董事会是否考虑米尔顿任职的各种说法，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再在经济系许多复杂矛盾中受折磨，并且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有关方面，因此校董事会不再考虑米尔顿的任职问题。
1941年6月2日，米尔顿正式写信给校长戴克斯特拉：
如果你能将我的名字从提请校董事会考虑给予经济系副教授职位的名单中撤出，我将不胜感激。
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
我们国家正处于危急状态，这使我认为应该为国防问题而工作。而且我坚信，只有加强国防，多方援助英国，才能维护民主与自由。
虽然这个理由准确地表达了米尔顿对战争的看法，但是并不是他要求撤消他的名字的真实理由。
戴克斯特拉校长的答复也很有趣。在说了他理解米尔顿想为国家目前的形势做点什么的愿望后，接着说：
你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一年后，即将离去，我希望你知道这里的人对你的能力和教学成果的一致评价。在这些方面我所听到的都是对你的赞扬，所以我对你在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一年中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戴克斯特拉校长所说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但是只会引起误解。塞勒里院长6月28日给韦斯利·米切尔的信说得更为准确：
我和戴克斯特拉校长深感遗憾的是，我们提出的给予米尔顿·弗里德曼博士助理教授职位的建议没有通过。弗里德曼的工作与人品都让人非常满意，他是一位君子也是一位学者。但是不幸的是，他被卷入了经济系两派的斗争之中。经济系大多数人都希望他留下。反对者卑鄙地利用舆论做宣传，米尔顿因此决定不再要求任职。
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来自兰普曼的报告，它涉及此前发生的事情。他交给米尔顿许多信件和备忘录的副本，希望他能了解一些细节。这些材料让我们知道了这一年中在幕后发生了什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正是一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再加上人为的推波助澜，促成了最后的结局。某些教授害怕米尔顿会威胁他们的地位，另有一些人担心米尔顿会讲授他们正在教的课，还有一些人担心米尔顿的任职会危及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商学院的努力，他们希望这个商学院不要附属在人文科学学院内。塞勒里院长和戴克斯特拉校长明确认识到，将经济系放在商学院内意味着商业将压倒经济学占主导地位，而且，正如塞勒里写给校长的便笺中所言：“这是危险的。”个人竞争也起了部分作用。另外反犹情绪也起了部分作用，因为经济系会因米尔顿的任职而有两个犹太人。
商学院某些人利用的另一个证据是米尔顿写的一份备忘录，这是应格鲁夫斯教授的要求而写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经济系是否有人认真地读过这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主要有两个内容引起了反感—题目和最后两句话。这个倒霉的标题是：《拟议中的威斯康星大学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统计学专业课程》。备忘录中被经济系教授与新闻界反复引用的最后两句话是：“一个学生在威斯康星大学所受的培训不能使他胜任最新统计学课程的教学，也不足以让他在使用统计学方法的领域内从事独立的工作。即使他修了所有可选课程，仍然不能胜任需要应用现代统计学的研究工作。”
这个备忘录的主要部分讲的是发生在统计学领域中的革命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统计学课程教学的深刻影响。然而却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备忘录中的这方面内容。米尔顿和艾伦·沃利斯准备编写统计学的教科书，在威斯康星大学流传的这份备忘录正是拟议中的教科书前言的主要内容。备忘录有十几页，在前七页中只有一处顺带提到威斯康星大学。最后三页专门讲威斯康星大学的现状，但是一开始就明确表示：“现在正在社会科学系或是数学系讲授的下列这类课程，目前还只停留在目录说明的程度。”这里并没有批评任何特定的课程或是教师。这些内容之后才是被解释为是在尖锐地批评经济系的课程和教师的那两句话。
有趣的是，这个备忘录后来发挥了更为建设性的作用。不到一年之后（1942年10月7日），艾伦·沃利斯在写给米尔顿的信中说：
（哈罗德·）霍特林表示有兴趣考虑你写的开设统计学课程的建议……他现在是数理统计学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将在圣诞节提出一个关于“统计学课程教学”的一般性科目，这就是他为什么对你的文件特别有兴趣的原因。
米尔顿因为这个备忘录而成为委员会的成员，备忘录的部分内容被收录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之中[5]。除了收集备忘录与其他资料外，兰普曼教授还请沃尔特·莫顿就“弗里德曼事件”写一个回忆，并在1979年9月18日完成了他的备忘录。莫顿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和有强烈亲德情绪的人，他是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自始至终反对米尔顿的任职。他于39年后自己80岁时写下的备忘录中有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例如说米尔顿“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米尔顿在1933~1934年时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更有趣的是，莫顿在提到米尔顿时，无论是针对能力还是针对人品，没有一句负面评价。举一个例子：
米尔顿·弗里德曼给教授和学生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得能干、智慧、语言生动，许多研究生都希望他能在经济系任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和出色的经济学家。
为什么当时他投票反对米尔顿？莫顿的回忆是，他在与塞勒里院长的谈话中称赞了米尔顿，于是“院长向我指出，既然我认为米尔顿是一个有着广博的经济学知识的优秀青年，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师，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他认为我就应该投票同意他的任职。但是他没有仔细听我的解释，我犹豫不决，不愿意无端地得罪福克斯、高姆尼茨（Gaumnitz）和厄尔利教授，我还要在经济系日复一日地和他们相处。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位教授都不能靠哄骗而弄到职位，而福克斯和高姆尼茨却显然认为格鲁夫斯正企图这样做。塞勒里院长告诉我，他无论如何要给米尔顿职位，还说：‘这里不是第三帝国。’”
至少莫顿在后来的岁月中，对自己的反犹情绪充满了负疚感—这种情绪在他的早期岁月中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981年致塞利格·珀尔曼的儿子马克·珀尔曼的信中，对他寄来的有关反犹主义的一篇文章[6]表示感谢，莫顿说：“整个事件不是因为反犹情绪而是因为哈罗德·格鲁夫斯愚蠢的政治态度导致的。”他重复了与院长谈话中称赞米尔顿的内容，然后得出结论：“因而塞勒里的态度部分与我有关，因为我把米尔顿能力向他如实相告。”
莫顿1979年写给兰普曼的备忘录和1981年写给马克·珀尔曼的信中，将所有谴责都加到格鲁夫斯头上，而将所有赞扬都放在米尔顿身上。当然，到这时，米尔顿的远大前程已不再需要寄望于未来，他声名显赫，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奖！
兰普曼报告中一个又一个的备忘录揭示了威斯康星大学事件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处不在的校园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教授之间的意见分歧由于背后的流言蜚语和狭隘的心胸而加剧。有一个报告讲的是1941年4月16日在院长办公室召开的会议，让人读了忍俊不禁：“院长开门见山地解释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说，他因为要把这些成年人叫到一起讨论他们的行为举止而感到难过。他认为经济系内部的争执和互相攻击是因为道德素质下降导致的。”会议的其他时间主要用来点名和对不同人的道德品质提出质询。当讨论开始转到弗里德曼的任职问题时，一位教授指出，这不属于会议的议题，因为会议是为讨论教授间的互相指责而召开的。院长和全体与会者都同意还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讨论弗里德曼的任职。
显而易见，互相敌视和流言蜚语在我们走后还持续了很久。直到1979年，沃尔特·莫顿在给兰普曼的备忘录中仍然忍不住要加上几句话，讲讲弗里德曼事件在后来几年中对涨工资的影响：“弗里德曼事件让那些支持他的任职的人在经济上得到了好处，而那些反对他的任职的人在经济上受了损失。”
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时，助理教授詹姆斯·厄尔利不在系里。虽然在列举因米尔顿加入经济系而受到威胁的人时偶尔会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参加争执。事实也是如此，1989年他在给兰普曼的信中写道：
我的确……同意格鲁夫斯和研究生们的意见，经济系需要大幅度的“改造”。和其他人一样，我认识到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已告别它的巅峰时期，严重衰落了，因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我都主张改造它。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是特别薄弱因而也特别需要重视的领域。一般而言，我认为经济系主要是受累于裙带关系和保护人陋习。
厄尔利还说：我倾向于认为弗里德曼事件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是沃尔特·莫顿和其他人争夺对经济系及其发展的控制权之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白热化，直到埃德·扬成为系主任才告结束。
{米尔顿}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的这一年，是我走入全职学术生涯的开端，也是我陷入学术政治漩涡的开始。我成了系内矛盾的牺牲品，由此而懂得了在此类矛盾中一些知名学者会变得多么狭隘。争执越琐碎，政治手段就显得越肮脏。我很幸运，很早就学到了这一课，而且当时的大环境淡化了这种争斗可能会给我未来职业生涯带来的任何影响，因为战时经济为我提供了至少是以后几年的学术工作，使我不必回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去。如果不是这样，正如人所皆知的，威斯康星事件对我今后的学术前途产生的危害可能要严重得多—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我有多么幸运。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它烟消云散了，只在我心中留下一点儿苦味。
小插曲不算，总的来说我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一直极为幸运，避免了深陷校园政治之中。但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形成的印象此后却被广泛地证实。假设系里的某一成员在彩票中赢了100万的大奖，他的同事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他很幸运，这种显而易见的嫉妒不会变成怨恨。但是如果新获得的财富来自畅销的教科书或是其他专着，别人的反应就不会这么宽容，而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比其他人多加了工资（也许只多了100多美元）或者安排了更好的职位，别人的反应就更不一样了。嫉妒是最轻的反应，最为严重的是怨恨，其中的问题在于他和别人之间出现了引人嫉恨的差别，其他人会觉得低人一等。
我要赶紧再补充一点，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非学术行业里，虽然它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罗斯}这个学年结束时，我们决定不再继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而是去了东部。米尔顿是开车去的，我则根据医生的建议坐火车前往。我们在纽约会合，我在那里见到了今后负责我的孕产期健康的产科医生。他正好也是我们以前在纽约时的一位朋友。他建议了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时我仍然有一些问题，而且体重过重。
然后我们前往佛蒙特州的诺维奇。此前米尔顿已经同意和卡尔·舒普及鲁思·麦克一起做如何通过税收防止通货膨胀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在诺维奇进行。研究结果要在1941年秋天递交财政部，并于1943年以《用税收防止通货膨胀》为题发表。卡尔·舒普是着名的财政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米尔顿因参加收入研讨会的工作而认识了他。
除了我身体不适外，这个夏天还是很愉快的。许多朋友来看望我们，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同事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还有达特茅斯大学的朋友。阿瑟·伯恩斯和海伦·伯恩斯夫妇也在诺维奇度夏，后来他们在厄利有了一处房子，我们1948年起也在新英格兰的同一地区度夏，1968年又在附近的西法尔利建了一处房子。鲁思·麦克和艾迪·麦克在泰特福德有一处房子。有一件参加麦克家晚餐时发生的事让我们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趣，但当时的感觉可没有这么好。他们家的房子在一座小山陡峭的山顶上。我们和伯恩斯夫妇一起从诺维奇驱车去麦克家。当我们到山脚下时，阿瑟坚持要我从车里出来，和米尔顿一起爬上山顶。在当时和其后的许多年中，他处处以我们的家长自居。以我当时的身体条件，单是从车里跳出来就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在7月的某一天离开诺维奇，主要是为了我的第一次生育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个孩子并不像我们盼望他那样急于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等待似乎遥遥无期。这次怀孕最后无果而终。经过极为困难和长期的辛苦，婴儿还是流产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打击对我们比威斯康星大学的经历要更让人伤心。但是共同承受这两件不幸带来的痛苦，让我和米尔顿的关系比原来更加亲密了。我们不再是孩子，突然之间就长大了。
{米尔顿}夏季项目的结果之一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在财政部税务研究局的工作。随着战争在国外激烈进行，美国国内主张参战的倾向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形势下，到财政部工作比回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更有号召力。因此，罗斯稍作康复后，我们就去了华盛顿。
此时，阿伦住在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他在那里买了一所旧农场的房子，他准备自己重新加以设计，因此建议我们和他一起住。我们同意了，当时我们还期待着小生命的降生。去威斯康星大学前我们已将纽约的房子转租出去了。夏天从诺维奇回来时我们将家具运到洛克维奇，准备孩子出生后就搬到那里。虽然最终那个孩子没有加入我们这个小家庭，我们还是决定和阿伦住在一起。
注释
[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70 edition, 6:165.
[2] Leonard Silk, The Economis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 58.
[3] Published as Milton Friedman and Walter Heller, Monetary vs. Fiscal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69）.
[4]我下面引用这篇报告的内容时未加特别说明。鲍勃·兰普曼给我们的报告，有一个大加缩略的版本，褽ssay 2, The Milton Friedman Affair at Wisconsin, 1940-1941,?in Economists at Wisconsin, 1892-1992, ed. Robert. J. Lampman （Madis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3）, pp. 118-21。
[5]襎he Teaching of Statistics,?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9 （March 1948）: 95-115.
[6] Mark Perlman,襃ews and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A Bicentennial Review,?Judaism 25 （1976）: 301-11.
第7章 华盛顿，1941~1943年
{罗斯}我们到华盛顿后，洛伊丝·克拉克送我到洛克维尔，让我看我们的新家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灰蒙蒙的雨天，旧农舍显得荒凉破败。我已经身心交瘁，这种情形只能徒增我的空虚感。当米尔顿和阿伦远去华盛顿时，我一人无法独自长时间面对如此冰冷的环境。洛伊丝立刻建议我们在华盛顿找到一处自己的住所前和他们一起住。我知道阿伦会很失望，但是他会理解的—他确实理解了。
华盛顿很大，我们没用多长时间就在杜邦广场附近找到了一处正在建筑中的公寓楼，保证一个月后完工。我们买下了其中的一套公寓，我们的朋友洛厄尔·哈里斯夫妇也买了一套。洛厄尔和米尔顿一样，也是舒普的学生，此时已经在财政部工作。在我们都搬进去后，洛厄尔和米尔顿经常一起步行约一英里从杜邦广场到财政部大楼去上班。①
{米尔顿} 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参战后，华盛顿又出现了新政早期特有的激动情绪。华盛顿再次成为中心，也再次为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机会，还为我们提供了参与重大事件的机会。在我的印象中，我在华盛顿工作的两段时间，也就是1935~1937年及1941~1943年，情况很类似。许多我在第一段时间认识的人，到第二段时间仍留在华盛顿或是又返回了华盛顿。第一段时间建立的友谊在第二段时间成为重要的支持关系。
就我而言，两段时间的一大不同在于职业上。在第一段时间，我是作为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技术人员参加工作的，不负责制定政策，与其没有接触。第二段时间我在财政部税务研究处工作，因此参与了政策的制定与改进。但是在这两段时间中，我都承担了在我这样的年纪一般不可能被赋予的责任。在第一段时间里，我参与设计了从未有过的最大、最全面的预算研究项目，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项目耗资1 000万美元。在第二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参与了税务制度的重大改革，改革要使税收纳入战时财政，我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对税务制度的修订决定了战后和平时期税务制度的形成，有些方面更好了，有些方面更糟了，但是引起的变动之深刻是此后不曾有过的。两段时间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阅历，也决定了我未来的职业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在华盛顿特区的雇员已多达12万人，战争一结束就从这个数字迅速下降至6.4万人，然后又逐渐上升。到1933年，新政开始时，是7万人。到1940年，人数大约翻了一番，达到14万人。在战争的推动下，到1943年，人数再次翻番，达到28.5万人。
当时的华盛顿还没有逐渐发展成后来那样的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人口只有60多万，或者说接近70万，随后迅速下降，现在也还在缓慢下降。它周围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居住区当时还基本上是乡下，人口稀少，不像现在，成为全美的高收入人士住宅区，加上华盛顿地区，人口已高达400万[1]。举一个例子，阿伦居住的洛克维尔当时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乡村，而且人烟稀少。和阿伦不一样，多数政府雇员都住在城里，而且大部分人，像我和洛厄尔，都住在步行可以上班的区域内。不像后来，成堆的国会说客挤入周围的居住区。当时还没有修建地铁，早晨人们涌进市区，夜间城里一片空荡。
对我们这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来说，华盛顿和前几年我们在这里生活时一样有吸引力。还是像以前那样，“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士，主要是一些年轻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努力工作，经常加班，而且表现卓着。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是社交活动照样活跃，有许多跨部门的工作是在社交聚会上完成的，官僚与政治方面的小道消息是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而且小道消息永远集中在谁要获提升谁会被免职上。这里和世界各国的政治首都一样，走漏消息与玩弄权术永远是社会舞台的主要节目。我们到华盛顿时正是“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来自英国及其盟国的订货、美国对英国的援助和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已经使美国转入战时经济。战时经济繁荣的早期阶段正在引起对通货膨胀的严重关注。1939~1940年消费价格只增长了1%，而1940~1941年却增长了5%。
在财政部工作
财政部正为战争而全身披挂。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记忆犹新。当时每年的税收只够政府一年开支的1/3，其余的要借，借的钱中的绝大部分以印纸币的形式隐匿起来。政府鼓励作为联邦储备系统成员的商业银行借钱给客户用于购买政府债券。为了保证由此增长的保证金之需，商业银行可以将贷款从联邦储备银行贴现储备金—这就是说，商业银行以贷款为抵押从联邦储备银行借钱，由政府债券为贷款做附带担保。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当最有力的货币—现钞和在联邦储备银行的保证金，增长到250万美元时（相当于增长了60%），其中只有大约1/10直接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剩余部分都记在各成员银行的账户上。
其结果是使货币供应增加了50%，因而造成1920~1921年的战后严重经济收缩，危机期间，物价大幅下降，批发价格下降44%。财政部的决策者这次下决心要做得更好。
“通过税收防止通货膨胀”，这是卡尔·舒普说服卡内基基金会与公共政策所同意资助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是财政部决策者的决心的一个体现。另一个体现是将税务研究局扩大。经卡尔·舒普推荐，税务研究局局长罗伊·布劳接受洛厄尔和我到这个局工作，后来他成为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
我们加入时，税务研究局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对现有税务制度做重大调整，包括其所有部分：个人及公司所得税、执照税、地产及赠予税（这是洛厄尔的专业领域）。其后两年的重大改革至今仍决定着联邦税务制度的主要特征及许多具体规定。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指明税务研究局具体赞成哪些修改，但改革主要是由这个机构来制定的。
{罗斯}当我们计划搬到华盛顿去住时，我并没有打算重新工作，因为我们觉得对我来说，带孩子比全日工作还要费力。但孩子流产了，医生又建议我推迟下一次怀孕，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原来的计划。住在克拉克家时，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恢复心情和身体。我不可能请到比路易丝更好的心理医生。她正巧也刚刚在临近分娩时不幸流产，虽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失子之痛依然存在。她花了许多时间安慰我，到一个月结束时，我已经能够做一些搬家和在新公寓中收拾的家务活。这又用掉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和米尔顿都认为孩子是完整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无法摆脱不能再生孩子的恐惧，于是安顿下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路易丝的产科医生，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让人喜欢的医生。这是一位老人，他是华盛顿一家医院的院长。他对我的态度就像是安慰一个孩子，尽力让我摆脱恐惧。我要求他答应将来为我做剖腹产手术，因为我不愿意自然分娩，他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是当我说，我不能因为担心重蹈第一次怀孕的覆辙，而在恐惧中度过9个月时，他向我保证，他将按我的要求做。他兑现了承诺，尽管在手术结束时，他承认，非常不愿意以后对年轻医生说，他做了一次剖腹产，而胎儿只有6磅重。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承诺对我精神状态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能比的。
我决定在我能够考虑再次怀孕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出去工作，如果去工作，即使是只干一段时间，也许就能让等待变得快一些。既然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我也就没有考虑重返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我在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工作时认识了多萝西·布雷迪，她此时正在国内经济局工作，做一个关于收入与储蓄之间关系的研究项目。
从做人的角度来说，多萝西几乎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完美无缺的。也许因为自身的经历，她好像永远都在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她当然总是在关心我，不止一次地援助我。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迅速地伸出援手。虽然她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是她从不抱怨。她有数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当年这在女性中是十分罕见的。她曾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布雷迪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在儿子迈克尔出生后不久两人就分道扬镳了。从那时起，抚养儿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直到迈克尔自立。尽管是全职工作，而且专业成就卓着，但她从未因为忙于工作而忽视过迈克尔—她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对所有的事都感兴趣：数学、音乐、物理学、园艺，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有着渊博的知识。她能让各种年龄的孩子都喜欢她，就像所有的成年人都喜欢她一样。她是我们的密友，后来也成为我们孩子的朋友—对孩子们来说她永远是“多多”（孩子们对多萝西的昵称）。
后来她来到我们在新罕布什尔的度夏居所与我们一起长住，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后来孩子们长大后，她又到佛蒙特与我们一起长住。她不仅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快乐，而且能像玩一样解决眼前的问题。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夏天过完了，该收拾行李回芝加哥了，可是花园里还有许多青西红柿挂在枝上，而且当时大约有五到七个孩子在那里玩耍，非常闹。她把这两样看起来不相干的事结合起来，向孩子们提议，每摘一个西红柿付一分钱，孩子们把西红柿摘下来，用报纸包起来，放进箱子里，准备运到芝加哥去。这样一来，解决了所有的事，而孩子们也非常高兴，因为一分钱在当时还是值点钱的。结果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西红柿带回芝加哥，一个月后西红柿就都成熟了。
多萝西一听说我想重新工作就忙了起来，我知道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和她一起做研究的临时工作。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份工作更能让我忘记自己的烦恼了。至于我为多萝西的研究做了什么贡献，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多萝西以她惯有的慷慨，在我们的研究成果成文发表时，坚持把我列为作者之一[2]。
与战争有关的新机构建立起来，原有的机构扩大了。我与多萝西一起工作非常愉快，这时战时运输委员会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临时职位。多萝西当然尊重我的任何选择，于是我们决定我离开国内经济局去运输委员会工作。
但是这次换工作最终却以彻底失败告终。我到的第二天，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就住院做手术。我的办公桌在我和他共用的一间大办公室里。他突然离去时，对何时返回只字未提，而另一个新来的同事加林·库普曼斯博士搬进了我的办公室。库普曼斯博士认定他应该独自使用这间办公室，坚决要求我搬出去。用今天的话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性别歧视，但是在当时，我只将此视为没有风度。这件事为我后来对加林的看法定了调—后来他和米尔顿在芝加哥大学共事多年。因为完全不知道我的领导何时回来，看起来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雇用我，我很痛快地又回到国内经济局与我的朋友多萝西一起工作。
六个月后，我的医生认为我们可以考虑再次怀孕。我们太着急了，奇迹当然不会如我们希望的那样立刻发生。我们决定，我辞去工作，多休息，这样可能会有所帮助，经过我们的努力，再加上医生对我的多种鼓励，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一个小生命又开始孕育了。
{米尔顿}对我而言，在华盛顿度过的这段时间充满了兴奋、激动，而且受益匪浅。也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制定政策，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如何让立法付诸实施，如何准备在国会听证，如何为别人写讲稿，如何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我第一次直接了解到了华盛顿为许多知识分子提供的进身阶梯，理解了决定美国国家命运的观念，理解了政治程序的运作，同时也切身体验了置身于权术争斗、欺骗和追逐私利中的滋味—这是政治程序中固有的内容。无私地为公众谋求利益的人与私欲满腹的人，并不总是很容易就能分辨开来的。
我这些年的经历使我后来经常向我的研究生提出这样的建议：要尽量争取在华盛顿工作几年，但时间不可太长。如果你在华盛顿工作的时间超过两三年，你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无法回到学术界。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僚政治上的追逐私利与所谓的客观分析是如何互动的。1941年春，总统利用行政命令建立了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目的是要避免“物价飞涨、生活费用提高、牟取暴利和通货膨胀”。总统任命利昂·亨德森为局长，他在新政时期是活跃的经济学家，因预测了1937年的经济紧缩而声名大振。据我所知，他曾先后三次预测经济紧缩，前两次都错了。但是，既然他永远是少数，他的不准确预测也就无人注意，而他的正确预测却在业界和政界广为传颂。我后来以此为例，说明这种做法可以万无一失地博得预言家的声誉。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是局长助理，后来升任副局长。物价管理局有一个研究部门，理查德·吉尔伯特是这个部门的主要人物，该部门不时会雇用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其中有乔治·施蒂格勒、沃尔特·萨伦特和赫伯特·斯坦。
我在财政部的第一项工作是参与附加税估算，附加税将用来抑制通货膨胀，这是舒普的项目的延伸部分。我们与物价管理局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讨论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与联邦储备银行及其他政府机构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讨论。虽然我们基本上按照同样的方法（凯恩斯的方法）进行分析，但是，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起初对所需税收的数额估算要比我们的估算结果低得多，而且他们坚定地扞卫他们的估算结果。在官僚政治争斗中，他们成功地说服物价管理局不认可我们的估算结果，这样我们的估算结果也就不能成为物价管理署向国会要求增税时的依据。
1942年初，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突然又修改了估算结果，这次却比我们的评估结果要高得多！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很简单。美国国会于1942年1月底通过紧急物价控制法，授权物价管理局冻结物价与工资，该法案于1942年1月30日经总统批准生效。在向国会游说这个法案的过程中，物价管理局要论证，尽管冻结物价与工资不得人心，但却是制止通货膨胀的惟一办法。他们不希望因为财政部提供了提高税收这样一种可选方案而把水搅混。因而，他们成功地阻止了财政部向国会要求增税。
一旦得到了他们疯狂追求的法律权力，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的利益就改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明白，用税收抽走部分收入能够减少日益增长的物价压力与工资压力，这时，在他们眼里，财政部已经不再是对手了，而是变成了盟友。对所需税收额的所谓客观的科学估算就被大加修改，数额向上调整。物价管理局此时甚至敦促财政部提出比我们的估算结果还要高的税率。这样做到底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权力，还是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们坚定相信的公众利益？无论答案是什么，如此操纵估算结果，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在我看来都纯粹是欺骗。
我自己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什么在财政部工作那两年中的文件。毫无疑问，我在这两年中写的大量备忘录、报告和信件都淹没在财政部的文档中了。但是我并不想得到它们。因此，我要提醒读者，这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那令人兴奋的两年中的事情，下面的叙述主要是依据我不太准确的记忆，再用公布的文件加以验证，这意味着主要还是依靠记忆，而不是完整的文件来叙述我所参与的美国赋税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过程。
我找到一份保存下来的文件，是我1942年5月7日在众议院赋税委员会的说明—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在国会委员会作证。这份说明的内容是高度学术性的陈述，分析了造成通货膨胀的各种力量、税收在抵消这些力量的各种努力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避免通货膨胀会减少“美国人民所承担的战争经济成本”、为什么所得税比销售税“能更有效地避免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并使战争成本更好地得以分担”。我在总结时这样说：
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压力已经很大，而且还在月复一月地增长……如果避免了通货膨胀，物价面临的压力就会被限制消费的措施中和。税收是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个，除了迅速地、大力度地使用它，其他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通货膨胀。
证词中与提议中的法案有关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财政部建议的870万美元的附加税是用以防止通货膨胀的最低数额。”为什么这样一份学术性的证词会出现在这里？能让我有机会去作证是因为财政部内部对税收建议有意见分歧。财政部已经计划好就建议的细节作证，但是没有准备好，于是我就在最后一分钟被当成替补送去履行财政部的责任。虽然作证是在5月7日，但是打印的说明稿上所标的日期是5月14日，这说明没有提前准备好说明的全文，只有一份速记稿。
这份说明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它体现了彻底的凯恩斯主义特征。我甚至没有提到过“货币”或是“货币政策”！我只是在税收之外提到“防止通货膨胀的办法”以及“物价管制与配给、控制消费信贷、减少政府开支和发行战争债券”。同样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是我此前就沃尔特·萨伦特的《通货膨胀缺口》（The Inflationary Gap）一文写的评论，他是物价管理局估算结果的作者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将物价管理局的方法与舒普-弗里德曼-马克的方法做了对比[3]。当我1953年重新发表我的评论时，我“做了补充，以纠正初版中的一个严重错误”，说明“初版中忽略货币的作用……是不能原谅的，但是也许可以用当时占优势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潮流加以解释。”[4]
要不是为了准备撰写本书而重读我的说明，我已经忘了我曾经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我显然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转变了观念，或者某些人会说，是变质了。
除了参与一些一般性的讨论（主要是赋税政策及如何应对国会策略的讨论），我的专职工作是研究个人所得税和保险公司所得税。这后一项内容在某个方面可能极有启发性，也许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我当时主要与两类保险公司打交道：（1）大型人寿保险公司，如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保诚人寿保险公司（Prudential Life）等，其中绝大多数是相互保险公司，少数是股份保险公司—例如杰佛逊标准保险公司（Jefferson Standard），它的首席执行官是一位固执的肯塔基上校，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由于法律的漏洞，他的公司虽然是最小的保险公司之一，但是所交的税却占了这些人寿保险公司全部上缴税额的1/3。这位上校因此成为我们审计中的重要参与者。（2）中等规模的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主要承接火灾和意外事故保险，其中多数是中西部的。大型保险公司都雇有专职的律师和精算师代理出面，中型保险公司（包括杰佛逊标准保险公司）则是普遍由在公司有大量股份的首席执行官出面。
两类公司代表的态度和反应极为不同。首席执行官们乐于接受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及为进行战争而征收高额税收的理由。我们能够客观理性地讨论拟议中的赋税制度改革是否公平合理。他们花自己的钱，认为资助战争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因而心甘情愿地同意：法律上的某些改革，即使会让他们支付更高的税，也是合理的。大公司的律师和精算师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花别人的钱，按一般估计，本来应该对高税收无动于衷，但是情况正好相反。他们是别人手里的枪，对这件事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能否成功减少他们所代表的公司的税额。是否公平合理对他们没有意义。相比那些花自己钱的人，他们的个人利益使他们更关心所代表的雇主的私利（私利这个词是一个经常用来形容私有企业的贬义词）。由此可见，不妥协的官僚主义者并非只存在于政界。
我从另一个小插曲中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我曾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是一位极富个性的人，他的标志是在别人系领带或是领结的位置系一条光滑的黑色围巾。他问我为什么要改动某一具体规定，我以绝对学术的方式做出回答，例如：“有三个理由，第一……第二……”没等我继续说下去，这位参议员先生就打断我的话说：“年轻人，一个充分的理由就足够了。”
另一件让我了解了人性的事就是国会议员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变动的反应。据我的记忆，当时一位议员的年薪是1.5万美元。每当我们在国会委员会就拟议中的改动作证时，意料之中的第一个问题都是：“现在，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1.5万美元。”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拟定的税率表总是以1.5万美元为基准。
国民收入账户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当时在考虑改革税务制度时它发挥了重要作用。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也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他希望了解新的数据，请财政部派人为他讲解。我有幸被指派担任这项工作，因此而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指点一位四次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着名参议员。他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也有可能成为任何一所大学的优秀教授。我认为他可以与尼克松总统相媲美，在我密切接触过的政治人物中，尼克松总统是最具智慧的一位。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与塔夫特形成鲜明对照。他在智力上只能算得上二流水平，1925年在他父亲过世几个月后填补其父遗下的席位而首次当选议员。他又连任了三届，这充分证明了在任权力的重要性，以及一个着名姓氏的号召力。我因为在威斯康星州工作过一年，知道拉福莱特家族在这个州占压倒性优势，我特别有兴趣知道名闻威斯康星州的“年轻的鲍勃”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结果让我大失所望。我必须说明，我此前与他并无接触，更没有不愉快的交往，我的评论完全基于我对他的表现的观察。我曾多次出席过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会议，偶尔是作证，多数是作为财政部长的联络员或财政部其他官员的联络员。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财政部官员在制定重要政策时，都有三份打印稿：一份正常字号的，一份特大字号的，一份很小字号的（这是在可改变字号的IBM Selectric打字机发明之前）。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是老花眼，但是又很爱面子，希望能够不戴眼镜读材料。他能容忍长文件，所以只要专为他打出的文件，一律用大字打，不管多长都没关系。另一方面，罗斯福总统要求给他的备忘录只能是一页纸，但是对字号没有要求，因此，给总统的文件都不能超过一页纸，用小字号，必要时用长纸。许多文件就这样用三种字号打印。
我偶尔也会被指派去为财政部长或是伦道夫·保罗起草发言稿，伦道夫·保罗是财政部的法律顾问，也是财政部长的税务顾问。这是我仅有的几次为别人写讲话稿的机会，我发觉非常有意思。我可以让自己信笔写去。因为是别人去讲这些话，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使用一些政治性演讲中的陈词滥调，如果是我自己，肯定不会在公开演讲中用这些让人听了可笑的词。这个经历出于另一个原因让我获益匪浅：这逼着我用所谓“街头巷尾的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复杂而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内容。米切尔关于写作的教诲这时帮了我的忙。
由于我深入参加了财政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改革赋税制度以便为战争提供财政支持，所以我和部长有很多接触，他也逐渐依靠我来应对国会听证会，有时甚至给我打电话确认我肯定参加有他作证的听证会。部长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历来无懈可击，而且坚定不移地忠于总统。作为罗斯福的密友，他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时就在州政府担任过比罗斯福职位较低的不同职务，并于1933年与罗斯福一起来到华盛顿，又担任过不同的职务，直到1934年被提名为财政部长，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干到1945年7月，罗斯福去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是除了艾伯特·加勒廷外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人。但是，让我吃惊而又失望的是，部长的智力很有限。我常常感到有趣的是智力如此有限的人可以占据这么重要的职位。从此我对世事理解得更深了。他智力贫乏的实例信手可拈。其中之一是他出席听证会时总是坚持要有一个助手跟着。另一个例子是，在听证会上，他只要一被问及专业性问题，就让他的下属回答。我记得，至少有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众议员或是参议员说：“部长先生，我想知道你的观点，而不是你的下属的观点。”
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例子，他和我们一起开会时有个习惯，总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让普通老百姓听得懂，比如，我的女儿琼，她正在上中学。我希望你能讲得让琼听得懂。”后来，应该是在1942年秋天，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他又开始这样强调，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来说：“我想我不能再拿琼做例子了，她现在上大学了。”
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委员会有一个根据固定日程表安排的联合午餐会，参加的人有摩根索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还有这两个机构的专业人士。埃克尔斯和摩根索一样，是罗斯福的主要顾问。摩根索与埃克尔斯显然不同。摩根索话不多，说也是说些轻松幽默无关痛痒的话。埃克尔斯总是主讲，讲起话来详细又清晰，涉及各种话题，永远知识渊博、思想深刻。他显然有独立见解，表达非正统观点时一点不含糊。他让我着迷，虽然我觉得他喋喋不休起来有点离题。他的反对者有失公允地将他贬低为“说话像腹泄，思想如便秘”。
埃克尔斯从他1934年被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到1951年7月从委员会辞职，一直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独立性使他在杜鲁门总统连任后与之发生冲突，1948年4月，总统拒绝再次任命他担任主席[5]。埃克尔斯继续留在联邦储备委员会，虽然他被迫交出主席职务。据我所知只有两位主席曾经这样做过。1951年，他对杜鲁门干预本应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感到不满，在一个星期天，所有联邦储备银行和政府部门都不办公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最近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的内容—杜鲁门在这次会议上坚持，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改变政策，而埃克尔斯却认为这种做法不妥。记者招待会后，埃克尔斯随即辞职。
摩根索智力有限，意味着他异乎寻常地依靠顾问与下属。许多人不喜欢有比自己能力强的下属，甚至与自己能力同等也不行。应该说摩根索完全没有这种性格缺陷。他让一群极为出色的下属围在身边。几乎从他担任部长职务之初，他就依赖我过去的老师雅各布·瓦伊纳，瓦伊纳是他的部外顾问，瓦伊纳因而负责推荐有能力的人到财政部任职，其中有些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是由于同情左翼，引起了严重的争议。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摩根索在财政部内最引人注目的顾问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他是货币研究局的局长。他来财政部任职前一直是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作为货币研究局的局长，他成了部长的主要顾问，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在部长办公室开会，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会上对某事观点不一致，讨论非常热烈，怀特与部长意见不同。突然，怀特站了起来，表情激动，说了这样的话：“我在说出不该说的话前，最好先走。”说完跺跺脚就出去了。那个样子好像是学校里的男孩子吵架。
另一件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事发生在1942年秋季。夏天时我们制定了一个“支出税”的方案，以此取代高税率，作为所得税的补充[6]。在1940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如何为战争付钱》的小册子[7]里，凯恩斯提出一个彻底的方案：强制储蓄，战后还款，以此种方式削减战时消费，战争结束后再扩大消费以防止战后经济萎缩，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最害怕的就是战后经济萎缩。怀特和财政部的一些人非常赞同这一思想，一直想要找个机会提出来。他们后来将这两个新奇的方案结合起来：以支出而不是收入为依据从公众手中抽取资金，至少将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强制储蓄取代税收。我们这些在税务研究局负责制定支出税的人坚决反对将这两种新奇思想结合起来。
在我们将支出税方案提交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前一天（1942年9月2日），争论还没有解决，因此又在部长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解决分歧。我记得大约有17个人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部长提议投票表决。结果是16∶1，主张税收方案的是16个人，只有怀特主张部分强制储蓄。但是部长决定提交部分强制储蓄方案，这证明部长的一票是决定性的。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方案不了了之。人们对其付之一笑：提出如此稀奇古怪的方案，一分钱的税也不收！“多愚蠢的想法！”这就是财政委员会成员的反应。
人们普遍认为是怀特负责制定了后来以“摩根索计划”闻名于世的处置德国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将德国变成一个主要以农牧业为特征的国家”。1944年9月战时盟国初步接受了这个方案，但是后来被更为缓和的方案取代。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怀特在1944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会议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怀特和凯恩斯是这次会议上的两个主要人物，“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是会议上供选择的两个主要方案，两个方案结合起来，成了此次会议上产生的上述机构的基础。此时我已经离开财政部，正在为纯军事问题做数理统计学研究（见第8章），因此我对这些活动所知不多。
惠特克·钱伯斯曾提到：
怀特无休止地谈到“部长”（亨利·摩根索），他的情绪是部长情绪的精确晴雨表。如果怀特情绪高涨，我就知道部长在微笑。如果他情绪沮丧，我就知道部长这一天不高兴[8]。
这和我在前面评论怀特与部长的密切关系所指出的是一样的，也正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怀特。依我的观察，怀特极为能干、思维敏捷，但是不深刻。他对某一问题经过简短思考后，就能做出比多数人更好的分析，这些人也在评估同一问题，但是三天之后，他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其他分析者已经有更深入的进展。
个人所得税：双重争论
修改个人所得税引发了许多具体争论：如何控制医疗费用，在涉及医疗费用时，确定一个基本数额（占收入的5%），只有在超过这个基本数额后，才能减免收入中应纳税部分的税收；如何制定夫妻共有财产和自有财产的征税标准和免税标准；如何处理资本收入；此外还有无数具体问题。一个反复争论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将要提交的税率表。这个问题要涉及的是，如果对基本数额和税率表做一两处修改，会对国内税收产生什么影响，要准备对此做出评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国会议员和其他人的建议挡在我们的路上，这些建议需要分析，有时还要分析对国内税收的影响。
我还记得一个这类的特别建议，要对与上年度相比增加的收入征税。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们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这个建议来自有影响的人，因此必须要认真对待。结果我花了一个周末来估算这种税可能产生的税收额。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可以作为估算的依据—况且，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也没有计算机可以用来进行快速、复杂的计算。我不记得我是如何计算的，但是确实记得我最终得出了某个数字①。
两个主要的问题在这日复一日的煎熬中浮现出来：第一个是豁免问题，第二个是代扣问题，两个问题都来自同一考虑：如何当时就收到所得税。
1942年前，一年收入的所得税可以在下一年按季度分期付，没有代扣税，也没有预付税，由纳税人自己决定符合自己纳税能力的税额。只要所得税很低，而且只有少数人必须纳税，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即使最高税率已经从1929年的24%上升到了1939年的79%，但是因为这样高的税率只适用于极高收入的人，因此只与很少的人有关。直到1939年，在所得税类里，只有不到400万份纳税申报表。全部税收额只有不到9亿美元，只占纳税收入的4%。我们家属于400万个双工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中的一个。我们1939年交的所得税是119美元，占我们应纳税收入的2%。这个金额不用费力就在1940年3月15日用一张支票付清了，然而仅仅在4年之后，最高税率就达到了88%，报税表数量增长了10倍，收到税额增长了近15倍，占到应纳税收入的15%。以我们为例，我们的收入只比1939年略高一点，但是由于只有一个人挣钱，我们交的税额是1704美元，占应纳税收入的23%。这就需要认真地做计划，准备1944年分四次付清，不可能再用一张支票就能付清了。
在财政部工作的所有人都清楚，要将从个人所得税获得的税收提高几倍，其实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能建立一种制度，在收入刚刚到手时就要缴税，而不是一年后再缴。
改为当时缴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两年的税放在一年收。在以前的税务制度下，1941年收入的所得税可以在1942年付。但是在当时缴税的制度下，1942年收入的所得税也要在1942年付。需要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结果。财政部内外都提出了多种方案供选择，几乎所有方案都涉及某种程度的豁免，豁免两年中一年的税，或是两年中的每一年都豁免部分税。但是豁免哪一年的，怎么豁免？对不同立案的讨论变得非常技术性，非常热烈，简直就成了钻牛角尖。而至今还让我感到有意义的是，这场讨论让我了解了新闻界。
我们自然是在财政部制定方案。外面的方案主要来自比尔兹利·拉姆尔，他曾经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但是当时已经离开学术界，担任R·H·梅西公司（当时就在纽约）的财务官，同时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他的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如果1942年开始当时缴税，只要豁免1941年的税就行了[9]。《纽约时报》和纽约大多数金融团体都坚决主张拉姆尔方案。
我是财政部方案的制定人之一，这个方案只豁免很少的税项，我自然密切注意有关新闻报道。让我气愤的是，一些大报，特别是《纽约时报》，报道这一争论时带有明显的偏见。当拉姆尔第一次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后，《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他的证词，接着是至少3篇社论（8月14日、8月26日、8月29日）和两篇署名评论，都是支持拉姆尔方案的。有一篇评论是阿瑟·克罗克写的（1942年8月28日），他也许是当时最着名的公共事务评论家，另一位评论的作者是戈弗雷·N·尼尔森，他被形容为“税务方面的权威”，他的评论文章刊登在星期日《金融与商业》专栏的头版（1942年8月23日）。当财政部法律顾问伦道夫·保罗在全美广播网发表广播演说抨击拉姆尔方案时，有关报道被放在第22版，正如人们所说，“夹在袜子广告里”。当部长或是保罗在国会委员会出席听证会时，同样待遇不断重复。
我能够理解《纽约时报》编辑部支持拉姆尔而反对财政部立场，但是不希望看到新闻专栏这样有派性。惟一的一张将编辑部观点与新闻报道分开的报纸是《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也支持拉姆尔，尽管支持态度不像《纽约时报》那样疯狂，但是它的新闻专栏却以同等版面来报道两种方案，如实地报道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开始支持拉姆尔方案、后来又转而反对的前后变化。例如，当保罗抨击拉姆尔方案的广播演说发表后，它在总计16版报道的第3版上全版报道了他的演说，而且在第1版上做了提要。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我还是没找到理由改变我对这两家报纸的最初评价。
1943年6月9日，经罗斯福总统签署，最后一稿当时缴税方案《1943年现扣税法》正式生效，这个法案包括了经修正的拉姆尔方案。该法案取消（拉姆尔方案反对使用“豁免”一词，主张使用“取消”一词）了一年50美元及50美元以下的税，及1942年和1943年中较低一年应付税的75%，其余25%在两年内以同样数额分期付清。这一妥协是经过一年的无休止的争论才达成的。在法案通过后，《纽约时报》以《妥协后的税法》为题发表社论（1943年6月3日，第20版），《华尔街日报》社论的题目是《公平的税法告胜》（1943年6月3日，第3版）。
代扣所得税
为了能当时就收缴个人所得税，采取了两种至今仍在使用的方式：一种是针对工资收入的，在发工资时就从雇主处收缴；另一种是针对其他收入的，由获取收入的人提前估算（代扣所得税在提出时是为了收缴利息及分红收入中应付的所得税，现在仍然用于征收某些工资外收入的税款，但是它进入立法是后来的事）。如果你问现在国内税务署的官员，如果没有代扣工资所得税，是否可能收到现有水平的所得税额，他肯定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但是1942年时，正是国内税务署的官员成为代扣所得税的主要反对者。1942年8月，《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内容是：“国内税务署的盖伊·T·赫尔弗林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报道提到：“该委员证词的细节没有披露，可以理解，他认为任何代扣税的规定无疑都会增加税务部门的工作量。”（1942年8月21日，第2版）
当我们向英国与德国的税务专家咨询时，官僚政治的第一定律—做任何事情，惟一可行的方式是正在使用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两个国家都实行代扣工资所得税，但是方式不同。两个国家（德国是缴当时工资的所得税，英国是缴过去工资的所得税）代扣所得税的数额都被视为是最终缴税额，不再事后调整。而我们坚持要制定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代扣税的数额只是一年后才最后确定的纳税总额的一个估算，如果最后计算的总税额与预付额有差额的话，多退少补。德国和英国的专家都肯定地告诉我们，他们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发现根本不可能实行，只有最终缴税额才是可行的。那位德国专家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
为了深入阐述我们方案的具体规定，也为了争取国内税务署的官员的全面合作，并说服他们相信我们的方案是可行的，我们组成了国内税务署官员与税务研究处人员的联合小组，深入现场研究几个企业的收缴情况，与他们讨论如何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代扣所得税。我参加的小组访问了底特律、多伦多、纽约和威明顿。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是赫德森百货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收缴所得税方式的差别，两个公司都在底特律。我们发现，赫德森公司有一个极有效率的自动收缴系统，对这个系统的研究让我们获益匪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特公司与我们见到的许多公司一样，收缴系统效率很低。当时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用支票发工资，只有福特还在用现金发工资。理由很简单。福特公司1931年或是1932年前也用支票付给雇员工资，但是在大萧条中金融系统发生严重混乱，许多银行倒闭了，出现了货币兑换所来取代其职能，这些兑换所，也许还有某些银行，在支票兑现金时要收手续费。老亨利·福特这时还在全面掌管着公司，得知他的员工还要为拿到自己的报酬付钱，非常愤怒，于是下令所有的工资都付现金！让我们觉得滑稽的是，一个代表着零售业这样的古老行业的公司，收缴税金的方式在技术上很先进，而一个代表着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公司，其收缴方式却如此落后。
无论如何，我们最终都建立了一个与英国和德国不同的税收制度，但是达到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无疑，几年后，如果有人请我对其他国家建立所得税代扣制度提出建议，我肯定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方法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当时的代扣制度，我们不可能在战争期间收缴那么大数额的所得税。我们当时只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增强作战能力。我们没有考虑任何长远的影响。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我正在帮助发展一种机制，它使得政府过大，干预过多，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由经济，这是我多年后严厉批评的现象。但是这千真万确是我当时所做的。
多年来罗斯反复责备我，因为我们俩如今激烈批评的政府权力过度膨胀问题，在其形成过程中我也曾经发挥过作用。不过，无论我是否参与，代扣所得税都会实行，既然如此，这种责备就只是个笑话。我最能接受的责难是我的参与使之更有效率，否则这个制度可能不会这样顺利地实行。这里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实施一项政府计划要比取消它容易得多。正如这个例子所证实的，似乎总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实施这个方案，当初的需要已经消失时，它却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确实，通往地狱的道路也是用良好愿望铺就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规律也适合非营利组织。例如为治疗与预防小儿麻痹症而发起的“一毛钱运动”募捐，在发明了疫苗，小儿麻痹症已基本绝迹后，并没有宣告结束，而是又找到了存在下去的新理由。
{罗斯}我停止工作后，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对我而言非常愉快、非常轻松。我们有许多老朋友，而且还不断结识新朋友，所以总有客人要招待。既然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就专心享受做家务的快乐。米尔顿总是及时告诉我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他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做的。从某一角度看，时间过得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快，但是一切都很顺利，以至于我都没有注意时间。时间又到了2月底，劳森医生认为把我们的女儿迎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刻来临了。2月26日早晨，我收拾了几样我在医院需要的东西，就和米尔顿一起走了。到中午，我们就自豪地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的父母，我们给她取名珍妮特—所有人都认为，她是婴儿室中最漂亮的孩子。
我没有受罪，没有等合适的自然分娩时机到了才被送进产房，如果那样可能有时还要用器械助产，有时甚至像我第一次怀孕那样，什么苦都受了，却没有保住孩子。我听到过各种关于应该尽量自然分娩的理由，但是有时（我不知道概率有多大）自然分娩会让你筋疲力尽。是否要剖腹产，最好让父母与医生决定。我认为惟一的问题是医生是否不带偏见地介绍了两种方法的利弊。剖腹产一般是在已经出现困难时才实施，婴儿死亡率自然就高（我不曾研究过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因而这是一个缺乏实例证明的观点）。
{米尔顿}珍妮特出生是我们在华盛顿的这段时间里最快乐的事，但是也标志着这段生活的结束。这时，无论税制改革对战争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10]。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艾伦·沃利斯几个月前提出的让我去纽约和他一起工作的建议，他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一个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专做与战争有关的研究。我作为一个数理统计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度过了余下的战时岁月。
我惟一的遗憾是，如果留在财政部，我可能会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战后金融重建工作，财政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注释
[1]首次定义城区是在1950年人口普查时，当时华盛顿—弗吉尼亚—马里兰城区的人口是150万。
[2] Dorothy S. Brady and Rose D. Friedman,襍aving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o. 1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7）, pp. 247-65.
[3]沃尔特·萨伦特1941年12月在美国经第8章 纽约的战争岁月，1943~1945年济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这篇论文，论文和我的评论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2 （June 1942）: 308-320。
[4]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251, 253.
[5]一个董事会成员有14年任期，一个主席只有4年任期。埃克尔斯担任董事会成员的任期已超过14年，他第一次被任命是在1934年11月，替代1934年6月辞职的尤金·布莱克未完的任期，然后有一个完整的任期到1944年2月止。参见Marriner Eccles, Beckoning Frontiers: Public and Personal Recollections, ed. Sidney Hyman （New York: Knopf, 1951）, pp. 165, 175, 384, 434。
[6]一个副产品是我的论文：襎he Spendings Tax as a Wartime Fiscal Meas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3 （March 1943）: 50-62。
[7] J. M. Keynes, How to Pay for the War: A Radical Plan for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London: Macmillan & Co., February 1940）.
[8] Whittaker Chambers, Witness （Nwe York: Random House, 1952）, pp. 383, 384.
[9]首次实施当时缴税是在1943年，但是在讨论拉姆尔方案时，还是准备1942年就开始当时缴税。
[10] 1942年10月21日通过1942年税收法，1943年6月9日通过1943年个人所得税法，这两个法完成了税务制度的重建，我参加了其中的工作。
第8章 纽约的战争岁月，1943~1945年
米尔顿}我的挚友之一艾伦·沃利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组长，这个小组组建于1942年，是当时发动科学家为战争服务的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1]。他邀请我参加这个小组，担任副组长。这项研究对战争的贡献远远大于改善税务制度的具体规定。这个项目直接与战争相关，研究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这将是一个实际应用我所学的统计学知识的机会，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我作为一个普通经济学家所遇到的问题，性质完全不同，而且将要和一些所受专业教育与我截然不同的杰出科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合作。在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的两年半，最终成为我专业经历中最丰富多彩、最有趣也最令人兴奋的一段时光。这段经历无疑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中形成的友谊。
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办公地点在纽约118街西401号，与哥伦比亚大学只隔一条街[2]。我在1943年3月1日加入这个小组，正是我们的女儿珍妮特出生三天之后，而罗斯这时还在医院里。我们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并没有搬到纽约去住，而是我每周到纽约工作两三天，其余时间在华盛顿工作。这种安排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主要客户（其中最重要的是海军）的总部在华盛顿。有一次去纽约工作时，我在中央公园西467号为我们家租了一套公寓，与我们1938~1940年住过的公寓相隔三条街。
我这么容易就租了一套公寓，一定会让今天亲身感受过纽约住房条件的人大吃一惊。我只是浏览了一下报纸上的广告，从中挑出几个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再在其中选了一套。我们希望住在步行就可以到达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距离内，而且要靠近中央公园，我选中的这套公寓就符合这些要求。
当时的房屋租赁市场效率很高，分类广告中列出了许多供出租的公寓，我只需从中挑选即可。我知道这在今天就像是说梦话。现在要在纽约找到一套愿意出租的公寓都要花很大力气，寻找房子所需的功夫不排除查看讣告专栏。出现如此差异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1942年初美国实施价格管制，包括房租最高限价，但是到1943年初我租这套公寓时，还没有造成什么明显的影响。1949年的立法规定在全美范围内取消房租最高限价，但是允许各州与各城市选择是否保留房租最高限价。纽约是全美惟一一个在当时选择保留房租最高限价的城市。50年的房租最高限价造成了纽约城区今天的住房状况。
{罗斯}重返纽约为我带来了崭新的生活。对米尔顿来说，这只是工作上的暂时变动，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彻底的角色转换，由经济学家变成了母亲，况且那是在战争期间，因而当时的经历是我们在那之前和打那以后都没有体验过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搬到华盛顿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米尔顿不像过去那样基本上在家里工作，而是所有的工作都在财政部完成。晚间我们经常是去参加社交活动。
米尔顿加入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更大的变化。因为他的研究是机密或是绝密的，离开办公室时要将文件锁起来，米尔顿不可能在家里做任何与他的工作有关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讨论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偶尔提到也只能是最一般的和最肤浅的话题。我们的谈话都是一天的家事，例如我是怎么度过这一天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女儿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米尔顿在家里做的统计学工作是详细地记录女儿的体重并制成表格，记录她白天吃了多少食物（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她吃得不多），记录她的身体与智力发育。我们还记下了她学会的第一个词，她的第一个合成词，等等。我们将她的发育情况与流行的阿诺德·L·格塞尔的育儿手册上的描述相对照。当然她总是超前。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乖”孩子，所以在她出生的最初几个月，我们总是盼着她醒着，好逗她玩。
即使是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晚上10点钟，米尔顿为了喂她，挠她的脚心让她醒过来，而我拼命地想办法让她吃奶。米尔顿后来告诉我，让她醒过来可能比写一个报告还要难。但是他两样都做成了，而且根据每日记录，她的体重在不断地增长，虽然不是很快。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相信，一个婴儿除了能让我忙一天，还要以这样或是那样的事情，占用她父亲每天晚上的时间。
我们肯定还有一些社交活动，虽然我尽力回忆，但还是想不起来我们曾经请过保姆，直到暑假我们才请了邻居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帮助照顾珍妮特。这个女孩能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推着婴儿车，过马路带珍妮特到中央公园去，让她享受一天新鲜空气和阳光！我每4个小时拿着瓶子去喂她一次奶。
在此，我要解释两点：第一，当时的观点认为充足的阳光有益婴儿和成年人的健康（我们的儿科医生秋天看到珍妮特时，对她晒得黝黑的皮肤大加赞赏）；第二，今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间，纽约中央公园对一个婴儿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待上一天。我几乎不记得当时听到任何人担心过公园里的安全问题。公园里有许多每天在那里待很长时间的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那个总是在公园里的漂亮婴儿。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晚上外出时，那个女孩子都来帮我们照看孩子。不像现在的人们，都是习惯于晚上带孩子去餐厅或是朋友家里，在我的孩子长到能够像成年人一样上桌之前，我不记得曾经带他们去过餐厅，除非我们外出旅行，别无选择。同样，我也总是先照顾他们吃好饭，然后我们再吃饭。也许这是让我和米尔顿单独在一起的一个办法，但是我总觉得这对孩子们也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吃饭时可以得到我们的全部注意力。
我当初的一些育儿思想，会让今天的许多年轻母亲觉得非常愚蠢。米尔顿的母亲和姐姐住在离曼哈顿大约20英里的拉维，但是我们在珍妮特满一岁前从来没有带她去过，因为我害怕她会在火车上被蚊虫叮咬。虽然我们有汽车，但是我不记得我们曾在这段时间里用过，也许是因为汽油配给限制。我总是建议米尔顿的家人来看我们。我们对珍妮特如此在意，除了因为我们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神经质行为。大约在珍妮特6个月大时，她得了乳糜泻，字典将这个词定义为幼儿营养不良症，是由于肠道不能很好地吸收食物造成的，其症状为腹泻与营养不良。
在珍妮特得了这种病约18个月后，有两个因素把我从对女儿健康的忧虑中解救了出来，让我恢复了正常心智，那就是一位出色的儿科医生和香蕉。这时我们的儿科医生已不再是西奈山医院的贝拉·希克医生，而是换成了默里·巴斯医生。他几乎是立刻就对这个病做了诊断，并向我们解释，这个病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什么已知的治愈方法，二是它最终会像得病时一样突然间就好了，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避免营养不良。这就是我们决定喂珍妮特香蕉的原因，因为香蕉是乳糜泻患儿能吸收的为数不多的食物之一。直到珍妮特生这种病的后期，市场上都没有香蕉干卖，至少我不知道哪里有；战时物价管制又使香蕉很难买到。但是我们住在曼哈顿时，总能想办法弄到香蕉，因为市场上许多人都知道我们需要香蕉。然而，我和珍妮特1944年夏天在火焰岛（Fire Island）度夏的那一个月中，在岛上的商店里出多少价钱也无法买到香蕉。
我和米尔顿都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每个周末他回来时都提着一个大衣箱，里面装满的不是衣服而是香蕉，这是他在一周内收集来的—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我非常仔细地算计着用这些香蕉，因为到下一个星期五晚上之前的一个星期内都要靠这些香蕉喂珍妮特。我们的三位好朋友—安娜·沃利斯、珍妮·贝内特和我，还有我们的孩子，一起住在火焰岛的房子里。丈夫们都在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只在周末来岛上。因为这所房子一次只能容纳两家人，因此我们商定，到周末，我们每一家可以和另外一家一起使用这所房子，两周轮换一次。朋友们都理解我为什么要贮藏确保够用一个星期的香蕉，而且据我的记忆，甚至孩子们也能理解。这时我怀第二个孩子已经两个月了，朋友们也给了我许多帮助。
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太忙于照顾珍妮特，也许是因为我已对此习以为常，我不记得这次怀孕有任何麻烦。但是我们没有像有些女人那样，觉得十月怀胎是个令人快乐的过程，直到最后得知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是男孩时我才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失去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男孩，我多少觉得只有再生一个男孩才能完全弥补所失。或许我只是觉得，一样一个才更好。我在孩子出生后问米尔顿的第一个问题是：“男孩女孩？”他回答说：“男孩。”我的反应是：“感谢上帝，我不用再受这份罪了。”这充分说明了我对怀孕的感受。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一位很好的产科医生，他是由巴斯医生推荐的。当我建议要进行第二次剖腹产时，他不仅表示同意而且宣布，如果他是一个怀孕的女人，情愿从纽约搬到加利福尼亚，因为那里剖腹产更为普遍，更容易在需要时找到一个做剖腹产手术的医生。
这与当时（甚至是今天）通行的对待剖腹产的态度大为不同，而且，他坦率表达自己观点的风格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母亲急于见到自己的外孙女（她当时只有两个外孙女），但是在珍妮特过她的第二个圣诞节时，母亲才从波特兰来到纽约。我清楚地记得她这次来访中发生的几件事。正统的犹太教徒当然不庆祝圣诞节，但是从我童年时起，母亲就允许我每年买一棵圣诞树，就像我的朋友们那样①，她不仅容忍圣诞树，而且还允许我们在树上挂爆玉米花。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圣诞树没有珍妮特的那么大，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情景：珍妮特拿着圣诞树在房间里到处走，讨她的父母和外祖母的欢心。
我的其他“母亲的故事”就不一样了。母亲来访时，珍妮特正好得了脓毒性咽喉炎。磺胺类药当时还没有普及。巴斯医生来出诊时（当时医生还可以来家里出诊）警告我们，必须有一个人日夜守在珍妮特身边，因为她随时可能窒息。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安排的，但是我记得我和米尔顿轮流坐在或躺在她的小床旁边。这个故事的关键是我母亲的反应。她当然非常关心珍妮特，但是她更关心我。因为我当时的状况（我已怀孕7个月），她反对我夜里在珍妮特床边待太长时间。对她来说，我还是她的孩子，她必须要保护我；而对我来说，我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珍妮特在弟弟快要降生时，还睡在小床上。我们不想再买一个儿童床。但是我们又担心她会从床上掉下来。怎么办呢？米尔顿在我们家永远是解决问题的高手。他认为，他可以在床上做一个篷架，我再钩一个帘子挂在上面，就可以防止珍妮特从床上掉下来。我不记得完成这件工作用了多长时间，我只记得它的作用。第一天夜里，我们听到啪的一声：珍妮特滚出帘子摔在地板上，但是没有摔坏。我记得，把篷子和帘子都拿掉后，她再也没有从床上摔下来过。
下一件大事就是戴维出生。我姐姐只有一个儿子，已经比较大了，可以由姐夫在家里照顾，我在医院时，她来到纽约照顾珍妮特。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珍妮特。珍妮特是一个不好带的孩子，也是贝基见到过的最有冒险精神的孩子。珍妮特几乎从一出生时起就有一个特点：她总是要去做她还不能做的某种动作。她10个月时就要走路，我们有她早期尝试走路的录像—走两步，然后扑通摔倒。但是她绝不气馁，一点点地进步。后来她有了第一辆三轮车，结果摔得浑身多处擦伤，但是她没有因此而胆怯。在公园里，她总摔跤。贝基知道她一定会摔倒，所以跟在她后面，只要珍妮特一摔倒，她就走上前去把她抱起来。
{米尔顿}罗斯住院期间，贝基来纽约照顾珍妮特，此前她从未到过里诺以东的地方。纽约对她来说，是一个崭新的、非常不同的地方，但是不太有吸引力。最说明她的感受的是发生在某一天晚上的一件事，那天我为贝基和我买了看百老汇表演的票。因为战争期间汽油限制配给，原来禁止合搭出租车的规定在战争期间已经不太严格了。出租车载我们去纽约下城时，车上还搭了一对夫妻。当我们下车后，贝基立刻就说：“人怎么能这样活着，一路坐车一起去下城，居然能不说一句话！在里诺绝不会有这样的事。”另一个说明这种普遍现象的例子是10年前我第一次去特拉华河以西旅行时的所见：越往西走，人们越友善。
但是我要加一句，出租车上的经历还是有些误解。除了比较关注自己的事外，纽约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友善，但主要是在好朋友之间，而不是对陌生人。
{罗斯}由于贝基在我出院后就要回家了，我们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请了一名护士。我们3个人，我、米尔顿和贝基睡在起居室，我们必须将卧室留给护士和戴维，头一天晚上，我们3个人刚睡下不久，就被我们小儿子大声的哭叫惊醒。我们3个人都冲进卧室，发现护士正在呼呼大睡，而我们可怜的孩子却在哭泣，因为他不喜欢被自己尿得又湿又脏的尿布。我们不能半夜里让护士走，早晨一到，我们就给了她解聘书。她带孩子的想法和我们太不一样了。我们自己忙了几天后，运气来了。另一位朋友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奥地利奶奶，她简直是无价之宝。6个星期的时间里，她照顾珍妮特、戴维和我，还为我们烹制美味的饭菜。
贝基从把戴维抱在手上的那一刻起，就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密的感情，这种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她1986年去世。我总是不明白，一个只有一周大的婴儿身上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和一个成年人之间产生那么亲密的关系。戴维两岁时也对贝基表现出同样亲密的感情。为了纪念贝基，1990年戴维为他的女儿取名为丽贝卡。
夏天来临时，我们的朋友舒普夫妇计划去他们在新罕布什尔的第二处房子度夏，他们建议我们夏天不要住在公寓里，而是去住他们位于瑞瓦德尔的房子。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和两个孩子在那里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因为当时汽油配给限制还未解除，所以米尔顿坐火车去哥伦比亚大学上班。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在那里待得很舒服，其间没有离开过那所房子。但是我们确实要吃饭，所以我至少应该出去买过东西。但是在我和米尔顿的记忆中都没有外出买东西的印象。我只记得，珍妮特的乳糜泻在戴维出生时就痊愈了。
夏天结束时，舒普一家回来了，我们就搬回了公寓。在离开我们临时的家时，我特别依依不舍。这是我第一次享用高档洗衣机和洗碗机。我以前在公寓楼的地下室里用过洗衣机，但是我们的厨房里没有洗碗机。当我就如此好的设备对鲁斯·舒普表示感谢时，她却回答说，她战后的惟一奢望是找一个全职的女佣！我想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
{米尔顿}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头一次有机会让艾伦·沃利斯全面显示了他在管理方面的杰出才干。艾伦似乎毫不费力就组建了有18人的小组，其中包括某些当时最出类拔萃的统计学家，而其他人在后来也脱颖而出，还有大批辅助人员，他们在小组内同时独立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个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对军队客户极其有用，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发明了一些新的统计学程序，这些程序已成为统计学学科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1980年，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解散35年后，艾伦在一篇关于这个小组的文章中说：
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在质量与数量两个方面，肯定都是史上最为出色的……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在许多方面都树立了最有效率的统计学咨询小组的样板，至今无出其右者……
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惟一目的是向美国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与之有关的部门提供服务……
我们是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提供服务的—正像当时人们经常说的，战争正在进行。但是不论我们的工作多么出色，只要没有作用，就不会被接受。因此我们必须要理解客户的观点和需求，才能更有说服力、更容易被接纳。
也许最让我们受鼓舞的事是当我们提出某些建议时，这些建议常会被采纳。战斗机在进入战斗时，机关炮所携带的混合型弹药是根据杰克·沃尔福威茨的建议配制的，尽管飞行员并不是都能返航。海军飞机在选择火箭推动剂时，接受了阿贝·吉尔西克根据抽样法制定的方案，虽然火箭爆炸也许摧毁了目标，也许击中的是我们自己的飞行员。1944年12月突出部战役时，几位美国陆军高级军官从战场飞到华盛顿，花了一天时间讨论攻击地面部队的火炮所用的近炸引信的最佳方案，然后又飞回战场去实施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人提出的方案，弗里德曼由于以前研究过火炮点爆问题，因此对其有着广泛而又精确的知识。我们从不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实际上，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是否与已发生的事情有关，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和对谁做了什么。这种责任，虽然从未有人说过，但是总是弥漫在空气中，形成了强大的、催人奋进的、持续不断的激励[3]。
在当今流行“积极措施”的氛围中，艾伦文章中的一段评论值得一引。在讨论了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成员组成之后，他继续说：“招聘完全靠老朋友关系，关于这一点没必要避讳：没有建议，没有竞争性的考试，也不介意种族、性别、年龄、身体缺陷或是显而易见的民族特征及姓氏门第。”在这段评论的脚注中，他还说：“尽管招聘采取了这种‘消极措施’，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成员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女性、两个黑人和两个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
最为重要的是，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从成立到解散总共历时不到3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为其军队客户完成了572份完整的报告、备忘录和信件，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机密级或是绝密级的文件。作为小组研究的副产品，战后有4本统计学方面的专着问世，其中有的书内容采自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军事研究成果。这其中，亚伯拉罕·沃尔德的《序列分析》属于真正具有开拓性的着作，而其他专着也影响深远[4]。
说一件无伤大雅的小事，我承认自己有一个坏习惯，书桌总是乱七八糟。芝加哥大学在结束博士生资格考试后，研究生有例行的庆祝活动，有一年的联欢会上表演了一个讽刺小品，一位同学扮演我，待在关上门的房间里。另一位同学来敲门，“我”在里面连声说“等一会儿”，把一个装满分类材料的卡片盒拿起来，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再把它们完全弄乱，然后才说：“请进。”
但是，在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的两年半中，每天工作结束时，我都把书桌清理干净，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段时间！虽然并没有直接的监督，但是所有保密类材料必须锁起来。所以每天下班时，我把桌上的所有东西都划拉进一个大抽屉里，再把抽屉仔细地锁起来。罗斯总是很遗憾地说，干净的书桌反而证明我严重地暂时性失常。
我写了98份报告和备忘录，涉及五大专题。下面关于这些专题的片断内容，用艾伦的话说，是“对往事的片面回忆”而不是“历史性材料”[5]。
飞机易损性
分配给我的一个初期任务是评估一位海军军官提出的建议：试制一种可能会更具防御性的飞机外壳。标准的飞机外壳是高易爆性的，一旦爆炸，就会散裂成许多尺寸形状各异的碎片。这位军官建议使用一种弹片材料制成的外壳（类似机关枪的外壳），可能会更具防御性，因为一旦爆炸，它会喷出气雾状的球形碎片。估计这种材料的长处是能够控制爆炸后形成的球形碎片的尺寸，使其尽量是标准、恰当的尺寸。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是确定球形碎片的恰当尺寸，二是将新材料外壳的防御性与标准外壳的防御性进行比较（和我在财政部所做的不完全一样）。
我当然不必从头开始。在我加入之前业已展开并已取得一定成果的研究有：标准飞机外壳的防御性，爆裂机壳碎片的分布间距，碎片飞出的速度，假定会成为攻击目标的飞机的易损性，等等。这些研究中有一些来自英国的内容很有价值。除此之外，我还有计算助理、文书助理及研究助理。尽管如此，运用这些信息和资源去达成一个特殊目标，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提及这些细节是因为研究结果表明这个命题与许多领域都有关。在判断恰当球形碎片尺寸时的主要问题，是要交替考虑尺寸与数量。尺寸大的球形碎片在击中目标时会造成大的破坏，但是机壳爆裂只能产生较少数量的大球形碎片，而这就会使击中目标的机会较小。另一种极端情形是，为数很多的小尺寸的机壳碎片更可能击中目标，但是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较小。提出建议的军官提议从这样一个起点开始研究：“假设弹片材料制成的机壳所产生的球形碎片的数量为16块，每块直径1.75英寸。”我们的结论是：机壳碎片的恰当数量应为307块，每块直径应为0.65英寸，也就是说，我们计算出的恰当数量的值是原来估计数量值的19倍。
这种差异是极富启发性的。一般来说，大小上的优势远比数量上的优势更为人们所注意。如果让人们说出美国最重要的产业，他们最可能说的是汽车业与钢铁业，近来还有计算机业。几乎没有人会说印刷或是出版业，更不要说餐饮业，尽管印刷业与出版业雇用的人员要比汽车业、钢铁业与计算机业合起来还要多，而“吃与喝的地方”雇用的人员又是印刷业与出版业的3倍。原因很简单。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①，IBM、微软和苹果，这些公司的名字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自然而然就会与“主要产业”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印刷业与出版业中没有同样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餐饮业中同样也没有这类企业，即使是麦当劳也不够条件。这些产业有大量的小公司，虽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大型企业，但是它们加起来的总数量要更多。
同样的偏见也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现象：主张维持中央集权的体制，反对将权力分散给多个小规模的政府单位；主张政府计划经济，反对自由竞争；主张超规模大学，反对分散的小型学院。若干年前有一本书，书名为《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想要纠正这种偏见，这句名言也广为流传，但是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实际作用。在我们为军事专题所做的研究工作中，不断地碰到这类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且是在我们过去没有直接参与过的领域中：大型与小型飞机，战列舰与巡洋舰，等等不一而足。每一次，大小的重要性都会被高估，而数量的重要程度则会被低估。
在一系列涉及飞机易损性的研究中，这项任务只是其一。我还清楚地记得与此有关的一次出差，那是要在佛罗里达的艾格林机场进行一次射击试验：一门炮将要模拟空中作战条件对一架放在地面上的报废飞机开火；每次炮弹爆炸后，专家都要检验飞机上的弹点，评估破坏程度。在我去参观的那次试验中，我在位于目标飞机后面的掩体内观察了几次射击，发现声音听起来非常怪异。射击后的第一个声音想来应是炮弹击中目标的声音；几秒钟后，我们才听到开炮声。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炮弹运动得比声音快，它们到达目标的速度比炮声传播的速度还要快。我已经不记得这些射击试验的结果了，只记得怪异的声音模式。
我还做过一项研究，要求对B-29轰炸机的易损性做出评估。在当时，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型轰炸机，准备替代B-17，被称为“空中堡垒”。为了这项研究，我曾经乘坐小型军用飞机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赶赴阿拉莫哥达。阿拉莫哥达是开发这种飞机的基地，也是洛斯阿拉莫斯的试验基地，那里当时正在进行曼哈顿计划①，不过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个计划高度机密。
我之所以记得这次从阿尔布开克到阿拉莫哥达的航程，是因为旅途中发生的两件事。飞行员原来是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曾经接受过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他在飞行中为我们表演了飞行员在战斗中要做的某个规避动作。他的表演把我们吓坏了，其间我的头狠狠地撞在机舱的前部—我估计我们当时没有安全带。另一件事则与此完全不同。在越过一座山时，我看见在飞机的西侧有一道360度的彩虹，那景色真是宏伟壮丽，以至于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再也没有见过同样的景象，尽管我与商业飞行员谈起这件事时，他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都是从地面看彩虹，视野被切断了。
近炸引信
我所参与的与飞机易损性有关的研究中，最繁复的是开发一种用于防空导弹的新引信，即近炸引信。用于高爆防空导弹的标准引信是一种延时引信，这种引信能够在经过预先设定的一段时间后再爆炸。要达到这种目的，需要输入三个数字：方位角、高程与射程。控制火炮的所谓“指挥仪”就是要将射程转换为延迟的时间。顾名思义，“近炸引信”是要使炸弹在临近目标的瞬间爆炸。它的最大优势是只需输入两个数字就可以达到目的：方位角和高程。这种优势在空对空作战中及战舰遭到俯冲轰炸机攻击时的防御中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射程在作战过程中变化非常之快，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做出精确的计算。
我们的任务是协助设计及改进这种引信。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分析数据，这些数据是在装有这种引信的导弹对模拟目标进行的大量射击试验中采集的，对其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要确定击中目标时爆点的分布情况。这一分析对统计学任务是个挑战。标准的统计学分布，例如普通曲线，甚至是将两条普通曲线相加，都不能拟合数据。我们最后将两个指数曲线相加，才找到这些数据的拟合曲线，这就是说，分布曲线的峰值非常尖锐。
我在这里提及这个技术细节，是因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例子，证明一个领域的研究可以导入另一个看似完全不同的领域。正如艾伦·沃利斯所说：“弗里德曼产生了一个灵感，用一个正向的和一个反向的指数曲线来拟合引信数据，因此得出了一个峰值尖锐的曲线模式，随后他与阿瑟·伯恩斯讨论了一个晚上的经济学，伯恩斯对一个假设提出了质疑，这是一个由经济学家提出的前提：没有一个经济学上的级数在一阶导数上就存在不连续性，在其他阶导数上也不应存在不连续性。”[6]
我印象最深的是爆点分布曲线看上去很像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以数量为依据绘出的收入分布曲线，后来，这让我想到是否可以将同样的方法用于描述收入分布，这一想法成为激励我的原因之一，促使我将其写入1953年发表的文章《选择、机会与收入的个人分布》之中[7]。
近炸引信的研究并不单单是对知识与智力的挑战，而且还非常成功地达到了目的。我们提出了改进设计的建议，这些改进可使其效率提高两倍或三倍，而且可以将我们的分析应用于多种导弹与目标。
因为近炸引信的重要性，它一直保持着高度机密。它开始没有用于欧洲战场，因为害怕落入纳粹主义者之手。直到“坦克大决战”时，禁令才取消，正如艾伦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说的，那有气无力的战役需要就使用什么样的引信及如何使用发出紧急指令。事实证明这种引信在战斗中即使不是必不可少也是极有帮助的。战后我们得知，最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纳粹主义者确实弄到了一盒近炸引信，幸运的是他们始终不知道这是什么，因此也没有使用过这些引信。
近炸引信对美国海军也极有价值，在太平洋战役中被用来防御俯冲式轰炸机和自杀式轰炸机。
序列分析
一般认为，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对战后统计学学科的直接贡献是序列分析。而序列分析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人的原因也有科学兴趣的推动。
为了理解这一过程，有必要了解一个简单的统计学问题，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标准程序，而序列分析正是由解决这类实际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美国海军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炸弹设计方案（即A与B），希望能确定哪一个是优选方案。为此，要进行一系列的对比试验，在每一轮试验中，根据A的性能是优于B还是劣于B，而给它打分为1或是0，反过来，对B就是0或是1。海军要求统计学家确定如何做试验、如何分析结果。
标准的统计学答案是确定一个射击的数量（比如1 000轮次）和一对百分比（例如53%和47%），然后告诉客户，如果A在53%以上的射击中获得了1，它就可以被确定为优选方案，如果在少于47%的射击中获得了1，B就可以被确定为优选方案；如果两个方案获得1的百分比介于47%与53%之间，那么两个方案都不是优选方案。
艾伦·沃利斯在与（海军）上校加勒特·L·席勒讨论这个问题时，上校反对这样的试验。下面的内容引自艾伦的叙述：
这可能是白费功夫。如果一个像席勒这样聪明又经验丰富的军械官在现场，他只需经过几千轮次甚至几百轮次试验就会明白不需要做完这个试验，无论是因为这个新方案显而易见的拙劣，还是比我们希望的还要高明……
这是1943年初，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加入了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当时他还没有把家搬到纽约。他每个星期从华盛顿来纽约两三天。我和他定期在一起吃午饭，并且逐渐意识到……对于海军所要得到的那种样本，也许可以用一种不如标准的试验那样有效率，但是因为使用了序列试验而可以有机会很早就结束的试验，从而避免浪费时间。有一天米尔顿在返回华盛顿的火车上进一步考虑了这一设想，并虚拟了一个简便易行的例子……
米尔顿返回纽约后，我们在午饭时花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个设想，我们对此非常有兴趣，又把谈话内容带到办公室。这种设想逐渐明显地介入了我们要做的试验。我们最后决定请一个比我们更懂得数理统计学的专家参与设计。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们俩分别向杰克·沃尔福威茨多次讲到这个想法，但是都没能引起他的兴趣。正如艾伦在文章中所说：“这似乎确实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因为像我和米尔顿这样不懂数学的人，竟然胆敢干预最令人信服的统计学的神圣观点。我们称新方法为‘超强’，这就更让人反感，因为我们认为新方法要比‘最有说服力’的试验还要有说服力。”沃尔福威茨坚持认为，从数学上已经证明，标准的试验是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因而我们肯定是错的。
我们最终放弃了杰克·沃尔福威茨，转而争取亚伯拉罕·沃尔德，他是一位杰出的统计学家，为统计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像许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一样，沃尔德是纳粹德国的难民。他是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德国吞并奥地利时他正住在奥地利，1938年逃到美国。他加入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正值英年就和妻子死于发生在印度的一次空难。
正如艾伦所说：
我们将问题交给沃尔德，用通用的术语讲述基本理论，以两种火力控制设计方案为实例，比较每轮试验中两种方案击中与落空的结果。
第一次讨论时，沃尔顿没有什么热情，而且根本不赞成我们的想法。我猜想是因为在我们和他约好要讨论后，沃尔福威茨在头一天晚上跟他谈过话。
第二天，沃尔德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已经考虑过我们的想法，而且准备认可其中有些有意义的内容……但是他补充说，他认为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他的感觉是，序列性的试验是可行的，但是事实将证明其说服力不如现有的试验方法。但是又过了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已经证明这样的试验是成立的，而且更有说服力，他还告诉我们如何对之加以证明。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为我们制定出序列可能性比例（试验）……
很快沃尔德就对他最初得到的结论做出了理论证明，与他完成的工作量相比，所花的时间很短。[8]
一位特殊领域的专家在一个外行大胆地质疑公认的学术定理时，表现出如此不宽容的态度，几乎不可能找到比沃尔福威茨当时的表现更好的例子了。当时我对沃尔福威茨的态度只有蔑视，但是现在许多年过去了，我对他越来越同情，因为我也收到数以千计的来信，都是一些不太专深的经济学家指出基本错误或是提出鲜明的观点。无论提出人多么有信心，其中还是有大量显而易见的谬论。但是偶然也会有例外，就像我们这个例子一样，而这一点就可以抵消那些谬论带来的负面形象。
战后出版的与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有关的4本着作中，有3本全部或是部分与序列分析有关，一本是沃尔德所着的关于序列分析理论的专着，另外两本是关于实际应用的专着。此后，关于序列分析的进一步研究大量展开。詹姆斯·O·伯杰在关于序列研究的论文《新帕尔格雷夫》中列举了自沃尔德的专着首次问世以后出版的关于序列分析的3本专着。正如艾伦1980年时所说的：“甚至在序列分析发明37年后的今天（在我写此书时，已经是50多年后了），这种理论仍然继续对统计学研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9]”
样品检测
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为美国军队做的咨询工作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检测供应商成批供给的材料是否符合所要求的性能，以便确定是接受还是拒收。这类验收检测以及为了控制产品质量而对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样品进行检测时考察的主要有关问题，在战前就有长期标准，并已形成标准程序。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为此所做的工作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仅向军方就有关程序提出建议，并协助制定检测不同类产品所使用的手册；第二类是改进现有程序。序列分析方法的提出及其在特殊问题上的应用是第二类工作的主要内容。正是这类工作，促使海军请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为其准备一个检测手册。
因为在和平时期样品检测同样非常重要，我们将战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战后成书出版，题为《样品检测：在对有一定比例缺陷的产品进行验收检测与质量检验时，应用于单独、双重、系列样品的检测原则、程序及表格》。
虽然我是海军检测手册的主要责任人，写过一些不同专题的报告，而且是此书的编者之一，但是实际上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许多人都参与了这项工作。
海军要求我们准备的检测手册要在1945年3月前完成。1945年6月4日，手册正式分发。之所以能有如此迅速的进程，是因为我们和其他人已经就此题目做了前期研究。我们做了准备，并为样品检测代表开设使用手册的培训课，时间是1945年6月18日至22日，地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希，参加者有来自全美各地的43名海军代表。我以这一进程为例，是要表明战争压力下工作的速度是何等之快。
这次培训课内容在我的记忆中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对地点的印象。培训课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希讲授的，这里是美国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好时食品公司所在地。我们住在好时饭店，位于可可大街与巧克力大道的交叉处，穿过好时初级学院所在的那条街就到了，培训课就在那里上，而饭店离好时百货公司只隔一个街区。小城极其整洁舒适，我估计所有的住房都属于好时公司。住户也以好时的雇员为主，他们必须要按照好时公司的标准维护房屋。家长制管理的臭气—或许是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其秩序、体面、关心雇员的优点及强迫一致、缺乏色彩与差异的缺点，都非常鲜明地表露无遗①。
海军请我们帮助解决样品检测问题时，有一项要求很不寻常。这项要求与一种不算昂贵的货品有关，这是一种用于非特定用途的极为重要的货品，货品只能通过破坏性试验来检测。对我们的要求是设计一个验收检测程序，它要能有把握确保接收的产品符合要求，即使这要毁坏大量购买的货品也在所不惜。当时没有一种程序能够保证这一点。假设1 000个货品中有900个经过试验，没有一个有毛病，你能保证剩下的100个也都是好的吗？显然不能。也许1 000个里只有1个有毛病。如果是这样，那么没有将有毛病的货品包括进已检验过的900个样品中去的机会就是10%。
令人欣慰的是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必须有一个货品符合要求，用于试验的货品就需要成倍地增加。如果有毛病的货品的平均比例是10%，使用两倍数量的货品就意味两个货品都有毛病的几率为1%；如果使用3倍数量的货品，3个货品都出毛病的几率是0.1%，以此类推。
我们后来发现提出这个要求的项目是曼哈顿计划，这个不算昂贵的货品是原子弹的起爆器，因此不会有人反对使用为数颇多的起爆器，因为这一环节要求有很高的概率，保证必须有一个起爆器符合要求。
高温合金
1944年年中我开始着手一项新的研究，它兼具挑战性与启发性。
为了改进飞机涡轮机及涡轮增压器轮片所使用的合金的性能，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军队对此有兴趣，是因为涡轮增压器的效率对飞机的操作至关重要，但是它在使飞机迅速爬高的同时会产生高温，因为它要依靠高温才能运转。因而，用于轮片的合金能否耐高温就非常重要了（多年后，在选用喷气机发动机采用的合金时，考虑的重点也是其能否耐高温）。
我现在还记得，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布鲁斯·奥尔德在讲到一次乘军用飞机穿越大西洋的航程时，对自己的杰作非常自豪。他从舷窗向外一望，看到热得发红的涡轮增压器稳定地工作着，帮助飞机达到高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性能是因为改进了涡轮增压器所用的合金。
在战时研究的早期，这个项目的进展非常迅速，以至于改进统计学技术并不重要。但是到这时，研究进展放慢，而且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合金A经试验比B好，B比C好，而C却比A好。因此要求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帮助研究人员设计他们的试验并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这项任务分配给了我，并成为我从这时起到战争结束时的主要工作。
因此，我全力以赴学习此前自己一无所知的冶金学知识。我发现冶金学，或者说我所能理解与吸收的部分冶金学，非常让人着迷[10]。
我负责交流正在进行的各种试验的结果，负责从统计学角度为设计试验提出建议，还负责分析试验结果。几个月后，我开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发布公报，在公报中我概括报道了我所完成的工作及其他不同研究机构正在进行的工作，其中比较着名的有麻省理工学院和巴特尔纪念研究所。我在提交的这个项目的总结报告中说：“这些公报尽可能完整全面……它因而相当全面地记录了这项研究中已完成的工作。公报中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涵盖广泛。其中许多包括了对专门数据的详细具体的分析，目的是要测量出试验中的错误，或是确定诸如检测实验室、合金处理、特殊合金的样品的化学成分与体积等因素的作用。”[11]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总计出版发行了8份每月一期的公报。
在检测合金的过程中要悬挂一个重物在用合金制造的标准涡轮片上，再置于能产生高温的熔炉中，然后测量轮片破裂的时间。我一度认为可以由计算单一的方程式（多重回归）来从所有单独进行的试验中采集数据，这些方程式将显示出合金在压力及温度作用下破裂的时间，从而记录不同合金的成分，这样就可能预测未经检测的合金的强度。我自认为我所设计的这种估算方程式符合冶金学理论。这一大胆试验的结果对我今后一生中如何处理实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①。
当时的主要问题，也是现在重新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计算方程式中的数据与辅助性的检测统计数据。那是一个电动而不是电子桌式计算器的时代，计算回归系数使用的是杜利特尔方法（Dolittle method）。这种方法所需的计算量随着不同的独立试验的数量而呈指数级增长。要完成我所希望计算的试验的次数，一个非常熟练的计算人员需要用3个月的时间才能算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美国有一种大型计算机可以进行我们的演算，这就是哈佛大学的马克Ⅰ型，它不是电子的，但是是由大量的IBM卡片分拣机组成的，它被放置在一个大型空调体育馆内。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这台机器上演算数据。今天的统计学家也许会有兴趣知道，当时除了输入数据，计算一个回归系数就用了40小时，而现在我在自己的台式计算机上不到30秒就可以完成这一计算—我喜欢用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的计算能力发生了多么大的进步。
我对计算出来的回归系数非常满意。它与当时我所知道的所有测试结果都匹配得极精确，而这是50多年前的事了。我立刻开始着手提出更好的新合金。其技术细节与现有目标都无关，我后来也再没有得到过这种结果。
最后的结果是我制定了两种新合金的配方（我既充满希望又小心谨慎地将它们分别命名为F-1和F-2）。根据计算过的回归系数，我预计每一种合金都能在将要进行的试验中在高温下经过几百个小时才断裂，大量多重的最佳时间记录证明它们比以前的任何一种合金都好。这是物理，不是经济学，所以我不必等许多年才能看到从我的方程式中得到的预测是否正确。我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实验室也在研究类似的合金，我请他们配制并检测我的两种新合金。我充满了怀疑，也许是出于谨慎，所以没有告诉他们我希望得到什么结果。几天后他们打电话告诉了我结果：我的两种合金在大约1~4个小时里就断裂了，这是一个比过去的许多合金都要糟得多的检测结果。此后再也没听说过F-1和F-2。
从此后我对依赖多重回归的预测都极为怀疑，不管它演算得多出色，不管它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何处，而且回归越复杂我越怀疑。几十年来这种怀疑被时间不断地证明。
现在讲到涡轮机项目研究的最后阶段。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一致认为涡轮机是未来的发动机。我记得听说，战争结束后的五年之内，汽车用汽油发动机将会过时。汽车将会由只有鞋盒那么大的涡轮机驱动。不幸的是这个梦想至今还没有实现。主要的汽车制造公司已经耗资几百万甚至也许有上亿美元开发使用涡轮机的商用汽车，但是至今没有成功。虽然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认为，关键问题是掌握效率所要求的高温。鞋盒子还在遥远的未来。
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了，我对数理统计学专业知识的运用也达到了顶峰。自此，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开始衰落。收尾工作还要加紧进行，还要继续出版那4本书，这是我们对统计学学科的贡献。但是复员作为整个战争行动的一部分，正全面有序地进行。
我们没有参加战争，因而也幸免了参战者经历过的艰险。但是我能够理解罗伯特·E·李所说的“战争是如此可怕，否则我们会越来越迷恋它”，还有威廉·詹姆斯“与战争相应的道义力量”的呼吁。我们小组和其他相关小组中的气氛是我此前与此后未能遇到过的。与财政部的气氛完全不同，尽管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也是为了加强作战能力。在财政部我们与实际的前线相距很远，关心得更多的是和平时期的一般事务，所以对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没有紧迫感，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政治、追求个人利益、人类一般动机的混合决定了这种现象。况且，绝大多数参与这部分工作的人只是照旧从事着与和平时期相同的工作，担任着原有的职务。
在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属下的其他一些小组中，气氛就大不一样了。几乎每一个人都转入在平常的专业工作中没有从事过的某种战时研究工作。他们已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了。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统计学家和数学家在巨大的压力下通力合作，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而努力：为加强美国的作战能力做出贡献。我很少看到内部摩擦、办公室政治、计较个人利益，更多看到的是集中精力努力工作，这与此前与此后我工作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是少有的现象。
令人惊异的是，社会科学家在战时研究中成为极其有用的人才，实际上甚至比自然科学家更有用。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家习惯于与令人生厌的数据打交道，而战时研究中的数据正是这一类；自然科学家习惯于研究精心控制得出的实验数据，而对战时这种非常态时期出现的数据却经常不知所措。
我们在历史与小说中读到，曾在前线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之间会建立某种深厚的友情。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及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属下的相关小组中的同事们之间也形成了这种深厚的友情。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也是相对短期的、可以预期的目标，如此团结一致地通力合作。
在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的人中，有我的老师哈罗德·霍特林，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窗好友艾伦·沃利斯和乔治·施蒂格勒，还有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好友罗林·贝内特。其余人都不是经济学家，多数是统计学家和数学家，我在密切合作中与他们熟识，并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L·吉米·萨维奇，他后来成了我的主要合作者。他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天才的人，这在我认识的人中并不多见。吉米有严重残疾，他的视力极差，基本上符合盲人的标准，但是他又如饥似渴地热爱读书。他中学毕业后，学校拒绝推荐他进大学。经过他了不起的父亲的不懈努力，他才得以进入大学。他一路学下来，获得了博士学位，所学专业是数学中一个艰深晦涩的分支。后来他成为数理统计学家，其中他在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经历起了一定作用。战后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他和妻子成为我们的密友。后来他又到密歇根大学教书，最后是在耶鲁大学工作，于1971年去世，去世时年仅53岁。
吉米具有超出常人的好奇心和想像力，他的研究领域就是整个世界，他要尽其所能地去探索。我记得一件事，是他和极地探险者合作，做一个关于某种肉糜能否提供饮食中的全面营养的试验时，在大约6个月里什么也不吃，只靠一种肉糜饼干维持生命。这个试验是他与芝加哥大学比林斯医生合作进行的。我与他的合作内容是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出版的专着中的一些纯统计学的文章。他与我合写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介绍了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弗里德曼-萨维奇效用函数。
他的主要贡献是《统计学原理》（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一书，这本书被广泛地认为是数理统计学领域内革命性的开山之作。他为后来所谓的贝叶斯统计学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到1945年9月30日才正式解散，艾伦·沃利斯又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处理善后事务，然后返回斯坦福大学—他是请假离开那里到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的。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开始安排战后生活。
{罗斯}乔治·施蒂格勒提前几个月返回明尼苏达大学，他是从那里请假来小组工作的。米尔顿在到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时已经结束了在财政部的工作，只是偶尔为财政部做一些咨询工作。就算是能够回到那里工作，也是他最不情愿的选择，因为他不喜欢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也可以随时回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但是据我所知，这也不是他所希望的去处，他想要做的是一份在大学教书的工作。
到9月初我们搬回曼哈顿的住所时，米尔顿还没有找到秋天的工作。我是一个爱操心的人，总是担心出现最坏的结果，所以当时心情很不好。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伯恩斯夫妇来看望我们，阿瑟趁米尔顿不在房间里的时候极力向我保证：米尔顿才干过人，一定会大有成就，我没有理由为他担心。我自己了解米尔顿的能力，不需要别人担保，但是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而且需要重新安排生活。
所幸的是我没有担心太长时间。经我们的朋友乔治推荐，明尼苏达大学为米尔顿提供了一份一年任期的工作，于是我们又踏上了旅程。既然我们不打算再回纽约，又对一年后是否还在明尼苏达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决定卖掉家具，然后在明尼苏达租一个带家具的住房，住上一学年。当时在纽约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下，已经不容易找到可供出租的公寓，所以此时我们不用费力就卖出了家具，因为我们的条件是同时转让低租金公寓的契约。
我们决定分头前往明尼苏达，我带孩子坐火车去，米尔顿开车去。为了让米尔顿有足够的时间开车前往，并租好一个带家具的住房，我和孩子们先去华盛顿和阿伦与他的妻子凯瑟琳住一段时间。米尔顿先到华盛顿，几天后前往明尼苏达。几个星期后，我们和阿伦与凯瑟琳一起坐火车再去明尼苏达，我们全家在那里团圆。
注释
[1]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是应用数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应用数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是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因而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成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附属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是当时发动科学家为战争服务的主要机构。
[2]参见See Allen Wallis,襎he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 1942-1945,?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0, no. 370 （June 1980）: 322。
[3] Wallis,襎he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pp. 322-23.
[4]这些专着有：Abraham Wald, Sequential Analysis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1947）;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 Sequential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Data: Applications, ed. Harold A. Freeman, M. A. Girschik, and W. Allen Wall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 Selected Technique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ed. Churchill Eisenhart, Millard Hastay, and W. Allen Wallis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 Hill Book Co., 1947）;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 Sampling Inspection: Principles, Procedures, an第9章 明尼苏达d Tables for Single, Double, and Sequential Sampling in Acceptance Insp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Based on Percent Defective, ed. Harold A. Freeman, Milton Friedman, Frederick Mosteller, and W. Allen Wallis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 Hill Book Co., 1948）。
[5] Wallis,襎he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p. 320。我在撰写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工作这部分时大量参考了艾伦这篇文章的上述内容，我还参考了“Final Report of the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 Columbia University”，艾伦1945年9月29日将其递交沃伦·维弗博士。当时这131页的报告属于绝密级，因为它的内容涉及了大量在分类上属于最高机密的研究。现在所有材料都解密了。
[6] Wallis,襎he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p. 329.
[7] Milton Friedm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1 （August 1953）: 277-90.
[8] Wallis,襎he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pp. 325-26.
[9]同上，p. 328。
[10]我是由威拉德·吉伯斯引导入门的，他是19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科学家，我后来知道他的学生有：E·B·威尔逊，他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我曾和他多次通信，欧文·费希尔，他无疑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诗人穆丽尔·鲁克萨为他写了一本感人的传记：Willard Gibbs （1942; paperback ed., New York: E. F. Dutton Co., 1964）。
[11] Report of the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 Columbia University,September 29, 1945, p. 48.
第9章 明尼苏达
{罗斯}明尼苏达的友好气氛与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感受大为不同。这里有我们的朋友施蒂格勒夫妇，而且我们很快就认识了其他教授，他们中有些和我们年纪相仿，有些比我们年长。统计学家布鲁斯·马杰特和他的妻子都是又令人愉快又亲切友善的人，他们后来从佛蒙特的塞特福特退休，离我们后来的第二居所不远，因而我们经常见到他们，两家的情谊不断增进。布鲁斯非常爱好木工活，是一个能工巧匠，制作了很多精美的家具。
在明尼苏达期间，我还经常看望伊迪丝·玛格丽特和她年幼的儿子乔纳森。她当时很孤单，因为她的丈夫阿瑟在军队任职，是盟国驻奥地利司令部的美方财政部门主任。我当时在家里带两个孩子，而伊迪丝和我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互相做伴非常愉快。
我们住的房子就像我小时候住的那所房子那样，是一所几乎没有现代设施的老房子，一点也不像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住过的那两套新建的公寓。我已经习惯了现代设施，而且也确实非常喜欢现代生活方式。我永远忘不了我们有过的一台洗衣机，它有一个老式的滚动式甩干筒。有一次，可能是因为我太着急了，也可能因为不小心，我的手卷进了滚轮中。我把滚轮翻过去，才把手弄出来，但是手已经碰伤了，而且立刻肿起来。幸运的是当时是星期天，米尔顿在家；不幸的是，因为手肿了，结婚戒指拿不下来了。米尔顿用修指甲工具里的指甲锉刀和指甲剪，费了半天劲才把戒指取下来。我们采取了常用的家庭消肿法—浸在冷水里，到星期一，照了X光片，没有骨折，我们才放心了，但是肿痛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戒指也和原来不一样了。
我们的好朋友艾伦·沃利斯是在明尼那波利斯长大的，他警告过我们，那里的冬天冷得厉害。最可笑的是，他告诉我们，如果没戴手套，绝不要碰门把手，因为皮肤会粘在门把手上。我开门时从来没有戴过手套，但是手也没有粘在门把手上。而且我不觉得这种寒冷的天气令人不快，因为只是干冷。我经常在冬天不穿外套就跑到街对面去找我的女儿—她有一个玩伴住在那里。但是长时间下雪会让我觉得不舒服。记得头一场大雪是在感恩节前夜下的，正好我们应邀去和安妮·沃利斯的父母一起过感恩节。米尔顿超额完成了每天锻炼身体的运动量才清理出一长段车道，让我们能够出行。我记得，直到春末我去波特兰和父母一起度夏天前，都没有能再看到地面。不过米尔顿认为我夸大了冬天的漫长。
虽然米尔顿最初的任职只有一年，但是因为双方都很满意，所以在学年还远没有结束时，米尔顿就接受了学校给予的终身职位，职务是副教授。于是我们开始计划，要在一所什么样的房子里住许多年。我们第一步是再找一所房子，结果找到一处让人非常喜欢的房子，立刻花了1万美元买下来，然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盼着搬进去。但是后来的结果是，我们只在明尼苏达待了一年，根本就没有住过这处房子，于是又在离开前设法把它卖了，我记得赚了1 000美元。
{米尔顿}我一学期教两门课：一门统计学课，一门经济学课。学生主要是本科生，但是当时明尼苏达大学已有研究生，而且后来又进一步扩大招生，形成了质量高、数量多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我此前已经熟识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到这里以后又很快就认识了其余的人。经济系的气氛与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所经历的一切相比，非常愉快，这里没有派系斗争，所有成员都友好相处，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作为平等的成员被大家接纳。
在明尼苏达大学度过的时光中，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与乔治·施蒂格勒共用一个办公室。我们从芝加哥大学读书起就是朋友，后来又因共用办公室而成为密友，这种友情一直持续到1991年乔治去世。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办公室伙伴，一个富于激励性的谈话对手，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批评者，而且和我一样，为经济学而生，而呼吸，而睡眠。
这年冬季的某一天，乔治在冰上摔了一跤，进了办公室还在揉他的胳膊肘。我看了一下，宣布没关系，告诉他只不过是轻微扭伤。他随后照了X光片，发现是骨折。事后他总拿这件事取笑我，甚至后来，只要一提到医疗方面的事，我就成了弗里德曼“医生”。
这一年里我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标题是《房顶还是天花板》①（Roofs or Ceilings），意为我们是选择拥有头上的房顶还是保留限制房租的天花板。这么醒目的标题当然是乔治想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物价管制从1943年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房租最高限价，直到我们这本小册子出版时还继续存在着。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1946年9月出版了《热点问题大众谈》（Popular Essays on Current Problems）一书，这本小册子是其中的第1卷，第2册。这个问题因此成为一个广受争议的话题。这本小册子的缩写本被基金会提供给美国房地产协会，该协会在反对房租最高限价运动中将此书分发了50万册。
这是我首次尝试参与公开辩论。《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一位不友好的评论员罗伯特·班斯在他的专栏文章中将这本“文笔流畅、论证严密的通俗小册子”形容为“政治传单”。《美国经济评论》当时拥有大量读者，他在这篇专栏文章结尾处这样激烈地抨击这本小册子：“写出这种蠢话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服务的②。”一位不友好的记者写道：“如果你们的学生在读了你们的小册子后依然佩服你们的观点，我为他们感到遗憾—而不是为你们感到遗憾。”
关于这本小册子的另一番争论则属于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性质。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那时刚刚在伦纳德·里德的领导下宣告建立，里德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我们后来和他有过许多接触，但是第一次合作却一波多折。里德和他的副手奥瓦尔·沃茨坚决反对小册子中的一段内容，并建议我们将其删掉，理由是这可能被解释为“基金会支持的某种让我们非常反感的集体主义思想”。他们反对的那段内容是这样的：
事实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较好的住房将会落入高收入或是有钱人的手中。如果事实确是如此，那么这是采取长期措施减少收入不公与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主要理由。像我们这些人，希望看到有比现有政策更平等的经济政策，不仅是住房政策，还包括所有的商品与服务，对我们来说，最好还是直接解决收入与财富源头上的不公问题，而不是对已有的几百种商品与服务中的每一项都重新配给，正是这些商品与服务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标准。允许一些人获得不平等的货币收入，然后再采取精心设计、成本高昂的措施去阻止他们支配自己的收入，这是最为愚蠢的做法。
我们拒绝删掉这一段，并宣布，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我们将撤回出版授权，并放弃基金会付给我们的微薄费用。这到底是由于我们年轻而充满理想主义，还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恰当答复，也许一时难以说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为后来发生的事感到愤怒：这段内容仍然保留在出版的小册子里，但是未经我们同意，加了一个匿名的“编者按”（在这本小册子里没有提到过这位编辑的名字）：
作者没有说明他们所说的“长期措施”是否要超出消灭特权的范围，例如由政府保护的垄断特权。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这一论点都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意味着即使是那些将平等放在公正与自由之上的人，也认为房租最高限价是极为愚蠢的。
我们两个人都很看重这个编者按，这实际上是在谴责我们将平等放在公正与自由之上，他们这种做法是不能原谅的，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不和基金会，也不和伦纳德·里德有任何来往。
我最终和伦纳德和解，是借了我们同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会议后一起在巴黎奥利机场候机的契机，我们在机场等了几个小时换乘同一航班。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们化解了分歧，而且我发现伦纳德是一个非常让人喜欢而且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此他成为我们忠实的朋友。
20世纪30年代后期，伦纳德是洛杉矶商会的主席，此时他开始认为，由罗斯福新政引发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危及自由经济。战争结束时，他成功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在纽约的欧文顿-赫德森建立了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在他的指导下，经济学教育基金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坚定而有力地维护自由社会的机构之一，他们维护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社会自由与政治自由。他在原则问题上拒绝妥协，我们和他的争论就是明证。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那些反对他坚决维护的彻底自由贸易的人，他绝不低头。在为那些商业界人士组织的研讨会上，他为自由贸易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辩护。
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还为奥地利着名经济学家路德维格·米塞斯提供了精神之家。米塞斯移民到美国后，没有一所知名大学为他提供过任何职位，这无疑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企业与自由市场的立场。他曾经在纽约大学举办过一次着名的研讨会，但是之所以能够有此举，也是由于得到了来自私人而非来自大学的资助。
伦纳德除了在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动中非常积极能干外，还是一位美食家，他曾经几次访问芝加哥，每次都为我们和几位喜欢美食的朋友烹制了美味佳肴。
{罗斯}我清楚地记得伦纳德头一次来我们家的情景，他为我们和大约10位客人烹制了法式海鲜杂烩。来之前，他给米尔顿写了一封信，列出这道菜所需的原料让我们准备。这些原料非常复杂，包括活龙虾和各种贝类及蟹类。最后一个要求是“由一位小姑娘取和送”这些原料。这一条最让米尔顿觉得好笑。他告诉伦纳德，在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小姑娘可以取和送原料，她将负责这项任务。其实伦纳德几乎不需要什么帮助，他不单做了饭，还会在每一种原料拿出来时，为它们照相。
{米尔顿}当房租最高限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其他地方实施时，我和乔治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做法将要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因此我们的小册子不断重印。
美国全国性的房租最高限价和其他物价管制一起在1949年终止，但是允许各地自主选择延续这一政策，1971年8月15日，作为尼克松所实施的物价与工资管制的一部分，房租最高限价又恢复了。1971年初我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用的是与小册子同样的标题，我在其中评论：“纽约城以其一以贯之的自我毁灭本能，成为惟一还在实施房租最高限价的大城市。”纽约至今仍在控制房租，但已不是惟一一个这样做的城市。一批其他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也采取了房租最高限价的措施。
1979年旧金山计划实施房租最高限价时，我要求《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重发我在《新闻周刊》上的文章，并加上篇头评论：
作为旧金山的新居民，看到这里要实施房租最高限价，我非常沮丧。难以置信的是，在了解了其他城市与国家的经验后，在阅读了对房租最高限价所造成危害的大量报道后，除了骗子和傻瓜，还会有人草草验证一下就投票支持房租最高限价。
房租最高限价不仅将危害这座城市，而且将伤及这座城市中最不幸与最贫穷的居民。为了表明我个人的利益所在，我要说明我拥有一套合作公寓。实施房租最高限价必将导致房屋短缺，而房屋短缺无疑会抬高合作公寓与共有公寓的价格。最终的结果是，我，或者是我的继承人，将由于实施了房租最高限价而发一笔横财。
虽然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既不是骗子也不是傻瓜，但是他们照样出于短期政治利益而决定实施房租最高限价。而且我预见的结果随即出现，其中包括我们的合作公寓价格飙升。
{罗斯}直到春天，我们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生活一直按部就班地前进，这是学校生活的正常规律。以后的故事乔治记录在他的回忆录中，下面由他来讲述：
1946年春天我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授予的教授职位，我当然对此机会非常高兴。这一任命还要经核心主管部门面试后批准。我前往芝加哥大学面见校长厄恩斯特·科尔韦尔，因为当时教务长罗伯特·赫钦斯正在生病，但是我被否决了！科尔韦尔说，我太注重经验了（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因此教授职位最终授予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而科尔韦尔校长和我创建了一个新的芝加哥学院。这一结果对我和弗里德曼两人都恰如其分，尽管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肯同意科尔韦尔的这一看法。
米尔顿认为这件事显示了乔治的宽广胸怀，米尔顿因乔治的损失而获利，但是这丝豪没有影响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
{米尔顿}乔治没有去成芝加哥大学，而是去布朗大学工作了一年，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10年，尽管在此期间有人几次试图吸引他到芝加哥大学来工作。最后，1958年，当时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艾伦·沃利斯终于让乔治重返芝加哥大学，而他也本该属于这所大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是又一个例子，再度证明机会影响了大多数人的人生。
罗斯和我都为重返芝加哥大学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那里从来都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教授中有许多我们的朋友。在明尼苏达大学我们受到善待，和教授们也很合得来，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位到来之前，我们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来—尽管芝加哥大学头一次与乔治接触时，我们知道他可能离开，这一点曾使明尼苏达对我们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明尼苏达生活的惟一缺点是因为有雪，从感恩节到复活节都没有见到过地面。
等到芝加哥大学的任命最后决定下来，我立刻前往芝加哥找房子，准备全家在秋天搬去。房租最高限价使我不可能找到一处满意的房子或是公寓，因此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买一处房子，尽管我们原本希望先租一个公寓住下，再花时间找一处永久住房。但是买一处房子也并不容易。由通货膨胀及房租最高限价造成的对房屋市场的压力，再加上房价对市场调整的迟钝，潜在的购房者比出售者的数量要多。碰巧，一所位于出行非常便利的肯伍德大街5725号的房子正要出售。房主是一位女士，她在隔壁还有一所房子，而且她正巧是明尼苏达人，这种偶然因素使我们在与另一位有购买意向的人竞争时，成为胜利者！听说我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她把我当成是“同乡”，这是德裔犹太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我因此而险胜。
这所房子与我们理想的住所相差甚远。这是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曾经做过学生公寓，而且外观很难看。房价是1.25万美元，但是各方面都不如我们在明尼苏达花1万美元买进又以1.1万美元卖出的那所房子。
{罗斯}米尔顿从芝加哥买了一处房子后返回明尼苏达，他向我形容，这所房子只有一点还算得上是差强人意，那就是位置，其他方面都很让人失望。这回轮到他留在圣保罗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而我要去芝加哥，看看能够做些什么，好让这所房子可以居住。奈特夫妇建议米尔顿让我住在他们家里，这正是我盼望此行的一个原因。当我到芝加哥时，奈特太太陪我去看房子。这所房子的外观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之大。这条街上的所有房子，除了一所之外，其余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房子都是1893年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召开前后建的，只是某些房子估计从内部翻修过，外面好像也粉刷过。这套房子是空的，我有钥匙，奈特太太和我一起进去，从一楼开始看起。厨房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厨房，但是没有橱柜，倒是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以前住户的一些说明—以前的住户是学生，在我们买下房子前他们曾在这里住过。所有墙都污秽不堪，厨房地面上的漆布已经磨损，起居室与餐厅的地板也已破旧。我们又上到第二层，这一层有四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出于某种原因，我总是对塑料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破洞非常敏感，而卧室恰恰不乏破洞。我对第三层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不打算用这一层。我记得，当我们完成这番巡视后，谁也没有说话。但是走出前门时，奈特太太终于说了一句话：“罗斯，第10章 定居芝加哥让我高兴的是，”她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好在你还很年轻！”
返回圣保罗之前，我必须要列出需要修理与打扫的清单，米尔顿随后将返回芝加哥，在夏天安排这些事情。
我们在俄勒冈度过了夏天，部分时间在波特兰与我的家人在一起，多数时间则是在坎农海滨（Cannon Beach）租的一所小房子里度过的，这是一处靠海的住所，非常美丽舒适，离波特兰几百英里。多数时间里，我的姐姐贝基和她的儿子巴里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惟一破坏了这个夏天快乐气氛的是，我们听到了亨利·西蒙斯去世的噩耗，他是阿伦最好的朋友，我们都和他很熟，而且从学生时代就喜欢他，正盼望着与他在芝加哥大学重逢。他却在此时自杀了，身后留下妻子与年幼的女儿。
第10章 定居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