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这番举动，并不完全是他自己心血来潮。在一个月之前，清政府下令将全国各省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和直隶的书院改为中学堂。
因此，我们可以说，袁世凯在山东的教育改革是顺应时势的一个举动。由此，他也成为了近代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先驱人物。
虽然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决意改革，但是之前和八国联军的账还得接着算。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谈判和签订了《辛丑条约》。这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仅仅是赔款一项，就有4亿5000万两。如果算上39年的利息，总共有9.8亿两。这可是清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
签订完这个条约，李鸿章生了一场大病。此时的他，早已身心俱疲。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的11月7日，李鸿章在悲愤交集中离开了人世。
第五章 新政，势在必行
一、出色的接班人
李鸿章去世后，留下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一个重要职位无人接替。那么，应该由谁来接任此职呢？
很快，朝廷发布的上谕揭晓了答案：任命四十三岁的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对于袁世凯的这次升迁，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猜测。其中一种观点是，李鸿章在去世前向朝廷力荐袁世凯担任此职。那么，这种观点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一般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会拿李鸿章去世前的一句话作为证据。据说，李鸿章临死前曾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然而，就算李鸿章说了这句话，也并不表明他曾向朝廷举荐袁世凯。
实际上，按照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的回忆，李鸿章去世前，已经无法写奏章，根本不可能举荐袁世凯。甚至，就连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也是由周馥发电报给慈禧的。在电报中，周馥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署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可以说是只字未提举荐袁世凯的事情。
另外，在淮军名将刘秉璋的儿子刘体智写的《异辞录》一书中，也记录了李鸿章无意举荐袁世凯的事情。
据说，李鸿章去世之前，有人曾劝他推荐一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人选。李鸿章却回答说："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了。"按照刘体智的解释，此时李鸿章说的人选就是袁世凯。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已经受到慈禧和朝廷的信任，肯定会接自己的班，那自己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政治智慧可以说是展露无遗。他心中明白，袁世凯就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当时的清政府也只有依靠袁世凯，才能苦撑住危险的局势。
实际上，袁世凯也自认为是李鸿章的接班人。这一点，从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为他写的几副挽联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中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已，愿宏志业继萧规。
在这副挽联之中，袁世凯用了两个典故，它们分别是郭子仪、李光弼并肩平定安史之乱和汉初名相曹参继承萧何开创之局。这两个典故，其含义都是指袁世凯和李鸿章的继任关系。尤其是那句"我是再传弟子"，更是将这种关系说得十分明白。
另外一副挽联是在天津的李鸿章祠堂建成后写的：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在这副挽联中，袁世凯表达了对李鸿章的追慕，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就是李鸿章事业的继承者。
因此，袁世凯的此次升迁，应该就是他长期努力、功勋卓著、世人公认的结果。除此之外，在慈禧逃难期间，袁世凯的殷勤、孝敬，再加上他积极响应慈禧的变法，也是让他获得慈禧重用和提拔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不仅是慈禧太后，就连西方列强，也对袁世凯十分有好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西方人眼中，袁世凯是当时清政府之中真正具有进步和改革意识的官员。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袁世凯对于西方的各项制度并没有多大敌意。相反，他还提倡广泛地向西方学习。不仅如此，在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还是一个十分好沟通的人。与他打交道，要好过之前的李鸿章，因为袁世凯十分清楚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和所具有的力量。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西方人也时不时向清廷表示，袁世凯是李鸿章之后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最好人选。
就这样，1901年11月20日，年仅四十三岁的袁世凯走马上任了，这是他仕途中的第一个高峰。
袁世凯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事情自然便是主持新政。不过，在做这件事之前，还有一件更为要紧的事情，那就是把落难在外的慈禧太后等满清皇室接回京。
当时，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已经撤出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于12月中旬开始返回，并很快就来到了直隶境内。一直在关注慈禧动静的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率领大批护驾的军队在直隶和河南交界的顺德府接驾。
饱受流离之苦的慈禧太后，见到眼前这个精干的属下，不免有些伤感。但此时她的心中，更多的也许是感动、温暖和满意。
袁世凯知道慈禧是一个十分爱面子的女人，这一次的落难必定让她大丢脸面。因此，眼前要做的，就是尽快让"老佛爷"变得体面和尊重起来。
于是，袁世凯精心安排了一场风光的接驾。在和慈禧见面后，他又送上了一对非常漂亮的鹦鹉。据说，这是袁世凯精心挑选的，一只会说"老佛爷吉祥如意"，另一只会说"老佛爷平安"。接到这样的礼物，慈禧自然欢喜异常。她很快就忘记了前段时间所受的流离之苦，觉得十分喜庆和快乐。
随后，为了护送慈禧安全回京，袁世凯又亲率部队陪同慈禧一行人来到了直隶首府保定。由于走得很慢，到保定时已经是第二年的1月3日了。
先前的恭敬，加上这一路上的细心保护，让慈禧愈发赏识起袁世凯来。她觉得，这个刚刚上任一个月的直隶总督，样样事情都办得那么妥帖和到位。甚至，就算把袁世凯跟他的师傅李鸿章，乃至师公曾国藩相比，都一点不逊色。因为后面这两人越到老年，就越发韬光养晦，似乎懒得去办很多琐事了。然而，在慈禧看来，当时的清政府要办的事情正是多的时候，尤其是即将进行的新政更是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统帅。
毫无疑问，袁世凯就是最好的人选。这样一个干练的人，正是清朝百废待兴之际的改革急先锋。慈禧心中盘算着，有了袁世凯，清政府或许才能在各项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
1902年1月7日，慈禧从保定乘火车回到了北京。袁世凯在早些时候已经到京，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给老佛爷安排一场体面风光的迎接仪式。
当慈禧乘坐的专列进入北京站之后，站台上四处都是鲜花和彩旗，紫禁城里的皇家乐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仪仗队摆开阵势，群众们发出了一阵阵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中午时分，慈禧乘坐一顶豪华的轿子，从永定门、正阳门回皇宫。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争先恐后向她表示热情和赞扬的人群。在人群里面，甚至还不乏外国大使，他们携带家眷站在路边脱帽致礼。
看着眼前的一切，年迈的慈禧心中一定十分欢喜。她自然明白，这一切其实都是袁世凯的安排。其中不乏虚情假意，但对于此时的慈禧来说，这些都是她心理上急需的，至少是聊胜于无！
就这样，慈禧回到了北京。接下来，袁世凯要开始主持新政了。这将会是怎样的一场改革呢？
二、大兴实业，必须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袁世凯确实受到了慈禧的高度信任。因为在主持新政的时候，袁世凯是干劲十足的。
事实上，处事十分现实的袁世凯早就想对糟糕透顶的清末政局全面改革。只不过，一直以来，他手中都缺乏权力，只能做一些地方性的改革。这次的情况不同了，天生似乎就具备政治改革家气质的袁世凯，又得到了高层的同意，可以放开手脚在警政、实业、教育、官制和宪政五个方面进行大力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袁世凯主持的新政，在效果上比李鸿章的兴办洋务更加显著。
不过，袁世凯毕竟还是李鸿章的传人，因此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延续了当年的洋务运动。这一点，从袁世凯在新政最初便创办大批实业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不妨去看一下袁世凯主持或者委托他人（主要是周学熙等人）兴办的这些实业。
1902年，他主持创办了天津银元局，接着又开办了一家官银号，专门负责为户部经营银地。这一举措既满足了当时资本市场发展的需求，也为清政府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1903年，袁世凯主持开办直隶工艺总局，同时开办的还有一些工艺学堂、实习工场、纸厂和种植园等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专门的工艺技术人才。
1906年，袁世凯主持开办了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又成立了滦州矿务公司，这两家都是新型的能源企业，后来都成为了我国的大型民族产业。
大家都知道，兴办实业是离不开交通、通讯的发达的。因此，在创办大量民族产业的同时，袁世凯还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经营权，还获得了关内外铁路的督办、督修权。在兴办实业的同时，袁世凯还大力加强市政建设。经过他的努力，天津成为了中国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城市之一。如果说兴办实业还只是袁世凯对洋务运动的继续，那么修建京张铁路则是他的创举。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京张铁路，但是大家或许不知道，修建这条铁路的经费其实来自国外贷款。更让人惊奇的是，这笔国外贷款还是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要知道，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债台高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才会有很多人极力反对向国外贷款修建京张铁路。这些人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毕竟当时中国已经千疮百孔，不仅国库空虚，而且还有大量赔款要支付。这个时候向国外举债，无疑是要有些胆色的。然而，袁世凯就具备这个胆色。他力排众议，坚持可以向国外举债修建铁路。最终，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在他的主持下建成了。
当然，京张铁路的建成，离不开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的聪明智慧。然而，聘任他的也正是袁世凯。聘任詹天佑之后，袁世凯就派他进行技术勘查。勘查结果是，京张铁路沿线全长三百六十余里，其中有数十里的崎岖山路。很明显，这是一项既费金钱，也需要很强专业知识的工程。
袁世凯计算了下，为了修好京张铁路，包括买地、填道、购料、设轨、凿山、建桥等项目在内，共需白银大约七百多万两。这么多钱，清政府一时间肯定是凑不齐的。不过，铁路又非修不可，因为当时北京向东和向南方向已经有了外国人修筑的铁路。至于北面，从北京到张家口还缺少一条联络内蒙古的道路。
修铁路是势在必行，那么钱从哪里来呢？袁世凯几经思考，最终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列强举债。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袁世凯提出"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自与他国不相干涉。"话虽如此，其实修路所用的经费，依旧来自国外贷款。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1905年5月，袁世凯任命陈昭常为京张铁路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经过4年的努力，詹天佑等人如期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工程。
三、科举，早就该废了
除了向国外举债，袁世凯还干了一件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那就是废除科举。
对于科举制度的积弊，晚清以来一直都有很多进步人士予以揭露和批判。然而，在袁世凯之前，这些志士仁人还只是更多地停留在批评上，而真正付诸行动并取得实效的只有袁世凯。
很显然，袁世凯要想废除科举制度，肯定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要知道，这可是一项关系到太多太多人前途和命运的制度。一旦废除科举，别说是那些正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童生、秀才，就算是翰林、进士和举人，也都会起来反对。废除科举，无疑是要犯众怒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以往好几次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中，朝廷都十分忌讳，生怕一改就改出个天下大乱来。至于那些主事的人，谁都不愿意当这个出林的鸟儿，免得落得个天怒人怨、不得好死的结局。
然而，袁世凯跟这些人都不同，他是一个真正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对于他来说，一旦决心做一件事情，并且有了充分的把握之后，便会一干到底，而且还要干好！于是，就在所有政治家都把改革科举制度当作不能触碰的禁地时，袁世凯出招了。
袁世凯毕竟是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人，他没有莽撞行事，而是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1902年冬天，袁世凯回老家安葬亲生母亲。趁这个机会，他去了趟中国中部和东南部，分别与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之洞等锐意进取的政治家商议，约定来年年初便一起向朝廷提出建议。得到地方大员的支持之后，袁世凯又在京城四处活动，同样取得了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鹿传霖等人的赞同。
到了第二年年初，也就是1903年新年刚过，袁世凯就致电张之洞，让这位"当代文学之宗"负责起草奏折。然而，袁世凯没想到，张之洞这时候心里没底了起来。他害怕担负起重责，于是便不愿意起草奏折，非要由袁世凯亲自拟稿。
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花了十天时间写好了奏折，并电传给张之洞。张之洞阅后表示同意，并让袁世凯联络其他各省一起上奏朝廷。
就这样，1903年3月，由袁世凯起草的《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便由袁世凯本人带领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以及四川总督锡良等人上奏了朝廷。
按理说来，这件事情做了充分准备，应该会比较顺利。然而，奏折提交上去进行商议时，很快就遭到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坚决反对。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暂时搁置了这项改革提议。
虽然出师不利，但是袁世凯却没有灰心丧气。他一直在等待最好的时机，只要时机成熟，便实现自己的目标。
两年之后，这个好时机终于来临：王文韶被罢免了军机大臣一职。
于是，袁世凯抓住这个好机会，再次出手。这一次，为了做得更为稳妥，袁世凯不仅联合了湖广总督张之洞，还取得了盛京将军赵尔巽、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以及湖南巡抚端方等地方大员的支持，联名向朝廷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
在众多官员的联名上奏下，朝廷最终批准了，并宣布从1906年开始废除所有的乡试、会试，同时废除的还有各省的岁科考试。
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从此烟消云散！而它的终结者，便是武人出身的袁世凯。
科举考试虽然在制度上被废除了，然而在文化心理上却很难被废除。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试想，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都在依靠这项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来获得前途和事业，结果突然说没就没了，该会引起多么巨大的心理震荡！
对于这个情况，袁世凯等人也是早有考虑的。毕竟，凡事都不能做得那么绝！总得给那些正在依靠或者曾经依靠科举制度的人一个其他路子走吧！
经过反复考虑，袁世凯等人设计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以应对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问题。这些制度的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方面，创设各种学堂，并选派优秀学生官费留学，让读书人继续有书可读。废除科举制度针对的只是这项制度本身，不能因此耽误人民的教育。毕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投身于国家的各项建设之中去。
另一方面，按照年龄段的不同，对那些已经取得举人、贡生和生员的读书人，分别做不同的安排：六十岁以上的，给予一个闲职表示安慰；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的，由国家安排一些出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可入仕学堂和速成师范；至于三十岁以下的人，由于还很年轻，完全可以让他们进入新式学堂深造。
在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袁世凯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如何在新式学堂培养好年轻人上面。为了稳定社会情绪，袁世凯等人根据这些读书人的毕业情况，给予了不同的待遇：
首先，对于那些高等小学堂（简称"高小"）毕业的，给予廪生等"生员"身份，成绩优秀的便可进入第四级学堂。
其次，在第四级学堂，也就是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以及初级师范、初级简易师范毕业的，给予拔贡和优贡等"贡生"身份。同时，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的优秀毕业生，还可进入第三级的学堂。至于初级师范、初级简易师范的优秀毕业生，则授予州县的学官等职位。
再次，在第三级学堂，也就是大学堂预科，各省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以及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给予"举人"出身。这些人既可以继续升入第二级学堂深造，也可以授予知州、知县和内阁中书等官职。
再其次，在第二级学堂，也就是大学堂毕业的，给予"进士"出身，既可以继续升入通儒院读书，也可以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和各部主事等官职。
最后，对于那些能进入通儒院并顺利毕业的优秀读书人，则给予"翰林"的身份，这些人才将会被授予很高的京内外官职。
通过列举袁世凯安排的具体制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兼顾了那些既得利益者，至少为他们留了后路。
当然，也有人批评说，袁世凯的教育改革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比如保留了所谓的生员、贡生、举人、进士、翰林的名号，并由国家授予职位。然而，我们不能仅仅看事情的表面，还得看具体的教育内容是什么。
在当时的新式学堂里，教学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近现代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了，这才是废除科举制度的真正含义所在。换句话说，袁世凯废除科举，其实是为了改革教育的知识内容。至于保留了一些科举制度时代的功名称号，那只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权宜之计，不仅无伤大雅，而且还可以起到缓冲社会矛盾的效果！
不过，客观地讲，袁世凯废除科举、改革教育制度，还是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在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不久，就有数百名读书人聚集在翰林院门口，绝食抗议，而在地方上，则发生了好几起举人自杀的事件。
相对于这些极端行动而言，更多的是社会舆论哗然，大批再无希望通过科举走入仕途的读书人，把袁世凯当作了死敌。他们手中的笔这个时候无所事事，就变成了专门用来嬉笑怒骂的工具，而矛头所指无疑就是废除科举的袁世凯。当时就有人骂道，正是由于袁世凯自己是行伍出身，在考场不如意，因此才公报私仇！在这些人笔下，袁世凯根本就是一个声色犬马、不学无术的痞子。
现在看来，这些指责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科举制度承载了太多人的希望和抱负！一旦这种希望和抱负落了空，所引发的自然就是强烈的不满和指责。事情走到了极端，出现谩骂和侮辱，那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无论怎样，袁世凯依旧顶住了压力，废除了这项积弊已久的制度。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去，袁世凯此举绝对是功莫大焉！
四、清朝也有警察了！
袁世凯新政的另外一个举措，便是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警察部队。这项改革，其实是袁世凯最具有近代西方军事和管理知识的体现。那么，袁世凯怎么会想着建立中国的警察部队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一方面，建立警察部队，是为了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其城市治安管理经验；另一方面，袁世凯建立警察部队，最初则是为了通过这支部队，从八国联军手中夺取天津的全面主权。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一直就把天津当作司令部，强占着不愿意归还。即便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也没见他们有交出天津主权的意思。
这样下去自然不是个办法。在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的一再催促下，八国联军司令部最终答应了归还天津。然而，列强的让步确实有条件的，那就是在天津周围10公里内，清政府不能驻扎军队，否则就不归还天津。
在自己的国土上还不能驻扎军队，这哪还成什么国家？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何在？但是，当时的中国在衰败的清政府统治下，根本没有跟如狼似虎的列强讨价还价的资格。为了拿回天津主权，清政府只好接受了这个无理条件。
条件是接受了，这个亏却不能白吃。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清政府高层之中十分普遍。尤其是军人出身的袁世凯，更是不想就这样忍气吞声。他几经思索，想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那就是向天津派驻警察部队，名义上是维持治安，实际就是驻军。
这样一来，列强们就吃了哑巴亏了。他们没想到，袁世凯竟然如此精通西方的军事设置。在西方，包括在日本，军队和警察不是同一个概念。
于是，列强们无可奈何地看着袁世凯，把在保定才训练好的2000名警察调入了天津，并对天津进行了全面接管。既然生米煮成熟饭，列强们也只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了！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问，袁世凯是怎样创建中国的警察部队的呢？实际上，从袁世凯刚刚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之后不久，也就是1902年5月，便开始着手建设警察部队了。
一开始，袁世凯先是制订了一个共分5章85节的《警务章程》。当然，制定这个章程，主要还是参考了西方人的做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第一章和第二章讲述"招募"，内容便是具体规定成为警务人员的各项条件、服役的年限，甚至包括家属的待遇；第三章和第四章则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职守准则。第五章的内容是赏罚制度，惩罚制度具体包括了对警官适用的记过、撤职和详参三种，以及对警兵适用的责、革和斩三类。至于奖赏制度，同样也作了十分详细的规定，根据情况不同有着相应级别的奖赏。
为了方便管理，袁世凯在自己管辖的直隶省城保定，设立了一个警务总局，下辖五个分局。他任命淮军干将、前敌营务处干员赵秉钧为警务总办。同时，他还打破思维，聘任日本警视厅的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
不仅如此，为了能提高警察的业务素质，袁世凯还创办了保定警务学堂，同样由赵秉钧任警务学堂督办，对警察进行分批训导。在这个警务学堂里，也制定有详细的《章程》。在这份章程中，明确了警务学堂的性质和任务是专为培养全省警察而设立的机构，分为警官班和警兵班。
在警官班里，主要是以培养全省警务官长为任务，要求经过三个月的速成训练，培养一批警官，毕业后派往各局充当官长。至于普通班，顾名思义就是培养普通警兵为目的。另外，这份章程还对学校的性质、任务、生源、机构、课程、和作息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有了好的领导班子，又有了优良的规章制度，接下来便是从军队中选拔人才，组成警察部队了。很快，从直隶军队中挑选出来的500人，便组成了第一批巡警。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很快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警察，并遵照章程开始维持地方治安。
由于袁世凯的警察训练卓有成效，朝廷于1902年10月发布上谕，命令各省的督抚都要仿照袁世凯所定的警务章程，在各省训练自己的警察部队。这些警察部队，加上袁世凯后来在天津成立的南、北巡警局，以及天津巡警、水警、侦警，便成为了中国早期警察部队的主体。
除了以上这些改革之外，在金融、邮政和通讯等领域，袁世凯也颇有作为。比如，他于1904年创立了大清户部银行，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银行；1907年，他引进西方的无线电技术到中国，加快了中国通讯业的近代发展；
经过几年的努力，袁世凯坐镇的直隶成为了近代中国的经济龙头。尤其是天津，更是成为了华北地区的商贸集散地和金融中心。
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南洋赛会，直隶地区提供的产品中，有6件获得了特别优秀奖，142件获得了银奖。同样是1910年，在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上，直隶地区也赢得了殊荣。
以至于实业家，也是袁世凯老友的张謇，在参观直隶地区展馆之后的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实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五、练兵，新政里的老行当
同样的，在直隶主持新政期间，袁世凯没有忘记掉他的老本行--练兵。可以说，袁世凯在直隶投入最大精力与物力的，还是练兵。
袁世凯毕竟是军人出身，练兵打仗是他最拿手的本领，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不过，袁世凯在直隶的练兵却具有另外的政治考虑。这是什么样的考虑呢？
其实，袁世凯的练兵一方面是为了强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慈禧的心思。在八国联军侵华，并且把慈禧打得落荒而逃之后，这位年迈的女政治家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失败的原因。想来想去，她还是觉得，自己手里没有强大的军队才是主要原因。于是，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练兵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迫切。
向来善于揣摩慈禧太后心思的袁世凯，自然对这一点了如指掌。他明白，自己之所以能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跟自己以前的练兵功绩有很大关系。慈禧太后就是想要他像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担负起练兵的重任。
为了尽快练出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从1902年1月到1905年，袁世凯每年都忙于编练北洋六镇的新军。到了1905年编练完成时，直隶的新式军队已有近十万兵力。这个数字，毫无疑问是十分惊人的！
为了向慈禧太后汇报成绩，从1905年到1906年，袁世凯两次调动数万新军，在直隶的河间和河南的彰德地区，进行了两次盛况空前的军演。
说这两次军演盛况空前，一点都没有夸张。这一点，仅仅从参加演练的军队兵力便可以看出。据统计，河间军演的总兵力为四万五千多人，彰德军演的总兵力则为三万四千多人。
这两次军演，不仅让袁世凯赢得了慈禧太后的进一步赏识和器重，而且还为他赢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由于这两次军演均向西方媒体公开，因此西方人见识到了清政府训练新军的新成绩，更见识到了一个精明干练的新军统帅袁世凯。军演期间，袁世凯常常跃马军前，显得威武异常，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相应地，这时的慈禧也已经离不开能干的袁世凯了。老佛爷心里明白，这个袁世凯不仅善于处理内政，而且还精于与外国人打交道，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这样的人才，自然是不可多得和值得信任的。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还是需要袁世凯这样的人物的。一方面，由于袁世凯作风的强硬，他总是能够带领新军乃至警察部队，捍卫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袁世凯又善于灵活处事，尤其在跟老外打交道时，更是善于采取列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祸患发生。
就这样，袁世凯逐渐成为了慈禧身边不可或缺的助手，他的各项新政措施也由于得到了高层的大力支持，从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第六章 从立宪到归隐
一、艰难的时局
其实，在这次新政之中，袁世凯最大的作为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有趣的是，袁世凯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不是从中央着手的，而是从地方改革开始的。在袁世凯看来，在中央改革之前，应该先进行地方上的改革。也只有地方政府的改革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中央的改革才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得比较顺利。
很显然，这个改革计划虽然缺乏了大刀阔斧的气魄，但是却更具有可行性，而且容易取得好成绩。毕竟，中央的改革一改就是大动静，会影响到全国。一旦没筹划周详，出了问题谁也担当不起。尤其是在政治问题上，更是寸铢必争的，很容易闹出大事，以前的戊戌变法便是血的教训。
于是，在这样的考虑下，袁世凯的政治体制改革便先从地方自治开始做起。这一次，他同样选择了自己的大本营天津入手。
1906年，袁世凯命令天津知府拟定一个自治章程，同时成立了一个自治局和一个议事局，开始为天津的地方自治做准备。一切准备停当之后，1907年，天津举行了第一次地方选举，最终成立了天津议会。
天津议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议会组织，可以说是开启了民主选举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对于这个议会，也有人认为根本就是个形式，当选的依旧是那些旧官僚。所谓的选举，只是走了一个形式，但是有一个民主的形式总比完全没有的好，至少通过这次选举，也让一些官员和百姓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民选官的做法，对于普及民主观念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天津议会的顺利成立，给袁世凯增添了信心。于是，他下令，要在三年内完成直隶各州的地方选举和自治。在袁世凯的大力推动下，整个直隶都流行着一股新鲜的民主思潮。虽然后来由于袁世凯的仕途挫折，这些改革最终不了了之，但毕竟还是让民主的观念深入了直隶百姓和官员的心里。
现在看来，袁世凯的新政可以说是对清政府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改革在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的同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流血牺牲。一切似乎都是在平稳和缓和中，逐渐就出来了成绩。从这个角度讲，袁世凯比起以前的维新派政治家，乃至他的师公曾国藩、师傅李鸿章来说，都更具政治智慧！
虽然袁世凯的新政颇有成效，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清政府以至整个中国来说，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要回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可以用步履维艰四个字来形容！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整个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
首先，在民族的文化心理上，可以说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底层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几乎都丧失掉了以往所具有的自尊和自信。奇怪的是，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很多中国人反而从自卑变成了自大和自负，狂妄地维护起中国的传统文化起来。
其实，这是一种十分病态的心理。由于国家的落后挨打，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遭受欺压，于是很多中国人便开始寻找能让自己重获自信的寄托。找来找去，便找到了老祖宗那里去。在这些中国人看来，我们总有一样比你们好的，那就是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于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各种形式的维护传统文化的做法层出不穷，尊崇孔教、表赞道家等都是其表现形式。同时，一种毫无底气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开始流行起来。
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之际，很容易生发出来的心理情绪。一方面，这些情绪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同仇敌忾起到了心理凝聚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客观切实地看到当时中国和列强的差距，并想出可行办法去变革，乃至革命，这些情绪便永远只能是发发牢骚，甚至就是妄自尊大！
其次，在社会生活领域，随着进一步的近代化，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市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种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的传入，冲击着大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
对于那些在农村和集镇上的中国人来说，与上述的文化心理十分矛盾的是，以往的道德权威逐渐丧失，新的解放意识逐渐形成。比如，鸦片、缠足、蓄婢、卖淫和赌博等社会旧俗受到了声讨；妇女解放的呼声也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近代文化的传播和普及，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资本经营方式。这一切都让当时的中国社会逐渐由封闭保守的农业国家，向近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转变。
然而，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清政府本身却日渐保守和僵化。的确，晚清政府之中不乏袁世凯和张之洞之类锐意进取的大臣，然而在整个清政府里面，更多的还是那些人浮于事、无所作为、贪污腐化、趋炎附势、麻木不仁、顺从软弱的官僚。
在这些官僚们心中，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捞取利益，以获得更高的权位和金钱。至于国家兴亡、民族强弱、百姓疾苦，根本就与之无关。于是，在整个国家公职系统里，小到衙役，大到督抚，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包赌包娼、敲诈勒索，可以说是常事，以至于见怪不怪！在这样的局面下，袁世凯的新政便更加具有进步意义了。
当然，也有人评价说，袁世凯的新政更多的是为了赢得慈禧的进一步信赖和重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袁世凯确实在以积极进取的方式从事着新政事业。甚至，我们可以说，当时的袁世凯还是具有一种传统士大夫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这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袁世凯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一些真正的改革实事。
二、"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
不过，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尤其是辛丑之后，仅仅是上面的那些改革，已经无法再对僵化的政局起到强心针的作用了。换句话说，就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于是，另外一项按照时代趋势必然要到来的改革也落到了袁世凯的肩上，这就是清末的立宪改革。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来，袁世凯对于立宪改革早就已经放在心上了。不过，最早提到立宪改革，还是在《辛丑条约》之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认为清政府僵化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对他们的在华利益不利。加上清政府的有识之士这时已经认识到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实施的所谓民主宪政。因此，作为一项共识，立宪改革便被写进了《辛丑条约》之中。
有了这样的共识，再加上慈禧太后在落难西安时曾颁布改革诏书，袁世凯便于1903年向朝廷提交了初步的立宪改革建议。
对于这次建议，起初袁世凯是胸有成竹，准备一干到底的。但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他的这个建议竟然石沉大海，虽然引起了朝廷上下的议论纷纷，但是很快就没了音讯，似乎不了了之了！
其实，为了这个建议，袁世凯还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在上书中写道，朝廷应该在宪政、官制和地方自治三方面进行大力改革，而改革的关键便是在宪政上。此时的袁世凯很明显已经把宪政看得比地方自治更为重要了，背后的原因自然就是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
尽管如此，他的这次改革建议却只是落了个不痛不痒的结局。或许，当时的清政府，包括慈禧在内，都对立宪改革既不了解，也缺乏信心吧！而清政府真正开始立宪改革，要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1905年，两个资本主义强国日本和俄国因为领土争夺爆发了战争。离谱的是，这一老一少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竟然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现在我们一听见日俄战争的战场竟然在中国东北，一般都会义愤填膺，觉得太欺负人了！但是，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这个还不是最直接的感受。说句不好听的话，当时的清政府都被欺负惯了，只要没跟自己打，在哪里打又怎么样呢？
不过，话虽如此说，对于这场战争，清政府还是十分关注，因为在袁世凯等略懂西方政治的有识之士看来，日俄战争不仅仅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还是两种政治制度的战争。也就是"君主立宪制"和"沙俄帝制"的战争。
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是，老牌的帝国主义俄国失败，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获得胜利。这在袁世凯等政治家看来，这就意味着"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
毫无疑问，日本的胜利让清政府瞠目结舌。这太不可思议了，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一个曾经饱受列强欺负的岛国日本竟然能崛起为大国，并且一举击败了在当时清朝统治者眼中更为强大的俄国。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可以说，如果之前的甲午战争，清政府还输得不那么服气的话，那么这次日本竟然打败了俄国，简直让清政府服得没话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如此强大呢？袁世凯等人思考的结果就是上面所说的政治制度。
在总结原因时，清政府的官员们大多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后来崛起的日本，都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如此看来，清政府想要变得强大，当务之急便是改革政制，实行君主立宪改革。
实际上，早在维新变法时，维新派的政治家就提出了这个改革主张。不过，任何改革都要因时而动，在时机没有成熟，条件没有具备之际冒然行动，肯定会遭到挫折和失败。因此，包括维新派在内的中国早期立宪主义者，都没有取得成功。
现在，似乎立宪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在日俄战争结束的背景下，1905年7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奏请朝廷进行立宪改革。
袁世凯的办事风格一向都是雷厉风行之中伴随着谨慎稳妥，这一次也不例外。为了更加稳当起见，在进行正式改革之前，袁世凯向朝廷上奏，请求朝廷派出一些大臣，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宪法考察，好为即将到来的立宪改革储备知识和经验。
很快，袁世凯的上奏就得到了慈禧的批准，同意由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和后来增添的商部右丞绍英等大臣，分别到西方和日本各国考察其政制。
就这样，清末的立宪改革终于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出国考察宪法。这关键性的第一步，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迈出，跟袁世凯的巨大努力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这关键性的第一步却走得并不顺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以推翻清帝和打倒列强为目标的革命党人。对于清政府的立宪改革，他们是要坚决阻止的。
于是，1905年9月24日，当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和绍英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准备启行时，遭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这次袭击的结果是吴樾当场死亡，而载泽和绍英则受了伤。虽然五大臣之中没有一个人被杀死，但是很显然这次出洋考察也只能暂时搁置。
再一次的出洋考察定在了一个多月后，这次被派出的官员是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以及前一次的载泽、戴鸿慈和端方。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对于这次出行，袁世凯加强了安保工作。为了保护好这些身负重任的大臣，袁世凯在火车站布置了大量巡警和军警。
就这样，考察团安全顺利地离开了北京。到了12月中旬，考察团从上海出发，一路由端方和戴鸿慈带队，先后考察了美、英、法、德、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另一路则由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带队，先后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
就在考察团在国外四处考察学习的时候，袁世凯待在国内也没有闲着。实际上，在此时的袁世凯心中，最挂念的便是立宪改革了。他深知自己欠缺西方宪政的知识，于是便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宪政研究院"，并聘请所谓的"宪政研究第一人"杨度担任院长。
在研究院里，袁世凯经常向杨度请教宪政方面的知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段时间，袁世凯几乎老是待在院里，要么看书，要么讨论。
几个月之后，两路考察团都回来了。袁世凯兴致勃勃地听取了他们的考察经历，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看是否能向朝廷提交一个奏折，准备正式实施立宪改革。
经过讨论，袁世凯等人认为，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进行立宪改革有三个好处，那就是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和内患可平。认识到这些好处之后，袁世凯坚定了立宪改革的信心。于是，他选定了梁启超和杨度一起执笔，向朝廷提交一份考察报告。这个报告认为，清政府已经到了必须改革政治的时候了，不行宪政甚至就无法富国强兵。因此，建议朝廷立即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改革。
这份报告很快就上交到了慈禧那里，慈禧看后还有些犹豫。这一点，从她召开了好几次立宪议决会议专门讨论是否可以"仿行宪政"，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讨论会议，袁世凯都有参加。很显然，他是站在坚决主张立宪改革这一边的。讨论到了激烈之时，袁世凯甚至表示，自己"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由此可见他对立宪改革的迫切心情！
当时的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或许，最终还是袁世凯的一句"皇位永固"打动了慈禧。毕竟，在老佛爷心中，这才是最大的利益。于是，在袁世凯、出洋五大臣，以及奕匡、张之洞和张百熙等重臣的推动下，慈禧下令进行"预备立宪"。依旧为了稳妥起见，还规定了十二年的准备期。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政治家，袁世凯对于立宪改革有着自己的目标。一方面，实行立宪政治，在慈禧去世之后，即便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光绪皇帝取得政权，那么也只是一个虚位君主，没有实权，因此对自己也构不成真正的威胁。
另一方面，实行立宪改革必然会对清政府的官制进行改革，至少也是要成立一个内阁。在这个内阁里，任总理的自然是作为皇亲的奕匡。至于袁世凯，最差也要当个总理协理，也就是副总理之类的官。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个官，要知道一旦实行了内阁制，那么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掌握国家大权的便是这个内阁。换句话说，国家的最高长官便是内阁总理，而不是皇帝。至于总理协理，那也是权倾朝野！
现在看来，袁世凯有着这样的一些私心，也属正常。哪个政治家没有一点自己的私心呢？不过，对于当时的袁世凯来说，不能完全把他看成一个政治投机者。毕竟，袁世凯还是了解西洋政治和中国当时的境况，深知只有实行宪政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他推动立宪改革，还是有着高远政治抱负的。
然而，抱负是抱负，现实是现实！越是高远的抱负，便越容易招来非议，乃至反抗！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了袁世凯身上。
三、犯众怒的官制改革
就在袁世凯和众多改革派大臣紧锣密鼓地商议改革方案时，那些明知道自己的利益即将受损的皇亲国戚们，像一些王公、贝勒和将军，就集合起来密谋对付袁世凯，他们甚至还一度想要暗杀袁世凯。
不仅如此，就连太监们也对袁世凯恨之入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太监们不知从哪里得知的消息，说是袁世凯准备裁掉所有的太监。这要是真的，岂不是让太监们无家可归、下岗失业？这自然引起了太监们的不满！
于是，有一天，袁世凯就碰到了麻烦。刚刚下朝的他被好几名太监前追后堵，最终包围了起来，而且包围他的太监越来越多，竟然有上百人。这些太监有的对他破口大骂，有的则时不时偷袭几拳，发泄心中的怨恨。
袁世凯虽然勇猛异常，可是双拳难敌百手，况且还不能轻易向太监动手，只能急得大呼救命。幸好，当时奕匡从旁经过，才解了他的危急！
实际上，自从慈禧下令"预备立宪"以来，袁世凯就不断地遭到攻击。在这些攻击里面，太监们的谩骂、殴打还算是轻的，最严重的还是在朝廷颁布筹备改革官制的上谕之后发生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慈禧下令"预备立宪"的第二天，朝廷就发布了改革官制的命令，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和寿耆大臣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专门负责此事。很明显，这可是一项大举动，有太多人的利益被牵扯其中了。这一点仅仅从袁世凯提出的改革方案上，便可以看出来。
袁世凯接到朝廷命令后，毫不犹豫地决定借鉴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建立责任内阁制，其中设立总理，内阁中的官员则实行选举任免。同时，建立上、下两个议院，议员也由选举产生。至于皇帝，则变成了虚位君主，没有实权。
这一方案一经提出，舆论哗然，朝野震荡！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可是实行了数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现在突然来一个什么虚位君主制，官员还不是由皇帝任免，竟要付诸选举产生，这自然引起了众多老派重臣的强烈不满！其中，意见最大的就是醇亲王载沣。
果然，没过多久，袁世凯就与醇亲王载沣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那天，新成立的政务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设立内阁总理、协理和废除军机处等问题。会没开多久，袁世凯就与醇亲王载沣吵了起来。
大家知道，醇亲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年轻气盛而且十分莽撞。他见袁世凯居然敢与自己争辩，便破口大骂。最后，他掏出了手枪，想要击毙袁世凯。众大臣见状，连忙一边护住袁世凯，一边夺下醇亲王的手枪，这才避免了一场祸事！
可以说，在整个官制改革的过程之中，争吵、谩骂甚至殴斗，几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最终，到1906年11月，历时将近一个半月的官制改革，才得以结束。那么，袁世凯等人推动的官制改革，最后形成了怎样一个方案呢？
在上报给朝廷的改革草案中，包含了如下一些重要内容：实行内阁官制；改革各部官制，颁布各部官制通则；改革各院官制；改革军谘府官制以及颁布阁部院官制节略等。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这些改革之后的官制，同以前的官制比起来，究竟有什么改进之处？实际上，改革之后的官制有着最重要的三点特色。
第一，自然是实行了西方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模式，在沿用各部之外，单独设立了大理院（负责审判）、审计院（负责审理各部账目）和资政院（实际是成立国会之前的暂时性立法机关）。此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司法行政机构法部。至于检察权，则依然由都察院行使。
第二，就是前面讲到的建立责任内阁制。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内阁，由一位总理领导，设置两个协理大臣。至于以前各部的尚书，则通过选举成为内阁的政务大臣。
第三，在原来的各部里，设立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的职位，实行首长责任制。
很显然，这个方案的最大特色就是用责任内阁制取代了以前的军机处，成为了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这样一来，皇权便无法再控制责任内阁了，这明显是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体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老谋深算的慈禧最终没有批准这个方案。若是建立了责任内阁制，那岂不是要夺老佛爷的权，那还得了？
于是，方案在经过慈禧的裁定后正式发布了，内容自然大大出乎袁世凯等人预料：责任内阁制遭到否决，军机处依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至于十一部、四院、一府的设置，则同意了袁世凯等人的意见。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得出来慈禧的政治智慧。这是一个久经政治考验的老人，她心里十分明白，政治上最重要的是制衡。既要改革，但也不能触碰到根本利益格局。于是，在慈禧的干涉之下，这次的官制改革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结束了。
对于这个结果，袁世凯等改革派官员心中有些失落。慈禧自然看出了这点，作为安慰，袁世凯、张之洞都升任了军机大臣。同时，慈禧依旧记得袁世凯的外交才能，让他兼任了外交部的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