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
作者：尤凤伟
中国一九五七
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书写姿态——尤凤伟小说论
尤凤伟的小说总是潜藏着一种尖锐的疼痛。这种疼痛，看似来自社会生活的外部冲突，实则是源于生命内在的两难对立。它以自我撕裂的方式，不断将人物置于各种伦理观念、权力欲望以及人格尊严的对抗之中，在保持强劲叙事张力的同时，又凸现出一个个无助而又无奈的人生场景。这使得我们一方面可以尽情地享受那种由于紧张叙事所带来的阅读快感，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感受到那种疼痛自身所拥有的内在力量。
这种力量，是一种信念和道义的力量，是生命在苦难境域中被反复践踏后所爆发出来的一种尊严的力量。无论是写抗日，写土匪，还是写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写当下的现实生活，尤凤伟总是以一种彻底的民间化叙事，将那些卑微而又无助的生命安置在各种剧烈的是非冲突之中，让他们饱受种种内心的折磨与煎熬，然后再通过无法回避的价值抉择，展现出他们潜在的精神向度及其人格魅力。
这种对疼痛的独特体验与执著表达，不仅使尤凤伟的小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悲剧性审美质感，蕴藉着许多丰厚的精神内涵，也折射了创作主体内心深处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及其异常宽厚的人道情怀，体现出尤凤伟对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顽强恪守。
1.内心的立场
在尤凤伟的小说中，虽然我们看不到知识分子惯常使用的话语形式，看不到知识分子特有的伦理气质和审视性的叙事姿态，但是我们却明确地感受到，作家与现实生存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他的所有叙事，都是自觉地建立在彻头彻尾的民间化精神形态之中——以一种绝对鲜明的民间意识和民间视点，叙写完全来自民间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展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生存之痛。正是这种对民间疼痛的极力书写，强烈地映射了创作主体对既定历史秩序的不信任，对现实生存状态的不满，对公众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的怀疑，也十分明确地呈示了作家自身的内心立场，即，一种非公众化的、严肃的批判性立场，一种对民间生存尤其是弱势生存的体恤性立场。这种融批判与体恤于一体的精神立场，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度匮乏、又亟待拥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萨义德就曾说到：“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并不在于充当技术文明的先遣队，而在于自觉地行使自己的批评意志，对一切不合理的权力体系及其社会结构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并以此推动社会历史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前进，但同时，“知识分子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因为惟有如此，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发现现实存在的内部真相，才有可能揭示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尤凤伟所孜孜以求的，其实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内心理想。当他将全部叙事自觉投向民间社会的时候，显然不是为了发掘民间社会中丰厚而广袤的叙事资源，而是试图还民间生命一种表达的权力，让那些在公众场合失去话语主宰权的人们道出生存的真实状态，展示他们内心的苦痛、迷惘、焦灼与愤懑，传达他们对尊严和道义的强烈吁求，并以此来重新审度一切既定的历史秩序和价值取向。
因此，我们看到，《生命通道》中的苏原，《生存》中的赵武，《五月乡战》中的高凤山、高金豹父子，《远去的二姑》中的二姑，《姥爷是个好鞋匠》中的姥爷，《诺言》中的李朵，《回家》中的父亲，《上士杨光明》中的杨光明，以及《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等……这些人物，或早已被既定的史料所扭曲，或从来就没有赢得历史的认同，或长期为现实生活所忽略，他们总是活在被曲解、被漠视甚至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境域中，没有应有的价值评判，没有应有的人格尊重，更没有合理而公正的社会认同，但是他们却以自身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展示出最为底层的生存者特有的智慧、人格与韧性品质。尤凤伟以极大的叙事热情，不断地张扬这种民间生命的不朽与伟岸，高迈与神圣，其终极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还所有生命以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意义，而是在更为隐秘的层面上，婉转地表达自己对一切既定历史所认定的价值体系的怀疑与批判。只不过，他的这种批判不是以直接性的否定姿态出现的，而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重新肯定来颠覆的。无疑，这也使尤凤伟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带着明确的“载道”功能，即，还历史和现实以道义上的公正——当然，这只是尤凤伟所认定的一种“公正”。对此，尤凤伟自己曾说：“我们已有的‘有板有眼的史’常常是无板无眼的，离真实史况相距遥远，有权立史的人确实将史当成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点恐怕不需要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小说中的史就不单单是对现有的史补充的问题，而是匡正。”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强调，“尽管‘文以载道’在许多人眼里已成过时皇历，但我依然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都不轻松。完全轻松的写作只能是自欺欺人。作家应该介入历史，并具有一种清醒，通过作品将这种清醒传递出来，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尤其重要。”
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匡正”来进行“非轻松”的写作，以此表达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社会良知，这既是尤凤伟的人生信念和写作理想，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核心的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场。葛兰西曾以非常辩证的方式说到，知识分子有认识，但没感觉；人民有感觉，但没认识。因此，当前者与后者分离的时候，每一部分只掌握了真理的一半。知识分子需要参与人民运动，至少了解他们的运动，而人民也需要高度的知识修养，直到高级发展阶段，这种差别的消失，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尽管这种看法有些乌托邦式的嫌疑，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充当人民的喉舌，必须传递弱者的疼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责任感，这是一个对所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知识分子是权力和群众之间的中介。”萨义德也认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尤凤伟沉入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使命，其实就是利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特有的说话方式，努力介入到“权力和群众”之间，通过对“群众”（即民间百姓）真实精神的叙述，明确地体现自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所以，无论是在“抗战系列”还是在“土匪系列”的小说中，尤凤伟都是明确地撇开那些既定的历史观念，自觉地站在民间立场上，选择一种与主流观念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念进行着叙事的重构，展现作家自身所认定的真实历史，尤其是对生命中各种潜在人性的独特体察。即使是在“反右系列”和“文革系列”的小说中，尤凤伟也都努力回避正面的宏大历史场景，而是通过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让他们用自身的悲苦命运来倾诉历史对每一个普通人所造成的身心摧残，让他们用非人性的人生际遇来痛陈历史的巨大劫难。
这种民间化的知识分子立场，决定了尤凤伟所叙写的疼痛不是一种俯视性的道德关怀，而是一种源于自我内心的悲悯情怀，是作家对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自觉抗议。但是，我们又同时发现，在这一立场中，尤凤伟由于过度信赖自身的体恤性情感，导致了他的很多作品对一切弱势群体给予了无边的认同与关怀，而缺乏对民间精神形态进行有效的审视和批判。其实，民间化的社会尽管存在着许多值得关注和重新认定的合理之处，存在着那些话语主宰者所不具备的、或者说强权群体所普遍缺乏的人性品质和伦理操守，但是它也同样存在着许多诡异、乖张和浅陋的成分，甚至还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陈思和语）。所以，对于一个时刻以公正与合理作为思想标尺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必须对它们给予客观而敏锐的展示和批判。但尤凤伟对此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没有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进行富有创见的深度质疑。他的不少小说都带着鲜明的道德化色彩，不仅创作主体的情感取向爱憎分明，而且在叙事话语中也常常是感情的认可取代了必要的理性审视，缺乏像鲁迅那样集高度感性与高度理性于一身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辩证思维。虽然在一些作品中他也发现了民间社会中的某些痼疾，如《庞跑婆婆》中庞跑婆婆对自己“声誉”的拙劣维护，《旅游》中“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主任”老藏因为没有及时“揪出”马相义而痛心疾首，《准警员》中表弟对“警员”角色的偏执狂式的证明，《合欢》中夏发子对自己无赖秉性的展露，《圆圆的天空》中李树生对非人性的婚姻的霸权式控制，《沉默的格》中母亲与福浩为奸情而对宗德实施非人性的残杀，《山地》中光棍天亮对五爷的无赖式纠缠……但是，尤凤伟对这些人性痼疾的揭示大多只是“点到为是”，或者稍有触及便借助大量的温情性话语迅速地覆盖了其中所隐藏着的文化沉疴，或者通过道德性话语义无返顾地对其做出明确的价值消解，并没有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更具力度的追问。
事实上，这也直接影响了尤凤伟的小说在深度与力度上的表达效果，尤其是影响了他对人物内在性格的多元化塑造，使他的不少作品在审美价值上不仅过于强调了道德律令的制衡作用，也过于突显了终极命运的统摄力量。譬如，在一些中短篇里，他常常依靠是非观念十分明确的二元对立模式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和叙事的冲突，像《幸存者拾米》中古老汉与村干部的对立性冲突，《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中邹老头与儿子的冲突，《泱泱水》中弱女子七姐与以三爷为代表的赵氏家族的伦理抗争，《原始卷宗》中权力与法律的冲突，《回家》中强权政治与伦理亲情的冲突，《山地》中善良无助的五爷与无赖光棍天亮的抗争……这些冲突的双方不仅带着明显的价值标签，而且充满了道德化的伦理倾向，使人性的优劣变得一目了然，而权力——这个原本在民间社会结构中充满了各种玄奥意味的文化符码，在叙事中只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外在制约，无法让人洞悉其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运作真相。这一点，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也同样十分突出。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尽管作家也塑造了一批骑墙性的人物，但是无论是周文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李戍孟等受难者，还是范宜春、佟队长等当权者，他们之间的对立都是极端化的、没有任何抗争余地的。而且，在这种弱势/强权的对立性冲突中，体现出来的也是一种鲜明的正义/非正义、善良/邪恶、诚挚/狡诈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倾向。《泥鳅》中的国瑞、陶凤、寇兰、小齐、蔡毅江等来自乡村社会中的打工者，他们与都市人之间也同样处于这种无法调和的对立性冲突之中，而且这种对立所隐含的道德倾向也同样处于善良/自私、诚实/欺诈、纯朴/贪欲的两极状态。虽然小说也铺设了艾阳、常容容等少数带着道德良知的都市人角色，让他们试图重新找回社会的公道和义理，但他们的努力都是浅尝辄止，并不具备某种让人警醒的反抗意义。
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强权势力的粗暴性介入，为了突显那些民间弱势群体所必然遭受的悲剧性结局，尤凤伟常常不自觉地赋予了他们以命运的统摄力量，使命运成为那些无望人生的宿命性注解，将命运视为一种反抗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最终理由。在《泱泱水》中，作者叙述七姐的悲剧性结局时就明确地写到：“许多事当属该然，七弯八拐便把人赶上绝路去”。而《石门绝唱》中的玉珠，《黑河》中的父亲，《石门呓语》中的二爷，他们的人生际遇不断地出现失控，也都显示了某种隐秘命运的内在作用。这一点在《泥鳅》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对此，李敬泽就曾说到：“在《泥鳅》中，人物‘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一切都归咎于‘命运’，归咎于命运背后的社会，作家倒是轻而易举地‘批判现实’了，不过他的‘批判’是以对小人物的贬抑为代价的。”我以为，这正是尤凤伟对乡村社会背后所蕴藉的人性本质缺乏深度追问的结果，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在悲剧意义上的审美震撼力。
2.写实的还原
以知识分子的内心立场来进行民间化的叙事表达，这不仅决定了尤凤伟亲近民间、体恤弱者的精神向度，也决定了他在叙事方式上对民间话语形态的自觉迎纳。它的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写实性和传奇性的紧密融合——在明确的故事化前提下，以逼真的写实为基质，同时又崇尚内在肌理的传奇性秉赋，使话语拥有足够的情节张力，促动人们在不可思议的情境下对话语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真实信赖。但是，尤凤伟又不完全沉迷于那种纯粹的民间奇闻异事，因为他的审美意图并不是为了突出对民间文化的寻根，而是要以此来演绎自己内心中的道德关怀，传达民间生存的艰难与苦痛。他曾毫不含糊地说：“让历史认同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作为‘镜子’的文学应将历史的画面记录存真，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为此，他不断地借助自身强劲的想象力，力图在经验的层面上再现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场景，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切近民间生活的自然质色，“为历史负责，为历史存真”。
真实就是一切，拥有真实便意味着拥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这是尤凤伟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审美姿态，也是他始终坚守的叙事策略。但是，尤凤伟所强调的这种真实，并不是对各种既定观念和既定秩序的简单复述与再现，而是恰恰相反，以作家自身的精神标尺和艺术理念，在颠覆性的思维中对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场景进行全新的想象性重构。也就是说，尤凤伟是以一种反历史与反现实的精神来重建一种艺术上的真实生活，以展示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认识与反思。为了确保这种反思的合理和有效，突显反思的深刻性和力度感，尤凤伟便清醒地意识到“存真”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叙事前提。惟有叙事的绝对真实，才能凸现创作主体在社会反思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惟有叙事的绝对真实，才能使作家的社会使命和道德立场获得坚实而有效的表达。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存真”意识引导下，我们发现，尤凤伟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都不是盲从于一切生活的表象和观念，而是让叙事探入到它们的隐秘部位，以写实的方式使那些来自民间的生存之痛获得鲜活的展示。像《合欢》、《崖》、《乌鸦》、《辞岁》等作品对民间男女情爱的绝望式叙述，看似没有丝毫的理想主义气息，作家也没有动用任何浪漫性的叙事语调，而是让人物以近乎木讷的言行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但在那种极度写实的话语之中，我们却看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执著情感，看到爱与欲、生与死以种种撼魂动魄的方式缠绵在一起。虽然他们不懂得如何抒发高蹈的情爱理想，不知道如何标榜纯洁的道德品性，但他们却以乡村平民特有的质朴、专注与勇气，演绎出人性内在的不朽与生命最终的圣洁，使那些因各种道德栅栏和权力意志的强力制约而欲爱不能、欲罢不休的悲剧性生命本质，赢得了空前绝后的审美力量。
这种“为历史存真”的审美理想，在那些涉及宏大历史背景的作品（如反右系列和文革系列）中，体现得更加强劲而鲜明。因为这些作品所披露的都是一些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人生存命运的重大社会事件，是一种不能随意改写的、有着深刻悲剧意味的历史存在，它们在叙事上的真实程度，不仅检视了作家对这些历史事件本身认识的准确性，还直接体现出作品直面生存苦难、洞悉历史真相的基本品性。所以，尤凤伟在叙事上的全部努力，就是力图通过高度写实化的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将故事还原到“绝对真实”的层面上来，从而有效地表达作家自身对这种悲剧性生存境域的尖锐体察与思考。如《一九五七年的爱情》、《中国一九五七》、《回家》、《旅游》、《那年冬天在北方》、《金色河滩》等作品，倘若就其叙事的真实性而言，与任何类似的自传性作品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还原性的叙事中，尤凤伟以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手段，为那些湮没于记忆深处的民间受难者打开了倾诉通道，使他们走到历史的前沿为苦难作证，道出荒诞历史的真实情境，以及它对人性伤害的深度。如《回家》中的父亲从狱中千里迢迢地逃跑回来，不是为了保全屈辱的生命，以便在将来证明自己的无辜，而是为了在自杀前替自己的妻儿留下一份“大义灭亲告发书”。《旅游》中的马相义一直是一位与人为善的财务科长，但在那个大肆清理阶级队伍的年代，他的历史记录却被视为潜在的“敌对威胁”，为此，单位不惜花巨资暗地里派人对他进行隐秘的调查。《金色河滩》中，无论是“全无敌”派的万年红，还是“井冈山”派的齐建东，他们都自觉地扮演着真理捍卫者的角色，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导演出一幕幕荒谬的历史惊险剧。更重要的是，即使这种荒谬的历史已落下帷幕，而在人们的心里，那种敌对性的情绪还依然没有消退，所以万年红强忍着饥饿一路挣扎，结果不仅没有救下齐建东的命，反而还遭受一番莫须有的审查。《中国一九五七》更是如此。它在时间上贯穿了整个反右的历史过程，在空间上覆盖了从监狱到劳改农场整个国家专政机器的每一个环节，完全是一种全景式的历史再现。而充当这场政治劫难的见证人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周文祥，并由他而牵进冯俐等一大批正直善良的普通知识分子。它带给我们的历史启迪，并不仅仅是政治运动本身的荒谬性和残酷性，还有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品格中的诸多致命缺陷——对人生信念的极度怀疑，对内心尊严的不断放弃，对人性品质的不断降低。在谈及这部小说时，尤凤伟曾说：“在写作之初我便十分清醒，对于这一有着深刻社会性的题材而言，作品的真实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作品的基本品质。”正是这种明确的求真目标，构成了这部小说在同类作品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犹如谢有顺所言：“它用罕见的力度成功地还原了一段精神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这在当代写作中具有非凡的价值。”
事实上，尤凤伟在强调真实的内在力量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叙事形式的积极探索，而是一直在文本上进行着各种有限度的突破。我说的这种“有限度的突破”，是指他并不想使文本彻底地膺服于所有客观时空的一维性逻辑，不愿使文本结构完全归服于那种简单的线性规则，而力图在不伤害叙事真实的前提下，重建文本自身的内在功能，发挥它在艺术上的审美作用。譬如，在《中国一九五七》中，虽然所有的叙事都是通过强迫性的回忆来获得拓展，都是通过主人公在对抗遗忘的过程中再现出荒诞绝伦的生存经历，但在整部小说的四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手段都各不相同。第一部分以审讯方式，强制性地让人物进入“有罪过程”的回忆；第二部分则以背反式的日记打开人物的个人记忆，让他复述日记背后的另一种历史真相；第三部分则回到正常的历史复述中，让人物以现实身分进入顺时性的时空回忆；第四部分又变为人物有限视角的历史追述。而且，这四种不同的叙述不仅表明了人物所处的四种不同场景，以及反右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潜示着那些右派分子从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到进行各种徒劳的生存挣扎再到一步步走向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绝境这一人性溃灭的惨烈过程。同时，小说中还掺入了大量的隐喻性话语（如毒蛇等），以及幻觉、潜意识状态甚至夸张、变形的描写。《泥鳅》以国瑞的审判案卷为总纲，首先从“罪不容赦”的死刑高度将小说定位在悲剧性的基调上，然后让叙事顺着案卷中的所谓“犯罪交待”，不断地引出以国瑞为代表的一批乡村打工者在现代都市中的尴尬遭遇，从而以一种历时性的补充方式勾勒出整部小说的陷阱式结构形态。《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通过几个乡村人物各自的转述，既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于先刚的自杀行为，又将于的这种悲剧行为共同指向当下乡村社会的内部体制，尤其是那种极度脆弱的干群关系。《为国瑞兄弟善后》故意撇开国瑞生前的“犯罪过程”，而以国祥在国瑞死后向亲戚还钱的方式，既引出了国瑞不幸的命运，又道出了乡村社会中极为暧昧的人伦关系。《回家》则将父亲的政治劫难完全推到故事的背后，只着眼于父亲回家一夜的生存片断，从中撕开历史沉暗的帷幕。《凶手》在叙事表层只讲述一个奇特的现象——村民们仿照胡村长的形象堆砌了一个个用来恫吓野兽的雪人，结果却一次次被人砍掉了头颅，而那位以砍雪人头颅来泄私愤的“凶手”却在叙述中始终处于缺席状态，这无疑隐喻了民间百姓对基层社会中权力意志畏惧与愤怒的双重情绪。《爷爷和隆》、《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等作品则以人与畜的相互依赖和紧密沟通，强烈地返照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其中既有权力话语的粗暴干预，又有利益驱动下的人性失衡。
在这种写实性的还原过程中，尤凤伟还不时地汲取了民间话语中特有的传奇成分，不断地通过一些传奇性情节来改变故事的走向，增强叙事的内在张力，从而使故事洋溢着某种神秘的审美情趣。如《石门夜话》中的土匪头子二爷为了让一个抢来的女子自愿地同他上床，竟然放弃土匪惯用的暴力手段，以匪夷所思的“文攻”方式，连续三个晚上为她讲述着自己的“人生哲理”和风流故事，并成功地将她引上床来。这种“攻心”法则显然超越了人们对土匪的定势思维，而使小说赋予了传奇性质。《石门呓语》、《石门绝唱》中的土匪二爷与女人之间玄秘的情感经历，几乎是“美人勇救情郎”的传奇式改造。在《生存》中，为了两个并不重要的敌军俘虏，以赵武为首的全村人不但忍饥挨饿，提心吊胆，最后还搭进了数十条人命。《诺言》中的解放军与还乡团之间所进行的各种较量，同样也是诡异多端、神秘莫测。《远去的二姑》和《姥爷是个好鞋匠》更是让人物以瞬间的抉择来展示出平庸生命中所蕴藉的巨大的不朽与辉煌，尤其是那位一生都生活在屈辱中、永远也直不起身体的驮背姥爷，在悲壮的死亡中却将自己的身子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生命通道》中的日军军医高田与中国医生苏原联手，在道义与良知的感召下，用自己的智慧和医术发明了一种“生命通道”，在日军的枪口下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爷爷和隆》、《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则通过人与牲畜的频频交流以及牲畜对人性的通晓来演绎人的悲悯境遇。《黑天气传略》中的黑天气身材高大无比，智力却平庸异常，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完全就是一种民间传奇的现代翻版。值得注意的是，尤凤伟所动用的这些传奇因素，并不只是为了增强叙事的吸引力，而是为了有效地突破庸常生活的假象，道出他们的人性本质和内心的巨恸，突出小说的悲剧内涵。它不仅体现了作者罕见的想象能力和巧妙的变异手段，还透视出作家对现代叙事技术的谙熟。
然而，“真诚究竟能走多远？”这是尤凤伟面对写实化叙事策略的一种自我诘问，也是他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一种叙事困境。当他以强劲的写实方式，使自己的作品在真实层面上获得了罕见的审美统慑力之后，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还原性的叙事，同样也给尤凤伟带来了某种潜在的制约。这种制约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阻遏了尤凤伟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在叙事上进行多向度探索的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的叙事才能的全面发挥。事实上，从那些在文本形式上带有突围性质的作品中，我们已看到了尤凤伟相当广阔的叙事才能，也能清楚地判断他对各种现代叙事技术的驾驭潜能，只是因为“真实”的需要，因为作家对“真实话语”的绝对信赖，以及对民间话语形态的过度依恋，才使他自觉地规避了某些有可能阻碍读者欣赏习惯的现代叙事手法。其实，这也体现了尤凤伟在创作理念上的某种误区，或者说审美理想上的某种偏执。卡夫卡、乔尹斯、福克纳……无数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作家，同样也以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新叙事方式，展示了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艺术理念的局限，还导致了尤凤伟的不少小说很难具备更为深邃的审美内蕴，尤其是在文本形式上，丧失了多元化的隐喻功能和较为广阔的解读空间。除了像《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爷爷和隆》等小说带有某种寓言倾向之外，尤凤伟的小说在审美意旨上大多都具有明确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判断，很少有作品能让人从不同角度解读出不同的审美意味，更难以从文本形式上品味出丰富多样的审美信息。
二是阻遏了创作主体内在灵性的超验性发挥，影响了他的叙事话语向更为灵动的审美境界延伸。虽然尤凤伟也不断地动用一些民间传奇来改变叙事对经验和常识的纯粹依赖，但就作家艺术智性的自由升发而言，显然还承受着写实化审美原则的强力制约。所以，尤凤伟的叙事总是显得异常的凝重，质朴，饱满，很少有诗性的空灵成分。他总是通过“以重击重”的叙事方式，在正面碰撞中直接展示平民生活的沉重与悲怆，而不是借助“以轻击重”的方式，在饱含智性的话语中轻轻撕开人物内心的疼痛。我一直觉得，灵性的话语应该是现代小说必备的气质之一，它虽然会使叙事呈现出某些超常规的景象，但是，它却能让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内部细节变得熠熠生辉，并带动整个小说向广袤的诗意空间飞翔，使那些沉重、悲怆的精神意蕴拥有某种特殊的审美质感，变得更加亮丽而丰沛。这种叙事话语，犹如卡尔维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尖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像磁场中的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但是，这种极度轻盈的话语，却能以飞翔的姿态慢慢地呈现出深邃而凝重的思想内涵，犹如海明威所说的“冰山原理”那样。而这，在尤凤伟的小说中显然没有更多的体现，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凝重有余而轻逸不足，情节铺排极满，而空灵背后的简约之力相当匮乏。
3.人性的复苏与挣扎
如果从叙事内容上看，尤凤伟的小说基本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生活的一些重要历史过程，完全可视为一部潜在的民间生活绵延史。但是，尤凤伟的目的显然并非仅仅为了强调这种创作的历史品性，而是希望在这种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观照下，全面审视普通百姓在不同历史境域中的生存状态及其内在的精神秉赋。尤凤伟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迅速穿透任何厚重的历史幕墙，将一切历史和社会的悲剧性冲突精妙地融铸在人物的个性与命运之中，并以人性内在的尖锐疼痛来演绎深广的社会背景。
所以，在尤凤伟的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苦难与不幸都超出了纯粹的个体生命自身的局限，他们的劫难、无助乃至死亡，都穿越了自身精神和肉体上的缺陷，呈现出许多惊人的韧性品质与深厚的历史文化指向。譬如《远去的二姑》中的二姑，面对的就是一种民族道义与女性尊严的两难选择，她以个人的贞操换取了道义上的荣耀，却又因此而毁灭了自我生存的尊严和勇气，所以她只好以自杀完成自己一生的救赎。《姥爷是个好鞋匠》中的姥爷，虽然因身体的残疾而一直生活在悲苦与屈辱之中，但他内心的是非道义并没泯灭，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了日寇一次惨痛的打击，从而以生命作为赌注，将自己还原成一个精神上高大无比的完美英雄。《五月乡战》中的高家父子始终处在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之中，但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却以自身的生命共同完成了另一种民间生命的辉煌史。《诺言》中的李朵以亲情乃至自身的生命作为赌注，实践着自己对易远见的承诺。虽然历史冲出了易远见的预设轨道而最终背叛了他的诺言，但李朵的死在易远见的内心依然竖起了一道人格的丰碑。《生存》里的村长赵武和《生命通道》中的苏原虽然没有死得那么辉煌，甚至还有些不明不白，但是他们同样以种种绝望式的挣扎，表达了一个普通百姓异乎寻常的信念之力，在不动声色中显示出神圣的精神人格。这种人性内在的高迈与圣洁在尤凤伟的一些爱情小说中表现得更加怵目惊心。如《辞岁》中的六婆以她特有的宽阔胸怀和超越一切世俗怨仇的气度，不仅挽救了豆爷那颗绝望的心，还使他重新找到生存的勇气与爱的力量。《合欢》中的财主夏世杰与吕月宁愿以双双殉情自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强权现实的反抗与不满，也不愿在苟且中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乌鸦》则借助乌鸦的反复鸣叫来催发田三月心中的道德谴责，让他在诺言与反诺言的相互撕扯中，承受着本能欲望与伦理价值的尖锐冲撞，直到最后精神崩溃。《崖》中的老秋虽然没有与小灯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但这个全村惟一叫他“秋哥”并使他赢得全部生存尊严的小灯，却成为他倾心所恋的“生命之灯”。所以小灯跳崖而死之后，老秋便在欲诉无门的极度痛苦中不断地将自己的羊群赶下山崖，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生存理想遭受毁灭之后的绝望。《泱泱水》中的七姐面对三爷的一次次追问和威胁，直到临死前也不肯透露儿子的亲生父亲曲路，她不是担心曲路可能因此而受到迫害，而是她不想让自己的这份隐秘情感因出卖而受到亵渎。在这些人物中，我们看到，尤凤伟总是牢牢扣住民间社会中那种特殊的、近乎偏执的坚韧与执著，将他们的性格不断推向某种极致化的境界，从中演绎他们承受苦难的内在力量，以及卓而不凡的灵魂品质。
倘若就存在本身而言，疼痛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正如《俄狄浦斯王》中的最后一句台词所言：“在还没有跨越生命的大限之前，在还没有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之前，没有一个凡人敢说自己是幸福的。”但尤凤伟显然不是为了表达这种终极意义上的存在之痛，他更多的是通过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们在求存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心之痛，以及他们在这种疼痛中的反抗与挣扎，来激活他们极易被人忽略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灵魂深处许多非同凡响的人性品质。像《原始卷宗》、《幸存者拾米》、《凶手》、《圆圆的天空》、《山地》以及《回家》中的主人公，虽然不断地遭受各种权力体系的盘压和威胁，但他们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格操守，与那些反道义反伦理的强权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即便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即使像《沉默的格》中残障而幼小的格，同样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了对原欲与罪恶的惩罚。在这些人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执拗，是一种与主流社会左右逢源式的生存准则完全相反的人生信念，是一种远离了狡猾、虚伪、阴险、中庸、善变等反道德化的率真个性。他们似乎都有点“认死理”的性格逻辑，但正是这种代表了正义与公道的“死理”，显示了他们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而《老安的咏叹调》、《失去的山楂林》、《庞跑婆婆》、《乘车而去》等作品中的人物对人性的自我拷问，虽然处处显得无奈而又无望，潜藏着各种难以言说的隐秘之痛，但在叙事话语的背后，也同样喷薄着令人敬畏的人性之光，映现出许多超越常人的伦理操守和价值信念。在“石门系列”中，尤凤伟更是完全沉浸在生命的隐秘部位，沉浸在人性中“不可启齿的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写生命中理性与感性的博杀，欲望与道德的博击。写奔腾于血液中最原始最有力量的因素。写生命的执拗。”于是，我们看到，《石门夜话》中的二爷、《石门呓语》中二爷的新夫人珠、《石门绝唱》中的玉珠，都以种种不可理喻的方式盘旋在道义与欲望的隐秘地带。在那里，他们或说或唱，辗转徘徊，左冲右突，顽强而又执著地敲开对方的人性之门，激活对方的生命情感和种种非理性的本能欲望，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
这种人性的复苏与挣扎，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几乎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在这部小说中，尤凤伟将历史的灾难不断地化为人性的自然冲突，使残酷无情的政治压迫不停地演变成活生生的人性搏杀，然后又通过不同人性的相互搏杀来反推历史自身的不幸。在这种人性的相互搏杀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淫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摧残，也不只是右派们对自身在罪与非罪上所进行的抗争，因为这些问题早已借助革命的霸权话语在专政机器的直接干预下，迅速地将他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阶下囚。我们所看到的最为惊心动魄之处，是一群又一群在一夜之间因言获罪的右派们，如何在“改造”中展示自己的内心品质，尤其是当肉体的饥饿与死亡随同精神的极度箝制一起袭来时，他们，作为一群活着的人，是如何面对这一切，进行着从群体到个体的人性搏斗。尽管尤凤伟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三类人物的人性取向：一类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为代表的永不屈服的抗争者，一类是以周文祥、苏英、吴启都、陈涛等为代表的委屈求存的软弱者，一类是以高干、张克楠等为代表的权力的帮凶者，但是作者选取的叙述立场，却是站在周文祥这些带有中间性质的人群中。这无疑既确保了整个叙事的合理性，又确保了整个叙述的客观性——因为对于冯俐他们来说，“反抗即死亡”的政治强权不可能给他们以言说记忆的机会，而让高干等人来复述这种记忆，显然会远离历史自身的真相。同时，尤凤伟选取中间人物来承担历史记忆的修复者和还原者，还有着更深的人性意义。由于反右运动的实质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以“改造”作为人道主义的幌子，通过赤裸裸的非人道的专制手段，直接对自由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和记忆的双重清洗，对他们的生命与尊严进行强制性的剥夺。在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威胁下，右派们不仅出现群体上的分裂，也同样出现个体自身的分裂。尤凤伟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情怀，既颂赞了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抗争者永不低头的高贵品质，又接纳了周文祥、苏英、吴启都等人软弱的精神面貌——尤其是他们在人性上所体现出来的自我分裂和挣扎，具有十分深邃的精神质感。一方面，他们面对各种恐惧与威胁，小心翼翼地寻找自己的生存智慧，有时甚至不惜放弃自身的伦理原则和人格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决不放弃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决不出卖做人的良知与道义。在这种存在的两难境域中，他们不断地进行着全方位的人性搏杀，与自己，与同类，与那些政治强权者，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事实上，整部小说对人物精神的丰富性表达，也正是体现在他们所承受的这种剧烈的人性撕裂中。
《泥鳅》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国瑞为代表的一群打工者们，他们没有必需的专业技能，没有圆熟的世态眼光，他们游走在城市的各个缝隙，只想凭自己诚挚的劳动和善良的愿望谋取一份生存的位置，但喧嚣的都市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滑入各种欲望的陷阱之中，成为一种彻底的命运失控者。因此，蔡毅江由受辱者而慢慢变成一个复仇者，寇兰不得不忍受着一次次被蹂躏的处境，小解在受骗中艰难地还债，陶凤因欲望的引诱与洞吓而变疯，英俊魁梧的国瑞先是沦为富婆的情人和“鸭子”，继而又被高干子弟三阿哥成功地利用，成为他们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替死鬼。尽管小说也写活了吴姐、龚玉等一批特殊身份的人物，但就其审美内核而言，无疑是全力展示了当下现实中独特的打工群体的生存尴尬与内心困顿。他们想摆脱被利用和被奴役的命运，但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眼光；他们想恪守内心中的那份尊严，但又不得不时时承受各种屈辱性的非难；虽然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这个欲望时代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却以自身苦难而不失道义的生命，对那些知识者、权利者进行了无情的嘲解和有力的反讽。
为明确的信念而活着，并活出人生应有的尊严和道义来，让生命闪烁着恒久的高贵品质，这是尤凤伟在创作中一直恪守的审美理想。他以浓厚的体恤情怀，在不断还原苦难生活的各种场景中，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再现了生命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并使我们深深地理解到，疼痛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对抗存在和超越死亡的巨大力量。
4.结语：重返知识分子的职守
海因兹·迪特里齐曾说，面对人类和人类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阵营已无可挽回地出现了“溃败之势”。这种溃败之势，在我们当下的欲望化现实中，却变得尤为剧烈，特别是面对权力意志和物质利益的双重褫夺，“其机会主义和投降行为如倾泻的雪崩。”它所导致的结果，便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很多知识分子“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以至于在今天，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已普遍羞却于提及道义、良知和尊严价值等这些人类永恒的品质，羞却于从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角度来进行自我生存意义上的追问，甚至羞却于袒示自己内心深处苍白的精神质地和浮泛的灵魂状态。他们总是沾沾自喜地对别人指手划脚，却从没勇气对自己进行精神体检，没有勇气对一切既定的历史秩序进行富于创建的质疑，更没有勇气在“自剖”的层面上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立场。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幸，也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潜在危机。尤凤伟显然已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并对之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抗，这在当代写作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尤凤伟的艺术追求，与我们这个时代异常浮躁的文学征兆显然是不相符的。这种不相符，是由他内心中所无法释怀的知识分子立场所决定的，也恰恰证明了尤凤伟对自身独立精神空间的顽强维护。他自己曾说：“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别人视为浅薄的危险也不改初衷（真是没救）。正由于觉得‘责任’在身，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总惦记着作品的社会性，着眼于那些对中国人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方面。”因此，尤凤伟的小说虽非尽善尽美，但是他那稳固的内心立场，恒定的审美目标，浓郁的忧患意识，热切的拯救愿望，以及对知识分子角色与使命的自觉张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珍贵的品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继承的是荒诞的历史，这历史中混合了堕落的革命，误入歧途的科技，以及陈旧的意识形态。作为这个背谬历史的继承人，我们必须以鲜明而强劲的精神膂力，来重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重塑每个个体的人在历史承诺中的职责和使命。尤凤伟的全部写作，就完整地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这种使命和责任。别尔嘉耶夫在评价别林斯基时说到：“对他来说，文学批评只是体现完整世界观的手段，只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同样，对尤凤伟来说，写作也只是体现他的人生理想的一种手段，是他为了自己所认定的道义与公正，而进行不懈抗争的一种手段。
没有责任感的写作是可怕的。将责任定位在怎样一种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以何种方式来艺术地传达它，将决定一个作家最为基本的精神品质和全部的内心修养，也预示着他的创作将有可能抵达的某种精神深度。尤凤伟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强调自身写作的责任感，并非为了获取某种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合法身分，而是明确自己坚持知识分子职守的精神立场，以及对民间社会深切关注的终极目的，表明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和救赎情结。萨义德说：“在世俗的世界里——在我们的世界，经由人类的努力所制造的历史世界和社会世界里——知识分子只能凭借世俗的工具；神启和灵感在私人生活作为理解的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但在崇尚理论的人士使用起来却成为灾难，甚至是野蛮的。的确，我甚至要说，知识分子必须终生与神圣的幻景或文本的所有守护者争辩，因为这些守护者所造成的破坏不可胜数，而他们严厉残酷不容许不同意见，当然更不容许歧异。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在我看来，这段话是对尤凤伟反潮流式写作的最好注解。
文／洪治纲（文学博士，一级作家，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SEQUENCE·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一
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区有个草庙子胡同，就像重庆人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一样。将其相提并论自会使人想到前者与后者一样不是个温柔瑞祥之地。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这座胡同的24号大院是他们关押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地方，后来当了副总理的薄一波和当了北京市长的彭真都曾在这里被关押过。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北平，他们在这里关押政治犯人。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这大院也做了同样的用场。一条不起眼的胡同被历代统治者都委以重任，使人想不通这地场究竟有何玄妙。说起来这里实在是普通而普通，寻常又寻常的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即使走到近前都不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凶险地。胡同里人来人往，大门口没有岗哨，墙上没有电网，从敞开的大门看进去与许多北京人的住处没有任何区别，可当你走进去，再拐上一两个弯，你就会感到气氛不对了，你脑袋里会一下子跳出两个字：监狱。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这座赫赫有名的草庙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是西方人过的圣诞节。苦难从这个日子开始使我终生都对主难以产生亲和，尽管我知道这没来由，可当没来由的灾祸突降于身时你迷乱的思绪也只能没来由。我没有查过中国当年的历书，那个飘雪的寒日当是冬至的前后日。冬至——冬天不期而至。而对于我，长达二十二年的人生严冬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我被关进24号牢房，犯人代号是28611。
我不想对牢房多做描写，古今中外描写牢房的文字已经够多，况且牢房就是牢房，不是家居、旅店和宾馆。不要奢望牢房会给你的生活带来舒适和安定。但我发现这间关押我的24号牢房有些特别：只有门没有窗，像一座洞窟。这不由使我想到了大仲马笔下的巴士底狱。头上亮着一盏狱灯，很昏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犯人坐在一个从墙这头通到另一头的大通铺上吃饭。这时已快吃完了，因为犯人们正在进行吃饭的最后一道工序——仔仔细细舔自己的碗。来了新犯人他们俱无动于衷，只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仍然干自己的事。只有一个四十岁模样的长脸犯人认认真真地打量着我。我也看看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眼睛很有神。看了一刹他开口问道：刚来的？我点点头。他又问：姓名？我答：周文祥。他再问：从哪儿来的？我说K大学。这时所有的犯人便一齐把眼光瞅向我，似乎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让人留意的怪物。正诧异间，长脸犯人开始向我自报家门，说：我姓崔，大伙儿叫我崔老，是这牢里的头儿，以后有事就问我。介绍完自己，他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摇摇头。他指指通铺示意我坐下，便冲门高喊报告。一道亮光从靠走廊的那面墙上射进牢房，就像刺入黑暗世界里的一把剑。我发现那是开在墙上的一个喇叭形的洞，外窄里宽。不久一张脸在外面挡住射进牢房里的光。我认出是那个刚把我送进牢房里的管理员的脸。他尖声问有什么事。喊报告的“崔老”说新来的犯人没吃早饭。外面说：派个人去打。洞门关了。一会儿铁门开了。崔老指指通铺上的一个小个子犯人说你去吧。被指定的小个子犯人像拉肚子跑茅房般蹿出牢门。铁门又重新关闭了。进屋时间稍长眼睛便适应了昏暗的环境，我看清这是由两小间连成一大间的监室。贯通屋子的大通铺是土垒成，我觉得叫炕更恰当些。炕上铺着席子，靠墙那面一个挨一个摆着铺盖卷，整齐划一。刚吃过饭的犯人坐在各自的铺盖卷前，坐的姿势也同样整齐划一，打眼一看，活脱脱是一拉溜秃头和尚在打坐。也许正缘于有了这种初始印象，后来我只要看见了庙宇便会想到监狱，看见和尚又会想到犯人。其实这类比是很荒谬的，这两者形似而神不似：和尚是为信仰而磨炼自己，犯人是接受惩罚而坠进无边苦海。
铁门再次开启，刚出去的小个子犯人为我打来了狱中早饭，放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这份饭立即吸引了全牢房犯人的目光。我打量一下我终生都难以忘记的头一顿狱饭：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米面窝头，一碗成分同样是玉米面的稀粥，一小块咸萝卜。崔老指指说老周你吃吧。老周？我不由一怔，以为是说别人，可当明白老周就是我时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当然我不是说在这之前我的心情有多么好，自从被批判被打成极右后心情就没有好过，而今天被逮捕进了监狱则心情更糟。但此时此刻的一声“老周”使我在意识中明确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的青春已被关在铁门之外，离我而去了。我不再是“小周”、“周文祥同学”、“花和尚”（同学给起的外号），而成了“老周”以及28611，我成了灰蓬蓬犯人族中的一员。为此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情绪占据了我的心，使我的心一阵一阵的刺痛。当崔老好心催促说老周趁热吃吧，我竟然冲他吼叫起来：我不吃！不吃！崔老惊讶地看着我，别的犯人也以同样的神情紧盯着我，一时我被盯得有些慌，心想不吃还违犯了狱规了么？中文系一位讲师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后发现抓错了，放了。这位讲师在讲课时经常谈他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他说人无论如何不能“犯事”进监狱，进去就不是个人了，管监的把你当畜生看待，而那些“牢头儿”狗仗人势更邪乎。联想到刚才为我打饭的小个子犯人对崔老那副屁颠样子，我寻思是不是由于我忤逆了崔老才有犯众怒的？我不吭声。崔老和众犯人还紧盯着我。崔老问一句：老周你不吃了吗？我说不吃了。他又问一句：老周你真的不吃了吗？我还说不吃了。他紧接着再问：老周你确实不吃了么？我被问糊涂了。反问道：难道不吃不行吗？这时崔老脸上露出笑容，说没什么不行。遂朝打饭的小个子犯人做个手势脸却冲着大伙说：分了吧。就见个个脸上都绽出喜色，刚才盯我的众多目光又呼啦啦转向了小个子犯人。这时小个子犯人已雷厉风行遵照崔老的吩咐着手分我那份饭了。分饭的过程我两眼瞪得圆圆的，惊诧不已，不是我初来乍到少见多怪，而是这过程实在离奇，那不是分一份粗劣的饭食，是在分金、分银、分珠宝。小个子犯人将窝头按照犯人的数目掰成麻雀蛋大小的小块，一块挨一块摆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接着再用一块瓦片将咸萝卜条切成同样数目的小块，摆放在每块窝头的前面。之后小个子犯人退后几步，仔细端详着各份额是否分得均匀。不是尺卡秤量，手眼操作自然会出现偏差，于是他就再做比较，从大点的掐下些补充给小点的。调整过后再退后端详，直到他觉得差不多了，方把眼光转向崔老。崔老又向大伙征询：可以了吧？一个浓眉犯人朝大伙挤挤眼，说句：爷俩比鸡巴一个吊样哩。大伙一齐笑了。崔老说拿吧。大伙就各自拿一份丢进嘴里，香甜地咀嚼着。但这并没完结。接着又分玉米粥。分稀不及分干的方便，大伙拿出刚舔净的碗，一拉溜摆在木板桌上，小个子犯人用小勺将粥舀进每只空碗里，分过一轮后尚有些剩余，接着再分，这次就是半勺了。分完后小个子犯人将空碗递向崔老，崔老说你舔了吧。小个子犯人脸上立刻显出受宠若惊的神色，极其神速地将舌头伸进碗里舔将起来。事实上别的犯人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受用了自己的那一份。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入狱头一天所见的一幕。
这一幕令我不寒而栗，也令我震惊与困惑：在这个罪恶之地，在这些犯了罪的人中间，为何能如此自觉而严格地遵循着一条公平的准则？须知这一切在狱外世界里也并非被所有人认同与施行，更不会做得如此一丝不苟。总之，这是我在监狱这所大学里上的头一堂课。
“28611起来！”
我是在梦中被人吆醒的。都说犯人在狱中的头一个夜晚无法入眠，而我在经过一番辗转反侧后竟睡过去了，还居然做了梦。看来嗜睡和多梦是注定要伴随我一生了。我是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一说法的。白天冯俐不断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担心她不知道我已被捕仍将写给我的信放在传达室里，这将对她不利。我就在梦里见到她，但没对她说起信的事。而且连自己被逮捕这一事实都忽略了。我和她一起爬山，山很高很荒凉，光秃秃一幅冬天景象。冯俐在我的前头，她爬得很快，不一会儿就把我拉下一段距离。她停下脚，回过头朝我招手，让我跟上，我很焦急，很想立刻撵上她，可觉得两腿像绊了绳子，怎么也迈不开，这愈发使我焦急……我十分疑惑的是在我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这个梦境竟然无休止地重复，不断地和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爬山，又总是行进艰难爬不上山顶……
“28611起来！”
我睁开眼，只觉得满眼陌生。这是在哪里？是谁喊28611？28611是什么玩意儿？狱灯亮着，显得比白天亮些了。屋子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即使这样我还是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直到我看到那位姓庄的管理员（他的姓是崔老告诉我的）和一名提盒子枪的武警战士站在敞开的铁门处，我梦游出窍的魂魄才回归于身。这是提审。白天崔老已经提醒过我：这座看守所习惯在夜间审讯，新来的犯人又大都在当晚初审。崔老说知道这规律很重要，否则黑下冷丁被持枪的警察拉出去会以为要被秘密处决。也确实有犯人不知底细被吓傻了的事。
我一个鲤鱼打挺从被窝里弹起，又跳到地上，从一双挨一双的鞋中间认出自己的那双穿在脚上。监房里极其安静，这么大的声响都没使睡在炕上的犯人动一动。好像炕上摆着的不是活人而是一拉溜僵尸，这景象使我惊惧不已，使我不知所措。走出牢房门，铁门在身后关闭。
我的管辖权即刻从管理员移交给武警战士。他押着我从走廊走到院子。头一个感觉是冷，出奇的冷，冷得浑身打战。我立刻后悔没穿那件带进狱中的呢子大衣。大衣是考入K大后回家过第一个春节，临走时父亲把它披在我的身上，说北京的冬天冷用得着。今早当我知道将被逮捕晓得今后确实用得着便穿在了身上。这一着使我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劳改时光中大受益处。因头一次受审我不晓得去审讯室的路径，而且按规定犯人不能走在押解人员的后面，我只能依照武警战士在身后发出的“向左”、“向右”的口令，在一幢幢房子间穿行。这些房子大都有灯光溢出，我知道皆是监房。监房里的长明灯如同它的名字永远明亮，人间最黑暗的地方却亮亮堂堂。深夜的牢狱大院寂静无声，人间的凶险地竟似温柔之乡。说起来世事真是荒诞不经，可叹又可笑。就这么我在武警战士的口令下一步一步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是一幢独立的平房，里面坐着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一个四十几岁，圆胖脸，胖人显和善。他是审讯员。另一个二十刚出头模样，是书记员（他们的职务分工是审讯后知道的）。
进屋后我站在地中间，他们不理不睬仍旧看桌上的材料，就好像眼前没我这个人。我不知所措，时间愈久心里就愈慌。不知过了多久，五分钟？十分钟？圆胖脸审讯员才抬头打量我一下，然后指指我身前的一把椅子。我会意，走过去坐下了。
心弦放松后我才觉出屋里很暖和，原来屋角生着一只火炉。暖和使我想起押我来的那个武警战士，他没进屋，留在门外站岗。为什么不让他进屋里呢？他穿得很单薄，站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里肯定会冻得够呛。我想着实在不该我想的事情时审讯就开始了。审讯员先叫一声我的名字，我没应声（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叫你必须答到。我说是。他说周文祥。我说到。他说周文祥你已经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批准逮捕，希望在案件审理期间能很好地配合我们，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听明白了。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一下子想起崔老白天口中念叨的那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话虽不是冲着我的，可我明白是说给我听，对这话他没做诠释，含义却一清二楚。我心领他的好意但并不觉得可取。起码对我如此。我很清楚自己的问题，说我是反革命完全子虚乌有，我不认为有什么罪，无罪便无须隐瞒什么。坦白和抗拒都谈不上。
审讯正式开始：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日？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他们的年龄职业政治面貌？
父亲周峻青，五十八岁，在烟台当店员，群众；母亲周彭氏，五十六岁，理家，群众；大哥周文起，二十八岁，工人，群众；二哥周文来，二十六岁，工人，群众；姐姐周文娟，三十二岁，教师，共产党员；弟弟周文吉，二十岁，在校学生，共青团员。
主要社会关系？他们的职业、政治面貌？
大叔周峻山，原籍务农，群众；小叔周峻杰，原籍务农，群众；大姑周峻英，原籍务农，群众；大姨焦彭氏，原籍务农，群众；小姨彭玉敏，军人家属；舅舅彭玉泉，原籍务农，基干民兵。
个人履历？
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一九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后考入K大学。
婚姻状况？
未婚。
未婚妻状况？
我诘住了。眼前现出冯俐俏丽的身姿和面容。我的心像叫针扎了一下，随之一抹悲伤惆怅的思绪从心底泛起，扩散向全身。我知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界限的，朋友、恋人、未婚妻、夫妻……就像一磴一磴台阶，各有各的位置。应该这么说吧，在大学的三年间我和冯俐的关系是一年一个台阶向上攀登，去年春节期间各自将对方的照片带回家让家人过目，双方家人俱表示赞成，而且我俩已将明年的毕业分配与今后的婚姻联系在一起，但——又正如《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社论《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的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我成了现行反革命，成了阶下囚……
我没有未婚妻。我回答。
下面开始交待你的问题。审讯员说。
开始了。我在心里说。
开始前我想再提醒你一次：如实交代问题，这样才有出路。审讯员说。
如实交待问题，这样才有出路……我在心里默念着审讯员的提醒，对这种提醒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反右初期的大会小会帮助到打成极右后的大会小会批判，这种话我听得多多，可谓如雷贯耳，有苦口婆心者说得情真意切，有恨铁不成钢者说得义正词严，于是我就交待交待再交待，一直交待到沦为阶下囚，而如今仍一如既往地有人为我指“出路”……
是。我说。
你说说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天都干了些什么？审讯员目光霍霍地看着我，书记员也抬头紧盯着我。
我被问愣了，瞪大了眼。本来对审讯我是胸有成竹的，这几个月来，我的问题就像庄稼人捣粪似的被捣来捣去，早已烂熟于心，不怕问。但是……
说说这三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回答不出，心里充满疑惑：这三天怎么啦？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单单问这三天？他这么问，就证明了这三个日子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可我一下子无法从过去的日子里回忆起这三天干了什么。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过去的日子就像一副翻扣着的扑克牌，我做不到按别人的要求从里面抽出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或者几张牌。我真的做不到。
你为什么不回答？审讯员问。
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能实话实说。
审讯员的脸绷了起来，很白皙的面皮在灯光下兀地紫黑了，就像一个白萝卜在碗里蘸了酱。
他冷笑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实话对你说了吧大学生，我们是不怕你不交待问题的，当然，不交待就不好判你的刑。可你不交待我们也不能放，不放就老关着，老关着就是无期徒刑。国家尽管不富裕，可打扫一下囤子底，也够关你一辈子吃的。我说的话你明白不明白？
我说明白。
他说明白就赶紧交待问题。
我说您问的是哪几天的事情呢？
他重复说了一遍。
我苦思冥想，最终摇了摇头，说：这几天我真的没办法记起来……
记不起来了？那就好好回忆一下，现在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审讯员说着看看表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我开始回想。什么叫开动脑筋绞尽脑汁？我这时就是。我没有抵触情绪，当了犯人，接受审讯是天职。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断定这三天与我的问题肯定有重大干系。因此必须认真回忆，做出回答。于是我苦思冥想，边想边默念着那三个倒霉日子。可能是心理过于紧张，也可能是回忆不得要领，到审讯员掐灭烟头时我仍然茫然如初。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抱歉地望着审讯员。
这怎么可能呢？审讯员摇摇头：真奇怪。
是真的。我说，我不想隐瞒。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们。审讯员说。我听出他的话音有些冷，让我禁不住打了个战。
带走吧！他朝门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么审讯刚开头就结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达旦的准备，甚至包括受点皮肉之苦。却不是，就这么草草收了场，这确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愿，就像在这审讯室里没呆够似的，这心理够古怪的。
缅怀往事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说），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这个范畴。我不老（才二十出头），也没有辉煌的业绩（连学业都未完成）。我没有这种资格，而理应畅想“将来”的我却必须对“既往”进行回忆。不，回忆这字眼可有点轻描淡写，确切地说是反省、是坦白。一连几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图从记忆中寻觅出审讯员想知道的那三个日子，可硬是办不到。我回忆不起来，那三个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无踪影。然而却有另一个日子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沦为阶下囚之日，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将我从K大拘走的那一幕：
从时令上说那是一年中最漫长的夜。六点钟起床时宿舍外面的校园还是一片漆黑。后来我不再相信人所谓的预感与直觉。如果有，那个早晨就不会厄运临近而我还像惯常一样的从容消闲。我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偎几分钟被窝，当别人洗刷完毕我才懒洋洋走进盥洗间。盥洗间的破损窗户对着大办（大学办公室）的方向。如果稍稍有些警觉，我应当看到大办窗户异于往常地亮着灯光。也应当听到大办楼前有汽车开来的声响，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脸，一点也不知晓祸事已直逼眼前。走出盥洗间在走廊里我被两个人拦住。走廊灯光昏黄，我的近视镜撂在宿舍里，眼前黑影幢幢，好容易才辨认出他们是系党支部书记范宜春和副支书孟广琦。孟是我同年级同学，虽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开口说话，他要我立刻到大办去一趟。他的声音极其平淡，可传到我耳朵里就像炸了一个雷。坏事了，我心里说。这几天已听到这样的传闻：国家机关，文教单位和新闻界的许多右派被公安机关逮捕，难道……没等我回过神来，孟广琦将一张字条递给我，我赶紧贴在眼皮子底下看，上写“周文祥同学有事请到大学办公室一谈”。下面骑着鲜红的图章。坏了，真的坏了，我的心怦怦跳动。我已断定灾祸临身。字条是昨天写的，孟广琦和我住邻室，如若是一般的事，他完全可以在头晚把字条交给我。即使昨晚忘记了，今早也用不着这么两人拦截如临大敌。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问范、孟知不知道找我谈什么事？两人齐答不知道。可我断定他们是知道的，说不知道完全是胡说。一场反右使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说谎。孟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时宿舍的学生陆陆续续往食堂里去，看到范、孟两书记和我在走廊里的阵势自会猜到几分，也不显多少惊讶。反右斗争也使大家都经了风浪，无论再出现什么事情也不会大惊小怪。这时在楼梯的黑暗处响起一串铁勺敲饭盒的声响，接着是一声吆喝吃饭喽——我心里打个怔，一下子被提醒。我问范、孟能不能先吃饭再去，这次他们没一点含混，说不行。我觉得憋屈，说我要上厕所。孟不客气地指出我起床后上过厕所（这就证实了我的行动一直在他的监视之中）。我说我肠胃不好拉肚子。两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我说我真的拉肚子。我不再理睬他们，径自朝走廊头上的厕所走去。尽管我不回头可我清楚他们跟在后面。我走进厕所，赶紧找一个茅坑蹲下。我不否认我对范、孟两人说拉肚子是说谎，问题是一经蹲下就有了排泄的欲望。是拉稀？拉稀是我们那儿形容人遇到危难事的怂包形状。我不由感到沮丧和自卑。大难当前我一下子窥见了自己那一缕懦怯的神经。哈，怂包蛋周文祥，今日你也拉了稀，我恨恨地嘲弄自己。这嘲弄完全是为自己壮胆。拉稀归拉稀，但我却没忘记拉稀之外的大事，那就是销毁“罪证”。我从门缝向外瞅瞅，范、孟两人没跟进厕所，我便赶紧行动，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起来的信纸。这信纸是冯俐写给我的，自从我被定为极右派冯俐不断地为我鸣冤叫屈，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为此受到她所在外语系党组织严厉的批评，警告她如不和我彻底决裂将步我的后尘。我自知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不能让她和我毁在一起，便提出与她断绝恋爱关系，分道扬镳。她非常固执，既不理睬系党总支的警告也不采纳我的忠告。我拒绝与她再见面，她就不间断给我写信，放在传达室窗口等我取。平时收到信看过便销毁了，只有最近这封还保留着。我将冯俐的信撕碎丢进便坑里，以这种方式“践踏”过爱情我心中方感到慰释。我被范、孟两书记带出宿舍楼天还没完全亮，东面天空透出的青光与宿舍楼窗子透出的黄光融合一处，这是我熟悉的校园晨光。
可今天这校园晨光让我感到光怪陆离，感到充满欺诈和险机。气温很低，尽管我已经像有经验的犯人那样将几乎所有衣裳穿在身上，可还是冷得不行。校园里人影幢幢，有的在晨练，有的走向食堂吃饭，一切俱与往常无异。朦胧晨光中没人注意到我和跟在后面的范、孟。我一路向大办走去，就像我在为范、孟两人带路。从宿舍到大办大约有四五分钟路程，虽短却是我人生旅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路程。什么叫穷途末路？这就是。也许那时我的精神已经麻痹，整个人已变成了无魂无魄的行尸走肉。快到大办楼前时我兀地感到了紧张，是紧张不是恐慌。我看见有几辆轿车停在空地上，周围走动着许多穿棉大衣的人，我认出他们是学校保卫处的，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们曾扮演“激奋的学生”卡过我的脖子。昏暗中我认不出他们的脸却能认出他们膨胀着强蛮的形态。现在他们已用不着扮演什么了，已堂而皇之进入自己的角色。他们向我包抄围拢。这就是周文祥，范宜春说。一束手电的强光就刺在我的脸上，我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后来手电光熄了。交给我们，一个粗嗓门说。范、孟两人立刻转身走了。校园晨光下他们走得飞快，就像叫鬼咬了脚跟。我被保卫人员带进二楼一个房间里，他们把我推进房间便在外面把门关上。屋里亮着灯，我看见一个人趴在桌上写着什么，眼光相碰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反右斗争使我们这样本来默默无闻的人都小有名气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我知道他是动力系的助教黄斌。学校右派泛滥成灾，情况又各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成了右派的。可我知道他是老师，成了右派我也没忘记师道尊严，我叫一声黄老师。他点一下头没说什么，似乎不愿与我说话。祸从口出这一被印证的真理使每个人都对别人大加防范。我也住口不言。屋里很静，静得惟听见电流烧灯丝的咝咝声。不久我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一会儿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校办秘书潘林。潘是校编委，我和他认识，我断定那张“有事到大学办公室一谈”的字条是出自他手。而看见我他并不打算和我“一谈”，而是用平淡口气问句：周文祥最近考虑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我说一直在考虑。他说桌上有笔有纸，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心里纳闷，咋天不亮就把我弄到这儿写思想汇报呢？我说我前天刚把一份思想汇报交给系党总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烦地说，叫你写你就写，这份汇报材料是学校要的。我知道只有写了。这时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写汇报是假，把我安抚住是真。果然，我刚在纸上写了一个“思想汇报”的题目，走廊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很重很凌乱，是皮靴在水泥地上发出的铿锵声。我的心往上一提。门被推开，拥进三个穿蓝棉制服的警察，潘林对着我把手一挥说：这就是周文祥。一句话又完成了一次交接。两个警察走到我跟前一个扭了我的胳膊，一个从文件包里掏出逮捕证，向我宣读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虽然这时我已经对逮捕有足够心理准备，可一听罪名我的头就轰地一声炸响，反革命分子是人人惧怕的罪名，能招致杀身之祸。惶惶中我竟然不知手铐是什么时候铐上了我的手腕。紧接着便是搜身。一个警察将我胸前的校徽一把揪下一扬手丢在桌上。校徽在桌上弹了几弹掉到地上。看着躺在地上的校徽，我悲从中来。我意识到学生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与逮捕判刑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我还是感到无比的悲伤和痛心。他们又将我里里外外乱摸一气。摸出的学生证、借书证、记分册、指甲钳、零钱及饭菜票等胡乱丢在桌子上。最后又抽下我的腰带，同样丢在桌子上。他们做这些“老本行”事情时显得十分的熟练，三下两下就完。搜查完毕两个警察命令我向外走。尽管我手提裤子十分的狼狈，可我没忘记和黄斌老师告别。但黄垂着头，不肯响应。
我被押出办公楼天已经亮了。正是学生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校园空荡荡的。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在楼前台阶下待命。向我宣布逮捕的那个警察拉开车门，把我推了进去，他也跟着上了车。车里已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穿黄军装的武警战士。警察和武警战士将我夹在后座的中间。警察又将他的文件包盖在我的手铐上。车开了，我看见是开向西校门。说来也真是一种讽刺：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小轿车；头次坐要去的地方就是监狱。车向前开，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奔走，有的是去食堂吃饭，有的是吃完饭从食堂出来。这时我不禁又想到冯俐，想到平日里我们相聚食堂时的美好时光，我十分渴望她能行走在路上，让我在离校之前见上一面。尽管我知道这个机缘的概率很低，可还是将热切的目光盯向车外。路上的学生见轿车开来好奇地向里面张望。这时我突然明白警察为什么要将文件包盖住我的手铐。欲盖弥彰。我脑子里倏地跳出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就像一颗肮脏的果子被人强塞进我的口中，恶心之极却又必须吞咽下去。如果说在这之前面对逮捕我恐慌过畏惧过痛苦过，那么这时占据我内心的已经是深深的厌恶与憎恨了。当西校门现于眼帘这一刻我想哭泣，我想号啕大哭。我热爱K大，无比珍惜我的大学生活。但这一切都随着车出校门离我而去，这一切将永远离我而去。今后只能存留在记忆中。但是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只要我尚有自由的一天，我就要回到K大校园，而且我要从这西校门进来。
这就是我离开K大时心中所想，无讹无妄。尽管这一切我记得清晰，但却无济于事，这不是审讯人员指定的日子。他们要我交待的是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个日子。其实我也知道这不是一道无解的题，有解在我的日记里。日记里记得很详细，只要翻翻日记……可我的日记不在身边，它仍然在我床下的书箱里，还是已被公安局的人搜走？我不得知，也无从得而知。为此我向崔老请教。崔老说被捕后搜查是必不可免的，日记这类重要证据肯定已落入审讯员手里。我问能不能向审讯员讨回看看。崔老摇摇头，说有句俗话叫：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我还不明白，问既然日记在审讯员手里，为什么还问我哪天哪天都干了什么事，难道他们不会自己看？崔老笑了笑，说连这也不明白可真是个货真价实的书呆子。经崔老的一番点拨，我像被启蒙的学童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我晓得无论如何要把那几个日子回忆起，然后再一五一十向审讯员交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态度好，才能证明我对自己的问题是“竹筒倒豆子”（这是审讯员的口头禅）。于是我想啊想，一天到晚就像灵魂出了窍。一次放风结束我竟怔在那里忘了回牢房，挨了管理员的训斥还不知为了哪一桩。崔老见我这般失魂落魄又继续点拨我，他说凡事离不开常理……如果一个人将钱币什么的东西失落在沙滩上，怎样才能寻得回来呢？我想想说：用手扒。崔老说再好好想一想。我想起建筑工人用筛子筛沙子庄稼人用筛子筛粮食。对，用筛子筛。崔老说对了，用筛子筛。我问时光也可以用筛子筛？崔老说这是自然。他说你记日记其实就是筛一天的时光，重要的事情留在筛面上记下来，不重要的从筛孔里流失去。他说你现在要筛的不是一天，而是好几个月，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崔虽说得玄妙，却给了我启迪。我觉得必须换一个思路，换一种回忆方式。我想应该选择某个尚有记忆的日子为基准，然后沿着这基准点往后回忆。说是筛筛子也好，说顺藤摸瓜也好，都差不离。有了这种想法我很是兴奋也变得从容冷静。我很清楚今后我面对的审讯将十分艰巨，决不会只说清楚那三天就万事大吉。绝不是。我须将五脏六腑都翻出来拨拉着给人家看，而通过这种全面详尽的回忆，事实上就是为下一步的审讯做准备。当然由于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即使这般的“天网恢恢”也难以做到“疏而不漏”。事实也正是这样的，我想起一些完整的事件，而更多的是一些片断，一些细枝末节。为防止再度遗忘，我将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应记录在纸上，没有选择没有取舍，包括全部。这样记下来的东西看起来杂七杂八零零碎碎，就像搬家将家中的坛坛罐罐一应的东西全堆放在大门口。
——五月里我首先能记起来的是四日。五四青年节。星期六？不错是星期六。天气很晴朗。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她换了件灰蓝色列宁服，很精神。从她的装束我想起昨天她告诉我今天去参加中国青年欢迎伏罗希罗夫的集会。我说你去吗？她笑了下说去。她说活动完了去王府井。我问去不去书店。她说去。我说去就替我买本汉俄小辞典回来。她说行。这时走来了程冠生。程说你们小两口在唧喳个啥呢？好不好公开公开？冯俐说去去去，再胡说八道就不理你了。都笑了。冯俐又问程要不要捎东西？程说罗锅子上山前（钱）上紧呐，口袋空空买个屁！我说要屁好说，立马就给还是热的。冯俐瞪我一眼说别恶劣。喇叭广播了，说参加集会的同学吃过饭立刻到大办（大学办公室）楼前上车。冯俐说我走了。
各系都贴出纪念“五四”活动告示。中文系的活动很出新——修广场。由系总支书记范宜春带领。他的即兴动员很有感召力，说广场是民众和民主的象征。广场没有台阶，人人平等。
K大的广场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意义深远重大，我们要发扬五四的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范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下午中文系在大教室讨论《长生殿》，我有兴趣，早早去了。《长》剧是清初戏剧家洪昉思的杰作，它描写的是唐代君王李隆基和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对这一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等，三年前中文系已进行了一次讨论，但当时对展开学术讨论的精神领会不够，讨论不够实事求是，效果不太好，也没能继续讨论下去。这次讨论是学校第四次科学讨论会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纳入了中文系响应号召积极参加鸣放的活动中。讨论会由吴宝中系主任主持。首先是徐宏仁、周永昊两位青年教师宣读了他们的论文，题目是《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观点是：《长》剧的主题歌颂李（隆基）杨（玉环）的真挚爱情，特别是颂扬了杨玉环的痴情。作者认为尽管作品中暴露了帝王宫廷的腐败生活和封建王朝颠覆前的昏庸景象，也表现了郭子义、郭从瑾、雷青海等人的爱国感情和民主思想，但却不能把这些思想内容提升到作品的主题思想地位上来。之后展开讨论，发言者很多，观点各异，可归纳为：一，洪昉思所以写《长生殿》是基于被李杨爱情故事所感动和作者所处的动乱时代，因此不能把作品的爱情描写和它的社会意义分割开来；《长》剧的主题不能单用爱情来概括。二，不能孤立地看爱情而忽视了社会意义，性并不等于爱情。爱情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李隆基是个色情狂，而杨对李则是不得不“爱”，否则便要被打入冷宫。三，认识洪昉思所处的社会环境很重要，对理解《长》剧的主题有帮助，洪昉思写《长生殿》是要借这个故事抨击当时的社会，因此首先应从思想意义上来理解《长》剧的主题思想。另外还有人提出了折中调和的观点，认为《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完全强调社会意义不适合，完全强调爱情也不适合。二者俱备，尽在其中。整个讨论的过程很热烈，发言很踊跃。争鸣气氛浓郁。最后吴主任做讨论会总结。他认为讨论会争鸣得很好，希望今后能继续争鸣下去（“争鸣”成了最时髦用语）。
晚饭去食堂的路上遇见程冠生，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长生殿》的讨论会。他说S大的一个高中时代的同学来找他，我问是不是来过几次的那个姓葛的小个子。程说是。我对葛小个子没好印象，对程说没必要和他搭连。程说他来是想告诫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可轻举妄动，也是好意。我说你对此怎么看，程说我仔细研究了《人民日报》五月二日发的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觉得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观点也是崭新的。比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所说，经常批评自己，自己批判自己，是为了从过去的缺点错误中取得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准备条件。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常常是随着彻底的自我批评而来的。他说我觉得不应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中央的铮铮言辞。我说中央这次整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克服党内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其诚意是毋庸置疑的。
吃饭的时候找到冯俐，我问她看没看清楚伏罗希洛夫，她说看得很清楚。她说没来得及去王府井，书下次上街再买。我约她饭后到湖边走走，她说今天不行，系团总支有活动。我问什么活动，她说具体不知道，但肯定与整风有关，也许是研究团总支如何配合党总支的工作吧。我说程冠生一个在S大的同学来告诉他整风中不宜轻举妄动，你在团委应注意控制一下调门，别当出头鸟。她不以为然说咱光明正大襟怀坦白怕个啥？我说这也是。她说明天星期天想去民盟宿舍看舅舅，问我去不去。我哏都没打说去。因冯俐的舅妈菜烧得很好，每回去都能打打馋虫子，这对我很有诱惑力。她笑了，说一天跑一趟你的小腿也是溜溜的。我说对。
星期六晚上照例是舞会。大食堂里将饭桌往两边一拉，舞池就出来了。因今天是青年节，舞会也是节日的庆祝活动之一。人到的很多，大多数是学生，也有部分青年教师。乐队奏响之后，我立刻奔到冯俐面前请她和我跳第一曲，我知道动作稍慢她就不属于我了。我俩跳舞很协调，动作也规范，从大学一年级我们便是舞伴，开始仅仅是舞伴，后来又多了一层比舞伴更亲密的关系。一曲终了，我意犹未尽。当乐曲再起，冯俐便被别人“抢”走了。尽管我知道自己没有独占她的权利，但心里还是悻悻的。待发现将她“夺”回的可能性不大，便离开舞场回宿舍了。
——五日星期天起得晚些，和同宿舍也是同班的黄伟、董建力一起去食堂吃早饭，路上黄伟说他听到一个消息：中央高级领导人周、邓、彭分别到几所名牌大学做了整风动员报告。彭还在清华的党员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形势转得很快，整风鸣放是大势所趋。国家高教部受到中央的批评：只抓教学不抓整风。我问消息确实么？黄伟说不知道。
董建力说不论确实不确实，以K大的状况看和上面的精神是牛蹄子——两半儿。我说新事物需要有个过程。正吃饭时校刊编辑姜池走到桌边，催要前几天向我约的文章，说下星期二发稿，今天下午必须把稿子交给他。我说来不及的。姜池说今天上午可以赶赶嘛。我说今天有事要外出。姜池不依不饶，说小周你是校刊的中坚作者，校刊一向待你不薄，关键时刻可不能袖手旁观啊。我问啥叫关键时刻？他说这还用问吗？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党整风，校刊要起号角作用，我们对你这篇文章期望很大，你现在退缩不是要我的好看么？记住，下午两点钟我去你宿舍拿稿子。姜池怕我再和他扯拖，说完就抬腿走了。我很为难，站在食堂门口等冯俐。等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她星期天是从不吃早饭的，只好到她宿舍去找。正走着碰见她同宿舍的鞠燕，就让她带话给冯俐说不能和她一块去了。
上午在宿舍里写稿，题目是《推倒高墙填平鸿沟》。
中午姜池来将稿拿走。
下午？睡觉。
晚上在礼堂看电影《不拘小节的人》。
——星期一头节课是哲学。去教学楼的路上遇见四班的吕浩明，吕是校刊的诗歌作者，常有作品刊出。他显得神采飞扬，对我说他联络了中文系一些在文学上有造诣的同学，要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名字都起好了，叫“绿叶文学社”。他说希望我能参加。我说我考虑一下。他说这还考虑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说没有。他说既然没有就应该有所作为，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是造就人的时代，良机不可错过啊。我说以后再说吧。他说别以后再说，星期三开筹备会，你一定要参加，参加了才好安排职务。我说我不要职务，我的事情挺多。他笑笑说你说的事情还不是谈恋爱？现在可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时候呀！胡适曾送他弟子一句名言：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我也送你一句：少谈点恋爱多有点作为。哈哈。
他的话让我挺不舒服，便不再说什么。快到教学楼时看见楼前告示牌前挤满了人，我心想会有什么重要消息呢？我快走几步，到近前时见从人群里挤出来程冠生，我问他贴了什么。他说是校党委决定停课整风的通知。我吃了一惊，问：是真的吗？程冠生说白纸黑字还能假。
这时我想起昨天黄伟说的高教部受到中央批评的传闻，现在看可能是真的了，这不学校开始行动起来了？我说看来整风要来真格的了。程冠生点点头说看来党中央是痛下决心了，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中国是有希望的。我说中央开始从根本上抓起了。
前脚回宿舍，后脚姜池就来了。不上课宿舍里人多，姜池把我拉到走廊里，对我说那篇文章编辑部领导认为锋芒太露了，怕引起大家的误解。我问哪些地方锋芒太露了。姜池吞吞吐吐，说也许大概……我领会领导的意思是可以阐明整风的必要性，但不要先入为主地对“K大三害严重”做导向。我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连校党委都下决心停课整风了，而以“号角”自居的校刊却畏首畏尾，这不是叶公好龙是什么？我对姜池说把稿子还我吧。姜池从口袋掏出稿子递给我，说快些改，还是中午来取。我说别来了，改了我送过去，不送就是改不了了。
中午收到家里来的信。
午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最近食堂将菜按质量分为甲乙丙三类，学生吃什么买什么。从买菜的情况可看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只要和我一起吃饭，冯俐大都是买一份甲菜，有时还买甲、乙两份，甲菜是买给我吃的。吃饭的时候我问怎么早饭时没见到她，她说昨天和舅舅聊到很晚，就住下了。今天一大早赶回来上课，不料停课了。早知这样就不用起大早往回赶。我说形势发展很快。她说她也感受到了。我问她舅舅那里的情况。她说舅舅对帮助党整风还顾虑重重。我说民主党派历来胆小，口头上说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实际上一直是捧着蛋子过河——提心吊胆。冯俐吼一句又恶劣！我朝她做了鬼脸。她又说恐怕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告诉她家里来信了，问暑假能不能带她回去住几天。她笑着摇摇头。我说丑媳妇早晚也要见公婆。她扬手捶我说不害臊，谁是你媳妇呢。我说现在不是早晚会是。她说那得看你的表现怎么样。我继续动员她，她说你家里人的态度诚恳么。我说那当然，不信你看信。她说态度诚恳尚可考虑。见她答应了我很高兴，说同意了我就写信回去，可别到时候又变卦啊。
她说你急乎什么呢，离暑假还有两三个月呢，再说谁知道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想不到竟被她不幸言中，暑假不仅她不能随我一块回家，连我自己也没回成）。
下午参加班里的整风座谈会，由系党总支副书记孟广琦主持。这是我们班的首次整风座谈会，同学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态参加，到得很齐。孟广琦读了《人民日报》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念完后以系总支的名义做动员，他的态度很诚恳，特别讲到希望同学们对他本人多提批评意见，一不要有顾虑，二不要留情面。他保证决不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孟是江苏人，考入K大时就已经是党员，因此顺理成章的当了系里的干部。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又老觉得自己是干部自觉不自觉在同学中拿架子，威信不高。听了他的动员我觉得不舒服，一开始就说“不打击报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示他有打击报复的权力？只取决于用还是不用。孟讲完话之后冷场。我的同位卜东方悄声问我发不发言。我摇摇头，问他发不发。他说发言就像喝酒，得有个气氛，现在这种气氛能有情绪发言？还冷场。陆续有人离开教室。我心想这开场锣怕敲不响了，也蠢蠢欲动。卜东方说新闻系的一个专题会也在开，估计会热烈，问我想不想去听听。我说去。卜说别一块出去，我先走，在外面等你。
新闻系开会的大教室里黑压压一片人，座位满了，后面也站满了人，我和卜东方努力往前挤，挤不进去，最后只能站在后面听。正发言的人是南方口音沙沙的公鸭嗓。他说在肃反中我被斗了三次。我听了一怔，原以为新闻系的鸣放不外乎新闻原则和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却不是。拐出去很远，就留心听下去：他们说我有反动历史和反革命罪行，这些都是积极分子们像创作小说一样苦心的构思和奇妙的幻想弄出来的。党委就根据这些创作成果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这顶反革命分子帽子险些使我进到监狱里去。直到去年五月我的问题才弄清楚了，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平反了，党委向我道歉，可又是怎样道歉的呢？党委派一个姓陈的干部把我叫到一间屋子，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我说：党委肃反没有经验，让你受了委屈。说完这句话又提高了调门，说不过你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嘛，否则为什么不斗争别人呢？（笑声）听听这是一种什么腔调？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斗争是因为有几个人写了我的检举材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创作出来的小说。小说情节是一九四九年在长沙中学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实是我们几个爱好钓鱼的同学常一块溜到江边钓鱼。（笑声）我向组织提出销毁这份假材料，组织上却不同意，说这些材料不作为你的历史资料可也不能把它作废或者销毁。真是奇怪的逻辑。既然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为什么不销毁？不销毁就说明有保存的价值，是不是想留着下一次运动来再用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希望系党组织能给予答复，否则这次整风运动中我无法轻装上阵……接着是一个北京口音的人发言，他同样以肃反为话题，说肃反在K大搞得热火朝天呀，结果把数学系的许多教授搞走了，我们新闻系的许多教授也离开了。我在肃反中写了七次检查不过关，因为我用一张旧画报包书皮，画报上有希特勒的画像，他们抓住这点不放，说我崇拜希特勒，反苏。新闻系的许某人是条棍子，东打西打，可他不是武林好汉，而是儒林小丑（笑声）。
和卜东方又回到中文系座谈会会场，有人在发言，记不清是谁了，发完了又有人接上，都不是实质性发言，是表态，说些整风伟大要踊跃参加之类的话，后来就散会了。
晚上和冯俐约会，坐在湖边长椅上聊天。天暖和了，湖边人很多。后来云彩遮住天上的月亮，人都隐在黑暗中。我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当时我对冯俐说的一句自以为很有诗意的话：人有时是需要黑暗的。当时我真觉得黑暗很好很温馨。
——七日？这天干了些什么呢？怎么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呢？糟糕，日子断线了。就像走路走到一座断桥边，面前一片茫茫水面，看不见彼岸的路径在何处。我清楚是不能就此止步的，必须把断了的线接起来，从断桥上走过去，否则……如果具体事情记不起来，能不能有一个概要印象呢？七日之后的几天里学校、中文系和我个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学校系里不外乎以各种形式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个人不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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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二
周大学——
是喊我。我睁开眼，见崔老正看着我。我问崔老有事么？崔老说轮到你了。我一时不解，问什么轮到我了？崔老伸手往房顶的一扇小窗指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轮到我晒太阳了。
来的当天我发觉监室只有门没有窗，事实上是我没有看仔细，在房舍的天花板上有一方很小的天窗，晴天时太阳可以从这扇小窗照射进来，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随着太阳在天空的移动，这道光柱也在监舍里移动。对于长期关押的犯人来说，这缕阳光是极其宝贵的，同样也是出于公平的原则，阳光被所有犯人公平分享，依照床铺的顺序依次照耀，而现在轮到了我。我是刚进来的，对这点可怜的阳光并没有多少热望，可我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陈规”，走进那缕阳光中。
周大学，暖和了吧。一个犯人问。
我点点头。
周大学……
周大学？我边晒太阳边琢磨这个蹲监后新得的外号，觉得苦涩而有趣。这个外号是一个外号“将军”的犯人给起的。这里的许多犯人都有外号，情况与学校里差不多。不同的是学生们起的外号趋向于戏谑，努力从人的缺陷与弱处发掘，而犯人们则相反，外号尽量往好里起，显示着对当事人的友好与敬意。“崔老”、“将军”这样的外号自不必说，再如丞相、道长、骏马、员外等也相当的不错，当然个别也有不佳的。那是因为其人行为恶劣所致，比如爱向管理员打小报告的叫“小咬”，爱占人小便宜的叫“臭虫”。叫我周大学自然因为我来自大学，这比我在学校时的外号“花和尚”中听得多。得到这么好的外号或许是我头一天来贡献出来的那顿饭起了作用，狱友对我挺友善挺关照，特别是崔老。记得当天下午饭我依然不吃，大伙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不急于分掉我的那份饭，崔老将我拉到一旁问道：老周，你是不是想绝食呢？我没听懂。他接着说：老周你得明白闹绝食可是头号大傻瓜哩。我说我不想绝食，是不想吃。他一直盯着我，待觉出我说的是实话方松了口气，又说：千万别想不开，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活着出去，不能死。这样死去丝毫没意义，连上帝都对不住。这是有生以来头一个人对我郑重谈生与死的话题，我受到震动。后来我将崔老的忠告奉为“囚人谶语”，才使我得以活着度过二十多年的刑期。
虽短短几日，我已差不多习惯了狱中生活，这是强制的功效。强制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一块胚料砍削成想要的形状。我，犯人老周，28611号，笔直站着提着嗓门喊报告；喝了稀饭伸长了舌头舔碗；往马桶里尿尿不出声；学习时打瞌睡放风时望天。这些和其他犯人已没什么两样。我成“型”了，像一尊新雕成的兵俑被摆进俑阵磅礴的墓坑中。不同的是兵俑是些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我一缕魂魄尚在。我的魂魄在狱内狱外进进出出，像一只热锅里的蚂蚁惊恐万状。进过监狱的人都清楚入狱之初是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时期。相反肉体上却比较消停：不用劳动，坐监是名副其实的坐监。除了睡觉和放风，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铺盖卷前盘腿打坐。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吃过饭便开始学习。或崔老或崔老指定的人念报纸。这一段时间报上登的多是反右斗争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新局面的文章。局面再好，我们犯人在里面也感受不到，外面白面猪肉铺地撑得人人打饱嗝，我们仍旧是一顿一个窝头一碗稀饭一块咸菜饿得要死。大家没有情绪，念报纸的时候都在闭目养神，养精蓄锐以迎接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轮到的审讯。凡关在看守所的犯人都属未决犯，由公安机关进行预审，预审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再审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对犯人的命运做最终的裁定，处以徒刑或者死刑。这时候的犯人便成为已决犯。未决犯与已决犯之间像凌空悬着一条钢索，审讯便是走钢索。犯人提心吊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步踏空便会坠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预审这一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长有短。一两个月有之，四五个月有之，一年两年有之。我们24号监房预审时间最长的是崔老，从入监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是老资格未决犯。也许正因这一点才被称了老。毕竟在押的时间太久，即使崔老本人不说也会从监狱管理人员嘴里露出些口风。
在一次放风中那个外号叫“将军”的犯人将崔老的案情告诉了我。崔老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他是名无线电专家，抗战时期在阎锡山的特务处担任通讯教官，中校军衔。抗战结束后离开了阎锡山部队，从此便不知落于何处。国民党撤退台湾也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到西安一家电机厂，职务是电器工程师。五四年被人检举遭逮捕。检举材料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另一支国民党军队里训练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但因材料缺少旁证，这案子就悬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将军”也给我说过他自己的案子，他的案子与崔老的案子有相同的地方：都在国民党军队干过，都打过日本鬼子。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军的历史没有空白点，打败日本人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二是军衔比崔老低，是上尉。他被抓进草庙子胡同看守所能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将军”，大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外号相当满意，说话动辄我将军怎样怎样。他为人耿直，在24号监房里很有威信。但他对崔老毕恭毕敬，崔老的话无论对错他都听。也许他仍将崔老视为自己的军中上司，仍信奉那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规吧。
崔老和将军属历史反革命犯人中的一种类型，即身份是明确的，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另一种属共产党阵营里的“异己分子”，这些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24号监舍有个姓曲外号“地工”的犯人，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某报馆新闻记者，实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四十出头，文质彬彬的，他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有叛变行为，本人拒不承认，就一直关着。他精神似乎有些不正常，成天晃着脑袋念念有词：我这事只有少奇同志明白，可少奇同志也不给我做证。真假自然谁也不知，审讯员也不好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落实。
当然不论是哪一种被认定有罪的人都是不肯轻易认罪的，都清楚这不是闹着玩的，否则就不会总结出那句“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至理名言”了。审讯，无论对于审讯员还是犯人都是一种斗智斗法，许多犯人就是靠“智慧”得以苟延残喘。监舍有一名外号马灯（由眼亮而得名）的日本翻译官，据说罪恶累累，死有余辜，他应付审讯的方法是颇具“匠心”的，他交代某年某月他带领日本兵去某地扫荡机枪“点名”多少，步枪“点名”多少，公安人员跋山涉水去调查，当地却没有这桩血案发生。回来再审，他说记错了，是在另外的地方。公安人员再去调查，同样没这回事。他就这么吊着审讯人员的胃口，审讯员想结束审讯又担心遗漏重大的罪证。案子就这么悬着，马灯就这么活着。
前面说过草庙子胡同是一所政治犯看守所。我们24号监房有点特别，历史犯与现行犯人数恰好相等，不知是巧合还是狱方的有意安排。当然这是我初到时的情况。后来就打乱了这种格局。与正式监狱相比，看守所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进进出出像走马灯。成为已决犯的犯人走了，新的未决犯人就补充进来，再走再补，像锅炉里的水流循环不已。我渐渐发现，尽管崔老貌似公正，其实对他的同类，“历史”犯要比“现行”犯优待得多，将打饭打水倒马桶等杂务更多的让“现行”犯们干。如我入狱那天为我打饭的矮个子犯人就是个现行犯。矮个子犯人外号叫“大郎”。细想想他这个外号实在起得妙，他不仅身材像《水浒传》里卖烧饼的武大郎，甚至连遭遇也与武大郎极相似。他是个扛活的雇农、光棍儿。土改那年本村有一户地主出于拉拢的目的，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环白送他做老婆。这丫环尚有几分姿色，比得上比不上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不敢说，可她后来招惹出来的事体却与潘金莲没两样，活脱脱个潘金莲第二。西门庆第二乃是本村的头面人物党支书。说起来这党支书可有点非同小可，他比“师傅”西门大官人更有气魄，大官人搞潘金莲还多少有些顾忌，偷偷摸摸，暗里来暗里去。而这支书搞女人却是大摇大摆地进门，又大摇大摆地离去。他让大郎回避，说法是他要审案子，说要从那前丫环嘴里审出那地主还有没有藏匿的浮财，有又埋在哪里。一成了公事大郎便唯唯诺诺不敢放一个屁。于是支书就关起房门挖起了“浮财”。今天挖不出来，改日接着再挖，支书的兴趣不败，挖个不止。审案的说法起初大郎信以为真的，一点也没往歪处想，支书在里屋挖，他就在屋外巴哒巴哒抽烟。支书从屋里出来总是涨红着脸盘，他就寻思是自家女人顽固不化惹得支书生了气，就小小心心地问句：挖没挖出来呢支书？支书就说这娘们忒顽固，改日还得挖，挖不出来决不收兵。支书往外走的时候他还很不过意地说句：辛苦你了支书，辛苦了。后来事情坏就坏在这对狗男女欺人太甚，愈来愈放肆。大郎终于明白了支书的隔三差五进门真正干的是什么。他怒了，想杀了这狗支书，到真要动手时胆子却不够了，就弃了支书杀了他家的牛，将一块石头从牛嘴里塞进去，坠死了牛。杀人事大，杀牛的事也不小，牛是耕地的畜生，杀牛就是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就是破坏革命，大郎就顺理成章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收监。说起来大郎也真是个窝囊废，黑下犯人睡不着觉就起哄叫他讲经典故事：支书挖浮财。他就讲，且一遭比一遭详细，就好像在讲别人的事。在24号监房里“挖”字已具有一种特有的意义，挖等于审，哪个犯人要受审就说要去挖。受审回来，铁门在身后一关，立刻就有人问句：挖出来了吗？答：挖出个屁！尽管问者答者都属调侃，可说话间监室里每个犯人的心都是不轻松的，很重很重。挖呀挖，当局在挖，挖出暗藏的和公开的阶级敌人；自己在挖，挖自己的罪行、思想和动机，甚至还要帮别的犯人挖。我已经意识到把自己过去的一切挖出来是多么重要。审讯员要我挖的那三天，只是投石问路，是声东击西，事实上他们对我以前生活的分分秒秒枝枝蔓蔓都感兴趣，早晚都会问到。我必须将自己当着一份答卷精确而一览无余地置于他们面前，而缘于这种认识现在的我又分分秒秒不得轻松。
——八日，五月八日，短缺了七日。八日我是无法忘记的，无法忘记的是发生在我和冯俐间的事，纯个人间的事，纯爱情旅途中的事。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八日……此刻想起这个日子我便暗自流泪了，一边流泪一边在心中回味着那个日子渗透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感觉，那感觉甜美而神圣，具体而虚幻，细腻而磅礴，如美味的一餐，如酣畅的一浴……啊，我的确无法将此与生活中的其他加以类比，那种愉悦欢畅无可替代也无法言说，那是我一生全部幸福的浓缩，我几乎怀疑我仅是为此而生而活。而后来当冯俐悲惨遇难，我便意识到美好时光不再，我的精神为之枯竭，我的身体变成一具躯壳，生命对我已不存意义……现在，隆冬的夜晚躺在狱灯昏暗的监房，那可贵的日子（八日）对我又重现意义，它将五月里从记忆中断裂的两处黏合在一起。
——九日早晨我和冯俐一如往常在食堂里见一天的头一面，看见我时她的脸刷地红了，慌乱中将头低下，那一刻我也同样感到羞赧，我走过去低声说句：你好吗？她悄声回句：坏蛋。我的心剧烈地跳动，嘴里吐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这时她抬头瞄了我一眼，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并没生我的气，她的模样更显得妩媚动人。我心里一阵喜悦，说句晚上见便慌慌张张逃了。
可是晚上并没有见。吕浩明软磨硬泡非要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筹备会不可，我实在推不过就去了。地点在四班教室。参加筹备会的有七八位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我奇怪平时不吸烟的吕浩明怎么忽然吸起了烟，从夹香烟手指的抖动显示出他心情的激动。他俨然扮演着领袖的角色，连说话也与平常不同，一副首长腔。他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肯定了整风的伟大意义，之后便讲到这次筹备会的主题：在K大中文系成立一个文学社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此希望参加筹备会的同学能发扬红军长征时曾发扬过的播种机精神，在同学特别是爱好文学的同学中间进行宣传发动，让更多的同学参加到社团。吕浩明说到这里做了一个革命导师列宁惯常的讲演动作，伸出手臂身体前倾。吕浩明讲得很多，可我已记不起太多的内容。他讲完许多同学也开始发言，调子与吕基本一致，特别是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讲得慷慨激昂。但是也有人心存顾虑，三班一个同学说成立社团使其在整风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一旦作为一个组织就不是儿戏了，前车可鉴，例如几年前的那个高饶反革命集团及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旦成为某某集团，问题的性质就非同一般了。吕浩明反驳说这种类比是逻辑上的错误，因为无论高饶集团还是胡风集团都属于反革命性质，是与共产党对立的，而我们的社团是拥护共产党的进步组织，两者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成吕浩明的观点，尽管对高饶胡风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但对我们学生自己的心情是了解的，我们确实是希望党能够通过整风变得更好，也确实希望能在这次运动中助党一臂之力，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谈了我的看法。吕浩明带头鼓了掌，并夸张地冲我微笑。这种过度的姿态使我很不舒服。接下去是讨论社团章程，章程草案是吕浩明起草的。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见。有关章程的条文以及大家提出的意见都记不清楚了。之后是协商社团成员名单。今天参加筹备会的同学都是发起者，都有资格成为《绿叶》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关键是社长人选。有人提吕浩明，有人提我，还有人提庄霞。这时吕浩明很紧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那一刻我真有点可怜他了，为早一点使他安心，我说社长还是让吕浩明干吧。列举了一些理由。我说至于我，一贯自由散漫是不适合做领导者的，做个普通社员足矣。庄霞也提吕浩明干社长。我和庄霞态度明朗了，原先提我俩的人也转向吕浩明。这样与会者的意见趋于一致：吕浩明干社长。吕浩明谦让了一番便接受了。转而提议由我和庄霞干副社长。我不晓得庄霞的推辞是出于诚心还是做一种姿态，反正我的推辞是真心实意的。但结果还是我和庄霞干副社长。其余与会同学都是理事。最后社长吕浩明说力争在下周召开文学社的正式成立大会。散会时已过熄灯时间，与冯俐的相会彻底告吹。
——十日早晨在食堂见到冯俐，她说今天要去舅舅家，舅母病了，舅舅单位整风正紧，不能请假照顾舅母。我说咱们学校的整风也到了高潮，这种时候离开领导和同学会怎么看？会认为你是在逃避运动。我说出来的是这番话，没说出来的是舍不得她走。她说她不是没想到这些，但无论如何舅舅家的事她不能不管。她又说她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学校少了她一个整风会照常进行，况且到了舅舅家还可以温习功课。我了解冯俐，她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孩，她认准的理儿谁也劝不动。我问能在舅舅家住多久，她说那得视舅母的身体状况定。我问是否向系里请了假，她说请了。我抱怨说你是把一切都办利索了才通知我呀。她笑了，笑得很调皮。我说我可以去看你吗？她说想去就去没人拦。我叹了口气，说小冯你现在走可是害人不浅哩，我心中的火焰……她打断说现在把火焰浇熄了好哩，省得烧出什么毛病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可心里仍不情愿，我心里渴望革命与爱情的双重洗礼，我渴望这两者都轰轰烈烈，否则便会辜负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上午中文系召开整风座谈会。气氛比上次热烈了许多。会议开始不久，学报编辑姜池把我叫到外面，让我赶紧把上次那篇稿子找出来给他，说领导认为根据目前形势已可以发表，无须修改。我有些不悦，说稿子叫我撕了，没有了。姜池知道我是说气话，赶紧向我道歉，又连说带哄地把我往宿舍楼拖。看他那副样子我有点于心不忍，把稿子找出来给了他。我重新回到座谈会现场。这时同学们发言更踊跃了，一个接一个，提出的问题也尖锐起来。如学校和系党组织宗派主义严重，只注重斗争不注重团结；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治校；党委对党员和群众不一视同仁，遇事有双重标准；党委整风劲头不如肃反劲头大，当年上面一提肃反下面雷厉风行，现在上面喊破嗓子下面耳朵里像堵了东西。也有的同学给班级里的某些党员提意见，认为党员在思想上高人一等，有的刚入党就换了一副面孔。也有人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在肃反中不明不白地挨整，因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入党入团等。最后主持会议的范宜春书记做总结，他说今天的会议令他振奋，是整风运动在K大中文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下午？做什么已记不清。
晚上姜池又来宿舍找，未开口我就知道还是为那篇稿子。果然，他首先表示道歉，然后又说领导的意见是将文中某些句子做些修改。我十分生气，但压住火气，我问这些句子有什么不妥？姜池说他认为没什么不妥，只是领导有领导看问题的角度。经姜池这么一说，我顿时豁然开朗，说到底领导对整风还是心存戒备的。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我这么想时就决定收回那篇稿子，可又怕说收回姜池不还我稿子，就说把稿子留下来，看看能不能修改得了。果然姜池迟迟疑疑，说可否由他改动一下，我断然拒绝，说文责自负嘛。他这才把稿子给了我，千叮咛万叮嘱一定今晚把稿子改好，明早在食堂交给他。我说行。姜池走后，我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气得不行。这时我心里猛地跳出一个想法，这想法一出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样是否过于激烈？和平时一样，每每心中有了疑问便会想到冯俐和程冠生。冯俐已去舅舅家，只剩下程冠生。程冠生的宿舍在上一层楼，我上去把他叫到走廊，把稿子的来龙去脉讲了。他听了也认为校报领导岂有此理，说不发算了，何必和他们啰嗦？我说我不想算了。他问你想咋？我说姜池在宿舍里几进几出，许多人都知道是为稿子的事，稿子如不面世，大家会以为我写了什么恶劣文章。程冠生说你还是想发表。我说不是发表是抄出来贴到校园里。程冠生显出惊讶神色，说这做法可有点惊世骇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或许是受了伙房每月公布账目的启发，流水账贴在墙上一目了然。程冠生想想说这可不是伙食流水账。我问有什么不妥？程冠生说妥不妥得看稿子内容。我就把稿子交给程冠生，程冠生走到电灯下看起来，看完后他思忖一下，说从目前形势看，应该说稿子没问题。他再重复一句：应该没有问题。我说你这么看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教室里抄出来。程冠生问要不要我帮你。我说欢迎。我俩就一块去了教室。
——十一日。开早饭前赶到食堂大门外，我和程冠生把昨晚抄在纸上的文章贴在食堂的告示牌上。那时天不大亮，再加上心情有些紧张，将纸贴倒了，发现后又揭下来重贴（后来我一直想这不应当有的差错有着某种预示性）。贴好后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回宿舍不值当，我和程冠生商量一下，就后退到不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等。我们想观察一下同学们发现这张大字报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全中国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在这K大校园里面世。而我正是这新生事物的创始者。尽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张大字报将对全国的大鸣大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心情还是颇为激动的。在我们的等待中东方渐泛光亮，校园有了声响，不久三三两两的学生向食堂走来。我和程冠生窥望着，许是光线依然太暗的缘故，开始的几拨人没有发现大字报，径直走进食堂。我不由暗暗着急。如同担心自己的作品被人忽视一般。又过了一会了，天大亮起来，往食堂来的人已络绎不绝。终于有人发现了贴在告示牌上的文章，是个高个女生，开始也似乎没怎么留意，只是朝告示牌随意一瞥，两腿仍向前迈动，可陡然间停住了。随之，返回到告示牌前，看起来，她的这一举动很招人注意，拥向食堂的学生也留步在告示牌前，看起我的文章。我像终于完成一桩大事般吐了口气。我和程冠生绕过人围走进食堂，竟没有人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天的早餐过程，横空出世的大字报是所有就餐学生议论的焦点，我感到自己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人们从四周向我投来目光，指指点点，我承认那一刻我有一种名人俯视芸芸众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既生疏又美妙，如同吗啡注射到身体中。只是这快感持续的时间太短暂便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个人就是校报编辑姜池。他走到我的桌边，压低声音对我说：周文祥你可是不鸣则罢一鸣惊人呐。他停停又说何必做这惊人之举？我看看他没吱声，他又说你会为此后悔的。本来我对姜池是略有歉意的，听他以这种腔调说话就十分地不悦。心想我这样还不是被你们逼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我说姜池你不要这么和我说话，文责自负，有什么后果我承担是了，大不了倒霉。姜池张张嘴没说出什么，而后像赌气似的用筷子敲两下碗边，说你现在是鬼迷心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改日再和你谈。说完离去。姜池的态度让我莫名其妙，将我本来很美好的感觉完全破坏掉。后来又有几个熟悉的同学过来和我打招呼。姗姗来迟的是吕浩明，他走到我跟前便说周文祥你行了这遭行了。我不明就里，问你说什么？他说你行了这遭行了。我说我行了什么？他意味深长地笑笑，说你以你的创造性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脱颖而出了，我佩服你的足智多谋，其实用这种方式鸣放大家都应该想到，问题在于大家都没想到惟你想到，什么叫先驱，这就是。我听着不对味儿，反驳说吕浩明我张贴我的文章事出有因，可不是要当什么先驱的。他问是怎么回事。我讲了前后过程。他听了愤愤不平，说校报真不像话，校报实际是校党委的镜子，镜子照出了党委的思想面貌。他又说周文祥我支持你的革命行动，如果早一点知道我会和你一道签名的，以后再有什么想法及时和我通通气，咱们以绿叶文学社的名义干，这样影响会更大，效果也会更好。我说好吧。
上午系里没有集体活动。贴大字报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姜池与吕浩明对此事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我心里投下了阴影，倒不是患得患失，而是这一行动毕竟是太重大了，它的正面或负面效应已不仅仅属于我本人。我想既然目的是帮助党整风，那就不能不顾及校党委的态度。据说校党委已派人将文章内容抄回去了，我希望党委能明确表态。或认可或不认可，我都乐于接受。这一天是在惴惴不安的期待中度过，到傍晚也没见校党委或系总支的人来找。在去教学楼的路上曾遇见系总支书记范宜春，他朝我笑笑就走过去了，没有和我谈谈的意思。我想去找孟广琦，他和我同年级，平时关系尚可。他或许会透一点风信给我，起码也可以谈谈他个人的看法。可我没有找到他，中文系没有，教室里没有，宿舍里也没有。就好像从K大校园失踪了。无奈我又去找程冠生，同样也没有找到。我心里怅怅的。这时我想起冯俐，想起冯俐心中不由泛起一股甜蜜滋味儿，我知道自己十分思念她。我决计立刻去找她。我回宿舍穿上大衣，正要往外走程冠生却从天而降。他问我去哪儿，我说进城去找冯俐。他说别去了，跟我去食堂。我说晚饭在冯俐舅舅家吃。他说不是叫你去吃饭是那里又贴了大字报。我吃了一惊，问贴了什么大字报。他说他也没看到，是别人告诉他的，反正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俩一溜小跑奔到食堂门口。还不到开饭时间，告示牌前已围了许多人，边看边议论。后面的人看见我和程冠生主动闪出一条缝隙让我们靠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墨汁未干的大字报，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等级现象》，落款是龙天胜、严文强。我问程冠生这两人是谁。程说都是哲学系的学生。这时旁边的一个学生说不是这张，在这儿，遂向旁边的一张大字报指指。移过眼光，便看见这张大字报正贴在我的那张《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旁边，题目是：《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我的头“轰”地一响，眼光掠过密密麻麻的内容找见了下面的落款：肖宝。肖宝何许人也，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不知晓，也无从猜测。就带着这个疑问看大字报的内容，正如标题当头的那个“反”字，通篇是对我那篇“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批驳。认为“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非帮助党整风而是反革命的煽风点火，是反党。看完我和程冠生对一下眼光，没说什么退出来。这时许多看大字报的学生回头将我和程冠生围住，七言八语地议论着。有位很瘦的女同学问：你认识肖宝这个人吗？我摇头说不认识。她又问其他同学问有没有认识肖宝的。也都摇头说不认识。她说这么看肖宝一定是化名。许多同学都点头同意她的分析。又一致表示不屑与愤慨，说给别人扣反党帽子而自己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可见其心虚了。瘦女同学又问我：你怎么办？回击么？我说还没想。她说应该回击，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么议论时又有更多的学生从四处拥过来，告示牌前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阅读新贴的反驳文章，反应十分强烈。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已掉进这场运动的旋涡中，难以自拔了。我决定暂时不去找冯俐了，集中精力应付眼前的事。吃饭的时候我和程冠生商量是否对《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做出反应。程冠生说须首先弄清肖宝的真实背景，如果真是化名，那一定有来头的，这样须谨慎行事。我说全校一万多名师生，找这个人像大海捞针。程冠生说其人肯定是学生不是老师。我问为什么。他说目前的形势，老师还不会参与学生间的论争。我觉得他分析得有道理，又说排除老师学生也有七八千呢。他说他有个老乡在学生会，那里有全校学生的名册，明天去要出来查一查，一查就知道有没有这个人。我说行。
饭后在宿舍走廊上碰上孟广琦，我觉得应该和他谈谈，无论作为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还是作为同班同学，找他都找得着。我上前问他有没有时间，他赶紧说马上要去校党委开碰头会。我说那就说两句话。他没吱声。我问他看没看到贴在食堂门口的文章？他说看过。我问你觉得以这种方式鸣放是否恰当？他说对你的大字报总支还没正式研究，因此不好回答。我紧追不舍问他个人有什么看法。他想了想，说我认为对党有利对整风有利的事就做，对党不利对整风不利的事就不做。说完匆匆走了。望着他走下楼梯的背影我心里直想骂，你他妈说的是啥话呢？不为对党有利对整风有利我何苦要写什么文章？又何苦贴出去呢？
我悻悻回到宿舍，见只有李德志一人在下象棋。我问怎么就你一人在宿舍呢？他说都看电影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看？他说我从来不看电影。他确实从来不看电影，他说电影是瞎编的，看电影纯属上当受骗。说起来这个学数学的李德志属怪人一类，平日在宿舍总是一副不与凡人搭腔的模样，或闷头看书或自己与自己下棋，极少与人说话。他的记忆力惊人，与他不搭界的事都记得很清楚。有次我自言自语：大哥来北京是什么时候呢？他马上答三月十八日，星期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信口胡诌，可翻开日记一看他说的一点不差。他的记忆力使宿舍里的人感到可怕。下象棋是他惟一的爱好。我想他下棋时一定是将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劈成两爿，劈开一条楚河汉界，然后厮杀争斗。我进来后他继续下棋。他左手挪一个子，再右手挪一个子。这爿李德志和那爿李德志捉对厮杀。我看得别扭，加上心情不好，便说句这玩法有啥意思。他一边走棋一边接腔，说各人有各人的玩法，你不是也玩出了花样？我不解，问我玩什么花样了？他说那张大字报不是你贴的？他指这个。我说那怎么是玩花样呢，那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他不再吱声，一手一手地挪子。我无所事事，想利用宿舍难得的安静时刻给家里回封信，再有两个多月就放暑假了，早些把和冯俐一起回去的事告诉父母，一让他们高兴，二让他们早做准备。信很快写完了，要落款一时竟记不起日子，我问李德志今天是几日？他告诉我是五月十一日星期六。我照他说的写了。我封死信，他的棋也见了赢输。只见他伸出右手抓住左手摇了摇，说祝贺你。这是他一贯的伎俩，每次收了局，总是输手握赢手表示祝贺，神色很郑重，没一丝调侃。时间长了，宿舍里的人也见怪不怪了。我问是左手赢了吗？他说是左手赢，最近左手赢多输少。我问这为什么？他摇摇头说他也不清楚，也觉得奇怪。他说也许与大脑的构造有关吧。我感到匪夷所思。李德志又摆上棋准备再下。我说别下了。他抬眼看看我，说妨碍你了吗？我说并不妨碍我，只是觉得你不应无谓消耗自己的智力。自己和自己交手不是正负对消吗？他笑笑（难得的一笑），说《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和《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难道不是左右手相对正负对消吗？我一怔。想想说这与你下棋可不是一回事。他说是一回事，我还知道最终也是左手赢。我问哪是左手。他说自然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是左手。我觉得他在胡扯，不吭声。他也收了棋，边收边说：数学是一门绝对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中间状态，所以数学能解生活中的万题。我嘲讽说难道数学能解出上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协约国孰胜孰负么？他说当然能，只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学公式罢了。我心想简直越说越荒唐了，数学万能也不能万能到如此玄妙的程度。我说你现在有这个公式？他说有。我说拿出来给我看看。他说这可不成，天机不可泄漏，不过你要有什么题我可以为你解。我想想说：行。你解解写《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肖宝是真名还是化名。他说这题目太简单了，我已经解出来了，是化名，确切点说是校报那伙人。肖宝，校报，我嘴里念叨着，一下子恍然大悟了。李德志说的没错，是校报无疑。自然我不相信答案是他用什么方式解出来的，但我必须承认他的绝顶聪明。我从小就听人说“南蛮子”聪明，这一点在李德志身上得到印证。与李德志相比，我觉得自己不仅记忆力低下，理性也十分缺乏。我想趁这个机会和李德志谈谈，听听他对形势的分析，正这时走廊上脚步声乱响，接着同宿舍的黄伟和董建力推门进屋。我问这么早就散场了吗？黄伟说电影没意思，不看了。
——十二日是星期天，食堂开两顿饭。平时这是睡懒觉的好时机，可今天很早我就醒了，头很痛。晚上失眠，天快亮才睡着。躺在床上我想今天一定要去看冯俐了。走之前还要找到姜池，印证一下肖宝是否就是校报。对这个问题昨晚我想得很多。假若《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确系校报所为，那样校报领导的心胸就太狭窄了。只因没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稿子，就用这种方式还以颜色，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我觉得应与他们论究一番。在床上把一天的事情想好，到真要起床却起不来了。身子软绵绵，头昏沉沉，一点劲儿也没有。我知道自己病了。
又迷糊过去。再醒来宿舍里人影全无，都去吃饭了。我一贯是懒觉大王，特别是星期天常常睡误了饭，我不起床别人不会往别处想。事实上我也极少病倒。我还是想起来，爬了几爬仍未爬起。我明白所有的安排都作废了。我静静地躺着，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程冠生推门进来，张嘴便嚷：起来起来，又贴大字报了。我一骨碌从被窝里坐起，问还是肖宝吗？程冠生说不是。我不再问，三下两下穿好衣裳。往食堂走的路上我对程冠生说用不着再查花名册了，肖宝是校报的谐音。程冠生想了想点头认可。他问我怎么想到这一层。我说不是我，是李德志。食堂门口还是昨天一样的场面，黑压压的人头在告示牌前攒动，议论纷纷。
我顾不上程冠生，拼命从人中间往前挤，直到看见了告示牌。新一张大字报贴在我那张的旁边，标题写得很大：《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落款是苏英。我又看内容。事实上内容已从标题上一目了然了。一边看我心里一边想这个苏英是谁呢？似乎是女生。我从告示牌前退出来，又被许多学生围住了，像记者采访似的提开了问题。有人问我认不认识苏英。我说不认识。又问你想认识她吗？我说想认识。那人说她在历史系。提问继续。程冠生见状拉我往食堂里走。直到端起碗我才想起自己病了，想起病了立刻就支撑不住了，觉得天地旋转。我撂下饭碗，坚持着一步一步回到宿舍，倒在床上人事不知。醒来时眼前漆黑一片。再睡就到了天亮，十三日。啊，十三日！就是审讯员询问的十三日，我想起来了，终于想起来了，谢天谢地！
·2·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三
这天放风将军因殴打外号“小日本”的犯人被关了禁闭。事情的起因是小日本没把水烧开。
今冬特冷，监房里不生火，滴水成冰。为了御寒犯人便拼命往肚子里灌热水，小日本像有意与大家作对，烧出来的总是半开不开的温吞水，温吞水喝下肚不仅不能增加热量，反倒使肠胃不好受，咕噜咕噜响个不停，一泡接一泡地撒尿。这事各监室都不断向管理员反映，一反映水就热两天，接着又是老样子。大家把小日本恨得牙根痒。大家恨小日本还有另外一层：小日本是个真正的日本人，进一步说是个真正的日本鬼子。日军占领北平期间，他就在这座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当看守，据说还亲手杀害过抗日志士。日本法西斯投降后他成了在册的战犯，被判了无期徒刑。没送走，留在看守所里干杂役。搬运东西、扫院子、烧茶炉。每次放风都能在院子里看见他的身影，小脑袋、短腿，脸阴着没一点表情，宛如一头伺机反扑的野兽。犯人普遍恨他。将军、崔老这些曾在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的犯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认定小日本贼心不死，叫暗劲和中国人较量。可他不敢对着狱方人员，就对着关在这里的犯人。将军早就嚷嚷着要教训教训他，终于在今天寻到了机会。
犯人放风的地方是靠监狱后围墙的一座小院。院子不大，于是放风就在各监室间轮流进行。
几个监舍合一的时候也有，少，一般发生在因某种原因须压缩放风时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管理人员便格外戒备，严密监视如临大敌。放风的犯人实际上是在院子里转圈，驴推磨似的，一个跟一个，转完放风时间拉倒。但位置在放风的开始可以伺机选择，想利用放风时间和某个狱友交谈就走在他的前或后，压低了声音说话别人听不见。人的创造力无限，任何险恶地方都有空子可钻。
这天也合该小日本倒霉，我们24号监室的犯人鱼贯走向放风小院时他正打扫这条路径，看到小日本那一瞬我突然产生一种预感：要出事。这想法刚一冒头接着便听见小日本鬼哭狼嚎地一声惨叫，定睛看时将军已把小日本踢倒在地，并连续再踢，嘴里骂狗娘养的把水烧开！听好，烧开！靠近的几个犯人也不失时机用脚踏杀猪般在地上嚎叫的小日本，直到管理员闻声赶来为止。放风立即被取消，作为对24号监房犯人的集体惩罚。将军被宣布关禁闭一周，这是对肇事者个人的惩罚。从纯狱规角度看，这种处罚并没有偏差，无论是将军还是其他犯人都能接受，且无怨言。况且这次行动使我们吐出一口恶气，且效果在当天便立竿见影：我们喝上了滚烫的开水。小日本吃了苦还须痛改前非。不知什么原因，将军没关满一周就放出来了。大家把他当成了英雄，吃水不忘打井人，喝热水不忘将军。关小号给犯人的最大的折磨是减少伙食份额，本来便吃不饱，减了更要挨饿。虽只关了几天，将军的身体就见出虚弱，脸色死灰，大家自动从自己碗里舀出一勺稀饭添进将军碗里。积少成多，将军每天能多喝一碗稀饭。这碗稀饭就像治病的药物，将息着将军。可笑的是小日本被那一顿臭揍吓破了胆，烧水不敢马虎不说，每当轮到我们监室放风他都躲得远远的，躲避不及时便规规矩矩站在路边，垂手低头，等我们过去。那卑躬屈膝的模样使管理员总是阴沉着的脸都露出笑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话用到草庙子胡同就是铁打的看守所流水的囚犯。这里不是正式监狱，被看押的囚犯确如流水，一个一个流走了，一个一个又流进来。我自从进到24号监房这里先后走了四人又补进来四人。这遭要走的是员外。员外的本名叫曹均轩，五十多岁，本人成分富农。他在这里关了将近一年，案由是反革命杀人。那场惨案已过去了七八年，当年被杀的一个村干部的儿子突然从关外回到村，他说还乡团那晚砸他家的门，他爹知道事情不好赶紧把他从后窗丢出去，让他逃命，他往村外跑时看见曹均轩在街上溜达，他是还乡团的内应。他一检举，曹均轩就遭逮捕。审他，他不承认参与杀人，说那晚他在家睡觉。翻来覆去审讯了快一年，他翻来覆去还是在家睡觉。最后一次审讯连续了三个晚上，犯人们都清楚员外正经受着一场车轮大战，没有坚强神经的犯人是经不起这种疲劳审讯的，大家都为员外担心。崔老说员外能不能回家过年就看他这次牙咬住咬不住了。员外回到监房就像死人一样，铁门刚在身后关闭就倒在地上呼呼睡过去了。大家把他抬上铺，给他盖上被子。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也没醒过来。打来了早饭，崔老过去把他推醒，他睁开眼左看右看，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呆在什么地方。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牛哞，让人听了心里发怵，他边哭边吆：我完了，这遭完了。见状大家什么都明白了：员外没能经受住车轮战术的考验。他是完了，彻底完了。等他平静之后，崔老问他到底参没参与还乡团杀人，他说没有，真的没有。崔老说这就是那村干部的儿子诬陷你。员外摇摇头，说我虽是富农成分，可和村干部无怨无仇，他干吗要害我？崔老说那就是他看错了人。员外说大概他没看错人，他看见的是我，我有夜游症，夜里常出门在街上溜达，可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崔老说明白了。大家也明白了。将军急急问：员外你对没对审讯员说你有夜游症的事？员外说他记不清楚了，熬到最后只想早早回来睡觉，脑子乱了，什么也记不清楚了。将军又问他最后是否签字画押？其实这话纯属多余，已经熬了三天三夜，不签字画押能放他回来吗？早饭吃得十分沉闷，没一个说话，不用说都在为员外难过，为他担心。果然饭后管理员便来监房宣布让员外收拾东西转狱，这意味着员外在看守所的预审业已完结，案子将转到检察院。员外就这么走了。后来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真的快要过年了。犯人中确有人在想回家过年的问题，这大抵是那些预审完结又自觉能无罪释放的犯人，这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犯人是不抱这种奢望的。他们的全部心思仍旧放在如何应付审讯以谋求最终得到法院的从轻发落上。特别是不要被判死刑，留下一条命。至于我有没有回家过年的想法呢？当然想。而且还很乐观。同监室的犯人对我的问题也普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我毕竟与他们不同，他们曾真刀真枪和共产党交过手，共产党恨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而我则不同，我不过说了几句让共产党觉得不舒服的话。我也相信这一点。我不仅没和共产党对立还真心拥护，我的所作所为也许在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但主观上是绝对没有恶意的。我想一旦把问题弄清楚了还会让我回K大的，人遇事总愿往好处想，一厢情愿的乐观。但我的乐观想法很快便破灭了。
这得从那次放风说起。我们24号监房和14号监房一起放风。在院子转圈时我突然发现一张熟面孔，惊讶中，我想起他是K大新闻系的学生，姓史。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在我之前还是之后？在狱中看见熟人心中确是别有一番滋味。我起意利用这次放风和他谈一谈。否则这机会一旦失去以后很难再有。自然这很冒险，狱方明确规定犯人不许在放风时互相交谈，一旦发现将给予严肃处罚。但强烈的愿望使我顾不了许多。我朝站在四周的管理员看看，他们的眼光没盯在我在的地方，我就蹲下身做出系鞋带的动作，用眼光瞟着在我身旁仍继续转圈的犯人队伍，待姓史的同学走来时我站起插进他的身后，虽然我的伎俩没被管理员发现，却紧张得心怦怦乱跳。没待我开口，我听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很轻。我立刻明白是史同学对我的呼叫。竟然他也发现了我。我轻轻叫了他一声老史。他应了一下。由此我二人便心照不宣，一边转圈挪步一边交谈起来。我问他是什么时候进到草庙子胡同的，他说是一月十二日。我问进来后见没见到别的K大师生。他说有一次和13号监房一起放风，见到哲学系的朱为民，但没说上话。我问我走后K大又抓了多少人。他说不太清楚，反正不少。我问抓没抓程冠生，他说抓了，比他早几天。我问程关押在哪里。他说不清楚。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串问题，我一一回答。也许急于知道的事情太多，待他稍一停顿我又开始询问。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冯俐的外文系学生。他说认识。他说他还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我问他知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他说自你被逮捕后她成了全校的名人。我心中一惊，问咋？他说她为你被抓的事几次到校党委闹，让他们讲出你关押的地方。学校讲不出她又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最后被警察押送回学校。这事在全校引起轰动。我听了紧张万分问她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她被抓了，不知道以后的情况。总算知道冯俐的消息，而且是个坏消息，我心里十分冲动，要不是在院子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会大哭一场。我强忍悲伤，又想到那个能不能回家过年的老问题，此时此刻这个愿望无比的强烈。释放后我将立刻去寻找冯俐，哪怕她关在天涯海角。我问老史当局会不会在短期内将我们释放。老史说千万别有这种幻想，绝无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右派已被定性为阶级敌人，被抓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么严重的罪名怎会轻易释放呢？他还说他被抓前接到哥哥从上海复旦大学的来信，信中讲他们学校被逮捕的右派许多已被判刑送劳改农场了。上海如此，北京还会两样么？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像被重重地敲了一锤。这一锤也就敲醒了我的自由美梦。
这次放风之后我的情绪十分低落，也十分抵触。心想共产党到底是犯了哪门子邪，干吗非把原本拥护他的人推到悬崖下面去不可？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联想到自己这些天的苦思冥想，我感到无限的怨恨。我决定不再绞尽脑汁想自己的“罪行”了。既然右派在共产党眼里已经是个又臊又臭的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好了。这么想我便不在乎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只是担心冯俐。我牵挂着她，这牵挂是刻骨铭心的。当然我还很清楚，这种牵挂仅仅出于我对她的感情，已没有功利的成分，我相信我和她的爱情关系已经结束，我们已失去爱的权利。我别无它求，只求她能平安无事。
崔老发现了我情绪的变化，注视我的眼光透出关切，这是我能察觉到的。这天晚饭后他把我叫到床铺的一角，问我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对此我又能怎么回答呢？千头万绪，一言难尽啊！崔老见我不语，又问一遍，我便将放风遇史同学和从史同学口中得知的情况说了。我是信任崔老的，尽管崔老对自己的一切缄口不言，但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信任。崔老听了脸上倒露出微笑，说我当是天从头顶上塌下来了呢，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啊。我诧异地看着崔老。崔老敛住笑容，神情恢复惯常的平淡，他问我想做何打算。我说我不想再苦苦回想自己的事情了，问我，记得多少说多少，反正怎样都没有好结果了。崔老摇摇头，说老周你进来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该知道这里不是可以耍脾气使性子的地方。不仅不能耍脾气使性子还须提高警惕，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说崔老为什么……你不用说下去了，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我对你说，我的情况和你是大不一样的，我只能硬顶着，顶住了就能回家过年，顶不住就到阎王爷那里过年。除此没第三个地方。我不吭声了。崔老说既然你的所有情况他们都掌握，审讯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程序。但你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不仅不能惹他们恼怒，还要取得他们的欢心，乖乖的。记住，对你来说，的确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没有别的选择，老周。
——二十二日。上午，作为《大地》主编我列席了中文系教师整风座谈会。这几天为筹备创刊号的稿件，编辑部全体人员一齐出动，参加各系召开的座谈会。汇集大家的发言，归纳观点。
我头一次参加教师们的座谈会，总的感觉比学生座谈会有水平，教师了解的情况比学生多，谈得深透，有说服力。在这次座谈会上，教师们揭露了学校存在的许多问题，对党委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教师认为目前校党委整风决心不大，仍持观望等待态度。要求进一步放手，下决心，彻底纠正错误，消除由错误而造成的副作用，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弄清是非。在座谈会上，许多教师做了专题发言，我根据他们的发言做了相关的归纳，大致如下：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管事和治校；正气不足邪气上升助长官僚主义；党员不接受群众批评，党政不分包办代替；领导不懂业务，有问题找谈话就是思想问题；个别党员自认为他就是党，批评他就是批评党；肃反对知识分子情况估计不足，反革命定义不恰当，宁左勿右偏差大；党委应检查团结工作，宗派主义是主要的，知识分子好像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党现在没有威信，不是办学而是办党，强调政治忽视业务；士可杀，不可辱，不能光看知识分子的缺点，也要看优点，不能叫大家都像绵羊一样。
中午在食堂见到了冯俐，她上午回校，她在舅舅家竟一住两周。她比走时胖了些，脸红扑扑的。我问她舅母的病咋样了，她说差不多好了。我说一直想去看她，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实在走不开。她笑笑，说离校才十几天，回来看看变化很大，真是那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话啊。我问她从哪些地方见出学校的变化。她说别的不说，光大字报就把K大校舍覆盖起来了，一点见不出K大的原先模样。我听了有些得意，说你知道是谁贴出来的第一张大字报？她说不晓得。我说就是我。她显出吃惊的样子，说你干吗要当出头鸟呢？我说都不想当出头鸟运动咋开展呢？我见她不吱声又说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咱们晚上见好吗？她说好。
下午召集《大地》编辑部的人开会，凑情况，汇集稿件。副主编程冠生提议可以设一个“大字报选编”栏目。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好。加进这个栏目，既能充分反映出全校整风的面貌，又能使刊物生动活泼起来。我建议这个栏目就由程冠生负责，但大家要一起帮他，分头去各系看大字报。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抄回来备用。散会后有一个陌生面孔的学生来找我，自我介绍说是哲学系的龙天胜。我说我看过你贴的大字报。他谦虚地笑笑说不足挂齿，也是步你的后尘吧。不等我说他又说，形势发展很快，为把K大的整风运动搞好，不能单枪匹马地干，必须联合起来才成。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已经有几个人想成立一个哲学学社，一个探讨与当前形势有关的理论问题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希望我和程冠生能够加入。“你跟我来吧！”他说。我跟着他来到哲学系的一间宿舍里，铺上坐着六七个人。龙天胜一一介绍，其中一人是与他联名写大字报的严文强。还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物理系学生谭超。都认识了以后，龙天胜便就成立学社的事谈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就议论，最后商定学社的名字叫《观察与思考》，由龙天胜担任社长，严文强、谭超、郝达三人担任副社长，严文强兼秘书长。我担任宣传股股长。程冠生没在场，安排他当组织股股长。对这种人事安排我是有看法的，我觉得我和程冠生都应该当副社长。也不便直说，便以编辑《大地》忙为由婉辞宣传股股长职务，也就从这档子事中脱身。晚饭时冯俐告诉我，饭后外语系领导要找她谈话，不能见了。我问谈什么，她说不知道，可能与请假离校有关吧。晚上不得见，很沮丧。
——二十三日。上午班里召开座谈会。我请了假。《大地》编辑部的人也都在各班请了假。全体一齐出动看抄大字报。程冠生他们去了民主墙。我去了生物系和历史系两处。抄了整整一上午|奇^_^书*_*网|。下午在《大地》编辑部讨论创刊号稿子。头题稿理所当然应摘发《人民日报》社论。但从十九日到现在《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发表社论。有人对此不解。按说在运动的关键时刻，中央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前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社论，现在连续一周没有，只是转发各种座谈会的发言摘要。程冠生说是否可摘部分知名人士的发言作为整风信息登出来。我说既然没有社论，党报登载的发言大致也可体现出中央的态度。我们开始从报上选择发言摘要，有民盟领导人，工商联领导人，民革领导人。民盟领导人的发言讲得很直率：现在人民有顾虑可以理解，过去的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么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再整？有人说这位民盟领导的发言很大程度代表一部分人的思想顾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英（就是那位声援我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大字报的历史系女生，她主动参加《大地》编辑部的工作）表示不同意这种见解。她说既然党报能登这位民盟领导的尖锐发言，正说明党是胸襟坦白的。有句俗话叫人正不怕影斜，没有这种想法才敢于将人的误解讲出来的。苏英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大家统一了认识，转载了这位民盟领导人的发言摘要。苏英说还应该转载K大校长的发言摘要，《大地》毕竟属于K大校园嘛，现在首都许多大学都提出学习K大的口号，咱们把校长抬出来也算是以壮行色呀。对苏英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但又有人说似乎没在报纸上看见张校长的讲话。苏英说这无妨，我们以《大地》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请他谈谈对整风的看法。苏英的观点总是让人无话可说。有人建议让苏英完成这个任务吧。苏英说采访校长应该由主编亲自出马。立刻又有人支持苏英的观点。我有些畏难情绪，想想还是答应由我去采访张校长。本期重点稿件初定七八篇，所谓初定是鉴于形势发展很快，不是日新月异，而是时时刻刻都有变化，所以不到最后发稿时刻，稿子便不能最后拍板。初定这部分稿子是向教师、学生约写的专题性文章，话题十分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合作化的意义与时机》、《怎样看待民主和法制的阶级性》、《论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论党的危机》、《文艺方针我见》等，特别是一篇名为《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小品文写得诙谐和幽默，立论新颖，论据透彻，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
——二十四日。上午编稿。下午去采访张校长，到了办公楼。校长秘书潘栋见了我十分客气，说周主编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我也调侃说古言曰老爷好见舅舅难缠，找张校长自不能迈过你这大秘书的锅台上炕啊。他笑了笑，说老爷不在，舅舅爱莫能助。我问去哪儿了。他说在物理系参加整风座谈会。我说我去那里找。
到了物理系座谈会会场，会议已接近尾声，系总支书记正做总结发言，让大家打消了顾虑，畅所欲言，总支将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做认真的研究。最后他请张校长做指示。张校长摆摆手说我是来听的，不讲了。这时一个有点谢顶的中年教师站出来冲张校长说：我们希望张校长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哪怕说一句也行。只见张校长呵呵地笑起来，说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地发议论呐，再说就是发议论也离不开中央的精神呀。说完站起身，做出要离场的样子。那谢顶的教师却不算完。说我们不是请张校长传达中央精神，而是想听听张校长对这次座谈会有什么看法，是怎样的评价，难道不可以么？张校长的笑僵在了脸上，眼光盯着谢顶教师，形成一种对峙局面。在场的人都明白这种对峙意味着什么，一个在逼校长表态，一个不肯表态。这当儿有人站出来支持谢顶教师，说张校长可以谈谈个人看法嘛，群众不怕揪辫子，领导也不要害怕嘛。张校长的脸色更难看了，嘴哆嗦着，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我真不知道下面的同志还有这么多意见啊。谢顶教师针锋相对说，我也没想到张校长到现在才知道下面有这么多意见啊。立刻有人插言：精彩，精彩，辩证的精彩。张校长没再说什么，离开了会场。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采访是不可能的了，打消了这个念头。
晚饭时没看到冯俐，离开食堂我向她的宿舍走去，想约她到外面转转。前天晚上系领导找她谈话，不知谈的什么，对她有何影响。其实我也非常想和她谈谈怎样对待整风运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我觉得她有些消极，置身于社会潮流之外。我心目中的冯俐应该不亚于苏英才是。我当劝说她参与《大地》编辑部的工作。没有找到冯俐。也没见到同宿舍的人。我只得回自己宿舍。只有李德志回来了，已摆下棋盘，左右手大战在即。他说刚才吕浩明来过。留话让我到他宿舍找他，有要事商量。这几天吕曾几次通知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的会，因忙《大地》创刊号抽不开身。找到吕浩明，他把我拉到走廊上，我先向他解释没能出席会议的原因。他说他知道，他也正是为《大地》才找我。我说《大地》怎么啦？他说他有一个想法，把《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作为社刊，这样对两方面都有好处。他提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吕浩明接着说：把《大地》改名为《绿叶》，你还做主编，绿叶文学社副社长兼《绿叶》主编。我作为绿叶文学社社长兼任《绿叶》社长。你我都名正言顺。我想想说这倒不是不可以考虑，只是得和《大地》其他同学商量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吕浩明说当然，但愈快愈好，最好明天便能确定下来。接着他询问创刊号稿件情况，我说基本就绪。他又问什么时间可以下稿。我说随时可以下稿，印刷厂也联系好了，但大家还想等一等。他问等什么？我说等《人民日报》社论，对对中央的口径。他说似乎没这个必要吧，整风大方向中央早就确定下来了，并且三令五申，不会变。我说是这样，但大家有顾虑。吕浩明说胆小怕事畏首畏尾是成不了大事的。他问你知道田野这个人么？我说我听说过，S大法律系学生。吕浩明说这女生非同小可，以她的胆识与才华在首都数十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听说K大法律系的同学近几天就邀请她来K大演讲，我觉得咱们文学社应参与这件事。我没表态。
——二十五日。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我问她昨晚到哪里去了。她说同宿舍的鞠燕过生日，下午大家一起去颐和园玩去了，晚上在外面下饭馆。我心里有些不满，但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我说今天晚饭后别安排别的事，咱俩谈谈。冯俐说今天是周末，她要去舅舅家。我说你不是刚回来吗，咋又要去？冯俐说走时舅母还没好利索，她不放心，要去看看，反正这一段时间也不上课。她又说你和我一块去吧。我说《大地》这两天便要付印，走不开的。又说你最好也留在学校参加运动，那天你们系领导找你谈什么呢？她说和你是一个腔调，希望我别分心，投身运动。我说这不就是了么？她说我今天得去，要是舅母没多大问题，明天就赶回来。我说一言为定啊，明天中午在食堂见不到你，我立刻去把你抓回来。冯俐笑了，说那我就等着你去抓。上午继续编稿，我瞅空把吕浩明的意思同大家说了。大家就议论起来，一致认为没必要和吕浩明掺和。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也觉得没必要动员大家同意。报纸送来了。《人民日报》仍然没有社论。心里的不对劲儿都表露在脸上，很失落。突然苏英又高叫一声，手摇着一张报纸说《光明日报》把咱K大的大字报宣传出来了。有人说快念念。苏英念了标题《K大学生开辟“民主墙”》，程冠生兴奋地说报纸肯定了“民主墙”的鸣放形式，太好了。苏英说周文祥祝贺你这个中国大字报的创始者。我也很激动，不知说什么好。
我从苏英手里要过报纸，一目十行地看起来。文章里讲到K大一位副校长欢迎用大字报揭露问题，还有K大几位名教授对“民主墙”的态度，称赞这是继承“五四”民主传统。我看的时候程冠生有些迫不及待，[奇+书+网]说让苏英把文章念念吧。苏英又从我手里抢过报纸念了起来。念完后程冠生说行了这遭行了，咱们的《大地》可以付印了。苏英说可以付印了。我说既然等不来《人民日报》社论咱就转载《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吧。大家同意。当即议定今明两天将全部稿子编定，画好版样。星期一印刷厂一上班就送去。
——二十六日。星期天。早晨往食堂走见到的一幅景象使我一下子想起那两句古诗：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K大校园到处都被大字报覆盖起来，说到处开遍梨花一点也不为过。显然是昨天《光明日报》那篇文章起了作用，原先便以大字报形式鸣放的师生更坚定了信念，原先存疑虑的师生也打破了顾虑，一齐行动起来。我顾不上去食堂吃饭，一路看下去。我发现许多大字报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了一步，视觉更广阔，思想性更锐利。
我觉得应该从这些新张贴的大字报里选出一些，替换下已定发于《大地》的那些，这样更具时效性。这么想我便掏出笔记本选抄起来：在最显眼的地方贴着的是两句诗，是模仿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改写为“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我记下了，接着再看，先大致浏览一下题目，觉得有抄写必要的再抄下。如《高度集中是危险的》、《我们的顾虑与呼吁》等等，特别是一张题目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很有分量，因太长，我只记下了片断：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了某些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也办不好，社会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学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目的。
下面的落款是历史系高云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