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抄录之后，我突然感到将这大字报刊发在《大地》上有些不妥，倒不在于内容的尖锐程度，而是立场有问题。他的批评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立场上对社会主义体制加以否定，对共产党加以否定，恐怕这就出格了。共产党整风，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却不是想让人掀出历史的舞台。想到这儿，心里便不免增添了一些担忧：如果像高云纯的批判者多起来，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呢？转而又想，或许共产党不会介意，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对待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政见者的意见。
又继续抄了一会儿，看大字报的师生愈来愈多起来，热烈地议论着。我忽然发现校党委袁书记也站在人群后面看，神态沉静地看大字报。在K大张校长是一把手，掌管学校一切大权，但大家都知道张校长与袁书记关系密切，全国解放后两人便成为搭档。张每调动一次工作，必定向组织提出让袁做他的副手。于是张从高教部调K大当校长，袁也就来当了书记。在K大，两人的关系似乎成为战友情谊的一段佳话。这时看到袁我想到昨天采访张校长不成的事，觉得既然遇上了袁，不妨就采访采访他。即使不宜刊载，也可以摸摸领导层的态度。我坚信张袁两人的意见会完全一致。我从人群中挤到袁近前，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这时一个认识我的同学又对袁介绍说我是《大地》期刊的主编。袁郑重地看看我，问你就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周文祥同学？我点点头，袁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提问，我说袁书记看了大字报能谈谈你的看法吗？袁沉吟一下问：你是问大字报这种形式还是指内容？我说两者。显然我的提问引起了在场人的兴趣，或者说袁的回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齐把目光注视过来。袁颇有风度地笑笑，然后抬手拍了几下掌，随即转身离去。袁的拍手举动开初使人们怔了一下，当有所意会后，便不约而同地向离去的他鼓起掌来。这场面令我十分地激动，我坚信校领导的态度已尽在袁无言的鼓掌中了。
中午，在食堂见到程冠生，他焦急地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抄大字报了，我又说饭后到编辑部对稿件做最后一次筛选。他说好。程冠生又说今天《人民日报》仍然没社论。我说那就原计划不变了。吃饭时我眼光四觅，没找到冯俐，她没回校。我说过这时候不回来就去她舅舅家找她，可《大地》的工作还没结束，去不成。我有些生她的气，心里怅怅的。我知道与别的都无关，只是想她，想和她在一起。
下午将最后一篇稿件《大地》创刊词写完。大家传阅后提出几处修改意见，我改过。《大地》全部稿件到此完结，大家都感到轻松，也有些振奋，毕竟干完一桩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我说星期日只剩下小半天了，大家休息吧。人散去，只剩下我和苏英在后面。这时我不由想起上午看的那张题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便问苏英认识不认识系里的一个叫高云纯的人，苏英说咋会不认识，高是给她们班讲课的一个中年教师。苏英问高云纯老师怎么啦。我就把看到的大字报情况对苏英讲了讲。苏英说文如其人，高云纯不写文章便罢，一写肯定便是这样的。接着她便将所知道的高的情况做了介绍。高的父亲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老板，他于解放前夕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一九五四年回国，由人介绍到K大教书。这人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却自称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总之，属怪人一类。说完了高云纯讲师，苏英又问我这星期天余下的时光要干什么。我说没什么事。她说咱们去打乒乓球吧。我说我对打乒乓球没有兴趣。苏英说要不去湖边看钓鱼。我说我对钓鱼也没兴趣。她哼了声，讥讽地说你是只对谈恋爱这一件事感兴趣，难怪人家叫你花和尚哩。说完便丢下我走了。想想苏英说的也不错，我的心思确实在冯俐身上。我权衡要不要去她舅舅家找她，现在马上起身，天黑前赶到。可我又担心现在她正在往学校赶的路上，别走了两岔头。我突然起意到公共汽车站等她，那路车是她必乘之车。我觉得这个守株待兔的方案很好，既实际又浪漫。我的心情十分惬意。革命加爱情，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游动。
离开教室我向西校门走去，迎面遇到许多从外面返校的师生，不知咋的我对那一时刻的记忆十分清晰，我能按顺序写下遇见的我熟悉的师生的名字：金平、苏大林、席登强（外号“砚台”）、彭永辉、于坤安、程炳（外号“狗尾巴草”）、石毛（外号“橡皮”）、邹光龙、王雄才、夏小燕、李奇迹、李晶、刘铁军、杨华（外号“小白菜”）、杨旭光、贺礼、朱伟宏（外号“猪头”）、贾宏富、曾筝、汪妮、尹民、吴志强、袁勇兵、刘光旺、胡勇、张健、吴珊、刘吉勇、潘玉莲（外号“潘金莲”）、卜伟才、杜莉、唐松柏、刘海国、周利均、李先保、谢讯、田骏（外号“小跑”）、晏春喜、邹文凯、郭炜、王玉兰（外号“大嫂”）、李爱莲、胡骏辉、陈练、许伟、许宇霞、管金平、黄琪、林木森（外号“烧柴”）、易之军、童伟国。我认识的师生都和我打招呼，许多我不认识的师生也和我打招呼。我有些应接不暇。出了西校门我赶紧拐向人少的左边。后来我到了车站，很快就来了一辆车。下车的人没有冯俐，我再等。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大约二十多分钟来一辆车。这样，等了三四辆，日头就掉到六郎庄村西，天也就暗了。我心想没准冯俐又在舅舅家留下了，等也没指望了。可又一想明天是星期一冯俐是应该回来的，再等一会儿吧。这时六郎庄方向闪烁着点点灯光，我想起程冠生对我讲过的六郎庄这座小村的掌故：据说有一年西太后登万寿山，打眼往东面一看，看到一座被柳树掩映着的小村，遂问随行太监村庄的名字，太监回禀说叫六郎庄。西太后一听顿时沉下了脸，她把六郎庄听成了六狼庄，她属羊，这么多狼围着她这只羊怎会叫她安生呢？于是就下旨将六郎庄改成柳浪庄。西太后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百官惟命是从，可老百姓不买她的账，六郎庄照叫不误，叫到了今天。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想冯俐回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了，我该回校了，刚转身要走又听见汽车响，一辆交通车亮着车灯从南面开过来，我就收住脚等这辆车。下车的几个人中还是没有冯俐。我想约莫还能剩下一辆末班车，就干脆等末班车算了。要是现在走了，而冯俐又恰坐末班车，损失就大了。我又等下去。等这辆末班车觉得时间很漫长，我又怀疑起刚才那辆就是末班车，本应向售票员问一声才是，真是疏忽。事到如今我知道必须再等下去，一旦还有一辆末班车，一旦冯俐坐这班车回来，天这么黑……正这么想时又听见汽车响，我精神为之一振。车灯将路面照得雪亮，像急赶着下班那般急速驶来。车到站只下来一个人，我一眼便认出是冯俐。啊，谢天谢地了。我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在暗处，冯俐没看见我，下车后快步向西校门方向走去。我喊她一声，她停下脚，回头看见了我，惊讶问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等你。她说等我？我说等你。她说你知道我今晚会回来？我说我知道会。汽车开走后四周黑暗寂静。我牵着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宿舍前。
——二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去食堂吃饭，见广告牌上贴出大字报：S大学生田野来我校讲演。地址食堂门前。时间上午十点。许多学生围着看，议论纷纷。原定上午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下《大地》稿，但错过听田野的讲演很可惜，便在食堂里寻找程冠生，倒先看见拿着空碗的吕浩明。吕浩明问你看到外面的告示了吗？我点点头。吕浩明说咱先打饭，边吃边说。我说好。我俩打了饭端到一张空桌上。吕浩明说那天我提的那个建议你们研究了吗？他指将《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的事。我说大伙议了议，不大赞成。他停止咀嚼，盯着我问为什么？我说也不为什么。吕浩明不语。我说目前情况下文学社要办份刊物是很容易的事，何必一定要接收《大地》呢？吕浩明叹口气说你不知道我非常喜欢“大地”这个名字，涵盖量很大。我说叫“绿叶”也相当不错嘛。吕浩明摇摇头说“大地”气势磅礴，任何别的名字都无法与其相比。这一点我倒不否认，那天我们想到这个名字时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吕浩明直言不讳地推崇“大地”的“响亮”使我颇为自得，也多少有些歉意，似乎是自己将一件大家都看好的东西抢先装进口袋里。出于安慰我重复我的前言：其实“绿叶”也是相当不错的。吕浩明看着我说你要真的觉得“绿叶”不错，我拿它换你的“大地”可好？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哑口无言。吕浩明又说一句换一换怎么样？
正这时程冠生端着饭过来了，见我和吕浩明俱一副不自然的神情，问你俩这是怎么的啦？我没吭声，主要是不想使吕浩明尴尬。因为我知道程冠生会怎样回答。不料吕浩明自己把用“绿叶”换“大地”意思给程冠生说了一遍，我方明白他的这一想法是执拗的，他又想游说程冠生。我想他是失策了，果然程冠生听了用刚放下饭碗的手拍拍吕浩明的肩膀，讥讽说吕会长如此精通交易之道，何不拿你的会长头衔去换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头衔呢？这才是大有气魄啊。吕浩明变了脸色，朝程冠生嚷道你程冠生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当了个副主编么？我倒要奉劝你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宗派主义时要警惕自己犯宗派主义的错误。说完端起碗悻悻离去。我和程冠生互相看看。我明白吕浩明所说警惕犯宗派主义错误的话不仅针对程冠生，更针对我。“收编”《大地》未成（也包括交换未成）使他心存芥蒂，但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有什么权力如此强加于人呢？对此倒应该奉劝他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时也要警惕自己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啊。程冠生说你何必要和他这样的人搅到一起呢？我相信你不是为个什么副社长头衔吧。我苦笑笑，无话可说。在这种时刻说一句符合客观又不失表白的话是不易的。不便说的话只能压在舌头底下。
我说S大田野来演讲我想听一听，你呢？程冠生说他也想听一听，百闻不如一见嘛。我说那就下午再去印刷厂下稿吧。程冠生说这样好，可以加一则田野来K大演讲的消息及有关反应的文章。我说就事件而言是应该的，只是版样已经划好，再做更动是挺麻烦的事。程冠生说改改看，不行就加个插页。我问你是说加个号外？程冠生说叫号外也可，叫特刊也好。我疑虑说作为号外出现是否太郑重了？太夸张了？程冠生说我不这么看，在当前形势下田野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应该做她坚强的后盾，不能让她单枪匹马地和那些老左们干，老左们四处散布她的演讲背离了社会主义，说她是反革命，真是岂有此理。我说要不等听过她的演讲再定吧，这样有的放矢。程冠生突然想起什么，说周文祥我还有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他说我听说田野手里有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可以向她借用一下，在特刊上一起刊出来，影响一定很大。我听了一下子冲动起来，说这样好。想想又说这份报告属党内高级机密文件，田野怎么会有？程冠生说田野的男友是胡耀邦的秘书，她从男友那里得来。我说我们和她没有什么关系，未见得她会给。程冠生说相信她会给的，不给她就不是田野了。我说假若不给的话也有办法，可以去资料室翻英文报纸，听说纽约时报曾发表了这篇文章，找到请人翻译出来就成。程冠生说对。走出食堂程冠生问我去教室还是回宿舍，我说去女生宿舍找冯俐。程冠生笑笑说看来你们已到密不可分的地步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耳。我说没这么严重，我找她有正经事。程冠生说恋人之间还分得出正经不正经的事？比方亲亲嘴是不是正经事？我说要亲嘴也不能大白天去找人家亲呀，我去是让她参加今天的田野演讲会。程冠生说看来你很希望冯俐能成为K大的田野。我说净胡扯，她成不了田野，我也没这个奢望，我只是希望她不要在这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落伍，如此而已。程冠生说既然这样何不让冯俐去找报纸并且翻译出来，以此把她拉上战车。我一听觉得程的意见可取，便答应去同冯俐讲。
没找到冯俐，给她留个字条在铺上。去教学楼的路上碰上系总支书记范宜春，范知道《大地》的事，问什么时候能印出来。我说今天下厂，一周后差不多就能出来。范说出来一定给他一本看看，他说尽管他没参与，可毕竟属中文系的整风成果。我听出他的态度与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这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党组织态度的变化。我问范对田野演讲怎么看，提倡不提倡师生们参加。范说校党委对田野来演讲原则上不反对，系总支也是这个态度，师生们参加与否也不予干涉。我问他本人是否参加。他说他和孟广琦要为下午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做准备，就是想参加也参加不成了，可能会委派几位同志去听一听。我向他询问可否列席下午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他说你作为《大地》的主编可以列席。
教室里十分热闹，全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在，有的在写大字报，有的在争论问题，问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否是一桩历史冤案。见我来了有人立刻让我发表见解。我连忙挥手说我还有事恕不参辩。离开教室回宿舍拿记录本，准备记一下田野的演讲要点。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躺在床上看书。自从停课，李德志的全部生活是两点一线（从宿舍到食堂）。
别人风风火火投身运动，他优哉游哉当逍遥派。我从心里有些瞧不起他。我故意大声嚷：李德志起来。他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到我身上，问：到午饭时间了吗？我又好气又好笑，说刚吃了早饭又想午饭，你快成了酒囊饭袋了。他不在意我的讥讽，又重新看起书来。我说快别看书了，和我一块去听田野的演讲吧。李德志哼了声说她出的啥风头呢，迟早要倒霉的。我挖苦说这也是你那劳什子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么？他说不错。我说你没推导自己是什么结局呢？
他说推导了，同样倒霉是结局。还有你，你也是。我说去你的。
·3·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四
这天是腊月二十三日。在北方这是一个节日：小年。犯人有点像小孩子，盼着过年过节，既然不能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心中切望。老监号崔老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交底说狱方并不把小年当节，伙食照旧。这让大家很是失望。但这一天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在公平使用那缕阳光的问题上两个犯人发生了争执，等候的那个犯人说已经到了他照射的时间，而正照射着的那个犯人说时间还不够，先是唇枪舌剑，而后便扭打起来，如这类事情的所有结局一样，是崔老将这场战火熄灭。接着的一件事是管理员进来宣布今天有外国友人来参观监舍，交代了一些必须遵守的事项，如外国友人进来后不许乱说乱动，要有礼貌面带笑容。还有，事先要清理监舍和个人卫生等等。外国友人是安排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进入监舍的，在这之前管理员抬进了纯玉米面窝头和炒鸡蛋，交代说必须吃得文明，不许抢，谁在外国友人面前丢人现眼就处罚谁。犯人们盯着放射着金子般颜色的饭菜，眼光也像金子般贼亮，不动声色地快速往肚里吞咽。一会儿几个深褐色面膛的外国人在监狱一干人等的陪同下进到监舍（后来知道来参观的人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随从），参观的过程是极其短暂的，友人们站在门口朝正吃饭的犯人友好地笑笑，赞许地点点头，便转身出门，往别的监舍去了。大门刚刚关闭，只见姓曲的地工倒在地上直翻白眼，脸憋得青紫，一看这情形就知道是叫饭噎住了。几个人撂下碗筷奔过去，把他扶起来给他揉胸抚背，却不管用，眼见得地工的眼珠一点点鼓出眼眶，崔老吆句快报告管理员，就立刻有人高喊报告。管理员恼怒道好饭好菜也堵不住你们的嘴么？！等他知晓是有人快让好饭好菜堵死了，就命令将人抬到医务室去抢救。就抬走了。没过多会儿，管理员回来黑着个脸宣布：帮曲文曲把东西收拾收拾。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坐过监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管理员宣布给某人收拾东西，这人就已成了死人。曲地工没有抢救过来，死了。管理员走后人们议论起来，大部分人的见解是曲地工临死做了个饱死鬼，不冤。这种话用在别人身上很无情，可用在曲地工身上倒也说得过去。因为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曲地工确有些惊世骇俗。每每吃过饭后他便把吃下的饭从胃里倒回嘴里，做第二次咀嚼吞咽，像牛反刍那般。他的理论是这般在感觉上是吃下了双倍数量的饭。无论如何，对于曲地工的死我感到很难受，我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成了死鬼。而且死得这么“他妈妈的”。
近些日子狱方加紧了审讯，犯人像跑马灯似的往审讯室跑。24号监房又转走几个犯人，转北京监狱，没有放回家过年的。补进来的犯人中有个姓陈的整天哭哭啼啼，一口一个冤枉，惹得大家心里很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孝子。孝子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很感激崔老，不时以胃口不好为由将自己窝头掰一半给崔老。崔老自然能体会他的心情，每回都坚辞不受，并开玩笑说这里的人什么病都能得，就是不能得没胃口的病。不知什么原因，对孝子的审讯很是频繁，顶多隔一天便审一次，每次回监房情绪都极其低落，有时还面有泪痕，像在审讯中受到严酷折磨似的。有人想探听一下他的案情，他守口如瓶，说狱方不许有半丝透露。这越发使大家感到神秘。另外近来狱方也加强了对崔老的审讯。且每次审讯的时间都很长，去得早，回来得晚。大家都在替崔老担心。也知道崔老一向忌讳提自己的案情，便不多问。频繁的审讯使监室的气氛十分紧张压抑，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既包括受审的也包括不受审的。
屈指一数，我被关押已一月有余了，从头一次审讯之后，我便严格按照审讯员的要求每时每刻都陷入回忆之中，特别是在记忆中搜寻他们指定的那几个日子。这个过程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原来并不属于自己，属于别人，属于与自己构成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其他人。孩童时期属于父母，属于爷爷婆婆姥爷姥娘伯父伯母叔叔婶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学生时期除上述之外又加上了老师和同学，具体到我作为K大学生这一时期，我更属于冯俐、程冠生、范宜春、孟广琦、姜池、吕浩明、苏英、汪海、毕玉胜、常林东、古好义……甚至还属于热衷自己和自己交手的李德志。而此时此刻在这草庙子胡同26号看守所24号监室，我则属于管理员、审讯员、武警战士、崔老、将军、小咬、臭虫，甚至还包括心怀不轨的“小日本”和哭丧般哭哭啼啼的孝子。而在以后我一旦离开了这里，我又会属于检察官、法官和新面孔看守新面孔警察及新面孔狱友……就是说无论过去现在和以后，我都无可逃遁地属于这些“关系人”。可以说自己一直都是按照这些关系人的愿望和要求，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们中间有的是我乐于接受的（如冯俐要我做恋人、程冠生要我做诤友、同学们要我做主编），也有的是我不乐意却又拒斥不掉的（如范宜春、孟广琦要我做右派进而升级为现行反革命，这里的管理员审讯员要我做守狱规坦白认罪的好犯人）。这一个月来我绞尽脑汁苦苦回想过去，说穿了就是想做一个符合狱方要求的好犯人。我不属于自己，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了自己该怎么做。我得继续想、好好想，不容遗漏地想，这就好比用一张口眼细密的大网将记忆深处的鱼虾鳖蟹一网打尽……
——确如程冠生所说，田野就是田野，我不是指她的演讲（她的演讲也使我很激动），是指她毫不犹豫地将“秘密报告”借给了我们《大地》编辑部，对我们要出特刊的想法也表示支持。说现在的田野已不完全属于她个人，只要对社会有益，她乐于“捐躯”。为此，我和《大地》编辑部的同学们做出出特刊的决定，随《大地》一起印发。
午饭时在食堂没有见到冯俐，由此也证明她没有参加上午的田野的演讲会。我有些失望。
下午列席在十二教室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会议由范宜春孟广琦两书记主持。会议一开始冷场，范宜春做启发性发言，我一点没料到他把话锋指向了我。他说从本系的运动发展来看教师落后于学生，接着他把眼光转向我说比如五四级四班的周文祥同学，是他首先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对推动全校以至全国的整风运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他又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大地》，据说创刊号很快便能面世。一个普通的文科学生能如此对党的事业充满责任感，我们作为师长的怎能甘居落后呢？坦白地说听了范宜春这般说我心里不免窃喜。他毕竟是系党总支书记啊，他的话代表党的声音。党认可了你的行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了你可是很不寻常的啊。我发现很多白发老教师都侧目向我看，在他们的目光里我感到很自豪。是的，很自豪。
范宜春这番以学生激老师的方法立即起了作用，老师们开始发言了。教我们哲学的秦仲俞教授打了头炮，他说既然党态度诚恳地让我们提意见，我们再沉默就有些不识抬举了。从哪里说起呢？就从上午S大来的女学生的演讲说起吧，我去参加了。开始是好奇，心想一个未出茅庐的丫头能有多少货色敢在堂堂K大兜售？可听了不一会儿，我的想法就更正了。人家不是黄毛丫头，是理论家。我觉得她确实了不起，她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水准。比方她谈的社会制度问题，她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我国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党委清除“三害”，并且大张旗鼓地通过整风运动来清除“三害”，但产生“三害”的根本又在哪里呢？她指出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比方说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我觉得她的分析入木三分。于是沿着她的思路我们便不得不这么想：党愿不愿意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呢？如果没有决心改变，那么清除“三害”便无从谈起了，也是不可能的，整风不如早收兵的好。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此我不想反驳，拭目以待吧。
范宜春微笑着对秦教授说：秦教授这头炮开得好，就是要亮出自己的观点嘛。接着发言的是教现代文学的李教民教授。他说我步秦教授后尘，也从田野的演讲说起，不同的是秦教授一开始是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我一开始则持欣赏的态度，因为我在S大的一个学生听过她的演讲，学生对我谈到她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很精辟，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上午我去了。这次她谈到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对我们这些教中文的人来说，对这个问题不会没有看法，一是系统不起来，二是没勇气探讨。田野既统而观之又说得大胆坦诚。我完全同意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是毛主席对胡风下的论断根据不足，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根据不足。所谓胡风反社会主义，是否就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所冒犯？田野向毛主席进言，说胡风一案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毛主席是有错的！但是没关系，赶紧解决就是了。我以为田野对毛主席这一规劝既诚恳又大胆，我希望毛主席能够采纳。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罪，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金口玉牙，那与封建帝王有什么区别？说到底这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法由谁制定出来，由谁来解释由谁来行使又由谁来监督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得到解决。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逻辑混乱，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用这个公式定罪，岂不是人人都有当反革命的份么？
李教授的发言引起会场的骚动，许多人私下议论着什么。我飞快地做记录。我以为秦李两教授的发言作为对田野演讲的反响，可作为《大地》下期的内容。接下去是教当代文学的邓岿骥教授发言，他说党现在有威没信，群众害怕党，怕党的干部，怕党员。校系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目前我校党的工作，不是在领导学校治学而是在办党。民主作风不够，党员高人一等，对一些工作包办，如留助教，报考研究生等问题不征求教师意见。党对群众的意见不能虚心考虑，不喜欢听反面意见。因而群众不敢提意见，提了怕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党的领导工作中自相矛盾。解放后提倡尊师爱生，而肃反和三反中学生抓住教师的头发要他低头，还撞墙，有人说这叫人民的法律，这样如何能尊师？党应该负责对待整风，许多教师在肃反中受了创伤，应当赔礼道歉，否则谁还敢在整风中讲话？
邓教授的发言使会议的温度升高起来，议论声中同时有几位老教师举手要求发言。范宜春满脸绽笑地环视一下会场，眼光最后停在教现代文学的吴启都讲师身上，说先请吴老师发言吧。听范宜春这么一说，会场立刻肃静起来，许多教师都把眼光盯着吴老师看，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异样。吴启都讲师的遭遇在K大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他和他妻子的恋爱经过能写一本书。解放前夕他和他的恋人也是后来的妻子齐女士一起在上海读大学，解放军攻打上海时这位齐女士的父亲携全家登船去了台湾。到台湾后齐女士日夜思念吴启都，要求父亲再把她送回大陆去。父亲不肯。她便以绝食要挟，扬言不放她回大陆就永不进食，直至饿死。到绝食第五天上她的那位国军将领老爸心软了，把她送上一条返回大陆的舰船。那时台湾海峡穿梭来往着运送国民党撤退人员的大小船只，从大陆开向台湾的船只人满为患，从台湾开往大陆的船只几乎全是空船。齐女士乘坐的那条船上只有她一名乘客，随身行李是她保存着的吴启都的一箱书信。就这么一人独乘一艘客轮横渡过台湾海峡，回到了上海。这段渡海寻郎君的佳话当时在学校传为美谈。大学毕业后吴启都和未婚妻齐女士一起分配到K大教书，不久两人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开始了肃反。齐女士被肃成了国民党派遣特务，被逮捕判刑。吴启都被定为特嫌。所以此时吴启都要求发言就十分引人关注。
吴启都还未开口眼圈便泪光闪闪，他说：前几天我给K大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在这次整风中对齐韵琴的问题加以甄别。今天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要向中文系党组织再次呼吁：齐韵琴的案子是冤案，她不是国民党派遣特务，这一点我以我的脑袋担保。首先我必须承认，齐韵琴从台湾返回大陆，并非出于对共产党新政的向往。那时我和她都没有这种觉悟，她纯粹是为了和我结合而为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硬把她说成是派遣特务，她有口难辩，拿不出自己不是特务的证据。当时的肃反工作人员好大喜功，觉得能挖出一个真正的特务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于是颠倒了司法程序，先将她定性为特务，然后才寻找证据。邻居说常听到我们家有滴滴答答的声响，办案人员就叫人家写材料说听到了发电报的声音。他们不知道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电影里特务发电报滴滴答答响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直观的效果，事实上耳机里的声音别人是听不到的。还有，他们还忽略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假如国民党想让齐韵琴充当潜伏特务的话，那有什么必要先到台湾然后再返回来呢？这样做不是会明显暴露身份吗？办案人员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只要抓特务，只要出工作成绩，不要别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想想这要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齐韵琴到现在还在劳改农场改造，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和痛苦啊！呜呜……吴启都说到这已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范宜春关切地说吴老师你先休息一下，过会儿再说。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系总支向你表个态：会后立刻就把你的要求提到校党委。吴启都哽咽地说：这次我豁出去了，大不了把我也抓进去，呜呜……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惟听吴启都讲师凄惨的呜咽声。范宜春不住地说哪位再发言？过了一会儿，又有老师开始发言了。发言一个接一个，直到天暗下来。
出来后在路上遇见了龙天胜。龙天胜问我《大地》出刊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再有几天就出来了。龙天胜随即对那天的事表示歉意，说你和程冠生都应该做副社长的，忽略了。我说干不干副社长无所谓，主要是刊物忙。接着他说《观察与思考》学社的全部人马也都行动起来了，忙得不亦乐乎，干了好多事。你们刊物可不可以报道一下？我说当然可以，你把做的主要工作说一下。他说好。我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光线已经很昏暗了。他说一是针对《人民日报》不报道K大整风情况我们去报社质问，贴了大字报，遭到了围攻；二是把K大整风中涌现出来的有质量的大字报油印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三是组织人去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介绍K大整风经验，为筹措路费，我们向教授们募捐一万多元；第四，组织人与民主党派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都表示和学生们站在一起；第五，以《观察与思考》学社为一方以K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开得十分热烈；第六，以《观察与思考》学社名义参加数学系的一次辩论会，辩论会也很成功……龙天胜如数家珍般介绍完他们最近的各项工作，说马上要出席一个会议，匆匆走了。
晚饭时在食堂大门口见到冯俐，一副焦急的样子。我说你咋不进去呢？她说我在等你。我说我一直在找你。她说我知道。我说进去吧。她说咱们到外面吃饭吧，我有要紧事对你说。我们走出南校门，找了一家饭馆进去，饭馆店面不大，很清冷，坐下后点了两碗馄饨，两个烧饼。在路上我知她这次“失踪”又是去了舅舅家，是舅舅亲自来学校把她接回去的。加上一见面便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我猜到她确有重要事情对我说。果然刚一落座她就急急地问：你们的《大地》下稿了没有？我说下了，今天下午把稿子送去印刷厂。她说赶快去把稿子追回来，立刻追回来，不能印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她说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是真的，听我的，赶快撤稿，印出来事就大了。我说咋了？出啥问题啦？她刚要张嘴服务员端饭过来，等服务员离去她放轻声音说：我舅舅听到一个内部消息，形势要起变化：毛主席有一个内部指示。我问内部指示什么内容？她说大意是：我们在反教条主义，有人在借反教条主义传播修正主义，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党的领导，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现在右派很猖狂，让他们做，把他们的谬论登在报上，让人民见识见识毒草，然后锄掉它。我听了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毛主席不会下达这样的内部指示，肯定是谣传。冯俐说消息来源十分可靠，我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在一家党报当社长……你想想最近《人民日报》的态度与内部指示不是很吻合吗？冯俐这话使我的心猛地一沉。是的，最近的《人民日报》成了广大群众关注议论的焦点，不发社论，只发各种座谈会的尖锐发言，都觉得不应当这样。可偏偏又是这样，莫非……冯俐说内部指示也符合毛主席惯常说话的语气。我说语气符合但内中精神不符合。冯俐问怎么不符合？我说指示精神与目前整风的指导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大张旗鼓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给党提意见，背地里却说是反党毒草，等长出来再锄掉，这，这不明显是阴谋啊！我不相信毛主席会搞阴谋，因为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个人品质问题，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毛主席的个人品质有问题。说到这儿我激动起来，不觉抬高了嗓门，说我们不应该怀疑！冯俐赶紧示意注意隔墙有耳。有位服务员已经在向这边看了，也许是以为我们在吵架吧。我俩默默吃饭。
走出饭馆，天昏暗下来。我说回校？冯俐说去你宿舍，趁空给你洗洗衣裳。我说没什么衣裳要洗，咱们往公园方向走走吧。我们沿街向西走去，然后拐到通往公园也就是K大西门外面那条路。我的心情很乱，像有一块黑云压在头顶。我俩默默走着，过了西校门路人开始稀少。冯俐突然站住，抓住我的手，她抓得很用力，都使我有些痛了。她看着我，映着西天已经变暗的晚霞，我看出她的神情非常凝重，她说文祥。她的声音也有些异常，发颤，也有些沙哑。她说文祥以后许多事我都可以依你，可现在你得依我，把《大地》撤下来，明天就撤。我没吭声。她说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她说你答应不答应？我摇摇头，说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所谓的内部指示，退后一步说，就是相信了《大地》也是不能撤的。她问为什么？我说《大地》不是我自己的，要撤也得和大家讲明事由，可是怎么讲呢？能说我听到一个毛主席要锄毒草的内部指示么？冯俐想了想说既然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怎么不能说，这同样关系到大家的安危。我摇摇头说不能散布这样的言论。冯俐说你可以单独和程冠生说说，你们俩统一了认识，不难找个什么理由把稿子要回来。我说这样不行。冯俐问为什么不行。我说这不就成了我们在耍阴谋了吗？你，你，你，听了我的话冯俐嘴唇哆嗦，生气地把手抽回去，她说周文祥你，你怎么这样……这样……她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表达对我的愤慨和失望，而后把脚一跺说句你要不照我说的做今后永远不要找我！说完转身向西校门奔去。我在后面追她，一直追到她的宿舍楼也没追上。我不能上楼，这么晚了不宜往女生宿舍里去。我在附近溜达了几圈在一棵柳树下站下，向三楼她宿舍的窗子望着。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不想离去。我体味着她对我的关心，这个世界只有她才能以这种方式关爱我。我知道这个，可还是无法照她说的去做。就像人走进胡同里，再很难往回走那样。不断有头影映在那扇窗子上，很模糊。我猜不出哪一个是她。她或许会想到我在宿舍下面没有离去，也或许她从窗子里能看见我。但我知道她不会下来了，她真生了我的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好像是一场较量，是爱情与信念的较量，二者难以融合，只有从中取舍，体现在此刻，要么我奔上楼去，或者高声将她唤下，当面向她许诺：我听你的；要么从这里离去，一切咎由自取。事关重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难以决断。或者根本没勇气决断。我伫立树下，思想麻木，不知所措。
夜色已深，天幕漆黑，我渐感寒气侵身。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从宿舍大门口走出一个打伞的人。我无动于衷。直到打伞的人一步一步走到树下，我才魂魄归体。啊，冯俐。我失声出口，顿时惊喜万分。这时冯俐已把伞举向我的头顶。我发懵地问：下雨了？她不说话，用手擦我的脸和头发，后来又掏出手绢擦。这时我感觉身上湿淋淋的了，也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啊，真的是下雨了。我咋一点也没感知呢？我自语。你傻了，你精神失常了。冯俐哽声说。说着抽泣起来。她弃了伞，两手紧紧抱住我，我怕湿了她的衣裳，使劲往外推她，她却把我抱得更紧，并且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后来她哭出声。我心里很难过，又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只是不停地唤她的名字。我说冯俐冯俐冯俐……她不应不答只是哭。我向往着能这么永久地和她拥抱在一起，可知道这样不行。冯俐上中学时曾患过一次肺炎，为此曾休学一年。我不能让她着凉了。我用力将她推开，说你回去吧，我也要回宿舍了。她静默着。黑暗里我只能看见她脸的轮廓。后来她弯身捡起伞递在我手中，便向宿舍走去。大门吞没了她的身影。
回到宿舍，李德志一个人在。我赶紧换下湿衣裳，找一条干毛巾擦头发。我觉得身上很冷，又倒了一杯热水喝起来。李德志趴在桌前写什么。我问他别人都到哪里去了。李德志说大概都在教室写大字报吧。我一想回来的路上确实看到各教学楼都灯火通明。这一两日学校的整风运动已达高潮，从系、班级到个人几乎没有死角。想到死角我的眼光又不自觉落在李德志身上，我问李德志你咋不下棋了呢？他摇头苦笑一下，说再下棋没准会被开出K大呢。我说咋这么说？他叹了口气，说今天系总支书记找他谈过话，态度很严厉。批评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又警告说对整风的态度就是对党的态度，这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是立场问题。最后又说K大是共产党的K大，要想当K大学生就不能和党离心离德，否则后果自负。这不是暗示如果我继续消极最终会被开除学籍吗？我听了心里有些不平，心想这位总支书记肯定是迫于数学系的整风落后于其他系的事实才这么威胁李德志的。如果在今天以前，我也许只会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有些生硬简单，出于对李德志的关心甚至我这个局外人也会劝告他要积极投身运动。但今天听了冯俐所谓“内部指示”的事，我就对那位总支书记“赶鸭子上架”的做法很是反感。即使不是别有用心（料想像他这一级干部是看不到“内部指示”的），起码那种危言耸听的言辞也是很不正派的。我问李德志在写什么，他说明天系里举行专题座谈会，总支书记点名要他发言，说这是对他想不想以实际行动回到党的怀抱的考验。既然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后退的路了，发言就发言吧。于是我明白他是在写发言稿。我不再说什么，倒在床上随便拿起一本书翻看着。可一点也看不进去，脑子里乱成一团，从饭馆谈及“内部指示”谈及《大地》撤稿又想到冯俐的雨中拥抱，最后又想到刚才李德志的一番话，我不由侧目看看正“幡然悔改”埋头写发言稿的李德志，只见他眉头紧锁，脸若苦瓜，干这一套确不是他之所长。与他相比，我已是是非之人，我写了K大第一张大字报，参加了绿叶文学社，还当了《大地》主编。假若“内部指示”属真，我自是难逃干系。而李德志则大有不同，他尚属“清白”之身。既然前景叵测，清白就不妨清白到底。对他而言这才是明智之举。而此时此刻也正应那句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同舍好友，按说我应该向他指点迷津，阻止他在这种情势下陷入泥沼，但又苦于实话不能实说。我苦苦思索该怎样进入话题，忽然灵机一动，我翻身从床上坐起，冲他说李德志你陪我下一盘棋吧！他听了迅即转向我，那一刹脸上惊且喜，问：你想下棋？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我说我心里闷，想下盘棋解解闷。他想了想，得了吧，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下，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我说只怕是你和自己过不去哩。他听出我话中有话，问：我咋和自己过不去？我想既有心说了不妨再进一步，我说你何不用那套公式算算我和你下棋是和你过得去还是过不去？他说不用算，过不去。说到这儿，黄伟和董建力推开了门进屋，衣服都湿了。进屋后两人从各自的衣服里面抽出一卷写好的大字报。我问程冠生在不在教室里。黄伟说和我们一块回宿舍了。我立刻起身去找程冠生。在三楼走廊上我把所有的事毫无保留地倒给他。他听了不假思索地说：不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他的结论使我感到欣慰，却并没完全消除我的疑虑。我再次向他强调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他说只要不是听毛主席亲口说他就不相信。说完又补充一句：散布这种言论的人意在污蔑毛主席，意在破坏整风运动。如果前提确实，他后一个结论自可以成立。我问你的意思是不撤《大地》的稿？他说不仅不能撤，还要督促印刷厂早点印出来，按计划明天看校样，我的意见是不要拿回来校，咱俩一块去，在那里坐镇校对，校完即可付印，能节省许多时间。我说好吧。
——二十八日，早晨起来雨过天晴，夜雨没有浇熄熊熊的运动烈火，各处新张贴的大字报掩盖了校园雨后遗痕。在食堂里一眼便见到了冯俐，我端着饭走过去，与她同桌吃饭的女生们一如往常见我便含笑走开。我亦笑笑向她们表示致谢。冯俐显得神情恍惚，眼圈发黑。她看我一眼，问我着凉了没有。我说没有。她掰了一块馒头递给我，说她吃不了，让我帮她吃。我接过来。问她今天干什么。她说这事我想了一晚，正要和你商量。我说你想怎样？她看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舅舅家。我问有事吗？她说你不能再继续滑下去了，得离开。这时她用异常温存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听着，到了舅舅家给你自由。啊，自由。自由这字眼是我和冯俐之间的专用词汇，我当然能够明白此时冯俐所指的自由的含意。我顿时热血沸腾，心猿意马起来。要不是已讲好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我会马上丢下饭碗与她直奔校外。她见我不语，问你去不去？我吞吞吐吐说出要去印刷厂的事。她半晌不语，一口一口喝着稀饭。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能让她高兴起来。过会儿她放下碗叹了口气，说：从昨天晚上就完全摸透你的脾性了，表面上慢性子很随和，而骨子里却很强硬，谁也别想左右你，我也左右不了你。随你吧。她说这番话声调平和却透着伤感。我问：你要一个人去舅舅家吗？她说既然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问：为什么？她的眼里闪着泪光，说：我欠你的。我一时不解，反问道：你欠我什么呢？她低下头，哽咽着声音说：别问了，以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无论要做什么须提前告诉我，你写大字报座谈会发言，写什么说什么都和我说一说。我说行。她说别食言。我说保证不食言。
去印刷厂。一进车间便感到气氛不对头，排字班的工人师傅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们。程冠生说师傅们我们是K大学生，是《大地》编辑部的，来校对清样。请问清样出来了吗？一个五十多岁的长形脸师傅指指桌子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稿件问是不是这些东西？我和程冠生对视一下目光，然后走到案边翻看稿件，我说就是的，清样在哪里呢？一个三十多岁模样很端庄的女工厉声说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别指望我们给你们印刷。这话一下子使我们明白《大地》的处境了。程冠生赶紧解释，说这都是帮助党整风的文章，是完全出于党的要求不是反党。长脸师傅大吼一声：住嘴，别以为我们印刷工人不认识字，不认字当不了印刷工人，你们污蔑党，破坏党的威信，说共产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白纸黑字，瞒得了谁？！这时许多工人从车间各个角落聚拢过来，将我们包围在中间，我和程冠生嘀咕一下，觉得眼下有点“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景况，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上前取了稿子，说既然师傅们误会了我们也不勉强，我们回去了。但工人不放我们走，将我们围堵在车间中央。程冠生努力往外挤，边挤边说请师傅们让我们走。那长脸师傅似乎担任着什么职务，发号施令说：同志们，我们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决不能听任反党分子对党进行攻击，现在我们召开现场批判会，把他们的反动言论批深批透（后来知道这个说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的长脸人是北京市委派去的人）。似乎一切都已提前安排好，长脸师傅的话音一落立刻就有几个强壮工人扯着我和程冠生的胳膊将我俩提到一辆平板车上，车体晃动使我们险些摔倒。呼起了口号。居高临下，我看到四周黑压压挥动着拳头的人群，那一刻我不由打了寒噤，不是害怕拳头会落到身上，而是精神受到出其不意的一击，我似乎意识到眼前的一切或许是今后命运遭际的预演。工人们开始批判，一个接一个发言。高亢的铿锵的尖厉的男声女声在高大车间里形成强烈的回响，就像一场骤起的风暴，在这风暴中我能分辨出来的惟有两个字：反党反党反党……直到从厂里狼狈逃窜出来这两个字依然在耳畔轰响。
——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九日，我想起了这一天，我多么惊喜……
·4·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五
过了春节，北京的天气渐渐回暖，放风的院子已见不到雪迹。仰望方天，满眼碧蓝。日光已能在放风时间里将犯人的棉衣晒透。这使我们感到心身舒坦。我想人生其实也无须多求，一碗饭食一缕阳光而已。
对我的审讯继续搁置。看到同监犯人频繁提审我竟然有一种受了冷落的感觉。我已通过陈管理员向审讯员报告，说我已经回想起他们要我说清楚的那几个日子，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六月二十八日，还有些模糊，不敢叫硬，尚待继续回忆），但案子的悬而未决确实使我十分焦急。我知道案子只有早审才能早结，我盼望早早出狱。我也坚信能够出狱。可审讯员依然不理不睬似乎将我忘却，或者有意将我丢在这里让我备受煎熬。崔老看出我的烦躁情绪，一再劝我要安下心来，说且不可太乐观，任何时代的衙门都是抓人容易放人难。他分析当局将我弃之不审大致会缘于两点，一是共产党对右派反革命进行刑事量刑的尺度尚未制定出来，作为执行者的司法机构无章可循，只有等待；二是司法机构正致力将陈年积案了结，以便腾出手来处理大宗的右派案件。以草庙子胡同的实际情况而论，我觉得崔老后一种推断是贴谱的。
年前年后狱方确是加快了对历史积案的处理。员外、将军等一拨历史反革命已审毕转监，离开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余下的人也正在加紧审理，其间也包括崔老。崔老对自己的案子依然守口如瓶，仅从他被看押的时间也能猜到他案子不同寻常。最近，监狱为敦促他交待问题，除正规提审，每回提审之后还发动监室里的犯人对他进行“帮助”。犯人批斗犯人叫“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在狱中已司空见惯，我来之后也多次参与对别人的“帮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做法会给犯人造成压迫，当局把你当成敌人，狱友又把你当成敌手，轻则恶语辱骂，重则拳脚交加，这时你就会感到天地间一片漆黑，没一丝光亮，会感到绝望，觉得没有了活路。最终导致精神崩溃，俯首就范。不仅“竹筒倒豆子”交待自己的问题，还会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当然，这种“互相帮助”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犯人，有的犯人神经磨砺得犹如一团橡胶，抗击打抗腐蚀，拉则长团则圆，死猪不怕开水烫，如同崔老将军这类老油子犯人。崔老更见乖张，他是24号监房的犯人头儿，平时恩威于众，关键时刻便见出功效：开他的批判会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批判者看似声色俱厉实则装腔作势，更没人敢动崔老一根汗毛。批判会过后又暗中向崔老道歉，崔老的反应仅是淡淡一笑，道一声知道。后来狱方也“知道”，知道犯人都在自觉维护崔老，知道批判会仅是走过场，完全不起作用。为改变这种局面，狱方宣布撤掉崔老狱头头衔，让他当普通犯人，然后再“帮”。结果情况仍未改观，依旧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狱方无奈，只好在崔老身上收起这套做法。
这就轮到了小咬倒霉，在任何场合下人们都鄙视告密者这类人渣，何况小咬的行为早就犯了众怒。小咬的真名叫曲众民，捕前是大兴县一个乡供销社的营业员。案由是历史上当过日本人汉奸，不是在本乡，是在承德附近的一个日本鬼子据点。他犯下了罪行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日本人投降后他回了乡。正应那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话，若干年后他被知情人揭发出来。说起来他的案子也并不复杂，且到案后态度老实，能“竹筒倒豆子”把那段历史的所作所为都交待出来。按说可以转监判罪了，可他一直没有走，长期呆在24号监房。因他不断向狱方告密，有人便怀疑他是狱方有意留下的“眼线”。却又抓不着真凭实据。小咬有一个毛病是爱吹牛，像他这路人想吹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吹，他就乱吹一通。说他捡了日本人多少“洋捞”，说他和多少女人睡过觉。有一次说溜了嘴还说他看见日本鬼子轮奸中国妇女。其实平时监室里的犯人也不断拿他出气，以此惩罚他的告密恶行。比如谁身上招了虱子就让他捉，久而久之就成了监房里的一架捉虱子的机器。这遭他状告崔老可谓是自找倒霉，对他的惩罚就不是捉捉虱子的问题了。联想到他以前的胡吹牛，有人怀疑他说的和许多女人睡过觉没准是他当汉奸时所为，何况他还有言曾见过日本人轮奸妇女。别人告发他当过汉奸，自不会清楚他所有的罪行，即使他再傻，也不会自动将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向审讯人员坦白。隐瞒罪行是完全可能的。于是犯人间串通了一下，决定对小咬进行“帮助”，替狱方审讯出小咬有可能隐瞒下来的罪行。像这种为狱方效力的“积极表现”是可以堂而皇之的，用不着事先向管理员请示报告，干不好拉倒，干好了邀功。于是这天的学习时间里监房新头目道长便召集起全体犯人，对小咬的帮助就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了，而是雷声小雨点大。
道长是个沉稳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却掷地有声，何况经历过审讯的人自然会知道如何审讯别人。他向小咬一针见血指出：对他的“帮助”将是一场持久战，只要小咬还留在24号监房，只要监房里还有一个犯人，对他的帮助便不会停止。直到交待出全部罪行。小咬刚要辩驳，道长便用手势将他止住。这是事先制定出来的战略：不给小咬任何辩解的机会，要一鼓作气将他制服。首先是一个外号牛眼的犯人开始“帮助”。尽管和道长的言辞不同，可意思完全一致：小咬必须认清形势，别打谱蒙混过关。
牛眼之后说话的是一个叫邹成的犯人。邹成是小咬的苦主，有一次邹成提审回来连连叫苦说审他的审讯员嘴臭，一说话臭气就喷到他面前，熏得他恶心想吐。他实在受不了才交待了问题，只为交待完早早逃开那股臭气。小咬把邹成“臭气逼供”的话报告了管理员，邹成被关了半个月小号。现在到了复仇的时候，邹成自不会坐失良机。他的“帮助”进一步深入，他上前一把扯住小咬的耳朵，骂道：狗日的今个儿我要瞧瞧你耳朵眼里是不是长了狗毛，我明明说审讯员嘴香，你他妈偏偏听成个嘴臭，害我蹲了两周小号你说你该死不该死？！今天我看你的表现，要不老老实实交待罪行，待会儿一根一根捋净你的狗毛。说着一掌将小咬打个趔趄。
接着跳起来的苦主是一个姓黄外号腌黄瓜的苦主，他是地道的北京人，精瘦，五十开外，满脸皱纹。大概因他年纪大的原因，狱友当面不叫他的外号，只叫老黄。老黄平日里不说不道，学习也极少发言，有空就闷头看书。他犯的是历史反革命罪，具体案情不清楚。小咬告他的原委是一次放风看见他和小日本哇啦哇啦说日本话。狱方对此十分重视，进行突击审讯。因考虑到狱方肯定已提前审问过小日本，撒谎等于自找难看，他便承认自己想利用一下小日本。小日本常出去为伙房买菜，他有一个朋友住在菜场附近，他想写封信让小日本送给那个朋友再转送给自家。这事小日本没敢答应。尽管说了实话，同样为此少吃了好几个窝头（坐小号晚饭减一个窝头）。老黄控诉小咬就像电影里贫雇农控诉恶霸地主那般声泪俱下，这情形是包括小咬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小咬惶惶地瞪着眼。老黄哭诉道：你个小咬咬这咬那，咋不想想咱们这些人像牲口似的关在一块够倒霉的了，你他妈的还雪上加霜。你到底是畜生还是个人？！这是长期郁积于胸的哀怨苦楚的集中喷发。尽管如此也勾起在场犯人各自独有的一份悲哀与伤感。从小咬的神情看他的内心似乎也受到了冲击。他急于表白，依然遭到道长的制止。
老黄的控诉无形中给批判会定下了调子，后面的人批判发言俱带有强烈的声讨情绪。声讨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小咬发出警告：如不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就让他永无宁日。话的说法各异，意思都一样。小咬始终处于惊恐之中，他知道自己犯了众怒，还知道这次大家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群众专政的威力无穷，这一点在对小咬的批判上得到真正的体现。在巨大压力下小咬不再坚持说自己的问题已交待清楚，而是说有些问题他避重就轻。可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想收也收不回来。人们像追兔子般一个劲追问他在哪桩事上避重就轻了，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邹成火冒三丈，又揪起小咬的耳朵，说小咬你他妈的竖起耳朵给我听清了，凭你这副狗德行，能做什么事一猜就会猜出来的，你说你是不是和日本鬼子一块强奸过中国妇女？嗯？！小咬的脸一下子灰了，嘴像蛤蟆等食般大张着，连眼珠也停止转动。这副模样无异于已招了供。大伙互相对对眼光，然后一齐朝他吼叫着：快说！快交待！不说实话就把你狗鸡巴废了，为被害的中国妇女报仇！对，废了他！废了他！不仅是口头上的警告恫吓，行动也紧跟上，几个年轻犯人已迅速将小咬扳倒，摁在通铺上。这么大的“手术台”这么多的壮汉，别说一个瘦猴似的小咬，就是一头牛也是说阉就阉的，无须多费周折。小咬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完全像一只被抽去筋骨的狗瘫软在那里，哼也哼不出一声。“苦大仇深”的邹成始终是这次“帮助”的积极分子，他一边大骂小咬不止一边动手扯下小咬的棉裤，又一把抓住小咬的“家什”，说快拿一根筷子来，我先把这两颗狗蛋串在一块。很快就有人从外围把筷子递过去，他握在手里对准小咬的家什，一副说穿就穿的架势。我初来乍到没经过刑讯，没见过刑讯场面，但这遭我却在监房里在犯人中间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场面让我完全不知所措。这一瞬间监室里鸦雀无声，似乎这静是一场血腥行动不可或缺的铺垫与前奏，是一张欲射之弓绷紧了的弦。我已无法断定从监室的完全寂静到小咬的凄叫之间究竟有多长的时间，也许是十秒钟，也许只有五秒钟，但随着小咬的一声求饶，原先绷紧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人们松开了小咬，同时又松了口气，互相用眼神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小咬已被“解决”了，他成了熊蛋包。果然小咬翻身坐起接着就跪下了，不住地作揖磕头，声泪俱下，嘴里嚷道：我有罪，我有罪，我坦白，我交待……之后小咬便讲出了对审讯人员隐瞒了的犯罪事实：他参与了一桩日本鬼子轮奸中国妇女的事件，有时间有地点。开始时他想走开，但日本鬼子不许他走，说让他看看大日本皇军怎么干中国女人。在场七个鬼子干完后又逼着他干，说他们要看看中国人怎么干中国人。他不干，一个鬼子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脯说不干就挑了他。他怕极了，就照日本鬼子说的做了，可没干成，他说真的没干成。他说他是畜生，是罪人。小咬认罪之后监室里再次寂静下来，大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我不清楚当时大家的心里都怎么想，我只知道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很复杂。
说起来人的内心确实是复杂的。惩罚小咬本来是这次行动的宗旨，现在如期取得了成功，按说应该将小咬招认的犯罪事实向管理员报告，因为最终的惩罚只能借当局之手进行。奇怪的是完事之后没人再提报告的事，诸多苦主不提，别人也不提，似乎忘记了这次行动的初衷。
新头目道长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装聋作哑。24号监室一切恢复到往常，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后来从犯人的私下议论中我才晓悟出事情的症结：那就是这伙“人民的敌人”心中尚存有一丝怜悯之情。大家清楚，小咬的这项新罪一旦得到当局的确认，必死无疑。小咬固然可恶可恨，可一想到将由一颗子弹结束一条命，不管怎么说也有些于心不忍。再退一步说，即使小咬大罪当诛也不该由这伙犯人将他推上断头台。这种想法很符合犯人心理也符合我的心理。
但后来出现的事实却让我们犯人大惑不解：在经过一两次审讯之后小咬的预审终结，接着便被转往北京监狱。走的那天他被戴上了脚镣，他成了重案犯。24号监房里的犯人心里都沉甸甸的，关于小咬参与强奸的罪行究竟是哪个犯人向当局告了密？这是个谜。
——六月二十八日？这个日子同样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记忆中无影无踪。我仍须以老办法进行搜寻。
六月下旬对我以及许多积极投身整风运动的师生来说情况十分糟糕。我们已陆续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开始接受批斗。这个过程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记叙清楚，只因与审讯员问及的日子没有关联，因此可以从略。令我瞠目结舌的是K大一把手张校长终于表态亮相了，那是在一次全校范围的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张声色俱厉地向全体右派发出警告，说右派分子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矛盾就要变质，那就要把你们送到公安局。张校长这样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做，几天前学校保卫科便将一名右派教师一名右派学生送到了公安局。那教师不是别人，正是历史系那个写《有头脑的人，不要那么想》的中年讲师高云纯。关于高云纯被打成右派前后过程在K大有许多说法，也别具一格。他公开讲他给共产党提意见并非出于帮助整风的目的，而是要亮出自己的政见。他说他的行为也可谓是“自投罗网”。开始划右派被定为右派的人都觉得自己冤枉，惟独高云纯不喊冤叫屈，他讲如果把右派定义为不赞成共产党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话，那他就是个右派。他认。且痛痛快快地签了字。想想高这个人的确有些“各色”。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没有高这种类型。被送走的学生姓黄，哲学系的，家庭贫雇农出身，他本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同情右派就是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拒不认错。最后让他在一间屋子里反省，并派人监视。后来因一件小事和监视他的人打了起来，他打不过那人，就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就被定为右派行凶。学校让公安局来人将其逮捕（到一九五八年黄以“右派杀人”罪被枪毙）。这件事令人惊骇，K大历任校长都从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中保过学生，如蔡元培、胡适等都曾亲自出面将被关押的学生保释出来，从未听说有哪位校长主动将自己的学生送进“局子”去。而这位张校长就开了先例，也令世人开了眼界。从这次全校批判大会后，大小批判会便在校园一个接一个。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批斗会是二十二日上午，范围是全中文系。系总支副书记孟广琦在头一天通知了我。当时我想不通，思想很抵触，我问孟广琦是否要穿上棉袄，他反问天热了还穿棉袄干啥？我说穿厚一点抗得住击打呀。他好长时间没吭声，我不知道他这时心里怎么想。后来只说句周文祥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走了。我琢磨了许久也没想出他的话表达的是啥意思。
二十二日早饭时间在食堂里见到冯俐。自从被划为极右，我不想连累她，不仅公开场合不找她说话，私下里也尽量避免与她见面。她却不管不顾。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主动找我。看见我她端着碗走到我的面前，这时周围许多人一齐把眼光投来，她一副视而不见的神情。对我说她已看到中文系贴出来的会议布告，说她也要参加。我吃了一惊，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干吗要参加。她说要参加，要将《大地》稿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她说的《大地》稿件本来是与她无关的，可后来就有了关联。这期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创刊号被印刷工人拒绝后带回了学校，根据当时冯俐舅舅那里得到的内部消息，我有意将稿件搁置。但编辑部的人一致意见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冯俐得知后自告奋勇担当刻蜡板的工作。说这事她可以在舅舅家边照顾舅母边做。大伙赞成。当时我觉得冯俐的态度有些异常，不对头，却也没往深处想，便同意了，将稿子给了她。她拿走了稿子，从此便没有下文。催她，她就说快刻完了。直到后来形势发生逆转，她也没将稿子刻出来。编辑部的人庆幸说幸亏冯俐磨磨蹭蹭不上紧，否则印了出来事就大了。可这时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冯俐是采用这种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笼。但事情并没完结，中文系总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材料时，有人告密《大地》稿件在冯俐手中，很可能在她舅舅家。党总支经一番密谋，打听到冯俐舅舅家地址，趁冯俐在校时派人去了，欺骗说冯俐让他们来取一份材料。舅母是位贤良女性，压根儿没把这事往欺诈上想，便开了冯俐住的房间让他们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这样进了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里，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团”一份重要的罪证。因为材料是“匿藏”在冯俐舅舅家的，冯俐的舅舅也为此担了干系，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冯俐说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事实上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人只要以党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行事，他便不会以一般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我把我的想法对冯俐说了，可她不听，坚持要参加会议。她说人可以容忍误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阴谋必须揭穿。我在心里暗暗叫苦，想冯俐咋这般与潮流反其道而行之，别人积极时她消极，别人退缩时她却顶风上，完全的不识时务，乱弹琴。为了阻止她的盲动，我严厉相告不许她参加批判大会，坚决不许！她生气了，说句我不要你管就跑了。饭是吃不下去了，出了食堂我心里乱极了，我的情况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顶顶要紧的是不能让冯俐陷进去了。当然我理解她的心情，在《大地》的稿件一事中她对我对她舅舅都有一种内疚，她觉得是由于她的疏忽才造成我和他舅舅的落难。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即使没有她的错失我和她舅舅也是在劫难逃的。不是有句古语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我想我必须阻止她的盲动。不许她自投罗网。我苦苦思索着阻止她的办法。看她那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样子，再劝说下去已是无济于事的，何况批判会很快就要开始，再找她也没有时间了。我一边思索一边向宿舍走去。看来人的大脑一旦开动起来还是能想出相关办法来，关键是紧要关头要懂得另辟蹊径。我另辟的蹊径是：既然是开我的批判会，我不参加，不就开不起来了吗？开不起来冯俐不就惹不出事端了吗？对，逃会。我几乎不考虑逃会将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便当即做出逃会的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我知道目前我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校方和系里尚未派人监视。我走着走着便改变了行进方向，从两座宿舍中间插向通往西校门的路。
我心里很紧张。都说做贼心虚，我没有做贼咋也心虚呢？直到顺利出了西校门，才轻轻吐了口气。走在街上，便想另外一个问题：出逃的这一天该怎样打发呢？去颐和园吧。已春暖花开，颐和园正是游览的好时机。这一两个月来政治已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了，就借机好好放松一下吧，把什么都丢到脑后，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赐予。坐在昆明湖畔，我努力想欢欣一番，不想别的，只想眼前的风景是多么壮丽，想拂面的春风多么和煦，想宽阔的湖面多么清澈，想人间生活多么美好。这种趋美的意识完全是由衷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也是虚假做作的，完全是一种强迫意识在驱使。不真实的东西注定不会长久，积聚心胸中的灰蒙蒙的色调渐渐扩散开来，一丝一缕将眼前的美丽仙境覆盖起来。春夏之交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严冬中，寒冷彻骨。心重得像灌了铅。这一刻我感到无助无望，感到心灰意冷。望着微波荡漾的湖面，我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归宿地啊。可以肯定那一刻是死意让我警觉，潜意识中对死的拒斥对我当顶一击。我恐惧地战栗着，我站起身，离开水边。这次对死亡的浅尝辄止可以说对我的终生进行了死亡免疫。使我能够在后来漫长的炼狱中苟延残喘而得以存活下来。
从颐和园回到校园我似乎是大病初愈，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已是傍晚时分。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自己和自己下棋。看我进屋只是抬眼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在这次运动中他也未能幸免，与别的右派不同是他的“帽子”得来确有点戏剧性。他就像一个慵懒的永不出窝的兔子，一出窝就被逮个正着。我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窗外已经昏暗，宿舍里连李德志也没了影儿。是吃饭的时间，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连中午饭也没吃。我爬起来往食堂走去。快到食堂门口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程冠生。我和程冠生一块走进食堂。尽管我俩都成了右派，但友谊继续，也不做出疏远的样子给别人看。吃饭的时候程冠生告诉我今天批判会的情况，说我的逃会行为使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感到震惊。他说我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有句话叫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问后来怎样了。他说系总支领导非常恼火，派人四处找，没找到决定批判会照开，对我进行缺席批判。我很惊讶，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我立刻想到冯俐，忙问冯俐到没到会。程冠生说去了，对中文系党总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骂总支领导是卑鄙小人，使主持会议的范宜春非常狼狈，下不来台。范扬言要把她的恶劣表现通报外语系党总支，严肃处理。我听了瞠目结舌。程冠生又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她要这样。我如实相告，说我逃避批判就是为了达到阻止的目的，实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程冠生扫了一下四周向我俩投来的目光，冷笑一声说：对政治我们是小学都没毕业的，所有的热情都是他妈的狗屁。我不理睬他这套事后诸葛亮的腔调，只关心冯俐的处境。我问程冠生该怎样弥补。程冠生说晚了，也许中文系总支已经将情况通报了外语系总支。我斩钉截铁地说那我要去找范宜春。程冠生说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我说我不等他找我，我先去找他。
吃过饭我立即奔中文系党总支办公室，在门口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范宜春的口音很有特点，鼻音很重，好分辨。另一个声音我也觉得耳熟，但一时对不上号。我站在那儿，不知该进还是该退。这时传出范宜春的声音：你的第三份检查还可以吧，态度很诚恳，但思想根源还挖得不深刻，要继续提高认识。另一个声音：是，感谢系总支各位领导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我感到温暖。我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爱护，继续认识自己的问题，如果党组织认为有必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召开我的批判会，我一定好好配合，建立党组织的革命权威。范宜春的声音：你有这种态度就好，至于怎样继续对你帮助等总支研究了再定。另一个声音：是，范书记，我等着，这段时间我离校会向您报告的。范宜春的声音：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另一个声音：是，各位领导我走了。再见。听到再见我觉得必须离开这里，不要让人觉得我在偷听，但不待抬腿，门开了，我看见走出来的是吕浩明。吕浩明看见我显出一丝惊慌，张张嘴又闭了，幸好屋里没出来人。我问吕浩明范书记在不在。吕浩明连忙答在在，你进去吧。他侧身从我身边过去，从楼梯口下楼去。我抬手敲敲门，里面说进来吧，我就推门进去。屋里除了范宜春，还有副书记孟广琦和另外几个人，合起来就是吕浩明所称的“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见我进门都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范宜春冷冷地问句周文祥你有事吗？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我本以为见面他会首先质问我为什么要逃会，却不是这样，好像把这事忘了。我静一下心，说范书记我想和你谈谈。他反问一句：你要谈什么呢？我又不知该怎么说了。站在屋中间我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也像剥光了衣裳赤身条条地站在众人面前。如果在一个月前出现这种局面，我会毫不犹豫地摔门而去，甚至还会对“各位领导”出言不逊。但在经历了大会小会批判最终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今日，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能捍卫自己尊严的血性，我甚至真诚地认为错在自己。即使自己做不到像吕浩明这样向领导请求开自己的批判会，但逃避既定的批判会也是对党组织严重的对抗行为，破坏了领导人的威信，他们仇恨我是理所当然的。基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我决定在询问冯俐的事之前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让领导消消气。可我刚要张嘴孟广琦便下了逐客令，他说周文祥你先回去吧，总支马上要开碰头会。我问什么时候能开完呢？他说这可难说，你也没必要知道。我点点头，十分沮丧，只好退出来。
下到楼外面，天已完全黑了。向四下望望，教学楼宿舍楼皆灯火明亮。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去找冯俐，我告诉自己。不待这想法在头脑中得到完全的确认我的脚就已经迈开了。这段时间我坚持不去找她，但今晚无论如何要见她一面，因为事关重大。可等走到她的宿舍下面我又踟躇不前了。我停留在树的阴影里，向那扇晃动着人影的窗子凝望。这时不由想到不久前的那个雨夜，如果当时能照她说的去做，那么她和她舅舅都不会因我而担干系。想到这儿不由心里阵阵作疼。我想起程冠生说的革命热情是狗屁的话，我们的确是幼稚的，可幼稚的又岂止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幼稚无知的啊，连那些经过了若干运动并且身受其害的人也未能从中接受教训。人家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开始不相信，再说，还不相信，再再说，便相信了，就站起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直到明白并非是言者无罪而是言者有罪才惊呼上当了。连动物都知道看见攻击过它的人赶紧躲开，而人的警觉性连动物都不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回宿舍吧。冯俐不会出来，我也不能进去。从树下到宿舍大门这咫尺之遥，就像是隔着一条漫漫银河。回到宿舍，宿舍里的人齐了。黄伟、董建力倚着各自的铺盖看书。李德志正用一支红蓝铅笔描棋盘，描得专心致志。我们这间宿舍四人中间有两个右派，我和李德志。不知是出自本意还是做姿态，在我和李德志成了右派后黄董两人便向系里提出调换宿舍的要求，理由是和右派分子同住一室有种不安全感。似乎人被定成右派就有了杀人之心。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要求没被批准，因此只能继续与我们屈居一室。平常他们两人很少与我们搭腔。对此我并不在意，相信缺心少肺的李德志更不会在意。说来也奇，本来对下棋兴趣不大的我进屋后看见李德志描出的十分醒目的棋盘突然生出下棋的欲望。于是便向李德志提出对弈一局。不料却遭到他的拒绝。我立刻大感后悔，怨自己不该自找难看。如果仅仅是我俩在屋，我也就自认晦气拉倒。可此刻黄董两人都在，并且俱向我投来嘲讽的一瞥，我忍受不住，瞪眼朝李德志吼叫起来，我说李德志别给脸不要脸，你有什么臭架子可端？我是他妈的右派你还是左派么？对你讲咱俩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啊！李德志被我骂懵了，怔在那儿。我站起来摔门出了宿舍。走在空寂的校园甬道上我很快后悔了。反省刚才的事，我发现自己内心的不良。事实上我是将在“各位领导”面前未敢发泄的怒气倾泄在李德志身上。这一点李德志是不知就里的，而我知道。古语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这话是不对的。真正知道自己的还是自己。我无目的地在校园里穿行，脑子里胡思乱想，想头上的右派帽子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业，想冯俐会不会因为今天的行为惹出乱子，想家里很久不来信是不是因为接到学校我已成右派的通知，想今年暑假还能不能和冯俐一起回家……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找不出答案。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很渺茫，一切都是未知数，且凶多吉少。我像幽灵似的在校园里东游西走，不顾方位，不管时间，直到觉得身上一阵阵地冷，才转回宿舍。宿舍里电灯还亮着，黄董两人已呼呼大睡，李德志端坐床上，身前描成的棋盘上已摆好了棋子，见我进屋李德志朝我指指棋局。我一下子明白：他等着和我下棋。我的心不由一热，我领他的情。我说刚才很对不起啊李德志。他没说什么又朝棋盘指指，我就在他的对面坐下。我连输三盘，输的只能是我。
——六月二十三日。早饭时没见到冯俐，我想大概又去了舅舅家。听她说过自舅舅被打成右派，舅母刚见好的病又加重了。我担心这种时候冯俐老往外面跑对她不利。吃过饭我还是去找范宜春。路上遇见吴启都老师，他和我是同一批公布的右派。他和妻子的恋爱故事我一直觉得可以成为爱情故事中的经典。此刻我眼里的吴老师显得神采飞扬，不像是一个刚遭厄运的人。我叫一声吴老师。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党总支找范宜春。他说他也去找范宜春。我们就一路往前走。吴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告诉我他的问题有望解决。我问所谓解决是不是指摘掉帽子。他说是。我说刚戴上帽子就能摘下来吗？他点点头说他的情况特殊。他说他替爱人鸣不平才被打成右派，现在公安机关经过重新审理，已对他爱人做出“潜伏特务证据不足”的结论，很快就会释放。既然妻子的案子是错抓错判那他自然就谈不上鸣冤叫屈的问题了，理应平反。我心想这合乎逻辑。我说为你高兴啊吴老师。他说谢谢。走到系总支办公室门口我站住了，让他先进去。范宜春不能同时和我们两个人谈。我等在外边。等了一会儿我觉得站在这儿让别人看见会觉得鬼鬼祟祟的。便又下了楼，在楼前的花园里转悠。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吴启都从楼里出来，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猜不出他和范宜春谈得怎样，问题是否有望解决。
我立刻返回办公楼。只有范宜春一人在屋。单独在一起范宜春的态度是极有分寸的，声音平和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既显出一丝熟人情分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冷面孔。而我是很看重这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想趁机和他深入地谈一谈。我问他是否吃过早饭。他说他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我说不吃早饭对健康不利。他说也许是吧。我看出他没有兴趣和我寒暄，也担心延搁了会有人撞进来，便从早饭与健康一下子切入正题。我对昨天的逃会向范表示道歉并检讨认错，我说我不是有意抗拒批判，而是有另外的原因。范宜春并不吭声。我说会前我得知冯俐也要参加这次批判会，为了阻止她，我就采取逃会的办法。这时他才看了我一眼，问你是说你所犯错误责任在冯俐？我说不是，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的原因才使冯俐陷入了不利的处境。他又看了我一眼，说这么说昨天冯俐的恶劣表现是与你有关了。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当初我要不把《大地》稿件交给她就不会……但有一点我必须申明，在处理《大地》稿件上我俩的出发点是不一致的，我想的是让她早早刻出来印发，而她是借机将稿件压住。事实上她也是这样做的，到最后她也没刻出一个字来，在这一点上冯俐是有功的。他说是对你还是对整风有功？我说对我和整风都有功，她阻止了事态的扩大。他眼光现出一丝讥讽，说你是来替冯俐请功么？但你知道她不是中文系的，要请功你可以去外语系。我心想堂堂的总支书记怎么可以用一副流氓腔调说话呢？我很难接受，但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我说范书记说请功我是不敢的，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有心做什么也都是徒劳无益的，对自己对别人都如此。我来找你只是想向你说出事情的过程和真相，我也承认冯俐来中文系闹会是错误的，但是……他说你说下去呀周文祥，说下去。我知道只有说了，我说冯俐她做得不对，但是中文系打着她的旗号去她舅舅家搜查《大地》稿件也是不妥的，她对中文系领导有意见也就在这里。范宜春冷冷地说那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看法的不同是因为立场的不同，对于一个党的工作者而言，只要他的工作对革命有益，对党有益，方式方法是无关紧要的。我说难道就没有一个道德准则的问题么？他说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道德准则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我说就算是存在着两套不一样的道德准则，那又由谁来进行鉴别和区分呢？范宜春说这还有什么疑问，自然由党来区分。范宜春说到一个党字，我就赶紧收了口。自开始反右以来，这个本来普普通通的汉字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变得威严而神圣，惟恐一不小心有所冒犯而遭殃。另外我也不想再和范宜春费什么口舌了，因为谈不拢，这也许正像范讲的立场上的不同吧。我不想拖延时间，便直接对范说到希望他不要把冯俐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文系。他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我恳求他通融一下。他说不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通融。说完又反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对她通融呢？我实在忍无可忍，冲他说老范你是应该对冯俐通融一下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欠她的。他瞪眼看我，一时无答。我接着说：老范请你屈尊和我讲一次理好吗？你听我说，冯俐到中文系闹会是因为你让人以她的名义去她舅舅家找到了稿件，且不讲以你的道德准则怎么看，但她认为这是很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她手里丢失的稿件后来成了许许多多人的罪证，包括她的舅舅，所以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她十分内疚。范宜春说这些材料对中文系的整风大有帮助，从这一点上说，她就不应该感到内疚，相反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说她没有这种自豪感，她对自己的疏忽痛不欲生。这时门外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我心想完了，没机会了，进来人范宜春更要和我打官腔。于是我抓紧时间对范宜春说道：老范在道义上你欠冯俐的，你放她一马，事情就扯平了，这样今后你就不会再为这件事自责。范宜春气恼地说：周文祥你少危言耸听好不好？我有什么可自责的，我是按党的要求做分内工作的，这就是一切，其余都是扯淡。我说老范……这时门被推开，总支有吃早饭习惯的人吃过饭来上班了。我向他们点头打招呼，但没人给我回应，只是向我投来冷淡的一瞥。我重新面对范宜春，可没等我开口范宜春便开口说周文祥该谈的刚才我都谈了，逃避批判只会离党和人民愈来愈远，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我明白他这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即把刚才的话题结束，不再提及。由此可见他那句“其余都是扯淡”的话也是扯淡的。反正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再说什么。
上午，班里开会批判程冠生。下午，中文系的全体右派劳动，打扫教学楼和办公楼的卫生。我想这次劳动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我漫长的劳改生涯严格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从人数上说中文系的右派差不多够一个连，在办公楼前排成队列很是壮观。本来平平静静的中文系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阶级敌人，连这些“敌人”自己都感到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劳动小组，并指定了各组组长。刷厕所的时候恰和吴启都老师分在了一起，我边冲水边问他早晨和范宜春谈得如何。此刻他已没有了早晨的那份神采，他说范讲目前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即使有什么偏差也得等到运动后期更改。我安慰他说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别悲观，要坚持住。吴启都叹口气说反正一切都卡在人家手里，不坚持又能如何呢？我说范宜春的话不是没道理，最近校部和各系还是不断往外揪右派，如果马上给你平反，会对运动产生消极影响。他点点头，说从本意上讲我也不希望运动马上结束。我惊讶问道：吴老师这话怎讲？他说道理很简单，范围愈扩大以后平反的可能性便愈大，肃反是证明。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但并不完全赞同，以吴讲的肃反运动为例，扩大化是无疑的，但后来也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甄别平反。我说运动还是早早收场的好，否则整个知识界将全军覆没。吴说可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这些人。这话倒是不错的。
吃过午饭在路上遇见苏英。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路上碰上她，这就使我怀疑并非是巧遇。到目前为止苏英还没事，可能她参与《大地》的事历史系还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为清楚她潜在的危机，所以每次见面我都力争避开，或者说上三两句话便开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说你都极右了还怕个啥？我说我怕你……她说我不傻，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我不怕。这次见面苏英不等我躲开张口便说：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说我咋啦？她说你为什么要逃会？我无语。她说难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坏事。我说我没有想逃的意思。她说那为什么要逃会？我不想对她说出真实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对冯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词，如说她缺乏理想之类，我也知道她为什么看不惯冯俐。我说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说我不信。这时我发现有许多人向我们俩看，我有些急，说苏英你走开没必要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她说你听我一句话我马上就走开。我说什么话。她说既然成了右派，就争取当个“好右派”蒙混过关，等候峰回路转。我说接受你的意见苏英，谢谢你的忠告。她走开后，我如释重负。下午？晚上？一点也记不起。
——二十四日。早饭时孟广琦通知我：校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很惊讶，问谈什么？他说去了就知道。我在心里说纯废话。往校办公楼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为惹恼了系总支，现在把我推到学校里。反正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和我谈话是两个人，一个是五十出头的秃顶领导，面熟，在党委做什么不清楚，属开大会能登主席台的级别；另一个是校办秘书潘栋。我本以为潘栋会向我介绍秃顶领导的职务，却没有。秃顶领导开始问我一些事情，态度倒和蔼。他问什么我回答什么。他问我对中文系整风反右有什么评价。我说很好。他问很好指什么。我说听中文系领导讲中文系的整风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问我被打成右派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问我能不能想通。我说能想通。他说中文系报告说你拒绝参加批判会，是事实吧。我说是。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头脑这时飞快地旋转：要不要将逃会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说出来可以借机为冯俐辩护，这样外语系一旦将不利于冯俐的材料报到校党委，他或许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公正处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这一幼稚的想法。不会有公正处理，决不会有公正处理。如果有的话，全校就不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一夜间生出这么多右派来。我说没参加批判会是因为有一桩急事外出，也没来得及报告。潘栋说这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你懂吗？我说懂，为此我向系总支做了检讨。秃顶领导说应该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认识。为你，也为推动全校的运动向前发展，校党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为你开一次批判会，对此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他点点头，说你要想通，不要有抵触情绪，因为你的问题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张大字报是你贴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是你组织的，还有那份《大地》……哎，你们《大地》编辑部除了你还有几个成员呢？我说五个。他问都有谁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对《大地》的事中文系是了如指掌的，会不上报吗？即使这样我也知道无论他问什么我都必须有问必答。我说程冠生、庄毅之、陈连山、古克朋，就这些。他和潘栋对对眼光，说你才说了四个啊，还有一个是谁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啊！坏了！坏事了！我在心里哀号：我害了苏英。明知中了秃头领导的诱惑，可我不甘心。我愤恨，我懊悔，我说是四个人，不是五个，我说错了。秃头领导依然很和气，慢条斯理地说：你不会弄错的，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我哑口无言，这时我想起那句“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话，说出的话也是收不回来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脑袋猛砸，砸得头破血流才好。秃顶领导确实是老谋深算的，他的判断不错说的话也不错：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是的，作为一刊主编怎能将手下的一班人弄错呢？问题是我们有意保护着一个人，就是苏英。保护苏英是因为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有可能蒙混过关。就《大地》的实际工作而言，苏英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甚至积极性更高些。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历史系也不了解她参与《大地》的情况。那段时间可以说她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飞鸿”。随着反右形势的不断严峻，编辑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难逃（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于是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保护苏英这个问题。把她从《大地》“开除”出去，在任何场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这种保护是奏效的，但现在……我对自己的过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实无须多言，我此时的神态已将所有的“玄机”披露无余。而秃顶领导和秘书潘栋也无须多言，他们此刻的神态也让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无济于事。我说出了苏英的名字……
出了办公楼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吕浩明第二？吕浩明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认罪态度好，将绿叶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一起装进筐里出卖。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吕浩明这样的人，我出卖了苏英，我成了败类一族。我咒骂着自己，心中十分懊悔。当然我也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发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秃顶领导的奸计。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苏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她，让她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另外我还要去告诉《大地》编辑部每一个人，让他们也知道今天的事。苏英没保住，保她的人自然要担干系，让大家也有所准备。如修改说话口径，这一点很重要。我向苏英所在的历史系教学楼奔去，但走着走着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我感到心慌意乱，自知无法面对苏英。我的过失（如果不说出卖的话）是不可原谅的。我毁了她。最后我站住了，心里充斥着不可名状的恐惧。恐惧中还存有一丝希冀与幻想，这就是校党委或许不会拿苏英是问。因为说出姓名后我立刻向秃顶领导申明：苏英不属《大地》正式人员，她只是常去找熟人聊天，顺便帮着做一些事，作用微乎其微。我说这些的时候秃顶领导不住地点头，说明他已认可，既如此苏英就不会有事。就这么我阻止了自己，决定暂且不把这事对苏英说，也不告诉相关的其他人。放弃了苏英我又想到了冯俐。自从前天早晨在食堂见面后再没见。不知这一两天范宜春是否将她“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语系？外语系会不会以此对冯俐进行处理？又会对她进行怎样的处理？还有冯俐本人采取什么态度？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心里翻滚。当然最担心的还是冯俐本人是何态度，因为我知道她太任性认死理儿。找冯俐。这么想时我的两脚已开始迈动（每当想到与冯俐有关的事我的思维与行动总能够同步进行）。这时太阳已升到头顶上，已近午饭时间。性急的学生已三三两两向食堂方向走去。我一点不觉得饿，我快步来到女生宿舍楼，见许多女生从楼道拥出来，尽管我低头目不侧视地往楼里走，可还能感觉到向我投来的目光。
我和冯俐的关系不是秘密，可现在这时候来找她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事到如今，我只能硬着头皮往楼里走，在楼梯上碰见与冯俐同室的鞠燕，她颇惊讶地叫了一声周文祥。我点点头问冯俐在不在房间里。她说她在，你去吧。她下了一两个台阶又停下脚，转回身看看没人，对我说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她的情绪很糟糕。我赶紧问道：系里领导找过她没有？她说找过了。我问怎么样呢？她说领导让冯俐做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处理。我问冯俐是什么态度。她说冯俐首先将中文系以不道德手段搜来《大地》稿件对系领导说了，她质问领导中文系总支这么做是不是卑鄙。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冯俐便扬言如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她永远不会做什么检查。正说到这儿有两个女生从楼梯拐角处下来，她高声说句：她在你去吧，便匆匆下楼了。我赶紧上到冯俐所在的楼层，为避免再与人照面，我像小偷似的溜到她宿舍门前。进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光线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着帘子。只有冯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见我来她不惊不喜，指一把椅子让我坐。以前可不是这样，只要屋里没人她都让我坐在她床上。这瞬间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距离。这些日子我有意对她疏远，这出自对她的关爱，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此刻当感觉到疏远已真实存在我的心便感到无限的痛楚。待习惯了黑暗环境后我发现冯俐的脸色非常苍白，精神委顿。她的手边放着一本外文版《普希金抒情诗集》，她十分喜爱普希金，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普希金的诗。但我觉得如今诗已离我们很遥远，生活中只有斗争和政治，早已没有了诗。我望着这本已同样被我疏远的诗集突然感到深深的压抑，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开窗帘，这时冯俐尖声呼叫不要拉开。我惊讶地回转身望着她，问道：外面这么明亮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她不作答。我又说这屋里太暗了。她冷冷地说：外面比屋里更黑暗。我说外面有太阳……她说太阳是黑的。她又说太阳下面到处是龌龊、是欺骗、是卑鄙无耻，我不想见，永远不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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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六
屈指数从一九五七年圣诞节入狱至今已两个月了。中间跨过一个被中国百姓称为旧历年的春节。从气候上说，这段时间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在监牢里度过的这头一个严冬使我对寒冷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监室里滴水成冰，夹着雪花的寒风从铁门的缝隙和墙上的瞭望孔往里灌。身上缺少足以御寒的衣裳，黑下盖的被子也很单薄，一天到晚都觉得周身冷飕飕的，没一点热乎气。另外，肚子里缺少饭食，产生不出足以抵御寒冷的热量。冷是彻里彻外无终无了没处躲没处藏的冷。监室里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都像得了统一的号令那般将身子紧缩，缩成一个个“人干”。尽管入狱之初我便晓得监狱不是一个福地，可也没料到环境会恶劣难熬到如此地步。“饥寒交迫”是对这段狱中时光最客观的写照。
问题是“饥寒交迫”并非是犯人苦难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成分。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测命运对精神的压迫。心里总是在猜测不久将从法官嘴里吐出的是多少年徒刑，是死还是活。躯体的饥寒交迫以及心灵的恐惧叠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犯人的生存景况。
这两个月来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犯人的高速度流转。
经过公安审讯员的突击审讯，历史反革命犯大都转去了正式的监狱，腾出的地方便接纳了像我这样被批捕的右派犯人。开始是分关在各监室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的格局便不得不打破，一个监室里关两到三名甚至更多。狱方对此也做了防范，尽量不把同一单位的右派关在一起，我们24号监室新增的三个“右犯”一个是北京某歌舞剧院舞蹈演员，一个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再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历史系讲师。他们的名字最初是从管理员口中得知，演员叫郭纯，编辑叫刘基若，讲师叫胡普光。监室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但为新到犯人起外号的传统却保持不变。几天之后，我的这三名政治同类便都冠上了新名号，演员郭纯叫“二姑娘”，编辑刘基若叫“二分之一”，讲师叫“胡公公”。如果亲眼见到演员和编辑两人的模样，你就会觉得这两人的外号起得真是天才。演员细皮嫩肉的还长着副女人样的水蛇腰，编辑小小的个子连脸上的五官也比平常人小一号。讲师是因为他三十几岁未结婚并扬言终生独身才被叫了胡公公。正如那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话，初进监狱的他们在得知我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后，便对我表现出亲近与信赖，向我问长问短。我是过来人了，完全理解初入狱的人急于了解新环境的迫切心情，回答问题尽我所知。我从他们口中也知道了许多我想了解的事情。如外面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对那些未解送司法机关审判的右派分子怎样处置等等。他们也如实告诉我。刘基若说他从新华社内参上知道对K大《观察与思考》学社头头龙天胜的审讯情况。
龙的经历是轰动一时的：龙被逮捕之前听人说以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的身份不仅会被逮捕，有可能被枪毙。他便伺机逃。这时他发现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挑戴眼镜的人离他不远。他明白自己“长尾巴了”。为甩掉这个“尾巴”他先乘22路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动物园。“尾巴”也进去，他左转右转总甩不掉，出动物园乘101无轨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尾巴”也上了火车，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他有些紧张，到天津站下来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回到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买票就跳上去了，这回把“尾巴”甩掉了。他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他想如有船就游过去，求人将他带走。正张望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两个人来，一下子就把他扭住了。他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是把他扭送到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他“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打算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那头头嘿嘿一笑说白天不看大海黑下里看？下令搜他的身，因为他腰里系着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那头头笑了，说原来你不是小偷，是K大的右派学生啊。想逃跑是不是？于是打电话跟北京市检察院联系。检察院用打印机现打了张逮捕证，来人将他逮捕了。
我问刘基若知不知道龙被关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问胡普光他们学校的田野是否被捕，胡讲田野捕得比他要早。我问是不是也关在这座看守所里，胡说不晓得。我又问知不知道K大有个叫冯俐的外语系学生，胡说不知。我又问知不知道有个叫苏英的历史系女生，胡也说不知道。他说K大他只认识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个别教师。我又问知不知道中文系有个吴启都讲师。他说知道，吴在他被捕的前几天被捕。这消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吴本来满有把握会被摘帽平反，而事实上却加重了处罚，究竟是为什么？当然正为自己官司所累的我也顾不上多想别人的事，吴启都的遭际在脑中是一闪而过的。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冯俐的消息，还有苏英。我不知道胡公公这一拨新犯人中间有没有K大的人，如果有我寄希望在放风中见到，他们会告诉我急于知道的一切。
春节后对崔老的审讯是步步加紧了，崔老是块难啃的骨头，曾对他采取过许多措施，均未奏效。审讯员不相信崔老对自己那个“历史空白”的解释，又苦于找不到他“训练国民党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的证据。因此长达三年之久没有结束预审。看来这次是决意要把这个案子了结。几乎每晚都要提审，每次都审讯到将近凌晨。崔老回到监室躺下不一会儿就到了起床时间。爬起来的崔老两眼红红哈欠连天。崔老是个嗜睡的人，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使他的精神垮了下来，整日无精打采，连话都懒得说一句。而在短暂的睡眠时间里却说起了梦话。崔老说梦话也与众不同，很有水平。从倒下一直说到起床。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翻身坐起，坐起来并没醒，仍在睡中，梦话也不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醒着的人便起身将他摁倒，给他盖上被子。那个外号“孝子”的犯人自告奋勇将铺位挨到崔老身边，他说他总是失眠睡不着觉，由他就近照顾崔老。这自然没人不高兴，况且大家也知道“孝子”是出于真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大家对这个好哭的犯人渐渐有了良好的看法，他虽然生性怯懦，却为人谦和善良，遇事多为别人着想，主动干一些别人不愿干的杂活脏活。对崔老他是极其尊敬的，他说他十分钦佩崔老的人格。这一点其实也与大多数犯人相同。不同的是孝子对崔老的尊敬与亲近常常见之于行动，有时竟达到一种讨好的程度。“虎死有威”，被罢免了头衔的崔老恐怕便属于这种情况。自从孝子与崔老睡了邻铺，他对崔老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了，说来也真是难得。
崔老每次被提审，孝子便显得有些神不守舍，嘴里念念叨叨的。崔老无论回来多晚，他都起来照顾崔老睡下，直到崔老睡着说起了梦话，他才呼呼睡去。一旦崔老从梦中坐起，他又立刻起身照料。有人开玩笑说定是崔老前世修的好这世进了监狱还有孝子在身边服侍。话虽说得难听却完全出于善意。
崔老的精神状况渐渐为狱方掌握，于是审讯的频率加快时间加长。再后来对崔老便采用“车轮战术”审讯。这种方式以前未对崔老用过，大概是基于狱方对崔老的神经承受能力估计过高，认为这种对普通犯人起作用的方式对崔老不会起到作用。而现在狱方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人的神经再坚韧终不是钢铁所铸，况且是钢是铁也有一个物理限度。果然连续审讯了三日三夜的崔老回到监房就完全成了一团稀泥。铁门刚在身后关闭便倒地呼呼大睡。还是孝子抢先将崔老抱到铺上，崔老不仅没醒还大声说起了梦话。审讯没给崔老喘息之机，当晚继续审讯。接着又是一个“连轴转”跟上。再次回到监室的崔老人已完全走了形，像一具被摄去魂魄的行尸走肉。当警卫战士把他扔在地上，管理员说句：行了，就叫他一直睡吧。
崔老得到了长睡的特权。他抓住这个权利不放，连续睡了两天两夜。开始时还说梦话，像和某个人大吵不止，后来架吵完了，安静下来，睡得十分安稳。均匀的呼吸伴着细微的鼾声，让见的人都感受到睡觉的香甜无一能够取代。
崔老睁开眼是他开睡后第三天的下午。监室里的犯人正在吃下午饭。崔老坐起来默默地望着吃饭的人，他的眼睛里有了些光亮，看来一度失却的魂魄重又回到了身上。所有的人都以关切亲和的眼光看着他，而一时竟无语。后来是道长率先说句崔老饿了吧，赶快吃饭。这几日每顿都是为崔老留饭的，以备他醒过来时吃。应该说大家是很得崔老济的，大家分吃了他的那份饭，做法是每次开饭为崔老留一份，同时将上顿留的那份分掉。这样做既没有忽视崔老的存在，还让大家受益得心安理得。崔老永远都有一种长者风范，几天不食，吃起饭也不显狼吞虎咽饕餮状，慢条斯理地吃。有人不过意提出从自己那份饭匀出些给崔老，但崔老谢绝了。还是那句话：崔老毕竟是崔老。
而后的时间里崔老仍然显得安静，极少说话，学习的时候微微合着眼，不知他是睡还是醒。
对他的审讯情况大家不便于问，但从突然停止审讯这一点看似乎审讯已大功告成，猜测中每人都为崔老怀着一分担忧，因为崔老的情况与大家不一样，以他的案情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被判重罪，甚至死刑。从目前情况看更接近于后者。
这期间我个人的心情是十分沉闷的，也很压抑的。新来的右派同类二姑娘、二分之一和胡公公都已开始提审，胡公公已提审了三次，而我仍然被继续搁置不顾。恐惧对于人最大的折磨不是结果，而是等待的过程。当局对我弃之不顾是不是认为我的案情重大？这一种猜测又加重了内心的不安。
这期间监室里发生几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是一个犯人不服从道长的管理，争吵时一拳打在道长的脸上，将道长的鼻子打出了血。而管理员在看过道长血迹斑斑的脸后竟一言不发地走了。这便加剧了那犯人的嚣张气焰，弄得道长灰溜溜的。再一件又是发生在我们与战争罪犯小日本中间。小日本向狱方报告说在24号监室与22号合并放风时，他看见24号监室的一个犯人将一样东西偷偷塞给了22号的一个犯人。犯人间传递物品是违犯狱规的行为，狱方对此十分戒备，决定查个水落石出，杀鸡儆猴，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在另一次放风时间里，管理员命令两个监室的犯人站成一排，让小日本指认那两个违犯狱规的犯人。像这种检举坏人的方法是狱方经常使用的，很奏效，能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来者以矛迎者以盾，时间久了犯人也有了与其相对的策略，那就是指认者站在谁面前就冲着他笑。这一笑就使原本总是阴沉冷漠的脸改了模样，人就变得陌生，而且一张张笑嘻嘻的面孔也还十分的相像，这就使检举人的指认变得很困难。这办法常常奏效，对此管理员也无计可施，因为没有一条狱规写着犯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监禁生活却不许面露笑容。而这次事件发生在小日本身上，人种之异使指认难上加难。都知道我们看洋鬼子差不多是一个模样，反过来洋鬼子看我们亦同样。
中国人与日本人在人种上尽管很是相近，但差异还是本质上的。由此才将他们呼为东洋鬼子。无论是我们看东洋鬼子还是东洋鬼子看我们都会觉得是差不多的模样，何况小日本平常贼心不死作恶多端，面对与他不共戴天的人自是心虚，一张张匪夷所思的笑脸就使他惊惶失措乱了方寸，到最后也没找出传递东西的那两个人。狱方不肯罢休，借又一次放风之机对两个监室进行了突击搜查，犯人的许多“违禁”的东西被搜查出来，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接二连三的事端使监室里本来便压抑的气氛更加压抑。在这种时刻崔老接到了转狱的通知。
崔老倒显得很平淡，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狱友说着告别的话。我看见崔老和孝子说话时将自己的一副皮手套送给了他，以表达对他悉心照顾的致谢。崔老又将一枝钢笔送给我，我收下了。然后我将我的一条围脖还赠于他，他凄然一笑说老周我用不着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心一下子疼起来。我说崔老问题真那么严重吗？他点点头。我抬眼看看崔老，这一刻我发现他明显苍老了，比两个月前初次见面时苍老了不止十岁，完完全全成了一个耄耋老人。想初来时听人喊他崔老我觉得有些滑稽，名不副实，而此刻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永远的崔老。自我入狱以来，崔老对我一直是十分关照的，可以说像一个师长那样对我言传身教，对此我心存感激，如今他要走了，我想到或许今生今世不会再见面，我们的离别事实是诀别，我心情压抑。我忍不住说：崔老我衷心祝福你平安啊。他点头一笑，说谢谢你了大学生，你的情谊我领了，只是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共产党是很厉害的呀。我没说什么，只是瞪大眼睛看着他。他继续说下去：跑到台湾的那个人以为能斗得过，却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我本以为……却要搭上一条命……崔老的话使我的心一阵战栗，我想安慰他却无从开口。崔老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平时我总习惯于以发问方式与他交谈，此刻也同样。我说：崔老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糟。他压低声音说我断定这里有公安方面安插的内线，我是吃了内线的亏。我一惊，小声问知道是谁吗？他摇摇头，说反正是这24号里的某个人。我的眼光下意识地往铺上的人堆里一瞥。这时耳边又响起了崔老低沉却充满自信的声音：我们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这人是个隐秘的专家，一切都会做得天衣无缝；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走后不久，便会有人离开这座监室，谁离开谁就是那个人。崔老的话使我的脊背冒出了一股阴森森的凉气。
崔老是在吃过上午饭后被带走的，走时被戴上了脚镣。
只在第二天崔老的判断便得到了认证，管理员打开铁门厉声呼出一个人犯的代码，叫他立刻收拾东西，说是转狱。我看见从人堆里站起来的是孝子。这时我的头猛地一炸，差点叫出声来，啊，是他？！怎么会是他？！我惊愕，我大惑不解，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小咬（后来听说小咬被判了死刑），当时谁都猜不出小咬的新罪是谁报告了当局，现在清楚了，是孝子无疑。
当天的晚上管理员又一次打开铁门，呼声28611号起来，提审。我坐起来，如释重负般吐了口气，心中暗想：开始了，终于开始了……
（复杂动荡多变的经历使你在记录时也不得不将某一部分从略从简。我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的审讯，持续到当年的九月份方结束，然后转北京监狱，而后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有期徒刑九年，成为已决犯的我很快转去清水塘劳改农场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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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一
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我成为一名正式劳改犯人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十一分二十八秒。所以能几近夸张地记得如此分秒无差是因为被押送到清水塘农场那一刹那我看了手腕上的表，于是这个时间便在脑中记准记牢了。表是大哥周文起到北京监狱探视临走时留下来的。他递给我的时候没说什么，我接过来的时候也没说什么，那时大哥已大致知道我今后会有一个漫长刑期，而我也知道在漫长刑期中表是用得着的，就这么兄弟俩心照不宣什么也用不着多说，赠与受在无声中完成。想想人确实像俗话所说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经过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长达半年之久的对自己“罪行”绞尽脑汁的追忆，我得出一个结论：人是不可以对自己掉以轻心的，必须高度警醒，瞪大眼睛盯着自己，就是说要进入一种有意识生活状态之中，一边生活一边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储存在记忆中，这样一旦将来再面对审讯就能够抖搂出来为自己讨个清白。我想我所以在踏进劳改农场那一刻有意识把时间看准也正缘由于此。什么叫经验主义？这就是。
说起来人们或许不信，初到清水塘农场我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不由长嘘了一口气。望着牢城里一排排齐整的监舍，还有再抬抬眼就看得见的那圈高墙以及高墙之上那一片蔚蓝辽阔的天空，我觉得很亲切，心里也很踏实。我将这里不加保留地接受下来，视为家一般的归宿地。这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却是真实无讹的。后来我想这种心理一定是来源意识深处那久久的企盼，因为入狱不久我便清楚自己的去处已不会是K大，也不会是家以及其他什么地方，去处只会是劳改场所，是遍布于中国的劳改场所中的某一个。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清水塘已经向我发出召唤，何时到达只是个时间问题。另外，我这种以农场为家的意识或许还与我所经受的监押有关。那别出心裁磨砺神经的审讯已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使我感到无比的痛苦与厌恶，只想早早地结束尽快地离开，于是乎在逃逸的向往中劳改农场就成了一块令我心往神驰的福地了。是这样。
这块福地如同所有劳改农场无例外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被高墙、电网、岗楼圈围起来的牢城，再就是牢城外面无边无际的田地。这两部分恰也体现出犯人在这里的基本境况：一是被羁押，二是被强迫劳动。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描叙犯人在监狱以及劳改农场（包括劳改工厂、矿山）的生存状态的，也无法将这两者加以比较区分，只知道都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不晓得不同在何处。不同在于监狱的功能是撬开在押犯人的嘴巴，将他们从未决犯过渡到已决犯，而劳改农场则是已决犯服刑的地方。“坐监”是对在监狱关押时的犯人的真实写照，而“劳改”则是对犯人在劳改农场生活境况的一种概括。两者对局外人来说也许含混不清，但对局内人却是泾渭分明的。如果让犯人在“坐监”与“劳改”两者中选择，我敢说十有八九会选择后者。犯人在监狱等候宣判时命运未卜，精神上备受煎熬，度日如年。而到了劳改农场，命运甫定，判了多少就是多少，原先绷紧的神经便松弛下来。即使从犯人的身体角度看劳动也是优于静止不动的“坐监”，犯人只有在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会怀念“坐监”时日的“轻松”，这也是一闪念的事，不足为凭的。当然漫长沉重的劳改过程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一种内在损伤，那就是变得麻木冷漠变态以至智力上的严重退化，我所认识的许多难友在后来回顾自己数十年劳改生涯时头脑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对于我，也许须归功于草庙子看守所那种强追强忆的审讯强化锻炼了记忆力，这使我对后来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过程至今尚能保留较为清晰的记忆。只要闭上眼睛，那些在各劳改农场经历的事情便浮于面前，一幅幅一帧帧，就像轮次抖开的画布，有形有色有声。当然这不表明是什么好事情，更不值得炫耀。对美好往事的回味会使人感到满足与充实，有一种人生的成就感。而被苦难往事的纠缠却只能使人伤感，以致对自己的整个生命加以否定。生命便被蒙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也有人说苦难是一种财富，乍一听这话会觉得很富于哲理又十分的达观，但只要稍加斟酌便会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我想，说这类话的人要么并没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抑或曾给别人制造过苦难），要么经历过苦难而苦难却已将他的精神变得麻痹，不健全。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意义上的另外派生（如毛氏辩证法中著名的“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论断），即便如此，事物的本来面目却不会变。就像恶魔就是恶魔，天使就是天使，白昼就是白昼，黑夜就是黑夜。我甚至如此愤愤不平，假若再有人巧舌如簧说什么苦难等于财富，那就把他请进监狱或劳改场所里，让他将那些“财富”一点一点的受用，且一直受用几十年。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凡事总有个起码的公道，都知道人间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假若母亲能下得了狠手将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那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母亲，这样的道理再平常不过。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人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是应该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忘却，丢到脑后向前看，时代都要跨世纪了，还有什么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呢？这种说法倒确有一种洒脱之气，而我要说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也未见得不想在有限的余生中“潇洒走一回”，问题在于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想忘却就能忘却想回避就能回避的。就说我自己，每当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如群马般从遥远处奔腾而来，我是极不情愿的，极力加以挥斥，可每每无济于事。往事像一只按进水里的葫芦，不待松手又从水面浮起，让人无奈而哀伤。对我而言，往事确是一只不肯沉底的葫芦。
到一个新环境必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正如一位外国作家的著名论断：生活总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都需及早弄清楚并加以适应。如劳动问题、改造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以及人际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也非常棘手，处理不好就要栽跟头甚至惹下祸事。
对我而言在诸多问题中将自己缠磨最久最苦的却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十分可笑的问题，即如何能将自己今后的经历记录下来，以存佐证。因我固执地认为，今后我还会面临种种的审讯，往坏处说可能终生都须在审讯中度过。尽管审讯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本质却不会变。那就是草庙子看守所审讯员那句“竹筒倒豆子”的口头禅。要倒出豆子则必须竹筒里有豆子，这样光凭脑瓜记忆是远远不够的，须有个文字记录，有了文字记录再审讯就用不着绞尽脑汁地回忆了。我这种“人无近虑必有远忧”的想法很坚定，不可逆转。我初来乍到尚不知这里的规矩，不晓得我们犯人有没有书写的自由。我便留心观察，看其他犯人有没有此类举动，很快我发现一个与我隔几个铺位的犯人经常在纸上写东西，写的什么不清楚，可写的时候精神很集中，别人喊他都听不见。经询问我得知他的名字叫李戍孟，是从北京某图书馆出来的右派犯人。我问别人管教知不知道他在写东西，答知道。这回答使我喜出望外，由此也得出结论：劳改单位对犯人的限制比正式监狱要松得多。前面我说过来到清水塘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晓得了有书写的自由更感到这里是地阔天宽了。于是怀着极佳的心情做记笔记的准备。
我有一枝钢笔，纸和墨水也不难解决，万事俱备只待下笔了。头一次握笔在手时心情是复杂难言的，我不由看了看表，时间是七月二十日晚八点十三分。这是我到清水塘农场的第四天，四天虽短暂却经历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到一新环境对所有的事都觉新鲜，似都有记下来的必要。如分到二大队后于队长对我们新到犯人的训话；如在割麦时远远看见在草庙子看守所的难友将军；再如学习会上我不发言受到训斥等等。我按事情的发生顺序一路记下来。类似于日记的写法，记下事情的大体脉络，不写细节，也不加主观评判（我将这种记录叫着“大事记”）。书写的过程是令人欢愉的。开始时尚有一点生疏，在被捕的大半年中除在审讯记录和判决书上签过几回自己的名字，此外再没有动过笔。重新提笔的感觉大概类似一个戒烟的人解忌后吸的头一口烟，感觉是妙不可言的。兴奋充斥着全身的每一颗细胞。然而兴奋是短促的，我很快发现这样记录不行，会留下隐患。因为有些事情即使不加评判，一旦让人读到同样会授人以柄。比如记了管教的训话会认为你心怀抵触记黑账，记下看见了将军会怀疑我俩有着某种关系，这不是胆小怕事，也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沉痛的教训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是无情的，也是荒诞不经的，反右运动中的许多事尚历历在目，许多不沾边的东西到后来不仅沾了边，还导致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接受教训，不可麻痹大意，否则就真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将“大事记”撕碎装在口袋里，在白天割麦时偷偷撒进麦垄里，心弦紧绷就像真的在销毁罪证似的，想想人真的很可悲，可悲在于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别人说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认同了。“大事记”就这么夭折了。不久地里的麦子收净了，眼望空旷旷的原野使人感到心里也空落落的，我清楚长此下去自己的头脑终也会像这空茫大地空茫一片的。我的思绪又回到“大事记”上，人要是有心做某件事情办法终归会找到的。我想出一种既安全可靠又切实可行的文体，说欲盖弥彰也好，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好，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说让落下的白纸黑字像一颗颗鹅卵石那般光光滑滑，什么人看了都无把柄可抓。自然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须像搞文艺创作那样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使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就以前几天佟管教在麦地将一名犯人打倒的事为例，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二大队作为一个劳动整体在一块地里收麦，将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割麦一部分捆麦并往地头上搬送。相比之下，搬送要轻松些，一个姓邹的犯人投机取巧，不干分配的割麦活，却去搞搬运。通常情况下，一二百号穿同样囚服的犯人混杂在一起管教是很难明察秋毫的，那姓邹的犯人也正是瞅准了这点才施了鱼目混珠术。也算他倒霉，同组一名犯人将他的行为报告了在场的佟管教，佟管教就拦住颠颠扛着麦捆奔走的邹，从远处听不见邹是怎样与佟管教对应的，只见佟管教一拳将邹连人带肩上的麦捆打倒在地，随后又连踢了几脚。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佟管教鞠躬认错一边奔到割麦的行列中，挥镰务起了“正业”。事情就这么个过程。自来农场，见管教这般在众目睽睽下揍犯人还是头一回，说起来管教打犯人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头一回见毕竟觉得不寻常，我决定将此事记下来。
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落在纸上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二大队集体割麦，大伙干劲高涨。惟一邹姓犯人违反了纪律，佟管教苦口婆心对他进行了帮助教育。
我对这样的记叙感到满意，相信以后就是佟管教看了对我也无可指摘。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是言顺了事也就成了。由此而后，我就开始记我的“清水塘大事记”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变故频仍，所记断断续续，残残缺缺，而得以保留至今的已所剩无几。这些不伦不类没头没尾的残言碎语在别人看来犹如梦呓偈语，不明就里，而惟有我——它的作者才能透过这些“假语村言”窥见隐于内里的那昔日的苦难时光。
7月29日：今天锄玉米，见到了向往已久的清水塘，心情喜欢，赋诗一首，题为《清水塘初观》：
美丽妩媚清水塘
朗日相照闪银光
但得甘露涤污尘
改造大道亦康庄
——谈到诗，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写过一些，说不上多么喜爱（我更喜欢小说，读过不少中外名著），只是听人说诗是文学中的雅中之雅，于是就附庸风雅地写起了诗。自身陷囹圄，缪斯便被阻于高墙之外了，诗兴全无，不想到了广阔天地间，诗神又不招而至，见到清水塘即赋《清水塘初观》。其实我是毫无诗才的。懂诗不懂诗的人都不难看出，上面这诗整个是首狗屁诗，甚至比狗屁还臭。当然如此低劣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诗才的不足，而是一种出于需要的矫情。什么“但得甘露涤污尘”，什么“改造大道亦康庄”，说白了就是我深知自己是有罪的，灵魂是肮脏的，但愿用这清水塘里的一泓清水将灵魂冲刷干净，以在劳动改造的大道上奋勇前进。这“直抒胸臆”的劳改犯“心声”自是十分虚伪的，散发出让人恶心的狗屁味儿。可再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不这么写又能怎么写呢？能写“清水塘清我亦清，枷锁在身心自明”吗？自然不能。纵观全诗，前两句对清水塘的描写尽管直白且无韵致，但还是真实的。塘址位于农场东南四五里处，约十几亩的水面，四周生长着葱绿茂密的芦苇，塘水十分清澈，叫清水塘是名副其实的。头一眼望见碧蓝泛着细纹的塘面我一下子想起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荷塘月色》，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是很美的，美得有点甜腻，而我眼中的清水塘却绽着一种野性的生机勃勃的美。
8月5日：继续在清水塘畔锄玉米，日光明媚。在塘边吃午饭，我和高冲犯了错误，受到佟管教的批评教育。
——看来为诗为文模式化雷同化的毛病是难以避免的，看了上述记录一准会联想到早先曾记载的邹犯人犯错误佟管教进行教育帮助的事。其实在记录时我也力求避免语汇的重复，如“犯错误”、“帮助教育”等，但斟酌再三，也未找到更恰当的词语替代。
除开写作要求对选择词语有相当限制的原因外，而我们犯人所处的特定的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特定关系本身便是极端模式化的，犯人就是犯人，管教就是管教，监狱就是监狱，劳改农场就是劳改农场，事物的本质是不变的，别的自是万变不离其宗了。犯人的一举一动包括劳动、学习、报告思想、检举他人以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有条条框框限定着，不可越雷池一步。还有犯人与管教的关系与同类的关系也都是一成不变的。在这种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中生活的形态几乎是凝固着的，只能是在重复中进行的。要对这种生活进行记录描写自然也难逃模式化的窠臼。所以我想作家对这类题材是应该退避三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描写犯人生活的作品中我真的没有发现上乘之作，包括那些曾当过犯人生活积累丰厚的作家写的书我也不敢恭维。
话题再回到我的大事记，因为从一开始目的性便十分狭隘与具体，因此行文的用词用语便不计忌讳而随心所欲了。如我说的那日“日光明媚”，明媚是不错的，只是已明媚到几近将人烤焦的程度。那是无遮无拦的烤晒，“烤出油来了”一语定是对毒日烤晒有着切身体验的人制造出来的。烤晒下我真的觉得从头上脸上淌下来的不是汗水而是油，如挨近一根火柴准会燃烧起来。上述只是头部的遭际，头以下部位同样也不消停。地里玉米苗长至齐肩，叶秆茁壮，密不透风，热瘴弥漫，身体像置于蒸笼之中。正宗庄稼人干这活路大多只穿一条裤衩，更有人一丝不挂。我们劳改犯人没这个自由，一律整齐披挂，大汗如注，衣裳尽湿，像个落汤鸡。人们常常感叹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而那时我觉得半天时间都十分漫长，总也挨不到头。真是度日如年啊。午饭是在塘边吃的，大伙一边吃着窝头咸菜，一边拼命往肚里灌凉水，这般也难排暑气。有个犯人向在场的佟管教请示，问可不可以到塘里洗个澡。这话是大伙想出口而未敢出口的，目光齐刷刷看着佟管教，眼光里是不差样的祈求。佟管教想了想给了答复，说不可以下塘洗澡，只可以在塘边擦身。尽管不尽如人意，也算皇恩浩荡了。大伙三下五除二把剩饭吞进肚里，就拥到塘水边撩水擦起身来。
这就说到了高冲。他和我挨着，悄声对我说佟这人操蛋，叫咱们痛痛快快洗个澡还跑了人不成？塘底儿也没有地道通台湾和美国。我知道他的嘴碎，没敢回应。高冲是刑事犯，三十出头，捕前的职业是邮递员，因私撕信件被判刑五年。我来清水塘不久便发现：在这里刑事犯比我这样的政治犯受优待，而高冲的胆子比别的刑事犯更大些，常有意无意地违反点纪律。管教对他也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时高冲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了，他把上身的囚衣脱了，蹲在塘边用双手往光身子上撩水擦洗，佟管教看了眼没吭声。我以为默许了，也把衣裳脱下来，不料却招来佟管教一声吼：不许脱衣！我赶紧从命把刚脱下的衣裳穿上。如果高冲是个识趣的主，在这种情势下应遵从管教的命令。可他不听，依然一下一下往身上撩水，满脸都是舒坦。他犯了经验主义，以为管教还会像平时那样放他一马。而众人是心明的，你个高冲不识趣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违拗管教的指令，这就牵扯到管教的威严问题，瞧有好果子吃。果然佟管教大怒，直脖吼道：高冲快披上你的皮，你他妈一次次老鼠舔猫鼻梁骨大了胆了你！佟管教这人文化程度不高，可嘴头子功夫不差，骂人也骂得生动。高冲见佟管教动真格的了，就立刻收敛了，乖乖地从地上捡起衣裳穿，嘴里却悄声骂句：操你个佟大鸭子的妈！佟管教吃饭的位置在塘边的一棵柳树下，离我俩站的地方约十几步光景，他看见高冲的嘴巴动，虽听不到声音，也料到绝不是一句好话。遂起身朝这边过来，一副兴师问罪的气势。高冲见状赶紧别转脸对我说老周你听准，我说的是佟管教这人不含糊——记住啊！不待我回应佟管教已来到跟前，两眼狠盯着高冲。高冲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立刻满脸赔笑，刚要开口说话却让佟管教指住，说快闭上你狗日的臭嘴！高冲就闭了臭嘴。佟管教把他放在一边，又转向我，依旧是满脸肃杀，他说你过来。他撂腿离塘而去。我跟在后面。这时我很恐慌，心怦怦直跳，思维快速运转，我来农场不久，没有应付这类事情的经验，更没有心理准备。只是想要倒霉了。紧张中倒也有所思考：是如实向佟管教报告？还是保护一下高冲？我清楚这选择对我干系重大。不待我思路清晰，佟管教已站定，回转头劈头便问：刚才高冲说的什么，你老实交待，嗯？！我不知所措。他又重复一遍：他说的什么？你如实交待！不知怎么，我竟然一点哏不打将高冲教我的话说了。佟管教听了满眼流着不信任，说就这话？我说是。他哼了声，丢下我朝高冲奔去。这时塘边的情势就像一座大舞台，佟管教、我、高冲在台上表演，其他犯人都是看演出的观众，眼巴巴盯着舞台看剧情怎样向下发展。后面的剧情是佟管教开始了对高冲的审讯，他说高冲你他妈给我听着，周文祥已如实做了交待，你想蒙混过关是办不到的，你说吧，你刚才嘴里喷的是啥粪？嗯？！这样的情节显然也是雷同化的，但与正规审讯员相比，佟管教的审讯一口一个脏字便见出了业余（正规审讯员一般是不骂人的）。高冲还是笑嘻嘻地看着佟管教，却闭口不言。我一时吓坏了，心想你教了我话却自己不说，我彻底惨了。佟管教继续追问，高冲这才开口说：我如实交待，我就说句佟管教这人不含糊嘛。我方松了口气。佟管教看看高冲又看看我，将信将疑的神色。毕竟背对背的对质对上了茬，再说佟管教也不会想到高冲会在那样短暂的一瞬和我串了供，也由不得不信了。但他须找个台阶下台，不然戏不好收场。他追问高冲：你说说不含糊是什么意思？不含糊是骂人对不对？！高冲说佟管教这么理解可就冤枉好人了。佟管教悻悻地说你狗日的高冲还是个好人？你是好人里挑出来的吧！说毕他竟被自己的话逗乐了，脸上绽出一丝笑。我和高冲都松了口气，这事就算完了。这件事算得上“大事”吗？说不清楚。却也记下了。
8月11日：家里来信了。家中一切都好。很高兴。
——这是我来到清水塘收到的头一封信。家里是收到我的信按新地址寄过来的。信写得很特别，不是由一个人代笔，家里会写字的人都在信上写了自己的话。读初中的时候我曾到小市上卖过家存书籍，有画册、诗本和尺牍，我见尺牍上许多范文书信的开头都有“见字如面”一语，当时并不究其意，现在看了信上形形色色的笔迹，确实有一种与一大家子人会面的感觉。字迹幻化成他们的脸，他们的体姿，在我面前闪来晃去。又好像每个人都给我读他们写在信中的话，那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他们知道信须经劳改当局拆阅后才交于本人，因此都不敢乱写，也差不多是一个模式。先报个平安，让我勿念，然后再说希望我好好改造，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如此众口一词，好像家人们也认定我是个确有其罪也确需改造的人。当然我会体谅他们的苦衷，就像我写作那首《清水塘初观》，他们不这么写又能怎么写呢？只是我特别重视大哥写给我的话，他到北京监狱探视，我委托他到K大打听一下冯俐的消息，我还将她舅舅的地址告诉了他，我想他会在信中将冯俐的现状告诉我，却没有。大哥在信中没有提及“小妹”（我和大哥为冯俐制定的暗号）的事。这让我十分失望。我只能以他没得到任何消息来理解了。
8月17日：锄玉米。因缺乏劳动经验引起中暑。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中暑。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感到恶心想吐，后来又感到晕眩，再后来就人事不知了。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清水塘边，同组的李通达、曹先佩不住往我身上泼水，佟管教站在稍远处看着，神情挺古怪。我一时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觉得浑身舒坦极了，渴望李曹两人继续往身上泼水。你真得佩服佟管教眼力，可谓是光棍眼里打不进沙子，我一睁眼他就发现了。他朝李曹挥挥手说行了，你们干活去吧。李曹就撇下我去了。这一刹那我才明白刚才出了什么事。我从湿漉漉的地上爬起，看看佟管教，佟管教还是挺古怪地看着我。自那天发生与高冲“对质”的事，我就发现佟管教看我的眼神有了改变，就像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似的。我怀疑他对那天我和高冲的表现是不大相信的。只是抓不住把柄罢了。站起身后我说佟管教我去干活了。佟管教没吭声，我就离开塘边，寻找刚才倒下去的那条地垄。
这些天中暑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中暑的原因是天太热与劳动强度太大。可我怎么记的是“因缺乏劳动经验引起了中暑”呢？难道劳动经验与中暑二者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是这么回事。
我所说缺乏劳动经验是暗指缺乏偷懒耍滑的经验。对我们劳改犯人来说，这种经验可是太重要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一天到晚牲口般地被驱使奴役，累死累活，没有人怜惜你，只要不累趴下就得干，劳动强度达到极限，当局压根儿不考虑我们能否承受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只有像国际歌上唱的那样“自己救自己”。犯人们摸索出一套磨洋工的本领，干花架子活，只要离了管教的眼就胡弄。就说锄玉米，看样子是弓着腰一锄一锄地锄，真实的情况是锄头只蹭着一层地皮，锄过去草还好好长着。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偷懒手段。高冲就出类拔萃，他的办法是在干活的时候找郝管教谈心，说心里有疙瘩需郝管教帮他解开。郝管教在整个农场以善做犯人思想工作著称，名声很响。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犯人有思想问题不过夜。所以高冲一报告有思想疙瘩他就立刻在地头上和他促膝谈心。但是高冲的疙瘩也太多了，今日解开了这一个，明日又生出了另一个，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没完没了。熟知高冲伎俩的人常这么逗他，说下次该让郝管教解决你的鸡巴疙瘩了是不是？这时高冲就嬉皮笑脸，说这问题郝管教可是爱莫能助的，要解决只有把我发配到“东宫”去（后来我才知道“东宫”是帽儿山劳教大队女犯中队的别称）。可以说磨洋工的方式方法是五花八门的，管教们对此十分痛恨，一经发现就狠狠处理。对比之下，我们新到的右派犯人还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不敢造次。一是文化人的胆子本来便小，更重要的是想好好表现，以此证明即使被打成阶级敌人还仍和党一条心，这种证明可以为以后的平反做铺垫。由此看来，我中暑的原因就不单单是“缺乏劳动经验”的问题了……
8月19日：晚饭后分到二斤梨，一角钱一斤。吃了一个，味道极佳。其余留着慢慢享用。
——可以说“大事记”矛盾百出。既然是分到的梨，怎么又花了钱呢？自然这也没有深究的必要，所以记了分梨是因为触景生情想到了冯俐。在K大三年级的时候，冯俐从舅舅家带回一些水果，其中有一只梨，个头很大。我问冯俐是什么梨，冯俐说是凤梨。她让我吃。我说分了吃。冯俐说梨是不能分吃的。分梨即分离这一民间禁忌我是知道的，但我并不在意。我用手拍拍冯俐的面颊说我要独吞这个冯俐（凤梨），分食这只凤梨。冯俐笑，说现在你只有资格独吞这只凤梨。我仍坚持两人分了梨吃。冯俐说难道你希望和我分离吗？我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唯心学说，分离与否只取决于我们俩，不取决于别的。在我的坚持下梨分着吃了。我写的“口味极佳”很不真实，不是说梨的品质差，而是吃梨的时候我品尝到的内心的苦涩。现在不是真的和冯俐分离了吗？我不由得想莫非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人的命运么？“分离不分离只取决于我们”，这看似正确无误的话在现实中并非如此。
8月20日：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引用这句俗语是为了记住与将军在清水塘农场的第二次见面。头一次是来农场的第二天。全场突击收麦。那天我的任务是往马车上搬送麦捆。在三中队的将军也干同样的活。我把麦捆扔到车上后正要往回走，这时看见扛着麦捆从另一块地里走过来的将军，他也看见了我。要想搭话只有我站在原处等他过来。但这是不成的，就返身走开，没接上话。从此我格外注意三中队的活动，希望能再次见到他。将军比我早一个月转北监，判的也早，不知道刑期是多少。看见他我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他是我在这里逢上的头一个熟人。况且在草庙子看守所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自崔老离去后，将军也给了我不少照应和安慰。我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另外我还想从他那里打听一下其他狱友的情况。再次见到将军就是记下“将军不下马”的这天，我和他作为各中队的公差去场部领东西，碰面在仓库门口。当时领东西的人很多，吵吵嚷嚷，争先恐后，这正给了我和将军说话的机会。我首先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十八年。他又问我，我相告了。也许他猜到我的心里，不待我再问就把他所知道的其他狱友的情况向我一一禀告，谁谁判了多少，谁谁在哪里服刑，他最后才说到崔老，言简意赅：崔老他作古了。我没表示惊讶，崔老的这一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崔老自己就说过不是回家过年就是到阎王爷那里过年的话。家没回成，自然只有阎王爷那里可去。将军的消息只是对一种已预知结果的事实做了印证罢了。但听到崔老的死讯我是很悲伤的，心有疼的感觉。我和将军还说了其他一些话，多遗忘了。只记得最后他对我笑了一下（将军的笑很有特点，眼和嘴都合拢成向上弯曲的缝），说句：忘了所有的一切吧，大学生，把脑袋空出来会少些痛苦的。我没回应，只是想难道我们还有忘记的权利吗？如果有我还用得着如此挖空心思写这劳什子“大事记”吗？
8月21日：晚饭后郝管教找我说话，告诫我要克服知识分子的骄娇二气。我认为这样针对性极强的教导对我非常及时。
——首先我得承认受郝管教的教育是件很轻松的事。他待人很温和，不像其他管教干部那样时时事事表现出职业的严酷。前面说过他似乎有一种为犯人解决思想问题的癖好，表现出来的善意与执著就像一个狱中牧师。他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让你受教育，使你成为一个优秀犯人。只是因为他施教于人的愿望过于强烈，从而使他的做法显露出与他的管教身份不太相称的天真气。比如说他识破不了高冲对他明显的利用，以使高冲那并不高明的伎俩屡屡得逞。总而言之，郝管教属于管教干部中很特殊的一种。他强悍的躯体内包藏着一颗温柔的心。他和我说话是与新到犯人的例行谈话，要点是希望我克服知识分子的骄娇二气。我的理解是未见得他已经认为我有了骄娇二气，而是针对知识分子的通病给我打一支预防针，算是防患于未然吧。亦可见郝管教的良苦用心了。
8月23日：今天锄玉米，高冲不慎落水，众人一齐救援，受到郝管教的表扬。
——这一则记事使我想到俗语“马熊有人骑，人善有人欺”。只因佟管教不在，中午收工时大伙一齐向郝管教要求到清水塘边吃饭，因干活的地方离清水塘足有一里路远，一来一回要许多时间，郝管教看看大伙热得不成样子，答应了。于是大伙兴高采烈地“移师”清水塘。
一边吃饭一边往身上撩水解暑。有人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又得寸进尺向郝管教提出下塘洗澡的要求。但未被郝管教采纳。这就说到了落水的高冲。自从上次“对质”事件之后，高冲对我一直很友善，说谁要欺负我就对他说，他会帮我把事情摆平。我知道他能，同室的十几个人包括班长在内都有些怵他。开始我不想仰仗他的势力，我想我与人为善别人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不久我便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有人见我当了犯人还文质彬彬的很看不上眼，就挤对。我的眼镜动不动就找不到了，谁帮你“找”到了就向你索取报酬，见什么要什么，不给就骂骂咧咧。不仅如此，我的东西还常常不翼而飞，这些我都忍了。
只有一件事我实在无法忍受，我的右邻铺是个五十多岁的刑事犯，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中暑后奉命往我身上撩水的曹先佩。曹是廊坊一所中学的会计，因奸淫幼女罪入狱。他的案子我听高冲说了，着实蹊跷：有一天早晨曹去上班，不料没去学校，倒走进派出所里。人家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交待自己的罪行。问有什么罪行。他说他犯了奸淫幼女罪。问奸淫的是哪个幼女。他说是院里邻居家的女孩。做了笔录后就把他拘留了。派出所又去到女孩家取证。结果无论是那女孩还是那女孩的父母都矢口否认有这回事，那女孩还说曹爷爷是个好爷爷。对此派出所的人认为是当事人“家丑不外扬”才予以否认的。既然曹本人都承认了，哪还会有假？就把这案子报了公安局，直至后来判了罪。这事看起来荒唐，可实实在在就是这么进了劳改农场。犯人间不知避讳，有人问他到底和那女孩有没有奸淫，他一会说有，一会又说没有。弄得大伙也不辨真伪。
我无法忍受的事是夜间睡觉时常常受到他的侵扰。一开始是向我这边拼命地挤，再后来就把手伸进被窝里乱摸，好好的觉就叫他搅醒了。上学时我就有失眠的毛病，入狱后又加剧，到了清水塘由于劳动的缘故竟好了，一觉睡到钢轨敲响。不想被这强奸犯一搅闹又开始失眠了。我也试图反抗他，把他的手推到外面，可没过多会儿他又伸进来。我恨得要死，又无计可施。于是就对高冲说了，高冲听了说这狗日的砍椽子嫌砍自己的还不过瘾，就砍你的。我不解，问啥叫砍椽子。高冲笑笑说被窝里玩鸟自己找乐呗。我这才明白砍椽子是指手淫。经高冲这么一说我倒真的联想到一些情况。夜里我常常觉得身子那边一动一动地不停歇，就像人在发摆子似的，原是干那桩事。高冲说我和那厮过过话，治他是小菜一碟。我没见高冲什么时候过了话，更不知道过的什么话，但后来我得到了安宁。当然“那厮”还不断地发摆子，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再说到在清水塘边吃饭的事，大伙吃完了饭就下到塘边擦澡清凉，高冲走到我身边，悄声问一句老周你会游泳吗？我说会。我又问他会不会游，不待回答他的身子突然打个趔趄一头扎进塘中，正是深水处，扎进去就不见了影。一时大伙都怔了，不知所措。过了会儿高冲从水里冒出头来，边挣扎边高呼救命。“救他！”脑子里闪出这个念头我便跳进塘里，急速向高冲游去。这时塘边上其他犯人也一齐扑进水里，场面惊险而热烈。终是化险为夷。高冲被大伙抬到岸上的树阴下，睁了下眼，接着便呼呼睡过去了。这期间郝管教虽未下水，却担当了抢救的指挥组织者。见人没事，才松了口气。见许多人还赖在水里不上岸，他没吭声，算默许了。夏日沐浴那可是大伙渴望已久的享受啊。我觉得一辈子都没这样舒服过。傍晚收工的时候郝管教对大家的舍己救人精神进行了集体表扬，并感叹说可见他对大家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白做。这晚睡觉前我关切地问高冲身体恢复得怎样，肺部和气管有没有感觉。高冲朝我诡秘地一笑，低声说，我向你露个底吧，我读书的时候参加游泳比赛得了全校第一名哩。他的话开初叫我一怔，很快脑子便转过了弯，原来今天的落水是他演的一场戏。这家伙可真够各色的，又听他嘴里唧咕道：任何鸡巴规章对我高冲都是无用的。见我不吱声他又说今天让你洗个痛快澡，不领我的情吗？我说领情大伙也领情。我说的是真心话，不单单指他让大伙集体洗了一个痛快澡，而是说劳改队里需要高冲这种活宝，否则人不累死也会活活闷死的。
8月30日：临时调到建筑队。心情很愉快，决心干好。
——场部要另建一座水塔，解决水供应不足的问题。从附近的帽儿山劳教农场调来一个建筑队施工。我和另外几个从各大队抽来的人当小工。来建筑队后我一眼认出在K大同宿舍的李德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这场合见到李德志自然什么都清楚了。李德志深度近视，没认出我。后来就开始干活了。先挖地基。挖完地基开始砌墙。我发现李德志属技术员之类的角色，拿把尺子这儿量量那儿量量，对砌墙的人指手画脚。当时我挺奇怪，心想这数学系学生啥时学会了这手艺？直到吃午饭时我才走过去和他说话。他认出我后显出很激动的样子，问这问那。他问完了我又反过来问他。他说他三月份来到劳教农场，同一批有K大和其他院校的二百多名被判劳教的右派师生。后来又从天津、廊坊等地陆续来了不少人。他说劳教大队差不多是右派分子的天下。我问他劳教几年。他说没有期限，所有判劳教的人都没期限，上面的说法是谁改造好了就给谁解教。我说这就没准儿了，改造好了的标准是什么？他说没标准，全看管教干部对你怎么看。正因为这样，大伙为了早早解教不遗余力在管教面前表现自己，咱们K大历史系的那个唐明生有一次就累休克了。我说唐明生这名字没印象。他说怎么会没印象？他针对《人民日报》的《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两篇社论贴出的那副对联可以说轰动整个K大。经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副对联贴在民主墙上，一联是：这是为什么——恼羞成怒；另一联是：工人说话了——祭起法宝。这副对联确是一针见血指出事物的本质，也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敏锐以及行为的果敢。只是俱往矣，成了劳教分子的唐明生为改造自己竟然把自己累休克，想想真叫人无话可说。
9月2日：继续建造水塔。李技术员的成才之路对我很有启发。
——参加建造水塔对我真是好事一桩。能逃避难捱的田间劳作，还能继续和舍友李德志叙谈。李德志居然也会砌墙，瓦工活干得比任何人都漂亮，我给他打下手，这样就有了谈话的机会。说到改造对人的改变，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唐明生身上，几乎每一个被改造的人都在不断的改变中，包括李德志，也包括我自己。李德志说他刚来劳教队时什么都不懂，不会干活，不会表现，不会看管教眼色行事。因此不断挨整，被分配干最重的活。后来他发现长久不动脑筋连记忆力都减退了，他意识到必须改变。他从重新下棋开始，没有棋盘和棋子，就找人下盲棋。那时农场正在开山取石，他和那位棋友抬一副筐，两人一边抬石头一边用嘴下棋。记忆力竟渐渐恢复。这就给他一种启示：要开动脑筋，要用超常的智力来弥补体力的不足。
修渠过程中他发现瓦工活要轻松得多，就留心瓦工的一招一式。可谓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然后再用手实践。没听说有像他这么学艺的，可他就这么学，学会了，学得地道，可谓无师自通。居然有人说他泥水匠出身，建筑队把他要了去。不久他又发现技术员动口不动手更消停，就暗暗向技术员学习技艺，毕竟是数学系学生，建屋挖渠这等简单工程的测量计算对他来说是雕虫小技。就这么又跃升为队里的技术员。一个头脑开了窍的人是很可怕的，再加上几分聪明，就更不得了。李德志的“成长史”使我受到了启发，我觉得自己也应该行动起来，这才有了前面“李技术员的成才之路对我很有启发”那句话。
9月5日：今日水塔竣工。发生一桩事故。
——施工前后半个月，水塔建成了，高高屹立在场部后面，比最高的树还高许多。站在脚手架上能向四外看得很远。我久久向南方望去，眼光不离半山坡上的一小片树林，那就是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妇女队驻地，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我老是觉得冯俐就在那里。对此我也询问过李德志，他说因缺少与妇女队接触的机会，因此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冯俐。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我让李德志回去便想法打听，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发生一桩事故”这说法有点轻描淡写，似乎最多是有人打破了头或者摔坏了腿。事实是有人送了命。从脚手架上一头扎下来，当场断了气。对此人的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根本不是事故，是自杀。根据是身为前北师大历史系讲师的死者有自杀未遂的前科。我问李德志怎么看。他说自杀的说法能站得住脚。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讲师死得真是太聪明，从施工现场坠地，方法既简便易行，又模糊了事故与自杀的界限。不仅自己身后不落个罪名，也避免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转念一想，一个人能这么聪明地死，为何不能聪明地活？像李德志和大多数同类那样？
9月10日：从今天开始调整了作息时间。记下以督促自己。
起床6：30
吃饭7：00
出工7：30
收工11：30
开饭12：00
再出工1：00
收工5：00
开饭5：30
学习6：30
结束8：30
熄灯9：00
——其实，记下作息时间也无实际意义，因为所有活动无须自己把握，到时候钟声吆喝声如雷贯耳，一声令下立刻行动，就像一群被放牧的羊，羊们还需要知道个作息时间吗？无需，只要能听见羊鞭就行。
·7·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二
9月13日：吴启都调到我们四班。我向班长竹川询问吴启都的情况，竹川说他也不太清楚，但队长交待说吴的思想负担很重，须对他格外注意。
——在整个清水塘农场，吴启都的情况没人比我更了解，我写的向班长竹川询问情况，不言而喻也是出于避嫌的考虑。前面说过，劳改当局对犯人之间的老旧关系戒心很重，因此熟人相见多装着不认识，这样会减少许多麻烦。吴启都原本在一大队，是李德志告诉我他在这里，可一直没见到他。他比在学校时几乎像变了一个人，又老又瘦，三十几岁居然像个小老头似的。要不是鼻梁上还架着那副标志着知识的眼镜，就完全是一个农民形象。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不是农民又是什么？甚至连农民都不如的。那天佟管教在队前训话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知识就翘尾巴不服管教，你们知道吗，那些鸟学问啥个圆周率3.1416呀，水是由氧子和氢子组成的呀，啥个电话一秒钟能跑三十万公里呀，在这里知道这些统统没用处。你们得老老实实当小学生，学抡镢头抡锄头，学间苗学撒种学浇地学施肥学捉虫，知道吗？得学这个，这些才是真正的对党和人民有益的知识。佟管教话说得虽不中听，却也是大实话。你干的是农民干的活，却不情愿将自己视为农民，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在劳动农场改造，目的就是将你改造成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民的思维农民的心态，甚至还包括农民的形象。刚见面别的情况不知，仅以形象而言吴启都的改造还是大有成效的。
9月16日：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高干突然放声恸哭，班长竹川上前询问，高干说今天是他十一年前入党的日子。因此想起来伤心。他的话感染了另一个同样被捕后也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跟着哭了起来。党员就是党员啊，当了犯人也比别人觉悟高。
——高干的本名叫高千，因书写的原因管教在队前将千字读成了干，再加上他被捕前确系国家干部，高干这外号就属于他了。大伙只知道高干是因为作风问题被判刑的，刑期三年，比我早到几个月。从刑期上看案情不会太严重。高干平常确有一副干部派头，只要管教不在眼前，他说话就哼哼哈哈的，打官腔，好像别的犯人都是他的部下。平时囚衣总穿得很整齐，有了褶皱赶紧理平。每天刮一次脸，洗完脸擦马牌香脂，学习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做总结性讲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有板有眼；如有管教参加学习会，发言水平会更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管教都傻眼。据说他有意取代竹川担任班长，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逞。反正大伙是反对的，现任班长竹川是个很温和的人，对“下属”很宽松也很关照，要是让高干管起事来，那大伙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我发现高干的哭不是装出来的，是真哭，流了许多泪。他伤心是肯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往日堂堂的党员干部现如今连个犯人班长都没得干，他怎能不感到委屈呢？哭归哭，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哭过他赶紧洗了脸，又擦了马牌香脂。
9月18日：晚饭后佟管教找谈话，询问“小妹”的情况。晚上失眠了。
——佟管教一般是不找犯人谈话的，一找谈话犯人就知道不妙。到队部后佟二话没说将一封拆开的信丢给我，一看信皮知道是家信，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信还如上封会写字的家人都写了一段，还都是家中一切都好，希望好好改造。看到最后我的心就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大哥这么写：小妹已离开家，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业大学上学，还未收到她的信，所以尚不知详细地址。一时间我有些懵。不待回过神来便听见佟管教发问：周文祥我问你，你有几个妹妹？我不假思索地答一个。又问：叫什么名字？答叫周文彩。又问：多大？答十二岁。又问：十二岁考上了农业大学？我哑口无言。佟管教一把将信从我手中抽走，一下一下敲着桌子，说周文祥你少他妈跟政府打马虎眼，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吗？！如实交待，这个小妹是你的什么人？这时我的脑子倒豁然开朗了：信中说的农业大学是指劳改农场啊，就是说冯俐也“进来了”，尽管这让我很难过，很悲哀，可也总算有了下落。唉，事到如今，隐瞒关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反正抓也抓了，关也关了，还能怎样？这么想就不担心什么了。我把真实情况对佟说了。佟大概听出我是“竹筒倒豆子”，态度好转。他把信交给我，说别再想三想四的了，好好改造是首位的。说完就放我回了。“晚上失眠”这说法并不准确，真正的失眠是想睡睡不着，而我是不想睡。或者说是在开动脑筋。大哥为什么第一封信不提冯俐的事？再是他从哪里得到冯俐到劳改农场的消息？再是北京郊区有几个劳改农场？当然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打听到冯俐的真正下落……
9月21日：请求郝管教帮助我解开心里的疙瘩。我相信郝管教能帮助我。
——请郝管教“解疙瘩”本是高冲的发明，后来别的犯人见有利可图也仿效起来，对此高冲很有意见。可这毕竟不是他可以注册的专利，无法垄断，即使不满意也没办法，他惟独对高干的所作所为不能容忍。因高干找管教谈心的目的不纯，他不是请郝管教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对管教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提建议自然要有针对性，针对性也就是打别人的小报告。这样原本很单纯的一件事就改变了性质。也就犯了众怒。我请求郝管教“帮助”是迫于无奈的，我急于想知道冯俐的下落，希望能得到郝管教的帮助。自上次郝管教找我谈话后没再单独接触过。见我主动找他汇报思想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他让我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我就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态度很真诚。甚至不是把他看成管教，而是当成知心朋友。尽管这是一厢情愿的，却也换得了郝管教的同情。他告诉我北京与天津之间共有两个劳改农场和一个劳教农场，这几个地方他都工作过，熟人很多。他说可以帮我打听一下，他认为只要她在这几个地方，找到是没问题的。听了郝管教一番话我的眼湿了。郝管教见状也动了情。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别灰心啊，你还年轻，也有文化，熬过去会有前途的。至于别的，我也不好多说了。其实也用不着多说，有这几句就足够了，我期待着郝管教的帮助。
9月23日：出公差杀牛，不慎将血溅到于队长身上，我痛恨自己不争气。
——到了伙房外面才晓得这次公差是杀牛，杀一头从附近村子买来的瘸黄牛。牛瘦得皮包骨头。不知什么原因断了腿，卧在地上。四周的景象大概已使它明白正面临刀血之灾，眼泪汪汪的，也不叫。看见这头将死的牛我的心一下子哆嗦起来，活到现在除拍死过苍蝇蚊子之外再未伤害过任何生灵，心想杀牛的公差怎么派给了我啊，我想逃避，可又不敢。管教已经指出了我的骄娇二气，逃避正暴露出自己的问题。大概杀牛在农场是桩稀罕事，于队长和队部的人一齐过来围观。操刀的是从四大队来的一个犯人，显得很神气，大声地吆喝，指挥公差们这样那样，他安排一个犯人持木棒准备敲击牛头，其余的把牛摁在地上，有的抓牛角，有的拽牛腿。我把的是一条牛前腿。那一刹不知道是牛腿在抖还是我的手在抖，总觉得抓不牢。心里恐惧极了。但听操刀屠夫一声敲，木棒就带着一股风落在牛的脑门上。我看见尖刀在牛脖子上一闪就赶紧闭了眼。刀捅进去了（不是眼见），拽在手里的牛腿陡然强劲的痉挛，向外挣脱，我死命抓紧，牛腿却挣脱出去。只听砰地一声响，随之又听见人们的惊呼声。我赶紧睁开眼，这一刹那眼前一片血红，铺天盖地的红。被牛腿踢飞的接血盆像一颗血炸弹飞向围观的人群，引起一片鬼嚎似的惊呼。我顿时吓傻了，瘫在地上，身子像石头一般硬，脑子也空了，一片白（后来才知道牛幸好没挣脱出去，在屠夫的一阵乱捅之下断了气），我只觉得眼前乱哄哄一片，一张张被血涂红的脸，瞪圆的眼，露牙的大口，伸出的指头，可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后来眼前空了，我回过了神。“闯大祸了，我完了，这遭完了。”这是脑袋里跳出的头一个念头。我看看地上的死牛，觉得自己也被杀死了。我从血泊里爬起来，两腿软得像面条，刚挪步便听见有人向我吆：到大队部，于队长和洪干事找。以前没和于队长打过交道，只听说他是从部队师参谋长一职转业到农场的。洪干事是上次出公差认识的。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两人都洗过了脸，可衣裳上还有血迹。于队长胸前有一大块，就像“挂了彩”似的。我十分内疚，岂止是内疚，是认定自己罪过深重。我想在于队长和洪干事训斥前做深刻检讨，可一时不知从哪处说起，只能躬腰站着。洪干事说周文祥你是不是成心伤害劳改干部。我赶紧说不是。洪干事说从这个事件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太正确了，连条牛腿都抱不住，不改造怎么得了？我说是，一定好好改造自己。于队长叹口气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啊。我点头，心里想那是从前，现在是四肢勤五谷也分。于队长又说劳动改造世界，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啊。我点头。于队长又说要磨炼自己啊，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我说是。于队长还教导了许多，记不住了，反正他觉得对路的话吐口就出，不管牛唇能不能对上马嘴。末了说你回去吧，下回杀牛还叫你来，一个大男人见血晕还得了，不磨炼是不成的。这句话差点让我晕过去。
9月24日：今天刨地。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
——我一直想和吴启都谈谈，问一下他的情况，但没得机会。今天刨地我看他离“团体”挺远（这是他一贯的表现，为此不断挨管教的批），便凑过去。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也许是熟人的关系，他对我不像对别人那么冷漠，我问什么他就说。他的情况挺——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概括，古怪？离奇？奇崛？如同他与妻子的那一段不凡的爱情，他眼下的状况确是不同凡响的，想搜寻故事的人可不要错过。前面说过，他是为妻子鸣不平，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教农场的，恰这时妻子的特嫌问题得到了平反，从劳教农场释放。他俩的一进一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就好像吴启都来顶替妻子在劳改农场的岗位，又好像吴家铁定有一个改造名额。事情的不凡并不仅在此，吴启都的妻子释放了执意不肯回城，她要留在农场陪伴丈夫。她说当年为了与丈夫的爱情她穿越台湾海峡，今天为了和丈夫团聚她情愿不回北京，就这么她留在了劳教农场，享受留场就业的待遇。但不久吴启都又罪上加罪，被正式判了刑，从帽儿山劳教农场转到清水塘劳改农场。吴启都的妻子要求也转过来，没被批准。刚团聚没几天又分开，事情就这么弄得一塌糊涂。我问吴启都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今年八岁，他被捕后寄养在天津亲戚家。又说他妻子已经去了天津，很快就会把孩子接到农场。我说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到农场来教育问题怎么解决，他说由妻子教孩子读书。我不由想起俄国沙皇时期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情愿跟随，而跟随吴启都不仅有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我所说的怪病正发生在我和吴启都说话这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吴启都在一点一点变颜色，是变红。原本苍黄的脸皮、脖子、胳膊、手以及灰色囚衣都红起来，连头上的黑头发茬也变成红色，整个就像被涂了满身的血。我吓坏了，大声问吴老师你怎么啦？吴启都说我怎么啦？他一说话露出的牙也是红的，成了血盆大口。我大嚷吴老师你咋成血人啦？吴启都诧异地说周文祥你这是怎么啦？我不回答，逃避似的将目光从红人吴启都身上移开。这时我看到的田野也红了，庄稼红了，干活的犯人们都红了，到处都是红彤彤的。我再抬头看看天，天空也是血红一片。这铺天盖地的红使我感到晕眩，闭上眼。耳边还响着吴启都不变样的问：周文祥你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后来我睁开眼，红色陡然消失，周围的一切又成了老样子。该绿的绿，该黄的黄，该黑的黑。可我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满身都淌着汗。我说没事了吴老师，没事了。
9月25日：今天继续刨地。与吴启都交流改造心得。
——所谓继续刨地暗指继续与吴启都交谈，所谓交流改造心得是指这次交谈使我知道了劳教农场妇女队的一些情况，更坚定了我对冯俐就在其间的信念。我和吴启都的交谈大致如下：
周：吴老师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吗？
吴：你说吧。
周：你在帽儿山那边好好的，咋又被判刑了呢？
吴：犯了新罪。
周：犯了啥新罪呢？
吴：这……不好说。
周：咋不好说呢？
吴：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管教怕我揭发他，就……
周：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吗？
吴：是的。
周：我听说劳教农场有个妇女队。
吴：是的。
周：你爱人对你说过妇女队的情况吗？
吴：说过，妇女队有个别号叫“东宫”。
周：为什么叫“东宫”？
吴：里面有六个“妃子”，妃子住的地方自然是“宫”啦，那“宫”又在农场东面，就叫了“东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