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他幼年启蒙读书时的监护人，自幼及长，对他爱护备至。
姐弟之间的感情既深且挚，岂料此次离家，与大姐竟成永诀，叫他如何承受这一人间悲剧！
他多希望这不是真的，由于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他不再去看那封可怕的信了，当即坐下来，给他父亲写了封短柬，专为询问这件事的真相，封好信，立刻跑出去快递寄出。
然后，便是等待父亲的回音了，一天、两天、三天……他食不知味、寝不安枕地度过了好几个如坐针毡的日子。
终于，在一个阴雨的黄昏，回信来了，是他父亲的亲笔函，白纸黑字，果然证实了这一残忍的噩耗。
读了父亲的信，胡秋原的感觉在昏沉中麻木了好一会，然后，一阵锥心的痛楚，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向他无情地袭来。
他再也忍不住而失声了。
至此，更觉意兴阑珊，留在上海，几乎成了一件无法忍受的事。
于是，他又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明自己的意愿，要求辍学回家。
胡康民原不同意，曾回信阻止，他认为胡秋原既已负笈在沪，就该读到毕业，拿到一纸文凭，也算是在学业上有个交代。
但是，胡秋原当时的想法却不以为然，他觉得文凭与证书并不重要，因为那与真才实学无关，就以他替同学代写毕业论文的事来说，便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坚持要回去。
胡秋原的意志坚决，知子莫若父，胡康民无奈，只得答应他暑假返乡。
得到父亲的准许，胡秋原急躁不宁的心情，总算暂时平静下来。
归期有望，他忽然想到，这次告别上海，就不知何年何月重来，而邻近上海的风景胜地杭州，就更不知几时才有机会去了。
一睹西子风貌，是他向往已久的事，何不在返里之前，先到西湖一游呢，或许那儿灵秀的湖光山色，能纾解一下抑郁的心情吧！
有此计划，他不再犹豫，很快地便付诸行动，一个人搭上一班沪杭快车，来到了那被人称作天堂的杭州，下榻在西湖之滨的一家小型旅馆中，便独个儿遨游起来。
湖上烟波，苏堤垂柳，以及那宝相庄严的古刹和英雄美人的遗迹，处处风光如画。
只是，他这个心绪悲凉、满怀伤感的过客，却提不起览胜寻幽的兴致，纵然置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之畔，竟没有将他愁锁的双眉舒展。
在杭州小住了一日，终觉索然无味，便又匆匆地搭上了一列驶往上海的班车，败兴而返。
西湖之游归来后，他买了些文艺理论、西洋文学的翻译本和不少中国文集。
他知道家中还有一些藏书，如需要，也可随时到汉口去买书，不愁来源匮乏。
他是下决心回家隐居、读书写作，不问世事了。
几天后，胡秋原独自返里，刚一踏进家中厅堂，首先触进眼帘的，便是正当中靠墙摆设的大姐的灵位。
八仙桌上排列着素烛、香炉和供品，他顿觉浑身一凛，原就受伤了的心灵，已脆弱不堪，实在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这残酷的事实。
于是，他偏过头去，僵硬地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
他母亲余氏，正从厨房走出来，猛然见了长子归来，满心以为他是特地赶回家祭奠姐姐亡灵的，当即涌出两行热泪，赶紧点了三支线香，准备让儿子去上香跪拜。
没想到三支香还没点燃，胡秋原居然头也不回地进房去了。
余氏捧着香，错愕地愣了一阵，只得自己将三支香插入香炉，然后走到儿子的房门外一探究竟，发现他已坐在书桌前摊开了一本书，似乎已整个地走入书中的世界了。
这是怎么回事？这孩子竟会如此反常？惊诧中她无法了解儿子的心理状态，只直觉地认为这是件不可原谅的事，禁不住悲从中来，眼泪便成串地往外涌出，当即走回供桌前，坐到椅上，对儿子也就不予理睬。
过了两天，胡康民回家，察觉到家中气氛有些不对劲儿，便向妻子询问，余氏没好气地说：“都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书读得好有什么用，姐姐对他那么好，他这次回来连……对灵位都不看一眼……”余氏越说越伤心，已泣不成声了。
听到这些话，胡康民也很生气，立即走进胡秋原的房中，并没有质问缘由，便正颜厉色地责备了一顿。
其实，胡秋原那反常的态度，正是悲痛伤感，达于极度的一种表现。
他不敢也不忍向亡姐的灵位看一眼，却在万籁俱寂的清夜中通宵饮泣，那一份思念亡姐的哀伤，只有他自己知道有多少沉痛。
只是，他无意告诉别人，母亲的不谅解和父亲的责备，他都不在乎，也不想解释。
作为父亲，胡康民这个时候比儿子还痛苦。
他不仅痛失爱女，而且经他一手创办的前川中学也被县府无理强占。
这次回家，他多半的时间都为这件事深思熟虑，写文呈诉各级政府，提出陈情与抗议，要求主持公道。
有时，他还要为家庭的经济问题而外出奔走。
幸亏前川中学还有个贩卖部，开设在黄陂县城的大街上，房子很不小，倒没被县府占领。
胡康民不仅学问和识见卓越，并且长袖善舞，很有治生之道。
他当然明白，收回学校的事，绝非短期可以顺利解决，而一家大小，却不能一日无粮。
筹思之下，他决定将那个贩卖部扩充为一商店，出售书籍文具和一些日用杂货，请一个族人主持店务，又命胡秋原的两个弟弟也住在店里协助经营。
胡秋原对做生意既一窍不通，也不耐烦去学，便留在家中陪伴母亲料理家务，有时也到田上去帮忙耕作。
奇怪的是，这时他竟不以农事为苦了。
但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一卷在手，浑忘一切；或是和在上海的师友们通通信，问问文坛近事，也间或诉诉自己的心曲。
李长傅在了解了他家的遭遇和他的近况后，曾寄来一封恳切的信，劝他说，年轻人如此消极地隐居在乡下，实在不是办法，主张他还是到上海来，总可以帮他找到教书的工作，或写写文章，都可解决生活问题，实在应该为前途着想，早日来沪，也可随时争取机会，总比住在那闭塞的乡下强得多了。
良师的善意关怀，胡秋原固然十分感激，然而他这时的心情实在太坏，根本提不起劲儿为自己的前途作任何安排。
也就很抱歉地回信给李长傅，婉谢了对方的好意，并说明自己的心态正如韩愈和李白的诗句所云：“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故乡有松月，迟尔玩清辉有此想法，也就不打算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
不过，他也相信人的思想会变的，说不定几时他的想法变了，或者在环境的驱使下，不得不改变初衷，那么，他自会再度到上海去求助于李先生。
乡居岁月，宁静的时候居多，闲下来就禁不住抚今追昔，过去大半年逃难在外的那些经历和见闻，时常萦回脑际，而最令他痛心的，当然还是长姐之逝世，那使他忧郁伤感的情绪日形加重，排遣无方，偶然地，他因案头的一本小说而动念，何不试写一篇小说呢，说不定因此而可以纾解一下心头的郁结。
既已动念，他就不愿多作犹疑，几乎是立刻就开始构思，拟好了一个故事大纲。
当晚便在灯下摊开稿纸，不眠不休地写了起来。
这样专注地写了好几天，他生平第一篇小说终于脱稿，像是办完了一件大事，他不觉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那是描写一个老舟子离家飘泊了数十载，到了白发萧萧的晚年才回归故乡，发现山川依旧，而人事已非，老舟子独自在回忆中追溯自己一生可悲的忧患身世。
全篇文字充满了悲凉与感伤，着重于心理描写。
他自己看了两遍，觉得还不算坏，便投寄到上海某文艺杂志，然后便是等待回音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猜想的那么顺利，该文寄出后，日复一日，竟如石沉大海，消息全无。
他心有未甘，再誊写了一份寄给另一刊物，结果情况相同，连一封退稿的信都没有，这无疑是件很扫兴的事，从此，他对写小说的热忱就此冷却，再也不愿尝试了。
一天傍晚，有个人像一阵旋风似的仓皇奔入胡秋原家。
大冷天，他居然一头大汗，气喘吁吁，两三步就冲到床前，那张皇失措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
那是胡秋原的一个族兄，名胡业金，前几天有事到汉口，不知何故，突然在此时跑来，而且神情怪异。
他本有口吃的毛病，这时心里慌张，更是结结巴巴，挤眉瞪眼，直喘着气，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业金，不要慌，慢慢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听说你下汉口了，怎么突然又跑回来了？”胡康民连忙安抚。
胡业金喘了几口大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他此来的任务说出来，他那一段结结巴巴的报告，归纳起来，是这样的：“幺叔，不得了啦！
我又不能不赶回来向你老人家报告。
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就碰见了拳师闵八爷，看到他脸色发青，神情焦急。
当他一眼发现了我，就一把将我拉到墙角没人的地方，气促地告诉我说，一大早他在粉明练功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业崇的身上插着标子，被军警绑到刑场去了。
我一听，三魂吓掉了两魂，哪里还敢耽搁，马上拔腿就跑。
幸好身上揣着钱，就搭火车回乡下来报信。
幺叔，这怎么办？怎么办哪？”胡业金那忧惶关切之情，表露无遗。
当他意外地从汉口奔跑回来，忘了平日应有的礼貌，直接闯入房间时，余氏和几个小的儿女就已跟着进入房中，听了他这番话后，正待发言，却被她丈夫的一个手势所制止。
而胡康民则缓缓坐起身子，从容地微笑着，揭开蚊帐，指着站在一旁的胡秋原向胡业金问道：“业金，不要紧张，你看看，这是谁？”胡业金匆忙中跑入房间，根本没有注意床前的人是谁，再者，乡下的建筑，窗户向来都很小，而外面的光线又强，室内的光线自然暗得多，他的视觉也不能立时适应而能看清一切。
此时听到叔父的话，他在疑惑中抬眼看去，这一看，他不禁呆了，简直错愕不止，几乎以为身在梦中，直到胡秋原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问：“怎么？不相信我还好好儿活着么？”胡业金这才由惊而喜，情不自禁地一把拉住胡秋原，又是捶，又是笑，结结巴巴地说：“哎！
呵，好！
兄弟，对……对不……不住！
”他这神情，实在十分滑稽，屋子里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俟胡业金走后，胡康民躺在床上沉思良久，然后对胡秋原说道：“业金跑回来报信儿，虽然是闵八爷看错了人，是个误传。
可是，这也足证情况对你不利，不可掉以轻心，笑一阵就以为没事了。
唉！
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叫你不要回来，你偏不听。
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去吧。
明天一早就走，快收拾行李去“明天就走？”“做事情就应该当机立断，犹疑什么？”“可是，父亲您还在病中……”“我的病已好多了，男孩子不要婆婆妈妈的。
要知道，你在家一天，我就担心一天，反而会加重我的病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胡秋原不再说什么了。
当晚就收拾好行装，准备再度逃亡。
第二天启程，晚上到达汉口市郊某地，奉父命顺便去拜访一位小学校长。
那位校长在1927年曾逃到前川中学教了半年书，所以胡秋原来访，他很高兴。
那天正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阳历新年除夕，胡秋原在那位校长处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
饭后，正闲谈着，忽听墙外旷野传来几阵枪声，胡秋原很诧异，当即凝神倾听。
“这好像是枪声啊！
”他说。
“不错，是枪声校长皱起了眉峰说：“我们学校很不幸，附近就是一个刑场，经常处决犯人。
死的多半都是青年。
这种杀人的枪声，我们真是听够了！
他们说是枪毙共产党，天知道，被杀的是不是真的共产党。
唉，今天是除夕，他们也照样执行人犯，不知道又是谁家的子弟遇难了！
”这令人心悸的枪声，代表的是残忍、滥杀，也使胡秋原想起了严达洙，他再也坐不住了，原本准备接受邀请，在这里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再动身的，而这时因那可怕的枪声，便决定立即启程。
于是他向那校长告辞，深夜赶往汉口码头，上了一艘江轮。
去年在阴历除夕离家逃亡，现在返乡仅只半载，又在岁暮寒冬离家逃难。
“欲耕田而不得，望病榻以辞亲胡秋原这样地感慨着，虽觉难堪，但是在心情上却与上一次大不相同。
他本想退隐到乡村，耕读以没世。
这既不可能，他也无法再退，那么，只有向前进，向前迎击一切困难。
上船后，他就一直在自勉，绝不再忧郁与伤感。
他承认，忧郁与伤感是可以洗涤灵魂，使之清洁；然而，却也会使人软弱和消沉。
他可不愿再消沉下去了。
他要将已折磨了自己大半年的感伤情绪，一齐抛诸天外，也可以说，将之压到心底，因为他决心要做一个达观的人；他将以新的眼光来观察与适应这个世界！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心理转变，几乎是很自然地一改常态。
从这次离家来到上海，他就不再是朋友们心目中那个只爱读书、不问世事的忧郁型青年小胡了。
他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去东方舆地学社。
李长傅见他突然而来，心里便猜到这孩子一定又遇到麻烦了，但他却也十分高兴。
李长傅带着胡秋原去拜访大东的经理和洪老板。
大东书局的经理和东方舆地学社的洪老板都对胡秋原表示欢迎，洪老板并且立刻命伙计安排好床铺和一只小书桌，请胡秋原当时就搬了进去。
等到一切安顿就绪，大东书局的主编便交给胡秋原两本书的题目，一是《近世民族运动》，一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
可根据题目尽量发挥，如需参考书，可自行到该书局去取。
胡秋原看了看两个题目，觉得并不难，心情上也就显得很轻松。
第二天，他就开始了这一新的工作。
也许是近年来，他所身受的许多惨痛的经历，一直闷在心头，巴不得一吐为快吧，这两本书倒正好由他痛快地发泄一下。
因此，他写起来就毫不费力，极其顺畅，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没有多久，便完稿交卷。
两书这么快就写好了，而且内容丰富，立论正确。
不但大东的经理十分满意，连李长傅也觉得很有面子，忍不住很得意地向大东经理说：“如何？我推荐的人，没得话讲吧？”“这还用说吗？你这位高足和我们书局，这也不是头一次合作了。
这个年轻人的见解和才气，的确是当今少见！
这两本书写得很够分量，真不错！
”“这话倒不假！
”李长傅愈发得意了。
一日，李长傅到东方舆地学社来上班，一眼看到胡秋原，便兴冲冲地说：“业崇，昨天洪老板约我到他家便饭，他同我商量，想找你编一套应试问答的书，替大家赚点钱用，你有兴趣没有？你算算日子，年关快到了哦！
”“问答些什么呢？”“三民主义问答，岂不是最热门好销的应试题吗？你何不编一本凑凑热闹，说得难听一点，这是生意经啰！
”胡秋原想了想，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又是李先生和洪老板所托，岂能拒绝，也就点头笑道：“好，我马上动笔，一定在最短的时间以内交稿“好极了，你就着手准备吧，我不吵你了李长傅走后，胡秋原果真摊开稿纸，以非常轻松的心情开始编写起来，仅仅费了三天的时间，一本《三民主义问答》就已完成，并以李长傅曾用过的一个假名，填写在封面上的编著者的下面，然后捧着稿子交卷。
洪老板做梦也没想到，仅只三天，胡秋原就已交差，真是喜出望外，但多少有一点不放心，惟恐这个年轻人在敷衍塞责，很可能这本小书的内容要不得，因而他接过原稿后，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当他从头到尾地看完之后，脸上的笑容简直收敛不住，没想到这本《三民主义问答》，居然写得简明扼要，句句中肯，读的人也易懂易记，竟比他所期望的还要好。
心里一高兴，马上送了大洋五十元给胡秋原作为稿酬。
并且立即付印出版。
连胡秋原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本小书出版后，竟然洛阳纸贵，销路奇佳，一版又一版，源源不绝地销售着，成为最畅销的一本书，一直到数年之后，市面上仍在出售。
在这三本书之后，胡秋原又因张汝洛、夏石农和李守章三人穷愁依旧，眼看将无法度过年关。
他实在于心不忍，便出了个主意，由他先想好大纲，并准备好材料，叫张汝洛等三人合作，编写了一本适应时代潮流的书，三个人不眠不休地埋头苦干，也只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一本书就已脱稿。
然后再由胡秋原修饰整理了一下，才送到大东书局去交涉出版，拿到了一笔很丰厚的稿酬，那三位落魄书生，才将平日所欠的小账还清，而且过了一个较宽裕的年。
不久，那个介绍胡秋原加入国民党的族兄胡业裕，也逃难来沪。
兄弟俩商量了一下，决定租屋同住，二人花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才在法租界某路的里弄间，分租到一间租金便宜，房子也不错的三楼前房。
胡秋原便迁出了东方舆地学社，与族兄一同搬入新居。
那间房收拾得窗明几净，每天看书写文，倒也舒适而又自由自在。
住在五光十色的上海，胡秋原也新认识了不少的人，但平日和他常相往来的，多半还是流浪到沪的武大同学。
除了张汝洛、夏石农和李守章等人之外，还有个住在大东书局写小说的周自有。
他们全都过的是亭子间文人生活，经常衣食不周，三餐难继。
而胡秋原则终日埋头苦干，为了博取起码的衣食之需，老是由别人出题目，再去找一些参考书，写一些大同小异的、有关于民族革命的书。
这算什么学问？这算什么生活？他实在越想越觉乏味，这与亭子间文人的可怜、可笑、亦复可悲，又有何异？！
他为此，时常感到无聊与不耐，却又一时无法为自己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只有在烦恼中日复一日地打发着这自觉毫无意义的岁月。
再难耐的日子，还是会飞速地流逝，冻云千里的隆冬，终于被温煦的春风吹散了。
街树的枝干上，长出了嫩绿的新叶；公园里的花木，也再度色彩缤纷。
繁华的大上海，更由于春的到来而增添了一番绮丽的风情。
胡秋原的日子，虽然过得平静而又安适，但是，他却常常自问，这样下去，有何意义？又有何前途？学问是不进则退的，而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学问呢？这想法总是盘据在他的心头，使他感到彷徨、空虚，甚至有着作呕之感。
早在两年前，就已存在于他脑海的一个问题——如何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文艺的性质、起源、发展与社会间的关系。
在他写完了《文艺起源论》一文之后，原想再写一本《文艺之发展》。
遗憾的是，这在中文或英文书籍中，竟找不到一本有关这一类的著作可资参考或启发。
时间虽已流逝了两年，这件憾事，仍然使他耿耿于怀。
偶然间，他想到了虹口有家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听人说那里所出售的书，种类极多，何不去看看。
于是，当天他就搭车来到内山书店，果然没错，走在那排列得很整齐的书架之前，简直如入宝山，除日人著作外，还有很多德文、法文、俄文等书籍的日文译本，全都是他极想看的，尤其是一本藏原唯人所译的普列汉诺夫所著《阶级社会之艺术》和波格达洛夫所写的《社会意识学概论》二书，对他的吸引力，更是难以言宣。
将这两本日文书抽出来翻着，实在舍不得放手，迟疑了一下，决定买了再讲，当即付了钱，立即搭车回东方舆地学社。
首先，到大东书局去借了一本《日华字典》，然后坐在桌前，打开了那两本书。
过去在前川读书时，潘小凡曾教过他两星期的日文，到现在还记得一些日文字母和主要的助词。
他以为，凭着这点基础，再助以字典和书中所夹杂的中文字，或许可以明了一些书中的意思吧！
当然，他最急于要看的，就是那本由藏原唯人所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原著的《阶级社会之艺术》。
翻开首页，先看目录，他发现有一篇系普氏谈18世纪法国之戏曲与绘画的文章。
这不正是以唯物史观论艺术的发展么！
藏原唯人译本中所用的中国字很多。
然而，经过他仔细研读和翻查字典，依然看不懂书中意义，这不免令他十分泄气。
当然，他夹着那两本书，回到寓所，躺到床上，思潮起伏，心里盘算着，俄文很难学，日文总比较容易些，如果到日本去学好日文，岂不是事半功倍！
而从上海到日本，只不过一海之隔，并不困难呀！
心念既动，他不由地有些兴奋起来。
而他想到日本去学习日文的最大目的，便是要看懂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一天，他无意间看到报纸上有“水沫书店”所刊登的广告，介绍一本《阶级社会之艺术》一书的译本出版预告，心中一阵高兴，立刻便赶到水沫书店去打听何时可以出书，没想到先后跑了五趟，那本书还是没有出版。
扫兴之下，到日本去的意念，就更为具体而且坚定了。
他想，自己可直接阅读英文著作，若再将日文学好，那么，不就等于可以博览各国的名著了吗？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著述，他真恨不得每一本都弄个清楚明白才肯甘心。
此时，他已为大东书局编完了三本新书，所积存的稿费，除了自己日用所需之外，算了算，还剩下二百银元。
他也不知这笔钱，是否够出国之用，便去请教李长傅，并说明自己的志愿。
李长傅认真地思考了一会，说：“你为了追求学问而想出国深造，是好事，我当然赞成。
不过，两百块银元换成了日币，在那人地生疏的异国花用，可并不宽裕哟！
我看，顶多只能维持两个月，等到钱用完了，可怎么办呢？”胡秋原思索了一下，答道：“我可以经常写点稿子，寄到上海各杂志去换些稿费；另外，再请我父亲在我紧急的时候支援一点。
我想，总可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吧！
天下事要是顾前顾后，考虑太多的话，那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嗯，有道理！
年轻人做事，原该勇往直前，你就准备一下吧李长傅非常欣赏地微笑着。
有了李先生的鼓励，胡秋原的决心，又增强了一些。
当日，他就写了封信，向父亲禀告了这件事，并说明自己的意志已决，希望父母不要反对。
也不等父亲的回信，他就到服装店去买了一件廉价但很实用的春大衣，另外又买了些日用衣物，整理好一只箱子，还有个装着随身需用物的小提包，便到日本轮船公司去，购买了一张船票。
剩余之款，则兑换了一百二十元日币，揣在内衣口袋中，一一告别了族兄和平日常常聚首的师长友人，毫不犹豫地就登上驶往日本的“长崎丸”。
登船之后，他禁不住为自己的胆大和有此勇气而失笑，并想起李白的两句诗——“心知不得意，却欲栖蓬瀛那是1929年3月间的事。
船行二三日，抵达长崎，所幸在海轮上，有人指点，上岸后，如何搭火车赴东京，如何去找神田区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
他在上海时就知道，初到东京的学生，最好先住“中国青年会”，一切事都好办得多，因为那儿住的全都是中国人。
果然一切顺利，他用预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写好要去的地址，凭条问路，几乎毫无困难地，就从长崎上了火车，来到东京驿，然后又凭条上了一辆人力车，拉到了神田区的“中国青年会”。
在赴日之前，有个黄陂同乡，写了封介绍信，告诉胡秋原，抵达青年会之后，可去找一个名叫方天白的留学生，将信交给对方，当可帮他解决许多人地生疏的问题。
因为方天白也是湖北人，其父是老一辈的日本留学生，其母却是日本女子，不过早已去世。
方天白赴日较久，日文又好，自然一切都比别人方便。
胡秋原的运气不坏，一到“中国青年会”，便找到了方天白，当即将那位同乡的介绍信取出转交。
两人倒是一见如故，很谈得来。
方天白是个热心人，他首先为胡秋原在青年会办好了住宿的手续，然后询及此来的目的。
“我打算首先把日文学好，然后再决定其他。
至于考什么大学，读什么科系，那是以后的事。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经济能力能够支持我在日本多久。
方兄，你看，我应该进什么补习日文的学校比较好？”胡秋原回答了对方的问题，随即虚心求教。
“你说得对，第一步必须先学会日文才行方天白也很诚恳地说：“东京有两个补习日文的学校。
凡是读文科的人，都是进‘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要是准备读‘日本士官学校’的，那就进‘成城日语补习学校’。
我看你文质彬彬的，大概不会去读日本士官学校吧？”“那当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学好日文，好看日文书籍的胡秋原据实相告。
“那就进‘东亚’，放心好了，一切有我，东京我熟得很。
明天一早我就陪你去补习学校报告缴费，今天不妨先轻松一下。
东京之夜很热闹哦！
尤其是银座，更是繁华极了！
”“繁华热闹的地方，我可没有兴趣，方兄，不知道东京的书店在哪里？远不远？我倒想先去逛逛书店“你这个读书人真是三句不离本行，总是离不开书本方天白笑了起来：“好吧，我就陪你去逛书店街，保证满意“那就谢了跟着方天白来到一处地方，那儿纵横交错的几条街道，几乎十之八九全都是书店，各国文字的出版物和古版典籍，一应俱全，街上往来的中国人也很多，胡秋原感到眼界大开，非常兴奋。
逛了一趟书店街回来，吃过晚饭，方天白又带他来到神田区的一处专卖旧书的夜市，那儿的地摊排列如林，百书杂陈，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胡秋原东翻翻，西看看，游目骋怀，如入宝山，好不高兴！
仿佛又回到了在武大读书时，经常去逛书市的日子，感受到一份相似的欣喜和乐趣！
胡秋原在日本热衷于搜集马克思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资料，准备按照一年前他写《文艺起源论》的办法，重新写一系列艺术论文。
就在此时，他接到了一封正渴望着的家书，那份喜悦，自不待言。
拆阅后，才发现那封信所带来的，竟是一个令他震惊而又愤怒的坏消息，他的父亲胡康民，又被捕入狱了。
胡秋原在连续收到的家书中，获悉家中竟发生了一连串令人痛心的戏剧性的不幸事件，真是忧心如焚，寝食难安，在他父亲系狱期间，他曾决定回国的，因为他到日本来，原打算读通日文，便回上海的，此时得知父亲遭到冤狱，他哪还有心情留在日本，因此他写信回家，说明了自己要返乡的意愿。
不料，正在他整装待发的当儿，却收到父亲寄自狱中的快信，对他痛加斥责，信中有如下的语句：“汝若归来，对我有害无益，千万不可妄动“至于汝之学杂费，家中仍当设法接济“余在狱中，甚受优待，并无苦楚，可看书写字，十分自在，等于休息，无须介意“自古圣贤道德学问，百倍于我，而所受颠沛艰苦，亦百倍于我者不知凡几。
即在今日，无辜受难含冤者，又何止我一人？而一遇横逆之来，或动悲天悯人之心，或发怨天尤人之意，此即观与不肖所由分，汝其凛之读了父亲的这封手谕，胡秋原自然不敢再作归计，只得将一颗似箭归心按捺下来，恭恭敬敬回了一封信，表示谨遵父命，并说，他在日本的费用，自己可以赖写稿维持，请父母放心，家中不必再汇钱来了。
从此，他的经济支援便告断绝，只有拼命写稿一途。
偏偏他那时期的稿运不佳，寄到上海的文章，十篇中被采用的仅仅两三篇而已，例如他所翻译的小仓金之助原著《关于文艺复兴期算术论文》等。
在1928年时，胡康民的一位同乡老友陈兰垓之女陈端本，在武昌师大毕业后以公费留学考试第一名派到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留学。
1929年初，当她风闻胡秋原的处境困窘之后，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她携带了一些食品专程拜访。
当时，胡秋原还在沉沉熟睡，没有起床，陈端本叩了好几次门，才将他叫醒。
“是送饭来了吗？请等一下再送来，我还要睡一下胡秋原以日语这样说着，只稍微睁了睁眼睛，便又睡去。
“不是送饭的，是稀客来了，你请起床吧，十点都过了陈端本好笑地用家乡话在纸门外这样回答。
胡秋原这才吃了一惊，顿时清醒，一翻身从榻榻米上爬了起来，惊问：“哦，我马上起来，请问，是哪一位？”“是我，陈端本，特来拜访，扰你清梦了，很抱歉！
”这时，胡秋原也已听出是陈端本的声音，这位比他年长十岁以上的世交，在武昌师大即以才貌知名。
师大是武大的前身，所以也是他的学长。
在他初抵日本时，也曾见过几次，后来他数度迁居，才失去了联络。
此时，陈端本突然光临，胡秋原很感意外，当即匆匆忙忙地披衣而起，将被褥乱七八糟地塞进壁橱，这才推开纸门，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请进，请进“吵醒你，该道歉的是我呀！
”陈端本笑着踏进了房间。
“哪里，是我起晚了“还是习惯在晚上读书写文章？”“是的，夜里比较安静些。
日子久了，也就养成了迟睡迟起的坏习惯胡秋原歉然地说着，便将一只坐垫拍了拍：“你请坐陈端本先将一包食品放在矮桌上，然后盘膝坐下说：“喏，这点东西带给你吃“谢谢你，还带东西来干什么？”“一点小意思，也值得谢么？”陈端本看到胡秋原已拿起盥洗用具，便挥挥手说：“你去梳洗吧，用不着客气“好，那你请坐一会儿，我马上就来待胡秋原走出房间，陈端本坐在这间三个榻榻米大的斗室中，环顾四周，立即看出，这位好学的年轻同乡，的确正处于十分窘迫之境。
很快地，胡秋原就回来了。
陈端本是个热心而又坦率的人，她忍不住开门见山地问道：“家里很久没有汇钱来了，是吗？”胡秋原没料到她有此一问，仓促间，竟无从作答，怔了一下，才说：“家里的景况不好，我原就不该要家里负担的；何况，我父亲又被人陷害关起来了“这我知道。
四年前胡世叔的冤狱，我父亲曾经四处奔走营救，只是，现在他老人家年老多病跑不动了，最近还有信给我，谈起胡世叔的事，他还说：‘心欲奋飞病在床。
’不过，已经写信给周海南叔叔，请他多多协力，我想，吉人天相，胡世叔一定很快就会恢复自由的，你也不必太着急陈端本安慰着，随即又关切地埋怨起来：“你这位老弟也太见外，太固执了，我们是世交，大家都是离乡背井，身在异国，我比你虚长几岁，又比你先来日本，原该照顾你的呀。
你目前处于困境，为什么不去找我？搬了几次家，都不通知一声，害得我东问西问，到处打听，才找到这里来，你自己说，该不该嘛？”“真对不起，我的确是太失礼了“客气话就不必说了。
我问你，听说你连补习学校也不去读了，那么，你到日本来干什么？”“我到日本的目的，原是打算学会了日文，可以看日文书，就回国的。
至于补习学校我不再去，是因为我发现，自修日文，也不见得比补习学校差，所以我省下学费来维持生活胡秋原诚实地回答。
“我真不懂，既然已经到了日本，为什么不继续读书陈端本对这位小老弟，的确是既关心，又热心：“听说早稻田大学的本科政经学部正在招考，我建议你去报名。
如果考取了，就可以补官费，或是庚款，那么，生活不就不成问题了么？！
”胡秋原听了这话，却摇摇头，叹了口气：“唉，我何尝没有这么想过。
可是，光是报名费，就要二十块日币。
不瞒你说，我目前连吃饭都难以为继了。
这家小旅馆是按月结账的，我欠的房钱和饭钱，至今还没有着落呢，哪里还谈得到其他！
”“这有什么问题，钱，我可以先借给你嘛“可是，短期内，我没有办法还你呀！
”“笑话，难道我会向你逼债？！
”陈端本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不是这意思胡秋原歉然地苦笑着。
“那你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困难？”“当然有啰，我还顾虑一件事“顾虑什么？说说看“我是说，要去考早稻田的话，笔试方面，我倒有点自信，可以应付；可是，口试的时候，我可就不敢说了。
因为我学日文，大部分是靠自修，与日本人很少来往，平日练习日语的机会不多，恐怕过不了关胡秋原据实而告。
“这个么，”陈端本略一沉吟，然后热忱地接下去：“也不成问题。
告诉你，我有个表哥，他父亲金永炎，在黎元洪时代，曾经当过陆军总长，你知道这个人么？”“嗯，我听说过“我这个表哥，来日本很久了，能说一口极地道的日语。
我想，你去跟他练习几天，一定可以过关“临时抱佛脚，行吗？”胡秋原仍在犹豫着。
“别再犹豫了，考就考嘛，怕什么？”陈端本的热心和鼓励，终于说动了胡秋原，他不再迟疑，当即点着头说：“好吧，我就谨遵台命“对嘛，这才像话！
”陈端本很高兴。
于是，她从衣袋中摸出一叠日币，数了数：“喏，我身上正好还有几十块钱，你先拿着，不够再来找我“够了够了，这已经足足有余。
谢谢你，真不好意思。
不过，这笔钱只好等以后再奉还了胡秋原接过那一叠代表诚挚的友情和同胞爱的日币，心里实在很感激。
当天，胡秋原便付清了积欠的房饭钱，然后到早稻田大学去报了名，声明中国学籍证书在入学时补缴。
同时并且写了一封快信，寄武昌大学代校长张镜澄，请求寄一份武大的肄业证书给他。
该办的事都办了，这才定下心来用功。
陈端本言而有信，第二天一早就陪同胡秋原去见他表兄。
那位金表兄也是个热心人，竟放下自己的事，为胡秋原恶补了两三天日语，据他说，胡秋原的成绩不错，已足够应付了，陈端本和胡秋原自己当然都很高兴。
早稻田的考期是在樱花盛放的春天，胡秋原怀着五成信心前往应试，没想到考完之后，五成信心变成了十成，因为试题虽不简单，他却应付裕如，到了口试那一关，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竟以英语问答，那就更难不倒他了。
这一来，他的心情立即轻松下来，毫无患得患失的苦恼，如常地读书写作。
到了放榜的那天，他很早便来到早稻田大学，在拥挤的人群中看榜，心情依旧轻松，因为他相信榜上一定有他的名字。
名单找到了，他挤到前面，决定从最后一名倒着找上去。
于是，他数着，念着，一个，两个，三个，一连二十多个名字数过了，怎么还不曾看到胡业崇这三个字？这时，他的心情因失去平静而轻松不起来了。
按捺着一份焦躁，他继续数上去，名单只剩下第一行了，仍然是什么次郎、田中、健一……。
完了，没有希望了！
因为名单上只剩下七八个名字，他怎么可能考在前几名呢！
突然，胡秋原的眼眼一亮，“胡、业、崇”三个方方正正的字，赫然排在五个日本名字的下面，原来他高高在上地录取了。
啊！
多么意外！
早知如此，为什么不从头找起！
又何必庸人自扰，焦急担心了好半天呢！
迈着大步，回到小旅馆后，正想写信回家，没想到朋友们已获知喜讯，三五成群地登门道贺，小室内洋溢着一片欢笑与祝贺之声，有的说：“胡业崇，你真了不起，考得这么好！
”有的说：“你真是替我们中国同学争面子，考的名次这么高！
”“这叫做皇天不负苦心人，胡业崇平日比谁都用功，到底没有白费！
”的确，这天，可以说是胡秋原来到日本后，最高兴、最快乐的一日。
当然，他十分感谢陈端本的帮助和鼓励，也因自己的苦读有了收获而感快慰。
这次，湖北留学生考取“早大”的，除了胡秋原之外，还有杨玉清和郑照藜二人。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庚款的配额每年只有一名，也就是，这三个中国学生中，只有一人可拿到庚款。
有一天，杨玉清来访，一进房，胡秋原就发现对方脸上的神色不像过去的自然。
果然杨玉清稍稍顿歇了一下，就开了口：“小胡，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的，”杨玉清似乎很难启齿，却又不得不鼓起勇气说下去：“你也清楚，在我们三人中我的情况最糟，所以，所以，这次的庚款……，由于留学监督帮了忙，我拿到了“郑照藜已经告诉我了胡秋原泰然的说。
“名额只有一个，没有什么不对呀！
”杨玉清虽有些窘迫，却也松了口气。
“不过，我们湖北的留学生一共三个人，数你的成绩最好，原该给你的。
所以我觉得很抱歉杨玉清说着，已解开衣领，取下项上挂着的一条金项链，很诚恳地说：“小胡，我们是旧识，又是同乡，大家都做客他乡，何况，你的情况我也清楚，你不必见外，如果需要用钱，我愿把这条家传的金链子借给你，拿去典当了用，好不好？”“不用，老杨，谢谢你的好意。
家传的东西，还是不要动它，好在我目前还不缺钱用，如果有需要，再向朋友借好了胡秋原婉谢了对方的好意。
“那也好，等你需用的时候，随时来找我好了杨玉清收回金项链，又挂在脖子上，然后稍显不安地问：“小胡，你不会怪我吧？”“这是什么话，我怎么会怪你“那我就安心了杨玉清走后，胡秋原立即摊开信纸，写下一封信给湖北省政府索取官费。
其实，他根本不想要庚款，因为他知道，拿庚款，就必须到日本政府文部省去宣誓，写下“效忠日本天皇”的誓言，这岂是他所屑为的事。
再说，庚款每个月只有七十元日币，而官费每月却有九十元日币。
信付邮后，鹄候了三个星期，才收到湖北省政府的复文，没想到那封回文，竟是一个很不小的打击，胡秋原拆阅后，顿时呆了。
原来湖北省政府的留学章程，已经在一个月前修改，凡是文、法、政、商科的学生，一概取消了官费，只有理工科才可享受官费，并且附寄了一份新章程。
失望加上懊丧，胡秋原气得将那份章程往榻榻米上一丢，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好一会，他才又拿起那份章程，耐心地阅读下去。
这一看，他看出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原来新章程上竟然规定“专门部”的“理工科”学生，也可以补得官费，这岂非笑话！
看来，修改章程的人，根本是个大外行，完全不懂得日本的学制，才会如此乱改规章。
事实上，日本的大学分为“本科”及“专门部”两种。
“本科”是正式的大学，是必须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及格了才能入学；而“专门部”却无须考试，只要缴费，即可入学，上不上课，悉听尊便，反正到时候都可以拿到一张文凭。
那是日本人专门为了欺骗中国人而设立的，与“本科”的严格认真，有天壤之别。
若依此新章程，那么，任何成绩低劣的人，都可到专门部的理工科去报个名而补得官费了。
这些情况，胡秋原当然十分清楚，当时他就坐下来，写了一封公函给湖北省教育厅，将实情详尽地报告一番，并指出新章程之不合理，请求修改。
信是挂号寄出了，时间在焦急的期待中日复一日地流逝着，但是，湖北省教育厅并没有答复。
在胡秋原投考早大之前，湖北省党部前任部长罗贡华，到日本游历。
他和胡秋原是忘年之交，抵日后，曾见过胡秋原。
当他见到这位年轻同乡在埋头著述，并且靠稿费维持生活，便善意地建议：“业崇，我跟你说，从前黄宾虹那些人所创办的美术书店‘神州国光社’，已经由十九路军的人买下来了。
现在正大批地出版新书。
他们的总编辑王礼锡，江西人，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他为人热忱，才华卓越，他曾问我有什么朋友能写文章，我就介绍过你。
如果你有译著，我可以代为介绍，我相信他一定会欢迎的“那太好了，谢谢贡华老兄胡秋原当然十分高兴：“我现在正在着手写一部《唯物史观艺术论》。
不过，这是一本大书，字数不少，不是短期间可以完成的。
如果‘神州国光社’要我的稿子，我想，先翻译一些字数比较不多的书好了。
”“好哇！
”罗贡华点点头，思索了一会儿，突然说道：“业崇，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赞不赞成？”“什么主意？”“我在想，反正我不久就要回国，我希望约些朋友成立一个编译社，先储备一些文稿。
王礼锡很快就要到日本来了，到时候，我们把稿子供应给他。
哦，王礼锡还准备出版一个大型的《读书杂志》呢“还有哪些朋友呢？”“还有王亚南和杨玉清呀，他们一个学经济，一个学政治，两个笔下都不错，我们湖北就有四员大将了听了这话，胡秋原也兴奋起来，说：“好呀，我举双手赞成！
”两人兴致勃勃，当天就找到了王亚南和杨玉清两个同乡，大家聚谈一番，志同道合，决定成立了一个编译社，胡秋原为之命名，叫做“白沙社”。
四人便各自用功，为“白沙社”翻译起业书来。
胡秋原自从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本科之后，前途有望，相识的朋友们都愿意借钱给他，因此在经济方面，已不似过去那样拮据，他自封的绰号——奇穷老祖，也随之成为过去式。
心头的负担也减轻，写作的兴趣自然增高，连速度也加快了。
学校的功课对他来说，实在很容易，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那藏书丰富的早大图书馆，自然是他填补余裕时间的最好去处。
学期中，他所写的《唯物史观艺术论》，已接近脱稿，正在作最后修正和附注。
这部书，他在1930年的上学期快结束之前，总算大体完成，共七十余万言。
写完了这部巨书，他不仅肯定了文艺自由，反对所谓“文艺政策”。
同时在思想上也有了一个重心，那便是他所倡言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
同时，在读了法国哲学家居友以人道与爱、道德与艺术的著作以后，胡秋原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竟放弃了服膺多年的尼采，因为他发现居友实在比尼采更强！
不久，他便将佛理采的《艺术社会学》译完，算是“白沙社”的业书之一，由罗贡华写信给神州国光社出版。
(按：佛理采是普列汉诺夫以后俄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史专家。
革命前任莫斯科大学文学史讲师，革命后任文学院院长。
)早稻田大学是进去了，但官费的问题迄未解决，总不能长期地靠借债维持啊，胡秋原心里着急，他的朋友们也都替他发愁，大家一致认为新章程太不合理，应该与湖北省政府力争，谋取公平的待遇才对。
等到学期结束，暑假开始，胡秋原立即束装返国。
他首先找到了徐祥霂，并住在已结婚的徐祥霂家。
接着他拜访了当时借住在杭州西湖一座寺庙中的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写了两封信交给胡秋原，一封是写给中央研究院蔡元培的，另一封则是写给湖北省石瑛的。
胡秋原接这两封信，一再道谢。
熊十力笑道：“不必谢，凡是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你不谢，我也会做；反之，要是我认为不该做的，你就是磕十个头，我也不会做说到这里，他见胡秋原微笑着将两封信揣入怀中，便道：“怎么，不想看看我写些什么？”听了这话，胡秋原躬身称是，当即抽出写给蔡元培的那封信，恭恭敬敬地看了一遍。
信的大意是——兹有学生胡业崇，今春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不料考取后数日，湖北省政府修改留学章程，不准文、法、商科学生补官费，是以求学费用发生问题，务请先生鼎力助之，使其完成学业，如蒙助其解决此事，则今后自当不再有任何烦劳，即令有之，先生亦可置之不理也，等语。
读了这封信，另一封自然不必再看了。
胡秋原既高兴、又感激，收好信，便道谢告辞。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胡秋原便揣着信，按址找到中央研究院。
那时，前往求教蔡先生的人络绎不绝，蔡先生为了省却麻烦，曾印制了一种写好的信函，以填表格的方式，替人写介绍书或请托信。
这件事，胡秋原也曾听人说起。
当他将熊十力的信送进去，在会客室等待的时候，曾见到有人下楼将信交到一位客人手上，那客人欢欢喜喜地道谢而去，他想大概就是这种填字的印制函件吧。
他当时心中不免有些患得患失，不知自己能否得到这样的一封信。
坐在会客室等了又等，眼看二十分钟过去了，仍不见任何回音，他心中不由地填满了问号，便有些坐立不安了。
正不耐烦，忽听有工友说：“咦，院长下来了果然不错，他曾在照片上看过的那位体形瘦削的蔡元培，正走下楼梯，大暑天，他居然穿着长衫，衣履整齐地来到客厅，双目炯炯向四方搜索着，见到胡秋原从椅子上起立，他立即趋前，礼貌地予以接待，态度和蔼而又亲切。
在问了一些话之后，便将一只信封递过来说：“熊先生要我写的信，我已经写好了，你拿去湖北省教育厅见黄建中厅长去吧。
他是我的学生，我想，他不会置之不理的随即又歉然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我是因为应付几个先来的，然后才替你写信的原来蔡元培居然破例亲笔写了封信给黄建中，信中所写，大部分采用了熊十力原书上的文句，足见他对熊十力之托，有多么重视！
胡秋原一再道谢，才躬身告辞。
有了这封信，心中多少有点把握，回到徐祥霂的家中，也有了聊天的兴趣。
同时他也准备次日即回武汉。
那日晚餐胡秋原和徐祥霂在走廊上纳凉谈天。
两人谈着，话锋由许多老同学的近况很自然地就转到了当时的战局。
那年2月，阎锡山要求与蒋介石共同下野。
3月间，他又邀集了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等等好几十个将领，联名通电，5月间开始了中原大战，据说是民国以来最惨烈的内战。
这形势之造成，由欧洲回到香港的汪精卫是一个重要策动人。
他在4月间到北平后，又策动扩大会议，一时形成南北对立之局。
战事的重心在河南，但全国也都受到波及。
此时胡秋原对政治不仅绝无兴趣，甚至嫌恶，但烽烟四起，每天在报纸上看到战事的猛烈，人民的死伤，总不能不感到难受，长叹一声，他愤慨地说：“当这些英雄比武之日，就是老百姓受苦受难之时！
中国人何其不幸！
”“可不是！
”徐祥霂也深深地叹了口气：“唉——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实在是多灾多难！
”“中共成立了一个‘文化运动总同盟’，其中左联的声势最为浩大，正在如火如荼地大肆活动哩。
据我所知，今年初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鲁迅、田汉、夏衍——就是沈端先嘛，嗯——还有郁达夫和郑伯奇那些人，一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大同盟’。
不久，这又变为‘人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都是发起人。
到了3月2日，又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鲁迅为领袖。
你知道鲁老夫子不是被左派围攻的一个目标吗？现在又成了左派的领袖人物，你觉不觉得奇怪？”“这也没什么奇怪。
不管它，你说下去，他们有些什么人？”“首先是创造社与太阳社合作，继而是鲁迅一派的人，还有过去文学研究会的若干人也参加了。
主要人物，除了鲁迅，还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汉、胡也频、丁玲、郑伯奇、阳翰笙和冯雪峰、柔石那些人徐祥霂一面想，一面数，一口气报出了这些个文坛的知名之士，然后搔了搔头皮，摇晃着脑袋：“除了这些人，还有谁，我就记不清了。
反正，有点名气的文人，几乎全都在内就是了胡秋原笑着问：“左联成立了之后，有些什么作为？”“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演讲，题目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大会还通过理论纲领，说要反封建阶级，反资产阶级，又有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这还是那些老话“不错！
”徐祥霂说：“你没有看到，第二天各大报上，都用大号字把这件事刊登出来，成为最热闹的新闻。
更妙的是，接着，国民党也发起了‘民族文艺运动’，以民族主义为旗帜。
主要人物是傅彦长、朱应鹏、王平陵、黄震遐。
幕后人物则是张道藩。
于是乎，两党的文人，彼此相斗起来，各出奇招，每天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摇旗呐喊，弄得战火连天的，才热闹哩！
”“祥霂，你再说说，他们出版的刊物，是些什么？”“哦，这我倒是很清楚徐祥霂很热心地诉说起来：“他们有冯雪峰所主编的《萌芽》。
蓬子主编的《文学月报》，丁玲主编的《北斗》，——哦，还有什么《世界文化》、《十字街头》、《文学报导》、《巴尔底山》、《文学》等等。
另外嘛，那些受他们间接影响或是受他们左右的外围刊物还很多，我可就记不清了谈到这里，胡秋原笑着对徐祥霂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态度如何呢？你说你在写小说，我还没有拜读哩“我正要告诉你，现在文坛虽然有战线，但帮口还是很紧。
创造社三巨头之一，三角恋爱小说专家张资平自开一个乐群书店，并且出版《乐群月刊》。
从前北大教授陈启修在武汉《中央日报》下来之后，也到东京，除了翻译《资本论》外，也为《乐群》翻译日本普罗文学理论，《乐群》可算是准左翼杂志吧。
我和张资平是小同乡，我的小说也都在《乐群》发表。
因为实在幼稚，所以不曾寄给你看，恐怕贻笑大方嘛“你又何必这么客气？”这时，徐太太林冰——原来她也是武大同学——端来一盘冰过的水果和两杯广东凉茶摆在小几上，笑道：“胡同学，你最好把这杯苦茶喝掉，然后再来吃水果。
这种凉茶味道虽然很苦，可是真能够消暑哦！
”“谢谢，谢谢胡秋原连声道谢。
喝下那杯凉茶，胡秋原直皱眉头，赶紧叉了一块西瓜放进口中嚼着，才冲淡一些令他难以忍受的苦味。
有了蔡元培的亲笔函，胡秋原自然不再多耽搁，在徐祥霂的挽留下，只住了一夜，就搭船返乡。
抵达汉口，第一件要办的事，当然是带着蔡元培的亲笔函，去求见教育厅长黄建中了。
他以一种尽人事以听天命的心情办了这件事之后，便离开汉口，回到黄陂县城，与父母家人团聚。
胡秋原海外归来，骨肉团聚，生活既安定又闲适，加上每天吃着母亲特地为他烹调的美食，终于又享受到久违了的“家”的温暖与幸福，只不过官费的事，在没有得到音讯之前，他心头那份沉重的压力，仍无法放松。
一天，午睡醒来，他摇着一把芭蕉扇，懒洋洋地坐在后院回廊的阴凉处的一只竹躺椅上，连续地打着呵欠，那份慵懒，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了些。
他父亲胡康民刚好从前面走来，看到他那样子，不禁笑责道：“怎么这样精神不振？我看你呀，这些天来在家纳福，吃吃睡睡，都快要变成懒虫了胡秋原本是闭着眼，伸手伸脚地仰靠在一只竹躺椅上的，听到他父亲的话，当即睁开了眼睛，坐直了身子，想振作起精神来，却忍不住连着打了两个大呵欠，连他自己都笑起来说：“不怪爹说，我真的懒得不像话了！
”“人都是这样，越不动就越懒，也该走动走动了。
这两天还不算很热，你愿不愿意到乡下去走一趟？”胡康民向儿子建议着。
“到乡下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你不妨乘着假期，到老家去看看，还有你的两个姑母，都还守在家里，最近过得怎么样，好久没有接到她们的消息，我很不放心。
你难得回来一趟，也该下乡去问候问候。
等到暑期一过，你又要到日本去读书，以后回来一趟，可就更不容易了“我是应该回乡一趟，不过，日本还去不去得成，我可没有多大把握，谁知道补官费的事，有没有指望！
我真不敢相信，新的留学章程都已经定了，难道真的会为了我而再度修改？”胡秋原说着，禁不住有些意兴阑珊地皱起了眉头：“我想，恐怕没有什么希望！
”“不要这么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