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阳——”
“裴阳——”
我多么希望我呼唤裴阳的声音，能像《简爱》中罗切斯特呼唤简的声音一样，能传到他的耳畔！
“裴阳——”
我尽情地喊着，我的心已经被爱和崇仰所溢满。“不崇拜那个人，我的爱连一天也维持不了”，这是后来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说的。亦崇拜亦爱，这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我不知道有多晚，才离开老虎滩。站在夜幕中的礁岩上，望着皓洁的月色下，那银色沙滩上“裴阳”两个大字，我只有一个愿望：
我是你的，裴阳！我一定要回来，回到你身边！
我开始轮番找党委书记、副书记、学校校长、副校长，恳请分配回上海，唯一的理由是我已经２５岁，我的男友３０岁了，我们已经相识８年，正当他们一致对我表示同情，并进行研究时，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传达室的工友匆匆地往校长室递上一份急件，是兵团来的，那是一份盖着红图章、密密麻麻的两页正式文件。当天下午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将文件放在我面前。说：
“兵团来了文件，坚决要求将你分配回原地……看来他们很需要你……”我一所，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愣住了，只听校长说：“兵团对你的学习情况很关心，每学期都来信询问，这次学校决定让你留校，我们还专门去了函和兵团协商，现在来了一份急件，这恐怕就是答覆了。”校长站起身，叹了口气，“这确实很遗憾，前天我们还专门给上海第二医学院去了函，我们打算只要兵团放，我们学校也不留你。不过事情既然如此，兵团又给你发了第一年的工资，当然有优先权……我看两地生活也可以，中国不是有成千上万对‘牛郎织女’两地生活吗？我的老伴，也是分开十年才调在一起的呢！”
校长说完哈哈一笑，末了还捅了我一下说：“和你男朋友说说，看他能不能调到哈尔滨工作？你也不用回五师医院了，我给你写个条，到兵团医院去报到，你们俩不就在一起了么？哈尔滨是个好地方（兵团医院所在地），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哈尔滨的太阳岛，可比你们上海的黄浦江要美上一百倍！……”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再也听不清什么了。当天我跑到邮局给裴阳发了份电报：
“兵团坚决要人，如何办速回！励”
我原以为他会像上次那样立即给我打长途电话，他没打来，直到两个星期后才收到了他的一封简短的信。信中说，“人不能在同一条河流中蹚过两次，你当然应该争取不回兵团。回上海是上策，否则留校亦可考虑……”在信的末尾，他彬彬有礼地写上“祝好”两字。
他的整封简短的信，丝毫没有表露出那种把他和我的未来生活放在一起的可能性。在以后漫长的三个月时间里，竟没有他的一封信！我试图打了几次长途电话，但复旦均找不到他的人影。两个月后兵团来人，硬把我的档案材料带走，我已是属于“在押归境”，无论回上海或留在大连都没有一丝希望了。我昏昏沉沉地通过一系列毕业考试，唯一的愿望是希望收到他的信，得到他的鼓动……
他出差了？上北京了？交通事故？他……他为什么不来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终于，他来信了，那封信顿时使我感到天崩地裂、脚跟发软。他在信中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后来他告诉我在收到我那封电报时，正好看到中央发的一个关于“社来社去”的文件，复旦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也有不少分配回到原单位。他想既然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追求他的女孩子，那么他决定和任何一个女孩子结婚都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后来因为请多少人和怎么请的繁文缛节，他掀翻了结婚酒席，扬长而去，使得婚礼不得不推迟了一个月。等我举行完毕业典礼，匆匆地回到上海，他已经成了别人的丈夫。）那个女人是谁？是什么魅力使她夺走了我苦苦追求了８年的他？“爱情带来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任何痛苦。”这句话是他说的，可撷取这苦果的却是我自己！我不认为因为我没有回上海而与他失之交臂，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定深深地爱着那个女人才和她结婚。天哪，当他给我写着一封封催人落泪的书信时，他可能早已开始和另一个女人交往，他们在上海，天天都能见面，无论是复旦园，还是在外滩黄浦江畔的浓荫下……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跑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他的家，从大连回上海度暑假时，他带我来过。我不经任何事先预告，就按响了他家门上的电铃，我要看一看那个女人！
他开的门，脸上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兴奋。他把我引进屋里，对坐在桌边的一个女人说：“小钱，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周励。”
这是一个装饰典雅别致的新房，几只仿红木玻璃书橱中，一排排整齐地摆满了他常常在信中和我谈起的书籍。放着一套完整的《资治通鉴》的那个书橱里都是中国书籍；另一个摆着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大全》的书橱，全是世界名著，有《柏拉图对话录》、《歌德谈话录》、《罗丹论艺术》、《法的精神》、《论德国古典哲学和哲学的历史》和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全集……一对大红的喜字放在五斗橱的玻璃镜前，边上是一张他俩的合影，我一下子就看出是在复旦登辉堂前李登辉的塑像前拍摄的。他睁着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英武地笑着，风吹拂着他浓密的黑发，她依偎在他身边，她没有看镜头，侧着脸，睁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他。这张照片和这个从桌边站起身招呼我的青年女子是一模一样的，她的确长得很美（不过她没有我高），她和裴阳同样有一双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的传神的眼睛，头发很黑很长。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她的身份，有人说她是干部，有人说她也是写文章的，不过这对我都已经不重要了。她招待我在红木方桌边坐下后，就去沏茶。当她把盛在考究的景德镇重雕杯的热茶捧到他面前时，像真正的贤妻良母那样对他微微一笑，我的心就像被锥刺着一般疼痛，我的头发快要竖起来了，但我只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坐着。我能说什么呢？裴阳稍稍问了我一下回兵团的准备情况（我没让校长写条去兵团医院，我宁愿回到原来的五师医院去），接着他马上表示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又扯到了他手指间的一小块鳞状皮肤病的问题，接着又是上海和大连的天气，风季的区别……总之，这是我一生中和他最糟糕的一次谈话。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谈话，而是双方心理的交战：一个是应付，一个是挣扎。有几次我的眼泪眼看就要涌出，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这时他不看着我，只看她，而她则颦眉蹙额，一副这种谈话何时完了的神情。
窗外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他打着伞送我去２１路车站。我眼望着远处虹口公园黝黑的树丛，想起我们过去的散步和无数次书信交往，我多么希望独自和他在一起，大哭一场，向他倾诉埋藏在心中的无尽的悲伤啊！
刚走出十几步远，一个尖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裴阳——你的雨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雨衣跑来，手里拿着一件蓝色的雨衣，气喘吁吁地跑到裴阳面前：
“这么大的雨，一把伞怎么够两个人用？快把雨衣穿上。”她不容分说地就把两个雨衣袖子套进裴阳的胳膊，看上去十分麻利，然后她一把挽起裴阳的胳膊，带着甜蜜的笑容说：“我们一起送她吧！”
我们三人默默地走着，听着雨声淅沥沥的愈下愈大，到了２１路车站，面面相视、默默无语地等了五分钟，还不见电车来，我坚持让他俩回去，直到看到他俩的身影消失在四川北路拐角后，我马上离开了车站，在大雨中步行回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我冒着大雨走过四川路桥，穿过西藏路，来到南京路，又穿过淮海路，走向常熟路……泪水掺和着雨水从如洗的面庞流淌下来。我不时闭上眼睛，忍声抽泣。她太精明了，连一分钟时间都没有给我！而当他看她时，那双眼睛分明在炯炯发亮，看我时却是心猿意马，黯淡无神，仿佛是面对一个过去了很久的古老故事。他冷淡的目光比她咯咯咯幸福的笑声更刺痛着我，我突然明白他们两人仿佛都是在下意识中同时提防着我。其实我根本是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８年来我从来没有拉起过他的手，我只是在梦里吻他。那些往来的信件对他来讲已经无所谓，而对我来说则成了备受折磨的痛苦回忆……
我边走边哭泣，从四川北路到常熟路瑞华公寓，电车要开一个小时，我走了整整４个小时。在那４个小时中雨没有停过，风越刮越猛，夹着雨丝抽打着我的脸，除了泪，我还有什么呢？理想、失败、追求、幻灭、热情、劳顿、感动、鄙夷、爱情、快乐、孤独、痛苦、彷徨、惆怅，肉体的创痛和心灵的磨砺，绝望的情欲和复仇的心理，一切均化为软弱无力的泪水在一步一步中流淌、流淌……连绵不断的苦难穿透了我青春的生命，我几乎要相信，我是为苦难而生的了。
正像他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屠格涅夫《罗亭》时说：“在檞树上——檞树是一种坚强的树木——只是在新叶开始萌发的时候，旧叶才会脱落的。”
裴阳已经像一片旧叶子那样脱落。过了整整一年后，我在北大荒的小屋中遇见了于廉，我一个字也没有和他提起过裴阳，我们的恋爱也同样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见《北大荒的小屋》）。１９７８年当我根据知青返城政策回到上海时，已经迈入了老姑娘的行列，眼看就要有嫁不出去的危险，在亲友的撮合下，我于１９７９年和第一个被介绍给我的人结了婚。
裴阳没有当上复旦校长，不但如此，而且倒霉的事像山间石崩那样一发不可收，接二连三地落到裴阳头上。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抓起来，原上海市领导班子也如大厦倾倒般地在一夜之间瓦解。已经被市里正式批准并待申报中央的任命书还放在市第一把手的办公桌上，而那位第一把手却被逮捕，关进上海市第一监狱。裴阳没有被逮捕，虽然已经纷纷扬扬了大半年，但毕竟任命还没有正式下到复旦，他连复旦大学校长那把交椅的边都没有沾上过。可是他受到严格而冗长的审查，每天上午８点他必须到国际关系图书馆报到，然后在一个密不透风、没有窗子的小屋里写交待和检讨。不仅如此，他还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甚至丧失了一名普通教员或者普通学生的权利，除了写检讨和交待外，他每天的任务是打扫图书馆的走廊和地板。
这一切我本来并不知道，直到１９７９年秋天突然接到他打给我的一个电话时，瑞华公寓一间宽大的房间已布置成了我的新房。我丈夫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机关工作，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报纸的专栏中。裴阳第一次来我家时，居然卑微地躬下身子向我丈夫鞠了一个躬，我惊讶地发现他那气宇轩昂、睥睨一切的自信已全然不见，代之的是温和的微笑和时而凝滞的神情。他那浓密的黑发已变得蓬松稀软，声音变粗，只是他那双眼睛仍然没变，还是那么深邃、具有魅力，白衬衫的领子也依然很硬很挺。
在我家作了短时间的拜访后，过了一个月，他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并且约我到德大西餐馆共进晚餐。他先是到我工作的外贸大楼来找我，然后建议是否能沿着黄浦江畔走走，我默默地遵从了。不论我对他有过多少怨恨，都已经成为过去，何况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凡才华的人；不论什么时候，我不能抹杀他在我心中占有的特殊地位。
他的情绪已经完全平静，和他走在一起，不禁又使我想起十年前和他在复旦湖畔小径、登辉堂前散步的情景。那时我必须仰着头看他，现在我仍然仰着头看他，一看到他那双深不可测的惯于沉思着的眼睛，我心中便涌起一股对他的才华的敬意。
在外滩黄浦江畔，远望着日本“SONY”的霓虹灯广告洒在江面上的绚烂的倒影，望着一只只小驳轮鸣着响笛缓缓驶过江面，他用低沉的声音给我念起一首诗：
假如命运向你发动袭击，
你是倒下长久地哭泣，
还是咬住流血的嘴唇挺立？
有一天，你被一群战斗队员揪斗，
被赶出生活多年的故居。
马车上摇晃着被砸碎的箱笼，
荒凉的山林里卸下了行李。
你拿起你从未拿过的钝斧，
你拉起你从未拉过的龙锯。
伐木，也在砍伐着你的心；
伐木，也在砍伐着你的笔。
岁月伴随着落叶渐渐枯黄，
生命还能不能再伴枝条发绿？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会有繁花般的书籍。
…………
他凝望着江面，江波在他的眼眸里滚动，他感情激动地继续背诵着这首顾工的诗：
“你的书籍突然被判为毒草，
你的名字从此从报刊上消失。
一怒之下你和所有的文字绝交，
痛心疾首中把稿纸付诸一炬！
新一代的读者早已把你遗忘，
忠诚的朋友暗暗为你惋惜。
你想荡一叶扁舟随波逐流，
任它冲向礁石、峡谷、草地……
但风暴仍在吹乱你的蓬发，
严霜仍在冻凝你的胡须……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蜜蜂又会来你心中采蜜。
他把身躯悄悄挪近我，但是没有碰到我，从他雪白的衬衫里散发出一种多年以前我曾经熟悉的味道，他的喉音虽然已经有点粗哑，但却带有一种感人的韵味：
有一天你失散了妻子儿女，
不知他们在哪一个屋檐下淋风沐雨，
有多少又苦又涩的泪滴，
有多少锥心刺骨的回忆，
后来彼此又踏着泥泞走近，
却不幸在深谷中又跌滑下去，
星光是一盏盏点不旺的油灯，
云雾是一团团交不深的客旅，
哪个村哪家店为你开扇新门，
床榻上却仍铺满才折的荆棘……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异乡的窗口会传来亲人们的笑语。
他的眼睛湿润了，一层透明的泪笼罩了他的眼眶，他把头转向一边，我听到了一声发自肺腑的、轻声的叹息……过了许久，他说：“学校对我这样，是不公平的，我从未觊觎权力，我的野心只是能够写出一本像样的书。”他对着江边，又沉默了许久。
“裴阳，你妻子好吗？”我问道，三年来，我脑子里时常涌现那次见到她的情景。我曾经嫉妒她的幸运和幸福，她对他甜蜜的、诱人的微笑，一直像一把刀锯在轻轻锯痛着我的心。“她天天和我吵，不给我片刻的安宁。”裴阳嘴角上露出一丝苦笑，“三年了，为了复旦的事，她也吃了不少苦，我们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女儿一看见我们吵，就吓得躲到厕所里发抖……我不怪她，我没有给她带来她应当得到的幸福，不过，就婚姻而言，已经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维持会了！”
我们来到离外滩不远的德大西餐馆，靠着垂挂着天鹅绒帷幔的落地玻璃窗旁坐下后，服务员端来了一尊蜡烛，烛光跳跃着，在茶色玻璃台面上映出倒影。我们点了甜酒、浓汤、葡国鸡和法式明虾。他的眼光一直紧追不舍地盯着我，对于我的外貌，他从来没有恭维过，从没有用过“美丽”、“漂亮”这一类字眼，但是从他那像黑夜里的星星一样发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我对于他，仍然有着深深的吸引力。
三年以来，我没有对他敞开过心扉，我们几乎已经形同路人，可是我的头脑是清醒的，正像我的智商常常是很高的一样。我举起酒杯，说：“为我们的重逢干杯。”他昂起头，一口气喝下了那一杯葡萄酒，又招手向服务员要了一杯白兰地。对于借酒浇愁的人，我在医院见得是很多的，我连忙伸出一个手指放在他的酒杯上，示意他放慢速度。我的心如被一堆乱草堵塞，如果三年前他要了我，我会和他一起喝得烂醉如泥。可是，现在我只有一颗带着深深创痛的心。
“裴阳，我很荣幸你还会来找我，而且这么热情地邀请我。”我说，“一个月以来我一直是在听你说，你愿意也听我说一点吗？”
他含蓄地点点头，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目光。
“我记得在初中时，我姐姐教我背诵普希金的一首诗，有些段落我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还可以记起一些片段。”
他诧异地望着我，敏感的眼睛里露出不安的神色，他总是那么聪明。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背诵起来。
…………
够了，请你站起来，
我应当坦率地向你表明，奥涅金，
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一天，
那时，在花园里，在林荫道边，
命运让我们相遇。
对你的教训
我当时多么顺从地恭听。
那么今天，
该轮到了我。
奥涅金，
那时候我更年轻，
好像那时候我还漂亮得多，
我那时候爱上了你。
可怎么样呢？
我在你心里找到什么呢？
你怎样回答我？
只是一本正经。
那时，一个温顺姑娘的爱情
难道不是吗？
对你并不新鲜？
如今，一想起你那冰冷的两眼，
还有你那套谆谆的教诲，
真让人血液发冷……
我并不怪你：
在那可怕的时辰，
你的所作所为非常高贵，
你在我面前
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
可是如今为什么你对我这般热恋？
为什么你苦苦地将我紧追？
是不是因为，在这上流社会，
如今我不得不去抛头露面，
因为我如今有名而且有钱，
因为我有个作战受伤的丈夫，
我们为此得到宫廷的宠信？
是不是因为，
如今我的不贞，
可能引起所有人的注目，
因此，可能为你在社会中
赢得一种声名狼藉的光荣？
我在哭……
如果你直到今天
还没有忘记你可怜的达吉雅娜，
那你应该知道：
和这些眼泪、书信，
这种令人羞辱的激情相比，
我更喜欢你那种
尖刻的责骂
和你那次
冷酷的谈话，
…………
这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最后一段达吉雅娜对奥涅金的表白，在我一字一句背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不等我背诵完，霍地站了起来，推开杯盘，大步走了出去……
我望着德大西餐馆窗外上海街头稀疏的灯光，心中觉得很凄凉，我们都着迷失过路，可是要回过头来再走一次，已经是不可能了。突然，我惊讶地发现他从门口折了回来，怀里抱着两瓶白兰地。他的眼睛里布着明显的暗红色的血丝，眼眶里闪动着泪花，他走到我面前叹了一口气，又在原位坐下。“你可以轻蔑我，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教训我。”他说，“不过，我绝不会像奥涅金那样跪在你这个自认的达吉雅娜面前，我来找你只是因为我还信赖你！三年来我时常想起你，从第一次在大桥上见面到现在，我们已经整整相识了十年，有一件事我是确认无疑的——那就是你的心地。我没有什么人可以谈话，在复旦我以态度顽固、死不认错出名（裴阳！你总是出名，不管以什么方式），连找一个人下围棋都找不到。回到家里则是无休止的吵闹，我多次经过瑞华公寓，望着你家窗口明亮的灯光，我想你是不会拒绝我的，你不会拒绝和我作一次散步，或是作一次谈话……”
泪水从我眼睛里涌了出来，为了他的信赖，为了我的过去。
我们又恢复了过去那样的交往和长谈。
裴阳告诉我，被审查的这三年，使他懂得了人世沧桑，“既然连拿破仑那样伟大的人物都能够失败，我的失败算得了什么。”他一直很崇拜拿破仑。塔维尔的《拿破仑传》和约翰·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他都读得滚瓜烂熟。“不要以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多愁善感的心，”裴阳喜欢重复拿破仑对他的情人所说的那句话，“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颗心弦平静下来，以至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声响。”他用了很长时间和我讨论拿破仑，使这个平常只出现在“拿破仑酒”酒瓶上的金印饰像，成了一位活生生的、至今还影响着像裴阳这样命运的人的精神偶像——一如裴阳曾是我的精神偶像一样。
拿破仑的战略天才使得元帅们成了他的意志的最准确的执行者，但同时又不妨碍他们在战场上发挥独创性，善良的目不识丁的勇士勒费佛尔，冷酷的铁石心肠的贵族达玛，威风凛凛的骑兵将军缪拉，制图专家贝尔蒂埃，所有这些人都是出色的有独创精神的战术家，他们养成了一种完全独特的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有一次，当人们对拉纳元帅多次率领骠骑兵团冲锋陷阵的英勇行为表示赞赏的时候，在场的拉纳却带着遗憾的神情喊道：“一个骠骑兵，到了３０岁还没有被打死，这不是骠骑兵，而是废物！”他说这话时才３４岁，两年以后，他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阵亡了。裴阳讲到这段时，把他的帽子脱下抛向春天的天空，“拿破仑亲自选拔的最高将领，就是这样一些人！”然后他兴奋地形容有一次格勒诸布尔保皇党人在逃出城前试图把大门锁上，“我只用我的烟盒就敲开了这些门。”拿破仑这样说起这件事，后来他想了想后说，他用不着拿烟盒去敲，“只要他一走近，大门就开了。”
谈起拿破仑一生的功绩，裴阳这样叙述道：
“人们有什么可感谢我的呢？我上台的时候他们是贫困的，离开时他们也是贫困的！”——这句话是滑铁卢战役之后有一次拿破仑脱口而出，当时很多建筑工人包围了宫廷，要求拿破仑留在皇位上。权力与荣誉——这就是拿破仑个人的激情，同时权力甚至超过荣誉，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的。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且更在于他在创始以至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雄奇壮丽。屈于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桂冠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奇迹的创造者。这个驾驭法国革命，改造了法国生活的人，这个给意大利、瑞士和德意志的新生活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行动，这个最终把千百万人的思念引向南大西洋那块孤独岩石小岛上去的人，必将永远立于人类历史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当裴阳谈到他可能会因为政治上的祸患而离开他生活学习了近２０年的复旦大学时，他又和我提起拿破仑，并且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拿破仑与近卫队告别时的最后演说：
“士兵们，你们是我的老战友，我始终陪伴你们走着光荣的道路，现在我必须同你们分别了，我可能还会留在你们当中，但是那样残酷的斗争就要继续进行，法国还会自相残杀，我不能够再去撕裂法国的胸脯了。不要为我惋惜，我负有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同意活下去，这个使命就是向后代述说我和你们共同为法兰西完成的伟大事业，我想拥抱你们所有的人，但是，还是让我吻这个代表你们全体的军旗吧……”
拿破仑不能自已，他的声音中断了，他拥抱和吻了旗手和军旗，然后与近卫队告别，迅速走出去，坐上马车。马车在近卫队高呼“皇帝万岁”的口号中疾驶而去，很多近卫兵像孩子一样哭了。
裴阳赞叹道：“拿破仑就是以这样一种现实态度，刚毅地接受了他命运中这个致命的挫折，他忘却了自己陨坠的痛苦，力求消除别人渺小得多的忧伤；他一生中表现得最伟大的也许就是这一次：当他登上船舷，踏上这艘即将把他载去圣赫勒拿岛过流放生活的‘诺森伯兰’号军舰时，舰上全体水兵屏息肃静。这位伟大人物脱下帽子，接受敬礼，然后以坚定的语调说：‘将军，我来了，听您的吩咐。’”
裴阳说他不会像一条丧家犬那样离开复旦，“我踏进复旦时，还不满１８岁，是全上海市仅有两名免考保送入复旦的高中毕业生之一，那时我是师大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复旦使我从青年走向成年，复旦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裴阳在淮海路的无数次散步中和我说：“有一次，我在夜色中走出家门，来到复旦登辉堂，我用冰凉的前额去紧贴李登辉校长同样冰凉的大理石雕像石座，我想，只要可能，我绝不离开复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去，我会像拿破仑一样洒脱地向这哺育了我的校园告别。复旦可能恨我，因为那份红头文件玷污了它的荣誉，可是我爱复旦，我真的很爱复旦……”
回上海后的几年，我一直倾心于文学创作中，我想把我过去１０年的泪和恨，爱与痛统统诉诸文字，我试图去描绘我们这一代所遭遇的历史性的一页，然而文学的创作是那样艰辛，屡次的失败，多次和别人的文学作品的撞车使我几乎绝望，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惶惑和猜疑。每次读了我的短篇小说初稿，裴阳总是摇摇头，叹一口气，然后说：“你是有才华的，可你笔下的人物太理想化了，像瓷娃娃一样，你记得黑格尔怎么说的吗？‘一个有个性的艺术典型，可以有许多相异的性格特征，可以是许多相互矛盾的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比如拿破仑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又是一个野心勃勃、充满权欲，走向失败的政客。”
又是拿破仑，裴阳！你就是拿破仑！
我拼命地写作，常常写着写着流下泪水；我撕碎一张又一张的稿纸，把那些不满意的文稿付之一炬；我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写，在一个月里体重下降了十磅；我取消了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像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甘于寂寞地沉浸在如烟的往事中。过去的人和影子，北大荒的一把黑土，一只用旧的小碗，一个眼神都一一在眼前闪现。
３个月后，我终于完成了我从北大荒回上海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缩影》。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拿去给裴阳看。那是在江湾海滨的沙滩边，一个周末的下午，天气非常寒冷，大海泛着银灰的波纹，连一个浪头也没有。他在礁石边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我将头缩在脖子里，手插在口袋中在沙滩上来回走动，等待着他看完我写的《缩影》。我心里十分紧张。在写作上，我常常为自己的才能而惶惑，我时常想为什么带着火一般的热情写出来的东西会味同嚼蜡？我怀疑自己能否写出一部好小说？
就这样，我在沙滩上徘徊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他终于站了起来。
“怎么样？”我问。
“……”他低着头，久久没有回答。怎么了？我思忖，又失败了？
他抬起头望着我，那深邃的、耐人寻味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他喃喃地说道：“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中篇小说！……你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真的？！”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的评价，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我看小说从来不流泪，我知道你曾经是这样深深地爱我，我听到了那些在风雨交加中的绝望呼号。不止是这些，这部小说，是一部史诗！一代人的史诗！……”
他的语气变得热情而激烈，好像有一团烈火要从千年积聚的岩浆中迸发，他急促地说：
“你还记得我和你讲过的《圣西门传》吗？当圣西门看到斯塔尔夫人《论文学与社会制度》（１８００年）这部新著时，他兴奋不已，他感到斯塔尔夫人的心就是自己的心，觉得她的才华与自己并驾齐驱，他甚至从巴黎跑到日内瓦湖畔她的住处，要求独居的斯塔尔夫人和自己结婚……”
我惊讶地望着他那无法控制的激动，只见他突然将左腿屈膝蹲在沙滩上，脸上带着恳求和期待的神情说：
“如果我离婚，你能响应吗？”
说着，他伸出右手来拉我的手。
“不要碰我！”我大叫起来，缩回自己的手，像是受到一次真正的惊恐。
“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听着，我不会做别人的情妇，也永远不会和你在一起生活！那４个小时的倾盆大雨，早已把我的头脑浇醒了，你明白吗？”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我一直以为有着桀骜不驯的个性的他，不会再和我提爱情两字，而且我已是别人的妻子（尽管我不幸福，但我从未向他透露只字），他起码应当尊重这个现实（尽管我对婚姻觉得很怅惘，可我对谁也没提起过）。
我夺过稿子，拼命向沙滩的一头奔去，等我回过头来时，只见远处沙滩上，伫立着一具木雕般的灰色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刚才我们说话的地方。
我靠着墙头，闭上了眼睛：“是的，他肯定了我的小说……他异常激动，可我为什么要去责怪他呢？现在他像我从前一样，是个可怜的男人，他渴望爱情——那种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正如以前他不可能给我的一样。可我为什么不能去舔舔他的伤口呢？就像搀扶一个病人似的，我应当去搀扶他。”我回转身，向远处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影走去。
他完全像一座石雕像，没有任何表情，苍凉的眼睛凝视着天空，一座火山瞬息变成了凝结成一团的岩浆。
“对不起，裴阳。”我说，然后伸出手去挽他的胳膊。“不要碰我。”
…………
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头也不回地走了。
直到半年之后，我才又和他见面。他给我送来一叠文稿，那是他写的题名为《中断的四重奏》的电影剧本。我感到一阵惊喜，没有想到他居然也写起电影剧本。他在我的办公桌上丢下剧本，没说几句话就骤然离去。我觉得他比以前憔悴多了，头发更稀疏了。一下班我就打开电影剧本，贪婪地读了起来。这是一份已经打印好的稿件，日期是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９８３年４月３０日。我突然记起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正是他在江湾海滨看我的小说，然后我们争吵后分手的那个日子（我的那部中篇小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发表，这件事曾经让我肝肠寸断）。这么说来他早已酝酿了很久，而在那天——正是那天动的笔！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我一口气读完这个电影剧本的心情，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一个关于我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傅雷一生的故事，在极强的视觉效果下，有着和莉连·海尔曼的《朱莉亚》一样深邃隽永的风格。裴阳用细腻的手法和火一般奔涌的感情描写了傅雷一生的击鼓之日，闪电之年，使我在“渐隐”、“渐显”、“淡入”、“淡出”这些电影文学剧本术语的后面，看到了在中国百年的困惑之下，一个不愿沉沦的灵魂的挣扎，和这位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的大师在孤独中闪现的哲思的宁静。傅雷的一生，经历了１９４９年以前和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些年头，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使人痛定思痛，忧国忧民的情怀又使人感到天地有正气。裴阳的文字酣醇沁人肺腑，又有着蒙太奇那大幅度的跳跃，思维和现实的分割与无比壮丽的奇特的意象，在描绘傅雷先生３０年代末在巴黎的小阁楼中拼命翻译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时，常常被笔下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物打扰得不得安宁，于是走到凡尔赛大街上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时，银幕外响起了傅雷内心中坚定的声音：
巴黎埋葬着罗伯斯庇尔、巴尔扎克、肖邦，然而法国最大的荣誉，是属于那些精神自由和自豪、有纯粹人道特点的人。对于人类说来，这些特点的价值远远超过艺术和文学才能。
当读到这段时，我不禁捧起那本剧本，深深地吻了一下它的扉页。
写到傅雷夫妇和傅聪、傅敏四口之家共享天伦之乐，奏起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和四重奏时，我听到了琴弦声在我耳畔回荡；节日中仿佛见到了傅雷对双子幽默的谈笑和慈父的情怀；泪光中看到了傅雷给出走波兰的傅聪那一叠一叠心血凝结的家书；看到了“文革”开始时，傅雷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与夫人双双自杀，告别人世。我的泪水已随着静息无声的画面禁不住地涌出眼眶。
裴阳用这样的画外音结束了《中断的四重奏》：
四重奏中断了，但我们的哀思依然连绵不断……傅雷先生就是这样，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一部小说的最终考验，将是人们对它所怀有的情感。剧本中强烈充沛的人性特质深深打动了我，看完剧本我的心怦然大作。裴阳！我为你文学艺术的才华而兴奋、而激动！这时我突然理解了裴阳在沙滩上为什么会突然向我跪下，从文学作品中产生的沟通，原来比语言的沟通和其它一切的沟通都具有更大的震撼力！
裴阳！裴阳！——有许多年，我没有这样呼唤他的名字了。突然，一张小纸条从夹页中落到地上，我拣起来，以为是裴阳用来作注脚的白纸，但是我立即又一次地吃惊并且激动无比。
那小纸条上写着：
风格迥异，功力非凡。
楼适夷
裴阳的剧本给翻译家、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先生看过了！记得１９８２年夏天他告诉我一件事，他从电视中看了由于是之主演老舍的剧本《茶馆》后，对于是之的表演赞赏不已，唯觉遗憾的是全剧落幕时，于是之撒纸钱时手的姿势，裴阳认为颇有软弱无力之感，于是他提笔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封信嘱转于是之。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想不到两周后收到了于是之一封长达三页的亲笔信，他谦恭地表示完全接受裴阳的意见，并在信中同他大谈表演艺术。后来他在演《茶馆》剧终前最后一幕中就改变了这个动作。而现在，楼适夷的仅仅八个字，又是多么有力地说明了他的才气！
我恨不得立刻去找他，向他祝贺，那种在我心中早已死去的对他的爱情，又在渐渐复苏。就像听了贝多芬的奏鸣曲会爱上贝多芬一样，读了裴阳的电影剧本，也会再次爱上裴阳！一星期之后，我怀着一股涌溢着的激情，夹着电影剧本来到四川北路他的家。自从多年前这条路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之后，我再也没有来过。每次约会都是他来找我。在看到这个电影剧本之前，我可以发誓从未对他产生过任何激情，只感到他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对手，一个可以交换知心的朋友。与他作一小时的促膝交谈，可以比一整天的沉思默想更令人聪明。和他散步时我若无其事却又怀着警戒，我不让他对我有丝毫过分的贴近。在爱情的大树上，他已经是一片枯黄了的檞树叶子，早已随风飘落。看了剧本后的那几天我又反复地问过自己：它是否又在萌发新绿？
那是一个明朗的下午，湛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照着幽邃寂静的四川北路弄堂，只有两个小女孩一边唱着一边跳着橡皮筋。我走到弄堂深处，又拐了个弯，裴阳家就住在右侧边门里的３号。一拐弯我就隐隐听到了一些什么东西的碰撞声和躁动声，等我推开３号的黑铁门，我完全吃惊地愣住了：只见瓶罐、碗盆、肥皂盒和烟灰缸像雨点般地从裴阳家开着的玻璃窗里落下来，发出砰砰啪啪令人震骇的声音。窗内传来一个小女孩尖锐的哭喊，混夹着听不清的咒骂和怒吼……我的天！就像一只精致而熠熠生辉的水晶杯在我面前突然摔碎，我竟傻傻地伫立在那里，怀着震惊和心痛，呆呆地仰头望着他家的窗口。突然，更加令人发毛的事发生了，从窗子里扔出了一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呈弧线直朝我站的这棵树下砸来，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屏幕和机身瞬间即爆炸般地遍地粉碎。哭声和吵声更响了，里面一定是糟成一团。
我深深叹了口气，转身正要离去，一个尖亮的女人的声音从窗口传出：“她来干嘛？！”我侧身抬头，只见她从窗口伸出头怒吼着：“哼！你不是很欣赏她吗？为什么不和她结婚？！你当初就不该来找我！……看人家回东北就一脚踢开，势利鬼！”接着我听到“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声。
在一片哭叫和嘶喊声中，我快步地逃出了四川北路弄堂。他的心绪越来越恶劣了，他到外贸大楼医务室来找了我几次。打印之后寄往几家电影制片厂的剧本都被退回来。一是由于傅雷的原因——不知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一部关于傅雷的电影或小说问世，只有一本傅敏编撰的《傅雷家书》。第二当然是由于裴阳自己，他还在审查中，没有人愿意冒险用他的稿。裴阳无可奈何地引用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其实那时我不像人家想象的那么好，现在我也不像人家想象的那么坏。”
绵绵无尽、遥遥无期的审查在折磨着他的心灵和每一根神经。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３年，整整七年时间，为了那份没有执行的红头文件，没完没了地问话、交代、检讨，加之每天带惩罚性质地在图书馆清扫地板、擦书橱桌椅，使他快要崩溃了，而他那时连个党员都不是（虽然文件中明确指明要突击发展他入党，以适应新的身份）。他说：“我懒于抛头露面，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如果说那时我有过激动，那是从少年起就养成的一种理想在激励我。谁任命我，为什么任命我，我根本不知道。那时我正在专注于翻译《论语》，学校的政治活动能推就推……一股力量把我推到浪尖，连一分钟都没有停留；现在另一股力量又把我卷入海底，一下子就是令人窒息、无聊空虚的七年！我曾经告诫自己：把自己当正常人，不要去想什么审查算了。于是全力写作，可是哪里会有人用我的剧本？这不等于宣布政审还没结束吗？”
他学会了抽烟，他拼命地抽，在浓重的烟雾后面的那个他，已经有点面貌不清了。有时我想，他就是我从１７岁起就苦苦追求的那个白马王子？那个复旦大学意气昂扬、光彩熠熠的尖子？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已经不再碰什么葡萄酒、啤酒了，他喝五粮液，喝７０°白酒，喝劣等进口酒，只要是烈酒，他就倒在杯里，一口干尽。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永远穿得整整齐齐，连衬衫领子都是他亲手烫过的。
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想到过死。
那是在他和我长谈智利著名作家曼努埃尔·罗哈斯的短篇小说《不安的灵魂》时说的。他先是像以往那样生动地给我讲述了小说的片段：
每逢穿上一件新衣服，他——巴勃罗·贡萨莱斯那黯淡的青春就会被一种伟大而强烈的爱情的希望照亮。他的心中既充满伟大的希望也保留着细小的记忆。每天早晨，只要闹钟用它那冒失的铃声把他惊醒，他就坐在床上这样问自己说：“今天我希望什么呢？”（说到这里，裴阳的眼光显得很黯淡。）当他没什么可希望，当他考虑一会儿意识到这一天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一封信，一本书或一次约会——能够给他带来一种理由或动机，证明他应该生活下去的时候，他就感到一阵心酸。当办事员那６年（只有６年，不是７年！）的愚蠢生活为他留下的神经衰弱症就会从他那神秘的头脑传播到每根失调的神经上去。
但是，今天不同。他穿上了一件新外套，希望便油然而生，他有权利希望许多东西。
……神经衰弱症已经打开它那阴暗阁楼的门，嘲讽的微笑打消了他的新外套为他带来的一点快乐。事情往往如此：他关于生活的一切想法，总是转弯抹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化为死的念头（说到这里，裴阳停顿了许久）。
死亡是一种生理现象吗？肉体死亡的时候，精神力量同时也消失吗？……贡萨莱斯虽然读过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词》，但还是很失望。“他为什么失望呢？”裴阳说，唯物主义者们的著作也没有能够用他们那泛神论的泥土填满贡萨莱斯那疑问重重的深坑。唯灵论者和生物学家们在他这个被迫充当思想家的银行小职员的疲惫头脑中挥舞着拳头。苏格拉底、梅特林克、柏克森、莫莱斯乔特……只给他的痛苦增加了哲理，他的思想却像抓着这两面对立的绝壁向悬崖下跌落下去……（裴阳又打开一包烟）。
他就这样思绪沉沉地穿过喧闹的中心大街，他的身体平静地向前行进，灵魂却烦躁不安。他想着死亡……世界上的一切痛苦，大地上的一切悲伤和大海上的全部孤独顿时像铁锤砸花生一样落在他身上，他觉得自己渺小不堪，痛哭起来，拼命抽泣……
他往哪里躲呢？他怎么能逃得开呢？他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为什么要每天穿上西装，穿过马路去上班，装出一个活人的样子，而满脑子想到的只是一个字——死。
裴阳讲到这里，脸色由苍白变为铁青，就像一个面对着墓冢的人那样呆滞，眼光里浮着迎接末日的那种淡淡的哀伤。“我一连读了几遍……我不怕死，我很早就对你讲过为了祖国我可以随时献身。但是现在，我的这副躯壳只能为自己停止痛苦作贡献了。”
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谈到死。我理解他的心情，我并不当真，我为了档案袋的事也曾想到过死。我只是表示对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词》很感兴趣，我很久就听说过，但一直没有读过它的全文。
又过了三个星期，裴阳又像往常那样突然降临在我的医务室（裴阳在受审查的第二年即１９７８年，即恢复了部分行动上的自由），并且提议去外滩走走，我拒绝了。自从上次在他家窗下目睹了其惊心动魄程度不亚于《星球大战》的“雨点战”，我已经吓得再也不敢和他一起散步了，生怕给他的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由于我常常下班后仍然在安静的医务室写作或者看书，他只要路过外滩看到我的窗口亮着灯光，就会上来。他仍然是浑身散发着一股酒味，一坐下来就点烟，一声不响地抽上十几分钟；他仍然看上去心事很重，十年前他那深邃迷人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孩子般的笑，仿佛已经永远消失了。他眯缝着眼睛吞云吐雾，当那支烟快要吸完的时候，他摁灭了烟头，“上次从你这里回去后，我把《苏格拉底的辩护词》全部翻译出来了，你愿意听我念吗？”没等我回答，他已经用英语背诵起来了：（引自柏拉图对话录）
Let us reelect in another way，and we shall see that there is great reasonto hope that death is a good；
for one of two things——either death is a state of nothingness and utter un－consciousness，or，asmensay，there is a change and migration of the soul fromthis world to another……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烦恼地说：“还是用中文背吧，你在医学院学的那几年英文也听不懂。”说着，他站起身，像这位在公元３９９年以“渎神违教”之罪被控入狱，不久被判毒死的苏格拉底一样，用肃穆、低沉的语调背诵起他临死之前的申辩：
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来思考死亡，就会发觉有绝大理由相信死亡是件好事。死亡可能是以下两种情形其中之一：或者完全没有知觉的虚无状态，或是人们常说的一套，灵魂经历变化，由这个世界移居到另一个世界。倘若你认为死后并无知觉，死亡犹如无梦相扰的安眠，那么死亡真是无可形容的得益了。如果某人要把安恬无梦的一夜跟一生中的其它日子相比，看有多少日子比这一夜更美妙愉快，我想他说不出有多少天。不要说平民，就是显赫的帝王也如此。如果这就是死亡的本质，永恒不过是一夜（裴阳重复这句：永恒不过是一夜）。倘若死亡一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迁徙到另一个世界，那里寄居了所有死去的人，那么，我的诸位朋友，法官，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样来得更美妙呢？假若这游历者到达地下世界时，摆脱了尘世的审判官，却在这里碰见真淳正直的法官迈诺、拉达门塞斯、阿克斯、特立普托马斯，以及一生公正的诸神儿子，那么这历程就确实有意义了。如果可以跟俄耳甫斯、谬萨尤斯、赫西亚德、荷马相互交谈，谁不愿意舍弃一切？要是死亡真是这样，我愿意不断受死（裴阳又重复了一遍：要是死亡真是这样，我愿意不断受死）。
我很希望碰见帕拉默底斯、蒂拉蒙的儿子埃杰克斯以及受不公平审判而死的古代英雄，和他们一起交谈。我相信互相比较我们所受的苦难会是件痛快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像在这个世界时一样，在那个新世界里继续探求事物的真伪，我可以认清谁是真正的才智仁人，谁只是假装聪明。
法官们啊，谁也不愿舍弃一切，以换取机会研究这远征特洛伊的领袖——奥德修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远征领袖之一），西昔法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之父，被罚不断从山下推动一块石头上山顶，来回往返）和无数其他的男男女女！跟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将是何等快乐的事情！在那个世界里，绝不会有人仅仅因为发问而获死罪！如果传说属实，住在那里的人除了比我们快乐之外，还能得到永生。
（我注视着裴阳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最深邃、最神秘、最丰富也是最有魅力的，而他的眼神却是最忧郁、最阴沉、最渺茫也是最冷漠的。）
法官们啊，不必为死亡而感到丧气，要知道善良的人无论生前死后都不会遭恶果，他和家人不会为诸神抛弃。快要降临在我身上的结局绝非偶然。我清楚知道现在对我来说，死亡比在世更佳。我可以摆脱一切烦恼，因为未有神谕显现。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不怨恨起诉者或是将我判死罪的人，他们虽对我不怀善意，却未令我受害。不过，我可要稍稍责怪他们的不怀善意。
可是我仍然要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情。诸位朋友，我的几个儿子成年后（苏格拉底死时儿子还很幼小），请为我教导他们。如果他们把财富或其它事物看得比品德重，请像我烦劝你们那样烦劝他们。如果他们自命不凡，那么，请像我谴责你们那样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忽视了事物的本质，本属藐小而自命不凡。你们倘能这样做，我和我的儿子便会自你们手中得到公正。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们得各自上路——我走向死亡，你们继续活下去，至于生与死孰优，只有神明方知。
背诵完最后一句，裴阳感叹地大声叫道：“你不感到那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吗？……既然活着不能和尘世的烦恼、庸碌与屈辱告别，那么就做一个倒下去的苏格拉底吧！你以前不是很爱谈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吗？和苏格拉底死在同一个世界，这就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恋爱！你不以为是这样吗？……”
从医生的角度我敏感地觉察出，他已经把自己同这个写了伟大不朽的辩护词的人混为一谈了。他有时不能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尽管他仍然有着令人惊叹的智慧、才气和记忆力。裴阳神经质地把烟灰倒在玻璃台板上，用微颤的手指再一把一把地捏回烟灰缸去，把这件事反反复复做了几次后，裴阳说：“真闷啊！一种像整个心被掏空了似的闷！……有时候，我不知道究竟是得了心脏病发闷呢？还是人在消沉时那种无所事事的发闷？……”
他似乎并不想听我讲什么，问了一下我写作的情况，然后又抽了两支烟，就走了。
我站在医务室落地玻璃窗前，看着月色下他走向外白渡桥的身影。我问自己：我能为他做什么呢？也许，每隔几个星期，他到这里来抽上几支烟，像多年前那样大谈喜欢的书，或者像今天这样高声背诵，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吧！
我想起了“友情”这两个字眼，它既不同于友谊，也不是爱情，却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最长，即使是和一个异性。裴阳！我愿为你一掬同情之泪！但我知道你是恨眼泪的，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掉过一滴泪。
１９８３年，我在上海医学院进修，秋季放假我约了一位女友一起去黄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五岳归来不看山。”我向往黄山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总算有了一次机会，裴阳知道我俩要去黄山，就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去，我不同意说：“让你妻子知道怎么办？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爆炸的？”话一出口，我立即觉得不对，就改用劝说的口吻慢慢地对他说：“裴阳，我真的很担心，你不考虑后果吗？”
“不用担心，我受审查时，有时几夜不能回家，她连问都不问一声……”我们在一起时，很少说到他妻子，也从来不提我的丈夫。我不多问了，自从那次去他家后，我才目睹了他婚姻的实情，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多年的怨恨早已消失。看了他剧本后那一时的冲动，那怀疑自己是否又会滋生新芽的柔情，也早已昙花一现，烟消云散。既然他闷得厉害，就让他和我们一起去吧！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有什么可怕的！再说，除了第一次在杭州钱塘江大桥上相见，我还从来没和他去过外地呢！
“那好吧，我去补买一张票，下星期四出发。”
他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变得高兴起来，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说：“黄山的鲫鱼背听说很危险，你敢爬吗？”
“敢！有什么不敢？当然敢！你不记得啦？我还扒过火车跳过火车呢！”
裴阳叹了口气：“当然记得，那是１９７０年的事。”他用手指弹去烟头的灰末，苦涩地笑了，“一晃１３年过去了！”一星期后，我们三人冲出了家庭的羁绊，终于踏上了赴黄山的旅途。祖国的大好河山早已向我们敞开胸怀，凭什么让我们锁在喧嚣的城市、拥挤的办公室内？走吧！踏遍祖国青山，这是炎黄子孙的权利！
在颠晃的车厢内，我们挤坐在最后一排，长途汽车中全部是农民，鸡鸭鹅呱呱乱叫。我眼前掠过市郊的绿树和田野，心中充满了兴奋和幸福。真正的幸福，应当是一生中回顾起来永远幸福，永远不黯淡失色的，在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快乐的日子，也有过不少：
被录取市少年宫合唱队，参加话剧《枪》的演出（令人留恋的小学生活！），代表学校红卫兵赴京，初次和小济在淮海路上的散步，二十三连和邵燕琴的无数次倾谈，五师医院与女友们的友谊和温暖，上大学，初见大海的喜悦，大桥及复旦园与裴阳的邂逅，五师白杨小径的漫步，画室炉火前的长谈，和于廉在一起的那个雪夜，建边绚烂的夕阳和高加索风光静谧的心境，一位乡村医生的责任感和自豪感，生活有条不紊，大自然宽厚的陪伴与白桦树日夜的呢喃……而今天，女友、裴阳和我，奇迹般地偷偷溜出家门共赴黄山，岂不乐哉（女友和我的家庭都反对我们去黄山）！裴阳看上去仍然不很愉快，只是偶然露出一丝笑容，他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和审查组的几个人请了假，而且告诉他们不是去黄山，而是去外地看病——不久前医生诊断他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两手前平举时手指和掌心颤抖得很厉害，眼睛也出现微凸症，医生讲如果他再拼命喝酒，就可能导致一种叫“甲状腺危象”的症状，它可能导致昏厥和失明——审查组出于同情，总算给了他四天假期。颠簸了２０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了山青水秀的歙县，换上直达“黄山大门”的汽车。昨天傍晚在古色古香的“翻园”小镇吃饭时，他们两个每人交给我３０元人民币，推选我当管家，我的管家宗旨是，力求俭朴——苦其筋骨，乐其心志。一般食用面包开水，一餐一个罐头（上海带去的），零钱尽量不用，杜绝浪费。
你好呵！黄山！嵯峨壮丽的黄山和流水潺潺的温泉送来了金秋的凉爽，我们买了三根拄棍——这是爬山必需的，便登上征程，第一站的目标——玉屏楼。
一位灵活的山里少年主动跑到我们面前要求给我们当向导兼挑脚（因行李、罐头较重），我不同意雇用，裴阳却主张雇用，女友只笑不表态。经过我和裴阳一番辩论，他赢了。于是他第一次露出了微笑，并且给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取了一个名字：“闪色”。因为他穿了一件桔红色的背心，在葱绿的山中很是明显。
“伞色？什么伞色？是降落伞用的颜色吗？”我问。“怎么扯上降落伞了？闪色是最近巴黎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推出的国际流行色，以耀目刺眼为特点，黄山农家的孩子都穿上了闪色，你这个大上海来的医生却不懂什么是闪色？”我真的不懂，我一向不讲究服饰。每周六天每天８小时总是白大褂一件，不过我很喜欢淡雅的粉红色。
很快地我又出了洋相。
当我们爬过令人头昏目眩的“云中阶”，翻过别名“卡桑德拉大桥”，来到风光旖旎的玉屏楼，走到徐霞客首次登山的牺身处时，我们望着眼下呈现的一片空谷，裴阳吟诵道：“空谷足音……”，他像是思忖着什么，停住了。
我接下去，“仙气袭人……”
“什么仙气袭人？胡说八道！……先知先觉才对！”他又恢复了多年前那种咄咄逼人，不给人情面，恃才傲物的口吻。看到他这样，我觉得大自然使他心中有一种东西、一种秉性在复苏，听他的揶揄比看着他没有节制地抽烟喝酒要好受多了。
我们继续爬山，“闪色”不时停下为我们指点。天都峰、鲫鱼背、迎客松……一路尽有无穷乐趣，无数险境。爬鲫鱼背时，我望着脚下的万丈悬崖，心里倒抽了一口冷气。听说曾有游客不慎从这滑滑的圆背脊上跌落下去，粉身碎骨。鲫鱼背前竖着一块牌子，写着醒目的红色大字：小心！危险！当我和女友爬过鲫鱼背时，我们拼命叫跟在后面的裴阳，只见他双手双脚着地，在悬崖边上像豹子一般侧过头去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万丈深渊。
“裴阳！快过来呵！”我俩大声叫道。
他动作敏捷地“爬”向我们，情不自禁地说了声：“确实惊险！”
黄山处处可见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前古博大的气势令人肃然。下午是莲花峰、西海、北海、清凉台……处处是虚渺的幻境，星汉灿烂，恍若隔世。我们置身于莲花峰的缥缈云雾中，轻柔的云海雪白的波涛，时而徐徐漫过我们的额头，时而汹涌，遽然散去。跋涉到西海的途中，一步一移，奇观层出，气象万千。我不由得高声背诵起《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诗句：“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在北大荒放猪时我一连几天对着荒原背下这首诗，现在面对着奇丽的黄山，我不由得高声叫着：“天台四万八千丈，不如黄山一步移！……美哉！黄山！”
安静的女友看着狂喜的我，高兴地笑着。裴阳仍然寡言，他曾经说过大自然和爱情是他人生中的两座宝殿，现在他至少在其中一座宝殿中，他为什么不激动？他在默默地舔自己的伤口、不想发出一点儿声音吗？
此刻，我们经过了西海附近的一个大峡谷，这个幽深博大的峡谷是突然之间在我们脚下展现的。我们正通过的一条羊肠小道，两旁峭壁陡峭得惊人，令人想起美国拉什莫尔山那雕刻着美国历代总统像的岩壁。在这儿可以刻上十个总统头像，甚至二十个、三十个，只要削一个直面，就可以把全美国、全中国的历史都镌刻上去！
“这就是历史。”久久不语的裴阳站在我身边，突然说道。我索性俯下身去，全身紧紧贴着悬壁口，双手抓着崖面上露出的尖锐的石嶙凸面，伸出头屏住呼吸，注视着眼下这个无比巨大、空灵的悬崖峭壁。我的思想凝固了。面对这样的悬崖，我只是一粒沙子，正如面对历史的长河，我只是一朵不起眼的浪花。苏格拉底在死刑前申辩说：“永恒只不过是一夜”，每个人都走向永恒。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念头，要是我死后能栖身于黄山任何一块岩石下，同这座大山一起，在今后的千千万万年中，沐浴这儿的云霓、雾霭，和朝霞一起升腾，和落日一起憩息，“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样优哉游哉万千年，如果真能这样，岂不是真如苏格拉底所说：我愿不断受死？
等我爬起身来，看到的是裴阳脸上布着一层沉思的雾。我很快忘记了悬崖。“西海到了！西海到了！”“闪色”叫着。仙人指路、二仙下棋、西施梳妆、明镜台、倒靴门、书僮、天鸡鸣月……随着“闪色”的指点，一切若隐若现、云霓缭绕、千年奇松、深邃幽远。“日落！快看日落！我说我们会赶上的！”“闪色”急急催促我们往西看，我们转过身子，只见如血的夕阳在云海中徐徐落下，层层的雾涛云霓仿佛为她的回归击响战鼓，连绵的峰峦，仿佛在风声中奏起凯旋的战歌：太阳下山了！太阳下山了！
如此的壮丽！如此的奇观！如此的落日！如此的黄山！我的泪水涌出了眼眶，我再看女友和裴阳，他们也被深深震慑，眼里浮着激动的泪花。
第二天，我们开始下山，处处都是外国游客和港澳同胞，红男绿女点缀着苍郁的大山和缥缈的云间（在黄山，人常常在云间走路）。
有五个香港仔跟我们结上了伙：三个姑娘，两个活泼的小伙子。披散的长发和奇异的带破洞拉须牛仔裤早已不足为怪，小憩时，在一块圆形岩石上，我们横七竖八地在秋日的阳光下躺下，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眼睛大大的小伙子戴上耳机，随着耳机中只有他听得见的强烈节奏，跳起舞来——是单人扭摆舞：迪斯科。
“有《单程车票》吗？”我问。
“有，你听……”他倒转了一下磁带，递给我耳机。喔，太美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微型立体声耳机中的音乐。立体的具有强烈节奏和低音贝司的乐曲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明快的节奏唤起你的足，你的手，血也在沸腾了——你情不自禁地想跳起来，想跟着感觉走，想和整个世界拥抱！“嘿！你们听听！”我解下耳机递给裴阳，他听了，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他一直是喜欢古典音乐的，也许他不喜欢节奏强的现代歌曲。我又递给女友，安静的女友足足坐在那里听了十多分钟，直至使香港仔感到有“归属问题”的苗头，向她伸手示意，女友才急忙窘迫不安地解下耳机还给他。
“在我们香港，工作的时候拼命干，然后一年夏冬两次，休假旅游。不少人都去夏威夷结婚，我打算明年去希腊和意大利，看博物馆去。”香港仔得意地说。
唉！人家过得像个人的生活！我们呢？裴阳是以看病名义出来的，我和女友虽然医学院放假，但单位规定放假期间一律回单位上班，否则按天数扣发工资。唉！只有一个唉字……这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并且羡慕生活在港澳及国外的人们（虽然这种感觉现在看来具有片面性，生活在国外也有意想不到的艰辛、孤独和困惑），而那时，出国对我来讲，只是一个梦而已。
１９８３年，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出国。
第三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先是在白天，我和裴阳爆发了一场争吵，那是在黄山脚下温泉饭店旁的翡翠池边。池水像块幽绿的宝石，周围瀑布飞挂，涛声不绝，水流穿过怪异秀气的一块又一块岩石和峭洞。我们已经尽兴尽致地玩了三天，夜里１１点就要乘坐长途汽车返回上海。我先数了一下钱，发现洗一个温泉浴还足足有余，于是我们三个人痛快地洗了温泉浴。出来一身轻快，有飘飘欲仙之感。温泉四处都是天然雕琢的景致。阳光下的翡翠池完全名副其实，好一个幽雅的所在！
“拍照片留影！”拍完胶卷，这是我们剩下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们先是各自拍了几张单人照，然后我和女友合影了一张。拍完后，安静的女友突然抢过裴阳手中的照相机，跑出几步，对准向我走来的裴阳说：“快点站好，你们这么老的老朋友，我给你们也拍一张留念。”
眼看女友已经要按下快门，裴阳在我身边也摆出一副拍照的样子，我急忙伸出右手挡住镜头，大叫了一声：
“不！不准拍！”
我的女友吓呆了，裴阳像一头受到屈辱的狮子来回踅动着，脸气得铁青。我对女友说：“你不明白！……你这是在授人以柄，制造证据，或者可以说是在制造伪证！”我又跑到裴阳面前，“你怎么不想想，她不明白，你总该明白！”裴阳拣起一块石头，朝远处狠狠地扔去，他一句话也没说，以后的整个一天，他一直不理睬我。受了惊吓的女友也忧心忡忡，我则一再安慰她，向她解释一些她永远也不可能明白的东西。
吃晚饭时他不见了，我俩到处找他，招待所、浴室、售票处、翡翠池……可根本不见他的人影。他想留下再玩几天？可他的钱还在我这里啊！晚上的汽车票怎么办？汽车会不会等他？他来了汽车开跑了怎么办？我急成一团，并且责备起自己：为什么为拍一张照片伤了他的心？照片出来后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或者是只留底片，照片则看后撕掉。十几年的交往，为了审查组为了他太太为了我先生，连拍一张照片都像惊弓之鸟般地大叫！你的勇敢、你跳火车翻墙头的那种勇气到哪里去了！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地方收藏起这张照片？……我一边连连责骂自己，一边急得团团转到处找他。突然我想起一个念头：他会不会上山？对，他一定又上山了！月亮很好，不少人还在山上，我连忙对女友说，你在这里等他，如果看到他就告诉他不要跑开，我去山上找他。
我不知哪来的这股劲会爬得这么快，忘了带拐棍也浑然不觉。我一边走一边竭力嘶喊：“裴阳——！裴阳——！”就这样边爬边跑边叫，不知是过了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我突然发现鲫鱼背上站着一个人影！
那天经过鲫鱼背，我们三人都是俯身爬过去的，可是那个影子却直直地站立着，一动不动，就像竖立在一个圆球上顷刻就要倒下去的一根针杵！
我突然惊醒：是裴阳！他要干什么？！
我发疯似的大声惊呼着奔过去，脱光鞋袜迅速爬上鲫鱼背，只听见一个低沉喑哑的声音在吟诵着屈原的《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我一下全明白了，他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上了鲫鱼背，使出全力把他往身后那条小径下猛地一推，他跌倒在小径上。我跳下鲫鱼背，惊吓得声音发抖：“你要干什么？……为了那张倒霉的照片，就值得赔上性命吗？”
他在月下像一具没有生命的雕塑，好像还没有从死亡的意境中苏醒过来。月下他脸上那种厌恶的心情，被人损伤的自尊心，明显的失败情绪以及面临死亡的绝望的疯狂都让我震骇无比！
“你讲话啊……我吓死了！你讲话啊！”我哀叫着。过了许久他才从胸膛里发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低沉的声音：“不要愚蠢！……我当然不会为照片，我不想回上海去了。士可杀，不可辱，屈原是这样，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还记得《中断的四重奏》吗？”
“你疯了！”我大叫道，“你不是屈原！不是苏格拉底！你差一点当上复旦校长，你是在为你破碎的昨天哀叹！……裴阳！……你！……我今天才看出你是一个软蛋！窝囊废！胆小鬼！你连我当初为一个档案袋去呼号扒车的勇气都没有……你害怕别人，你害怕审查组，你害怕你妻子！你害怕你周围的一切，你才会想出从这里跳下去！”我越叫越气愤，越叫越激烈，“你跳呀，你去跳呀！……好一个倒下去的苏格拉底，你永远不会是苏格拉底！……你死了或者你活着，都是你自己——裴阳！”他脸色苍白，从小径上站了起来，我发现他在滚下鲫鱼背时，右手被石笋划破了，向外淌着鲜血。我急忙扯下脖子上那条粉红色的丝围巾，紧紧地裹在他的右手背。突然，我在这静寂无人的月色下，拥抱了他，大声哭泣起来！
我全身发抖，他也浑身发颤，我紧紧地拥抱着他那魁梧的身躯，把冰凉的面颊贴在他同样也是冰凉的、三天没刮胡楂的面颊上。我放声哭嚎：为了我少女的初恋，为了我青春的偶像，为了他一切的不幸与颓丧，为了和死只差一步的这个夜晚，也为了１７年来这第一次的拥抱！
我感到他的一颗冰凉的泪珠掉到我的颈项上……
从黄山回来到上海后，有整整一年时间，他没有来找我，也许是为了被扭曲的自尊？或是再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地互相面对？
从外滩到复旦，两个灵魂互相沉默了一年。那一年，我和我先生的婚姻关系彻底破裂。
１９８５年春天，我开始把发表的小说、文章寄给美国大学，申请去美国自费留学。那年我被外贸局送到《经济新闻报》当记者，后来又被《经济日报》调去并任命为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副总经理。有一天，为了一份稿件我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办完事后正要回中心，突然想起复旦离这里只有几分钟路程，于是叫司机自己先回去，我又来到了曾经是那么熟悉又刺痛过我的复旦校园。几经询问，许多大学生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裴阳这个名字。好不容易找到了在校园中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的国际关系系图书馆，推开门进去，空荡无人寂静无声。可能正是学生上课时间吧？我问一个管理员裴阳在哪里，他用手指了指楼上。我走到二楼，一拐弯就看到他埋头于一大堆卡片中，看到他那颗智慧的脑袋已黑发稀疏，有些谢顶了。他抬起头来，仍然十分深邃的眼睛表露出一丝惊讶。
我看到他在往卡片上填写书名，归类编号，然后放入供查询用的书籍目录橱。他面前堆起的卡片起码有一千多张，身后是一个打开的目录橱，上面有许许多多装目录卡片的小抽屉。我在他面前坐下，我们互相凝视了足足三分钟，谁也说不出话来，我心里沉重得像压上一块铅砣。
“你就干这个么？”我终于忍不住脱口而出。
“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看许多书。”裴阳叹息了一声：“这已经强多了，我再不用干扫地一类的事了。”
“怎么，审查结束了？”
“我想差不多了吧，反正也没有人来管我了。”
我一听立即站起身，一字一句坚定地对他说：“你要离开复旦，你要马上设法离开这里！我现在是《经济日报》上海国际信息中心副总经理，我可以为你发调令，调你到《经济日报》来！”
“为什么要去《经济日报》？我不愿意离开复旦。”他说着又动手去整理那些卡片。
“裴阳！……看看你在这里干什么？看看你还剩几根头发？！你难道还葬送得不够？还要把自己统统葬送光吗？到《经济日报》来，你可以当记者，也可以当编辑，你可以发挥你的专长！……看书不错，可你整天看书，看书，你拿什么来回馈社会？你不觉得社会已经把你抛弃？人们已经把你忘记？！……现在你还不赶紧抓住一个机会离开这里，复旦！你有什么理由还要留恋复旦？！”
他想了半天，同意让我试试。
一个星期后，司机又把我送到复旦。我拿着《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介绍信，来到国际关系系楼。
久违了，红砖楼！转眼间１８年过去了，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还是一个１７岁的充满爱情幻想的小姑娘。走廊上一个学生告诉我，系领导办公室在四楼。我噔噔地跑上四楼，推开了那扇门——我曾经那么熟悉的门。我的心立即被震慑住了：１８年前那个被我称作“典雅”的办公室，两扇宽大的玻璃落地窗加上几只日光灯还是那么明亮，四壁的书橱也还在那里，那张桃心木的大办公桌——他曾经坐在后面一边和我谈话，一边转动转椅——也还在那里。只不过现在坐着另一个雍容肥硕，穿着灰色中山服的五十开外的人，他正捧着一杯茶在看报，一旁的小桌子边坐着另一位四十多岁、剪短发的妇女，也捧着一只杯子在看什么材料。
于是，在我少女的初恋中梦一般高不可攀的这个屋子里，我出示了那张介绍信，向两位面带惊讶神色的系领导商洽关于调裴阳离开复旦去《经济日报》的事宜。
他俩看了我的名片后，就不断地向我这位副总经理——裴阳“可能”的未来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说他有多么多么难弄，而且一再追问裴阳有什么广大神通居然能把手伸到了《经济日报》。谈到末了，他们表示实际上他们对裴阳已经失去兴趣，谢天谢地现在总算还有人要他，让他一走了之最爽快。于是，他们取出了他那份特大号的厚厚的档案袋，贴上红封条，表示第二天将派专人送往《经济日报》。
办完这件事后，我显然碍于身份不适合再去图书馆找他。于是便让司机驱车回去。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我的签证下来并且立即动身去了美国。
就这样，我们断断续续地交往了１８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裴阳。
１９８５年夏天到美国后，我曾马上给《经济日报》写了信，不久便听说《经济日报》上海国际信息中心查了他的档案后，认为他的问题还“留着一条尾巴”，以政审不合格理由拒绝接受，于是档案袋退回了复旦。
１９８６年冬天，在我和麦克结婚前夕，我突然收到了一封裴阳自复旦寄来纽约的圣诞卡，上面简单地写着：他的长达１０年的审查终于彻底结束，复旦领导给他下了“比较合理的、易于接受的”结论，他仍然在国际关系系图书馆当管理员，不过他最近写了一篇题为《论中世纪古罗马的衰退》的论文，是用英文发表的，得到了国内外西欧史学界的好评。圣诞卡的下边另有几行小字，上面写着：他已和妻子暂时分居，目前他独身一人，很安静，心境不错。最后一行他写道：复旦领导目前正在讨论研究让他恢复讲师身份，重新回到课堂教学。下面的日期是：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３０日。
《少女的初恋》写到这儿，我放下笔，走出家门，到我住的公园大厦对面的中央公园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深秋的公园，遍地都是金色的落叶，在夏天还是那么郁郁葱葱的绿色大森林，转眼间变成了枝杈稀疏的金色朦胧的一片。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些树枝上，还仍然有着碧绿的叶瓣、或霜红的叶簇，傲然俯望着地面上一层层的枯黄。我不由得想起了裴阳讲过的《罗亭》中的一句话：“檞树是一种很坚强的树木，只是在新的枝芽爆发时，旧的叶子才会脱落。”我在公园宽大的道路上踯躅漫步，不时有闪耀着各色鲜艳的跑车服，弓身如箭的跑车队从身边飞驶而过，或有穿着溜冰鞋的金发少女拉着伴侣的手双双在面前滑过。我走过平日常爱和麦克一起去喝咖啡、吃新鲜法国生牡蛎的Tav－ernontheGreen（绿色酒吧）那具有欧洲风格的别致庭园，穿过３０年代林语堂常爱来这里躺下作遐想的Sheepmeadow（牧羊草地），来到中央公园东面对着大都会博物馆的一片大森林中，这里有一条幽邃的小道，两旁竖立着几十座世界名人的铜塑像，我来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位公元前的理想主义者铜塑前，抚摸着落满枯叶的铜座，我耳边响起柏拉图对话录中那个不朽的《苏格拉底辩护词》，我想起黄山，想起裴阳，想起我的初恋和１８年那潮涨潮落、载沉载浮的湮没岁月。几年没有他的音讯了，我的朋友！不知你现在怎样？……。
秋风卷着金色的叶片阵阵吹过，在中央公园黄昏扑朔迷离的夕阳和落叶中，我脑子里回旋起裴阳曾经最为欣赏的那首诗《假如命运向你发动袭击》中的最后一段：
……………
灿烂的华灯一盏盏熄灭，
金丝绒的幕布也徐徐关闭。
你梦幻中飘动的海市蜃楼，
又伴随着落日沉入海底。
孤岛上你向每张远帆呼叫，
沙滩上你只发现自己的足迹。
怎么再卷入汹涌澎湃的浪涛？
怎样再演出紧张曲折的戏剧？
失望吗？孤独拖长着细瘦的黑影，
羡慕吗？那些在阳光下跳舞的情侣，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许多人会来挽紧你的手臂。
…………
…………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５日正午十二时公园大厦（四十一周岁生日
——于廉，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论你年轻还是年老，喜欢文学的人是最幸福的。
歌德说：“读书是和高尚人的谈话。”我不仅喜欢读书，还喜欢做笔记。常常是大段大段地摘录书中精采的片段或精辟、幽默的警句，然后写下自己的感想。有时触书生情，感想如泉涌，创作冲动也随之而来，就由笔记而随意写开去，不知不觉便成了一篇散文，一个短篇小说或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当我神驰在这般境界时，常常忘记了世间的一切烦恼。
转眼间在曼哈顿已经住了五年。每天夜晚，当儿子小安德鲁酣睡在育婴室、先生麦克·伏赫勒在睡房中看录像电影时，我在书房，抛开白天的喧嚣和大堆文件，又和我那些可爱的书籍——中文的和英文的书籍生活在一起了。书是我亲密的忠实伙伴，我的藏书非常之多。从上海到北大荒那年，我才１８岁，当东北老乡把别的知青的一只只箱子飞快地往小土炕上递的时候，遇到了我的箱子却愣住了，整整五大箱，沉甸甸的挪不动。“是金子啊？这么死沉沉！”老乡们指着箱子问我。“不，是书。”从此，我的炕上炕下、床脚枕边到处堆满了书籍。２０年后，在我纽约曼哈顿寓所的客厅和书房里，直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都装满了书籍。经常是这样：窗外是曼哈顿的湿雾和阴森森的刺骨寒流，而书房中却炉火正旺，奶油色的灯罩下，我捧着一本书躺在沙发上，心中充满了温馨和喜悦。
从大都会博物馆回来后，我就翻阅着几年前写的关于于廉的笔记。十年过去了，他那双明亮、聪慧、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仿佛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他那略带苍白却充满魅力的脸庞，也渐渐地成为一幅模糊的肖像。
可是突然他又变得如此清晰起来……
我家住在纽约中央公园西面。离我家不远的中央公园东边８２街，就是我和于廉当年在北大荒的小木屋里心驰神往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常去那儿，而每次去那儿，我总是先去油画厅。这是一座灿烂辉煌的艺术宫殿，几十年来，大都会博物馆是靠着那些酷爱艺术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慷慨捐款、捐画来维持和扩大的。从正厅的大理石台阶直上二楼，即是气势博大的西欧油画厅，迎面而来的第一幅巨幅油画是伦勃朗的传世之作《天国》。然后，沿着一个个布置得比宫殿还要典雅的大厅，你会看到雷诺阿的《芭蕾舞会》、《琴课》，梵高的《雏菊》、《午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德巴克的《朗格多克》、《葡萄园的一角》和库尔贝、马奈、塞尚、米勒等人的作品……在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肖像馆里，有被断头的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的肖像，有拿破仑加冕及约瑟芬与拿破仑婚礼大典的巨幅油画。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油画前的沙发上，默默地仰面欣赏着这一幅幅人类艺术的瑰宝。细细地观赏着每一个局部、每一块颜色，每一笔都像是不经意地抹上去的线条和肌理……突然间，视线模糊了，出现了大雪覆盖的北大荒的小木屋。灯，像渔火般地漂流着……
冬夜，一幕动人的情景。既充满了热情的激动、强烈的吸引，甚至情欲的骚扰，又保持着端庄和矜持，一动不动，像两个相对的塑像。
地上全是油画印刷品：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雷诺阿的《舞会》，更多的是俄罗斯的油画。列宾的《突然归来》，马拉的《什么是真理》、《庞培城末日》、《不相称的婚礼》、《弥撒游行的队伍》。这些油画和窗外到处可见的“批林批孔，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彻底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口号如此格格不入。在这个凌乱的画室里，除了满地的油画资料——用于廉的话来说，这叫“我的大学”，便是各种各样打开的颜料、调色油、炭笔。整个屋子就像一块抹布，可以随时把弄脏的颜料往上抹，连靠屋角的一张小床上也全是斑驳陆离的颜料。
“画家都这么脏吗？”我问。
他正忙着用刮刀使劲地刮画布上的颜料，然后又持着调色板，思索着该如何添加一笔。
“嗯！”他微微一笑，“反正都一样，在你们穿白大褂的人眼里，这个世界没有干净的地方。”他说着，把一块油彩往画布上的一位女孩头发上轻轻一抹，那头发顿时便飞扬了起来。这是一幅题名为《浪遏飞舟》的油画，画面上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海，两个女兵团战士正驾驶着康拜因割麦。夕阳下，晚风正吹着她们的脸和丰满的胸膛，显得那么英姿焕发，充满着青春气息。
“兵团都快解散了，还画这干嘛？”我怏怏地问。
“这是上级指定的题材。高副司令员说，就是因为快解散了，所以才一定要在全国美展上，把兵团的最后一个奖状抱回来。”他说着突然叹了一口气，把画笔一扔，坐在地上的画册堆里。
１９７６年冬，在大返城的狂飙中，兵团五师师部只剩下我们两个上海知青了。我是师部医院的内科医生，他是师部俱乐部的画家，我们谁也走不掉。我们走不掉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我是因为在别人眼里看来太顺利了，条件太好了。１９７２年被送到医学院上大学，回到兵团五师医院成了内科医生，国家干部编制。什么眼下时兴的办病退、困退都轮不到我了。他呢，是因为出身太差，父亲是在“文革”中自杀的资本家，美术学院几次来招生，他都是考第一名，却屡屡因出身不好被拉下。大学上不了，俱乐部又不放他走，硬把他的名字挂到了黑龙江省文艺联合会，这样他也成了编制内的干部，虽然拿着知青的３２大块（元），却没有资格享受知青的权利了。
“爆点黄豆吃吧！”于廉在画堆中站起身来，从一只脏污的旧书包中倒出一大堆豆子，放到床下的小炕洞里，火花劈劈啪啪地爆起来，映照着他那张天生优雅、漂亮、轮廓分明的面庞。他的头微垂着，那乌黑浓密的鬈发下，是如此白皙的颈项，雪白得令人炫目。“上海中学的高材生，确实气质非凡。”我心里想。他是上海中学的老高一，比我高两届。上海中学是上海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之一，就像在美国，别人一听你是哈佛大学的便肃然起敬一样。在上海的中学生中，你只要佩带着“上海中学”的校徽，别人便会投来羡慕和敬仰的目光。上海中学是荣誉和智慧的象征。我小学毕业那年，班主任和校长都让我考上海中学，“我们班级希望最大的就是周励。”班主任说。校长也说：“考取‘上中’，为我们小学争光。”我满怀信心地填写了志愿：第一志愿是“上中”，第二志愿是“上中”，第三志愿还是“上中”，看来非“上中”莫属了。可是不幸却发生了。在考试时我因为太紧张，审错了一道数学应用题，我这个平常在老师同学眼里的“天之骄子”一下子名落孙山，被分到一所非市重点中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震撼的痛苦。
爆豆子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隆冬的小屋香味四溢。室外，黑暗笼罩着白雪皑皑的小山寨。我们的心情是压抑的，在这个零乱不堪的画室里，就这样度过了最后一个冬天中最寒冷的一个夜晚。怎么办？今后怎么办？”同样的问号萦绕在我们心头。老乡是热情的，山民是善良的，北大荒的黑土是肥沃的，但谁能回避笼罩着我们的愚昧呢？我们谈列宾、谈伦勃朗……我们劈来木柴烤豆子，交流着心底掩藏着的爱。深沉的克制力量，使我们装着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地板上铺满的世界名画，和墙上悬挂的《乌苏里船歌》、《麦收的日子》、《兵团战士之歌》交相辉映。在劈柴的咝咝燃烧中和火光映照下，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像虫子般地噬咬着，我多么想距这个矜持而又深沉的他——我在内心深处千百次地叫着的于廉——更近一些呀！我被心中涌起的一股柔情和莫名的恐惧、羞涩激动不已，我尽量想让自己自然地和他说话。
“我看了你的日记了。”我指着桌上翻开的日记本，对他说，“你在意吗？我进来的时候，它是敞开的。”
他抬眼望了望我，那像黑夜中明星般的双眸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没有关系，我的日记像一份病历，只有诊断，没有处方。”
“别开玩笑了。”我说，“我在医院里是医生，离开了医院就什么也不是了。”我曾经想，如果他突然得了肝炎，住在我的病房，由我精心治疗照看，该多好啊！我确实已经想不出什么能使他和我更加接近的办法。我想起他不久前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晓沫走了，我失去了这么多……”我问：“晓沫是谁？”
他的眼光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晓沫，她是北京青年，也是画画的，返城了。”“是你的女朋友吗？”我问。“可以算是吧。不过，现在吹了。”
我们两人又久久地不语。我拨着豆子吃到嘴里，却一口也没有咽下去。晓沫，听这名字，一定是个有才华的女孩子。她为什么要离开他，把他抛在这荒原上的小屋中？我的心燃烧了，真想马上扑到他的怀抱里。不，只要一句话，一个最微小的暗示，就会冲破我心中的自我设防。尽管他在荒山野林，孤身一人，但我认准了他是个出类拔萃的画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子汉。
喔，如果我们自成天地，如果我们一起拥有那片树林、田野、雾霭和云霓，拥有北大荒这优美迷人的大自然，那么我们将会同萦绕着青春的孤独与寂寞告别！“于廉！”我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于廉，你不孤独，我在你身边！”
“听说高副师长把５５团的团政委魏旭东介绍给你了？”沉默了许久的于廉突然问我。
“是的，不过没成。”我甩了一下辫子说。
“为什么？”
“高副师长、严副政委、还有高副师长的爱人轮番来做我的工作，说魏旭东是上海知青的扎根典型，就是在兵团解散通知下发那天，还坚决表示扎根边疆志不移。师里正准备提拔他当师级干部，相当于地方副局级的接班人呢！他们讲，我是师里唯一的上海女医生，和他算是很配对，还说魏旭东到师里来开会时，高副师长还专门安排他到内科病房玻璃窗外看了我……这种先入为主、隔窗相面的法子，我一听就很来气，甚至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我干脆告诉这一大群红娘，我不准备扎根。”
“你不怕得罪他们？”于廉问。那年代，决定命运的档案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难道为不得罪他们就得得罪自己？我又不准备做哪个大人物的花瓶，我是我自己，我就是不准备扎根。”
“那你打算到哪里去？”
“回南方，上海回不了就去安徽，我姑妈在马鞍山。或者去大连，那里有我父亲的老战友。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我只想上学读书，只要能上学，毕业后随便到哪里，哪怕回到这小屋也行。”
他的眼里充满着柔情，可是一点也不过分，使你感到他只是在友好地和你谈话。我的心中同样充满着柔情，可是又隐隐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前途的爱。面对这股冲击心灵的浪潮，我死死地堵住了闸门，让它连一点儿水花都不溅出来。
我们就这样，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眼前炕洞的火苗在跳跃着，没吃完的豆子渐渐焦了，房间里洋溢着一股暖暖的焦味儿。
他站起身来：“屋里太闷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他拉起我的手，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
也许是突兀地讲到“我们”，也许是突然间两只异性的手活生生地接触，我们一时都被内心的情愫震撼住了。于廉惊诧地抬起头来，漆黑清澈的眸子凝视着我。
他的眼睛映着燃烧的火，流露着一股爱抚之情，径直地冲进我的心窝。
我凝视着他。他很英俊，可以说漂亮得惊人。他蒙着一层黑色，他所给予人的一切感觉，就像夜一般的静谧、深邃。他的双眼宛如两个幽深的洞穴，闪烁着模糊而令人神往的光。在这火光中，在这个温暖的画室里，我的心充满了仰慕之情。那些出神入化的油画，冬雪沉醉的夜晚，黑暗中搀扶起我的那只有力的、紧握的手，所有这一切，都在我情绪上酝酿着一种朦胧的欲望，我的心颤栗着……
我赶紧抽出自己的手，说：“好吧，都１２点了。反正明天是我轮休。”我们俩推开俱乐部的小门，走到室外，室外好静，空气好清新！
冬夜，在这个被寒月浸透的小木屋前，成排的钻天杨在小径上映出它们光秃的枝杈和纤弱的影子，那丛攀到木屋顶上去的枯萎的鸢尾花藤，仿佛吐出一阵阵荒原上的清气，使一种缠绵哀婉的情感在这积雪茫茫的夜色里飘浮。
雪很深，很新鲜，是那种洁白无瑕的雪。每走一步，都要花力气把靴子拔出来。我们并排走着，眼前的一切是这么静，这么美，只有靴子的沙沙的声音。不远处，是通向师部医院的小径。在这条小径上走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了。每当我从内科下班，脱下白大褂，踏上这条小径，向俱乐部那栋小屋的灯光走去，我心中便充满了渴望和温情的冲动，我多么希望见到他呀，哪怕是见一面也好！
我认识他的时间不长，最多只有半年时间。这半年是兵团上下人心骚动的日子，人人都变着法儿返城。上海的，北京的，哈尔滨的、天津的……当初怎么呼啦啦地来的，现在就怎么呼啦啦地走。不同的是当年红润的面孔，如今已布满着被北大荒的风雪雕蚀的皱纹。不少缩在穿了８年的破黄棉大衣领子里的脑袋上已是白发丛生，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五师双山的火车站上天天挤满了返城的知青，大箱、小箱、麻袋包、面粉、黄豆，弥漫着知青和当地老乡喷吐出的东北旱烟的呛味儿。
…………
“给我开张化验单。”一个病人站在我面前。这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沾满尘埃的狗皮帽子下面，露出两只冻得通红的耳朵。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惶惑地直愣愣地盯着我，一看就知道是乘了一昼夜卡车，从鬼知道的什么连队到这儿来办病退的。
由于职业关系，那个春天我每天都要接待大批办病退的知青。半年前的政策还卡得很紧，犹如一股洪流通过窄小的瓶颈处，掀起漩涡激湍，被打回去的是多数。因此，每个人站在医生面前总是提心吊胆，生怕那些愚蠢的花招露了馅。
差不多所有的冒充患者，很快就学会一种本领，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会在破旧的翻毛领上挂起一副冷漠的假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色；他们能抑制住嘴角纹缕，咬紧牙关压下心头的紧张慌乱，镇定自若的眼神不露痕迹地掩饰内心的焦灼与急迫。他们能把自己脸上棱棱突暴的筋肉拉平下来，扮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然而，恰恰因为他们竭力地控制面部神经，不使暴露心意，却正好忘了两只手——在那双常常颤抖不已的手上，总是拿着伪造的化验单、假病史证明，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不是这样的，小伙子，不是我给你开化验单，是你把手上的化验单给我。”
于是他颤颤悠悠地递给我一大摞病史报告，后面一连贴着十几张化验单，全是“RBC（红细胞）满视野、全血尿”。“你一直患肾炎吗？”我问。
“我一直患肾炎。”
“你想让我再给你加一张化验单，而且是关键性的一张，是吗？”
“没有师部医院的证明，团里不给办病退。”他说，声音像女孩子一样轻微。
“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于是，凭着医生的视觉，在那只粗糙风裂的中指上，我看到几条浅划的刀痕——刮胡刀划的、清晰的刀痕。
“你有肾炎，可能还有外伤。”我说。小伙子眼盯着地面，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拉开抽屉，取出一叠化验单，填好后交给了他。
他接过化验单，转过身快步地走了。走了十几步远，当我看到他那双神经颤栗的手伸进大衣口袋时，突然大声喝住了他。
“站住！”
“什么事？医生。”
我一言不发地盯住他，一步步地走向他。
在他似乎被我的静默镇慑住了的一瞬间，我迅速跨上前去，从他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只小瓶。
那是一只用来装青霉素粉的小瓶，内有半小瓶鲜血。我攥起他的手臂，把他那布满刮胡刀伤痕的中指举在他面前使劲地摇晃着：“听着，医生可不是供你捣鬼的！”作为一个医生的神圣的职责感引起的愤怒使我咆哮起来，“混帐！这些年，虚伪、狡诈、卑鄙，还未曾踏入医学的地盘，而你竟用这几滴血来玷污它！伪造病历！……”说罢，我举手把那只小瓶扔到走廊的窗外，把他那叠伪造的化验单和病情证明扯得粉碎。
他猝然垂首了片刻，面色苍白、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一小时后，当我离开内科门诊部去吃饭时，发现那个大个子，依旧默默地伫立在医院的大门外，他的肩头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那背影一动不动，像座凝冻住的冰雪坟头。
我被这景象怔住了，不由得呆立在那里。
神圣！什么是神圣？纯洁！什么是纯洁？医学吗？还是别的？面前这个病人（我已经不自觉地把他当作病人），难道他不是和我一样，是从这许多年的污秽和欺骗中爬出来吗？他不是和我一样，怀着沉重的痛苦、极端的压抑或者是真诚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北大荒？难道他没有把汗水大把大把地洒在一望无际的人工堤坝的冻土上？或者是像虫子似的爬在长满杂草的垅沟里铲地？……“九·一三”林彪“副统帅”出逃后，他不也同样震惊、绝望，被无数的问号缠绕着惊不醒的噩梦？……他难道不是和我同样地意识到已经被人骗够了吗？关键是再也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了！
多么神圣啊！神圣的医学、洁白的医院，竟不能帮助他从污浊和欺骗中爬出来！竟堵住了他想寻求的另一条生路。或许，堵住了一个羸弱的生命仅有的希望？
我走上去，对他说：“你跟我来吧。”
我为他开了一张病退证明书。
从那以后，我开始为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知青开“通行证”，甚至主动为他们杜撰、假造病情病历。看着那些诚惶诚恐的知青们拿着轻易到手的一纸病退证明，满怀喜悦地离开师部医院，我的心中有一种向命运报复的快感。半年过去了，我的名声不知不觉地传开了。有一次，从一个连队一下子来了１２个知青，他们全部患着同样的病：“腰肌劳损”。那个连队的连长给师部医院打了电话，说土豆烂在地里没人收了。到了１９７６年，谁还有心思去管土豆呢？
我像一个渡口艄公，把一个个人渡到了彼岸，自己却又回到了孤岛上。一点走的希望都没有，心情是压抑的，就像一头被困在空谷的狮子，真想怒吼几声来打破这可怕的寂寞。有一天傍晚，我到化验室老李家去，她下夜班时对我说有事要告诉我。老李见了我，皱着眉头说：“怎么从你这儿来的病人全是一种血型，一种血清呢？”我心中暗想，不知是哪位老兄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让难兄难弟们分享他用刀片割出来的、或是咬手指头咬出来的血，于是化验结果、病历证明也变得一模一样了。
老李是个善良的、认真的医务工作者，她拍了拍我的肩头说：“连队里的那些知青，为了返城是什么花招都想得出的，现在报上天天批判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又要紧了，你还年轻，可不要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知青，白白地毁了自己的前途啊！”
从老李家回医院的路上，我就像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心情沉重得连脚都抬不起来。秋日的黄昏是何等沁人肺腑，一直沁入人的痛苦中。因为有些微妙的情愫，虽然恍惚迷离，却也是十分强烈……而现在，苍穹的深邃又使我惊恐不安，山峦的冷漠和这永恒不变的景色又激起我怒火满腔。
啊，难道就应该永远地痛苦下去、永远地迷失在渺茫中吗？
于是，这间俱乐部的小屋，因年深日久的腐蚀，那桦皮树的顶棚看样子快要塌陷的小屋，就像一个梦，出现在我面前。我渴极了，离医院还有十几分钟的路，我一眼看到了俱乐部阁楼上那片炽白的刺眼的灯光。不由得想起几天前听医院的文化干事说，有一个美术小组从基层连队搬到师部来了。据说师首长讲那些画画的在基层连队呆了七八年，又为兵团在黑龙江省及全国美展中捧回了几个大奖，于是赐给他们一块宝地，把俱乐部中一间原来放道具器材的仓库腾出来，给这几个画画的当画室兼创作室用。
我从小爱画，也爱爱画画的人。小学时班里有个叫俞晓夫的男孩，整天不读书，就知道画画。老师派我这个戴中队长标志的小干部到他家去监督读书。他抱出一大堆画给我看，有他仿徐悲鸿画的《万马奔腾》图，有在课堂上画老师打喷嚏的速写。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拿起炭笔，坐在自家阳台的玻璃窗台上，画我家对面五原路口的一幢洋房、几棵梧桐，还有来回往返于小菜场买菜的市民。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画了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别图挂在墙上，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带着一支画笔，离家出走，到全世界去闯荡。稍大些，我又试着临摹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终因画不得法，也无人指导而渐渐疏画弃笔。后来俞晓夫成了一名出色的画家。“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时，我认识了一群中央美院附中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他们看见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我们手里塞一大堆油画印刷品。什么《造反有理》、《希望在你们身上》、《解放全人类》等，创作这些油画的艾轩、刘红年后来干脆在地上铺上一张大画布，说：“上海小姑娘们，你们说吧，你们要画什么，我们就画什么。”当时最自然不过的当然是要画领袖像。于是不过十几分钟，伟大领袖便出现在面前了。作为索取这些油画的回报，中央美院附中这些自称的“大哥哥”们要我们跳舞，我们这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便跳起《红日快快照遍全越南》，一舞跳毕，我们才有了那些在我们眼中灿烂无比的油画占有权。在我印象中，画画的人总是既聪明又快乐的。
于是，我向俱乐部小屋的灯光走去，我想去看看在那里画画的人。尽管那临时搭在仓库一角的舞台照明灯亮得耀眼，屋里却空无一人，只有那窗架上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在播放着兵团禁听的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传来一遍遍重复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主旋律。“好大的胆子！”我想。我四下环视了一周，只见地上零乱不堪地铺满了油画册、油画集和散开的油画印刷品，大多是俄罗斯油画和西欧油画，墙上用一根生锈的小铁钉钉了一幅列宾的《伏尔加纤夫》，歪歪斜斜地挂在那里，几个竖着的一人多高的大画架上是未完成的油画稿。有的刚开始打底，有的已上了第二遍颜色，内容都是描写兵团生活的。不知为什么，油画上的主人公都是姑娘们——有扎着小山羊角短辫的，有梳着又黑又亮的大长辫的，有披着短发的，有戴着军帽的……一个个身材颀长匀称、鲜明夺目。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轻轻回荡在小屋内，我想找口水喝，但到处都是零乱的颜料和用来制画框的碎木料，却找不到一口水缸、一个茶杯。突然，我发现小桌上有一本摊开的日记本，这是本褐色的、看上去年代已久、厚厚的日记本，像这屋子里的一切东西一样，日记本的周围也沾上了斑驳陆离的颜料。它摊开着，就像这里摊开的每一张纸片、每一页油画一样，仿佛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在摊开的那页上，跃入我眼帘的是刚劲秀丽的钢笔字迹。“多么漂亮的字啊！画家都写得一手好字！”我不由得赞叹着，一股好奇心使我竟情不自禁地一页页地翻阅起来。
其中有一篇日记是这样的：
“终于搞到了伦勃朗的宗教画集和米勒的风景画，是林斌在省文联偶然发现的。两本画册和其它东西一起塞在省文联地下室的炕洞里，幸亏那里从不生火！今天翻了一整天，伦勃朗的圣母圣子、天国人物肖像有着辉煌无比的肌理效果，在１６世纪就能把人体如摄影般精确、生动地描绘出来，真是令人惊叹。米勒的人物画大多是用精细的线条描绘的，他的《晚钟》和其他风景画中，每一片叶子仿佛都在摇动着，随时会随着秋风落地……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１７世纪的肖像画、１９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派直到本世纪的现代流派，都有着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渊源，越看越感到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从上海中学画校刊墙报，到兵团整天搞命题画，是出不了什么成果的。我打算除了完成兵团宣传部的任务指标外，用大量时间练习素描。我跟林斌开玩笑，咱们两人轮流，每人一天脱光衣服当模特儿，让另一人画骨骼、肌体、线条……”这人对画画这么痴迷，我读着不禁扑哧一笑，又翻下去。
“伦勃朗笔下的基督和圣母，以及异教诸神周围丝毫没有那种冷漠的、理想化的、虚无缥缈的气氛。他们是人，他们象征着抱负、斗争、梦想、成就、希望、失望、痛苦，而尤其体现了人类永恒的信仰和勇气。在伦勃朗的绘画中，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人的孩子。”
又是伦勃朗！
下一篇日记简直是诗画结合：
“师里终于批准了我们的写生计划。昨天，和晓沫、沈加蔚来到大兴安岭，这里群山起伏，和我所期待的、所想象的一样，真是令人兴奋！
画了一天的山。
山性是我性，山情是我情。流观是楚骚艺术的审美意识，屈原在《离骚》中写道：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瞻濡。’
我极欣赏这里的行云大风，广漠大地。仰望大山，觉得自己是何等渺小，大山望我，又觉得人类是多么丰涵博大。寓激越的情感于淡泊平静的大山之中，这算是我画山的信念吧。”
隔了两行又有：
“果然托人搞到了一本明清笔记散文的结集，内全部《陶庵梦忆》，赫然在焉！”
这个充满才气的人是谁呢？我想。
又翻到一篇《父奠》，那是在日记很前面的部分。
“昨天是父亲去世五周年，我始终不能忘记在医院里看到的父亲那张最后的苍白的脸，和脖子上勒出一道深沟的痕迹。他被里弄居民小组长发现后，送到医院已经断气了，两小时后，我才获讯从上中赶来。
父亲的眼睛是睁的，死不瞑目。可见父亲的冤屈有多么深重。
父亲曾经经营一家纺织印染厂，刚解放，就主动地交给人民政府了，连同厂里的资金；几十万元的财产和现金，全部由父亲亲自签字交政府清点接收。那时许多资本家都早已把财产移向海外，或是变卖换成金条去美国、去台湾、去香港。可父亲对母亲表示：上海是我的家园，是我白手起家的地方，我不走，我不亏待政府，相信政府也不会亏待我。父亲上交了全部财产后，被称为红色资本家，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可是到了１９５７年，他竟因为一篇劝党克服官僚主义的文章，而被打成了右派。父亲不服，为自己申诉，却又罪上加罪，成了资本家加右派的双料反革命。在‘文革’刚开始时，经不起造反派皮鞭的抽打，一个人在夜里悄悄地走进厕所关起门，含冤上吊了……
父亲，你为什么从１９５７年以后，就变得那么不爱说话了！你是多么地爱我，可你总是呆呆地望着我，默默无语。父亲，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冤屈、你满腹的冤屈，你满腔的泪水，告诉你的爱子，向你唯一的爱子倾诉呢？
１９５７年被打下去的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的精华，是像父亲这样刚直不阿、热爱自己国家的人。”
我读后又难过又困惑。这位老人的悲惨遭遇使我心疼唏嘘。而“文革”中，又有多少这样的冤魂啊！但对“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这些词句，我迷惑了。一个人在六岁时就开始受到这样的教育，因而也相信右派是反党，是坏人。现在，到了２５岁，却突然听说右派是好人，而且是精华，你能不困惑吗？屋里静静的，晚霞已经完全消失了。玻璃窗外是一片黛紫色的天空，小屋的主人仍没有回来。我继续看下去。有一篇日记的题目是《知人论画》，像是一些警句：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泯没天真者，不可以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