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就这样了了。然而，在袁世凯看来，正是这个协议却暴露出了清政府的软弱和无能：自己明明是打赢了的，凭什么还要赔钱？
正是这样的做法，让年少气盛的袁世凯深受打击！
或许，那时的袁世凯还是太年轻了，还不懂得政治的真正复杂和艰难。他心里只有一个是非标准，那就是凭自己的实力说话。谁打赢了仗，谁就应该是强者，不应该屈膝求和！可是，现在清政府却大力支持朝鲜讲和，而且还赔钱给无理的日本人，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于这次讲和，袁世凯感到十分郁闷。此时，正好袁世凯的养母牛氏由于担心他的安危，吓得在老家得了重病，急着催他回去。于是，在向吴大澂提出请假回归探亲的请求，并得到了同意之后，袁世凯于1885年的1月30日离开了汉城。
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暂时离开，阅人无数的吴大澂十分赏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年轻人有着政治全局观的良好表现。的确如此，在时事不利于自己的时候，暂且离开，未尝不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袁世凯的离去虽然有意气的成分，但是也还是属于拿得起放得下的典型，这正说明了年轻的他已经具备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养。
对于袁世凯的这次离开，很多当时的同僚和好友都予以了高度评价。例如，袁世凯31日到了山东马山浦时，亲自驾着小舟前来接他的丁汝昌就当面夸他道："功成退归，君舍得开，走得出，伟人也！"
而作为袁世凯的朝鲜好友金允植，也作了一首名为《送慰廷归河南》的诗赠别袁世凯，其中同样不乏赞美之言。比如：
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
天日照孔明，贤才岂中叶？
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在这首诗里，金允植直接就把袁世凯比做了孔明，认为他的才干就不是一般的中才，而是贤能的大才，因此要努力勤勉于王事。
显然，这些诗句都充满了溢美之情。不过，对于年仅二十来岁的袁世凯来说，能在朝鲜取得那么骄人的功绩，确实也是受之无愧的！
四、再次赴任，踌躇满志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袁世凯对清朝政府软弱无能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强敌面前，你让它一寸，它就会进你一尺！
很快，到了1885年3月，由于在与清政府及朝鲜的谈判中捞到了好处，日本人派了一个大臣来到中国，向清政府在朝鲜的行为提出抗议，而这个大臣就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伊藤博文。
清政府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就让李鸿章到天津与他谈判。伊藤博文认为，李鸿章成熟老练，是块难啃的骨头，于是就直接来到了北京，要求与总理衙门对话。可是，总理衙门却依旧让他回天津去，跟李鸿章协商。
无奈之下，伊藤博文又去了天津。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日本人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比如清政府必须道歉和赔偿军费等。除此之外，日本人还认为，必须严惩在"甲申政变"中"闹事"的袁世凯。
最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四个月内，中日两国军队撤出朝鲜；
第二，以后，中日两国都不能派遣军事教官帮助朝鲜训练军队；
第三，将来朝鲜如果再出现政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须事前相互通告。
这三条内容里面，最阴险的就是第三条。通过这一条，日本人便实际上取得了与清政府同等的出兵朝鲜权利。不仅如此，由于需要事前通告，清政府的对朝军事行动，至少在条约上失去了主动权。
至于日本人提出的严惩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并没有答应，最终不了了之。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日本人步步紧逼的同时，俄国人也加快了侵朝步伐。实际上，俄国人之所以能在朝鲜捞到好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朝鲜政府本身。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朝鲜虽然一直都是清政府的附属国，但是谁又真的甘心做小弟呢？事实上，韩王当权的朝鲜政府一直以来都在争取独立和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就瞒着清政府，与俄国人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其中一条要命的约定就是：双方都有权将军舰开到对方的任何港口去，无论是开放性的港口还是封闭性的港口。俄国的军舰都可以开到朝鲜的港口了，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信号！
接着，俄国人又直接提出，要朝鲜接受俄国的保护。换句话说，就是让其成为俄国的附属国。韩王并没有立即答应俄国人，而是十分狡猾地派遣使者到北京来，向清政府询问怎么办。
其实，对于韩王的心思，清政府是十分清楚的。李鸿章心里明白，这是朝鲜的一个暗示：假如清政府不采取点行动，那么对不起，朝鲜以后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但是，按照当时的形势，清政府又不能直接跟俄国人对着干。无可奈何之下，李鸿章决定，把在思想上亲近清政府的大院君派回朝鲜，从而维护现有的中朝关系。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大院君回朝鲜去制衡他的儿子韩王，以及那个墙头草随风倒的闵氏家族。
主意既定，李鸿章准备立即行动。可是，由谁来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呢？前思后想之后，李鸿章认为，此事非熟悉朝鲜国情的袁世凯莫属！于是，李鸿章赶紧派人前往河南陈州，招袁世凯到天津。
袁世凯收到通知后，认为情况紧急，于是他就日夜兼程地赶往天津。据说，由于赶得太急，他甚至骑死了一头骡子。
李鸿章与袁世凯在天津碰面后，袁世凯提出，要丁汝昌与自己一起带兵入朝。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同意："韩人听说大将军去，肯定会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呢？至于其他人，就不需要了，你只需带数十个随从就行。"
就这样，1885年9月中旬，袁世凯护送着大院君从天津出发，于10月初再次来到了朝鲜。在仁川，袁世凯受到了朝鲜百姓的热烈欢迎。由此可见，袁世凯在朝鲜还是威名远播、深得民心的。
不过，这一次，袁世凯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大院君安全回国。因此，在将大院君送回王宫，并对闵氏家族和大院君之间的矛盾进行了适当调处之后，袁世凯就回天津向李鸿章复命了。
到了此时，袁世凯与朝鲜的缘分依旧没有尽。因为在1885年年底，清政府为了稳定中朝关系，正式任命二十六岁的袁世凯为驻朝办事大臣，全权代理清政府在朝的一切事宜。就这样，袁世凯又来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朝鲜。
跟以往不同，这次来朝，袁世凯拥有了更大的实权。在写给韩王的信中，李鸿章叮嘱道："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也就是让韩王李熙但凡军国大事都要与袁世凯商量着办。可以想象，袁世凯在朝鲜拥有多大的权力！然而，此时的朝鲜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朝鲜了。
从朝鲜政府来看，韩王和闵氏家族已愈发不愿意再附属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只是由于担心赶跑了清政府这条狼，又来了西方列强这些虎，因此暂时还对袁世凯礼让有加。
从西方列强来看，他们虽然在朝鲜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要争夺清政府在朝鲜所拥有的宗主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袁世凯虽然被清政府授予了在朝全权大臣的职位，但是其他国家却有意不承认他的这个地位，甚至在有些外交场合，袁世凯还成为了最受排斥和歧视的人。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局面下当一个所谓的"全权"大臣，袁世凯会觉得多么的窝囊！
尽管如此，性格强硬的袁世凯却并没有对西方列强表现出任何退让。相反，他总是在各种场合全力维护清政府在朝的地位和权利。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了1890年朝鲜赵太妃去世时的一件事中。
按照规矩，作为清政府的附属国，朝鲜的太妃去世，朝鲜政府自然应该派出"讣告使"向北京的礼部报告消息，然后清政府才会派使节前去祭奠和赐予谥号。
然而，赵太妃去世好几天了，朝鲜政府都没一点动静。
这下，袁世凯急了。他不断地派人去催促朝鲜王室，让他们前往北京通告。最终，经不住袁世凯的几番催促，朝鲜政府只好照规矩办事。
还有一次，日本假意邀请袁世凯去东京访问，说是商谈朝鲜事宜。可是，当袁世凯到了东京，并且和伊藤博文见面之后，狡猾的日本人却十分凶狠地向他提出了所谓的十二条忠告，主要意思就是让袁世凯别插手朝鲜的内政外交。
面对日本人的威胁，生性刚烈的袁世凯一点也不买账。他只是随便敷衍了几句，还没等到行程结束，便离开了日本。
就这样，袁世凯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尽心尽力地维护着清政府在朝鲜的地位和利益。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以为，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成绩是在外交领域。其实，他在朝鲜的经济和交通事业，尤其在对华贸易上，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在袁世凯出任驻朝全权大臣之前，朝鲜的主要对外贸易对象是日本。而到了袁世凯任职的后期，在朝华商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日本。据统计，当时在汉城的华商一共有八十家之多。那么，袁世凯是怎么取得这一骄人成绩的呢？实际上，他在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袁世凯刚来朝鲜的时候，华商没有专门的利益保护机构。为此，袁世凯设置了巡警，专门保护华商利益。同时，他还按照地域，将各地的华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个的商帮会馆，其中设有董事，专门协调华商之间的利益冲突。
大家都知道，海外贸易中很重要的一个硬件就是海洋运输。但是，在袁世凯担任全权大臣之前，华商的海洋运输都被日本商船垄断，这样自然不利于华商。有鉴于此，袁世凯从总税务司搞来上万元的款项，购置了一艘远洋货轮，专门来往于仁川、上海之间，从此打破了日本人的垄断。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在龙山、仁川、釜山和元山四处设立中国在朝的商务理事，负责管理在朝华商的各项商务，增加了华商的商业效率。
袁世凯的努力赢得了朝鲜政府的尊重，就连亲日的闵氏家族也最终转向了亲清政府。
1890年，袁世凯担任驻朝全权大臣已经整整三年了。在写给朝廷的政绩考核报告中，李鸿章用了这样十六个字来褒奖袁世凯在朝的劳苦功高："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尤其是最后一句"独为其难"，说明李鸿章深知袁世凯在朝鲜一人苦撑危局的难处。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在评语的最后提出，应该继续让袁世凯留任朝鲜，并加升二品官衔。最终，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并在1893年袁世凯又一次三年任职期满时，让他继续留任。
可以相信，袁世凯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和褒奖，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吧！
五、甲午惊雷震醒了他
清政府虽然有了袁世凯在朝鲜的勉力支撑，然而，仅仅靠他一个人，是难以阻止日本人预谋已久的侵朝计划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朝鲜，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当时已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对象。
这一点，仅仅从日本为侵略中国而制定的详细《征讨清国策》就可见一斑。在这个侵略计划里，写明了要将清政府势力赶出朝鲜，并向中国本土进攻，占领中国"盖平以南的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
这是一个充满狼子野心的野蛮计划！基本上，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日本人大约进行了十年的扩军备战。因而，就算没有袁世凯在朝鲜与日本人的摩擦，日本人迟早也要打过来。
事实上，到了甲午中日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六万人的新式陆军和五万吨的海军吨位，这样的军备数量在当时的东亚是首屈一指的。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称霸东亚。
也就在日本积极扩军备战的时候，俄国人同样加紧了在远东的扩张计划。他们正花巨资修建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一旦建成，朝鲜必然是第一个被其征服的国家。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袁世凯在朝鲜不断地与日本人产生各种摩擦，因此日本决定，要在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前，征服朝鲜，进而侵略中国。
就这样，中日之间的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最终触发甲午中日战争的，就是1894年朝鲜的"东学党"人起义。
这次起义，对于日本人来说，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立即作出反应，打着平定朝鲜内乱的旗帜出兵了。
一直以来，袁世凯都关注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日本一出兵，他就立刻向李鸿章报告，并建议李鸿章赶紧派遣清军入朝。
李鸿章虽然采纳了袁世凯的建议，但是他却严格履行了《中日天津条约》的约定，在1894年6月4日出兵前，通过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日本人进行了通告。然而，日本七千人的先遣部队早在两天前就出发了。看来，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在这一点上，还是没算赢后起之秀伊藤博文。
这次清军入朝，李鸿章选派的将领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及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总共带领了一千五百人的淮军入朝。同时，他还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派济远和扬威两舰到仁川进行掩护作战。而日本方面，在派出了先遣部队之后，紧接着在8日、9日和10日，日本大军陆续开进了仁川。
此时，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了，战争即将爆发。
袁世凯面对强敌的来临，沉着冷静地应对。他首先通过朝鲜政府向日本提出要求，请他们立即撤军。同时，他还紧急召见各国公使，示以利弊，让各国敦促日本撤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外交手腕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因为日本人就是铁了心要打。
袁世凯认识到这一局面，只好向李鸿章建议，必须增派更多的清军来朝。不然，之前派来的军队，根本不具备震住日军的威慑力！然而，这一次，李鸿章却没有采纳袁世凯的建议。作为军队的统帅，他明白自己的家底有多大。当时的清朝军队，又哪里是日军的对手呢？
因此，李鸿章采取的办法依旧是他所谓的"以夷制夷"，也就是通过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和俄国来向日本施压。
在他看来，英国和俄国在朝鲜也有自己的利益，一旦日本独占了朝鲜，那么必然对英国和俄国造成损害。所以，李鸿章认为，通过英国和俄国向日本施压，是行得通的。然而，英国和俄国却不这么想。在这两个列强看来，与其插上一脚，还不如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因此，对于势必爆发的战争，他们都采取了观望态度。
如此一来，李鸿章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也就在他空想"以夷制夷"而不增兵朝鲜的时候，日本军队已经大批开到了朝鲜。
可以想象，眼看着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地开来，袁世凯在朝鲜有多着急！6月24日，心急火燎的他连发四封电报给李鸿章，强烈建议增兵。然而，都火烧眉毛了，李鸿章依旧指望着外交能救他一命。
清政府的消极退让，让日本人更加嚣张。7月5日，日本驻朝公使大乌向朝鲜政府提出了照会，实际是在逼迫朝鲜对其政治、财政、法律、兵务和学政进行改革。很显然，这时的日本已经把朝鲜当成自己的附属国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袁世凯意识到，清政府保不住朝鲜了。不仅如此，他也明白，自己与日本人结怨太深，假如此时不赶紧离开日本，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袁世凯给李鸿章打了报告，说自己生了重病，高烧、浑身疼痛，必须回国治疗。为了让报告尽快得到批准，他又致电好友盛宣怀，让其劝说李鸿章，把自己调回国。可是，这时的李鸿章正忙着与英国人和俄国人沟通呢！因此，直到7月中旬，当沟通完全失败之后，李鸿章才无奈地决定，迎战日本。
这时，急得上火的袁世凯终于盼来了朝廷的回国调令。至于他在朝鲜的各项事务，则交由唐绍仪接管。接到朝廷调令，袁世凯稍微松了口气。不过，他依旧十分警惕，因为毕竟他还身处朝鲜，眼前最紧要的就是怎样离开已经战云密布的汉城。
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接到一个消息，说日本人正在密谋刺杀他。袁世凯知道，一刻也不能耽搁了，必须马上走。于是，在英国驻朝领事朱尔典的帮助下，袁世凯先逃到了英国的驻朝领事馆，乔装打扮一番后，才从后门溜走了。
离开英国领事馆之后，袁世凯直奔海边。在那里，唐绍仪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护送着他登上了回天津的英国军舰。
就这样，袁世凯保住了性命。不过，朝鲜就惨了。很快，由于朝鲜政府不愿意改革内政，而在外交领域不想切断与清政府的藩属关系，因此日本军队攻入王宫，抓获韩王李熙，并烧死王妃闵氏。接着，日本人把大院君李昰应扶为监国。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傀儡，真正控制朝鲜政府的是日本。
在掌握了朝鲜的一切军政大权之后，日本人开始着手对付在朝清政府势力了。
他们通过大院君下令，废除所有中朝条约，并驱逐清朝军队。然后，日军对清政府驻朝总理公署进行了围攻。这里，就是袁世凯经常办公的地方。可以想象，要是袁世凯此时还没离开，他的下场会有多惨！
在朝鲜屡屡得手的日本，按照早已制定的计划，开始把侵略枪口对准了中国。为了挑起战争，日本海军进攻并击沉了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的中国运兵商船"高升"号。在这次灾难中，两千中国官兵遇难。随后，日本陆军又向牙山的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
在日军的节节进逼之下，清政府被迫于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这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甲午中日战争。
第三章 练兵，练兵，练兵
一、不练兵不行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败得一塌糊涂。不仅割地赔款，而且丢掉了天朝大国的尊严。其实，这个天朝大国的所谓尊严，早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就快丢光了！
清朝政府的失败，对于性格强悍的军人袁世凯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让袁世凯不服气的是，当时的清朝军队已经不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装备和战术落后西方列强一大截的军队，早已由八旗军和绿营军发展到了湘军、淮军以及北洋水师这样的近代化军队。而且，这些军队曾经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乃至朝鲜内乱中，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怎么一遇到日本人，就可以说是溃不成军，甚至不堪一击呢？
其实，让袁世凯不服气的问题，也是困扰着当时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的问题。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其军队在当时之所以那么强大，原因既在于先进的装备和战术，更在于他们近代化的军队组织和管理理念。而这一点，正是清朝军队所缺乏的。不过，这些更多是后来的反思。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除了少数学术思想界和政界的精英之外，很少有人能思考到这么深的层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世凯在甲午之后对战败原因的思考，以及随后的练兵举措，就显得尤为有意义了。然而，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间，袁世凯和他的上司李鸿章一样，都面临了巨大的舆论乃至政治压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李鸿章由于在战争中执行消极抵抗的政策，而且又在战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战后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奸臣。而袁世凯则被批判为导致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理由则是他在朝期间与日本人结怨太深。
面对舆论的压力，李鸿章灰溜溜地躲在北京贤良寺避风头，而袁世凯也只好告假回到了河南彰德"省亲"。过了一段时间，等风头稍微平静一些之后，袁世凯才又回到了北京。
再次回到京城的袁世凯，那段时间的心情可想而知，是相当郁闷的。不过，他依然揪心于已经近代化的清军为何会输给日本这个大问题上。因此，当时居住在北京河南会馆的袁世凯，再次拿起了他心爱的现代军事著作，细心研读起来。
袁世凯不仅读书，而且写下了一些研究性的文字。他甚至还带着自己的这些见解，拜访了许多在京的著名大臣。通过与这些既有名望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臣交往，袁世凯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练兵想法。
袁世凯拜访的大臣之中，有一位湘军名将刘坤一。在交谈中，刘坤一发现，这个谦虚好学的年轻人是个不可多得的治世贤才。于是，刘坤一很快就向光绪皇帝举荐袁世凯，认为他可堪大用。
实际上，光绪皇帝早就听说过袁世凯的才干。袁世凯还在朝鲜的时候，李鸿章对他的高度评价就引起过光绪皇帝对这个人才的注意。因此，老将刘坤一向光绪皇帝保荐袁世凯的时候，这位年轻而且急欲改革的皇帝，很快就召见了袁世凯，并对他一再勉励。能受到皇帝的接见和鼓励，自然让袁世凯激动万分。
在那段时间，他悉心钻研了近代的各种军事制度，比如营制和粮饷、军事指挥人才的训练、军事装备的使用，以及阵地战等战术。然而，作为一个军人，仅仅潜心研究军事，是难以发挥其最大作用的。
据说，在马关谈判时，伊藤博文曾询问李鸿章，袁世凯现居何职。李鸿章答道："小差事无足轻重。"伊藤博文听后很惊讶："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材也。"
看来，就连对袁世凯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把他当成一个难得的人才。可是，这个人才什么时候才能重振雄风呢？
没过多久，袁世凯的好运气来临了。当时，为了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清政府正在四处寻找能臣。
于是，在李鸿藻、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重臣的联合推荐下，深通西洋近代军事的袁世凯，被任命为了清政府的新式陆军督办大臣。而训练新军，就成为了袁世凯政治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一个转折点。
二、委以重任，大显身手
袁世凯被任命为新军督办大臣时，年仅三十六岁。可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春风得意的的日子。
朝廷训练新军的旨意下达以后，很快袁世凯就来到了训练基地，也就是距离天津六十余里、距离北京大约三百里，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潦水套。由于这里也是天津与大沽口之间的一个小站，所以也称小站。于是，袁世凯的这次练兵，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
一直以来，袁世凯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能亲自训练清朝的军队。之前，他虽然训练过新军，但是当时一方面他的西方近代军事知识还比较欠缺，一方面训练的是朝鲜军队，因而对于袁世凯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是，这次的小站练兵则不同。经过多年的磨炼和学习，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具备了较为丰富的西方近代军事知识，再加上这次训练的可是自己国家的军队。因此，获得重任的袁世凯的内心，满是憧憬和希望。
袁世凯又是怎样训练这支新军的呢？让我们去看一下。
很显然，既然是训练新军，那么在指导思想上，就不能再停留于淮军或者北洋水师的旧思维，而是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其近代陆军训练。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军事训练思维的大变革。
具体说来，袁世凯的练兵，包括了以下一些重要方面的内容：
第一，训练士兵。
大家都知道，士兵是军队主要成分，他们的素质高低最终决定了军队的强弱与否。袁世凯十分注重士兵素质的提高，为此他对士兵进行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
在军事训练方面，袁世凯依据西方的各种操典和军规，并结合中国实际，制订和颁布了几十种军队规章。其中，像《操场暂行章程》、《夜战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为了鼓励士兵积极上进，袁世凯在军队里设立了炮兵学堂、步兵学堂和德文学堂，专门选拔优秀士兵进去学习。两年的学习期满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便可以得到重用。
在训练士兵上，袁世凯最有特色的一个方法就是主持编写了好几首军歌，比如《行军歌》、《对兵歌》、《劝兵歌》等，都是用来鼓舞新兵士气的。
这些歌的歌词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做一名合格军人应该遵守的各项规矩。我们不妨去看一下《劝兵歌》的歌词：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女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欺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切空；
六要尊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莫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这些歌词朗朗上口，既方便记忆，也深入人心，取得了很好的新兵训练效果。
跟军规相联系的，则是处罚的严厉。据说，一天晚上，当袁世凯亲自巡营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名士兵在偷吸鸦片。袁世凯大怒，立即抽出佩刀，将这个士兵砍死。可见，袁世凯治军是十分严厉的。
第二，袁世凯十分注重军官的训练。
如果说士兵是军队的主干的话，那么军官则是军队的灵魂。一个优秀的军官，必须能起到很好的带头和表率作用。因此，在练兵的一开始，袁世凯就在军官的选拔和训练上十分用心。
当时，清政府已经开设了北洋武备学堂，专门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从这个学堂里，走出了像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王怀芝、王英楷、王占元、何宗莲等高级将领。这些人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军事教育，因而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要知道，这些人都不是袁世凯原属淮军的旧人。换句话说，在选拔军官时，袁世凯更多看重的是军事才干，而不是社会关系。
当然，对于淮军一些懂得近代军事的优秀将领，比如徐世昌、阮忠枢、刘永庆、雷震春、江朝宗、沈祖宪等人，袁世凯也是照用不误。
这些军官来到小站后，也要严格遵守袁世凯编订的《新军官制》。这个制度对于军官的资格、官阶、考核和晋升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得军官系统更加科学化和正规化。
正是由于在小站的严格管理和训练，从这些军官里面出来了除袁世凯之外的三个民国总统（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至于督军，则有三十四个。
由此可见，小站练兵同样也练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
第三，对军队的编制进行改革。
袁世凯认为，原来的4750名定武军，在人数上还是少了些。因此，他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方征调了2250人，组成了一支总共7000人的新军。
为了管理好这支军队，袁世凯建立了一个陆军督练处，下面设有参谋、督操、执法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和教习处等办事机构。
完善了军队组织之后，袁世凯又根据德国和日本军队的办法，将新军分为了步、炮、马、工程、辎重五个兵种，分别加以训练。
这样一来，这支新军就是一支真正的近代军队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配合，具有很强的机动性、灵活性。
第四，加强新军的武器装备。
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是出了名的舍得花钱。在他看来，一支近代军队倘若没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名不副实的。因此，这支新军的所有装备都全部由德国进口。其中，包括了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等先进武器。
除了这些武器之外，袁世凯还效法日本，给新军配备了完善的远途作战装备，比如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军乐器、望远镜、指南针等。
经过这些方面的努力，袁世凯的新军成为了清政府的一支精锐部队。在作战能力上，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淮军。
至于新军的官兵们，则对他们的统帅袁世凯表现了十分的忠心。据说，在新军的各个营里面，都供奉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
最有趣的是，每天军队上操、下操的时候，带军的军官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士兵则会答道："吃袁大人的饭！"军官问："咱们穿谁的衣？"士兵则答："穿袁大人的衣！"而当军官问："咱们为谁出力？"士兵则答道："替袁大人出力！"可见，这时的新军就俨然是袁世凯的家兵家将了。
这样说，绝对不是夸大。当时，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袁世凯在军队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至于那些原本不是亲信的军官，他则通过各种方式，比如结拜兄弟等，加以拉拢。
经过严格和科学的训练，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据说，在1898年，当那位受英国联合商会主席委托，前来考察中国政治军事的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看到袁世凯的新军后，曾写下了如此的评价："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
接着，这位司令又表扬了新军的财务制度十分优良。他写道："中国兵之之弱，其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换句话说，在贝思福看来，袁世凯的新军俨然就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了。
毫无疑问，这支新军确实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也正是通过小站练兵，并依仗这支军队，袁世凯崛起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三、并非徒劳的上书
也就在袁世凯用心在小站练兵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可否认，袁世凯的练兵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个改革清朝军制，以实现强兵乃至强国的目标。然而，同样是基于这样的目标，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些政治势力。
在政治理念上，这些政治势力与袁世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甚至水火不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
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那样，孙中山的革命党宣称以暴力革命来打碎这个黑暗落后的世界。
1894年，未满三十岁的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倡言改良政治遭到冷遇后，满腹愁怨的他来到了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成了"兴中会"。他们满怀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富强而文明的现代国家的理想，庄严誓词："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制，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倾！"
此后，他们将理想付诸实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暴动。然而，每一次的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屡败屡战中，孙中山的大名传遍了全中国。
多年以后，这位伟人与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袁世凯相遇了，而且激荡起了中国政治的汹涌巨浪！不过，在这之前，袁世凯需要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与自己想法迥异的政治势力，这就是维新派。
对于袁世凯与维新派的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比如，很久以来就有这么一种似乎得到公认的看法：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出卖，维新派的改革才最终破产。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还是让我们赶紧回到历史中去，看一看事情的原委吧！
其实，在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也曾像后来的维新派一样，上书光绪倡言改革。不过，由于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阻扰，这次上书没有取得成效。
那么，袁世凯的上书到底有些什么内容？翁同龢为什么要阻扰他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先得从袁世凯上书时的国内政治情况来分析。
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朝廷弥漫着沮丧和愤怒的情绪。李鸿章由于在战争中的拖延以及战败后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陷入了空前的舆论指责之中。而此时的袁世凯也被人指责为导致这场战争的一大主因，同样受到舆论谴责。
因此，战败后，清政府主政的就是"主战派"的翁同龢。至于李鸿章和袁世凯则都"躲"了起来，以避风头。不过，年轻的袁世凯很快又受到了重用，专门负责训练新军。也就在这个时期，袁世凯写出了一份"万言书"，力陈各项改革事宜。
袁世凯的"万言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为了鼓舞斗志，袁世凯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不知道抓住时机改革。只要能破除旧习，革去旧弊，便能转败为胜。那么，怎样改革呢？
袁世凯首先批评了反对变革的"用夷变夏"之说。他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被实践证明了十分有效。现在，国门既然已经被打开，再闭关自守已不可能，还不如主动变法，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改革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制度。因此，朝廷应该借用各国新法，择善学习。朝廷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一直沿用传统的旧制，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是大势所趋。
在这里，袁世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不能仅仅学习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的各种军事制度。技术是很表面的，像制造枪炮军舰，这些学起来都不难。难的是管理军队的那套制度，这才真正体现了西方人的智慧。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认为，应该在用人、理财、经济和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国际局势。
事实上，袁世凯已经跟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因此，他这份"万言书"中所说和所想的，就是如何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从而达到改变清朝腐朽堕落状况，以期变法图强。
具体说来，这份"万言书"包含了以下一些改革思想：
1.在教育方面，设立馆院、开办学堂和改革八股考试。
所谓的馆院，其实就是兼具了学校和议事机构职能的一种组织。在这个馆院里，袁世凯认为可以专门聘请一些精通各种西学的学者，他们大多是外国人或者有海外经历的华人，由他们来讲解各种西学。除了这种讲学机构之外，袁世凯还认为应该开办学堂。这是一种专门学堂，主要目的在于培养理财和建筑方面的人才。
另外，袁世凯一向认为八股考试束缚人才。不过，当时还没到完全废除的时机，因此他主张，应对其进行改革，从讲究文章向讲究实用转变，并开设新的科目，凡是通达洋务的，一样能通过考试。
2.在外交方面，袁世凯认为，外交人员的选择很重要，"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因此，各地的官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外事交涉能力。对于一些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官员，袁世凯认为应该予以淘汰，从而精简官僚系统。
3.在经济方面，袁世凯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振兴主张。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广集商股和借外债，修筑铁路；注重发展铁路沿线的商务和矿务，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实行官督商办；鼓励、开设工厂，资力不足者，国家通过一定方式给予贷款扶持；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发展现代邮政，等等。
我们不得不说，这份上书确实着眼于提出一些实际的举措。袁世凯首先就放弃了当时还盛行的"以夷制夷"的思想。
在他看来，那只是一种小小的计谋。因为无论怎样去"以夷制夷"，所有的"夷"也就是列强，依旧还在中国领土上相互侵夺。受损失的，依旧是中国。因此，想要真正强国，与列强取得同等的权利，必须放弃这种想法。
事实的确如此，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哪里还有什么与列强一样的平等权利？真正现实的做法，必须依靠自己，掌握主动权，富国强兵才有真正的可能，也才有进一步的保持主权完整。
有人曾将袁世凯的上书，跟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比较，认为袁世凯的上书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具体的改革方案，都更加务实、更具可操作性。
当然，也有人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更加注重地方改革，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过于依靠中央的改革，尤其是过于依赖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因此，从一开始，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就比较难以获得实施。
举一个例子来说，改革中无疑是会触犯到一些守旧大臣的利益，在对待这样的问题上，袁世凯认为，应该对这些大臣采取一种怀柔政策，予以妥善安排，而不应像康有为那样，采取"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之类简单粗暴的办法。在袁世凯看来，这种办法无益于改革，反而会激化矛盾。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袁世凯的看法是更具有切实可行性的。
另外，还有人评价说，袁世凯的改革更加具有公心，而康有为等人的私心更重，包含了太多的个人政治目的。这一点或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位晚清的改革者在气魄和胸怀上的差异！
然而，袁世凯的上书却没有"公车上书"的运气好。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康有为等人的上书，还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采纳，至少光绪皇帝是看到了的。可是，袁世凯的上书却因为与军机大臣、光绪老师的翁同龢政见不同，而没有得到重视。
有人会问，袁世凯为何不直接上书光绪呢？原因在于，当时的袁世凯虽然得到了重用，但是在职位上只是一个直隶按察使，按规定还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再加上，当时李鸿章明显大权旁落，袁世凯无法依靠他来上书。因此，只得请求翁同龢代为递交了。
今天，我们可以说袁世凯考虑得并不仔细，他没有想到翁同龢是一个保守的老夫子，怎么会接受他比较激进的改革方案呢？更不要说是让光绪看到上书了。因而，这次上书的无果而终，其实是早已注定的。
尽管如此，对于当时的袁世凯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向朝廷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想法，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尽快富强起来。至于其他的，比如个人的恩怨和派系，他确实没考虑那么多。
袁世凯的上书不仅没有得到翁同龢的支持，而且还让李鸿章不太高兴。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先生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