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6）, p. 97.
[16] Dorothy S. Brady and Rose D. Friedman,having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10 （New York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7）, pp. 247-65.
[17] H. S. Houthakker,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American Economis Review 48 （June 1958）: pp. 396-404; quotation from p.404.
[18] Robert Eisner,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December 1958）: 972-90. The reply by Houthakker follows after a brief comment by me, the quoted statement being on p. 993.
[19] John Maynard Keynes book,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had been published in 1936 and rapidly became the orthodox view among most economists.
[20]小盖洛德·A·弗里曼的信写于1976年10月22日，这封信是为了祝贺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1]见Stabilization Policies, a series of research studies prepared for the Commission on Money and Credit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3）, pp. 165-286.
当美国货币与信贷委员会对这个项目提供资助时，这篇论文已经基本完成（初稿在1959年10月提供给研究室）。我与着名原子能科学家利奥·西拉德有过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不管他什么时候提出资助申请，他都要提交他已经完成的研究，目的是要确保满足资助的条件。但是有一次，他被拒绝的理由是：他的研究项目不可行！
[22] 3篇主要评论文章是：Ando and Modigliani,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Monetary Velocity and the Investment Multiplier Michael De Prano and Thomas Mayer,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Autonomous Expenditures and Money? both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 （September 1965）: pp. 693-782 and pp. 729-52,另一篇是Donald D. Hester,“Keynes and the Quantity Theory: A Comment on the Friedman-Meiselman CMC Paper?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6 （November 1964）: pp. 364-68.在两份杂志上，我们的文章和辩护文章都作为评论文章刊登在同一期上。
[23]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oney and Credit: An Essay in Petitio Principi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2 （May 1962）: pp. 291-301.
我的文章中的一个评论附带可以很好的证明前文提到的事实：”我可能要脱离委员会货币政策的内容去评论另一个刚开始的次要部分，有些‘专家’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太慢，以至于它的作用会事与愿违，限制性政策的影响要在下一次经济下降开始之后才能感受到，而货币扩张政策的影响要在下一次繁荣来临之后才能感受到……我估计委员会所指的‘专家’中至少有一位我很熟悉，他明确告诉我，这一说法将他的观点过分简单化，进而将他的批评对象变成了一个稻草人……让我直接记录下这位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中的引文：‘我从不认为政策行为是必要的，或是一般都是事与愿违的，尽管事实上货币政策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事与愿违，而那些事后证明是恰当的行为，其中大部分只是随机与之有关。’“正如你已经猜到的，这里引的是我自己的文章。
[24] James Tobin,the Monetary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 Review Arti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 （June 1965）: pp. 464-85.
[25] Milton Friedman,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March 1968）: pp. 1-17.
[26]费尔普斯大致同时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想法。Edmund S. Phelps,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n.s., 34 （August 1967）: pp. 254-81。
[27]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我这个术语，害怕”自然的“会被解释为”希望的“，尽管我曾违心地修改这个术语，重新命名自然失业率为失业非增长通货膨胀率（缩写为NAIRU）。
[28] James Tobin,The Natural Rate as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in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Reflections on 25Years of the Hypothesis, ed. Rod Cro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0.
[29] Milton Friedman Monetary Framework: A Debate with His Critics, edited by Robert J. Gor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本段中的引文引自前言，第9~10页。
[30] Robert E. Lucas, Jr., Monetarism: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 （June 1981）: p. 560.
[31] Wesley C. Mitchell, Business Cycles, vol. 1: 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27）; Wesley C. Mitchell and Arthur F. Burns,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5）,其中有一卷的内容涉及研究所根据时间序列分析经济周期特征的技术发展。Wesley C. Mitchell, What Happens during Business Cycles: A Progress Report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1）。
[32] Michael D. Bordo（ed.）, Money,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Essays in Honor of Anna J. Schwartz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247, 249.
[33]除了我们研究货币的这3本着作外，我们还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更直接地从本源上研究了货币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money and Business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5, part 2, supplement （February 1963）: pp. 32-64, reprinted in Friedma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pp. 189-235.
[34]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每年在圣诞节与新年之间召开。后来改为一月份的第一个周末。1965年的年会是在纽约举行的。
[35]有趣的是，他发言的分会议都是关于方法论的，包括帕潘德里欧在内的几乎所有参加讨论者的论文和评论，都部分是或全部是抨击我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的。
第17章 在国外的第一年
{罗斯}我们都觉得，定居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渴望新的冒险，米尔顿因此申请了1953~1954学年度的富布赖特奖学金，由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邀请他担任访问研究员。邀请是由斯坦利·丹尼森促成的，他是朝圣山学会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之一。斯坦利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研究员，也是高级导师，1952年米尔顿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讲座时认识了他，当时他提出米尔顿访问凯厄斯的可能性。
米尔顿获得了奖学金。这时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请米尔顿作为学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经济学会的会议，会议1953年8月在意大利利吉里亚区的圣玛格丽塔召开，这让我们在前往伦敦之前有机会游览意大利。
去意大利走的是漫长的南部航线，乘坐汽船走了大约10天。这次海上旅行，正如米尔顿写给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说，”一路上风平浪静，美妙无比“。安娜是他最固定的通信人，因为他们一起做货币研究。我们8月29日到达热那亚，直接前往圣玛格丽塔。
圣玛格丽塔的海滨非常令人失望。回想起儿时在俄勒冈和华盛顿海滨度过的快乐时光，我原以为在意大利海滨胜地玩几天会是我们假期的一个美好开端。不幸的是意大利的海滨（就像大多数法国海滨胜地一样）和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没有细腻的白沙，只有岩石、岩石，还是岩石—没有大到可以坐人，却大到可以磕人的脚。
{米尔顿}就在罗斯为海滨感到失望，忙于照看珍妮特和戴维时，我已经坐在有趣的经济学讨论会上了。我不记得那次会议的内容了，但是清楚地记得会议的一个特色。绝大多数与会者都会说英语，几乎所有的发言都用英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法国人：即使他们能说流利的英语，还是用法语念论文。法国代表团有一位成员曾在华盛顿度过战争岁月，为了照顾说英语的同行，他只好屈尊说英语，但是遭到法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白眼。这不是我第一次领教法国人的盲目的排他主义，但却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
参加这次会议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是伊夫西·多马，他刚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牛津待了一年。通过学术界朋友的帮助，我们和伊夫西取得联系后，买了他的二手希尔曼·明克斯车。当我们在英国为期一年的生活结束时，我们又按学术界的惯例，将车卖给了另一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因为下一年他要在英国生活。
出于某种历史原因，这辆车是在法国注册的，因此会议后我和伊夫西驾车去尼斯过户。原以为这不会费多长时间，于是我把罗斯和孩子们留在怪石嶙峋的海滨，就和伊夫西一起去面对法国的官僚们。结果过户所用的时间远远超出我的估计，但是罗斯坚守在海滨。天晚了，海滨空了，气温下降了，罗斯开始担心我们是不是出事了。最后她决定带孩子回旅馆，到了旅馆后，还考虑是否要报警。我总算在她报警前回来，见到了忐忑不安的家人。
{罗斯}第二天非常愉快。我们在瑞昂莱潘游玩，这是一个人造海滨，沙子是从外面运进来的。我们在意大利游览了3个星期。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意大利，因此希望去看所有听说过或是在书上读到过的地方。不用说，在3周时间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以典型的旅游者的做法，尽可能多玩一些地方。尽管在佛罗伦萨两个孩子都病了，我们还是参观了标准旅游线路中的绝大多数地方。
到剑桥大学后，我们发现，虽然斯坦利·丹尼森已经为我们选择了一幢有美丽的英国花园的住宅，但是要两三个星期后才能入住，因此我们住进了花园之家饭店。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英国中产阶级的饮食，有机会看它是否名副其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饭后点心中有七色水果馅饼，所有颜色的馅饼味道都一样。我们在饭店遇到的最好玩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戴维沿着剑河试骑新买的自行车，结果翻了车掉进河里。
我们租住的房子有三层，我们住了下面两层，一对为房主工作的夫妻住在顶层。我们听说这所房子有中央供暖系统，但是很快就发现英国人的中央供暖系统的含义和我们大不一样。我们搬进去后不久就不得不关闭宽敞的起居室，因为烧木柴的壁炉和薄薄的暖气根本无法让人觉得舒服。我们改用餐厅作为起居室兼餐厅，因为餐厅小一些而且有煤气炉。卧室多数时间冷得像冰库一样，幸好有人建议我们用电热毯，这才让床变得暖和些。低温让起床也很麻烦。
在剑桥有件事是我们第一回遇到的。有两个星期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当我们走进前厅洗手间时，吃惊地发现水龙头下面挂着冰柱。房子外面，我们的邻居站在屋顶上向外面的水管子泼水，防止管子上冻。我们听说，只有这样外面的管子才不会因为结冰而损坏内墙。也许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
在斯坦利·丹尼森的建议下，我们把戴维送进珀斯男校，这所学校是史蒂芬·珀斯博士于1615年创建的，是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附属学校。当时学校所有的教师都是女性，但是入校第一天早上，我们发现小学生们在欢迎老师时都说：”早上好，先生！“所以我们见到校长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小男孩称女老师‘先生’？“他回答说，传统上教师都是男性，但是战争期间男性的缺乏迫使学校转而雇用女教师。学校希望不久就能换成男教师，因此不想把小男孩弄糊涂了！而女教师们似乎并没有表示反对。我不知道现在那里的教师是否还是女性，她们是否还被称为”先生“。
英国，至少在公立学校中有一个惯例，男孩都要穿制服。在珀斯，校服从头到脚都是紫色黑条纹。戴维很喜欢校服，我也觉得他穿上很精神，但是米尔顿在一封信中称珀斯的校服”令人讨厌“。但是戴维那段时间看上去确实比他过去和后来都整洁。
学校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复杂的。这里比我们所习惯的教育方式更强调纪律和自理。我们不反对纪律，但是觉得僵化和刻板的纪律扼杀了年轻人的想像力，也压抑了聪明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我们的小儿子当时就表现出（而且至今仍然有）和他父亲一样的好奇心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一件事因为有人告诉他如何去做而变得很容易，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件简单的事。他总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做某事或是不做某事。珀斯的教师对这种态度很不习惯，因为这肯定让他们觉得很难应付，而戴维同样觉得很压抑。但是他和父亲一样，有讨人喜欢的微笑和开朗的性格，再加上他是外国人，所以经常能被原谅，至少没有人找家长告状。我们很满意孩子在这里受到的写作训练，要求每天写一篇短文。学校教学重视文学、历史、地理，这是我们最满意的。另一方面，戴维每天晚上都要花时间练书法，这看来是浪费时间，因为他的水平没有什么提高。我们的住房中有一个老式书房，戴维总是比我们早醒，于是他用这段时间系统地浏览了书房中的书，这对他在学校的学习是一个补充。他还因此成为一个吉卜林①爱好者，此后经常大段地引用他的诗句。
我对纪律还有另外一个看法。我们总是听说英国孩子比美国孩子更规矩，但是在观察了一些来家里玩的小男孩后，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他们的父母在旁边时他们可能表现得更得体一些，但是当他们自己玩时，就和我们的孩子一样不懂规矩。如果高兴，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喊叫着跑上楼梯，再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他们好像知道什么时候要表现得体，什么时候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送珍妮特进了花园之家中学，这所学校原来在伦敦，战争期间搬到剑桥。珍妮特在这所学校的经历和戴维有些不一样。她的学校更宽松一些，也许应该说更开放一些。另一方面，她当时正好11岁，对英国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年龄，因为有11+考试。这个考试将决定谁能进文法学校，这个学校的学生将来要进技术学校。因为这个考试太重要了，所以珍妮特的同学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做作业，几乎没有课外活动。而所有的作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备考，此举有可能提高他们的智商。这对珍妮特不过是一场游戏，因为考试成绩对她的前途没有影响，让她觉得失望的是学校不让她参加考试。我不相信一个人的智商可以提高或是降低，但是这种训练消除了珍妮特参加考试时的紧张心理。
珍妮特这段时间学到的英国历史给她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她对英国王室及其历史产生了持久的兴趣，还收集了许多王室的图片。她对马和骑术的兴趣也是在这里培养的。她还开始学习跳越障碍（这是她的爱好），但是让我很担心。我在骑术课上观察到的英国人的斯巴达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马掉过头来咬在旁边骑马的孩子，并没有伤到珍妮特，但是我好像比受害者的家长和教练还要惊慌，而他们两个人都把这看成是小事一桩。当珍妮特练习跳越障碍从马上摔下来时，我几乎是立刻就跑到她面前，而教练则好像不太在意。我们在盖伊·福克斯日①看到鞭炮扔进人群时，再次感受到这种满不在乎的作风。
剑桥大学的一个特点让我和米尔顿都感到吃惊和不安。我们特别觉得不舒服的是，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学说非常对立，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人主张中央控制及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惟一办法。一些人数不多但是很着名的学者和我们一样，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个人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因为我们是外国客人—米尔顿总是还要加上一句：比两个派别的人都更极端，所以两派人都欢迎我们。在聚会上的其他客人不是这一派的就是那一派的，绝不会出现两派共处一室的场面。
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两派人所表现出来的互相仇视，两派人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学术对话。当时我们虽然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政治与经济观点在大多数美国的校园里总是少数派，但是在美国没有一个大学像剑桥大学这样，学术观点对立如此尖锐而且如此夹杂感情色彩。1953年后，剑桥大学的这种平衡被打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更倾向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对英国来说很不幸的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成为工党政府的顾问，负责制定了许多措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前，把英国越来越推向集权国家。我们的朋友斯坦利、彼得·鲍尔和其他人，离开剑桥去了其他地方。
{米尔顿}作为富布赖特讲师，我并没有被要求教学，但是我很想知道剑桥的学生和我们的学生相比有何不同，我也对剑桥的导师制很好奇。斯坦利·丹尼森是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高级导师，我请他从经济专业挑选六个学生来由我指导，并提出要他的学生中两个最差的，两个一般的，两个最聪明的。
正如我写给安娜的信中所说的，说到天生的智商，这些学生”（和我们的学生）区别不大，但是他们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写和说都比我们的学生强。然而他们在社会和个人交往方面不够成熟，他们太看重自己了。他们（或者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明确地知道，他们是被作为未来英国的统治阶级来训练的，而且事实也正是这样“。我的结论是英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在中学教育。等级制度下的英国与民主的美国很不一样，与这种区别相应的是，英国名列前茅的中学与大多数学生要进的学校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而在美国，除了极少数的精英私立中学，两类学校区别没有这么大。
担当导师的经历让我非常敬佩英国的教育制度。被指导的学生，一般是两个人一组，每周见导师一个小时，导师布置他们读书，并提出一个题目让他们写一篇短文下周讨论。我指导的三组学生从同一水平开始，但是学年结束时，他们所达到的经济学论辩水平却不一样。最好的一组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研究生水平，至少达到了经济学101课程的水平。最聪明的一组中的塞缪尔·布里坦，现在是《金融时报》的撰稿人。另一位是基思·马斯顿，他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得非常出色。
乍一看，个别指导比起我们一次教20个学生或是30个学生（有时甚至学生数还要多）的班相比，仿佛成本要高得多，但是当我仔细计算后，考虑到因体制不同—例如较短的学期、由挑选出来的教师主持的有较多听课人的讲座，我的结论是：这种体制成本显然不高。一个主要的平衡手段就是系列讲座相当短，我记得一个学期大概是8次，但是每次讲座都准备得非常充分和认真。讲座在结束时可能会回答几个问题，但是中间不中断。我记得一个英国教授的故事，他应邀到美国的大学讲课，被告知：在18周内，每周3节课，分两个班上。他吓坏了，不明白怎么才能把8个小时的系列讲座拉长，填满54小时的课。但是当第一次讲座开始不久，第一个学生举起手来时，他就觉得有救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导师制与讲座制相结合的剑桥体制对教授的要求没有我们那样高，它向学生提供的是更个别的指导。
除了担任导师外，我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接触最多的两个人是斯坦利·丹尼森和彼得·鲍尔，他们当时是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工作的经济学家。斯坦利战争期间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过重要职位，是一位有名望的学者，几年后离开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担任了赫尔大学的副校长（基本上是行政领导人），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彼得离开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时及后来的年月里，他的专业兴趣都是发展经济学，特别是外国援助的影响。传统理论认为，外国援助将自动影响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使之增长，但是他以大量的证据证明这种理论是不正确的，他因此而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更为重要的是，彼得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外援对受援国弊大于利（我长期以来也同意这一观点）。在这数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的声音只能是荒野中的呼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认识到他是对的。彼得因对发展理论的贡献而被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提名获得终身爵位，所以他现在是彼得·鲍尔勋爵。斯坦利1993年去世。和我一样，彼得现在仍然在工作。而且就在我写下这句话前，他还和我们在旧金山共进晚餐。
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时，有两件与彼得有关的事很有趣。有一天，他很生气地告诉我一件事，他和他指导的一位学生讨论工资理论。讨论中，他指出这一理论的含义是：成功地增加了工资的工会实际上同时减少了这个行业中的就业人员的人数，造成了失业或是降低其他已经就业人员的工资。他告诉我，那位学生说：”但是，多布先生肯定不同意这个观点。“（莫里斯·多布是三一学院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彼得说：”如果在一个尽人皆知的基本原则的简单逻辑含义上都不能取得一致，经济学还是什么科学？“（我和罗斯在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有分歧这个问题上一直持不同观点，正巧，这是一个支持罗斯的有力证据。）当晚，我在学院的晚宴上正好坐在R·A·费希尔旁边，他是一位伟大的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我当时将上面那件事作为经济学中的专业问题讲给他听。他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告诉我在他的专业领域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只要他知道了一位来访者的政治观点，他总是能够预见访问者在遗传学领域纯粹是自然对自然的争论中站在哪一边（当然，这是罗斯的观点）。
另一件事完全是另一种性质。有一天我和彼得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他给我看他刚收到的理查德·卡恩的信，出于某种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的原因，信中的内容让彼得很生气。我一看到信就对内容失去了兴趣，因为写信人有一种特有的书写风格：每一行都明显地向下斜。我告诉彼得：”卡恩肯定是一个悲观主义者。“1933~1934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廉·克罗默法塔特同学时，他让我相信了从笔迹可以看出人的性格，从此我成了一个业余笔迹学家。
正巧，我第二天要与卡恩在剑桥艺术剧院一起吃午饭。我们讨论了他和凯恩斯作为财务主管的不同政策。讨论中，卡恩评论说：”最大的不同是凯恩斯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乐观主义者而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悲观主义者。“我再次对实质性内容失去了兴趣，而是问他：”凯恩斯的笔迹是不是这样？“（我向他比划：每一行都明显地向上斜）。卡恩说，他对此一点儿都不知道，但是等我们到他的房间参加雪利酒会时，他可以给我看些凯恩斯写的东西。
雪利酒会像所有这类场合一样是分派的，不是按民族而是按意识形态：左派对右派。过了一会儿，我提醒卡恩关于凯恩斯的笔迹的事，他拿来一些凯恩斯写的东西。果然像我预言的那样，每一行都明显地向上斜，这足以说明他是乐观主义者。很自然，这样一来，许多人出示书写的东西让我分析。这时我已经喝了不少的雪利酒，因此我的想像力自由驰骋。最后，一位重要的也是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琼·罗宾逊拿了一个样品让我分析。我说了这样的话：”这显然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因为我很难分析它。但是我想说，这样写字的是一个艺术家，但是是一个智商不太高的天才。“原来这是黎亚·洛波卡娃写的，她是世界知名的俄国芭蕾舞舞蹈家，嫁给了凯恩斯。这肯定是我在剑桥大学这一年中最伟大的胜利！
琼·罗宾逊是一位备受争议、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家，我个人和她相处很好，尽管我们的观点尖锐对立。她1926年嫁给了奥斯汀·罗宾逊（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因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关于非完善竞争的开拓性着作而得到学术界认可。她随后继续在剑桥大学教书，并成为所谓的”新剑桥学派“的一个主要成员，这是一批凯恩斯学说的年轻信徒，他们后来沉溺于对凯恩斯《通论》续作的评论。她后来成为极左派。在我看来，她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她是一个一流的技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她是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者。
举一个例子。一位朋友有一天来看我，告诉我琼将在下一次的讲座中批评我关于弹性汇率的主张，这是她正在做的系列讲座中的一个。这位朋友建议我去听她的讲座，我因此打电话给琼问她是否在意我去听她的讲座。她非常欢迎。在讲座上，她宣布我就在听众中，而我们两人在弹性汇率上有不同观点，她问我是否愿意到讲台上来和她一起讨论。她还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聪明的经济学家，两个人有分歧并不意味着逻辑上或是道理上的错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这是我们在对事实做出推测及价值观上有分歧，因而学生们会从我们对分歧的探讨中受益。随后我们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几年之后，她在我们系的主持下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我们和她一起在我们家里吃晚饭，还有一些同事也在座。她穿着作为她的标志的印度式凉鞋，刚一到就宣布她刚从古巴回来，还说”那里有美国人不能容忍的奇观—在他们海岸以南90公里的一个小岛上，没有失业，没有贫穷，也没有种族歧视“。
理查德·卡恩、琼·罗宾逊和尼古拉斯·卡尔多是当时剑桥大学凯恩斯学派的领军人物。卡尔多是匈牙利人，20世纪20年代移民到英国。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然后又教书，后来成为国王学院的教师，再后来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工党及工党政府的主要顾问，并于1974年获得终身爵位（几年后，另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托马斯·巴洛格也获得爵位）。卡尔多和巴洛格被人称为”布达佩斯勋爵“，人们常说不难分清谁是”佛“，谁是”妖“；卡尔多个子大，有些胖，总是兴高采烈，显然是”佛“；而巴洛格削瘦、严肃，总是郁郁寡欢，活像是一个”妖“①。若干年后我在电视上与巴格洛讨论（辩论）—是在芝加哥，但是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我一直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勋爵“，气得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肯定把我的称呼理解为对他不够尊敬。
我第一次见到卡尔多是在1934~1935年，当时我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正在读二年级，他得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在芝加哥停留了几个星期。他是一流的技术经济学家，我与他有过许多非常有趣的讨论，特别是在资本理论领域，多年来，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私人关系，尽管我们在出版物中毫不留情地批评对方的观点。在剑桥大学时，他和他的妻子给了我们许多帮助。
人数不多的是”保守派“，即非凯恩斯派，他们的思想领袖无疑是丹尼斯·罗伯特森爵士，尽管他得到这个地位并非出于刻意追求。他是一个腼腆、孤僻、单纯的学者，专业研究领域是货币理论。他是凯恩斯的学生，而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1946年凯恩斯去世一直是他的好友。在凯恩斯的大量内容广泛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经常互相交换手稿，以极为坦率（当然是非常友好）的态度批评对方。罗伯特森反复阅读过《通论》，提出过详细修改建议。尽管凯恩斯非常愿意接受他的批评，但是罗伯特森发现自己不能接受凯恩斯的新理论，因此没有参加”凯恩斯革命“。虽然两人关系变得紧张，但是他并没有像疏远凯恩斯激进的信徒（卡恩、卡尔多，尤其是琼·罗宾逊）那样疏远凯恩斯[1]。罗伯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理论家，而且和凯恩斯一样，也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一本篇幅不多的书，题为《货币》，出版于1922年，至今仍是阐述货币理论最清晰透彻的着作之一。
我有幸参加政治经济俱乐部每周一次的会议，这是罗伯特森在他位于三一学院的房间里举办的。会议吸引了对经济学有兴趣的最杰出的本科生，还吸引了许多担任研究人员或是教师的青年经济学家，因此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论坛。每周宣读并讨论一篇经济学专题的论文，一般是由本科生写的。有一个星期一晚上，论文是关于英国农业政策的，它的部分内容涉及当时正在实施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规定由县农业委员会监管农田使用，该法律还规定提供补贴以确保对农田的使用”恰当“。
在讨论中，我评论说，如果土地租金和其他价格是经过竞争而确定的，政府就没有理由对土地的使用加以控制。如果土地使用不当，土地的经营者（不论他是承租者还是所有者）应承担使用不当的全部成本。丹尼斯爵士贸然打断我的发言，宣称我的论点证明我们的立场非常不同，因此不利于我们深入讨论。
于是立刻就终止了直接交换意见，但是我从过去的经验知道，丹尼斯爵士和许多在牛津-剑桥受过教育的学者一样，觉得书面讨论比口头讨论要舒服得多。因此几天后，我在一封信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是友好的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大。将近20年过去了，丹尼斯爵士已经去世了，我偶然翻到这封信，拿给哈里·约翰逊看。哈里当时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乔治·施蒂格勒同为《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我是在剑桥大学认识他的，当时他在国王学院任职。哈里认为这封信会引起广泛兴趣，经我和罗伯特森的侄子同意，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2]。
总而言之，在剑桥大学一年中度过的每学期8周的那3个学期，极富激励性与启发性，而且形成了工作上的友谊，使我在此后的几十年内获益匪浅。
{罗斯}除了由于知识与理论上的分歧引起的对立外，我还发现，剑桥的女性活动场所也像英国其他地方一样令人沮丧。举一个例子，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当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访问剑桥大学时，男人们会在学院里招待他。妻子们与他几乎没有任何接触。除此之外，剑桥大学的雇员定期在学院聚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参加。我认为这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幸运的是，米尔顿和我的感受一样，因此他只在某些特殊情况才参加这类晚宴。
我们也以其他方式打破常规。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和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同事，还有其他新朋友和外国来访者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剑桥大学学院体制中让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点是，它让我们有机会既认识了经济学家也认识了非经济学家。我们有幸认识了罗纳德·费希尔，他是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研究人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学者。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从教会史到天文学，而且他对有兴趣的专业都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
我们经常给别人讲述罗纳德访问我们家的故事。米尔顿去罗纳德的房间接他来我们家吃饭时，还带着戴维。米尔顿向戴维介绍，这是罗纳德爵士，戴维问他：”你是哪一种骑士？“他的回答是：”我是有着五个女儿、两个儿子的最低级的骑士。“整个晚上，戴维都在试图让费希尔注意到他知识渊博，他从恐龙开始，但是很快就发现关于恐龙的知识，费希尔忘掉的都比他知道的多，于是他又转向天文学，结果也一样。绝望中，戴维改谈连环漫画，发现费希尔在这方面也知之甚多，他这才放弃了努力，并对罗纳德爵士无比钦佩。
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每天有两份伦敦的《泰晤士报》送到休息室，仅仅是为了完成《泰晤士报》上着名的拼字游戏。人们分成两群，一群人合作完成拼字游戏，一群人专门观看罗纳德独自完成。关于罗纳德的传奇是，他永远是赢家，但是也传说他有时提前偷看谜底。米尔顿偶尔也参加游戏，但是在剑桥的一年访问结束时，他只完成了这些难以捉摸的拼字游戏中的1/3。
我们在伦敦和牛津原来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我们在美国时就认识的，或是米尔顿在朝圣山学会成立大会上认识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多年前访问华盛顿时我就认识他了，当时他还不是勋爵。莱昂内尔和艾里斯来剑桥看望过我们，我们也多次去伦敦看望过他们。来自南非的赫伯特·弗雷克尔和莱尔·弗雷克尔当时在牛津，他们来剑桥看望过我们，我们也和他们在牛津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周末。我们和孩子一起去伦敦看风景，同时看望朋友。我们发现与剑桥大学相比，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气氛更健康，更接近我们的想法。米尔顿不必每天指导学生，所以我们能够利用较长的周末在英国各地旅行。
{米尔顿}英国僵化的等级制度与我们更富流动性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有几件事让我们对此深有体会。
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彼得·鲍尔，另一位是他的朋友乔治·萨斯。两个人都出生在匈牙利，在那里读完中学，两个人又都是移民，彼得到了英国，乔治到美国成为物理学家。我们问他们两个人同一个问题：”你是哪国人？“彼得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匈牙利人。“而乔治说：”我是美国人。“
另一次我们家来了一位客人——《悉尼时报》的专栏作家乔治·施瓦茨。他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学过经济学，并在那里执教过一段时间。乔治出生在英国，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从德国移民到英国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禁止参与战争工作，其他”敌对联盟“国家的人也一样，即使他的才能非常有用也不行。我记得他站在壁炉前，说到”他们“——这是指英国人而言的。他至今仍然不把自己看成是英国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一样，他是奥地利人，1931年因接受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而移民英国，但是即使是在1938年得到公民权后仍然被排除在战争工作之外。这让哈耶克因祸得福，在伦敦经济学院为了躲避轰炸从伦敦搬到剑桥时，他有了闲暇专心写巨着《通往奴役之路》。
由于等级制度，英国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比民主的美国更为不平等。最大的汽车是大人物的，最小的汽车是小人物的；最大的房子是大人物的，最小的房子是小人物的；根据其生活方式就可以判断出，真正有钱的人看上去就有钱，而穷人看上去就穷。在一个小小的英国，不同地区之间口音的差别要比幅员辽阔的美国还要明显。不同阶层的口音与生活习惯的差别也同样明显。我们曾经惊讶地看到管子工来干活时穿着套装打着领带，这是尊重上等阶级价值观的标志。而且，上等阶级与”工人阶级“（我们可能也有这种分类但是并不承认）的关系自然就让人想到优越与服从，而不是想到所有美国出租车司机对乘客所表现的亲切态度，这种态度与乘客的地位无关。
举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剑桥大学，给学生的奖学金不仅包括学费和日常生活费，还包括正式着装。奖学金获得者要像”绅士“一样生活，不需为开销去挣任何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我们在美国的经验，大多数本科生的奖学金及许多研究生的奖学金只包括学费，不包括生活费；而且多数学生要打工完成学业。
虽然与我们在那里时相比，现在英国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我相信与美国的这种不同仍然很鲜明。我相信，主要的变化是接近上等阶级比以前容易了。但是上等阶级与工人阶级还是存在，而年轻人最终的命运还是几乎在十几岁时就决定了，此后就没有多少起伏了。我在剑桥指导的学生中有几个来自工人家庭，他们经常因为与父母交流困难而感到非常烦恼：他们说话是剑桥口音，不再使用他们父母习惯的俗语。但是现在广播与电视已经对改变这种状况起了很大的作用。
{罗斯}我们在伦敦的一次旅行是特别难忘的。我们弄到了票去旁听下院的会议。我们去时正是质询时间，让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温斯顿·丘吉尔出席了会议，还回答了一些问题。我们大为震惊的是他看上去那么老，正如米尔顿后来写给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说：”处处都可以看出他的年龄，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来，坐下后再重新站起来会很费力，耳朵里塞着助听器，还有他多皱纹而又显得疲惫的脸也很显老。但是他看上去非常睿智，最初的几个问题写在纸上，他的回答是读事先写好的稿，此后再进行一些讨论，他都能听明白并能做出措辞得体的回答，而且面带笑容。“我们在庆幸自己有幸见到丘吉尔的同时，也为他这么衰老而感到难过。
在剑桥购物是我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个经历。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一次买很多米、面、糖这些商品了，这些商品在我购物的剑桥商店中是成批地出售的。这种销售方式，还有面粉、通心粉等都装在木桶里的销售方式，让我想起了佛蒙特乡村的商店。当时冷冻食品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但是在剑桥却不多。这里有许多我过去不太习惯的服务，诸如每天将杂货送到家门口，但是毫不在意是否会使货物损害。例如鱼，用报纸包好放在后厅的桌子上。当时似乎并不缺少食品，但是品种很单调。我们没有觉得缺少肉类，但是质量很差。我在英国最讨厌的事是在伦敦买东西时或是等汽车时排长队，但是英国的家庭主妇从来看不出有任何不耐烦。在排队时碰到邻居聊天，似乎是她们放松的机会。
{米尔顿}在英国，几乎做所有事情都要排队，这个经历让我想出了一个谜语—每个国家都有国旗、国歌、国徽，只有英国有国家字母，这个字母是什么？答案：Q。
{罗斯}我们特别欣赏剑桥的课程安排：一个学期8周，放假4周。长假使我们有可能参观欧洲的许多地方。圣诞节假时，米尔顿开车去苏黎世做讲座，我和孩子留下，几天后他们就放假了。事先安排的是，随后我们坐飞机从伦敦到巴塞尔，米尔顿在那里接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去瑞士的阿罗萨，我们将在那里体验第一次滑雪的乐趣。去伦敦很容易，但是离开伦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在伦敦机场等了一天，英国欧洲航空公司每小时宣布一次航班延期，我们听到的最后一次通告是：”航班取消，你可以到售票处退票。“与此同时，米尔顿也在苏黎世与英国欧洲航空公司联系，他们向他保证会照顾我们，但是照顾的意思是我们能退票，而不是能登机或是安排第二天的航班。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太让我气愤了，后来许多年里我都拒绝再搭乘他们的航班。
从伦敦前往巴塞尔的旅程有趣但是有点儿磨人。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年轻人，他比我们认识路，还有一位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女士，带着一个小姑娘，和我们一样去巴塞尔，也不认识路，我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认为前往巴塞尔最有把握的路线是坐火车，所以我们就去火车站，但是到那儿才得知，当天没有去巴塞尔的火车。我们被安排坐第二天的火车，然后我们在离火车站很近的地方找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旅馆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我反复回忆起来的是旅途中珍妮特和戴维的表现。这次旅行要在火车上过一夜，还要在法国换车。我们惟一可能睡觉的地方（据我记得）是6个人的卧铺车厢。火车非常拥挤，去餐车的通道挤满了人，我们无法过去。一个年轻姑娘占了一个铺位提供惟一的食品——一些巧克力，但是我没有听到孩子们的任何抱怨。相反，他们还安慰我。最后终于到达车站时，米尔顿看到我们满面笑容，让人觉得比平时更让人高兴。
阿罗萨是一个高海拔的人间仙境，正如米尔顿写给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说的：”按照美国标准，一个旅游者可能想要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我们住在一个干净、暖和、舒适的食宿公寓里，每天每人住宿费用是6美元）。“
弗里德里希·卢茨和他的妻子维拉·史密斯也和我们一起来阿罗萨滑雪，他们两位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离开阿罗萨前，我们和他们一起过了除夕之夜。我们全家都爱上了滑雪，决心回芝加哥后还要把这项活动继续下去。但是我们只坚持了一小段时间，因为在芝加哥滑雪和阿罗萨不一样，逐渐地，最后除了米尔顿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都放弃了。我是第一个失去兴趣的，随后是孩子们，他们离家上大学后也不再滑雪了。米尔顿一直坚持到1995年，他放弃了滑雪是因为健康问题。
在滑雪天堂玩了两个星期后，我们按预先的计划乘车经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回到剑桥。德国让我们产生了复杂的感情，主要是为整个欧洲民主思想发展停滞不前而感到沮丧。
我们的下一次旅行是意料之外的。米尔顿受邀到马德里做两次演讲，他决定接受邀请。这次旅行我们没有带孩子，也是我第一次离开他们几天之久。幸运的是，米尔顿过去的一位学生和他的妻子来跟珍妮特和戴维住在一起，他们是朗多·卡梅伦和克莱丁·卡梅伦。克莱丁住在我们房子的三楼，帮我管家做饭、料理其他家务。我们回来时几乎可以说孩子们还没有来得及想我们，而我们买回来的托莱多剑和其他礼物也弥补了父母不在家给他们带来的不快。
我们在马德里的游览极为有趣。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友好的接待，就像对来访的宗教领袖一样。我们到机场时，我就看见一个人站在远处，手里拿着一大束鲜花。我跟米尔顿开玩笑说：”我打赌，这些鲜花是给我的。“他不以为然，回答说：”你以为你是谁？好莱坞明星？“当这个人直接走向我们，把鲜花递给我时，想想我们有多么惊讶。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回答说：”我们对所有的外国客人都这样。“他是西班牙礼宾司的官员。复活节星期天，又有复活节百合送到饭店。在我们访问期间，这类热情洋溢的欢迎始终不断。
接待我们的一些西班牙教授带我们去游览托莱多时，我们想要买一些托莱多手工艺品，但是很快发现只要我们欣赏某样东西，主人就立刻为我们买下来，因此我们不再对任何东西表示欣赏。这部分是因为西班牙的友好传统，但是肯定也是因为西班牙一度与世隔绝。这说明西班牙人民感觉到与世界接近了，渴望与世界其他国家接触。
按日程，演讲大约是在每晚8:00。我们被告知会有车在演讲前到饭店接我们。我们当然在7:30分准备好，等车来接我们。欢迎我们的一行人从容地在将近9:00，而不是8:00到达，我们因此估计一到大学，将立即前往演讲大厅，但是又听说校长和几位高级神职人员正在校长办公室等着欢迎我们。等我们被簇拥着到演讲大厅时，已经将近10:00了，我们惊讶地发现演讲厅外的大厅里坐满了学生，我估计他们从8:00起就等在那里了，而演讲的房间却是空的。西班牙的礼节要求学生在演讲人和他的随行人员进入之前不得入内。
西班牙的现实与我们预想的大相径庭。西班牙曾经是一个法西斯专政国家，但是人民可以自由讲话，批评佛朗哥和他的统治。除了在钱币上，佛朗哥的像并不多见。大学图书馆里有各种杂志，其中包括左派的杂志《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当我们的主人开始批评佛朗哥，而且不是悄悄地说。让我们感到非常吃惊。虽然他说的是英语，但是他说他可以肯定站在远处的服务生听得懂英语，不过这没有什么问题。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什么顾虑，是因为只要不批评教会和军队，只要不出版你的批评性着作，就是安全的。这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自由得多。米尔顿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演讲专题，而且没有人提前问他要讲什么。
在经济学方面，我们吃惊地发现西班牙在许多方面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很像当时的英国：广泛的社会保险，雇主不能解雇工人，正在进行工业国有化，国家管制投资和外汇。我们听说工商界不是一股有实力的势力。权力掌握在军队、教会和长枪党的手里。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及财富悬殊的程度没有让我们吃惊，而且我们在马德里并没有看到什么贫富悬殊的现象，这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我们参观了所见过的最令人激动的博物馆——普拉多博物馆。但是在我们去托莱多游览时，当主人为了让我们欣赏风景而在某处停下时，一些孩子和成年人聚过来乞讨，这时我们的主人很尴尬，尽力假装没有看见他们。
下一个假期在春季，我们是在荷兰、丹麦和瑞典度过的。全部旅程都是自己开车，部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也因为这是最便宜的旅行方式。春天去挪威不太适宜，所以这次只好放弃，直到许多年后我们才有机会去。我们在瑞典感觉非常舒服，令人吃惊的是它很像美国。当我们第一次驾车到乡间时，戴维说：”味道闻着像是在新罕布什尔。“确实如此。这里也是地势起伏的乡村，有河流和湖泊，有同样的树木—云杉、松树、冷杉、白桦等等。这里和欧洲其他地方不太一样，而更像美国，出于同样原因，房子也是用木料修建的。还有一个像美国而和欧洲不一样的是，我们见到的是个体农场。
像我们的多数旅行一样，这次也是米尔顿的工作和假期结合在一起。我们认识了许多经济学家，去他们家里做客，米尔顿也被请到几个大学演讲。在瑞典，他做了题为《为什么美国经济是萧条的证据》的演讲，后来收入论文集《美元与赤字》。他所说的萧条，不是一般的周期性衰退，而是指的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的那种破坏性的经济收缩。他用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的是这样几个事实：建立联邦储蓄保险机构，以及理论界从害怕通货膨胀转为由于害怕因而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经济萧条。
当我们结束旅行，汽车驶入剑桥时，阳光灿烂，树木繁茂，我们几乎是同时说：”春天来了。“回来后不久，我们的朋友斯坦利就来看望我们，我告诉他我已经将所有冬天的衣服收起来了，他笑着说：”我可不这么着急。“他太对了，没多久我又把衣服拿出来了。
离开英国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是去湖区，然后去威尔士和苏格兰。尽管天气不尽人意，但是米尔顿和戴维还是爬上了本尼维斯山（Ben Nevis），从此他们可以夸耀自己登上了英格兰的最高峰。让我和米尔顿感到兴奋的是我们参观了亚当·斯密的出生地，还有他的墓地。他的墓虽然比陵园中的其他坟墓都大，但是却是最荒凉的，无人理会。米尔顿觉得无人理会是因为单身汉斯密没有后人，而不是因为他的理论逐渐不为人接受，我也这样想。
游完苏格兰后，我们回到剑桥，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回国。行李很多，其中包括两辆自行车，这是在剑桥买来让珍妮特和戴维上学用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留下。我记不清回国的旅程，只是清楚地记得我们到达的是纽约码头。把我和孩子安顿下后，米尔顿去取我们的汽车，我们把车放在拉维的米尔顿姐姐家。但是他忘记把钥匙留给我，好让我打开箱包通过海关检查，幸运的是我的运气和无辜的样子再次解决了问题，海关官员不知是预先考虑还是偶然的决定，只是看了一眼我们没有上锁的一个包，里面装的是我们路上的脏衣服，他几乎没花什么时间来检查这个包。我们安然通过海关检查，米尔顿也从拉维回来了。然后我们去坎布里奇度夏，直到米尔顿和孩子们的学校开学，才返回芝加哥。
注释
[1] D. E.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 B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597-603.
[2]以上三段全文引自我对”A Milton Friedman-Sir Dennis Robertson Correspondence“的介绍，载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July/August, 1973）: pp. 1033-1039。
第18章 印度工作
{米尔顿} 1955年夏天，当时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阿瑟·伯恩斯，请我和尼尔·雅各比前往印度为印度政府做顾问，当时印度得到美国国际合作署（其实就是对外援助部门的名称）的资助。尼尔过去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当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学院的院长。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所以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我决定秋季学期离开大学，投入这份工作。
当时印度政府正在制定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印度政府请求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这一计划给予援助。美国政府意识到这是一个平衡左翼顾问影响的机会，决定派两个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去担任顾问。雅各比被直接派往计划委员会，而我则担任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
不管此事对印度的意义如何，我个人是极有收获的，尽管由于在芝加哥发生的不幸事件让这次经历美中不足—我被迫提前回国。我在10月8日，星期天离开洛杉矶[1]。
当时还没有喷气式客机，因此从洛杉矶到新德里是一次长途旅行，要在东京、香港和曼谷转机。我去东京乘坐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该机有两层，乘客层在上面，下面是行李层。这种飞机上有少数几个非常舒服的卧铺，美国政府考虑周到地为我提供了一个，而一位同机的乘客没有搞到卧铺，愿意出100美元（相当于1997年的600美元，或者如我在给罗斯的信中说的，相当于”睡1分钟10美分“）换我的卧铺。我抗拒了诱惑，安然入睡。去东京途中，我们在夏威夷停留，第二天早上到达威克岛，停留了1小时，吃了早餐，然后前往东京。总而言之，当时的空中旅行要比现在费时得多，但是比坐在当今人满为患的庞大飞机中愉快得多。
由于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少了一天，我星期一到达东京，住在原来的东京帝国饭店，这是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惟一幸存的大型建筑，它也因此而闻名于世。正如我给罗斯的信中所写的：”它有点让人失望。看上去非常像罗宾别墅的扩大版，但是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内部很精致，但是总找不到路，你要转过来转过去。“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北村（Kitamuru）教授的陪同下逛了东京，去了歌舞伎剧院，北村是一位经济学家，我和他曾经通过信，头一天晚上在都留重人（Shigeto Tsuru）教授家里的晚宴上才第一次见到他，都留重人教授是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我将在第20章中讲到他们。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商店里的货物排列整齐、包装漂亮，街上的人群拥挤，再有就是贫困。我在信中写道：”贫困现象既引人注目又令人压抑，我真的不知道人们有多么穷，不知道穷人如何生活。“在后来的数十年中这一现象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加深印象，让我认定没有一个人们不能生存的最低收入水平。
按照今天的标准，即使考虑到在此期间发生的通货膨胀，价格仍然非常便宜。但是按照我当时的标准并不便宜。正如我写给罗斯的信中所说的：”饭店的房间很好，有私人浴室，但是价格并不便宜，相当于8~9美元。“我和北村教授在日式餐馆吃了一顿午餐，这在当时是一顿相当奢侈的饭，”大约每人3美元—当然是我付了两个人的餐费，而根据日本的礼节，我的日本朋友没有反对，这笔钱可能是他们一个星期的工资，因此我不能责怪他“。与饭店住房的费用比，这顿饭的费用似乎很高。在我重读写给罗斯的信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当时印象中的日本与今天对日本的印象之间的反差非常之大。40年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我当晚离开东京乘夜间航班前往香港，美国政府为我在半岛酒店订了一个房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饭店之一。我问了一下饭店职员我的房间的房费，当他说是50元时我大吃一惊。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他赶快告诉我这是港元。当时6港元可以兑换1美元—在高档的半岛饭店1个单间的房价大约是9美元。通货膨胀不能说明当时和现在的差别，差别是由于香港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输出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为了换机，我只能在香港停留一天，因此用来看风景，上午在九龙，下午在港岛。
第二天早上（星期四）我从香港飞往曼谷。虽然我的旅行安排中没有要求在曼谷停留，但是因为我所乘坐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航班要停曼谷，所以安排我乘坐第二天的航班去新德里。结果是”着陆时，我得知，星期五的航班推迟一天，星期六前不会有飞机，这让我更高兴，因为星期六夜间到和星期五夜间到是一样的“。
关于曼谷，我在给罗斯的信中写道：
这是一个肮脏、没有魅力的城市，到处点缀着真正美丽、还算保存完好的庙宇和政府建筑，但是这些点缀几乎不能使之显得好一些。它留给人最主要的印象是肮脏和拥挤。你走到哪里都是成堆的人。比你想像中多的商店和市场（我相信这里的店主比雇客还要多），每条街和每个肮脏的小胡同中都排满了这些小店……想像一下马克斯韦尔街，比它脏几倍再延长几倍，你就会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泰国人似乎非常快乐和有礼貌……游览水上市场是这里最有趣的活动。游览几乎都是在船上，先到河里，然后再到遍布这个城市的运河里。人们，或者说是非常多的人，生活、工作在河上。到处都是运河和河流，到处都会看到人们用小船运米，有些地方会看到大一些的船，他们生活在上面，或者用来运货，或者作为水上商店，或是用来供应食品。运河边上排列着房子或是棚子。我们下到河里时，看见许多人在河里洗澡，或是给孩子洗澡（这里到处都是孩子），或者是洗碟碗，或是洗衣服，或是浸泡正在染的布等等。这条河要向下游流500英里甚至更远，把这些垃圾废料带到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河水是褐色而又浑浊的……上午我们参观了庙宇和王室游艇。虽然印度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是宗教界和与之相关的东西都非常豪华。
我终于在星期天晚上到了新德里，这一天是10月15日，我离开洛杉矶正好一星期—实际旅途时间是4天，相比之下，现在取道新加坡的直达航班只需15小时。
”麦克莱兰夫妇到机场接我—麦克莱兰先生是我夏天在华盛顿认识的老熟人，当时他回国探家（他是驻印度技术合作使团公共服务处的经济顾问）；麦克莱兰太太是很久以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学生，当时她叫安妮·弗里德曼，所以我清楚地记得她和她的名字。同时来接我的还有一个印度小伙子，莫汉·玛尔霍特拉，他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立即把我带到一个鸡尾酒会，估计是为了欢迎我。“
我在写给罗斯的信中总要不时地提到价格：”现在，至少是暂时，我住在大使饭店，一天11美金，包括餐费。我正在想办法弄到便宜的房间，我知道能够弄到，但是此刻他们说没有便宜房间。“在后来的信中我又报告说，我和尼尔·雅各比还是弄到了一个套间，”每人每天6美金，包括膳食“。
东京、香港、曼谷向我展示了可怕的贫困，但是印度的贫困要严重得多，即使是在新德里，虽然也像多数国家的首都一样，相对还是比较繁荣的，但是情况也很糟。最好的例子是老德里周边地区，人满为患，许多人住在街头，几乎所有的人都衣衫褴褛，剃头匠在路边耍手艺，牛车走在街道的中间，许多道路未经铺砌，乞丐比比皆是。正如我给罗斯的信中所写的：”人们衣衫褴褛已经让人震惊了，但是更让人震惊的是人们骨瘦如柴。“7年后，我和罗斯在加尔各答度过几天，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儿贫困有所减轻的迹象。正如一位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德里办公室工作的同事所说的：”你可能能忍受一个1/4平方英里的贫民区，但是就像在加尔各答一样，当这些贫民区一平方英里一平方英里地延续下去，就无法忍受了。“
和大多数贫穷国家一样，普通群众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差别极为鲜明。在新德里，后者主要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包括高级文官、外国政府及商业代表、少数成功的商人、地主等等。头一次来访的人会被上层社会的铁石心肠所震惊，但是很快就会明白，除非采取这种态度，否则富人就不能生存，要不然就像甘地那样与民众打成一片—可以理解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多。
在这种境况下，劳动力非常便宜，对劳动力的使用也就很浪费，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小例子是打网球（为了躲避炎热在清晨打），一场双打，有3个男孩捡球，”还有一个被称为‘记分员’的职业教练陪我们打。打完球后，我问带我来的朋友要不要给小费，他说，不，这都包括在每个月5美元的费用中了“。还是在给罗斯的信中我说：”你要是看到我走进在印度的办公室的情景，一定会笑得前仰后合。先是我的‘听差’从大厅跑过来，抢过我的包，提着包跟着我……每个办公室门口都有长板凳，坐着两个‘听差’，专为办公室里的人服务，看见我走过来，就站起来敬礼。这种景象非常可笑。我记得告诉过你我的门外有一个‘听差’，只要我一按铃他就跳起来！我一天只在这里待几个小时，这是多么大的人力浪费啊！“
美国国际合作署的官员和驻印大使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官员们非常投入，对印度存在的问题非常关心；这是一个有奉献精神的群体，他们的工作确实意义重大。“关于约翰·舍曼·库珀大使，我写道：”我和他在一起很愉快。他是一个能干、有效率、讨人喜欢的人。我们的政府干得不坏。“
同样，印度高水平文官的素质也给我留下了比预期更好的印象，尽管我坚决不同意他们所推行的某些政策。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前，英国人建立了印度文官制度，由所能吸纳的最有才干的印度人组成，并将这些人送到英国受训练。这是一个精英群体，几乎所有人都毕业于牛津大学或是剑桥大学，他们在人数上很少，但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与独立性。他们统治着这个地广人多的国家。我接触过的印度文官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有才干和最具奉献精神的文官群体。因为具有独立性，所以这些印度人又建立了印度行政管理官制度，这是一个人数更多、选择不太严格、训练不充分的群体，现在已经完全取代了印度文官制度。
我为之做顾问的财政部长C·D·德什穆赫（C.D.Deshmukh）是一位典型的印度文官，”他确实是一个聪明而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很平和而且善于倾听，有着敏锐的头脑而且很好相处“。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尼赫鲁是名誉主席）是P·C·玛哈兰诺比斯（P.C.Mahalanobis），一位知名数学家，印度统计研究所的所长。他是尼赫鲁在剑桥大学时的同学，既是尼赫鲁的朋友又是他的主要顾问。雅各比就是为计划委员会担任顾问。
我认为，数学家（无论他是纯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或是统计学家）都倾向于主张推行中央计划经济。在印度时与玛哈兰诺比斯先生的密切接触强化了我的这一看法，并让我对这种现象有了一个解释。首先，数学问题不是对就是错，而”一流“数学家都会同意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第二，数学才能经常在年龄很小时就表现出来。结果，有着超常数学才能的人年轻时就得到重用，因此一般都很自信。当进入经济学领域时，他们继续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他们有能力找到答案。正如亚当·斯密在其着作中所言：”当权者总是以为他能像摆弄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得心应手地安排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中的各类成员；他没有考虑到的是：那些棋子自身没有运行规则，而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运行规则，与立法机构可能要强加于他的法律有所不同。“[2]在经济学领域内，经常是没有明确的”对“或”错“，这些答案只需由一个或另一个能胜任其职的经济学家认可。
我不想做个不称职的顾问。玛哈兰诺比斯确实是一个开明的人，他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愿意讨论和考虑这些意见。例如他虽然没有听从但是却认真考虑了我的一个建议—我建议印度拍卖供私人使用的外汇，而不是配给（虽然我认为拍卖只是取消外汇管制及制止通货膨胀的一个次好办法）。但是一到做出最后决定的关键时刻，他就选择计划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市场的要求。玛哈兰诺比斯并不特别反对市场经济，这可能是他第二年辞去财政部长职位去担任一个不太重要的大学资助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原因。
离开美国之前，我已经尽我所能地了解了印度的形势，其中包括印度经济学家对后来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论，还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印度经济的大量数据，因此我到印度时并非一无所知。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和各部门的印度官员、美国技术合作使团的人员、美国使馆人员及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驻新德里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深入研究了财政部和计划委员会为我准备的数据；还参观了几个私人企业—正巧，其中有一个在阿格拉，我们得以同时参观了泰姬陵（”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建筑“）。这次是参观”那里的小型制鞋业，一个由政府管理的保守、落后的部门“，”同时也是一个更有希望和更让人受到鼓舞的村庄“。
3个星期结束时，我写了一份11页的备忘录，日期是1955年11月5日，标题是《对目前印度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初步评论》。从下面列出的一些标题可以知道其中的内容：
1.目标
2.投资政策
a.过分强调资本-产出比率
b.在两个极端上强调投资政策而忽视了中间
c.在公共部门方面想要做得太多
d.对私人投资控制太严，形式过细
3.对私有企业的政策
a.保护低效率生产方法
b.特别照顾某些行业的企业而对其他企业严加限制
4.货币政策
a.政策不稳定
b.赤字财政
5.可用于公共部门的资源
6.外汇问题
a.外汇缺口
b.外汇管制
c.改变外汇管制
7.结论
我全文引结论如下：
如果这些评论主要集中于金融机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印度所面临的惟一的或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因为，一方面，这是我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是现行政策中最可能改进的一个领域。
我个人认为，印度的基本问题是提高她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唤醒希望，打破僵化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引进灵活的机制，让人员流动，向所有阶级的人开放社会与经济阶梯。要让我这样的外来者对印度的未来充满了乐观与希望，觉得一切都在发展，而且将继续发展，觉得政府已经做了许多努力，而且这个好的开端正在为富于活力而又不断进步的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写下这个结论的40多年后来看，显然我当时的乐观至少是为时过早。但是过去几年中，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世界范围出现的新形势已使印度开始更为重视市场经济与私有企业，开始放开对外贸易与投资。因此最终可能证明乐观是有道理的。让我们希望能如愿以偿。
我惟一知道的当时对我的备忘录的反应是《政治家》（The Statesman）（印度的一家主要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通货膨胀的影响》，副标题是《美国经济学家对赤字财政的看法》。这篇文章显然依据的是流传出来的备忘录，参考了我估算的可能避免通货膨胀的财政赤字极限。
政府组织了一个由专业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担任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顾问。到后不久，我在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首席顾问J·J·安贾里亚（J.J.Anjaria）举行的宴会上，见到了这个委员会18或19位委员中的8位。不巧的是我后来很熟的一位委员不在其中，他就是B·R·谢诺伊（B.R.Shenoy）教授，他是一位杰出而又无畏的人。委员会最后完成了一个包含不同意见的报告，不同意见是什诺伊提出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签字。依我所见，他的观点在雄辩与见解方面都远胜过报告的其他部分。不同意见与我的批评有许多重合，尽管是各自独立提出的，但是却比我的观点更得不到认可。一个美国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印度这样一个墨守成规的僵化社会中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与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采取不同立场，坚决扞卫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而不是支持政府计划经济。什诺伊继续表现出这种勇气。他绝对是一流经济学家，只要看出不妥就要指出。他后来成为朝圣山学会成员，我们和他很熟。他1978年去世。他的妻子是一位发表过诗作的诗人，他的女儿继承父志，既是经济学家又赞成发展自由私营企业，她已经移民澳大利亚。
虽然我最初准备待三个月，但是大约是在一个月后，我几乎是在一完成备忘录就离开了印度，因为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我在前面提到过。让罗斯来讲这个故事。
{罗斯}米尔顿去印度时有点儿犹豫，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人这么长时间。我出于同样的原因甚至比他更犹豫，但是最终我们认为这次经历对他非常有益，而且因为有孩子们在身边，时间会一晃就过去。除此之外，我和米尔顿还有一个用来为我做补偿的重要计划，等他的工作完成后，我们一起去旅行。
大学区的安全状况正在逐步恶化，但是我们并未亲历过任何暴力行为，在家里感觉非常安全。但是正所谓再好的计划也会出错，我们就是这样。米尔顿走了没多久，我遭遇了一生中最痛苦而难忘的经历。
一天晚上，我去实验学校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家里时，孩子们已在楼上睡了，我做了一些走前没做完的事，然后就睡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意识到有人在摇我的肩膀，接下来就像是在梦里，因为当时我处于半醒半睡状态。我只记得起一把枪、一张戴面罩的脸，还有一句话：”你的钱放在哪里？“我当时肯定是回答说：”在楼下书桌里。“因为我总是把自己的钱包放在那里。他说：”给我拿来。“我像机器人一样，下了床，走下楼梯。当时我穿着睡袍，光着脚，枪指着我，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到了楼下，我指着钱包说：”这就是。“他没有拿而是说了一句话，让我突然清醒过来，尖叫”不“。这时吓了一跳的人成了他。此前我一直很顺从而且合作，我突然的反应让他飞快地冲向开着门的厨房，他显然是想从这个门逃走，但是我肯定他没有料到我会有这样突然的反应。虽然我已从梦中惊醒，但是并不是真的清醒。我冲到前面的窗子，开始大喊米尔顿、阿伦和其他男人，包括我们的邻居迪克·迈耶斯。如果我是清醒的，我应该知道米尔顿在印度，阿伦在两个街区之外，都不可能听到我的喊声，但是迪克还没有睡觉，他听到了我的喊声，立刻就跑过来。我并不知道邻里之间有一种报警方式，因为经常有类似事情发生，都是在丈夫出国、只剩下妻子在家时出的事。几家邻居立刻来到街上，想要追上入侵者，但是没抓住。
而我自那夜以后就头昏眼花。有人通知了阿伦，他立刻就赶来，在我们家待了一夜。有人叫了警察，他们除了带来一条狗没有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警察说，那个人是从窗子进来的，窗上的栏杆也没能阻止入侵者出去。我不可能再和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应该想些办法，但是我当时无能为力。我的表兄波林·莫斯利住在几个街区之外，第二天晚上他暂时把孩子带走，我住在阿伦家里。广播电台的警事报告栏目将此事通告了这一地区，同时新闻传到了芝加哥和华盛顿。我们的一个好友玛格丽特·里德去了华盛顿，她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朋友多萝西·布雷迪，她当时在华盛顿工作。这就是多萝西，她来不及和我联系，就坐上头一班飞机来到芝加哥，第二天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多萝西照料一切，直到我姐姐贝基从里诺赶来。与此同时，阿瑟·伯恩斯得知消息后，立刻打电话或是拍电报给米尔顿，让他回家。米尔顿确实缩短了访问日程，但是仍未能立刻赶回来。
{米尔顿}由于长途通信的困难，当时难以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曾经不断地给芝加哥打电话，但是打不通。最后我们求助于电报，这是惟一可行的快速联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更早结束访问的原因。当我最终决定结束访问时，美国援助办公室和印度政府的人都表示同情和遗憾，他们还建议可以安排我明年春天再来（这个安排未能成功，我和罗斯7年后才再来印度，但没有正式任务）。
我没有任何关于返回的记录，不像我出去时那样有详细的记录。我只知道不是像出来时那样悠闲，我已经记不得是走欧洲航线还是从太平洋返回的。罗斯记得，天气原因使我搭乘的飞机不能在芝加哥降落，被迫改由另一个机场（也许是底特律）降落。
{罗斯}在米尔顿回来前，一直是姐姐陪着我，此外，厄尔·汉密尔顿和其他人一样对发生的事情非常不安，认为我们家里不能没有一个男人，他因此安排一位学生在米尔顿回来之前住在我们的空房间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这位学生（鲍勃·斯奈德）在米尔顿回来后搬进了三楼的一间房子里，一直住到离开芝加哥大学。不用说，只能取消去东方旅行的计划，因为我根本没有心思了。我当时真想离开这所房子，离开芝加哥。糟糕的是我不能这样做，直到夏天我们去了牛津，一学年后又去加利福尼亚待了一年。我应该感到幸运的是，米尔顿回到家里，此后我们再也没有长期分开过。
我所有的朋友对我当时的心理反应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几年内这一社区暴力犯罪案件急剧增多。我在身体上并没有受到伤害，伤害主要是心理上的。那时，强奸还是比较少见的，也很少公布这类案件[3]。遭遇暴力犯罪的个人和家庭的反应是相同的，但是我估计许多自己没有受害的人反应就不一样了。虽然女权主义运动已经使对强奸的判罪更容易了，但是性道德观念的变化也使强奸罪罪行减轻了。
{米尔顿}我1955年所写的备忘录没有发表，但是1957年我在《交锋》（Encounter）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4]。1989年夏威夷大学东方-西方中心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主题是”现代印度的政治经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一位年轻的印度学者，名字叫苏博洛托·罗伊，他知道我写过一个备忘录，邀请我参加讨论会，并希望我能同意在与会者间传阅这份文件。会议的内容在1992年出版，因此我1955年的备忘录终于在它写成37年后出版！编者在评论时说：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印度政府从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得到的所有建议中，米尔顿1955年所写的备忘录在内容上是独一无二的，而据作者与编者所知，实际上它却一直无人问津，从未发表过。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创造条件使民众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迅速提高，这在当时是从P·C·玛哈兰诺比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但是建议的手段却各不相同。玛哈兰诺比斯主张由国家发挥主要作用，强调实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增长。弗里德曼认为国家的作用虽然必要但显然是有限的，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资，鼓励国内竞争，实行稳定与可预见的货币增长政策、将卢比作为可兑换硬通货而实行弹性汇率制，这些措施将使印度在世界经济中有一席之地。现在已不可能说清如果40年前历史选择另一条道路，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当时能认真讨论这样一种选择，似乎会更容易确定国家在今天的印度如何发挥更恰当的作用，确定人力资本与实质资本之间的恰当比例。[5]
最后，我这次访问还有一个可笑的副作用，就是我长期要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出使印度负责。让加尔布雷思来讲这个故事：
我们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理查德·卡恩一起吃饭……另外一位客人是一位瘦高、眼睛深陷、自信的印度人，他就是P·C·玛哈兰诺比斯，当时62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是剑桥大学一流的物理学家……他现在是由政府资助但是相当独立的统计学研究所所长……玛哈兰诺比斯同时也是印度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委员，尼赫鲁是该委员会的主席，玛哈兰诺比斯是他的顾问、朋友与亲信……
玛哈兰诺比斯那天晚上谈了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特别讲到他成功地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请了学者，到他的研究所商讨新的五年计划和印度发展的一般性问题。他已经向艾森豪威尔政府请求过帮助，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我对这个消息所做的反应是指出让弗里德曼为经济计划提建议就像让圣父参与商讨一个人工流产手术一样。玛哈兰诺比斯非常欣赏我的比喻，建议由我去印度担任顾问……我们同意明年初前往。[6]
据我所知，这是加尔布雷思头一次接触印度，从此他对这个国家产生了长久的兴趣。
注释
[1]因为我是独自前往，罗斯和孩子们留在芝加哥，所以这是一次留有最好文字记录的旅行之一：长时间乘飞机非常适宜写信。我到新德里后继续写了很多信。罗斯保存了我写的所有的信。可惜我没有把她的信保存下来。本章中引用的内容，除了特别指出的，都出自我写给罗斯的信。
[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first published in 1759;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69）, pp.342-43.
[3]据报道1957年的强奸案件是每100 000件中有8件，严重殴打案件是每100 000人中有65件；到1989年，相应的数字是38.1和383，大约是5倍。
[4] The Indian Alternative? Encounter 8, no. 1 （January 1957）: pp. 71-73.
[5] Subroto Roy and William E. James （eds.）, Foundations of IndianPolitical Economy （New Delhi, Newbury Park,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 19-20 .
[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81）, pp. 323-24.
第19章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米尔顿}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是福特基金会建立的，目的是要促进新命名的行为科学的不同领域之间的互动—行为科学指的是社会科学加上其他与个人行为有关的学科，如生物学、精神病学等。正如研究中心的小册子所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研究中心挑选了杰出的或是有潜质的学者，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待遇，从其他职务中脱身出来，专心从事研究，并提供必要的奖学金，旨在方便个人或合作研究。“中心在1954年9月揭幕，由芝加哥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拉尔夫·泰勒担任主任。待遇确实很有吸引力：气派的研究中心坐落在起伏的斯坦福山上，房间开阔，而且是独立的房间，这是为研究人员提供的书房，配有书桌、书架等等，但是没有电话，而且邀请了一批外来学者，鼓励研究人员在空余时间交流意见。
泰勒邀请我去研究中心工作。舒尔茨和艾伦·沃利斯1956~1957学年度担任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两人都对在那里的工作经历给予高度评价。因此我接受了拉尔夫·泰勒的邀请，担任1957~1958年度的研究员。
{罗斯}我很高兴能在帕洛阿尔托生活一年。不在芝加哥过冬天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变化。我还可以离在里诺的贝基和在波特兰的父母近一些。我想我们可以经常去旧金山旅行，27年前我第一次去那里就爱上了那个地方，那里至今对我仍然充满吸引力。不算短期访问，20年后我才再次回来（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经常从帕洛阿尔托去旧金山游览）。珍妮特虽然一开始有点儿不想去加利福尼亚，就像我第一次出门一样。她发誓要回来，不再离开，但是她并没有像她母亲过了很久才再回来，在布莱恩莫尔待了两年后，她转学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又继续在博尔特霍尔法学院取得法律学位。此后她在加利福尼亚从事法律工作，除了短期旅行，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州。
和我不一样，珍妮特和戴维并不希望离开他们在芝加哥的同学和生活达一年之久。因此我们在坎布里奇度夏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计划我们来年的生活。给戴维的补偿是答应在返回芝加哥时去野营探险，说服珍妮特的是有机会经常骑马，还有去波特兰看望我父母时可以去滑雪，再加上去迪斯尼乐园和墨西哥游玩也同样有说服力。
朝圣山学会的会议拟于1957年在圣莫里茨举行。米尔顿自1947年学会成立大会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议，而我则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过。于是我们想参加在圣莫里茨的会议，然后从那里去帕洛阿尔托。我姐姐贝基建议，在我们去圣莫里茨时，让孩子们和她一起待在里诺。
我们在坎布里奇度过了愉快的夏天后，收拾行李去黎巴嫩机场，经过短途飞行到波士顿，然后从那里出发，珍妮特和戴维去里诺，我和米尔顿去圣莫里茨。虽然已经不记得这次会议的演讲和讨论，但是我很高兴认识了许多米尔顿和我讲到过的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会议的人，还认识了出席会议的其他有趣的人。在那些日子里，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少，因此我们有机会处得很熟。
会议结束前我就离开了圣莫里茨，因为要为珍妮特和戴维安排进新的学校。没有米尔顿在身边的旅行，我似乎从来都不太顺利（有时我不明白，在他来之前我是怎么安排好的）。从圣莫里茨开始的旅行也不例外。坐火车去伦敦的旅途很愉快，我有一个旅伴安东尼·费希尔，他在伦敦开设了一个经济事务研究所。当我到达伦敦，前往机场时，我得知没有预订从伦敦去旧金山的机票，朝圣山学会负责此事的人本应确认机票，但是他忽视了这件事。我在机场待了大半夜等另一趟航班。最后终于等到一趟航班，才离开了机场。
一位朋友梅尔·雷德到机场接我，最后我终于到了研究中心为我们租的房子。艾伦·沃利斯离开帕洛阿尔托时，我们买下了他的车，现在车就停在车库里，有了房子，有了车，我为第二天贝基带着珍妮特和戴维到来做好了准备。他们在里诺玩得非常高兴，现在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的生活。珍妮特将在卡伯利中学开始她高中第一年的学习，这所中学离我们家只有一个街区。戴维在约旦初级中学读初中最后一年，这所学校离我们家也在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的距离内。两个中学都是公认的很好的公立中学。
虽然我对珍妮特的学习经历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记得，她已经15岁了，对男孩子的兴趣仅次于骑马，因此约会频繁。学校里的情况是老一套，没有什么可说的，而约会还是新现象。我记得戴维在学校发生的两件事—两件事都是与他的社会科学课有关。第一件事与辟尔唐人①有关。据戴维说，教师将辟尔唐人列入古人类，但是戴维说辟尔唐人是一个骗局，教师说他是错的。于是他第二天拿来了证据。教师从来没有在课上承认自己错了，但是后来我们在家长会上见到这位教师时，她特别解释，她知道这是一个骗局，只是想要戴维把证据带来。第二件事和一篇论文有关，还是同一位教师，她将戴维的论文退还给他，说她没法读，因为字迹无法辨认（戴维在剑桥接受的书法训练对改进他糟糕的书法毫无帮助，这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基因）。只要我为戴维打出论文，他再交上去，就能得A。此后不久，戴维学会了打字，现在他用电脑。
我也进了学校，但不是写我的博士论文，而是重新学习制陶—这是我在威斯康星开始，后来因怀孕而放弃的爱好。在帕洛阿尔托我提高了技艺，现在还保存着一些没有被打碎的作品。
除了研究中心的社交活动—野餐、四人舞会外，还有其他许多活动，我们和莫·阿布拉莫维茨与卡丽·阿布拉莫维茨夫妇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当然还有其他不在中心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我能经常看望贝基和我的母亲，她不太愿意去芝加哥，但是频繁到帕洛阿尔托来看我们，这让我非常高兴。同样，我们也发现乘飞机或是乘汽车从帕洛阿尔托去波特兰要比芝加哥容易得多。不管是否明智，我们是在一个现代家庭环境中养育孩子的，因此他们从未经历过犹太人的节日，无论是快乐的还是伤心的，而我们从小就熟悉这些节日。我们回到波特兰的家中过逾越节，这是一个快乐的节日，也一直是我喜欢的一个节日，头两夜的活动能让孩子们得到许多礼物。我们的孩子非常高兴，我的父母当然因为孩子们和他们共度节日而更加高兴。
{米尔顿}这一年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组成，无论从所涵盖的专业还是学者的水平都是空前的—这都归功于拉尔夫·泰勒和他的同事成功地挑选了学者。47名学者来自5个国家13个领域。除我之外还有3位经济学家：梅尔文·里德，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索洛，当时和现在都在麻省理工学院；还有一位是乔治·施蒂格勒，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已决定下一年去芝加哥大学。4位经济学家中的3位后来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还有5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其他专业的学者[1]。路易斯·戈特沙尔克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我在学校只是偶然见到过他，他在这里每周组织一次扑克比赛，我因此认识了他，但是和他可爱的妻子弗鲁玛更熟一些。我记得，参加扑克比赛的人里还有乔治·施蒂格勒和西德尼·西格尔，他是一位极有创新精神与想像力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位扑克高手（可惜他英年早逝）。在我们返回芝加哥后，扑克比赛换了参加者仍继续不定期进行。
来自以色列的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是外藉研究员之一。他和妻子米里亚姆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叫他乔西，后来，在他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做长期访问和我们去以色列访问时，都再次见到他们。
另外一个在社交和专业方面与我们都相知很深的研究员是弗兰克·纽曼，他曾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后来成为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儿子和珍妮特年龄相仿，开始和珍妮特约会，让两家人都很高兴。
还有一位研究员是我战争期间在统计学研究小组时就认识的约翰·图基，他是一位杰出的数理统计学家，也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中为数不多的、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天才的人之一①。我和他花许多时间探讨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发展比较方法，但是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图基以热爱四人舞而闻名，我相信是他将四人舞介绍到中心的。
还有一位我在统计学研究小组就认识的研究员是泰德·安德森，他和图基一样是数理统计学家。我们十几年前在统计学研究小组曾做过一项研究，这时我们要合作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文，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纯统计学论文[2]。
对我而言，研究中心完全做到了它的承诺。我得以加快我与安娜·施瓦茨合写的《美国货币史》的进程。我写了一些登在杂志上的论文，与其他专业的学者交流，此外还有大量家庭与社交活动—还打了许多场网球，特别是和乔治一起。
为了实现对孩子们的承诺，我们多次在加利福尼亚州内游览，我自己只单独旅行过一次，是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面向全美的电视节目，主题是”我们的经济有多么强大“，这是一个题为《伟大的挑战》的公众系列节目的第三部分，由着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记者霍华德·史密斯主持。虽然我曾因为芝加哥大学圆桌会议（参见第13章）的原因，多次参与过广播电台的节目，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上电视。
电视节目无疑比广播圆桌会议更生动，但是在我看来，不适合表达观点。正如我后来写给制片人的信中所说的，人太多—除主持人外还有7个人，观点太多，讨论范围太广、太分散。[3]
后来的多次经历让我感受到人们对电视与广播的不同反应，这次是这些经历中的第一次。和电视讨论不同的是，广播讨论节目的听众来信一般是负面的和批评性的。我相信其原因是广播脱离现实：如果某位听众不同意广播中的观点，他不费什么劲就能在心目中把表述这些观点的人妖魔化。在电视屏幕上，所表达的观点可能与广播中是相同的，但是它们来自一个真实的人。在广播节目中，思想是主要角色，而不相干的剧场效果作用较小。不幸的是，电视是强势媒体，它已经基本取代广播成为流行的讨论论坛，至少在最近广播谈话大量出现之前是这样。
我在中心期间所参加的几次谈话中，一个话题是乔治·施蒂格勒在研究中心工作这一年中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乔治几次拒绝了舒尔茨让他到芝加哥大学工作的邀请，艾伦·沃利斯得以做出安排是因为他成功地控制了沃尔格林基金会[4]。
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自从1945年以后，我们三个人—艾伦、乔治和我第一次能够在一起工作。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1962年，艾伦离开芝加哥担任了罗切斯特大学的校长。虽然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再也没有在同一单位工作过。
{罗斯}我们在研究中心为期一年的工作结束时，实现了承诺，在回程中安排了野营旅行。让我吃惊的是，我本来有些担心的这次野营旅行成为一次非常快乐的经历。
旅行之初，在拉斯韦加斯停留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我们的汽车没有空调，当时有空调的车极少。随着我们向南走，也就渐渐进入了接近拉斯韦加斯的沙漠地带，热得难以忍受，直到一个有空调的汽车旅馆才凉爽一点儿。我记得我们买了一个广告上介绍的汽车用制冷机。我始终不明白它如何工作。它有一个圆筒挂在车窗上，里面装满了水，水的蒸发会使空气变凉。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根细绳子，但是只要一拉这根绳子，就会喷我一身水。
从拉斯韦加斯出发，我们前往美国国家公园参观：第一个是锡安山，它有着炫丽的色彩；然后是布赖斯峡谷，里面怪石嶙峋，早晨一醒来就看到这一景色，戴维至今还认为这是”这次旅行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然后是大峡谷、石化林国家公园、落基山国家公园，最后是黄石公园。每到一处，我们都先在公园营地登记，米尔顿和戴维卸下车顶行李架上的宿营装备，搭起帐篷，而我和珍妮特就去准备晚饭。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一两天，再收拾起行装继续去下一站。当时的公园没有现在这样设备完全，但是也维护得很好，而且没有那么拥挤。我记得，我们到任何公园都不用提前预订。
戴维和米尔顿计划步行到大峡谷的底部，然后从另一面爬上来—这无疑是他们旅行中的一个高潮。我们先开车到峡谷北侧入口，一起步行到峡谷底部，然后我和珍妮特开车从北侧到南侧，在饭店舒服地过了一夜。
{米尔顿}我和戴维下到峡谷底部后，就从温带进入一个温度逐渐升高的酷热地带。下到峡谷再上去的确很神奇，随着由下而上气温的变化，植物与动物的分布也不同。在峡谷入口处，我们还处在温带，而到了峡谷底部，我们已经到了热带。
到了中午，已经非常热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角落，有一个小瀑布，水还比较凉，我们停下来吃午餐。吃午餐时我们听见一些声音，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声音。几天后我们参观一个响尾蛇养殖场时，才知道这是响尾蛇发出的声音。吃完饭后，我们商量了一下是在角落中休息几个小时，等气温下降后再走，还是继续前进。我们决定继续前进，理由只有一个：我们在谷底住过一晚，看到关于梦幻农场的宣传手册，上面有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画面—游泳池。
因此我们继续穿越温度不断增高的酷热地区。到达农场的小屋时，我们问服务员游泳池在哪里，她指了一下右边就走了。我们穿上游泳裤（这是我们为了这一时刻提前买下的）去游泳池，到了那里才发现里面只有烂泥—游泳池正在清理！而服务员没有说游泳池是空的。
尽管如此，我和戴维还是觉得爬上爬下非常有趣。从一个气候区转到另一个气候区，都能相应地看到不同的植物和小动物。向下走并不那么有挑战性，但是更愉快，因为坡度缓和更便于欣赏沿途风景。
我和罗斯差不多是在20年前曾经从南侧上下过，但是那次是骑驴。这次戴维和我是自己爬上去再下来的。虽然这次更累，但是休息几天后，并没有像我和罗斯那次那样事后不舒服。这是因为我们这次爬得很从容，而且我们两个人都保持着很好的体格。不过我可不想再试一次！我和戴维都庆幸我们爬过了一次。
我们在黄石公园的最后一个早晨，罗斯在火上烤放在长叉子上的面包时，她的背部出了问题，她肯定是脱了臼，几乎不能动了。我们把她平放在汽车的后座上，尽可能快地收拾好行李，搬到我们能找到的第一个比较像样的汽车旅馆。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直到罗斯觉得她能继续走了—旅行中的这个意外没有让罗斯，也没有让我和孩子们感到不愉快。
{罗斯}我们回家后，珍妮特返回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读高中，这时到了该考虑上大学的时候了。学年结束时，米尔顿带着珍妮特去参观了她有可能进的大学。她已经喜欢上了布莱恩莫尔学校。她选择这所学校还因为我们在剑桥时她培养起来的对英国历史的兴趣，当时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就在布莱恩莫尔教书，这对她很有吸引力。她对申请其他学校没有兴趣，很早就申请了布莱恩莫尔并被接受。
1960年新生入学注册选课时，珍妮特发现罗宾斯教授这一年不教课，由另一位教授上她的课。学期还没有结束，她已经非常不喜欢这位替代者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珍妮特春天回到家里说，她希望转学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对她换学校不太高兴，劝她回去再念一年。她听从了我们的建议，返回学校，把专业从历史改为戏剧，但是这一招并不灵。她继续留在布莱恩莫尔还是不快乐，于是申请转学到伯克利，也被接受了。
戴维在珍妮特之后一年也开始参观大学。他申请了斯沃斯莫尔和哈佛。斯沃斯莫尔没有接受他的申请，估计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来自实验学校和芝加哥的申请者，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哈佛则接受了他的申请。我不太愿意戴维进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大学，他才16岁，社会经验不够，仍然是我的小男孩，我觉得他最好进一个人数较少的学校。但是结果证明我错了，他在哈佛很快乐，找到一小批志趣相投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后来一直是好友。
戴维从小就对经济学有兴趣，而且一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尽管如此，他在哈佛学的却是物理与化学专业，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要求。既然他同时表现出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我们觉得他最好学一个和他父亲不同的专业。戴维听从了我们的劝告，不仅在本科学的是物理，而且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
但是他对经济学的兴趣是无法否认的。在芝加哥大学，他是”自由美国青年“组织的活跃人物，在这个组织的刊物《新卫士》（The New Guard）上撰写专栏文章，他还写了一本书，分析自由市场的无序状态，书名为《自由机制》（The Machinery of Freedom），此书已成为某种经典性的自由主义专着，至今已修订出了第二版[5]。
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之后，戴维认定自己这一生应该做经济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因此争取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使他能够改学经济学，并足以支付他的伙食费。从此他开始专攻他的舅舅所开创的专业：法律与经济学。
注释
[1]布雷纳德·科里，法律专业；戴维·伊斯顿，政治学专业；本森·金斯伯格，生物学专业；路易斯·戈德沙尔克，历史学专业；还有米尔顿·辛格，人类学专业。
[2] T. W. Anderson and Milton Friedman,Limitation of the Optimum Property of the 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in Contributions to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ed. I. Oklin et 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57-69.
[3]参加讨论的人除了我还有：芭芭拉·沃德·杰克逊、利奥·彻恩、J·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罗伯特·L·海尔布伦、尼尔·H·雅各比和利昂·凯泽林。
[4]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讲了这段往事，第157页。
[5]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Guide to a Radical Capit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2ded., LaSalle, Ill.: Open Court, 1989）.
第五部分 周游世界的一年
我们因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在此期间，我们访问了米尔顿希望进行具体研究的5个国家：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腊、印度和日本，在每一个国家停留了两个多月。同时还短期访问了16个其他国家和地区。
第20章 周游世界的一年
{罗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应该庆祝1962~1963年，结婚25周年是理由之一。除此之外，有三本书即将完成（《资本主义与自由》、《价格理论：暂行课本》、《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内就要出版。孩子们也都离开了家独立生活，珍妮特已在布莱恩莫尔念了两年，戴维刚开始在哈佛第一年的学习。看来这是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的理想时间，而我们既有理由又有机会。米尔顿的理由是想要研究一下那些与美国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完全不同的国家的货币状况①。机会是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员资助，让米尔顿能够离开教学工作一年，再加上卡内基公司的补充性奖学金。
我们因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在此期间，我们访问了米尔顿希望进行具体研究的5个国家：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腊、印度和日本，在每一个国家停留了两个多月。同时还短期访问了16个其他国家和地区[1]。我从来没有去过上述5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米尔顿只去过印度。几乎在每一个国家，米尔顿和他的同事的学生都给了我们帮助和指导。
碰巧我们手头关于这一年的资料也最丰富，因为我收集到了我写给多萝西·布雷迪和姐姐贝基的信，还有米尔顿写给安娜·施瓦茨的信。
1962年8月29日，我们乘”伊丽莎白女王号“从纽约出发，多萝西、珍妮特和戴维到码头为我们送行。我当时心情的最好描述如我在船上写给贝基的信中所说的：”海上的第二天快要过去了，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人在旅途了。说实话，当我对孩子们说再见时我就清楚感觉到了，我看着简（珍妮特的昵称）和戴维站在码头，我头一次意识到我在离开他们，我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愿望，想要从船上下来和他们在一起。我知道这很愚蠢，因为即使我不离开他们，他们很快也会离开我。“我在信中评论孩子们的反应：”简对我们的离去显得若无其事，我觉得她是假装没事。戴维和她不一样—他似乎希望快点儿结束，他像我一样几乎要掉眼泪了。“
巴黎
我们下船乘坐拥挤的船车联运火车取道前往巴黎。我们在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小旅馆—圣西蒙饭店住下，它既符合我们的需要，又与初游巴黎的袖珍指南介绍的一致。然后我们去散步，这是我们过去在巴黎时喜欢的消遣。第一天我们在联邦快运的办事处办理此后旅行的各种具体手续，剩下的三天我们去看望朋友：鲁吉热斯、德儒弗纳尔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莫·阿布拉莫维茨和卡丽·阿布拉莫维茨，他们正巧要在巴黎待一段时间。
我们从巴黎去了比利时的克诺克，参加朝圣山学会的一次会议。我们在比利时度过了一个星期—旅游、演讲、接待、宴会，然后从阿姆斯特丹前往华沙。
华沙
我们到达华沙时，几乎所有的波兰着名经济学家都离开华沙去参加波兰经济学会的会议去了。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会见了波兰着名经济学家艾杜阿德·卢宾斯基（Eduard Lupinsky），他因为已经退休而没有参加会议。我们怎么见到他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是一个疯狂的向导，我们从他那里了解了大量波兰的事情。我们后来又在杜布罗夫尼克见到他。
{米尔顿}我回到芝加哥后不久，卢宾斯基教授来到美国，我邀请他访问芝加哥，在我的课堂上演讲并与我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成员见面。大家发现他的观点非常有趣，与他们事先想的很不一样。
苏联
{罗斯}华沙是去苏联的中间站[2]。我们决定坐汽车而不是乘飞机去莫斯科，为的是能够更好地了解苏联。我们得到的比预想的多。在华沙停留两天后我们参加了汽车旅行团，这是莫平旅行社组织的最后一次从赫尔辛基—华沙—莫斯科—列宁格勒—赫尔辛基的旅行。
南斯拉夫
我们到达贝尔格莱德是清晨4:00，感觉到南斯拉夫比苏联要自由得多。离家之前，米尔顿就请将要与他一起工作的南斯拉夫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迪米特利杰·迪米特利杰维奇）为他预订住房。我们找到出租车，告诉司机送我们到莫斯科饭店。我们没有当地货币付给出租车司机，到达饭店时我们请前台的人替我们垫付车费，他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在贝尔格莱德待了两个星期后，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南斯拉夫，并认为租一辆车前往杜布罗夫尼克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式。这里没有赫兹租车这类的服务，但是我们有一位朋友认识一位可以将车租给我们的人。本来已经见到这个人了，但是他听说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后就不同意租车给我们了。他说道路非常糟糕，车会损坏的。我们只好改变计划，飞到萨拉热窝，在那里停留了两三天，然后坐汽车去杜布罗夫尼克。车上带着一位机械师，他沿路几次换轮胎、修汽车，我们立刻明白了那位车主的顾虑。沿途的景色不可错过。我们到达杜布罗夫尼克后，发现这个城市确实是亚德里亚海的骄傲，城市令人心醉神迷，有着厚重的古代城墙，圆石辅的街道层层向上，石头台阶是惟一的入口。我不愿意想像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市被恶意破坏后还剩下了什么，我们觉得庆幸的是曾经目睹过某些现在已被毁掉的名胜。
{米尔顿}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货币制度，所以我们第一个访问的是中央银行（Narodna Banka），这是由南斯拉夫中央政府控制的银行，在各共和国与自治省有分支机构。它后来参照我们的联邦储备系统转变为一个有着八个独立银行的体系，六个共和国一国一个，两个自治省各一个。
与苏联完全不同的是，这里不缺乏货币发行量及其他经济数据。中央银行为我提供了一个办公室及所有帮助。迪米特利杰维奇（Dimitrijevic）博士与我的一位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生曾经有过许多合作，因此对我关于货币理论的着作非常熟悉。他非常希望与我一起工作，并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因为这样他在与中央银行有关的工作中可以使用我的研究成果。对可用数据的最初分析就显示出，我们为美国建立的货币关系在南斯拉夫也适用。
除了在银行的研究外，我还在银行就货币理论与政策做了几次演讲，在计划委员会就消费函数理论做了一次演讲。
后来我还继续与迪米特利杰维奇博士和其他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保持接触，其中有几个人访问过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迪米特利杰维奇博士1969年作为访问学者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待了一年，他开了一门研讨课：中央计划与混合经济国家内的货币制度。迪米特利杰维奇后来又安排出版了我的货币理论文集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这是在1973年我们访问南斯拉夫时。
{罗斯}当我们离开南斯拉夫，尤其是贝尔格莱德时，我们的感觉好像是离开了好朋友。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们，担心他们今后会遇到什么事。
我们只在雅典参观了两天，因为我们计划回来时多停留一些时间。我们只去参观了雅典卫城，看望了一位过去的学生，还有几位来自希腊银行和经济研究中心的人。
土耳其
我们访问的下一站是以色列，因为顺路我们决定在土耳其停留三天，参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极力建议我们在土耳其停留的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学生奥克塔尔·耶纳尔，他已经返回伊斯坦布尔；提出同样建议的还有两个以前在土耳其待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学生，他们是迈克尔·博多和奥维斯·施密特。我们参观了必看的旅游景点，如蓝色清真寺、阿塔图克陵和王宫，此外，奥克塔尔还安排我们访问了当地大学与计划委员会。
{米尔顿}在大学里，我们和校长谈了很久，他对自己的成就非常自豪，特别是他最近为大学新修的建筑。他花很多时间讲到下一步的扩展计划。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态度：他不像一个我们本以为他应该是的那种文官，而更像一个私营企业家—他的大学、他的计划、他的成就。此前与此后，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见到这种态度，但是表现得如此鲜明是绝无仅有的。
{罗斯}伊斯坦布尔比安卡拉更令人兴奋—它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几乎完全被海水所包围，它连接东西方，许多民族的人往来于此。我们头一次有机会看到此前多次听人介绍过的巴扎（市场），正如我在寄回家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最难以适应的是总有一条胳膊在你旁边捡起这个，拿走那个。我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独立而且精力旺盛，开始我们抗拒这种做法，但是这很难，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另一个让我们感到羞愧而他们显然没有同感的做法是，只要听到我们出发了，就在我们的房间外面排成行。付小费的方式总是让我们感到很尴尬，这里的人几乎是在乞讨小费。“
以色列
{罗斯}三天后，我们启程去以色列。在那里有许多我们过去的学生。唐·佩廷金过去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后来做过客座教授，多年前全家移民以色列，成为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迈克尔·米凯利也是我以前的学生，正在希伯来大学教书，他到机场接我们。在去总统饭店和等待唐为我们安排好的汽车时，迈克尔简单地告诉我们会在耶路撒冷看到什么。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希伯来语是这个国家的通用语言，而我们不懂希伯来语。我回答说，我不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能讲流利的意第绪语，但是迈克尔回答说，聪明的做法是不要说意第绪语，这让我吓了一跳。这似乎是因为以色列正在努力消除犹太人流浪者的形象（但是在此后的旅行中，我发现人们越来越接受意第绪语）。
一个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反应是我们没有回家的感觉。虽然我们不是严格遵守教规的犹太人，但是我们原以为在以色列会有回家的感觉。然而实际上，这里对我们来说比在英国和法国还要陌生。因为一无所知的语言以及和我们所熟悉的欧洲犹太人非常不同的东方犹太人的面孔，这两样合起来使以色列在我们眼里成了外国。
因为米尔顿在希伯来大学有两个系列的研讨课，所以我们每周有三天待在耶路撒冷，另外四天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旅行。我们的朋友坚持要我们在旅行时带上一个以色列人同行，以免我们误入敌对国家。这对我们大有益处，因为在和我们的同伴一起旅行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些参观地的历史。我们在耶路撒冷参观了许多名胜。当约瑟夫·本-戴维带我们走过耶路撒冷老城时，看到的名胜是最多的，因为他是在那里长大的，熟悉那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在耶路撒冷旅行的第一站是伊莎拉和舒勒·萨达姆带我们去的基布兹公社（Kibbutz Moravia），伊莎拉在那里有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他们是许多年前（在他们还是只有20岁的年轻人时）从波兰来到以色列的，他们是基布兹最早的开拓者。我在给贝基的信中写道：
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惊叹的人—极为慷慨、宽容、善良和理想主义……这里的老年人属于这一类人（这里说老年人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年轻人是另一类人），除此之外，最让人感到有意思的事是他们简朴单调的生活。他们一起吃饭，不是在餐厅里，而在是一个像谷仓的房子里—木制的小桌子上当然没有桌布，最近才有了纸巾。我实在无法描述上菜的方式……我只能说：我一坐下来就没有了胃口，看了一眼食物也没有改进……孩子们一出生就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公共房子里。父母只能在下午去看望他们几个小时，星期六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因为负责照看他们的人这一天休息……
这些人大约在1920年来到这里，从一开始就非常辛勤地劳动，男女都一样，孩子们稍微轻松一点儿，这就是他们的成果。到现在，即使是老年人也对这种组织形式感到有一点儿失去信心，年轻人显然对此不喜欢。许多年轻人已经离开了，但是老年人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想走，当然可以走，但是他们只能跟来时一样离去—在艰苦工作、没有任何享受后，一无所有……
开始的时候，他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以这种方式生活，虽然这也许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某些具体方式的理由。而现在，就总体而言，他们定居的基布兹姆是战略要地，一旦阿拉伯人进攻，这里是一个出口，就这一点而言，当你看到边界离敌人多么近时，全以色列都应该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们从耶路撒冷前往贝尔谢巴，从贝尔谢巴出发，我们驾车穿越内盖夫沙漠（这里曾经是美丽的禁地）前往埃拉特。顺路我们停在一些农业站，这里的人尝试能够将种植谷物的用水减至最少，包括圣经时代居民使用过的方法。埃拉特当时是一个小村庄，还不是与埃及讲和后形成的那个大型海滨城市。米尔顿在给乔治·施蒂格勒的信中说：
这是一个值得流连的神奇地方，尤其是在12月份。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去埃拉特海湾游泳，这个海湾通向红海；星期一我们到由流入死海的溪流形成的游泳池去游泳。其间我们参观了贝都因营地，和劳伦斯①的《七根智慧之柱》里描述的一样。我们赞不绝口，然后开着嘎嘎作响的敞蓬军用车穿过沙漠返回城里，沿途骆驼、羊群等从眼前一晃而过。
我在给我的朋友多萝西·布雷迪的信中用了更多的篇幅讲述对贝都因营地的参观：
在贝尔谢巴的那一天，当地驻军司令官带我们参观了贝都因营地。他们肯定事先得到了通知，我们受到酋长和贵族的欢迎。这是我们有过的最有趣也是最尴尬的一次经历。和帐篷外的接待委员会的成员握过手后……我们被带到沿墙摆放的椅子前，墙面对着贝都因。我们喝了三小杯很苦的咖啡，然后是一大玻璃杯甜茶。整个过程中我们不舒服地坐在那儿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们。有时司令官用阿拉伯语与酋长说话，酋长也回答他。有五六个阿拉伯人过来友好地与司令官握手，他告诉我们这几个人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这些人是被他以妨碍公务罪送进监狱的，但他们似乎对他没有任何怨恨。又来了一个阿拉伯大人物，和我们握手后，坐在酋长旁边喝那三杯免费咖啡！这最后一个人来后又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司令官告诉我们可以走了。我们走前开始说感谢词，酋长说阿拉伯语，米尔顿说英语，翻译极其糟糕。然后我们又穿越沙漠疾驰而回—非常像阿拉伯的劳伦斯。非常令人兴奋，但是让人累得有点儿骨头疼。
我们这次旅行中游览的死海大约比海平面低1 300英尺（是地球上最低的水面），因为没有出水口而且蒸发得很厉害，因此蕴藏着丰富的化学物质，它是以色列和约旦的主要收入来源。去死海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死海不如说是为了去马萨达。它在死海源头以北几英里，是一座1 400英尺高的山，”这里是犹太人起义时抵抗罗马人的最后一个据点……要塞坚不可摧，罗马人从未攻破过，在三年的围困后，守卫者宁愿赴死也不愿落入敌手。公元73年，马萨达陷落标志着犹太人的独立从此终结“[2]。
1962年那里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要塞（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所不同），要沿台阶步行上去，旅游指南警告说”要保证有足够维持半天的食物和水“。但是值得一登。这个古代要塞修复得很好。它的景色是最令人难忘的—能让守要塞的军队在三年围困中生存下来的宽大的储存食物的仓库，用来收集和储存珍贵雨水的蓄水池，还有在岩石上凿出来的生活区等等。
游完马萨达，我们在一个名为大卫泉的美丽地方休息—这是一个瀑布和一个小池塘，它的水清凉可口，米尔顿在他给乔治的信中提到过。我在给多萝西的信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池塘中轻松游动时，我一直在想着你，这实在是我们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地方。美丽的瀑布有四五层，从布满岩石的山顶冲下，上面覆盖着掌叶铁线蕨和许多当地特有的植物。我一直盯着看那些蕨类植物。“
我给贝基的信中这样说：
每个周末我们都去游览一个地方，每次我都想这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地方，其实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令人神往。
当然，我们不可能选择这个国家作为生活的地方。在某些方面，这个国家（或者至少是城市）就像个小城镇。人们互相都认识，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我会得幽闭恐惧症。正如昨晚我们在特拉维夫以北30英里处的一个匈牙利餐馆吃晚饭时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以色列，不知道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你其实说不清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看上去和你在纽约的餐馆看到的混合人种很相似。这是某种双重社会，有来自西欧和美国的犹太人（不是很多）和东方犹太人。当然负责管理事务及与我们打交道的主要是西方犹太人。其他犹太人我们主要是在街上看到的，如果你见了这些人，绝不会把他们当成犹太人。
访问以色列让我高兴的意外收获是找到了一些亲戚，据我所知，他们是我母亲那一边的亲戚，住在以色列。他们是一些让人喜欢的人，现在我们只要去以色列就会去看望他们。
{米尔顿}罗斯已经提到，我在大学有两门研讨课，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做了几次演讲，还和以色列银行就货币和其他一些我希望分析的题目做了研究。主要是因为唐·佩廷金的帮助，以色列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能去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而后来我们某些最出色的学生就是以色列人。因此我们有许多过去的学生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的便利，并在今后进一步推进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我们周末游览的导游，我们几乎游遍了这个虽然很小但却非常多样化的国家。
因为陪我们游览的都是经济学家，因此旅途中有许多专业谈话，这使我们在欣赏以色列的地貌与历史遗迹的同时也了解了它的经济。
足智多谋的以色列人善于逃避政府规定，这一点在我研究银行业的某些具体问题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银行业必须要遵守那么具体细致的规定、那么多的政府法规，还能经营得那么好。原因很快就找到了。犹太人以金融才能而闻名于世，这是在流浪岁月中锻炼出来的，聪明的犹太人经营着银行，聪明的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中监管着银行。政府中的犹太人制定法规，银行业中的犹太人逃避法规；政府中的犹太人想办法弥补漏洞，银行中的犹太人再想出办法来逃避；一轮又一轮，终于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法规体系。
在我们后来对以色列的几次访问中，能够看到这一体系如何发展，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富于启发性（也许应该说这样有意思），这次是我们时间最长的一次访问（参见第27章）。
和孩子们共度圣诞节
{罗斯}我们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离开以色列，按计划到奥地利滑雪过节。我们计划让珍妮特和戴维来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
圣诞节前不久我们得知珍妮特得了传染病，不过已经痊愈。这让我比以前更急于见到她。母亲有时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正在长大，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全家相逢在慕尼黑机场，当我看到女儿时，我断定她没有照顾好自己。这是独自一人适应校园生活的后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戴维和他父亲长时间地滑雪，我则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帮助女儿恢复健康，让她多数时间睡觉，少数时间滑雪，这样在返回加利福尼亚时，她看上去和实际上都比刚来时好多了，但是还是让我牵挂，盼望着来年6月的再次相聚。圣诞节过完，我们返回慕尼黑，珍妮特和戴维回美国，我们去阿罗萨和朋友彼得·鲍尔滑了两天雪，然后去雅典，这是我们的下一站。
希腊
和这次旅行中的主要停留地一样，我们把米尔顿的研究和游览结合在一起。他在希腊中央银行和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同时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驾车出游，在雅典、科林斯和特尔斐，还有许多历史遗迹中流连忘返。有一段时间，米尔顿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完成他为《社会科学世界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写的文章，而我则可以读一遍《美国货币史》的手稿。米尔顿以前的一位学生告诉他，罗得省的省长以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过政治学的学位，愿意安排我们去罗得岛。我们在雅典待了两个星期后，暂时中断那里的工作去罗得岛住了一个星期。
那位省长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期待，他不仅到机场接我们，在我们逗留罗得岛期间热情招待我们，还在我们飞回雅典前到机场送行。
我们租了一辆汽车，由埃丽诺·内夫陪同，她当时正在罗得岛，我们和她成了朋友。在她的陪同下，我们游览了三个古老的城市：菲勒莫斯、林多斯、卡米洛斯，这三个城市组成了罗得省。因为爆了两个车胎，我们又没有备用胎，只好把车停在山上，步行下山到环岛的公路上，乘公共汽车回到城里，然后通知汽车租赁公司去取车。
我在1963年圣诞节写的信中说：
就像此前去所有地方时一样，在希腊最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新老朋友的友情与热情接待。我们再次体会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聪明孩子在我们的指导下接受研究生教育，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我们还体会到学术界与科学界是一家，体会到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人对它的持久感情。除了苏联，所有我们去过的国家，无论访问时间长短，都有米尔顿以前的学生或是芝加哥大学以前的学生，或者是我们因其名气而知道的经济学家或是认识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受到欢迎，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满载而归，深为感激他们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
{米尔顿}在希腊，我在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这是由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主持的，他最近刚由伯克利返回雅典。当时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卷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家，利用他的研究中心探讨希腊的经济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便解决希腊严重的低收入问题。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仅为我提供工作场所，而且带我进入中央银行和其他地方。在中央银行，我与总裁艾克思诺弗·佐洛塔斯（Xenophon Zolotas）和他的部下有多次长时间的讨论。佐洛塔斯博士长期担任希腊中央银行的领导人，国际知名，有许多货币方面的着述，我在见到他之前就久闻其名。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通信多年，尽管（在原则上而不是实践上）他是一个硬通货论者（主张严格的金本位）而我不是。
希腊货币体系中一个让我特别感兴趣的特点，是低水平的银行储备金。我很快就发现用支票付款非常少见，严格局限于大企业的大笔支付。很多交易是用现金，其中包括付工资、租金等。在一次银行的会议上，我问与会者谁有支票账户（这在美国是习以为常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包括佐洛塔斯博士。
这种现象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在此后的旅行中一直调查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推广使用支票。我知道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分成两类：一类是很少使用支票，另一类是普遍使用支票。这种区别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支票在希腊和日本都很少使用；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在美国、英国一样普遍。我最终提出一个假设，区别在于是将开出一张无效支票作为一种民事过错（例如在希腊和日本）还作为是刑事犯罪（例如在美国和英国）。如果这是民事过错，任何人接受了无效支票，惟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向民事法庭提出起诉—这是一个费钱又费时的过程，因此支票不容易被接受。相反，如果签发一张无效支票是刑事犯罪，接受了无效支票的人就可以报警，请求帮助找到赖账的人，强制他付钱。
司法制度对货币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在所到之处调查的内容中有：货币数量、货币与存款的数量，再有就是货币的平均面额。我发现这些数据在分析美国的货币关系时非常有用，在其他方面也证明同样有用。
黎巴嫩
{罗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印度，这是米尔顿要去研究货币体系的第四个国家。我们计划顺路访问黎巴嫩。在雅典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警告我们，我们有可能得不到黎巴嫩签证，因为我们的护照上有以色列盖的章。我们决定试试运气，如果有困难就直接去印度。到贝鲁特机场后，我们叫了一个搬运工，让他把我们直接送到签证处。他微笑着说，最好把还贴在我们箱子上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标签取下来，他取下标签，把我们送到应去的工作台，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花了几美元就拿到了签证。黎巴嫩尽管不断有政治冲突引发的暴力活动，局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贝鲁特位于地中海岸，是一个诱人的城市。黎巴嫩已经成为西方与中东的转口贸易城市，成为主要金融与商业中心，极为繁荣。
贝鲁特是一个美丽而有趣的城市，我们还想看巴贝克（Baalbek，这是彼得·鲍尔极力推荐的）和黎巴嫩雪松。我们租了一辆车，第二天早晨就前往巴贝克，事后证明此地非常值得一去，正如我给贝基的信中所说：”在从贝鲁特出发，长驱直入的一个半小时中，我们至少看到有一个人在下了雪、有人滑雪的气温下在地中海里游泳。“除了旅行本身，我还在给多萝西的信中讲到：”寺庙的遗址在许多方面都比雅典卫城更令人难忘。遗址保留得非常好，而且完全没有商业化。“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巴贝克返回贝鲁特，又再次下雪，大雪覆盖着雪松。开车上山（至少是最后半个小时）我认为不好玩。天渐渐黑了，还下着雪，但是米尔顿喜欢这种冒险。因为天太晚了无法看清雪松，因此我们在饭店过了一夜，我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说：”这个饭店被认为是这里最好的饭店。“准确地说，是这里惟一的饭店。无论如何，这个饭店是一个大怪物—庞大、杂乱、肮脏、昏暗而且空荡荡。我们似乎是惟一的客人，仿佛置身于英国通俗小说的某座凶宅里。
早晨我们才看到了着名的雪松。哎，在看过加利福尼亚红杉后，黎巴嫩雪松显得并不特别。我的反应让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去欧洲时对海滨胜地的感想。
我们从黎巴嫩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印度。
印度
从贝鲁特飞到孟买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飞行。我们乘坐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这家公司当时正处在其全盛期，提供出色的服务。我们先飞到卡拉奇，清晨4:00到达，航空公司把我们送到一个舒适的饭店休息了3个小时，吃早餐，然后7:45再把我们送回机场，8:00起飞，10:30到达孟买。
印度储备银行的V·V·巴特（V.V.Bhatt）和他的小女儿到机场迎接我们。到达入住的泰姬饭店时，接待委员会在那里用鲜花和花环迎候我们。主人致完欢迎辞后，我们被带进一个宫殿般的套房，我们立刻上床睡觉，睡了一天，要了三明治，吃完又接着睡。
{米尔顿}孟买是印度的金融中心，也是印度储备银行的所在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它作为我们印度之行的第一站的原因。在五花八门的流派中，孟买有两个主张自由企业制度的组织：经济教育委员会和自由企业论坛。我在储备银行做了几次演讲，主持了几次研讨会，并在经济教育委员会赞助下做了两次公开演讲，都是由M·R·帕依（M.R.Pai）安排的。这些演讲由经济教育委员会以《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为题出版[3]。
储备银行在提供数据与协助分析印度的货币关系方面非常合作。因为我以前访问过印度，所以我在分析它的数据时要比在其他访问过的国家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此时我们驻印度的大使是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尽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尖锐对立。在孟买时，我给他发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将去新德里，询问能否见到他。他在一封非常客气的答复信中邀请我们到大使馆共进午餐，还说了这样的话：”如你所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的观点在印度造成的危害将比我能想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小。“
{罗斯}我们在豪华的泰姬饭店住了一个月，游览了许多地方，北到丘陵地区的乡间，南到马德拉斯及其周围地区。我们的所见所闻因地区而异。旅行多数是乘汽车，当然是由印度司机开车。道路上尘土飞扬再加上高温，让我们总是非常口渴。在路上解渴的惟一安全的办法是买一个椰子或是喝椰子汁。只要我们停车买东西解渴，当地人，尤其是孩子就会立刻围着汽车，盯着我们看，仿佛我们是来自太空的陌生人。当然有时也是因为这给了他们乞讨的机会，但是有时只是出于好奇。
正如我从印度写给多萝西的第一封信中所说的：
我们正在孟买，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城市。比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地方都更独特—生活水平差异如天壤之别，无论是在我们的旅行中还是在美国，这样极端的分化也是最严重的……走出我们住的饭店不远，而且是很近的地方，就有最让人难受的景象，一些畸形或是残疾的人走过来或是跟着你乞讨。我必须承认，在其他国家到处也有一些孩子或是成年人乞讨，也是很让人难过的景象，但是都没有这里所看到的这样让我反感。我们认识的印度上层人士似乎对此熟视无睹，还建议我们也这样做。从理智上讲，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否则，就会随时随地被这些人包围着。另一方面，这几乎是难以接受的做法。我几乎不敢走出饭店，但这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写给贝基的信中我再次讲到同样的内容：”印度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第一，人们必须习惯对此做到完全熟视无睹，小孩为你翻跟头，然后伸出手，或者是大人做同样的事（不翻跟头）。对此熟视无睹真是够难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熟视无睹那会更糟，因为孟买半数的人会跟在你的周围。“
我在给贝基的信中也写了对所见到的上层印度人的第一印象：”也许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熟悉的人太不一样了，但是我必须说，我发现了他们乏味的一面，没有情趣，没有感情，没有骨气，什么也没有。但是也许我不应该仓促下结论—我丈夫这样说，尽管我认为他同意我的结论。“
我在给多萝西的一封信中说：
昨天晚上，一家周报的老板兼主编请我们吃饭。我们事先听说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更多。他没有结婚，我是惟一的女性，加上七位男性。当我们坐下吃饭时，半数人（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在国外待过）用右手（这就是说不用餐具），我希望在离开印度前能有熟悉的印度人可以就此为我做出解释……聚会结束时，主人用手电筒照着我们下楼，差点拌到睡在路上的人。
对我而言，在印度的高潮是参观阿默达巴德、阿默德和巴罗达。谢诺伊教授负责安排了我们的巡游，我想我们是此前在朝圣山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他的。
此次旅行和往常一样，将游览名胜与米尔顿的演讲（谢诺伊教授为了让他的同胞多受点儿教育）、与印度人（偶尔还有外国人）的非正式讨论结合在一起。米尔顿在此前的旅行中认识了H·M·帕特尔（H.M.Patel），在他的赞助下，米尔顿发表了一次演讲，我们在他家里住了一晚。
我们驱车从阿默达巴德（Ahmedabad）去巴罗达，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城市，有着许多山和管理良好的公园。我们的印象是，巴罗达是一个王公统治下的土邦，比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地区要好得多。1979年我们拍电视片《自由选择》时，这个印象再次得到加强。独立前，土邦的统治者视其领地为个人财产，密切关注维护土邦利益。独立后，当王公将土邦转交印度或是巴基斯坦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其前领地中的主要领导人，在地方政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有些人在中央政府中也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另一些地区，地区的设施属于所有人，其实就是不属于任何人。这是一个证明私有财产的力量的有趣例子。
我们在南印度的一个星期里，参观了着名的寺庙和印度洞穴，这是另一个高潮。在这里我们又有了一个特别的主人—帕德马，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认识的一个印度学生，他为我们安排了许多游览活动。正如我写给好朋友多萝西的信所说的：
这些洞穴与我们所见过的不一样，它们纯粹是人工杰作，只有见到才会相信。虽然立在那里的许多精美石刻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几乎保存完好，但是墙上的壁画已几乎完全毁坏，不过仍然可以肯定以前非常美丽。但是我必须说，我印象更深的是在岩石上凿出的巨大神庙，这是艺术作品所不能比的……没有人真正知道那些吃不饱、半裸体的人花了多少世纪才完成了这些石刻。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事情可以通过寺庙和洞穴时代的印度来理解。简而言之，我们是在用两种语言说话和行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词语放在他们的嘴里，但是他们说出来却是另一种意思……我们不应期望能把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成果的思想体系引进他们的神秘主义与宿命论的体系中去。
在给多萝西的另一封信中，我讲到米尔顿在与印度经济学家交谈时所感到的沮丧：”但是更让他难过的是在和美国人谈起在这里的各种五花八门的使命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也许不能对印度人有所帮助，但是我们确实为美国那些低素质的所谓经济学家创造了大量舒适的工作。我原来不知道有这么多的这种经济学家。“
在不停地观光了五天后，我们返回孟买。
{米尔顿}在孟买及在印度南方与北方的旅行中，我们都将参观变成是多重性质的，我们与许多企业家、学者、经济记者和我们能见到的这类人士交谈。我的主要兴趣是继续深入研究我在1955年得出的结论，我的结论所涉及的是：印度的中央计划经济，特别是外汇管制的负面影响。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我们在阿默达巴德参观了一个纺织厂，这是一个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工厂，和我在美国所见到同类工厂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对劳动力充沛而资本不足的印度而言，没有什么意义。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外汇管制与固定汇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厂主解释说，政府以低于官方汇率的汇率配给外汇使得他购买机械设备比雇用人工要便宜，因为政府规定的工资限价高—此外没有工会给他找麻烦。
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汽车业的政策。在”为节约外汇“而限制”奢侈消费“的名义下，印度政府禁止进口汽车，不管是新车还是旧车，一律禁止，结果是屡禁不止。同时，照抄外国图纸的新款汽车，在印度为数不多的几个工厂里高成本、低产量地生产着。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二手车市场。在逛二手车市场时，我们看到几辆1950年生产的别克车，比我离开美国时以22美元卖掉的那辆车的车况差多了，但价格是7 500卢比到10 000卢比，按官方汇率相当于1 500至2 000美元，或是按自由市场汇率相当于1 000美元[4]。印度获得运输工具的实际可行而又便宜的方式是从国外进口二手轿车和卡车。除了买便宜汽车直接节约的钱之外，这一政策还带来间接益处：可以提高工人技能，充分利用印度大量现成劳动力，同时节约了资本。但是印度人却说：”我们太穷了，不能买二手汽车，只能买新的。“我不知道印度的这种政策现今是否改变了，如果还没有改变，我并不感到吃惊。最近几年印度才开始改变这种由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所有具体方面都严加控制的体制，这种体制在我1955年访问印度、1963年再次访问和1979年短期访问时都占主导地位。
美国的政策同样愚蠢。当美国在世界汽车市场占优势，还是汽车净出口国时，汽车公司都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一旦日本高质量、低价格的汽车开始涌进美国时，形势就变了。迫于工业界压力，里根总统错误地支持所谓的日本汽车”自愿“进口配额。贸易壁垒促使日本人在美国建立工厂，因为美国市场如此之大，这些工厂有可能大到足以从规模经济中获得好处，因此不会像不发达中国家中的小工厂那样效率低下。然而，如果美国在汽车业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现在美国的外国工厂会比当时少。同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致使美国为了保护”弱小的“国内钢铁业对进口钢材实施高额关税—经过了两百年，而今这种政策还存在着。
在马德拉斯，我们看望了C·拉贾高帕拉杰里（C. Rajagopalachari）（他为人熟知的称呼是CR或是拉贾吉）。那时他已80多岁，他是从1948年印度独立到1950年的过渡政府的总督，至今仍然是自由党的实际领导人，这个党是他在1959年建立的，这是印度惟一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政党。拉贾吉通常将印度经济定名为特许、许可和配额制。他是我有幸见到过的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印度人。
在马德拉斯，我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弹性汇率的文章。这使我有可能会见了一些学术与公共政策方面的团体。
{罗斯} 3月6日，我们离开孟买前往新德里，抵达后住进了克拉里奇饭店，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这里是我们的基地。在新德里，我们看望了米尔顿1955年在印度时接触过的一些人，和以前的一些印度学生，还有一些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援助的印度项目里工作的过去的学生。
我们接受了肯的邀请，高兴地与他和他的妻子基蒂一起吃了午餐，午餐设在刚竣工的爱德华·D·斯通使馆大楼中，这座楼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所描述的，有着”网状铁栅栏、水上花园、喷泉和人工岛“。
我们前往就餐的大使官邸非常漂亮，但是我怀疑住在那里需要逐渐适应环境。为了获得”网状“效果，仿佛在任何一个地方说话，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听见。
{米尔顿}一开始我就印象非常深的是，自我1955年访问后新德里似乎出现了很大的改进。但是随着对新德里的深入了解，我发现主要改进仅限于国际级饭店的奢华和服务水平，其中包括阿斯霍卡饭店，这是政府建造的一家豪华饭店，也是政府摆阔挥霍的一个好例子。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当我深入了解人均食品消费（印度普通人的食品消费占了消费的最大部分）和人均服装消费时，这种印象被再次强化。这两项数字，自印度独立以来，如果有任何增长的话也不多，而且确实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达到的水平。
在新德里，我在经济发展研究所和新德里大学发表了几次演讲。在新德里大学所做的演讲主题是货币理论与政策。会议主席是R·K·V·R·拉奥（通常称他为阿尔法贝特·拉奥），他是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印度通行的模式是，先由主席对演讲人做一个赞扬性的介绍，在演讲结束时动议一个致谢投票。但是这次演讲不一样，我讲完后，没有致谢投票，而是由拉奥发起了对我所表述的货币主义观点的愤怒攻击。我记得，他说了些这样的话：”弗里德曼教授也许极富煽动性，但是我要警告听众中的学生，如果你在货币学考试中按弗里德曼的观点回答问题，你就会不及格！“
我们在印度期间最受鼓舞的经历是参观卢迪亚纳和朱伦杜尔，这是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两个中等城市。卢迪亚纳正在成为机床、自行车、缝纫机和类似产品的中心，而且长期以来就是针织品生产中心。这里是印度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我不断感觉到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在经济史中读到的19世纪末的曼彻斯特与伯明翰。这里有着数以千计的小型或是中型工场，各自承担着极为具体的特殊职能。三个人的小厂专门安装自行车座，部件是其他小企业制造的；一个几百人的自行车工厂，也要从小工场购买部件。一位自行车工厂的老板带着我在他的厂里到处看，他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在帮助员工建立独立公司中发挥的作用。在卢迪亚纳不缺少企业或是干劲和技艺，这里有的是从缝隙中绽放出来的自信的、充满轰鸣声的原始资本主义[5]。
卢迪亚纳和朱伦杜尔的企业家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得到足够的钢材，因为钢材是由政府计划部门配给的。对自行车的需求及由此引发的对钢材的需求迅速增长，而他们的配额是根据过去的产量定的，跟不上发展步伐。我们听说，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买已部分完成的钢材产品，再把它们熔化。他们从其他钢材使用者手里直接购买配额肯定是违法的，但是显然这种间接购买的方式不违法。
印度发展强大工业经济的先决条件在于，政府应放松对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严格控制。印度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后，会出现大量活跃而又成功的企业家。南非和斐济岛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两个地方，印度人在私人企业的大多数部门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经营得非常成功。只要给他们自由，他们在本国也可能成功。
一个以前的芝加哥大学学生戴维·霍珀，当时作为农业经济学家受雇于福特基金会，我们参观卢迪亚纳时他一直陪着我们，他说：”你去卢迪亚纳后，我又见了几个那里的企业家，他们觉得在所有的西方来访者中，‘弗里德曼最为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城市运转的内幕，他问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他们仍然在与一些知名人士激烈地争论你的货币贬值主张，虽然有些害怕……人们肯定会有这样的印象：弗里德曼要在印度的‘19世纪的曼彻斯特'’煽风点火‘……围绕扶轮国际分社（Rotary Club）的讨论仍然带有弗里德曼的色彩。“[6]
{罗斯}我们计划在加尔各答结束我们的印度之行。3月26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打算待到4月6日，但是在加尔各答待了两天已让我们忍无可忍。正如米尔顿此前指出的，近1/10的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街头—他们在街上吃喝拉撒睡。垃圾与恶臭难以忍受，是我们在所有的访问中条件最差的地方，贫困与乞讨也比我们访问过的其他地方要严重得多，因此我们决定离开这里。
{米尔顿}我们在加尔各答的一项学术活动是访问印度统计学研究所，研究所由P·C·玛哈兰诺比斯领导，我1955年访问印度时曾经见过他，1963年他是印度计划委员会成员。印度总理（尼赫鲁）曾任命他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专门研究工资收入的变化。我们在印度时，他的研究报告还没有公布，但玛哈兰诺比斯教授和他的助手已在统计学研究所为该委员会做了部分研究，他给我看了他们的研究内容。
复杂精细的统计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与乡村家庭的样本的概括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分析概览发现：印度最穷的1/3人口在50年代的10年中人均食品消费并没有增长（这正好大致是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一发现显然没有影响玛哈兰诺比斯对中央计划效率的信念，两个五年计划体现了中央集权，而这主要是由他负责制定的。这让他有些不安，但是并不疑惑。无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最难的是让他承认自己制定的重要计划是有缺陷的；比较容易让他相信的是：计划是好的，但是实施中有一些缺陷，只要加以纠正，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有谢诺伊教授和我这样不相干的人，才预见到了后果。
{罗斯}我在给多萝西的信中总结了我们在印度的这一段时间的见闻与感受：
我们快要结束印度之旅了，实话说，离开这里我并不感到遗憾。在所有感想中最有趣而又最说不清的是，一切都是互相交错的。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里紧密相关地存在着两个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在现实中，两个社会互相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但是都对对方漠不关心，而且认为这是命里注定的。如果你走在主干道和高级住宅区，显然是到了一个现代化的、相当富裕的国家。但是仅几步之遥，你就被送回到16或17世纪—一片悲惨景象、神牛到处游逛、粪便混合着垃圾的臭气、没有衣服穿的孩子和衣不蔽体的成年人躺在路边或是蹲在街边。很难说清怎样才能设法改进民众的生活条件，但是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印度现行的计划看来并不成功，不管使用何种方法，都需要很长时间。尽管证据确凿，统治阶级似乎仍很自信：承认迄今为止的失败仅仅是因为错误的体制，认为将短期计划改成长期计划就可以改进不足……在他们看来写下的计划就是成功的象征……
我们在阿格拉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欣赏了泰姬陵，它美丽得无法形容。然后我们又在贝拿勒斯（现在叫瓦拉纳西）停留了两天。虽然也很有意思，但是总体上说，是一次令人难受的经历。各类有身体与心灵残疾的人都聚集到这里，既有人想从富人在生命行将终结时用钱来赎罪的行为中得点儿好处，也有人出于迷信，想用恒河的圣水治病。我们接受建议，早晨乘小船在恒河游览—幸好是在早饭前，否则我们返回后会吃不下早饭。成群的人在院子里用城市下水道里的污水洗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认为就算水不能真的抵御所有疾病，也能既保佑他们又让他们长寿。你怎么可能劝说这样迷信的人相信接种疫苗的好处呢？你从何开始？在人们吃不饱但仍将牛当成圣物，不想让它提供奶与肉的情况下，你怎么让他们知道这有多愚蠢？
和环保主义者坚持保护所有有生命的个体而无视代价相比，这种偏见有何不同呢？
我又继续向多萝西讲述我对印度及国家计划的看法：
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很难评价大学的总体风格。学校建筑和校园都比我们的好，政府建筑也比华盛顿奢华—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以为穷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对于越来越多的外国援助是否需要，是否合理，文官基本上把它看成是权利而不是民众的福利，因此可以大量地滥用于公共开支，而不是用于为穷人谋福利，这种态度一点儿也不让我同情。福特基金会似乎并没有能从总体上让它的美国雇员过上好日子（也许将某些好处给了他们每个人雇的6个佣人了）。
正如你可能估计的，访问印度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国家计划，或是福利国家的基本观点。至少此地的美国人及少数印度人开始与我们的观点一致，但是也无能为力。大多数人就像我们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一样不赞成我们的观点。我们将身处何处？
离开加尔各答，我们另外安排了一次计划外的旅行，前往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大吉岭，这是英国占领期间英国文官和军官的避暑地。去大吉岭旅程的最后一段是坐在呼哧作响的火车上爬上蜿蜒曲折的陡坡。大吉岭的人与加尔各答的人完全不同：刚毅自强的山地人。没有乞丐，没有流浪汉。喜马拉雅山景色壮丽，落日灿烂辉煌，空气清新凉爽。印度之旅在愉快中结束。
{米尔顿}这次访问再次坚定了我在上次访问中得出的结论[7]。有某些改进的迹象：乡村的道路明显改善，城市和农村都有了更多的自行车和汽车，乞丐仍然数量众多，但是似乎不那么无处不在了[8]。建了许多新建筑，有些非常醒目，还有了更多更好的饭店；有了许多新的工厂和少数迅速扩展的小型企业中心；开办了一些新的大学，有明显迹象表明老大学扩大规模了。但是发展显然不均衡，进步表现的某些方面方向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某些新做法不是进步而是浪费的表现，例如工厂以远高于从国外购买的成本来生产某些产品。更重要的是，以无偏见的眼光来看，没有证据表明广大民众的生活条件正在改善。到处可见的是极端贫穷，让从未到过印度的人难以置信。
我发现探讨经济政策的学术氛围似乎与我认为需要有的变化背道而驰。在印度，尤其是在经济学家中，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现象：观点一致。我在与若干个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计划委员会的成员、文官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金融领域的记者及企业家谈话时，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的回答都是完全相同的套话，仿佛是在重复问答教学，死记硬背，甚至成为信仰。而且，不管是回答明显与事实相矛盾时，还是回答得到证明或至少不与之矛盾时，都一样。
只有少数年轻人和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偏离主导立场，多数人都持有主流观点，只是在某些具体方面有些不同。大多数企业家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发牢骚，但是接受专业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在主要方面还是正确的。我曾经受到过一位着名的成功企业家的挖苦，他无疑从我的评论中听出了我对印度现行经济政策的委婉批评。当然许多当前成功的企业家都与现行体制利害相关。
曼谷、吴哥、西贡
{罗斯}我们只在曼谷停留了两天，既因为这里又热又潮，还因为我们计划在日本和孩子们会合后再返回这里度暑假。与印度相比，曼谷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这里的人看上去幸福健康。我们像米尔顿八年前那样坐船参加水上游，这是最愉快的早晨之一。格辛·戴维斯和他的妻子维维恩带我们吃广式早茶。我们盼望着能再见到孩子们。
我们下一个神奇之旅是去吴哥窟。我记得我们是从曼谷飞到暹粒，在那里停留了三天，我们用大半天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然后返回住了一夜。寺庙就像我们听说的那样令人难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里待一周而不是三天。越南战争对吴哥窟的破坏要比游客可能造成的损坏严重得多。
我们去香港前的下一站是西贡，但是我对西贡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只记得好像是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据我推测，是将要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最美丽的景象是穿着传统的束腰长外衣和宽松长裤的越南妇女。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优美的身材。我忍不住为自己也买了一套越南民族服装。
香港
我们从越南去香港，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米尔顿1955年去印度时曾在这里短暂停留。
香港与我们以前和以后去过的地方完全不同。当时和后来，香港都是购物天堂。在我到达后给儿子写的信里说：”除了购物外，香港是我们去过的最有趣的地方。有点儿像是把旧金山、纽约和其他几个地方合起来。第二天我们去了新界，到处都是人，人口爆炸显而易见，与印度相比，这里的人看上去比较富裕，但是，按绝对量，他们当然还是很穷。“以后到香港的几次旅行，每次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越变越好。
1997年我们最后一次去香港时，城市外貌与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发生变化。半岛酒店不再保有它的地位，有了更多的一流饭店，我估计比美国和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服务水平仍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可比较的饭店要高得多。
再回到1963年，我们在嘈杂混乱的购物天堂里住了一个星期后，决定搬到港岛的九龙湾酒店去享受日光浴。我们认为可以利用去日本前剩余的几天放松一下，因为到日本后的旅行日程和演讲任务都会非常繁重。
{米尔顿}半岛饭店是某种奇迹。它有一个中心大楼，这里有大堂、餐厅和公用房间等等，然后是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长翼，里面是客房。我记得从我们的房间步行到前面大堂，距离是1/4英里。饭店建在一个美丽的海湾，坐公共汽车可以到维多利亚湾，这里是香港的中心。肯定很容易就能到海滨，因为罗斯写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讲到我们多次去游泳。
饭店的两翼早已不存在了，因为随着香港人口的增加和日益富裕，土地用于修建住宅比饭店更值钱。当年几乎空无一人的乡村现在成了高级住宅区。
我们在香港的几天中多数时间是休息，但是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深入了解香港的经济，特别是它的货币体系。当时香港货币钉住英镑：16港币相当于1英镑（5.714港币兑1美元）。我感兴趣的是维持这一联系的金融机制。我与美国总领事馆的经济学家和香港的银行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中没有人清楚地了解这一体系是如何运转的，而我认为我做到了。
因此我与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现在是约翰爵士）约了见面时间，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会见，从此我们开始了长期交往。我告诉郭伯伟我的疑惑，他立刻答复我，正如我所料。然后我说：”但是，汇丰银行（香港的主要银行）不懂得它是如何运转的。“我肯定还列举了与之讨论过这一问题的其他经济学家。我记得这位财政司司长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更好，他们要是知道会把事情弄糟。“当我问到国民收入及其他香港的统计数据时，郭伯伟解释说，公务员要求提供这些数据，但是他一直抵制，因为一旦公布了这些数据，就会受到压力，要求政府使用这些数据干预经济。
郭伯伟就是使香港成为许多人视为”天堂“的功臣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在香港实施了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在官员调动的阴错阳差之中，殖民部的郭伯伟被任命为香港财政司司长。虽然在香港政府的等级中，最高的是总督，但是财政司司长对经济事务有着很大的权力。苏格兰人郭伯伟是他的古代同乡亚当·斯密的信徒，而且将其信念付诸实施。人们公认他创造了经济奇迹，在香港人口翻了几倍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
日本
{罗斯}日本是我们这次无比美好的环球旅行的最后一个目的地。1963年5月1日夜里，我们在暴雨中到达。西山（Chiaki Nishiyama）教授组织的无比热情的欢迎队伍让我们完全忘掉了大雨。正如我给贝基的信中所写的：”当我们到达机场时，一大束鲜花不是给我而是给我的丈夫，这是真正的日本作风。但是第二天下午，米尔顿在大学做演讲时，一位女学生献给我一束同样大的鲜花。他们确实正在从传统的男性世界过渡到男女同样重要的世界。“我应该再加一句，比起在西欧和美国发生的女性革命，他们还差得很远。
我们预计在日本会比在已经访问过的国家里更有异域他乡之感，因为我们不仅不会说日语，而且看不懂街上的标识，但是很快就发现我们错了。日本人友好、慷慨，无论萍水相逢的日本人还是迅速成为朋友的日本人都是这样，这就弥补了语言不通的困难。除此之外，虽然文化与西方不一样，但是其他方面却非常类似我们所熟知的西方国家。如我们可以直接喝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这里到处干干净净，人们文明有礼，这让我们特别愉快。但是当我们返回芝加哥与一对刚从日本返回的夫妻探讨对日本的印象时，我们对清洁程度的评价与他们大不一样。我们最后认定，评价的不同反映出我们是从印度去日本，而他们是从西方去日本。
{米尔顿}在印度，我印象很深的是自1955年以来民众的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改进。在日本我的印象完全相反。当年我在去印度的途中在东京停留过一天，我给罗斯的信中强调的是贫穷。8年后当我故地得游时，发现这里的变化是巨大的。肯定还有许多穷人，但是普遍的景象是经济增长与繁荣。
{罗斯}西山负责安排我们在日本的所有活动，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读过几年研究生，现在是立教大学（Rikkyo）的教授。他和妻子是出色的主人，他的妻子茂子也在美国受过教育。西山建议我们住在东京的国际之家，这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它没有城市饭店特有的喧哗与杂乱，还有一个闻名世界的日式花园，这是饭店所有者在几个世纪前修建的，花园让我产生了一种我非常喜欢的和平与宁静之感（尤其是在我刚到的时候）。此外，国际之家因为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还是举行日式婚礼的好地方，5月在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举行婚礼的好月份。我们从窗子里既可以看到有传统东方服饰与发型装扮的传统婚礼，也能同时看到西式婚礼。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的一本正经，即使是在家人与好友之间也要鞠躬。
我想解释一下日本人友好的概念，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我在给贝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主人）西山在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星期也住进国际之家，以便更好地照顾我们，而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后来他们两个人都出于同一原因搬进国际之家住了几个星期。“在更多地了解了东京后，我又写到：”我们对这个国家感受最深的一点是……虽然我们绝对不可能看懂标识上的语言，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就好像是在纽约、旧金山、巴黎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城市里……我已经逛过几个百货商店，它们看上去极其漂亮，一派繁荣。“日本人很有艺术修养，这体现在他们所做的一切里—从插花到商店的柜台和橱窗的布置，到包装一件并不贵的商品。举一个例子，大众餐馆展示的是最便宜的菜，也极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某些风俗习惯非常奇怪。如果这样做不会有所冒犯，我们肯定会拍一部两个日本人（男人或是女人，或是两者都有）如何互相致意的电影。他们不停地鞠躬，我不知道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停止。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和许多其他的事情一样，一定有着某种礼仪规范，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即使是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也一本正经，我想他们一定不能理解我们的随便。但是因为他们同时又非常礼貌，所以他们不会批评我们。
我迷上了日本插花，决定学一点儿这方面的技艺。我参加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学校里的插花班，但是那里让我很失望，因为他们似乎是在模仿西方的插花技艺，而不是传授日本传统的插花技艺。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教授传统风格的插花班，在班上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很高兴，因此又学了一期。我在给多萝西的信中说：”当然，这又是典型的弗里德曼作风，我一直在忙于购买各种书，以便回国后还可以继续自学。“不幸的是这些书现在冷藏在我的书柜里，只是偶尔才有人翻阅。
日本花园也是我关心的重点，我成了一个热情的园艺家。我试图向多萝西解释日本花园对我的影响，她曾经花了不少精力在园艺方面帮助我。我从比较东京与我们两个人长大的波特兰的不同开始说起：
正如你可能已经知道的，东京和波特兰的气候与植物大同小异。这一星期下的雨比我们过去三个月中见到的还要多。东京与波特兰的不同是，日本人在园艺方面确实有一些难以言传的诀窍……很难形容他们的花园给人的感觉，它让人产生了美丽、和谐、清高、和平、宁静融合在一起的复合感觉。用形容词形容人们的感受是一回事，但是在如何表达出这些花园给人的感受时，确实只能意会，难以言传。
在日本，我们比在访问过的其他国家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肯定也了解了比任何其他地方（包括印度在内）更多的习俗。但是和印度不一样，即使在城市之外的地方，我们也没有被当成是外星人那样让人盯着看。我不知如何解释这一点。当时的普通日本人并没有到日本以外的地方旅行过。这反映的是日本人的全球观念，还是教育程度，还只是因为他们注重礼貌？
我觉得东京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的首都更多样化。你能在一个餐馆中吃到任何风味：除了日本料理之外，还有法国、德国、美国、中国等国的菜肴。任何一个晚上，你都能看莎士比亚戏剧、西方音乐喜剧、日本歌舞伎，可以听日本音乐会、爵士乐，或是古典交响乐，或者看棒球比赛、相扑等等。
朋友们不仅介绍我们吃了各种日本食品，而且向我们介绍了不同的习俗和娱乐方式。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日本餐馆设有由艺伎陪客的小型私人宴会。这样的宴会是日本人喜欢用来招待特殊客人的一种方式，无论客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有时是由私人招待的，更经常的是由企业招待的。例如，米尔顿在这一年里，一开始就在《日本经济新闻》（Nibon Keisai Shimbun）的赞助下做过一些演讲，这是日本的《华尔街日报》。每次演讲后，报社社长都要在这样的餐馆招待我们。其他人包括报纸的主编和作者，还有西村，他为演讲担任翻译。这类宴会很轻松，很愉快，同时让我们能与有见识的人讨论一些我们和他们特别感兴趣的经济与政治问题。
在这些宴会上，和一些常规的晚宴上一样，我永远是惟一的女性。这种情况正在逐渐转变。但是直到1980年我们在日本做《自由选择》的电视节目时，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我和艺伎之外的惟一女性是主人的妻子（他的艺伎也在场）。这次经历再加上我在一次宴会上对分派给我的艺伎的了解，让我对日本艺伎有了与最初完全不同的看法。为我服务的艺伎有一个和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儿，我们就这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流了看法。显然，就如同有不同的餐馆与剧院一样，我相信，肯定也有不同的艺伎，但是我无法做出判断！
我无法忘记在这类宴会上的一次经历是在吉兆（Kit-chko）—东京一家着名的餐馆。这次宴会经历让人难忘，同时也让人难以置信。在你和主人还有其他客人到达时，迎接你的是老板娘和一群穿着和服的年轻姑娘（艺伎）。她们帮你脱鞋、换拖鞋、陪你进入预订的包间。宴会中有许多道菜，每道菜量都很少，单独放在碗碟里，再放在可爱的漆盘里端上来，当然还有为有嗜好的人准备的米酒和大量啤酒。其中有一道菜是小牛肉，是和独立的陶制烤盘一起上给每个客人的，在艺伎的帮助下，客人自己动手烤制美味的牛肉。甜点是最好吃的甜瓜（一种我们只在日本见到过的品种）。然后艺伎开始表演：唱歌、跳舞、说笑话，都是日本风格的。
有一次，在我们作为《日本经济新闻》的客人在吉兆吃饭的同一个星期里，可能就是第二天晚上，我们第二次被邀请到吉兆。饭店老板娘和艺伎的表现及整个晚上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领教了日本人的讲究礼数与顾全面子的特点。老板娘和艺伎肯定认出了我们，但是并没表露出来，为了顾全我们第二个主人的面子，他们假装我们是第一次来。虽然菜肴和第一次一样好吃又好看，但是食物绝不重样，上菜的器皿也不同，只有米酒是一样的。
另一次有趣的事发生在我们的朋友西山请我们一起在日式旅店度周末时。这是一个典型的为日本人服务的旅店，没有旅游者。没有人说英语，这并没有让我们不安，因为西山可以翻译。我们到达的当天早晨，他点了煮鸡蛋做早餐。我们的早餐送来时，鸡蛋是冰冻的—他们头天夜里就煮好了鸡蛋，然后冻在冰箱里！我们想这是因为日本人不吃煮鸡蛋，所以不知道向客人提供什么样的鸡蛋为宜。我们还有一次类似的经历，发生在我们坐夜船去九洲岛时。我们到餐桌前吃早餐时，冰冻鸡蛋已经在桌子上了。这次我们没有点鸡蛋，但是显然厨师知道美国人吃鸡蛋，因此认为他们应该上冻鸡蛋。
我们向南到了京都、大阪、奈良、神户，向北到了仙台，米尔顿在每个城市都做了演讲，我们还与小部分人私下见了面，一般都是经济学家（都是男人）。此外，观光也是每次旅行的重要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旅行是去京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日本着名学者木内信胤（Nobatani Kiuchi）是我们的导游。京都曾经是日本的首都，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寺庙和其他历史遗迹。木内信胤热爱日本文化，又知识渊博，他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所游览的地方。他是朝圣山学会的第一位日本成员，后来积极地为学会在日本组织会议。
我在最初给贝基的信里已经讲过对日本的总体印象，几年后的旅行和与许多日本朋友密切接触后并没有使之改变。”我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些人。理解任何外国人都很困难，但是日本人是最难理解的。他们是多种性格的复杂混合体，你会永远觉得虽然你听懂了他们说的词，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他们确实是我们所遇到过的最友好、最慷慨的人，但是你永远拿不准，他们的慷慨是因为他们真的愿意慷慨，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规范要求他们这样做。“此后，我们又因为各种目的去过日本九次，到过许多地方。
在我们离开去仙台的头一天晚上，立教大学授予米尔顿名誉学位。还有两个同时获得名誉学位的人是约克大主教和另一位宗教界人士，这让米尔顿在饭后讲话中说，这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夹在两块圣饼中的鸡蛋。这个大学是一个圣公会大学，所以仪式让我们感觉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教堂。
{米尔顿}我得出关于日本人性格的结论时，曾经这样说过：任何关于日本人的正确说法都有相反的说法，而这种相反的说法同样是对的。正如罗斯所说，日本人的亲切与友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你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知道他们同样能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据说在日本是政府管理经济，这是真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企业家操纵政府。日本是一个垄断的社会，同样也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
我发现了一个理解日本人的最好线索，这就是日语。有一句话让我受到震动：”在日语中，不可能写出一个不模棱两可的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证据支持这种说法。模棱两可是做到不伤面子的重要手段。
关于日语，我的结论是：日语是理解某些日本人性格的主要线索。
将汉字融入日语是一个说明日本人性格的例子，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是发明，开发录像机也是一例，其他例子还有计算机小零件及类似的东西，还有所有非发明性的东西。这也有助于解释日本人为什么对外国东西评价非常高。我听说日语中”外国人“这个词与”超级“这个词的意思接近。学习读写日语时所使用的强制性方法也有助于解释日本人性格中的高度纪律性，还有他们的极强记忆力。统一的教育也强化了他们的一致性。
我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关系，在这方面我很成功。除了日本银行的合作之外，一位在美国使馆工作的年轻人也对我帮助很大，他叫迈克尔·克伦，曾经在明尼苏达大学读过研究生。他已做了很有成效的前期研究，发现日本的货币关系与美国非常相似，而且货币增长的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变化，他以此为题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虽然他的学位是明尼苏达大学授予的，但是这的确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产品，而且由我们作为系列着作中的一本出版[9]。迈克返回美国后，担任过多年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部主任，以及万全人寿保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
我在此认识的一位好朋友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人，叫约翰·格林伍德（又译祈连活）。他正在研究日本的产业结构，在听完我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演讲后，他找到我做自我介绍。他已经学会了说写日语，并且对日本经济有了广泛的了解。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离开日本后，他担任过多年G.T.管理（亚洲）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开办了双月刊《亚洲货币导报》（Asian Monetary Monitor），这份杂志发行了20年后在1996年停刊。1983年，约翰是香港货币改革的设计人，这次改革的结果是使港币与美元联成一体。他之所以能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他在《亚洲货币导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香港的货币体系，指出它的缺陷，并设计改革方案。在最终形成改革方案的谈判过程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艾伦·沃尔特斯和我通电话，我们对计划中的改革细节提出评论与建议，当时艾伦·沃尔特斯在伦敦担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顾问，我在旧金山。在成功地使他的改革方案被接受后（顺便提一句，这次改革非常成功，取得了他期望的结果），约翰做了三个银烟灰缸，用以纪念这一事件，也纪念我们三个人的合作。约翰最近搬到旧金山，G.T.在这里也有分部。
我也认识了一些在日本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对我这次的研究帮助很大，我后来一直与他们保持接触，这就是我后来几次访问日本的原因。我与一些日本人建立的友情在此后的岁月中继续带来益处。其中有几个人后来成为朝圣山学会的成员，并帮助学会组织了在日本召开的会议。
{罗斯}大约在6月中旬，珍妮特和戴维来东京度暑假，假期中的一个周末，他们和几位年轻的日本人一起去了箱根。交流困难并没有妨碍他们度过快乐时光：这由英语来解决了。他们也和我们一起游览了我们喜欢的东京周边的几个地方，还帮助我们在国际之家举行了纪念结婚25周年的晚宴，晚宴非常成功，除了我们一家人外，大多数来宾都是日本人，有些是我们过去就认识的，其他都是这次才认识的新朋友。这真是最愉快的时光。
某个周末，我们和田中教授一家去关西地区旅行，这是一次愉快的重游，我们还去了京都（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奈良、富士山顶，同行的有田中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两个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年龄差不多。
乘船从日本到新加坡
我们乘半岛航运公司的轮船，经中国香港和马尼拉前往新加坡。我们发觉经历了愉快的日本之旅后，接下来的航程对我们是一种休息，尤其是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让我们觉得更愉快。在香港的三天，我们有充裕时间游遍了九龙，每晚返回船上吃晚餐，住在有空调的船舱里。
在去新加坡前我们在马尼拉停留了一天，但对没能游览马尼拉并不在意。我们下船改乘飞机，在新加坡停留了6天，这其实比我们希望的要长，但是我们不能立刻找到去巴厘岛的航班，这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参观开发区。我在给贝基的信中说：”除了航空公司和钢铁厂之外，这一地区有着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有的开发区。这就意味着，一批公务员花着政府的钱，也就是花着穷人的钱，设计建造了一个区，让工业企业等机构和90万人落户其中，并给予资助。看到这些模型和计划，让人觉得这是某种介于儿童玩积木和艺术家雕塑之间的东西。“我还说：”如果20年后再回来看它成了什么样子，一定很有趣，我的孩子有这种可能，而我估计不会有机会了。“
巧的是，我们17年后又来到新加坡，发现我对开发区所做的暗示性预言大错而特错。在此期间，新加坡在李光耀总统的统治下已经迅速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大型城市国家。
巴厘
我们从新加坡飞往巴厘，这次旅行以扫兴开始，最后却成了我们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我们到巴厘时情绪低落，因为在雅加达过了不舒服的一夜，印尼当局规定所有去巴厘岛的游客必须在那里停留。在我们看来，雅加达是又一个印度，我们被扔进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旅店。最让人沮丧的是贫困和不卫生。
刚一到巴厘，我们就住进了芝加哥的旅行社为我们预订的饭店。饭店和房间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让我们恨不得坐下一班飞机回家。饭店不仅黑暗而且房间很脏乱，整体上让人心里不痛快，的确不是一个轻松度假的地方。还没有打开行李，我们就去海滨散步，我们的运气也由此改变了。我们偶然地碰见一位英国女士，像外国游客之间常做的那样，我们向她打招呼，她也答礼。她也住在同一个饭店，对饭店的印象也和我们一样。她告诉我们这是岛上惟一的饭店，原来很好，但是最近几年毁坏得很厉害[10]。
看见我们不高兴，她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她的一位与英国女人结婚的印度尼西亚朋友正要在巴厘开一家小型汽车旅馆，他有可能为我们解决住宿。根据她的指点，我们满怀希望地去找这个人。小旅馆有四五个小房间和主人沃沃伦塔先生的住房，屋顶是茅草的，还没有完工。幸运的是他在家，我们将进退两难的窘境告诉他，他说，其实旅馆还没有开业，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在他的房间里吃饭。这真是救了我们，不仅因为这里干净明亮，还因为他成了我们这一个星期中的导游—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导游。他带我们长途驱车环游全岛，向我们介绍附近的艺术家，我们和孩子们还在他的帮助下买了一些后来一直珍藏的木雕。
{米尔顿}有一个木雕是一只青蛙。就在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来我们在旧金山的公寓做客，他叫雨果·范雷金，是荷兰人，看见那个青蛙，他说：”我认识雕这个青蛙的人。“原来他在巴厘还有一个家，有一个邻居擅长雕青蛙。常言说得好：”世界真小。“
{罗斯}这位主人带我们看巴厘人的音乐舞蹈表演，甚至安排我们参加了一次葬礼。他解释说，巴厘人的习俗是要庆祝死亡，但在人真正死亡之后很久才举行庆祝仪式。我们看懂了部分仪式内容。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要参加。尸体似乎做了防腐处理，直到亲属有了足够的钱举行庆祝仪式。仪式上的主要活动是拔河赛，双方争夺装有尸体的棺木，一边代表天使，另一边是恶魔，双方争夺死者的灵魂。要有多次反复，最后总是天使胜利。全部活动都贯穿着豪饮和歌唱。
这一周中，一个附加的安排是和主人一起庆祝米尔顿的生日。他做了烤乳猪，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这种食物，我在野外用的煤油炉子上做了米尔顿最喜欢的土豆饼，还喝了许多酒。这是一次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生日聚会。
吉隆坡、香港、台湾
{罗斯}一个星期来，我们潜水、游泳、在海边漫步，彻底恢复体力后，我们前往吉隆坡，在那里度假，米尔顿还要进一步做中央银行的研究。接待我们并为我们导游的是一位好朋友克利夫顿·沃顿，他是一个出色的主人，还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战利品运回美国[11]。
{罗斯}我们和孩子们返回曼谷游玩，然后又到香港（主要是购物），然后再去台湾。在台北市逗留的几天里会见了几位经济学家后，又参加了戴维的一位中国朋友安排的郊游，这位中国朋友在波士顿地区的大学读书，回来与祖父母一起度暑假。她非常熟悉这里，介绍我们去台湾中部的日月潭游览。她和我们同行让旅游增加了不少乐趣。我非常欣赏日月潭及沿途的乡村风光。多萝西和我一样热爱园艺，我在给她的信中说：”我认定稻田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的乡村景色，田间杂以茶园，还有香蕉树和棕榈。多么可爱的景色！“
{米尔顿}去台湾前，我们在香港买了一些台币，为的是到达时手里就有当地货币。数量不大的台币就有一大包。台湾在此前的几年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通货膨胀最终控制住了，但是已不能改变货币的最大面额，这就是说，即使是最大面额的纸币也只能代表很小的数额。在台北讨论货币问题时，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得到的是我在其他类似形势下也遇到过的回答：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会进一步引起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我跟他们说，相反，公众对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了解及实际的通货膨胀将会影响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我不知道我是否说服了任何人，因为此后我并没有关注台币面额[12]。
另一个现象我在其他地方也见到过，但是在当时的台湾却很常见，这就是使用延期支付的支票作为短期信贷方式。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同样重要的是，高利贷法限制贷款的利息，这也是小企业得不到贷款的部分原因。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办法是由借款人给朋友或是业界同仁开一张延期支票，贷款人不是按支票的实际数额付款，而是按照双方都能同意的数额付款。随着担保人数量的增加，支票的贷款数额也随之增加。这种现象特别让我感兴趣，是因为我在第3章中提到过，我的父母在资金短缺时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筹措资金，开了杂货零售店—这在当时是最通用的办法。
取道檀香山回国
{罗斯}游完台湾后，我们返回日本最后游玩一次。我们还没有去过南部的九洲岛，但是听说过那里的温泉与火山，我们的朋友西山极力建议我们和孩子们花几天时间一起去那里欣赏风景。最后我们决定去那里玩，西山一如既往地与当地的朋友联系，让他们在旅行中陪伴我们。
我们去别府是坐汽船而不是火车，因为我们想这会更舒服一些，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已经没有了关于游览别府的详细记录和备忘录，我还大概记得我们在看到沸腾的温泉时觉得特别好玩。强烈的硫磺混合其他矿物的气味是另一个鲜明的记忆。
我们又在东京逗留了几天与许多朋友道别，又去游览了几个喜欢的花园，这令人兴奋的一年环游就此结束了。我们决定乘船回美国，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横滨前往夏威夷。我们有些犹豫，是否要全程坐船，因为想到这可能会很单调，因此决定在夏威夷下船，改乘飞机到西海岸。但是航行中的日子非常愉快，让我们觉得似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尽管在夏威夷的那几天玩得也非常高兴。
这次旅行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但是回到家里，见到老朋友，恢复正常生活，我们还是非常高兴。
{米尔顿}虽然我没有根据在这次旅行所到国家和地区中收集的材料写过书（我曾经有过写一本书的想法），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次旅行在学术上收获颇丰。除了我自己写的东西外，我还鼓励我进行深入研究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就货币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这给了我一次机会实地了解与货币有关的政治与经济情况，我认为这是用其他途径所不可能得到的。同时，这次旅行也让我接触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色列、中国香港和日本，在今后的年月中，这种接触发展为双向合作。因此这次旅行对我和罗斯而言是学术与个人生活的双重成功。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