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孙中山先生北上，扩大招收国民党党员，各地都在尽量地争取优秀青年，胡业崇也很快地由一位族兄介绍入党。
住在十里洋场的都市租界中，胡业崇首次耳闻目睹到西化社会的种种不平，西洋人和东洋人的作威作福，中国苦力在洋人的短棍与喝斥下汗流浃背，牛马不如地出卖着苦力，这种种都令他极度地愤慨。
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半都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内心充满了单纯、正直、悲天悯人的爱国情操，胡业崇自然不会例外。
就在怡泰和商行的附近，有著名的书店“扫叶山房”，那儿除了出版线装书销售外，也代卖别处出版的有标点符号的中国书，又在不远的前花楼街口，有商务印书馆和几家新书店，这是胡业崇住在怡泰和商行最高兴的一件事。
他为自己拟定了一个作业表，每天上午，专心准备应考的功课，下午才能看其他的书，扫叶山房和其他新书店都近在咫尺，自然是他光顾最多的去处。
一有空就遛达过去，翻翻架子上的图书，也陆续买了不少的诗文词曲和小说带回去欣赏。
这样的日子，过得倒也平静而惬意。
直到那一天，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武汉各界，也举行了一次极为隆重的追悼大会。
胡业崇觉得，自己既已加入了国民党，自然应该对国民党的领导人物行礼致敬。
怀着这份肃穆崇敬的心情，他很早地到达会场，参加了那次的追悼大会。
会后，他对这位从未谋面的伟人的生平，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才意识到孙先生之死，是国家多么重大的损失！
不由心情沉重，胸中凝结着一团化不开的抑郁。
过了几天，胡康民也到了汉口。
两日后，胡康民买来了两大包书，一套胡刻《昭明文选》，一套《章氏业书》。
他说：“这两套书，你不妨翻翻看，看得懂，就留着；看不懂的话，不必勉强，我带回去看胡业崇好不兴奋，立刻捧着书翻阅起来，看了好久，见到他父亲以询问的眼光向他注视，于是，他说：“《昭明文选》里有少数文章我读过，大部分没有读过。
我觉得前面的比较难些。
可是，仔细地看过了注解，也可以懂。
只有《章氏业书》，没有标点，实在叫人头痛！
不过，除了国故论衡之外，只要把句段弄清楚了，也就不算太难了听了这话，胡康民点点头，微笑着说：“嗯，很好，我就是要度试你看书的能力。
要知道，太容易了也不好的。
越难，你看懂了之后，越觉得滋味无穷，而且深入脑海，容易记住。
不过话说回来，你现在不必忙着看这些书，还是准备考试要紧“我知道，爹胡业崇恭顺地答应着，他瞄了一下书桌上两大堆软性读物，心想，爹可能是怕我沉迷在这些软性文字中，才特地买来这么硬性的书给我看的吧？！
“哦，业崇，我已经跟武昌鄂州旅馆的李老板讲好了，你明天就搬过去住吧。
那边比较适合你用功，不像汉口这个华洋杂处的码头，地痞流氓太多了，你们年轻人不宜住在这里“爹是说，我一个人去住旅馆？”胡业崇为之愕然。
“嗯胡康民肯定地点头：“你不必怕，鄂州旅馆的老板李先生和我很熟，他为人很正派。
你去住，他会照顾你的。
再说，你占用后院一个小房间，花费并不多，饮食起居都方便，我也放心胡业崇想了想，心里很高兴，说道：“爹的安排太好了！
老实说，汉口的许多事情，我实在看不惯，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索性搬到武昌去当晚，父子俩整理好了行李书籍，第二天一早，就过江来到武昌，搬进了鄂州旅馆。
这几年，体质素弱的胡业崇爱书成癖，除了读书，什么也不干，户外活动，更是无暇顾及，竟然愈来愈瘦。
眼看儿子如此瘦弱，胡康民很感忧虑。
从前在黄陂练过一阵子拳术，早已不再练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既不讲究吃，又不喜欢运动，独自住在这里，乏人照料，只怕对健康更为不利，他必须有所安排才行。
经过数日奔走，到处托人，胡康民的朋友又多，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位也在武昌的有名拳师闵八爷，谈妥了请他教胡业崇习拳，巴望这个瘦弱的孩子，能够强壮起来。
胡业崇住在鄂州旅馆，除了每天清晨勤练拳术之外，依然是上午自修应试的功课，下午随意看书。
不久，他就打听到距旅馆不远，只隔着三条街，就有不少的旧书店。
还有一家“时中书社”，专卖当时新出版的书报杂志，特别是上海书店出版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书，应有尽有。
附近有这么多的书店，就像是发现了宝山，胡业崇高兴极了。
第一天去逛书店，他就买了一本《新青年》。
那是列宁逝世周年与十月革命专号，那本书的前页有三个口号——我们的旗帜——列宁！
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
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
那本书中除了瞿秋白的文章外，有陈独秀讲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关系。
大概是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第三国际殖民地问题议决案而写的。
他的意思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延长寿命的源泉。
西方社会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两方面结合起来，即可完成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明白而又简洁。
另外，胡业崇还买了本民智出版的考茨基所著《资本论解说》。
看了这些书，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人在胡业崇心中所占的地位更渐渐扩大起来。
不久，他又买了两本《朱执信全集》。
其中有两句话，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那便是——作人为学自待，应学尼采的超人哲学！
对社会应用马克思唯物史观！
这两个早已熟知的名字，至此又联合起来，在他心目中的比重更形增加了。
只是，马克思的书还容易买到，而尼采的却不易求，得慢慢地找。
没几天，到底被他找到了几本，有《民译杂志尼采号》、《创造季刊》上一篇译文《查拉查斯特拉如是说》，李石岑和其他的人所写、有关尼采的介绍或翻译的书。
不久，考期到了，胡业崇也就放下了对政治的热心，专心应试。
那年，投考武大的有三千多人，文科和理科各录取新生六十名。
竞争的人虽多，胡业崇依然轻易地考入理化系预科，顺利地搬进了大学宿舍。
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国文试卷得到出题的熊十力先生的欣赏，六年后为他解决了一大困难。
开学后，功课相当繁重。
教数理的教授有陈建功、黄际遇与陈可忠等，教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是费鸿年与薛德焴。
有关国文方面的课程，教授有黄侃、郁达夫。
教经济学的是周佛海。
以上这几门课有的用中文讲解，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西洋史等，全都是英文课本，这就比较吃力些了。
教英文的有杨振声、吴之椿。
除了这些，还得做代数、物理习题，到实验室作定性定量化学分析等等。
第一个月，这些沉重的功课压得胡业崇简直有些透不过气来，不得不整天伏案用功，全力以赴。
这样地苦读了一段日子，各门课程终于逐渐地都进入了情况，不再感到困难和压力，也就越来越轻松，有余暇可以看看课外的书本了。
武大的制度是八个学生分配一间自修屋，是按照放榜名次，依序编排的。
胡业崇和另外七人，都是名列前茅的新生，大家合用了一间自修室。
八人中除了胡业崇是湖北人，另一江苏人外，其余的一律是湖南人，都是有名的湖南一师的毕业生，他们也准备进数理化诸系的。
那时期，学生们的国文程度都很高，因此，在本系之外，对文学都很感兴趣。
课余之暇，有的哼哼十八家诗钞，有的读读唐诗三百首，也有的捧着一本朱敦儒的《樵歌》，以湖南土腔怪声高唱，自然也有人爱看中英小说。
只有胡业崇在课余时看了一部《国民经济原理》，并到图书馆去搜寻有关于尼采的书看，不论是中文，或是英文的，他绝不遗掉一本。
在前川中学时，胡业崇是全校年龄最小的一个，到了武汉大学，依然是最小的一个新生。
有时在自修室，大家做完了功课，聚在一起聊天儿，才发现，这个小老弟读过的书最多，别人看过的任何书，胡业崇都很熟，谈起来无不头头是道；然而提到尼采，就只有他一人可以如数家珍，其他的人就无法接口了。
因此同学们都很佩服，大家谈得高兴，常常将他高高地举起来，大叫：“小超人，胡业崇是小超人！
”就这样，“小超人”这个绰号便流传开来，胡业崇也不怎么推辞，因为他的确以此自许。
那时期，他曾一再地将马克思和尼采加以研究与比较，总觉得尼采的比重要大得多。
“超人”的观念，倒也有个好处，当时武大的风气相当俭朴，全校学生中穿西装的，只不过少数几个广东人。
此外，大多数都穿白竹布衫，白牛皮鞋。
而这在胡业崇的眼中，已觉够漂亮的了。
他本人在严父的调教下，衣着从不追求时尚，上了大学，仍然穿的是乡下人的传统式样，对襟短褂和长裤，慈母手制的布底鞋。
如此装束，在武大除了他绝无仅有，经常会有人以异样的眼光打量他。
如果不是有着“超人”的观念，他又怎能泰然处之？！
不久，学校规定，学生要穿同一式样的黑呢制服，这一来，胡业崇与大家一样，自然也就不会常常招引来一些令他不舒服的注目礼了。
新制服穿上身还没有多久，有一天，胡业崇刚刚走出校门，正巧有一个乡下人，肩上一根扁担，挑着满满两大桶粪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多年来，胡业崇看书已成癖好，实在看得太多，眼睛在不知不觉间患了近视，他自己却并没注意到这件事，而他的脑子又从不闲着，一个人走路时，总是思索着某些学问上的问题，周遭事物，根本不加注意，偏偏又视觉模糊，当那挑粪的乡下人经过他身边时，他竟然不知躲避，反而心不在焉地迎了上去，恰好撞到了后面的那只粪桶，那污浊的粪水，就无可避免地泼洒出来，溅到他那套崭新的制服上。
“哎呀！
”这时，胡业崇才从沉思中回到现实，发觉到自己的遭遇如此不堪，不由大吃一惊，慌得他直往后退，一面大叫：“你这人是怎么搞的？怎么挑着粪桶往人身上撞？”“唉，你自己不长眼睛，撞到了我后面的粪桶，怎么反而怪起我来？”挑粪的两条泥腿上也溅了大量的粪汁，他放下担子，向胡业崇吼了起来。
一时，臭气熏天，旁观的路人，捂着鼻子看热闹，有的人忍不住哈哈大笑。
胡业崇看了看这周遭的情况，才知错在自己，怪不得人家，于是，他忍住了一肚子的委屈，向那挑粪的说：“对不起，是我没看清楚他说着，顾不得一身狼狈，便以最快的速度，一口气奔回宿舍，赶紧沐浴更衣，将自己大大地清洁了一番，又将那套新制服放在地上，先用水冲了又冲，随后再用肥皂和热水洗了又洗，足足忙了一两个小时，看起来衣服是干净了，但是那股子臭气，却像是已渗入了呢料的纤维，怎么都洗不掉了。
一气之下，他将那套漂亮的制服丢到一旁，决心不要了，从此，他又穿上了自己的“小超人”装。
那年，胡清心也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武昌女子师范，姊弟两个常常见面。
一天，两人又在街上一位族人家中碰头，胡清心发现弟弟又没穿制服，她很诧异，就问：“哦，上次见面，我就想问你了，后来谈到别的事，一打岔，就忘了。
我问你，最近你怎么都没有穿学校制服呀？”提到这件事，胡业崇就感到满腹气恼，心里好不委屈。
“我把制服扔掉了他说。
“什么？扔掉了？”胡清心愣了一下，摇摇头：“鬼话！
我才不信“是真的“为什么？”到此，胡业崇不想说，也只好说了，于是他将碰到了粪桶的事向姐姐说了一遍。
胡清心听后，啼笑皆非，她皱拢眉峰埋怨起来：“大弟，你这个坏毛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掉？爹交代过多少次，我也经常地提醒你，走路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胡思乱想，你怎么老是当作耳边风呢？马路上行人车辆那么多，像你那样走路的时候心不在焉的，多危险哪！
你看，这下可好，居然撞到了粪桶，多脏嘛！
”“我又不是故意的胡业崇满心委屈地说：“当时我虽然在想一个问题，可是也并不是没看到那个挑粪的呀“既然看到了，为什么不躲开点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看是看见了，不过，模模糊糊地，还以为距离很远呢，所以没有提高警觉嘛听了这话，胡清心若有所悟地仔细注视着弟弟的眼睛，然后，她将刚刚买来的一本书举了起来，又站起身，退后两步，问道：“大弟，你看得清这本书的封面上，是什么字吗？”胡业崇眯起眼睛，左看右看，摇摇头：“太远了，看不清楚“你过来拿着书，让我过去看看胡清心说着，便将那本书交给弟弟，两个换了个位置。
于是，她立即大惊小怪地说道：“哎呀，距离这么近，不要说那几个大字，就是旁边的两行小字，我也看得清清楚楚呀！
”“真的？”胡业崇表示不大相信。
“当然是真的，难道这也值得夸口？”胡清心说着，就将封面上的字，一一念了出来。
然后下着结论：“我看，你的眼睛有问题，要不是有病，那就是患了近视了。
今天晚上我就写信给爹，让爹星期六来一趟，带你去看看眼科医生，这事可耽误不得听了姐姐的话，胡业崇也着急起来，他要读书，他要研究学问，如果眼睛坏了，岂不万事皆休！
这问题太严重了啊！
于是，他焦灼地期盼着周末父亲的到来。
接到女儿的信，胡康民自然放心不下，果真在那个周末的中午，就赶到武昌来了。
当日下午，他带着儿子到汉口一家有名的眼科医生处作了检查。
还好，胡业崇的灵魂之窗并没有什么病，只是用目过多，已成了近视，大家全都放了心。
那晚，胡康民就在精益眼镜公司为他配了副眼镜，戴上了眼镜，眼前景物，立即十分清晰，连最细小的东西，也可以一览无遗，不再觉得吃力了。
那一天，胡业崇接到一纸通知，邀请他参加武大国民党支部会议。
看了那份通知，他很感意外。
自从上了大学以来，从没得到一点有关国民党的消息，也不见有人与他联络，这时竟突然接到了开会通知，他才晓得，原来武大也有国民党支部。
为了好奇，他决定去看个究竟。
到了开会的那天，他很早就到了会场，没想到已有很多人比他到得更早。
进门后，有个接待人员，很客气地指引他去签名，然后递给他一份广东出版的《政治周报》。
翻阅了一下那份刊物，他才知道广东国民党要人廖仲恺，因遭人嫉视，这年的八月二十日被刺殒命。
胡业崇虽不认识廖仲恺，但这位有功于国的爱国志士，竟被政敌所害，他却愤怒极了，对于暗杀的残暴而卑鄙的罪行，他更是深恶痛绝！
拿着那份周报，他走进了会场，随意找了座位坐下，四下望了望，竟没有一个熟人，他只得静候开会了。
渐渐地，进入会场的人络绎不绝，越来越多，很快地便座无虚席。
又等了一会，终于有人走上讲台，说了几句开场白，然后另有一人上台作政治报告，讲述6月23日发生在广州沙基的惨案经过，以及廖仲恺被刺的情形，并谈到国家所面临的情势，本党同志所应走的路线等等。
胡业崇先是很专心地在听着，后来，他偶然被邻座的一个年轻人所吸引，便无心再听台上那并不精彩的演说了。
那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型的人，满面洋溢着文质彬彬、不同凡响的书卷气。
这种气质，胡业崇是很欣赏的，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两眼。
没想到那年轻人也正以同样具有好感的友善眼光向他注视。
两人的视线接触时，彼此都忍不住笑了。
“这位同学，你贵姓？”对方先开口这样地问。
“我姓胡“哦，我猜你一定就是小超人胡业崇吧？”“咦！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胡业崇禁不住有些兴奋了。
“你是我们武大最年轻，功课又极好的一个，许多人都叫你小超人，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把我说得这么好，不敢当的胡业崇既高兴又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呢？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大名呢“我叫严达洙，读文科严达洙索性从衣袋中取出纸笔，写下了自己的姓名。
“你好像不是湖北人吧？”胡业崇接过那张纸片问。
“我是江西人二人就此聊了起来，等到散会，彼此已谈得十分投契，像是一对无话不谈的老友了。
11月初的某日课后，胡业崇夹着书，正打算回自修室去，忽见严达洙朝他走来，一见面就问：“喂，胡业崇，有空没有？”“有空呀“我有事想和你谈，我们到操场去好吧？”严达洙的话，虽像是征求意见，却又不等回答，拉着胡业崇便走。
“看你的神情，好像有什么大新闻要告诉我，该不是你又写了一篇精彩的好文章吧？”胡业崇笑着问道。
“等一下再讲严达洙却没有笑，他的表情竟然很严肃。
这时，有不少的同学，三三两两，从他们的身边过去，严达洙便不再开口，直到两人来到操场的一角，那里僻静无人，他才正色地说：“业崇，我问你，你对帝国主义有些什么看法？”“这还用说吗？帝国主义根本就是祸乱的根源！
不打倒，国家就不可能有前途，也就富强不起来胡业崇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没等对方说什么，他又很兴奋地接下去：“告诉你，我刚刚看完了一本书，漆树芬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的确是见解不凡，写得好有道理！
”胡业崇原以为严达洙一定也有兴趣讨论这本了不起的书，不料对方似乎并不怎么注意他的话，却自顾自地说道：“想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先打倒它的根本，也就是资本主义。
而更重要的是，应该建设社会主义。
你要明白，从消灭资本帝国主义，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段过程，是先破坏，然后才能建设。
这，就是世界革命严达洙说到这里，他的眼眸里已泛滥着无比的热情，让人无可抗拒地被他所吸引，而凝神地听他说下去：“我跟你说，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就是苏俄。
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不但要打倒帝国主义，还要继苏俄之后，建设社会主义！
”他的这些话，胡业崇早在书上看过，在国民党支部开会时，也不止一次听到人讲过。
但是，当时的胡业崇毕竟还只是一个未满十六岁的少年，因此并没有仔细地想过这些问题。
这时听严达洙对这些理论竟抱着如此之高的热忱，如此之大的信心，他不由也提高了探求的兴趣，于是，他问道：“你是不是确定社会主义真的是人类的理想，而苏俄已经成功地实行这理想了？”严达洙思索了一下，答道：“这问题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不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要不得，总是事实。
社会主义总要好得多吧？！
至于苏俄是不是已经很成功地实行了这个理想，我没亲眼看见过，不敢轻作论断。
不过，根据许多书籍和游记的记载和介绍，他们正在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没问题的“什么书和游记？”“我那里有很多种，你要看的话，回头到我宿舍去拿好了严达洙说着，神情端肃地顿歇了一下，便又郑重其事地说下去：“业崇，我知道，你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热血青年，你实在应该参加世界革命大业，尽一份力量。
换句话说，我希望你加入我们的‘中学’他把“中学”这两个字说得格外用力，倒把胡业崇弄糊涂了，不禁困惑地问：“什么？加入你们的‘中学’？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在我没有说明之前，你当然不会懂严达洙说：“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那就是——国民党只是革命团体的第一阶段，称作民校，上去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算是中学；再上去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称为CP，那才是大学资格“可是，我们都已经是大学生了呀，怎么能倒退回去再进中学呢？”听他这样说，严达洙笑了，连忙解释：“这是两回事呀。
所谓中学、大学，和学历不相干，而是一种组织，是以年龄来区分的。
拿我来说，我是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本来简称SY的。
前几个月才改称CY。
按规定，没有满20岁的人，就不能进入‘大学’，也就是CP，你懂了没有？”胡业崇一面听，一面思索，但是，这些，实在太陌生了，一时之间产生不出较明确的概念，自然无法立刻接受。
于是，他不当一回事地顺口问道：“加入了中学，要干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意思？”“要进了大学，才有实际的工作，中学只是预备性和教育性的一个团体，不过是看看书，互相讨论讨论，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也不能说没有意思呀！
”“既然你说好，我相信大概没有问题。
不过，我的功课太忙了，这件事等过一阵子再说吧胡业崇既不急于加入CY，严达洙也不强邀，并且不再提这件事了。
随后他又谈了些世界大事，以及他对国是的看法，两人才一起离开了操场。
当晚，严达洙就拿了几本书给胡业崇。
其中一本小书《新社会观》，内容是讲一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以及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第二国际、俄国革命与第三国际的历史。
还有俄国新社会的宣传文章。
另外的两三本，是关于劳农政府和新俄游记等。
这几本书，胡业崇在两天内就全部看完。
那些“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论，他早已知道，而且，“三民主义”他也看过似乎不止一次了。
其中虽然批评马克思学说，他认为那倒无关紧要，因为原则上孙中山先生是承认共产主义的远景的。
只不过，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
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正好相同。
事实上，人类总是要由现在走向将来，自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脑海中孕育起这样的思想，他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憧憬，也就渐趋认真，所以，当严达洙第二次劝他加入“中学”(CY)时，他便答应了。
又过了两天，严达洙陪同两个人和胡业崇见面。
其中一个留俄的学生，也是武汉大学的“中学”(CY)负责人；另一个姓刘，既是黄陂同乡，又是胡业崇一个族兄的朋友，原是认识的，胡业崇只知他是国民党，没想到他竟是当时武大惟一的一个“大学生”(CP)。
大家谈了一会，很是投机，那个“中学”负责人，还把胡业崇大大地恭维了一番，并说：“我早就听说胡同学家学渊源，书读得多。
难得又这么思想进步，希望你能为我们写篇文章，让我拿去发表好么？我想，胡同学总不好意思拒绝吧？”“怎么会！
我遵命照办就是了胡业崇并不推辞，因为他觉得叫他干别的活动，他未必能够胜任，但写篇文章，却是很容易的事。
第二天下课后，他就将近几个月来所看过的有关“左倾”书的读后印象和感想，整理归纳起来，写了一篇很不短的文章。
文中由帝国主义，谈到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居然洋洋洒洒，说得很有见解。
文章交了卷，他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不过只隔了三天，一本妇女刊物《十月革命纪念专号》上，竟将他的文章刊登出来。
严达洙高高兴兴地送来了一本，说：“业崇，你的文章登出来了，大家都称赞你写得好呢见到自己随笔写出来的东西，竟这么快地变成了铅字，排在刊物上，而且占了很重要的篇幅，胡业崇也很兴奋。
接过那本《十月革命纪念专号》，他一面翻着，一面说：“怎么这么快？”“他们都说，你很了不起，这篇文章，很受重视哩！
”几天之后，另外一件事，更令胡业崇感到意外，那便是一份很有分量的刊物《武汉评论》的负责人，找到了胡业崇，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便郑重其事地邀请他参加编辑工作。
《武汉评论》原是国民党在秘密时代的机关报，而当时湖北省党部主持人，大部分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人物，如董必武、钱亦石、邓初民、张栗原等人；也有纯国民党以及自始反共的，如杨一如、罗贡华二人。
这些人都是因《武汉评论》而彼此相识。
1926年7月，胡业崇和他大姐清心，正在家中消磨暑假，尽管时局紧张，各战区烽火弥漫，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与胡业崇没有关系，他仍然每天坐在大树阴下，闲逸地看书、沉思，听听蝉鸣，日子和往昔一样的平静而又安逸！
到了8月尾，开学之期将届，姊弟俩收拾好行囊，雇人挑着，准备到离家十五里路的长轩岭镇上，雇独轮车进城，并决定在县城里耽搁一天，然后再赴武汉。
二人告别了母亲和弟妹，便轻松地谈笑着上路。
不料走了还不到五里路程，忽有一人大汗淋漓地从后面追来，气喘吁吁地一面招手，一面喊着：“喂，喂，不要走了，你们两个赶快回去！”胡清心首先发现，追来的人是堂兄胡业山，看他神色张皇，便猜到一定有非常的事故，因此她抢先问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是的那位堂兄用衣襟拭着脸上的汗，点了点头：“快回去吧胡业崇的心扑通扑通地急跳起来，他立刻敏感到，事情一定是与父亲有关。
于是，他迈前一步，紧张地抓住胡业山的胳臂，气促地问道：“是不是我爹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赶来报信，幺叔被捕了，是湖北督军陈嘉谟下的命令，罪名是通匪通敌，也就是说私通革命军。
由黄陂刘知县亲自押解，带到武昌去。
听说，还派了一队枪兵和一队大刀队，沿途监视着哩！”胡业山是个乡下人，心中气愤，口里就溜出了一句粗话：“他妈的！我幺叔是个读书人，又不是江洋大盗，搞这些阵势做什么？！”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也太令人震惊了！胡家姊弟俩顿时心慌意乱。
胡清心那原已缺少血色的双颊，立即变得苍白如纸，那成串的眼泪，便潸潸涌出，她用发抖的双手，紧紧拉住堂兄的一臂摇着，连问：“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把爹抓去，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呀，你们先别慌，我们回去再商量胡业山不得不安抚一下：“说不定是抓错人了于是，三人又急急地转身，踏上归程。
抵家后，全村的人和远近乡亲，差不多全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一批批的人，纷纷前来慰问，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猜测。
有人说：“这还得了，光天化日的，把人抓了去，这不是太冤枉了吗？康民是个正人君子，他为地方出钱出力，全心全意办他的教育，根本不谈政治，怎么会和革命军有关联呢！”“这明明是弄错了，我想，像康民幺爹那么好的人，绝不会怎么样，菩萨会保佑的也有人持着乐观的想法。
但一些较有经验的人，却在一旁窃窃私议，认为情况如此严重，恐怕是凶多吉少，不免暗暗担心。
这天，一家人如坐愁城，连饭都无心吃了。
那一夜，谁也没有阖眼。
商量的结果，胡业崇姊弟得到了母亲的同意，还是决定翌日启程赴省，就近一探究竟。
第二天一早，姊弟俩就动身进城，沿途和街上，全都在谈论胡康民被捕的事，也都表现出真诚的关切和不平，然而谁也不知道这匆匆赶路的姊弟俩，正是胡康民的子女。
抵达前川中学之后，同样地，教员和同学们，人人都为这件飞来横祸而焦急；各方亲友，不论年老或年轻的，也都接连不断地前来打听消息。
但是，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人，能想出营救胡康民的办法。
在前川中学的两日之间，胡业崇姊弟才明白这件祸事的由来。
当年那贪赃枉法的徐县长，是由胡康民代表乡里，出面控告而下狱致死的。
而这次新上任的刘县长，正是徐县长的近亲。
他特地夤缘来到黄陂，原是有心来报复的，同时，省城里某些居心叵测的议员与富绅，也正因正直的胡康民有碍于他们的狼狈为奸而急欲打倒他。
既有此机会，也就和刘县长联合起来，决心除掉这个眼中钉，因而利用时局混乱的机会，诬告胡康民通敌——勾结北伐革命军，并以此罪名被捕。
他们的原定计划，是将胡康民押解到武昌之后，立即枪决，以除后患。
不料刘县长押解胡康民出城搭火车的时候，由黄陂接平汉线的那一段轻便铁路的班车，已经开走了。
刘县长便利用权势，强迫铁路局员工，另外加开一列专车，好让他押着犯人上路。
谁都知道，这条轻便铁路，是胡康民和朋友们排除万难，一手所创办，铁路局全体员工，都对胡康民十分尊敬，如今刘县长要押解这位对地方上有极大贡献的正直的好人去受刑，他们岂肯助纣为虐，当时便一口拒绝了。
刘县长自以为是一县之长，他的命令，铁路局居然胆敢违抗，不禁大怒，当即暴跳如雷地喝道：“我叫你们加开一列车，你们怎么可以违抗命令？”“对不起，我们铁路局开车，有一定的时间表，实在没办法违规例外一个年轻的站长，从容不迫地回答。
他曾是胡康民的学生，毕业后就进入铁路局服务，也是胡康民所推荐，并为他作保的。
目前，他的弟弟还在前川读书，对胡校长，他是衷心敬佩而又感激的。
既明知刘县长要送胡校长去送死，他当然不肯做一个帮凶。
站长的回答，激恼了刘县长，他立时睁圆了一双三角眼，怒气冲天地跳起脚来，恶狠狠地吼道：“放屁！
你是什么东西？敢跟我这样说话？！
你给我滚，去叫你们的局长来，我亲自对他说“叫我滚也没有用，抱歉得很，我们局长就是搭刚刚开走的那班车，到省城开会去了。
局长不在，这里就都由副局长负责，不巧副局长也因为有事请假下乡了，所以一切的事，就只好交给我处理了年轻的站长面不改色地这样说：“既然现在是由我负责，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站长，可不敢不遵守铁路局的规定，请刘县长务必原谅！
”“我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我们是押解重要的人犯进省，非得马上走不可。
我问你，到底照不照办？”那站长笔直地站在刘县长面前，那充满了正义感的面孔上，显示出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他似乎不屑于再多费唇舌，只淡淡地说道：“对不起，刘县长，恕难从命，你可以自己开车，或者把我枪毙，要不然，只有请你搭乘晚班车了说完，便要转身走开，不再理睬这个一县之长了。
“站住，”刘县长盛怒之下，眼睛都红了，他竟出言恫吓：“你听着，我是本县县长，我的话就是命令！
谁敢违抗，就是通敌犯一伙的，统统有罪！
”他不说这话还好，说出这种话，可就激怒了其他的人，触发了公愤。
一时之间，铁路局的员工全都围拢了过来，加上不少看热闹的闲人，竟越聚越多，看来人人气愤，个个不平。
那位站长也不再走开，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道：“我只是奉公守法，一切事都照着上面的规定办理，从来也不做违规的事。
如果刘县长认为守法就是有罪，那么，随便刘县长怎么办我都成，各位同仁，请大家作个见证，如果有谁认为是我错了，就请把我关起来，由你们来执行刘县长的命令好了“你没有错！
站长“我和你的想法做法都是一样的“站长，你这么做，是对的“对，我们都拥护站长的做法“刘县长要是认为我们全体都是通敌犯，想枪毙我们，那就赶快执行好了！
”事情已闹得不可收拾，人们怒形于色，发出轰雷般的怒吼，围观的民众也已愈来愈多。
刘县长观察着眼前的情势，知道绝对是对自己不利的，众怒难犯，也只好在旁人的劝解下，气呼呼地走开，不敢再提加开列车的事了。
其实，如有急事，临时加开列车，并不是办不到，而是铁路局有意不听刘县长的命令，耽搁时间，黄陂县铁路局长和副局长也没有出差远行，他们是为了营救胡校长，和当地教育界以及地方人士开会讨论办法去了。
就在刘县长吵吵闹闹的当儿，黄陂教育界已推举了几位代表，一面请德高望重的陈兰垓先生到省城主持联络，一面派人悄悄地搭上了铁路局特地准备的手摇车，沿着铁轨滑行，抢先到达武昌，找到了极有声望的周海南先生，联合了黄陂著名士绅，与一些有势力的亲友，先到督署去疏通一番。
等到胡康民被押解到武昌时，上面已有命令，将他押到军法处等候审判，这才没有按照预先定的计划遽遭毒手。
胡业崇姊弟赶到武昌后，哪还有心情注册上学，便暂时借住在一个同族的兄长业煊家中，每日由胡清心准备好饭菜，与胡业崇一同亲自送到监狱。
当他们见到父亲亲笔所写的食物收据时，姊弟俩看了又看，如见慈颜，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胡清心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胡业崇虽是男孩子，较为坚强，却也不禁心情沉重，泪盈于睫。
他们自出生以来，哪里经历过这样的风暴！
第一次尝到人生的忧患，才知世事无常，人心险恶！
胡业崇在此时不但体味到忧伤憔悴，乱了方寸的滋味，同时他也在一夕之间，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他是真的长大了！
成熟了！
他觉得这世界是需要改变的。
这年(1926年)，8月中旬，北伐军开始了总攻击。
每攻一地，所向无敌，到了8月底，革命军的前锋部队，已迫近了南湖洪山一带。
湖北督军陈嘉谟和守将刘玉春，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竟决定背城一战。
武汉地区，即将成为战场，家家户户都在收拾细软，纷纷逃难。
胡家亲友们也都在作离城的准备，并力劝胡业崇姊弟赶快回乡，迟了就走不成了。
但是胡清心却不肯走，她说：“不行，我不能让爹一个人留在狱里，我绝不走这时候，胡业崇反而十分冷静，他沉着地说：“大姐，你错了。
我们留在这里，对爹一点帮助也没有；姆妈在家，一定急坏了！
我认为我们这时候就是死在武昌城，也于事无补，倒不如留下命来，等待机会才对！
”听了这话，胡清心泪眼模糊地望着弟弟，问道：“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回去？”“是的，凡是照顾我们的亲友，都劝我们回去，我们应该听各位长辈的话，赶快回去安慰姆妈，才是上策。
如今武昌炮火连天，想也可以想像得到，姆妈会急成什么样子！
”“可是，爹呢？爹又怎么办？”“爹关在监狱里，反而不会有什么危险，你不是也听到，很多同乡都愿意照顾爹的饮食么？”胡清心想了想，弟弟的话确有道理。
想到母亲在家挂念他们的那种忧心如焚的神情，她真的又恨不得插翅飞回老家去了。
于是，姊弟两个收拾收拾，临别又送了一次最丰盛的牢饭，写了张便条给父亲，禀明了他们暂时先回乡去的决定，又送了一笔钱给狱卒，请他照顾父亲，然后拜托不走的亲友，一切多多照拂，胡清心更是千托万谢，这才启程踏上归途。
临走之前，胡业崇特地订了一份报纸，此时他才真正关心时局，关心国家大事。
他告诉自己，必须走出象牙之塔，多注意一下外面的世界了，而报纸正是传播世界大事的最快速的工具，他岂能不看报纸？！
其时，革命军在粤汉路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之间，与吴佩孚主力大战。
吴氏利用精良的武器和强大的兵力，亲自督战，顽强抵抗。
但革命军却以旺盛的士气和优良的战术奋力进攻，前仆后继，愈战愈勇，终于在9月初获得了胜利，将吴佩孚军打得落花流水，俘虏了敌军两千余人和大批的武器。
9月6日，首先克复汉阳，7日又克复了汉口，到了10月10日，顺利地直抵武昌城下。
9月前后，炮战甚烈。
黄陂离武汉虽有一百五十多里，但在高地上炮声也听得分明。
胡业崇在山地耕作时听到阵阵的炮声，真怕那大炮打进他父亲所在的监狱。
在武昌还没有被攻克之前，消息传来，胡康民一个人先放出来，到汉口了。
胡家湾人人称庆；胡业崇一家，更是大喜过望。
数月来，余氏那憔悴苍白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她立刻叫儿子们到乡镇的杂货店里，买来香烛果品，自己和女儿们便忙着准备三牲菜肴，在堂屋里烧上香，一家人轮流跪拜，叩谢神明和胡氏祖宗；还放了一长串爆竹，庆祝胡康民平安脱险，同时也消消晦气。
“姆妈，现在爹已经出来了，武昌的战事也快平息了，我想到汉口去看看爹，好不好？”胡业崇征求母亲的意见。
“对，你爹既然已经出来了，你原该去看看。
他在那种地方被关了一个多月，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儿了。
这样的灾难和折磨，一个读书人，怎么受得了？！
”余氏说着说着，一阵心酸，眼眶里立即注满了泪水。
“我也一直都在担心，我们不在武昌，是不是真有人天天去给爹送牢饭呢？爹会不会挨饿？我相信爹现在一定瘦成了一把骨头了，真叫人不敢想！
”胡清心说出了藏在她心中很久的忧虑，说到这里，鼻子一酸，眼睛也红了，母女俩便又唏唏嘘嘘地啜泣起来。
“大姐，别再讲这些嘛，姆妈好不容易宽了心，你又来扫兴，真是的三妹明心在旁埋怨着。
“少说废话，”老二胡业永因见母亲又在伤心，连忙插口：“姆妈别再哭了，还是替大哥收拾收拾行李，让他赶快动身吧“姆妈，上次爹特地带回来给你进补的高丽参，你老是舍不得吃，就叫大哥带去炖给爹吃好不好？”二妹胡冰心，关心父亲的健康，这样地提醒母亲。
“对，对，”余氏非常高兴，竟破涕而笑：“还是你细心，提醒了我，我马上去拿，等一下就给你大哥收拾行李“我的行李不用姆妈收拾，我自己会打点胡业崇说。
“不行，已经秋凉了，你要多带些衣服去，还有你爹的衣服，该换季了，你也替他带去余氏一面说，一面急急地往房里走去。
为丈夫，为儿女，她向来是设想得细心而又周到的。
第二天一大早，胡业崇便在家人的殷殷叮嘱下，迎着蒙蒙晓雾，踏着被露水打湿了的山径，离乡赴省。
到了汉口，胡业崇直接来到怡泰和店中，探望历劫归来的父亲。
父子相见，彼此都有着隔世之感。
胡康民劫后余生，四十多天的牢狱之灾，他竟然安闲而整洁，一如平时，并不似他的家人所想像的那样消瘦而狼狈，这使胡业崇惊讶而又意外，当然他十分安慰，也对父亲的处变不惊大为钦佩。
于是，他将心里的感想坦白地说了出来：“爹，你经过这么一场大难，怎么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和平日一样呢？姆妈和我们兄弟姐妹，都担心死了，不知道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呢！
”听了这话，胡康民微微一笑，反问：“你们以为我应该是蓬头垢面，满脸胡子，而且遍体是伤，破破烂烂，对吗？”他不等儿子说什么，便又接下去：“其实，牢里，并不是没有水洗脸，我照样每天梳洗、看书，或者是静坐、沉思。
因为我知道急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我索性听天由命，一点也不担心“能有这样的胸怀，真不是常人所能够办得到的一位亲戚这样说。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胡康民神色泰然地接口：“只不过是我有坚强的信心，认为军阀必败！
所以，我不怕，也不急，反而觉得关在牢里，要比在外面来得安全“可是，武昌城关闭之后，一切都以军队为优先，一般老百姓，大多缺粮；你在狱里，难道还吃得饱？”怡泰和的张经理提出了他的疑问：“我又没办法过江送饭去，真把我急坏了！
”“这个么，那就要感谢住在武昌的那些亲友和前川的学生了胡康民从容地回答：“他们每天都给我送饭，虽然分量很少，可是送的人多，加起来可就很丰盛了。
不但我每天都可以饱餐，就连几个同一间牢房的难友，甚至狱卒也都沾了光，没有挨饿。
所以我在里面很受优待，一点苦也没有吃到。
不过，其他的囚犯可就惨了。
因为没有吃的，那些罪名轻的倒沾了便宜，被释放了；而那些罪名重些的，索性拖出去枪毙了事。
唉，真是作孽！
”“哦，原来是这样！
”另一同乡老太太不禁双手合十，很虔诚地说：“真是菩萨保佑！
”“要不是康民平日为人正直厚道，别人也不会这么关心他的一位年尊辈长的亲戚这样说。
“爹，到底你是怎么被放出来的？”胡业崇在旁插口这样问道。
他急于要知道父亲脱险的详情。
“业崇问得对，康民兄你就赶快说吧“这就叫做运气了！
起先是刘玉春的参谋马维生，听到了我被关在狱里，就去看我。
我和马维生是新军同学，私交不错，他倒是非常关心我，见了面，他才了解，定我的罪，根本是刘县长公报私仇，所以他就马上把我放出来了，还给了我一张通行证，叫我赶快出狱“马维生，马维生！
”胡业崇心里念了几次，他的意思是要记得这个人将来有所报答。
当时市面上正推行一种“万国储蓄会”，民众可以自由参加储蓄。
为了鼓励人们参加，也为了迎合人们想发财的心理，还每月开奖一次，奖额很可观，因此，参加储蓄的人非常踊跃。
胡康民原本就是个很会理财的人，他的收入和支出，向来都有很精确的预算，因而每个月都将节余下来的钱，存到万国储蓄会。
他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入狱之前，竟然得了个头奖，而他还没来得及知道这件事，便遭到那场飞来横祸，关进了监狱。
直到他被释出狱，才得知中了头奖，而当他去领奖时，万国储蓄会倒又留难了。
经过一番交涉，才付了一半奖金，另一半作为储蓄之款。
虽如此，全家人还是十分高兴，武昌克复后，他也大大地请了几次客，算是答谢帮助他和关心他的亲友同乡与学生。
这时候，胡业崇听人说，董必武和钱亦石等人，正在到处找他。
他不知有什么事，便去拜访。
才知是《武汉评论》要在双十节在汉口复刊，用以庆祝北伐胜利，要找他帮忙写文章。
这事胡业崇是不会推诿的，见面洽谈后，他慨然答应了，当天，他回到怡泰和店里，立刻提笔，先为省党部写了一篇宣言，然后自己又写了一篇文章，很快地交了卷，将在双十专刊出版。
到了10月20日，北伐军攻下了武昌，战事平定，董必武和钱亦石都一再坚邀胡业崇到省党部工作。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态度非常诚恳，弄得胡业崇想推辞都推辞不掉，但是他仍然没有作肯定的答复，他的结论是：“这件事我真的不敢作主，因为我还要读书。
这样吧，等我回去禀告我父亲，看他怎么说，如果我父亲不反对，我就来效劳，好么？”“好吧，希望你不要让大家失望啊！
”董必武友善地拍了拍这位小老弟的肩膀。
胡业崇当即告别离去，回到店中，便将这件事向胡康民禀告，并请示父亲的意见。
胡康民沉吟了一下说：“我和国民党原来就有渊源，安徽老革命党和辛亥首义的那些人，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
董先生呢，是你大伯父在黄安教书的时候，和我一起就读的同学，钱亦石是我在咸宁教书时候的学生，都不是外人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唉——再说，我这次被北洋军逮捕囚禁，是因为党军来了，我才能重见天日的。
如果国民政府不来，我岂不是覆盆无以望天么。
你想，我怎么会不感谢这个政府？！
”“那么，爹的意思是，不反对我去党部工作了？”胡业崇很谨慎地问。
“不，”胡康民摇了摇头：“我认为你要是能推，还是推掉的好“爹的看法是……？”胡业崇试探着。
“你想，中国历代任何一个新政府成立，至少都晓得做三件事：第一，大赦天下；第二，免征田赋一年，因为有前朝的库存可以用；第三，征求隐逸。
于是人人满意，皆大欢喜。
可是国民政府到了武汉，竟连这些事都不知道做，只忙着开会，闹游行，鼓励工潮，自己扰乱社会秩序，却没有一件建设的工作。
而头一道命令，竟是拆掉武昌城墙，说是‘城垣是封建遗物’。
其实城墙和封建有什么关联，这就是没有学问，不懂得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胡康民说到这儿，不禁摇了摇头：“我是目睹过辛亥革命之后，那些投机分子的所作所为，才从此不谈革命的。
这回从狱里出来，所见所闻，更是感到失望，武汉商场上也都在担心，怕实行共产。
真不晓得会弄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认为你不要去参加他们的工作，还是以求学为第一才对。
我看，你不如先回家去，等秩序安定了，学校复课，你再来上学，才是正途胡业崇想了，终于点点头说：“也好“嗯，你同意就好胡康民很感欣慰：“不过，人家邀请你，是看得起你，也不能失礼，你就写封信去道歉，说明父亲刚从狱中出来要回家去陪伴父亲一些时候，等着学校复课，回到武昌之时，再为党效力好了“对，我马上就写于是，第二天一早，胡业崇就陪同父亲，一同动身返里。
这时，黄陂县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
有一个平日在大街小巷卖零食的流动小贩，居然异想天开，自称是国民党地下工作的负责人。
他编了一套说词，自导自演，到处招摇。
刘知县和许多地方士绅，竟不问真假，争相巴结，甚至还有人见他年纪尚轻，居然想把女儿嫁给他。
那胆大的青年也就每天接受饮宴招待，收受馈赠，到处行骗，大吹法螺。
不久，胡业崇的一位族兄胡业裕，被任命为黄陂县党部负责人。
他因对黄陂地方情形不熟，急需找个帮手，便专函向胡康民陈情，想邀胡业崇到他那里暂时帮帮忙。
胡康民认为到黄陂看看，学点经验也未尝不可，便慨然应允。
胡业崇来到县城后，亲眼见到革命成功后的民间百态，族兄胡业裕在县城里成了人人尊敬羡慕的人物，俨然新贵。
不论是官场或是老百姓，都对他争相巴结逢迎，包括那个冒充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在内。
这令胡业崇感到无法忍受，觉得这种革命的势利逢迎，实在太肉麻，也太无聊了！
大局变动，黄陂县长当然也换了人，新上任的县长也姓刘，看他的态度和作风，明明是个流氓，不知他是靠什么关系，当上县长的。
以前那个刘知县(也就是陷害胡康民的那个)，立即成了阶下囚。
因告他状的人太多，本来是要判重刑的；不料他在县长任内搜刮了巨额的民脂民膏，私囊极丰，在他叫家人悄悄地送了新县长一笔大数字的贿赂之后，竟被私下释放，逃之夭夭了。
这时胡康民已来到前川中学，准备开学，听到了这件事，他表示不愿多事了，只沉痛地说：“由此可见，革命不过如此！
每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党，都有污浊和龌龊的事！
所以我认为还是不参与为妙到了1926年的11月，湖北省党部到武昌办公，钱亦石一连写了好几封信，要求胡业崇到省党部去，为的是《武汉评论》急需他鼎力帮忙。
正好武大也准备复课，胡康民这回倒是毫不考虑地答应儿子，只要在不影响课业的原则下，不妨去帮帮忙。
因为，这时候，过去《武汉评论》的一班人大都做了部长科长，只有胡业崇还是学生，还有时间写文章。
于是，胡业崇又到了武昌，仍住进武昌大学宿舍，编辑《武汉评论》的时候才去帮忙。
省党部还给了他一个“干事”的名义，每个月支取四十元的生活津贴。
也许是因为胡业崇在编《武汉评论》吧，他也经常接到中央党部的通知，有空时也曾参加过不少次会议，经常在中央党部见到宋庆龄、顾孟余、宋子文、孙科、叶楚伧等委员。
每次开会，只要鲍罗廷起立说话，全场立即一片肃静，听他大谈这个帝国主义如何如何，那个帝国主义又怎样怎样。
这人真像是天赋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将听众的情绪控制得牢牢的。
其次，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他很少出面，但他在《向导》上的论文是指导性的论文，就是他的知评《寸铁》，也有极大的权威。
除此，最能获得青年们信赖的是恽代英的演讲。
只是，这些个大小权威，对胡业崇来说，却并无多少影响力。
究其原因，不仅由于他当时在理论上已有了一定的修养，总觉得无法将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并为一谈，更由于承袭了他父亲的那种不愿盲目信服权威的气质。
有一天，武昌大学的CY和CP开大会，又决定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由于在北伐之前就已经入党入团的人，都早已有了职务，因此这时担任武大CP书记的，是新加入的一个姓宗的武大学生。
这天在大会结束时，宗某与胡业崇因为在是否强迫武大生物系老教授张镜澄游行示威一事上发生了争执，胡业崇与严达洙愤而退出了会场。
不久，胡业崇离开了CY和国民党的组织。
为了表示决心，他搬到武大最僻静的一个房间，头几天并且带着书，在武大附近的抱冰堂，或者远到郊外风景之区度过一天，早出晚归，以避免与那些人接触。
就在这僻静的斗室，他安安静静地看完了《世说新语》；也读了老、庄、楚辞，阮籍、嵇康、左思的诗，六朝人著作，明朝小品，可以说，他的兴趣已由科学转向文艺，并有心要走进“象牙之塔”了，那么多的人，热衷于功利和权势，使他厌恶，也便对政治厌恶，不由而然地萌生了一种避世的心理。
他想，象牙之塔，非清寒之士可办，而桃源更是无处追寻。
经多日苦思，他认为只有在秋日大野之上，高空之下，才会有清洁而自由的空气。
同时在那段终日看书的日子里，凡是带点高旷、萧瑟、遁世性质的文字，他都十分爱好。
过去他在《武汉评论》上用过“石明”为笔名，表示坚硬光明之意。
又曾自号“竹斋”，取坚而有节之意。
至是，他为自己取了个笔名——秋堃。
堃原是野字的古体，他特别用了这个古体字，是因为喜欢那点古意。
这是由于杜甫的两句诗——“秋堃日荒芜，寒江动碧虚”而获得的灵感。
他还刻了图章，在读过的书页上盖了“秋堃的书”。
后来，他读到王维和柳永的诗词，如“秋原人外闲”，“秋日平原好射雕”，“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等句，觉得“堃”这个古体字，很多人不认识，不如改为“原”为佳，这是他一年后用“秋原”为笔名的由来。
这段日子，倒是过得悠闲而自在，除了上课读书之外，朋友们的欢聚也很频繁。
与他最接近的，当然是严达洙。
此外，还有几个年龄相若，也很谈得来的；如刘中谦，以及在民国十六年考入武昌中山大学的徐祥霂等人，也经常聚首，一起吃吃“花酒”。
所谓“花酒”，是花生米一包、老酒一壶而已。
大家团坐一室，以花生下酒，高谈阔论一番。
那出身工人家庭的周延墉，也是常见面的好友之一。
周延墉拿薪水，比别人有钱。
有时大家敲竹杠，要他请客，多半到著名的“谦记牛肉馆”去大吃一顿，谈谈笑笑。
除了胡业崇和严达洙二人之外，其余的人都还在谈革命。
胡严两个常常故意讲些取笑革命的话，那些人倒也不以为忤，丝毫无损于相互之间的友谊。
这是一种值得玩味，而且很有趣的人生经验，胡业崇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经验，对他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使他为之“经世之思渐退，竹林之意方滋”。
他不由而然地想到了张衡的名句：“恃己知而华予兮，鸣而不芳！
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在1927年的9月底，胡业崇在家，接到了严达洙的一封信，说是学校马上要开学上课了，劝胡业崇到学校去，结束这半年的学业。
胡业崇很以为然，当即禀告双亲，决定立即动身返校。
由于1926年的下学期和1927年的上学期，武昌大学等于停课，加之理化系的教授既不齐全，又不负责，使得胡业崇将刚刚入门的高等数学，完全荒废掉了。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有接受严达洙的建议，改读中国文学系。
从此，他正式舍弃了自然科学，这在他的求学方向上，是一重大的改变。
对此，他并不惋惜，因为这是受了时局与战争的影响，徒叹生不逢辰，又于事何补？！
本来天下事原不由人，他只是动乱时代中一个少年，又怎能为一己的志愿与大环境相抗衡？！
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对胡业崇来说，实在毫无困难，他有时会缺课，却勤于自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