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急不可耐发言的人打断了李左德的发言，是吴复生。他说我完全拥护佟队长对《渔父》一文的精辟见解，也完全赞同张克楠李左德两人对屈原有理有据的批判。我仅补充一点：就是批判必须抓住要害，那么《渔父》的要害是什么呢？是唤起人民的抗上情绪，他妈的屈原老儿算个啥东西啊，不就是会写几句诗词吗？有人就是要仿效他，屈原反楚王，他反共产党。从楚国到新中国，其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啊……
“老积”重要一员的赵不仁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不失时机地从吴复生那里抢过话头。而与前几位发言者不同的是，赵不仁的文化水平有限，理论水平更有限，他只是懂点“豆、来、米、索、拉、西”，懂这个，又不能立刻谱出一首《打倒屈原》的歌当众演唱，如果说张克楠等几个内行对《渔父》及屈原的批判还能讲出点歪理的话，那么赵不仁则完全是胡说一通了。批臭他妈的“渔父”，打倒他妈的屈原。这两句可以概括他批判发言的全部内容。
赵不仁之后紧接着高丽金发言（国庆节后他从砖瓦场回来了，全身红红的好像把自己装进窑里烧过了），他的发言更不值一提了。这个朝鲜族人似乎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一无所知，说什么秦始皇应该把犯上作乱的屈原斩首示众才是，干吗叫他舒舒服服唱着歌投江呢？关公战秦琼，出格得让张克楠都皱起眉头。
我说过各种各样的学习会批判会在劳改农场是家常便饭，即使有不出工干活的时候也少有不开会的时候。我极少提到是因为这种会实在不值一提，完完全全是一个模式，批人的和被批的都是一成不变的嘴脸与腔调。比如这次批《渔父》及屈原的会，按照往日模式老积们发完了言会冷场一段时间，这次也不例外。冷场也是一种话语，无声地倾吐出对这种批判会的轻蔑。这冷场也像一首唱曲的过门，过门之后就有新音儿了。“老反”们极尽所能地从“老积”们的发言中寻找可击处。然后就冷嘲热讽地借题发挥，常常把“老积”们弄得很尴尬，下不来台。“老积”们热闹了前半场，“老反”们又热闹了下半场。这次呢队长在屋里坐镇警卫在门外弹压，局面非同一般。“老反”们哪敢“老鼠舔猫鼻梁骨”（佟队长的惯用语）大胆顶风上？不仅不能顶风上，还要在不丧失原则的前提下来点小表现。
“过门”之后，“老反”队里还是高云纯先发言。高云纯是属于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物，但他善于审时度势，又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这次一开口就说到《渔父》的要害处。他说：队长发动大家批《渔父》和屈原，我举双手赞成，批呀就是要批，不批倒批臭决不收兵（无实际内容的虚张声势）。但是，我又不大同意张克楠等人对《渔父》一文的见解，关于《渔父》一文的要害，刚才吴复生说是要人们仿效屈原，一齐犯上作乱，这看法是片面的。《渔父》一文阐述问题有两个角度，一是渔父的角度。二是屈原的角度。但是总体上说，司马迁是站在渔父的角度，对屈原的观点持批评的态度，文章的落处是渔父唱的那两句惊世骇俗的歌，“沧浪之水清兮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濯吾足”。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在这里我现身说法谈谈我读到这两句之后的深切感受。队长和大伙都知道前不久我犯了严重错误，我念错了报纸，可我思想不接茬，老认为自己是失口，不是故意的，因此有抵触情绪。到现在也未找队长检查。可是读了《渔父》这篇文章后，我认识到自己错了，大大的错了。不管有错没错认个错不就得了？有什么了不起？面子、自尊心就这么值钱？从这个角度说我还真的认为屈原那一套是不合潮流的，是迂腐可笑的。因此我认为《渔父》的要害不是什么犯上作乱，而是妄自清高。这是大可不必的，果然遭到渔父的耻笑。看来劳动人民就是与知识分子不同啊，明白事理得多。设想要是屈原听从渔父的劝告，就不会抱着石头投江了。《渔父》是有警世作用的，如果这篇文章早几天传开能让李戍孟和俞峰华看到，我敢肯定他俩都不会投水自尽的。正因为我从文章中受到了启发和教育，我以后是决不会自杀的。我会好好活着好好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出狱，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公民。
高云纯以导师的姿态做了长篇发言，实际上也为其他“老反”们的发言定了调子。下面的发言只消在此基础上发挥一下就成。解若愚说：我完全赞同刚才高云纯的发言，批《渔父》批屈原是好事，会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但我又不同意张克楠、李左德、赵勇、董卫东的观点。《渔父》这篇文章不是宣扬什么犯上作乱，什么正直清高，而是做人要变通，要入世，要合乎时代潮流。管他水清水浊干啥？水清水浊都为我所用，谁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像渔父那样活，谁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像屈原那样死。我也来点现身说法，看了《渔父》这篇文章，我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了，一下觉得自己总算活明白了。因此我很感谢传抄这篇文章的人，他那么及时的驱散了我眼前的迷雾，使我明白了做人要做渔父这样的人。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舒畅啊。
梁枫接着说：我和老解一样，也觉得心里很快乐，也觉得明白了许多事。大家都知道劳改农场我是几进几出了，前几天刚释放又回来了，咋老和自己过不去呢？不是别的，是糊涂啊。不，是自作聪明啊！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领导的，他老人家高瞻远瞩，什么不清楚什么不明白，你个劳改犯梁枫充什么能啊，还跑到北京去“死谏”，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这是咋的了呢？看了《渔父》这篇文章我吓了一跳，心想我这不是要当当代屈原吗，这是多么危险，必须悬崖勒马啊！因此我建议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大家也要学习这篇《渔父》，我做了一首小诗，念给大家听听，算我学习《渔父》的心得：
渔父与屈原
沧浪水上两老翁
一个糊涂一个明
行船自古凭流水
管他是浊还是清
歪嘴和尚念经！听毕梁枫的发言我不由暗暗叫苦，你个梁枫犯的是啥毛病呢？领导明明白白指示要批判《渔父》，你梁枫却提出要学习《渔父》这不是公开唱反调是什么？我看看佟队长，果然脸绷得紧紧的，眼珠子瞪得老圆。我赶紧接梁枫发言，尽可能把他念歪了的“经”正过来。我发完言后又有几个人相继发言，目的是一样的，然而却于事无补。佟队长的脸色一直没有改善。其实前面高、解等几个“老反”的发言他听着也不入耳，只是抓不住把柄罢了。而梁枫直通通的发言叫他逮个正着，最后在总结发言中将心里的火气全发泄出来，大骂梁枫一通，并严厉警告“老反”们不要自作聪明，不要做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必须悬崖勒马好好改造，否则……否则之后又重申要继续批判《渔父》和屈原。
后来我冷静想了一下，觉得佟队长一成不变地将我们视为“茅坑里的石头”过于武断，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尽量使自己能合乎潮流，比方这次再度温习《渔父》我就想了很多很多，我觉得渔父的“入世说”并非完全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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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六
鬼——
刚批了死人，接着又要斗鬼。鬼为何？会前谁也不清楚，有人偷偷问许仙，许仙避而不答。只说鬼在暗地里，都看见了还叫鬼吗？又说到时候揪出来就知道了。
“净身房”。十月二十九日（斗鬼的时间地点永远也不会忘）。
有说法：晚上的斗鬼会属自发性质，除我们五队五组全体参加外，其他各队的人自愿参加。
这说法有点叫人宽心，可走近了会场就使人感到气氛反常，警卫在门外严密把守，包括佟队长在内的几个管教干部站在不远处，神情怪兮兮的。进到屋一看，那些自发参加的人却比我们到的还早，都是些彪形大汉，金刚似的，一个个怒目圆睁摩拳擦掌的样子。我们一进屋，这些人就把我们团团围住，看了这架势谁都会觉出这“自发会”不自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只是难料这会究竟能开成什么样。
管教干部始终没进屋，从窗子往外瞧瞧，发现他们已不知去向。天黑了，屋里亮起了灯，斗鬼会就开始了。
主持会议的是张克楠，按程序首先领着朗诵毛主席语录。平时开会，语录都是由队部选定提供，开会前各组去队部领取，很严格，不能自己随心所欲。从所选语录能大致估计会议的任务与目的。这次选的语录有两条：一条是“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另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仅从这两条语录大伙就清楚今晚要斗的鬼不死也得剥层皮。
朗诵完语录张克楠先向“来宾”介绍了《渔父》事件的始末，这时才清楚这次斗鬼会是上次《渔父》屈原批判会的延续。他说那个传抄反动文章蛊惑人心的鬼到现在也没显形，但是我们已经抓住狐狸尾巴了，知道他是谁了。现在我们还希望他能自己站出来，主动自首交待，否则就当场把他揪出来示众。现在我数一二三，数到三他还不站出来我们就揪。他开始数数，一，二，三。数到三仍没人站出来。这时只见张克楠向身旁的李左德使个眼色，李左德高呼一声：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启都揪出来示众！话音未落，早埋伏在吴启都左右的两个大汉一人一只胳膊将吴启都提溜起来，推到会场中央。
我怔了，五组的人也都怔了。鬼怎么会是吴启都呢？是不是弄错了？吴启都成“植物”多年了，“植物”怎陡然变成了鬼？这是怎么回事呢？再看被俩大汉架住的吴启都，平常那呆呆痴痴的神态不见了，完全像个正常人。这变化太大太快太突然，让人一时接受不了，解不开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鬼。
先审问。犯人当法官。
张克楠：吴启都你交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装傻的？
吴启都：我不是装傻，在清水塘时我的脑子糊涂了，真傻了，可后来又好了。
张克楠：后来又好了？啥时候？
吴启都：去年秋天在清河。
张克楠：好了为啥还继续装膘卖傻当“植物”？
吴启都：我害怕。
张克楠：你怕啥？
吴启都：啥都怕。怕队长，怕警卫，也怕你。
张克楠：装成“植物”就不怕了。
吴启都：“植物”没人理没人睬。
张克楠：你狡猾！你危险！是一个暗藏的鬼。你交待，反动文章《渔父》是不是你传抄的？
吴启都：是。
张克楠：你承认？
吴启都：我承认。
张克楠：交待你的险恶用心，要如实。
吴启都：我觉得这篇古文会对大家有启发。
张克楠：啥启发？
吴启都：就是渔父唱的那两句沧浪水。
张克楠：不对，你的用意不是那两句沧浪水，而是“皓皓之白蒙世俗尘埃”，是不是？
吴启都：不是的。
张克楠：你不老实！
吴启都：我老实。我装傻比别人看得清，人一个接一个的死，活着的想不开，认死理，螳螂挡车不自量。我想告诉大伙不能死，要想法活下去。
张克楠：不对，你本意是让大家学屈原，反政府，反改造。
吴启都：不是的。
张克楠：你顽固。
张克楠说着又朝李左德使使眼色，李左德“霍”地站起来，冲到前面，使劲用手按吴启都的头，尖声喊：跪下，跪下。吴启都跪下了。开批判会让人下跪的事是有的，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可这回不同，吴启都一跪倒，“自发”参加会的人就大喊大叫：砸烂他的狗头，砸烂他的狗头！像发出的命令，那两个大汉加上李左德就开始殴打起吴启都，拳头雨点般往他头上身上落，李左德咬牙切齿地乱踢。吴启都疼得在地上滚，双手抱头护住要害部位，脑袋护住了，背上又让李左德狠踢了几脚。因“老积”们下手太突然，五组的“老反”们先愣了片刻，等回过神来便一齐吆：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时赵不仁董不善站起身来，眼光在人中间搜寻着，恶狠狠地喊：喊的站出来，谁站出来就修理谁！接着又站出来个高丽金，倒没喊，不慌不忙解下腰间的皮带，提在手中，冲赵董二人说：把他的衣裳扒下来！喊声就是命令，赵董立刻扑过去扒吴启都的衣裳。吴启都反抗着，但无济于事。两只胳膊被大汉死死把住，动不得。衣裳被撕开，露出了光脊梁。高丽金抡圆了皮带朝上面抽。吴启都惨叫着，高丽金边抽边吆：我抽你个屈原的孝子贤孙！抽你个屈原的孝子贤孙！大概觉得抽脊梁不过瘾，又开始抽吴启都的头，几下就见了血。其他几个打手还在不停地用拳揍，用脚踢。后来吴启都没声了，躺在地上像一只被宰过的羊。
打倒了“鬼”，红了眼珠子的“老积”们并不罢休，张克楠又选定下一个鬼，凶狠地吆：高云纯站出来！站出来！高云纯不肯站出来，冲他喊：张克楠你疯了！张克楠说你说对了，我疯了！此时不疯待到何时？今天饶不了你这个陈独秀的孝子贤孙。说罢朝两个刚歇手的大汉努努嘴，两大汉便直朝高云纯奔过去，扭小鸡似的架到屋中间。
审讯又开始。
张克楠：高云纯你他妈的也是鬼。
高云纯不服软：我是鬼，你是魔。
张克楠：魔治鬼，你交待！
高云纯：交待啥？
张克楠：交待啥你清楚，你以为你不自首就没事了？
高云纯：念错报纸是口误，不是罪。
张克楠：不认罪，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话也是从佟那里学来的）。
董不善高声喊：不认罪，脱衣裳！
高云纯：我不脱。
赵不仁：不脱就把你吊起来！
这话音刚落，李左德就从屋角拿出一团绳子来，无疑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他从中抽出一根递给俩大汉。大汉便把高云纯五花大绑起来。绳子头往梁上一撂再一拉，高云纯两脚就离了地，却没立刻打。张克楠眼光扫扫又喊道：抓两头带中间，已经抓了两个大鬼，再抓出两个小鬼来，胡公公，二姑娘你俩给我站出来！一听喊胡公公和二姑娘，他们吓坏了，一声不敢吭，俩大汉和李左德、赵不仁奔过去，像拎小鸡似的把他俩拿到屋中央。两个人筛糠似的抖。
又审讯。
张克楠眼里流着不怀好意的笑：二姑娘你他妈先交待你究竟是公的还是母的？
二姑娘：是男的。
张克楠：不假吗？
二姑娘：是真的。
张克楠：我不信，老李检查一下他裤裆里是凸还是凹。
李左德踮着小步奔到二姑娘跟前，伸手往二姑娘裆处抓抓，脸上露出狞笑，说：是凹的。
二姑娘：你胡说。
李左德二话没说，飞起一脚朝二姑娘的裆处踢去，二姑娘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乱打滚。李左德恶狠狠地骂：你他妈想当姑娘老子今天成全你，把你的凸踢凹了。
二姑娘在地上呻吟时，张克楠又审起胡公公：你他妈也得交待是真公公还是假公公？
胡公公干瞪眼不应声，大概是吓傻了。
这遭不用张克楠吩咐，李左德就奔到胡公公跟前，像刚才对付二姑娘那般在胡公公大腿根处乱摸了一通，又一丝狞笑在脸上闪过，说：没想到倒是个真公公。
胡公公陡然犯了傻，争辩说：不是的，不是的。
张克楠：你承认自己是个假公公？
胡公公可怜巴巴地点点头。
张克楠：你知不知道这间屋被你们这伙“反改造”叫成“净身房”？
胡公公：知道。
张克楠：你说说“净身房”是干啥用？
胡公公：这……
张克楠：你说呀。
胡公公：做手术。
张克楠哼一声：做手术说的还挺文明，你给我说说做的是啥手术？
胡公公：这……阉割男性生殖器。
张克楠：割了就成了真公公？
胡公公点点头。
张克楠：你想不想当一个真公公？
胡公公摇摇头。
张克楠：当了吧，不然这屋白叫了“净身房”。
胡公公求饶了：老张，求求你，求求你。
张克楠：做了吧，为你好。做了清心寡欲没苦恼。
李左德又开始行动，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段细铁丝，递给俩大汉，俩大汉上前把胡公公摁倒了，胡公公叫的像狼嚎。不一会儿，俩大汉隔着裤子绑住了胡公公的生殖器，手牵着铁丝的另一头。
张克楠大吼一声：不许叫！
胡公公被震住了，瞪着眼。
张克楠：我再问你一句，究竟想不想当真公公？
胡公公扑通给张克楠跪下了，连连叩头：张组长，饶了我，饶了我。
张克楠：饶了你也成，但你得揭发出几个“反改造”。
胡公公：我揭发，我揭发高云纯、解若愚、周文祥、张撰、梁枫、李德志……
张克楠：民不告，官不究（他自认为成了官），现在我宣布，刚才被胡公公揭发出来的“反改造”分子统统站出来！
没等做出反应，立刻有人从身后抓住了我的胳膊，扭在背后，并提溜起来。再看看其他被胡公公点了名的人也同样如此，大概也都清楚今晚是此劫难逃了|Qī-shu-ωang|，没进行什么反抗，被“自发”参加批判会的大汉们推搡到“审判台”。也就在一刹，灯忽然灭了，屋里漆黑一片。我脑中飞快闪出三个字：闭灯会！心里想：完了，这遭完了。果然很快就有棍棒雨点似的落在我的头上身上。那时我像麻木了似的一点也不觉得疼，也不谋求躲避，真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渔父”的后人们——
真是倒霉透顶，《渔父》反革命传抄事件（当局这么定的性）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桩传抄事件，时间是晌午，我们从地里干活回到马厩，看见铺上十分醒目地放着一张写字的纸。接受上次深刻的教训，开始没人捡起来看，像躲蛇蝎虫豸似的，就吃晌饭。吃完了晌饭歇晌。到这时梁枫忍不住了，这张纸就在他那块四十厘米宽的“领地”里，上了铺就像有一桩心事没完似的，脑袋三晃两晃就把纸上的字看了，随后舒了口气，说声原来写了些这个呀。说着从铺上拾起字纸递给了邻铺的人，邻铺的人从梁枫的言辞神态中觉出这张纸没什么了得，便接过来看看，看完也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情又递给其他人。这过程与上次传看《渔父》很相似，传到我这儿我也看了看，只见上面写上许多以“活”字打头的词汇，如：活命、活佛、活见鬼、活力、活灵活现、活路、活泼、活脱脱、活水、活捉、活字、活动分子、活火山、活宝、活地狱、活动、活便、活门、活路、活动家、活该……我边看边想，一定是谁出于学习目的从字典上抄下来的。看毕松了口气，随手又给了别人。又像击鼓传花似的传了下去，就传到了李左德手里。李左德像不认字似的眼珠子在纸上转过来转过去，后来冲口道：这小字报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要追查，一定要追查。听他这一说，本来看过了的董不善又要过去看了看，嚷道：是呀，差一点被蒙混过去了，这小字报很反动，要害是活地狱一词，污蔑我们劳改场所是活地狱。赵不仁也随口附和说真是不分析不知道，一分析吓一跳啊。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能等闲视之。张克楠点点头总结样地说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阶级敌人做不到的啊。说着下了铺，从董不善手里要过纸，再看看，就拿着往马厩外面走去。谁都清楚他去哪里，干什么去了，刚出门李左德、赵不仁等老积们也匆匆忙忙离开马厩，一齐汇报去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想：考验的时刻又来到了。这时我发现许多人都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从铺上下来，在地上来回地走。梁枫摸着西瓜样圆圆的脑瓜自语说：这事是要报告队长的啊，这是个立场问题呀。念叨念叨腿就向门口迈去了。梁枫一走，另外的人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一个一个向门外走去。既然这样，我也只有随大流了，也跟着向队部走去。因队长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所以门外就排起队，早去的在前，晚去的在后，谈完的人出来，脸上都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后来倒是佟队长打断了这一切，他走出屋子，瞅瞅排队等着报告的人，扬扬手中的纸头问道：你们都是报告这同一个问题的吧？齐答是。佟队长脸上露出宽慰的神情，说你们都来了，很好很好，问题并不重要，关键在态度，在立场，你们都回去吧，等这事整清楚了再告诉你们。听佟队长这么一说，大伙就返回马厩休息了。这次集体汇报我们五组惟有两个人没参加，一个是高云纯，再一个是吴启都。那晚吴启都被打得最重，有脑损伤，他再次变成“植物”了。这晚晚点名佟队长说了一个情况，他说大伙集体报告的那张纸并不是“反标”，也不是小字报，是许管教用过的一张写字纸，他知道大伙缺抽烟纸，就顺手丢在铺上。他又说：不过，从这个事件中我们管教人员很感欣慰，很高兴。通过拔白旗运动的学习与互相帮助，大伙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正步伐坚定地行进在改造的康庄大道上。听了佟管教的一席话，我不由想起那年初到清水塘农场做的那首《清水塘初观》的诗。里面有“改造大道亦康庄”一句，现在想想我（以及其他五七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而反回头来看，那时便对未来有了这般准确的预见，不由对自己充满了敬佩之情。
刑满日——
作为当事人我知道我的九年刑期是从哪一天算起，也知道哪一天是我的刑满日。事实证明一点也没有差错，对于这些板上钉钉的事当局也执行得很严格。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我被宣布不必出工，到队部接受服刑期间最后一次谈话。和我谈话的是佟队长。佟队长的态度很客气，和我拉起了家常，还极为怀旧地提及当年在清水塘农场的一些人和事。只是最应该提到的齐韵琴和小建国都被他忽略了。自然我也没有提及的必要。而后他宣布给我一个月的探亲假，说等回来后再办理留场就业方面的手续。我请示他下午离场是否可以。他说可以。说完冲我笑笑，说归心似箭啊，老周，可以理解。
由于心情的过分亢奋，离场前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两件尚留在记忆里。
一是中午吃饭时傻朱不知为什么事撞进了马厩，看见正忙着用刀叉吃饭的犯人们愣住了。稍做交待，自从高云纯率先更换了餐具，并提出免费向大家供应材料及技术指导，一个制作刀叉的群众活动便在马厩蓬蓬勃勃展开。当然并非是真的用刀叉窝头咸菜就变成了面包牛肉味儿，而是日子太空乏无聊，大伙借此提提情绪罢了。吃饭的时候管教一般是不进马厩的，所以对犯人更换餐具的情况并不了解，现在傻朱被眼前这一罕见的景象弄呆了，所有的人也都停止了舞弄刀叉，等着傻朱必不可少的一顿猛训。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出人的意料，傻朱不仅没有训人，相反倒从一个人手里要过刀叉，左看右看，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后来冲大伙问道，这是买的还是做的。答做的。问是谁的手艺。张克楠赶紧回答，报告队长，人人都会做的。停停又说队长要是喜欢，我给你做一副好吗？傻朱眉开眼笑连连说好，好，给我做一副，不过要做得大一点。看来傻朱自我意识很强，永远不忘自己比别人大一号，因此使用的东西也要大一号的。总而言之，事情这般的结局真是皆大欢喜。
再就是临走前我找到高云纯，问有没有事情需要我在外面帮办。高云纯想了想说让我帮他买本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没有立刻答复，不为别的，我觉得看这类书只会增加管教对他的敌对情绪。佟管教多次扬言如高云纯仍不改变态度就给他加刑，他绝不是说说玩的。于是我就把我的担心对高云纯说了。高云纯哼了一声，说大不了我在我乐岭呆一辈子，停停又说我乐岭这儿很好，这里的一切都适合我。我无话可说。
冯俐——
在苦苦期盼九个年头之久我终于等到了与冯俐见面的一天。确切时间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三点零十分（在这个重要时刻到来之际我同样没忘看一下腕上的表）。
我是在这个日子的头一天来到冯俐的羁押地晋城的，在这个日子的头三天离开的我乐岭农场（就是我的刑满日）。我信誓旦旦地向管教保证在探亲的路上决不东游西走，而事实上刚一越过农场警戒线我便不顾一切地奔晋城而去。因心情激越一路上风餐露宿的艰辛全然不加顾及，甚至也没留下什么记忆。严格说晋城之行的记忆是从站在晋城监狱大门口那一刻开始。
那时太阳已经西斜，监狱高墙的阴影在地面上愈拉愈长。我不敢怠慢，快步走向前向哨兵打听怎样办理探亲手续。哨兵打量我一眼，立刻用枪指住了我，说你小子是个犯人，是从哪里逃出来的？！我由衷地佩服他的眼力，赶紧加以解释。我说我确是犯人，不过已经刑满释放，我来这里是要探视我的未婚妻。他仍用枪指着我，似乎并不相信我的话，好像认准了我是个危险人物。为争取时间我只得继续向他解释，我说假若我是名逃犯，要逃便逃，又何必要赖在这监狱门口等人来捉？大概我讲出来的逻辑浅显易懂，哨兵听了慢慢收起了枪。说今天已过了探视时间，明天再来吧。
无奈我只好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激动的心情使我一夜无眠。好不容易等到天亮，连早饭都顾不得吃便赶到监狱门口。哨兵已换了人，接受昨天的教训不等他用枪指我我便如实向他交待了身份和来意。正这时从大门里面走出一个穿灰中山服的中年人，看见我问什么事。我说来探视。他问探视谁。我说探视冯俐。我明显感到从我呼出冯俐两字后他的神情立刻起了变化，疑惑中包含着惊讶。他开始认真地看着我，问冯俐是我的什么人。我说是我的未婚妻。他说按规定未婚妻不算直系亲属，因此不能探视。他的话使我的头猛地一炸，心想完了，彻底完了。我像被判了死刑般钉在地上，大张着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穿灰中山服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答了。他点了点头，又问你们多少年没见面了？我说快十年了，从K大分别后再没见。他问这么多年没见还保留原先的关系吗？我知道不能如实回答，便说我们仍保持着恋爱关系。他说这么说来你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我说是。他想了想，说我们研究一下这种情况再给你答复，你等着。说毕返身走进大门里去。
这是个什么人物呢？望着中年男人的背影我在想。能以“我们研究一下”这种口气说话就证明不是平庸之辈，我心中升起了希冀，简直是以一种恭敬的心情望着大门里面矗立着的监狱房舍。仅从外观上看，这座晋城监狱属中等规模的。说起来我们犯人的心态常常是稀奇古怪的，平时大家在一起议论竟然将自己蹲过的大监狱作为一种骄傲的资本：“我曾经呆过的某某监狱能装下三千人。”“那算什么，我蹲过的某某监狱能装下七八千人。”当然最后还是一个蹲过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拔了头筹。他十分形象地证明了提篮桥监狱的规模属中国监狱之最。他说如果将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送进提篮桥去，每天换一个监舍，等他将所有的监舍坐完，也就年满四十五岁了。在场的人不由为之咋舌。如果以提篮桥监狱作为参照，我觉得眼前这座晋城监狱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把婴孩送进去一间一间坐完，冒顶也不会满二十岁。这种时候头脑里还转悠这种可笑念头可见我当时精神状态是怎样的混乱不堪。在这种混乱不堪中我看见穿灰中山服的中年人站在了我的面前，说声我们研究过了，决定破例批准你的探视要求，下午三点，来了先去监狱长办公室。他的话像用射钉枪射出的钉子一颗一颗打进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嘴里连连说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我觉得只有称首长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敬佩之情。首长又转身向哨兵交待：下午将这个人放行。一句话进一步为我的探视扫除了障碍。
余下的时间我极其亢奋地在晋城冬日的大街上奔走，倾囊而出为冯俐购买礼品。自然我清楚犯人最需要的是食品，我还清楚冯俐最喜欢的是甜食。想想多年的心愿就要梦想成真，我觉得眼下自己是晋城大街上最幸福的人。当然我还一次又一次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否真实，是梦境还是现实。这情形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我按时走进晋城监狱监狱长办公室。
=奇=后来我想一定是我所熟悉的监狱特有的森严气氛令我的精神归于现实，我在心中嘘了口气，啊，探视已成为事实，不久我将见到苦苦思念着的冯俐。恋人也好，未婚妻也好，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相见。当我像犯人一般被“押解”到一间空荡荡的大屋，我发现坐在写字台后面的被警卫称为监狱长的人正是那位穿灰中山服的中年人（后来知道他姓段），我再次充满感情地叫了声首长。他点了点头，让警卫给我看座，开始了对我的谈话。他说周文祥，你是从劳改过来的，希望你今天能帮助冯俐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好好改造。她的表现非常不好，一贯抗拒改造，你知道这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很可怕的。段监狱长的话使我深感沉重，他一开口便说冯俐的改造不好，说下场可怕，我立刻便明白事情非常严峻。但我对段监狱长的话没有反感，从在清水塘农场得知冯俐的状况我便急于见她，欲劝说她面对现实，熬过苦难日子，不要做无谓的牺牲。现在听了段监狱长的话，这种意向更加强烈。我要告诉她必须要活下去，不要死，只要活着便有希望。这时段监狱长又说你来了，这是个机会，今天我们问过冯俐，她说愿意见你，希望你能用爱情的力量来感化她，使她改变态度，争取宽大处理，不要走向死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连忙表态说一定按照首长的要求，努力做好冯俐的工作。段监狱长点点头，说我们破例同意你们见面，就是想通过这次见面起到使冯俐转变的作用，这对谁都有好处。说完眼光转向把我带来的那个警卫。
=书=出了办公室我跟着警卫走过好几道铁门，转来转去像进入一座迷宫。所有的监狱在结构上都不同于一般建筑，比如我曾呆过的北京监狱其内部呈放射状，犯人即使出了监舍想跑也摸不着门路。晋监给我的突出印象是有着数不清的铁门，一道连着一道。后来进到一间大屋子，我发现这间屋子的布局很像一座教室，顶头的地方有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子，摆一张前面有挡板的讲桌，有几把椅子。台子下面摆了一张长条桌，长条桌两边摆有长条连椅。带我来的警卫指着连椅让我坐下。屋子里很静，静得我能听见心脏的跳动。时间在这时像凝固了，完全没有了刻度。而我养成的在重要时刻看准时间的习惯在这时竟突然丧失，尽管此时此刻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时刻。沉寂终于被打破，一串脚步声从大门口传来。冯俐来了。我这么想便迅速将眼光投向门口，却不是冯俐。进来的是两个穿便衣的年轻女性，高高的个子，很文静。她俩径直走上台子，在椅子上安然坐下。这两个年轻女性的出现使我很纳闷，在我近十年的囚禁生涯中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我在心里揣摸，这两位女性可能是翻译人员，狱方会想到我和冯俐都学过外语，如一旦出现我们用外语交谈的情况可以有懂外语的人进行干预。当然这仅仅是猜测，直到接见结束我也没弄清她们坐在台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正想着，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我想这一次该是冯俐了。却又不是。进来的是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以快捷的速度奔到我的身后，站成一排，手里握着枪。自然，对于像我这般的人物这阵势并不会使我在意。很快又响起了脚步声，一转头我看见了穿囚衣的冯俐，她在一个女警员的搀扶下穿过铁门向屋里走来。这一刻我的呼吸骤然停止，要不是事先知道我断然不会认出她就是冯俐。她披着长长的头发，脸色极其苍白，给人的感觉是从门外飘进来的一个纸人。再走近些冯俐看见了我，朝我笑了笑，说声你来了？这时我像呆傻了一般，大瞪着眼珠吐不出一个字来。直到女警员将冯俐带到我的对面坐下，我才渐渐回过神来。这时再看冯俐，我仍觉得那么陌生。我再一次在心里自问：难道这纸人样的女子就是昔日生动活泼的冯俐吗？我犹同验证般轻轻呼了声小冯。她又笑笑，像自我认定般地点点头。她说你什么时候到的呢？我说今天早晨，又说监狱领导很照顾，这么快就安排了接见。她问你怎么知道我被关在这地方。我说是农场的领导告诉我的。她问你家里人都好吗？我说都好，他们都惦着你。她没吱声。我说小冯你现在怎样呢？她说挺好的，你不要挂念。我问你是哪一年又判的刑？她说一九六○年。我问多少年。她说二十年。说到这儿她又朝我笑笑，说你能来看我，说明你到了刑期，挺好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先回家探亲，然后回我乐岭就业，你放心，我会经常来看你的。这时她咳了起来，咳得很厉害，半天才收住，又大口大口地喘气。我问小冯你是不是病了？她说还是老毛病（她曾经得过肺结核），没关系的。我说在这种环境里身体要紧，务必要抓紧治好啊！她轻轻一笑说治好治不好对我已是无所谓的事情了。她的话让我着实吃了一惊，问为什么这么说？她不作答。疑惑中我陡然想起段监狱长对我说的“冯俐的下场将很可怕”的话，我悟到冯俐话的含意所在，那就是死是免不了的，病死与杀死是殊途同归的。想到这立刻感觉有一股血往头顶上猛冲，似乎身体也从椅子上飘将起来，我猛醒了。我必须赶紧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把要说的话对冯俐讲出来，这也正是多少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啊（况且这也是狱方同意破例探视的交换条件）！我凝视着冯俐苍白的面庞说道，小冯你务必要振作起来呀，我自由了，可我高兴不起来，我一个人的自由没有意义。小冯，你为了我，为了你的母亲和妹妹（她的父亲已去世），要听我们的话（我相信她的母亲妹妹也会和我一样劝诫她），要听监狱领导的话（这是说给在场狱方人员听的），要改变以往的态度，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我等着你，一直等到你出来。我算过你的刑期，到一九八○年出狱时你四十四岁，我四十五岁，我们还正当年呢。我们能过上幸福生活。我们曾有过幸福时光，可那太短暂，连作为回忆都不够用。可我们还有幸福时光，这非常宝贵，你可千万不能撒手啊小冯……说到这儿我的眼模糊了。然而我还不顾一切地说下去，小冯你千万听我的话呀，这些话压在我心底许多年，今天终于有机会对你说，你不会让我失望，是这样吧小冯？要把握自己，过去我们犯过错误，以后可不要再犯错误啊！
=网=“周文祥你说话要注意影响啊！”我的话被人打断，是站在冯俐身后的女警员，我又下意识地朝台上看看，那两个年轻女性正目光霍霍地盯着我。我说了什么犯忌的话了吗？我不由怔住了，这一打断使我原先想一泻而尽的话卡在嗓子眼里，再也吐不出来了。为避免超时，我赶紧将带给冯俐的食品推到她的面前。冯俐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伸手从袋中拿出一包点心，拆开。她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吃吧。我摇摇头。她说你送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请你吃，不吃就是驳我的面子了。看她认真的样子，我只得接过来，咬了一口却又难以下咽。冯俐见状转过身以命令的口气对女警员说，给我们拿杯水来！我十分惊讶，她竟然以这种态度对待狱方人员。而同样让我惊讶的是那位女警员居然听从于她，出去了，不一会端来两杯水，放在我和冯俐面前。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冯俐在接见的时间里吃起了蛋糕。“最后的晚餐”这个不祥的字眼也在这时飞过我的脑际，令我脊背发冷。
冯俐的情绪倒很开朗，边吃边向我询问一些事情，她问K大的情况。我说不太了解。我真的不太了解，但我还是冒“犯忌”的危险将我知道的点滴告诉她。我说校长还是原先那个姓张的，袁书记判了，曾和我在我乐岭农场住同一监舍，又走了。她问S大田野现在怎样。我说也判了，大概是二十年。她又问K大一些老师同学的情况，如程冠生、吴启都、高云纯、姜池、李德志等，我都将我知道的对她做了介绍。最后她又提到了苏英，待我将苏英的情况说了后她又说苏英这人挺好的，各方面比她强多了。尽管她说得很平淡，可我觉出里面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我赶紧向她解释，说苏英以未婚妻的名义探视我只是为了能见上我，没有别的意思。冯俐听到这笑了起来，说周文祥你别误会呀，她能去探望你说明她是个很有情义的人。我说那时我天天都盼望你能去清水塘探视我，曾托吴启都老师的爱人齐韵琴给带过信。她说收到了，也向管教提过探视要求，被拒绝了。后来就从帽儿山转走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什么，我问她在帽儿山农场期间唱没唱那首《西波涅》的歌。她问怎么了。我说我经常听到她的歌声从帽儿山那边传来。她摇了摇头，说她没唱，又说你要想听我现在给你唱吧。不待我回答，她就轻轻地哼唱起来：西波涅你像朝霞一样美丽呀西波涅，小夜莺在那月夜歌唱你呀西波涅……冯俐这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再次让我惊骇不已，我不由抬头看看站在冯俐身后的女警员，她们竟然无动于衷。冯俐继续唱下去：你的嘴唇，甜甜蜜蜜像一朵玫瑰花引蜜蜂来采摘，西波涅我的幸福就是你呀……唱到这里冯俐突然哭泣起来，泪水从面颊上哗哗流下来。她不擦掉，任其流淌。我的心像刀绞般地疼痛。过会她停止了哭泣，定定地看着我说，周文祥你这次来看我我很高兴，也很满足。可我要对你说，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他们已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枪毙我，这不是吓唬我，他们对我已经失去了耐心。为了救我的命我妈要求狱方为我做精神鉴定，被我拒绝了。我的命运已不可逆转。我不由得想，是她的神经真的出了问题，还是多年的监禁生活使她的意识中具有了宿命的成分，才导致她说出这番“疯”话来？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难以改变的，尽管我差不多明白再对她说什么已属多余，可我仍不甘心，还想在这最后一刻将她从悬崖绝壁上唤回。我说小冯看在咱们昔日的情分上，你不能让我失望而归呀，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呀。我知道我这么说同样有所犯忌，可我顾不了许多，此刻我只对冯俐个人负责。我希望用真情将冯俐打动，将她救出死亡之地。
冯俐一直低头不语，后抬起泪眼朝我一笑，说周文祥我请你帮助做一件事好吗？我点点头。她说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文字，有的是记叙经历过的一些事，有的是一些感想，还有一些诗作。但随写随被他们没收。我提出抗议，让他们归还我，他们不予理睬，都知道那句“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的话，如果没有文字留下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像水那般地消失无踪了。相应的历史也就会成为一片空白，变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觉得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有责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因此听说你要来看望我就赶紧写了一份文字材料，我把它交给你带出去，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时你能帮我出版。
冯俐说这话时整个屋子鸦雀无声。我不知该做何回答，似乎她也不谋求我的回答。她从怀里掏出一沓纸片，不等向我递来，便已被女警员伸出的手取走。女警员一张一张翻看着纸片，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皱起了眉头，那神情分明透着疑惑。之后又一张一张看了纸片的反面，眉头依然紧锁。后思忖一下，便把纸片还给了冯俐。冯俐又递给了我。我一眼便发现纸片上没有字迹，是一张白页。我翻过去看第二张，同样也是无字的纸。我大惑不解，以很快的速度将纸片一张张翻过，直至翻到最后一页，也未见上面有一个字。我抬起头来，用惊疑的目光看着冯俐。冯俐神色平和，没一丝恶作剧的模样。我说小冯……她朝我摇摇头，说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听我说，我不是有意节省笔墨，而是以我目前的状况也只能写这么多了，请你原谅。我不吭声，此刻我的心已经豁然敞亮，也无须多说什么了。我朝冯俐点点头，煞有介事地将手里的纸片装进衣袋里。冯俐眼里透出笑意，说谢谢你了周文祥，为表达感谢之情，我送你一件小礼物，留做纪念。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在桌上抖落开来，是一些用塑料糖纸编织出来的工艺品。有小动物、鸡狗牛马之类；有交通工具如汽车、马车、帆船等，五颜六色，十分精致。她先是翻弄着自我欣赏一番，那神情就像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这个坐在我对面的女囚是真实的冯俐了，这又使我十分地悲伤，心在痛楚。只听冯俐说周文祥要不送你这条帆船吧，驾驶它乘风破浪。说着把那只帆船递给我。
这时我突然想起什么，一边收起她的帆船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拔出一枝钢笔。我说小冯我把这枝永生牌钢笔送给你。话刚出口钢笔便到了女警员手中，她将钢笔卸开进行检查。我带来的东西在接见前已做过检查，连那罐铁盒奶粉也撬开用铁钎子一阵乱戳，自然对这枝临时相送的钢笔也不会放过。检查的动作倒也麻利，检查完毕后钢笔又回到我手里，我又递给了冯俐。冯俐挺高兴地看着钢笔，后眼光停留在笔杆上的一行刻字上。这行字是我来晋城的路上被一个做刻字生意的人缠磨上，说什么也要在上面留下“革命的纪念”，拗不过就让他刻了。他刻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两句诗，讨走了我一块钱。冯俐看了一会却把钢笔归还给我，说她不要。正这当儿段监狱长从门外走进来，他脸色很不好看，大声地说时间到了，停止接见。我不由一怔，心想刚刚开始接见怎么就到时间了呢？我赶紧对冯俐说小冯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也是事先与段监狱长约定好了的。不料段监狱长却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明天的接见取消。我的头像被人敲了一棒，嗡嗡作响，我晓悟到整个接见过程段监狱长都在外面监听。我连忙向他央求，说我大老远跑来不易，希望能再接见一次，我会继续做冯俐的工作。段监狱长并不理睬我的话，向女警员发出将冯俐带回监舍的指令。冯俐站起身，却不动，她朝段监狱长说请周文祥先走，我送他。段监狱长说不行。冯俐将声音抬高，说周文祥是我的客人，请客人先走是起码的礼节，他不走我也不走。终是段监狱长让步了，气哼哼地冲我说，周文祥你赶紧走吧，走吧。我朝门外走去，在门口我转身看了眼冯俐，纸人样的冯俐正朝我笑着，对我招了招手。这是冯俐留在我头脑中的最后形象。
我的脑袋懵懵懂懂，不知怎么走出了监狱大门。刚走到马路上，我便抱住一棵树大哭起来，那是号啕大哭，是那种看到世界末日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哭。马路上许多行人被我的哭惊动，停下脚步观望，而我全然不去顾及，依旧痛哭不止。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般惊天动地撕心裂肺的哭啊！
28611——
真的不敢想象，我第二次入狱所得代号竟与头一次入狱的代号完全相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啊。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会是巧合，我倾向于是人为。比方这丰城监狱里的某一个看守（或警卫）当年曾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供过职，他知道我的代号，见我九年后“二进宫”就把他所知的原代号奉送给了我。这样做也符合人惯常的恶作剧心理。有了这想法便努力想得到印证，我瞪大眼睛留神眼光所及的每一个人，辨认是不是当年草庙子看守所的人。
代号相同，然而其他却已是时过境迁大不一样的，比方说入狱原因，头一次是现行反革命罪，这第二次是顽固不化的劳改犯罪；第一次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这第二次被革命小将抓获；头一次关在北京，第二次关在离我乐岭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当然最大的不同还在心理上，头一次被人喊一声28611那情状就像是一个惊弓之鸟，现在再听喊就无动于衷了。就是说我已由一个雏儿变成一个老油子，变成了一只不怕开水烫的猪。
第二次被捕其实无须用大篇幅论叙，也用不着进行一番渲染，因为这是“文革”初期许许多多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不同处是别人是从社会抓到监狱里，而我是从劳改农场再进监狱。我得承认这次被抓与“组织”上无关，完全属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这当中倒真的有了点巧合，丰城红总司的小将到“牛鬼蛇神”成堆的我乐岭农场来造反，农场当局将牢城大门关得严严的，并且在哨楼居高临下地向小将宣传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冲击专政机关的政策。小将就“班师”了，这时在野外逢上刚在小西地埋完死人回营的我和李德志（留场就业后我仍然担当着掩埋死人的重任），一点不差地“撞在枪口上了”。我们就被当着“战利品”抓获回了丰城。这一天是我刑满留场就业的三个多月后。
有言曰：曾经沧海难为水。九年后再进监狱就完全是一种平常心了，一切都不再新鲜，或者说一切都大同小异，审讯、放风、吃饭、睡觉、管教的叱责、关小号、犯人之间的角斗，都是曾经历过的那么一档子事，留不进记忆里。惟一还能记起的是监舍里人满为患，各色人等及流动性很大，李德志开始和我关在一个监舍，几天后就转别的监舍了，只有在放风的时候才能见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放风时见到了袁光，这位前K大党委书记自离开我乐岭后便不知他的下落。断然没有想到会在这丰城监狱里重逢。我们远远地点一下头，算是招呼也算是致意。不过这次看见他心中的歉疚已不复存在，起码不像从前那么强烈，因为在他离开我乐岭后李德志给我讲了他和K大张校长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于是我就明白了他被打成右派与我并没有多少关系。即使他不对着大字报鼓掌，右派帽子也会戴在他的头上，说他为大字报喝彩，只是一个借口，倒霉是迟早的事。李德志说袁的岳父是一个很得蒋介石赏识的高级幕僚，在领导一次反蒋学生运动中张遭逮捕，是袁通过岳父的关系将他保释出来，也算是救了张的一命。有关抓人放人的过节张一直向组织隐瞒着，至于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恐怕也只有袁能从他岳父那里知道。而袁是缄口不言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李德志说解放后张做了高官确实对袁很提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了K大又把袁要过来当了自己的副手。不知底细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是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实际上张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袁牢牢控制住，然后再寻找机会将其一棍子打死。果然就在反右运动中找到了这个机会，将袁打成了右派自己又得到一个“坚持党性不徇私情”的美名，可谓是一箭双雕。当时听了李德志这一“新奇”说法我似乎悟出了政治的“玄妙与深奥”，同时在心灵中也撤销了那份挥之不去的歉疚。在“丰监”的每次放风我都多看袁光几眼，每看一次这个“牺牲品”都使我的心灵感到震撼与悲哀。
在“丰监”的另一桩难忘事是又见到了孝子，这遭叫他孝子而不叫邹场长是因为他也成了犯人。当看守将他从门外推进了监舍，我惊讶得差一点喊出声来。他装着不认识我，我也不敢上前与他相认。我只是在心里想，孝子终归是孝子，又一次混进犯人堆里当起了内线。这么想心里着实很悲哀，也很无奈。当然已知底细的我不会再上他当，你当你的内线，我当我的犯人，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却没有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在“陌生”了数天后他终于凑到我身边，悄悄问我怎么进了丰城监狱。听他的口音似乎并不知道我被抓的详情，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对他多说，我只是说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无论被抓被放都是革命的需要。大概他从我这半生不熟的“新时代话语”中听出了对他的戒备，他苦笑笑说道，老周我和你交个实底，这次我不是充当内线，而是一个真正的犯人，和你一样的。我一怔，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层。但也不敢轻信，问句：怎么会是这样呢？他摇摇头，说老周确如你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稍不注意就会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我犯了路线错误，我罪有应得。我没吭声。过会他又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未婚妻作古了。开始我一怔，大概是一下子没理清“作古了”这个概念，翻眼看着孝子问，你说什么？我说你未婚妻死了。我听清了，也明白了。心口立刻像捅进去一把刀，又一下一下地刺着绞着，全身反射出一种无以复加的疼痛。说心里话，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吃惊。事实上这许多年特别是前不久在晋城监狱探视过冯俐后我一直恐惧地拒斥着这个消息，它像一个隐于冥冥中的恶魔，今天终于降临了。这一刹我觉得我自己也死去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问孝子冯俐是怎么死的，但话出口我就后悔了，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人作了“古”，又会是怎样一种死法呢？果然孝子跟上的话就证实了，说她被枪毙了。一定是我的样子使孝子惊骇，他拍拍我的头说道，老周清醒些清醒些，要挺住啊，一定要挺住，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知道他所说“以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可是冯俐死了，我还有什么以后的日子？全毁了，一切都随着冯俐的消失而消失。孝子又说，老周现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愈来愈激烈，整个社会都动荡起来，无论是你是我都要有心理准备，我哼了声问什么心理准备。他说不要期望在短时间内能获得自由，要安心继续服刑。我不再说什么，也不想听他鼓噪下去，然而不知怎的却想起在清水塘农场一个宣称会算命的姓曹的犯人说过的一番话。在给我们一伙人拆过八字之后，他称李戍孟、俞峰华是火命，水克火，要见水而避。说我和李德志是金命，火克金，要见火而避。当时并不太信，只当他是胡蒙。现在看来，李戍孟、俞峰华的事倒真叫他言中，两人都死于水中。而被曹算定为金命的我和李德志，尽管仍还在苟延残喘，最终怕也是“火”劫难逃啊。
我们将继续在“狱火”中无休止地烧炼，直到某一天被烧死，化为灰烬。想想度过的九年“峥嵘”岁月，我还真期望这一天能早早地到来，走向那个被李宗伦描绘为“鸟语花香、美妙无比”的“了”处。然而怕只怕劫数未尽，大限未至，苦难遥遥无期……
（后来的事情真的让孝子不幸而言中，已刑满的我的劳改生涯仍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22·
尾声
无论怎么说，我们五七人的故事总算有一个“光明的尾巴”，绝大多数被认定“扩大”了，予以“改正”。“改正”后政府也尽可能让我们这些所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各得其所。当然这其中的许多事情也是难以言喻的，也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我们K大自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真右派”且二十年来一直拒绝思想改造的高云纯被“改正”了，而S大那位始终以革命者自居也并非对新社会心有敌意的田野却没有被“改正”，将右派帽子保留下来。
只是这类颇具荒诞意味儿的事例已不再会让我们发出声音，由此而说，谁能说改造没有成效？
七九年为办理“改正”事宜我来到K大。这时我已年近半百。岁月悠悠我尚能记得当年离校时发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来，而且从押解我出去的西校门回来。所以能记得我想可能缘于离开时的心情过于激愤。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的心情竟然十分的平静，没有不平的愤慨，也没有漫长劳改岁月一直充填于胸的屈辱，没有这些，有的只是一丝淡淡的哀伤，抑或是这一点点的悲愤也不当有，因为紧接便发生了一件颇具喜剧意味儿的事：在校园走时我突然发现迎面走来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高高的个子、眉目俊秀，梳一条长长的发辫。我冲她叫声：陶燕。不料这女生不仅不应声，倒出现一副惊讶的模样。我赶紧说陶燕你咋啦，我是周文祥啊。这女生说老先生你认错人了，陶燕是我的妈妈。啊，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头脑也立刻清醒了。原来我把陶燕的女儿当成了当年的陶燕，我坠入了时空隧道，一下子倒回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发生这等荒唐事，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老了，老了，在劳改农场我曾未觉得自己老，在经历了刚才这一幕后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青春不再了。这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悲哀，为自己的这一生。
当然狱友们总还是有机会（如校庆等）聚会见面的，关系亲密的也时常有一些走动。见面都还保持着在劳改农场时相互交换信息的习惯，只是现在的信息已不再是“某某人被关小号了”、“某某人逃跑被打死了”、“某某人自杀了”、“某某人服刑期满了”之类，而换成“某某人回校工作了”、“某某人找了个寡妇结婚了”以及“某某人病逝了”等等。信息的不同自然证明了处境的不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从劳改农场回到社会的确是换了人间。感触是很多的，即使说出来局外人也难以理解。
说到我自己，自然首先须从我始终深爱着的冯俐说起——一九八二年春节过后，趁学校开学前的一段时间我到晋城，这时冯俐离世已有十五年光阴（冯俐若能活着业已到了刑期）。可以说晋城之行成了我“改正”后这若干年的一块心病。每当假期到来之际我便迫不及待想赶到那里，而当真要起程时却又打了退堂鼓。坦白地说，我惧怕晋城，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恐惧。每当眼前出现那座被雪尘弥漫着的“晋监”，我便如同掉进冰窟窿一般浑身冰冷。当然意识中我也清楚晋城必定是我的再访之地，不可逃避。去是迟早的事，却未料到一拖就是四五年。
相同的季节，晋城也如同上次那般被风雪所迷漫。还有“晋监”，一切都竟然未变。接待我的仍是当年那位段监狱长，他看上去老了许多。露在警帽外面的鬓角像撒了一层盐，也胖了许多，腹部裹在大号警服里，看上去有些腆。有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人老了也是类似的情况。段监狱长对我的态度十分和蔼，先询问了我的一些状况，接着便谈到了冯俐。
他说冯俐的事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惋惜，她的死不是狱方的初衷。他说晋监后来进驻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查看过所有犯人的案卷后，认为冯俐是死不悔改的反动派。并认定狱方心慈手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最后由他们做主将冯俐处死。段监狱长说话时我一直沉默无语，因为我知道人死了说什么都属多余。等段监狱长住口后我问冯俐还留下什么遗物没有。段监狱长说遗物早已被她的家人取走。这倒是确实的，一九八○年去上海见到冯俐母亲，她曾谈及冯俐死后她赶往晋城为女儿善后。我又对段监狱长说我听说冯俐执行后被剪下一绺头发，不知是否有这回事？段监狱长说他不清楚是否有剪下头发一说。又说按惯例对女犯应该是这样，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造反派操作，他们又不懂司法方面的事。我又问狱方是不是一无所知。他说完全不知情。我心想这个问题再追问下去段监狱长也不会改口了，便作罢。我又说上次接见冯俐曾对我说她在狱中写了不少文字，这个当时在场的人员也都听见了，我希望能把她的这些遗文交给我，冯俐嘱托我替她搜集起来出一本书。我说现在冯俐已经平反昭雪，她生前的愿望应该得到实现。段监狱长沉吟片刻，说冯俐确实写了许多文字，但犯人在押期间写的任何文字都须入档，而一旦入了档就不能随便拿出去了。段监狱长的话使我想到那句“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的话，也就明白段监狱长所说并非虚妄之词。于是我便退而求其次，要求狱方能把我说的这部分文档借出来看看，我抄一份带回即可。段监狱长听罢摇了摇头，说很抱歉，我们无法满足你的要求。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样同样不符合保密规定。这时一股火气冲上我的头顶，我想咆哮，我想质问他这是些什么劳什子规定，规定能像橡皮那样擦去纸上所有的字迹吗？规定能像石灰水那样将污秽的墙壁涂改成白亮亮的吗？但我终于还是忍住了，没让胸中的火焰喷发出来（从这一点也可见出改造在我身上产生的功效）。我只是在心中悲哀地想，看来冯俐是有先见之明的，她定然清楚她的书出版无望，因此才交给我那本张张都是白页的无字书。
痛楚中我不由又想到从我手中失落出去的李戍孟的书。一九八○年暑假我曾专程去我乐岭农场找过那个姓董的二劳改，但那时他已举家离开了农场，去向不知，让他保管的书稿也就这么失落无踪了。当时站在董二劳改那破败的泥屋前面，我久久地像失落了魂灵般默立着，惆怅中我不由又想起那句“每一座坟墓里都埋着一本书”的话。
此情此景我才真正地体会出这句话所蕴含的全部意义。李戍孟的书被埋葬，冯俐的文字无法成书（又何尝不是被埋葬），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他俩的在天之灵。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冷丁生出一种“补白”的欲念，尽管我十分清楚这桩事完成起来会多么的艰难。
说到晋城之行还须提及一件意外的事，离去时我提着包在覆雪的月台上小心翼翼行走，一晃眼我看见迎面走来的一个中年女性十分面熟。她穿一身淡灰色袍状羽绒服，头上围一条同样是灰绸子的围巾，被围巾裹绕着的面繢秀美而白皙。见过的，她是谁？我的头脑快速运转，正待要擦肩而过时我脱口呼出一声“王妃”。这声呼就犹同一阵突然袭来的寒风令那女子浑身打了个战，同时立得定定的，两眼惊惧地盯着我。她这副模样使我明白我喊得没有错，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刚才的一声呼是多么的冒昧与失礼。我赶紧说声对不起。接着又自报家门，说我姓周，叫周文祥。她仍然充满惊惧的眼光证明了她并未将我对上号。我又说记得吗，我乐岭，我是张撰的朋友周文祥。这时我从她变化的表情上看出她记起了我。果然她开口道：你是周……张撰说起过你。我点点头。她又说可我没见过你。我说我见过你，五一节演出，《白毛女》，女声小合唱《我们的田野》还有一根绳。她点点头，说记得的。我说那不久你走了，没过多久张撰也走了。她没吱声，垂下了头。我问道，你知道张撰的下落吗？我一直想与他联系的。她仍然不吱声，眼泪却从眼窝里涌出来，一滴一滴溅落在脚下的雪地上。我的心一阵发紧，心想张撰怎么啦？有不测？还是他们分开后没有聚合？这时我冷丁想起张撰对我说过的他与王妃约定的联系方式，那方式确实奇特而智慧（张撰的说法）。我问王妃道，你们分开后见没见过面呢？王妃摇摇头说，我没有见到他。我说怎么会这样，你们约定的联系方式是万无一失的。王妃叹口气，又摇了摇头，然后以极其简约的话诉说了后来的事。
她说她离开我乐岭是无奈的，那老干部把她接到家里先让她做保姆，后来他老婆去世了就正式娶了她，再后来老干部也去世了，这时就到了一九八○年。她办完丧事后便匆匆赶到北京去赴约，走进那家邮电局询问有没有没投递出去的“王妃收”的信件。居然找到了，厚厚的一大摞。邮电局的人说这些无法投递的信件很有趣，每封信的背面都画有一幅画，有人物有风景，很艺术。即使投递不出去也没舍得丢，保存着。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不再有信来。邮电局的人说完十分好奇地问，你的真名就叫王妃吗？她也不晓得为何竟点了点头。邮电局的人又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叫王妃可是名副其实哩。她便不再作答，赶紧从众多信件中查找出日期最近的一封，邮戳上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发信地址是S省永乐县群众艺术馆。捧着这封信她失声痛哭起来，也不怕当着邮电局那么多人的面。三天之后她便来到了张撰所在的地方，那是一座被风沙弥漫着的小城，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棵树。她找到了县群众艺术馆。她说那一刹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疯女人，一踏进艺术馆大院便高声呼唤张撰的名字，一声连一声地呼唤。闻声从各屋拥出很多人，里面却没有张撰。她仍然大声呼叫，张撰呢？张撰在哪儿？一个人说张撰去世了，你是谁？又一个补充说已经一年多了，你是他什么人？她说到现在她还感到奇怪，闻听张撰的死讯她竟然没怎么吃惊，也没哭，只是怔了一会儿便离开了那个张撰“改正”后工作的地方。她说也许是信件中断这一事实早在她潜意识中投进了不祥的阴影，一进院便高呼张撰其名不过是意欲驱逐内心中的恐惧。她可悲的永乐县之行只是落实张撰的死。
她说毕这个过程泪水又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哽咽说道，我对不住张撰。我欠他的情，欠得太多太多，可已经无法偿还了，永远也没有机会偿还了。说到这儿她用手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里往地下落。这时我头脑中跳出“悲痛欲绝”四个字。是的，不如此王妃断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哭泣不止。我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待稳定了一下情绪对她说，张撰是在期待爱情、期待新生活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应该说他是幸福的。要知道许多五七人是远不及的。我这么说并非是廉价的安慰，而是一个失爱的人真切的内心感受。不过我的话却也起到了某种宽慰的作用，王妃渐渐止住抽泣，从脸上移开手，用泪眼望着我说，张撰在信里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他们艺术馆最幸福的人，他说即使等不到与我团聚的那一天，他也能含笑而去，因为他心里装着真实而甜蜜的爱。她停停又说，我想张撰写最后几封信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才极力安慰我。他说他是在我乐岭认识并爱上了我，又在永乐县等待着与我的团聚，这两个带乐字的地方，不正昭示出他的人生注定会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吗？
王妃说这话的时候，我眼前便浮现出张撰总是荡着笑意的弥勒佛似的圆脸，我想也许是他想通过自己的笑来禅释他的“美无所不在”的理论吧。也许是这样的。他和王妃的爱情尽管以悲剧结束，但却是很美很美的。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认为呢？
陡然响起的广播声使我和王妃同时从往事的遐想中回到现实。广播说那列西行的火车很快便要开出。王妃慌慌张张伸出手与我道别，之后急急匆匆向月台前方奔去。我没有动，静静凝望着她那裹着长羽绒服的俏丽身影，直到这身影在一节车厢的门口消失。接下去便是在电影中已司空见惯的镜头：主人公（王妃）刚刚登上火车，火车便缓缓向前开动。望着巨如蟒蛇般向前蠕动的列车，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严重的错失，没有向王妃索要她的联络地址。这意味着这次与王妃分别后再也不会有重逢的机会，想到这里便感到无限的失落与忧伤。尽管我也晓得这意想多少有些没来由。这时渐渐加速的列车已经驶离月台，被车身卷起的风拂起了月台上一层厚厚的积雪，雪尘又立即将整个月台弥漫住，我只觉满眼都是茫茫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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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历时三年写成的，中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这部作品上。现在出版面世，这码事也就算了了，后面的一切也是“该怎样就怎样”了，似没有多余的话要说。评价一部作品不是作者本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今日读者和批评者的事。因为作者、读者与批评者都难免有着各自的现实局限性，更何况还包括着人们通常所说的话语禁忌，言说有碍，难入其里。那么真正能够评价作品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是历史。在若干年之后，当今日的现实变成了历史，那时审视一部作品就有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就如同一尊被拂去尘埃的塑像显现出其本来面目。有言曰当代不修史，也可延伸至当代不鉴文。尽管这说法很悲观，很无奈。让历史认同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为历史负责，为历史存真。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尽情坦陈，也就是所谓的童言无忌罢。如果我的言辞含有虚假、矫作或夸大其辞的成分，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思想就这么简单，说出来会贻笑大方。
说到历史，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一九五七》是属于现实题材还是属于历史题材？这就牵扯到这两种题材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界定。这一点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叶，如果现实与历史两种题材也依照这种划分惯例的话，那么将这部《中国一九五七》归于现实是没问题的。然而也不是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著名运动距离今天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已从“现实”遁于历史的烟尘中。另外通常的说法也是将那场运动归为“历史事件”。如此说来将描述那一“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归于历史题材，也没什么不可以。当然说到底这也不是个非得较真的问题，不管归于何方关键还在于作者的写作态度，在于作品的品性与形态。事实上对于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而言，我既是作为现实题材又是作为历史题材来处理的，我的态度是立足现实，面对历史。
有人问你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也没有被劳改管教过，怎么却要写一本反右的书并且将全部背景放在监狱和劳改场所里。我清楚问的人并非不晓得小说不等同于自传体文学，小说可以从“非我”处获取素材，可以虚构，这个都懂。我想问这话的人之疑诘肯定不在这里，而是明了对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而言，非经历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场古里古怪连当事人今天想想还仍然发懵的运动以及不置身其中便无从体察的劳改生涯，作为写作题材确实是特殊的。没有亲身经历而进行写作十分困难。需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进行对他们而言并不具特殊性的题材的写作将又会怎样？自然要便当得多。一切（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都在记忆之中，用时可以像从银行提款那般呼之即出招之即来。
写作能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真是福气多多，轻松自在（对写作过程而言），且容易将作品写得真切感人，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人家本身就当过右派劳改了许多年嘛，写出来的东西还会有假？一开始便有着良好的信誉。但这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呢？细想想怕也不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如果单纯囿于个人的经历而忽略小说艺术本身的要素，写作便会受到局限，天地便会狭窄。写出来的作品也就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光彩。
我曾采访过一个有右派与劳改经历的大学教授，我建议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听了沉吟良久，而后摇了摇头，说我们这一拨人是不宜涉足这个题材的。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的心灵被严重扭曲，永远也难以复原，而扭曲的心灵只能写出畸形的作品来。对他的话我无法进行判断。但从他说话的神情我看出他是很认真的。也许他的这一悲观论调仅属于他个人，并不具普遍的意义。即如此也会给人一种启迪，即不同的写作（经历写作——写“我”与非经历写作——写“非我”）各自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这就谈到我自己，应该说我属于那种写“非我”的范畴中。我极少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甚至连边儿都不沾。我曾写过战争，写过土改肃反，写过土匪蟊贼，都是遥远的事情与陌生的人物。我想这般的写作大致出于以下两点，一是觉得自己个人的经历过于平淡不值一提；二是鉴于我对作家职业的理解。我认为作家写作的视野应该是广阔的，应该在浩渺的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寻觅自己的写作题材。这样写作空间十分广大，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对比而言，作家个人的经历为创作提供的空间就狭窄得多。即使是饱经沧桑的人其人生经历对于整个人类生活而言也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的。现在许多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过于依赖个人经历写作（所谓个人化写作），其依赖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不足取。也终不是长久之计。富矿也有被挖尽的时候，何况未见得有什么富矿。既然小说被称为虚构的艺术，就应该尽情施展作家的想象才华，为艺术装上翅膀。法国作家蒙田说过这样一句话：强劲的想像力产生强劲的真实。事实上也如此，想像力与真实并不悖离，还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生命力与作品的艺术品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家的想像力。
我以往作品题材的时间跨度很大，大约贯串了整个二十世纪。开始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说明我并非有意为之。我的写作随意成分很大，没有规划之类的东西，兴之所至，东一头西一锤的，不像许多作家在某一题材领域里执著地挖深井。后来还是几个批评家朋友发现了我的这一特点（或者说痼疾），并作为一个问题向我提出。他们说我的创作具有某种编年史的性质。把我的写作与史联系在一起，自然是有些高抬了。但回过头一看，就发现自己的写作果然十分地散漫，题材几乎渗透到百年间的各个历史时期。时期，在汉语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语汇。我们中国人在对历史的记忆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事件就成了时期。如北伐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土改时期、肃反时期、反右时期、四清时期、“瓜菜代”时期、“文革”时期及新时期……等等。一个个时期（历史大事件）如同一座座里程碑，在人们的记忆里由近而远向历史深处延伸。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依赖是缘于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形态以及国人生活境况的影响深重，难以忘怀，甚至刻骨铭心。只要回想到某一时期（事件）那个时期的特定画面便跃于眼前。如抗战时期的挖地道端炮楼、土改时期的分田地土豪游街、“文革”时期的红海洋打砸抢。当然，还有在各个时期都不可或缺的苦难与血泪。作为“镜子”的文学应将历史的画面记录存真，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职责，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作家讳莫如深的字眼，像躲避瘟疫似的远离，似乎作家一与责任粘在一起，这个作家就等而下之不高级了，就完了。可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别人视为浅薄的危险也不改初衷（真是没救）。正由于觉得“责任”在身，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总惦记着作品的社会性，着眼于那些对中国人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方面。比如建国以来一次次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我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大概今后还将继续涉及。如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对比而言，这部以反右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我着力写的一本书。不是说这本书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把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摆摆平。也许有人会说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文化大革命”是反右运动所不能比拟的，那是一场全民的大劫难，而你的写作却没有体现这一点。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大约牵扯到对于这两场运动的本质认识，也与我要写的不是“全民”而是中国的知识层有关。话在这里倒可以反过来说了：对中国的知识阶层而言，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反右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反右运动才是他们真正的大浩劫。而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而言，反右运动也同样是一场真正的大倒退。本来便十分稀薄的民主又一下子被收入囊中，以此告示着“新民主主义”的终结。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对“各方各面”其意义都十分深远。曾听说一个改正了的右派教授每当家里来了客人，首先要关闭了门窗才开始谈话，且决不涉及国事政事，他担心墙外有耳。一个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精神品貌已荡然无存。我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有这么一句话：改造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人砍削成想要的形状。什么是想要的形状？那就是面对管教（上级）九十度鞠躬面讪口诺。一场反右运动，就这么将中国知识分子定了“型”，也将中国社会民主不复存在的状况定了“型”。可以说反右是中国走向极权的开端，而开端的意义总是非凡。
无论是写作前还是写作中，纠缠于我的不是写作本身方方面面的事，如搜集素材、构思、叙述等。对于这个社会敏感性很强的题材而言，上述并不是顶要紧的。比如采访掌握素材，在一九五七年那场运动中总共有五十七万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由此我将他们称之为五七人），虽然其中不少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活着的仍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总会有人提供说他认识的某某是个右派某某某在农场改造过云云。五七人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大多数已进入暮年。这就为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至于写作的其他方面亦不是问题，创作无定规，要怎样便怎样的事。那么问题又在哪里？纠缠于我的又是什么？我想是对那场运动的认识与把握，对落难于那场运动中的人的心灵轨迹的认识与把握。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给予我们的启迪。这是写作这部作品的前提。
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运动，后来被彻底否定的只有“文化大革命”。而“文革”恰恰又是诸多运动中最复杂、最怪异、最难以言说的一个。当初的发动者“一网打了满河的鱼”有犯众怒，因此遭到清算是理所当然的事。反右运动则是以“扩大化”为说法“改正”的。在说法上与实施上都有所保留（保留了六个真右派）。尽管这很让人费解，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便不是个清醒者。应该说针对个人的“改正”还是比较彻底的，除了在经济上没做补偿（指工资，须知若是因国家无力支付巨额补偿而影响到“改正”的政策实施，想也不是当事人愿接受的事），其他方面都有较好的善后。政治上不留尾巴，使用上也不受影响。五七人中后来有官至政府领导人的这本身便很说明问题。就是说，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场运动已经是尘埃落定，当事者各得其所（包括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五七人）。鉴于此，似乎也就没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老话重提了。那会使各方各面的人都感到疼痛与不适。这是一定的。可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其用意并非是要将那块“伤疤”展览于世，如果要这样，由当事人现身说法则更恰当些（已经有不少纪实体裁的书）。我觉得反右这块伤疤不仅仅是长在单个的五七人身上，也是长在整个知识阶层身上，甚至是长在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肌体上。意义深远悠长。对此作家不应漠然置之。文学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映与追索，小说应当担负更大的职责。以其广阔的视野，高度概括以及执著的诘问与追索，将那抹暗色凸现于历史的画版上。
真诚究竟能够走多远。这大约是在《中国一九五七》写作之初受海尔集团那句“真诚到永远”广告词的影响而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海尔如今的气壮如山是否与这句大谈真诚的广告词有关，而我知道我的这本书的未来品质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的真诚度，或者说作品的真实度。我希望能将作品写得真实，但真实能够走多远？或者说真实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天地间能够走多远？
写作一部作品首先将真诚真实的问题提出，这本身便是件很荒诞的事，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相悖，情理不通。也正是这种“情理不通”困扰着当代文学及其写作者。真诚真实成了一件费斟酌伤脑筋的事，无奈只好将商业促销的“打折”手法用在创作上。将现实生活打上几折，于是生活的真实就成了“艺术的真实”。作家面对着现实，再面对着自己的作品，有谁能坦言自己没有“打折”？这是一种集体的“游戏”，也是一种集体的无奈，也差不多是当代文学的现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许多人耿耿于怀于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把责任归咎于评委的不公及汉语言翻译的障碍。我不敢说没有这种成分，但事实上他们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诺贝尔奖的原则是作品须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是那种放在全人类视野下崇高真诚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狭窄的伪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中国能够出现《百年孤独》、《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我想同样可以获奖。就是说，是我们没有那样的货色，不是评委有眼无珠。
话题再回到《中国一九五七》，再回到真诚与真实。在写作之初我便十分清醒，对于这一有着深刻社会性的题材而言，作品的真实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作品的基本品质。我在这条真诚的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不敢说能走到底，但我想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