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这次会议时，我列出了18个可以演讲的题目，并且写出了其中五个的详细提纲。这无疑几乎包括了最后的系列片中的所有题目。会议上的讨论集中于这些演讲，一部分是讨论演讲的内容，一部分是讨论最后制成的节目的顺序，还有一部分是讨论暴露出来的问题。此外，我们还讨论了在系列片中如何使用演讲的内容，以及最后完成的节目应采取什么形式。
5月初，鲍勃到卡比塔夫与我们一起评估纽约会议的结果。因此在纪念日①周末我去了伊利，先做了一个我们设想的记录片的样片。鲍勃安排他的摄制组和我一定在西红柿地里和五金商店拍摄，我要用西红柿和五金配件做道具讨论我的某些理念。这次拍摄的目的主要是为他提供一个筹集资金用的节目小样。他发现，给潜在的赞助人一个能体现节目内容的小样，同时向他们保证我作为主持人的能力，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会见公共广播系统
在我们承诺参加这个计划与参加纽约会议之间，鲍勃非常活跃。筹款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向赞助人承诺：最后完成的系列节目能够在全国电视网上播出。公共广播系统似乎是一个明显可行的选择。鲍勃是公共广播系统的地方电视台的台长，能够决定当地电视台播出什么节目，但是不能决定公共广播系统的核心节目的内容。根据以往的经验，鲍勃知道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公共广播系统会把一个他策划的节目作为他们的核心节目。
虽然公共广播公司是纳税人监督的公共广播网，公共广播系统的官僚才有最终发言权，决定他们重点推广什么节目，是否提供资助，并确定节目内容。而这些官僚当时和现在都倾向于左。他们很愿意和英国广播公司一起扶持并在资金上帮助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不确定的年代》，这个节目在1977年播出。持对立立场的节目就大不一样了。正如劳伦斯·贾维克所说：“加尔布雷思在公共广播系统眼中是个温和，而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弗里德曼因为他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则被认为是极端主义者。”他引用沃利斯的话：那些公众广播界的人视弗里德曼为法西斯主义者，是极右派。他们不想为他做任何事。“
1977年3月初，鲍勃会见了公共广播系统的高级官员。他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明确的承诺。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当时正好有压力要平衡加尔布雷思有着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系列片，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拒绝播出一个由公共广播系统自己的成员电视台发起的节目，尤其这还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参与的节目。后来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公共广播系统的典型做法是直接拨款给要它播放的电视系列片，例如加尔布雷思的系列片，但是鲍勃认识到他不可能从公共广播系统得到资助。虽然这显然是一个不利条件，但是这个决定正好符合我和罗斯争取私人资助的主张。长期以来我一直反对政府资助及运营电视台。而且我还希望能完全独立地决定系列片的内容，而只有不受限制的私人资助才能确保这一点。除了我们建议的可能资助人之外，鲍勃承担了全部责任，筹到了所需的相当数量的资金。他凭借不懈地努力及超凡的口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15名捐助人那里筹得了300多万美元。
寻找制片人
鲍勃在筹款的同时，还在为系列片寻找合适的制片人。鲍勃还没有人选，他自己也没有制作他计划的这种记录片式的系列片的经验。他接触了一些有经验的制片人，包括安德里安·马隆，他是加尔布雷思的系列片的制片人。马隆不愿意参与制作，因为他不赞同我们的思想。我、罗斯和鲍勃在美国会见了一些有可能同意担当此任的制片人，他们的技术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其中没有一个真正赞同我们的思想。毫无疑问，作为专业人士，他们能尽力帮助我们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制片人的基本条件是他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个项目，而不是只在技术上投入其中。为了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制片人，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拉尔夫·哈里斯，他是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创建人与所长，该研究所是英国杰出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智囊团。他提出了几个可能的人选，并答应继续寻找。
鲍勃一直计划去一趟伦敦，与英国广播公司谈谈在这个节目完成后，他们是否有兴趣购买，同时寻找制片人。拉尔夫的鼓励更进一步促使鲍勃决定在8月10日前往伦敦。①他在伦敦度过了繁忙的两天：访问英国广播公司，与引起他注意的制片人面谈，会见塞缪尔·布里坦。他是我在剑桥时指导过的学生之一，现在是《金融时报》的主要专栏作家，我肯定他会赞同我们的计划。而最重要的是与安东尼·杰伊的面谈，他是由拉尔夫·哈里斯推荐的，”是一位弗里德曼迷“（是从读到《花花公子》上刊登的对我的采访开始的）。杰伊是视觉艺术公司的合伙人，这是一个电视制片公司，是由英国广播公司前雇员中一些想要逃避官僚主义的人组建的。
鲍勃回来后满怀热情地汇报了杰伊的情况，随后我给杰伊打了电话。我们讨论了很久，这次谈话促使我决定去伦敦与杰伊和他的合伙人面对面地会谈。答应要去伦敦后又过了一个月，我和鲍勃才在9月20日前往伦敦，我们和安东尼·杰伊及他的两个合伙人进行了深入讨论，他的两个合伙人后来也积极参与了《自由选择》的制片工作，一位是迈克尔·皮科克，他是执行导演，另一位是罗伯特·里德，他是制片主任。同时皮科克还安排我们见了迈克尔·莱瑟姆，他是制片人的可能人选。[5]和我们在美国会见过的制片人不一样，视觉艺术公司与迈克尔·莱瑟姆都赞同我们的思想，对制作一个纪录片来传达它充满了热情。
在视觉艺术公司我们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节目的内容及系列片的形式。这基本上与4月份我们在纽约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一样。但是这次是与专家讨论电视系列片的制作，因而讨论更具体，也更专业。我和罗斯认真考虑过由一小时的记录片组成的系列片，就像加尔布雷思的系列片那样。安东尼·杰伊建议另一种”30分钟的节目，现场拍摄，大部分为外景拍摄，并引出不同内容的讨论单元“。这个建议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比一小时的记录片节目成本要低，因为在同一外景现场拍摄的讨论要比在不同现场拍摄便宜。这个建议还有一个好处是更灵活。它给了我们的对手一个机会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安东尼还认为将记录片与讨论结合将能为发挥我的特殊才能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虽然我们并没有当时就签订协议，但是我们从伦敦回来就认定视觉艺术公司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与视觉艺术公司的协议是在一个月后才签订的，当时迈克尔·皮科克正在美国做商务旅行。
迈克尔于10月19日来旧金山拜访我们时，罗斯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已经记不清这次拜访的具体情况，但是迈克尔的一封信清楚地说明，我们讨论了制片日程，并决定我将尽可能快地将演讲稿交给他，他们可以以此来制定详细的计划。与此同时，他和鲍勃一致同意，大西洋两岸的参与者将在感恩节周末在波士顿开会做出计划。
寻找制片人的工作完成了。
演讲
{罗斯}威廉·乔瓦诺维奇是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资助了我们购买所需录像带。除了录像带，不再需要任何资金，因为赞助人一般都会付旅行费用及其他与演讲有关的费用，甚至还为演讲付了答谢金。1977年9月14日，乔瓦诺维奇预付了10万美元用于购买录像带和撰写演讲稿，作为回报他将得到出售录像带的权利。另外，我们将基于系列片，出版一部书，他也将拥有出版该书的优先权[4]。乔瓦诺维奇对我们的事业不是一时的兴趣，他发自内心地愿意促进我们的思想的传播。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公司出版了《自由选择》一书，与电视节目同时面世。此后，他们又在1984年出版了《现状的专制》一书，由乔瓦诺维奇本人担任编辑，当时我们去了加拿大，在他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
1976年米尔顿获得诺贝尔奖，演讲邀请如潮水般涌来。对此他只是表示感谢，并没有做任何承诺。4月初返回卡皮塔夫后，我们在其中选择了一些看起来最符合演讲目标的邀请。这样就确保了演讲能够涵盖我们希望谈及的所有题目，而且地点与日期也适合，从而让我们能够在佛蒙特和旧金山这两个家之间往来，然后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们还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听众群。准备演讲内容没有费什么时间，米尔顿一直在就这些题目发表演讲，而这些题目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想讨论的。
我们还住在佛蒙特的家里时，米尔顿最初的两次演讲都是在纽约做的。第一次是9月12日，在辉瑞制药公司的赞助下，就在附近的福特基金会礼堂发表了演讲，题为《谁在保护消费者》。第二次是9月15日在哈雷姆，面向一个名为”哈雷姆的父母“的组织演讲，题目是《回教室去学习》。这些演讲还有以后的所有演讲，在演讲之后都有提问与回答时段，涉及内容广泛。这两次演讲都是”事先答应的“，因此耽搁了米尔顿和鲍勃去伦敦见视觉艺术公司的人的日程。
后面的四个演讲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厄里学院、芝加哥大学和犹他州立大学奥格登分校举行，都是在从卡皮塔夫驱车前往旧金山的旅行中做的。这是一次六天的旅行，我们与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道别，将我们在芝加哥公寓中的家具运到旧金山，在梅奥诊所做年检，看望我在里诺的姐姐和姐夫，最后搬进空荡荡的新公寓。公寓是我们春天买下的，但还没有住过。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米尔顿与智利的联系（参见第24章），示威引起了自由美国青年联盟的反示威游行。虽然示威者进了礼堂，但是大多数听众希望听演讲，对于对他们发出嘘声，不让他们打断演讲及提问与回答。米尔顿总共发表了15次演讲，最后一次是在1978年5月19日在梅奥诊所做的，题为《医疗经济学》。演讲中有9次是在大学，其余是面对范围广泛的听众。
波士顿会议
在迈克尔·皮科克来美国和11月22~26日的波士顿会议之间，视觉艺术公司将迈克尔·莱瑟姆揽入麾下担任制片人，米尔顿和鲍勃在伦敦时曾与他有过简短的面谈。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节目叫《真人报道》，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莱瑟姆曾担任过这个节目的制片人。他还制作过一个每集一小时的十集系列片，名为《十名勇敢者》，曾赢得两项英国学院奖。选择并聘请莱瑟姆为制片人是视觉艺术公司对这个电视节目的主要贡献。他完全赞同我们的目标，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想像力与专业技能贡献出来以传达我们的思想。此外，在那些忙乱的日子里，他还是一个好伙伴。他永远能让我们高兴，他初入电视界时的那些故事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得到放松。他表现出超凡的组织才能和天才的想像力与创造力。
在此期间，在皮科克的要求下，米尔顿给了视觉艺术公司一份计划发表演讲的目录，讲稿已经交给他们了，他对剩余演讲做了说明。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皮科克、杰伊和里德开始制定系列片的详细计划，做出了四页纸的《杰伊评计划在波士顿演讲题目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的条目中有一项是要求米尔顿提出十集系列片中的”十大“话题，同时提供”对这些系列片的说明“。杰伊说，这些说明”将为我们提供参考，而不是作为台词脚本。目的是要将我们的全部思想都体现在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的，要走向哪里“。这个富有洞见的文件中有这样一些条目，如”系列片的全部框架与进程“、”标题顺序“、”是每一集片子的主要地点“、”我们的制作风格与规范“，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电视制作世界。
米尔顿为杰伊的备忘录提供了”十大“话题，并提炼了主要的思想和公开的与私下的说明。杰伊的备忘录与米尔顿的补充内容成为我们在波士顿会议上讨论的主题。
迈克尔·莱瑟姆陪皮科克、杰伊和里德来参加波士顿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在今后两年里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杰伊与里德。本·罗杰和我们的儿子戴维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再加上鲍勃、米尔顿还有我，以及四个来自视觉艺术公司的人，一共是九个人，恰好是一个有效率的工作小组的适当规模。
会议讨论了杰伊早先提出的十集节目，每一集由30分钟的记录片及随后的半小时讨论组成。我们暂定了十个题目，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如何将我们想要传达的思想用电视画面最好地表达出来。我们选择策划中的”保护消费者“的主题作为第一个要拍摄的节目。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杰伊在备忘录中提出：”在我们开始正式拍摄之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集完成了的节目，让我们所有的人观看并讨论。只有讨论一个完整的片子才能发现漏洞，才能有机会找到我们能够理解并一致同意的叙述方式。“
波士顿会议两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安东尼·杰伊设计的试片的提纲。米尔顿对这个提纲非常不满意，我劝他在给杰伊回信时要坦率。由此我们形成了一种开诚布公的工作模式，这贯穿在我们与视觉艺术公司合作的全过程中。从工作第一天起到最后一天，我不记得由于我们的坦率，曾经有过任何不愉快。
米尔顿在给杰伊回信时没有拐弯抹角。”我非常困惑，“他写道，”不明白这个提纲的作用与功能是什么。在我看来，它似乎是演讲中论点的重复或是压缩。我没有发现它真正改变了或是改进了论述的结构，也不认为它更适合电视的表现方式。“米尔顿还写道：”导言并不是我想要说的话，因为我认为它提出的要点基本上错误的。“
几天后（1977年12月18日）在收到另外三个节目的提纲后，米尔顿在回信中写道：
我仍然不明白提纲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担心它会偏离方向，因为它明显偏离了关健性的论据……
也许我应该说明系列片应满足以下四个基本要求，这样才可能说明我感觉不舒服的根源：
1.不耍花招。
2.这是一个知识性的项目，应该坦率而泰然。
3.不应在谈话中迎合观众，而是只让喜欢思考的观众满意。
4.我将要说自己的话而不是拾人牙慧。
{米尔顿}在系列片完成并播出后很久再重读这些话，我最深切的感受是这些要求都严格地照办了。例如对于第四点，我从一开始就坚持我不会照本宣科，我也确实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有一个精确的脚本，写明了什么时候、在哪里拍摄，拍摄中要注意抓住什么要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规定谈话内容的脚本。这些要求反映了我对自己能力的判断。
{罗斯}米尔顿心里很烦，立刻打电话给安东尼把担心的问题告诉了他。安东尼在后来给米尔顿的长篇回信中写道：”我希望我们的电话交谈……能让你在某些问题上放心。“他继续说：”我写这封信是为消除你的顾虑，解决你的困惑，而且我首先要在此表示我的歉意。我应该附一封信解释一下提纲是什么意思，也许更重要的是，解释一下提纲不是什么意思。“然后安东尼用四页纸向米尔顿解释了制作一个电视节目与发表一个演讲有何不同。解释了这些区别之后，他向米尔顿保证：”我认为在你将书面的和演讲的内容转换成电视节目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拥有自如地运用专业术语探讨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的独特才能，这将使你的思想轻而易举地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是了解这种转换是什么样的，还是会大有帮助的。“以这封信为基础，安东尼写了一本不厚的书，题为《如何使陈述打动观众》（Effective Presentation），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处理电视拍摄与书面写作之间的某些差异。
安东尼信中的倒数第二段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他在拍摄记录片时已经完全明白我们的想法：
我认为同样有意义的是要改变态度而不是阐述原则。当然每一集节目的中心意思就是原则。但是你自己也说过，不值得说服一个在半个小时内就能说服的人。我建议，这些节目的实效应是形成一个全新的观众群，让成百上千，也许成百万，有正常智力的普通人，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他们习以为常的论调。他们有可能继续去读你的书与文章，理解你在书中提出的事实与论点及你的结论，因此真正地信服并转变自己的观点。但是节目本身或是其内容的目标将主要在于说明重要问题，而不是提供全面的材料及论证充分的结论。
在安东尼让人心悦诚服的长信最后，他总结道：
所有的节目都要有视觉上的连续性，我们在构建它的过程中的共同任务是将理论推理与故事的讲述结合在一起。我所写的提纲是我的第一个不成熟的尝试。在我们继续工作的过程中，显而易见的重点是，我们不能偏离系列片的要点，就是讲解你的观点、你的论据和你的结论；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让节目有趣，让人好奇，这样才能在论证的过程中吸引观众；而且要尽力让叙述不仅能承载论点，而且能阐释并强化论点。
大约18年后再来读这封信，让我回想起我们的系列片制作团队不仅完全恪守了米尔顿提出的四个要求，而且达到了安东尼详细制定的记录片的目标。正如俗话所说：”只有吃到嘴里，才知道布丁的味道。“这个记录片在除法国之外的主要国家都播出了，许多小国也播出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写信来告诉我们他们多么喜欢这部记录片。
1月的其余时间里，十集系列片的提纲在米尔顿与杰伊的通信中成形了。鲍勃、里德和迈克尔·莱瑟姆一直在伦敦和杰伊一起工作，1月底他们来到旧金山为首部试片制定有关结构和拍摄日程的最后计划。三天后，他们返回伦敦，我们便开始了各种活动。
拍摄试片
最后将要拍摄的试片定名为《谁保护消费者》，拍摄工作于1978年3月在旧金山和华盛顿进行。
迈克尔·莱瑟姆于3月11日到达拍摄地，鲍勃于12日到达，13日摄制组全体成员在我们的公寓集合开始拍摄试片。虽然我一直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家不能作为电视拍摄现场，但是这次的情况特殊，这是我们自己的节目。迈克尔极善于说服人，从我们的阳台上拍摄的镜头也令人惊叹。摄制组非常小心不要弄乱我们家，而我也比往常都更宽容。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类拍摄，所以摄制组的规模让我们大吃一惊。一共有两组人，视觉艺术公司组（迈克尔·莱瑟姆、导演格雷厄姆·马西、助理导演兼制片秘书玛格丽特·扬和执行制片杰基·沃纳）以及摄制组（摄像师、助理摄像师、音响师和灯光师）。五位来自视觉艺术公司的人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临时家庭，他们很可靠，我们也非常信赖他们。
一般是每到一个新的拍摄现场再雇一个摄制组，但是在美国也有例外。碰巧，在美国拍摄的所有场景中负责灯光与摄像的吉尔·哈布斯，是我们的女儿珍妮特在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同学！他工作得非常出色。由于迈克尔有着国际性工作的丰富经验及与英国广播公司的长期接触，因此对我们拍摄过程中所到之处的摄制组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我们在所到之处都找到了出类拔萃的摄制组。我们发现全世界都有自由摄制组，这些摄制组人数不多，而且实际拍摄中只用其中少部分人。找到合适的拍摄地点，得到拍摄许可，详细安排何时及如何拍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幕后完成的，而它对任何一部片子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无论是30秒、5分钟还是更长的片子。
对我们来说，参与这项工作完全是新的体验。同时，和米尔顿一起制作记录片对摄制组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和大多数记录片不同，这次没有书面脚本，所有谈话和所有的画外音都是在现场准备的。当电视台的人做准备工作时，我和米尔顿，一般还有迈克尔，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讨论米尔顿在他的评论中要涉及什么内容。他先试一下，然后就对着摄影机说。这是他在课堂上和演讲中经常采取的方式，这种方式让他讲起来很舒服，但是这不是摄制组习惯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尤其是米尔顿，从迈克尔那里学到了许多电视表演的技巧。米尔顿曾经对现场观众发表过许多次演讲，能极为有效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是多年来听过他演讲的人告诉我的，同时他也频繁出现在电视上，但是直到这次他才发现自己有一种表演才能。在迈克尔的指导下，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
{米尔顿}迈克尔再次强调了安东尼提到过的演讲与电视谈话的区别。他解释说，演讲的目的是提出一个观点，而在电视节目中，主持者就像起居室里的客人，他的工作是聊天。更重要的是，他在监视器前观看了我的表演，告诉我什么时候讲得好，什么时候讲得不好，他毫不犹豫地让我重复他认为不合格的部分。我赞成重做，但是不愿意由于外部干扰而不得不重做，例如汽车喇叭的噪声等等。迈克尔的指导让我获益匪浅。《自由选择》播出后，我经常上电视，每次都觉得迈克尔正在身后看着我，无论他是否知道这一点。
{罗斯}拍摄工作中另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是，摄制组对米尔顿所讲的内容很有兴趣。他们所听到的内容绝大部分对他们都是闻所未闻的，非正统而且很有说服力，作为自由职业者与独立个体，他们很自然地会受到自由市场理论的吸引。几乎每次拍摄之后都会有非正式的研讨会。米尔顿曾经是教师，他喜欢讨论，摄制组也喜欢讨论。毫无疑问，公共广播系统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要人们绝不会批准出现这种颠覆性的活动。有意思的是，视觉艺术公司组从英国广播公司招募了一些人，制作结束后只有格雷厄姆·马西回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其余的人都觉得竞争性的市场更有吸引力。
再回来谈拍摄试片。在我们公寓拍的内容只是在旧金山不同场景的三天拍摄中的一部分，这些场景包括梅西百货公司、梅里尔药店和其他一些地方。米尔顿参加了绝大多数的拍摄工作，尽管不是所有的。我们又从旧金山去了萨克拉门托附近的巴斯托瓦，那里有一个铁路展览，其中有一辆保存维护完好、且非常精致的私人铁路用车。这辆车属于卢修斯·毕比，他是铁路时代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们认为以此为背景讨论州际商会非常合适。
然后我们全体去华盛顿特区完成历时六天的拍摄。这次是在华盛顿及其周围地区拍摄，有些我参加了，有些没有。例如，在跑道上演示电动车时我们就没有参加。拍摄过程中，有一件事尤其令人难忘。我们正巧碰上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也是老朋友）丹尼尔·布尔斯廷，他当时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他安排我们在国会图书馆的椭圆形大厅里拍摄，还从书架上搬来了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所有联邦立法记录，摄制组把它们按年代分类在大厅里堆起来，年代越往后堆得越高，直到放不下下一次国会的立法记录为止。这是一个鲜明而又生动的画面，让人形象地看到法规数量的增长。我已经不记得是谁提出的这个设想，但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设想。
”摄制组把它们堆起来“，这样一句平淡的话并不能把当时发生的事都描述出来，正如视觉艺术公司组的埃本·威尔逊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回忆起来的景象“，”你们有所不知的是这让我和一位黑人绅士花了两个小时把这些该死的东西从书架上搬下来，掸掉上面的土，放在车上，推到前厅，再按年代顺序摆放成堆。在干这些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因为灰尘而不停地打喷嚏，我被包在灰尘里，从头到脚都弄脏了。我不得不回饭店冲澡换衣服。“
迈克尔带着胶片回伦敦去把为数众多的片断组合成一套节目，他说，他有信心完成节目。我们返回旧金山，心中对他能否做到充满了疑惑。
一个月后我们到伦敦去看迈克的工作成果。在看完了他初步做成的节目后，我们与鲍勃在剪辑室里待了几个小时，和迈克尔、格雷厄姆还有技术人员一起根据我们的建议做了些小修改。我们对结果极为满意，迈克尔和他的助手把看似毫无关联的镜头组合成一部完整而又有趣的影片，这简直就是奇迹。
在剩下的两天里，我们和视觉艺术公司的人以试片的拍摄经验为基础，开始详细讨论其余节目，它们的顺序、内容和思想。我们知道，虽然每一集节目都有一个主题，都有拍摄自不同场景的素材，但是每一个拍摄场景都要为几集节目提供素材。这就意味着与拍试片不同的是，我们在每一个场景的讨论都要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例如，第一集《市场的力量》使用了在香港、格拉斯哥、纽约证券交易所、英国、印度、罗切斯特（纽约州）、埃利斯岛、纽约街头和旧金山拍摄的镜头，也许还有其他几个镜头我忘记了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了。而另一方面，在华盛顿拍摄的镜头几乎用在了所有的节目中。这就意味着十集节目必须在实地开拍前就计划好，这样才能将旅行减少到最少。我认为就是在这几次讨论中，迈克尔制定了一个在不同地方拍摄的日程表及最后讨论的时间表。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日程安排都按时完成了，一天不差，只有一个例外，我在后面会做解释，这完全是他不能控制的。
在各地拍摄
在美国拍摄
6月份，摄制组又到加利福尼亚拍摄，为几集节目提供例子阐明观点，拍摄内容有英特尔公司的芯片检验过程，兰乔桑塔福的一个急救车站的急救行动，边界巡逻抓获非法移民，移民劳工摘葡萄等等。所有的场景都与某一集节目有关，这是由迈克尔、埃本、格雷厄姆凭借丰富的想像力设计好的，也有些是由米尔顿和我在伦敦时与视觉艺术公司的人讨论后决定的。我们知道，这比以往的拍摄需要更多的技巧。一旦选定了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拍摄更多的片子，成本会更低，但是无法知道什么镜头对有关内容是最合适的。
7月，我们在华盛顿与摄制组会合，在此期间，米尔顿发表了最后三次演讲。我们继续在美国拍摄，直到8月底。拍摄工作从华盛顿开始，我们拍摄了林肯与杰佛逊纪念堂，还在政府大楼的内外进行拍摄。让我们一直很吃惊的是，制片人总有能力得到拍摄许可。
{米尔顿}在华盛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两次拍摄一次是在国会图书馆椭圆形大厅，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另一次是在印钞局，在那里我减慢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如同我在所有文章中一样。为了说明货币在通货膨胀中的关键作用，我希望能让印刷崭新钞票的流水线停止一下。让我吃惊的是，印钞局竟然允许我按下停止印刷的按钮。我真的大吃一惊。
我也非常欣赏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拍摄的场景，这个场景因为保罗·沃尔克才得以实现。我与保罗相识多年，当格雷厄姆说要获准进入董事会会议室和金库中拍摄有困难时，我给他写了信。他在友好的回信中说：”我们一般不允许拍电影的人进入银行，更不要说金库。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允许摄像机进入董事会会议室做这类拍摄。“
为了感谢保罗·沃尔克的帮助，我后来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感激你对我们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拍摄中给予的帮助。我们的摄制组对得到的合作与帮助非常高兴，我必须说我非常喜欢这段拍摄的经历，尤其是坐在真金的板凳上说话的时候。对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被称为金本位派的人而言，确实非常有趣。“
在华盛顿拍摄中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社会保障局的大楼前讲话。一次又一次的拍摄中，开始都很好，但是总是因为飞机从头顶飞过或是汽车驶过而破坏了镜头。据我的印象，我们在尝试了15次左右后放弃了，决定改变计划，转移到大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去拍摄。
{罗斯}在美国的拍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很有趣—蒙蒂塞洛和历史名城费城。虽然我和米尔顿在以前的旅行中已经参观过这些地方，但是在这里拍摄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早就发现，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拍摄意味着匆忙与等待，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在周围走走。例如在蒙蒂塞洛，我们愉快地和当地的历史学家聊天，他拿杰佛逊的账本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杰佛逊过度奢侈，他死时负债累累，他的女婿要用余生为他还债。
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在这个国家穿梭往来。在美国东部拍摄时，两次拍摄中只要有几天间隔，我们就去佛蒙特休息。在西部拍摄时，我们就去旧金山。看来，在美国的两端都有家是非常方便的。
8月底，进行在美国的最后一周拍摄前，我们在旧金山度了周末。最后一周的拍摄从盐湖城开始，在那里我们拍摄了与乔治·埃克尔斯的一次讨论，内容是他家的银行在1933年的银行业危机中的经历，同时还在银行里拍摄了一些镜头。我们从那里去拉斯韦加斯，拍摄深夜轮盘赌桌上的赌博，这是系列片中最有娱乐性的内容。我和米尔顿曾经去过里诺和蒙特卡洛的赌场，但是没有去过拉斯韦加斯。在这部分拍摄活动中，我们是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无论如何，赌博提供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场景，可以用来说明承担风险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个额外的感受，我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的父母利用假期来拉斯韦加斯赌博，而年幼的孩子估计在参加别的活动。
我们从拉斯韦加斯前往博迪，这里曾是一个金矿镇，现在已经被修复为旅游点。埃本在一本叫《西部鬼城》（Ghost towns of the West）的书上发现了这个地方。迈克尔迷上了这个地方，他和吉尔·哈布斯睡在睡袋里在户外过了一夜，这样他们才可能拍摄日出。我们在博迪完成了在美国的拍摄。
然后摄制组前往洛杉矶拍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们在那里拍摄了一些妙不可言的场景：停满了汽车的停车场，在课堂睡觉的学生与他们在游泳池的活动的对比。我们用这些场景与此前在达特茅斯学院拍摄的画面做比较，显示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的区别。
在国外拍摄
我们在旧金山休息了四天，然后收拾行装，前往香港出席朝圣山学会的会议。为了与我们的计划一致，迈克尔制定的国外拍摄日程在我们的会议结束后从香港开始。
我们在香港拍摄了大约一个星期，得到了一些最精彩的内容。香港给了米尔顿一个机会来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即使在逆境中也能表现出它的优势，当时的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接近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
从香港我们去了日本，我们在日本有许多朋友，因此我们尽量抽时间在两次拍摄之间去看望他们。米尔顿甚至还为《日本经济新闻》做了一次演讲，这几乎是他在我们每次访问日本时都要做的一件事。摄制组拍摄了许多空镜头作为日本部分的背景，目的是要表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功地完成了工业化，以此与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后的不成功状况做比较。其中一个特别有趣的对比是，说明两个国家在面对残破的工业状况时实施的政策有多么不同。
1963年访问印度后，我再也不愿意去那里。到处都是要饭的孩子和吃睡都在路边的人，这种景象太让人难过了。但是这次印度的场景是系列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没有选择。好在我们主要是在一些并非最糟糕的地方拍摄，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离开摄制组到处逛。我们在贾杰布尔前王公的宫殿里拍摄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舞蹈表演。因为舞蹈家都穿着美丽的沙丽，客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画面的色彩非常丰富。这是印度之行中最美好的部分。和我们以前的访问一样，我发现土邦比起其他地区显得更干净、更繁荣，尽管他们已经取得独立。我们拍摄的宫殿里的土邦王公已经将原来属于他的部分宫殿改为饭店，拍摄期间我们就住在那里。我们还拍摄了马德拉斯及其周围地区，但没去加尔各答拍摄，因为它在经济上和景色上都不适合拍摄。
我们从亚洲前往欧洲，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科斯，这是希腊的一个岛屿，我和米尔顿都没有去过。着名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医院就是在这个岛上，估计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在这里提出的。据迈克尔与埃本研究，希波克拉底的医院就在我们拍摄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学会了一些关于拍摄的新知识。我们确定了米尔顿要说的话之后，摄影机开始拍摄，但是在米尔顿说话的时候，我们听见很响的牛叫声。迈克尔立刻停止拍摄。我们问这是为什么，迈克尔回答说，如果牛曾经出现在摄影机的画面里，留下叫声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如果有声音但是看不见牛，就不是一个好电视片。因此我们重新开始，希望牛能够保持安静，这次它没有出声。同样的问题在以前的拍摄中也发生过，当飞机飞过头顶时，摄影机就要停止拍摄。我们原来以为这是因为噪音干扰，但是这次牛的问题告诉我们这不是主要原因。
{米尔顿}”再来一次“这句话让我又盼望又害怕。一般而言，第一次讲话是出于直觉，我比较喜欢讲两次，因为我可以改正第一次尝试中某些不满意的内容。但是再往后，我觉得就一次不如一次了。不再凭直觉，我就不可避免地要努力回忆以前说的话，再重新组织语言。专业演员是按照背好了的脚本说，而且他们经过训练后可以根据需要重复许多遍同样的话，语调和轻重都可以不变，而我不是专业演员。
技术上的原因造成了大量重复。当时我们的节目都是拍摄在胶片上的，现在的节目都是拍摄在录像带上了。当时录像带还处于发展的幼年时代，据迈克尔判断，录像带的画面质量不如胶片。用录像带拍摄，无论是否要重拍，都可以在剪辑前重放。用胶片拍摄则必须要冲洗，而冲印车间一般在很远的地方，经常要等我们到了别的地方才能看到图像。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了消除一切疑虑，保证效果让人满意，只有”再来一次“。
{罗斯}下一站是德国。我们的拍摄日程是先到西柏林，再到东柏林。迈克尔认为他已经得到东柏林当局的同意，我们可以在东柏林拍摄而不必接受检查。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到达之前，东柏林当局改主意了。他们同意我们拍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由东德当局最后决定什么是可以播出的。我们一致同意不能在这种条件下拍摄，只好在拍摄西柏林时加入这样的场景：摄影师和米尔顿站在一个加高的平台上，平台靠着柏林墙，从平台上可以看到东柏林。拍摄时米尔顿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拍摄东柏林。我和米尔顿没有穿过柏林墙去东柏林游览，只是看了看。
因为取消了在东柏林的拍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对日程表的一个修改）让我们在前往下一个计划好的拍摄地点前有了几天时间。给我和米尔顿的选择是：去伦敦休息，或是地回一趟佛蒙特。我们选择佛蒙特，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在欧洲。而且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再变成白天，这种独特感觉也很有趣。我们在离开摄制组一周后，经过休息又精神抖擞地回到了伦敦。而他们利用这段多出来的时间为英国的拍摄工作做了准备。
重新开始工作后，我们首先去剑桥拍摄。我们非常希望能拍摄凯恩斯在国王学院的办公室，但是凭迈克尔的说服能力都没能得到准许。我们只好另外选择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拍摄，我们在房间里摆上书和图表，尽可能地让它看上去真实可信。
结束了在伦敦的拍摄，我们又去了曼彻斯特，然后前往苏格兰拍摄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曾经在那里教过书。完成欧洲的拍摄后我们返回佛蒙特，但是没有多久，又和迈克尔与摄制组一起在美国拍摄了一个星期，主要是在华盛顿。这次拍摄是为了把迈克尔在重看胶片和重听录音带时发现的遗漏部分补上，胶片和录音带一共有26英里长。我们最后一部分的拍摄是11月20日在艾奥瓦州的奥塔姆瓦，这个城市曾被命名为”1978年美国城市的代表“。奥塔姆瓦市政当局非常高兴能参与电视系列片拍摄，完成拍摄后他们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剪辑与配话外音
我们返回旧金山过了几个月正常生活，同时迈克尔与他的同事把一大堆素材整理成了完整的节目，当然多数工作都是在剪辑室完成的。1979年3月17日我们返回伦敦，这时迈克尔已经可以让我们看他做完的初编版节目了，米尔顿也可以配话外音了，我们在伦敦待了三周。
{米尔顿}先解释配音这个词。最后形成节目的许多段胶片已配有与其有关的解说词，例如，现场拍摄时我已对某些事做了评论，也有其他人做了评论，或是接受采访。但是还有许多段胶片只有画面，例如有一个场景是边境巡逻队正在追赶非法越境的墨西哥人。为了把这些内容整合进一个故事里就要加上评论，这就是配音要做的。配音的工作和重要性及为胶片配音的技术问题对我来说完全是新事物，但是这是我在伦敦的主要任务。
经过迈克尔和其他人剪辑的初编版中已经配上了解说词，以便让节目内容完整，现在要将这些解说词替换为我的话和我的声音。
{罗斯}我们在第一个星期里主要是看初编版。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但是我们还需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这就要做大量编辑、再剪辑一类的工作。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了解到了给画面加上配音能产生多么强烈的冲击力，这让我们认识到这一阶段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
米尔顿还为电视片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这是鲍勃希望的。我们又在伦敦补拍了一些在剪辑中发现的遗漏的片段。我记得格雷厄姆·马西在圣凯瑟琳码头为我拍了几张照片，他是为了试一下在香港买的照相机，照片拍得很好。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后来被用做《自由选择》的封面。
{米尔顿}迈克尔事先提醒过我配音是一个让人伤脑筋的工作，因为配音内容不仅要准确地说明内容，而且要准确地与影片的长度匹配。配音在一间专门的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大屏幕，用来播放影片，还有一个隔音间，解说员拿着话筒坐在里面。一般情况下，解说员有一个脚本，他随着屏幕上影片的放映过程读这个脚本，脚本已经编辑得与影片的长度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这次不同，正如迈克尔所写的：”看来最好还是请你’说‘而不是’读‘评论。只要基本上与影片的模式相符，你就可以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实际的区别在于你不是面对公众，而是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密封的小隔间里！“在拍摄现场，我只要保证我所说的是正确的，就不必担心长度。在这里，我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不仅要说正确，而且要配合在我的眼前展现的影片。我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挑战，既累人又令人兴奋。多数日子里，我都疲惫不堪，一回到饭店里的套间就跌坐在躺椅里，喝上一杯饮料。罗斯会在从工作室回家的路买些食品，这样我们能够带回家吃。
{罗斯}配音日程是一天一集，另外迈克尔看完片子后认为有些部分应该重做。迈克尔认为保证米尔顿在两次配音之间的休息很重要，他还为我们弄到了他认为我们会有兴趣看的伦敦所有演出的票，他真是个很周到的人。我认为我们在伦敦工作的三周里所看的歌剧要比我们在所有的假日里看的还要多。我们还看望了在伦敦的许多朋友。我记得，也据我的约会本所记，我们在伦敦的三周非常活跃，也非常愉快。
迈克尔看了完成版，认为还有一两处地方想改动，还想增加一些内容，我们因此又返回美国补拍一些内容，这次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
讨论部分
{米尔顿}最初与视觉艺术公司签订的合同只涉及拍摄记录片，但是我们坚持要由迈克尔·莱瑟姆担任讨论部分的制片人，鲍勃·奇特斯特与视觉艺术公司交涉后达成一致，与最初的安排不同，这次公共广播系统负责大部分设备及摄制组的安排，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由迈克尔控制。
讨论部分从1978年年中开始做计划，一直到1979年9月才开始拍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第一，拍摄地点；第二，是否要有主持人，如果有，谁来担任；第三，参加讨论的人。1979年3月我们和迈克尔、埃本开始商量参加讨论的人选，当时我们正在伦敦配音，6月份我们又继续商量，迈克尔和埃本花了三个月时间面试可能的人选。到7月份，迈克尔在芝加哥的一家饭店建立了临时办公室，杰基·沃纳和玛格丽特·扬担任工作人员。
地点
罗斯和我希望讨论在芝加哥大学进行。首先，这是我的精神家园和学术中心，这里有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强大支持力量。1978年12月14日，迈克尔在查看芝加哥大学的十几处场地后，对鲍勃·奇特斯特报告说：”我们看中了哈珀图书馆的北阅览室作为讨论的场地。它的面积比较合适。虽然很现代化，但是在一个古老的、公认的优秀大学里，而且只需略做一些艺术装饰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地板与墙都很厚，这看上去很不错。“这太适合我们了。北阅览室曾经是法学院搬到新校区以前的图书馆，它所在的大楼与社会科学楼连在一起。在社会科学楼有我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我用了30年。而且我住在芝加哥时，经常用这个阅览室。1979年，阅览室所在的楼属于商学院。
按计划是前九集中都有讨论内容。第十集则要与一位采访者进行20分钟的交谈，我将在这集里概括整个系列片的主题。迈克尔计划采访罗比之家，这里曾是着名的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居民区，后来这个居民区被芝加哥大学买下作为校友办公室。
我们需要改变哈珀阅览室的布局以适应拍摄要求。我真正认识到这需要做多少事是在读了迈克尔给我看的材料之后，我翻阅了四页单倍行距的十人会议记录，会议是在1979年7月27日召开的，计划了改造阅览室要做的工作。记录还附有几张阅览室和预计改动的草图。
主持人与选择参加讨论者
{罗斯}米尔顿一开始对由另一个人来主持讨论犹豫不决，他认为他自己可以主持。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被说服了，因为有一个独立的主持人确实要好一些。鲍勃和迈克尔提出一些美国着名的广播或电视主持人，但是没有一个是合适的。迈克尔·皮科克建议请罗伯特·麦肯齐，他是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经常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担任主持人，迈克尔与他很熟。但是他是定居英国的加拿大人，似乎不是在系列片结束时主持讨论的合适人选。最后我们决定由《与新闻界见面》的创始人与制片人劳伦斯·斯皮瓦克担当此任。
我们第一次见麦肯齐是在7月初由鲍勃安排的一次会议上，地点是在佛蒙特州费尔利的莫里饭店，离卡皮塔夫很近。这次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我们能与麦肯齐见面，探讨他将扮演的角色；第二，让我们、鲍勃、迈克尔·皮科克与迈克尔及埃本商量寻找参加讨论者的初步结果。到这时他们已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寻找参加讨论者。
我们要求讨论要尽可能地广泛而坦率，参加者要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此外，迈克尔还希望参加者要具有一定电视表演才能。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都尽力提出一个名单，这些人中既有我们认为最能代表反对米尔顿立场的人，也有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人。埃本与迈克尔在寻找过程中，会见了每一个候选人，以便确定他们的观点，还要考察他或是她在电视上的表现能力。在挑选过程中，他们把名字加进我们提出的名单上。按计划，每一集中有四个人参加讨论，两个是赞成我们观点的，两个是反对我们观点的。但是实际上，有一集完成时只有尔个人参加讨论，另外有两位讨论人（皮特·杰伊与托马斯·索厄尔）参加了两集节目。总共有33个人分别参与了讨论部分。我不知道迈克尔和埃本为了找到这33个人会见了多少人，肯定是这个数目的几倍。
制作
9月3日，我们到达芝加哥完成最后部分的工作，即讨论部分的拍摄。我们几乎认不出已经改造成摄影棚的图书馆阅览室了。中央是一个大的圆形区域，是米尔顿、主持人和参加者的讨论区，观众围绕圆形区域坐在高处。精心安置的塔形灯架提供适度的照明，放在适当位置的三台摄影机负责拍摄，一台装在升降机上，另外两台装在支架上。还有一个作为道具的假书架放在讨论区的背后，当需要从背后拍摄时用来挡住摄影机，或是挡住监听合成声音的技工。在摄影棚外面是化妆室，还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监视，迈克尔、鲍勃、迈克尔·皮科克和我在这里观看（在电视用语中这叫”绿房间“）。发现问题时我们可以提醒米尔顿注意，迈克尔也可以与导演交谈。还有一辆面包车停在远处，上面是录音设备。
前两天是装布景，第三天与技术人员开会讨论日程，同时安装摄影机和其他设备，最后是彩排。第四天下午又增加了一次彩排，从上午开始到下午才结束。下午还完成了一些其他工作，观众和主要发言人抵达，向他们做简单介绍。第四天大约3：00，观众和主要发言人观看了半小时的试片《谁保护消费者》，鲍勃·麦肯齐说了开场白之后，开始了这一集的讨论。第一天之后，讨论模式已经确定，问题也已经解决，于是下一周我们一天做两集讨论节目，上午一集，下午一集。因为是初次接触电视制作，让我们深刻印象的是需要做非常多的准备工作，拍摄中时间的掌握也要非常精确。
{米尔顿}所有的参加者都被告知，讨论内容不会被剪辑，只是要去掉噪音或是剪掉停顿部分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保不会对观点有所取舍。这就要求讨论只能比半个小时长一点从而剪掉停顿，而且不可能进行第二次拍摄。
与配音相比，拍摄的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最紧张的一周。到完成第二集的那天下午，我已经筋疲力尽，失去耐心，事先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两集半小时的节目会这样令人疲惫。但是我知道只能如此，因为没有第二次拍摄，也不能剪辑我说过的话，所以必须要集中精力听参加讨论的人在说什么，所有这一切使得这半小时的讨论非常艰难。每天结束后返回我们在德雷克饭店的套间，喝些饮料，吃一顿送餐服务的晚餐。九次讨论部分的拍摄在9月14日星期五完成。星期六又拍摄了我与劳伦斯·斯皮瓦克在罗比之家的讨论。这次拍摄很放松，因为没有观众，而且是一对一讨论，而不是一对三或是一对四。
讨论部分的拍摄结束时，我们和摄制组全体人员在马克西姆餐厅共进晚餐，不仅为了庆祝摄制完成，同时还为迈克尔·皮科克庆祝了50岁生日。
为系列片与各集命名
到底应该给这个系列片冠以什么样的片名，给各集节目一个样的什么标题，我们所有参与拍摄的人就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既有面对面的讨论也有通信讨论。从1977年的感恩节周末在波士顿的会议开始，到1979年时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1978年2月13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系列片“备忘录中，按顺序列出了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十集节目的标题，但是最后只采用了其中的一个（”谁保护工人“）。同样，在为系列片最后确定一个片名前，我们讨论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罗斯和我最初建议用”无形的手“作为片名，但是迈克尔·皮科特在1978年2月23日的信中告诉我们：”我们都不喜欢’无形的手‘这个片名。“1978年10月30日迈克尔给他助手发了一个备忘录谈到片名，在结束时说：”请提出更多的想法，冠军杯正等着脱颖而出的优胜者。“
1979年1月1日迈克尔·莱瑟姆致迈克尔·皮科克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要确定……（我们）都同意系列片的片名就是’自由选择‘。是我想出的这个片名，我宣布我获得法国冠军杯！“
背后的故事是：迈克尔建议以”自由选择“作为”谁保护消费者“一集的标题，据我的印象，我和罗斯立即认为这是系列片的最佳片名，后来证明它确实是。
各集的标题及播放顺序直到1979年7月底才最后确定。
《自由选择》一书
《自由选择》这本书是我们在摄制电视系列片的同时写的，它在几个方面不同寻常。无论对于我还是罗斯来说，它都是我们所写过的惟一有截稿期限的书。写它的时间是最短的。这是一本完全以口头英语而不是书面英语写的书。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它比我们所写的任何一本书都畅销。
这些特殊性源于写这本书的起因。写这本书不是从提纲开始的，而是从电视节目的脚本开始的，这是我们4月底在伦敦完成配音工作后带回来的。我们返回美国后立即开始写书，劳工节时①我们把手稿交给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公司。脚本需要做大量的修改，我们加进了许多材料，但是文章保留了当初所使用的口语风格。
乔瓦诺维奇将书推向市场的速度可以和我们将书交给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的速度相媲美，他保证这本书圣诞节前就会出现在书店里。这本书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非虚构类书的排行榜上连续几周名列畅销书之列。它是1980年美国最畅销的非虚构类图书。初版的精装本自1980年出版以来，卖了40万册；普通平装本1981年由Avon出版社出版，高级平装本由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公司1990年出版。我们不知道Avon版卖出的准确数字，但是我们相信在美国出版的不同版本共售出超过了100万册。
《自由选择》至少被译成了17种文字，包括所有主要语种及许多小语种。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俄国、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也已经得到翻译授权。
我们没有国外销售的数据，只知道这本书在日本是畅销书，该书的精装日文版售出了大约20万本，按人口计算，与美国的销售量相当，甚至略高于美国。
在美国播出
那么多人三年的努力终于在1980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有了回报，公共广播系统在全美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播出了《自由选择》的第一集，其中多数是按照节目表的时间播出的，其他则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对这个节目有好感的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并安排重播，其他的台则选择相对较差的时段，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一般也都在其他时段重播了这个节目。最极端的例子在纽约城（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公共广播系统在纽约的地方台安排的播出时间与超级杯冲突。一些赞同我们观点的电视台的赞助人非常气愤，给电视台施加了足够的压力，最终电视台只得在更好的时段重播节目。
总体而言，反响极好。根据标准收视率，节目平均吸引了300万观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视率，我们听说，这个收视率高于《经典剧场》，而它是公共广播系统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报纸或是杂志的评论都是正面的，即使是那些不同意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评论者的态度也一样。
观众来信是这个系列片带来的最大回报。来信主要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在宾夕法尼亚的地方台的售价一美元的《收视指南》转给我们。宾夕法尼亚台的项目协调员巴巴拉·普雷采尔寄给我们”每天收到的信，我们每天平均收到200~300封信。送来的信中有一封持不同意见，因为虽然我们都收到过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信，但是每天不超过六封“。她寄来的那封持不同意见的信是这样开头的：”弗里德曼教授的经济学肥皂剧的第一集让人看了很遗憾，其他集更糟。因为一群令人尊敬的讨论者没有能指出其中的谬误。“然后是长长的三段话讽刺自由市场中的问题。多数支持的评论都很短，不过也有例外。
非常欣赏这个系列片，尽管我的政治与经济观点与弗里德曼先生完全不同。
我们全家看了你的节目都很兴奋。据我所知，电视史上还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节目……这里每周播3~4次，每次我都看。
目前最好的电视节目。
我非常欣赏这个节目。希望你能继续制作这样的好节目。顺便说一句，我14岁。
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公共服务节目。
有机会请告诉米尔顿，他很伟大。
评论中涉及最多的是讨论部分。一个最极端的评论是”在看完系列片的前三集后，我决定只听弗里德曼先生的陈述……除了少数几次例外……那些与弗里德曼先生’讨论‘他们观点的人，是在含糊、混乱并无法让人满意的评论中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是这样：”在哈珀图书馆的讨论是我在电视上所见到过的最好的讨论，讨论者用生动的例子来印证观点。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更长一些。“一些观众除了给《收视指南》写信，还直接给我本人和罗斯写信，索要我电视系列片中的评论与书，加起来大约有2 000封来信。虽然我努力要回复所有收到的来信，但是我被迫使用标准格式写信，叙述清楚明了，这样才可能回复所有的来信。大多数来信者都支持我们。还有些信讨论了具体的问题，提供信息或是批评我们的观点。这些我们也尽力一一回复。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最初的回报。随后的回报包括：（a）在其他国家播出；（b）将影片及后来的录像带用于中学和大学教学，以及特殊教育项目；（c）许多不同的出版物引用了书中的段落。
在其他国家播出
视觉艺术公司负责这部系列片在其他国家的市场营销。到目前为止，这个系列片的原型（一般没有讨论部分）已经在十几个国家播出，有些是用英语加字幕播放，有些是用当地语言配音。
我参加过的最重要的两次外国播出，一次是在英国，一次是在日本。
英国广播公司购买了其中六集的播放权，同时安排我与英国讨论者进行了五次讨论，并录了像。讨论由皮特·杰伊担任主持人。我已经找不到参加这个节目的英国人的名单，但是我确实记得，英国广播公司请到了一批出色的人，其中至少有一位部长，几位工党政府的前部长。新的讨论是在1980年2月中旬连续五天录制的，这个节目连续播放了六周，从2月中旬开始（第一集是《市场的力量》，没有讨论内容）。这个节目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非常成功，由于英国广播公司没有公共广播系统那么多的节目可以选择，在英国的潜在观众几乎比美国还多。
日本的主要酒类生产商三得利公司购买了这部系列片在商业电视网上的播放权，他们的广告代理商电通公司安排了一位制片人和一个摄制组，在5月底到卡皮塔夫拍摄了对我的采访，由西山担任翻译，我们还对各集节目做了介绍。他们还将卡皮塔夫的美丽景色拍进电视片中。9月，我们在三得利公司的赞助下在日本停留了10天，拍摄了一些与日本嘉宾讨论的内容，还出席了由三得利公司组织的研讨会，我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所有这些他们都将作为系列片的内容予以播放。我们在日本时系列片正播出，这是我们看到过的他们在佛蒙特拍摄的片子。看着自己在电视上说着流利的日语，但是对自己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这种感觉非常有趣！
对日本那种极为客气的传统我们已经习惯了，电通公司不仅用美酒佳肴招待我们，还安排了非常特别的旅游活动。
苔藓庙是京都的主要旅游点。这是一个美丽的日本花园，地上长满了50多种苔藓类植物。我们到的时候，苔藓庙已经对参观者关闭几个月了，这是为了让苔藓恢复生长，因为太多的参观者已让苔藓受到了损害。电通公司安排了专门的导游陪我们参观了几乎已经完全恢复的苔藓庙。这次游览特别让人高兴，这不仅是因为整个花园只有我们，还因为担任导游的阿部和尚是这个庙的主持，也是佛教界的领袖。他非常睿智、知识丰富，而且能说流利的英语，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导游。花园也很了不起，几乎已经可以对参观者开放了，当时正是它最美丽的时候。
在德国，联邦政府电视台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电视系统一样，持左派立场，因此最初拒绝播放这部系列片。朝圣山学会的成员之一、巴伐利亚地区电视台的主持兼制片人伊莎贝尔·米尔芬策尔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她说服地方电视台播放了这部系列片。结果节目非常受欢迎，这让联邦电视台很惭愧，只好在全国放映系列片。
朝圣山学会的支持者与追随者泽里-梅里莫先生为让这部系列片能在意大利、法国和瑞士播放而竭尽全力。他是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主要的业余爱好就是电视。他的文章在他所说的”现实中“的意大利电视自由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他所写的：”至于意大利，我认为没有希望在国家电视台播出。“但是，他成功地说服一家主要的私人电视台—米兰电视台在意大利播放这部系列片。
在法国他碰了壁，但法国电视台播放了加尔布雷思的13集系列片《不确定的年代》，还是自己买的版权。泽里-梅里莫为了促成这部系列片的上映给法国全国电视协会主席莫里斯·乌尔里克写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说：”我认为这部系列片所涉及的内容已经包括在2频道的节目中了。“泽里-梅里莫立刻回信说，他马上就去巴黎，希望能看到同样内容的节目，请乌尔里克先生找人把有关的录像带准备好让他看。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些负责2频道这类节目的人，尤其是信息部门的人，为了引起公众对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兴趣，已经决定在报纸和杂志上讨论有关问题，而不是在电视上播放系列片，系列片的长度与’技术性‘会让观众在观看之前就失去信心。“但是观众并没有因为加尔布雷思更长的系列片而失去信心。
泽里-梅里莫从地方台也得到同样的答复，他沮丧地得出结论：”也许我们过于天真和自欺欺人，以为无论如何，人们还是愿意知道真相的……我们显然错了，因为那些国家电视台认为他们的任务和功能是娱乐观众以及助长公众趣味中最糟糕的那部分。“我相信法国是欧洲国家中惟一没有播放这部片子的国家。
用于教育目的
在鲍勃的安排下，我们与不列颠百科全书教育公司签订了合同，制作并分销这部系列片。这很贵，每集300美元，全套十集是3 000美元。我不知道卖出了多少。我只知道美国教育联盟（这是一个免税的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基金会）存有十几套影片，他们免费将该片借给教育研究所在一定期限内循环放映。据他们说，总计有几百所中学与大学放映了这部系列片。
我们非常想要尽快让个人与中学能以较低价格得到影片，家庭录像机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性日益增大。但是公共广播系统在宾夕法尼亚的地方电视台的一个附属公司—宾夕法尼亚传播公司拥有系列片的版权，不列颠百科全书教育公司拥有经销这部系列片的惟一授权。1987年与不列颠百科全书教育公司的合同到期需要重续时，我和罗斯想要买下版权分销《自由选择》，从而出版更便宜的录像带。这样做遇到了一个障碍：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曾经以实际上无利息的贷款资助过最初的制作，它预计可以从宾夕法尼亚传播公司所获利润中得到回报，但是这部分利润并不足以还贷款。买版权就意味着要承担贷款，这是我们没有能力承担也不愿意承担的。由于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在分销系列片中已在最大程度上分享了我们的利益，因此鲍勃与他们谈判后达成一致，将取消贷款。作为回报，由他们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介绍原系列片的录像带。因此，由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主席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介绍每一盘录像带。
事情的结果是我们花2.5万美元买下了所有录像带的版权，和鲍勃一起成立了自由选择公司，鲍勃和我们是联合所有者，掌握了最初与后来节目的销售权。我们将录像带的价格定为110美元一盘，这使许多中学与大学完全可能将系列片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许多个人也购买了录像带。
我们从这个节目中得到的真正回报是，更多的人在我们参与的公众事业中站到了我们一边。在街上或是餐厅里，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在课堂上看了我们的系列片，而且非常喜欢。
最近，经济学教学基金会开设了经济学暑期强化课程，参加学习的有学生领袖和中学的经济学教师。课程不仅在美国开设，而且在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也许还有其他国家开设，《自由选择》是他们授课的主要教材[7]。这本书在其他组织的许多项目中也承担着同样的功能。
《现状的专制》
{罗斯}我们在电视业中的第二次冒险是在三年之后，这次低调一些，花钱也少一些，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这次是在胡佛研究所拍摄，由鲍勃·奇特斯特担任制片人，内容是由米尔顿与七个学生讨论一系列问题。我们称这个节目为《现状的专制》，也写了一本书，书名与节目的片名一样。鲍勃没能说服公共广播系统把这部系列片列入核心节目，因此节目用卫星转播，任何一个电视台都可以收看。
在节目中，米尔顿提出一系列问题，涉及诸如高等教育、农业补贴、犯罪和毒品等等方面，然后主持学生讨论，他自己也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我们看了这个节目后不太满意。我们的看法是这太像是米尔顿在给学生讲课，如果能由某个与他们水平比较接近的人来主持讨论似乎会更好。
现在回头看，这本书成了这次冒险的最大红利，它虽然从来也没有达到《自由选择》那样的畅销书的地位，但也售出了相当多的数量，并得到了好评，而且仍在加印。
结论
自我们制作《自由选择》以来已经过去17年了，我们决定再看一遍录像带，以便重新回忆一番。看过之后，我有两个感受：第一，我们当时探讨的问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更严重了；第二，我们的观点在思想界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支持，虽然也不乏批评，但是他们今天提出的目标与解决方法，与当年参加节目的人所提出的是一样的。
当我们回顾本章中提及的往事时就像是在做梦。不过，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米尔顿在退休后还能通过电视向世界各地几百万人宣传人类自由的信念，更多的人通过我们以电视系列片为基础而写的书了解了这一信念，还有无数人通过录像带对它有了了解。
但是不管电视播放有多么重要，将系列片用于教育才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人是在年轻时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极少有人在二十几岁以后还改变自己的观点。年轻时是受教育的最佳时间。
梦想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难以置信的幸运，有了参与制作《自由选择》的那批人：鲍勃·奇特斯特，他是人物名单中第一关键的人物；乔瓦诺维奇，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来自视觉艺术公司的安东尼·杰伊、罗伯特·里德和迈克尔·皮科克，他们把演讲转换成可供电视播放的节目；迈克尔·莱瑟姆，他是实现我们目标的理想制片人。另外，还有四位电视专业人员，埃本·威尔逊、格雷厄姆·马西、玛格丽特·扬和杰基·沃纳，我们感谢他们热诚的合作，更感谢他们的友谊。
{米尔顿}还有一个人必须加进人物名单—罗斯。她的头衔是副制片，这绝不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她是不可或缺的。她参加了所有的计划会议与所有的剪辑过程；所有的拍摄她都在现场，她还参与了所有关于我的陈述内容的讨论；她是我的表演技巧的最佳评论者，也许最重要的是，她是惟一愿意直截了当地批评我的人，而且正是她帮助我走上了正轨。
注释
[1] Peter Bernstein The Man Who Brought You MiLton Friedman,?Fortune, February 25, 1980, pp. 108-112.
[2] Laurence Javik, PBS （Rocklin, Cal.: Forum, 1997）, pp. 278-279.
[3]我原来希望由杰伊担任制片人，但是他说自己年纪太大不适合担任这种费力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两方面得到了最好的人选：以杰伊的才智帮助设计节目与内容，而借助莱瑟姆的超凡能力完成实际拍摄及节目制作。
[4]录像带的标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演讲》（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ranovich, 1980）。随录像带附赠包括问答部分在内的所有台词脚本。
[5]罗斯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第29章 在东欧拍摄电视系列片
{罗斯}再次涉足电视业完成了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冒险。有一段时间，鲍勃·奇特斯特和一些热心的朋友建议更新《自由选择》。柏林墙倒塌与随后发生的东欧巨变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我们同意出一个更新版，其中要包括在东欧拍摄的一集新记录片，再加上四集最初的记录片，以及这五集的讨论部分。鲍勃筹集了资金，再次成为在东欧拍摄记录片的执行制片和讨论部分的制片人。我们说服了迈克尔·莱瑟姆担任东欧部分的制片人，由埃本·威尔逊担任他的助手。
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计划参加朝圣山学会于1990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会议，然后去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在东欧的拍摄。正巧，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雪莉·坦普尔·布莱克和我们同机前往慕尼黑，我们以前在加利福尼亚见过她。这让米尔顿能幸运地从非常可靠的来源简要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
朝圣山学会的会议一如既往地非常让人愉快。会议结束后，埃本到慕尼黑与我们会合，我们和他驱车前往西德的雷根斯堡，在拉玛达汽车旅馆住了一夜，我们在中东欧经常会遇到美国式的汽车旅馆或是饭店，这是其中之一。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德国边境前往布拉格，沿途的工厂看上去仿佛随时会倒塌。许多房屋也是这样，工厂附近几乎都有大型公寓楼。重工业中心比尔森一片萧条。
星期日下午我们到达布拉格。这个城市非常美丽，但是美丽源于遥远的往昔：建于几个世纪前的宫殿、教堂与桥梁。我们住在外交官饭店，这是一个刚刚开张的饭店，由维也纳饭店集团经营，具有高雅华丽的西方风格。所有的食品供应都是自助的，估计这是因为缺少会说英语的侍者（这里会说英语的侍者为数不多）。
迈克尔在星期天下午到达。我们全体前往着名的瓦茨拉夫广场，这里曾经举行过一系列的示威。迈克尔计划在这里拍摄对这一集的说明，但是大雨打消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从过去的拍摄中知道，像迈克尔·莱瑟姆这样的制片人总能即兴发挥。在完成的片子里，这一部分仿佛是在瓦茨拉夫广场上拍摄的，而实际上是在匈牙利拍的。既然拍不成，我们就去咖啡馆躲雨。这是一个1939年前的老式咖啡馆，完全是维也纳式的，演奏着那个时期的音乐，里面座无虚席。老式维也纳风情显然非常流行，摄制组拍摄了一些镜头，作为战前布拉格的背景画面。
第二天上午，我们拍摄了对瓦茨拉夫·克劳斯的采访，他当时是财政部长（后来成为总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奉者。我们在此前的朝圣山学会的慕尼黑会议上见过他。他曾在一个编纂经济百科全书的研究所里工作，碰巧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写一篇关于米尔顿经济学观点的文章。他说，他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并很赞同米尔顿的许多观点。
克劳斯从议会直接来到拍摄现场，他对（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在议会给他惹的麻烦发了一通牢骚。在采访中，他探讨了经济私有化的最好方式。和米尔顿一样，他主张私有化要迅速完成。他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但是要在立法机构通过。他解释说，许多议员不同意他的主张，他们希望缓慢转变。我们在此后的访问中见到了一些他提到的这种人，完全理解了他为什么如此沮丧。
他的班子里包括一些与他持同样观点的年轻人，与这些反对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主张尽可能快地转向严格意义的私有经济。他们在此后几年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他们还成功地实施了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水平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他们得到的回报是经济迅速增长，低失业率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天早晨，迈克尔、埃本和摄制组开车去布达佩斯，这要大半天时间。他们要沿途拍摄，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必也不参加，摄制组等我们到达布达佩斯后再安排拍摄。这让我们有两天时间在布拉格游览。第一天我们用了一些时间参观常规的旅游景点，如城堡、教堂等等，还用了一些时间补办去匈牙利和波兰的签证。得到去匈牙利签证十分简单，我们到匈牙利大使馆，填写了表格，付了一定数量的钱，25分钟后就拿到了签证。申请波兰签证就大不一样了。首先，负责签证的那位女士非常不高兴，极不耐烦，好像我们打扰了她的正事。她说，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签证，这需要花时间。但是，她继续说，如果我们愿意付正常价格两倍的费用，她可以办加急。这超出了我对官僚机构的忍耐限度，正如米尔顿在笔记中所写的，我说”见它的鬼去吧，我们可以去布达佩斯办签证“，我们就走了。因为某位在摄制组工作的人为我们在布达佩斯拿到了签证，所以我不知道那里的波兰官僚是如何表现的。
有了这次经历后，我们在我们的翻译佳娜·斯拉莫娃的陪同下尝试了一个餐厅，自己乘坐了地铁。餐厅很差，地铁很好。地铁的结构非常好，我们乘了一段很长的电梯下到月台，所有地方都很干净，没有任何胡乱涂抹的痕迹。车厢也很干净经过精心打扫。车票十分便宜，对我们而言基本上等于免费。米尔顿算了一下，根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汇率，票价只相当于一美分。车次似乎也能正点达到。
在朝圣山学会的会议上，一位朋友给过我们一个布拉格自由主义者的名单。佳娜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年轻女士，她克服了许多困难，找到电话号码，让我们联系到了布拉格经济学院的副院长。他说服米尔顿访问他们学校，并对他所谓的几个学生讲话。这几个学生变成了几百个人，而且大多数是教师不是学生，因为这是假期。由于没有为这次见面安排翻译，而教师们的英语又很差，因此沟通有些困难，但是这些教师在语言方面的缺憾由热情弥补了。
我们在午餐时见到了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高雅的人，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但是他认为克劳斯有些激进。
副院长就很不一样了。他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克劳斯周围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途非常乐观。吉里·施瓦茨曾经领导建立了自由主义研究所，倡导自由主义思想。从此以后，这个研究所蒸蒸日上。教育基金会主席加里·沃尔顿已经与这个研究所合作，向教师与学生提供短期的经济学强化课程，这类课程和基金会暑期在美国开设的课程一样。除此之外，研究所还资助了1995年朝圣山学会的会议，随后又资助了由加里·贝克主持的系列演讲与讨论。两年后米尔顿参加了类似的演讲与讨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第二天下午又有一次游览。这次是我们自己参观一个历史悠久的犹太人社区，我们参观了犹太博物馆与一个教堂，参加了一次布道。然后，我们去机场，飞往布达佩斯。这架飞机是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坐位靠得非常近，我们几乎不能移 动。在一个小时的飞行中，乘务员还提供了估计是正餐的服务。
匈牙利
布达佩斯活跃着外国企业家，他们忙着与匈牙利的政府机构打交道。旅游者与商人住满了所有的饭店，迈克尔惟一能为我们安排的饭店简直就是停靠在多瑙河边的一条船，从窗子里就可以看到教堂。这可能是我们整个旅行中最让人不满意的住处，也是最贵的住处。我们得知这是一家新饭店，由韩国人出钱，但是由奥地利饭店集团经营。船的前半部分是原有的房间，重新装修后配了新家具。房间里有一个小洗手间，里面有淋浴喷头。床上铺着很薄的床垫。广告上形容这是一家一流的豪华饭店，这证明了广告几乎不说实话。不过，它的确有一个很好的餐厅和很好的食品。摄制组更惨，他们只能在这个饭店住一晚上，又要搬到另一个饭店再住一个晚上。
和布拉格一样，布达佩斯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但是它的美丽都来自历史遗迹和古老建筑。上午摄制组拍摄布达佩斯周围的景色，我们和迈克尔一起计划下午要拍摄的米尔顿的那部分。下午我们拍摄了这一部分，其中包括那段模拟在瓦茨拉夫广场的镜头。
经过迈克的努力，我们被邀请参加由普华永道公司的代表为美国商人举办的招待会。我们对这些美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他们中的多数是头脑简单的商人，只关心他们的生意。他们主要是代表一些大企业来做咨询，其中有中外运敦豪的代表，有通用电气的代表，还有一些其他公司的代表。摄制组还拍摄到了米尔顿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辩论，辩论内容是，他们的行动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匈牙利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化。
{米尔顿}对他们而言，最有利的活动是与政府打交道，寻求特许，让他们帮助或是接管政府公司。我无意责备他们。而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罗斯}第二天，我们开车前往波兰的克拉科夫，我们一共是三辆车同行。伯特·霍普曼是鲍勃·奇特斯特基金会的董事，他去中欧旅游，希望看看如何拍电影，他是在匈牙利加入我们中间的，我们开他的车去克拉科夫。埃本、迈克尔和摄制组乘另外两辆车。
到边界时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问题。要从匈牙利去波兰，必须要穿过捷克斯洛伐克。伯特、米尔顿和我没有问题，因为美国人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免签，但是英国与其他国家的人不行。迈克尔和埃本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多次入境签证，但是在伦敦为摄制组办签证的人只为他们申请了一次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签证，而他们在去布拉格时已经用掉了他们的一次入境签证。摄制组不能跟着我们一起过境，我们返回时才得知，边境卫兵威胁说要把他们送回布达佩斯去申请签证，这意味着要耽误两天的时间。米尔顿问他是否可以给克劳斯打电话请求帮助，负责我们的事情的官僚说他可以请示上级。最后他在布拉格的上级告诉他，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去波兰的最后一个出境点购买签证。然后，他再给出境点打电话，告诉他们情况，让摄制组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通过。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了拿到签证，他们需要照片。当然他们在拿到签证时也拿到了照片，因为出境点有照相设备，但是收费很高。照了相，我们继续前进。
波兰
因为在边境耽搁了时间，又在路上拐错了一个弯，我们和摄制组走散了，但是沿途风景很好，最终我们还是在他们之前，在晚上10：00到达了克拉科夫的一个舒适的假日酒店。我们吃了一顿便宜得难以置信的晚餐，这是因为波兰刚从过度通货膨胀中恢复过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才1.30美元，菜单上没有超过两三美元的菜。摄制组没有这么走运，他们午夜才到，餐厅已经关门了，但是他们还是很高兴，因为至少没有被阻拦在匈牙利。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们在市场拍摄。这让人非常兴奋。这是一个大型公共市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类似我们的农产品市场，组织有序，有漂亮的蔬菜、水果和鲜花，以美元计算，所有商品都非常便宜。另一部分看上去像是我们所说的跳蚤市场，我们听说，这个市场以前就存在，但是直到取消了价格控制与对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后才公开。
最让我们觉得惊奇的是一位17岁的小贩。他在市场上有一个摊位，共有四条牛仔裤、一个电视天线、一套卷发器和其他一些零碎东西。我们通过翻译和他交谈，他告诉我们，平时他要去上学，星期六是惟一摆摊的日子，他从减价商店买一些东西在市场上出售，挣些钱。让我们觉得有趣的是他对米尔顿的回答，米尔顿问他在学校学什么，他说学的是园艺，但是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商人。迈克尔认为牛仔裤非常便宜，他花12美元买了一条。他说，这和在美国出售的牛仔裤是一样的，但是有商标就要贵几倍。我猜想迈克尔这么做是为了帮助这位年轻人，也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与他谈话。
下午，摄制组去拍摄诺瓦华特，这是离克拉科夫不远的一家钢铁厂，它曾经是波兰的一个大悲剧，因为造成过严重污染。摄制组不愿意我们和他们一起去也是因为污染。他们回来后说，几百米外就看不见烟囱了，因为烟和灰形成的云挡住了它们。
第二天是我们拍摄的最后一天。摄制组去机场，我们从巴基特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一辆车去华沙。把我们租的车送到饭店来的那位年轻女士说，一位从纽约来的美国人拥有并经营着这家公司。这完全是私有的，政府与它毫无关系，她很愿意在一家私有企业里工作。
臭名昭着的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离克拉科夫不远，我们只需在去华沙的路上稍微绕一个弯，于是我们决定去参观。正如我们估计的，这是一次最让人难受的经历。我们原来没有想到，也对我们震动最大的是，集中营有那么大的面积。一个接一个的建筑物用来关押那些要被处死的人，他们或是被送到毒气室，或是被绞死，或是被枪毙。展览同样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满怀悲痛继续前往华沙。
米尔顿还是为欧洲俱乐部会议选择的讲话主题是”为什么美国不是波兰的榜样“。演讲的要点是，在这个世纪里，政府越来越广泛地入入经济领域，美国富裕得足以负担一个庞大而浪费的政府。他继续形容了浪费的程度：这个政府花掉了我们收入的42%，再加上立法与控制，这一切正在破坏美国经济。他认为波兰的正确榜样是香港，或是一个世纪前的美国。
听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立刻显示出他们的情绪：”你如何为你曾经为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担任顾问辩护？“我和米尔顿仿佛回到70年代，当时米尔顿经常受到攻击，被指责为皮诺切特的顾问。到1990年，智利的发展已经非常成功，对米尔顿的这类攻击很久以前就在美国消失了。
与欧洲俱乐部见面的前一天，在盖伊·索曼的建议下，华沙一个名为”现实政策联盟“的自由主义者团体的领导人雅努茨·科尔温-迈克为我们安排了与议会中的一些议员见面。气氛非常友好，没有敌意，集中于加深理解自由的市场到底需要是什么，如何运作，而不是辩论观点，质问动机。这两次会见中，一次让我们感到非常乐观，另一次让我们非常悲观。
{米尔顿}我和雅努茨·科尔温—迈克一直通信，他出版了波兰文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还有一些其他自由主义的书籍，后来他以严格的自由主义纲领竞选总统。我们到华沙时，他的”现实政策联盟“在一幢旧住宅里办公，这是一个由几间小办公室组成的迷宫，这么说毫不夸张。办公室里全是年轻人，他们正在积极地为传播自由主义信念而工作。我们和他们进行了愉快的讨论。
我们还见了莱克·瓦文萨，但是我已经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和他聪明的翻译之间的大部分谈话。
我们驻波兰的大使托马斯·西蒙斯请我们吃午餐，他还邀请了几位波兰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副总理、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其他三位部长，以及几位大学教授和国会议员。当时波兰正尝试钉住汇率，而我一如既往地主张让汇率浮动。比技术性讨论更有趣的是，到场官员也分成两派，和我们在欧洲俱乐部与自由主义议员中看到的一样。
{罗斯}许多自由经营的实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地铁里，在火车站，还是在城里。所有地方都有摊位，有的卖鲜花，有的卖书和小玩意儿，有的卖食品。这些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市场。
{米尔顿}我们离开华沙的头一天正好是岁首节，这是犹太人的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我们借此机会参观了一个犹太教堂，我认为这是华沙现存的惟一的犹太教堂。不少人来到教堂，多数是老人，这些人是幸存的当地人，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和一些孩子来参加宗教仪式。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当地人，而是从以色列大使馆来的，就不再觉得惊讶了。让少数犹太人有祈祷的自由，这让人看到了希望，但是仅存的教徒的年龄与状况却让人沮丧。
回家
{罗斯}我们回家不久就开始寻找参加更新版《自由选择》的讨论的人。我们远没有上次迈克尔和埃本挑选讨论者时那样认真，这一部分是因为可供选择的人太少，也是因为我们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社交关系选人。主要是由奇特斯特、米尔顿和我从我们认识的人中挑选，没有面谈。我们主要是努力让讨论保持平衡[1]。虽然我们选中的人有些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承认，根据效果来判断，总体上没有迈克尔和埃做的本那样成功。
琳达·查维斯出色地担任了讨论主持人，鲍勃为每一集都安排了一位坚定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担任节目介绍人[2]。
鲍勃·奇特斯特不仅在公共电视系统放映了更新版的《自由选择》，而且将新节目在东欧播放。他和CNBC联系，那里有一位负责人对这个节目感兴趣，答应安排一个好的时段播出，还同意要大力宣传这部片子。
不幸的是，就在节目准备好要分销时，这个人离开了CNBC，最终没有对节目做什么宣传。节目没有固定的播放时间，而且事先没有预报。我们在夏威夷时这个节目正在播放。节目表上没有介绍，但是那天晚上我们碰巧打开了电视，看到了节目。
和先前那部系列片一样，1990年版的录像带的价格适中，销售情况良好[3]。
注释
[1]各集节目的讨论为power of the Market David Brooks and James Galbrairh;yranny of Control? Michael Walker and Steven Cohen;freedom and Prosperity? Gary Becker and Sam Bowles;the Failure of Socialism? Henry Leven and Gordon Tullock;created Equal? Michael Kinsley and Tom Sowell.
[2]各集节目的介绍人为power of the Market? Arnold Schwar-zenegger;tyranny of Control? George Shultz;freedom & Prosperity? Ronald Reagan;the Failure of Socialism? David Friedman;create Equal?Steve Allen.
[3]前期与后期节目的所有录像带可以从自由选择公司获得，9008 Main Place, McKean PA 16426-0662。
第七部分 退休生活
1977年，我们搬到旧金山，终于实现了罗斯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她40多年前头一次到旧金山的时候。去旧金山的几次旅行和在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为期一年的访问都坚定了她要搬到旧金山的决心。
第30章 退休生活
{米尔顿} 1977年，我们搬到旧金山，终于实现了罗斯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她40多年前头一次到旧金山的时候。去旧金山的几次旅行和在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为期一年的访问都坚定了她要搬到旧金山的决心。当我65岁时，达到了规定的退休年龄，要从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工作中退下来，我们就搬到了旧金山。格伦·坎贝尔邀请我加入胡佛研究所，这更坚定了我的选择。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秘书格洛丽亚·瓦伦丁自愿调到胡佛研究所工作，而且”带着打字机，说走就走“。格洛丽亚和罗斯一样，一直梦想着搬到加利福尼亚。她把我们所有的文件都搬到了胡佛研究所，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经把分配给我们的办公室安排就绪。更重要的是，她决定住在旧金山而不是斯坦福或是帕洛阿尔托，她更喜欢大城市，也不在乎交通费。我可以继续住在家里，去胡佛研究所只是为了见人、参加研讨会，或是类似的事情。我在旧金山时，格洛丽亚回家时就把信件带给我们，然后我把回信内容录下来，她根据录音把回信打出来给我再看一遍，就发出去。这是一种让人极为满意的安排，我非常感激格洛丽亚灵活主动的合作，她历时1/4个世纪的帮助和支持让我受益良的！
我们分两步搬到加利福尼亚。我接受了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负责研究工作的行长迈克·克伦的邀请，在1977年的头三个月担任访问学者。这段时间我们住在租的公寓里，这是珍妮特为我们找到的，步行就可以到银行，同时我们也把这个公寓作为永久性的家。能找到这样一所好公寓真是幸运，公寓所在的皇家大厦是位于泰勒大街1750号的一处合作公寓楼，秋天从公寓可以看到壮丽的景色。我们在这套公寓里住到1987年，才搬进同一座楼中一套更大一些的公寓里，一直住到现在。从我们家270度的观景窗可以看到广阔的风景，从海湾到金门大桥，再到海湾大桥，最后到金融区，一览无余。
{罗斯}最近有记者问米尔顿，他所做的预测里，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糟的。他说，他不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但是他认为没有最糟的。他预言说，从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工作退下来后，搬到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过起轻松的生活，会有充裕的时间做学术研究。回顾退休后的生活，我们认为退休生活确实令人兴奋，但是绝不轻松。
我们在旧金山的第一个季度的生活就预示了未来的日子将是什么样的。在这段时间，米尔顿在联邦储备银行做访问学者，我们和珍妮特的儿子、我们第一个孙辈里克熟悉起来，同时开始《自由选择》系列片的拍摄，参加蒙特雷当代研究所的会议（那是我们去过多次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2月份，我们去了墨西哥，旅行结束时没有开始时那么快乐，4月初还去了新奥尔良，旅途一切正常。去墨西哥也和往常一样，米尔顿有一些工作（他要在蒙特雷和墨西哥城做演讲），同时我们俩人也想找机会休息一下。我们的设想是去南方旅行，参观玛雅遗址。不走运的是，我们没有去成，因为我在墨西哥城得了咽喉炎。另外，紧张的局势也让我们感到不安，因此决定推迟旅行，立即回家。最终，几乎是在15年之后，我们才参观了墨西哥遗址。
春季，我们和以往一样，从4月起去我们在佛蒙特的第二个家住了六个月。但是《自由选择》开始阶段的工作，再加上我们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去阿拉斯加和欧洲近一个月的旅行，使得我们的夏天也与往常大不一样。往常，夏天都充斥着不间断的学术活动。后来，《自由选择》的拍摄工作在1978年和1979年对我们在卡皮塔夫的生活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于是，我们决定在加利福尼亚长往，同时就不再保留卡皮塔夫的住处了，这让我们想到应该在加利福尼亚有第二个家，从而可以在一年内轮换着住。1980年的夏天成为我们在卡皮塔夫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米尔顿}我们去阿拉斯加是要参加阿拉斯加太平洋银行的会议。但是更让人难忘的是参观普拉德霍湾油田，以及与沃尔特·希克尔及他的妻子一起乘船游览威廉王子湾。
我们乘一家石油公司的飞机前往普拉德霍湾，这家公司用这架飞机送工人来往于安克雷奇与普拉德霍湾之间，飞机要飞越雄伟的麦金利山。普拉德霍湾本身就是一个启示。在这里，在3 000英尺的冻土上，公司为工人建造了条件与希尔顿饭店相当的住处：有室内花园区、剧院、舒适的卧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西雅图组装好，利用一年中只有六个星期的通航期用运货筏运来的。钻井、采油、油水分离、储油、将油送到输油管等工作所必需的机器设备，也都必须要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运到这个遥远的地方。输油管的设计还要具有特殊的保护装置，以免被迁徒的驯鹿破坏。我们到这里时正是夏天，这是一年中最温暖的季节，白天地表温度刚好在零度以上，但是地面仍然冻着，覆盖着积雪。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在冬天如何进行复杂的操作，这里的冬天大部分时间被黑笼罩，气温总在零度以下，到处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从安克雷奇返回后，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和沃尔特与他的妻子乘他们的船游览了威廉王子湾。前内务部长兼总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亲自驾船，还做厨师。我们欣赏着美丽的风景，享用着美味的饭菜，愉快地进行了广泛而又有趣的谈话。
我们从阿拉斯加飞往欧洲，迅速地连续访问了瑞士、丹麦、瑞典和挪威，在每一个地方我都会做一两次演讲，同时看望朋友并游历一番。然后，我们在以色列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这在第27章中讨论过了。
这次旅行中最不寻常的部分是在结束时。离开以色列，我们在法国做了短暂停留，然后在7月9日乘轮船去了瑟堡，这是一次非常惬意的旅行，我以在途中发表演讲的报酬来付我们的旅行费用①。7月14日当我们到纽约时，码头因为停电而一片漆黑，操纵装卸行李设备的工作台也没有电。船长宣布，乘客只能推迟上岸。
{罗斯}按日程表米尔顿要在那一天早晨在奥本海默集团发表演讲，接我们的汽车已经出发了。多亏年轻司机非常机灵，我们和我们的行李终于得以上岸。因为没有电，哈佛俱乐部无法开会，我们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正常起飞，佛蒙特没有停电。
{米尔顿}我们搬进旧金山的新公寓是在1977年10月13日，这是第28章里所说的长途驾车穿越全美的旅行的终点。尽管需要制作《自由选择》，我们还是在此后的三年里尽力为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建立了一种满意的模式。从专业角度讲，我对胡佛研究所为我的研究及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写作提供的帮助非常满意：它有出色的设施、聪明而又富于激励的同事，经常召开研讨会，便于与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联系，也便于利用其图书馆与设施。我也熟悉了旧金山与我有共同兴趣的个人和团体。从个人角度，我们认识到旧金山是惟一适合我们居住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里找到取代卡皮塔夫作为第二个家的地方。
前面几章已经记述了许多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生活期间的活动。在这一章里，还要再讲一些有趣的事，这些事部分是因为时间顺序，部分是因为内容安排，而未在前文中提到。我从寻找第二个家开始讲起。
海滨牧场
1979年春天，在看了海滨几处正在开发的项目后，我们看中了海滨牧场，这是一个在旧金山以北大约110英里的社区，是由卡索尔和库克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从我们在旧金山的公寓开车到那里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这里起初是一个养羊的牧场，海滨牧场沿着太平洋南北方向大约10英里，向内陆延伸大约一两英里。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社区，一半面积留做公用区域，不许盖房子，购地建房的人必须要严格遵守关于设计的规定，要保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融入自然环境“，或者用更能让人接受的说法是要”轻松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在海洋与一号公路之间是草地与松树，一号公路把社区分成两部分，路东侧的山坡上是茂盛的红杉林。许多条小路沿着海岸向前伸出大约十几英里远，其余的小路穿过红杉林。社区内的两处休闲区域设有网球场和游泳池，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一个有餐厅的旅馆，以及邮政局。这个正建设的社区还有其他服务设施，其中包括一支保安队伍。
最初我们是计划买一块房基地，尽可能盖一所类似卡皮塔夫的家的房子。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不可行。在海滨牧场开始建设后不久，加利福尼亚居民通过了一个法案，建立了海岸委员会监管对海滨的开发。虽然开发商已经计划将海滨牧场建成一个生态样板社区，并且已经将原属于它的一部分土地交给政府用于建设公园，委员会仍然要求海滨牧场保证公众能够进入海滨。由此引发的海滨牧场与委员会的争执延续了几年，最后由州立法机构颁布特别法令才得以解决。1979年我们寻找第二个家时，委员会拒绝颁发建筑许可证。海滨牧场的所有建筑都停建了，而且看不到僵局能在几年内解决的前景（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样我们就在1979年7月买了一所停建前就盖好了的房子，这所房子得到了许可证。它的位置很理想，大约一英亩的房子直接盖在海滨的峭壁上，高出水面75英尺左右，俯视着太平洋的美丽景色。但房子本身不够理想，我们在重建中改善了一些不足之处，让使用空间增加了一倍，并增加了一个温室。我们非常幸运地请到了海滨牧场的原设计师之一比尔·特恩布尔担任我们的建筑设计师，由马特·西尔维亚负责施工。
1981年房子重建竣工后，我们有一半时间是在海滨牧场度过的，每次在那里住一周或更长时间，不像在卡皮塔夫那样，每次住半年。这是一个对工作和休息都很好的安排。罗斯已经把半英亩的杂草灌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仙境，一年四季五颜六色，这里还是新鲜蔬菜的供应地。为了防止鹿破坏花园，我们不得不在房子周围修建了牢固的围栏。不过还是有几次鹿冲破了围栏，毁坏了花园。我们俩人都喜欢小路和海滨，我还经常去网球场和游泳池。现在我还经常游泳，但是已经被迫放弃了网球。多年来我们还和其他住户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愉快的划船旅行（沿着门多西诺南边的一条小河）。总而言之，虽然我有时在夏天还会想念佛蒙特，但是事实证明海滨牧场是代替卡皮塔夫的最好选择，尤其是作为每年的轮换住处。
危地马拉
1978年，我们的危地马拉之行很愉快，我在着名的弗朗西斯科·马洛奎大学发表了演讲，并接受了荣誉学位。这所大学建立于1971年，是由一批私人企业家资助的。大学的创建者是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的倡导者，受到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影响。于是，他们着手建立一所大学，试图将自由社会的理论与一般的大学教育结合起来。
办学成果引人注目。一开始学校很小，只有私人提供的4万美元的资金和125名学生，只能颁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位，但是学校发展迅速，又增加了商业、医学和建筑及其他专业的研究生院。在它现代化的校园里，目前注册学生已超过了6 000人，还有另外5 000名学生接受远程教育。弗朗西斯科·马洛奎大学已成为中美洲的名校之一，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私立大学，既不受教会资助也没有政府拨款。
曼势埃尔·阿约（他的朋友和敌人称他为幕索）是创建这所大学的那些人中的领导人物。他在学校建立初期担任校长兼经济学院的院长，同时还继续从事日常的商业活动。慕索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担任过议员，几年后竞选过总统和副总统，但未成功。他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他曾经给我们讲过逃过暗杀的曲折经历，的确惊心动魄。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慕索成为朝圣山学会的成员，创建大学的那批人中的尤利塞斯·登特也在那时进入朝圣山学会。这两个人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既是成功的企业家，又是自学成才的学者，对经济学与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1978年除了在这所大学的活动之外，我们还和慕索与他的妻子奥尔加一起在委地马拉高原住了几天，这里的主要居民是印第安人，也是武装游击队的根据地，游击战进行了多年，我们希望现在已经结束了。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索尔·塔克斯极有影响力的着作《便士资本主义》（Penny Capita Lism）就是以这里为背景而写成的。在这本书里，他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因为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有着比邻近地区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既不思进取又死气沉沉。
滑雪
罗斯和我，还有珍妮特和戴维都是在瑞士的阿罗萨开始滑雪的（参见第17章），而我是四个人里惟一坚持下来的人。罗斯一般都是在冬天去里诺看望她姐姐，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离里诺不远的一个地方滑雪。下雪季节只要我们住在卡皮塔夫，我有时还可以在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滑雪。
我们搬到旧金山后，我认识了劳里·奇克林，他是当代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担任研究所所长多年，负责研究工作。他成为我的好朋友兼网球搭档，不过他技术比我好得多。劳里的父母是休格·鲍尔滑雪场的创建人，这是一个位于内华达州的极好的滑雪场，离塔霍湖不远，劳里在那里有房子。劳里是滑雪专家，我和他一起去过几次休格·鲍尔。至少有一次是和威廉·巴克利一起去的，我们是在参加电视节目时认识的，有几次是参加同一个节目，其中有一个是他的节目《火线》。劳里和他很熟，从法学院毕业后曾一起在《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工作过。
1980年，我们换了活动地点，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活动，这是我这一年生活中的高潮之一：1月的第二周和劳里与巴克利去滑雪，地点是犹他州阿尔塔的阿尔塔度假村。这里的雪非常好，住宿条件也极好，滑雪教练也很出色。此外，劳里的滑雪教练小鲍纳斯现在是附近的一所滑雪学校的校长，劳里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滑了一天雪。他是一位神奇的教练，奇迹般地改进了我的滑雪技术，我原来滑得很糟糕。劳里和比尔都比我滑得好，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享受从陡坡上滑下的快乐。我们滑一天雪就休息一天，泡个热水澡，然后边聊天边品尝美食，小酌几杯。从各方面说，这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
16年来我们的滑雪活动一次也没有停止过，直到1994年我有了健康问题，做了背部手术，这让我只有依靠助步器才能走动，1995年我没有滑雪。1995年秋天，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手术改进了我的行走能力，但是没有好到可以滑雪，所以1996年和1997年我又缺席了。1998年，我仍然希望加入他们的活动，即使不能的滑雪，至少可以与他们畅谈一番。
松柏别墅
1980年另外一个活动开始了，在小有中断后，成为我们这一年里的一个高潮。这次罗斯也和我一起。乔治·舒尔茨当时是贝特克尔集团的总裁兼董事长，公司拥有松柏别墅。2月，乔治在松柏别墅安排了周末聚会，请的是一些对国内重大问题有兴趣的好友。经常的参加者除了乔治外，还有奥贝·舒尔茨，她一直参加直到1995年去世，以及比尔与卡罗尔·西蒙夫妇、沃尔特与凯西·里斯顿夫妇、埃德与珍妮克·利特菲尔德夫妇，另外还有乔治·施蒂格勒，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也一直参加。贝克特尔家族与贝克特尔集团的人也参加了聚会，偶尔还会有其他人，例如最近加里与吉蒂·贝克尔夫妇、格哈特与里贾纳·卡斯珀夫妇也参加了聚会。
头两次聚会是在1980年和1981年。在乔治担任国务卿期间聚会暂停。我写本书时（1997年），聚会刚恢复没多久。松柏别墅是一幢可爱的房子，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设施齐备可以打高尔夫、网球，也可以散步，参观蒙特雷。最重要的是，和在阿尔塔一样，在闲暇的晚上，我们可以在乔治的引导下聊天。他确实有某种才能，能让谈话集中在主要参与者中间而不离题。
唐宁街
1980年2月我们去英国拍摄英国版的《自由选择》中的讨论部分，在此期间，玛格丽特·撒切尔邀请我去唐宁街会见她和几位政府部长。会见中的讨论有趣又令人振奋，尤其是在撒切尔夫人离开后，有人请我教教她的内阁中的”笨蛋“。在此前与后来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见中，我都不可能不对她的智慧与人格魅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弗雷泽研究所与经济自由会议
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年里，我们与迈克尔·沃尔克的接触很多，他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弗雷泽研究所的常务所长，这个研究所建于1974年。迈克尔将弗雷泽研究所建设成了北美顶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并成为加拿大最有影响的此类组织，他做得非常出色。
在我们参加的弗雷泽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比照”自由屋“（美国着名人权组织）为政治自由而提出的指数，也为经济自由建立一个量化的检验尺度。但是实际上这比我们最初想像的要困难的工作。在13年间，我们为此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其中多数由我、罗斯和迈克尔担任主席，但是迈克尔和他在弗雷泽的助手承担了所有的工作。这些会议聚集了一小批对此有兴趣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弗雷泽研究所以这些会议提交的论文为基础，出版了四本书。最近出版的是由詹姆斯·格瓦特尼、罗伯特·劳森和沃尔特·布洛克撰写的《世界经济自由，1975~1995年》[1]
我在为这本书写的序中说：
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词，而经济自由不为人知。谈论经济自由很容易，但是衡量它、明确界定它的特征、列出它的主要特征、将它与整体事务融合在一起，就非常不同了。这是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我们于13年前开始这个任务时就已经发现了……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经济的、政治的、公民的自由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正是它使得生活值得继续。我们愿意生活在自由的国家里，即使这会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不如其他国度的人。但是我坚定地认为一个自由社会处于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存在下去的。一个自由社会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经常会受到攻击，甚至会受到自称是支持自由社会的人的攻击。我相信，自由社会得以发展与继续只能是因为：经济自由比起那些控制经济的做法来，在经济上有更多的成果。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比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创建一个经济自由的指数并不必要。理论上的考虑为预见这种关系提供了理由，而随意的观察已经足以显示理论的内含与实践的结果。我们无意从这本书里学习过去我们不知道的重大事件。我们所做的只是得到一些数据，可以用来探讨这些关系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基本联系是什么，让怀疑者可以客观地检验他们的观点。
传统基金会在1989年也开始了同样的努力，其成果是一系列体现经济自由指数的出版物。弗雷泽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的出版物中有一些重复，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因为这是不同目标的反映。弗雷泽研究所的项目集中于对发展的学术研究，而传统基金会的关注点是政府对外援助的分配及商界领导人对海外投资的思考。二者也有一些合作，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也出席了弗雷泽研究所的会议，并向会议提交论文[2]。
第二次婚姻
{罗斯}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第一次婚姻中不如我们这么幸运。我们已经讲过戴维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相比之下珍妮特的婚姻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她和卢结婚六年后有了一个孩子，又一起生活了八年多。我从来也没有看好过他们的婚姻，但是直到她宣布离婚后才对她说出我的感受。
查尔斯·马特尔是伯克利的研究生，正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也是一位桥牌高手，他爱上了珍妮特。幸运的是这使她走出了离婚的痛苦。她和奇普（查尔斯的昵称）决定1982年6月25日结婚，珍妮特说她选择与我们同一个日子结婚是希望这能是一个好兆头。这是一个好兆头，但不是因为选择了一个好日子，而是因为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人。
奇普的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图书馆管理员，他们在奇普十几岁时离婚。因为他们都是严格的犹太教徒，所以奇普和珍妮特的婚礼按照犹太教仪式举行，就像我们当初为了自己的父母做的一样。婚礼在我们公寓的客厅里举行，除了奇普的父母和姐姐之外，还有他的许多亲戚和朋友参加。这是非常愉快的、节日般的一天。奇普是一个好丈夫，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我这个外祖母的角度看，对于里克他也是一个好父亲。
奇普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计算机系的教授。他获得这个职位后，他们搬到戴维斯，珍妮特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她还在附近的法学院做一些兼职教学工作。
卢也已再婚，这两个家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卢和奇普还经常做桥牌搭档，两人赢得过多次全美与国际比赛的奖项。珍妮特也仍然是桥牌高手，有时和奇普搭档。在一次桥牌锦标赛上，里克前去助阵，他的套头衫上写着：”我的父亲们是搭档。“
戴维也有了第二次婚姻。他认识了伊丽莎白·库克，她是地质学专业的研究生。虽然他们的专业不同，但是有着共同的业余爱好，包括参加创造性怀古协会，热衷中世纪烹调法和科幻小说。1983年6月4日他们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高地结婚，伊丽莎白的父母住在那里。我的哥哥阿伦和姐姐贝基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婚礼。
戴维的第二次婚姻非常成功也非常有成果，我们现在又有了两个孙辈，生于1990年的贝卡和生于1993年的威廉。1995年戴维接受了圣克拉拉大学经济系与法学院的职位，戴维和贝蒂现在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这让我们更加高兴，因为可以经常看见他们。帕特利现在在哈维·马德学院读书，他也很讨人喜欢。
与女王共进晚餐
1983年3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乘”布列塔尼亚号“环球旅行途中访问旧金山，里根总统与夫人邀请我们参加为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在旧金山德·扬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晚宴。第二天晚上女王又邀请我们参加她在游艇上举行的晚会。
当轮到向走过迎宾队列的女王介绍米尔顿时，她说：”我知道你。菲利普经常看你的节目。“这指的是《自由选择》。
宴会群星璀璨，出席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知名人士和来自全美各地的人。
第二天晚上登上游艇时，米尔顿有些失礼，他登上船时大声说：”这只小艇。“还是一位官员礼貌地纠正了他：”这是一艘船，先生。“到了船上，一切安排都是非正式的，女王与菲利普亲王在客人中自由来往。戴维·帕卡德送给女王一台惠普电脑，米尔顿建议她可用这台电脑保存她的赛马成绩记录。菲利普亲王对社会政策很有兴趣，对我们谈到的内容了如指掌。
在这个民主的时代，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也和瑞典国王与王后一样，非常友好，不装腔作势，又有魅力。”庄严“这个词不再与他们的行为紧密相关。
从冰岛到昂蒂布角，1984年
{米尔顿}去英国参加在剑桥举行的朝圣山会议的路上，我们在冰岛度过了奇妙的几天。雷克雅未克是一个可爱的城市，空气清新，阳光灿烂，有大量温泉水可以用来取暖。
邀请我们的人是汉尼斯·吉苏拉森，他当时在冰岛是一位相当孤独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理论的扞卫者，但是他的工作极有成效。我们这次访问的公开理由是由我发表一次公开演讲，但是我们接受访问的原因是想要看看冰岛的某些情况，这个小国有悠久的历史，最着名的是冰岛传奇，可以追溯到13世纪或是14世纪。我们的兴趣也来于我们的儿子戴维的鼓励，他对冰岛传奇非常感兴趣，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私人创立并实施的法律：一个历史案例》，文章考察了”10~13世纪的冰岛法律与政治体制“，而且成为研究自由主义经典的重要论文[3]。
汉尼斯安排我们与总统芬博阿多蒂尔和其他政府官员会面，安排了与学术界的讨论，还让我们游览了最值得一看的冰岛的景点。我们从戴维那里听到的古老历史与对现代问题的研讨与争论结合在一起，这是千年时光的交汇。
从朝圣山会议回来，我们度了两个星期的假，主要是在法国南部。1984年，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元升值将近顶峰，因此与法郎的汇率对我们非常有利，大约是10法郎兑换1美元，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这让我们有了一次我们负担得起的奢侈假期，假期从在昂蒂布角饭店度过的一周开始，这是一个真正的田园诗般的地方。然后我们驾驶着租来的车沿着着名的拿破仑公路前进，这是1815年拿破仑从流放地返回，发动”百日政变“时所走的路线。我们用了四天的时间到达巴黎，沿途住的是三星级饭店。我们特别欣赏的是靠近瑞士边界的塔卢瓦尔的佩雷·比西克客栈。在巴黎我们住在着名的丽兹饭店，由于汇率对我们有利，住一晚大约只要100美元。我们这次到达巴黎正值法文版的《现状的专制》出版。我们乘女王伊莎白二世号，再次作为”表演者“返回纽约。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但是可能正是这次旅行造成了我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突发心肌梗塞。
第二次搭桥手术
1984年下半年，我们去新奥尔良看望了儿子戴维，他在杜兰大学教书。我们和往常一样，把工作和休闲结合在一起。按日程我应该做一次演讲，这是在杜兰商学院院长、我的朋友梅耶·费尔德伯格的帮助下安排的，是新教学楼落成典礼的一部分。在演讲前的周末，我突发严重的心绞痛，并伴随轻微的心肌梗塞。我们又非常幸运，杜兰大学医院的医生极为称职。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看病，这时我已经忍受了一夜的心绞痛。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剂吗啡进入身体时的那种彻底放松的感觉。这次的感受让我对吸毒上瘾有了某种理解。
{罗斯}米尔顿随后在杜兰大学医院接受了两个星期的特别护理，我则作为这家医院的客人度过了两个星期。和病人不同，我不必受量体温、做各种检查之累，这是病人天天要做的事情。而我有一间舒服的房间，每天三顿美味的饭菜用一张小桌子送来，桌子上覆盖着漂亮的桌布。等到米尔顿能够离开特别监护室了，我们就搬进一个套间，这样我们可以在一起。从医院院长到护理人员对我们都很好，让我们享受到了南方人的热情友好。
因为米尔顿上次的经历，我决定给布兰登堡医生打电话请教我们在离开杜兰医院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尤其是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再去梅奥诊所。我给诊所打了电话，得知布兰登堡医生已经退休，住在亚利桑那。我又打电话到他家里，讲了我们的情况。他态度很好，很热心，告诉我们斯坦福大学的心血管系非常好，我们去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在杜兰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后，米尔顿可以出院了，但是医院坚持要让护理他的护士陪我们一起旅行。护士也很愿意去一趟旧金山。乔瓦诺维奇以他历来的慷慨，派他的飞机来接我们回旧金山。米尔顿又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住了几天，继续调养，然后才回家。几周后，又发生了一次心绞痛，由诺曼·沙姆韦医生主刀做了第二次搭桥手术。我可以高兴地说，这次手术至今的12年间，米尔顿的生命没有再受到危胁。
罗斯博士
{米尔顿}罗斯经常因为被称为”博士“而感到烦恼。她已经完成了芝加哥大学对博士学位的所有要求，只是还没有完成论文，并且始终没能做完论文。1984年12月，佩珀代因大学授予罗斯名誉博士学位，让她卸下了这个包袱。佩珀代因大学常务副校长（后来成为校长）戴维·达文波特把这件事办得恰如其分，这个学位让罗斯感到受之无愧，也让我们非常高兴。
75岁生日
胡佛研究所为庆祝我的75岁生日，在1987年7月15日召开了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并举行了晚宴，这让我深感荣幸。我们的儿子戴维也参加了研讨会，我们两个人并排坐在讲台上拍了一张我最喜欢的照片，这是基因影响的一个明证。许多我过去的学生也参加了研讨会，这是一件真正的学术乐事。
晚宴充满节日气氛。让我们深受感动的是许多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晚宴，创距离纪录的是莫里斯·纽曼，他从澳大利亚飞过来，第二天又要返回。所有参加者的签名纪念册现在悬挂在我们公寓的墙上。
再访新英格兰
1987年10月，我们花两周时间再次游历了新英格兰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在我们一生中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这是欣赏秋色的最佳时机，而这是加利福尼亚不可能有的，是只属于新英格兰的奇迹。
我们重访了新罕布什尔州牛津的家，这是我们卖掉这所房子后头一次返回。我们还见了房子现在的主人，他们非常友好，让我们随意参观。那间工作室失火后就没有再重建，我曾经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完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还愉快地在那里打过乒乓球。那间小屋已经专门留着过冬用。起居室和它漂亮的石制壁炉还基本上与原来一样。但是其余部分，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原来的魅力。
我们还去看了卡皮塔夫，但是没有人在家。我们只从外边看了看，让罗斯伤心的是花园没有了，这曾是让她骄傲而喜悦的风景，也是辛苦工作的结晶。另一个变化是鲍勃·阿利伯修建的网球场，这是我计划多时而没能完成的。
最愉快的是和劳拉和埃德·班菲尔德夫妇一起去蒙彼利埃，我们开车穿过不寻常的早来的风雪才到达那里。
返回纽约后，我们又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为安娜·舒瓦茨而举行的研讨会，然后我们又继续在新英格兰旅行，驱车去华盛顿山区看望迪克和贝弗利·韦尔，他们已经把原来的第二住处变成了永久的家。迪克还经常爬山，我们愉快地回忆起许多我们一起爬过的山，也讨论了我们国家的状况。迪克通过埃尔哈特与雷尔姆基金会，默默地为重振对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今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很多人都是埃尔哈特奖金获得者，这是由迪克发起并管理的项目。
我们旅行的其余部分纯粹是怀旧：驾车穿过缅因州到基泽湖。我们围着湖转圈，但是已无法找到49年前我们在这里度蜜月时住过的小石屋。失望之余，我们返回北拉弗尔邮局询问信息。显然，邮局的小姐在我们住在那里时还没有出生，她没听说过把房子租给我们住的佩斯利夫人。但是她建议我们可以请一家父子地产公司帮忙，这家公司就在邮局后的一条街上。我们在那里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们敲门时，那位父亲出来回答说，他已经退休了，他的儿子会很快回来，但是我们就是要找他。他非常了解佩斯利夫人和她的房产。他准确地指明了方向，我们没费力就找到了小石屋。房子显然有些日子没人住过了。它不再是记忆中的”树木中的小石屋“，也许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景象。
重访故地的目的达到后，我们返回旧金山。
金婚纪念
1988年6月25日是我们结婚50周年纪念日，也是珍妮特和奇普结婚六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我们决定全家去厄瓜多尔与加拉帕戈斯群岛旅行。珍妮特做了具体安排，6月24日我们从不同方向到基多会合，一共是八个人：罗斯和我，珍妮特、奇普和里克，戴维、贝蒂和帕特里。我们在基多停留了一两天，第一周的其余时间游览了高原与印加帝国的遗址。
然后我们飞往加拉帕戈斯群岛，在那里我们上了一条出租的游船，这条船可以容纳12名乘客与5名船员：大副、助理大副、厨师、杂役，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名博物学家。旅行安排非常理想。我们住的房间很大，饭菜非常可口，船员与博物学家按日程白天将船停靠在不同的岛上，为了不和乘坐大型旅游船的大批游客冲突，我们睡觉时船航行在相距较远的两个岛之间。我们看到了大海龟、巨蜥和其他稀有动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所有的人，无论老小，在这次自然界的漫游中都非常高兴。
同样让人高兴的是在水中漫游，我们和友好的海豹一起在水中嬉戏，它们似乎觉得我们业余水平的泳姿非常可笑，努力要向我们展示正确的动作。我们12岁的孙子帕特里迷上了钓鱼，船驶到脏水区时他最高兴，因为那里的鱼特别多，他可以一条接一条地钓，快到几乎只让他来得及把鱼饵放在钩上，再从船上扔下去。多数鱼又被扔回去了，因为不适合食用，但是可食用的已经够吃几顿的了。帕特里高兴极了。
我们所有的人都陶醉于美丽的夜景，海豚在船头或是船旁游动，离开时留下闪亮的萤光，这是天然的烟火。
科学奖章与自由勋章
1988年，我被授予两项荣誉：国家科学奖章与总统自由勋章。
1988年，20位科学家获得了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一般都是自然科学家，偶然也有社会科学家，例如我。奖章由总统在白宫授予。不幸的是，当时我本人不能去华盛顿，所以我让戴维代表我去接受奖章。
总统自由勋章是公民的最高荣誉章，每年由总统决定获得者。1988年10月7日里根总统将这一勋章授予八个人，这时距他离开白宫只有几个月时间。罗斯和我出席了仪式，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两个侄子杰里与艾伦·波特和他们的妻子，还有戴维·迈泽尔曼和他的妻子，最重要的是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孙子帕特里，这给了他一次机会见到了罗纳德·里根和其他出席仪式的人与军界知名人士。
西雅图婚礼
1989年，张五常①请我主持他与苏锦玲的婚礼。张五常在华盛顿大学教书时，曾经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之一是参与开发一个购物中心，它位于西雅图附近的米尔克里克的陆地延伸部分。由于其中有些地方太潮湿，不能做购物中心，张五常就把它们改造成一个东方式花园，作为中国餐馆的一部分，叫做御花园。他计划在他的餐馆举行婚礼与庆祝宴会，这家餐馆现在由新娘管理。
我没有答应主持婚礼，理由是我不是牧师也不是地方法官。他解释说正式婚礼在公开婚礼前举行，我参加的是后者，没有法律含义，只是庆祝会的一部分。
我不能拒绝这个不寻常的机会。婚礼上，我穿上自己的学院式长袍，戴上帽子，我和新郎新娘站在跨过流水的典型中国式红色小桥上，所有的客人向我们鞠躬。我恰如其分地完成了程序，问了新娘与新郎例行的问题，但是在前面加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与跨文化的婚姻：这里是美国，一位生活在香港的佛教徒与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天主教徒结婚，婚礼由一位犹太人主持。“这是一个美好的庆祝会，随后是享用美味的中餐。
从地震中逃生
1989年10月17日旧金山发生地震时，我们正住在位于泰勒大街1750号的19层公寓里，地震非常厉害，大楼摇得让我不得不抓住家具才没有摔倒。但是地震时间很短，没有让大楼的结构受损。虽然我们的许多玻璃器皿和易碎物品都放在开放式的架子上，但是只摔碎了一件。但是供电立刻中断了，这不仅意味着没有灯光，更重要的是，也没有电梯。
{罗斯}我的感受和米尔顿很不一样。我的牙一直不好，我的牙医迪安·柯克帕特里克非常熟悉新的牙科技术，他在六个月前就建议我做门牙的植牙手术。手术已经完成了，我正在为我的新牙压模，这是最后阶段。突然断电了，所有的东西都摇起来，从架子上掉下来，包括我未完成的压模。我受了惊吓，都不记得我坐的牙科椅是否在摇，它肯定在摇。迪安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带到第一个安全出口。他后来解释说，这是惟一有金属支架的地方，因而比较安全。我们站在安全出口，看着街对面的建筑物上的砖掉下来。当迪安确定我们可以安全地离开后，我们走下两段楼梯，各自离开。迪安的牙科诊室在金融中心的一座旧建筑中，这是旧金山受灾最重的两个地区之一。我们所在的那座楼后来被宣布为不能继续使用，因此拆掉了。
回想起来，我当时仿佛是在梦里，完全是在下意识地行动。我每次去迪安的诊室都是步行往返，这次我也是走回家的。沿街的商店和漂亮的理发店都漆黑一片，这似乎很奇怪，但是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到了大厦，上了四段楼梯到了大堂，发现米尔顿和一些房客正紧张地等在那里，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而且和其他类似时刻一样，我觉得我没有米尔顿受的罪大。
但是此后的两三个星期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上边一排牙，我只能吃糊状食物，直到迪安在他工作的诊室完成了他一直在做的假牙，才解决了我的问题。好在他有一些地震前取的牙模，不过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是怎么取回这些牙模的。他在能够去新的诊室开始工作之前，先给了我一套临时的假牙。只要我去看病，迪安一定会给来他的诊室看牙的人讲述我们当年的经历。
{米尔顿}我到达安全地带之后，最关心的就是罗斯了。我试着给迪安的诊室打电话，但是打不通。我步行到一楼，在那里见到了如同热锅蚂蚁一样的其他房客。我决定开车去迪安的诊所，沿着我认为罗斯走回家的路线，看看能不能找到她。
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交通信号灯都失灵了，只能靠沿途的其他灯光行进。没有发里交通堵塞，但是有许多人在街上走。驾车人都明白没有可以依靠的交通信号，只有自我规范才行。沿途都没看见罗斯，我很失望，但没费什么力就到了迪安的诊室，我把车停放在诊室对面的街上。进大楼的门开着，我上楼到了迪安的诊室，但是门是锁着的。返回到泰勒大街1 750号的途中我也没有见到罗斯，我走后她也没有回来，这是我最难受的时刻。过了一会儿当她走上来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这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但事实上可能只有15分钟。
我们爬上19层楼，回到公寓里。我们从起居室的窗子看到海港区已经起火，海湾大桥也断了。收音机里报道了生命财产的损失情况，我们庆幸自己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两个星期没有上排的牙齿，对罗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阿伦的90岁生日庆祝会
1991年夏天，乔治·施蒂格勒建议9月21日为庆祝阿伦的90岁生日开一个庆祝会，但是事先不告诉他，给他一个惊喜。他告诉了罗斯和普里西拉·斯科特他的想法，苏妮（普里面拉的昵称）的丈夫是斯坦福法学院的教授，也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苏妮因此也成为阿伦的朋友。苏妮和肯住在斯坦福地区，可以在他们家举办庆祝会。乔治、罗斯和苏妮列了一个准备邀请的客人的名单，乔治从芝加哥寄出邀请信，提醒每个人这次庆祝会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罗斯和我开车去接阿伦，谎称是去斯科特家吃饭。我永远忘不了当阿伦走进斯科特家院子里时脸上惊讶的表情：这么多以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从全国各地赶来，同时高呼：”祝你生日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庆祝会。
诺贝尔基金会90周年庆祝会
1991年是诺贝尔奖创立90周年。诺贝尔基金会决定邀请所有在世的诺贝尔奖得主及其配偶参加1991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罗斯和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们为了克服时差，以及抵御斯德哥尔摩的严寒，决定先到西班牙南部温暖的玛贝拉度假，然后再去摩洛哥，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国家。
我们住在马拉科奇饭店时，格洛丽亚带来了令人伤心的消息，乔治·施蒂格勒去世了。我们后来得知，当时他因肺炎住院，已经康复，正准备出院。在他去世那天早晨曾和阿伦通过电话，他似乎精神很好，想到又可以吃到美味食品而兴高采烈。在允许他出院前，发生了心肌梗塞。这个消息让我悲伤之极，简直不能相信再也见不到这位生机勃勃、才华横溢的朋友了，他是我那么多年的朋友，三个月前还和我们一起为阿伦庆祝了90岁生日。
{罗斯}乔治突然去世的消息让我们此后的旅行黯然失色，再加上我们又丢了行李，压抑的情绪一直伴随我们到斯德哥尔摩。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米尔顿按日程应在哥德堡演讲，他只能穿着旅行服出现在会场，我也一样。三天后我们的行李找了回来，我们地参加了诺贝尔颁奖典礼。这次没有了跟踪我们的抗议者，我们能够真正全身心地投入90周年的庆祝活动，1976年的颁奖典礼我们没能好好享受。
墨西哥
{米尔顿} 1992年5月，卡托研究所与几个墨西哥的组织共同举办了一次会议，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主题是”解放本半球：自由贸易与其他“。我在开幕宴会上做了主题发言，还参加了几组讨论。我会见了墨西哥银行的经济学家与一些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经济学家。在这繁忙而充实的一周里，最有趣的是西班牙文报纸上讽刺我主张毒品合法化的漫画。其中之一的复制品被装框悬挂在我们位于海滨牧场的家里。
会后，卡罗莱娜·德·玻利瓦尔和她的丈夫西蒙陪我们游览了玛雅遗址，这是我们15年前没能去成的。他们是无与伦比的东道主兼导游。我们飞到比亚埃尔莫萨，他们在那里安排了一辆面包车等着送我们去遗址。古老山区的景象完全符合对它们的宣传。正如我在给埃德·克兰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在尤卡坦度过了极其令人满意的一周，不可能有比西蒙和卡罗莱娜·德·玻利瓦尔更好的东道主了。而且我们整周都没有看过一张报纸。幸福至极。“
为了看老朋友而旅行
希腊
一封来自斯坦福校友会的旅行-学习项目组的信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休闲旅行方式—乘坐游轮旅行。我们只能从以往的横渡大西洋的旅行中预想这种旅行方式，最近的一次是乘坐”伊莉莎白女王二世号“穿越大西洋。但是这只是回家的一种好方法，我们还从来没有乘船旅游过。
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作为演讲人参加1993年9月前往希腊群岛的旅行。我欣然接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重访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这次旅行乘坐的是”皇家海盗女王号“，这是一条出色的船，有能干而有礼貌的船员。
我们先要到雅典，从那里开始旅行。这段旅行很糟糕，在法兰克福机场，我们因为他人的失误而没赶上转乘的飞机，因此耽误了大约10~12个小时。
在雅典停留两天后，我们登上”皇家海盗女王号“出发前往希腊群岛。我们很快就发现，参观一个岛就意味着要穿过摊位林立的小路，这些路通常从码头通向城镇或是乡村，路边的摊位都是出售旅游纪念品的。经济学的规律是无情的：大批旅游者是景区的潜在的顾客，纪念品生意就像黑夜伴随着白天一样应运而生。我们最吃惊的是在罗得岛，这是我们以前参观过的一个岛。我们记得这是一个懒散、平和、充满传统气息的岛屿。这次在我们能看见岛之前，必须要先通过一两英里长的摊位。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很喜欢巡游和船上的和谐气氛，但是对旅游景点没有太大的兴趣。
”皇家海盗女王号“从希腊水域穿过地中海停靠在卡普里岛的一些地方。我们再次非常失望，和许多年前一样，我们想要进入蓝色岩洞，但是因为洋流不顺而没能成行。游轮旅行在蒙特卡洛结束，经过非常愉快的旅行，我们从那里飞回家。
从旧金山到新西兰
我们的第二次游轮旅行是在1994年11月，这次完全是在休息。我们去新西兰三个星期，乘”皇家海盗太阳号“，这是”皇家海盗女王号“的姊妹船。我们从旧金山上船，同行的有萨姆·赫斯本兹和多丽安与约翰·亚当斯夫妇，因此我们有很好的同伴。1994年9月14日我做了一次手术，我的医生和为我做手术的外科医生都鼓励我去旅游，期望我能在六周内完全康复。不幸的是，这种估计过分乐观。虽然手术预计不会影响到我的下半身，但是我只能靠助步器在甲板上行走，而且整个旅游过程中都要用助步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享受船上的欢乐时光。尽管如此，健康状况还是限制了我的活动，因此我们只得取消了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做长时间访问的计划。我们只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停留了一个晚上，在两国都看望了老朋友，然后飞回旧金山。
从旧金山到香港
到1997年1月，我的健康状况大为改观，经过了乔尔·萨尔医生的另一次手术和精心治疗，我已经不需要助步器和手杖了，我们又乘坐”皇家海盗太阳号“开始了另一次旅行，这是为期四周的从旧金山去香港的旅行。这次有些工作要做，我们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本书的草稿，计划在航行中修改它。工作条件非常理想：没有电话、没有会议、没有报纸，没有任何打扰。舱房很舒适，我也可以在露台上工作。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全书的内容，只剩下两章（包括这一章），这两章我们尚未完成初稿。
在檀香山，萨姆·赫斯本兹和玛格蕾塔·埃夫·乌格拉斯和我们会合，玛格蕾塔是一位出色的瑞典女士，她是萨姆的老朋友，1991~1994年在保守的温和党执政时，她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他们是非常好的伙伴，他们与我们会合后，我们就放下了一些手头的工作。
船上的和谐友好气氛再一次成了旅行中最好的部分。我们在马绍尔群岛、关岛和菲律宾都做了停留，短暂的游览都很有意思但并不激动人心。
我们在香港度过的一周是旅行中比较精彩的部分。我们在中国新年时到达，这就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要关门三天，但是这并不妨碍张五常安排各种活动。我们也与以前访问中认识的老朋友吃了饭。张五常安排的活动中最有趣也最具创新性的是在香港大学的研讨会，全部内容都集中于讨论我的学术工作。这真是意想不到，因为我在香港曾经发表过的讲话都是关于政策争论的，而非学术性的。他和一位同事轮流问我问题，都是关于我先后研究过的，或是做出过贡献的专题，例如消费理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浮动汇率、货币理论及其历史和政策。我以前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类讨论。讨论我早期的研究工作也让我回忆起许多年来我很少再回顾的细节。
从香港我们去巴厘岛拜访了雨果，他在乌布德有一处可爱的房子，这里是巴厘岛的艺术中心。和罗得岛一样，从我们1/3世纪前参观这里以来，巴厘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旅游已经成为它最重要的支柱产业。1963年我们从巴厘岛带回了美丽的雕刻品。这次，所有东西似乎都是成批生产的。雨果带我们去见了最好的雕刻家与手工艺术家，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小型雕刻品在质量上可以与我们已有的相媲美。当然肯定有那样的艺术品，但是在市场上只占一小部分。
综观历史，经济发展给大众带来的好处远比精英阶层多。最近几十年旅游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交通领域技术水平的发展，尤其是飞机旅行的发展，已经降低了旅行的实际成本，同时实际收入又增加了。其结果是把更多的外国旅游者带给收入更低的阶层。市场已经做出了反应，以前的特权阶级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庆祝朝圣山学会成立50周年
1997年6月，我们结束了在欧洲的旅行，这是1990年以后第一次去欧洲。这次是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特别会议，纪念学会成立50周年。这次特别会议在瑞士的朝圣山举行，50年前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并以此为学会命名。
为了重振第一次会议的精神，学会限制了与会者的数量，但是还是超出了帕克饭店的容纳能力，1947年我们就住在那里。会议改在米拉多饭店举行，这是一所漂亮的旅游饭店。
参加第一次会议的39个人中，只有三个人还在世—阿伦·戴瑞克特、莫里斯·阿莱斯和我。我是三个人中惟一出席了这次纪念会议的人。
这是一次计划周密、运作成功的会议。日程与第一次会议相同。世界已经改变了，但是50年前讨论的问题，今天似乎仍然很重要。由于限制了参加人数，这次的与会者主要是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原有立场的人，因此会议很接近最初的精神。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深入讨论知识界的重大问题，还有许多由正式讨论引发的非正式讨论。
会议最后的内容是回顾与展望。我在讲话中强调，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中的很多人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与国有化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在英国，工党政府刚刚当选；在法国，被称为”预示着计划经济“的政策已经开始实施；美国战时政府的计划已经为它赢得了政府具体干预的名声。
从舆论判断，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思想上的战争。无论左派或是右派，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市场、私有财产、竞争与有限政府的优越性。没有人怀疑朝圣山学会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分支学会对改变舆论所做的贡献，但它更大的力量是从现实中汲取的，柏林墙的倒塌，”亚洲四小龙“的巨大成功，还有最近智利的成功。
但是我还是认为，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在实践领域中，我们的经济学家并不比学会建立时有更多的自由。在美国，政府开支已从国民收入的20%增加到4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西方国家里。同样重要的是，法规的范围与内容，对工业与个人行为的控制，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了。我们在理论上胜利了，但是在实践中失败了。
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我们正在见证几十年来行动落后于思想的正常现象，政府的扩大已经被大幅度地遏制，而且这种发展势头已开始改变。
我们在朝圣山度过了愉快的几天后，又去了布拉格，在那里做了几次演讲，与政府和企业界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出席了由美国大使珍诺妮·沃克为我们举行的愉快的鸡尾酒会，我还获得了经济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
我从布拉格去伦敦停留了几天，目的是与参加《自由选择》摄制工作的人聚会，庆祝这部系列片完成20周年。我们的庆祝会激动人心，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摄制组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来。我们很感激摄制组的合作，我们欠了他们太多的情。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伦敦之行的高潮。
然后返回我们的”天堂“。
从森林大火中逃生
哎，几个星期后，”天堂“差点变成地狱。这是1997年7月11日，星期五，下午4：40。我们和儿子戴维和他的妻子贝蒂，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一起在海滨牧场住了三天，正准备离开。他们装好车就出发了，刚走上主路，就看见北面几百米以外的雅达姆路（这是我们的房子所在地区的内部道路）方向的浓烟。他们返回来警告我们，并很快带上我们上了主路，这时火焰与浓烟都已清晰可见。从雅达姆路到一号公路的出口已经被大火封死了，这可能是因为火势借着北风在雅达姆路与一号公路之间的杂草与树木中蔓延开来。
一个飞来的火星引发了我们北面邻居家里的火灾。我们肯定会失去我们的房子。现在惟一的问题是如何营救我们的家人。
我们正在考虑下一步往哪儿走时，一位代理治安官来了，催促我们沿着海岸峭壁向南走，一直走到海边，如果西边的大火能熄灭，我们在那里就会比较安全。我们迅速离开，除子身上穿着的衣服以外，没有从家里拿任何东西，甚至没有关门窗。
从我们的房子没有一条好走的路可以到达海边，我们向南走，扒开邻居的篱笆，这是一道拦在南边的篱笆，是南边一大片空地的边界，空地上覆盖着黑莓和其他低矮植物。行进非常困难，尤其是贝蒂还带着四岁的比尔，我们都是徒步行走。向海岸走了近一英里，到了一片通向海滨的平地，戴维第一个到达一片石头覆盖的海滩，他认为，如果西边的大火能熄灭，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在海滩上等待的时候，直升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用吊桶汲水再送往陆地方向，用来灭火。
幸运的是，风把火向东带往森林，向西的大火没有继续发展。半个小时左右，一辆救护车来到我们所在的空地上，把我们送到海滨牧场以南两英里的斯图尔特村，我们在那里等待火情消息。
斯图尔特村有一个很小的商店和一部电话，邻近地区的消防队迅速在这里集结。大约有30个消防小分队，其中有专业人员，但大多数是志愿者。他们尽力救火，直到第二天将大火扑灭。从海滨牧场志愿消防队来的小分队在斯图尔特负责协调救火工作。与所有形势危急时的情况一样，来自雅达姆的消息含糊不清，经常是互相矛盾的。我们相信志愿消防队员正试图保护雅达姆路上的房屋，我们的房子没有受损，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什么时候能回去的肯定说法。
因为形势太不确定，所以我们开始考虑一家人在哪里过夜。道路已经封死了，我们没有车，也跟本无法开车去北面的海滨牧场旅店，我们本可以在那里找到房间。我们考虑的另一个可去的地方是廷伯山牧场，这是一个在斯图尔特村南12英里的山顶度假村，条件非常好，我们有时在那里吃饭，并和经营度假村的一对夫妇成了朋友。罗斯给他们打了电话，但是被告知，每一个小屋都住了人。但是看到我们这样绝望，他们说可以给我们一些照顾。半小时后，牧场的老板之一弗兰克到了斯图尔特村，我们六个人加上弗兰克挤进他的车里，前往我们要去的牧场。我们到达后，弗兰克停车时，另一位老板塔兰把我们接到一间平时举办活动用的房子里。这时大约是7：00，她建议我们去吃饭。罗斯因为我们的样子狼狈不太愿意去大餐厅，老板便问我们是否愿意在活动房间里吃饭，他们可以在那里放一张桌子。我们享用了一顿美味的饭菜，食物装在高雅的透明餐具里，桌上铺了这个牧场标准的纯色亚麻桌布。吃完饭，比尔在地板上安静地睡着了，他们又拿来了床垫和卧具，我们铺好床，尽力让自己入睡。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我们拨了前一天晚上给我们的电话号码，询问能否回家。我们得知，可以回家了。另一位老板巴巴拉自告奋勇送我们回家。我们又费了些周折，又因为互相矛盾的命令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后终于回到了海滨牧场自己的家里。戴维和他的家人立刻返回城里，我们则要完成整理这个家的任务，当时还没有电和电话。
后来我们得知，火是从我们的朋友凯吉尔家对面烧起来的，他们的家在雅达姆路的北面，起因是一条高压线的支线掉在地上，引发了火势。只有一栋房子受到损害。我们的房子安然无恙。失火点在离我们的房子不到六米远的花园里，危险近在眼前，多亏有志愿消防人员，他们随时整装待发，及时扑灭了可能发生的火灾。
这一地区的破坏是广泛的，但是多数是在开阔地或是森林中，景象十分可怕，但是没有人员伤亡。电力供应到星期天晚上才恢复，电话服务则到星期一晚上才恢复。当一切都恢复正常后，我们在星期二离开，去了旧金山。此后，我们再看到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森林大火时，心情就不一样了。
注释
[1] James Gwartney, Robert Lawson, and Walter Blook,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1975-1995 （Vancouver, B. C., Canada: Fraser Institute, 1996）,pp. vii-vii.
[2]传统基金会的论文合订本为Kim R. Holmes Bryan T.Johnson, and Melanie Kirkpatrick, 1997 indes of Econonric Freedom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1997）。
[3] David Friedman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March 1979, pp. 399-45.
尾声
{米尔顿与罗斯}每当有一个新的奇迹来临时，罗斯的母亲就会用一句评论来迎接它—”美利坚高尼夫“。它字面上的意思是美国窃贼，比喻义是美国魔术师。我们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当罗斯的父亲从录音带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时，她看着他的脸，曾这样评论过。当我们回顾自己漫长而又丰富多彩的一生时所想到的也是这样的比喻。美利坚，也就是罗斯母亲所说的美国，对我们很慷慨，就像对其他许多居民一样。它给了自己机会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挣到足以过上舒适生活的收入，这是米尔顿教书与做研究挣来的。如果他能有独立收入的话，他更希望独自完成研究。我们养大了两个孩子，有了四个孙辈，另外，我们希望，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公众事务有所贡献，这一点也很重要。
在我们的生命走向终点时的世界与我们成长时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在某些方面大为改进，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更糟糕了。在物质方面，科学奇迹与成就已经让这个世界更加富裕了，虽然某些科学成果的作用是复杂的，例如原子能。几乎没有什么古代君主能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看到了洗衣机还有、烘干机、洗碗机和微波炉，收音机、电视机、计算机和移 动电话，载人飞机、螺旋桨飞机、喷气式飞机等等。
在医学方面，医学的发展已延长了生命。由于医学的发展，米尔顿已经比他父亲多活了几十年。美国的预期寿命比我们出生时提高了50%。同样重要的是，医学的发展减轻了病痛，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社会生活领域的形势却远没有这样明朗。也许是因为怀旧心理，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样担心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当时不锁门就离家不算不正常，人们深夜走在街上也不用担心。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并非怀旧心理在作怪：现在监狱里犯人的人数是1928年的三倍，而当时正直禁酒时代与艾尔·卡彭和其他臭名昭着的黑帮人物横行的时代。
医生和医院过去并没有现在这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药物、检验方法、技术与设备，但是毫无疑问，那时的病人、医生与医院的关系要更健康，病人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有什么医疗保险“，而是”你哪里不舒服“。
所得税并不应用于所有的人，只是应用于那些要填一两页长的表格的人。各级政府控制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10%~15%。
从某种角度看，我们比以前自由，现在对反传统的行为更加宽容（虽然现在回忆起来20世纪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同居婚姻“时代），人们不再排斥犹太人，不再歧视黑人与天主教徒。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我们更不自由了。我们正在深陷于”细小复杂的法规之网中，这些法规既细致又无所不在“，这正是托克维尔预言的过于强调平等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1]。无疑有无数失去自由的原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扩大及对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控制。今天，政府直接或是间接地控制着国民收入的一半。
我们公开主张要促进个人自由。这一主张因参加朝圣山学会和费城学会而得到鼓励，也是我们的着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与《自由选择》的主题。在书中我们明确反对管制房租，反对限制工资与物价，我们支持教育选择，支持广播与电视私有化，主张志愿兵役制，主张限制政府开支，支持毒品合法化，主张私人介入保险业与自由贸易，我们还主张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取消对工业与私人生活的限制。
从实际情况判断，我们的主张虽然取得了某些胜利，但是大多数都失败了。从思想方面判断，我们是胜利者。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政府没有治疗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政府措施有着良好的动机与目标，但是最终以会走入迷途，这种现象也许并不普遍，但是经常发生。政府的扩大已经停止，而且似乎正在收缩为经济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理论界占据了主流地位，不像50年前，只是饱受嘲弄的少数派成员。
因此我们在结束本书时，对未来十分乐观，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思想必将广为传播，我们的子孙将会生活在一个物质与生活条件都迅速发展的国家里，而且这个国家的公民将获得按照自己的价值观与品位生活的广泛自由，只要他们不侵犯他人的自由。
注释
[1] Alexis de Tocquevivle, Democracyin america, Anchor Books ed .（Garden City, N. Y.: Double & Company, Inc., 1969）, p. 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