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袁世凯去看望李鸿章，劝他还乡颐养天年。本来，袁世凯是一番好意，可是李鸿章却很不开心地答道："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看来，李鸿章以为袁世凯是来为翁同龢当说客的，想要自己完全放弃权力。精明的李鸿章自然接受不了这一点。
李鸿章发脾气，根源在于袁世凯为了上书，跟翁同龢走得十分近，因此他才有了怀疑。看见老领导生气了，袁世凯只好无奈地告退。
后来，就算知道袁世凯上书没有成功，李鸿章依旧难以掩盖自己的怒气。他对幕僚们说："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现在看来，李鸿章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毕竟，那时的袁世凯更多的还是一个以国家大事为重心的爱国将领，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谋取地位和权力。
四、谜一般的"戊戌"
袁世凯的上书没有结果，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公车上书"则引起了清政府高层的注意。最终，1898年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由于这次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直到9月20日），因此也称"百日维新"。
一般说来，这次变法的最后失败跟慈禧太后的反对有关。然而，在变法的一开始，慈禧太后却并不是那么反对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在光绪发布诏书那天，他专门去颐和园见了慈禧，目的就是要让太后知道这件事。不仅如此，光绪还给慈禧太后看了康有为写给自己的变法奏折。
看到这些力图富国强兵、稳固大清江山的变法方案，慈禧太后自然没有什么好反对的。相反，她还夸奖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试一下。见老佛爷挺上心，光绪就趁机建议，把这些奏折多印几份，分发给众大臣。对于这个建议，慈禧太后也答应了。
由此看来，在变法的最开始，慈禧太后并不是坚决抵制的，反而是比较赞同。那么，后来的事态为什么会发展到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地步呢？让我们先去看一下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戊戌变法涉及了清朝统治的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
在政治改革上，主要是大力精简机构，淘汰官员，宣布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机构。
在经济改革上，内容可谓十分庞杂，大约有七十多个变革法令，包括了鼓励民间的商业投资，设立农工商总局，减免税收；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设立发展银行，变革财政制度；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邮政局，便利信息交通等。
在文教改革上，也有八十个变革法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过去按照四书五经选拔人才的办法，废除八股文。在考试制度上，安排了三场考试来选拔人才，其内容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
改革还决定创办京师大学堂，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不仅如此，还宣布把各省书院变为学校，选派品学兼优者出国留学。
在军事方面，废除老朽的绿营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同时，为了选拔精通近代军事的人才，还创立了近代的武科考试制度。
很显然，这些改革法令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要是真严格按照这些法令去改革，整个清朝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法令一下达，就引发了一些不小的震荡。尤其是那些守旧大臣们，更是由于利益即将受损，因而反对意见很大。这一点，缺乏政治经验的光绪皇帝，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
很快，关于新政变法各种不好的消息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这位真正的政治家意识到，自己当初对新法的首肯过于草率了。
因此，一方面为了安抚那些担心利益即将受损的守旧大臣们，另一方面也为了对变法加以阻拦，就在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的第三天，慈禧太后突然宣布，免去了支持光绪改革的翁同龢军机大臣、内阁大臣职务。
慈禧这一招，用意很明显，就是让光绪还未真正"出师"之前，就折去一只手臂，损失一员大将和护翼。因为慈禧知道，在政治上，光绪常常听取翁同龢的意见。
不仅如此，为了挟制光绪和维新派，慈禧接着下令，任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也就是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防止变乱。同时，她还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收到了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即使光绪想改革，由于无法任命官员去执行，也等于是一场空。
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些举措，软弱的光绪可以说是毫无还击之力。那段时间，他的压力大到了极点，整天怒气冲冲的。
当时，有一个外国记者曾如此描述他对光绪皇帝的印象："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事实也的确如此，此时的光绪就是在走下坡路。他的半死不活，其实就是无可奈何的一种自然反应。
由于慈禧太后的阻扰，变法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只有少数方案才得以实施。而这些方案大多是那些文教制度上的，比如开办了京师大学堂。新式学校的建立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袁世凯看来，当时中国最急需的是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
然而，一方面"太后党"必然反对，另一方面维新派的这些法令又过于繁杂，以至于难以付诸实施，因此，当改革法令下达到地方之后，各个省的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外，基本上都是观望或者干脆不理。
用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话来说，当时的各省官员对于"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换句话说，这些官员都没弄清楚到底该怎么办，听谁的。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指望他们去厉行改革呢？
就这样，戊戌变法就跟光绪的心情一样，半死不活了。
很快，时间到了九月份。三个月过去了，变法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时的光绪皇帝却早已乱了心思。那时候，这个年轻的皇帝行为有点莫名其妙。据说，他常常神经质地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还一个人躲着哭泣。
尽管如此，光绪还保存着对政治局势的一点清醒意识。或许是由于他已经意识到了失败的结局，因此才下旨，让康有为火速离开北京。随后，光绪通过荣禄，通知袁世凯来京，同自己一起接待来京的伊藤博文。
当时的伊藤博文虽然已经不再是日本首相，可是跟袁世凯却近乎仇敌。这一点，光绪是知道的。既然如此，光绪为什么要袁世凯跟伊藤博文见面呢？
接到通知的时候，袁世凯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也不明白光绪的用意何在。他不太相信外间的一个谣传，说是光绪准备聘请伊藤博文当清朝的改革顾问。这怎么可能呢？伊藤博文可是大清国的死敌！
带着强烈的疑惑，9月14日，袁世凯从小站来到了北京。9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的毓兰堂，单独召见了袁世凯。
在询问了袁世凯在小站的练兵情况后，光绪突然问道："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光绪的意思是，假如把军权交给袁世凯，袁世凯能否对他效忠。对于这个问题，袁世凯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也就在那天，光绪下旨，任命袁世凯为京卿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京卿候补侍郎是一个二品官衔，这就意味着袁世凯从一个三品的京外臬司，成为了京内的高官。这无疑是一次高升！
在给袁世凯升官之后，9月17日，光绪又召见了袁世凯，并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直到这时，袁世凯才明白过来，光绪此次召他进京，是为了利用他的军事实力，与慈禧太后和荣禄对抗。至于见伊藤博文，那只是掩人耳目的一个借口罢了。然而，对于光绪的这些举动和心思，老谋深算的慈禧早已察觉和洞悉。她明白，袁世凯手里有兵，而且是一支极有战斗力的新军，不可小觑。
于是，慈禧便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18日一早，就让荣禄下令，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陈家沟是小站新军入京的必经之路，慈禧此举就是要防备袁世凯带兵勤王。
截断了新军入京之路，慈禧还不放心。接着，她指挥荣禄，调甘督提督董福祥统帅的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拱卫京师。其中的一支精兵直接开到了北京颐和园，专门负责保卫慈禧。
随后，荣禄又致电袁世凯，谎说英俄突然开战，好几艘英国军舰在大沽口巡航，意图不轨，因此要袁世凯马上回天津，随时听候调遣。
可以说，这三个举措，事实上已经断绝了光绪利用袁世凯的新军与慈禧做对的可能。当时，不到半个月时间，卫戍北京，其实是卫戍慈禧的军队人数，达到了四万八千人。
不仅如此，从山海关到北京沿途的驻军，更达到了十三万人之多，是袁世凯新军的二十倍。这时，就算是袁世凯想要勤王，也没那个胆量了。
不仅是袁世凯，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们也感觉到危险正在来临。跟袁世凯不同，他们只是一帮子书生，手里没有兵。面对慈禧的步步紧逼，维新派领袖们只好孤注一掷：请袁世凯帮忙！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来到了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他拿出光绪的"密谕"，要求袁世凯带兵杀死荣禄，然后围攻颐和园剿灭慈禧和"太后党"。
关于谭嗣同密见袁世凯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出自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回忆，另一种说法则来自袁世凯自己的《戊戌纪略》。让我们分别去看一下。
康有为写道：
"初三日早，暾谷（维新派成员林旭的字）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也就是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即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实际上袁世凯当晚并没有真正答应谭嗣同的请求，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荣禄去小站阅兵时进行诛杀。
同样的，梁启超也回忆道：
"初三夕日，君（即谭嗣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指的是慈禧准备把光绪骗到荣禄的兵营中，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看起来，梁启超的回忆跟康有为的大同小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袁世凯同意帮助光绪，只不过需要光绪和荣禄来到他在小站的军营中，他才好动手。那么，袁世凯在自己所写的回忆戊戌变法的《戊戌纪略》里面，又是怎样记述的呢？
袁世凯写道：
"……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在把谭嗣同请进屋之后，按照袁世凯的说法，两人先是一番寒暄，接着谭嗣同表达了维新派曾向光绪力荐袁世凯，以示友好。
这时，谭嗣同突然话锋一转，向袁世凯出示了光绪的手谕（在《戊戌纪略》里，袁世凯对这份手谕表示了怀疑），并让他先向荣禄宣布光绪的手谕，接着杀死荣禄，然后就带兵"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袁世凯接着写道：
"予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就是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写完这段话之后，袁世凯评价道："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很明显，袁世凯的回忆跟康有为、梁启超的回忆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而最大的不同就是袁世凯的回忆里充满了为自己辩解的成分。换句话说，在《戊戌纪略》里，袁世凯显得十分的守规矩和尽忠心。
在康、梁看来，袁世凯当场就答应了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只是在动手的地点上，袁世凯认为最好是在天津小站他的军营中。而袁世凯的回忆则首先说，皇太后也就是慈禧听政这么多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因此，他和他的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果要他作乱的话，"必不可行"。
袁世凯还说，谭嗣同只让他杀荣禄和包围颐和园。至于怎样杀死慈禧，谭嗣同表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
在谭嗣同请求袁世凯杀死荣禄和包围颐和园之后，袁世凯依旧认为，"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他甚至说，就算是杀了我，也难以作出决定。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就连光绪也不会同意的。
袁世凯回忆说，他一直坚持，如果要杀荣禄的话，倒是一件容易事，但必须得到光绪的批准。而且不能马上动手，因为一方面自己的新军实际上被董、聂的四五万人、淮泗各军的七十多营人马以及京城内的数万旗兵包围着，另一方面，他的军营中弹药不够，需要先予以补充，才能行事。
除此之外，天津有很多外国势力，如果忽然死了总督，必然会引起变乱。因此，没有光绪的亲自下旨，他是绝对不会轻易动手的。关于这一点，袁世凯回忆说，谭嗣同向他保证，第二天光绪就会下令杀死荣禄。
从这些当事人的回忆，我们似乎很难得到事实真相，因为其中的细节差别确实太大了。不过，从中也反映出袁世凯稳重和冷静的处事风格。这一点，是年轻的维新派成员，比如谭嗣同所没有的。那么，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和谭嗣同密见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直以来，有一种意见都认为，袁世凯在得知维新派要以暴力除去慈禧的消息后，第二天就跑到慈禧那里去告了密。也正是由于他的告密，慈禧才采取行动，结束变法，诛杀维新派，并囚禁了光绪皇帝。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按照现有的史料看来，袁世凯告密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按照当时的制度，作为一个刚刚升任二品的官员，袁世凯是没有资格面见慈禧的。不仅如此，就连袁世凯到京城后，曾经拜谒过的"太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等人，也没有资格"引见"他去觐见慈禧。
有人说，当时有一个人，是绝对可以"引见"袁世凯去向慈禧告密的，这个人就是奕匡。的确，奕匡是有资格这样做。但是，当时的袁世凯还不像将来那样，跟奕匡交情很深。因此，奕匡没有必要这样做。
既然如此，那又是谁去告的密，以至于维新派还没有动手，慈禧和荣禄就对他们"围园杀后"的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呢？
很显然，肯定有人事先通知了"太后党"的人。不过，这个人究竟是谁，至今史学界还争论不休。这里，我们同样存疑。不过，袁世凯告密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19日、20日的北京城，沉浸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20日的早晨，光绪在宫中召见了袁世凯。按照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的说法，光绪皇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密谕。这个皇帝甚至都没有提到"天津阴谋"的事情，似乎毫不知情一样。
于是，袁世凯趁着这个机会，向光绪帝进言道："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很明显，在这个进言中，袁世凯毫不隐瞒地表达了自己对缺乏政治经验的维新派的不满。在他看来，维新派"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不值得过于信任。不然的话，一旦有疏忽，就会累及光绪本人。
袁世凯的这番进言就是在暗示光绪不要听信维新派的激进言辞，与"太后党"对着干，而是应该忍让和等待时机，稳妥行事。这的确是一番肺腑之言！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后来我们知道，慈禧和她的党羽此时已经在密谋对付维新派和光绪了。
那天下午，袁世凯回到了天津。他原本想直接回小站，可是荣禄却以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为名，不准他回去。很明显，这是在防备他回到小站后率兵起事。
紧接着，那天下午五点左右，荣禄带着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大印，回到北京。也就是说，此时的袁世凯只是一个代理直隶总督而已，直隶的军政大权依然在荣禄手里。
21日一大早，慈禧突然宣布自己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维新派成员。
维新派的灾难降临了。那几天，几位主要的成员相继被捕。在接受了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的审查之后，军机大臣于28日传谕刑部，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绑赴菜市口正法。他们就是史称的"戊戌六君子"。
在此之前，9月25日，光绪皇帝已经被慈禧囚禁在了中南海瀛台。就这样，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也就在"戊戌六君子"被害的同一天，慈禧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改由裕禄担任。
由此可见，"太后党"对于袁世凯是不信任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告密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当初让他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如此对待袁世凯，表明此时的袁世凯还不是慈禧那一拨的人。
五、升迁不是没有道理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袁世凯还是回到了小站，重操他的练兵旧业。那个时候的小站，由于之前为了节制袁世凯，布满了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
慈禧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对袁世凯依旧十分提防。不过，她取消了原定的"天津阅兵"计划，还给袁世凯送来了白银四千两，表示对他的体恤。对于慈禧的用心，袁世凯十分明白。他知道，现在是慈禧的天下了，要效忠，也应该是向太后效忠。
于是，就在得到了慈禧送来的白银之后，袁世凯抓住时机写了一个奏折，既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也提出了一项建议。在这份奏折里，袁世凯说，先前好几次的西方列强随意带军进京，说明朝廷在军事上应该进一步改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北京的周围都布置新式的军队。
对于这个建议，慈禧认为十分恰当。毕竟，在以往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清政府动不动就被别人打到了首都，不仅经济受损，而且实在太损国威。因此，看到袁世凯的建议，慈禧认为他是一个识大体的人。于是，不久慈禧就召见了袁世凯。
见面之后，袁世凯有条不紊地阐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尤其是在他精研的军事上，袁世凯敏捷的思路和科学的练兵方法，让慈禧对他十分赏识。慢慢地，慈禧原本还存有的那点戒心逐渐放松了。在她看来，袁世凯就是一个对自己忠心不二的军事奇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899年朝廷对官员进行考核时，袁世凯的新军训练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也就在1899年的4月，山东日照的老百姓不满侵略者的暴行，打伤了三个德国工程师。于是，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了日照、沂州等地。为了保护百姓，朝廷派袁世凯带领新军，开赴德州一带实行保护。
在德州期间，袁世凯恪尽职守，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他同时也认识到，列强之所以能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又屡遭欺负，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的军事实力太弱。
于是，他向朝廷上了好几个奏折，建议在东北训练五万新军。这样的话，加上原来的北洋武卫军五万人，新军的总人数就有十万人，足以防卫侵略者入侵京师了。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认为，在训练新军时，应该参考各国的兵法、操法、军规和器械等方面的规定，严格遵照执行。
为了将这些想法变成现实，袁世凯撰写了十二册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专门讲解战法、行军、攻守、驻扎，以及步兵、炮兵、骑兵和工程兵等各式兵种的操法和战法。书中还配有简明易懂的图解，十分方便学习。
对于这些良好的建议，慈禧基本上都一一予以了采纳。很明显，她已经把袁世凯这个军事能人当成自己人。袁世凯也从此走出了"戊戌变法"那段时间的危险和低谷，不再遭到掌权者的猜疑和算计。
毫无疑问，"百日维新"的经历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一场凶险无比的政治"游戏"。他就像一个才学会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虽然晃晃悠悠，但是毕竟还是借着自己过人的机智和聪明，成功地走到了对岸。也正是靠着他自己的灵活机动、善于应变、冷静精明，袁世凯才能够从险境全身而退，并再次受到重用。
获得慈禧信任后的袁世凯，也重新找到了自信。在这之后，袁世凯的仕途可以说是走得越来越坦荡！或许，这是老天爷冥冥之中的安排，好让袁世凯在走到权力的最高峰之前，多经受一些严酷的政治考验吧！
第四章 临危受命，大显神通
一、义和团的"主义"
实际上，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这就是义和团运动。
大家都知道，义和团运动是清末民初爆发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之所以会出现这场运动，跟20世纪初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有莫大关系。
当时，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尤其在光绪年间，更是沦为了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就连后来崛起的日本，也敢欺负到头上来了。
面对各大强国的扩张和侵略，清政府的最初应对策略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就是学习人家的先进军事、科技。然而，西方各国的富强并不只是在军事和科技，还有着先进的管理和组织理念。对于这些，洋务派认为不能学习，不然就会动摇清政府统治的基础。
正是在这一点上，维新派和洋务派有着重大的区别。在维新派看来，清政府之所以在与西方列强的争斗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甚至脸面全无，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先进的政治管理和组织理念。因此，清政府的变革必须首先从变法做起，也就是进行各项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制度改革。
这场改革尽管出发点很好，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最终失败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失败，才使得之后的中国人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了一种不太正常的方式，才寻找新的希望。这就是义和团的所谓"民族主义"。
实际上，义和团"民族主义"的兴起，跟西方势力，尤其是西方的教会势力日渐渗入中国底层社会有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各种教派的传教士也越来越普遍地进入了中国的农村。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一些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特权。传教士们为了扩大教会势力，就利用这些特权广泛吸收教徒。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带着很强功利性的教会扩张，必然会让很多并非真正信奉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人混进去。然后，这些人就打着传教的名义，四处作乱。这样一来，加上中国人对"洋鬼子"的心理仇恨，就慢慢引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开始，还得从1897年说起。运动的起源地是今天的山东曹州，这里也是宋朝的水浒英雄们聚义的所在，因此自古就有着深厚的农民起义和革命传统。
1897年的一天，由于当地老百姓和所谓的教徒发生了冲突，一些自称"义和拳"的百姓一怒之下杀死了两名德国神父，并砸毁了其所在的教堂。德国人得知消息后，自然不肯罢休，便以此为理由，派兵占领了山东胶州湾。
面对列强的侵犯，义和拳的会员们采取了十分激进的反抗措施，四处暗杀"洋鬼子"、捣毁教堂。从此，义和拳运动便在山东愈演愈烈！
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清政府显得有些手脚无措。在清政府看来，一方面西方列强是肯定得罪不起的，但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惹不起，因为以前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让清政府吃尽了苦头。
无奈之下，清政府采取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处事策略。首先，山东按察使毓贤逮捕和杀死了义和拳运动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这样做，无疑是向德国人表明自己的友好态度。接着，清政府却并没有对义和拳组织采取赶尽杀绝的措施，而是进行招安，宣布其为官方承认的合法组织，并改名为"义和团"。
对于这样的待遇，死了带头大哥的义和团成员们却并不能接受。因此，1899年，当得知毓贤升任巡抚的消息后，山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波及到四十多个州县。那段时间，山东到处都是杀死传教士、烧毁教堂的消息。
对于这种局面，清政府自然十分担忧。然而，他们担忧更多的是西方人的报复。怎样才能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以免德国人再次侵犯领土呢？这时，慈禧想到了精通外交的袁世凯。于是，她命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进驻山东。
二、他就是不信邪
袁世凯来到山东后，也觉得眼前的事情十分棘手。不过，此时的袁世凯经历了朝鲜内乱和戊戌变法的政治历练，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少许的凝重之中，袁世凯一直保持着淡定和克制。
在袁世凯看来，要想维护山东政局的稳定，必须做好以下四件事情。
第一，为了防止德国人找借口侵犯领土，应该在山东各地派驻巡兵。袁世凯经过调查发现，在以往与德国人的冲突中，起因大多是由于德军登陆时，遇到了中国士兵的阻拦。袁世凯认为，阻拦是应该的，只是在方式上一定要合法、合理，这样才能减少冲突的可能。于是，他建议选派一些素质较高的士兵，在胶州各县及胶济铁路沿线巡查。对于一些敏感地点，更应该派出精兵巡查。这条建议得到采纳后，德军见山东胶州各地加强了防备，也就不敢再轻易寻衅滋事了。
第二，袁世凯认为，山东之所以出现严重的事态，跟当地官员不熟悉各种外交条约有关系。于是，他建议总理衙门，尽快选派一些精通外交条约的官员，到山东对各州县的地方官员及候补人员进行法律和政治培训，教给他们各国的条约、公法及有关文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些官员便熟悉了各项重要的外交条约，减少了办事和外交上的不便。
第三，慎重选择山东的地方官员。从上面的两点建议看得出来，山东的事态变得严重，跟地方官员的选任不当有很大关系。他们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洋人，大多采取极端的处事态度，有的仇恨洋人，有的巴结、害怕洋人。这样的态度，在袁世凯眼中都是不行的。他认为，一旦发生了教案，最重要的应该是保持冷静，同时调查情况，大量搜集证据。这样，才能根据各项法律法规和外交约法公正处理。如果山东的地方官员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由其他精干的官员替任。由精干的官员提请上司照会外国领事、公使，并请求总理衙门进行协作。
第四，袁世凯认为，山东事态的越发严重，起源是胶州。因此，应该派遣通达洋务的官员驻守胶州。实际上，袁世凯的这个建议是一个一石二鸟之计。派厉害的官员驻守胶州，不仅可以与德军交涉，而且还可以趁机刺探其军情。
这些建议最终都得到了采纳。慈禧太后得知后，更加器重袁世凯。于是，这年年底，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便被调回京城，由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一职。袁世凯来山东后，对义和团运动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就是1900年1月他写给朝廷的一个奏折。
在这个奏折里，袁世凯首次表达了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袁世凯的态度是明显不利于这次运动的。
首先，他认为义和团其实就是一帮乌合之众。除了少数人懂武术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依靠人多力量大。一旦遇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近代军队，是毫无战斗力的。因此，不能依靠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倘若依靠他们，搞不好就会给洋人找到入侵的借口。
其次，就算不谈洋人，义和团也确实给地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对于这些损失，袁世凯列举了山东各地的相关数据。
最后，袁世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措施。在他看来，措施可分为治本和治标两种。所谓的治标，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对义和团予以取缔，从而恢复地方秩序。所谓的治本，则是采纳上面说到的一系列建议，派遣精干官员到山东，颁布规章，教育山东民众懂法守法等，从而达到调和山东民众与洋人的目的。
按照这样的措施，袁世凯对山东的义和团开始了整顿和清理。据说，袁世凯刚到山东任职不久，便接见了一些相约前去拜访他的义和团首领。这些首领见到袁世凯之后，以为他还会像前任巡抚毓贤一样，对义和团运动予以支持。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嘛！袁世凯也确实表现得十分友善，还饶有兴趣地听这些首领们吹嘘他们的武艺如何高强，法术如何无边。这些义和团首领见袁世凯十分友好，就放开了胆子，一直把牛吹到了天上，竟然说自己能刀枪不入。
很快，用餐时间到了，袁世凯便邀请他们一起进餐。在餐桌上，几杯酒下肚之后，这些首领又开始吹嘘起自己的武艺和法术来。于是，袁世凯便趁机让他们当场表演，以助酒兴。袁世凯显得兴致极高，这些首领就无法拒绝了。可是，世界上又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法术呢？当这些吹牛的首领们按照袁世凯的吩咐站成一列时，等待他们的是早已荷枪实弹的士兵。
袁世凯的意思是，既然你们吹嘘自己刀枪不入，那现在就来试一下！要知道，这些士兵是袁世凯身边的护卫，一个个都是神枪手。他们要来对付这些只会吹牛的义和团首领，根本不是问题。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首领就这样被袁世凯给处决了。事后，袁世凯向山东全省发布了一个告示，宣布义和团为非法组织；自告示发布之日起，严禁设坛习拳，"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
三、不偏不倚，稳住洋人
尽管袁世凯取缔了义和团，但是山东各地的教案还是时不时地发生。就在袁世凯的任上，就发生了好几起。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山东平阴县的英国牧师失踪案。
一天，袁世凯收到报告，说山东平阴县的一个英国牧师，在从泰安府回到平阴县的路上，无缘无故失踪了。
有着丰富外事经验的袁世凯意识到，这又是一起针对传教士的案件。于是，他沉着冷静地应对，先向总理衙门报告，由后者照会英国大使，表示中方会尽快妥善处理此案。
在稳住英国人之后，袁世凯便着手破案。没过多久，凶犯抓住了。经过审问，原来这是一起抢劫案。犯罪嫌疑人贪图英国牧师的钱财，便行凶作案。
为了向英国人表明中方立场，在公开审理此案时，袁世凯专门邀请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到济南旁听。在审理过程中，所有的证据都是明明白白的，而且判决十分公正，英国人就算有意见，也无法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了。
正是有了袁世凯的努力，才使得这次教案成为了山东历次教案之中结案最快、中国遭受损失最少的一次。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觉得，袁世凯似乎在处理外事时，更加偏向洋人。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要知道，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当时，别说是发生侵犯外国人利益的教案，就算太平无事，列强们都整天想着找个借口入侵中国。袁世凯面临的局势是十分危险的，一旦处理不好，损失的绝对不止是金钱，还会有国土。因此，最重要的便是稳住列强，不给他们可趁之机。在这样的前提下，客观公正地处理外事。
实际上，就算在这样的局面下，袁世凯也并不是一味地惧怕和偏向洋人。这一点，从190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一年的1月到3月间，山东高密县的数百民众为了反抗德国人建设的胶济铁路从县境内通过，与德国军队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德国人为保护铁路，竟然调集了三百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支援。可以说，一旦处理不好，马上就会爆发局部战争。
袁世凯得知消息后，二话不说便调集了大批军队开到高密。虽然调集了军队，但是袁世凯的用意并不是与德军拼个你死我活。很明显，袁世凯是为了让德国人知道，要打的话咱们是不怕的。只有这样，才能灭掉德国人的嚣张气焰。
稳住局势之后，袁世凯开始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人修建铁路时征用了高密百姓的田地，可是德国人的赔偿却没有达到百姓们的要求。看来，这是一个关于赔偿数额的讨价还价的事情。弄清原因之后，袁世凯便代表高密百姓开出了一些条件，与德国人进行谈判。
在这次谈判上，袁世凯显示出了自己强硬的作风。由于他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德国人只好作了让步，对高密百姓追加了赔偿。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抓住机会，对德国人在山东的修路、设立路矿公司、招工、征收厘税等事项，重新进行了规定。
就这样，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战争被袁世凯平息了下去，而且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一时间，袁世凯在山东声威大震！
四、"乌合之众"靠不住
袁世凯在山东的政绩是有目可睹的。然而，由于他对义和团采取了过于严厉的措施，因此遭到了报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义和团的骨干们为了报复袁世凯，便勾结清朝的一些官员，向朝廷告状。最终，袁世凯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危害，但是他的胞兄袁世敦却被革了职。
很显然，这是一招杀鸡给猴看，让袁世凯收敛一下。然而，性格强硬的袁世凯并不吃这一套，他顶住压力，向朝廷上了一封《遵旨筹议官练私团事不可行据实复陈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在这份奏折里，袁世凯写道，经过自己的调查，所谓的义和团其实就是离卦教中的义和门，跟曾经想要推翻清朝统治的白莲教是一个性质的组织。因此，取缔义和团绝对不只是取缔了一个拳会那么简单，而是消除了威胁清朝统治的隐患。
当时有一些官员固执地认为可以依靠义和团来对付洋人。针对这种观点，袁世凯重申，义和团并没有真正的战斗力，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不仅聚众闹事、乱杀洋人，而且还侵扰平民百姓，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一个组织，哪有什么力量来对付正规化的列强军队呢？
在奏折最后，袁世凯掷地有声地劝谏道，从古至今，都没有利用旁门左道来抵御外敌入侵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会威胁政治稳定。正是由于此，朝廷依靠义和团来对付洋人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然而，朝廷对于这些十分正确的进言，并没有予以采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在袁世凯的有力打击之下已经不见了踪影，但是在河北、天津等地，义和团组织却迅猛发展。
大家会好奇，朝廷为什么会不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却对义和团运动既不镇压也不支持呢？其实，这是清政府的一种政治策略。当时，义和团组织在面对袁世凯的大力打击下，已经改变了最开始与清政府敌对的态度，打起了拥护清廷、驱逐洋人的口号。
对于打着如此口号的组织，清政府还是比较支持的。然而，朝廷也清楚，义和团归根到底不是什么好的民间组织，对社会政治秩序破坏不小。于是，在这两种考虑之下，朝廷干脆就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先准备和袁世凯一起打击义和团的直隶总督裕禄，现在也不敢乱来了。于是，河北、天津一带的义和团组织才像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壮大。
可以说，当时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到了无政府状况。义和团成员们四处设坛招收门徒，捣毁教堂、杀死洋人，甚至拆毁铁路和通讯设施。按理来说，对于具有如此巨大破坏力的民间组织，清政府应该予以坚决取缔才是，但是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却得到了朝廷的纵容呢？
除了上面讲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统治者的迷信思想。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早已进入科学思维的时代。而此时的中国，上至清政府的统治者，下至一般百姓，整个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中世纪的迷信之中。
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神仙鬼怪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只要具有某种法术，便能搬请天兵天将下凡，或者使得自己刀枪不入，有如神助。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清政府的统治者们才相信可以依靠义和团的成员们去打败洋人。
其实，慈禧等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他们想先利用义和团打击列强，然后再与列强谈判，获取利益。正是由于清政府的纵容，义和团组织才迅速发展。很快，在河北和天津等地，凡是有洋人的地方，几乎每隔几天都会发生教案。
到了1900年的夏天，义和团组织开始进入了北京。据说，当时十多万头上缠着红、黑、黄等各色头巾，脚上绑着红色布条，手上系着白色咒符的义和团成员们来到了京城。
他们进城后，就像巡捕一样，四处捉拿洋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捉拿和杀害亲近洋人和洋教的中国人。
在他们口中，洋人就是"老毛子"和"大毛子"，是要赶尽杀绝的；"二毛子"则是信仰洋教的中国人，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退教，同样杀无赦。至于"三毛子"，则是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包括买洋货的中国人在内，也要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惩罚。
大家或许会问，义和团成员要捉拿和杀害洋人倒是容易，毕竟洋人跟中国人区别很大，容易分辨。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判断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二毛子"呢？
说起来好笑，义和团辨别一个人是不是"二毛子"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会抓住一个嫌犯，让他跪在祭坛前，接着点燃一张写着义和团保护神名字的纸条。如果烧后的灰往上飞，那么这个人就不是"二毛子"，往下落就是。
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在清政府的首都时不时的发生，真是一出闹剧！
闹剧同时也是悲剧！义和团大肆杀害洋人，很快就激怒了西方列强，战争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就是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
五、"辛丑"的悲剧
八国军队的统帅是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他率领着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的八国军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大沽炮台。在那里，他们等待着清政府的交代，扬言若答复让他们不满意，将会杀进京城。
这一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急坏了的慈禧想到了李鸿章，她多次招李入京，可是早已对外事心灰意冷的李鸿章，每次都以广东事务繁忙予以推脱。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在前往总理衙门的路上，被八旗军官恩海枪杀了。不仅如此，毫无政治头脑的义和团成员们又开始围攻各国使馆。
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慈禧心中明白，西方列强不会买这笔账了。于是，这个年迈的女人像发了疯一样地向十一国（除了上述八国之外，还有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宣战！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
当时，真正有见识的清朝官员，比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几乎对保住中国的西面和北面持绝望态度。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效法东晋和南宋，守住东南半壁江山，拒绝执行慈禧对外宣战的诏令。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那么，此时身在山东的袁世凯又是如何应对时局的变动的呢？
很显然，袁世凯也认为清政府会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然而，他却采取了与李鸿章等人不同的策略，既不直接拒绝诏令，又不真正发兵迎敌，而是命令军队原地踏步，对战事持观望态度。不过，在这场战争中，袁世凯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他担负起了通讯中转的重大责任。
当时，华北等地的交通和电讯遭到严重破坏，东南和全国各地的各种电报、奏折无法直接上达朝廷。无奈之下，这些地方的官员就只好将电报和奏折先发到袁世凯所在的济南，然后由袁世凯代为上奏。同样的，得到批复的奏折和朝廷下达的命令也是先发到袁世凯处，接着由袁世凯转发各地督抚。
大家可以想象，在当时纷乱的战事中，袁世凯担负起通讯中转的职责，该是多大的工作压力。不过，他依旧做的有条不紊，指挥若定！
在通讯中转之余，袁世凯还用心保护好西方列强的使馆和各国公使。他明白，在这样的局面下，保护住一个外国人，就会对以后的谈判带来好处。这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所应具有的胸怀！
不到两个月时间，结局早已注定的这场战争就结束了。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至于清政府想要依靠的那十来万义和团"勇士们"，一时间都人间蒸发了。
8月15日，慈禧太后打扮成一个乡下老太太，带着光绪皇帝，混在逃难的人群中，离开了北京城。9月10日，慈禧太后一行人逃到了太原。早已暗中派人跟踪慈禧的袁世凯，很快就给慈禧送来了二十五万两白银，以供花费。对于落难的慈禧来说，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年迈的慈禧看着这些钱，可谓是大受感动，对袁世凯更是视为忠臣。
不久，慈禧又逃到了西安。在这个古旧的都城里，年迈的慈禧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她痛定思痛，在发布了《罪己诏》之后，又于12月1日，也就是自己生日那天，下诏宣布全面改革清朝政治。
两个月之后，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宣布变法。在变法初期，她要求各省督抚在两个月之内上书各项改革方案，以备朝廷新政所用。
慈禧宣布变法，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经历了这次劫难之后的痛定思痛。然而，对于当时的各省督抚来说，却是很难琢磨的。
在他们看来，慈禧对于变法的态度一向都是坚决反对的，以前的戊戌变法就是最好的例子。可是，现在她却突然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还要各省督抚畅所欲言，这确实让他们搞不明白。于是，很多省份的督抚都采取了观望态度。
然而，慈禧这次可是当真的。看各省督抚没有多大反应，她十分着急，便下诏成立了所谓的新政督办政务处。在这个机构里，囊括了清政府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臣，比如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户部尚书鹿传霖、地方大员刘坤一、张之洞等。
或许是由于慈禧发布诏令的地点是在偏僻的西安，因此地方上的反应依旧不强烈。当时，只有袁世凯在接到诏书的第四天，就上了一个《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涉及了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财政和军事六大方面。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接着宣布，山东立即启动各项新政措施。实际上，就算慈禧不发布诏令，坐镇山东的袁世凯也想着对山东进行各项改革了。尤其在教育制度方面，袁世凯可以说是花了大力气的。
1901年10月，袁世凯在山东济南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同时制订了中国第一份地方性的教育法规--山东学堂章程，采纳了很多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不仅如此，美国人赫士还被袁世凯聘来担任了总教习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