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相识
为有助于认识学生，瓦伊纳教授让学生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就座。这使得刚刚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转学到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罗斯·迪雷克托，坐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旁边。罗斯从未到过芝加哥以东，而米尔顿从未到过特拉华河以西。
第1章 相识
1932年10月3日，雅各布·瓦伊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107教室上了他着名的经济学理论课程—经济学301的第一讲。
为有助于认识学生，瓦伊纳教授让学生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就座。这使得刚刚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转学到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罗斯·迪雷克托，坐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旁边。弗里德曼来自新泽西州的拉维，刚从那里的罗杰斯大学毕业。罗斯从未到过芝加哥以东，而米尔顿从未到过特拉华河以西。两个单纯的年轻人最初的接触迅速发展成友谊，然后就是爱情，6年后的1938年6月25日，两人结为连理。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结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保障。时世艰难，而且我们所选择的在大学教书的工作又职位不多—特别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双方的父母连我们上学的开销尚且无力资助，更不要说在结婚后资助我们了。而且我们视婚姻为“至死不渝”。结果，直到我们确信能够养活自己及家庭时，才走出结婚这一步。
本书是我们两人生活的故事。现在（1997年），当我们讲完这个故事时，从我们相识算起，已经过去了65年，从我们结婚算起，已经过去了59年。我们的生活有起有落—早期是落，后期是起，但是无论是起还是落，只能使我们的爱情和彼此的信任更强更深。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了我们最大的奢望：两个出色的孩子，四个孙儿，职业生涯的回报，相爱的伴侣。
人生复何求？
第2章 早年岁月-----罗斯
我生于东欧的一个小村庄卡特里斯克（Charterisk）①，这个村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俄国，两次大战之间属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属于苏联，苏联解体后则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两岁时，我随母亲和兄弟姐妹离开卡特里斯克去和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父亲团聚，我对卡特里斯克生活所了解的皮毛全都来自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我一直对家庭历史没有兴趣，等到想要问些问题时已为时过晚。生活在卡特里斯克的居民，有犹太人和被犹太人称为“俄国人”的基督教信徒，但是这两部分人似乎并没有什么社会交往，接触范围限制得很严格，仅限于商业交易。附近的农民到当地市场购买粮食及食品，同时出售自己的产品。当年，我的叔父开了一个酒吧，每天市场关门后，俄国人就会聚集在他的酒吧里。我的父亲在我祖父的磨坊里干活，俄国人会自己带来小麦及其他谷物，在这里加工。我不记得听到过这里曾经有过任何在别的社区发生过的迫害犹太人的故事，但是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清楚地记得，村里的犹太人当时生活在对俄国邻居的恐惧之中。
我母亲两岁时，她的母亲死于难产。那个婴儿活了下来，成为我母亲惟一的兄弟。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三个女儿，我的外祖父立刻又找了一个妻子—她带着两个女儿。我母亲成长的故事和人们常听说的凶狠后妈的故事大不一样，相反，倒是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因不满意于有一个新的母亲，而常常对继母及新来的小姐妹发泄怨恨。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后，母亲一直与她的继母保持着联系，并在自己有能力时寄给她一点钱—这是这个家庭中两部分成员之间良好关系的证明。我的舅舅，当初的难产儿，长大以后娶了他的一位继姐，他们家显然是一个兴旺的大家庭，所以才会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送一个女儿去法国读书，这是我们访问以色列并第一次见到玛尔克时了解到的，玛尔克就是当年那位去法国留学的姑娘，她后来在海法大学教化学。我还见到了她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姐妹，还有她们各自的家人。就我所知，他们以及在我们之前就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姨妈一家人，是我的母系亲属中仅有的幸存者，其他人都死于大屠杀，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亲人是如何死的、葬身何处。
母亲在与父亲结婚前，并不在卡特里斯克，而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是她有一个姐姐住在卡特里斯克，想必认识我父亲的家庭。我猜这是两家联姻的原因。我父亲是独子，因此免于应征入俄国军队服役，这使他后来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丈夫。我不知道我的祖母具体是何时过世的，只知道是在父亲与母亲结婚前。
在卡特里斯克的生活
我的父母来美国之前从来没有自己的家。他们结婚后就搬进我祖父的家里，在那里生儿育女后，又带着孩子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父亲的两个待字闺中的姐妹也和我的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一起过日子，还是分开过日子的，我估计是像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两个家庭那样过日子。无论如何，我母亲的生活不轻松。一个没有结婚的小姑子与我母亲发生了矛盾，因为她认为祖父对我母亲有偏心。有一件与烤面包有关的事情—显然两个家庭用一个炉灶，而每次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将炉子加热到可以烤面包的温度。满怀嫉妒的小姑子每天很早就起来烤她的面包，这样等我母亲要烤面包时，炉子早就凉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欧小村庄中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自来水、电、室内抽水马桶、洗衣机、厨房设备，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设施当时一概没有；而与小姑子之间的种种个人摩擦，更加深了这种艰难感。当米尔顿和我坐汽车从华沙去往莫斯科的路上（见第20章），我想起了母亲自己讲过的早年生活。在我们经过的村庄里，女人还是在河边水泵旁洗衣服，夜里除了村总部的一点灯光外都是黑的。
当年的村庄里，医疗条件非常原始，盛行迷信活动。例如我母亲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因为难产而拖了很长时间，有人建议在她的床前拉一根线连到教堂，说这样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另一个说法是应该剪掉家中所有未婚女子的头发。我根本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认为这么做能有所帮助。还有一个故事和我姐姐有关。在她两三岁时，我估计她是得了白喉，于是她和我母亲被送到一块墓地边上（那里是隔离区），直到危机过去。当然没有抗生素可用，但是有水蛭。医生在给她放上水蛭后说，如果几个小时后，水蛭掉下来，姐姐就能活，如果不掉下来，她就活不成了。结果她活下来了，但是我却不记得听说过水蛭是否掉了下来（15年后我在美国得肺炎时也还没有抗生素，但是医疗条件已经超过了用水蛭的水平）。当年恶劣的医疗条件更是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一个短了一截的食指。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之前的某一天，我母亲站在一个凳子上晾衣服，我在地上爬，结果她从凳子上下来时踩到了我的手指头。我不记得是否看了医生，只记得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前往美国时，我的手指头上缠着绷带。
根据我们家庭的传统及我自己的推算，我生于1911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家里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我后面出生的第六个孩子很小就夭折了。我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姐姐安妮是老大，阿伦是老二，老三是贝基，老四是路易斯，每个孩子之间大约差三岁。因为在我们家里从来不谈性，所以我不知道父母是如何维持这种多少有些规律的生育间隔的。当然，当时没有任何现代的生育控制手段。
犹太人的孩子在卡特里斯克不能和俄国人的孩子进同一所学校，而且只有男孩子才可以上学读书。我对俄国孩子进的学校一无所知。我的哥哥阿伦是家中惟一上学读书的人。他在当地一个有知识的人家里，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上课，我想我的父母一定是给老师付了一定的酬金。这些男孩子们学的是犹太法典和对法典的注释。
去美国
我父亲两次前往美国，第一次是在我出生之前。我对父亲当初为什么决定前往美国一无所知，大概是因为他的同辈人对这个国家已经有所了解。他的两个姐姐已经随着各自的家庭去了美国—一个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另一个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我父亲的许多表兄弟也住在波特兰。而且我母亲的姐姐先是移民到伦敦，后来也来到波特兰。我经常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亲戚去了波特兰，而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留在纽约。我最近听到一种解释：一位美国家具制造商到波兰寻找做柜子的工匠，到西海岸的工厂里去做工。我们的亲戚中有一个人受雇于他，后来一些并不以做柜子为生的亲戚们也前去投奔。
我确信父亲从他的亲戚和其他移民那里听说了大洋彼岸那个神奇的国家。他一直很爱冒险，所以我不难想像他那时渴望着新的冒险。我完全能够想像，我母亲考虑到要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公公，对此举不会有太大的热情。但是这难不倒我父亲，他可能用动人的故事劝说过母亲，可是没有成功，但他坚持要做他想做的事。他的性格模式给儿时的我留下的印象就大致如此。
我不知道父亲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才返回卡特里斯克，对于这段时间他在新大陆的生活也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我祖父的坚持下返回家中；我也不知道父亲在卡特里斯克待了多久又去了美国，只知道他在祖父去世后才离开，而且走得比他预期的还要匆忙和迅速。我猜测，他本来是要等我出生后再走，但是却不得不提前离开，因为在他从他父亲手中继承的磨坊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我相信，父亲是想在磨坊中改用蒸汽动力，而一位年轻的俄罗斯人把谷物拿来加工时，衣服卷进了机器，结果被拖进轮子里绞死了。我父亲害怕俄罗斯社区的愤怒会危及他的生命，躲藏了几天之后，他第二次前往美国。关于这次事故我只听到过这些，并没有听说俄罗斯社区的人在父亲走后曾经对我们家人进行过任何报复。
幸运的是，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挣了足够的钱寄给我们，否则我们不可能在当时离开，也可能永远都不能去美国，最好的情形也是要许多年后才能离开。一个没有这么幸运的表妹告诉我她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的经历时，我才知道我们有多么幸运。她丈夫第一次去美国时是和我们一起走的，但是没有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结果一个孩子死于战争期间。1938年在波兰出版的一本书印证了表妹的遭遇，这本书生动地描述了“波兰东部省份”中发生的事情，卡特里斯克就在那里：
1915年时，为了阻截被德国人打败而撤退的俄国军队，哥萨克轻骑兵摧毁了一切：火车站、教堂、房屋、桥梁……他们烧毁了粮食，将300万人口和他们的生活用品及农具迁往俄罗斯内地……1921年，更大的灾难蹂躏着这个地区，6年前被哥萨克人赶离家乡的300万波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逃离了被饥饿与饥馑席卷的俄国内地，返回故土。这些难民在家乡发现的只有废弃的战壕、带刺的铁丝网、大火之后的废墟、房屋的框架、空弹壳和杂草丛生的荒芜土地。他们能找到的惟一可以糊口的东西是从已经7年没有耕种过的土地中挖出来的蘑菇、草根、树皮。他们惟一可以用来遮风避雨的是废弃的防空洞。整个冬天，流行性伤寒热猖獗一时。[1]
前往美国的航程
我惟一的舅舅住在离卡特里斯克不远的科沃尔（Kovel）。当我们出发的时间临近时，他赶着小马车来送我们去火车站，并和我们告别—这一别就没能再见面。然后我们就坐火车到了一个叫做利保（Libau）或是利巴瓦（Libava）的港口，那里离卡特里斯克约500英里，我们从那里乘船前往伦敦。我不记得出发前我们在港口等了多久。我母亲的说法是，我们因为我受伤的手指还包扎着而耽搁了。关于当时大量移民进入爱丽丝岛所遇到的困难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我推测，如果是遇到了困难，那一定是港口的官员阻止人们出发。但是这只是猜想。
我们去美国的航程分两段，从利保到伦敦，然后再从伦敦到缅因州的波特兰，中途不经爱丽丝岛，虽然那里似乎是最普遍的入境口岸。我哥哥阿伦推断，我们不经爱丽丝岛的原因是我受伤的手指头和爱丽丝岛入境困难。
据我母亲回忆，这次旅程极不舒服：所有的人都晕船，整个航程中，船上都弥漫着呕吐物的气味。她有许多问题要问，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她，因为其他乘客不比她知道得更多，只有船员能回答她的问题，但是他们不会说意第绪语。
我哥哥阿伦对这次旅程的印象完全不同，他是最近才告诉我的。我母亲要照顾五个孩子，其中最大的也才16岁，而阿伦年幼、没有顾忌，当时只有12岁，渴望学习新的语言，充满冒险的旅程让他兴奋不已。就算多年之后，他对从利保到伦敦再到缅因州的波特兰的旅程仍然记忆犹新。从利保到伦敦的旅程不长—也许是一天一夜或是两天两夜，中间不停泊，所有的人挤在一间大房子里。航行期间所有乘客自带食物。阿伦多数时间在甲板上和水手在一起，听他们聊天，拼命想听懂几个英文单词。他不记得难受和晕船。对他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冒险。
我们在伦敦有亲戚，因此很容易在两段航程之间找到歇脚的地方。
据我母亲讲，在我们从缅因州的波特兰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的旅程中，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反映了早期移民的狭隘心态。火车上一位和我们坐在一起的黑人很关心当时只有两岁的我，这让我母亲非常紧张。她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黑人，但是她听说过拐骗小孩的骗子，有数不清的关于他们拐骗小孩的故事。我不知道我母亲是否确实听过任何一个真实的拐骗儿童的故事，但是她认定这个陌生的男人会拐走我。这种疑虑使得旅程更为艰难。
每当我回忆起母亲所说的关于在卡特里斯克的生活及告别那里的生活来到一片陌生土地上的故事，我对当年移民的敬佩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旅程固然已经够艰难的了，但真正的困难在他们到达目的地后才刚刚开始。有些人在新地方有亲戚，但是这些亲戚也是刚来不久，几乎没有人能够负担新来的人的生活。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中会有一些慈善机构，但是我不记得母亲讲到过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曾经给过新移民什么帮助。他们只能习惯于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而不是靠政府或是私人慈善机构。我在后来的岁月中在这里认识了许多移民，却从来没有听到有哪个人抱怨得不到帮助或是后悔来到美国。他们从没指望能得到帮助，也没有得到过帮助，但是几乎没有人因为这些枝节原因而一蹶不振。
我推测，我父亲当时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住房，但是在那个年代男人一般都不会理家也疏于理家。我一想到父亲会提前为我们做些准备就觉得吃惊。顺便说一句，我父亲从来没有为自己倒过一杯茶，更不要说喝完茶收走杯子。这是一个习惯模式，至少在我们家里是这样，而且我估计当时多数家庭都是这样。
在波特兰的生活
在波特兰的生活当然比卡特里斯克前进了一大步。我们有了自来水，甚至还有热水，我想热水应该是在厨房里用柴灶加热的。我们先后住过三处房子，都在同一社区附近，每次都提高一个档次。我已经不记得头一处住房什么样了。第三处住房是我们自己拥有的第一所房子，我从那里离开波特兰，而我的父母刚在那里度过余生。我们没有电灯，但是有煤气灯；没有中央供暖，直到我父亲找到一个二手炉子，他自己安装好，但是总要修理。我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修理工，无论是炉子还是洗衣机或是其他设备，他都能修。在我成长期间，我不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任何修理工，家里有物品需要修理时，总是父亲自己动手，如果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在父亲安装中央供暖之前，用来供暖的只有厨房炉灶和居室里的开水炉。我从来没有觉得早晨围着厨房炉灶穿衣服是一件苦事。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电话，直到我姐姐进了一所商业高中，她因此要去打工，才装了一部电话，为的是让她的男朋友可以给她打电话。
我在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中长大。每个星期六，父亲只要在家就会去犹太人的教堂；我母亲百分之百地按犹太教规管理厨房，烹调肉类食物和奶制品的餐巾与水都要严格分开，两种食物绝不混合。我父亲比我母亲对宗教更虔诚，在我的印象中，指导我母亲的是习惯而不是宗教信条，她违反了宗教规定也不会有负罪感。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贫血，她毫不犹豫地就给我吃没有按照犹太教规浸泡过的食物。我相信，她是认为浸泡会使食物失去营养。她把给我用的碟子和烹饪用具分开，以免污染厨房的其他用具。许多年后，我带着孩子去看父母，她毫不犹豫地给孩子吃有牛奶的食物。这时她的思想已经很解放了，甚至不用专门的碟子为他们盛食物。
当我们来到新大陆时，迷信并没有消失。我记得一个与犹太人的赎罪日（Yom Kippur）有关的迷信习俗。这一天是斋日，我的父母要在犹太人的教堂待一天，祈求过去一年中自己所犯的罪孽能够得到宽恕，祈求未来一年的健康与幸运。祈祷中经常要哭泣。我母亲总是头疼欲裂地等到太阳落山才回家，喂饱我们就立刻上床睡觉。而这个节日最糟糕的内容是点蜡烛的习俗，从太阳落山点到次日太阳再次落山。迷信的说法是，如果有蜡烛在这24小时内灭了，这个家庭就会有人在来年死去。我还记得有一次由于一支蜡烛灭了，一年中大家都在担心。即使后来那一年并没有人死去，迷信的习俗仍然继续存在。
上学
我大约5岁时进了幼儿园，不是在公立学校里，而是在被称为“邻里之家”的地方。我认为这不是政府出资的机构，而是由私人出资经营的。洛温伯格小姐（Miss Lowenberg）负责管理这个机构，她是早期德国移民的后代，她的妹妹是当地图书馆的管理员。“邻里之家”是这个居民区的人举办各种活动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移民。晚上这里还可能有为成年人举办的英语课堂。我记得自己不仅到那里上幼儿园，还参加舞蹈课和其他活动。在进小学之前，我的英语已经说得和本地人一样流利，虽然我还一直能很流利地说意第绪语。
和哥哥姐姐一样，我进了费林学校（Failing School）。这所学校即使步行离我们家也很近，我记得孩子们都回家吃午饭，因为大家都住在这个居民区里。虽然犹太人是这个居民区里最大的族群，但是也有其他民族，不过这里和卡特里斯克不一样，没有社会隔离。我们都是新土地上的移民。住在马路对面的是一家意大利人，我们两家成了好朋友。
学校的气氛非常和谐。老师都循循善诱而且态度和蔼。我特别记得有一年（我记得是上四年级时）我得了肺炎，一个学期中有多数时间不能上课。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不及格，可能是因为老师帮我补上了功课。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冬天非常生动有趣，我拿不准是因为我病愈后听到许多我发高烧时说胡话的故事，还是因为那一年冬天下了大雪—这在波特兰是不常见的。不管是哪种解释，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坐在起居室的窗前看着其他孩子坐着雪橇从山上滑下来的情景。
对于与老师们有关的事情，我只记得校长和她教八年级的妹妹。在我的记忆中，她们似乎是我见过的个子最高的女人。她们总是站得笔直，仪表端庄，虽然不苟言笑但是非常和蔼。我们的班级比较小。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从来没有参加过家长会，但是她对我们在学校的情况非常感兴趣，而学校的定期报告卡会告诉她我们在学校表现如何。
我上了一年左右的希伯来语学校。其他学生都是男孩，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把我送到那里。希伯来语只是在巴勒斯坦作为日常用语出现。我进的希伯来语学校只是教我们希伯来语的字母和用希伯来文写的词的发音，其目的是让我们能“读”希伯来语从而会念书中的祈祷词，即能发音。我所受的这部分教育持续时间很短，尽管如此我还是进了主日学校，一直到13岁。我现在还保留着毕业时给我的圣经。我模糊地记得我还得过奖章，但我不能肯定那是因为出勤率高还是因为成绩好。
我童年时最好的小伙伴是一个黑人女孩，她住在我们第二处住房的隔壁，也可能是隔几所房子。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在波特兰没有种族关系问题。我不记得曾经感觉到她与我的犹太小伙伴有什么不同。直到多年后我结婚居住在芝加哥之后，我才意识到早年对种族问题毫无感觉。我5岁的女儿在家招待一个黑人同学，她的妈妈来看望我。两个孩子先在楼上玩，过了一会儿来到起居室，这时两个孩子已经把衣服换了。她们齐声宣布：她们已经交换了一切，除了皮肤，因为她们不可能交换皮肤，但是她们不在乎彼此的肤色。她们的态度与我不在家时偶尔来照顾我3岁儿子的黑人保姆完全不同。我儿子戴维喜欢对所有的事情提问。有一次我回家时，保姆很生气，她告诉我，戴维问她为什么她的皮肤是黑色的而他的皮肤是白色的。她认为这个问题是污辱性的，而我的错误是没有告诉他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区别—她还由此推断，我没有告诉他绝不能提这种区别！
从费林学校毕业后我进了林肯中学，这个学校仍然离家很近，但是没有近到可以回家吃午饭，所以我们每天都自己带午饭吃，午饭装在普通纸袋里，而不是现在孩子们用的那种花式纸袋。
我学习了一般课程：拉丁文、数学、公民学、历史、英语。我没有约会过—毕业晚会除外。我相信那时的学校里没有未婚先孕的女孩。虽然当时我不够成熟，而且有些女孩子比我更有社会经验，但是如果有哪一个女生因为怀孕而辍学，我应该知道。班级不大，我认识所有的同学。我不记得发生过偷窃，更不要说犯罪了。我们在白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到居民区到处走而不会觉得害怕。
我很小就开始上钢琴课。我甚至一度梦想过钢琴演奏家的生活。我中学最大的沮丧不是因为报告卡上的评语（因为我永远是好学生），而是由于在班级表演中没有能名列前茅。比赛中我入选到最后一轮，但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我们到波特兰时，我哥哥路易斯6岁，他也进了费林学校，并接受了和我一样的基础教育，但是他没有做学问的兴趣，而是进了技术中学。
移民子女的学校生活
我的另外3个哥哥姐姐和我有着非常不同的学校经历。仅仅因为英语差，他们在小学进了所谓不分年级的班级（ungraded class），每个孩子根据他的学习速度及进展而决定学习多长时间后毕业。在我看来，这对年龄较大的孩子似乎是很有效率的安排。姐姐安妮来到美国时16岁，她在学校学到能够说和写一些简单的英语就去工作了。哥哥阿伦到美国时12岁，他在15岁时完成小学学业，然后进林肯中学，3年学完了4年的中学课程。姐姐贝基到美国时9岁，她先进了不分年级的班级，当她的英语达到要求的水平后进了普通班级。她毕业后进了商业中学，因为她急于工作。
阿伦18岁中学毕业后去了耶鲁大学上学。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怎么会考入一个位于这个国家另一端的大学？他对耶鲁大学或是任何其他大学又有多少了解？几乎没有答案。阿伦很幸运，碰巧林肯中学的校长是耶鲁大学的校友，他知道阿伦的父母肯定无力供这个聪明的孩子读大学，因此建议阿伦申请耶鲁大学，并推荐他申请教育奖学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G. I.法案（军人权利法案）前，除了教育奖学金外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资助，而即使是教育奖学金也数量极少。另外两个同是林肯中学学生的移民青年也拿到了教育奖学金，这两个年轻人是阿伦的朋友，3个人一起去耶鲁大学读书。我不知道其他两个男孩的情况，但是阿伦除了偶尔收到母亲从一家人的饭钱中省下的5元或是10元钱之外，完全靠自己。他干各种工作挣自己的生活费。他很少谈他打的工，但是我知道他周末在希伯来语学校教课。3年后，他从耶鲁大学毕业。
我的父亲总是充满雄心壮志，努力工作，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从干零活一直做到在波特兰拥有一家小百货店。几年后，他看到其他小商人在郊区开了商店而且经营得很好，便认为自己如果卖掉城里的商店到郊区去开一家商店也能改善经济条件。于是他选在一个离波特兰几英里的小镇威尔逊维拉开了一家商店。我认为这里没有第二家犹太人。我父亲希望全家都搬到威尔逊维拉，但是他说服不了我母亲。在一个没有其他犹太人的环境中生活对母亲没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她认定威尔逊维拉的学校一定比波特兰的差。虽然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是母亲决心要让她的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当我听到今天的人们讨论受教育人的情况，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就算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也没有兴趣、没有能力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合适的学校时，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虽然母亲根本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确实有兴趣看到她的孩子受到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
父亲决心不管家人是否和他一起搬去都要在乡间开一家商店，他决定一个人住在商店的后面，有空时就回家。我记得我哥哥阿伦给他做过帮手，但是阿伦的帮助肯定是很有限的，因为他当时正要上高中。我不知道父亲的这间商店开了多久，但是我记得还是出过一些问题。作为惟一的犹太人，而且还是移民，父亲遇到了一些反犹太情绪，不像我们在波特兰那么安稳。就在阿伦从中学毕业，正准备去耶鲁大学时，商店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被烧毁了。我父亲睡在商店的后面，才得以幸运地逃生。
父亲认为此时阿伦去上大学不是时候。他需要阿伦来帮助整理失火的材料，向保险公司索赔，而且还要处理灾后恢复事宜。父亲的理由是阿伦可以推迟出发，下一年再入学。母亲认为事情可能会拖很长时间，阿伦可能因此而失去良好的教育机会—也许她是对的。她决心要让阿伦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母亲能有的惟一经济来源是她为阿伦投的人寿保险。我想起这个人寿保险就觉得好笑，这好像是大都会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Insurance Company）卖给移民子女的人寿保险，保额为100美元，每月大概付25美分。我始终不理解父母们为什么会有兴趣为他们的子女购买这种人寿保险，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什么是人寿保险，或者这类保险是作为存钱计划卖给他们的，因为孩子们可以在未来的某日兑现金—这正是阿伦所做的，他用这份收益做路费去了纽黑文。我也有这样一份保险，几年后我明白了这个保险有多么愚蠢，我也兑了现金。我记得我是用这笔现金买了一件衣服—远没有阿伦花得有意义。
那两个和阿伦一起去耶鲁大学读书的男孩，一个叫马库斯·罗斯克维茨，后来成了着名的艺术家，并改名为马克·罗斯克，另一个后来成了内科医生。
阿伦毕业后的第一年，先是周游全美，然后又周游了欧洲，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从不谈这一年的经历。他对劳工运动产生了兴趣，而且我知道他花了大量时间为矿工工作。周游欧洲时，他在伦敦遇到了他在林肯中学时的历史老师施瓦茨特拉博先生，这位老师告诉阿伦，波特兰的劳工之家（Labor Temple）需要一个主任，他认为阿伦也许对这个职位有兴趣。阿伦返回波特兰成为劳工之家的主任。
阿伦和我之间总有一些特殊的关系。他半是兄长，半是父亲。他12岁时就带着我坐船离开俄国；我在费林学校开始读书时，也是他带我去上学；在我从小学毕业时，虽然他手中仅有的一点钱对他来说非常有用，但他还是用这些钱买了一本装帧漂亮的艾德加·艾伦·波的诗集送给我，并题辞：“祝贺你：愿这是你人生许多毕业中的第一个。”是他使我有了许多次毕业。另一方面，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十几岁时我在“邻里之家”为体操课弹钢琴挣一点钱，在享受了几年这种慷慨的工资后（我想是一个月5美元），来了一位新的体操教师，她带着自己的钢琴师，而我失去了工作。我的心碎了。除了失去收入，用当今流行的说法是，我的自我评价崩溃了。阿伦当时在劳工之家工作，他立刻带来一个吸引人的方案。如果我愿意在他的办公室每周自学几个小时的打字，他付给我和以前的收入同样多的钱。这不仅恢复了我的自我评价和收入，而且还让我学会了打字，这让我在读大学期间一直获益匪浅。我也因此积累了学习一种全然不同的事情的经验—我当时并不喜欢这种学习。他不是简单地在我失去工作时给我钱，我必须要做些事才能得到它，即使这事对我本人是有好处的。
我上高中三年级时，只需再修两门课就可以毕业。阿伦这时正准备辞去他的工作，在秋季进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他还得到了助教的基金津贴。他提议我在暑期修完余下的两门课程，然后和他一起去上芝加哥大学。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认为我们两个人可以靠他的津贴生活—只有2 000美元，或是还不足这个数。但他似乎认为我们能对付。我母亲却反对这个建议，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不管是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因为我与其他孩子有点不同，我在成长期间与母亲的关系一直是最亲密的。
总之，我母亲认为让她的宝贝女儿16岁就去2 00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外一个她一无所知的地方读书，年龄太小了。阿伦没有可以让她信服的理由，因此我没有进暑期学校，阿伦也没有带我去芝加哥。我在学年中间的1928年1月从林肯中学毕业，离我能够进大学还有9个月。这让我有9个月的时间去工作挣点钱。我很幸运，因为一个新的商店—克雷斯吉五与十（Kresge five-and-ten）正好开张招募售货员。我应聘到玩具柜台工作，这个工作非常适合我，我非常喜欢向我的小顾客展示玩具，丝毫也不亚于他们对这些玩具的喜爱。我特别记得我在展示一个可以吹出呜呜声和音乐的锡制小喇叭时的快乐感。除了在上高中前在百货公司干过几个星期天之外，这是我的第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为一周能挣13美元而感到非常骄傲。我记得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我被提升为玩具部的经理，这个部有两个柜台，而我的工资随后每周增加了75美分。
这年秋天我进了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在那里学习了两年。这是一个很小的私立学校（大约500名学生），但是有着非常出色的教师，他们和学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教师有对学生开放的房间，或是在固定时间与学生一起喝茶。这里学术气氛很浓，学校由荣誉校长主持；考试没有监考，分数也不向学生公布，而是保存在办公室，可以供学生用来申请转学到其他学校或是申请研究生。学校有学生宿舍，但是我和多数学生一样住在家里，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这样可以少参加课外活动，多和老师一起喝茶。课程水平高于我在高中的课程而且更让人兴奋，我在这里遇到了不同背景的同学，否则大学的生活就会与我在高中时没有区别。
除了经济学外，我还选了历史、文学、现代社会学、数学和生物学。古代史的课程让我和父亲为如何看待《旧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父亲认为《旧约》句句是真实的，他还相信他在希伯来语的书上读到的故事也都是真实的。我当然坚持说它们都是虚构的。我父亲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反驳。
如果我过去有过其他想法，想到过去从医的话，那么上生物学课程则让我相信医学不合我的口味。因为这种学科需要做大量的实验，主要是解剖。我记得我们从解剖青蛙开始到解剖猫结束。解剖青蛙让我想吐，切开一只猫让我看一眼都几乎不能忍受。如果不是觉得放弃是失败的象征，我肯定会放弃这门课。我总需要别人帮助才能解剖猫，而且当天从午饭起就不能吃东西。
在里德学院读书的一二年级之间的暑期，我出现了某种奇怪的身体症状，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观察病情，然后又做了探查手术，结果发现是阑尾炎，就做了切除。据我的记忆，当时谁也没有健康保险。我们没有常规体检，也不看病，因为我们太穷。看医生的价格是浮动的，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是分期付给医生费用的—有时几个月才付一次。我记得她不是每个月都能付钱。我相信她在事先和事后都知道费用是多少。因为她是去见医生而不是会计，如果她认为这个费用自己负担不起，费用一般可以调整，付款时间也可以商量。医生与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之间有着非常个人化的关系。
60年来医疗方面的变化很难让人给予过高评价。当然科学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没有核磁共振（MRI），没有抗生素，没有许多许多其他先进技术和药物。但是同时医疗变得不那么人性化。第一次看病或是住院似乎是为了某种保险而不是病痛。
我在里德学院读完二年级后转学到了芝加哥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靠自己，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仍然受到保护和照顾。阿伦永远在照顾我。虽然他只有微薄的工资，但是他坚持说这足够我们两人生活，主张我不要放下并不繁重的研究去打工，当时我跟随着保罗·道格拉斯教授做研究，阿伦正在和他一起写一本书。我还为帕利教授（Palyi）做点工作。两项工作对我的生活开销都没有什么帮助。学费是一年300美元，但是只需要付一半，因为阿伦是学校的雇员。我住在一个很小的学生宿舍里，并在那里吃饭，从宿舍出来，穿过一个游乐场就到了大学。我主要在图书馆或是阿伦的办公室里学习。如果我学习到天黑，他总是坚持要陪我步行穿过游乐场。他的理由永远是，有许多可怕的传闻，据说有女孩子在穿过游乐场时被强奸。他对这些传闻半信半疑，但总是坚持要陪着我。这让我有机会和他有许多有趣的对话。我记得主要不是谈经济学，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哲理性的话题：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吗？什么能创造幸福？阿伦和我一样是非常内向的人，我们不讨论任何私人化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经常非常想家。他总是不断地问我是不是需要钱。在我的记忆中我什么都不要。我清楚地知道他的收入情况，既然住宿费、伙食和学费都已经预付了，我不需要更多的钱。
我的衣服就像以前一样，或者暑假时由我母亲在波特兰为我购买，或者由我姐姐贝基为我购买，她已经结婚，住在旧金山。她从17岁离开学校起就在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Montgomery Ward）工作。她从很低的位置开始做起，但是她干得非常好因此被委以越来越多的重任。她结婚后搬到旧金山，非常容易地就在奥克兰的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里找到一份相当好的工作。我和贝基相差6岁，兴趣迥然不同，直到成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十几岁时，她就没有兴趣受高等教育，只想赶快工作好有钱买好看的衣服。我在许多方面和她相反。衣服绝不重要，我的兴趣主要在读书和学校生活。贝基对交男朋友乐此不疲—也许因为她想结婚离开家，而我对男孩子几乎没有兴趣。贝基长大后，对自己的选择很后悔，她变得如饥似渴地读书，并自学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成年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们暑期到波特兰探家或是我往返芝加哥途经旧金山时，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她分享我的兴趣和烦恼，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和相互最信任的人。她从来没有因为我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而抱怨。相反，她仍然喜欢好看的衣服，只要有可能就为我买衣服，这么做让她非常高兴。
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的两年就像在里德时一样，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只有很少的几个女朋友和一个关系一般的男朋友，但我不记得这让我有什么烦第3章 早年岁月—米尔顿恼。我从来没有太多地想过要找一个丈夫：我估计，我当时是设想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来的—正如他来时那样。我进大学是为了受教育，让我的生活更有趣味，还有就是要准备谋生。
人记得或是忘记什么事是很奇怪的。我对1932年6月的毕业典礼没有任何记忆。我清楚地记得，是阿伦带我到教职员俱乐部去吃午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教职员过来祝贺我，因为他们知道秋天我要回来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暑假我回了家。今天的人经常对20世纪30年代一个女性进大学，学经济学专业，而且还念研究生表示惊讶。今天所有的妇女解放在30年代的社会场景中是没有的。我并不认为当时年轻女性在申请大学入学时受到歧视，但是我认为申请经济资助时确实有歧视。结婚成家是大多数女性的最终目标，包括那些上了大学的女性。因此，将经济资助优先给予男性就被认为是恰当的，因为他们是家庭的主要支柱。出于同样的原因，开始职业生涯对女性来说也更困难。
这种情形无疑需要变化，变化也已经发生。但是这种变化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我认为不在家的母亲和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是当今许多弊病的原因。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女性在不同时期要在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一个角色是养家，这就必须要在一些年中全职工作，但又不能一生都外出工作。恰当地履行两个角色的职责应是一生都能有工作带来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又不是这样。第二个职业应在第一个结束时开始，但是这不容易做到。技术的发展迅速改变了工作环境，也许这能使女性同时履行两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做不到，市场或早或晚会做出必要的调整，女性可以在一生的不同时期进入或离开就业市场。
注释
[1] Jozef Statkowski, Poland—Old and New （Warsaw: M. Arct, 1938）.
第3章 早年岁月----米尔顿
我的父亲杰诺·索尔·弗里德曼和我的母亲萨拉·埃塞尔·兰多出生在一个叫做伯里格沙兹（Beregszasz）的小镇，小镇位于卡帕托-鲁斯尼亚（Carpatho-Ruthenia），镇上的居民以犹太人为主。父亲生于1878年，母亲生于1881年。卡帕托-鲁斯尼亚当时属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属于苏联；苏联瓦解后，它是乌克兰的一部分。现在这个小镇叫伯里霍夫（Berehovo）。
毫无疑问，家里的主要语言是意第绪语，但是我的双亲都讲匈牙利语，我的父亲还能说流利的德语。
父亲在年纪很小时就到布达佩斯和比他年长许多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哥哥姓弗里德曼，别人总是叫他“弗里德曼的弟弟”，他也就姓了弗里德曼，虽然这不是他生父的姓。我曾经知道他的本姓，但是现在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没把握，也记不清他原来到底姓什么了。据我所知，我没有姓弗里德曼的血缘亲戚—上面这段故事足以解释当俄国、奥地利和其他地方姓弗里德曼的人写信询问我是否是他们的亲戚时，为什么我能有把握地给予否定的回答。
我父亲16岁时（1894年）移民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我对他移民的细节一无所知。我母亲14岁时（1895年）移民到美国，此前三个姐姐已经移民到布鲁克林，并鼓励她也移民。我估计是她们有说服力的劝说和经济上的帮助减轻了母亲来到新国家后早期生活的艰难。
我对父母来到美国后到他们结婚前这段时间的生活同样所知甚少。在我有可能从父母那里了解自己的出身时，我犯了年轻人只顾自己的事情而对家庭历史缺乏兴趣的通病。但是我知道，我母亲来到美国后，曾经为了生计而在一家“血汗工厂”当过缝纫工。在一般人的眼里，这类“血汗工厂”臭名昭着，然而有意思的是，母亲却从来没有对她做工的经历有过负面评论，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在有了生活来源的同时还学习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
当时许多移民都是以这种方式谋生，而且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适用。在那段前福利国家时期的遥远日子里，新移民除了从亲戚或是私人慈善机构获得帮助外，只能完全依靠自己。
我对于父亲的收入来源问题了解得就更少了。我的印象是他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做某种小本生意，而且一辈子都是自己干，没有雇员。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如何学会英语听说读写的，我估计是在为移民办的夜校学的，当时这类夜校非常普遍。
父亲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布达佩斯时，母亲肯定年纪很小，而且可能从未在伯里格沙兹见过他，但他们的结合无疑是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根—这是移民文化中建立人际网络、促成姻缘结合的主要纽带。
我的父母一结婚就迅速生儿育女：先是有了3个女儿：蒂丽、海伦和露丝，然后是我这个惟一的男孩圆了这个家庭的梦。现在我们这一辈儿中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世。根据出生证，我于1912年7月31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巴比街502号，这是我父母当时住所的地址。我的父母明智地从布鲁克林搬到新泽西的一个小镇拉维（Rahway），当时我只有13个月，所以对布鲁克林没有任何印象。
拉维
拉维是一个有1.5万人的镇，位于从纽约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主干线上，距纽约20英里。它有一些工业，但主要产业是为往来于纽瓦克与纽约之间的人提供住宿。
我父母在宾夕法尼亚铁路高架铁轨旁的中心大街拐角处买了一处房子，这所房子既用来做住房又是一个小成衣厂，如果在今天，这个工厂毫无疑问可以定义为血汗工厂。工厂办得不成功，几年后就关闭了，房子也卖掉了，他们又在街对面的中心大街104号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一家纺织品店。对第一处房子我只有模糊的记忆，而且是我们搬离那里后看见它时的印象，因此那个纺织品店一定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开张的。在我幼年的多数时间里，都是母亲在经营这个商店，而父亲则去了纽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去干活，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干的什么活，只知道他没有挣到多少钱。
这个商店的收入显然足以维持我们节俭的生活。和许多移民一样，我们住在商店的楼上—今天在旧金山我们家附近的唐人街上还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父母夜间讨论从哪里能弄到钱付以后的账单。延期付款是家常便饭，经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步骤：首先是将付账单的支票的兑现日期向后填，然后，在兑现日期临近时，再急急忙忙到处找朋友或是关系不错的生意伙伴，弄些现金，或是请他们为支票延期兑付进行担保。多年后，我在许多国家研究货币分配时，发现我焦头烂额的双亲依靠推迟支票兑现日期来缓解付款压力的做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支票兑现日期推后的做法是信贷手段中最主要、最方便和最灵活的方式，1962年我在中国台湾首次注意到这种现象。
我们从不买什么奢侈品，但是我的父母设法凑足了钱让我和姐姐们都去上音乐课—我上的是小提琴课，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一直不喜欢音乐，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古典音乐，我一直都对音乐一窍不通，这让我很遗憾，也让罗斯很沮丧。但是音乐课体现了我的父母对高标准教育的追求，犹太社群中的父母在这一点上普遍如此。
家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我父母只有在想避开子女谈某些事情时（这很少发生）或是在有机会和匈牙利朋友或是客户交谈时才讲匈牙利语。他们的社会交往大部分都限于拉维的大约100户犹太人社群中。在这些交往中，谈话通常是用意第绪语进行的，由此可知，我们这些孩子从未学过匈牙利语，只是会少数几个单词，但是我们半通不通地会一些意第绪语，足以听懂大人的谈话，但是说得不流利。
我们家住的房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叶。我还清楚地记得孩提时爬到又黑又脏的阁楼去探险，发现在屋檐下的天花板上有着明显是用蜡烛烟写的字，我因此而得出结论：这所房子在美国内战前肯定曾用来作为运送奴隶的地下铁路的中转站。
在我大约11岁时，父母将房子重新整修了一下，将原来的一个商店扩展成两个，并开辟出一块地方作为车库。想要再开一家商店而未成后，他们决定自己开一个冷饮店。这时姐姐们和我都长大了，可以在店里当售货员了，对此我们极有兴趣，因为这样吃冰激凌就方便多了—尽管我可以说我们很快就吃腻了，于是停了嘴，不再把微薄的利润吃光。据我的记忆，这个冷饮店在经济上从来都不成功，但是还是经营了一些年。我不记得后来取代了它的是什么生意。也许它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收获是我大姐的丈夫弗雷德·波特，他当时负责为冷饮店送碳酸饮料，因而认识了大姐蒂丽，后来向大姐求婚。
我记得几件与父亲的T型福特车有关的事情。一件是在1918年，附近居民区一个军工厂发生爆炸。爆炸发生时，我父亲的福特车向上跳起一米多，然后落在地上，但是还继续向前走，这就是我父亲的故事。另一件事是我从同一辆T型车的坐位上掉下去，父亲吓坏了，但是我只是蹭破了膝盖上的一点儿皮。几年后，有一次父亲把车开进车库时，车子撞上了路上的一块石头，结果我向前冲出了车窗（当然这是在有防碎玻璃和安全带之前很久的事）。我的嘴唇被划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流了很多血，缝合得又不太好，所以时至今日，我的上嘴唇还有一道不太深的伤疤，让我有一点破相。
我上的小学是华盛顿公立学校，步行离家很近。我对最初几年的学校生活已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但是我记得六年级时，一位老师认为我应该跳班，就在这年的年中，我转学到另一所学校—哥伦布学校，离家稍微远一点，但还是在步行很近的距离内。结果我一年学完了两年的课程。我对新学校惟一的清晰记忆是我得了一个绰号。我习惯大声说话，简直就是喊，因此当有一天课堂上提到谚语“静水流深”时，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浅水”。
我记得的另一件事和小学毕业典礼有关。全班打算唱一首歌，为了安排合唱中的各个声部，音乐老师让每一个同学唱几个音符。轮到我时，我唱了几个音符，这位教师的反应是：“放到哪个声部都无所谓。”在以后的岁月中，只要我讲起这个故事，几乎总会有人对这位老师无意识的刻薄表示愤慨。其实老师是在表达一个简单的事实并有助于我尊重事实，但是罗斯总是觉得这断送了我对音乐的任何兴趣，如果我本来有可能发展这种兴趣的话。
我13岁接受了成年礼（bar-mitzvahed），进了当地犹太教堂的希伯来语学校。希伯来语学校在公立学校放学后的下午上课。虽然我们也学点圣经讲的历史，但是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所谓的教我们读希伯来语。在学习过程中，读并不意味着理解，而只是简单地学发音—学希伯来语的字母、标点符号和希伯来语的发音，让我们能够正确地背诵祈祷书中的祈祷词。我们还要记住成年礼上要求我们做出的回答。我的姐姐们没有这个经历，当时在拉维还没有女孩子行成年礼的做法。
在我接受成年礼前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疯狂地信仰宗教，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努力做到符合正统犹太教的复杂饮食规定和其他要求。我记得一件与童子军（就假定是童子军吧）野餐有关的事。我10岁或是11岁时参加了一次童子军的野餐，野餐在一个公园里进行，有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童子军男生参加。野餐食物中有法兰克福香肠，我为了避免吃未按犹太教规处理的食物，又不想当众暴露想法，只好远远地吃东西然后就跑回家了。也许是这次事件的一个结果，由于我和另外一些男孩坚持按犹太教规进食，萨姆·卡茨曼（他自己没有孩子）组织了一支由犹太男孩组成的童子军，由他担任首领。长达许多年的快乐的童子军生活从此开始。
大约12岁时，我认定我的宗教信仰和我所遵循的严格习惯没有合理的根据，因此转向不可知论。我为了父母而完成了成年礼—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像我那样严格地遵守过犹太教规定，对我早先的教条做法和后来的彻底转变都表现了相当的宽容。罗斯经常谈起我后来狂热地反对宗教的事情，举的例子就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地劝说我为了我们的父母接受了宗教婚礼。
我的父亲因心绞痛而病了几年。我清楚地记得他不断地服用硝酸甘油丸以缓解频繁发生的心肌梗死。他在49岁去世，我当时只有15岁，正准备进高中。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也是我母亲的愿望，儿子要在父亲死后的一年里，每天念卡迪什（kaddish）—这是一种为死者念的祈祷词。尽管当时我已是不可知论者，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拉维的犹太人数量太少，只有在星期六才能集合起一个由10个犹太男孩组成的明耶（minyan），因此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年里，除了星期六以外，我每天都要乘公共汽车去临近的一个犹太人社区罗塞尔（Roselle），因为那里有很多犹太人，可以有我能念卡迪什的宗教活动。我必须承认，在看到这一年终于结束时，我感到很高兴。
40年后，我自己也得了心绞痛，而且被医生嘱咐必须要牢记服用硝酸甘油丸。但是我逃避了父亲的厄运，幸运地做了搭桥手术。
1924~1928年，我在拉维中学读书。拉维中学和我进的小学一样离家不远，可以步行去上学。有一位对我有持久影响的老师是科恩先生，他教的是政治学，在当时叫做“公民学”（civics）。他还教欧几里得几何，仅仅因为他喜欢这门课—而且他还成功地将这种爱好传给了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我。将近70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将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条边的平方之和）的经典论证写在黑板上，还引用了济慈《咏希腊古瓮》中的诗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世人皆应知此理”，他同时向我们灌输对数学和诗的热爱。
4年的高中学习是愉快而有益的，但是同时也平淡无奇。我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例如参加棋队、担任我们棒球队的助理主管或是其他初级职员。这是我到那时为止乃至到大学毕业为止参加的最重要的集体体育活动。我于1928年毕业，现在回过头来评价，我在语言（学了两年拉丁文）、数学和历史几门课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罗斯在一些纪念品中发现了一枚背面刻着我的名字的铜质奖章，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高中时的另一项活动，这枚奖章是我参加由《纽约时报》主办的关于宪法的全美演讲比赛而获得的。显然任何一个能够超过初级水平并代表自己学校参赛的人都得到了奖章。根据我的秘书格洛丽亚·瓦伦丁在《纽约时报》上找到的一篇文章所言，似乎我确实是得到了奖章。无论如何，这无疑是我的名字头一次出现在一张大报上。
在我上中学期间，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有了它，我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几乎读完了这个小图书馆里所有的书。
罗杰斯大学，1928~1932年
我上高中时，有两位老师刚从罗杰斯大学毕业不久，我决定去罗杰斯读书无疑是受到他们的影响。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是新泽西州当时刚刚设立了一项罗杰斯大学的竞争性奖学金，专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而设。这是将罗杰斯从位于新布伦斯威克（New Brunswick）的一个小型私立大学转变成今天这样有着多个校区的大型公立大学的第一步[1]。我参加了申请这些奖学金的考试，我记得自己还申请了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设立的奖学金—这是我惟一知道得比较多的另一所大学。我得到了罗杰斯大学的奖学金，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则没有给我奖学金。
拉维离新布伦斯威克只有大约19公里，而且都位于宾夕法尼亚铁路的主干线上，因此火车往来频繁，所以许多在罗杰斯上学的拉维居民住在家里，每天往返于两地。但是我决定不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大学生活和中学一样。我希望从课外活动中得到和课堂学习同样的收获。我读过的许多描述大学生活的小说留在我脑海中的是一幅浪漫的图画。我住在名为怀南兹楼（Winants Hall）的学生宿舍里，巧合的是，现在它成了罗杰斯大学经济系的大楼。
1928年我进入罗杰斯大学时，正值经济繁荣时期，因此我没费什么力就找到一份工作来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比申请奖学金要容易得多。我在当地的罗塞尔百货公司的男士用品部找到一份兼职售货员的工作，星期六工作12小时，可以挣4美元，平时的下午偶尔也工作，挣两美元。我幸运地在以后的4年内一直维持着这份收入，多亏有这样的经验，因为1932年面向新手的临时性工作收入只有它的一半。我还在宿舍对面街上的餐厅里找到一份服务生的工作。这家餐厅主要经营午餐，我就在这段时间工作，报酬是一顿免费午餐，因此那段时间里午餐是我一天中的主餐。一般我要等到一点钟餐厅关门时才能吃饭。因为我经常在一点半开始上课，教室又在一段距离之外，所以我吃得很快，这成了我一辈子的坏习惯。
在午餐时间工作的代价，是得了大学成绩中惟一的C。我选修了一门精彩的欧洲史课程，这门课一点半在校园中最远的一座教学楼里上课，结果我经常迟到。由于这个原因，老师将我的分数降为C，当我提出抗议时，得到的回答是：你来到学校不是为了在餐桌旁服务，而是学习。这个答复非常正确（罗斯又不同意我的意见，她认为这位老师对一个不论多么困难也要接受教育的年轻人缺乏理解与同情）。
午餐服务工作给了我了解企业家重要性的第一手资料。我刚开始在这家餐厅工作时，生意非常兴隆。大约一年后，老板（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出售了餐厅。几个月后，在新老板的经营下，餐厅毫无生气，生意甚至不能维持我这样只吃一顿饭的雇员的报酬。新老板以低于购买价的价格再把餐厅卖给原老板，几个月后，餐厅的生意又兴旺起来。这种循环在我工作期间至少又重复了一次：由合适的人控制，生意兴旺；由另一个人管理，经营惨淡。
除了这两份工作的收入外，为了贴补开销，我还在学期中做了几单生意，暑假也挣了一些钱。做生意是和哈罗德·哈里斯合作，他是我在拉维最好的朋友，比我晚一年进入罗杰斯大学。罗杰斯大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要求新生穿白袜子，系绿领带，一年级所有的学生和其他年级的多数学生都这样穿
着—我忘记其他年级的具体规定了。哈罗德的父亲在拉维有一家百货店，能够批发给我们袜子和领带，因此我们想在新生入学周期间在宿舍推销袜子和领带。不过要这样做就要先征得学监的同意，他好心地给了我们授权书。袜子和领带的生意做得非常好，这让我们有了更加野心勃勃的设想。
低年级时，我们和巴恩斯-诺布尔书店（Barnes and Noble）有过一次商业合作，巴恩斯-诺布尔书店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是各类二手书的主要经销商，其中包括教科书。我们和这家书店商定，学年末书店来格鲁斯特，在我打工的餐厅设一个一天的书市，专门收购二手书。我们负责为销售做广告宣传及所有辅助性工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笔生意的回报是巴恩斯-诺布尔书店以购买书籍的费用的5%作为我们的佣金，此外我们还有权以书价的45%购买我们需要的书。然后我们和每一位即将讲授新生课程的教师面谈，了解有多少教科书可以再次使用，再后我们就从家里（主要是从哈罗德家里）借了几百美元，买回了巴恩斯-诺布尔书店购买的所有可以再次使用的书，我们的设想是把这些书和白袜子、绿领带一起出售。
我们的计划走露了风声，让书店知道了，书店向学监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经营领域。幸运的是学监给我们的授权书并不局限于销售袜子和领带，而是非常宽泛，包括了几乎所有我们可能要卖的东西，我们因此得以把生意做下去。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下去，这次商业活动对我们来说就会成为金融灾难。实际情况是，这是一次利润丰厚的生意，我记得我们只剩下了个别几本书没有卖出去。显然，我们这两个犹太孩子的基因中原本就有做买卖的天赋。
我的暑期活动是两份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对销售烟花爆竹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临近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时，销售商就会在高速路旁摆摊卖大量的烟花爆竹。从我上高中的第一年或是第二年开始，我就一直在一位经销商的摊位上打工，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批发商，向我母亲的商店批发货物。这个工作每年只有几个星期，但是这种生意营业时间长，总是乱哄哄的，摊主一般不敢冒被骗的风险，因此愿意付较高的工资雇一个他确信靠得住的人来看生意。我在大学期间一直继续做这个工作。
我的第二份暑期工作性质与此非常不一样—为考试不及格的高中生补课。我和我高中母校的校长史密瑟斯先生关系很好，他认为学校学生太多，又急于帮助学生补上不及格的课程，但是苦于当时没有公立的暑期学校。为了补救，他先是介绍个别学生让我为他们辅导，然后这些学生可以在学校教师的监管下参加补考。在干了两个暑假后，我和校长商定了一个更好的方案。我在高中的教学楼里建立了一个暑期学校，开设了几门不同的课程，这些课程是为那些考试不及格又愿意付钱补习的学生开设的，如果我的记忆力没出错的话，费用是一小时50美分。后来，他又同意可以用我发的合格证代替特别补考。
暑期学校利润极为丰厚。课程每期持续5周，1930年和1931年夏天，我每期净赚450美元。当时一个小学或是中学的全职教师一年的平均工资是1 400美元，所以我在5周内挣取了相当于一个全职教师4个月工资的收入—在失业非常普遍的时期，对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来说，这样的收入相当不错。这项服务确实是太赚钱了，所以在史密瑟斯先生1930~1931学年结束时不再担任校长一职后，副校长抓住这个机会取代了我，作为副业由他自己来经营这个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不仅是个赚钱的生意，还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历。我教授包括英语、几何和拉丁文在内的所有内容（这些课我在五六年前上高中时学过），对象是一些成绩最差的学生。我确实从中学到了一些教学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堂拉丁文的课，课上我们讨论拉丁文中“sanguinis”在英文中的同类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血淋淋的”。一个学生提高声音问：“弗里德曼先生，英文中的sanguich是从这个词变来的吗？”
副校长拿走了暑期学校的生意是在1932年夏天，这是我最穷的一个夏天，也正是在这时，我从大学毕业。我还是有一直做着的卖烟花爆竹的收入，但是我没能找到任何其他可以赚钱的工作。据我的记忆，我曾经尝试过挨家挨户推销百科全书，但是我认为几乎没有挣到钱，所以很快就放弃了，整个夏天都用来学习，但是我现在记不得自己当初学了什么。
尽管如此，我也没有理由抱怨。我大学毕业后前往芝加哥大学念研究生时，尚有几百美元的积蓄，而且我的家庭也和我一样在大萧条中幸免于难。姐姐海伦是西联汇款公司（Western Union）的电话接线员，她没有失业。我的另外两个姐姐有时会失业，但是多数时间都能找到文职工作。我母亲经营商店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但是在我几个姐姐的帮助下她渡过了难关。
再回到我读大学的时候。罗杰斯大学是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它是1766年由荷兰改革派教会创建的，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型大学，虽然它不属于“常春藤联盟”。罗杰斯大学有两个校园—正如校歌所唱的，主校园在“古老的拉里坦（Raritan）河畔”，这里是住着男生的罗杰斯学院，我就住在这里，还有一个校园在几公里外的新不伦瑞克，那里有住着女生的道格拉斯学院和一个农业实验站。
罗杰斯学院相当小，只有不到2 000名学生，对于一个在小镇上长大，从一个班只有80名学生的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在这儿有一种在家里的感觉。但是罗杰斯学院又相当大。它能提供范围广泛的课程，有各种专业的教师，其中的许多人非常杰出，是具有献身精神的教师；校园开阔而又令人愉快，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教学楼，还有学生联谊会，虽然我只是从外面看过它，它对我的帮助也有限。大学生活留给我的都是美好的感觉，其中包括我的个人生活，我交的朋友，还有我受的教育。
我在大学的主要课外活动（除了挣钱之外）是在《塔古姆》（Targum，希伯来圣经）工作，这是一份学生的报纸。我结束在那里的工作时职位是编辑，负责校样和写标题。一位令人尊敬的索克曼先生在罗杰斯教堂做过一次星期天的常规演讲，我为这一报道所写的标题是：《索克曼演讲/教堂里的罪孽》。这个大错被到处重印，据我所知，现在它还在作为鞭策记者要谨慎的故事流传着。幸运的是，标题是匿名的。
我的办报活动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和威廉·弗里德曼一起去普林斯顿采访罗杰斯大学一位学生的父母，因为这位学生自杀了。当时威廉·弗里德曼主修新闻学，是《塔古姆》的记者，后来他成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次采访让人非常伤感。我们被请进起居室，棺材放在支架上，蜡烛静静地燃烧着—这个家庭来自南美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和一对心碎的父母谈话，他们极力抑制悲痛，让自己不要失态。投身于新闻事业的比尔认为这是一次非凡的经历，而我则正好相反，这次经历彻底打消了我心中有过的任何一点从事记者行业的想法。
当时罗杰斯大学的学生必须要接受两年时间的预备役军官训练（ROTC）。我在二年级结束时入伍成为下士，而这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出列，学习敬礼，拆卸和组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古董来福枪，还有读教科书，对这本书我所记得的只剩下我有过这样一本书。那些训练了两年多后成为预备役军官的学生可能使自己和美国这个国家都得到了益处，而我认为预备役军官训练从来都是一个负担，对我和美国都一无益处。
我最初是想要修数学专业。我听说过的惟一一个使用数学而又有收入的职业是精算师，因此我告诉自己要准备成为精算师。我心里从来没有过要从事学术事业的想法。我在最初的几年坚持了这个愿望，已经参加了几门成为精算师所要求的考
试—甚至参加了最难的考试。在我放弃这一努力之前我已经通过了几门考试，也有一些考试没能通过。但是一两年后，我将专业从数学改为经济学。
无论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我认识了两位杰出的人：一位是阿瑟·伯恩斯，他在哥伦比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的同时在罗杰斯大学教书；另一位是霍默·琼斯，他有时在芝加哥大学教研究生的课程。这两个人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1987年阿瑟去世后我在悼词中写道：
除了我的父母和妻子，没有一个人比阿瑟更多地影响了我的生活—他是我的老师、导师、同行、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阿瑟是56年前，当时我是罗杰斯大学一名幼稚的学生。对于19岁的我而言，27岁的阿瑟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人—老成持重，甚至有点和年龄不符。实际上，他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助教，这是他的头一份教职，同时他还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年轻的阿瑟与那些成熟的公众人物大不一样，这一点我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已经吸烟成瘾，已经令人惊异地学识渊博、智慧超群，而且人品高尚。他还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成熟的判断力。多年后，当他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约翰·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就这种超过常人的判断力发表了一篇题为《阿瑟坐在哪里》的文章，他在文章结尾说：“据说无论他做什么工作，‘阿瑟坐在哪里，哪里就是桌子的中心’。”
阿瑟对我最早的影响是他的研讨课，课程结束时只剩下两个学生—劳伦斯·瓦斯和我，课堂的所有时间都用来一字一句地读阿瑟博士论文的文稿《美国的生产趋势》（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他的研讨课传授的是学术规范—注意细节、对论述的精确性一丝不苟、反复查对材料来源，更为重要的是，随时提出批评。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阿瑟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了）是建议我读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书。阿瑟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忠实崇拜者和认真的学生，当时以及后来，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来讨论如何准确地解释这部巨着中某些段落的含义。
在悼文结束时我写道：
只要注意一下阿瑟的人生，就会惊叹于自由社会所释放出的人的潜能。一个刚到美国的10岁男孩，不会一句英语，作为新泽西州贝约尼的贫困家庭的儿子，11年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全美优秀毕业生称号，同年获得硕士学位。他的父母在他求学期间几乎不能为他提供任何经济资助，他必须打各种工挣自己的生活费。此外，他得到一些奖学金交学费。
经过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他成为罗杰斯大学的教师，4年后我在那里结识了他。这个移民的孩子，10岁时还不会英语，这时却已能流利地说英语，而且写得一手文字优美、风格隽永的好文章。他后来成为名闻世界的学者、一流学校的教授、声名卓着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局长、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以及着名公众人物，这完全源于个人素质而不是任何影响的结
果……这是证明美国移民政策的优越性的有力证据[2]。
看似有点离题，但是最后一段的确与我和罗斯成长的世界息息相关。我的父母、罗斯本人，还有她全家人，都是移民。关于阿瑟的结论几乎每一个字都适用于罗斯的哥哥阿伦。我们是犹太人，欧洲犹太人的求学与学问主要是局限于在犹太经学院（yeshiva）里解释犹太经典（Talmudic），我们来到了这个对民族与宗教差异表现出可贵的宽容精神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与受益者。是的，也有偏见与歧视，但是它们是可以克服的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霍默·琼斯是罗杰斯大学中另一位对我有着重要影响的教师，他的背景完全不同。他在艾奥瓦州的一个农场长大，他的父母估计是新教徒，虽然我从未与他谈过他的背景。他从艾奥瓦大学毕业，并在那里受到弗兰克·奈特的影响，后又追随奈特到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霍默到罗杰斯大学教书时我还在低年级。和阿瑟一样，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虽然他当时只有24岁，刚执教一年多。因为在学术级别上处于比较低的位置，学校要求他在其他课程之外还要教保险学和统计学两门课。因为我当时还满腔热情地准备当一名精算师，我自然就选了这两门课。后来我才知道我有多么幸运。保险学几乎不能算是一门经过周密安排的课，但是霍默却让它成了这样一门课。他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擅长理论分析的风格，与艾奥瓦农夫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作风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摆脱了只有枯燥事实的教科书，转而更为深入地讨论弗兰克·奈特题为《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的基本观点。
在统计学这门课中，霍默显然是和我们一起学习的，但是这一经历让我始终相信，实际上瞎子也能率领瞎子，或者有一句格言言之有理：在一个瞎子王国里，一只眼睛的人就能当国王。因为霍第4章 从相识到结婚（上）默也在学习，所以他知道难点在哪里。他尽管很年轻，但是非常沉稳，所以他既不假装骄傲，也不假装谦虚。他从不掩饰自己数学与统计学知识的不足，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都认为他是老师而我们是学生，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
是霍默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当时以芝加哥观点而闻名的经济学学派。就像他的导师弗兰克·奈特一样，他是一个深受美国中西部农村文化影响的人，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对任何以国家计划或是集体价值为名干涉个人自由的做法都抱着愤世嫉俗的怀疑态度，但他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有一个在我看来总有些奇怪的现象，在弗兰克·奈特身上和霍默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我相信别人也认为我有同样的表现，那就是可能非常愤世嫉俗地、现实主义地对改革措施的结果持否定态度，但是同时又是“右翼”改革措施的坚定支持者[3]。
注释
[1]因为罗杰斯大学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大型州立大学，专为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而设立的奖学金不是给予那些在考试中得到高分的学生而是给予低资质的学生，这是一个好例子，证明我们的标准在过去的年月中已经大为降低了。
[2]In Memorial: Arthur Burns, 1904-1987 （Washington, D.C.: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1987）, pp. 7-8, 10-11.
[3]这一段引自我的文章：omer Jones: A Personal Reminiscenc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 （1976）: 433-434
第4章 从相识到结婚（上）
第4章从相识到结婚，1932~1938年
同窗芝加哥大学，1932~1933年
{米尔顿} 1932年，正是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刻，我从鲁特格斯大学毕业。当时，多亏阿瑟·伯恩斯和霍默·琼斯在大学中对我的影响，我总算没有从事精算师职业，那时我的视野已经很开阔了。我申请了若干个大学的奖学金，很幸运地获得了两份奖学金：一个是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用来付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的奖学金与教育奖学金不同，数量很少，几乎不给第一年的研究生。这时我已决心从事经济学研究，因此很容易地就做出了选择。我的选择也充分证明了偶然事件有时非常重要。如果霍默没有选择在罗杰斯大学教几年书，我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去读芝加哥大学，而会选择布朗大学的奖学金，因此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和职业。
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一选择时[1]，先是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着名诗句：
双岔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然后，我写道：
我不能说我选择了捷径，但是我选择的道路决定了我人生的全部内容。
我选择的理由和当时一样，既不仅仅是，甚或主要不是出于理论和学术上对经济学的向往，也不是简单地受了霍默和阿瑟的影响，虽然他们的影响很重要，而是因为至少当时……美国正处于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的最低谷。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如何解释一方面是巨大需求，一方面是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个应用数学家或是精算师更符合时代的要求[2]。
1932年秋季我和几个大学时的朋友驱车西去芝加哥，其中一个是尤金·韦斯，他有一辆汽车，要前往西北大学医学院读书[3]。这是一次大开眼界的经历。我刚过20岁，从来没有去过特拉华河以西的地方。我们发现，越往西走，那里的人越友好、和善。8年后我第一次去罗斯在波特兰的家时，我又发现这种趋势从芝加哥向西一直延伸到西海岸。
1932~1933年，也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是我经济上最困难的一年。我其实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爱丽丝大街上一位老妇开的餐厅当服务生。这家餐厅位于穿过斯塔格运动场入口处的那条街上，这个运动场是芝加哥大学学生的橄榄球场，以着名橄榄球教练阿莫斯·阿朗索·斯塔格的名字命名。那里现在引人注目地矗立着亨利·莫尔的雕像，用以纪念世界上第一次自持链式核反应成功。核反应试验是在运动场下面的一个网球场里成功完成的，当时我是学生，正在那里打网球，因此记得很清楚。核试验严重地损害了球场的结构，不得不将其拆除。我当年打工的餐厅所在的建筑许多年前在修建研究所时也拆掉了。
这个餐厅只有在有橄榄球比赛的那天才会挤满了人，其他时间几乎没有收入。我的报酬是一顿饭和一间在餐厅楼上的小房间。我也曾努力争取让奥康纳与戈德堡鞋店雇我，做一个只在星期六上班、按销售额提取佣金的售货员，但是因为是新雇员，所以只有在其他售货员忙不过来时才让我为顾客服务，干12个小时才挣75美分，我放弃了。其他的求职尝试都没有成功。第一年我实在不能靠自己支付开销，只好依靠从家里借的300美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主要是由我当电话接线员的姐姐借给我的，第二年我用获得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还给了她。
1932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和现在一样，享有全美最好的经济学系之一的盛誉，而且名副其实。教授中有两个着名人物，雅各布·瓦伊纳和弗兰克·奈特，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亨利·舒尔茨、保罗·道格拉斯、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哈利·A·米利斯、约翰·内夫。每个人都有着特殊的魅力，也都给学生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教授之间的争论多数是学术方面的，这些争论使得经济学系成为一个激励人学习的地方，也使之保持着追求真理的学术气氛，而且发扬光大了一个传统，那就是在学术对话中只看重有说服力的论据而不看重交际手段或是某个人的资历和学术地位。同样重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群才华横溢的研究生，让我领略了令人震撼的世界一流的学术气氛，这是我此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罗斯}我在两年的本科生期间已经体验了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气氛，这种体验更多的是在校园内外通过阿伦的朋友，而不是通过同学感受到的。因此，成为研究生后，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和同学的接触。
雅各布·瓦伊纳和弗兰克·奈特是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但又同样才华出众的人，他们轮流教一年级的经济学理论课程。瓦伊纳思维敏锐，富于逻辑性，治学严谨，不能容忍愚蠢。奈特远不是一个逻辑性强的人，更习惯于哲理性推论，甚至是诡辩。同一门课在由奈特讲授时与由瓦伊纳讲授时极为不同。许多学生，包括我在内，从两个人那里都有所收获，从他们俩的课中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让米尔顿和我得以相识的那门课（经济学301，价格与流通理论），那个学期是由瓦伊纳讲授的。这是芝加哥大学的基础理论课，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要上。瓦伊纳在课堂上非常严厉，许多学生发现这门课太难学了，对教授和课程都充满了恐惧。我却发现这门课非常生动有趣，只是讲课的人太冷峻严
厉—有这样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念本科时听到过关于他如何教课的传闻。传闻说，他一年至少要让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及格。因为阿伦也是教师，所以我很紧张，害怕因为不及格而让他为我操心。瓦伊纳的课为米尔顿和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讲授的经济学理论充满了活力与色彩，使之成为一门令人兴奋的课程。在瓦伊纳的手中，经济学理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运用起来既要谨慎又要严格注意逻辑性，但是用以理解与解释重要的经济现象时却得心应手。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说，他让经济学成了“分析的发动机”。
但是瓦伊纳并不具备同样迅速的头脑和口才，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接受新事物与揭露谬误的敏锐能力，他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不太痛快。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的是有一次他要求一个绘图员（Y·K·王，此人后来成为着名数学家）为一篇论文《价格曲线与供应曲线》制一个图表，这个图表要将两条曲线以数学上不可能实现的关系合并在一起。瓦伊纳在脚注中评论这位固执的绘图员“在一个我不能理解的程序中看到了某种缺陷，我最终也未能说服他无视自己作为绘图员的职业道德，执行我的要求—不过这些要求有可能是错误的。”[4]这个脚注使得王先生在经济学界赢得了声誉，不是因为他的数学主张而是因为他的经济学主张是正确的。
米尔顿在瓦伊纳班上是一个鲁莽的学生，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瓦伊纳在黑板上用一个特殊的例子说明某种经济学观点，但是他混淆了一种功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但是在这节课剩下的时间里，他继续坚持他的思路是对的，而米尔顿固执地指出他是错的。下课后，其他学生都走了，瓦伊纳立刻承认自己错了。这给米尔顿上了一课—虽然他经常无视这个教训。多年后，我们将其中的启示作为一个做人的准则告诉我们的子女：如果你犯了错误而又拒绝承认，你就会让自己受到双重损失，一次是你犯错误时，另一次是你拒绝承认错误时。
弗兰克·奈特在我们读一年级时教我们经济学理论史。我们的同学乔治·施蒂格勒对他的评价说得最好。1972年5月24日在弗兰克的追思礼拜上，乔治说：
他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一个顽强的人，一个非凡的人，但是他强大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他的桀骜不驯或是个人魅力。
他的影响力来自他为追求知识而献身的崇高境界。弗兰克·奈特向学生们传授无条件地服从真理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我从来未见到有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
他从不停止怀疑权威，如果可能，他应该能多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他有时会不情愿地向权威屈服，但那是因为他认为不要显得傲慢无礼，而且在这种时候他也从不会卑躬屈膝。但是他在与学生相处时却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总像对待一位着名学者那样听我们中的一个人提出建议，仿佛这个建议非常有益，而实际上，这种尊重态度有时换来的完全是烦恼，因为他耐心听的是我们不正确的观点。
我个人完全可以为上述评价作证，因为我幸运地在1934~1936年做过他的研究助理。奈特还向学生灌输怀疑论，这成为他们日后的思想和研究的一部分—但是遗憾的是，这样做也使他们中的某些人没有能做出他们本有可能做出的贡献。
弗兰克·奈特极爱思考，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特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同样有信心地放弃这些观点。我记得有一天上课，他一开始就对某些作者的某种解释冷嘲热讽，批评其如何荒谬，对一个正常智力的人持有这种观点感到惊讶，最后却说：“不久前，这正是我自己的观点。”他手中的大卫·李嘉图的《原理》一书，别人根本不能读，因为每一页上都写满了手写的批注，说明他反复地读过这本书。
关于奈特的故事举不胜举。他生活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结果他对早期生活环境的反应是后来成为一个反宗教的人。他的弟弟布鲁斯有一段时间曾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教书，离我们的第二处住所不远，布鲁斯曾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在浸礼会教派的布道会上，弗兰克的父亲要求当时十二三岁的弗兰克和三个弟弟签署忠于耶稣的誓词，布道会后，弗兰克把他的三个弟弟叫到一起，在谷仓后面点了一堆火，然后劝他们和他一起把誓词扔进火里。据布鲁斯十几年后告诉我们，弗兰克当时说：“胁迫下做出的保证与承诺没有约束力。”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弗兰克·奈特的风格。
有一个学期，一位读经济学研究生的天主教教士注册修奈特的课程，他穿着神职人员的服装出现在课堂上无疑对奈特是一个刺激。大约两个星期后，这位教士非常礼貌地向系主任抱怨说：“我注册选修经济学理论史，这不是天主教教会的错。”他要求退还他已为这门课付的学费，后来他收到了退款。
我们经常认为奈特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从他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而他所授内容的三分之二对剩下的三分之一学生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分之一的学生确实从三分之一的内容中学到了货真价实的知识。直至今日，我们发觉自己还经常以这样的评论开始：“弗兰克·奈特可能会说……”
劳埃德·明茨为我们讲授的货币理论课也和瓦伊纳讲授的价格理论课一样让我们受益匪浅，尽管他没有瓦伊纳那么才华横溢和活泼有趣。他的经济学330和331让我们了解了货币理论中系统、核心的内容。明茨和瓦伊纳一样重点讲授基础理论，而不是注重于关注社会实例。他在讲授中认真仔细，而且也像瓦伊纳一样，布置我们阅读大量不同观点的着作。而且他不用教科书，而是坚持让我们读原始材料。在明茨要求读的书中有凯恩斯1923年出版的《金融改革》（Monetary Reform）和两卷本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后来他还要求我们读《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我对明茨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他和阿伦是好朋友而且办公室相邻。念本科时我多数时间是在阿伦办公室里学习，我拿明茨又当朋友又当老师。我感激明茨是因为他对我的关照。我在明茨课上的最后一次考试紧接在瓦伊纳课程的考试之后，瓦伊纳课程的考试结束后，我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我在明茨课的考试中无法读懂题目。明茨看见我坐在那里，就过来问我怎么了。我向他解释了我的问题，他像父亲般和蔼地对我说：“放松几分钟你就会好的。”但是我还是紧张。明茨第二次走过来时我的情绪并没有变好，于是他说：“你可以写一个关于凯恩斯《货币论》的短文作为答卷。”不用说，我立刻写了这篇短文。
{米尔顿}上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和罗斯还共同选了另外一门由亨利·舒尔茨开的课，这门课是关于相互关系与曲线匹配的。舒尔茨是个学究式的教师和学者，他既不具有独创性也不够渊博，但是他具备坚忍、耐心、勤奋的品质，对此我和罗斯当时的评价并不高。我们是在后来进行回顾时才给予高度评价的。舒尔茨的专业领域很窄：需求曲线统计学。他在这个领域达到很高的水平，多年致力于他的巨着—《需求的理论与测量》（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我后来曾做过他撰写此书的助手。
虽然舒尔茨所讲授的统计学的基本技能很有价值，但我从这门课中最大的收益还不是课堂上的内容，而是他建议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跟哈罗德·霍特林学习，他推荐我申请由霍特林掌握的奖学金。这也意味着我和罗斯在研究生的二年级要分开。
罗斯和我一起在统计实验室做舒尔茨课程中安排的耗时费力的计算—有时干到清晨。我们一起为这门课花的时间要比其他课多得多，结果我们互相更加了解了对方。和我们一起做实验的还有一位来自瑞典的同学苏恩·卡尔松，他在美国期间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后来他回瑞典了，在瑞典成为杰出的学者。命运常常有着奇特的轮回。1976年我被授予诺贝尔奖时，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在颁奖仪式上见到了他。1991年，我们再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建立90周年纪念时，又一次见到他。
苏恩比我们年纪略大一点，而且非常老成持重。统计学实验室在社会科学楼的四楼，多数情况下，在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三个人会一起等电梯。当电梯来了时，他就把我和罗斯推进电梯，他自己走楼梯。他认为他是在促成浪漫的爱情，但是我们太幼稚，没有能好好领会他的好意。
{罗斯}米尔顿和米利斯没打过交道。米利斯做了多年的经济系主任，他的学术兴趣是劳工问题，当时正撰写10年后才出版的巨着[5]。而我真够愚蠢的，选了他的课，课上他就是逐字地读他的手稿。由于他的课是早上8点钟开始，所以我记得我缺的课比上的还多。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有他的手稿，可以自己读没有听到的部分。米利斯是个父亲般慈祥的人，但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教师。
研究生数量不多，但是素质极高。我们有两位比我们年级高的同学，艾伯特·G·哈特和肯尼思·博尔丁。艾伯特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开始是担任广为选用的价格理论教科书的作者，然后担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学院的高级教授，从事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化解冲突领域（field of conflict resolution）的研究。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们两个人讨论问题时的激烈态度，两个人都认为一次只有一个人说话是浪费，结果艾伯特以机关枪的速度发表他的观点，而肯尼思则是用别人无法模仿的结巴立即给予回击。看着他们两个人起劲地争论的样子（如果这也算是正常样子的话），是同学们最开心的事。
许多访问者从海外来到芝加哥大学做或长或短的停留，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访问学者。对我们这种幼稚无知的人来说，这是大开眼界的机会，可以遇到许多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学者，其中多数比我们年长，但是在学业上是我们的同辈。
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正值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经济衰退达到最低点时，金融货币体系已经崩溃。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宣布全美银行休假。正是为了防止这类危机而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这时关了门，新政开始。经济系不可能不注意这些现象。
大约40年后，我受到“学术欺诈”的指控，指控我将对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评价与“芝加哥大学口头传授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我曾经写道：
20世纪40年代（也许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与阿伯·L·勒纳在学生与教授的联合研讨会上就凯恩斯学说发生争论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传统。勒纳和我20世纪30年代读研究生时支持凯恩斯的《通论》，我们有着类似的塔木德式的思维方式①，而且都愿意根据自己的分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使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观点一致—从浮动汇率到义务兵制。但是凯恩斯革命对我们的影响却大不一样，勒纳成了凯恩斯学说的热情倡导者、最积极的阐述者和解释人之一，而我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还有一点反感。
在辩论中，其中的原因显示得一清二楚。勒纳在伦敦经济学院受过训练，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经济危机是先前繁荣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就是要努力防止物价与工资下降，防止公司破产，而金融权威机构在金融体系崩溃前用通货膨胀政策带来危机，然后又用“放松银根”政策延长危机，惟一正确的政策是让危机自己发展，让货币贬值，清除弱小而又经营不善的公司。
与此种凄凉景象相反，从（英国）剑桥传出凯恩斯对危机及挽救危机的正确政策的解释，这消息肯定就像是黑夜中的一道闪电……不难想像，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对新思想敞开心扉的青年学生会受到怎样的吸引……
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气氛却完全不同。我的老师都认为大萧条主要是错误政策的产物—至少这种政策会使之加剧。他们谴责掌管货币与财政的权威机构允许银行倒闭并使存款额下降，不赞成任凭货币贬值和银行破产自行发展，而是不断地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货币贬值—正如J·里诺·戴维斯所说：“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瓦伊纳，还有他们的同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坚定地主张使用大规模的、持续的赤字财政来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与货币贬值问题。”
在这些观点中没有任何内容会让一个学生反感或是觉得凯恩斯更有吸引力。相反，只要涉及到政策，凯恩斯也不可能对我们这些坐在西蒙斯、明茨、奈特、瓦伊纳讲台下的学生说什么[6]。
写以上内容时（1972年），凯恩斯革命仍像1936年《通论》出版后不久那样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虽然得到的支持正在开始减弱。在此期间，少数不盲从于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家正在不自量力地形成芝加哥经济学派。
{罗斯}我们是在一起读了第一年研究生后才开始约会的，而且还有和我们一起做实验的那位瑞典同学苏恩陪在旁边。芝加哥是世界贸易博览会的所在地，当时的主题命名为进步世纪（Century of Progress），我们决定去博览会热闹一下。这是我们一起参观过的许多博览会中的第一个，但无疑是最高兴的一个。不过对博览会本身我们两个谁也记不清了，只有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坐在一个条凳上，商量下一步的安排。米尔顿和苏恩下一学年要去念哥伦比亚大学，而我在暑假回一趟波特兰后要回来继续念芝加哥大学。有一件事以今天人们的观念来看是难以置信的，米尔顿告别时想要吻我一下，但是我拒绝了（不过我并没有认为这是性骚扰）。
罗斯在芝加哥大学，1933~1934年
1933年暑假我是在波特兰过的。自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后，我暑假回家都比较早，看老朋友、读一些闲书、预习我秋季准备学的课程。我回芝加哥时，穿越美国的南方顺路去了旧金山。从旧金山到芝加哥的旅途极为有趣，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美国西南部。
返回芝加哥开始研究生第二年的学习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既想继续学业，又渴望独立。阿伦当然绝不曾让我觉得我是他的负担，相反，我相信他对能够帮助我感到非常满足，他可不理解我对于自己依靠他生活的感受是什么—而我也愚蠢地不告诉他我的感受。当我听说他告诉米利斯教授我不需要系里准备给我提供的奖学金时，我觉得情形必须有所改变了。除了我已经选的课之外，我又旁听了弗兰克·奈特的货币理论课。许多学生都是这样，在选了其他课之后，再旁听瓦伊纳或是奈特的课程。我同时还参加了博士学位所要求的语言考试。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退学去工作的想法。
问题是哪里能找到工作。这是1934年，工作机会很少。但是这也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时候，新政计划中有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提供从艺术到统计研究领域的所有工作。虽然设立这些项目是为了减轻失业问题，但是这些项目却是由研究生或是同等水平的教师来制定计划并管理的。我听说本校社会学系的菲利浦·豪泽教授正在负责一个这类的项目，题目是“显性与隐性的失业案例研究”。我在学校见过豪泽，但是不熟，不过我还是决定去见见他，试试我的运气。他给了我为这个项目工作的机会。我记得他只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早期阶段。其他负责人都是我不认识、后来也再没见过的人。
我的职位是编辑，我的工作是回答问题，另有一些人负责编辑来自相关领域的调查细目表，如果他们有问题我就要回答，同时我还要审订这些细目表中的样本，使之保持一致。样本中访问的雇员主要是一些大萧条前担任要职的男人。我记得似乎没有有色人种，不过其实还是会有一两个。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非白人的女孩子，她长得非常接近白人。我记得她，是因为她向我抱怨，说自己求职特别困难，黑人雇主告诉她，她应该算是白人，而白人雇主则不愿意雇用一个黑人。我还记得一位来自华盛顿的黑人项目负责人，当时在芝加哥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餐厅和饭店愿意接待黑人。那位负责人找到一个餐厅让我们在那里吃完了饭，我猜是因为他是和朋友坐在一起。这个工作有些枯燥，但是我记得也没有什么不愉快。我在这个项目中一直干到夏天结束。
春季学期结束前，奈特教授为我安排了一个下一学年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里给他当助手的工作。这解决了我的问题，意味着我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同时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业。
阿伦暑假期间离开了大学一段时间，在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接受了一个职位。由于他将自己的专业兴趣从保罗·道格拉斯的研究领域转到了弗兰克·奈特的研究领域，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得到终身职位。这加剧了道格拉斯与奈特之间的不和（在乔治·施蒂格勒的《回忆录》第12章中有生动的描述）。
从秋季学期开始，我离开了那个项目，返回学校跟随奈特教授做论文，我想应该是我的博士论文。
米尔顿在哥伦比亚大学，1933~1934年
{米尔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研究生的二年级，就像我在别的文章中写的：“哈罗德·霍特林的数学统计学给了我在瓦伊纳的经济学理论课中同样的感受。此外，韦斯利·米切尔讲授了对经济学理论在社会应用方面的研究方法及对经济周期的各种探讨性的解释，还有约翰·莫里斯·克拉克，他的课程以其独有的风格将纯理论与社会应用结合在一起。”[7]
哈罗德·霍特林无疑是这一年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头一次见到他的印象是夸夸其谈，显得华而不实，但是实际上他根本不是这种人。在课堂上，他的讲授简洁明了而又富于感染力。由于基本上是数学家，他的思维、他的谈吐、他的写作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但是他同时又有着发现问题、注重实践的强烈本能。1992年《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霍特林规律”（1931年）在经济学领域是“可枯竭资源经济学的基本定理”[8]。
霍特林对他的学生极其平易近人。当时，他的第一个妻子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他在河滨路上有一套单身公寓，在新泽西州某地的乡间还有一个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一年在他的这两个住处都参加过多次非正式的研讨课[9]。
韦斯利·米切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优秀教师队伍中是最出色的一个。学术界普遍认为他在经济周期领域中是世界一流的专家，这是因为他1913年和1927年出版的关于经济周期的两本书及他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进行的重要研究。他是这个成立于1920年的研究局的创建人之一，并于1920年至1945年担任该局局长。几年后，我也加入研究局，担任西蒙·库兹涅茨的助手，后来又参加过这个研究局的经济周期研究项目，因此我和米切尔有过很多的接触。
但是作为研究生，我和他的接触主要是听他的两门课：一门是经济学理论，另一门是经济周期。他讲授第一门课主要是用手写的笔记（他的讲稿多少年来一直是油印稿，后来才出版）[10]。他在写作与口才上都显示出追求完美的风格。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即席回答对他的手稿提出的问题（这些手稿是他精心撰写的，几乎挑不出问题），他的回答周密圆满、语法无懈可击、词句精彩华丽，真是一个稀有的天才。至于内容，我发现他的经济学理论很枯燥。米切尔显然不是与瓦伊纳和奈特同等水平的理论家，在他看来，经济学思想史不过是一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史。与许多年后经乔治·施蒂格勒发展的思想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米切尔的思想理论自身并没有生命力，而是对外界事件的反映。更为显而易见的是，米切尔一直在重复很久以前形成的理论，而对他正在讲授的内容没有什么兴趣。这就是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鲜明差异。
他的那门经济周期课的情况却与此完全不同。虽然这门课技术性很强而且非常注重经验，但是这是他研究了一生的领域，可以讲授当时最新的研究状况。他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与极大的兴趣，因此对学生产生了真正的影响，而这在经济学理论那门课中是完全看不到的。这门课与芝加哥大学的同类课程没有重复，是一门追求深度的课程。
米切尔之后是约翰·莫利斯·克拉克，他是教授中的着名经济学家。与米切尔不同，克拉克对经济学理论有着真正的兴趣，他将其应用于来自实际社会的问题之中。他的《经营性成本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the Economics of Overhead Costs）一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经典着作。经济学界中有三对着名的父子组合，他是其中一对中的儿子。这三对父子是：詹姆斯·米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父子，约翰·贝茨·克拉克和约翰·莫利斯·克拉克父子，以及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父子—所有人的名字都以字母J开始，6个人中有5个叫约翰。约翰·贝茨·克拉克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而且“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退休时，一直占据着美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可动摇的泰斗地位[11]”。
克拉克与人交往时腼腆得厉害。一位后来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同学伊莱·金兹伯格是克拉克的崇拜者［他和我的另一位同学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合编了一本克拉克的文集：《社会经济学的序幕：经济学理论与社会问题论文集》（Preface to Social Economics: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 Problems），1936年出版］。伊莱提到过一位外国学生，我想这位学生是从瑞典来哥伦比亚大学，专门师从克拉克学习经营成本的。他到克拉克的办公室问问题，问了一个问题，但是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答案，他又问了一遍，结果相同。他满腹委屈地离开办公室，认为克拉克是想要赶走他。听到他发牢骚，伊莱劝他去耶鲁大学或是其他大学，然后写信向克拉克问问题。他依此照办后收到了非常专业、详细、有用的书面答复。结果他最后是在不与克拉克见面的情况下，在克拉克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
另一件趣事是我经历过的。有一天，克拉克走进课堂，非常有信心地在黑板上写道：“显而易见的是……是真的。”他停下来盯着黑板上他写的字，似乎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走出教室，几分钟后又回来，坚定地走到黑板前说：“这是真实的……”
几年后，在个别接触中，我发现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谈话对手。我对两次谈话印象特别深。一次是我和罗斯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时和他坐在同一节车厢里，他详细地讲起学会早期阶段发生的风波，这是他从他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第二次是在一个小型研讨会上，当时为了举例说明收入是如何分配的，他提到，他父亲的工资是一个熟练木匠的几倍，而他的工资只是相当于一个熟练木匠的工资。
尽管他那种欲言又止的讲课方式让许多学生感到困惑，但是他的课在我看来仅次于霍特林，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最有收获的课。这是与我在芝加哥大学所接触的课程内容完全不同、方法也完全不同的理论课，但是绝不平淡或浅陋。
在我修的其他课中，詹姆斯·安吉尔的国际经济学也许是最有价值的。弗拉迪米尔·西蒙霍维奇的经济学史是最有意思的。西蒙霍维奇有一个固定的观点：罗马帝国的衰落，还有其他所有帝国和文明的衰落，都可以用土地的枯竭来解释。他就这一主题写过一些非常精彩的文章，或许应该算专着，这些着述显然是给他带来名声的惟一原因。他有着很重的俄国口音，讲课精彩又有趣，但是眼光有限。我的另一位教授拉尔夫·苏特是新西兰经济学家，他写了一本书，题为《相对经济学序言》，这本书本意是探讨经济学理论，但是几乎无法读，因为书中充满了术语，完全是抽象理论。
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一样，研究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群体，有些同学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我从与他们的接触中学到的东西和从课程中学到的一样多。
我交了一个朋友，方式非常有趣。哥伦比亚大学和大多数学校一样，获博士学位需要具有两门外语的最低阅读水平。我选择了法语和德语，法语我还算流利，德语我刚够及格水平。有一天，我在图书馆为准备考试而学德语，正在读刊登在德文杂志上的一篇难懂的经济学文章时，一位年轻人走了过来，非常友好地说：“对不起，我能帮你忙吗？我是奥地利人，我发现你在这一页上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我和弗利茨（弗里德里希）·马克路普终生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他当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来到美国，这些奖学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罕见的智慧与远见，授予正受到纳粹威胁的德国与奥地利学者的。弗利茨后来和他可爱的妻子移民到美国，学术事业也成绩卓着，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了很长时间。他是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群体中的一个，他们以其研究方法丰富了经济学，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加深了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理解。这些经济学家包括：戈特弗利德·哈伯勒和约瑟夫·熊彼特，两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末被哈佛聘用；路德维格·冯·麦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弗里德里希·马克路普，两人都参加了麦塞斯着名的《民间研讨会》的研究及一些其他活动[12]。
另一个同样受到纳粹威胁的研究生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威廉·克洛姆法德。他原是德国一所大学的无薪教师（这是等级最低的教师），在他靠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时，他的妻子和至少一个孩子留在德国。不言而喻，他的家庭在德国而希特勒掌握了政权，导致他的地位岌岌可危。因此，他谨小慎微地避免公开谈论德国的形势。但是当我与他的关系发展为亲密朋友关系后，他直率地说起他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我现在还记得，我曾经和一位同学争论德国的形势，而这位同学是我所遇到的支持纳粹最振振有词的人。后来我发现，他支持希特勒和我反对希特勒的理由都是从克洛姆法德那里来的！克洛姆法德是一个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他告诉我，他返回德国后准备将自己的教学领域限制在严格意义的经济学范围内，因为这是避免卷入政治纠纷的惟一办法。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回去后我无法与他保持联系，我只是在他回去后不久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我间接地听说，他在纳粹统治下仍然活了下来。
1933~1934学年中期，苏恩·卡尔松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半年，其间发生了一件与他有关的趣事。作为一个充满自豪感的瑞典人，他认为应该向我介绍艾克维特①，在禁酒法案取消后不久，我们去一家瑞典餐厅吃饭，即使是在禁酒令有效时，苏恩都能在这里弄到艾克维特。但是这次当他点艾克维特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对不起，我们不能向你提供这种酒，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销售这种酒的许可证！”经过苏恩与店主用瑞典语进行激烈的交涉后，店主答应让我们去厨房喝几杯艾克维特。
另一件事和晚上的活动有关，我们四个人：苏恩、莫伊·阿布拉莫维茨（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荣誉退休教授），还有一个同学的名字我忘记了，再加上我，在帝国大厦的顶层玩到深夜，离开时有点喝多了。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鲜玩艺，一个可以把声音录下来的机器，我们一起录了一段模仿弥尔顿的《失明》（On His Blindness）的诗，如果我没有记错，诗是由苏恩和莫伊即兴编的。我已经记不得录音怎么样了，但是奇怪的是，诗本身依然清晰地留在脑海中：
当我思考如何度过余生
研究利润、利息和租金
斯密、麦卡洛克、J·S·米尔、大卫·李嘉图
最好喝点艾克维特，再去加入海军。
虽然与原诗对应得并不很准确，但是反映了我们对经济学的入迷程度。
我们还得到了大萧条处于最低谷给我们带来的好机会。我的奖学金是1 500美元。其中300美元付了学费（这是一个全日制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分为两个学期的一个学年，或是在芝加哥大学读分为三个学期的一个学年的全部学费）。剩余的1 200美元足以使我还清上一年里欠下的债，付我在学生宿舍的房租和伙食费，还能让我比过去一年里多看一些百老汇的电影，最后还剩下了一些钱，让我能和莫伊·阿布拉莫维茨在加拿大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屋中度夏天—不过这是更靠后的事。1933~1934年剧院很少会满座，所以当我们想看戏时，就坐地铁（花一个镍币买车票）从哥伦比亚大学（116街站）到时代广场，在那里，格雷·德拉格斯托有一个地下室的房间，专门用来卖当晚演出的减价票。我们一般只要花50美分就可以买一张票，坐在一楼看许多戏中的一个，这些戏包括那些上了排行榜的好戏。
当时的纽约与今天的纽约很不一样。毫无疑问，当时也有犯罪、流氓活动和盗窃发生，但是不像现在这样无所不在。哈莱姆主要住的是黑人，但是和今天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形成的人口构成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好玩的地方。我们经常去那里的一个着名舞场—萨沃伊舞厅（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不必担心被抢，或是碰上妓女。虽然几乎没有黑人与白人通婚，但是交往自由。10年后的情况依然如此，战争期间我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同样，地铁也不是危险的地方。
以上叙述在年轻人看来无疑是某种怀旧情绪带来的美好回忆，但是我说得至多是有些夸张，绝不会失真。大萧条给许多人带来了沮丧与痛苦—这就像位于时代广场地区的“一毛钱舞会”那样显而易见，但是没有摧毁我们的社会结构，它一直在继续向前发展。
再回到学业上。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学者而言，最理想的规划是：先在芝加哥大学学一年，那里强调理论；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一年，那里重视社会影响和实践工作—但是必须按此顺序，不能颠倒过来。艾伦·沃利斯后来也是走的这条路，他同意这个判断。
我在两个学校的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学生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正如乔治·施蒂格勒在他有趣而又富于见解的自传中所说的：
我坚信一个人在学院或是大学时学到的东西有一半是来自同学。他们一起生活，互相激烈而又坦率地争论，这种态度在与教授讨论时是不恰当的，即使是最宽容的教授也不行。如果有人能吸引好学生而不是好教授，他就能非常经济地管理一个大学[13]。
我在自己也成为教授后，认为教授的角色由两个方面构成：吸引好学生及向他们提供大量的讨论题目。除此之外，一个好教授不仅能提供好的题目，而且自己要有学术功底引发学生的广泛讨论。我们是教学相长，其实并没有苏格拉底式的、能应付青年学生所选专业提出的大量题目的对话。这就是我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两个大学求学后得出的经验。
我在前面提到过，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后、返回芝加哥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我和莫伊·阿布拉莫维茨作为亨利·舒尔茨的研究助理，是在加拿大度过暑假的。一位加拿大同学比尔·康克林曾经来过法国河畔（French River）的小屋，小屋位于乔治亚湾（Georgian Bay）和尼比辛湖（Lake Nipissing）相连的地方，离多伦多150英里。原计划是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度过暑假，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比尔却因为家里有事而不能参加，但是他为我和莫伊使用那个小屋做了安排。莫伊有一辆A型福特车，我们驱车从纽约向北进入加拿大，然后向西去诺斯贝（North Bay）。我们的车在那里停了6个星期（我记得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在小屋停留的时间，到那里去只能走水路。小屋在法国河畔，离商店有大约六七英里。我们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邻居，一位钓鱼导游，有一天我们挨了他的骂，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很反感我们裸泳。随着我们对独木舟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非常钦佩他驾驭独木舟的技巧。我们自己的技术后来也相当不错，但是根本不能和他相比。
有一件事暴露了我们在烹饪方面的无能。我们决定改变一下单调的食谱，于是买了一些米来。我们没有烹饪书，也不知道怎么做米饭。卖给我们米的售货员告诉我们，要放在双层锅里蒸熟，我们就把米放在一个临时拼凑的双层锅的上层，在底层放上水。水开了又开，但是米只是有点温。最后还是经过我们的笨脑瓜的琢磨，才明白应该在上层也放些水。我们放上水后，米就开始成倍地膨胀，饭还没有熟，溢出来的米已经弄得到处都是。
我们多数时间都在整理关于经济周期的文稿，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们最初用了一个德文的标题，大致是这样的：《积累是如何形成的》（Wie ist das cumulation m欢lich），我们最后有了一份题目为《宝藏》（Hoarding）的极长的文稿。我们从来也没有整理完，尽管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份稿子和我后来与莫伊就修改所写的大量信件。但是它无疑形成了我和莫伊未来研究经济周期理论的兴趣。在我这方面，我相信正是它使我开始怀疑，是否有一个经济学论据可以证明“周期”这个设想是合理的，或者证明该文稿标题所赞扬的经济起伏不仅仅是对偶然打击的反应（这与尤金·斯拉茨基1927年那篇着名文章[14]观点一致）。这个暑假对我来说，无论是学业还是个人生活，都非常精彩，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充满了怀念之情。
重聚芝加哥大学，1934~1935年
{罗斯}1935年秋天，我和米尔顿都返回芝加哥大学，他为亨利·舒尔茨做助手，我为弗兰克·奈特做助手。
我被安排在奈特旁边的一个办公室里，这样沟通起来比较方便。虽然我与奈特的关系非常好，本科及研究生期间，我曾多次愉快地与奈特共进圣诞节与感恩节晚餐，但是当时我从来没叫过他的名字—弗兰克，这和最近我称呼他的习惯不同，而他称我罗斯小姐也是在相当长时间后。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未曾责备过我，未曾告诉我他太忙不能见我。他和我讨论正在研究的课题的观点（当时主要是李嘉图），在听我的意见时，其认真程度就像对待任何一个高级学者。我要加一句，我发表意见远没有他接受意见那么痛快。
与弗兰克·奈特一起工作是一种荣幸。我的一些朋友认为与这样杰出的人在一起工作一定很紧张，其实，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谦虚，同样重要的是，他非常通情达理，这让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觉得有一点负疚感，因为周末我由于一直为自己缝一件睡衣而没有研究资本理论—理智告诉我后者才是我应该做的。当奈特教授问我周末做了什么时，我如实相告，我对自己做睡衣的事当然觉得很惭愧。但是他没有不高兴，而是说这很好，说明我周末还是干了一些具体的事，如果我在周末研究资本理论，可能做得没有这么多。他是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吗？我想不是。他对我评价很高，因为在我为他做了一年助手后，他要求社会科学委员会让我再干一年，这足以说明他对我的欣赏。
在与奈特教授深入讨论后，我决定以资本理论史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这能和我协助他做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而且也是我认为有趣的一项研究。奈特同意了，不过他也说：“我已经就这一题目研究了20年，却还没有成功，也许你能成功。”我没有成功。我在和米尔顿度蜜月时完成了朗菲尔德和西尼尔对资本理论的贡献这部分的初稿。但是我们开始在纽约生活后，我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债券研究工作，于是临时决定暂停我的博士论文。我始终没有能完成这篇论文[15]。
我为奈特教授做的工作是阅读他对李嘉图的解释并和他一起讨论，找出文稿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问题，并阅读最后的文稿。他总是认真地接受我的建议，并在他关于李嘉图的文章中对我的协助表示感谢[16]。
{米尔顿}回到芝加哥我就走入顺境，为亨利·舒尔茨做助手，一年挣1 600美元，还不用付学费。我终于能够安心地坐下来按部就班地学习了，还可以参加博士学位的初选考试，最后我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我1933年在那里获得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我最终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纯粹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同时通过博士论文，并达到了博士学位的要求。
舒尔茨教授已经完成了他关于需求曲线统计学的专着的初稿。分配给我的工作是通读全稿，提出修改意见，对初稿的修改和编辑提出建议，重点放在纯数学与理论分析方面。
为舒尔茨教授工作是一种快乐—对此，我现在回顾时比当时认识得更清楚。处理人际关系不是我的长项。当我在初稿中发现了错误或是遗漏时，就直截了当地向他指出。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一个年长而且在学术上已经很有地位的学者能够以坦荡的胸怀痛快地接受一个年轻人如此不加掩饰的批评，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尽管罗斯非常高兴地发现弗兰克·奈特也是这样。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发现这种开放坦荡的态度，即便在芝加哥大学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其他地方也是极为罕见的。正是这种学术作风使芝加哥大学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科学创新的中心。
舒尔茨教授平等待我，他只关心得到正确结果，而不在乎谁弄错了。当时，我把我所发现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他理解论据有困难时，视为他智力有限的证据—的确，纯粹的分析不是他的长项。到后来我才懂得，他追求真理的公正态度、他在专业面很窄的领域深入钻研的精神，使得他比许多能干但是缺少献身精神并且不够宽容的学者对经济学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1938年11月26日，舒尔茨教授就在他的巨着《需求理论与测算》（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出版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去世时年仅45岁。他当时刚学会开车，买了第一辆车，为的是带全家（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在海滨公路（美国第1号公路）上驾驶时，车驶出公路坠入峭壁，全家都不幸遇难。这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巨大悲剧和损失。
和舒尔茨一起做研究的那些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更多的是关于供求关系的纯理论及关于时间序列的统计学分析。他在书中对我的感谢显示出他慷慨大度的品质[17]。
在修改舒尔茨文稿的部分内容时，我大胆地参考了我的一篇未发表过的论文，舒尔茨在定稿时保留了我的材料。50年后，一位日本人村小太郎（Kotaro Tsujinura）教授读了舒尔茨的书，发现这部分材料与他的研究有关，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一份文章的复印件。我正好还保存着原始的文章，因此能给他一份复印件。他后来寄给我一份他的论文，其中使用了某些我的论文中的概念，他请求我允许将我的论文译成日文后和他的论文一起发表。回信中，在表示同意后，我补充说：“我对于自己50年前所写的某些东西今天还能有用感到很欣慰。”[18]（1984年5月29日的信。）
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和舒尔茨一起工作的副产品。这篇论文是批评“从预算数据中评估需求的伸缩性的皮古方法”，文章也就以此为标题。因为皮古当时是剑桥大学的教授，所以舒尔茨建议我将论文投到《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这份杂志的资深编辑，同时将副本送给皮古。凯恩斯给我的答复是：“我不能采用。”他继续说：“我和皮古教授讨论了这篇论文。”他还概括性地介绍了皮古教授的意见，即认为我的批评不能成立。这是我收到的仅有的凯恩斯的两封信之一，另一封信也是拒绝信！
我再将这篇论文投到哈佛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这份杂志的资深编辑是F·W·陶西格。经约瑟夫·熊彼特教授的推荐，他采用了我的论文，发表在1935年11月号上。皮古激烈地反对陶西格的做法，他说他已经向我指出了我的方法中出现的错误。幸运的是，当我第一次将论文交给陶西格时，我告诉他这篇论文已经给过凯恩斯而且被他拒绝了，同时我列举了皮古的批评并就其进行了解答。结果皮古撰文批评我的文章，我也撰文反驳，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36年5月出版的《经济学季刊》上。
我和皮古的再次接触是在20年后（1953~1954年），那时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剑桥大学度过了一年。他当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住在剑桥的国王学院，他一生中都是这个学院的研究员。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了一些这样的话：“你可能还记得多年前我们两个人曾经在《经济学季刊》上交换过意见。我希望你能宽恕我当时的年轻鲁莽，并能赏光允许我拜访你。”皮古手写一张条子回答我—可惜我们没有能留下这张条子，条子上这样说：“我已经196岁了，而且厌恶谈经济学。尽管如此，如果你坚持要来，并且能找到卡尔多①这样的人让我手下留情，欢迎你来看我。”我看了这张条子后很生气，但是还是准备去看望皮古。罗斯很愤慨，她劝我不要去并建议我也写一张条子说，鉴于这种情况，我还是不要打扰他了。我后来一直为当时听了罗斯的建议而遗憾不已。不管皮古有多么古怪（他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一个登山爱好者，还是一个着名福音会的成员，而且像这个福音会中的许多人一样，是个同性恋者），他都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术继承人，而且是福利经济学的开拓者。
{罗斯}米尔顿回到芝加哥让我非常高兴，同样让我愉快的是我重返芝加哥大学，并为奈特工作。俗话所说的“别久情深”，看来很适合我们两个人。虽然是重续旧谊，但是好像比一年前的感情更深了。我们当然不再坐在同一课堂或是在同一间统计学实验室里一起工作，但是我们仍然是两个彼此愿意和对方在一起的同学。
又有两个同学成为我们的朋友。W·艾伦·沃利斯和乔治·施蒂格勒在我们读一年级时不在芝加哥大学，但是我以前就认识他们。艾伦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他父亲是该校的教授、着名的人类学家；乔治在西北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和我们一样，他们未来的伴侣也是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艾伦的妻子安妮·阿姆斯特朗主修艺术史；乔治的妻子玛格丽特·麦克，大家都叫她琪克，专业是社会工作。我们迅速形成一个“六重奏组合”，我们的生活从此后一直交织在一起。我们几个人总是不停地谈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安妮和琪克恐怕对此常会感到厌烦。
除了和朋友在一起外，我和米尔顿也经常单独相处。米尔顿结束为舒尔茨做助手的工作后，我做奈特助手的工作又持续了一年，这样我们两个人又要分开。至少对我来说，第二次分离比前一次感觉难过多了。
{米尔顿}在经济学界之外，与我和罗斯友谊持续最久的朋友无疑是利奥·罗斯滕，他当时是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和大学问家—幽默作家、小说家及影视剧和学术着作的作者。我认识他时，他刚完成了政治学的课程。他的专业兴趣是以传媒在政治中的影响为题的博士论文，为此他申请了一年的奖学金并如愿以偿地得到这笔奖学金，用以资助他到华盛顿做研究并撰写论文，而我和他基本同时来到华盛顿。他总是自诩是他怂恿我向罗斯求婚的。他坚称，我们划着租来的小船在波托玛克河顺流而下时，曾经有过关于我个人生活的长谈，他就是那时提出建议的。你不会吃惊在这一点上我和罗斯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居功自赏—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当之无愧。
我已经强调过机会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利奥的经历则从另一种角度说明了这种重要性。他和帕姆（普丽西拉·麦德）在研究生期间就结了婚，但是在华盛顿时，他的妻子得了病，他只好停止学习，全力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利奥开始撰写《海曼·卡普兰教育》，这是一套幽默文章集，他投到《纽约客》（The New Yorker）并被采用。考虑到写流行读物有可能降低他的学术声誉，他的文章都是用的一个笔名—伦纳德·Q·罗斯。这些文章在多年后才以他的真实名字发表，那时他的海曼·卡普兰故事已经非常流行，并成为真正的美国经典文学作品。这些故事都取材于利奥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在夜校教移民学英语的经历。
利奥一直与学术保持着一点联系，他凭借《华盛顿的记者》（The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s）一书获得了博士学位，写了关于好莱坞的长篇专着，有时还做客座教授，但是《纽约客》上的文章无疑使他从事了文学事业而不是学术事业。
与利奥的友谊是我们生活中的巨大乐趣，尽管这段友谊现在已告结束。他是一个能给人带来欢乐而且非常睿智的朋友，因为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广博的知识与兴趣。
外国访问学者不断地来到芝加哥大学，其中有一位是奥斯卡·兰格，他是波兰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离开芝加哥大学成为波兰驻联合国的代表，后来又返回波兰成为共产党政府的部长。
他是1945年离开的，那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前一年，因此我和他不太熟，尽管后来我收到过一本他的书[19]。他在经济学界的名声渊源流长，主要是因为他和阿伯·勒纳一起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他坚信，社会主义也能像资本主义一样将效率与自由结合起来。这一经济学分析在方法上是非常出色的—勒纳是一流的理论家，而兰格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真正掌握了经济学理论的社会主义者。
1934~1935年在许多方面都是我多产的一年。但是在这一年结束时我需要找工作，而眼前看不到一份学术工作的希望。但是罗斯福新政正在全面推行，为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提供了广泛的市场。艾伦几个月前就去了华盛顿，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找了一份工作。他劝说他老板希尔德加德·尼兰给了我一份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这样我又离开芝加哥前往华盛顿，离开了芝加哥僻静的学堂和亲密无间的罗斯。
第4章 从相识到结婚（下）
从1935年到1938年结婚
{罗斯} 1935年8月19日米尔顿离开了芝加哥，4天后我去了相反的方向。奈特教授要离开住地6个月，也就是1935年至1936年的秋季与冬季学期，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决定是留在芝加哥继续做我的论文还是再找一个临时的助手工作。奈特可以负责为我安排，但是留在芝加哥当时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决定回波特兰看望家人，再找一份工作干6个月。
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找一份工作，我以前的许多同学都去了那里（其中还包括一个对我来说很特殊的人，那就是米尔顿）。克拉克·蒂贝茨是我在就业项目工作时认识的朋友，他打算做人口普查，正在争取获得批准，那样我就有可能在这个项目中得到一份在华盛顿的工作。但是他提到还有另一个可能会做的项目，类似我在芝加哥做过的那一类，不过计划在西海岸做。
我回波特兰途中的第一站是旧金山，我在旧金山和奥克兰都打听过工作的进展，当时的形势很让人振奋，但却没有工作机会，因为大多项目都还处于计划阶段。因此我在旧金山短暂停留，看望了姐姐贝基和她的丈夫米尔顿后，就去了波特兰，只打算短暂看望一下家人，我的目标还是在华盛顿。
令人沮丧的是，我寄以希望的人口普查项目没有得到批准。克拉克·蒂贝茨在告诉我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的同时也向我建议，也许我最好的机会是回去参加芝加哥的项目。我还没有从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中回过味儿来，蒂贝茨先生又告诉我，有一位肯尼思·麦吉尔先生，“如果可能，想在这个星期”面试我。我不知道谁是麦吉尔先生，也不知道他见我要谈什么，更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我要返回奥克兰，还是像我希望的那样，去华盛顿。麦吉尔先生当时正在组织的是一个在美国公共卫生署指导下进行的卫生项目，这个项目拟安排在波特兰。他给了我一个编辑的职位—和我在芝加哥那个项目中的职位一样，一个月的工资是130美元，这与我做博士论文时为奈特做助手的报酬差不多。
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希望，我母亲又很高兴我能在家里住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再次成为政府的雇员。这份工作和我在芝加哥做的那份工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因为这个办事处比较小，工作人员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我要负更多的责任。波特兰是项目组在整个太平洋海岸的主要培训中心，一旦我们开始工作，我们还要为西海岸的其他办事处做培训工作。我不是一个耐心的教师，而且学生也不够聪明。
起初，这个工作要花很多时间培训我们自己的以及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其他办事处的统计员和编辑。除此之外，华盛顿总部经常改变要求，我们刚让一切比较正常地运转起来，某些新的变化就来了，这就意味着又要重新规划并安排更多的培训。我们还经常要接待由来自华盛顿的官员组成的访问团。我记得他们主要是一些长者，但是有这种印象也许是因为只要超过30岁我就认为是长者。我在60年后的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访问在社交关系上是很令人愉快的，但是对项目并没有什么作用。
我记得我们办事处的项目工作人员有5个。一个年轻的学生是我的助手，而我是其中惟一的女性。麦吉尔先生负责管理所有地区的工作，他是一位文雅、慈祥的人，但是计划制定好后，他就不常来我们办事处了。我们办事处的主任不是本地人，我不太喜欢他，因为他有点官僚作风，而且太看重自己。我最喜欢的是一位负责实地调查工作的年轻人，也是在工作上和我接触得最多的一个人。他因为经济危机和妻子生病而从医学院退学，年龄比我稍大一点，但是很接近，这使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几个星期后，我和他都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特别让人兴奋，但是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而且我们都不喜欢从华盛顿来的那些人和项目主任。他告诉我他面临的问题，我也告诉他我的问题—他的问题比我的多。我对解决他的问题无能为力，我对他的帮助也许仅限于听他倾诉。而我的烦恼只是怀念我在芝加哥的生活和朋友，和某个人谈谈那里的生活觉得心里会舒服一些。除此之外，因为见不到面，再加上见到一些我以前的男朋友，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想念米尔顿，因此我很高兴有一个人能充满同情地倾听我讲米尔顿的优点。
忙完了第一阶段的那些计划、组织和培训工作后，工作内容就变得乏味而单调。我为了让自己不要太无聊，就在里德学院的图书馆里读杂志上最新的经济学文章，为准备回芝加哥后就要参加的博士资格考试做总复习。有些复习我是在晚上做的，但是多数是在上班时间实在没有什么可忙的时候做的。我不能说在论文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乏味的生活对于从事需要创见的工作并不合适。
虽然我所想的和所盼望的都是什么时候能去华盛顿以及怎样才能去，但我还是拒绝了国内经济局局长戴·门罗对我是否有兴趣参加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的询问—这是一个由米尔顿所在的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以及劳动统计局和国内经济局合作进行的项目。虽然去华盛顿的可能性对我很有诱惑力，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返回芝加哥之前继续留在公共卫生项目里，而且再有三个月我的工作就结束了。我相信，来自戴·门罗的询问是米尔顿和在华盛顿的其他朋友努力的结果。
我不知道在大萧条的日子里进行的这许多研究工作为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以前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少。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当我回顾自己当时的生活时，我才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点想法。我想，其中一些工作肯定对经济学知识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些工作则积累了存档资料，而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为许多需要维持生活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回顾往事时，我将当时在调查项目中工作的失业者的状况与今天的失业者做了一个比较。当时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范围广泛的福利制度。那时的工作人员似乎对他们得到的帮助感到非常感激，而不是觉得这是社会的错误，政府也就理应帮助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这样的政府部门应该为危机的严重性负主要责任，但是失业者或其他人士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米尔顿} 1935年是罗斯福新政的第二年，新政正在全力推进。多年后我和罗斯成为针对中央政府权力增长现象的着名批评者，而中央政府权力增长正是由新政开始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新政成了我们个人生活中的救星。政府实施的新项目为经济学家创造了繁荣的市场，特别是在华盛顿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新政，很难想像我们能够找到经济学专业的工作，学术职位很少，学术界又广泛存在着反犹情绪。虽然乔治·施蒂格勒1936年在艾奥瓦州立大学找到一份教职，艾伦·沃利斯也于1937年在耶鲁大学找到了工作，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是直到1940年作为客座教授到威斯康星工作一年时才得到一个学术职位的，而那里强烈的反犹情绪使得我在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一年（见第6章）。
当然，当时我心里什么想法也没有。大萧条是美国的空前灾难。我和罗斯都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渡过难关的，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们在芝加哥亲眼目睹了银行一个接一个地倒闭。我们和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一样，都认为新政早期的多数措施是对危机形势的最恰当的反应—我要立即加一句，我们所说的不是美国国家复兴管理局和农业调整管理局实施的稳定价格与工资的措施，而是成立工程振兴局、公共工程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这些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
无论如何，我和罗斯当时对我们自己的事情的关心要远远超过对大环境的关心。我们即将开始职业生涯，虽然当时很年轻而且天生乐观，但是我们一生的见解与习惯都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
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
艾伦·沃利斯是我们这些人中第一个前往华盛顿的。1935年春天，他就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夏季短期工作，在一个由希尔德加德·尼兰领导的小组里服务，为研究消费者购买行为做一个全美范围的计划，这是工程振兴局的一个项目。经艾伦推荐，尼兰小姐给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我欣然接受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和舒尔茨一起工作时的工资是一年1 600美元，这已足以让我的生活得以改善，还能略有节余。相比之下我在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工资是很丰厚的：一年2 600美元。
为了让这个数目在今天的概念下更容易理解，我们在此插入一些背景数据。根据消费者购买力研究的数据，在当时的美国，收入超过2 600美元的消费单元（包括家庭和单身人士）仅占到全部消费单元的10%，而超过这一收入水平的单身人士仅占全部单身人士的5%。1936年是我在华盛顿的第一个整年，我付的联邦税是45.53美元，占我的年收入不到2%，根据消费指数测算，1996年的物价是1935年的11倍，税率的增长也很厉害，将1996年税后收入与我1935年的消费能力转换，在1996年应该收入36 150美元还要多，付大约7 000美元的税，占工资的19.3%。
只有经过这样的比较，才能深刻理解当年我的工资是何等丰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不仅是货币收入提高了，实际收入也已经全面提高了。1935年我的工资是全美各行业全职雇员年平均税后工资的2.2倍，而1994年（这是我掌握年平均收入数字的最后一年），大约要有71 000美元的收入才相当于全职雇员年平均收入的2.2倍。总而言之，对一个刚离开研究生院的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收入水平是相当不错的。由此可见，到华盛顿去谋生不是最近才兴起的。
我刚到华盛顿时，艾伦和我们的老朋友拉塞尔·尼科尔斯与一对年轻的华盛顿夫妻住在一起。这对夫妻是洛伊丝·克拉克和埃尔思沃斯·克拉克，丈夫是政府雇用的初级律师，他们租了一套公寓，但是他们一家人（他们两个人和一个婴儿）用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因此把房子租出去贴补埃尔思沃斯的工资。几个月后，艾伦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我就住进了克拉克家的房子，并由此开始了与克拉克一家长达一生的友谊。罗斯，多年后还有我们的儿子戴维，时不时地就去他们家住上一段时间。戴维利用暑假到华盛顿做国会实习生时，克拉克出于好意而不是经济需要，让戴维住在他家里。戴维说，他每天早晨去上班时的主要麻烦是让洛伊丝不要给他钱做车费。
洛伊丝来自缅因州的南伯维克，而埃尔思沃斯来自新罕布什尔的朴茨茅斯附近。两人是远亲，洛伊丝比埃尔思沃斯大几岁，她喜欢得意地讲小时候她怎么把埃尔思沃斯推倒在婴儿车里。这是两个非常让人愉快的人，现在已经过世，他们的友善无人能比。我们后来在新罕布什尔有了第二处房子，他们也住进了洛伊丝父母家的房子，到了夏天，我们经常互相看望，介绍如何烹饪龙虾，缅因州海岸的龙虾美味又便宜。我们家现在还经常在一张当年从洛伊丝爷爷的古董中捡来又重新修理过的黄松木桌子上吃饭。
新政时的华盛顿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华盛顿，不论对年轻的经济学家，还是对年轻的律师、政治学者、记者，或是对任何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其原因不是简单地因为这里能提供报酬可观的工作。政府的膨胀再加上学术与商业人才的缺乏，吸引了精英人才来到华盛顿，使他们能够得到远比在闭塞环境中工作时责任大得多的职位。到处都充满了兴奋感与成就感。我们有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幻觉，那就是我们正处于新秩序诞生的时刻，而这种新秩序将为整个社会带来重大变化。如此之多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积极的社会圈子，使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专业领域和不同大学的人互相认识。所有这一切在新政早期都是真实的，但是到30年代末就终结了。
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从大量的家庭样本中采集与其收入和支出有关的详细信息。虽然这项调查因为与工程振兴局创造就业机会的目标相关而内容宏大，但是它是一种要在小规模上不断重复的研究，不仅在美国而且要在许多国家收集必要的信息，以便计算生活成本指数。在计算这样一个指数的过程中，有必要依据不同商品在消费者预算中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其价格的主次轻重。
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提出了许多关于取样和组织的新问题。分配给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的相关项目小组的任务是，从整体上对项目进行策划：就问题细目表（需要每一个家庭填写的调查问卷）、样本及取样程序进行设计；制定数据汇总与分析计划，准备最后的结论报告（报告分两卷分别在1938年和1939年出版[20]）。数据收集工作由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和农业部的国内经济局来负责。传统上，两个部门分别收集城市与农村的数据。
领导自然资源委员会小组的希尔德加德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她是最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学位证书由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院授予，该校在20世纪20年代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曾经授予过学位。她是一个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的上司，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也要求其他人这样做。她智力超群，在消费领域博学多识，非常坦率开放，而且为人温和，受人爱戴。我和艾伦，还有1936年下半年也加入我们组工作过几个月的罗斯，都和她关系密切，以后还看望过她。我们后来不再称呼她尼兰小姐，而是亲密地改叫希尔德加德；我和罗斯有一张与她的合影，是将近10年后在纽约中央公园照的，照片上她非常欣赏地看着我们的女儿。
艾伦、罗斯和我所受的统计学技术和理论的专业训练虽然与这一调查的策划有关，但是却不足以让我们游刃有余地应付华盛顿的官僚政治。但是，劳工统计局的希尔德加德·尼兰、费思·威廉斯和国内经济局的戴·门罗和黑兹尔·斯蒂贝林都是资深文官，以前参加过预算调查，重要的是，他们至少还知道官僚政治的规则。
我全身心投入这个调查项目。它富于挑战性，与我曾经做过的项目都不一样，而且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实质上，都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
起初，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在自己家里接受访谈的人们会愿意拿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非常个人化而且又极为具体的问题，更不相信他们会具有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但经验丰富的同事都打包票说这是完全可行的。后来我和一位工作人员一起根据基本细目表做了一次实地试验，才打消了我的疑虑。我发现接受访谈的许多人（其中多数是丈夫外出上班的家庭主妇）都感到无聊得要命，很高兴为某个对他们的私事有兴趣的人花上几个小时，回答和自己有关的问题。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告诉一个陌生人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在过去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或是一年里花了多少钱买牙膏、卫生纸、各种衣服，而且详细得令人难以置信。与之相似的是今天那么多的人对电话调查所表现出的宽容，他们接到的电话会向他们调查无数的问题，或者是推销产品，或者是要求捐赠，电话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就像吃饭一样总是会有。
正如我在1936年8月8日给罗斯的信中所说的，这一经历以不止一种方式丰富了我的阅历：
调查中访问其他办公室非常有趣。我去俄亥俄州的孟斯菲尔德附近，和一个代理人一起在一个农民家庭中取样，这让我知道了农场是什么样的。
准备问题细目表的工作也引发了各种有趣的问题：如何将不同的商品进行分类。我对有一个案例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将葡萄酒列入“食品”类还是某种其他分类，例如“休闲”类。黑兹尔·斯蒂贝林是位食品专家，她起初坚决反对将葡萄酒列入食品类，后来在分析了法国合理营养食谱的报告后改变了看法，因为她发现只有将葡萄酒列入食谱，食谱才符合营养需要。
也许最困难的统计学问题是如何设计样本。取样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很完善了，但是为实地调查设计分层样本还不够完善。这类样本的设计理论从那时起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不知道今天的标准会如何评判我们当时设计的样本。
{罗斯} 1936年4月12日我很高兴地返回芝加哥，继续和奈特一起工作。但是环境似乎不同了。我在写给米尔顿的信中说：
到昨天，我回到芝加哥已经一个星期了，我觉得很孤独。物是人非……我也见到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中的多数似乎也在我离开7个月后变得不一样了—也许是我不一样了。
虽然我为奈特做助手的工作要到9月才结束，但这时我主要想的是此后干什么。我继续我的研究，但是心思却明显地不在这上面。现在看似乎很清楚，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一件事，我想到华盛顿去工作。我开始通过我认识的在华盛顿的人，也通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米利斯教授试探有没有可能性。米利斯教授很和善，告诉我他将和在华盛顿的朋友联系，但是他认为在我还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必要采取行动。
回想起来很有意思，他是我认为惟一能为我在华盛顿找到工作的教授，而他的帮助也只是靠那里的老朋友。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虽然我们这种经济学家遍布各处，但是在华盛顿并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奈特建议我去和瓦伊纳谈我的论文。我在给米尔顿的信中说：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确实比以往更想要去写我的论文。总的来说我们都认为，奈特是一个出色的人，但是我确实认为瓦伊纳比一个导师对学生更有帮助。我很遗憾没有早点去请教他，但是我认为如果去年去请教他也不够得体。
我受到鼓励又回去继续写论文，完成了一篇关于朗菲尔德的文章，还有一篇是关于李嘉图的文章。奈特教授对这两篇论文非常满意，认为其中一篇关于李嘉图的文章稍加修改就可以送到《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显然修改没有完成，因为它始终没有发表。我曾经尽力想要完成我当时正在写的文章，因为我准备9月份离开芝加哥大学。
米尔顿做实地调查时，有机会访问芝加哥，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其间主要谈的就是我去华盛顿的事。这时我们发现一个麻烦事：我不是美国公民。出于某种我至今不理解的原因，我父亲懒得变成美国公民。我的两个姐姐因为嫁给美国公民而有了公民资格。阿伦和路易斯是被授予国籍的。我在够条件时已经拿到了我入籍的第一轮文件，但是还没有收到第二轮文件。公民资格问题在芝加哥和波特兰找工作时就发生过，但是我的第一轮文件已经被认可为有申请国籍愿望的证明；公民资格只有在受雇于华盛顿这个政治中心时才变得必不可缺了。
米尔顿回去后的第一封信里就告诉我，希尔德加德·尼兰已经询问了没有公民资格能否受雇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即使这时只需很短的时间我就能拿到第二轮文件）。但是，我估计是在米尔顿和艾伦·沃利斯的催促下，尼兰小姐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找到了雇用我的办法。最后是一位前政府雇员在申请中“打了一个擦边球”。
有时事情在华盛顿办起来非常快。米尔顿的第二封信就告诉我，我将从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得到一个空白申请表，“还要附一封信，其内容要模棱两可，最好是含糊不清”。除了如何填写申请表的特别建议外，他还告诫我不要指望这会带来任何结果[21]（米尔顿这时已经熟知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
两个星期后我得到了好消息：我的职位申请已被批准，米尔顿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为申请通过得如此迅速感到吃惊：
我们不能猜想运作背后有魔法。它似乎再次证明政府行为完全是不可预测的。无论对之做出什么解释，我都很高兴。
多年后我懂得了，要做成任何事情，在华盛顿认识人是非常重要的，我怀疑是尼兰小姐或是我与之联系工作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做了某种让我的申请引起注意的事。
工作期限是三个月，不延长。这样，在短期失业后，我在国内经济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画图表，这些图表将要用于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报告中。这是一个单调重复的工作，因此当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调查与统计部给我一个职位时我很高兴。这个公司是在1933年初银行系统崩溃后建立的，目的是保证银行能在面临倒闭时利用抵押来避免损失。
我最初的工作是为霍默·琼斯做6个月的助手—正是这位霍默·琼斯，促成了米尔顿去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如果不是这样，整个故事就不会发生了。
我的工作所涉及的内容在政府的研究部门中是相当典型的：为主任准备向国会做听证的材料与初稿，准备年度报告，回复国会议员从选民那里转来的信。此外，因为霍默在内心深处是个学者而不是政府官僚，我们还在银行领域做一般性的研究。当时就像现在一样，许多人有兴趣由分行或是集团银行来改进银行体系。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其他国家的银行安排，然后写有关报告。
与霍默一起工作是一种快乐。他每天上午都来评论早晨在报纸上看到的文章，我们总是就此聊一会儿再开始工作。但这不是不着边际的漫谈，而是与我们的工作有关。他常年不断地做研究。我们的一些兴趣类似。和我一样，他更感兴趣的是对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而不是华盛顿典型的做法—扞卫现存的理论，即使有时自己并不同意这些理论。我和霍默共用一个办公室，多数工作是直接与他一起做，然后他再和调查与统计部主任唐纳德·汤普森一起工作。
我已经告诉霍默我要在第二年6月离开，因为我准备结婚，婚后要住在纽约（霍默已经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已经是我和米尔顿的好朋友）。但是，由于霍默不仅是我的老板还是我的朋友，所以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我不能离开时，他告诉我他是不想把消息传开来。不过后来他还是承认，他一不留神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汤普森。尽管如此，汤普森还是把我6个月的工作机会改成了长期职位。
有一次，霍默有事出差，我直接与汤普森先生一起工作。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我们不仅谈了正在为利奥·克劳利主任准备的在国会做听证的材料，而且谈到了私事。我们当时商量了我在纽约找一份工作的问题。他先是建议我劝说家人（就是米尔顿）搬回华盛顿，然后又鼓励我在纽约找一个研究保险市场的工作，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正计划与穆迪公司或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合作进行此类研究。他建议我写信给负责管理这个大型项目的布拉特纳博士和担任顾问的温菲尔德·里夫勒。这些帮助无疑为我铺平了道路。
当时在华盛顿的生活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喜欢我的工作和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同事。我有许多朋友，有些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朋友，有些则是他们介绍我认识的。总是有许多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在这一切之外，我和米尔顿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有些是严肃的工作，有些是有趣的娱乐。但是一切都过得太快了，在华盛顿的生活结束了，因为米尔顿1937年9月20日要去纽约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
{米尔顿}经过在自然资源委员会为期两年的全职工作后，我成了研究消费问题的专家，同时获得了实证统计学的经验，这补充了我精确统计学的知识，有些内容在我一生的学术研究中都让我受益无穷。我还由此获得了兴趣和知识，使我在15年后能够得心应手地完成最让自己满意的一本学术着作[22]。同样，罗斯在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中的工作也使她完成了与多萝西·布雷迪合写的关于消费问题的论文，经过此次合作，多萝西成了我们终身的朋友。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件纯属个人性质的小事。因为对这项研究的某个要点持不同观点（具体是什么分歧我想不起来了），我和劳工统计局的费思·威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开会讨论时，我大发脾气，指责这位年长资深的女官员搞小动
作—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搞阴谋诡计。后来我发现我错了，而她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让我知道要谦虚谨慎，我记得我再也没有在类似的情况下发脾气—不过罗斯也许认为这样说有失准确。
百慕大岛之行
1937年2月时，我去百慕大岛度了一个长假，此时，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中属于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的部分已经大致完成了，而最后的分析工作还没有开始。我记得这是我参加自然资源委员会工作近两年来的第一次度假。在我给罗斯的信中，我描述了百慕大岛的“多方面的优点以及它的缺点”：
百慕大岛……就像是用彩色蜡笔画出来的书房。所有东西的颜色都是明亮的。这里有粉色的房子和粉色的海滩，还有黄色的房子和黄色、红色的花，所有这一切都被深蓝深蓝的大海包围着。其他的一切也像是用蜡笔画出来的。这里的生活轻松又悠闲，没有汽车冲向你，只有自行车和马车，还有一条电车线，从岛的一端到另一端乘电车只需两个小时，共计24英里。
当地居民的俭朴生活也很轻松，而且也像是蜡笔画的一样一目了然。这里也有挥霍无度的有钱人，但这些人多数是在这里有一处居所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或者是英国人。真正的百慕大人大约有3.3万，其中2/3是黑人，几乎没有多少有钱的家庭。贫困虽然并未消失，但是也并不多见。多亏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工资不高，但是需求也很简单。
不要以为我是在描绘一个岛国天堂，这里也有其丑恶的一面。白人统治集团利用一切手段压迫黑人。只有拥有价值60英镑的土地的人才有选举权。结果只有2 500人有选举权，而36人的立法机构中也只有6人是黑人。顺便说一句，必须拥有价值240英镑的土地的人才能做议员。
在这里，不用缴所得税、遗产税和地产税，这是为吸引有钱的外国人。政府的税收主要靠征收大量进口税及日用品税获得。教育制度不是太好，而且不是完全免费的。每个小学生要交少量的学费。在这里，每年拨给贸易发展局的费用是教育费用的3~4倍。
西蒙·库兹涅茨与国民收入讨论会
1937年初，我参加了全美收入与财富研讨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团体是一年前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西蒙·库兹涅茨发起组织的。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都是我专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成立于1920年”，是由韦斯利·米切尔发起的，当时，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对经济、社会和工业等领域发生的事实做出科学的界定及公正的解释，研究局就是应此需要成立的[23]”。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头1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测算国民收入，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威尔福德·I·金在这一领域从事了开拓性的工作；二是经济周期分析，在这一领域，米切尔以其1913年出版的巨着《经济周期》成为公认的权威。研究局在国民收入测算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美国商务部在着手准备官方评估时，都是请该研究局合作。西蒙·库兹涅茨被指派到美国商务部领导一个小组，于1934年做出了第一份官方的国民收入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于当年作为参议院文件出版，标题为《1929~1932年的国民收入》[24]。1936年西蒙·库兹涅茨组织了国民收入讨论会，当时在大学及政府机构从事国民收入与分布研究的许多相关人士都应邀参加此次会议。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尼兰小组也在被邀请之列，因为它的任务之一是依照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中的收入数据来绘制家庭收入分布图。我有幸作为自然资源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研讨会。
我本有可能因为与阿瑟·伯恩斯的密切关系而早些认识西蒙·库兹涅茨—他们同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但是这次研讨会确实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他接触，也是又一件对我后来的生活与职业起了重要作用的偶然事件。这次接触，无疑还要再加上阿瑟的推荐，使得库兹涅茨下半年给了我一个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他的助手的工作机会。
分类分析法
我从百慕大岛回来后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发明了一种分析交叉分类数据的新方法，这类数据是在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中收集的，例如按消费单元的收入来交叉分类的储蓄额就是其中的一种数据。当时，现代计算机还远未出现，我们的计算只能在桌式计算器上进行（Marchants、Monroes、Fridens是主要的几种），它们中最先进的也要比现在最一般的手持计算器慢得多，功能也有限得多，因而导致运算速度慢、运算过程烦琐又费钱，所以运算成本成了制定研究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也是我发明“分类分析法”的主要推动力，我是参照“变量分析”的提法给我的新分析法命的名，而“分类分析”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分析交叉分类数据的标准方法。简化计算是我的新方法的主要长处，虽然不是惟一的长处—我几年前的一个发现证明了这一点，我非常高兴地发现“弗里德曼测验”被纳入了一个用于个人电脑的统计软件包里，可见，这种方法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可以纳入软件包使用。
1937年中我结束了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全职雇员工作。去纽约前，我利用夏天里余下的时间修改备忘录，并做一些补充计算。成果文章发表在1937年12月号的《美国统计学会会刊》上[25]。我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吃惊的是，从投稿到发表只有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半个世纪来学术界的变迁以及其他领域发生的一些变迁，已经把这种周期拖得很长，而且长得有些危险。我认为学术界发生的变化并不是都具有进步意义，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出于怀旧情绪。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的作息时间表，而且每次回想起来就非常高兴：工作到凌晨4点，然后睡到中午。凌晨的时间是最有效率的：安静，没有电话的干扰，也没有私事的打扰。结婚后，我们只要可能就仍然实行这样的作息时间，直到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才不再沿用。这个时间表留下的后遗症是，我终生坚持只要可能就把上课时间排在下午。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1937年9月，我迁往纽约，开始了为西蒙·库兹涅茨做助手的新工作。他已经想好了为我安排的两项任务，一项是一般性的，另一项专业性极强。一般性的任务是填补他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的在收入与财富数据中存在的最重要的数据空白，那就是收入与财富在数量上的分布规律。专业性的任务是他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完成国民收入初步评估报告时的一个副产品。西蒙发现收入数据中缺少了一项重要内容：独立执业人士的收入。为了填补这个遗漏，他为内科医生、牙医、律师、会计和顾问工程师的样本专门设计了调查问卷。起初这些调查数据只用于评估他们的平均收入，回到研究局时，他把调查问卷也带了回来，进一步做深入研究，并写了一份分析这些问题的初稿。但是他中途被派去承担一些其他任务，这篇初稿就被搁置下来。他希望我能协助他分析这些数据。
研究局为我展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塑造了我今后学术生涯的新世界。我开始工作后，在给罗斯的信（1937年9月25日）中说：
我知道我会非常喜欢它……
此刻我正在赶写准备送往出版社的那本关于收入的书（研讨会卷）。然后，我最希望去做收入在数量上的分布规律的研究。这里没有华盛顿那种无处不在的混乱与喧嚣，有的是安静轻松的学术气氛。
没有人注意你何时来、何时走，也没有人会注意你正在干什么。
最让人高兴的是他们对待研究的严谨态度。华盛顿的项目组如果派某人去做收入在数量上的分布规律的研究，会希望3个月内完成任务。而在这里，库兹涅茨说，我们知道，你现在不可能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估。他说，你需要做的事情是花2~3年的时间去做研究，为恰如其分的评估打下基础。这才是做研究的方法！
这年秋天，我到研究局后最先着手去做的一件工作，就是整理春天时参加的研讨会的内容。随后我担任了讨论会最初几年的秘书工作，因此而负责编辑讨论会的第二、第三卷论文集[26]。开会、为项目做计划、编辑三卷论文集，使我成了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专家，更重要的是，让我接触了一位从事广泛的统计学与经济学研究的活跃而有成就的研究者。西蒙·库兹涅茨一直积极参与研讨会，直到1985年去世。我参与其活动到1943年，那年我暂时放下经济学研究，去做战争研究的精确统计学工作，此后没有再频繁参与研讨会的活动。研讨会最近举行了成立50周年的庆典，依然十分活跃，并在继续发展壮大[27]。
我在收入分布项目中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为两项研究课题做顾问，一项在特拉华州，一项在威斯康星州，这两项研究都是在收入研究讨论会的建议下进行的。特拉华州有一套在全美独一无二的收入分布数据，因为全美只有这个州要求居民无论是否纳税都要申报并存档。这种做法的创始人是皮尔·S·杜邦，作为税务官，他动用私人经费改进税收制度，因为他相信只有这种普遍性的申报和存档才能减少逃税。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这种制度还帮助学者们收集了他们感兴趣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符合他们制图表的需要，而且我认为，还可以分担他们所需要的大量费用[28]。就我个人而言，这项研究提供了组织与分析这套独一无二的数据资料的专业经验，还能让我不时赴威明顿出差，从而为罗斯带回尼龙袜子的早期样品，那时杜邦公司刚刚发明尼龙袜不久，现在尼龙袜已经到处都有了—杜邦公司的总部就在威明顿。
威斯康星州的数据之所以有意义，则是出于与此截然不同的原因。威斯康星州的纳税申报表未经任何保密处理，可以供公众查阅，这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个这样做的州。它是最早引入个人所得税的州之一，在税务管理上有着完好的记录，而且它的人口与产业部门要比特拉华州更为多样化。威斯康星大学有一些人，特别是哈罗德·格罗夫斯教授，专门分析这些数据。威斯康星的研究是我1940~1941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一年的原因之一（见第6章）。我为根据该课题研究成果形成的专着写了一个序言[29]。
专业执业人士收入
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主要工作是修改并完成西蒙·库兹涅茨撰写的一份关于独立执业人士收入的初稿。他的第一稿是未完成稿，需要在其基础上做很多进一步的研究。从我一接手开始，统计学分析和文稿撰写就都由我负责。
最后的成果是一本专着：《独立专业执业人士的收入》，脱稿于1941年，但是直到1954年才出版[30]。延迟出版的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初稿中的部分内容存在争议。
这部专着涉及两个主题：一是对我们研究的五种职业平均收入之差别的阐释—其内容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般被称为“人力资本”，我们的研究是最早以实际资料为依据进行的研究之一；二是收入在个体中的分布与随时间推移表现出的发展动态。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研究的部分内容引起了争论：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内科医生的平均收入会比牙医大约高1/3。我们的结论是：“与自由工作方式的供求情况相关的因素”，例如培训所需的时间差异与成本差异，至多只能部分地解释其中的原因，而其余原因则可以用进入行业的难易程度来解释，这至少部分是由美国医学协会限制进入医疗界的成功措施造成的，而当时对进入牙医行业则没有控制。
我要赶快补充一句，美国医学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失去了垄断权力，它的垄断已逐渐被政府的垄断所替代。与经济力量不同，政治权力是一种零和游戏。随着华盛顿对医疗界影响的增大，美国医学协会的权力逐渐衰弱。20世纪30年代我在为那本书做研究时，并没预见到这样的结果[31]。
收入动态
我们研究的第二部分问题是收入在个体中的分布及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的发展动态。长期以来，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单一年度内的收入分布，也就是体现出某种特定收入群体的数据，例如，年收入低于5 000美元或是在5 000美元与10 000美元之间，或是在10 000美元与20 000美元之间，都可能会形成误导，无法真正客观地掌握收入不均状况，因为每个个体的收入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长时期内的收入不均。专业人士收入的数据有一种难得的特性，那就是这些数据给出了同一个个体在几年时间内的收入变化—这在一生中只能算得上一个很短的时期，但是相对于只统计一个单一年度的做法，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
我们据此研究了同一个个体连续几年中的年收入的相互关系，并比较了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也会相对稳定的不同行业。作为这个分析的一部分，我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方法，将一个人在某一特定年度中的实际收入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我命名为：永久性收入、半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这种分解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由根据数据得到的某一个人在若干年内的收入对其长期收入做出评估。这种收入构成模式，以一种比较简单的形式，形成了我的永久性收入理论的主要内容，我在关于消费函数的专着中阐述了这一理论（见第16章）。至今，在这一专业研究领域，只要提到任何时间序列的要素，无论涉及收入还是支出，或者量值，“永久性”和“临时性”都已成为通用术语。
我认为我们的专着中关于这一部分的分析对此后在这一专业领域中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公众对此一般没有太大的兴趣。
还有一句题外话要说。我对收入变化动态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的老师哈罗德·霍特林1933年时对一本书的评论的启发，这本书的作者所做的论证是要说明商业企业是按规模聚合的。霍特林指出：“表面上的聚合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谬误，因为这个结论是由分组的方法得出的。”该书作者根据一个时期内企业第一年的规模来将企业分组，然后再追踪这些组以后连续几年的平均规模。那些规模处于平均线上下的企业发生聚合。霍特林指出，将企业根据最后一年的规模分组却会产生表面上的偏离。
而我们的数据是由连续几年对同一个个体的观测构成的，因此，如果我们也根据第一年收入的数据按数量分组，同样会落入依赖谬误的危险之中。为了替代这种方法，我就发明了上面提到的更为复杂的方法。
半个世纪后，我在《经济学文选》（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2年12月号）上以《旧的谬误还未死亡？》（Do Old Fallacies Ever Die?）为题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指出该杂志上一篇对198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生产率的专着的书评及这本专着中又出现了极为类似的谬误。针对这一谬误的流行之广，我写道：
例如“所有人都知道”工作岗位主要是由小公司创造的。这个命题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我所看到的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根据第一年的规模及后来跟踪调查的雇员数量来对公司进行分类的—这显然正是西克里斯特（霍特林评论过的那本书的作者）采用过的方法。我还必须要看如果将公司按最终规模分类或是按某段时期内的平均规模分类，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数据结果。
这篇短文发表后几个星期，我收到一位经济学家寄给我的一篇文章的副本，在文中，他和一位同事检验了这个问题，并按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规模将企业分类。他得到的结果显示，通常的情况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新公司开始比较小，创造了数量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工作岗位。但是新公司也非常可能倒闭，在此过程中它们同时也摧毁了数量与之不相称的工作岗位。结果，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创造了许多新工作岗位但是也摧毁了许多旧有工作岗位的是平均规模比较小的公司，因此在总计的雇用人数的变化中，它们创造或是摧毁的工作岗位的净数量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32]。
我举此例是为了以此说明，科学的发展经常是由偶然或是不起眼的因素推动的。霍特林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当时我是他的学生，这个评论对我分析行业收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个研究又对我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霍特林的见解而今已经被遗忘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提请今天的经济学家注意，因为这种循环无疑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争论
我当时年少轻狂，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医学协会对执业资格进行垄断性控制的做法造成医疗费用增加、医疗服务减少，而我自己却没有想到这会引起强烈抗议。我很快就对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有了深刻的理解。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规定，必须保证它的出版物要“向公众提供重要的经济事实并以科学公正的态度对之加以解释……任何计划出版的文稿……要提交董事会的每一个成员审阅”。上述规定要印在研究局出版的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在一本书得到批准出版前，必须完成规定中要求执行的程序。这些程序中有一条是让一个由指定的董事们组成的“特别审阅”委员会来评估文稿，并向董事会建议该书是否应该出版。董事会成员莱因霍尔德·诺里斯正巧被任命为“特别审阅”委员会委员，他是做医药生意的，立场鲜明地反对我们的见解。他在1941年10月2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强烈反对出版我们的书，理由是该书的部分内容是“由经济学理论推测出来的”，这指的是对职业差异导致收入差距所做的解释，“作者听任该理论蒙蔽他们”，他还特别写道，“我建议，自由进入的论题是一个烫手的铁棍，应该放弃。”
接下来就是长达3年的唇枪舌剑，研究局负责研究工作的主任韦斯利·米切尔努力地从中调停，同时坚决支持局里的作者有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时我已经在美国财政部做专职工作，还经常加班。尽管如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西蒙分别准备了4份备忘录，总计80页，回应来自诺里斯的一系列批评，还对文稿的结构与内容做了多次修改，对部分内容做一些限定，我在此可以引用两处，如“我们是为了说明，根据（美国医学协会）在内科医生职业准入方面的公然做法与效果，已足以充分描述其作用……本书所描述的变化是否符合社会愿望的问题，已经经过了充分的辩论，但是这一问题探讨起来范围会很大，且已超出了本次调查的范围”（第20~21页），还有“我们是基于许多可以商榷的数字及没有最后定论的假设，而尝试性地得出了一些结论……”（第133页）。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才理解米切尔为扞卫我们的科学研究自由，表现出了多么难能可贵的坚定与外交才干。
我对韦斯利·米切尔心怀感念，不仅在于他扞卫了我们的科研自由，还在于他教我写作，这使我获益匪浅。米切尔在读了我起草的初期研究结果的报告后，走进我的办公室，就这篇报告的写作质量狠狠地批评了我。事隔半个世纪，我还记得（这本身就证明我印象之深）他说：“如果西蒙写得不清楚，还有些理由可以原谅他，因为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是将近20岁时才学的英语。但是你完全不是这样，英语是你的母语。人们在为拙劣的文笔找借口时总是说，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表达起来有困难。这是胡说八道。如果你不能将文章写得清楚明了，那是因为你没有理解。”我把这个教训牢记于心。我明白了将某件事写得清楚明了、不含糊其辞，是找出推理中的错误与疏漏、理清自己的思路的最好办法。阿瑟·伯恩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是个学生，也是米切尔的门徒和学术继承人，他慷慨地为我写的东西逐字校勘。
继我之后的许多学生，特别是那些在我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的学生，都听到过同样的严厉训斥。最近有一个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了准备写回忆录，我查看了过去的信件，发现了一封1954年我写给格雷·贝克的信，其中提到他交给我的论文初稿，我在批评了他的写作后说：“论文中十之八九的内容杂乱无章，杂乱无章的写作反映出的是杂乱无章的思想。”格雷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确信，他一定像我感激米切尔一样感激我的批评。
个人生活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好朋友伊莱·金兹伯格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书，多亏他的鼎力相助，我才得到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分校教经济学基础课的机会。这是我在距此12年前为不及格的高中学生开设暑期补习学校以后的第一份正式教学工作。
除此之外，我又重新担任了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的顾问工作，周末偶尔会去华盛顿，费用报销，这让我和罗斯非常快乐。当时没有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的90分钟的便宜航班，坐火车要大约6个多小时。政府交通票可以乘坐普尔曼车厢①，这让我能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完星期五晚上的课后离开纽约，在火车上休息一晚后于星期六一早到达华盛顿。星期六白天的时间主要用于工作，但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可以自由地做其他事，好客的克拉克夫妻总是热心地提供住处并精心准备星期天的早餐。
除了这些周末旅行外，信件在纽约与华盛顿之间疯狂地飞来飞去：从我去纽约到我们结婚前的这9个月不少于138封信，也就是说，我们俩每星期每人大约写两封信！每封信的间隔这么短，主要是因为邮政服务有着今天我们可能要嫉妒的可靠性：除了为数不多的情况外，一封贴3美分邮票的信晚上从纽约寄出，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华盛顿（在那个落后的时代，一天有几班投递）。而且，到了罗斯结婚前回波特兰探家时，由于有了刚建立的航空邮政服务，一封贴6美分邮票的信晚上从波特兰寄出，两天后的早晨就到了我的手里。这种有规律的通信的结果是，我们能够详细地记录我们在那段时期的活动，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详细，因为我和罗斯都不记日记。
在一封我1937年下半年写给罗斯的信中，我假装惊讶地评论说：
我刚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皇家经济学会的秘书，“你忠实的公务员”J·M·凯恩斯的信，通知我理事会将在下次会议讨论我为终身会员的申请……他们愿意为我付50美元，那么肯定有兴趣接受我为会员。我不知道我已经名闻遐迩，而且有这么大的名气……但是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还有比在余生中不需要提供任何思想就可以一直收到《经济学杂志》更好的事情。
罗斯此前已经作为送给我的礼物为我付费申请了《经济学杂志》终身订户待遇，这肯定算得上是她或者是我们两个人的投资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笔了。当时，只需要花50美元多一点的钱，就能成为一份世界主要经济学杂志的终身订户，而一年期订户略高于10美元。一年期订户的订费已经涨到65美元时，我仍然继续收到新出版的杂志，到现在我已经收到杂志60年了。
不必说，我们当时不可能不注意到正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形势。正如我1938年3月17日给罗斯的信中所写的：
我必须说，该死的欧洲形势实在是糟糕透顶。这个世界正在我们面前走向崩溃，而我们却坐在这里为方法、标准偏差和专业执业人士的收入绞尽脑汁。但是我们即使不这么做，又到底能做点什么呢？
美国能够做的一件事是为政治难民提供庇护，我希望能通过施加某种形式的压力让美国承担起这个义务。但是这种提议立刻就会引来叫嚣：我们需要考虑自己的失业问题，等等等等。
好了，我估计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可以继续努力工作，等待一个明朗的结局。
在两天之后的信里，我说：
地狱的大门似乎已经对外敞开。只有上帝知道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形势会如何发展—也许只是让德国更加狂妄与蛮横。
欧洲的混乱导致外国经济学家涌向美国。在这些学者中，多数人曾访问过研究局或是在我参加过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讨论会上发过言。其中有一位是纲纳·缪达尔，他从事由卡内基公司资助的一项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着名研究，1944年以《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为题出版专着。他的助手之一理查德·斯特纳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在那些年里经常见面。
那段时间，一群哥伦比亚大学早来的与新来的经济学学者在康涅迪格组织了几次周末聚会，默德尔参加了其中的一次。我给罗斯写了一封信评论这次周末聚会（我在信中特别表示了我的愧疚之情，因为弄丢了她圣诞节送给我的香烟盒），我评论默德尔“是一个有着惊人的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从技术经济学理论开始（这一点无疑你是了解的）然后转入政治，现在是瑞典议员。他也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讲人，当然会讲到许多让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瑞典形势。
我记得这不是我与默德尔的惟一一次接触。当时，默德尔是一个新政类型的、相对温和的改革家，还不是他后来成为的那种极端的、广泛社会福利国家的倡导者。他是主张“中间道路”的重要学者之一，这个名称就像瑞典的政策一样，是在玛奎斯·蔡尔兹的一本以此为标题的专着影响下不太准确的命名。
默德尔1974年与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斯}我住在离克拉克家不远的一个寄宿公寓里。我每次去他们家都受到热情的欢迎，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还尽情地享用了美味的饭菜。我和米尔顿到现在都记得许多次星期天的早午餐。洛伊丝做了令人叫绝的洋葱牛排，而我成了做土豆饼的专家，在我看来，这些土豆饼远没有我母亲做的那么好吃，但是其他人，特别是米尔顿，却认为它们美味无比。我经常说，他是为了土豆饼才和我结婚的。遗憾的是，由于饮食营养学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了脂肪和过量卡路里的不良作用，再加上年纪大了，现在很少吃土豆饼。
1937年9月30日，米尔顿离开华盛顿，而我则搬到克拉克家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结婚。他们的家在此后许多年里一直是我和米尔顿的“第二个家”。
米尔顿去纽约后，我们的交流方式从每天见面变成了几乎每天写信。开始，多数信的内容是关于股票交易的，涉及的交易金额虽然数量不大但是非常复杂—复杂是因为涉及合伙人的安排，两个合伙人中一个是拉塞尔·尼科尔斯，他是与米尔顿一起住在克拉克家的朋友，另一个人是埃尔思沃斯，我们的朋友兼房东。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足够的钱单独入市。股市的走势非常不确定，米尔顿走后如何划分已投入的资本也是一个问题。除了我自己投的一小笔钱外，我主要充当中间人，我当时决定买少量股票，拉塞尔认定我应该从他那里买（这将减轻他的债务，同时省下代理费）。财务安排解决后，信的内容就有所不同了。
信的主题变成了我们什么时候和如何才能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我有望因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业务去纽约出差，参加一个由联邦储备银行主持的关于消费贷款与分期付款销售的项目。但是我没有去成，因为一位比我职位高的工作人员想要去。在知道米尔顿不会来华盛顿参加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后，我决定自费去纽约。那次周末会面中，我们商量出了一个结果：平时分开、周末相聚是最不能让人满意的安排，因此我们决定结婚。我觉得我会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工作一整年，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在1938年6月以前结婚。我不能理解两个相爱而且希望生活在一起的人怎么能够接受平时分开、周末聚在一起的工作。
初访纽约时，海伦·伯恩斯邀请我和米尔顿吃中饭。这是我第一次见阿瑟与海伦，不过此前我已经从米尔顿那里听到许多关于他们的事。那天下午阿瑟要去华盛顿，他要和我乘坐同一趟火车，但是他买的是卧铺车厢的票，而我坐普通车厢。阿瑟改了票和我坐在一起，这让我觉得他真好。我们到华盛顿时已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这份友谊后来持续了一生。他带我回家，和我讨论了3个小时的资本理论史，这是我正准备写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因为他的友善与关心，我后来还有机会得到过他的帮助。
除了继续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工作和准备我认为我们未来的生活中会需要的东西（在解决了股票问题之后，这成为信中最主要的内容）之外，我还要为博士学位要求的金融学考试做准备，当时我仍然准备拿下博士学位。我通过了所要求的绝大多数考试，只差一门理论方面的课。
其间有一件趣闻：我们准备趁参加1937年12月底在大西洋城举行的美国统计学会年会之机顺便会面，米尔顿负责为我们两个人订房间。他在12月1日给我的信中说：
星期一早晨我到办公室时看到了一份美国统计学学会的计划，上面说，会议将在查尔方特-哈登大厦举行。我立刻写信订了3美元一间的房间，但是我今天收到回信说，3美元一间的房间已经订完了，他们为我们订了两间4美元一间的房间。
随后我会给另一家只隔一条街的饭店写信订两间3美元的房间，如果能订上，我就取消在查尔方特-哈登大厦的订单。如果订不上，我想我们只有住4美元的房间了—但这确实不是一个好价钱。
如果我们住在一间房子里这会便宜一些，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
{米尔顿}罗斯写的这段往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就在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我坐在前往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我准备在大西洋城递交的已完成的论文的原件和所有副本。下车后，我惊恐地发现我把信封忘在车上了！绝望之中，我穿过马路，登上每辆返回的汽车，询问是否有人将信封还给司机。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小时之后，一位司机递给我丝毫未动的信封—在那已经过去很久的岁月中，奇迹就这样在第五大道上发生了。
{罗斯}我们的下一件事就是找一处地方度蜜月。因为大多数在研究局工作的人都要去度夏，并在度夏的地方继续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用整个夏天来度蜜月。当然，米尔顿也告诉我他至少必须一边玩一边工作，就好像我不知道这一点似的。我其实也希望这样，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特别是要适合工作到深夜，因为我们两个人似乎都是那种喜欢夜间工作的“夜猫子”。经过米尔顿的多方努力，还征求了洛伊丝·克拉克的建议，并写了许多信找房子订房子，最终我们选择了位于缅因州北洛维尔的凯泽湖畔的一所房子—我们的朋友阿布拉莫维茨前年曾在那里度过蜜月。
我的家人在西海岸，米尔顿的家人在东海岸，而我们计划住在纽约城，并决定在纽约结婚，这就意味着我的家人不会参加婚礼。我父母这个经济阶层的人不旅行，更不会穿越北美大陆旅行，当年是这样，现在这个阶层也是这样。我哥哥阿伦本可以代表我的家人参加婚礼，但是他在欧洲要待一年，所以也无法前来。不过，他得知我们的计划后在给我的信中对我的选择表示支持。
我特别不善于在面对重大事情时恰当地调整感情。在离伦巴第街不远的伯青巷也不适于调整感情。这一点你肯定知道。我会对你选择的任何人表示欢迎，但是我非常高兴你选择了这个人。米尔顿是一个好人，我一直喜欢他。他超出常人的能力是大家公认的。人生还有何求？
我并不主张你们在未来的家里建立一个经济学王朝，但是共同的兴趣能产生吸引力（告诉他我将不支持他强烈的新政倾向—一个滥用词汇的极权主义）。
—阿伦·迪雷克托致罗斯·迪雷克托。
因为父母不会出席婚礼，所以我在这个重大事件前回家去看望他们和亲朋好友。我在华盛顿的朋友给了我一个美妙无比的送别。再加米尔顿用一种新历法（DN-涅磐前的日子）拍来的电报更让我兴高采烈地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