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参见我的文章：”Oodoov Economics,“New York Times,（February 2, 1992）.
[21] Anderson, Revolution, pp. 267-268.
[22] Newsweek, November 15, 1982,p.90.
[23]具体描述可参见：Anderson，Revolution, pp. 269-271。
第24章 智利
{米尔顿} 1955~1964年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智利天主教大学之间有一个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为智利学生提供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并由芝加哥大学派学者到智利天主教大学帮助他们提高经济系的办学水平。我们的人前往智利面试奖学金候选人，使得一批高素质的智利研究生来到芝加哥大学。阿诺德·哈伯格是芝加哥大学最积极参与这个项目的教授。他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从1955年起多次前往智利，与一位智利人结婚，而且担任智利学生的指导教师，他的学生中偶尔也有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我参与了这个项目，在芝加哥大学讲授经济学理论这门研究生的公共基础课程，并主持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研究室中有一些智利学生。
从阿连德到皮诺切特
1970年，在左翼政党的支持下，萨尔瓦多·阿连德成为智利三位总统候选人之一。他获得了36.8%的选票，多于另外两位候选人，但是没有超过半数，因此根据智利宪法，还要由参议院推选一位胜利者。根据长期以来的传统做法，政党间进行了广泛的谈判，阿连德被任命为总统。
1973年9月，在大范围波及的混乱与抗议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下的军队发动了政变，政变中阿连德被杀。
做为对政变的回答，在莫斯科指导下的世界范围……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目的是要推翻现在统治着智利的军事独裁政府，恢复将这个国家带到混乱边缘的统治。
”芝加哥男孩“
那些从芝加哥大学返回智利的学生，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摆脱困扰智利经济的停滞不前状态的一种办法。1972年下半年，当时阿连德的政策似乎已将经济推向崩溃……（他们）开始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到政变发生时，他们已经完成了189页的初稿，其中既有调查分析也有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个计划交给将军。“[1]
在头一年半的时间里，将军们对这些方案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们让军队负责发展经济。军队基本上无所作为，这毫不奇怪。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严重，世界性的经济萎缩又引发了智利的经济萧条，皮诺切特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这是后来以此闻名于世的一批经济学家，指定了他们中的几位担任政府要职。
我惟一直接参与智利事务的经历就来自于此，当时哈伯格请我陪他去智利，参加希波泰卡里奥银行资助的为期一周的公开研讨会，一起参加讨论的还有我们的博士生之一卡洛斯·兰格尼，他曾经积极地参与过巴西的经济改革。
在智利的六天
按计划，研讨会既要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又要让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第一印象。研讨会由我们和政府官员、公众代表及军队成员一起参与。按计划，经过讨论我们要告诉公众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及我们所推荐的解决措施。但是总而言之，正如我在有关这次访问的笔记中所写的，其结果是”日程始终十分混乱“[2]。
在我们的讨论还没有进入最重要的通货膨胀问题时，这一切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正如我在谈到与私人企业代表的讨论时所说的：”逐渐显现出的重要话题之一是通货膨胀给私人企业运营造成的巨大困难。一次又一次……我一再询问，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来处理那些与极高又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直接有关的问题。毫无疑问，许多人估计过高，他们回答说，花在这上面的精力从来没有少于20%，有时甚至高达90%。“
会议中，我们与皮诺切特有过一次讨论，这次讨论后来被夸大成为指责我是皮诺切特的私人顾问的一个证据。正如我在笔记中所写的：”讨论持续了大约45分钟，讨论中我们通过翻译交谈，很难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他对我们对智利形势的看法非常有兴趣。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对休克疗法非常有兴趣，但是显然担心它可能造成的暂时性失业。除此之外，他没有表现出他本人和政府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强调并催促我在访问结束后，为他写一个意见备忘录。“我在返回芝加哥大学后写出了我的看法[3]。
我认为”芝加哥男孩“已经得出了结论，应该使用休克疗法结束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结束通货膨胀和恢复经济都至关重要的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通货膨胀显然是因为政府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的①。我们的角色是审核他们的结论，盖章批准，后来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并且向公众与军政府推荐了这个办法。
我们三个人都参与了许多次研讨会性质的会议，每个人都发表过公开演讲。在天主教大学和智利大学向学生发表的演讲中，”我不讲以前演讲中关于通货膨胀的话题，而是谈自由的脆弱，强调自由社会的可贵……以及福利国家出现对自由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从听众的反应看，这对他们显然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在听这样的演讲时，两派学生都深受震动。“[4]
六天的访问再加上我作为教授的重要角色，造成了我们始料未及的后果—在此后的10年中让我们疲于应付。其中包括我所到之处几乎都会发生抗议活动，最大的一次是发生的斯德哥尔摩1976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时，大约有5 000名抗议者。在做事先约定的发言时，我和罗斯都习惯了从厨房或是其他通道走上主席台，为的是避开在前排的抗议者。我的罪名是”一群经济学家的思想体系设计师和非正式顾问……他们操纵了智利经济“[5]。对于指责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里操纵智利经济，我从来弄不清是该觉得可笑还是气恼。
反响
两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件标志着反对我的活动开始了：
1.《纽约时报》1975年9月2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我是”军政府经济政策的指路明灯“，随后是《纽约时报》上由安东尼·刘易斯写的专栏文章，他的文章中写道：
美国应对之负责的一个有趣的领域是经济领域。智利军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为基础的。弗里德曼本人访问过圣地亚哥，是他向军政府建议了结束通货膨胀的严酷政策。
与芝加哥学派观点一致的这项政策是要削减公共开支、控制货币增长及出售公共设施。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如果贫富不均继续加重，将会导致预期的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
当然，任何经济或是政治理论都有可能被滥用，与其设计者的愿望相反。但是如果芝加哥学派的纯经济理论只能以镇压为代价在智利得以应用，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是否应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呢？这是一个关于学者的社会责任的问题，让人难以回答（这里暗示的假设是，还有一种可以避免镇压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应用。记者是否觉得有责任说出另一种选择是什么呢？）。
2.学生报纸《芝加哥放逐者》（Chicago Maroon）1975年10月3日在头版以《抗议弗里德曼的激进计划，谴责哈伯格》为题做了报道：
由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起，校园及地区的左翼组织成立了联合阵线，抗议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阿诺德·哈伯格参与为统治智利的军政府制定政策的活动。
联合阵线的正式名称是”反对弗里德曼-哈伯格与智利军政府合作委员会“。联合阵线号召今天在行政楼前的院子里举行抗议。
富于鼓动性的海报上这样写着：”用抗议与揭露把弗里德曼从校园驱逐出去。“
《芝加哥放逐者》要求我回答斯巴达克斯青年团的指责，我做了答复。他们在同一天（10月3日），在报纸上发表了我在7月给一位严厉批评我的教授的匿名信所写的回信。我的信于1975年10月27日由《华尔街日报》再次刊载。
大约10天后，学生当局拒绝了拟议中的对我和阿诺德的指责。稍后，10月27日，学生当局成立了一个”调查弗里德曼-哈伯格问题委员会“，这种做法立即受到芝加哥大学校长约翰·威尔逊的批评，最后不了了之。
联合阵线组织的抗议很烦人，尤其是抗议中纠察队举着标语在我们住的公寓楼前走来走去，不过他们不是特别认真。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此后5年多时间里许多抗议活动的开始。
出现在报纸与期刊上的文章也像抗议活动一样烦人。例如，1976年1月《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智利的文章，题为《为智利经济症结所开的一剂烈药》，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我和阿诺德，其中毫无根据地公开指责我们与中央情报局有着”令人不快的关系“。1976年8月，曾经担任过智利驻美大使并在阿连德政府中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奥兰多·列特里尔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可怕的自由经济钟声》[5]。文章发表后不久，他在华盛顿被暗杀，这成了丑闻，激起了民愤，他也立即成了烈士。他的文章在《卫报》上重新刊登，也在许多其他报刊上转载，这毫不奇怪。
他至少愿意在阿连德政府试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形式中提供一个选择，但是刊登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文章与社论却连这点长处都没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处心积虑的，是卑鄙、肮脏、残忍的，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而只是暗示。文章说我们支持的是一个法西斯军政府，而这个政府以折磨人民为乐。文章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行的选择，有些思维敏锐的人可能已经提出建立，但是没有一位作者说出这种选择是什么。
这些公开攻击的特点是千篇一律，同时与抗议相伴。有一次我在旧金山俱乐部演讲时遇到了抗议活动，事后我们在街上捡到一张揉皱了的参加抗议的邀请函，上面日期和地点都是空白！在另一次抗议中我们明白了，不仅传单上的措辞而且参加者的面孔，无论在康奈尔、芝加哥、圣迭戈都是相同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了，对我们的抗议是世界范围内反对智利皮诺切特统治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更让我不快的是学术界表现出的怯懦。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其中一个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哈佛大学的兹维·格里切斯，他过去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他给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深红》（Crimson）写过几封精彩的信。但多数学者却躲躲闪闪，希望能站在”正确的“，即”进步的“一边，即使他们没有公开地谴责我。
阿诺德也饱受抗议之苦，但是不像对我的抗议那样频繁，尤其是在我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事实确实如此，甚至就像是克劳迪娅·罗塞特说的：”’芝加哥男孩‘……经常被说成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但是弗里德曼并不很了解他们，而且他对’芝加哥男孩‘在智利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直接影响。他们真正的指导者是阿诺德·哈伯格……他从1955年起就经常访问智利。“[6]她说的完全是准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听过我的课，少数参与过我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研究活动，但毫无疑问的是阿诺德与他们的关系比我密切。
我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与戈德华特与尼克松的关系，我在《新闻周刊》上主持的专栏，而获得诺贝尔奖更使我为公众所知，因而成为更有价值的攻击目标。
1976年10月14日宣布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催化剂是两封批评诺贝尔奖的信，这两封信发表在10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上，两封信的日期都是10月14日，都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每一封信都由两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一封由戴维·巴尔的摩和S·E·卢里亚签名，他们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另一封的一位签名人是乔治·瓦尔德，他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另一位签名者是莱纳斯·鲍林，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一次是化学奖，一次是和平奖。四位事务繁忙的科学家，在诺贝尔奖宣布几个小时内就做出反应，各自联合起来决定给《纽约时报》写信，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确实存在着无形的手。
我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的当天（1976年12月1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诺贝尔奖与诽谤》，社论中这样说：”假设有最微小的机会能枪毙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他还是秘密法西斯主义者和虐待狂，我们看到，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忍不住要扣动扳机。这一举动有强有力的冲击力，弗里德曼先生之谜在许多人心中已无法磨灭。但是任何人只要花些时间去了解真相都会明白，这些诽谤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时对左派的诽谤是一样的。“
诺贝尔奖庆典因为颁奖仪式上个别人的抗议而显得美中不足，而且发生了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参见第26章中的更全面讨论）。
因为我不是《纽约时报》的读者，所以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信刚刊登时我没有看到，但是很快我的朋友与反对者就提醒了我。几个月后，1977年5月22日，《纽约时报》又发表了后续文章，标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智利军政府及他们的合作》，其中包括我写给四位签名者的信、他们中的两个人的答复及我的复信。在此期间，《纽约时报》发表了争论双方的信，《华尔街日报》为我做了辩护。同时我也收到大量的信，既有表示仇视的，也有表示支持的，但是支持者比仇视者要多。
抗议并未随着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结束而结束。1977年9月，斯巴达克斯青年团还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议，当时我在康奈尔演讲，自由美国青年同盟也举行了反抗议。1977年11月，我在旧金山俱乐部发表演讲，题目为《自由麦卡锡主义》，我在演讲中讲了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应用于左派与右派的双重标准。与往常一样，演讲的同时伴随着小规模的抗议。
同样，1977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上，餐厅外面正举行抗议，而餐厅里面正在为我获得诺贝尔奖举行宴会。这次我和罗斯也是经厨房进去的。
除了因我获得诺贝尔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外，其他抗议的规模都比较小，最多只有几十个狂热分子。抗议者加起来也没有听众多，而听众一致站在我这边。这里引用一段报纸对我在斯坦福大学演讲的报道，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这类场合下的气氛：”星期二晚上，弗里德曼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演讲时，大约十几个和平的抗议者在会场外举着标语，唱着歌，一小群人在会场内对弗里德曼发出嘘声，而挤满会场的热情听众有1 100多人。“[7]
”休克疗法“的结果
与所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几乎完全一样，也正如我在智利的讲话中所预言的那样，放慢货币增长的最初结果是经济萎缩，这和1981~1982年时的美国一样。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里根总统的支持下，在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采取措施制止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滞胀，结果也出现了经济萎缩。随后，价格增长趋缓后，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这与预期的效果相符。1975年是智利经济严重萎缩的一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13%的比例下降。到1975年年底，价格增长率已降到一半，国内生产总值以年3%的比例增长。此后的5年，经济状况得到迅速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以年7.5%的比例增长。
引人注目的是对这些现象的不同反应。1978年，一位刚从智利访问回来的观察者写道：”阿连德时代我从智利收到的一封信这样说：’我们就像是汉普蒂·邓普蒂②，谁能把我们再凑在一起？‘我们在智利的所见所闻让我们对私有企业体制充满了信心。在被称为’芝加哥男孩（或是弗里德曼男孩）‘的群体的指导下，智利经济发生了神奇的转变，走出了混乱的绝境。“几乎与此同时，《底特律自由报》（Detroit Free Press）的一位专栏作家刚从智利访问返回，他写道：”（在智利实施的经济政策的）后果是公共教育、卫生及社会项目惨遭损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被颠覆。人们付出的代价是日趋严重的文盲、卫生问题、经济停滞与萎缩。“[8]同一件事可以说得完美无缺也可以一无是处！
到1981年，负面评论已大量消失，智利被广泛地称赞为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智利国内，公众也认可了经济政策，这表现在皮诺切特政府在对宪法的公民复决中获得了多数。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局因通货膨胀率下降和经济增长而欣喜若狂，在1979年决定将智利比索钉住美元③。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较低的两位数，这对美国是高通货膨胀率，但是低于智利。智利当局希望能用固定汇率将智利的通货膨胀率降到美国的水平。由于里根1981年开始实施的经济政策，通胀率的下降要比他们希望的快，里根的政策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因此，固定汇率给智利造成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其结果是严重的经济萎缩。国内生产总值1982年下降了13%，1983年下降了3.5%。固定汇率政策的制定者、财政部长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于1982年4月被免职，同年8月废除了固定汇率政策。
各界对智利的评论迅速反应出了上述变化。代替赞美经济奇迹文章的是这类文章：《流产的经济试验》，《弗里德曼主义在智利经济崩溃中难辞其咎》，《智利出什么问题了》[9]。
一旦废除固定汇率政策并允许汇率浮动，真正的经济增长又重新出现了。然而，严重的经济衰退产生了不良后果，这也是为什么1988年对皮诺切特政府全民公决的结果与1980年大不一样的原因之一。这次，民众抵制了皮诺切特的独裁。让许多批评智利的人吃惊的是，皮诺切特接受了人民的裁决，在1989年12月安排了总统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当选总统。新政府基本上继续执行由皮诺切特政府开始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最后的评价
1982年1月，我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以《自由市场经济与将军》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概括了我对智利发展的看法。我写道：
在智利，在以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之下，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得以推行，这引出了一种荒谬的说法：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事实并非如此。智利的情况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遵从规律的产物。军队实行等级制，其人员注重传统，有的人发号施令，有的人服从命令。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的。自由市场正好相反。它是自愿的，权力是分散的，它的座右铭是讨价还价而不是服从。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下而上的。
其他南美国家的军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也是独裁的，就像在政治领域里一样……
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通货膨胀率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降到10%。经过一段困难的过渡期，智利经济迅速发展，1976~198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实际工资与就业率迅速上升，而失业率下降。在取消出口补贴并将关税一律急速降到10%（多数汽车的暂时性高关税除外）之后，进出口出现波动。许多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汽车运输业及其他行业取消管制，并在中小学实行教育代金券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允许个人选择是参加政府的福利体系还是由私人提供养老金。
智利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政治奇迹。一个军政府支持改革，使国家的作用迅速减弱，将控制从由上而下改为由下而上。这一政治奇迹是一些非同寻常的形势造就的。1973年军队推翻了阿连德政权，然而该政权已造成了混乱，使人们不信任中央控制经济。在整顿形势的努力中，军队采纳了由一群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制定的综合经济计划……
智利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曾经因为自由市场政策获得成功而销声匿迹的反对者现在又开始大声疾呼，这在军队内外都有。
暂时的阻碍很快就可能克服，但是我预言，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据军政府宣布这也是它的愿望。经济自由迟早将会屈从于军队的独裁，而且这种局面可能很快到来。（新闻周刊公司，1981年版。版权所有，获准使用）
对智利来说幸运的是，军事独裁政权已由民选政府所替代。
古莫辛多·鲁伊斯在1977年在西班牙文报纸《先锋报》（Vanguardia）上发表的一篇严厉批评智利的文章中得出结论：”真正能证明芝加哥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与政党）。也就是说，惟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10]
正如我所写的，在”芝加哥男孩“获得授权20多年后，效果已是有目共睹。从1973~1995年，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半还要多，通货膨胀率从500%降到8%，婴儿死亡率从6.6%降至1.3%，预期寿命从64岁升至73岁[11]。随着政权由军队转到选举的政府手中，真正的政治自由也得到恢复。智利确实做到了”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
注释
[1] Rosett,ooking Back on Chile,?pp. 25-26.
[2]后面的所有未注明的引文都引自我当时口述的笔记，但不是在智利而几天后在斐济岛的斐济饭店，我们在那里短期休息后前往澳大利亚。
[3]此后的几年里我还几次写信给他，请他宽大和释放犯人，这些人的案件引起了我的注意。
[4] 1975年12月我在杨百翰大学做过基本类似的演讲，”The Fragility of Freedom“，并出版了经修订的版本，”The Line We Dare Not Cross“载Encounter（November 1976, pp.8-14）。并以”The Path We Dare Not Tabe“为题出版过节选。载Reader Digest（ March 1977, pp. 110-15）。
[5] Orlando Letelier,conomic'Freedom Awful Toll,?The Nation, August 28, 1976, p. 137.
[6] Rosett,ooking Back on Chile,p. 25.
[7] San Jose Mercury News, February 11, 1978, p. 3b.
[8]第一段引自：Robert and Frances Tracy,”Chile Revisited,?（ June 22, 1978）。第二段引自：Maryann Mahaffey,hile Suffers in Friedman Economy,?Detroit Free Press（July 3, 1978, p.9A）.
[9]第一篇：Claudia Rosett, New York Time（ July 3, 1983）；第二篇：Steven K. Beckner, Washington Times（August 18, 1983）；第三篇：Larry A. Sjaastad, National Review（September 16, 1983）。
[10] Vanguardia, March 1977,由格洛丽亚·瓦伦丁翻译。
[11]我感谢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为我提供的数据。
第六部分 旅行与工作
《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也建议要采访米尔顿，让他谈谈自己的观点，这让他大吃一惊。他认为自己不是《花花公子》的恰当采访对象。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这份杂志有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读者群。
第25章 旅行与工作
{罗斯}我们的共同生活有高潮也有低谷，但从来也不乏味。一般而言，低谷在前，高潮在后。
1966~1976年间有三件事同时发生，使得这一时期既活跃又兴奋，最后以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而达到高潮。但是1972年，却从高潮开始，以低谷结束。
1966~1971年
米尔顿的货币研究（《美国货币史》在1963年出版）引来了许多商业与货币会议的邀请，既有在国内的，也有在国外的。另外，他与早期的尼克松政府的关系，尤其是他所主张的改革，如得到尼克松支持的志愿兵役制与负所得税改革，引来了大量的报刊与电视报道。他还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并接受了一些电视节目的邀请，如《与新闻界见面》、《面对全国》和《唐纳休谈话节目》，再有就是访问外国。他因扞卫自由企业体制（《资本主义与自由》在1962年出版）而为大众所知，许多人邀请他发表公开演讲。不断的邀请一度像潮水一样涌来，正当逐渐减少时，又因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而重新增加。
这一活动还伴随着报刊电视上广泛而充满赞誉的报道。先是《时代》的封面报道（1969年12月29日），之后是《纽约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1970年1月25日），两个报道都有米尔顿的漫画。我还保留着《时代》的封面和登在《纽约时代杂志》上的漫画。
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上这样描述我们如何被介绍给《时代》：“1969年12月，当我们短期访问纽约回来时，发现我们在佛蒙特的邻居非常兴奋。似乎是《时代》杂志的人曾向他们询问我们大概去了哪里，是否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当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回来的第二天，《时代》的记者和摄影师就来到我们家做采访，并为封面报道拍照片。”[1]
封面报道介绍了米尔顿的学术成就，也介绍了他这个人。举一个小例子：“弗里德曼是一个全身心专注于思想的人。他的基本哲学观很简单也并非独创：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中都一样。他与众不同的是将这一原则无一例外地应用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问题，不管此人他是喜欢还是讨厌，甚至不考虑应用时的实际困难。他在各界中引起的反响十分复杂，保守主义者、新左派激进主义者和大量中间派中的几乎所有群体，对他都是时而欣赏，时而气愤。”
纽约自由主义者米尔顿·维奥斯特在《纽约时代杂志》写了同样盛赞米尔顿的文章。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他在左派信奉政府管制的时代倡导经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右翼”经济学家，这一印象似乎又因为他1964年与戈德华特的合作而得到印证。
但是如果“右翼”的意思是指过度关注社会的既得利益，以至于沉溺于现存社会体制，那就太不符合事实了。弗里德曼不是商会经济学家，他肯定也不是伯奇分子①，无论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他提出的是一些受到社会赞同与拥护的计划，在我们的时代，纯属激进派。弗里德曼也许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但是当政府宣称是帮助穷人的计划却让富人更富时，他绝不原谅这样的政治体制。
《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也建议要采访米尔顿，让他谈谈自己的观点，这让他大吃一惊。他认为自己不是《花花公子》的恰当采访对象。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这份杂志有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读者群。从声称自己看了对米尔顿的采访的人，以及《花花公子》收到的评论这次采访的读者来信判断，读这份杂志的严肃人群的数量要比我们以为的多得多。例如，我们发现安东尼·杰伊在谈到《自由选择》时，首次提到米尔顿的思想就是在《花花公子》的采访中。
这一时期，新闻界对米尔顿的赞誉还是多于与之相伴的因为智利之行而引来的诽谤，这些诽谤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参见第24章）。
访问外国的机会很适合我们，尤其是我。我的母亲职责已经基本完成，这让我能自由地加入米尔顿那些与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国外旅行，其中大多数是发表演讲和参加学术会议，当然还有观光旅游。
戴维已经返回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读物理学的研究生，但是住在他自己的公寓里。珍妮特已经进了法学院，与卢·斯坦斯比订了婚，她是在伯克利玩桥牌时认识他的。卢是一位数学天才，正在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同时还是一位桥牌高手。他们的朋友大多数在湾区，因此这一地区显然会是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令人高兴的是，习惯在圣诞节与新年之间举行的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年会，1966年将在旧金山召开，这样一来，我们的许多朋友届时肯定也会在那里，而婚礼正好也在那时举行。
日本
继1963年在日本长期停留后，我们在1966年重访日本，这是此后八次访问日本的第一次。八次之中有些只是去日本旅行，其他是与去别的地方旅行结合在一起。无论旅行是长时间的还是偶然路过，米尔顿都至少要在《日本经济新闻》周刊的赞助下做一次演讲，这份杂志每年都要赞助一系列经济学讲座[2]。报社的社长总是在演讲的当晚举行宴会，西山一般都担任米尔顿的翻译，社长的副手总是会参加宴会。宴会总是在一个日本艺妓馆里举行，通常是在Kitchko。晚宴既有日本美食，也有日本娱乐，同时还有有趣的谈话。
西山几乎是我们整个旅行的导游及陪同人员，每次旅行无论时间长短，他都肯定地说，我们每次只看到了日本的一小部分。
{米尔顿}我们1966年旅行的目的是要与西山讨论立教大学的项目，他在这个项目中负责研究日本战后经济增长[3]。他的项目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基金会同时也资助我们的旅行[4]。这次我们再次访问了京都，除了观光外，我还参加了货币专题讨论会。
随后我们又去了内海的一个小镇—仓敷。西山认为我们应该参观仓敷，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日本小城，大原纺织公司就在那里。但是在仓敷最有趣的是参观艺术博物馆，这是纺织厂的创建人大原先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建的。艺术博物馆位于一组典型的日式建筑中，有一处专门收集日本纺织品。而博物馆的建筑是一个仿建的小型希腊神庙，看上去当然不伦不类。馆内收集的是我们所见到过的最糟糕的印象派画。许多画签有着名印象派画家的名字，如塞尚、杜飞、马奈、雷诺阿等等，但是显然不是这些画家最好的作品。我们从希腊神庙受到启发，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原先生想要让日本人了解当时欧洲最杰出的艺术。他向在巴黎学习艺术的日本学生提供固定资助，鼓励他们购买艺术品，以此扩充他的博物馆的展品。展品重数量甚于质量。
{罗斯} 1970年日本承办了一次国际博览会，主题是“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米尔顿被请去做系列演讲之一。他演讲的题目是《自由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类进步与和谐中的作用》。
主办方的招待极好。我们自始至终有博览会的导游陪同，此外还有一个全日制的导游，是一位说着流利的英语的年轻女士。我们多年来一直与她保持通信联系，十几年后她来美国时我们还见到了她。
据官方导游手册说，美国馆有着“椭圆半透明屋顶”，是有史以来“跨度最大、最轻的气承式屋顶”，因此很引人注目。空旷的空间里没有一根柱子，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再加上还有许多独特的展品。
{米尔顿}韩国银行邀请我做一次演讲，因为我们从未去过韩国，就决定在我们结束旅行时到汉城停留一天。尽管这次旅行很短暂，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这个东亚国家与日本非常不同。可惜，后来我们再也没能找到机会较长时间访问韩国。
此后1983年和1985年两次访问日本都是出席由日本银行的货币与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国际货币会议。这个研究所建于1982年，是为了纪念日本银行建立100周年。发起这次会议的是江口英一，他曾经参与过我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工作。他请我担任研究所的海外特别顾问，并在每次会议上做主题发言[5]。1985年，铃木良夫担任研究所的所长，组织了第二次会议。我在以前的访问中已经和他很熟，而且一直保持联系。他是一位学识广博而又有经验的分析家，专门分析日本经济，也是朝圣山学会的成员。他近年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成为日本议员。
安达信公司1985年正在建立“未来金融中心”的日本分部。他们计划的开幕时间正好在会议之前，因此我同意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另一位国外发言者是利奥·梅拉梅德，是他使我卷入了此后的争论（参见第21章）。我们和利奥与贝蒂·梅拉梅德一起在东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我们最后一次去日本是1988年参加西山组织的朝圣山学会会议。这次会议不寻常是因为会议在一天内分别在东京和京都两地举行。有机会会见我们的日本朋友使这次会议更加有吸引力。会后，我们从日本第二次前往中国访问。
我与日本的友好情谊的最高潮是1986年天皇为我授勋—“一级神圣大绶带”。根据规定，天皇应在东京授勋，但是我不愿意为此专程前往日本。因此日本驻旧金山领事破了一次例，由他在旧金山领事馆授勋，他的解释是这是海外领土，在理论上是日本的土地。在难忘的正式仪式后，我们和一些朋友享用了美味的晚宴。绶带是一件珍贵的物品，它尤其让我想起奥地利经济学家尤金·庞巴维克的着名画像：一条宽宽的绶带斜搭在他的胸前，镶满珠宝的勋章别在绶带上。
在多次访问日本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变化。1955年我去印度途经日本时，它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战争的伤痕还明显可见。八年后，我们有了一次在日本停留时间最长的访问，我可以说，日本是我喜欢的国家，因为我这个不足一米六的人在这里像是一个高个子。这时战争的痕迹尚未完全消除，但是已不太明显，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有目共睹的，而且统计数据证实了所见所闻：日本发生了迅速的进步。以后的每一次旅行都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我关于日本人身高的评论已经过时，在两次旅行之间我眼看着年轻一代越长越高。我们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是1988年，当时正处于后来被称为泡沫经济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股价和地价膨胀到了难以控制的高度，最终在若干年的经济萎缩和萧条后出现了1990年的股市崩盘，日本经济至今（到1997年）还没有恢复过来[6]。
伊朗
1970年9月，我们受伊朗中央银行的邀请在伊朗度过了一周。我在银行以《发展中社会的货币政策》为题做了一次演讲。银行后来在它的简报上发表了我的演讲[7]。此外，我还主持了几次研讨会，与政府官员讨论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计划。这一周中的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这个国家游览。
伊朗国王当时还在位，也许正处于他统治的巅峰。表面上（当然是对短期访问者而言），一切都平和有序。一个外国垄断公司与政府公司共同管理着伊朗最重要的资源—石油，根据协议，伊朗能得到50%的利润。国家控制着多数经济部门，但是小规模的行业与零售业方面的私人市场非常繁荣。
{罗斯}在德黑兰我们住在希尔顿酒店，在那里吃了许多鱼子酱，以至于在一周结束时，我们宣布在今后的几年内都不会有任何兴趣再吃鱼子酱。着名的自由集市因其商品数量及种类繁多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忍不住给我姐姐和自己各买了一条做工精美的金项链，还买了一个带有国王头像的纪念章。
我们从德黑兰驱车前往伊斯法罕，它是着名的地毯中心。和多数旅游者一样，我们参观了地毯厂并为所见所闻而震惊。织机矗立着，高度也许有两米多，甚至更高。在架子顶端上织毯的是小姑娘，顶多十几岁，在我们看来只有八岁。我们被告知，她们在编织方面技艺过人，而且每次只在上面干一个工作日。我们参观时，她们正在为教堂编织一个巨型地毯。
我们又从伊斯法罕去了设拉子，这是偏远的波斯帝国遗址的所在地。我们租了一辆很旧但是维护完好的梅塞德斯出租车去遗址，米尔顿问出租车司机他的出租车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他所说的价格足够在德国买一辆新的梅塞德斯汽车—这是我们在印度观察到的同类现象的另一个例子（参见第20章）。伊朗为了发展国有汽车工业，对进口汽车实施禁止性关税，同时限制进口二手汽车。
这是一个面积广阔的遗址，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由大流士国王开始修建，他将这里作为他的庞大帝国的首都。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发现了波斯帝国的遗址并开始挖掘工作。伊朗方面后来接手了挖掘与修复工作。
遗址虽然面积广大而且保存完好，但也只能隐约看出当年恢弘的结构。大约有50英尺高的柱子顶端擎着雕像，一般是双头的牛，或是狮子，或是鹰。这些雕像有几吨重，却被安置到高柱子的顶端，放在那里非常安稳地度过了两千多年。就像我们参观其他许多古代遗址一样，我们在拿自己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与古人比较时产生了一种自卑感。
当我们询问如何将一个雕像举到柱子的顶端时，我们的导游解释说，先把沙子在柱子周围堆起来，然后再用大量的人力（也许是畜力）将雕像沿着沙子的斜面拖上去。我们无法判断这种解释是否正确。然而，这种原始方法所能取得的成就无疑让我们叹为观止。令人惊叹的成果犹存于世，但是为创造这些成果遭受的苦难却随着时间消失了。
在阿帕达纳宫东楼梯间柱子上画着波斯皇帝封建统治下，诸侯国使臣带着礼物、贡赋和本国特产献给国王的情景。当我们走近柱子时，印象最深的是画面非常清晰、生动。我们一行人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你估计这是复制的吗？它们看上去太好了，不像是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另一位正在仔细查看柱子的旅游者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很有把握地说：“它们当然是原作。它们面朝下埋在沙子里，因而一直被保存了下来直到20世纪被发现。”我记得后来似乎也在旅游书中读到过这种说法。
南西班牙，1971
{米尔顿}我们参加了1971年9月在蒙特勒举行的朝圣山学会的特别会议后（参见第21章），又参加了由《世界》（Mundo）报组织的关于货币政策的研讨会，这是一份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周报。这次研讨会宣布的主题是《没有通货膨胀的发展：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但是我记得会外活动要比我参加的会上讨论更好，其实邀请信就预示了结果，信中说：“（9月）13~16日的日程是宣读着作与论文；17~19日，邀请外国教授游览西班牙，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他们可以因此而了解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计划的几处参观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世界》报社社长，同时也是有影响的天主教人士—塞巴斯蒂安·奥格安排我和另一位与会者—着名的公共财政政策权威人士理查德·马斯格雷夫一起拜访了胡安·卡洛斯亲王，他已经被佛朗哥定为未来的国王和国家首脑。佛朗哥死后，他在1975年宣誓成为国王。亲王曾在哈佛学习过，在那里修过马斯格雷夫的课。他是一位极聪明、极讨人喜欢的年轻人。
{罗斯}有人建议我们去参观一个有私人斗牛场的农场，我们犹豫了一下才同意。1953年我们曾去过马德里斗牛场，因为我们的朋友兼同事厄尔·汉密尔顿说：“你在西班牙必须要看斗牛。”我们去看了，然后发誓今后再也不看斗牛。但是在私人农场的表演很不一样，主人让几头牛参加角斗，表演很专业，只是没有最后用剑给牛致命的一击。客人被邀请参加部分角斗活动，不过米尔顿没有接受。我们听说，尽管这种模拟斗牛不杀死斗牛，但是牛第二天也要被屠宰，因为它们获得的经验使它们太危险了。
我们参观了在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的几处酒店，观看了如何将多年陈酿的葡萄酒经过搅拌最后制成雪利酒，同时还要保持产品的均质性，这个过程漫长而又复杂。当我们看望住在桑卢卡尔的杰拉达·德·奥林斯-波本时，又去参观了桑卢卡尔一家极棒的酒店。我们是1981年在秘鲁认识杰拉达的，当时她是赫南多·德·索托的妻子。我们和杰拉达一起去参观的酒店的店主在雪利酒桶上收集客人的签名，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签名收藏。应他的要求，我和米尔顿为他在桶上签了名。在这个酒店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仪式：品尝正在酿造的雪利酒，鉴定其是否达到可以装瓶的程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品酒人的潇洒风度，他一把抓住酒桶长长的出酒斗，高举过头，把酒倒进另一只手拿着的酒杯里，一滴酒都不会溅出来。
我们参观巴塞罗那的日程还包括参观毕加索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专门收藏毕加索早年在巴塞罗那（“蓝色时期”）的作品。博物馆陈列的作品涉及传统的风景、人物和诸如此类的题材，在我们看来，这些作品要比后来的前卫作品更触动人心。
高潮与低谷，1972年
1972年对我们确实是极端的一年。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一年里，同时也发生了最令人难堪的事。我们的第一个孙辈—理查德·凯尔·斯坦斯比出生了，他生于7月4日，那天是他的外公60岁的生日。9月，我们的儿子和黛安娜·福沃特结婚，我们家又增加了新的成员。我们还补庆了米尔顿的生日，在夏洛茨维尔举行了激动人心的聚会，他的许多学生和学术界同仁参加了聚会。这是这一年中最欢乐的三件事。在另一极端上，这一年的最后几周是在担忧中度过的。米尔顿一直身体健康，但是此时他因冠心病在芝加哥大学医院做了两个星期的观察与治疗后，证明治疗无效，在梅奥诊所做了心脏手术。
这一年开始时，米尔顿在洛杉矶参加了一个保守党的电视节目，这是一个与克莱尔·布斯·露丝斯、威廉·F·巴克利及詹姆斯·巴克利一同参加的谈话节目。巴克利兄弟要去南极洲，我们要去夏威夷，米尔顿计划在那里教授冬季学期的课程，而克莱尔要回她在夏威夷的家，因此在节目做完后我们一起飞往夏威夷。这是一次令人怀念的旅行。旅途中我们继续讨论节目中提到的有趣话题。让我觉得更加有趣的是在米尔顿和威廉聊天时，我和克莱尔与吉姆讨论天主教的教义。到夏威夷后，我们一起到克莱尔家中吃早餐，由威廉·巴克利担任厨师。这是在夏威夷令人愉快的四个月的开端（参见第15章）。
幸运的是，我们在夏威夷的家离克莱尔美丽的家很近，她的家中摆满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寻常的手工艺品，这是博物馆与家的结合。我们认识她后和她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她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谈话者，我们有许多共同兴趣，总是有许多可以讨论的话题。她和我最近都做过白内障手术，因为这是在植入式人工晶状体出现之前，当时只能用隐形眼镜，我们两个人对使用隐形眼镜都有一些问题，因此经常互相探讨。
米尔顿应该在以色列的戴维·霍洛维茨系列讲座中做两次讲座（参见第27章），当我们计划夏威夷之后的旅程时，发现从夏威夷直接去以色列比从芝加哥去更好，那样能够多给我们几天时间顺路去日本。因为我们历来喜欢访问日本，哪怕是短期访问，所以我们顺便在东京停留了四天。米尔顿会见了首相佐滕，和他讨论了汇率政策及经济政策。我们还去了香港，然后去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的时间很短，因为已经离家几个月，我们归心似箭。我们转道波士顿飞回佛蒙特，在波士顿海关有一次气人又稀奇的经历。我们认为自己可以自由通过，可是当我们正在叫搬运工时，一位官员拍拍米尔顿的肩膀，让我们和他还有一位女官员一起去旁边的办公室。一进去，他们就直截了当地要求检查米尔顿的钱包和我的手袋，接着就彻底地翻了一遍，也不说他们在找什么。男官员在翻米尔顿的钱包时，偶然看到他的一张名片，态度立刻就变了。此时是充满尊敬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说：“你应该问问我就好了。”立刻就让我们走了。让我们生气的是，他改变态度是因为在仔细检查时知道了米尔顿的名字，却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怀疑我们什么。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要申报的，但是无辜并不能抵御官僚主义。
后来在我们见到乔治·舒尔茨，他当时正担任财政部部长负责海关事务，我告诉他我们的故事，还发了牢骚，但是乔治只是说他也遇到过这样的事，这可能只是随机挑选乘客以检验海关程序的效率。
除了去加利福尼亚欢迎我们在7月4日出生的外孙，我们平静地在佛蒙特度过了夏天，一直工作到9月，然后去瑞士的蒙特勒参加朝圣山学会为期一周的第25届年会（参见第21章）。
夏洛茨维尔
1970年夏天的某个时候，米尔顿以前的学生、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书的理查德·塞尔登来和我们商量，想要为米尔顿庆祝60岁生日。他说，米尔顿的一些学生想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米尔顿的感激之情，因为米尔顿为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学家付出了许多，同时也感激米尔顿对经济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希望知道我对这样一个庆祝活动有什么建议，还有我对出一本在这种情况下照例要出的纪念文集有何想法。但是我对此没有什么想法，只是从过去的经验判断米尔顿对出个人文集一般没有什么热情。
最后决定1972年10月20~21日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举行一次会议。塞尔登当时是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的主任，是主要的组织者。他同时编选了一本书《资本主义与自由：问题与展望》，这本书包括了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与讨论。正如塞尔登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可能会猜想为什么为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举行的会议，参加者中有许多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但是会议却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并由该大学的威尔逊经济学系提供赞助。解释很简单……詹姆斯·威尔逊经济系长期以来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着密切的联系。系里五个现有成员……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过研究生……而且弗里德曼是他们（五个人中三个人的）博士论文的导师。”三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塞尔登本人。还有一个人是沃伦·纳特，他的论文是米尔顿指导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既然已经决定开会，剩下的问题就是将在会议上讨论的范围具体化。塞尔登写道：“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广泛而又深远，涵盖了价格理论、货币理论、方法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周期、公共财政政策、统计学、货币政策、劳动经济学与国际金融等，要评价他的影响需要开十几次会议。”他继续说，大家认为“重新评价由弗里德曼在10年前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的全面而广泛的经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次会议计划完成这一任务。这次会议的讨论将包括这些经济政策专题，如“政治病理学”、“福利国家的特许权”、“财产权”、“污染与权力”、“城市问题”、“执法问题”，最后还有“弹性货币政策”。
这次活动我和弗里德曼都难以忘记。我们深受感动的是许多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庆祝活动。我们的两个孩子，甚至我们三个月大的外孙也来了。但是我必须承认，与他外公所提倡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是，他没有得到决定是否参加庆祝活动的权利！会议本身非常有趣。这次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还得到两本会议期间的照片作为纪念。
心内直视手术
{米尔顿} 1972年夏天的某个时候，我认为自己在夜里发生过心绞痛。我父亲49岁时死于心绞痛，我清楚地记得他痛苦的样子，他要吃一小粒硝酸甘油丸才会缓解，因此我总是非常关注自己的心脏。返回芝加哥后，我去看了雷斯纳科夫医生，他是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专家。他试图用药物控制病情，证明无效后，他建议做造影，这样可以显示血液在动脉中流动的详细图像，能够清楚地看出哪里堵塞了。芝加哥当时还没有设备做造影，因此雷斯纳科夫医生建议我去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
去梅奥诊所和我每年一次的体检不一样。他们根据我的病情而为我指定了罗伯特·O·布兰登堡医生，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脏病专家。然后，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从一个诊室到另一个诊室，做了所有要做的检查。第二天早晨我又去看了布兰登堡医生，了解检查结果。造影显示出一个严重的堵塞。布兰登堡医生诊断，心肌梗塞不会立刻发生，但是近期有可能发生。用心内直视手术解决堵塞是惟一防止心肌梗塞的办法。我们在罗切斯特花了一个周末认真考虑是继续做手术还是推迟一段时间再做。
{罗斯}米尔顿说他不愿意生活在随时可能发生心肌梗塞的不安状态中，他想要摆脱这种状态。
我们决定，除了孩子和亲密朋友外在手术完成前不告诉任何人。但是米尔顿犯了一个错误，他第一次到罗切斯特时接受了当地报纸的采访，谈论经济形势。结果媒体得知了他将要做手术的消息，全国的报纸都做了报道，几家电视台也报道了这条消息，各个地方的大量电话涌来。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米尔顿虽然有学术上的对手，这些人的世界观和他不同，但是他没有私敌。
现在，搭桥手术已成例行手术，但是在1972年却不是这样。第一例成功的搭桥手术仅在六年前完成（在克利夫兰诊所）。梅奥诊所很快就同意为米尔顿做手术。
梅奥诊所的治疗与照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米尔顿接受手术期间，我观看了全过程。如果我离开休息室，必须要通知服务员我去了哪里。在米尔顿住院期间他们一直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手术后的第一夜最重要。米尔顿血本来就止很慢，手术医生（华莱士医生）认为应在白天就能止血了，但是没有，他决定让米尔顿回手术室。接近午夜时我在汽车旅馆（这家旅馆从医院穿过一条街就到了）接到一个电话，希望我能去医院，因为他们正要送米尔顿回手术室。电话打来时我正巧在和我们的好朋友阿瑟·伯恩斯通电话，电话占线让我们在华盛顿的朋友和梅奥诊所的人都很担心。当我穿过街道来到医院时，米尔顿已经去了手术室，我就在护士值班室焦急地等待着。值班护士和梅奥诊所中所有的人一样，对病人的家属也关怀备至。他们给我拿来毯子和枕头，我太过紧张时，他们给我拿来咖啡和香烟（我一直抽烟）。华莱士医生做完手术后，就进来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这让我深受感动。他因不得不让米尔顿返回手术室而表示歉意，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很快我就可以去监护室看他了。看见他让我放心多了，但是所看到的景象却让人很难受。
在医院里的一周（或是10天），时间过得很慢。在监护室的头两三天，我只能在白天去看他很短一段时间，然后他被转到单人病房，不再限制我探视。有几天过得很艰难，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了。例如有一天，他神志不清，坚持要我为刚考完的博士生预选考试的经济学理论试卷评分，我因绝望与疲惫而失声痛哭，他才同意由他的一个研究生来为试卷评分。但是慢慢地，情况一天天好起来，他的行为也正常了。
最让人高兴的是朋友和一些陌生人的关心，他们说：“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在为你的康复而祈祷。”还不到一周，医院的病房就变得像是花房了，我们很高兴能把鲜花送给那些没有这么幸运的人。这次经历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折磨，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既有痛苦也有快乐。我们一直觉得有许多好朋友在保佑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朋友有这么多。
为了米尔顿的康复，我们决定去棕榈泉。这时正是圣诞节期间，离开明尼阿波利斯的航班的机票都售完了。就像在此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又有朋友来帮忙了。舒尔茨帮我们订到了票。在芝加哥停留是为方便乔治·施蒂格勒在机场见我们，他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飞机起飞。我们一到棕榈泉就去了阿尔钦为我们租的房子。当我走进车库时，发现一辆车停在那里，这是特洛伊·艾伦为我们安排的。我们在棕榈泉住了大约两个月。头几个星期，米尔顿虽然在恢复但是很慢，到了一月底他已经可以进行更多的活动了。里根办公室的几个人来棕榈泉和他讨论一项计划，欲提出宪法修正案限制州政府开支。在我们离开棕榈泉之前，他已经和里根州长开始在全州巡回演讲争取对修正案的支持（参见第23章）。2月17日，我们离开棕榈泉，米尔顿的康复期至此结束，从此医生不再限制他的活动。
我们非常喜欢梅奥诊所，因此我和米尔顿决定到那里做每年的体检。手术一年后，米尔顿的体检报告非常令人满意，布兰登堡医生决定不必再做一次造影来检查是否一切正常。我们第二年去梅奥诊所做的检查证明，我们对这个诊所医务人员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年度体检中，我的医生发现我的右乳房有一个小肿块。他决定拍X光来证明是否是恶性的，但是他对结果并不满意。他请来了外科医生，他们认为这个肿块太令人怀疑，应该不考虑X光的结果而是做活组织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是阳性的。我们一致同意如果活组织检查是阳性的，就由外科医生做乳房切除。后来确实做了这个手术。
我已经不记得是否讨论过做什么样的乳房切除手术。我们很信任外科医生，让他们实施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案。康复后，我又提出了进一步治疗的问题。和我谈话的医生非常坦率，他说这个诊所正在对治疗方式进行研究，当时对放疗和化疗的结果还不是很确定。如果我愿意，他可以给我一个参加研究的机会，但是他并不极力地劝说我参加。我们回到芝加哥，和几位医生朋友谈到下一步应该如何做，普遍的看法是，什么都不做也许是最好的。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只是做了年检，此外什么也没有做。幸运的是，此后肿瘤并没有扩散。虽然我们现在已不再去梅奥诊所做年检了，但是我每年都收到一张表格，填上我的健康状况。他们的统计调查肯定还会继续。
更多的旅行
南斯拉夫
1973年3月17日我们前往欧洲访问。我们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投资研究所将米尔顿的论文集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并邀请我们作为他们的客人访问南斯拉夫。迪米特里杰·迪米特里杰维奇为我们的访问做了安排。米尔顿和迪米特里杰就他在中央银行所做的研究有过通信，并于1967年和沃伦·纳特一起去南斯拉夫旅行时见过他。随后，迪米特里杰1969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米尔顿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过一个学期。
除了访问南斯拉夫的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及讨论它们面临的问题以外，我们对这个国家自1962年以来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也有兴趣（我们最后一次到南斯拉夫是1962年），当时人均拥有汽车的数量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有汽车，这个比例要高于罗马。如果工资像他们说的那样低，我们不明白这么多的人怎么负担得起。我们听说，个人有许多办法可以获得工资之外的收入。
{米尔顿}我们逐渐了解了南斯拉夫不同地区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比起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显然更为发达，经济也更为先进，而黑山地区就比较落后。同时我们还发现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和敌对情绪，但是这些差异在我们的接触中从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来。我在南斯拉夫不同地区与人们讨论时，几乎意识不到与之谈话的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穆斯林、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还是阿尔巴尼亚人。
1967年和1973年的旅行中，在参观工业企业时，我们的主要兴趣都是工人所有制与自主管理是如何运作的。这种体制与它所取代的、在苏联实行的严格中央控制的体制相比，显然生产效率更高。但是这对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选择吗？在观看这类企业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车间走过时，雇员对经理毕恭毕敬。这种关系与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中是一样，虽然在原则上经理是由工人选择的而不是从其他途径来的。实际上，经理是由管理委员会选择的，任期通常为几年，而管理委员会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一个能干的经理。
在公司层面上，关键问题是不一样的：如何分配公司的年利润？是更多地给投资者，还是用来增加投资和工资或是工资补贴（如住房）。工人对未来的投资没有什么积极性，因为一旦他们离开企业，就无法从企业今后的所得中得到任何利益。几个经理告诉我们，他们鼓励雇用亲属以便解决这个问题，即优先雇用工人的配偶与子女，为了让工人对公司的未来有更大的兴趣。
另一个问题是，现有工人反对增加新工人，因为这会减少人均利润。增加外部资本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只允许工人所有制企业保留资本或是借钱给其他同类企业。中央政府不断向地方商业银行（也是工人企业）施加压力，要它们提供此类资本。而为了使地方银行有可能这样做，中央银行不断向地方银行输入资本，这是造成困扰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
我的结论是，基本缺陷在于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来资助风险企业。设想一下，一位经理有一个自己相信是正确的想法，但是他只有1/10的机会，要冒50倍的风险。如果这是一个私有企业，自身的利益将驱使他们冒险。但是，在南斯拉夫（及苏联）的体制中，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如果失败，9/10的可能是经理会丢掉工作。如果成功了，至多是在他的后背上拍一下表示鼓励，也许会加一点工资。资助风险企业的惟一办法是由政府补贴，但是任何政府官员都同样没有批准财政资助的积极性。
让我们感兴趣的，也是我们在所到之处都问及的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差异的程度。在想像中，南斯拉夫应该遵循共产主义原则，其中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现实中收入几乎是一样的，因此在工厂、银行和大学我们都要问最高收入与最收入之间的差距。这方面的差距似乎很小。例如，在萨格勒布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子产品工厂中，有大约4 000名雇员，年销售额为3 000万美元，但是总经理的工资仅为最低收入雇员的7倍，这个比例要比同类的美国工厂低得多。
但是工资并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人们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额外收入。例如，贝尔格莱德的国民银行为其高级雇员提供住房，其中许多是非常现代化的公寓，而雇员只需付低得不可思议的房租，而且在规定的年限后还有希望得到产权。我们发现由雇主提供住房的情况，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自主管理的企业中都非常普遍。而且与其他地方一样，收入的分配要看一个家庭中有多少人工作，有多少人兼职及以不为人知的方式挣钱。我们无法将在贝尔格莱德所看到豪华汽车与想像中的平等联系到一起。真正有特权的人多数是高级领导人，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一个工厂经理的平均收入的很多倍。
{罗斯}经过两周的观光与对南斯拉夫不同地方与部门的访问后，我们拜访过的斯洛文尼亚国家银行派了一辆车和一位司机送我们去威尼斯，这是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
在威尼斯为经济史研讨会的学生与教授做了几次演讲后，我们继续最后一个星期的旅程，这一周纯粹是度假。在锡耶那和佛罗伦萨作短暂停留后，继续前往冈多尔弗城堡（这是教皇夏宫的所在地），意大利商人吉多·泽里-梅里默邀请我们到那里做客。我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但是他一直就许多问题与米尔顿通信。他多次邀请我们去他家。他是一位非常慷慨而且志趣相投的朋友。他的房子和花园令人惊叹。
巴西
因为米尔顿的心脏手术，我们将原计划在1972年12月对巴西的访问延期到1973年12月。一到圣保罗，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城市中到处都在修建高楼。从新建筑的建筑阶段看，大量建造楼房是最近的事。我们猜想，巴西会不会和西班牙一样，最终留下许多未建完的楼房，若干年后还要修缮，但是始终没有竣工。
{米尔顿}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巴西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并用迅速增加货币供应量来补贴赤字。这造成了超过100%的通货膨胀率并发展成为极度通货膨胀。政府为了压低通货膨胀率，采取了诸如固定物价与工资、控制外汇兑换、引进多重汇率等多种措施，但结果就是造成浪费、低效率和黑市交易。货币紧缩政策在三年内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大约30%，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萎缩与失业率升高。在最初的冲击缓和后，巴西进行了调整政策（被称为“货币纠正”），再加上放开市场和政治稳定，经济释放出不容置疑的活力。正如我在从巴西返回后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1974年1月21日）中所说的：“（其结果是）一段时间出现了名副其实地’经济奇迹‘般的飞速发展。发展的速度对一个偶然来访的过客都是显而易见的。堵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街道上的汽车几乎都是新的；高层建筑伸向天空，鳞次栉比，这些建筑不是新建成的就是正在建设中；起重机吊杆几乎和电视天线一样多，喧闹的气氛显然与圣诞节前的购物热潮不一样……’这真能持久吗？‘—这是一个虽然没有人问，但是已经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问题。”
不幸的是，这并不持久，巴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几次遭受了极度通货膨胀。
我在全世界旅行，去过许多国家，其政治制度与经济组织形式、发展阶段、文化和许多其他因素都各不相同，这些访问让我明白了影响它们的经济问题是一样的，解释明显不同的现象，几乎用不着什么经济原则。在每一个国家，出现在参与者面前的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要求了解当地的详细情况。但是无论这个问题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是商品匮乏还是商品过剩，是收支平衡还是失衡，繁荣还是萧条，经济增长还是停滞，应用于普遍现象与特殊环境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些原则可能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则也是一样的。当然，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力度要依当地情形与社会状况而定。解决措施必须专门为特定国家而制定，但是困扰政治实体的弊病就像折磨人的疾病一样，体现出的更多的是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
我们去了巴西利亚，这是位于北部的首都，从1957年开始建设的一个新城市，在离里约热内卢580英里的高原上。巴西人为他们的首都而深感自豪，证据就是将它形容为“划时代的成就”。它类似一个博物馆，充斥着令人难忘而又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但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展示，这让我大为吃惊。我们的印象是这个首都主要用于正式场合，例如新总统就职，进行政府的某种例行事务，而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是在里约热内卢进行。政府的主要建筑物像艺术品一样令人惊叹，规划中的生活区让人联想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都是整齐划一的公寓楼，楼的样式都一样，只有阳台可以区别不同的公寓。这让我想起了1962后年在莫斯科的所见。离开巴西利亚时我们的感受是，这是一个没有活力的首都。
在巴西期间，我们还去了北部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这是一个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喧闹形成鲜明对照的、令人愉快的城市，古老、安静、历史悠久，是这个国家里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们在萨尔瓦多、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遇到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
澳大利亚
去智利（参见第24章）后，我们在1975年3月30日去了澳大利亚。这次和1981年两次去澳大利亚的旅行都是由莫里斯·纽曼安排的，他是澳大利亚一个重要股票经纪公司康斯特布尔-贝恩公司的合伙人。莫里斯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是朝圣山学会的成员，和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两次访问澳大利亚他都为我们做了细致的安排，访问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陪着我们。
到悉尼时正逢假日。我们被带去观看这个星期里最盛大的表演—皇家复活节表演，这是由皇家农业协会组织的活动。许多内容我们都很熟悉，类似我们在新英格兰看到的乡村交易会，不过让我们难忘的是获奖牛的大游行。然后就是晚会，通常在演讲与记者招待会之间举行。我们坐船在悉尼港巡游，从海上眺望了悉尼歌剧院，然后再从近处欣赏，最后，我们在离开悉尼前听了交响乐音乐会。
莫里斯·纽曼问我们是否愿意乘火车穿越这个国家去德宾，而我们认为肯定还有比这更有趣的方式在澳大利亚度过三天。我们改为参观其他地区：大型的牛羊养殖场，几个露天煤矿，昆士兰的世界上最大的矾土冶炼厂，美丽的公园，还有大堡礁。最后一次旅行中我们还参观了19世纪的金矿区，矿区现在已经作为博物馆保留下来。
虽然我们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也看到过许多放牧的牛羊，但是从未见过剪羊毛。让我们难忘的是剪羊毛的高效过程，工人用电动剪刀熟练地几下子就把羊身上的羊毛“外套”脱了下来。
去露天矿的旅程让我们穿过了这个国家广阔的原野，第一次领略了澳大利亚广阔的国，它的陆地面积大约与美国相等，但是人口只有美国的6%。对此的一种解释是：这是因为大陆中央地区都是沙漠。即使是我们乘飞机经过的那些用来放牧或是种植一些谷物的地区，看上去也相当贫瘠。一个结果是我们称之为“牧场”的地方，他们称之为“站”或是“产业”，这些地方在范围上非常广阔，人们经常说起4 000~7 000的牧场。
煤矿开采是一个说明澳大利亚从外国投资中得到好处的例子。这是犹他发展公司的业务，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家美国公司。拉德蒙诺维奇博士负责采矿工作，他还担任了我们的向导，他指出：“如果由澳大利亚人自己经营，他们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许多年后他们才能有效地实现露天开采。”
宏大的开采场面尤其是巨大的机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两种规模的挖掘机，都带有吊篮，一种能够一次吊起20~24吨的土或是煤，另一种能够吊起46吨的煤，两种挖掘机都有自行驱动的车（它们看上去更像是战舰），可以在地面上慢慢行进。它们先挖走表面的土层，露出蕴藏丰富的纯煤层，然后再一条一条地挖煤，把煤装车、运走，在装船前洗净。在挖下一条煤时，挖掘机把挖出的弃土先放回因挖走煤而形成的深沟里，这样就可以一条一条地继续向前挖。
人力的使用要比开采地下煤矿少得多。据拉德蒙诺维奇博士说，按煤产量算，比例是1:10。露天采煤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节省人力，尤其是考虑到地下采煤是一个危险而又艰苦的职业。
{罗斯}在参观了另一个效益不那么好的煤矿后，我们离开布莱克沃特飞往格拉值斯通，第二天一早乘直升飞机前往赫伦岛，这是大堡礁的一个小珊瑚岛。我们在赫伦岛度过的周末是这次旅行的高潮。乘直升飞机从大陆飞往小岛让我们提前欣赏了前面的风景，水下大片黑色的平地清晰可见。当我们从直升飞机出来时，又幸运地看到了另一个难忘的景象：一窝刚孵出的小海龟。海龟上岸把蛋产在沙子里，所有的小海龟是同时从蛋里孵出来的，因为有成群的海鸥和食肉鸟类，所以小海龟不能单独穿过沙滩到海里去。这是真正的壮举，数以百计的小海龟从沙子里钻出来，立刻上路，急急忙忙地向海里爬去。到夜晚就有困难了，热心的人就把小海龟装进桶里，把它们送到正确的方向。
赫伦岛是一个小岛，面积大约四五十英亩，完全是由珊瑚构成的。美丽的沙滩和赏心悦目的度假小屋环绕着小岛。我们有幸认识了罗德博士，他是一位研究寄生虫的专家，在以小岛为基地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工作。他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告诉我们许多知识，带我们乘坐研究站的小船去离小岛一两英里外的珊瑚礁，我们可以在异常美丽的珊瑚和鱼群中潜水。退潮时，他还带我们在礁石上散步，边游览边介绍礁石上的动植物。我们乘船游览，在温暖的海水中游泳。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过完周末，我们回到赫伦岛，像我们来时一样，乘直升飞机返回格拉德斯通，又从拉德斯通前往布里斯班，再到悉尼。在悉尼我们见到莫里斯·纽曼，和他一起飞往堪培拉，看到堪培拉第一眼就让我想起了巴西利亚。
和巴西利亚一样，堪培拉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城市。这是一个像巴西首都一样的城市，到处是纪念性建筑，仿佛是受到保护的人而不是常人居住的地方。另一方面，它比巴西利亚更具人气，因为它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首都，使馆也都在这里。另外，住在私有住房中的人分布在城市的各处。它即使不是澳大利亚平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也应该是平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与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相比，要比巴西利亚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相比，更像是金融中心。
{米尔顿}在澳大利亚和在巴西一样，我们会见了许多商人、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尤其是关心经济政策的官员、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与他们的会见有些是讨论有共同兴趣的题目，其他是由我就不同的主题发表演讲。在这两个国家，与当时及此后一样，主要话题是控制通货膨胀，因此许多会见与谈话都涉及通货膨胀的根源和解决办法。例如在悉尼，我在有500人参加的晚宴上演讲的题目是《能否在通货膨胀扼杀自由社会前治愈它》。我在澳大利亚的其他演讲都没有这么多的听众。
在堪培拉，我们本来预计要会见总理惠特拉姆，但是他的办公室取消了会见，理由是他很忙，取消了所有预约。但是我们后来听到传闻，他取消会见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他读了报纸对我的演讲和我前一周发表的谈话的报道，我在谈话中严厉谴责政府对通货膨胀负有责任，因此他就不愿意见我了。
莫里斯想办法弄来票让我们在议会质询时间坐在后排座位上旁听。这里和英国一样，质询时间议员可以直接向部长与总理提问。
惠特拉姆先生是一个聪明的辩论人。一位反对党议员问他是否读过我的评论，我在评论中认为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与政府开支造成的，他是否还相信通货膨胀的根源是提高工资；如果他仍然认为原因是后者，他是否已和罗伯特·霍克（澳大利亚全国总工会主席）接触过。惠特拉姆先生的回答是这样的：提问者的主张有两个论据显着的论据，他认为两个中的第二个比第一个更符合澳大利亚的特殊形势，因此他愿意接受后者。
澳大利亚迫在眉睫的问题是15%~20%的通货膨胀率，伴随着工资的高增长，其结果是经济萎缩与失业。这种情况的根源与现代所有的通货膨胀一样，是因为快速的货币增长。澳大利亚之所以这样做也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为了从财政上补贴政府的开支。产生的特殊后果，尤其是工资迅速增长，是由本国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决定的，其中突出的原因是法定工资及几年前工党政府当选。
我于1981年到澳大利亚时，许多活动与1975年时相同。例如，与相同的人会见和讨论，参加广播与电视节目。我们再次去赫伦岛度过了愉快的周末。
在我们参加的许多公众活动中，几乎每次都会提出一个一成不变的问题，这就是亨利·乔吉特力主土地价值税是解决澳大利亚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多年来，我与乔吉特有许多接触，他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只是他过分强调土地的独特性。一般而言我能与乔吉特达成一致，同意单纯的土地税至少是可能实施的害处最小的税种。
在我们第一次访问堪培拉时，工党正在执政，正如上文所说的，与总理惠特拉姆会见的预约被取消了。现在是自由党执政②，我们再次预约了与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见面。这次总理兑现了承诺，但是要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让我们大为震惊，进入总理办公室要比我进华盛顿的白宫麻烦多了。堪培拉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它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规模太大了，发展也太快了。澳大利亚大约有1 400万人口，大概相当于伊利诺伊州的人口。堪培拉与议会应该相当于斯普林菲尔德，但是他们却要和华盛顿特区相提并论。
在我们参与过的讨论中与弗雷泽的讨论不属于友好之列。他是一个冷漠傲慢的人，没有兴趣听别人说话，除非是重复他自己说过的话。他一上来就先问美国的形势，尤其是里根总统的预算。他最初的打算是要贬低削减预算的做法，要对里根打算在美国实施的政策与他成功地在澳大利亚推行的政策做一个不利于美国的比较。但是，幸好我既知道澳大利亚的数字也知道美国的数字。这是不和谐气氛的第一个表现。
讨论继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般而言，我们（我和莫里斯还有罗斯）始终对他态度友好，也高度评价他的才智。让人不解的是，他怎么能够维持住他的政治地位，因为他除了某些优点之外，留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无能的领导人。结果，他的领导地位确实没有维持多久，两年后自由党下野，工党重新执政，这回的总理是罗伯特·霍克。
会见总理后，我们见了一些自由党与乡村（保守）党的议员。我们还见了反对党工党的领袖比尔·海登，和他说了一些客套话后就去与一些工党成员共进晚餐。
这次访问澳大利亚时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游览我在《货币灾难》中提过，是去索弗仑金山历史公园。这是一个重建的澳大利亚重要的金矿镇，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时期。展品中包括一份广告，内容是来自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窖藏冰块。这些冰冬天采自马萨诸塞州，包裹在锯末里，装船绕行南美经太平洋到达墨尔本，卸船后再由马车拉着走100多英里到矿区，全程大约15 000英里。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一小部分暴富的金矿主喝冷饮的需求！我想像不出梭罗对他的窖藏冰块用于这一目的会有何想法？
我在书中用这个事例说明黄金对个人与对社会能够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最先挖到金子的幸运儿显然会成为富人，但是整个地区会如何呢？在淘金热结束时，整个矿区状况更加恶化了。”当新的黄金在全世界流通时，其主要影响只是提高那些坚持金本位的国家的价格水平。在这些国家里，所有以正常货币单位持有财富的人都遭受了资本损失，因为实行了等值财产税。这部分资本用以补贴参与采掘并分配新黄金的活动，其中包括从马萨诸塞州把冰块运到澳大利亚的费用[8]。
新西兰
在第二次访问澳大利亚的前一年，我几次收到邀请，询问我是否有可能访问新西兰。其中的一个邀请来自唐纳德·布拉什，当时他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布洛德银行的行长，他读了《自由选择》后很受鼓舞。还有一个邀请来自新西兰电视台的制片人，这是在他们播放了《自由选择》的电视片后。因此我们请莫里斯·纽曼把访问新西兰安排进他为我们制定的旅行计划中。他以其特有的高效率安排与贝恩公司（康斯特布尔-贝恩公司的前身）有关系的一家新西兰经纪公司的约翰·麦克道尔在新西兰接待我们。我们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的访问后，莫里斯陪着我们在新西兰进行了10天愉快的访问，其中包括访问中通常都有的与经济学家、商人和政治家的讨论，公开演讲，参加广播和电的节目。我们的访问时间在新西兰电视台播出《自由选择》节目后不久，因此公众对我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其他地方。
我们的新西兰东道主也和莫里斯在澳大利亚那样，陪我们游览了许多地方，让我们能够把观光和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这让我们的旅行非常愉快。
{罗斯}唐纳德·布拉什和他的妻子陪我们去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还去了克赖斯特彻奇，这是新西兰的工业与教育中心。我们发现在克赖斯特彻奇游览最有趣的是看克赖斯特彻奇学院集体宿舍窗户的朝向。宿舍建于19世纪，是由来自英国剑桥的建筑师设计的，他们根据通常的习惯将窗户设计为朝南，因为这可以照到阳光。但是新西兰位于南半球，白天太阳在天空的北部而不是南部运行，于是，根据建筑师的规定，宿舍楼的所有窗户都对着没有阳光的南面！
唐纳德还在议会有一个席位。他竞选失败后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对货币与经济问题的理解能力，以及他所具备的广博才学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约翰和朱莉·麦克道尔陪我们游览了陶波，这是北岛一个可爱的湖。我们还去了昆斯敦，这是位于南岛的沃卡蒂普湖的一个旅游点，因能钓鲑鱼而闻名。那里有一家租船公司，是由一位参加过奥运会的运动员经营的。他在广告中说，他保证让任何租他的船的人满意。约翰雇了他并租了他的船带我们去钓鱼。米尔顿历来认为自己是钓鱼活动的灾星。一个早晨，我们乘一艘精美的船，带着与同行人数一样多的钓具出发了。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吃完美味的午餐，开始关心起钓鱼这件正事了，但一直没有鱼咬钩，最终一无所获。最后我们的导游催促，我们应该回去了，就在这时鱼咬钩了，米尔顿紧紧地抓住钓竿，在别人的帮助下，他成功地钓到一条大鲑鱼，我们的导游夸下的海口也终于兑现了。
{米尔顿} 1981年我们在新西兰时，控制政府的是保守的国家党，总理是罗伯特·马尔登，政府全面管制外汇，实行固定汇率，限制工资与物价，广泛干预经济，控制通货膨胀。
1984年工党执政，政府首脑是戴维·兰格。在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的推动下，掉头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取消了汇率管制，让汇率、物价、工资及私人企业获得自由。其中一个重大步骤是将中央银行改为与政府签订合同的准私有实体，负责消除通货膨胀。唐纳德·布拉什被任命为行长。他与政府签订了合同，双方同意：由银行遏制通货膨胀率（0%~4%）。如果他失败了，将中止他的合同。唐纳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通货膨胀率从银行建立时的20%下降到大约2%。这是新西兰这个西方最具福利性质的国家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转变之一。
转变遭成的短期影响是通常都有的一个困难的调整阶段，工党政府因此在选举中失败。但是它的政策并没有被废止。随着变化的深入，新西兰经济获得了迅速增长且没有引发通货膨胀，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长期受益者。
最后谈一下畜牧业。在新西兰，鹿历来被认为是有害的动物，很难不让它们进到花园。它们在野外游荡，人们一旦发现它们就会举枪猎杀。这非常类似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第二个家的情况。尽管努力把鹿挡在篱笆外边，但是它们经常站在路当中，这对罗斯的花园也是一个威胁。问题是我们不能开枪射杀它们，因为加州对狩猎有严格的限制。
在新西兰，形势正在转变。因为人们发现鹿角粉在东方被认为是一种壮阳的药，有很大的需求量，鹿迅速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制造重要保健品的有价值的动物。
南非
1976年初，我们受开普敦大学商学院院长迈耶·费尔德伯格的邀请，在南非和罗得西亚（津也布韦）待了将近3周。
我们的东道主迈耶·费尔德伯格和南非其他白人一样，在我们访问后不久就移民了。他先是在西北大学谋到一个教职，然后成为伊利诺伊技术学院商学院的院长，1984年他再次邀请了我们，他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
我在大学发表演讲，参加公众论坛，出席商界宴会，会见储备银行、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讨论南非的主要经济问题。南非的主要经济问题有：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汇率管制及汇率政策。这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其解决方法与我们访问过的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我们这次访问的主要收获是了解了一个我们从未接触过的复杂社会，这个社会正处于解决其基本矛盾的初级阶段。我们的访问加深了我对政府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厌恶，但是这也让我们意识到现实形势有多么复杂，而这是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
访问中最有趣也最增长见识的是与盖夏·布特莱齐在一起度过的一天，他是祖鲁人的酋长，相当于夸祖卢地区的总理，这是南非国民党建立的第二个先进的家园。布特莱齐当时是此时仍然是南非的领导人。
夸祖卢由28个零零碎碎的小块领土组成，有些比较大，有些很小，其建立是为了确保白人不能占有这些土地。我们见面是在位于祖鲁人领土中的一块白人聚居地上的饭店里。种族隔离的结束已经改变了政治形势，但是并没有产生让布特莱齐和祖鲁人满意的结果。
这一天的时间被分成两部分，上午我们参加了布特莱齐与南非国民党政府的白人顾问的会议，会议是为了讨论在即将投入建设的祖鲁人家园发展工商业而制定的特别计划的细节。布特莱齐表现得非常合作，谈话中他同意白人顾问所说的，一个独立的祖鲁人家园应该按照特兰斯凯地区的建设③原则建立成一个独立的地区。这就是说，国民党的种族隔离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与布特莱齐和白人顾问共进午餐后，我和布特莱齐还有他的黑人顾问一起到安静的地方进行了更深入的谈话。女士们则到镇上去观光。这时谈话的性质完全变了。布特列茨强调，他现在之所以追随南非政府，是为了让他的人民能有更多的工作和机会，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同时他表示对长期发展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将夸祖卢地区拆分成小块的独立地区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他谈到了他的人民的态度及要求使用暴力的压力。激进的年轻人质问他，从国外访问回来为什么带回的不是枪，而是书。这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当前的形势多么难以控制，过渡时期有可能血流成河。当时我们尚未看到种族隔离结束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流血事件已经被制止了。
布特莱齐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几年后，他访问旧金山时我们又再次见到他。我现在还在用他送给我做纪念的精美的象牙雕刻的手杖。
我们和海伦·舒茨曼在约翰内斯堡她的家里一起吃了午饭。她曾是公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最着名的人士，15年里是议会中惟一的进步改革党议员，这个党派一直致力于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集中于这个话题：一个多元社会要发展，只有通过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舒茨曼夫人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索韦托的形势，她清楚地知道黑人社区中的大量问题与面临的困难。在这次午餐中，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中一样，让我们深有感触的是：说英语的人，尤其是犹太人与南非白人④，对未来的看法非常不一样。我在这次旅行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在南非白人中……没有任何真正想要移民的迹象……但是我们所遇到的说英语的人，几乎人人都在私下考虑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提供第二条出路。以舒茨曼为例，她显然已经深深卷入南非政治，而且她也不打算离开，但是她所有的孩子都在国外，一个女儿在伦敦，一个女儿在马萨诸塞州。而且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在美孚石油南非公司由南非白人主席主持的午餐会上，所有的客人都是南非白人，这种差异就表现得更明显了。正如我在笔记中所说的：“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控制形势，对南非的形势和稳定表现出强烈的信心。这些人谈到自己的先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并后代还将在这里继续生活几百年。”当然，最后还是一位南非白人—弗里德里克·德·克勒克与纳尔逊·曼德拉合作，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种族纯粹性的重要性，种族纯粹性理论是为让各自分离的族群能够更加接近。在我们访问南非时，卡特总统可能会因为在美国使用种族纯粹性这个短语而受到谴责，但是现在这已经十分常见了。我们对种族纯粹性（例如多元化）的强调，正使美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胁。
一件值得怀念的事是参观西部深井金矿区，它当时也许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金矿。参观从换上矿工的衣服开始，这套衣服包括白色外衣、很重的矿工靴子和一顶帽子，可以把安全灯放在帽子上。我们向地下走了大约一万英尺，被带到金矿的底部。我们连续乘了三段电梯，每一段电梯都把我们带到更深的一层。
当我们到达一万英尺深处时，开始步行走过通道，这像是在科幻电影里。矿井里有许多空间，里面都是机器设备。为了工作，心须要有空调，因为每下降100英尺左右温度就会升高0.5摄氏度。这意味着到达地下一万英尺处时，温度要比地面上高50度，这太热了，没有空调根本不能工作。
极不寻常的事情是挖出黄金的整个工程要在非常狭窄的长条地带上进行，其宽度也许只有铅笔那么宽。我们听说，平均而言，要把两吨矿石送到地面再经过加工才能得到一盎司黄金。
回到地面，我们简要地了解了金矿的劳工问题，知道了他们是如何管理这些从南非和邻国招到金矿来工作的工人的。这些人都是非熟练工人，而且不识字。因为工人的方言不同，相互之间无法交流，所以人们发明了一种在金矿中使用的独特语言。这是一种简单的混合型语言，一教就会，让矿工们可以在矿井里互相交流。虽然工资与城市的工资相比非常低，但是与其他可选择的工作的工资及这些矿工原先可能得到的工资相比却相当高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工人从别的国家涌进来。
坐直升飞机飞越环绕开普敦的水域时看到的景象让人难以忘记。那里的一个小岛是海狮喜欢栖息的地方，岛上到处都是海狮，当飞机从这个岛上飞过时，噪声吓坏了它们，我们看到几百头海狮从岩石里钻出来跳进海里。
罗得西亚
{罗斯}我们从南非去了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我们在索尔兹伯里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两天半，拜访了各种私人团体、政府和储备银行的官员，然后又花了三天时间游览公园，还观赏了维多利亚瀑布。
罗得西亚与南非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最鲜明的不同是白人的相对数量：在南非白人占总人口的1/5，在罗得西亚占1/20。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能够实施，在罗得西亚则根本不可能。在我们看来，罗得西亚的民族关系要比南非好得多。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种族隔离的证据，没有按人种分开的邮局入口、厕所及等等类似的地方。这些地方曾经是美国南方的耻辱，而我们气愤地发现在南非这样地方还存在着。黑人教育正迅速发展，罗得西亚大学的学生中有一半多是黑人。
索尔兹伯里的街道给人的印象是一片黑色的海洋，偶然有几张白人的脸，很难将这种印象与广泛存在的黑人受压迫现象联系在一起，也很难让人感觉到黑人受到了压迫。如果存在着这种压迫，罗得西亚就很难实现内部和谐与经济繁荣，而这正是当时的情景。
在维多利亚瀑布的一幕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罗得西亚黑人与白人（至少是部分白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到维多利亚瀑布时，遇到了迪伊·吉尔平小姐，她是安排我们行程的那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她开车送我们到公园，然后带我们去看瀑布。她把钥匙交给了一位黑人侍者，用当地的语言请他停车并帮助我们照看车。我们对她这样轻易地信赖这位黑人侍者表示惊讶，而她说当地人非常可靠，这不算什么。无论是她与警察或是公园管理人员说话，还是午餐时她与侍者说话，他们对她的态度都会明显的变化，只要她说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会十分热情。同样，她对他们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
吉尔平这么做是因为她的父母55年前就来到了罗得西亚，并成为了成功的农场主。她和两个兄弟都生在罗得西亚。正如我在笔记中所说的：“她是一个极端的、刻毒的、沙文主义的罗得西亚爱国者，但是这只是在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对立态度表示蔑视时才会表现出来……她和我们在罗得西亚遇到的所有人一样都有些偏见。同样，她和她的父母，至少还有一个兄弟，无疑都准备在罗得西亚度过余生，而且对于能够这样生活非常满意。”
1976年在家里度过的时光
{罗斯} 1976年是米尔顿在大学教书的最后一年。和以往一样，他在秋冬季上课，我们在佛蒙特度过春天和夏天。
在离开芝加哥去佛蒙特前，我们把在多切斯特大街的公寓转给乔治·施蒂格勒，又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
这年夏天，7月29日，我们的第二个孙辈—戴维和黛安娜的儿子帕特里在弗吉尼亚的布莱克斯堡出生。当时他们刚刚搬到那里，戴维计划秋季开始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书。
夏末我们从佛蒙特返回芝加哥的路上，去布莱克斯堡看了新出生的孙子，却发现戴维和黛安娜的婚姻出了问题。此后没有多久，黛安娜就带着帕特里回芝加哥和她的父母住了。
戴维和他的父亲一样，很爱孩子，他被婚姻破裂和今后不能再完全拥有儿子的前景压垮了。他们的分居虽然很让人伤心，但是双方的关系还是友好的。黛安娜拥有监护权，她理解戴维希望经常来看帕特里的心情，他也确实经常去看帕特里。黛安娜后来再婚，搬到宾夕法尼亚州，住在费城郊外的主干线上。帕特里在那里上学，每年夏天和戴维住在一起。这样双方都感到满意。
注释
[1] Oriental Economist, December 1976, p.30.
[2]我认为，《日本经济新闻》在日本是发行量最大的报刊，而且和《华尔街日报》一样，有一些地方版。1964年，该刊建立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米尔顿成为名誉研究员，他可以要求得到任何他希望得到的有关日本的资料。此外，美国记者也不定期地采访他，他也为他们写过少量短篇文章。他们每周还会出版了一份英文摘要，刊登他们日报内容的摘要，米尔顿发现这是了解当前日本信息的最佳来源。
[3]我们后来还分别在1969、1970、1972、1978、1980、1985与1988年出访过日本。另外，我还在1983年独自去过日本。
[4]我向Chiaki Nishiyama建议的项目致力于对日本货币史的研究，包括在货币证券、物价、收入等领域的一系列长期研究。Kokichi Asakura and Chiaki Nishiyama，A monetary Analysis and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Economy，1868-1970（Tokyo：Sobunsha，1974）。
[5]其他两位特别顾问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科·莫迪里亚尼和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
[6] 1990年2月7日，路透社报道：“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接受一家意大利报纸采访时预测东京股市面临崩盘。”几天之内，日本股市即发生崩盘，我则因为做出了成功的预言而获得恶名。其实，这纯属巧合。我对东京股市的评论是就长期走势而言的。“以目前的汇率而言，”我对记者说，“东京股市交易总额在世界股市交易中占到了40%-50%。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是否与事实相符。”我继续说，这种异常情况只有通过“汇率或东京的市场交易中的物价的剧烈下跌”才能得以纠正。
[7] Bank Markazi Iran Bulletin 9（March-April 1971）：700-712。
[8] Money Mischief, pp. 40-41.
第26章 诺贝尔奖宣布获奖
诺贝尔奖①宣布获奖
{米尔顿} 1976年10月14日上午7:00，我离开芝加哥前往底特律，然后在密歇根停留一天，为拟议中的密歇根宪法修正案做宣传，这个修正案即方案C，是为了要对州政府的开支提出最高限制，这与三年前里根州长在加利福尼亚提出的建议书的内容类似。我和卢·尤勒及几个当地参与宣传活动的人在底特律机场会合。我们开车去底特律新闻中心，参加已在那里安排好的记者招待会。路上我们没有开收音机，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计划。
当我们到达新闻中心时，我被等在停车场的摄影师和记者包围了。我知道方案C非常重要，但是没有想到宣传活动会受到如此重视。我下了车，一位记者走过来说：“告诉我，你对获奖有何反应？”“获什么奖？”我问。他给我看了一份新闻稿，内容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名单，我方才得知此事。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巧合，因为虽然方案C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我在宣传活动中所受到的关注确实在多方面提高了方案的曝光度。从此后我不断地感受到获奖带来的荣耀。
{罗斯}米尔顿对获奖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对记者提问的回答，他说，这个奖“不是我事业的顶峰”，而且他不愿意自己“选择七个人组成评审委员会来决定谁获奖，并提交我的研究成果”。
这段话没有提到他的声明的其余部分，为某些记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演绎常有的那种添油加醋的评论。诸如，说他的反应是“特有的尖刻”，“让人难堪的直率”，“纯粹弗里德曼式的傲慢，别的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尽力表现得谦卑”。正如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中所写的：“虽然从来没有人说我丈夫谦卑，但是只有那些并不了解他或是刻意曲解他的人才会说他’傲慢‘或是’特有的尖刻‘。我也许应该附加一句，那些以这种方式形容他的记者一般都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
几乎没有人报道米尔顿是如何解释他所认为的事业顶峰是什么，他愿意选择的判断他的研究成果的评审委员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一个星期后，当他出现在电视节目《与新闻界见面》中时，一位主持人问到了这些问题，米尔顿回答说：“我相信，对一位学者的研究工作的真正检验不能看现在他做了些什么研究，而是要在25年或是50年后进行……我希望来评判我的研究工作的评审委员会不是今天的，而是25年后或是50年后的经济学界人士。而事业的真正顶峰应该是：将我所做的部分研究工作融入经济学的整体研究之中。”
记者招待会后的报纸评论也并不都是负面的。一位当时在场的美联社的商业评论人称：在底特律体育俱乐部停车场召开特殊的记者招待会是“完美无缺的采访环境”。米尔顿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典型的弗里德曼式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真诚，没有任何心计，他因此而得罪了许多人……他的哲学……及由此而来的行为都基于他对自由的人和市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政府也不能阻拦这种自由……他的影响广泛而又涉及多个层面。在不降低他的研究质量的同时，他还成为专栏作家、辩论人、评论家、咨询人和教师。”史蒂夫·拉特恩在《纽约时报》的社论《公众事业中的经济学家》中，历数米尔顿发挥过影响的公众政策后，再一次指出：“在提倡自由放任原则与货币经济学的许多年中，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同意，他从未牺牲过他的思想的完整性。他拒绝了若干个政府职位，因为他认为这使他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
{米尔顿} 1977年1月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我进一步阐述了我对获奖的感受。我注意到我个人从获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诺贝尔奖的整个体系在两个方面弊大于利。第一个方面是，公众普遍认为获得专业奖项的人的观点很重要。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让人们把莱纳斯·鲍林当成是维生素C专家，把威廉·肖克利当成是遗传学专家，把乔治·沃尔德当成是智利问题专家。
我在底特律停车场对我是否把这次获奖视为我事业的顶峰时的回答，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前面罗斯引用了我的回答。我的话被解释为是对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个人的批评，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的事。做出选择的这些人是非常杰出、有才干的学者，他们已竭尽所能。但是目前少数几位在某一学科有威望的学者，有权力决定哪项研究是值得重视的，其他学者如果想要别人承认自己的研究很重要就必须集中精力研究这个项目。是否所有学科都需要这样做？是否需要如此集中的权力来指导基础领域的研究过程？这种情况并不局限在经济学领域，在物理学、化学或是其他领域都是一样的。我的一位朋友高度评价了我的这种观点，他在写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还进一步提出，目前的状况很可能是只由一个人做出了选择。
我到斯德哥尔摩后才意识到诺贝尔奖对瑞典意味着什么。你得把棒球世界系列赛、橄榄球超级杯、总统选举都加在一起，才会对诺贝尔奖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颁奖典礼是一年中的大事，我对斯德哥尔摩的某人评论说：“我知道诺贝尔奖与破冰是瑞典的两件大事。”他非常认真地说：“哦，破冰可比不上诺贝尔奖！”
{罗斯}我费了些周折才在芝加哥得到米尔顿获奖的消息。我们从佛蒙特回到芝加哥后，搬进了一个临时的公寓。这是米尔顿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将于下一年年初搬到旧金山去。当时乔治·施蒂格勒住在我们的公寓里，所以他最先得到消息，他把我们的新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电话打来时米尔顿已经去了机场。我不仅最先得到消息，而且被新闻界的电话包围了。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我和米尔顿一样，也让记者们感到失望，他们问我是否为我的丈夫感到骄傲—此时指的是他获得诺贝尔奖。我的回答是：“我从来都为我的丈夫感到骄傲，不是诺贝尔奖才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
正如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上说的：“美国国内外的报纸评论和我们收到的个人信件堆积如山……不仅有赞美之辞，还有许多涉及了我丈夫的人品与成就。占压倒多数的观点是认为他不仅当之无愧而且这个奖来之过晚……《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以祝贺开始：’我们向瑞典科学院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它刚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米尔顿·弗里德曼。学院的这一选择是它成员的光荣。‘伦敦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也和《华尔街日报》一样，这样开始它的社论：’肯定应该向委员会表示祝贺，因为它将这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里德曼教授，这个奖早就应该属于他。弗里德曼无疑是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事态的发展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某些最重要的见解的正确性。‘”
诺贝尔奖来得为时过晚的说法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它应该来得早一些，二是为什么它来得如此之晚。我曾经试图在《东方经济学家》上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谈到了一点经济学奖的历史：
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出现得较晚。它不是由诺贝尔设立的。这是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银行创建300周年而设立的。第一次颁奖是在1969年。
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奖的那一年，经济学界和经济学杂志对谁将是第一个获奖者有许多猜测。有两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所有与将要公布的获奖人相关的报道与谈话中—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当然，名单里还包括其他人的名字，但是我这样说是准确的，所有名单中列在最前面的都是这两个人。当第一年的奖授予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和荷兰的简·丁伯根时，做猜测的人先是吃了一惊，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过来，因为第一个奖授予两个欧洲人似乎比较合适。
第二年关于可能的获奖者的猜测少了一些，但是最经常提及的两个名字还是不变。那年保罗·萨缪尔森得了奖，我丈夫在《新闻周刊》的专栏文章中评论保罗·萨缪尔森时说：“将诺贝尔奖授予萨缪尔森教授对于他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荣誉。”
当第二年我丈夫仍未获奖后，在我和许多同行们看来，似乎经济学奖的评奖标准中有某些其他的东西在起着重要作用。至少我不再会为“谁将获得诺贝尔奖”而兴奋了。在这种想法下，当10月14日获奖消息来临时，我大吃一惊。
我丈夫的一位同行从法国寄来的祝贺信更好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感受：“我必须承认我大吃一惊。不是因为我怀疑你总有一天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你不能获奖这会成为丑闻，但是我以为他们会尽量拖延。这让我立刻想到你当时一定是病得很厉害。”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一个人认为米尔顿没有对经济学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而不配获奖。当获奖名单公布时，一个负面评论的理由是：“（他是）目前执掌智利经济命脉的经济学家小组的导师和非正式顾问。”
对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它来得这么晚？”两个评论人解释了这个问题。
拉里·马茨当时是《新闻周刊》的助理主编，他在专栏文章《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中说：“如果以投票决定他是否获奖，他早就获奖了。考虑到各种因素，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迟授予他这个荣誉只能是因为他喜欢参与右翼的政治活动。”
路易斯·鲁凯泽说：“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更多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更少地参与争取人的自由的问题，他可能多年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鲁凯泽还提到了选择他时“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如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中所说的：“（我们）当时并不清楚的是这个报道和其他报道中提到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所指的不是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进行的推荐获奖人时的争论，而是在瑞典科学院的一个扩大的委员会中进行的。委员会中多数人不是经济学家，但是要由他们来确定人选。一般而言，由一个扩大的委员会来批准只是一种形式，但是这次显然不是。瑞典和其他地方的专业经济学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丈夫对经济学的贡献已经被持各种政治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和承认，这些经济学家的立场从极右到极左都有。而那些委员会里的非经济学家只知道他更公开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同意在我们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的政治牛虻。”
预备阶段
{米尔顿}诺贝尔是一位杰出的瑞典人，一位天才的发明家，他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创建了一家跨国公司，虽然这个词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但是诺贝尔公司是由遍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公司组成的跨国公司。他死于1896年，在遗嘱中特别指定要设立诺贝尔奖。他规定了五项奖、颁奖的程序以及负责评选获奖人的相关机构。因为他提到的顺序中第一是物理学，第二是化学，医学是第三，文学是第四，因此无论颁奖仪式如何，物理学奖都是第一个颁发，化学第二，以此类推。第五项奖是和平奖，在奥斯陆由挪威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来颁发，1976年这个奖没有颁发。
正如罗斯所说的，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其建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其程序完全模仿那些原有的诺贝尔奖。
1976年对美国与芝加哥大学都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七名获奖者都是美国人（有七个人是因为医学奖和物理学奖都是由两个人分享），其中的两个获奖者—获得文学奖的索尔·贝娄和我都是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媒体因此倾巢而出，《芝加哥论坛》派了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去斯德哥尔摩，所有地方电视台都派了记者组去拍摄颁奖典礼。这并不是芝加哥大学头一次获此殊荣，10年前，即1966年，芝加哥大学也有过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罗伯特·马利肯教授，他获得了化学奖，另一位是查尔斯·哈金斯博士，他获得了医学奖。
{罗斯} 12月6日，星期一，我们到达斯德哥尔摩，正好还有24小时让我们调整时差。我怀疑，我们到达斯德哥尔摩机场的经历对诺贝尔委员会和斯德哥尔摩都是新的体验，当然对我们肯定也是新的体验。我们估计会有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到机场接我们，但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不少人在接待室欢迎我们，从我们到达的那时起到我们从机场离开，保安人员一直包围着我们。
委员会指派给每一位获奖者一名来自瑞典外交部的服务员，在他逗留的一周内为他服务。他们把获奖者送到指定地点，安排他的日程，确保他到达目的地，不过一般不做跑腿听差的事。约翰·利勒胡克是我们的服务员，他确实使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停留更加快乐。他也到机场来欢迎我们了，但是我们只在接待委员会名单的最后面看到了他的名字。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因为事情来得如此之快，我完全没有弄清程序。我们被送到贵宾室，瑞典科学院秘书卡尔·伯恩哈特教授、诺贝尔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埃里克·伦德伯格教授、美国大使馆的代表，再加上其他几个人在等着我们。办完了入境手续，我们的行李神奇地出现了。
在十分友好的欢迎仪式之后，我们得知不允许新闻界人士进机场，而且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全部时间都有警察24小时保护。这里一直有游行，报纸上也有人抗议，都由一个名为智利委员会的组织资助，抗议伦德伯格教授和诺贝尔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米尔顿。当我们离开机场前往获奖者住的饭店时，分配给我们在这一周内用的车在前面走，警察的车一直跟在后面。从此时起到我们离开，两个保镖从未离开过。这是两个快乐的小伙子，我们非常喜欢他们。除此之外，我们的房间日夜有警察守卫。我们发现，在没有警察陪同的情况下，甚至连女仆都不能进入我们的房间！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危险，但是也非常感激瑞典政府和诺贝尔委员会如此谨慎的安排。
原计划要在我们到达当天的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米尔顿要求推迟到第二天的下午，记者招待会因此而推迟。这可能是举行过的最大型的一次获奖者记者招待会（索尔仁尼琴那次除外），但是这种场面不是因为记者与其他人渴望听到米尔顿对经济事务的看法，或是任何涉及他获奖的事情，所提的问题中显然没有经济学问题。人们的兴趣与问题都集中于指控米尔顿担任过智利军政府的顾问，但除了少数几个之外，这些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敌意。我感触最深的是，一旦人们因错误的消息来源而形成了某种观点，要消除这些观点有多么困难。阿诺德·哈伯格教授曾安排了米尔顿去智利的六天访问，他有先见之明，给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巴伦·斯蒂格·拉梅尔写了一封详细的信，澄清他和米尔顿参与智利事务的事实。这封信在美国和瑞典被广泛传阅（在美国是由《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但是这依然不能制止人们依据错误消息而做出的对米尔顿的攻击。
虽然招待会上的记者并没有敌意，但是我们得知，在瑞典科学院的大厅里和街上聚集着示威者。伯恩哈特教授成功地让记者招待会的气氛缓和了下来，会后他陪我们去瑞典科学院的图书馆参观。我们在图书馆参观欣赏了各种家具和纪念品，直到保镖和警察来安排我们离开。由于官方为我们安排的汽车被示威者和其他汽车堵住，我们找不到出口，因此警察把我们从旁门带到旁边的街上，警察的汽车在那里等着。尽管这样谨慎，还是有少数示威者挡在路上，设法拍了几张照片，不过仅此而已。
记者招待会当晚，我们参加了由伦德伯格教授与夫人为我们举行的非正式晚宴。其间我想起了1954年访问瑞典时我们和孩子一起去伦德伯格家的情景。
和其他获奖者不同，我们的家人没有陪我们一起去斯德哥尔摩。我们的孩子都已成年，有了自己的家庭，忙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很高兴父亲获得这样的荣誉，但是并不觉得必须要亲自参加。不过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并不孤单，我们的好友特里格夫·霍夫博士与夫人借此机会从挪威的奥斯陆来到斯德哥尔摩看我们。与特里格夫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47年朝圣山学会第一次会议时，多年来我们的友谊不断加深，并扩展到两个家庭。
伯恩哈德教授在瑞典科学院主持了欢迎仪式与晚宴，这是诺贝尔颁奖周的第一项正式活动。迎宾队列中的大多数人我们都不认识，其他获奖者和他们的妻子我们也不认识，除了索尔·贝娄和他的妻子，我们在芝加哥大学就认识他们了。
欢迎仪式后的晚宴上，我们坐在一张大约有10个人的小桌子上，开始相互介绍。到了这一周结束时，我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了，甚至经常能把名字和人对上了！晚宴快要结束时，伯恩哈德利用这个机会详细解释了获奖者是如何评选出来的。我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是否每年都做这种解释，或是只是今年做解释，因为据报道对经济学奖的获奖者有争议。
12月9日，星期四，美国大使戴维·史密斯在大使馆举行午宴招待获奖者和他们的妻子，参加者还有诺贝尔基金会的几位成员和正巧在斯德哥尔摩的几位美国人。因为这一年所有的奖项都授予了美国人，所以美国成了瑞典之外惟一积极参与庆祝活动的国家。
我们直接由大使馆前往诺贝尔基金会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我们再次见到已经见过的人，当然还有几个陌生人。这次招待会有一个新的内容，就是为获奖者及其家人放映过去庆祝活动中颁奖典礼的记录片。这当然非常有趣，因为这让我们知道了颁奖典礼是什么样的。碰巧我们看的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奖那年的影片。
当晚斯德哥尔摩经济学俱乐部为我们举行了晚宴。他们请米尔顿在晚宴结束时发表简短讲话。我问他准备讲什么，他说：“1954年，我在斯德哥尔摩曾经以《为什么美国经济免于陷入萧条》为题做了演讲，演讲中的预见显然是正确的，我在当时讨论过的推动力现在依然在起作用。因此我要以1976年的模式谈同样的内容。”讲话后，与会的年长学者提出了问题，并有一番争论，许多内容和1954年也是一样的。米尔顿后来收到一封与会的年轻学者的信，请他不要以在这个俱乐部的讨论为依据来判断斯德哥尔摩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颁奖典礼
这一周中让人印象最深刻也是最难忘的三项内容是：颁奖典礼、典礼后在市政大厅举行的宴会和国王宴会。随后是连续不断的电视采访和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宴会和诸如此类的活动让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这八天非常忙碌。
1976年12月10日，星期五，这一天是诺贝尔逝世80周年暨75届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每年的这段时间，斯德哥尔摩并不让人兴奋，每天的日照只有四五个小时，很少见到阳光。星期五比前两天更加阴暗，因为下着雨，天很黑。但是举行颁奖典礼的音乐厅灯火通明，装点着鲜花，一点儿也不阴暗，来宾席中女士们色彩鲜艳的服装映衬着男士们黑白两色的正装。
{米尔顿}离题说一下白领带与燕尾服。诺贝尔委员会的着装规定通知中有一个说明：如果你能提供尺寸，可以根据你的要求为你租一套正式服装。我正准备告诉他们尺寸时，我在芝加哥的裁缝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听说你去斯德哥尔摩需要白色领带和燕尾服，我有一位租赁服装的朋友，他跟我说他很愿意为你提供白领带和燕尾服，我可以提供你的尺寸。你可以穿这套衣服，并把租金捐给芝加哥大学，这就是他希望的。”这样我有了一套非常合身的套装。
{罗斯}我们得知在我们离开饭店之前，有人在音乐厅外面示威，示威者与我们到达斯德哥尔摩前举行示威活动的是同一批人。我们的保镖和警察做了许多工作，而我们和坐在车里陪我们去音乐厅的霍夫夫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示威。这是因为我们进入音乐厅走的是示威者不知道的门，而且我们被便衣警察包围着所以没有看见示威者。围着我们的警察总是穿便衣不穿制服，我们的专门保镖则和米尔顿一样穿燕尾服打白领带。
进入音乐厅后，米尔顿和其他获奖者坐在一起，霍夫夫妇和我坐在为我们安排的座位上。在人们陆续进入音乐厅的过程中，乐队演奏了电影《西区故事》中的曲子，这是所有美国人都熟悉的旋律。音乐厅很快就坐满了，到了4:50，所有的座位似乎都坐满了。5:00，一声号响，卡尔国王在西尔维亚王后的陪同下，与伯蒂尔亲王及妻子莉莲王妃在斯德哥尔摩交响乐团演奏的《国王之歌》的音乐声中从主席台左边的门走出来，奖者从右边的门走出来，每个人都由一名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陪同。他们按照诺贝尔规定的顺序进来，乐队也鸣号宣布他们到达。获奖者在主席台右侧就座，他们的陪同坐在左侧。在国王与他的随行人员到来之前已经在主席台就座的是前几年的获奖者，他们坐在今年的获奖者的后面，诺贝尔基金会的成员坐在中间偏后的坐位上。所有来宾在国王到达的号声吹响时都要站起来，直到获奖者就座才能坐下。典礼进行过程中一直演奏着音乐。
正式的演讲在由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苏恩·伯格斯特龙教授用瑞典语致辞后开始。诺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的代表起立用瑞典语发表长短适度的演讲（我们事先已阅读过英文版车），说明将该奖授予某位物理学家的理由，这次是两位物理学家。在讲话结束时，陪同用获奖者本国的语言宣布获奖者的名字，同时获奖者起立（因为这一年所有的获奖者都是美国人，所以英语是瑞典语外惟一使用的语言）。这个过程很短，以获奖者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诺贝尔金质奖章、证书及奖金汇票结束。
此刻，按照习惯，一声号响，获奖者从他这一侧，国王从另一侧走到舞台中心。获奖者从国王手中接过奖章和证书，与国王握手，国王与获奖者之间说几句谁也不记得的话，然后国王退回他的座位，获奖者面对来宾，向欢呼者鞠躬。
每个获奖者都按照这种程序领奖，在物理学奖后面依次是化学奖、医学奖和文学奖。到此时为止典礼都是按由来已久的程序进行着，然后就改变了。诺贝尔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伦德伯格教授以瑞典语说明了颁奖理由。然后，他又用英语发表简短的讲话，讲话结束时照例请米尔顿从国王手中接受证书，米尔顿从座位上起立，就在此时，一位穿燕尾服的人在后面的包厢里站起来，伸出手，用英语喊到：“打倒资本主义，给智利自由。”这个插曲很短但是气氛十分紧张。我不知道是侍者还是警察，迅速把这个示威者弄出了音乐厅。伦德伯格小声向米尔顿道歉，最后说：“还好没有更糟。”因为示威对我和米尔顿已不新鲜，我们觉得确实还不算太糟。米尔顿和国王走到舞台中心，在接受了奖章和证书并与国王握手后，米尔顿站在台上接受了比前面六位获奖者历时更长的欢呼。
来宾中多数是瑞典人，显然不同情示威者。后来的几天里，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发生的事情表示歉意。诺贝尔基金会深为懊恼，立刻要求调查这位示威的年轻人是如何进入音乐厅的。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入场券早在2月份就分发了，获得一张入场券是极高的荣誉。我们后来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瑞典语学校的校长，因而他得到了两张入场券，儿子说服父亲给了他一张，然后利用父亲的慷慨做了一次自我表演。
{米尔顿}这类示威就像通常那样，总是适得其反。这次示威的直接结果是这位年轻人立刻被警察拉出去，而我得到了两倍于别的获奖者的欢呼。
{罗斯}在颁发完最后一项奖后，国王一家离开了主席台，获奖者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跟随其后。这时，我们的保镖之一突然出现，陪着我和霍夫夫妇去休息室，获奖者在那里等待自己的妻子和家人。然后我们乘自己的车从音乐厅去市政厅，诺贝尔奖贺宴将在那里举行。
诺贝尔奖贺宴
我们得知大规模示威活动正在音乐厅外面举行。根据不同报纸的报道，示威人数从2 000人到6 000人不等，人群举着旗子在街上来回行进，抗议米尔顿参与智利的政治活动。服务人员为了保护我们，带我们从音乐厅到市政厅时结了些路，因此我们只看到远处的示威人群。群众性的示威给来访者带来非常严重的不便，他们进入音乐厅和后来步行从音乐厅去市政厅都很不方便。这使人们并不同情示威者。
到达市政厅后，我们和其他获奖者及妻子被引到一亲王厅，在那里举行了一个仪式，有关国家的外交官向王室成员介绍获奖者及其妻子。这一年史密斯是参加仪式的惟一一位外交官。和所有其他的诺贝尔奖颁奖活动一样，这个仪式也特意设计得让人觉得随意些。获奖者和他们的妻子沿着大厅的一边站好。国王由王后和其他王室成员陪同走进大厅，跟着迎宾队列缓步前行，由大使一一介绍。对话简单、友好而且随意。
这个小型仪式结束后，国王和王后带着这些人，成对地从精美的楼梯依次下到金色房间。陪同当然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一切有条不紊。贺宴总是在金色房间举行，这个房间灯火辉煌，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在国王一行人进来之前，其他来宾已经坐在错落有致的桌子旁边。
贺宴的主要礼节是祝酒，先由诺贝尔基金会向国王敬酒，然后是国王替诺贝尔祝酒。贺宴结束时，一位诺贝尔基金会的代表用英语向获奖者发表简短致辞，并请获奖者依次致答谢辞。每位获奖者都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简短讲话。米尔顿的讲话就像他的诺贝尔学术演讲一样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过，我记录如下：
让我感到极大荣幸的是，今晚能在这里与杰出的同行分享荣誉，还有以往的更多获奖者，是他们在75年的时间里使“诺贝尔奖得主”这个词成为一个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标志。
我的学科是后来者，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1968年为庆祝其建立300周年而创建的。我必须承认这让我感觉到某种观点上的冲突。正如你们中有些人可能知道的，我从货币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银行可以由恰当的计算机代替，并由它来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这样将更有效。对我个人及其他当选的经济学界同行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个结论还没有实际影响，否则就不会有瑞典中央银行，而正是它设立了这个我有幸获得的奖项。我是否应该优先考虑道德因素？尽管道德有时也无能为力。无论我是否这样做，我怀疑是否会有其他经济学家这样做。
为获奖而高兴之余，我必须坦率地说，在过去八周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不仅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奖项。正是由于诺贝尔奖的世界性威望，一旦获奖，获奖者就被当成全能的专家，世界各地的报刊杂志与电视台的如饥似渴的记者和摄影师蜂涌而至。我本人就被问及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从如何治感冒到一封有约翰·F·肯尼迪签名的信值多少钱。不必说，这些评论毁誉参半。我们急需一剂良药，既能防止别人对诺贝尔奖得主超出其能力之外的过分要求，也能预防我们有可能产生的自我膨胀。我自己的专业提供了一个药方：建立更多种类的奖项引起竞争。但一个如此成功的成果是难以替代的。因而，我怀疑，我们的自我膨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安然存在。
我对你们深为感激，不仅因为你们授予我的荣誉，还因为你们长久以来的友情与善意。
贺宴以表演告终，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为欢迎获奖者而表演的节目。表演令人难忘。学生出场前，我们先听见了歌声，然后才看见他们进入宴会厅上方的阳台。第一个出来的是一位举着瑞典国旗的学生，然后是学生合唱团，所有的人都从阳台的尽头走到开放的楼梯口。一小部分学生跟在合唱团后面，举着各种学生团体的旗帜，再后面的男女学生大约有几百人（也许是看上去有几百人）。所有的学生都穿着燕尾服系白领带或是穿着长裙，所有男生都戴着标准的学生帽，那是一种用白色软质材料做的海员帽。
歌声停止后，一位学生走上前，摘下帽子，用完美的英语向获奖者致辞。这一年被选中致辞的学生是拉斯·威杰克曼，他的致辞让我们听了非常高兴。
{米尔顿}威杰克曼极为明确地阐述了对自由的信仰，指出由于政府控制及政府规模扩大而对自由造成的危害，说明维护一个自由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自由社会才能保证个人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的致辞措辞得当，阐述清晰，而且用的是英语。致辞给了我们希望，因为这种观点已在瑞典的年轻人心中生根。威杰克曼为自由社会呼吁的响亮声音，与示威者鹦鹉学舌般的附和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我怀疑示威是有预谋的。
{罗斯}学生们像他们来时那样唱着歌离去，贺宴结束了，但是晚间的庆祝活动并没有结束。我们跟着学生去了蓝色房间。学生已经开始在这里跳舞，我们和他们一起跳，但是不久就发现和周围的学生聊天更有意思。不等晚会结束，米尔顿已经有了一顶学生帽，是一位学生送给他的，第二天他又收到斯德哥尔摩大学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也许这是他们表示歉意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位在颁奖仪式上表现得非常无礼；也许只是因为米尔顿历来与各地学生都能建立亲密关系，或是正好相反，是学生与诺贝奖得主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说不清，但是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在午夜时离开晚会，因为知道接下来还有许多活动要参加。
圣露西亚
我早就听说过圣露西亚传统：在庆祝宴会后的第二天早晨，一位现代圣露西亚—不是那个公元304年死于锡拉丘兹的基督教殉道者，而是一位戴着蜡制王冠的年轻姑娘扮演的圣露西亚，会与她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房间唱小夜曲，带来咖啡和圣露西亚点心。兴奋之余，我们完全忘记了原来的那个当地传说。
{米尔顿}那天早晨大约7:00时，有人敲门，门是锁着的。我打开门向外看，一位娱乐摄影师拍了一张我穿着睡衣与可爱的年轻姑娘站在一起的照片，她们穿着白色衣裙，带着蜡制王冠。我必须说，这张照片比为我拍的任何一张照片都更暴露（在双重意义上）。姑娘们进到屋里来，为我们送来咖啡和圣露西亚点心，还唱着歌。这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习俗。
国王宴会
{罗斯}在贺宴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去王宫参加为获奖者举行的国王宴会。到了指定时间，我们得到通知，让我们去饭店大堂。我们过了桥，穿过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市场，最后来到王宫所在的岛上。穿过卫兵把守的王宫大门，汽车一直开到王宫带有天篷的入口。因为我们的保镖和外交部的服务人员都不在邀请之列，所以只剩下我们进入王宫。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路，沿着铺着地毯的楼梯，一层一层地上去，最后到了衣帽间。我们把外衣放在那里，又经过一段楼梯来到一间休息厅，其他获奖者和他们的妻子已经在那里了，还有一些男士和少数女士。不知什么时候，就在王室成员进来之前休息厅里设置了一条迎宾线，王室成员毫不张扬地穿过迎宾线走了进来。谈话虽简短，但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友好的欢迎。
这个简短仪式后，国王带领大家进入宴会厅。各人就像在贺宴上一样，先找到自己的陪同，有了陪同就简单了，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在这次宴会上男士比女士多，我们被告知这是因为诺贝尔基金会的代表多为男士，而且没有邀请以前获奖者的妻子。
席间有许多次祝酒，不断地打断优雅的宴会，但是幸运的是没有讲话。宴会结束后，国王带领大家去楼下的休息厅，人们分组交谈，直到有一位年轻女士（我估计是王室管家）悄悄地过来请我们过去和伯蒂尔亲王及王妃谈话。我们跟着她去见亲王和王妃。亲王是一个可爱的人，直率，一点也不装腔作势。
{米尔顿}伯蒂尔亲王是古斯塔夫国王的小儿子，在国王古斯塔夫的孙子成年前他是王位继承人。但是古斯塔夫国王规定：伯蒂尔亲王如果和一位平民结婚就不能继承王位。出于责任感，伯蒂尔亲王没有和那位平民结婚，我们应该称她为他的“重要的另一位”。他们没有结婚，但是过着未经教士祝福的幸福生活。古斯塔夫国王去世后，他的孙子卡尔国王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国王，他允许亲王与一位平民结婚后仍保留他的王室成员身份。国王不可能把亲王怎么样，因为他自己也娶了一位平民。亲王一两个星期前才结婚，这在瑞典是一件大事。我们告诉伯蒂尔亲王我们已经结婚48年了，他说他曾经过了33年非婚生活。
{罗斯}和亲王谈话让我们觉得很愉快，另一位宫廷管家（这回是一位男士），过来告诉我们，国王和王后希望和我们谈话。和其他活动一样，以这种方式让每位客人都有机会与国王和王后交谈是经过周密安排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非常随意，是非正式的。正巧，国王春天刚访问过芝加哥大学，当时米尔顿参加了为国王举行的午宴，见过国王。我们谈起那次访问和其他事情。国王与王后见过所有获奖者后，离开了休息厅，晚宴至此结束。
国王宴会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诺贝尔奖庆祝活动。但是对我们来说，诺贝尔周并没有结束。星期天我们的服务人员为我们安排了一天的休闲活动。我们第一次乘车游览了乡村，最后在一家瑞典乡村风格的餐馆吃了一顿美味的斯堪的纳维亚菜。
最后一天，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又经历了一次圣露西亚的访问，这次米尔顿穿戴正式。最后，米尔顿做了诺贝尔奖演讲。
诺贝尔奖演讲
我们事先很担心有可能再次出现示威活动。虽然我们的保镖和其他保安人员紧紧地围着我们，但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担心。大学里没有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而且，至少在最近几年还有一些地方专门用来举行各种示威活动。证明我们的恐惧没有根据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多数情况下只有经济学家才出席这类演讲，因为演讲估计会是学术性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房间里坐满了人，所有的人来这里都是因为想听听米尔顿会说些什么。
{米尔顿}经常有人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理由是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或医学不同，而是哲学、政治或现实事务的一部分，因而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不可能对研究做出客观评价。我本人不认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在这方面有任何不同。政治对其他学科的影响至少和经济学一样多。爱德华·特勒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没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并非与他的政治立场无关。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奖是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名字命名的，他的伟大贡献是发明了高能炸药，肯定会有人因为他发明了高能炸药而拒绝向他颁发诺贝尔奖。
我的演讲就是要说明：经济学过去是，或者可以是和物理学、化学一样的实证科学。我没有详细讨论方法论，而是举例说明。我选择的例子是，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专业学者的观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观点的变化不是因为价值观的变化，不是因为任何政治考虑，而是事实使得他们不能再继续坚持某些当初已经被人接受的假说。例如当初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认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反比关系，但是因为事实与其矛盾，所以无法自圆其说。这种情况与其他学科完全一样，一种科学假说被否定是因为与事实不符。
另一个假说是，重要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的通货膨胀与预测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它之所能够站住脚，不是因为价值观或是信仰，而是因为它更符合事实，它能够解释其他假说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在引用证据说明这不是政治而是科学时，我认为，思考菲利普曲线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根据期望调整菲利普斯曲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我们正在迈向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猜想是否有一条正向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在介绍第三个阶段时，我举了英国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和加拿大政府白皮书的例子，为的是要说明事实并不与人们已有的认识一致。然而，虽然这是我演讲的要点，但是大部分的媒体评论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而是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当天夜里离开。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周，我和罗斯都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电视节目—《这就是那样的一周》。
最后说一件有趣的事。总统卡特决定给1976年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打电话表示祝贺。当他让秘书给我打电话时，她给另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打了电话，他是福特总统的发言撰稿人，已从农业部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当这位米尔顿·弗里德曼得知新总统卡特给他打电话时，以为时来运转，自己会在新政府里得到一个职位。不幸的是，结果是弄错了人。卡特的秘书最后在佛蒙特找到了我，我与卡特进行了愉快的谈话，这是我与他从那时起至今惟一的一次接触。
第27章 以色列
{米尔顿}自1962年在以色列做过短期访问后，我们又去过以色列四次：1969年作为以色列政府的客人；1972年参加霍洛威茨讲座；1977年在希伯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碰巧遇上贝京与他的利库德集团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1990年参加由丹尼尔·多伦与他的以色列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心（现在已更名为以色列自由企业中心）组织的以色列经济政策研讨会。
1969年之行
1969年的邀请是由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引发的。我是总统的非正式顾问，同情以色列的犹太人，又是《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因此以色列政府肯定把我列入了可资利用之人的名单中。但是这可能不是一次成功的邀请，因为1971年总统实施限制工资与物价政策后，我的非正式顾问身份立刻就结束了。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访问新以色列，此时“六日战争”结束还不到两年，我们想看一下作为占领者的以色列如何适应新的角色。
详细的访问计划是由以色列外交部礼宾司安排的。这次访问中最值得一提的内容是与占领西岸的军官会见并游览西岸。从以色列回来后，我在《新闻周刊》（1969年5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我的印象，题目是《无形的占领》：
最近在访问以色列期间，我游览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获得的西岸占领区。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占领的迹象。最显着的特点是看不见以色列士兵。约旦的阿拉伯人在和平的气氛中做生意。我没有任何身处占领区的感觉。
我们穿过以色列与西岸之间的边界线，再穿回来，没有遇到任何士兵的阻拦，也没有发现任何禁止自由行动的迹象。西岸主要城市之一杰宁的关卡，由腰间别着枪的约旦警察负责。甚至连以色列的文职管理人员也看不到，政府职能由战前的约旦文职人员负责。
我想先说说“达扬政策”。不设军事设施并维持原有的行政管理是有用意的。在占领初期，具有领袖魅力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确定了自由放任政策，请容许我用经济术语来形容类似的政治现象。以色列当局的干预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而且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干预也不是通过命令方式而是通过与有关的当地团体协商来实施的。
这项英明的政策几乎与经济领域中自由放任的做法完全相同，而且正因为采用自由放任的做法，所以才可能实施。政策允许约旦货币与以色列货币一起流通。西岸的农夫可以种植他们希望种植的任何东西，可以不仅在西岸而且在约旦按任何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因此约旦河两岸的贸易非常繁荣。战后，由约旦文职管理人员和一小批以色列专家提供的范围广泛的农业服务极为有效，已经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在像我这样一个偶然路过的观察者眼中，这个地区显得很繁荣。
对自由放任政策的主要干扰是限制农产品出口到以色列，以及限制劳动力流动。限制农产品出口是因为以色列政府已经接受了某种补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我们并不是惟一如此愚蠢的国家）。这些农产品从西岸进入以色列有可能迫使固定物价下降，并使产品过剩更趋严重化。限制劳动力流通部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要维持工会要求的工资比例，另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没有道理的判断，以为这样可以缓解社会紧张关系并减少产生破坏活动的危险。
再说说贸易与援助问题。上面提到的这种限制鼓励了西岸向约旦而不是向以色列出售农产品。其结果是以色列对西岸的出口多于从西岸的进口，而约旦从西岸获得食品和其他物品反过来使西岸居民手中持有约旦纸币。最后的结果是，以色列间接地给了约旦援助！
另外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军人是以色列最强烈地主张自由市场与不干预政策的力量，而一般而言军人应该是习惯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指挥，用直接命令来管理事务的。他们从实例中认识到自由市场可以把他们从负担沉重的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还能消除潜在的冲突。他们还认识到，取消对商品、人员和资本流通的壁垒，将有利于西岸在经济上与以色列一体化，而不必要求实现政治一体化。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它可以证明一个普遍原则，即自由市场能够让人们在某些领域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并让他们在其他领域改进自己的生活。这个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在自由放任哲学的指导下19世纪是一个实现了国际和平与经济合作的时代。而20世纪，由于提倡中央计划与政府干预，因而造成了国际竞争与贸易冲突，混乱得一团糟。
?1969, Newsweck, Inc. AU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不幸的是，《新闻周刊》专栏文章中所描绘的幸福景象并不持久。“六日战争”后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占领区放弃了“达扬政策”中的自由放任立场，转而与以色列经济中的日益强化的政府控制政策保持一致。
我认为这对国内经济与对外关系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如果以色列在国内进一步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它就会更加繁荣，就会更接近达扬在占领区实行的政策，就会为巴勒斯坦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同时大大缓解政治紧张关系。
1972年之行
1972年之行是受戴维·霍洛威茨之邀发表演讲，霍洛威茨是以色列银行的前总裁，我在1969年访问以色列时见到过[1]。其余的活动纯粹是社交活动。
1977年之行
在我们对以色列的几次访问中，1977年之行在许多方面都是最难忘的，部分原因是正好碰上贝京在选举中获胜。
这次访问是为了去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这是由我的朋友—希伯来大学经济系主任唐·帕廷金提出的，并得到经济系其他教授的支持。由于我在以色列的私人关系，再加上我们系与唐和他的同事的密切关系，这个提议让我非常高兴，我很愿意接受。
旅行在选举前就安排好了，这次选举中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获得了意外的胜利。但是正是这个发生在我访问前不久的事件让我们延长了访问时间，以便为新政府做一些咨询。正如我从以色列返回后在《新闻周刊》的文章中所说的：
贝京总理及其政府宣布，希望缩小政府规模，进一步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就我赞成的大部分目标而言，他们要想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因为政府补贴关系到许多集团的既得利益，其中包括许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我在以色列与许多商人、农场主与银行家讨论时，商业界的领导人表示支持取消政府补贴，但是要从农业开始。农业界的领导人也支持取消补贴，但是这个过程要从商业开始。银行界也是这种态度。
如果贝京和他的政府能够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这将是领导能力与理想主义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胜利对以色列及世界各地的自由人士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他们能够胜利[2]。
我抱着巨大的希望，但是对贝京能够取得成功并不抱太高的期望。我持这种态度是出于两个理由，这使特殊利益集团变本加厉地施加压力（我在和他讨论时曾经说过“你的人民是有效改革的最大障碍”）。第一，正如我和罗斯在《现状的专制》中所说：“新政府有6~9个月的时间进行变革；如果它不能在这段时间里抓住机会采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它将不会再有机会。”[3]第二，在我与贝京先生长时间而又友好的会见中，我发现他全身心考虑的是军事与政治战略。他在会见中总是称我为“米尔顿教授”，他知道经济很重要，需要加以注意，但是他对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兴趣，也没有悟性。再加上他的胜利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他没有具体的经济政策。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的经验使他们认识到应该提前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蜜月。然而，由于私利集团与新任命的官员之间无休止地争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贝京政府把政治蜜月浪费了，结果则是徒劳无功。
真正的结果是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增大了而不是减少。政府影响增大播下了加速通货膨胀的种子，最后还是1985年的货币改革才制止了通货膨胀[4]。这次改革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非常成功，但是在减少政府对各种经济活动的控制与干预方面却无所作为。
在我（1996年）写下这些话时，历史正在重演。和1977年时一样，一位有争议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成为总理，他的政府宣布：“希望缩小政府规模，推行自由市场经济。”这位新总理就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他对经济事务表示了比贝京更大的兴趣，并显示出减少政府干预的决心。在以色列，此时对扩大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至少有两个智囊团一直在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并为私有化准备方案。另一方面，他面临着更困难的任务，因为政府的干预自1977年以来已大为扩展。现在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要比当时高得多，政府法规也比当时更多更细，各种政府特许的领域更加广泛。我不知道内塔尼亚胡先生就职时是否有一个将在经济领域中实施的详细计划，但是和1977年一样，以色列有许多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他们肯定愿意也能够为政府制定这样一个计划。
正巧，1977年7月4日在希伯来大学授予我荣誉学位的仪式上，我发表的演讲谈的中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在以色列的作用。据我的记忆，其中的某些内容从来没有发表过。
我首次访问以色列是在15年前，当时我作为客座教授在这所大学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在讲述访问以色列的印象时说，两个犹太人的传统似乎正在以色列互相较量：一个体现在百年家长制传统的集权政府，以反对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拒绝；一个是两千年来在流浪中形成的传统，依靠自己，自愿合作，机智地躲避政府控制，靠犹太人的足智多谋不让愚蠢的政府官员抓住把柄。我的结论是，对以色列来说幸运的是，更古老的那个传统力量更强大。
以色列真正的希望（也是全世界自由的希望）在于公民个人的进取心、创造性、智慧、干劲与勇气，互相之间的自愿合作，它们必将在各个领域创造进步的奇迹，这些奇迹只能来自个人的成就。不幸的是，来自邻国的威胁使以色列必须在军事上付出巨大努力，而这些军事行动必须由政府来协调和管理，你们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大政府。但是一部分政策可以一如既往地较为有效地保留下来，只要自由的人民与强大的、高效的私有经济能继续提供支持。
以色列的奇迹是由自由的男人与女人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而创造的。这一奇迹将成为象征，将自由的火炬继续传给年轻一代。将要走向新的历程的你们，终将认识到你们继承的遗产是多么珍贵。你们会保护它、爱惜它，把它传给未来的一代，让它永远燃烧。
1990年之行
丹尼尔·多伦是第四代以色列人，当时在纽约与以色列做艺术经纪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建立了以色列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心，提倡自由市场经济。该组织既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探索必要的政策变革，也为推动公众对这些政策的支持出力。丹尼尔先列出了支持者，既有知识界也有金融界的人士，他所列的人多数在美国或是以色列，他任命戴维·列夫哈里为负责研究工作的主任，戴维·列夫哈里当时是希伯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是以色列着名的经济学家。他还鼓励并组织一些着名的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以色列的经济问题。
这个研究中心就范围广泛的问题成功地制定了可供选择的政策，组织学术会议与研讨会，这些会议的召开都是为了探讨和传播有关这类政策的信息。中心还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功能，以色列公众的态度也像美国公众一样发生了变化，不再盲目地接受中央集权论而是转为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中心为此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幸的是，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口头上的接受并不等于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效果。
该中心1989年安排播出了我们的电视节目《自由选择》，同时出版了同名书籍的希伯来文版本。中心为庆祝成立15周年，在1990年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1990年我们决定去以色列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正如以色列着名记者平赫斯·兰多在文章中所说的，这次会议“从美国、苏联、英国、匈牙利甚至新西兰为以色列带来了一批睿智而有趣的人，他们就改变以色列的经济形势发表演讲，进行讨论”。会议同时还吸引了以色列政府、准政府组织及商业界的大多数活动家，他们以与会者或是听众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几个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就以色列经济提出了建议。根据所提出的建议改善以色列经济状况，将任重而道远。
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在特拉维夫为会议开幕举行了盛大宴会。我参加宴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演讲中我强调自13年前（1977年）我访问以色列以来，这个国家缺少进步。平赫斯·兰多这样评价我的演讲：
发生变化的是他周围的世界，这个世界历经周折才接受了自由经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最小干预，以及为其作为消费者的公民提供最大的选择自由等概念……
他恳请听众不要向20世纪的美国学习，因为它开启了增加政府干预的道路。他说，应该遵循的是19世纪美国的模式，当时经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增长，公共服务因为掌握在私人与自愿者手里，甚至也比今天运转得要好。
我在耶路撒冷的闭幕宴会上也发表了讲话，我说：“在我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合理之处是它的道德力量，而不是它的超级效率，但是这目前尚未经证实。而政府扩展自己的职能，深入到与它无关的领域，其结果则是它不能恰如其分地完成完成的任务。”
作为讲话的一部分，我比较了以色列与中国香港的经验，这是令人惊讶的绝好对照，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与中央计划经济的相对优势进行的对比试验。以色列推行中央集权政策；中国香港实施的是几乎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以色列和中国香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小但是很重要的实体。1948年当以色列建国时，它的人口是72万人；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时，香港的人口是60万人。两地在此后的10年内都经历了蜂拥而入的移民潮。欧洲、也门、伊拉克、埃及和北非的犹太人进入以色列，中国大陆的人进入香港。两地的移民都有着维护公民自由的优良传统，而且中国人和犹太人都以擅长经营久负盛名。
以色列的不利之处是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使它被迫将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军事防御。然而，以色列的经济效益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所得到的外国援助，1946~1988年，以色列仅从美国得到的官方援助就达140亿美元，而香港只有4 4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以色列从世界各地收到的私人援助。在经济学中，国防是一项出口工业。我1977年在以色列时，曾经对以色列的国防的纯成本做过仔细分析，我记得结论是它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足15%，与别的国家相比很高，但是并非不可接受的负担。
香港的不利之处是资源短缺，只是一个大港口，还有就是面积很小，而以色列的自然资源要丰富得多。1994年，香港的人口密度是以色列的22倍。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就以美元表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50年以色列比香港高50%，到1967年以色列比香港低7%，而1994年要低44%。而且这还是在香港人口增长更快的情况下。香港的人口从1945年的60万增长到1994年的600万，而以色列人口则从1945年的72万增长到1994年的530万。
如果以色列采用与香港相同的政策，我相信，它的人口会是现在的两倍而国民生产总值会是现在的4倍。它的政治地位会更加稳固，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与其阿拉伯邻国的冲突会少得多，其邻国也会发展得更好。
现在当然为时已晚，但是这可以说明，内塔尼亚胡先生如果真的能实施他的经济改革目标，是有可能成功的。
会议后我们又在以色列多停留了几天，看望罗斯的亲戚并会见一些政府官员。最值得一提的是与当时的财政部长西蒙·佩雷斯的会见。这不是一次令人满意的会见。虽然没有语言问题，因为佩雷斯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他显然是一个知识丰富的聪明人，但是我们却没有思想上的交流。佩雷斯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急于平息要求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呼声。他态度友好和善，但是我的感觉是他试图要辩论而不是认真讨论这些问题，会见成了一种表演而没有实质内容。我没有谈话记录，几乎不记得细节了，因此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下我对这个人的大致印象。
注释
[1]演讲收录于注释：Milton Friedman的作者Money and Eoononmic Development（New York: Praeger, 1973）。
[2] Mieton Friedman, srael Other War,Newsweek, August 22, 1977, p. 57.
[3] Mieton and Rose frideman, 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eanovich, 1984）, p. 3.
第28章 自由选择
{罗斯} 1977年1月初我们到达旧金山。米尔顿已经安排好了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做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接受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格伦·坎贝尔的建议，成为了胡佛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参见第30章）。
酝酿阶段
我们到达后几天，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我们开始了最难忘的一次冒险。在和我们的朋友艾伦·沃利斯的一次谈话后，他让我们等罗伯特·奇特斯特的电话。他解释说，奇特斯特是公共广播系统地方电视点（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地方电视台）一位不寻常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兴趣用电视传播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奇斯特斯来电话之后，我们又于1月14日见了面。
第一次见面后，鲍勃（奇特斯特的昵称）给了我们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内容是他筹划的方案。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包括：
系列演讲
演讲的录音与录像带
电视系列片
大学学分课程
中学学习资料
出版一本书（他建议可以是《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扩充版）
鲍勃还在计划书中加进时间表与电视系列片部分的预算。他预计1977年4月开始拍摄，最后完成的作品于1979年2月在公共广播系统的电视台播出。鲍勃估计为此要花25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的几乎每一个部分都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实现了，包括他估计的成本。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现场节目的播出比他预想的时间晚了一年。
鲍勃在2月份的再次来访要比第一次时间长，这次停留了几天。关于他计划书中的各个项目我们有许多要讨论的。一个建议是开办每周一次的电视讨论节目，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米尔顿不欣赏。米尔顿看中的是系列演讲与电视记录片。米尔顿和我花费了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向我们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使自由社会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而我们由此可以把这些思想传递给他们这让我们非常兴奋。
彼得·伯恩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部电视系列片的起源，这篇文章是在系列片在电视上播出时发表的：
奇特斯特几乎是在他刚知道弗里德曼主义是什么的时候就立刻皈依了它。1976年秋天，他有了一个想法，立刻驱车前往罗切斯特大学见了艾伦·沃利斯，这是一位经济学家，当时担任罗切斯特大学校长，也是公众广播公司的主席。午餐后，他们两个人谈到弗里德曼，他是沃利斯过去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同事。沃利斯给了他一本《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是弗里德曼和同为经济学家的妻子罗斯于1962年出版的一本着作。现在时常能看到他在研读这本书。“自1976年以来，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圣经”……
奇特斯特完全被弗里德曼的思想所征服，自然非常想把这些思想带入电视。弗里德曼同意这个设想但是没有热情，“我总是认为书面东西的影响力更大……我自己的任务是说服经济学家而不是大众”……
对奇特斯特来说，幸运的是，罗斯·弗里德曼站在他一边。“我总对接近大众抱着更为乐观的态度。”她说。在弗里德曼夫妇家里见了四次面后，奇特斯特得到了他们同意参加系列片制作的承诺[1]。
{米尔顿}虽然2月份我们口头上同意了参与这项计划，但是实际上直到7月26日，我“才把口头上同意的内容写在纸上”，我在给鲍勃的信中写道：“如果资金有保证，我准备拿出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明年一年到18个月的时间制作电视系列节目。这个节目是要表述我个人在社会、经济及政治。”实际上，这项计划用了三四年的时间。
4月，鲍勃在纽约安排了一次会议，专门为这个计划出主意。参加会议的人有利奥·罗斯滕和本·罗杰，他们是与我们观点一致的老朋友，很有交际能力，对参与电视节目很有经验；另外还有迪克·埃利森、托尼·麦奇、比尔·弗雷泽和芭芭拉·里夫斯，他们是鲍勃在电视界认识的人。会议在纽约体育俱乐部举行，这要归功于弗兰克·奥康奈尔，他当时是欧林公司的副总裁，非常赞同我们的计划。
根据计划，这个时期我要做系列演讲，内容应涉及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及其与自由社会的关系。鲍勃会拍下这些演讲，同时加入问题与回答部分的内容。拍下的片子用于制作最后的电视系列片。起初，我天真地以为，最后的节目，至少部分节目，可以用拍摄的演讲片断剪辑而成。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我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