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说学名，那东西叫啥？
叫……
说！
生器殖。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高干慌乱中将生殖器说成了生器殖，高冲忍俊不禁狂笑起来，几乎与此同时，在工棚外面偷听的犯人也哄堂大笑起来。这时高冲已从头上摘下了警帽，将笑得赤红的脸对着高干。开始高干两眼直愣愣的，后来方明白上了当，立时暴怒了，破口大骂着向高冲冲过去，挥拳击高冲的脸。高冲躲过后结结实实朝高干当胸一拳，这一拳就将高干打得踉踉跄跄，他跟上一步又是一拳，这一拳就把高干打倒在地了。高冲指着高干的鼻子骂：你个狗日的流氓犯，别人怕你，你高爷爷可不怕你这个生器殖！滚，快滚，不滚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生器殖！高干大概明白自己不是高冲的对手，不敢回声，爬起来逃窜而去。工棚外面的犯人早已收住了笑，事情落到最后这一步，大概就不可笑了。这一刻我心里扩充着从来没有过的痛快，不仅我，还有其他老右。
5月9日：我和高冲犯了错误，理应受到管教的处罚。我在小号里对自己进行反省。
——由高冲主谋我配合捉弄高干，事后本以为他会立即向管教报告，我们提心吊胆的等着惩罚降身，但几天过去没任何动静，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这有点反常，有点不合常规。后来我和高冲分析：高干不是个善茬儿，平常屁大的事他都向管教报告，现在吃了大亏倒保持沉默，这其中必有缘故。这么分析我们便松了口气。从情况看这次对高干的惩罚十分奏效，打了他的威风，整日像遭霜打的庄稼般蔫了。往常跟着他转的那伙刑事犯也不再把他当首领了，大概觉得向这样的无耻流氓俯首称臣是不大光彩的。更有人痛打落水狗，公开奚落高干，像演双簧似的，这个说怎么没干成？那个说露水太大。这个说这回怎么干成了？那个说带了毯子。引得哄堂大笑。高干恨得咬牙切齿，却无计可施。又有人认为高干的卑鄙下流辱没了“高干”这个名号，该另换一个。几经酝酿，备选的有“老二”，“老生”（生殖器），“东西”等，反正都是鸡巴一类。最后商定叫“老二”，就冲他老二老二的叫了。懒得出口就伸出两个指头在他眼前晃晃，弄得高干面红耳赤。这都是刑事犯们的作为，而平时被高干欺压深重的“敌矛”们倒持一种温和姿态，对此高冲很不高兴。私下发牢骚说你们这伙识文断字的人怎么这般没筋没骨的，这次不彻底整垮他以后还会咬人的。我无话可说，平心而论，我们痛恨高干，为此才谋求惩治他。可要让我们“老二老二”的辱骂也实是难以出口。文化人就是这般不可救药，当然还有对高干抱有幻想的成分，觉得他也许会从这件事情上接受教训改恶从善，那就不妨放他一马。不管怎么说高冲的行动使我们暂时摆脱了高干的压迫，也瓦解了“内矛”阵营，缓解了敌对态度。气氛宽松多了。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我们又重新落进深渊。正应了高冲所断言，高干像一条从僵死中苏醒的蛇又开始咬人。是管教的支持让他“苏醒”的。不知怎么，管教终于知道了高冲冒充检察官的事，那晚熄灯前佟管教突然来到监舍，先宣布关高冲小号半月，我一周。又发布命令：除班长高干外，其他犯人一律把衣裳脱光。一听都愣了，这命令太悬，让人难辨真假，没一人动，齐瞪着佟管教看。佟管教咆哮说谁敢违抗命令也关他的小号。见管教动了真，知违抗不得，就乖乖地脱起衣裳。不知别人，反正脱衣裳时我一直懵懵懂懂，猜不透佟管教葫芦里装的是啥药，服刑条例规定，犯人黑下要穿衣睡觉，冬天只能脱下棉衣棉裤，依照这一原则，我们脱了外面的囚衣就停手了。佟管教吼道不行，都给我脱光。再脱就剩下一条裤衩。佟管教又嚷再脱。再脱就一丝不挂了。到这一步，管教捉弄犯人的企图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没人敢于违抗，都脱光了。赤条条地站在那里。昏黄的狱灯下，监舍里的情景使人一下子联想到澡塘子。不同的是澡塘子里暖暖和和，而这里却是冷冰冰。不一会就冻得全身发抖。佟管教始终黑着脸，眼珠朝满舍的赤身犯人身上转转，然后冲高干说你干吗不问问他们胯裆里郎当着的是个啥东西？这时的高干又恢复了往常那副形状，得意地阴笑着。他先走到高冲身前，眯眼上下端详一番，后往那东西一指说：高冲你说这是个啥东西？高冲伸出两个手指朝他晃晃，高干满脸恼怒：你说话！高冲说：你知道的，老二，你弟兄。后面三个字他压低了声音，但屋里太静，都听见了。高干满脸羞怒吼道：你，你，你说学名！高冲说生器殖嘛。有人哧哧笑出声来，又有人跟着笑。高干气坏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佟管教见状立刻为他助威，他怒视着高冲：你给我说，那，那是个啥东西？！高冲不说话，只是看着佟管教。佟管教暴怒了，他指着高冲的鼻子：你，你到底说不说。高冲说：我说，是狗鸡巴。大概是高冲的回答太怪，太离谱，佟管教哑口了，一时不知所措，一群十几个光腚汉也大眼瞪小眼。高冲接着说：佟管教你也别费力巴事地挨个问了，我一并替他们回答得了，都是狗鸡巴，个顶个是狗鸡巴。佟管教还是愤怒地盯着高冲。高冲平和地说佟队长你想想就知道我说的是不错的，你看看站在你前面的这一堆像人还是像狗呢？狗都不如呢。说出这话，监舍里丁点声音都没有了，一切像凝固了。可脑子是转的，我想糟了，高冲彻底把佟管教惹恼了。高冲要倒霉了。正想到这儿，只听佟管教咬牙切齿的吼声：高冲，我要加你的刑！加你的刑！高冲没对应。佟管教转头朝门外喊：来人哪！把他俩押进小号！警卫进来带走了高冲和我。
5月16日：从小号出来，天气暖和了。我不知道农历到了什么节气，也许是谷雨吧，全农场开始播种玉米。
——坐小号没有啥可说道的。对犯人来说，就像被改造本身一样自然而然。一周的时间好像换了季节，帽儿山上的雪迹消失了。阳光暖融融的。打眼前望，能看得见一缕缕地气向上升腾。麦苗长高了，水足肥足，长成了黑绿色。劳改农场的庄稼比农业合作社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劳改工厂出的产品比一般工厂的产品好。强制在这里见出了成效。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佟管教轻而易举地将我们重新交到高干的手中，再度变成高干手里的泥团。“刑事犯中的害群之马”（高干语）高冲被宣布加刑一年后调去三大队了。有时在田地里远远地打个照面，这时高冲依旧向高干亮出两个指头，遗憾的是这边不再有人响应他。临走时高冲给大伙兜了佟管教的底。他说佟的外号佟大鸭子是因为在农场乱搞妇女而得，他搞的多是来探视的犯人家属。我们这才晓悟他为何对大伙给高干起的“老二”外号那么反感，原来是“同名”相怜，他借机向我们大发一通淫威，于公于私可谓是一箭双雕。人的心理真是奇异，在那晚统统亮出“狗鸡巴”之后，大伙都觉得有短处攥在佟管教和高干手里，灰溜溜的。特别是吴启都李戍孟这样的老先生，就像被人看见了手淫般，觉得无地自容。高冲给弄走了，我们右派犯人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同盟军，他为我们加了一年刑期，而我们却让他失望了。我想如果在他朝高干蔑视地亮出两个指头时我们也这般地呼应他，他就会从这呼应中获得一种回报，内心会得到一种平衡。当然，我所了解的高冲并不是鸡肠小肚之人，他也许不会想那么多，想到也不会计较什么。总之是我们这伙无筋无骨的所谓知识人，让他失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处境本应改善一些，通过有理有礼有节的抗争，我们会争取到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意义重大的权力。可我们退缩了，像一只乌龟在感受到某种外界压力后将头缩回肩胛里。我们让人瞧不起，也让自己瞧不起。我们真有点“狗鸡巴”……
5月18日：今天继续播种玉米，进度很快，佟管教让我和俞峰华回营区搬种子。
——回营区搬玉米种记的是两人实际是三人，另一个是跟在后面的解放军战士。大约二三十米距离，其实再远点也没关系，反正人跑得不如枪子快。隔这么远，我俩说话他是听不见的。平日里少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所以一有机会便拉扯起来。自从冬天在井底做“反高”游说被俞拒绝后，我俩没再单独交谈过。我对他没有什么成见。不管他现在怎样，当年他陪同田野到K大讲演时的风采依然在我脑海中闪现。我首先问他知不知道田野的近况，他很笼统地说情况和咱们差不多，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劳改农场。接着他问我关小号的情况。他说他没关过小号，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说反正不是什么好滋味儿，是好滋味儿就不会做惩罚用。他说以后面对现实吧老周，平平安安度过刑期得了，永远是小腿扭不过大腿啊。我听了有些不自在，我说老俞你难道不明白，不是小腿想扭大腿，而是小腿快被扭断了。抽出来不就行了吗？他不说话了。过会儿他叹了口气，说老周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成了块软骨头。可，可我觉得我们从前的那种热情是十分天真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政党都不希望有人对它说三道四的。我觉得现在再谈这些倒真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不接他的茬，我说老俞你满刑期后做何打算呢？他立刻答回家结婚，小苗（他未婚妻）在等着我。她是个好姑娘，她是我的全部，我不能没有她。所以我不能在劳改期间节外生枝，不然对不起小苗对我的一番情谊啊。他说得很动情，也感染了我。我说我理解你老俞，就不再说什么了。
5月20日：今天继续播种玉米，看见了吴启都的老婆和孩子。小男孩叫建国，一听就知道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小建国很聪明，遗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由于管教对我们右派犯人心存芥蒂，在许多事情上人为设置障碍，比如家属来场探视常常受阻。这对一般人来说也无所谓的，对吴启都就很惨了。老婆和孩子就住在离场部几里远的地方，不许探视近在咫尺与远隔千里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比千里之外的惦念更让人难耐难熬。我们都注意到同住一舍的吴启都在整整一个冬季里情绪低落。身体也越来越瘦弱。常常因行动迟缓遭到管教和高干的训斥。老班长竹川曾对我说早晚吴教授会垮掉的。我相信他的话。我是特别关注吴一家的，因为这与我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吴启都的妻子能常来探视也就能不断把冯俐的消息带给我。眼下我的情景可见与吴启都是相似的，都是有亲近的人在眼光所及之地而不得相见。也正是缘于这种处境，当知道吴启都的家人不顾当局的阻挠径直到地里来探视，我从内心高兴。事情从不起眼开始，干活不久就发现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在远处向这边观望，大约有一百米的距离，看不清楚他们的面目，只以为是村里的女人孩子出来剜野菜拔豆根（拔豆根：胶东地区缺少燃材，故人们于开春时在往年的豆茬地里拔豆根，以充当之。）什么的，可又一直没有干什么的迹象，只久久地向地里干活的犯人观望。这时人们也没在意，直至听到小孩呼喊爸爸才觉出事情有些异常。小孩喊了几声后，吴启都霍地从地里站起身来，随之拔腿朝女人和孩子奔跑过去。但只跑了几步，远处便响起警卫战士严厉的警告声和推拉枪栓声，吴启都立刻像木桩似的定在地里。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以至在这突发事件面前无论是吴启都本人还是管教都有点不知所措。地里的犯人也都站起来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态。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塑像般凝固在田地里，后来孩子朝吴启都站着的地方跑来，这一动就像一发牵全身那样使整幅画面也动起来，警卫和管教以训练有素的动作向吴启都包抄过去，包围的圈子也将吴启都的妻子囊括其中。若干支枪指向吴启都一家。吴启都一动不动的，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呆痴了，也幸于这样才避开可能会遭到的枪击。小孩子奔跑时显得很吃力，小身子左右摇晃，到近处才看清怀里抱着一个布包，不知是管教还是警卫向他呼喊：小孩站住！小孩还不停地奔跑，一直摇晃着跑到吴启都的跟前。他把布包交给他的爸爸，连话也没说一句，接着转身往回跑，好像他的惟一使命就是传递这个小布包，完成了就回返。孩子跑回到母亲身边，一切又恢复到原本那幅景象：仍一动不动向地里的犯人堆观望。不知他们站的地方属警戒线以里还是以外，反正警卫打手势让他们离开，他们不动，警卫也就罢休了。佟管教就地检查孩子送来的布包，里面有几件衣物和几颗煮熟的鸡蛋……这次没能从吴启都妻子那里获得冯俐的信息使我颇感失落。
5月25日：和竹川一起浇麦，他对我说他生了重病，可能不久于人世。
——每一座竣工了的井都安装了水车，一根木棍横着，两个人推。井台很高，干得是否卖力管教从很远处就能一目了然，有心偷懒也不成。干这活的好处是两个人可以自由拉呱儿，反正说什么别人也听不见。我一直很尊重竹川，平常喜欢和他说话，他也很信任我，有心里话愿意和我说。他说过他的经历，也说过和他妻子的一段罗曼史。他家在长春，父亲是铁路局职工，他上中学的时候对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产生爱慕之情，可他不好意思讲，更不敢公开追求。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伙男孩欺负这个小女孩，他觉得扮演侠客的时候到了，就冲过去为女孩解围，把那伙男孩赶跑了。这事过去后他给女孩写了一封信，也算是情书吧，在一次相遇中塞在女孩手里。然后苦苦等候女孩的回音。岂不知那小女孩心里十分害怕，把他的情书交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又对她父亲讲了。她父亲十分恼火，拿着这封信找到他的父母。结果他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从此不敢造次，但心里总是忘不掉那个女孩。他一点也不记恨她，常躲在街角处偷偷地看她。也常常生出找她谈谈的念头。可后来父亲调到北平，他随父去到那里读书，几年后考进燕京大学。抗战时期他和几个同学去江浙一带参加了新四军，因文化水平高，很受上级的器重，不久派他到济南做地下工作。抗战后他调社会局工作，直至全国解放，转至济南市政府做秘书。这时他回了一趟长春。他仍惦念着当年他爱慕的那个小女孩。神使鬼差地，又重演小时候的那幕：在街角处等候小女孩的出现。这多少有点刻舟求剑的意味儿，等了几日自是没有结果。他知道此番离开就再也与女孩无缘了，便鼓足勇气去敲女孩的家门。开门的不是小女孩家里的人，人家告诉他原来那家人家“逃台”了，只落下一个女孩在原籍乡下。他知道小女孩姊妹数人，因此难断留下来的就是他要找的那一个，但他决计要碰碰运气。也算有幸，竹川问到了小女孩原籍的地址，他立马就下乡了。他说那时他就像疯狂了似的，就是天涯海角他也会去的。也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见到了当年他恋着的那个小女孩。他说就像神明有意将她留下来赐予他。这时的小女孩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也是奇异，两人相见都同时认出了对方。认出他时女孩竟忍不住哭泣起来，像见了阔别已久的亲人一般。女孩现在的情况和他听到的情况大体一致：她的身为政府要员的父亲带一家人随溃军从海上撤退时她恰在原籍祖父家住，匆促中父亲没办法接走她，就留在内地了。她也回不了长春，那里已没有她的亲人，就住在了祖父家。祖父的成分是地主，在刚开始不久的土改斗争中被农民用铁锨劈死了，几个伯父叔叔逃亡而去，家里只剩下祖母和几个女眷。房子分了土地分了财产也分了，一家人住在两间低矮的伙计屋里。竹川说他的出现是恰如其时的，如再晚些时候祖母就把她嫁给本村的一个光棍汉了。祖母也是为她着想，用祖母的话说是嫁一个成分好的主就能过安稳日子了。他问她自己怎么想，她说她不知道。她说只能听天由命。他说他能在这山沟里找到她就是天命。他让她听天由命跟他走。她同意了。她的祖母也同意了，可那个光棍汉不同意。那光棍汉以“夺人妻”之罪名把他告到村土改工作队。他向工作队亮出了自己的革命干部身份，工作队也无话可说。就这么他把他所爱的人接到了城里，不久结了婚。他说看来上帝是公平的，不肯把幸福给一个人太多，于是把他的幸福延续到五七年便收回了。整风鸣放他针对当年亲眼见到的土改斗争发表了一些议论，他说到不经审判将成分不好的人活活打死，说到没文化知识的贫雇农将抄出来的善本书一把火烧掉，实在可惜。其实他也没说太多，可说出的已足足有余了。他被打成极右，随后又被判了刑。竹川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可以说与在清水塘农场服刑的老右们是大体相同的，只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平淡故事而已。如果说有仅属于他个人的情况，那就是他的妻子带着他们惟一的儿子又回到了原籍农村，这遭是竹川的原籍山东乳山县。竹川目前的思念就在那个小村庄。监舍里的人都注意到，竹川的空余时间大都在写信，他最大的花费就是买邮票这一项了。最近一个时期他的脸色很难看，时有呕吐现象，也看过场部医生。都知道他有病在身，可得的是什么病，严重程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推水井的时候竹川笑着对我说：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否则我把我一生的经历详详细细对你说，凭这个以后你会写出一本书来的。看样子这本书永远无法面世了。我对他说不要太悲观，病会好起来的。他叹口气说现在就是死他也是无怨无悔的，因为他毕竟得到了自己的真爱，度过了几年十分幸福的生活，他说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死前见到妻子和孩子一面。但这是不可能的。这话我是在心里说。
6月3日：将军。
——同在一个场，熟人碰面的机会总会有的，但要谈点什么却不易，深谈更不可能。大庭广众下的碰面多是点点头或者相对一笑就过去了。这也是我和将军的情况。我曾看见将军带领十几个犯人队伍从田埂上飞快走过。这说明他担任班长职务。从草庙子看守所的将军到清水塘农场的班长，“官职”可谓一落千丈。将军似乎并不在意，干得认真负责，这印象能从他带队时的神气和发布口令的声调中得出，细想想一个小小的实职远比空担着的一个大大的虚名更有其意义。那次相逢我抬手向他行了个军礼，他也如法炮制还了我一礼，在场的其他人都觉得怪兮兮的，可我俩心照不宣。我所在的二大队和将军所在的四大队是农场的“两极”，相距有几里路远，碰一次面不容易。这天见到将军是因为水车的一个螺丝脱落了，一时找不到上螺丝起子，请示了在场的郝管教，郝管教让我到附近的四大队去借，就碰上了将军。将军带我到机械组借起子，路上我们抓紧时间互透信息，在农场熟人见面最重要的事是互通信息。他问了我的情况，我也问了他的情况，又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说到这里将军突然满脸严肃，说这次见面真是及时，不然他也要想法找到我。听他这么说我不由紧张起来，问出了什么事。他说你还记得在草庙子时咱们监室后来来的那个孝子吗？我说记得，怎么？他说孝子是公安机关的内线。我说这个我知道。将军点点头，说他来了。我的心一下子停跳，急问：他又来农场当内线？将军说他来当副场长。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那天去场部领物资认出了他。我问他认出你了没有？他说大概没有，我认出他后立马背过了身子。但愿他没认出我。我不由骂了句这个狗娘养的。将军说现在的孝子可是今非昔比的，一身崭新的警服，威风凛凛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眼珠子瞪得溜圆，不像原来老是眯缝着像睡不醒似的。我说咱已经是犯人了，他认出咱来又怎么样。将军说他曾在咱们面前装过孙子，要不外号也叫不了孝子。这就像他屁股上长着一块疤，这疤叫咱们看见了，你说他能不心存忌讳？我不吱声了，知道将军说得对。他认出我们会感到不自在。将军说躲着点，躲不过去就装着不认识。我点点头说知道了。碰见将军本是件高兴事，可听到孝子到来的消息心情一下子变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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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五
6月4日：收到苏英信。
——苏英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看过她的信后我心里这么想。她知道信会被场部拆阅检查，所以写得很“革命”。就像我的家里人给我写的那种信一样。开始先谈外面大好形势，又谈她自己的思想改造成效，接着要求我在农场安心服刑，用汗水冲刷掉灵魂中的污秽，早日重新做人。诸如此类之后便言归正传，她说她打听到了冯俐的消息，她的情况很不好，抗拒改造一意孤行不会有好结果。她指出我作为她的未婚夫不应看着她坠进深渊，有责任协助她所在农场对她做挽救工作。她说如果我向领导提出当面规劝冯俐的要求，相信领导会同意的。她还说两次来清水塘农场各位领导管教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通情达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人。相信你的革命行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看了苏英的信我真是茅塞顿开，以前我只是一味等冯俐来探视，不来就干着急，可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由自己去探视她呢？完全可另辟蹊径嘛。关键在于说法，这一点苏英在信中已经堂而皇之地教给我了。我是很感激苏英的，我伤害过她，而她不计前嫌，真心诚意地帮我。我对她深感内疚。总之，苏英的这封信在我的心里掀起了波澜，我要沿着苏英的指引前进。我开始思考实施步骤。这封信是上工前佟管教交给我的，他肯定是看过了，却只字未提。通常情况是每回管教把信交给当事人时总要就信的内容发表点评论：某某想想家里人对你这样关心不好好改造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么？某某某回信告诉家里农场不是地狱是犯人洗心革面的天堂，再把信写得悲悲切切看了就撕掉。佟管教这次“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说明什么呢？白白错过一次教育犯人的机会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信的内容本是大有评说之处的，他不表态可能他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老佟说了就算了”。这遭的事涉及重大也许他怕再说大话闪了舌头，没有了面子，就装聋作哑了。这样揣摸是有道理的。这样就不能找他，如一口回拒就他妈的鸭巴子吃筷子转不过脖来了。那就和郝管教说吧，尽管现在他变得谨小慎微的可总比佟好通融些。但这事不能急，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6月9日：竹川病倒了。送进了场部医疗室。
——竹川是在地里突然病倒的。以前也晕倒过几次，每次都是旁边的人（在场的犯人似乎人人都通晓医道）立刻扑过去掐他的人中，一掐就把人弄醒过来。可这遭没掐成功，竹川像死人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在场的佟管教朝正起劲掐人中的李通达吼句他妈的人不死也叫你掐死了！快抬去医务所！这晚竹川没回监舍，情况不明了，只知道人还活着。
6月12日：下雨放假，与解若愚谈诗歌。
——每回下雨我都会想到童年时常念叨的一句歌谣：下雨我不怕，家里有个小破褂。而在劳改农场雨雪天是我们的向往，可以得到休息。这场雨从晚上下起，不知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反正天亮了没停。高干代表管教宣布上午自由活动，下午学习。吃了早饭大部分人躺下睡觉了，“下雨天睡觉天”已成为一种规律。主要是为了缓解疲劳。不睡觉的干自己想干前提是不违犯场规的事。有人写信，有人看书，也有人做针线活，我发现这种时刻的李戍孟永远只做一件事，以高干的说法是：起劲写黄色小说。他依在被子上往纸上不歇气地写。我觉得奇怪：写小说需要构思，需要斟酌词句，李戍孟怎么能这般举重若轻哗哗地写个不停？好像作品在脑袋里是现成的，只需用笔记录下来。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练习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杏树底下的故事》，写得极苦，断断续续写了两个月，才写出不到五千字，写得头发都掉了一大把。这篇小说冯俐和程冠生都看过，冯俐的评价是像老妇人的脸干干巴巴，程的评价更直截了当：不像小说。我挺崇拜李戍孟，尽管我没看过他写的东西，可我断定不是高干所说的黄色小说。高干是因为想看看不成才出言不逊。说心里话，我也很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一是好奇，二是抱一种学习目的。由于李戍孟压根儿就不想让别人看他写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口。这天记得是与解若愚谈诗歌怎么竟讲起李戍孟的小说，现在着实记不清楚，也许因为诗歌与小说像孪生姊妹的缘故吧。谈诗歌是睡邻铺的解若愚首先说起的，解是北师大外文系学生。他曾对我说过他被打成右派的过程，在鸣放中他没有言论，主要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等吹响反右号角的社论，他倒不知“为什么”开始“说话”了。在不同场合抨击《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背信弃义。并且发动同学到《人民日报》社讨个说法，终是没有去成。可也构成了事实。由右派转而被逮捕判刑的多是态度不好的人，这也包括了他。一次说起方知他和K大姜池是同乡。
解和我谈诗两人都是闭着眼的，声音极微（三尺之外是听不到的），如同梦呓一般。
解：你看到黄秀才（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么？
周：不感兴趣。他能写出什么好诗。
解：不对。这次的诗水平很高。
周：什么诗？
解：我朗诵一下：《无题》，作者黄荞麦。
夏天的小鸟，飞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去了。
秋天的果实，它们没有什么歌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周：真的不错，挺有意境的嘛。
解：哼，是有意境，大师之作。
周：什么大师？
解：文学大师——泰戈尔。
周：黄剽窃泰戈尔？
解：他顶多知道个李白杜甫，还知道有个泰戈尔？
周：不知道又怎能抄他的诗？
解：问题就在这里，这其中有鬼。
周：有什么鬼？
解：有人替他捉刀。
周：什么人会替他捉刀？
解：自然是读过泰戈尔的人。
周：干吗要这样做？
解：这个你别问我。这个捉刀剽窃人还是费了些心机的，在原诗的基础上做了少许改动，如将“飞鸟”改为“小鸟”，将“黄叶”改为“果实”，当然最出色的改动还是将泰戈尔改为黄荞麦。
周：是谁干的这种操蛋事？
解：不出两个范围：二大队。老右。
周：你是说二大队中的一个老右？
解：正是。
周：小人。
解：这年头小人像野草疯长。
6月23日：李德志来，他被判了刑，由劳教分子变为劳改分子，从帽儿山转到清水塘服刑。
——老祖先归纳出来的一些说法真是对极：两座山不会碰头，两个人总有碰头的一天。这话用在我和李德志身上不仅对，还富于戏剧性。在K大我俩是舍友，我打成右派，他也打了；我被判了刑，他也判了；我到了劳改农场，他也不甘落后，急急地跟上到了劳教农场。现在他又步我的后尘，当了劳改分子。最出奇的是偌大一个农场单单又把他分到了我们班。说心里话，见到李德志扛着行李卷走进监舍门，我心里惊且喜，惊是因为这事着实离奇，使人意想不到，喜是我可以从他那里打听冯俐的消息。他见了我惊讶中也透出一种喜悦来，这说明在重做舍友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有言曰：同船过渡便是前生有缘，像我俩这般就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李德志到来的时候全班人正在做洗澡的准备，所谓准备就是灭虱。我们多是趁洗澡的时候将换下来的衣裳洗了，洗之前做严格的灭虱工作，否则虱会继续繁衍。我们对寄生虫真的是达到恨之入骨的程度，阎王不嫌鬼瘦虱子也不嫌我们的血苦。由于卫生条件差，每个人身上都生满虱子（还有跳蚤），说虱子多了不咬人那是不实之词，只能说被咬的感觉不同，小量的虱子会使身体的某一局部起痒，伸手就抓得，而大量的虱子就使你全身无处不痒，挠痒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洗澡的时间会发现每个人的皮肤都是疙里疙瘩的红肿一片，癞蛤蟆皮似的。为了灭虱，我们使用了最歹毒的办法：把自己当成庄稼往上面搽杀害虫的六六六粉。开始还有效，虱子给制住了。可很快它就有了抗药性，只得再加大剂量，弄得整个监舍永远都散着浓烈的农药味儿。除了用农药，还兼以传统的捉与咬。什么叫咬牙切齿，这情景就是。李德志正是在这洗澡前灭虱的时候来到监舍的。他看了我们的灭虱办法眼里露出不屑，头不住地摇，撂下铺盖卷就冲我说这样不行。我问什么不行。他说这样灭虱不行，再仔细也要留下活的。我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不可能彻底消灭。李德志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许多人都听见了我俩的对话，都瞄向我们。李德志从自己的铺盖捆中抽出一个打磨得光光滑滑的木棒，又伸手要过我的衣裳，然后眼光在屋中寻觅，见屋角处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便走过去将衣裳放上，用木棒捶打，就像农村妇女在河边捶洗衣裳那般。经他这么一做，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齐拥上前依法实施，新法灭虱就进行得轰轰烈烈。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大概只有最聪明的人才想得出。李德志刚来就送给大家一个见面礼。
后来就去洗澡，农场惟一的澡塘在四大队，有三里多远。路两边的玉米长至半腰深，麦子开始变黄了，再过几天就要开镰收麦了。眼下是农活较少的时候，所以安排了放假洗澡。“骑驴拄棍，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我们不想即将到来的会蜕去一层皮的割麦，只想眼前这难得的轻松。一路上兴致很高，说说闹闹，还有人哼起了家乡小调儿。带队的郝管教和几个警卫也未干涉。我的眼光是一直盯着李德志的，他在队伍的前面，我趁人不注意溜到他的身旁，我悄声问他怎么忽然被判了刑。他歪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何不问问自己在K大读书读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被判了刑？我噎住了。我本来想问过这个后再询问冯俐的情况，让他呛了一下，就把要出口的话咽进肚里。也许洗完澡后他的心情会好起来，等回来的路上再问吧，要不就等到晚上。我想。这时队伍里有人在哼唱京剧《空城计》，是诸葛孔明的唱段。李德志歪头问我：唱戏的是什么人？我告诉他该人姓林名永乾，是个敌矛。他说这人活不过十月。我顿时一惊，说你咋这么口毒。他说铁定的事。从他的名字就看出他的阳寿已不多了，永乾就是永干，林子干了不死才怪呢。我知道李德志一向是神经兮兮的，在K大宿舍时就向我吹嘘过用数学公式推测事物，他自己的倒霉事实已证明他的推测是不灵的，否则就该咬紧牙关躲过这场灾祸才是。现在由劳教分子变成劳改分子，还仍然积习不改，可谓是顽冥不化了。林永乾唱毕又有人唱起了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李德志说这是你的家乡戏。我说是。他说你怎么不帮帮腔？我说没那个心情。他问到农场以后下没下过棋？我说累死累活的哪还有心思下棋。他说脑子不用会萎缩的。我问你还是自己和自己下棋吗？他说下。他说咱俩现在下一盘咋样？我说现在怎么下？他说自然是下盲棋。我说这么不行，我记不了几步棋。他说这更需要锻炼了。我想反正都是无聊，不妨叫花子操腚自得其乐吧。说下就下。就这么我俩边走边用嘴跳马走车的下起了棋。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也没赢棋的想法，思想上很轻松。排除杂念，眼前只有棋局的幻象。大约走了十几步棋，脑子里的棋局乱了。自动告输。李德志说再下一盘，我说脑子挺累不下了。李德志说可见你太缺少锻炼了，要这样下去有朝一日从农场出去也成白痴了。我没吱声。他又说上帝安在人身上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用就废了。像胯裆里吊着的那个玩意儿——不信洗澡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恐怕个顶个都是硬不起来的。李德志这句话使我感到很别扭，心想就是成了劳改犯也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的体统啊。尽管心里这么排斥，可洗澡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往人们胯下看了看，果如李德志所言都是软绵绵的，一无生机。男人们都知道那玩意儿在受热之后会朝气蓬勃起来，却没有，僵死了一般。我想恐怕不完全像李德志所说是用与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意识，须知没有燃料的机器是发动不起来的，人身上的“机器”也同样。一切都没有指望，包括妻子和恋人近在咫尺的吴启都和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6月24日：李德志告诉我，他不知道冯俐的情况。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请示去帽儿山农场规劝冯俐的问题。郝管教的答复是这事须请示场部，即使场部领导同意也须与帽儿山农场协调，事情很复杂。郝管教答应将我的要求转达场领导，并肯定了我这是积极靠拢政府的行动。
——郝管教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的。尽管他说要将我的要求汇报场领导，但我却不抱太大希望。
6月29日：听说竹川从医疗室逃跑了。这是罪上加罪，何苦呢？引以为戒啊！
——消息首先是到场部出公差的林永乾回来说的。有人不相信，说一个快死的人跑个啥劲呢？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又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消息是真实无讹的，事实上竹川已经把他想逃走的意愿暗示给了我。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死前能见家人一面是他惟一的愿望。凭这一点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就不一样。我只是担心病入膏肓的竹川能否成功，从这里到他的家乡千里迢迢，就是一个健康人也要经受一番辛苦劳顿。何况已极度虚弱的他。正式消息是晚点名时于队长在队前宣布的。这类坏消息场部一般是不轻易宣布的。能瞒就瞒，瞒不过去就借宣布之机进行一番恫吓，于队长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之类的套话说完后，开始即兴发挥，说在这里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想跑的都可以试乎试乎，不拦，我要看看你们长了多少条腿。不信你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监狱最后一道围墙在边界上，边防军的枪子不是吃素的，何况你们根本到不了边界。就说刚跑了的那个逃犯，恐怕是连清水塘农场也跑不出去的了，我对保卫科的人说了，用不着去追，等割倒了麦子在麦垄里找他的尸首……平日对队长管教们的训斥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什么难听的话都不在乎，有点刀枪不入的意思，可听了于队长最后这句话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眼前真的浮现出于队长描绘的那种情况：热烘烘的麦茬地上躺着竹川干枯的躯体，像一具木乃伊……
7月6日：今天头一天割麦。
——这天本来有许多事情可记，但收工后太疲劳了，仅写了一行就丢下了笔，呼呼睡去。晚点名是高干将我吼起来的。回想起来，劳累是一，另外精神上也很懊丧。这事得从头天晚上说起，晚点名聆听了于队长关于麦收的动员之后，回到监舍大家一齐做第二天的劳动准备，准备包括思想方面的（讨论于队长动员报告做表态发言）和实际方面的，如磨镰刀和穿衣问题，共识是穿囚衣太热，出汗多，赤膊麦芒扎。最合适是穿一件背心，就都准备了背心。早晨起来把背心贴身穿了，又穿上囚衣，到了地头，都拉开了晃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架势，一齐脱了囚衣扔在地头上。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敌矛”们几乎都穿了印有原单位名称的背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院”、“北京戏剧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师院”……一瞬间完全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是一伙犯人被监管劳动，而是北京高等院校师生下来进行助农劳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使在场的管教们怔了一下，接着便脸色大变。脾气暴躁的佟管教首先吼叫起来：你们这是有预谋是不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时候大部分“预谋者”被佟管教吼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终于晓悟出佟管教所说的“预谋”是指什么了，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看自己穿在身上的印字背心。我穿的是印有K大学字样的背心，是大一时班级集体从校总务处买的。以后每年都买一两件。有大学生活经历的人都晓得，穿这种背心在师生中极普遍，就像佩戴校徽差不多。说时尚也好，说炫耀也好，反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被逐出校门来到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变了，可这些旧物舍不得扔掉，何况当时购买时都是交了钱和布票的。农场对犯人有着装规定，但并没有明文禁止穿这些旧衣，休息的时候在监舍以及监舍外面的狭小区域里我们穿，管教见了并不干涉。这次引得管教们反感动怒也着实是穿的人太多，太扎眼。长久的劳改生活又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强迫观念，只要管教斥责，就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听了佟管教斥责后没人辩驳。奇怪的是那时候我竟然想到了古时的黄巾起义，起义者以头扎黄巾为标志。如此管教们视我们的印字背心也是一种标志，你也就无话可说。这种背心标志着什么呢？很明显，标志着知识者身份。果然佟管教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说：你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吗？想向我们显示你们有知识有文化吗？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他又说：别枉费心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是臭狗屎，无产阶级把它当肥料用。这时已走过来多时的于队长插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他咳嗽了一声，大概嗓子眼有痰，又清了清嗓子。谁都能听得出于队长冷丁冒出的话明显站在犯人立场上，我们惊讶了，更为惊讶的是佟管教，他的脸像被人掴了一巴掌那么青紫。我当时心想，于队长今个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但是且慢，于队长清完了嗓子接着又说：这句从旧中国来的话已不适用于新社会了，更不适用于我们农场。穿衣戴帽哪能随随便便？谁都一样，比方我必须穿警服，你们必须穿囚服。在这里我要说：佟管教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否则要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于队长说这个我们一点儿也不惊讶了。他不这么说就不对头了。于队长又发感慨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国际上是这样国内也同样啊！这时佟管教的神色已恢复过来，他请示于队长可以不可以开始割麦，于队长说开始吧。前面说过的强迫观念这时再次显现出来，“敌矛”们一齐脱下了印字背心，我也脱了，队长管教没再指出这般有没有政治问题，许多“内矛”也脱光了膀子。看样在热和挨麦芒扎这两种情况下，大家的选择是一致的。
这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吴启都的妻子齐韵琴，所谓近距离是相对以往而言，以往是远远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现在几乎是面对面了。吴一家的情况是应该加以补充的，自从管教剥夺了吴妻探视的权利，吴妻隔几天就带着儿子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相见，古戏《楼台会》变成了《地头会》。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太阳升高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黑点从南面的帽儿山下移动过来，在警戒线以外停止，就显出一大一小两个人形来。吴妻也不贸然向前，儿子将带来的东西匆匆送给爸爸，然后转身跑回母亲身边。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注视过程后——大约中午时分，母子俩就离开了。这时我们也收工了。开初管教和警卫都企图阻止这种影响极坏（管教语）的会见，加以驱赶，而他们采取潮水战术，赶时就往后退退，一走开就又扑过来，十分执拗。没有办法，后来就不再管了。作为惩罚，正常的探视就一直不安排。可以说吴一家这种独特的聚合在整个农场是罕见的。由此，我又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许多人的漫漫征途由妻子相伴随，画面是凄婉而优雅的，透着高傲与温情。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犯人就孤苦伶仃了。虽然国家有探视的规定，实际上来的家属都很有限，有的犯人一年也见不到家人一次。许多人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句中国成语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却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只我们班这个小范围就有好几个人判刑后老婆提出了离婚，李戍孟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之下，吴启都的妻子真是令人敬佩。我说那天近距离看到了齐韵琴，是管教让我去地边的一座小树林取他挂在那里的军用水壶，齐韵琴和她儿子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第一眼看见她我怔了一下，她的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十二岁以前我随祖母在原籍农村生活，小学上到五年级。那位女老师姓孙，天津人，会唱歌会画画，对学生非常和蔼。我们都很崇拜她，把她当师长又当知心朋友，听她的话，有心里话也肯对她说。在我进城的前一年，她回天津了。我看见齐韵琴差一点喊出一声“孙老师”来。不会是孙老师，这一点只须稍一冷静便会明确。她是吴启都老师的妻子，她是我女朋友冯俐的难友，她是我此时此刻最希望能与之攀谈的一个人。只需再向她迈过去几步，我就可以向她询问冯俐的事情了。但这是痴心妄想，此刻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管教警卫的监视之下。这时我已经从树杈上取下了行军水壶，只要一转身一切便结束了。许是一种绝望情绪的驱使吧，在转身之前我朝齐韵琴呼了一声：我是周文祥！呼完我就返身往麦地走了。立刻又后悔了，为什么要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声呼是有收获的……
7月8日：现在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八日晚八点四十一分二十六秒……
——将时间分秒不差的记下来说明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是重大事情。就是这一刻，我知道了冯俐的消息。苦苦渴盼的消息。字条是吴启都在厕所交给我的，他看见我上厕所便跟了去。他将字条塞给我时一句话也没说，做做解手的样子就出去了。字条攥在手里，直觉中晓悟到是关于冯俐的信息。我没立刻看，假若让上厕所的人看见难说不惹出乱子。回到监舍，监舍里一幅不变的景象：一拉溜“老和尚”依着铺盖打坐，发出鼾声，似睡非睡是因为还有一件“功课”没做——晚点名。点完名再开始正式睡觉。割一天麦子所有人都疲劳不堪，按说可以早一点点名，早点名早睡觉，犯人们也提过这个要求，但没被采纳。上完厕所我又重新“打坐”，这时我展开字条，一行娟秀的小字立刻映入眼帘：周，冯讲过你，她在半个月前被判刑，转走，去向不知，望多保重。看过字条，我的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我下意识地抬腕看表，却怎么也看不清楚，我揉了揉眼，手湿了，我知道自己哭了，但我还是擦干了泪水，将时间看准……
7月9日：继续割麦，向管教告发了怠工的李德志。
——仅凭上面的记录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犯人周文祥正在“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的光明大道上阔步前进。周文祥行了。照此下去很快就会由“敌矛”变为“内矛”了。
但是——我想起于队长在“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后面的那个但是——顽冥不化，朽木不可雕也，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也是借用于队长队前训话时常用的字眼）的周文祥即使有心“阔步前进”两腿也是不听使唤的，向前迈不了几步的。我骂李德志的原由是因为他欺骗了我，早晨出工的路上我低声对他说我已经知道冯俐的情况了。他嗯了一声接着说一句她和我是一批判的刑。他这句话当场就把我气昏了，操你个妈的！你什么都知道却对我隐瞒，只字不提，是个什么玩意儿？！狗日的，要讲关系在清水塘农场我与他可以说是最近的，学友、舍友、难友，还有棋友，不是岁寒三友是四友，各方面都占全了。可他并不讲交情。一肚子气在路上不好发泄，满身乱窜，顶得肝疼。也算他倒霉，割麦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偷懒伎俩，按规定每人割四垄麦，而他只割三垄。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三垄四垄是分得清的，但包括管教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有人竟敢在这上面做手脚，何况割麦又是齐头并进的，张三的垄李四的垄根本没什么界限。于是仰仗脑瓜灵光的李德志就钻了这个空子。我发现也极偶然，发现后早晨的那股火又冲上了头顶，我不经任何思考冲口就喊：李德志你他妈割了几垄麦子？嗯？！你他妈说说你割了几垄麦？！他傻眼了，直起腰瞪着我看，周围的人停下来向我俩这边看，带队的郝管教也闻声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时我已经后悔了，可事情到了这一步这时就是不想报告也不行了，我就如实报告说李德志只割了三垄麦，比别人少割一垄。郝管教查了查证实我的报告属实，也愤怒了，朝李德志劈头盖脸地一顿批。看来人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断进步。郝管教如今训起人来无论腔调还是用语都向于队长靠拢：你他妈李德志少给我打马虎眼，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刚刚判了刑还不思悔改，嫌刑期短了是不是？再给你加上几年好不好？！听郝管教说这个，我的心不由咯噔一下，想李德志刚由“内矛”升级为“敌矛”够倒霉的了，我这么一告对他可是雪上加霜。我是叫他气糊涂了才忘了这一层。我的头嗡嗡地响，只见郝管教的嘴唇翕动，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晚饭后班里开李德志批判会，都发了言，我没发。高干不断催促老周就剩你了，没个态度？我火了，朝他骂道：你他妈个“老二”发昏了是不是？李德志是我揭发出来的难道这不算个态度？！你还想要个啥态度？再要态度就是把你这老二的“老二”剁下来喂狗。这一通骂够粗俗的了，我自己都没料到我已粗俗得如此可以了。高干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骂傻了，嘴张得老大放不出声来，他同样没料到我会这样。过会儿他说话了，两个字：散会。这一天我告了李德志又骂了高干，完全是为了发泄内心的怨愤，根子就是知道了冯俐的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像一碗卤水倒进了豆浆里，点出了豆腐，这豆腐就是恨。我恨……
7月11日：收完了麦子，休息。竹川的儿子来场。
——俗语道砍倒胡秫显出狼。现在农场割倒了麦子，却没有如于队长所预言现出竹川的尸体。这证明竹川逃跑成功，起码是逃出了清水塘地界。在劳改单位，犯人潜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稀罕。如果这个犯人人缘好，逃跑后大家会惦记着他的安危，真正的哥们儿还会暗暗为他祈祷。要是被抓回来，面对难友被处重刑的结局，大家会替他难过，这就是常言所说的兔死狐悲吧。我是惦着竹川的，也为他祈祷。后来的日子因为累得心力交瘁，顾不得多想了。今天当管教带着一个陌生少年来到监舍，我立刻就想到他是竹川的儿子，同时也意识到竹川已不在人世了。经询问证明我的猜测不错，竹川确实死了，死在家中。来者是他的儿子，叫竹涛，他来收拾父亲的遗物。“不信能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于队长的这句话再次灵验。
7月13日：小竹涛今天走了，带走了他父亲的遗物。
——小竹涛在农场住了两天，因招待所没有地方，管教同意住在他父亲生前住的地方，铺位空着，铺盖现成。对这种安排我们都在心里嘀咕，觉得有些不吉祥，当然是对小竹涛而言。
他长相不大像他的父亲，但一举一动都有他父亲的影子，特别是走路时的背影。他的模样清秀，身材细挑，如果孩子定像父母中的一个那他一定像他的母亲。我们问为什么母亲没和他一起来，他说母亲不来好，至于为什么不来好，他没说，我们也不好再问。其实也用不着问。小竹涛确实很懂事，有点少年老成的意思。他默默收拾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有时把一样东西看好久，看得眼泪汪汪的。他不仅睡觉睡在班里，吃饭也随我们吃，不摸底的人会以为来了个少年犯。说起来我也算是他父亲的生前友好，因此从内心对小竹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也许他感受到了这一点，向我询问许多事情，关于他的父亲。我也向他询问一些事情，同样是关于他的父亲。我们就像互通情报那样，让父亲竹川和难友竹川在各自的心中得以完整。
收拾完东西后小竹涛又在农场多呆了一天，他要求看看他父亲平常干活的地方。获准后他跟着我们来到了农场田地里，他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从日头出山到落山。小竹涛走后我很懊悔没让他留下详细地址，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懊悔。在劳改农场任何人都忌讳说“再见”这个字眼，分手时大都是道一句“多多保重”，可我在心里希望能再次见到小竹涛，没有地址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
7月16日：“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去年的这一天我来到清水塘农场，也是在清水塘边劳动，带队的也是佟管教，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
——到清水塘服刑整整一年了，就是说已度过了十分之一的刑期。老资格犯人总结经验说刑期的头一年是最难熬的，很漫长，而过了头一年后面就好过多了。至于以后的日子好过不好过现在还不知晓，可我清楚这头一年确实是难熬的，日子像凝固了，真像一首大跃进民歌所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想想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有了多大的变化？劳改干部们言之凿凿要把我们改造得“脱胎换骨”改造成新人。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一年的刑期就能使人比来时“新”了许多。“脱胎换骨”自然包括面目和精神两方面。对面目的改变，我们自己是无法察知的，在农场里找不到一面镜子（不包括管教的住处），谁要想看看自己的模样只能像那句骂人的话“撒泡尿照照”。如果说有镜子那就是同类的眼，“某某你的脸上有块灰”，“某某某你的眼咋红了”。当然，管教也是面大镜子，“某某变得结实多了嘛”，“某某某改造很有成效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嘛”。管教在说这种话时透着十足的满意，就像一个拳击教练看见自己弟子四肢发达起来所萌生的那种成就感。可以说面目的变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来劳改的人想不改变也是不成的。事实上也没人排斥这种改变。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其他人，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大家会公推强壮的大个子去干某件别人无法胜任的苦活重活，这理所当然。反过来强壮的大个子又支使灵巧的瘦小人跑跑腿，也似乎名正言顺。说起来生物界也真是奇妙，所有物种都依照生存原则，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也同样。人到了劳改农场就应该变成一个“正宗”的犯人。据说有一个犯人从农场跑出去在很远的地方被农民逮住了，那个犯人并没穿囚衣，也没露光头，问那农民怎么知道他是从劳改农场跑出来的，那农民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那副熊样就像个犯人。劳改生涯会自然而然地给人打上一种印记，有的犯人出狱后看见穿警服的人不自觉地会蹲下，甚者尿裤子。当然上面所说的情况就不完全是机体发生的变化了，关于犯人精神的改变，这一点管教倒没怎么说对。管教所说的“脱胎换骨”只是一种高压下的表相，或者说是一种伪装。我们是因讲了真话而获罪，而现在为了“赎罪”却不得不大讲假话，做有损人格的事情。早知不讲假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初又何苦要讲真话呢？我们都为在劳改农场的不光彩表现而自卑，看不起自己，有罪愆感，渐渐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再到自觉将自己归于罪人一族，这真是可悲，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是一句“脱胎换骨”能概括得了的吗？还可以进行一下比较，以校园里的我们和这里的我们比较，校园里的我们尽管其中也有品行不端的人，但大家还有一个通常的道德规范来遵循，老师有老师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子，总还是一个“人”的样子，但这里的我们早已没“人形”了，说得难听些都变成一些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像狗一样的厮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了非人，上述就是我服刑满一周年的切身感想。
7月29日：黄管教又写了一首很棒的诗，看来文化已不专属于读过大书的人。
——还是解若愚告诉我，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仍然属于泰戈尔，看来捉刀的神秘人要么手头有一本泰戈尔诗集，要么已将泰戈尔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8月4日：吴启都病了，管教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允许吴妻到管区探视。
——吴启都发病后曾到场医疗室诊治过，没查出病因，视病状大家都推断是肝的问题。脸色黑灰，人瘦成一把干柴，恶心呕吐。因医疗室没有床位，人被退了回来。我们出工后他一个人留在监舍里，每次收工回来都见他在昏睡。在这种情况下队领导恢复了他的家属探视，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病情加重，放宽为两天一次。齐韵琴每回都带着儿子，早来晚去。如果来时我们还没有出工，就到队部接待室等着，我们下地后她便获准到监舍里。中午若我们回来吃饭，她须赶在之前回到接待室，我们出工了她再来。我们晚上收工回来齐韵琴已带着儿子走了，这状况就像猫捉老鼠似的。就是说尽管齐韵琴可以经常进到我们监舍里，但碰一次面也是不容易的，而碰面的机会大多在一早一晚的路上，我们出“城”他们母子进“城”，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看见这娘俩。相对而言小建国要比他妈自由得多，中午他可以不离开监舍，伺候他爹吃午饭。我们常看见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鸭蛋，剥去壳往他爹的嘴里塞。这是一服上好的药，只是“药”的来处使大家觉得神秘，多事的人便向小建国询问，小建国说法含混，一会儿是他妈买的，一会儿说是他在塘边捡的。买的可能性不大，别说钱有问题，即使有钱，买营养品也不会不差样的买鸭蛋。在塘边捡到鸭蛋可信，可天天都能捡到就不可信。于是继续追问，毕竟是个孩子，三追两问就说出了真情，他说他有一个从鸭腚里取蛋的诀窍，是帽儿山农场一个“大哥哥”教他的（他说的“大哥哥”估计是个少年犯，帽儿山农场不仅有妇女队还有个少年队）。办法是下塘游到鸭子跟前，冷不防抓住鸭脖子，然后对着鸭嘴吹气，一吹鸭腚里的蛋就掉下来了。大伙听得目瞪口呆。这鸭腚取蛋的方法着实奇妙，奇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小建国赌咒发誓说是真的，说隔几天他就跑到清水塘去弄一次蛋，只是吃了亏的鸭子愈来愈狡猾，一见他下塘就躲他远远的，要追上也真不容易。
时间一长小建国就和大伙混得很熟，他聪明伶俐，许多人都喜欢他。有人还从自己有限的“财产”中拿出一样送给他。我送他一件有K大字样的背心，再长大点就能穿。李戍孟送他一枝墨水笔，小建国刚要接却被解若愚抢先接过去，逗他说，小建国不上学不识字，给他笔有何用。小建国辩驳说他会写字，是妈妈教的。解若愚让他写写看，写了这笔就归他，他答应写。大家兴致勃勃地围着看，李戍孟又奉献出一张纸，小建国握笔端端正正写起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小孩子字写得很好看。大家表扬他一番，他说他一定好好跟妈妈学，长大了上大学。听了他这话大家就默不作声了。
8月21日：为什么？
——今天锄玉米，一来二去与李德志锄了并肩，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都摇了摇头，没吱声。这些日子我们一直互不理睬。我不知他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告发他尽管事出有因，毕竟过分了，伤了他，又恰在他倒霉的时候。我不向他表示歉意，是因为我仍不能原谅他的不仗义，当然他也更有理由不原谅我，就这么僵持着。并肩锄地的时候也是一种僵持，我倒不是拘泥于讨个什么面子，而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终于是李德志先开口了，并不看我，不冷不热地问句：为什么？我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他说我怎么了你？我说你不够交情。他说我哪里不够交情？我说你知道冯俐的消息，为什么不说。他不吱声了。过了会儿问就为这个？我说就为这个。他说我怕你知道了伤心，就没说。我说就为这个？他说就为这个。又说他判刑的事也没告诉家里，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听他这么说，我从内心为那天的事疚歉。我说李德志对不起啊。他叹了口气说没什么，无所谓，倒霉事像虱子，多了不咬人。
9月2日：今天幸会邹副场长。头一次见就留下好印象。
——前面说过邹副场长就是在草庙子看守所同住一室外号“孝子”的公安局“内线”，自从听将军说他调到了清水塘，想起来心里就疙里疙瘩的，不想碰见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惧怕么？也不是。他是场部领导，一个普通犯人想怕人家都不够资格。厌恶他？也不对。有句话叫“革命的分工不同”，在专政机关，当审讯员和当“内线”就是革命分工不同，审讯员是革命的审讯员，内线也是革命的奸细。因此不存在高尚与否之分。何况孝子也没管过我的案子，没有直接的冲突。我不希望见到他是想到见时会出现的尴尬场面，相信我和他都不会自在。因久未见也就把这事忘记了。这天见得很突然，而且见面的方式也很“他妈妈的”：是中午在清水塘边休息吃饭，我们见到几个人在塘里游泳，很羡慕。去年夏天我和高冲在塘边的那一幕又重现眼前。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管教不许我们下水，这一点真让人难以接受。可塘里的人游得很痛快，时而仰游时而潜泳，还时而和塘面上游泳的鸭子嬉戏。鸭子是春时农场养在塘里的，时下已经长大，开始产蛋，经常有人在塘边草丛里捡到鸭蛋。当然这等好事轮不到我们犯人头上，因为我们没有捡蛋的机会。再说在塘里游泳的几个人，从脱在塘边的几堆衣裳上看，他们是农场的管教干部。我们吃完了两个窝头，就到塘边去喝水，边喝边又往身上撩水冲凉。这时游泳的人往塘边游过来，在浅水处站立起身子时我们一齐傻了眼，他们全都一丝不挂，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一时间慌乱不已，好像光屁股的不是管教干部而是我们自己。他们大摇大摆地向堆衣裳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说话聊天。只听一个人说操他姥姥的忘了带毛巾，又一个说用啥毛巾，让日头晒晒就干了。又一个说这办法可行。于是他们就站在衣服堆旁边让日光蒸发身上的水珠。这情景同样大出我们意料，他们赤身裸体地站着，不慌不忙地晒太阳，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在他们眼里，似乎我们并不存在，或者只是无须忌讳的一群鸭或一群羊。后来想到劳改农场想到管教干部我眼前便出现这活生生的一幕。说起来也真是开了眼。待他们晒干了身子穿上了衣裳带队的佟管教奔了过去，满脸堆笑地冲其中一个人喊声邹场长。这一喊就让我认出了那个现在当了场长的孝子来。这时我的心情很平和，坦然地将目光向他投过去。他接住了，神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属于哪种变化不待我分辨，他已经向我走来了，边走边说周大学不想在这里见到了你。我说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他在我面前站下，从管教领导与犯人的角度他对我说话我应该向他鞠躬，我没鞠躬，我的不当表现佟管教明察秋毫，他向我吆周文祥是场长对你说话！邹场长立刻对佟管教说我们是熟人，说到这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是难友。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他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时在塘边的犯人都一齐盯着我俩看，因邹的说法确是异乎寻常的。佟管教赔着笑脸问：邹场长你也坐过牢么？那一定是国民党法西斯的监牢。邹笑了一下，没回答。又拍拍我的肩，走了。几个人一块离开了清水塘，看着邹的背影，我不由想到崔老和小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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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六
9月9日：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一直想，当犯人能当到李戍孟这种境界真是不易，令人佩服。就好像一个人被抓到吐蕃国当苦役，对一切不视不见不应不答，完全超然物外。李戍孟在监舍里将自己封闭起来，如同在囚牢里又造了一座囚牢，他就生活在那双重的囚牢里。他既不迎奉管教，也不与别的难友沟通，一个人形影孤单。有空闲就倚着铺盖卷写小说，后来他承认在写小说。时间长了，大伙就把他忽视了，把他当成一个哑巴，或者当成一个动物。比较起来，我和他接触得多些，他对于我有一种神秘感，我把他视为作家，我对他怀有一个文学青年对一名作家的那种潜在的崇拜。我觉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还能潜心写作，足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具备了和中国的李大钊国外的列宁这般大人物才具备的精神素质。因此不管别人怎么无视他嘲笑他，我还是很敬重他，对他表示友善。也许他觉察到我与众不同，因此他对我也与对别人不同，有机会就和我攀谈几句。一起推水车的机会是极少的，能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谈谈我觉得很难得，很喜悦。我问他的写作进展如何，他说一般。我问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说恐怕得几年的时间。我问他写的是不是小说？他说也算是，确切地说是自传体小说。我问是不是写自己的经历？他说只能说是我经历中的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我说我也喜爱文学，一直尝试写小说，但我的经历太简单了，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看守所，又从看守所到监狱大门，又从监狱门到劳改农场大门。他笑了，这是难得的笑容，他把脸转向我的时候正对着南天上的日光，一直阴晦的脸一下子明朗起来。他说你这样的经历还嫌简单吗？我说简单。他说这要算简单，那么许多人的经历就算不上经历了。他说他们学校的许多教授从开始读书就没走出校门，是两门先生：从家门到校门。我说我是从写作这一角度来说，我的经历还远远不够。他问不够是什么含义呢？我说不够就是能用来写小说的素材太少了。他说我看你有时候也往本子上写写画画，写些什么呢？我说是记一点事情，怕忘了以后说不清楚。他说你要能把现在的事情详细记下来，就是一篇小说。我说这怎么行，叫管教看见了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他说一点不错，会说你记黑账。停了停他问你现在这么记不会有问题吗？我说不会。我把记事情的“甄士隐”（真事隐）方法对他说了。他却问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如果你记今天的事情会怎样记呢？我不假思索地说：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脸上再次绽出笑容。说小周可真有你的啊，这样记不仅没问题，管教看了倒会表扬你哩。我说我不图表扬，只图以后能把事情说清楚。只要看了这一段，我就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干了什么和谁在一起，比方今天是和你一块推水车浇地。自然我心里清楚和你谈的不是什么改造体会，对未来也没充满什么信心。接着我便把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的那种“他妈妈”的审讯方法讲给他听。他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审讯是很厉害的，其实对你还算是客气的。我说我知道。又谈到写小说上，接前面的话题我说如果能真真实实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记下来，确实会是一篇好作品。问题是不能这样写。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虚构总不能太脱离现实吧，比方说将清水塘写成一个犯人乐园，谁会相信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相信呢？去年大跃进报纸报一亩地打十二万斤水稻，谁会相信，他们知道没人相信也要这样报。我说这很奇怪。他说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一种需要，证明大跃进伟大正确的需要。就说我们在这里的劳动改造，黑板报上登的诗歌顺口溜什么的，把犯人的生活和心情描绘得十分美好，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为什么还要一期接一期的出，同样是一种需要，证明中国的劳改政策伟大正确。我说我不会这么写，以后也永远不会这么写。他说可有人这么写。以后也会这么写下去。不信往后看吧，以后离开这里，现在这些写诗歌的人还会继续写文章，还会把这里描写成是一个改造犯人的好场所，犯人认罪自新，管教干部亲切温和，对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也是需要？他说是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按照真实去写。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他们认为写这种作品对他们会有益处的时候。他们任何时候都想有收获，就像我们农场夏天收麦子，秋天收玉米豆子一样。我说他们是亲历者，他们叙说的事情人们会相信的。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与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又说了些别的，记不清楚了。作为犯人与犯人之间的深谈，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我和李戍孟能这么掏心窝子说话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而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这种信任便愈来愈稀薄了……
9月14日：再次见到邹副场长。这次见面又加固了先前的好印象：邹场长是个好领导。
——晚饭后郝管教通知要我去场部找一下邹场长，这时周围的犯人不约而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大家已经知道我与邹场长有一点老关系，与一个堂堂场长这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而只有我才清楚我们是哪样一种“老关系”，至今我还想着在清水塘边发生的事，有身份有地位的邹在众多犯人跟前光着身子晒太阳，怎么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说给人家听别人也不会相信。由此我还常想起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话，同样是光着身子，但本质是不同的，那个皇帝是以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而邹一伙人清楚自己是一丝不挂，这气度（如果不说无耻）确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边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并没了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单独召了去。夏日天长，来到邹的办公室时天还大亮着，他见了我很客气，脸上挂着笑，让我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盘黄豆芽炒肉丝，让我吃。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我口水直往下咽，嘴里却说邹场长我吃过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犯人灶开过饭了，可你吃饱了吗？我没吱声，因为说饱和不饱都不合适。他催促说吃了吧，吃了咱俩叙叙旧。我心想不管怎么吃了再说，死囚上刑场前还大吃一顿呢，何况笑嘻嘻的邹也杀不了我。我就开吃了。用不着形容吃这个“小灶”美妙感觉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着我吃，又给我倒一杯水，完全像尽心尽意接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那样，也看不出是在装模作样。等我把这份美味吃光，他朝门口吆了一声，就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公务员。他说去洗几条黄瓜拿来。小公务员答应着将碗筷取走。邹还是和蔼地看着我，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说周大学我还欠你个人情呢。我看看他，摇了摇头。他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吸。他说到这儿还不抽？我说不。他点上自己吸了。说在这地场干部和犯人都挺闷的，吸支烟解解闷也未尝不可。说到这儿小公务员端着一盆黄瓜进屋，放在桌上问句场长还有事吗？邹说出去吧，有事再叫你。邹接着上面的话题说道：周大学我真的欠你一个人情的，你记得我刚进去那天，当然那时谁都不知我是个假犯人，那个叫曹欣外号曹大头的玩意儿想给我这个新犯来个下马威，叫我替他抓抓裤裆里的虱子，我不干，他就朝我扬起了拳头，你把他拦住让我免挨一顿揍。你想起这码事了吗？我说想起来了。他说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说不值得一提的。他说可不能这么说，救人于危难之时呀。又问你刚进那地方也有人要“修理”你吗？我说有的。他问有没有人替你解围？我说有的。他问谁？我说崔老。他哑口不言了，并抬头看看我。我一下子意识到出言有错，不该在他面前提起崔老的，那是条人命。还有小咬。可话已经说出口，想收也收不回来。一时又想不出补救的话来，只能沉默着。过会儿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使劲搓灭。说崔老是条汉子啊，有能力，只可惜是个国民党，要是一开始投身革命队伍，命运就完全改观了。我没吱声。他接着说他是有血债的，训练特务杀害革命者，血债累累哩。死有余辜啊。我还不吱声。我又能说什么呢？他指指黄瓜说你吃吧。为缓和一下气氛我拿起一条吃起来，他也拿起一条吃。边吃边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我说还可以。他问来人探视过吗？我说到这儿还没有。他问到农场后没有一个人来探望？我说有一位同学来过。他说在草庙子时我听说你有个未婚妻，是她吗？我说不是她。他问为什么她不来？和你一刀两断了？我说不是。他好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接着说保持关系不来看你，也太薄情寡义了。我知道只能如实说了。就把冯俐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告诉了他。他听后现出颇惊讶的神情，说倒是个烈性女子呀，又何苦这样呢？也是太天真了。我知道他说的太天真指的是什么。我说她确实好钻牛角尖。又说我不能看着她往深渊里滑，就向场领导提出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但领导没批准。他把吃剩的黄瓜把丢在地上，也像搓烟头那样用脚搓了。他说什么事都得有机会，要是我来后你提出这个要求，我会帮你办的。停停又问知道她离开帽儿山农场后到哪儿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我说谢谢你了邹场长。后来邹又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毕竟共过患难嘛，尽管他这话说的界限含混，但我还是连连称是。
9月15日：晚上梦见竹川，一块锄玉米。我见他情绪很高，满脸喜色，问他遇上什么好事。他说是好事，管教已经通知给减了刑，不久就要出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问为什么会给减刑，因为是班长吗？他说与当班长无关，只因表现得好。又说希望我像他一样好好表现，也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家。我受到鼓舞，说表现好就能减刑回家谁能不好好表现呢？醒了方知是梦。
——上述梦境是完全真实的，因记忆清楚又不犯忌，所以如实照记。光棍做梦娶媳妇，囚犯做梦释放回家，看来符合“梦是愿望之达成”原理。白天满脑子“表现”、“减刑”、“释放”、“回家”之类的念头转悠，夜里就梦想成真了。记这种梦有什么意义呢？就像画饼充饥一样。我记下这个梦是因为由此我联想到竹川逃跑后的一些情况（竹川跑回家后的情况是从他儿子口中知道的），我发现梦想与现实竟然在竹川身上完全融合为一体，很奇异，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就生出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李戍孟的榜样在我也不会凭空生出这念头的，我想既然管教默许他写，那我也没问题，前有车后有辙嘛。我想通过写这篇小说缅怀好友竹川，同时也排解一下内心的苦闷，自从得知冯俐判刑又去向不明，心情一直压抑着，有时候觉得精神快要崩溃。写小说也算是一种精神转移。当然我也清楚，写这种作品是犯忌的，而我又领会李戍孟那天所说：如果今天没有勇气面对现实那么以后便无颜面对历史了。他说得极透彻的。像一个哲人。我觉得要写就现在写，可以找到一种写法，既真实又不犯忌，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尽管那时对这种可能性的状态尚不清楚……
9月20日：吴启都病情加重，小建国倾尽全力为他提供营养。真是一个孝顺孩子。
——吴启都一家可以说陷入四面楚歌。吴本人的病情加重，医务室仍然不肯收留。也不见给他吃什么药。每天昏睡的时间多，似乎进入垂危状态。小建国由于天气渐凉，已不能经常下塘捉鸭子取蛋了，为继续给他爹提供营养，自做了弹弓射鸟，到河里抓鱼虾，捅马蜂窝取蜂蜜（有一次被马蜂蜇得满脸红包）。整天东奔西窜，腿一瘸一瘸地走路，看了让人心怜。齐韵琴的心情有点难以说清，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佟管教，从一开始大家便分析出佟可能对齐居心不良，他一反常态，不仅允许齐每周三次来管区探视，而且还将接待室作为齐落脚的地方。这种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行为与大家心目中的佟相去甚远，一直认为其中有“诈”。通常是逻辑如果正确，而认证逻辑的事实便会接踵而至。果然，佟的“诈”不久便显露出来，有人发现他在午饭后偷偷溜进接待室里，呆一阵子又鬼鬼祟祟地出来。至于在里面干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地知佟知齐知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佟觊觎齐是一厢情愿的，也不可能得手，因为齐吴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情已被“历史”所证明，别人也许不知，而我知且深信不移，所以当别人议论的时候我断言这不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我的看法，说不了解齐却了解佟，“佟大鸭子”这方面有无数次前科，可以说是流氓成性的。如依法而论他倒应该是在这里服刑改造的流氓犯。他这么一个人决不会放过一块到口的肉。当然这些都是推断，不是抓在手里的事实，我们也不可能抓到事实。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仅是心中对佟的谴责以及对吴一家的同情而已。
9月24日：邹场长告诉我冯俐新的服刑场所，我没料到会这样快，十分感谢他。
——情况是这样，午饭后坐在铺上休息，听到外面喊周文祥出来。我出去了，见邹站在门外。我朝他鞠一个躬，等着他说话。他说你女朋友的事我问到了，她被判了三年，转到黄河边上的“广原”劳改农场。我说谢谢你邹场长。他说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址写信与她联系。我说是。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在清水塘的这一年我给她写了许多信，都是石沉大海。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和我建立联系。不管怎么说，知道了她的去处心里踏实多了。也真的很感谢邹。由邹我想到一句“明人不做暗事”的成语，邹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一个犯人谈私事，高腔大嗓的毫无顾忌。邹可谓是个不做暗事的“明人”，而在草庙子监舍里当“暗人”时，他高超的“演出”瞒过了包括崔老将军在内的所有人。可怜巴巴说哭便哭，像个鼻涕虫。就是说我无法将“明人”邹与从前的“暗人”孝子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只能将其分割开。我鄙夷从前的那个孝子陈（那时他说姓陈），感谢今天这个场长邹。
9月25日：给冯俐写信。晚上说了梦话，受到管教的批评。决心痛改前非。
——上述记录虽是两码事，却有内在联系，先说写信。以前曾托齐韵琴给冯俐捎去几封信，都没得回音。这次知道了冯俐的服刑新址，对建立联系重新燃起了希望。信写得很短，半行不到：见字如面吾好望复切切切。虽连着写了好几个切字，却也不敢抱太大希望，只当是投石问路吧。做梦显然与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有关，我梦见了冯俐，地点在一根绳，隔着半截石墙谈了不少话。至于是否说话出声，自己自然是不清楚的。说梦话挨批这事听起来犹同天方夜谭，有句话叫“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按说做梦说梦话也不应在管制之例。当然这只是常理，而对我们犯人来说这些都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事。并不是说管教苛刻，而是说我们的身份特殊，倘若不加以限制，干活累了都一齐去蹲了茅坑，心情不好时都借说梦话发泄，那怎么可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将听到别人的梦话作为向管教报告的内容，梦话不受理智的约束，常常会暴露出内心的隐秘。管教们认识到内中的价值。只要有人报告，便顺藤摸瓜进行查询。在清水塘曾出现过有人梦里咒骂管教的事，尽管本人指天指地地发誓予以否认，仍然受到了严厉惩处。这就说到了我自己由梦话招惹出的事端，后来才知道举报者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和我睡邻铺的强奸犯，只因抵制他的性骚扰，一直对我怀恨在心。与我谈话的是佟管教，佟盯着我的眼光俨然透出我是个犯了新罪的人。好处是他并不拐弯抹角，张口便说有人听到我污蔑劳改制度的言论。已经记录在案，现在要看看我的认罪态度。那一刻我还不晓得祸从梦来，便否认有此类言论。佟仍然是胡同赶驴直来直去，说他提示我一下，犯罪的时间不是白天是黑下。我说昨晚学习我没发言，一熄灯就睡了。佟接着问我做梦了没有。说到这儿我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做梦的事大概会有，我这人一向爱做梦。佟说那就交待一下做了什么梦。我做出想的模样，实际上却在思索要不要把梦和盘托出。思索的结果是不允许佟破坏那个留下美好记忆的梦。我说报告佟队长，我梦见自己回家了。佟管教追问：回家都干了什么？我说报告佟队长，回家我妈为我包饺子吃。我饱餐一顿，还和我爹谈了不少话。佟说交待谈话内容。我说报告佟队长，主要是向我爹报告在这里的改造成果。佟问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说报告佟队长这个记不起来了。佟抬高声音说你不老实，自己做过的事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佟有意无意混淆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而我又不敢明确指出，只有不吭声。佟仍穷追不舍非要我交待出在梦里说的对抗劳改制度的话。还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是耳朵不是眼），想蒙混过去是不成的。再往下我硬是给他来个不吭声，死猪不怕开水烫，佟大概也觉得再追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把我训了一顿。说句以后要好好端正改造态度，惟有这样才有出路。我说是佟队长。这“是佟队长”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决心痛改前非”了。
9月26日：开始写小说。
——这一天想了半天也不知该怎样记。小说是在大事记本子的后面写，起的题目叫《回家》。从晚饭后写到晚点名前，写了两页纸，看看不满意，临睡觉前我悄悄对李戍孟说很费劲，看来我不是写小说的料。李戍孟鼓励说别灰心，坚持往下写。我把写好的那页撕了，想重新开个头。
9月27日：今天公检法来人宣布将三名顽固反革命分子改判为死刑，并在老地方执行。
——也许是惯例，每逢重大节日前夕要处决一批犯人。死犯早晚要死，选在一个有意义时刻执行也无可厚非。据老犯人讲，农场的犯人因逃跑，严重违规、抗拒改造等行为每年都有被改判为死刑的，由市里的公检法单位来宣布并执行。常了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听枪声一响，无非在心里念咕一句：又少了几个吃饭的。仅此而已。这件事本用不着记录，这次记了只因为枪毙的有我所在监舍的林永乾。听到这个名字会想到前面我曾记的。一次去洗澡的路上李德志说林永乾很快就会死。当时我不信，他说不信等着瞧。这次真被枪毙了。预测的事在没被验证之前永远是预测，而预测一旦被验证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会觉得人的命运确是被冥冥中的一只手所左右。这事的确有些玄。林永乾本人似乎也有死的预感，在枪毙的头几天郝管教在地里有一搭无一搭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他回答五十五岁。郝管教说五十五岁也可以了。开始他没在意，回监舍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就对其他人讲了这件事。其他人也没往多处想。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郝管教肯定是提前知道的，那句“五十五岁也可以了”的话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是善意。说起来林永乾平时也过于放肆了，对哪个管教都敢于顶撞，且成天病恹恹的，不是个好劳力。他本该清楚自己判的是无期徒刑，靠死刑最近，假若需要拉走一个人去枪毙，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忽略了这个，关羽大意失荆州，他大意丢性命。我由此想到吴启都，我让李德志“算算”吴的病会不会夺走他的命，李德志不打一点垠地说他活不长。我信。
9月29日：
——我自己约定凡只写了日期没写内容这一天该记的事是写小说。我会记得前面空着（大事记），就是写在后面（小说）。同样的时间段写了同样的一页纸，最后看看还是同样的不满意。末了同样撕掉拉倒。《回家》搁浅。很懊丧的。我决定暂时停下，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再写。省得浪费宝贵的纸。
10月1日：今天是国庆节，放假休息，小建国失踪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管什么节，只要过节就好。过节可以休息，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对我们犯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头天晚上的学习会上，高干发言说建国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时候又哭了，泣不成声。用他的话说是喜极而泣。解若愚烦烦地吼他，说明天才是国庆节，要哭等明天也不迟。他止住哭，看样是接受了解若愚的建议，要把眼泪留到第二天流。第二天倒好好的了，没哭。日头快下山的时候，我到外面收衣裳，刚把晾晒了一天的呢大衣抱在怀里，便见齐韵琴神色慌张地奔过来，认出我后张口就问：看见小建国了吗？我说在这儿吃了午饭就不在了。齐韵琴急得双脚乱跳说：怎么哪里都找不见呢？又问一句真的不在屋里吗？我说我刚从里面出来，确实不在的。她跑走了，朝管区大门跑去，边跑边呼儿子的名字。叫声凄惶。
当晚营门一关，任何人都进不来了，情况不知。
10月2日：小建国死了，淹死了……
——记这一行字的时候我哭了，两眼模糊，无法再记下去。自从昨天傍晚齐韵琴跑出营区去寻找小建国，我的心就一直悬着。总觉得事情不妙。我请李德志预测一下小建国的去向安危，也是有病乱求医，有事乱请神了（自从林永乾死后他被人称为“小神仙”）。他告诉我小建国没事，我才放了点心，入睡了。
小建国的死讯是上午在地里干活时得知的。先是听见凄惨的一声女人长号，哭声是从清水塘方向传来。辨不出是什么人，而我一下子想到是齐韵琴，又想到一定是小建国出事了。我的心不由战栗起来，下意识地对身旁的解若愚念叨着：小建国死了，死了……如果我不是犯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奔往清水塘看个究竟，但不能够，我没有这种自由。小建国给我的惟一信息便是他妈妈的哭声。那是呼天抢地肝胆俱裂的哭。而后哭声骤停。一切又陷入迷蒙中。
小建国的确切死讯是下午听郝管教说的。他说得简单又简单：齐韵琴在漆黑的野地里寻觅了一夜也没有找到她的儿子。天一亮就奔到营区找到佟管教，请佟派人寻找小建国。佟就带人四处寻觅，最后寻到清水塘边。发现草丛上堆着小建国脱下来的衣裳，不用说人是落进塘里了。立刻下去几个人打捞尸体，一是水太深，再就是塘面太大，尸体没有打捞出来，就作罢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发现水上出现一件白亮的物体，像一条翻了白肚的鱼，再看仔细就是一个小小的躯体了。人们再次下水，将这具浮上来的小尸体打捞了上来。齐韵琴当场昏厥过去。就这样的过程。
往下的时间小建国那张早熟又不失天真的小脸就一直在我眼前浮现，随着他的死这张小脸将永远凝固在我的记忆里，不会改变。而他那瘦小灵巧的身躯却动了起来，我的眼光也能够追寻到他，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一溜小跑奔向清水塘，在快要到达塘边的时候他匍匐在地，然后缓缓向塘边爬去（怕惊动鸭子）。他看到了塘面上的鸭子，鸭子沐浴着阳光，悠闲地游来游去。小建国小脸上绽出了笑容，他开始脱衣，脱得十分麻利。日光温暖，风却是凉的，他不由打了一个哆嗦，他开始向塘边爬去，草已枯黄，根茎变得尖利，肚皮被划破了（尸体认证了我的臆断），他却没有察觉，没看见流血，也不觉得痛，为了入水前不被鸭子发现，顺顺利利为爹弄到几颗鸭蛋，这既定的目标集中起他全部的精神。好了，他靠近了水边，他的小身体完全没入水中，这时他再打一个哆嗦，小身子不由向一起收缩。他这时应该预感到事情将会不妙，可他没多想什么，他舒展开四肢，向塘中的鸭群游去，轻轻地划水，缓缓地向前，只将小脑袋露出水面。他终于靠近了鸭群，就在这可以下手的时刻他突然感到一条腿产生巨痛，痛得钻心，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浮力，他开始下沉，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生命面临着危险，他张开双臂使劲地拍水，骤起的响声将鸭子惊得四处逃散。他漂浮了一刹又开始下沉了，他更加拼力击水，并试图向塘边游去，可他做不到，腿的不消停的疼痛已使他的下身完全瘫痪无用，只能靠两只臂膀支撑着身子不往下沉。就这么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始感觉到臂膀变得麻痹，好像已不再长在自己身上。这时他明白自己要完蛋了，想到这个脑袋已经没入水中，但是他仍不甘心，又拼尽全部气力将双手在水中往下使劲一压，他的脑袋竟又钻出了水面，他就不动了。趁这空当他看了一眼头上的天空，又轻轻呼了一声，然后就伸直了双手，任凭小身子向下沉落，不久，眼前一片漫漫无际的黑暗……以上是我头脑里对小建国死的臆想，或许不是那么回事，也或许差不太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臆断中有着非由臆断而来的真实，那就是我心中深深的悲痛……
10月17日：
——《回家》改完了。这一改与前面写的很不同，我用了一个很省事的方法，就是把竹川儿子讲他爸爸回家后的过程如实记下来，看了看，觉得并不犯忌。题目仍是用《回家》。
天亮了我醒了知道爹回家了。开头我没认出是我爹，看着他心想这人是谁呢？咋和我们躺在一个炕上？妈说涛儿你爹回来了。我没吱声，还盯着他看，妈笑了说涛你咋那么看他，他是你爹呀。我心里疑惑：想这个胡子拉碴的黑猴咋会是我爹呢？转念又想妈说是了也就是了。
假不了。爹一直笑呵呵地看着我，隔着妈伸过手来摸我的脸。他的手好硬好硬。妈说涛还不叫你爹？我不叫，不是不想叫，是叫不出口。妈还催我，爹说算了算了，两年多不见生分了，再说叫不叫我都是他的爹。
妈起身去灶间做饭了，爹就把我揽在怀里。他的手在我的后背上轻轻摩挲，这动作使我相信他就是我的爹了。小时候每遭惹妈生气了就叫爹搂着我睡，爹就爱这么用手给我摩挲。爹这么一边给我挠痒一边向我问这问那。我也向他问这问那。我说爹你咋老不回家呢，我和妈想你。他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问再不走了吧？他说不走了，这遭回家就住下了。我说爹咱们能回城里吗？他想了想说为什么非回城不可呢？我说人家都说城里老师水平高，以后考大学录取的比例高。爹说这倒是个问题。又说咱们争取吧。
吃了早饭，爹说要出去转转，说回家了该去看的都要去看到，我不在家的时候大伙儿对你们娘俩多有关照，应该说几句感激的话。妈说你去吧，早点回来，都挺困难的，别在人家家吃饭。爹应了。爹又对我说涛和我一块吧。我就抓住了爹的手。这时候我心里很自豪。平常在街上看见小伙伴被他爹牵着手，很羡慕。和爹一块出门真高兴啊。
出了门爹说涛咱们先去供销社。我说还是老地方。街上没有一个人，连鸡狗也没有，我心想咋愈是叫人看看就愈没有人呢？穿过一条胡同就到了后街，供销社大门还关着。爹说来早了。我说没关系。就敲门。门开了。卖货的老哑巴看见我爹就哇啦哇啦地叫。意思是欢迎。
爹冲他笑了笑，没吱声，爹知道他耳朵也聋，说话也听不见。爹问我想吃啥。我指指装在玻璃瓶子里的糖块，爹就向老哑巴指指。买了糖块爹又买了香烟和火柴。上街了。爹把糖块装在口袋里，说涛吃吧，等会串门有小孩每人分一颗。我点点头。又让爹牵着手。爹说先去你丰久大哥家。就拐向西。丰久大哥是村支书。进了门，丰久大哥一家正在吃早饭。看见爹丰久大哥的样子挺吓人，盯着爹光看不说话。我赶紧掏出糖块给丰久大哥的双棒儿连壮和连兴。爹也掏烟向丰久大哥递。抽着了烟丰久大哥才冲我爹说了话。一张口就问你怎么回来了。
爹说没事了。丰久大哥问你不是判了十二年？爹说是。丰久大哥说咋能一下子提前十年放？爹说不是提前放，是纠正了。丰久大哥问啥叫纠正了。爹说上级发现判错了，就纠过来。丰久大哥使劲抽了一口烟，又使劲看了爹一眼，提高声音说你要说实话。爹说是实话。丰久大哥说我是党支书，爹说这个我知道。丰久大哥说知道就得对我讲实话，爹说真的是实话。丰久大哥问有文书？爹说有文书。丰久大哥问是纠正书？爹说是纠正书。丰久大哥说好吧，等会儿一定要送过来。爹点点头。见丰久大哥丢了烟蒂，爹又赶紧递一根。丰久大哥接了夹在耳朵上。我也赶紧拿出两块糖送给连壮和连兴。他俩接了装在口袋里。这时丰久大嫂开言了，问爹在农场遭罪不遭罪。爹说挺好的不遭罪。丰久大嫂又问能不能吃饱饭。爹说能吃饱。丰久大嫂说哪儿能吃饱哪儿就是家，还回来干啥哩，带着婶子大倒儿去那儿享福不是挺好的？丰久大哥瞪了她一眼，说净挑瞎话说。丰久大嫂闭嘴了，丰久大哥又问我爹纠正是不是真有这码事？爹说我发誓，我要是骗你活不到明天日头从东面出。丰久大哥这才松了口气，说不是我不信你的话，是寻思这事太离谱，搞了运动再来个一风吹，历来没有这样的事。爹说党伟大。丰久大哥说是伟大，知错改错好。爹说好。丰久大哥说当初就觉得这事有点“他妈妈”，叫人家提意见像逼供，人家不提说不一心，人家提了又说是反革命。世上哪有这样的理？爹说这事过去了，不提了。丰久大哥说不提了，纠正了就好。又问道：竹川叔以后有啥打算呢？是回城还是留在村里？爹说这个就要等上级的通知了。上面说咋就是咋。丰久大哥说也是的，纠正了，你还是公家人。我爹点点头，又抽出一根烟递给丰久大哥，点上了。爹说这几年村里对我一家没另眼看，挺照顾，我很感谢，多亏了你。丰久大哥说你这就见外了，咱两家还没出五服，按辈分我得叫你叔。听支书大哥叫爹叔真高兴。爹又说多谢你了大侄子，村支书……
出了丰久大哥家，街上人多了。我赶紧把手伸出来让爹牵着。都和我爹打招呼，头一句话像从一个嗓子眼儿冒出来的：你怎么回来了？我赶快替爹回答：纠正了。我说了爹就不说啥了，只是笑，只是给大伙递烟卷。我给大人身边的孩子递糖块。
又去了隆山太爷家。隆山太爷是我们竹姓人辈分最大的，是个小矮人，快一百岁了，长得没我高。常年穿一身黑衣裳，加上脸黑，打眼一看像大黑猫。听妈说隆山太爷早年间娶过一回亲，坐了轿，入了房，新媳妇才知道上了媒婆的当，当晚就跑了。往后隆山太爷就一个人过，遭了不少罪。可也怪，他那些身板好的兄弟一个接一个的死了，末了就剩下他自个儿，还一个劲往下活，成了寿星。活是活，可啥都不顶用了，眼又花耳也聋。看见我爹打量了半天倒是认出来了，说是川子回来了，川子你不是在外面服劳役？他知道这事，全村都知道。我爹说回来了，又问隆山爷爷你好吗？隆山太爷说你逃跑？爹说不是逃跑是释放。隆山太爷说你想让我把你藏起来？爹说正大光明回来用不着藏。隆山太爷又打岔，说川子你要借粮？囤子底下还有地瓜干，你挖一瓢拿回去吃。我爹就不说啥了，过会儿他点了一支烟按在隆山太爷嘴上让他吸，我也拿出一块糖往他嘴里填。临走时我爹对着隆山太爷的耳朵说了句：隆山爷爷你好好活。
走到街上，我对爹说回家吧，妈说晌午包饺子吃。爹说上来馋虫啦？晌天还早哩，再去看看你永丹叔。就去了。街上还是那么多的人，开口还是“你怎么回来了”那句话，我一声接一声地吆：纠正了。有人不明白，问啥是纠正了？我说纠正了就是没事了。永丹叔不在家，永丹婶说在菜园子里浇园。就去了。永丹叔正摇辘轳，见了我爹一下子松了辘轳把，水桶“砰”地落在井底下。爹说过他小时最好的伙伴就是永丹叔，后来他进城读书了，永丹叔留在村里种庄稼。永丹叔问的也是那句话：竹川你咋回来了？我爹笑笑说：回来就是回来了，干吗打破沙锅问到底？永丹叔也笑了笑说问问不行么，还保密？我爹说是保密。永丹叔笑笑说保密咱就不问啦。我爹说菜长得挺好，摘几条黄瓜给俺涛吃。永丹叔说涛你自己摘，捡又大又嫩的摘。我说好。就钻进黄瓜架子底下摘黄瓜，爹和永丹叔再说什么就听不见了。我捡“又大又嫩”的黄瓜摘了五六条，抱着来到井边上，见我过来他俩就不说了。永丹叔又摇起辘轳从井里提上一桶水，说涛把黄瓜洗洗再吃吧。我把黄瓜一股脑儿丢进桶里，永丹叔帮我洗净，说涛吃吧。我就咔嘭咔嘭吃起来。爹说涛认你永丹叔当干爹吧。我没吭声，只觉得挺怪的。永丹叔说给我当干儿啥时候都有黄瓜吃。我想这挺好，就说行。爹说涛给你干爹磕个头。我说行，就跪下给永丹叔磕了个头。磕完头又接着吃。爹笑着拍拍我的头，说有奶便是娘，有黄瓜就是爹呀。永丹叔也笑了，也拍拍我的头，说涛你再摘些拿回家。我看看爹，爹说照你干爹说的做。我就又钻进黄瓜架子底下摘黄瓜，又摘了五六条。爹说涛你先回家吧，我再和你干爹说会儿话就回家。我说好，就抱着黄瓜跑回家。
回家后妈还在包饺子。妈问都到谁家了？我就一一说。她又问我爹走路时喘不喘。我说人哪能不喘气？妈说涛你不明白，你爹得病了，挺厉害，他是硬撑着。经妈妈一说想起爹走路时确实是呼呼地喘，像拉风箱。身子还晃荡，像没长脚后跟。我说爹病了，是病了。妈说赶明儿去集上抓几服药，给你爹把病好好治一治。
爹回家的时候晌歪了。妈煮饺子我烧火，爹在桌上写什么。吃完了饺子妈让爹上炕躺下歇歇。爹摇摇头说不想歇，要去茔地给爷爷奶奶上坟。妈说刚回家挺累的，等歇过来再去不成么？再说清明那日和涛去上过坟。爹说无论如何要去的，不能再等了。妈说干吗这么急？爹说昨晚他又梦见了俩老人，说明老人的灵魂知道他回家了，所以得赶快去和老人打个照面，好让老人放心。妈不吱声了。爹问家里还有烧纸和香没有，妈说有，缺啥也不能缺这个。说着从里屋拿出烧纸和香来。爹接了，看看妈又看看我，说我去了。妈说叫涛跟你去吧，爹想了想，答应了。
我就跟爹一块去给爷爷奶奶上坟了。我还是让爹牵着手，遇见人我还是替爹回答纠正了。茔地在村东北，趟过村头小河，就看见远处山坡上一块块被日头照得亮亮的石碑，像一颗颗摘下来的大门牙。一路上爹牵着我的手，对我说这说那，告诉我他小时跟着他爹我爷爷给他爷爷我老太爷上坟偷供品吃挨他爹我爷爷的打，他就哭。他爹我爷爷说就叫他哭，就当做给祖先哭坟吧。听到这话他又不哭了。我爹说他从小就很有个性的，认准了的事八头大牛拉也不回头。他说他后来倒霉就是倒在这直刚脾气上。他说涛你的脾性像你妈，不像我，我放心，这一点我放心。又说涛你知道吗竹竿能折断井绳折不断啊。爹嘟嘟囔囔还说了不少话，有的我没听清，有的没记住。因为我的精力不集中，我在数石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数石碑的癖好，看见什么数什么。每遭上坟我都一块一块的数石碑。
快到茔地的时候，我发现爹挺惨，大口大口地喘气，汗珠从脸上啪哒啪哒往下掉，脸像铁锅一样黑。我说爹你咋啦？爹说涛你扶扶我扶扶我。我就把脖子钻进他的胳膊窝里，把肩膀往上硬挺着。贴近了，我觉出爹的身子在不停地抖，连带着我的身子也在抖。这时候已经走到茔地边上了，我说爹你走不动了停下吧，就在这儿把纸烧了吧。爹说这不行，把纸烧在坟头上这样钱才归你爷爷奶奶花。我说爷爷奶奶看见咱在这儿会到这儿拿。爹说不会的，你爷爷那脾气我摸得透，不为三斗米折腰，也不会为几个钱跑腿儿。我知道拗不过爹，他清楚他的爹我也清楚我的爹。就搀着爹在坟中间往前走，终于走到爷爷奶奶的坟头前，爹一屁股坐在坟前的荒草上，他大喘了几口气，吩咐我给爷爷奶奶上香烧纸，我照他说的做。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妈来上坟上香烧纸都是我。我是爷爷奶奶的长孙啊。见纸烧着了，爹朝坟跪下，这遭不用他吩咐，我挨他身边跪下了。爹说涛咱们磕头吧。就磕头。磕完头，火灭了，只剩一股往上冒的烟。爹说涛你往烟里看，我看看，说什么也看不见。爹说我能看见你爷爷奶奶站在烟里面。我说爹你病得很厉害，咱们回家吧。爹摇摇头说这儿好，没有人，很安静，想在这儿歇一会儿。说到这儿他从口袋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说涛你先回去，把这个文书——送给你丰久大哥。我说爹咱一块儿回家吧，回去就送了去。爹说他真的太累了，得歇歇。好好歇一歇。又说这文书丰久大哥急等着要，不能等。我心里不情愿离开爹，又想想他脾气犟，爷爷拗不过，我也拗不过，就说爹你在这等着，我送给丰久大哥就回来接你。爹说不用接，我歇会儿自个儿能回去。我说我回来接。我起身往村里走，走不多远听爹喊我，我转过头看着爹，问爹有事吗？爹说没事了，走吧涛。
我一溜小跑回了村，没歇脚又跑到丰久大哥家。把那“文书”交给丰久大哥，丰久大哥展开一看脸陡然变了色，嚷嚷说我就猜到他是逃跑来家的，还说是纠正了，真是活腻了。他又问现在你爹在哪儿？我说在茔地。他说他自己？我说他自己。他说坏事了坏事了，咱赶快去。
我跟在丰久大哥后面拼命往茔地里跑，只有这遭看见石碑我没有数石碑，跑到一看，我呆了，爷爷奶奶坟前没有人。我大声喊，没应声。丰久大哥也喊，也没应声。过会儿，丰久大哥说看见了。我顺着丰久大哥的眼光往前看，看见了坟地边的树上吊着一个人。是我爹。我忘了哭，疯了似的奔过去。跑到跟前我抱着爹的腿要把他从树上拉下来。可不成，爹像长在树上了。这时丰久大哥也跑过来，把爹从树上抱下来了。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任我和丰久大哥推他叫他，就是不应声。后来丰久大哥站起来，说没用了，你爹跟你爷爷奶奶走了，走远了，涛你哭吧。我就放声大哭起来。
这天傍晚，公安上来了两个人，丰久大哥领到我家里，他们看看躺在门板上的爹，用手戳戳，又戳戳。妈说人是死了，你们死活都要的话就把他抬走吧。公安的人没吭声，就走了。
埋了爹，丰久大哥对我说：涛你甭担心你爹的事会影响你的前途，不会的，你知道他让你送给我的文书是啥吗？是他替你和你妈写的大义灭亲的告发书，这个支部会妥善保管好。以后能管大用处。当然这表皮底下的事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听丰久大哥这么说，再想想和爹在一块短短的一天，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
12月9日：飘雪了。邹场长将他的一件皮背心送给了我。
——今年雪下得早，刚刚收了菜园里的白菜萝卜，雪就飘下来了。清水塘变白了，看着眼前雪花飘飘往下洒落，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微微的暖意。这不是象征诗意与浪漫（劳改生涯是毫无诗意与浪漫的，尽管许多人极力想证明其有）。心中的暖意是因为下雪天可以不必出工生命可以得以喘息的缘故。从国庆节到雪落下来，中间只有一个月，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但我一概没记。我执意写那篇叫《回家》的小说。经过这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已完成了初稿，看后觉得仍不很满意，我想再修改一次，反正也不急着发表（笑话——又到哪里发表呢）。这一个月监室里的生活还是平静的，也有些变化。林永乾死后又进来一个新犯人。这个新犯人姓张，叫张跑，挺活跃，爱说笑话，监舍里的气氛被他鼓动起来，挺好的。吴启都奇迹般恢复了健康，为此李德志曾向我解释过：说吴一家要死一个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却没想到死的是小建国而不是吴启都。其实李德志说的并不对，吴家死的不是一个，是两个。自从小建国死后齐韵琴就精神失常了。她失去了许多记忆，不认识她的丈夫吴启都了。她每天都往营区跑一趟，跑来找佟管教要东西吃，吃饱了就走。后来佟管教就躲着她。她就满营区乱窜寻找，闹得鸡犬不宁。再后来场部出面把她送走了，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反正她活着和死去没什么两样。吴启都恢复以后齐韵琴已经被送走了，没人肯告诉他真相，只说齐韵琴带着小建国回家了。他表示回家好，他说他早就劝他们母子回家，让小建国受正规教育，但齐韵琴不答应。这遭好了。也没有人将齐韵琴和佟管教的事告诉他，也无法告诉他，因为至今齐佟之间的事情在人们心中还是个谜团。只有一点明了，那就是吴齐之间那场石破天惊的爱情已经终结，一去不复返了。这大概也应了那句“恩爱夫妻不长久”的老话吧。
说到邹送我皮背心所持姿态仍旧是“明人不做暗事”，他一如既往地站在监舍外面吆周文祥出来。出来后我就看见他手里攥着的皮背心。他说这个给你吧，你用得着的。我不想收他的东西，就推辞。他想了一下，说有一件事我提前告诉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问什么事，他说你们这批右派犯人当中的一些人很快要转场，可能你就在其中。我问能告诉我往哪里转吗？我问这话的时候想的是如能转到冯俐所在的那座黄河边上的农场是最好不过的。邹答转东北，大概是兴湖农场吧。我有些沮丧，不吱声了。邹说那里是中国的最北面，冷得很哩。所以我把这件皮背心给你，收下来不吃亏的。我点点头，心里挺感激的。在一块当了几天“难友”，他竟对我这么念念不忘，也真是难得的一份情谊。我接过了他手中的皮背心，说谢谢你啦邹场长。他没说什么。我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他说还没最后确定，大约就在这个冬季吧。说完他就走了。离开清水塘吧，只要离开这里到哪里都可以。望着邹远去的身影我这么对自己说。
·12·
第三部 御花园遥祭
一
我是一九六○年春由河北清水塘劳改农场转到黑龙江兴湖劳改农场的，那时全国范围的大饥饿正在迅速蔓延。犯人在各个劳改单位间转移遣发通称转场。在我总共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涯里这种转场经历了不下七八次。按惯例犯人一般不可在同一劳改场所呆三年以上，据说这是担心时间久了犯人和管教干部熟悉了会导致预料不到的情况。就是说犯人不断转场是劳改制度中的一个环节，是安全措施上的防患于未然。尽管这样的动机不会见诸任何文字，更不会对我们犯人明说，事实上大家对此皆心照不宣。犯人转场均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其状况可与军事行动等同。在犯人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人都不知道将要被转移何处，几百名犯人挤在几节硬板车厢里，白天黑夜耳朵里都响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无休无止。同一种声音单调地重复，就是优美音乐对人的神经也是一种折磨，何况我们每个人正经受着不测命运的折磨。从清水塘到兴湖是我的头一次转场，当时心里很惶恐，也抱有幻想，希望到了新单位生活境况会有所改善。但一到兴湖幻想就破灭了，希望变成了失望。这里的一切就像随同火车从清水塘原封不动搬过来的：一样肮脏的监房，一样高强度的劳动和一样少得可怜的食物……这种种的不变会使你觉得犯人的待遇是从上帝那里颁下来的，天南海北都得照章行事，不得走样儿。当然大同之下的小异还是感觉得出来的，比如气候，清水塘的四月已是春暖花开，而兴湖这里冰雪还没完全融化；再比如伙食，同样杂和面儿窝头清水塘的发黑（地瓜面为主），兴湖的发红（高粱面为主）；还有管教干部的口音也明显不同，初听东北口音怪怪的，脆中带柔，唱曲儿似的，再严厉的训斥都让我们犯人感到很温和，很有人情味儿。仅凭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兴湖好，别的犯人也觉得兴湖好。如果此时让我们返回故里大家肯定是不情愿的。“月是故乡明”对我们犯人可不切实际。
但——我在兴湖农场只劳动了两个月又接到转场的命令。“收拾东西”，管教只说了这四个字。我摸不着头脑，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我立刻反省自己（劳改最大的收获是知道遇事先反省自己），回顾到兴湖后的一言一行，看是否违反过场规，是否冒犯过管教，是否放松了改造。我像晒谷物样在领袖思想的阳光下一遍一遍翻晒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两个月的头一个月是兴修水利，情况与清水塘的农闲时节差不多，具体说是修一条贯穿农场的“反修渠”。我努力劳动，不偷懒服管教，也积极参加学习，不断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虽然有时心里也有牢骚和委屈，可没表现出来（改造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将与外界不和的东西包藏住）。后来天暖了播种时节到了，就搁下水渠开始播种。农场幅员辽阔，比清水塘农场大得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地面，见不到山岭，土地连着土地。春播工作量很大，农场进入“战斗”状态，管教干部以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我们积极表现。“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表现好的摘帽解教，表现不好的后果自己知道！”我知这是句大实话，无论哪里的管教干部都喜欢同犯人讲大实话，讲硬邦邦的大实话。我们犯人也听惯了大实话。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管教都这么把话说得响当当硬邦邦，有的很温和入耳，有位姓邢的副队长还在队前讲了他家乡的一则农谚，说是“春天累掉裤子，秋天撑破肚子”。这有趣的话把队前的管教都逗笑了，可我们犯人都没笑，因为谁都清楚“累掉裤子”和“撑破肚子”于我们犯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秋天打的粮食堆成山，我们该吃多少还是吃多少，没“撑破肚子”一说。但那段时间我们可真正是累掉了裤子，天不亮就被哨子吹起，然后列队到营外的大田“战斗”。肩扛“武器”的我们行走在夜色未褪的天地间，会让人联想到一队秦兵汉勇的破晓征战。我们同样是征战：战天斗地。拉犁、刨地、耙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谁都不敢停下休息片刻，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在管教的监视之下。我们并不怨恨，因为我们不是初到农场改造的雏儿，我们清楚自己是被管制的人，清楚累掉裤子才是好表现。为节省时间，早饭由伙夫挑到地头，一人一个形状大小颜色都像猪心的窝头，吃了一直干到天晌。午饭还是一人一颗“猪心”，再就一直干到天黑。这时人人都饥饿疲劳到极点，全身像散了架，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心情也极坏，谁都不理谁，用凶凶的眼光盯人，连管教这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多事（清水塘农场曾出现过管教在这时刻训斥犯人被殴打的事件）。回营区的路上不时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就像一口袋粮食从驴驮子上重重掉到地上。许多人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晚饭还是不差样的“猪心”，各人吞下肚就立刻趴在铺位上睡觉，睡得死猪一般，连鼾声都像猪哼哼，我们犯人都怀疑是顿顿吃“猪心”吃得人也变成了猪。
我回想在兴湖头两个月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自己的“反常”转场寻找原由，我没有找到。事实上找到了也毫无意义的。在管教干部向我宣布“收拾东西”十几分钟后我便走出了营区大门。这时我被告知：这次属本场内部调拨，新地方是农场边缘被犯人称为“御花园”的附属地。
“御花园”离农场中心四十多华里，步行大半天路程。这里也被称做“小场”。打眼望去，所谓的“御花园”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一块小平地。时下沼泽地一片泛绿，足足的春天景象。粗略估计，沼泽地有几万亩面积，而“御花园”不过十几亩。“御花园”这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一块花卉苗圃地，实际上不是，“御花园”里种植的是庄稼。与整个农场方圆百公里土地相比，区区“御花园”实在算不上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场方却不肯忽略，其一这里土质肥沃，且被沼泽包围长年湿润，利于作物生长。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块不在册的土地，确切点说是场部的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作用自然用不着解说，尽人皆知，犯人将它称做“御花园”已道出其中含义，但这多少显得不厚道。在人人饿肚子的大灾年，管教干部想法子多弄几斤粮食养家活口也实是情有可原。“御花园”通常有三个犯人劳动，以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衡量比大场的犯人要轻松。我被遣发到这里是因为不久前逃跑了一个，逃者是北京S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我顶替了他的空缺。这里的另外两个犯人，一个姓陈，叫陈涛，二十四岁，S大历史系学生；另一个姓龚，叫龚和礼，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一头半白头发，使人一下子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俩被劳改的案由同我一样：五七年的老右。
龚教授、陈涛和我可以说是整个兴湖农场数千个劳改犯中最幸运的人。只要对我们的境况稍做介绍你就会相信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脱离了农场的管制，来到这块自由的天地，天蓝地阔，空气流畅，没有铁丝网电网的圈围，没有警卫的日夜监视，甚至一个管教干部也没有，不知根底的人从沼泽地外面向这边望过来，会以为这里是一户平常人家。确也不错，是由三个劳改犯人组合的特殊人家。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地由我们自己安排耕种，伙食也由我们自己料理，没有硬性作息时间，想干就干想歇就歇，可以随便说话，大声说话，高兴了也可以唱上几嗓，拉屎尿尿也不用请示报告，够了，这就够了，仅仅这些就足以让大场的犯人羡慕一千年。“御花园”是我们三个人的小天堂。如果不是还穿着劳改服，我们会忘记自己的犯人身份。好好干啊，好好表现。满意中我告诫自己。人交了好运总希望与别人分享，到“御花园”的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信，我在信纸上不停笔地写：新地方好，新地方真好，新地方太好了。我恨不能一口喊出一千个好。只可惜这里寄信困难，好消息家里人至少晚知道一个月。
陈涛是我们三个人的头儿，这是场方宣布的。只是让他负责却没明确职务。是“御花园”劳改组组长？还是“御花园”劳改小场场长？还是别的什么什么长？不清楚。我刚来不知该怎样称呼他。不论大小是官就不宜直呼其名，笼统地喊他“头儿”难免有嘲讽意味儿，以年龄论叫他小陈既恰当又亲切，只是亲切有余恭敬不足了。瞧我们犯人遇事就是这么思前想后的没出息。后来我听龚教授叫他老陈，我也就叫他老陈。这么叫心里却不住地嘀咕：我新来乍到姑且不论，龚教授无论年龄和资历都比陈涛高，为何场方不用龚教授而用陈涛？如果陈涛是“内矛”也情有可原（前面说过劳改部门如有需犯人担当的差事大多派给刑事犯），而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敌矛”。另一种可能是陈涛所犯错误（罪行）比较轻，因此获得场方信任。后来龚教授告诉我陈涛是从陕北老区考上S大的，一九五七年鸣放他就他家乡对革命做出的贡献说了一通话，末尾加了一句“革命成功后毛主席一次也没回陕北”，这话是事实不假，但难免不叫人觉得话中有话，果然就有人指出这话是影射毛主席共产党忘本。本质一经点出，问题一下子就严重了，把他打成了右派。他不服，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他说那天他没把话说完，后面要说的是“革命老区人民从心里想念毛主席”，可这话还没出口就被别人打断了。但没人同意把他没出口的话狗尾续貂接到上面去，何况接上去革命的也抹杀不了反动的。
他的话没人听，他继续为自己申辩，后来问题就升了级：将他批捕劳教。他的问题就这样。
平心而论，陈涛本质上是个很单纯的青年人，他的心术不坏，处事也算公道，以他的负责人身份，他完全可以指手画脚不干活，可他和我们一样干；他掌握伙食，也不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可他也有不少叫人讨厌的地方，一是咋咋唬唬口出狂言，再就是以领导身份自居动辄训人。这一点我来到“御花园”的当天就领教过了。他先是向我打探场部情况，问我听没听到政府为右派摘帽解教的消息。我们犯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摘帽解教”这个时代词语就像一轮明晃晃的太阳悬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热量、光明和希望。犯人在睡梦中笑醒十之八九是因做了被摘帽解教的梦（而不是“做梦娶媳妇”），但梦境与现实又是那么遥远，两不相及。
我在清水塘的两年里，只听说有一个作家因表现出色而被批准摘帽和按期解教，而众多的右派犯人却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我们的刑期被无限制地延长着。想想最倒霉的还是那些劳教犯，他们原本三年的教养期从一九五七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创造了教养二十二年的“吉尼斯”纪录——这自是后话。“御花园”与“世”隔绝，信息不畅，所以我一到这里陈涛和龚教授便迫不及待向我打听这方面消息。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好消息。以前关于“中央政策放宽”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烟消云散，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突变，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主张为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还因此受到批评。这是流传在兴湖的普遍说法，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无保留地说出来，龚教授听了只是摇摇头，没再吭声。而陈涛听后脸刷地变成了死人样，两只透出绝望和愤怒的眼珠凶凶地盯着我，就像摘帽解教大权归我掌握偏偏我又不肯高抬贵手那样。我被他盯得不知所措，我说老陈……你先闭嘴！陈涛把手一挥。随之将眼光转向在油灯下看书的龚教授，说老龚你出去一下。出去？龚教授抬眼看着陈涛。出去。陈涛口气很横。老陈这么晚了叫我出去干啥？龚教授满脸疑惑，不动。我心里也纳闷，不晓得陈涛耍的是啥威风。只听他说老龚叫你出去你就出去，我要和老周谈话。他把“谈话”两字咬得很重，我不由一怔，不由想起流传在劳改犯人中间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管教找谈话。管教干部找谈话准没好事。可陈涛是管教干部吗？他有什么资格找我谈话。还霸道地把另一个人赶到黑乎乎的野地里去。我说这样吧老陈，咱俩到外面去，老龚用灯光……不行，陈涛斩钉截铁地说，我也要用灯光，做记录。这时老龚没说什么就走出我们住的窝棚。陈涛占领了龚教授原来的位置，并摸出本子和笔摆在面前，板着面孔，一副审人的架势。我心里很反感，也感到屈辱，自从当了劳改犯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人前途，也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都得卑躬屈膝，将自己装扮成摇尾乞怜的狗。而今天这个狗日的同类也狗仗人势耍“官”威。我不言声，等着他信口雌黄。他说老周你也别太紧张，咱这是按常规行事，是场部的指示，我在这里负责，须掌握这里每一个人的思想状况，你刚来，有些情况我得知道，不然领导来一问三不知，也不好交待。不过你放心，我决不会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坏话。虽然你是山东人我是陕北人，但咱都是犯人，犯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这番话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还没言声。他这时扭开钢笔帽，笔尖对着纸页，说：我问什么，你要如实回答。我说好。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
父周峻青，母周彭氏，大哥周文起，二哥周文来，大姐周文娟，弟弟周文吉，妹妹周文彩。
主要社会关系？
大叔周峻山，小叔周峻杰，大姑周峻英，大姨焦彭氏，小姨彭玉敏，舅舅彭玉泉。
个人简历？
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五四年高中毕业考入K大。
婚姻状况？
未婚。
说说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原因？我咬起嘴唇，不知该怎样回答。陈涛见我闭口不言，以一种被冒犯的不满眼光盯着我。但我清楚自己不是回避问题，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回避的必要呢？我只是觉得一言难尽。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一句话就能说清根由，有的则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的情况即属于后一种。所以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陈涛等了一会儿，见我仍不开口，就很严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实际行动，这就是……我说老陈咱都改造好几年了，这个还能不懂？可，我的问题……陈涛问：你是言论问题吗？我摇摇头。陈涛又问：那是什么问题？我明白不说是不行的，但又没心情说详细，便简单扼要的向这位“御花园”的犯人头报告起我被戴帽判刑的缘由过程。我说到K大的鸣放，说到我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到《大地》期刊与绿叶文学社，也谈到K大外文系党总支以不正当手段从冯俐舅舅家骗取了《大地》稿件。这就有了后来的所谓《大地》反革命小集团。叙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好像不是在向头儿报告，而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往事的回忆与梳理。陈涛听后顿了一下问我的女友后来怎样，我说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判了劳教。由于态度强硬，后来又被判了刑。陈涛问：她现在在哪里呢？我说在黄河边上的一座劳改农场。陈涛问：怎么会在那里呢？我说这个说起来话又长了，老陈你对冯俐的案子也需要了解吗？听我这么说，陈涛便不再问下去了。最后告诫我今后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说到这儿大概他才想起自己的犯人身份，情绪突然低落下来问：老周，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是真的吗？我问我说的哪个情况？他说就是毛主席不同意为右派摘帽解教。我想到刚才我说这事时他那副沮丧样子，便故意加重语气说：是真的，而且已被事实证明了的。果然他的脸又变得像刚才那么难看。我说没事了我去把龚教授叫回来吧。狗屁教授！陈涛使劲将手里的记录本合死，眼盯着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让龚和礼这样的抗拒改造分子搞糟的，本来中央不想把我们关这么久，可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自以为有点学问有个教授学者头衔就可以不买共产党的账，就可以摆清高拒改造，须知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这不到底是将中央惹恼了么，真是一泡鼠屎坏了一锅汤啊！陈涛说得痛心疾首。末了转向我，教训道：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我们要做右中之左，切不可做右中之右，你可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啊。
无论如何“御花园”都是个自由宽松的天地。虽说陈涛以官自居假充积极，很讨厌，可他毕竟不属于品行恶劣的那类人。他表面咋咋唬唬，实则有口无心。缘于他性情上的疏懒，体现在对“御花园”的管理也较懈怠。由于一个犯人的逃跑，劳力减少，这里的春播比大场拖后了些。我来赶上个末尾，干了三四天就结束了。之后便是打井。“御花园”本来有一口井，就在我们住的窝棚后面，水量可以满足我们三个人的吃用，但也仅此而已，场部让我们另打一眼是为了用于灌溉。说到打井，我倒是可以在这里施展一番才华的，经过在清水塘整一个冬季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陈涛和老龚是不行的。看我一副很内行的样子，他们便把打井的“领导权”交给了我，我也就不客气，带领他们干了起来。打井是一桩很累的活，幸好这里的土质较松软，进度很快，劳动也相对轻松，与在清水塘打井以及在大场修渠相比我们逍遥得多。陈涛教导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但对于我们三人而言，无论这右中之左右中之中及右中之右怎样划分，“读书人”的角色却是一致的。我们读书的“臭”味相投，劳动之余，我们每人都手捧一本书在读。陈涛读的是社科类，主要是马恩列斯毛著作及古典章回小说；我读的是国内与国外文学方面的书。当然，除了读书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做，一是继续写“大事记”（这一部分写得较详细，已接近通常的日记了），再就是修改清水塘的纪实小说《回家》，另外我又开始构思一篇东西，以吴启都一家人的命运为线索，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虚构，争取能写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想无论如何不能白白荒度这个大好时机，对一个劳改犯人来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空间啊！陈涛和老龚只是一味地读书，身为物理学教授读的却是生物学方面的书，且多是国外原版。如施莱登的《植物学概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及中国人朱洗的《生物的进化》等。我和陈涛都觉得奇怪，不知他从哪里弄到的这些书。问他为何对生物学感兴趣，他回答说不是兴趣，是学以致用。这更让人不解。继续追问何意。他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物理学是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以我的年龄和我对国家前景的分析判断，我的专业恐怕在有生之年已无用武之地了。没用处了。而生物学与物理学是大大不同的，生物学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学科，说白了就是活命的学问。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最重大课题是怎样活下去，记住吧小伙子，是怎样活下去……不久便证实：“怎样活下去”这个命题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在四月的最后几天，“御花园”断炊了。我们兴致勃勃的读书活动只能终止，在我们这里，书中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更没有千担粟。
说到断炊须交代一下背景材料。古语曰：民以食为天。对于我们犯人，食不仅为天，而且为九重天。事实上每一个犯人从判刑那天起，便面对着怎样活下去的严峻现实。但具体状况还是取决于全国整个经济形势的，比如五八年我刚进清水塘农场时犯人每月定量不低于三十斤，还有可观的蔬菜和副食，虽不能吃个肚儿圆也差不多了；之后来了灾年，定量一次一次往下减，在我转场之前每人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粮食。我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这不错，但不全面，存在还决定着人的形态，在大饥饿的煎熬中，犯人的身体迅速向着两极分化，要么奇瘦，瘦得只剩一张皮贴在骨架上；要么奇胖（水肿），那胖法就像劳改农场一天有八顿饭吃。劳改农场成了瘦子和“胖子”的天下，看不见体态适中的人。幸运的是瘦子，看上去没活头了却像墙头上的枯草摇摇晃晃总倒不下。胖子就不济，看模样富富态态的，可瞒不过阎王爷的眼，死人先死胖子。想想劳改农场大批死人的日子，现在头皮还发麻，那时犯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埋葬饿死的犯人，这是一个犯人能为另一个犯人提供的惟一帮助。兴湖农场情况与清水塘大致差不多，到了“御花园”情况也没多少不同，不同的是自己起伙，每月从场部把应得的那份口粮领来，怎么吃自己安排，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这又要说到负责人陈涛，他掌管每顿饭的下粮，每回都是对他意志的严峻考验。不仅是他，连我和龚教授也一齐用眼光鼓励他从粮袋多抓出一把，饿得快死的人是顾前不顾后的，“今日吃了明日的粮，该死该活鸟朝上”，这样到了月底就见出了缺口。“御花园”月底断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管教干部每月几次检查工作，来就要管饭。对这一点场部有规定：依照管教干部在这里吃饭的顿数进行补偿，但补偿的与他们吃到肚里的却不成比例。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完了，傻眼了，在领到下月口粮之前我们只能扎起脖梗儿来。
我们鼓励陈涛去场部提早领回下个月的口粮，陈涛连连摇头。他说以前曾有过“寅吃卯粮”的企图，不仅没成功，反被场部狠狠训了一通。龚教授说：没成功是因为你没力争，在我们面前你本事一万，在管教面前就软成一摊泥水。反正你是这儿的负责人，饿死人你得负责。
陈涛哼了一声，说：这儿饿死人我负责，那么兴湖饿死人谁负责？全国饿死人谁负责？要是有人站起来负责，我也负责。龚教授说谁说没人负责？中央早就指出有人要负全面责任。陈涛问谁？龚教授说赫鲁晓夫。陈涛张眼看看龚教授又看看我，笑了，说没想到你个老龚肚里长牙，竟敢讥讽党中央毛主席。现在看来尽管反右中你没言论，但打成右派是不多的。我来之后便发现陈涛和老龚心存芥蒂，经常唇枪舌剑地斗嘴，我不参与，但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而眼下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吵嘴的时候。我说我们先说说怎么办吧，饿上几天怕连去场部背粮食的力气都没有了。陈涛仍不放过老龚：老龚说了，读生物学书是为了致用，现在就到了致用的时候了，那么老龚，你说你从书中找到活下去的办法了吗？老龚并不生气，平静地说：有哇。陈涛问啥办法呢？老龚说吃草。吃草？！我和陈涛面面相觑，又一齐把目光转向老龚。老龚一丝也不显调侃的神情，满脸肃穆地凝望着前面的绿色沼泽地。是的。他说，眼下能归我们所用的只有沼泽地里的青草，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说瞎话，谁要想活下去，就得学会吃草。陈涛说净胡扯。老龚说这是现实也是历史，从现实说只能面对这种现状，没有别的办法；从历史说人本来就是吃草的动物，是后来进化成食肉动物，现在人得按原路返回去才成。这叫返祖。懂吗这叫返祖。听听，老龚饿傻了，说昏话了。陈涛对我说。
吃草是老龚的邪说，没人会当真，更没人会去实践，但草的嫡亲——野菜却一向是穷人度荒保命的宝物。无论在清水塘还是在兴湖农场，犯人们其实不是靠那一丁点粮食，而是靠野菜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活命。那时“吃”字是中国字典上最大的一个汉字，在吃的问题上连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都有十分具体的指示：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到后来不仅忙时不能吃干连稀的也吃不上时，就另辟蹊径：瓜菜代。再后来瓜菜代又成了民间的稀世珍宝就提倡吃代食品。我记得在清水塘劳改农场曾放映过一部介绍将茅草根制成代食品的科教片，画面是一群妇女推石碾粉碎焙干的茅草根，妇女们个个喜笑颜开（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拍片子的人是用什么高招让这些面黄肌瘦的娘们儿绽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只要看见那些肩膀上扛机子的人便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影片画外音对茅草根代食品的营养是这样分析的：茅草根的营养价值相当于韭菜，韭菜的营养价值相当于菠菜，菠菜的营养价值又相当于粮食，这几个相当于就将茅草根与粮食等同起来。既然山上的茅草根海海的营养又那么丰富，那还愁什么呢？这部科教片留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遇到与吃有关的事情我总会想到这部科教片。当时我们想到了野菜便立刻行动起来，三人一头扎进沼泽地里，从草棵间搜寻可以吃的野菜。刚刚开春，许多野菜还没长出来，只有星星点点的苦菜子、荠菜、野韭菜之类。在沼泽地里转悠半天也采不到多少，回去洗了下锅，一人就是一碗野菜汤。当时觉得肚中有物，可转身撒泡尿又觉得空落落的了。后来陈涛突然想起曾在沼泽地外面某处发现有一小片榆树，他兴奋起来，我和老龚也兴奋起来。榆树无论是皮还是叶都可食用，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口味，百食不厌的。我们就立刻行动，朝陈涛指引的方向穿越沼泽地。还不到雨季，沼泽地里没有积水，但有些黏滑，这是冬季里的积雪融化所致。
我们拣草地和干燥地行走，还免不了滑跤。老龚是我们三人中体质最差的一个，行走更艰难，不多会儿便摔成个泥猴。陈涛取笑说看老龚返祖已返到猴子年代了。老龚不吭不睬。他本质上是个沉闷的人，不多言语，但有时喜欢卖弄自己的广博知识。陈涛说他没言论被打成右派不多，不多是不过分的意思。我还是从陈涛那里知道老龚被打成右派的过节。系里召开整风会议请大家鸣放，他不发言，主持会议的人再三启发敦促，告诉他只有给领导提意见才是真正拥护党，他伸手摸摸脖子（这是他为难时的习惯动作），终也未开口。弄得主持人很尴尬。后来开始揪右派了，那位主持人没忘记那天的情景，他分析说龚和礼不发言摸脖梗儿是暗喻“不能说，说了共产党要杀头”。这般的“恶毒”可谓是无声胜有声了。于是罪加一等打成极右。后来我一直想“祸从口出”这句警世格言并不全面，起码对龚教授不适合。
我、老龚和陈涛终于走出了沼泽地，也终于找到了陈涛记忆中的那片榆树林。可我们来迟了，树皮树叶都被人剥光采光，打眼望去，日光下通体白亮的树林怪模怪样很吓人，冷丁有种置身冥境的感觉。我们搜寻捷足先登的“杀手”，眼光不约而同投向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小村。这时候的小村也像被人杀死了，无声无息卧在地面上。陈涛告诉我们那是小关村。希望落空，我们只有返回沼泽地。
这时已近中午，日光直射在潮湿的草地上，半空中飘散着一层薄薄雾气，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儿，直顶脑门。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可又吐不出来。失望加饥饿使我们无精打采往回返。“蛇！”走在前面的陈涛突然惊呼一声，吓得我和老龚赶紧止步。顺着陈涛的眼光我看见一条两尺多长的灰蛇横着从我们前面滑行，它似乎没察觉我们，从从容容在草皮上滑，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两头蛇。老龚说。我吓了一跳，再看就果然发现是条两头蛇，看了心里不由发怵。打死它！陈涛大声吆，并开始从地上寻找可以击蛇的硬物，可光秃秃的地面除了草什么也没有。陈涛急得团团转。打死它！我也吆，这是为自己壮胆，我从小怕蛇，见了蛇便逃得远远的。我听说过两头蛇的厉害：谁看见它就注定要遭殃。还听说过孙叔敖杀死两头蛇的故事：儿时的孙叔敖和小伙伴们上山割草看见了一条两头蛇，别的孩子都吓跑了，他没跑，用镰刀将蛇砍死了。回到家他把这事对母亲讲了，问母亲他以后是不是要遭厄运。母亲问他为什么要把蛇杀死，他说杀了它就不会有人再看见它了，也就不会再有人遭殃了。他母亲说孩子你不会有事的，你的心肠这么好，老天爷会保佑你的。后来孙叔敖官至楚国宰相。我不知道当时我想杀死这条两头蛇的愿望是不是与陈涛嘴里念叨着“别让它跑了，抓了吃肉”有关。老龚将陈涛喊住，告诫他冬眠过后的蛇毒性大也好斗，不可造次。陈涛犹豫了一下止步了，但神情仍有一丝不舍。我问陈涛是否吃过蛇？他摇摇头。我说没吃过何苦要动这个念头呢？他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说听你这话好像你一天三顿吃得饱饱的了。尽管我对生物学没有研究，但我知道生物间的相互捕杀不是因为吃过吃出了滋味儿，而是为了各自的活命。说着他转向老龚，说：老龚你是个半路出家的生物学家，你同意我的观点么？老龚没吭声。他又问：龚和礼你吃过蛇吗？老龚说：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我饿死也不会吃蛇的。陈涛不屑地向老龚望望，然后大步朝前走，走出几步又戛然止步，转身向老龚大声问道：龚和礼，你说蛇会毒死自己吗？也许这问题太突然，太古怪，也许老龚压根儿没听清，老龚没回答。陈涛又抬高嗓门：我问你，蛇会不会毒死自己？老龚似乎怔了一下，但没做回答。
我们在等待，心里装着希望，这希望就是几天后从场部领回下月的口粮。这样的等待可真是度日如年啊。为了将消耗减到最低限度，我们调整了劳动时间。所谓调整说穿了是减少劳动时间，我们每天只干两个多钟点的活，而且干活时间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这也是陈涛应付检查的一种小狡猾，因为管教每次来大抵是十点以后到达。这样就保证不论管教哪天来都会发现我们在努力劳动改造，不松懈。如果干到天晌时分还不见管教骑自行车的身影在沼泽地尽头出现，就说明今天平安无事了。我们就立刻收工，转而到沼泽地里挖野菜以解决肚子问题。下午或睡觉或看书。我和陈涛躺在窝棚里，老龚则坐在外面空地上。后来发现老龚竟然脱了衣、裤，身子光光的，只剩一条裤衩。开初我们以为他是图凉快，没理会他这有些不雅的举动，可又见他被日光晒得浑身淌汗仍不挪窝，我们就觉出有些不对劲儿了。我们劝他移到树阴下面，他不动，他说他光身子不是图风凉。我们问图啥。他说不好说。我们又问为啥不说。他说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听出有点蹊跷，我们就鼓励他说下去，我们说我们相信。他这才说道我这是从日光里摄取营养。我们说相信，事实是听了他的说法不仅不相信，倒十分诧异，头一次听说晒太阳能晒出营养来。见我们不以为然的神色，他说这是确实的。植物的生长靠叶片进行光合作用，人的皮肤也具有植物叶片的功能，只是这功能过于微弱，人们难以印证罢了。但在人缺乏食物时，是可以把自己当成一棵植物从日光摄取一些营养的。因为我和陈涛对生物学是门外汉，且老龚又分析得挺“深奥”，一时我们难以反驳。只是问他这是书本上说的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也算不上研究，只是对书本知识的举一反三。我们无话可说，可心里还是觉得老龚痴迷于生物学有点走火入魔了。
晚上，饥肠辘辘使我们睡不着觉。只有一盏油灯看书也成问题，就只能躺在铺上闲聊。话题海阔天空没定规。我看过一些描写劳改犯人的书，似乎犯人在一起只有两个话题：吃和女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会餐。我不是说没有这种情况，人缺少什么便想什么。但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尽量回避。饿中说吃会更饿，性饥渴中谈女人会更饥渴，何必自寻烦恼？我们也很少谈自己的事情，因为说这些也无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原因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经常这么戏谑自己。幽默是有一些的，可其中包含着不尽的辛酸苦涩。
说起来犯人和犯人的关系真有些特殊，有些古怪，大家本来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然而却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即使一个和睦家庭成员间也会有短暂的分离，而犯人们每天分分秒秒都厮守在一起。甚至都不能瞒着别人放一个屁。什么叫完全失去自由？把你定为犯人又把你和犯人关在一起就是。这时你的实际情况就像牲口和另一些牲口拴在同一个畜栏里。只是人和牲畜毕竟还有些不同，牲畜永远以沉默相对，它们始终遵循那句伟大的处世真理：沉默是金。而人却不然，是他们归纳了真理自己却不愿遵循（要是遵循的话全国会减少多少右派啊），大概这也正是人的本性所在。囚禁使人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枯燥，惟一的排解方式便是谈话，犯人间的斗嘴咒骂实际就是排解的方式之一。我没见过哑巴犯人，所以不知道将一群哑巴关在一起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们曾因为说话而招致灾祸，而现在又为活下去不得不继续说话。人可是要多贱有多贱的。也没有多少正经话说，说的大部分是废话、昏话、一钱不值的话。
我老龚陈涛在饥饿的夜晚说的就是这一类狗屁话（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确实谈论过狗屁是臭味还是臊味的问题，但最后未统一认识）。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完全没有根由，没有过渡。像满天飘着雪花，抓到哪片是哪片。这晚的话题似乎是从全国各地人的特点开始的，因为劳改农场的犯人几乎来自全国每一个省份，他们的表现无形中便被认为具有地域性特征。比如一个湖北籍的犯人爱向管教打小报告，大家就说湖北人品性低劣；再比如一个安徽籍的犯人喜欢占小便宜，有偷盗狱友东西的行为，大家就认为安徽人有贼性，需提防。陈涛先说到河北人，说河北人很虚伪，也好炫耀。论据是他原来所在的那座农场有个姓齐的河北籍犯人，大家见他经常有香烟吸，很羡慕，都想跟他套近乎好吸他的香烟，可这河北籍犯人每回吸烟都和别的犯人保持一种距离。开始大家想这小子是怕别人向他要烟抽才躲得远远的，但后来就戳穿了他的鬼把戏。原来他每次点烟并不真把烟点着，装样子吸两口后又偷偷装进烟盒里。这样一盒烟他能吸好几个月。说到这陈涛把脖子向老龚一歪说：老龚你们河北人是不是都这么爱面子？老龚说别问我，我不是河北人，我是天津人。陈涛说天津不在河北的地盘上？老龚说讲地盘北京也在河北的地盘上。陈涛说我听说天津人每家门口都挂有一块猪皮，一家老小吃完了饭都用猪皮擦嘴，出门让人以为家境富裕顿顿吃大油水。老龚说想用一块猪皮脏天津人，没门。就算天津人有点爱虚荣，但虚荣心本身有进取性，不像你们陕西人，惰性十足，把种子撒进地里就不管了整天晒太阳抓虱子。还有你们陕西人缺乏责任感，自私。陈涛打断说你有什么根据？老龚说当然有根据，你们陕西人我是指陕西男人，一遇上灾年，就丢下老婆孩子走人，什么时候年景好了什么时候回来。陈涛说你老龚根本不了解陕西，那叫走西口，是我们千百年的传统。老龚说我不管什么传统不传统，只讲实际，无论是走西口还是走东口，说到底是只顾自己活不管别人死。陈涛有些急，说老周你们山东人遇到灾年不是也下关东么？我说我们那儿的人下关东都带老婆孩子。陈涛噎住了，半天不吭声。
我又开头说起别的。我说头一年到东北，怕冬天受不了，要是有件皮袄就行了。老龚说以前北京有很多旧货行，羊皮袄只需十几块钱就买得。陈涛说要买就不能买旧货。我说咋？陈涛说旧货商都是些只知赚钱不知别的的二百五。老龚说旧货商又怎么得罪了你？他也是河北人？陈涛说你们没听说旧货商娶小妾的故事？我说没听过。陈涛说这个故事在我们那儿传得很广，人人都知道。说有个姓杨的旧货商瞒着家里的黄脸婆在外面娶了个年轻小妾，杨老头总是以到外面进货为由离家住在小妾那里。后来这事让黄脸婆知道了，这天她找到那小妾住的地方，叫开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那小妾一顿揍，将小妾打跑了。这时天已经黑了，黄脸婆想了想，就脱光了身子上床睡了。没过多会儿杨老头来了，进门也顾不上点灯，三下五除二脱了衣裳钻进被窝，什么也不说抱着床上的女人呼冬呼冬干了起来。干完后黄脸婆起身点上灯，张眼看着自己的男人，杨老头一看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老婆，先是一怔，接着就爬起来呼冬呼冬给老婆磕头求饶。他老婆不屑地哼了一声，说：你还算什么旧货商，连新货旧货都分不清。
我和老龚都笑。陈涛说老龚你结过婚，你说新货旧货到底能不能分得清？老龚说你个毛孩子别和老头没大没小的。陈涛说这算啥的，开开心嘛！再说论官衔我比你们大，我不摆官架子和你们平起平坐算高抬你们了。老龚你说呀，新货旧货到底能不能分得清？老龚被逼不过，叹口气说：三年多没照老婆的面了，还谈什么新货旧货呢，依我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学问，术业有专攻嘛。比方那个旧货商，如果说他对货品的鉴别是专业水平，那么他对女人的鉴别只能算是业余水平。人无完人，他老婆没理由嘲笑他。陈涛又问：老龚你算过来人，你说对女人真的有很专业的男人吗？老龚说你看过《金瓶梅》吗？陈涛说那是禁书哪看得到。老龚又问：你看过《水浒传》吗？陈涛说看过。老龚说《金瓶梅》和《水浒传》里都有这个人物。陈涛问：哪一个？老龚说西门庆。陈涛问：你是说西门庆很专业吗？老龚说西门庆每回去找女人，手里都提着个工具箱，就像进作坊似的，你说这还不算专业？我和陈涛都笑了。过会儿陈涛说：老龚，你为什么不让你婆姨来探望呢？叫她来吧，她一听说“御花园”这地名肯定喜欢，一准来。老龚说算了。陈涛说咋算了？老龚说你不是知道我已经离婚了吗？还提这干啥？陈涛说离婚也是假离婚，这个谁还不明白吗？叫她来吧，这回我给你想个办法：给你婆姨写封信，叫她不通过场部，直接到沼泽地东面的小关村，那村里我有熟人，你去小关村和她团聚，我给你批假，在这儿我有这个权力，只要别和你婆姨一块跑了就行。老龚说往哪儿跑？我说这个办法可以，老龚你明天就给嫂子写信。老龚不吭声，过了会儿说：算了吧，何苦招惹是非。我说这事我和老陈不说谁知道？老龚说办法是行，可现在来不是时候，她来了我拿啥给她吃呢？我和陈涛都不吭声了，因为这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总不能千里迢迢让她自己背干粮来。这话题就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