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这个辛亥首义的诞生之地，为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处于全国中枢位置的一个大省。
这里，物产虽不算丰富，却文风鼎盛，自古有“惟楚有才”之誉。
而在全省各县中，人口最多的地方，首推黄陂县——这是一个北连大别山脉，南邻长江的大县。
远自明末战乱期间，江西境内有一个以唐代胡成公和耿氏夫人为祖妣，以安定名堂的胡姓家族，因逃难而偕同亲戚邻居，携儿带女，大批人马地迁徙到了湖北的麻城。
其后族人又向西部迁移，在河南光州与湖北黄陂之间形成了上十个胡姓的村落。
其中有一支两兄弟迁到黄陂木兰山麓之义仓河。
木兰山因那位著名的女英雄花木兰而闻名远近，南齐时始设木兰县，以山为名。
北周之时，改设黄陂县。
大概这胡姓两兄弟发现那儿四山环抱，风景不恶，而最令这批疲于奔命的难民感到满意的是，这里对外交通不便，正是个理想的避乱定居的世外桃源，因而决定就在那儿落籍，数传之后，组成了一个很大的村落。
胡家世代平民，没有人涉足官场，大部分是胼手胝足的农民。
到义仓河的一支开始经营船业，也就靠着这一支的财力，才得以老远地逃到黄陂县这一处山间，在这儿购置田产，聚族而居，过着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刚开始时延聘名师教授子弟。
这里，也就有了个名正言顺的地名，叫做“胡家湾”。
而胡家湾也开始出几个秀才了。
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的三月廿八日，胡家一个出色的男婴诞生了，他就是胡秋原的父亲。
这孩子在子女五人中排行第五，派名家济，后号康民。
他那热衷于读书的祖父胡锡钧和体弱多病的父亲胡承畅，都因胡康民的出生而十分高兴。
当胡康民还不满周岁的时候，他父亲胡承畅竟一病不起。
临终时，他握住妻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的遗言：“我对不起你，丢下了老父和几个孩子，以后，都得靠你代我尽孝了。你记住，小济儿一定要好好培植，日子再苦，也要让他读书。我走了，家里的事，就都偏劳你了！”“你放心，我会尽力的刘氏心碎肠断，已泣不成声。就在这天的黄昏，胡承畅终于在漫天风雨声中与世长辞。他的死，对他的老父和妻子是一次残忍而严重的打击。胡锡钧已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送死养生，如何承受得了这份悲痛！
因此，自从胡承畅去世之后，老人家便终日愁眉不展，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胡家，不幸的事竟接踵而来。
没多久，那体质素弱的胡承畅的长子，竟因一场急症而告不治。
紧跟着，老祖父终于承受不了一再的打击，也告别了这悲惨的人间。
一两年间，刘氏独力办理了三场丧事，她几乎被击倒而丧失了生的意志。
幸而她是个坚强的女子，环顾身边的几个儿女，她明白，今后所应尽的责任，是不容她推诿的，尤其是怀抱中的胡家济，还这么幼小，抚育和教育他，更是她应尽的义务，为了这几个孩子，她也要勇敢地活下去。
胡家济的堂兄胡家善，堂姊金姑，是他伯父所生。
这兄妹俩自幼父母双亡，是由胡承畅夫妇抚养长大，对他们爱如己出，为他们延师训读，并主办了婚嫁大事。
因此，叔侄之间的感情，十分浓挚。
胡家善读书有成，考取了秀才。
他的岳家是黄安望族潘家，请他去教书。
后来黄安的革命党人多是他的学生。
胡康民九岁时开始跟着堂兄胡家善到黄安去随馆附读。
十几个年头弹指间过去，他的学业突飞猛进，已读了满腹诗书，当年的三尺童子，也长得颀长而健康，成为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了。
胡康民母亲刘氏去世的第二年，胡家善出钱出力，为胡康民主持了终身大事。
婚后，胡康民在家乡教书，为本村和附近农村培养出前所未有的读书风气，乡下人家，也多半都知道将孩子送到塾馆去读书求知，至少，农家子弟中，文盲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了。
三年后，戚里间有望族周姓，以及外婆刘家，因慕胡康民的才学，专程到胡家湾来，礼聘胡康民去教书。
在情不可却的情势下，他最后接受了这次的聘约，去教几个程度高得多的学生，家中的塾馆移交给一位族人负责，他自己便离家就馆去了。
光绪卅一年甲辰(1905年)的秋天，胡康民毅然地辞了馆，只身来到武昌，投入黎元洪所统属的第一混成协，当了一名正兵。
这时胡家善也考取公费留学到日本去了。
智慧过人，学识丰富，而又能适应任何环境的胡康民，在军队里同样地表现优异，也深得同营的敬仰。
那年的冬天，当时的陆军最高长官铁良，曾到湖北去检阅，胡康民很受铁良赏识，当时便获得了五品军功，并且准备短期内就升他为军官，授以实职。
没料到在检查体格的时候，才发现胡康民是近视眼，升级的事因此作罢。
这是一个不算轻的打击，胡康民不免有些心灰意冷。
他想，难道在新军中永远当一名小兵？那又怎么会有机会一展雄心大志，以遂从军报国的初衷？！
既然此路不通，就应该立即掉转方向，朝其他途径另谋发展。
胡康民是个果断的人，他也不管是否行得通，就跑去向长官请求，准他出营去参加科举考试。
他是隶属于三十一标的正兵，三十一标的标统，是个很明事理而又随和的人，而且也读过几年书。
当他听了胡康民的请求后，居然大为赞成，他说：“嗯，好，你这主意不错！
我不反对。本来嘛，我们新军，是不同于从前吃粮的大老粗的，原该文武兼修才对！
你去考科举好了胡康民出营去考科举的事，不但获得长官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鼓励，这件事立刻宣传开来，竟成了一时风气，新军中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大有人在，于是，这些军中考生在大家的欢送和祝福下出营考试。
不久，发榜的日子到了，那天，军营门外，忽然人声鼎沸，锣声震天。
原来是汉阳府报房里的人来报喜，军营里得中的人有好几个，而高冠三军第一名的，便是黄陂胡康民。
这时，营房里可热闹了，人们鼓掌欢呼，燃放鞭炮，道贺之声不绝，成为当时军中一件前所未有的盛事。
考中了秀才的胡康民，没多久，又考上了“汉黄德道”师范学堂。
做事一向有决断力的他，很快地就作了决定，向长官申请离营就学，自然又获批准。
在师范学堂读了两年，胡康民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那时，安徽省宁国府正向湖北调借师资，胡康民当然是最受欢迎的理想人选。
办教育，原是他的志愿，教书，又是他的老本行，理所当然，他接受了安徽的聘书。
那时，他的长女胡清心年已三岁，在就职之前，他先回家安排了一下，然后携眷同行，一家人来到了安徽宣城，执起教鞭，负起培育英才的神圣使命，过着平静的岁月。
胡康民在新式的学堂教书，和在私塾一样，负责而尽职，是一位优秀的良师。
没有多久，在安徽教育界就建立了极好的声誉，备受推崇，成为各地争相延聘的热门人物。
三年的时间，流水般过去，湖北方面需要人才，便又将他调了回去，在咸宁等地执教，这之后，竟调动频繁，不能在一地定居。
胡康民觉得这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决定将妻女送回胡家湾老宅去，免得跟着他到处奔波。
胡康民在外地教书的五年之间，夫妻俩省吃俭用，居然有了一笔很可观的积蓄。
当余氏母女回到故里之后，胡康民立即买回了几亩祖田，好让家人的生活无虞匮乏；随后，他又与人合伙，跟胡家善的一位黄安张姓亲戚在汉口开了一山货行，居然获利不少。
这年，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的端阳节，是个美好的晴天，胡康民家前院中两株盛开的石榴花，红艳如火，浴在灿亮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目；窗下的几棵芭蕉，肥大的叶子，厚实而晶莹，那滋润的鲜绿，似乎要冒出油来。
两只黄冠白羽的鹅，在水井边悠闲地昂首漫步，像是正在享受空气中洋溢着的那股属于初夏的暖洋洋的气息！
逢年过节，胡康民都要回到乡下来与家人团聚，这次端午节，他也在前一日就回家了。
余氏这时正怀着身孕，大腹便便，算来，产期应该在下一个月。
她私下祈祷，相隔了七年之后的这第二个孩子，希望是个儿子。
胡康民回来，总有一些族人到他家来，问问国家大事，他也非常欢迎和久别的乡亲畅谈一番。
这日，余氏忙出忙进，准备好一桌盛馔，邀约了几位近邻来家小酌。
到了晚上，她已非常累了，自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便吩咐女儿将住在附近的一位婶母请来，为她早作准备。
这晚，余氏果真在胡家湾半山之上，那幢古老的旧屋中，产下了她第一个儿子。
这个纤弱的早产儿，为胡家带来了莫大的喜气，恰巧胡家善也从日本回国了。
胡康民非常高兴，为儿子取了个名字——曾佑，派名胡业崇。
余氏在端阳佳节产下麟儿，这消息很快地传遍乡里，至亲族戚，携带了礼品，纷纷前来道贺。
淳朴的农村，人情味是浓厚而真挚的，贺客们每一句祝福的话，都发自内心，每一个欢欣的笑脸，都那么真诚无伪，余氏接受了这份早来的喜悦，觉得心满意足，她睇视着身旁的婴儿，预感到这个五官端正的孩子，将来一定是胡氏门中出色的子弟！
1911年，湖北教育当局议决，十个府各设一所优级师范学堂，胡康民第一个被调到荆州府师范当监学，他依然只身赴任，准备一展长才。
却没料到开学还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便是经过黄花岗之役，四川“铁路国有”的风潮，这一年的双十节，武昌新军起义成功，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
胡康民在新军的朋友多已走上政治舞台，他便被召到武昌都督府任职，当一名咨议。
新政府刚刚成立，人事纷纭，各机关制度还没有拟定，在财政上不免时有困难。
胡康民看出了弊端，便依据湖南省的例子，拟定了一份计划书，建议都督府与省议会，从速成立湖北审计厅，以整理财政而安庶政。
都督黎元洪对胡康民大为赞赏，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即日实施，并派胡康民协助其事。
于是，湖北省也设立了审计厅，有了预算制度。
半年后，新制度有了显著的成效，国库开支，每个月竟减少了数十万元之巨。
胡康民自然受到上级的倚重，很快地擢升审计厅科长。
这时，他已将家眷接到武昌任所，夫妻子女，相聚一堂，又值春风得意之际，原该是志得意满、心情愉快的。
然而他对国事有着深沉的隐忧和失望，心情因而无法开朗。
1913年，袁世凯调黎元洪到北京去就副总统职，派段祺瑞到湖北来监督。
没有多久，又派段芝贵来，任鄂省都督(后改称督军)。
对这些人事的调动，胡康民直觉地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其用意是要消灭民党的势力，一方面扩展他自己的势力，根本不是为了国计民生。
这使胡康民感到痛心疾首，觉得再恋栈于此，实在不值得，不如弃官归隐好得多。
胡康民的确是个择善而固执的人，凡是他决定了的事，任谁劝阻，也动摇不了他的坚定意志。
终于在亲友的惋惜声中，他辞去了正在当红的科长职务，带着家眷和十大箱书籍，回到胡家湾故里去了。
到家后，他每天鸡鸣即起，戴着斗笠，系上草鞋，背起了锄头，在晓色苍茫中下田耕作，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夫。
归田生活，是辛勤而平静的。
白天，他忙于耕作，休息的时候，他喜欢和淳朴的乡农野老闲话家常；乡下人也同样乐于亲近他，原因是他学识丰富，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不少常识。
傍晚时，荷锄归去，家中已为他准备好美味可口的晚餐，夫妻子女，围坐灯下，一天的疲劳，就在温暖而浓厚的亲情中消失。
不久，胡康民果真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和计划，也为了帮助他二哥的儿子谋生，在他家对面的熊家岗开了一间药店，接着又在离胡家湾十五里路的一个大市镇——长轩岭，开了一间水烟店，并兼售农具和各类铁器，叫另一外甥，代为经营。
开店经商，他本外行，但是他抱定了一个宗旨，那就是货真价实，老少无欺，因此，两家店铺开张之后没多久，就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生意十分兴隆。
胡康民的长子胡业崇，在三岁的那年，就时常缠着他姊姊胡清心教他识字。
比他年长七岁的胡清心，从小由父亲教读，已念了不少书，也乐意当弟弟的小老师，因此，在胡业崇满四岁的时候，已经认识不少的字了。
胡康民偶然发现儿子居然认识那么多的字，真令他感到十分惊讶，于是，他就在闲暇时亲自教读。
这件事对胡康民来说，实在是件赏心乐事，因为胡业崇聪明绝顶，教他读书，向来是过目不忘，遇到不懂的地方，他一定追根究底，直到完全理解，方肯罢休。
对读书求知，他的兴趣之高，比他父亲幼年并无逊色。
胡康民的推测果然应验，袁世凯真的胡作非为。
他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竟排除异己，谋刺志士，着手进行帝制运动。
但世界大事也发生了。
民国三年欧洲大战爆发，日本进攻山东，并于翌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袁世凯全部承认以后，帝制笑剧立刻演出。
但护国军也马上起来，袁世凯终于被迫撤销帝制，在万人唾骂中结束了他罪恶狡诈的一生。
当西南各省起兵讨袁的时候，胡康民在黄陂也做了一件小小的为民除害的事。
当时黄陂的一位徐县长不仅贪赃枉法，而且杀害了两个无辜百姓。
胡康民放下耕读生活，出面到省垣控告该县长，该县长终因罪证确凿，不久死于狱中。
这一件事提高了胡康民在全县的人望，然而也伏下十年以后的惊险。
到了1916年的夏天，袁世凯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时，武汉的一批黄陂籍有心人士，认为家乡的教育太落后了，应该有所改进。
当时旅汉同乡会开会，一致公推胡康民出任劝学所长，并推派代表到黄陂劝驾。
这里需要对当时的地方教育行政作一简单说明。
先是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奉定学部章程，是中国新学制之始。
到光绪三十二年，在府厅州县都设立劝学所，地方教育行政机关。
民国初年废止府厅州，以县为行政单位，地方教育大抵由地方人士组织的教育会主持。
到了1915年恢复劝学所的机构，但人选多由地方人事推举，辅佐县知事，推行教育设施。
当黄陂旅汉同乡会推派一位代表，会同县政府的一位秘书到胡家湾去，敦请胡康民早日到县城就任时，胡康民倒是认为义不容辞。
(我们知道，在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进行荒唐的帝制之时，一时中国知识分子有三种活动方式。
一是进行讨袁的军事运动，或到广东进行非常国会与军政府的运动。
二是在思想上提倡新文化运动。
第三则是受了“到民间去”的口号的影响，多人回到自己的故乡，进行教育与建设的事业。
胡康民就是走最后一条道路的。
)不过家里的事，还要收拾一番，因此他答应稍迟再作决定。
不久，胡康民找到了一个很老实的长工，便将自耕的座下田，租给一个可靠的佃户，然后又将族中所办的小学课程修正一番，就叫长女清心带着长子胡业崇一同上学。
他倒不是指望儿子在族学里能学到什么，而是让孩子先适应一下学校生活罢了。
等到家中各事一一安顿妥当，已腊尽春回，他立即整理行装，放心地进城去就职。
胡家姊弟是1917年春天正式入学的。
胡业崇所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他父亲所改用的“人手足刀尺”课本，还有当时一般小学所用的教科书，间或读一点《孟子》和《古文观止》之类的古文书。
小小年纪的胡业崇，聪明绝顶，却也十分顽皮。
胡康民在家，他还有些顾忌。
这时，父亲离家在外，他可就得其所哉了。
上族学，在他只是一件好玩的事。
学校的课程，除了算术，他觉得很新鲜，其他的对他来说，实在太容易了。
先生(当时教员统称先生)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慢慢讲解着课文，往往只起了个头，他已接着将全文念出来了。
总之，举一反三，一本教科书，别人才读到三分之一，他却已自己读完了全书。
因此，上课时，他时常漫不经心，好像没在听讲，但等到先生考问时，他竟然对答如流，不但懂得书中义理，还会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
因此，当他在上课时看闲书，先生们也就随他去了。
胡康民自从就职黄陂县教育会长和劝学所之后，工作认真而负责，为地方上的教育事业付出了最大的心力。
在短短数年间，增设了公私立小学六百余所，高等小学十余所，还改良了私塾教学。
除了兴办学校，他还设立了图书馆、旬刊社、半日学校、夜校、演讲所，以及简易科学实验馆等等。
此外，他自己和许多教师并经常到各乡镇巡回演讲种种新的知识。
从此，教育一向落后的黄陂县，竟成为全省有名的模范县。
几年来，胡康民为办教育，一个人在县城里夙兴夜寐，只有在假期中，才得以返乡去与家人小聚。
有一次，他回家度假，准备返任时，胡业崇走过来说：“爹，你带我进城去好不好？”“你进城去做什么？”“爹办完了公事，也好有个人作伴呀“爹用不着人作伴“那就让我去当个小书童，我会给爹倒茶、磨墨，抄抄写写什么的“你也能抄写？小孩子不要信口雌黄地说大话！
”胡康民板起了脸，却又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胡业崇想跟父亲进城，早就在母亲面前要求过好几次了，这时，余氏在儿子求援的眼光下，也就在旁帮腔：“我看，孩子想跟在你身边打打杂，也是一片孝心，你就带他去吧“什么孝心，他不过是想进城去玩玩罢了胡康民好笑地说。
“就算是想去玩玩，也不算什么嘛！
男孩子，原该出去见见世面的余氏见丈夫并无愠色，赶紧趁热打铁：“说真的，族学里的课程，对业崇来说，实在太浅了，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关系余氏的话，原也是事实，胡康民忍不住点了点头，他考虑了片刻，终于说道：“好吧，这回我就带他进城去听到父亲这样说，胡业崇喜出望外。
当天他就自己进房去收拾了一个小包袱，还特地跑出去，将那年挑着担子，在四乡为人剃头的老瘪嘴找来，为自己整容一番。
小和尚头刮得光溜溜的，显得又清爽，又干净。
到了起程的那天，他将一件浆得笔挺的、硬绷绷的蓝竹布大褂穿上，跑到他母亲的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自己觉得很满意，心想，这一打扮，就不会比城里人逊色了。
爷儿俩都住在劝学所中，胡业崇发现他父亲白天固然极忙，即使在晚上，客厅里也是座上客常满，而他父亲总是个受人尊敬的中心人物。
那时，有个武功很好的拳师，因故避祸，从北方流亡到了黄陂。
胡康民很同情他的遭遇，帮了他不少忙，并且留他住在城中，顺便教教儿子拳术。
胡业崇自幼就很瘦弱，对学习拳术，他倒是很感兴趣，每天勤练不辍。
另外，他父亲又拿了本文法书教他研读。
也许是年龄太小吧，胡业崇对这本书却不感兴趣。
胡康民也觉得孩子究竟还太小，让他研究刻板的文法，反而影响了他在文学方面自由发挥的巧思与美感。
因此，也就不再勉强他。
在城中住了快两个月，胡康民发现小业崇结识了一些久居城市的孩子们，逐渐地有了转变。
最显著的是，他不肯剃光头了，也不愿再穿那件硬绷绷的竹布大褂了。
胡康民为这些而作了新的决定：他要将儿子送回故乡，在童年多接触一下田园乡土，培养一份淳朴自然的气质。
就这样，胡业崇便又回到了青山绿水、朴实无华的家乡。
胡家湾村后是层层山岗，几个突出的石崖，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村旁是几条清澈的山溪，石桥下流泉汩汩，终年不息，山间的空气，清新怡人；郊野的天宇，澄蓝明净。
这些，都是在城市中所享受不到的，城居归来以后，胡业崇才体味到大自然的美好，而他，也天生是属于乡下的。
胡康民在民初带回家的书籍中，除了经史子集和清末民初的出版物外，也有不少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
胡业崇回来之后，没有再去族学，便开始涉猎他父亲的书橱，大看小说。
他看的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第二部是《七剑十三侠》，第三部是《清史通俗演义》。
每当傍晚无事时，村中大群的孩子们，都聚集在距离胡家不远的一个打麦场边的大树下，听胡业崇讲那些小说中的故事。
有时，大家兴起，玩了起来，总是由胡业崇调派角色，有时分两班人马打仗，有时也扮演受迫害的忠臣或善良老百姓。
而学过拳术的胡业崇却经常被推选为英勇的大将或侠义的剑客。
因为只有他可以胜任而且懂得如何当好打击恶人、扶助好人的英雄。
大家就在大树下，各拿树枝，演出一幕幕锄强扶弱，正义战胜邪恶的游戏。
这一段乡居岁月，是快乐而美好的，胡业崇很珍惜这段日子，也尽量享受这段日子。
因为他父亲曾说过：“你就在家乡多住些时候吧。
明年，最迟后年，少不得还是要进城去升学的，总不能老在村子里做个小野人哪！
”早在一年前，黄陂一群富有的布帮(染织商人)，有志兴学，在胡康民的指导下，选择城中最好的教师创办了一所“乙种商业学校”。
一年后，成绩斐然。
大家一致公认，这所学校的国、英、算教员都很好。
到民国八年的春天，胡业崇和他弟弟业永，一同跟着父亲进城，分别在乙种商业学校和小学就读。
黄陂县劝学所前后是两个大花园，中间有个四合院，胡家父子就住在那里。
这年，“五四运动”发生，全国响应，风起云涌。
在胡康民指导下，城中圣庙广场的四壁，用蓝底白字，刊出日本人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二十一条”全文，乙种商业学校也由教师们写成短短的讲稿，由学生到街上和城郊向老百姓宣讲。
胡业崇自然是其中之一。
这时正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
青年们和知识分子也因这一次的爱国运动而对新文化运动都抱着热忱和兴趣，希望在那里面找到救国的道路。
于是，讨论新思潮的杂志和新书，纷纷出版。
胡康民是有书必买的，他那劝学所里也就经常有新书寄达。
胡业崇课余无事时，便去翻阅，不知不觉间，接纳了不少新思想而扩大了他的知识领域。
胡康民是当时黄陂教育界的中心人物，每逢周末假日，他的客厅中，经常都是高朋满座。
最常去的是乙种商业学校的名教员——麻城程孝成和教育厅派到黄陂教育会的一位视学，广济郭先生。
郭视学和程孝成是老同学，两人久别重逢，彼此都很高兴。
另外还有黄安的潘小凡，即图书馆长，也是常客。
大家纵谈时事，讨论各地出版物的内容，当然经常谈到“五四”这个新名词。
胡业崇年纪虽小，却很喜欢陪坐一旁，听这些长辈们谈天，虽然他对这些新知识还不能理解，却也很有兴趣。
不过，他每天用心研读的，还是学校中的功课。
在故乡族学时期，他就是有名的小神童，这时进了“乙商”，增加了不少他从没读过的课程。
开始时，他也感到很吃力，但是他的个性却是“知难而进”的。
越难，他越有兴致深入钻研，用心学习。
惟独对于美术和音乐，他总是兴趣阙如，因此这两门功课的成功，一直落后，勉强应付到及格也就算了。
学校的各门课程，越来越感到轻松之后，时间就有了余裕，于是，他又埋首于书堆之中，贪看课外书籍。
那时，中华书局编的一套“小小说”，是中外小说的节本，胡业崇已全部看完。
至于那些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刊物，他虽然也看，到底不能理解，而属于儿童阅读的书又不多，晚间无事，闲着无聊，他就去找劝学所一位老职员，缠着人家讲鬼怪故事，那些恐怖而有趣的神话故事，能将他带入一个迷离而神秘的幻觉，很令他神往。
总之，那段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新的课程、新的见闻以及扩大了的视野，像是一道丰沛的甘泉，任他自由吸取。
到了寒假或暑假，父子三人一同返乡，胡康民总是雇一辆独轮车，将行车绑在车上，七十五里路程，他自己总是走着回乡，从来不乘车。
业崇、业永兄弟也得跟着父亲步行，除非真的走不动了，才准许坐上一程。
故乡、老屋、慈母、长姊和弟妹，以及儿时的游伴们，原都是胡业崇最依恋和怀念的；然而，自从他沉迷于阅读新书，贪婪地吸取新知识以来，这一切就都比不上看书重要了。
于是，每次回家度假，他都要携带一批新书回去。
这年暑假，父子三个照例一同返里，胡业崇的行囊里，是几本出版不久的杂志书刊，他原打算回家后，好好地欣赏一番的，没想到抵家的次日，晨鸡初唱时，胡康民就进房将他唤醒。
“该起床了，乡下人哪有这么贪睡的？”严父的命令，他不敢违抗，只得揉着惺忪的睡眼起身下床。
洗脸时，在堂屋中，胡康民又以温和的，但却是严肃的语气训诫儿子：“我们是农家子弟，可不能忘本。
不管在城里住了多久，读了多少书，回到乡下，就得亲自下田，体验体验农家的生活，可不准在家当大少爷，样样事坐享其成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他却也不得不在父亲的督促下，和弟弟们每人背一个竹箕，拿一柄铁耙，先出门去跟猪。
(所谓跟猪，是每天清晨，将饲养的猪，放出去活动活动。
乡下孩子们，一面跟着猪走，一面在后面捡拾猪粪，如在路上见到牛粪或羊粪，也要拾起来，丢进背上的竹箕中。
回家后，再一并放入粪池，留作肥料。
)跟猪归来，全家人才围坐一桌，饱餐一顿，胡康民首先卷起裤脚，换上草鞋，拿起一把锄头，说：“该下田了，我们都回来了，奎哥可以放他几天假，让他回去看看他爹妈，他的事，我们做胡康民家所雇用的长工奎哥，也是一位远房表侄，是负责种植杂粮和蔬菜等农作物，并兼管挑子砍柴等工作的。
家中其他的事，不论巨细，全由余氏和长女清心照顾，胡康民虽长年在外，却从无内顾之忧。
胡康民原也有意磨炼磨炼儿子的，他一回家，就放长工奎哥的假，叫他回家休息，家里的粗重工作，便叫子女们接替。
在他的一声令下，胡业崇少不得也系上一双草鞋，背起农具，迎着朝暾，到座下田或是菜园里去帮忙除草、翻泥、浇水、施肥，做着他很难适应的粗活。
一直忙到烈日当空，等到他的幼妹跑来，以稚嫩的嗓音大叫：“爹，大哥，二哥，姆妈叫你们回家吃饭啰！
”这一声呼唤，胡业崇欢迎之至，赶紧收工，以衣襟擦去脸上的汗珠，和父亲一同荷锄归去。
经过大半天的体力劳动，特别感到饥饿，这顿午餐也就格外显得美味可口了。
饭后，胡业崇觉得将整天的时间，全部花费在耕作上实在划不来，于是，他抢先向父亲说：“爹，下午让我去放牛吧“你呀！
最会拣容易的事做胡康民虽然以责备的口吻这样说，却也并没多讲什么。
任由胡业崇牵着牛，带着书，到那丰草绿缛的山坡树林中去，神游于文字的迷宫，享受那忘我的乐趣！
胡业崇看书，是永不厌倦的，只要手上有一本书，他便一定会全神贯注，甚至废寝忘餐。
尽管有些书内容深奥艰涩，以他的程度还不能领会，他也会从头看到尾，一字不遗，宁可莫测高深，也舍不得放弃阅读。
为了看书，他静坐的时间要比活动的时间多，人也总是壮不起来，反而在回家度假期间，因父亲的督促而每天从事户外劳动，体重才得以快速地增加。
民国九年冬，某一个星期日，胡康民约了几位好友，到劝学所便餐，说出了他计划已久的一个理想。
“各位，今天我请大家来，是为了商量一件事的在谈了一些闲话之后，胡康民正色地说出了他的意见：“我要辞职了。
一方面，公家的事有种种牵扯，非常麻烦。
另一方面，我们县里，小学虽然已经不算少了，可是还没有一所正式的中学。
各位都知道，黄陂是个地瘠民贫的地方，一般人家的子弟，高小毕业之后，大多数都没有能力到武汉去升学，各位是不是也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他说着，举目四顾，见到在座的人都深以为然地点着头，他才又接着说下去：“所以，我决心辞掉公职，尽全力创办一所很完备的中学，让我们县里的子弟，也有升学的机会，各位愿不愿意给我一点宝贵的意见？”“这太好了，我头一个赞成！
”“对，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计划！
”“康民兄有这种远大的抱负，小弟钦佩之至！
”几乎所有被邀请的友人，全都表示赞成，胡康民很兴奋，他说：“难得各位都不反对，那么，这件事可能势在必行了。
不过，各位要全力支持才行啊！
”“那还用说吗？只要是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好极了！
”胡康民非常高兴：“第一，我们得找一处适合建校的地方，只要有了校址，大事就已经解决了三分之一。
第二，就是经费问题。
关于这件事，我准备商请黎前总统出任董事长，我相信他会在财力上支持我们的。
另外，我决定把历年来自己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作为一部分准备金。
不足之数，就得靠各位向本县士绅和商界劝募了。
第三，是师资问题。
我以为，教育的根本，就是要懂得做人的道理，也就是说，首重人格的陶冶和勤劳风气的养成。
换句话说，我们的学校所教出来的学生，必须程度很高，而且品学兼优，不输于国内任何有名的同等学校，这才能培养出有能力再升学，或者就业的优秀青年，各位以为如何？如若将来有成，也未尝不可进一步发展为一大学“对，好极了！
康民兄真不愧是教育家，你所想的不仅合理，而且周到。
这件事我是义不容辞，一定尽全力助你一臂客人中一位很有声望绅士潘先生首先响应。
他有两个儿子，马上就要高小毕业，自然巴不得县里有一所完备的中学，那么，他的儿子就不必远赴外地去升学了。
接着另一位雷老太爷，也为了自己的儿子和长孙将来的升学问题而极表赞同。
他吸了一口水烟，将烟筒上那一小撮焦黄的烟灰，卜地一声吹落到地上，然后很热心地说：“这是一件公德无量的好事，地方上的人，都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学校办起来。
不过，校址问题，恐怕要从长计议了胡康民听了这话，马上接口道：“有雷老和潘兄鼎力相助，那就太好了。
关于校址问题，我倒是注意到有一处地方，觉得非常理想“是哪里？”潘先生问。
“我说的是荒废了很久的旧县署衙门。
那地方高踞全城，自从洪杨之乱，遭遇兵灾就成了一片荒地，空在那里，已经是一片荒烟蔓草，如果同县政府商量一下，用来兴建学校，岂不是最理想的地方听胡康民说完，在座的人全体同意，都认为那的确是最理想的校址，于是，大家议决，这件事由胡康民自己去接洽，雷老太爷则自愿登高一呼，向本县有钱的士绅和富商劝募建校基金，组织校董会。
“好极了，这些大问题都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征询各位的意见胡康民说。
“什么事？请说“我想，实际的校务我来负责，是不是再请一位名誉校长？”“请谁比较有号召力呢？”有人问。
“我们县里惟一的翰林公如何？”胡康民微笑着观察在座诸人的神情。
“你是说，涂介庵涂介老？”潘先生问。
“对了“好，这个想法不错雷老太爷大表赞同：“找涂介老，就由我去，想必不成问题这次的小小会议圆满结束后，各人便开始分头办事，所谓众志成城，没多久，胡康民的愿望实现了，黄陂县第一所私立中学，顺利地立案成立。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是宋朝理学家程明道(程颢)先生的名句，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伊川先生)都在黄陂读书。
诗中所描写的，就是在当地所见景色。
程颢的父亲程珦，曾任黄陂尉，他那两个出色的儿子，都在黄陂出生。
是宋朝理学，即程朱学派的两位开山祖。
清代黄陂有“道明”“望鲁”两所书院，就是纪念二程的。
后来，胡康民将那两所旧书院，改为两所高等小学，都办得十分完善。
在胡康民的努力策划之下，前川中学的几栋校舍已先后落成，并且为了纪念程明道而采用前诗中的两个字，为学校定名为“前川中学”。
前川中学在1921年春天正式开学，胡康民被推选为第一任校长。
那时，胡业崇刚在乙种商业学校毕业，自然成为前川中学的第一班新生。
学校虽系初创，但所罗致的教员，却都是上驷之材。
有的是在黄陂及附近各县所聘请，有的是函请南京高等师范校长介绍，延聘那成绩最好的毕业生来任教，所出薪金，一律依据全国最高标准付给。
其中黄安潘小凡先生，是胡家善的内侄，比胡康民只略小几岁，叙起来，是胡业崇的表兄。
他原是方言学堂的学生，后来，到都督府襄办外交。
这个人家学渊源，博闻强记。
他不仅在诗词歌赋、对联祭文这方面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并且还精通好几国的语文，是个罕见的天才。
早在胡康民任黄陂教育会长的时期，便把他聘来当图书馆馆长。
前川中学成立后，他又受聘教务主任兼教国文，成为胡业崇的老师。
开学后的第一学期，胡业崇正热衷于看小说，一部《西游记》，看得他迷迷糊糊，上课的时候无心听讲，下课后，也懒得做功课，脑海里总是浮现着孙悟空七十二变的种种情节。
一部《西游记》看完，紧接着又沉迷于《封神榜》那怪异的幻境之中，如醉如痴。
一天，正在上国文课，潘小凡在讲台上很卖力地讲解着一篇古文，偶然发现胡业崇正全神贯注地在看一本书，根本没有听讲，于是，他大声地唤道：“胡业崇，你是不是在看小说？”胡业崇猛吃一惊，却不敢作声。
“上课的时候，你看小说，你自己说吧，应该么？”潘小凡见胡业崇低头不语，他便又接着说：“你要明白，我们学校是校长花费了多少精神，克服了多少困难，才创办起来的，他的这番苦心，为的就是让你们有个受中等教育的机会，接受高深些的知识，打好再升学的基础。
你们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读书环境，是多不容易；怎么可以不珍惜，不好好儿用功呢？！
何况，你还是校长的儿子，就更应该做一个模范生才对呀！
”听了这一席话，真像是当头挨了一棒，胡业崇惶愧得抬不起头来，心中好不难过。
自从这次事件之后，他再也不在上课时贪看小说了，并且还随时自我警惕，要发愤用功，为父亲争一口气。
虽然被潘小凡当众责备，很失面子，但他对这位表哥老师，却是由衷钦佩的。
潘小凡的教学法，也与众不同，他教国文时，先让学生读现代文，然后从清、明、元、宋，一直逆着读到先秦。
胡业崇上他的课，第一篇文章是梁启超的《欧战蠡测序》。
由此开始，再读民初、清末，薛福成、曾国藩的文章。
以后，他所选的清人作品，最多的是全谢山和戴名世、顾亭林、黄黎洲等人的著作，这后面两个人，对胡业崇有着终身的影响。
潘小凡不但是个天才，简直是个奇才。
他上课讲书，不论是哪一朝文学，都不需翻书参考，便可滔滔不绝地说出任何人不可能全都记得的各种背景和典故，而且讲得毫厘不差。
学生们对他那渊博的学问和惊人的记忆力，没有一个不衷心佩服。
这位天才，确实与众不同，旧文学固然造诣极深，就是当时刚刚流行的新文学，他也照样接受。
经常教学生们研究语体文写作，又选了不少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新文学作品，以及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
博学多才的潘小凡，终年以读书为乐，却并不是个书呆子，他对艺术戏剧也很爱好。
他认为求学时期，生活不能太刻板，应该活泼而且多彩多姿，于是，他教学生们演舞台剧并自己参加演出过一出《孔雀东南飞》。
前川中学的教员，除了这位杰出的潘先生之外，教博物理化的，是镇江人刘庆萱，教史地的先是胡康民的同学萧介卿，后是镇江李长傅。
李先生后来以南洋史地闻名国际。
教英文的有资深的本国教员和一位英国牧师，全都是第一流的人选。
惟独数学一门，在一学期之中竟换了两位教员。
最后，由黄陂胡子浚先生接替，才得以安定下来。
胡子浚的教学法新颖而活泼，很能引发学生们的兴趣。
在他教(a+b)2=a+2ab+b的时候，画一长方形再画一十字，学生都懂。
但是，教(a+b)3=a+3ab+3ab+b之时，学生则很难懂。
但胡先生的启发性教授法，使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第一学年的下学期，与胡业崇同寝室的几个同学，全都十分用功，其中以陈姓和雷姓的两个失学青年，年龄都比胡业崇大上七八岁，更知努力。
年幼而顽皮的胡业崇，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影响，也渐渐地用起功来。
于是，各门功课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数学，更是成绩优异，学期考试，不仅是应付裕如，而且凌驾于全班同学之上，与其他功课一样，很轻易地考了个满分。
如若发榜，他将名列第一。
但胡康民告诉教务处不要贴榜。
消息自然传出。
从此，全校师生没有人不认识胡校长的儿子，是全校年纪最小，而功课却是最好的一个。
读书既不费力，胡业崇也就有了充裕的余暇，可以用来注意外界的事物了。
当1919年“五四运动”初起时，胡业崇毕竟年龄太小，对这些事还很懵懂，而这时，他已是个中学生，长年博览群书，见闻日广，对于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也就关心起来。
1921年11月，美国政府为解决太平洋问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那便是华盛顿会议。
后来成立九国公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中、英、美、法、日、意、荷、比、葡等国，都派了代表列席参加。
其时，我国民间的爱国运动和民族运动，正风起云涌，热烈澎湃，各地学校的布告栏上，贴满了这类的新闻剪报，更有人将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印了大批传单，每天从外地寄来，由学校散发。
街上出售的折扇，也都印上了那代表国耻的“二十一条”条文。
上课时，教员们悲愤万分地向学生们陈述着那等于亡国的条约，同胞们是如何地不能接受，是多么应该万众一心地来反对这卖国条文，收回国权！
一时间，学校里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个个悲愤填膺，胡业崇此时对这些国家大事，已有相当的认识，他同样气愤万分，认为这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
当时，前川中学的师生们，分别组队到黄陂街上去发表讲演，作反日宣传。
胡业崇当然也参加了他那一班的队伍，每个星期天外出，到大街小巷，到城隍庙或茶楼酒馆去演讲。
不久，有一位韩国志士金在天，到前川中学来演说，讲述韩国亡国的悲惨情形，他还携带了一些书来，其中有一本《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印有日本人残杀韩人的照片。
他将那些照片拿给大家传观。
当他讲到痛心处，禁不住泪随声下，哽咽不止。
学生们无不感动。
学校也将这书买了好多部。
自此，胡业崇对日本和韩国就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由此而使他更加自励自勉，努力用功，立志将来为国家而奉献一己的心力，并且立志，不仅绝不做亡国奴，而且要尽力将日本打败。
每天，他都是在十分轻松的情形下，做完学校的功课，空暇的时间，他仍是手不释卷地阅读课外书籍。
起先，胡康民给了他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格言《青年修养录》，叫他选择有益的句子抄录下来，时时默诵。
随后，胡业崇又想着自己“著书”。
他耐心地将有关的书，分别选择了抄录在一起；又将几种不同的书，精简着抄下来，自以为已“著”了一部更有用的新书了。
除此，他还将两种不同的英文字典，互相补充抄写，算是一本更详尽的字典。
这样地抄写、对照、编排，着实费了不少工夫。
但这究竟太吃力了，他“著”书的兴趣，终于渐渐衰退，不久，便停止了这项工作。
1923年夏天，他偶然看到梁启超的一篇关于国学书目的文章，劝人藉著书而读书。
这话又提起了他的兴致，恢复了抄书生活。
不过，这回他不再全篇照抄了，而是选择精彩的片段抄录下来。
一次，他将《晨报》副刊上谈回教文化的文章抄了一篇，又将一份杂志上谈文艺复兴的文章录下，另外，还选了几篇讲外国学艺的论著，择要录在一本簿子上。
然后，又从古诗源、诗经、楚辞、唐诗以及词曲选本，一直到《民铎》杂志上介绍粤讴的文章，就他自己爱好的再选一次，叫做“抒情诗选”。
胡业崇读书愈多，兴趣愈浓，经过逐字逐句的手抄工作，记忆更深刻，因之竟养成了一种如饥如渴的求知欲。
每天，除了上课、吃饭和必须做的琐事之外，几乎全部的空余时间，他都是一书在手，乐在其中。
爱书成癖的胡业崇，很为自己庆幸。
因为他那时不愁没有书看，乡下老家的藏书固然丰富；学校中的图书馆更有看不完的新书。
当时他最常看的，除了北京上海的报纸之外，还有《学生杂志》、《东方杂志》，以及北大、南开出版的刊物。
另外，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共学社、尚志学会等，都各有业书出版，供他随时翻阅。
此外，程孝成先生的父亲，是清末黄陂的教论，他家藏书极丰。
程孝成逝世后，程家的那些书，就卖给了前川中学。
当时，胡康民的书房中，还有严译著作和林译小说多种，康梁文集和各书局送来的新书，以及各种小册子，将几只大书架，堆得满满的。
书虽多，有时仍嫌不够，原因是他阅读的愈多，速度也便愈快；别人要三四天才能看完的一本厚书，他却只须半天的时间，就可以一字不漏地从头读到尾。
有时，连他父亲都有些不相信他真的看完了，曾训了他几句：“你这么快就看完了这本书？”“看完啦胡业崇答得很干脆。
“只怕是囫囵吞枣吧！
你倒说说看，这本书里面说了些什么？你要能把内容说出来，那才是真的看了，否则，你看得再快、再多，也等于零，有什么用？”“爹，我是真的全部看完了嘛胡业崇说着，便将那本书的内容、章节、含意以及他的读后感，一一说了出来。
这不但证实了这个年轻的孩子没有说谎，同时也说明了他读书既快，且能吸收、消化。
胡康民对这个儿子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儿子喜欢读书，他当然高兴，因此，儿子要买书，他是从不吝惜的。
当他有事到汉口去，回来时，也总是带来大批的书籍。
而胡业崇对书仍是永不嫌多，校中各教员都有藏书，尤以潘、李二位先生的宿舍里，书籍杂志更多，也都愿意借给他看，并且经常互相讨论。
有些专门性的文章，胡业崇看不懂的，他总是虚心求教，从不厌倦。
有这么多的书报可看，胡业崇依然不断地找寻新的读物。
他的几个有同好的同学，在上海出刊的报纸上，发现了卖廉价书的小广告，便根据梁启超的国学书目，分别购买，收到之后，大家传阅。
后来，胡业崇又知道了上海有个“通讯图书馆”，于是，他立刻按址写信去借书，自1923年到1924年之间，他经常和这个通讯图书馆联系不辍，藉邮寄借阅了不少的书。
那时期，胡业崇和一般同学的课外读物，大概可分为两种：一是胡适所谓的《整理国故》和《介绍思潮》。
前者，主要是梁胡所著《哲学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历史研究法》、《文存》、《演讲集》、《学术近著》等。
还看了一些章太炎的《白话文》和《国学概论》等书。
此外便是《宋元戏曲史》和商务出版的《国学业书》。
但对真正的国学原本，他却并没有作深入研究，倒是对《饮冰室文集》中，关于西哲论述，商务所翻译日本人的《近代思想》、《八大思想家》之类的书，杜威的《思维术》，罗素的《哲学中之科学方法》，以及共学社的译著，他也常常浏览。
对于各种杂志上批评与讨论国学或古人的文章，介绍外国学者思想的文章，胡业崇照样看得不肯抬头，虽然他不一定全都懂得，至少也有开扩眼界、增进知识的益处，所以胡康民从不阻止儿子博览群书。
从此，胡业崇每天的生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
过去那个顽皮、好动，喜欢抱不平和人打架的小顽童，已一改常态，变成了一个终日安安静静，埋首书堆中的小书生，别的事，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1923年夏，学期结束，胡业崇照例又考了个第一名。
胡康民好不为难，只得又不发榜，免受人议论。
暑假开始，胡康民叫两个儿子先回家去，他自己因为还有很多事待办，决定在学校多住些日子再回去。
父亲没有同行，胡业崇回家，可就如鱼得水了。
每天什么事也不做，捧着本书，找个荫凉处坐下来，在清风蝉唱中看着书，一面吃着慈母为他准备的冰瓜雪藕，好不自由自在。
1924年的冬天，北风呼啸，瑞雪纷飞，天气很冷，但是前川中学却洋溢着一团喜气，原来那正是旧制和新制两班学生的毕业之期。
胡业崇是旧制班毕业生之一，他的志愿是“科学报国”。
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决定投考河北唐山的交通大学。
对考大学，他是极有自信和把握的，因此在毕业前的那一段日子，他的心情反而十分轻松。
他原打算早日首途北上，投考唐山交大的，这也正是胡康民的意思，因此，毕业后，他兴冲冲地收拾行囊，告别了母校和师长、同学，先回到老家，他要好好地和慈母家人团聚，为的是以后远赴外地去升学，就不容易时常见面了。
胡康民安顿好学校的事务，直到农历年前三天才回到家，当时，在饭桌上，他对儿子说：“业崇，我看，送你到唐山考交大的原定计划，恐怕要改变了“什么？要改变计划？为什么？爹，为什么？”“唉——”胡康民皱皱眉，长叹一声：“时局太乱了啊！
江浙战争和直奉战争接连而来，由南到北，这一路都是烽火连天的，你怎么走法？再说，冯玉祥在北京政变，老曹滚下了台，老段又上台了，也不晓得明年会变成什么样儿，看来多半还有乱子，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唉！
”听了这话，余氏头一个紧张起来，她睁大了双眸，连忙对儿子说：“哎呀，这怎么得了！
业崇，你可得听你爹的话，千万不能任性，硬要往北方跑啊！
”胡业崇好不失望，他俯下头，紧紧地皱拢起眉峰。
“你不用难过，还怕没有大学让你念么？”胡康民见到儿子那失望的神情，有心抚慰，故意加重语气地微笑着说：“倒是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他的话很有鼓舞作用，胡业崇果然聚精会神地急急追问：“什么好消息？爹“我听说石瑛先生要接掌武昌师大。
知道吗？武昌师大要在明年改制为武昌大学了，很多人都相信石先生能请到好教授，办好武昌大学“真的？”胡业崇的情绪因这些话而渐趋兴奋。
“当然是真的胡康民微笑着：“等过了年，我就送你到汉口，可以住在怡泰和，那儿一切都方便。
你住在那里先安心自修，暑假就去考武大“好的这时，坐在一旁的胡清心，也乘机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要求：“爹，大弟既然决定了投考武大，我想，明年我在木兰毕业后也到武昌去读女师好不好？大弟在武昌，我去了，也好就近照顾他；再说，我已经耽搁好几年，再不升学，我可不甘心！
”胡清心向来颖慧好学，这几年在家帮着母亲照料家务和田上的事，是个又孝顺，又能干，又有上进心的好女儿。
如今，小的儿女们都已渐渐长大，田上的事务也有可靠长工帮忙，胡清心想要升学，原也应该，因此，胡康民稍稍考虑了一下，也就慨然点头应允：“也好，你明年暑假去考武昌女师吧升学问题，就这样作了决定。
农历年后，胡业崇跟着父亲先行离家，来到汉口，下榻怡泰和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