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又被提升了（“文革”后担任上海市政府某部副主任），每天工作开会到深夜，只是在星期六我姐姐从复旦大学回到家里时，才有空和我们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谈谈话。当时他最关心的，似乎就是我们是否天天看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爸爸会犯什么错误呢？“文革”一开始，爸爸部里的另一位副部长就上吊自杀了。爸爸会发生什么意外吗？
爸爸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他收拾了几件衣服，拿了些东西，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看我和奶奶。我听到他胸膛中发出一声沉重的撕裂肺腑的叹息！他轻轻关上门，走了。
那一夜我一直没合眼，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漆黑的、巨大的深渊。在静静的深夜里，我感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黑暗包围了我：我爸爸会是敌人吗？如果我爸爸成了敌人，我怎么办？明天将会怎样？后天又会怎样？巨大的恐惧吞噬着我，我呜呜地抽泣起来……
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学校，我告诉大家：我父亲犯错误了。我已经不是“红五类”，不能当红卫兵了。然后我像木鸡般地坐下，呆呆地望着地板上的裂缝。原来，报纸上天天讲要抓的党内资产阶级，竟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父母！我再也不能回到学校红卫兵总部去了。过了几天，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家：我亲爱的妈妈被打成了叛徒，被机关造反派抓走了！
我在瞬间成了黑帮子女。隆冬来临，漫天的飞雪席卷着黑黝黝的上海，我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抛弃！我想妈妈！我多么想见见我的妈妈啊！我决定一个人走到外滩边上妈妈的机关去，请求造反派让我看一眼我的妈妈！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能沿着淮海路走到福州路，再走到外滩黄浦江边，当远处出现了我母亲工作机关的那幢灰色的１０层建筑物时，我的心不由得一阵阵地紧缩抽搐：妈妈，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妈妈了，她还在这里吗？她究竟怎么样了？
我心情沉重地拖着步子，走到离机关还有五分钟距离的街口时，看见一群人仰着头，摇晃着双手，朝着天空拼命叫喊：“不要跳！不要跳楼！”我顿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又有人要跳楼自杀了！我向１０层楼顶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一个４０岁的男子站在阳台外的边缘，他右臂夹住一个４岁大的男孩，左臂夹着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两个孩子可能吃了安眠药，睡着了似的在父亲的双臂之下，这个男子一边哭一边大声叫喊：“我没有罪！我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让我活，就让我们全家一起死吧！”
他又撕心裂肺地嚎喊着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鹅毛大雪盖过他那乱草般竖起的蓬发，他摘掉眼镜，然后更大声地哭喊：“冤枉啊！……我没有罪啊！”他的声音在寒风中飘荡、扩散，像幽灵般地凄惨。那是一个神经崩裂的嚎喊，是一种面临猛兽时无助的、绝望的惨叫，他根本无视下面一群人包括一位民警大声的命令：“不准跳！”现实世界仿佛已与他隔绝，一个疯狂的、垂死的灵魂，在大雪纷飞中发出最后的吼叫和哭泣。然后，在一秒钟之内，一团庞大的黑影重重地从１０层楼阳台摔下，发出震动地面的轰响。我吓得再也不敢走近一步，我怕看到那个刚才还在哭还在叫的中年男子，我怕看到那一对男孩女孩，更怕看到满地的鲜血和活生生的三个肉体最后的痉挛和挣扎……我哭泣着。这一副悲惨的剧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再也不会回到天真烂漫的过去了。我的童年，我的充满了幻想和鲜花的童年已经结束。
我换了一条马路，疯狂地飞奔到妈妈机关的后门，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拼命地敲着铁门，大声地喊叫：“妈妈！妈妈！我要见我的妈妈！”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开了门，他也许看到我满身雪花，满面是泪，动了恻隐之心。他抓住我冻得发僵、冰凉的手，把我带到机关走廊上。这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有几条醒目的标语写着打倒大叛徒我母亲的一长串口号。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级干部，连中级干部也不是，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大叛徒呢？这些标语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那慈祥、善良、辛辛苦苦把我们六个子女带大的亲爱的母亲，会是人民的敌人！
那个守门人把我带到地下室，穿过漆黑的阴暗的走廊，然后出现了一间间像仓库似的房间，每个门都紧锁着，只有门上部狭小的玻璃窗口露出依稀可见的一点灯光。我突然听到了一声惨叫，接着又是几声厉声喝斥和乱棒拷打的声音，那种悲惨的、哀求的男人的惨叫使我一阵阵颤栗！不知道这儿究竟关了多少人？走到走廊最尽端，守门人指着一个门，小声对我说：“这里是你妈妈。记住，千万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我走进小门，心中夹杂着惊悸、恐怖、渴望，我踮起脚，扒在玻璃窗上，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这个不到１０平方米的黑屋中央，放着一条长板凳，我母亲披头散发地跪在那条长板凳上！她低着头，我几乎不能看清楚她的脸，只见她双手反绑着，衣袖完全破碎，胳膊和脊背上是青一道紫一道被殴打的伤痕。那条窄窄的长板凳，我妈妈要在那上面跪多少时候？受多少审讯？挨多少鞭打？眼泪顿时如泉水般地涌出，我真想放声大哭，扑向妈妈！我忍住一阵阵抽泣，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暗暗呼唤着：“我亲爱的妈妈！我善良的妈妈呀！你千万不能去死啊！”
守门人催促我赶快离开，我心如刀绞般地跟随他走出地下室，走到机关门口，只见一群人把血淋淋的三个塑料袋往一辆卡车上扔：那是刚才跳楼的那个男子和他的两个亲骨肉。我很惊讶：周围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眼泪，所有的面孔都像寒冬般地死板、冰冷。多年之后我母亲以及母亲那位夹着一双亲骨肉跳楼惨死的同事，终于都洗清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了！但是那一天，对我一生的震撼太大了！
从妈妈机关出来，天色已是一片漆黑，猛烈的寒风卷着鹅毛大雪抽打在脸上，我只觉得浑身冻得哆嗦，额头又烫得要命，眼泪已经流干，脑袋疼得像要随时炸开，我的双脚发软无力，犹如被巨大的铁砣拖曳着，我脑子里迷迷糊糊地呼唤着妈妈。突然间，我只觉得一阵天昏地暗，一头栽倒在马路边上，失去了知觉……
等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家简陋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我几个下夜班的工人发现我躺在马路边，怎么也呼不醒，便急急忙忙地把我背到医院。医生讲我得的是轻微脑震荡，没有生命危险，并且问我住在哪里，要打电话让我父母来领我回去。我只觉得嗓子发干，胸口被什么巨物堵塞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医生再次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一边讲要我父母来领我回去时，我突然把头埋在医生那双大手里，悲天恸地的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喊着：“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呀！”
几天后回到家里，那轻微的脑震荡却反倒突然使我清醒了许多。我翻出爸爸书橱中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翻出《联共（布）党史》，我的脑子里是一串连一串的问号：剧作家老舍跳河死了，翻译家傅雷开煤气死了，这些都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文学前辈，语文课上老师一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我们总是仰着头，一动也不动地聆听着……
“这是一场把国家拖向毁灭的运动！”一个念头跳到了我的脑子里，就再怎么也抹不掉了。
１９６７年整整一年，我一头钻进了书中。
１９６８年，当我刚满１７岁时，我便向《文汇报》大胆地投书，我在信中写道：“白色恐怖笼罩着曾经是阳光明媚的祖国。”并且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佛朗哥“第五纵队”的例子，呼吁党中央警惕个人野心家，立即结束这场摧残人生、亡党亡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在信的末尾，我郑重地写下了我所在中学的名称、地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一个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列宁传》长大的、从小就懂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１７岁的女孩，立即成了这场革命矛头直指的斗争对象、批判对象！由于这封信，我曾经想到过要去死。由于这封信，在以后近１０年中，我付出了整个青春的代价！
我不再是孩子了。
然而，这一次只是厄运的刚刚开始。
老头儿擦了擦那把戳死了好些条鲨鱼的长刀片，把桨放下，然后系上帆脚绳，张开了帆，把船顺着原来的航线驶去。
“天晓得，最后那一条鲨鱼撕去了我好多鱼肉。”他说。现在死鱼已经成为一切鲨鱼追踪的途径，宽阔得像海面上一条大路一样了。下一个来到的是一条犁头鲨，它来到的时候像一只奔向猪槽的猪。
他往海里啐了一口唾沫，说：“吃吧，做你们的梦去，梦见你们弄死了一个人吧。”他知道终于给打败了，而且连一点补救的办法也没有。
老人８５次出海，８５次空手而归，最后一次拖到岸上的是一副雪白嶙嶙的鱼骨。
“它们把我打败啦，曼诺林。”老头儿走进岸边的茅屋，对等待他的小孩说，“它们真的打毁了我。”
当童年结束的时候，我总是想我已经被彻底打败，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那位老人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想象中被彻底打败的只是第一次出海捕鱼的经历，前面还有８４次出海捕鱼的惊涛骇浪在等待着我。而我最终能不能拖一副雪白的鱼骨上岸，我不知道。
“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你却不能毁灭他！”当我从童年走向少年，又从少年走向成年时，我一直记住了这一句话。正是由于这个，童年给我带来的理想的光环，至今仍然在照耀着我。“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麦克后来在听我用英语念了我这段往日的日记后，曾经沉思了许久。我问他：“你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麦克回答说：“我的童年只做三件事：读书，读书，读书。”这个在欧洲一个知识分子的富裕家庭成长的孩子，确确实实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完成了他的历程：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但这并不排除他对巴赫和瓦格纳有着痴迷的爱好，以及对德国古典音乐和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有一次，他心血来潮，拿起一根木棒，随着立体音响中的乐曲指挥起莫扎特的第２０号钢琴协奏曲，我则打开房东留下的那架旧钢琴，立即随着钢琴独奏部分弹奏起来。末了，他不无惊讶地说：“想不到中国人对西方的音乐和文化了解得这么多！”我立即答道：“想不到西方人对东方的音乐和文化了解得这样少！”麦克意外地说了句：“就是这个原因，我才要和你结婚！”
孤独也好，寂寞也好，动荡也好，然而童年这一颗单薄的花蕾，毕竟悄悄地吐蕊开放了。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０日
写于欧洲第三章 少女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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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上的颜色，由于年代久了，有时候就斑驳了。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些画会露出最初勾勒的线条：透过一件女人的衣服露出一棵树，一个孩子让位给一只狗，一条大船不再漂浮在海面上。这叫做“原画再现”，因为画家“悔悟”了，改变了初衷。大概这也可以说，最初的看法被后来的抉择所取代，是一种观察和再观察的方式。
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描摹这些人物的用意。现在颜色已经老化了，我想看一看过去我有过什么机遇，现在我又有些什么可回忆的。
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回忆是一清二楚的。我知道什么时候，它是可信的，什么时候是愿望或者幻想占领了生活。而这种愿望，这种迫切的愿望会导致对实际生活的曲解。
我不是有意过分谦虚地贬低自己的智力，我的智力常常是很高的。
以上是英国女作家莉连·海尔曼著的电影剧本《朱莉亚》的开头，裴阳曾在我面前大段大段地背诵着这部剧本，并且说上海电影译制厂陈叙一先生的翻译水平有多么了不起。到美国后，我又多次地看了这部在１９７２年获奥斯卡金像奖，由简·方达担任女主角的电影，它几乎成了我一生中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虽然它以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为背景，但是那隽永的风格、对友谊和人生的勾画，却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我非常喜欢《朱莉亚》，以至于我一到纽约，在人人都需要有个英文名字的时候，我立即把我的名字改为朱莉亚（Julia），她正好与我的中文名字周励的发音相似。
裴阳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是所有知道他的人都一致公认的。他曾经在我面前大声背诵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复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亨利希·海涅的《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塔维尔的《拿破仑传》和保罗·萨特的《肮脏的手》。我之所以罗列这一大串书名，还不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无数诗篇及屈原的《离骚》，是因为他确确实实、一字不漏地、满怀着激情背诵过它们中的精采片段，就像沉浸在初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那种狂欢的喜悦之中。有时背诵到令人哀伤之处，他的声音又变得无比低沉，就像一把在空旷的原野中拉响的大提琴。有时他为书中人物扼腕叹息，有时他会突然停止背诵，泪花在他那双深邃的、大大的黑眼睛中闪动，他挥了挥手说：“算了吧，……还是你自己去看吧！”
随便他看了哪本好书，那本书便会像刀刻火烙般地印在他头脑中，而在谈话时，一本本书就会自然地打开，而那一行行“不朽的文字”，便很快地化为燃烧着的激情。有一次，他和我谈生物学家巴士德的传记时说：“你能理解吗？这位发现了细菌的法国人说：‘细菌在我身上越多我就越舒服！’”说着，他扭动了一下上身，自然地展开双臂，作出了一个极其舒畅的动作，然后眨眼嘿嘿一笑，“全身都是细菌，这是多么令人畅快的事啊！”
当我１７岁初次和裴阳见面时，他正好２２岁。我很快地就被他浑身散发的魅力和才气所吸引，从而陷入了如醉如痴的、不可遏止的单恋的狂焰之中。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恋爱。
从生理学上讲，我并不属于那种早熟型的女孩子，但是从十二三岁起，我便开始感觉到了一种青春的骚动。那时我小学四年级，是少先队中队委员，班级里一半男生，一半女生。老师规定“不能有分男、女生的封建思想”，一定要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合坐一张课桌，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但糟糕的是，每次开学分位子的时候，女同学们都吵吵嚷嚷地争着要和一个长得文静而又秀气，戴着大队长标志的小男生同桌，他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白马王子，由于我比大队长稍高一点，我始终坐在他的后面，并且离得很远。我好羡慕抢到了他旁边位子的女生。终于在四年级下学期，他分坐到了我的前面，我可以天天欣赏他那颗长满乌黑浓发的脑袋了。我常常把课桌尽量地往前搬，以便更靠近他那张椅子。有时，我伸出两只脚，搁在他椅子下面的一根横木上，心中便溢出一股心满意足的感觉。终于，我想出了一个不安分的念头。我在下课时偷偷地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的内容是；
“你参加我们的学习雷锋小组好吗？”
那时正是１９６２年，班里的同学自愿地组织了几个学习雷锋小组，大队长可以自己选定他愿意参加的小组。给他递了纸条之后，我整整兴奋了一夜，脑子里充斥着种种激动人心的幻想：我和他一起在大街上搀扶老太太过马路，下课了一起帮同学补课，一起到街头演出、宣传，一起玩官兵捉强盗……只要和他在一起，只要看到他，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期待着他也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并且答应参加我的小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仿佛根本没有看到我那张纸条似的，他参加了别的小组。
那份失望，那种被忽视、被冷落的伤心及自尊心受到羞辱所带来的痛楚，至今还记忆犹新。直到几星期后，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我的小组时，他才告诉我说根本没有看到我的什么小纸条。原来当我偷偷地把纸条塞到他的台板底下时，被教室窗外吹来的一阵风刮到地上，卫生值班员当废纸垃圾一下子扫出了教室。
于是，那把可诅咒的扫帚，把我对大队长的莫名的热情也扫到了九霄云外！
小学五年级时，班级里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上一个女同学悄悄地喜欢上了一个男同学，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他的一张一寸照片——后来在校长办公室“交待”时，她讲是从体育委员那儿弄到了他的游泳卡，然后撕下来的——她买了一本相册，在当时，这对一个小学生来讲是相当讲究和昂贵的。她把那张照片贴在了相册首页的正当中，而且在他的照片四周贴满了《五朵金花》、《阿诗玛》、《柳堡的故事》、《冰上姐妹》中那些女演员的剧照，还贴了许多花鸟作为装饰。她把这本相册带到了课堂上，居然在语文课上直接传递给那位男同学，而且是翻开了首页传递的！那位男同学正好是我的同桌，我实在看不出来他究竟有什么魅力引起她的如此痴迷。他从山东来到上海刚一年，是个插班生，浑身散发着大蒜和生葱的气味。他爸爸在徐汇公安分局当警察，他也继承了一种警察的威严：高高大大，走起路来威风十足。他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但他是篮球队队长。恐怕正是因为他那山东后生的憨劲和体育健儿的体魄，才吸引了那个女孩子吧。
他看到了那本相册，立即显得非常紧张，涨红了脸，望着前面隔了二三排，那个梳着长辫子正扭头望着他的女生。他俩就这么呆呆地相望了十几秒种，他不知怎么在慌乱中碰掉了那本厚厚的相册，发出了“嘣”的声响。语文老师迅速从讲台边走了过来，她捡起了相册，瞪大眼睛，异常惊讶地望着我的同桌。下课后，语文老师把相册交到了校长室。这件事立即轰动了学校，许多同学挤在校长室窗口看那个女孩子一边流泪哭泣一边陈述。而过了一周，那个男同学就被转到另外一所小学去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惋惜我的同桌的被迫调走，我突然发现他似乎对我也存在着某种吸引力。从此以后，我才逐渐感觉到：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虽然只有１３岁的年龄，但内心常常被一种什么东西激动着，充满着骚动不安的情愫。特别是当春天来到的时候，你听不进课，你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你呆呆地盯着教室的窗外，望着正爆出一个个小嫩芽的垂拂着的柳枝，忽而又感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阵怅惘之后，你突然感到，你多么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和你手拉着手，在春天的原野上奔跑啊！
这种年龄，在美国叫“Dangerous Age”（危险年龄），而美国政府对这种“危险年龄”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放避孕套。这种办法曾经遭到纽约一批华裔家长的反对，认为这是“教唆、引诱少男少女犯罪”。但是这个呼声毕竟太弱了，美国就是美国，你了解这点，就不会为在地铁中看到一个１４岁的少女抱着一个婴儿而惊奇。“少女妈妈”在美国已经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每当想起我少女时期那段由生理发育所引起的青春骚动，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感激笼罩在我的祖国的那种严谨笃厚的儒家传统，那种深沉的克制力量和对精神生活的开导和追求。不然，将宝贵的青春毁坏，将少女的贞洁连同前途一起葬送，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啊！
小学毕业了。我像一头发育成熟的小羚羊，不知是应当蹦跳着奔向波澜壮阔的大海呢，还是冲向原始古老的森林？是迈向那令人目眩的高山顶峰，还是走回一望无际、芳草萋萋的原野？我就这样带着激动，带着渺茫和几分惆怅跨进了中学的校门。那时，许多孩子的梦想是到苏联去，看红场，看克里姆林宫和列宁墓，而我更是懊恼自己为什么不是苏联人，为什么不是娜塔莎，或者是奥尔迦那样梳着金黄色辫子的苏联姑娘？苏联对我们来讲像天堂一样美，却又遥远不可及。正在这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我们守着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０点广播，生怕漏掉一个字：“赫鲁晓夫杜鲁门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导弹核武器……”站在一大堆政治术语和历史的帷幕前，我们感到既庄重又敬畏，而在内心深处还是暗暗地想：做苏联人比做中国人要幸福。
案头上都是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列宁传》、《红肩章》、《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普希金诗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黑面包干》，这些苏联小说成了我少女时期的精神食粮，点燃了我献身于人类一项什么伟大事业的熊熊理想之火，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底要什么？宇宙是否真的无限？等等。
有一天，我从我姐姐的书架上，翻到一本《赫尔岑选集》，我姐姐也完全是受苏联式教育的典型。她在１２岁时，就和一个叫娜嘉的苏联大队长女孩子通信，互寄娃娃等礼物，她的书架上都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作家的大部头作品。当我翻到这一页时，我的泪水不觉涌上眼眶：
“当一个孩子意识到自己成为少年人并第一次要求在一切人类的活动中参加一份的时候，那可真是人生中美妙的时刻：活力沸腾着，心脏猛跳着，血是热的，力量是充沛的。世界也是那么地美好，新颖、光辉，充满着胜利、欢跃和生命……心灵中洋溢着阿喀琉斯的胆量，波查的理想，这是高尚的憧憬和自我牺牲的时期，是柏拉图主义以及对人类的热爱和天高地厚的友情的时期，是辉煌的序幕。可是跟在这序幕后面的却常常地、常常地是庸俗的市俗式的戏剧……”
我发誓不让自己的一生变成一出庸俗的市俗式的戏剧。从１６岁起——那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和历史有关的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在我父亲的书房放了十几年，从我记事起就记得那本厚厚的、精装的米褐色封面的册子。我从书橱中取出，如饥似渴地读着，我感到比读《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更有一股特殊的、无法形容的强烈吸引力。我又读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史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世界通史》和《法国大革命史》，随着书页的翻迭在眼前出现的一幅幅壮丽而又悲壮的历史剧幕，不仅使人胸中产生一股扭转乾坤的力量，同时也能使人如此明晰地看到当今现实舞台上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嘲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去，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义。１９６７年，当“文化大革命”正被武斗、互相残杀、打倒一切搅得昏天黑地时，我用两个昼夜时间，写了一封信寄给《文汇报》，要求发表我的信，并且呼吁结束这场“把人类推向毁灭边缘”的所谓政治大革命。如果不是获得了历史这一面镜子，我是绝不可能写那封几乎葬送了我整个青春的信的。
那青春骚动的情愫并没有在我的心中停止，作为一个妙龄时期的少女，我虽然穿着标志着血统的淡黄色军服——或者上半身，或者是下半身轮换着穿，有半年左右的时期，我还佩带着红卫兵袖章。但我内心却像天使一样地渴望着爱，渴望着在赤裸裸的蓝天和赤裸裸的绿野中飞翔。我开始和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男孩子一起散步了，那时他初三，我初二。他长得很端正，有着那种吸引女孩子的颀长的身材，他是属于沉思型的男孩子，脸上常常带着忧郁神情。有一次，当我和他谈了许多各自心爱的读物时，他提议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姑夫——当时正在倒霉挨整的、大名鼎鼎的作家巴金。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位老人的形象：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３０年代的长衫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眼睛很细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任何一个老头，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那天正是阴天，窗外阴霾重叠，小小的客厅里十分寒冷，他的儿女都去大串连了，可以想见老人的孤独和心境的凄惨。突然看到侄子带来了一个女孩前来探望，他获得的一点快慰可以从他慌慌忙忙地倒上两杯开水，又抓起一大把茶叶放进杯子的动作中看出来。
“你们怎么样，在学校好吧？”他嗫嚅地说。布满皱纹的脸上绽露出一丝微笑，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他的眼瞳中，发出了一道依然是聪明睿智的光芒。
我们坐了一个小时，他似乎不愿提起他写的任何一部作品，因为那时报刊上正连篇累牍地批判他的书皆为大毒草，并且诬称他是由于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巴金。他的侄子一再地试图安慰他，让他当心身体，甚至提出让他不要看任何一份报纸。我则坚信他是没有罪的，我对面前这个老人像对一座丰碑一样充满了敬意。从巴金家里出来，已经是华灯初放的黄昏了，没有晚霞，没有歌声，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喜悦。我和他一直从武康路走到了永嘉路，在他家门口那棵法国梧桐树下，我们有谈不完的话，但大多时是我在谈。我给他背诵《联共（布）党史》中的精采片段，和他讲那份阻止斯大林掌权的《列宁遗嘱》，也谈对“文革”这场运动的种种焦虑，对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某些大人物的怀疑与鄙视……他总是静静地、口角带着微笑地听我讲，他善解人意，却不喜欢表达。但是，当你看到他那双如一头小花鹿般的乌黑光亮的眼睛正盯着你，一动不动地盯着你，你就无法停止和他谈话，无法和他说一声“再见”。
那年夏天，我们在淮海路、常熟路、永嘉路上一共走了多少遍，我已经记不得了。每天看不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想他；每次见到他，我会觉得心怦怦跳，全身的血液在奔腾，可是一和他谈话就平静了下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渴望，我渴望去拉住他的手，啊，如果能拉起他的手，那该涌起多么幸福的波涛！
我从来没有拉过他的手，我们互相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过，他沉静的个性能够接受我的任何思想：从《斯巴达克思》到《奥赛罗》，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当我告诉他，我给《文汇报》写了那封信时，他一点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惊讶和恐慌，好像我早就应该写那封信似的。我们又一起去看了几次巴金，我不敢用自己满腹的疑问去打扰这位正在受难的老人，我深知任何一场严肃的谈话都会给他徒增更重的思想负担，我试图为他倒一杯开水，或是整理一下零乱的房间，尽量少说话地同他一起打发一个黄昏或一段时间。有一次，他指着一大排空着的书架，那上面放着几只药瓶和杂物，他的胸膛里发出了嘶嘶的声音：“那么多的书，都搜走了！……”那种发自肺腑的悲哀，使我难过了许久。还有一次，他对我的同伴说：“小济（他的名字），要好好学习外语……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这是马克思说的，你懂吗？”他特意提高了语调，强调“马克思”这三个字，仿佛这是他对侄子的某种期待的必不可缺的后盾。他瘦弱的身影在房间里摸索着，常常面对着一大堆检讨材料仰天叹息……２０年后，当我从美国回到上海，看到武康路上那所被层层护卫起来的住宅，心里真有说不出的万般感慨，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的叹息声。
我的那封信很快被《文汇报》社退回了学校，并且立即掀起了巨大波澜。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黑板报连篇的批判檄文中。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如鱼贯般地轮流不息找我问话，对我进行审查，将我的学习笔记、日记通通搜去。有一天，学校里突然刷出了一条大标语：“揪出《一封信》后面的黑手！”有人揭发在武康路巴金住宅门口看到我和小济，并且说我常常和他在一起。又过了几天，学校居然出现了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而且宣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绝对写不出如此尖锐、引经据典、政论性极强的文章，后面一定有一个长胡子的黑手，连《文汇报》也不相信。我气极了，噩梦整夜整夜地缠绕着我，我生怕巴金会知道这一切，我生怕羸弱的老人会突然死掉……有一天，我从工宣队的审查室出来，刚跨出校门，一个声音喊住了我。是他，又是他，他曾经多次地等在离审查室不远的角落，我一出来，他便追上我的脚步——可是现在，校园里满是批判我和莫名其妙地批判他姑夫的大字报，我怎么能再授人以柄呢？
“等一下！”他跑了上来：“我不怕，你也不用怕……”我不敢回头望他，我没有理睬他，加快脚步拼命地走着，直至走到高安路的弄堂口，我猛一回头，像发疯似的叫道：“不要跟着我！……不要再和我讲话！你明白吗？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在害你姑夫吗？……你难道愿意看到别人借着你和我，再往他身上砍一刀？！”
性格向来沉静的他，被我几乎失去常态的大叫震懵了，他愣愣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一转身跑掉了……
他比我高一年级，比我早一年下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双如同小花鹿一般乌黑发亮的眼睛。
如果连手指头也没有碰过，这算不算恋爱，我不知道。但是幻想的翅膀已经被砍掉，我郁郁寡言，心中充满痛苦，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回头：我不能放弃理性的思索。我渴望有一个比我更通事理，学识渊博的人，把我从思维的一片迷乱之中拯救出来；不管是什么人，男的或是女的，也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我相信他、崇拜他。
我开始相信别人，不再相信我自己。
轮到我下乡之前，批判的浪潮已经过去，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学里的几个女友约我到杭州去散散心，在向北大荒进军之前，再看一看美丽的西子湖，登一下青翠葱茏的南高峰。
我和我的女友们，曾举着一面小旗，从陕西铜川步行到延安。我们在贫瘠苍凉、横亘天际的黄土高原上大声地向牧羊老人问路，晚上和农民家的孩子挤在一个炕上，我们第一次捧起破碗喝小米粥，我们惊叹农人如牛马般的劳作和满野裸露的贫穷。大串连把中国最底层的画面翻到了我们眼前，当我们展开双管，欢呼着奔向走了七天七夜才终于见到的宝塔山时，又隐隐地感到理想同现实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没有什么事比离开上海更吸引我了，我立即答应去杭州作最后一次“串连”。
在钱塘江大桥上，我遇见了他——裴阳。每当我回想起和他的初次见面，我总会想起日本电影《啊，海军》中男女主人公在一座大桥上相逢又告别的特定镜头。我是我们四个女孩子中最忧郁的，几乎没有笑过。我们在钱塘江大桥上刚刚拍了两张合影，桥头堡里就走出了一个解放军，他几乎是奔着跑向我们，一把夺去了我们的相机，然后指着远处一块牌子大叫着：“这里禁拍照片！”说着马上要打开相机将胶卷曝光。我们急着和他争辩，并且保证到上海后把两张禁拍的胶片寄回到桥头堡，但是他还是坚持要立即打开相机。正在争执不下时，我们身后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解放军同志，我们是复旦大学的，我们会负责监督执行这件事！”
我们得救了，我们保住了那卷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的胶卷。我回过头去仔细地望着这位“天外来客”，他看上去比我大四五岁，身材魁梧，气质潇洒，眉宇间充满一股英气，特别是那两道飞向两额角的浓浓的乌眉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加上白皙细腻、胡子刮得很干净的面孔，给人一种人品出众的感觉：“地杰人灵，江南才子。”好帅的复旦大学生！
“我们已经注意你们好久了，你们是从哪儿冒冒失失地闯上钱塘江大桥的？”他边上的那位同伴问。
“我们直接从蔡永祥纪念馆上来的，怎么？你们俩也偷偷拍了照吗？”我的一位女友和他的同伴交谈了起来。
不知怎么，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望着我，我也默默地望着他。桥头上的风吹乱了他乌黑的头发，我就像看着一部电影似的望着他。多年以后，他对我说，我站在桥上，满脸忧伤的样子，使他困惑，并且不由产生了一种怜爱之心。几分钟后，他和同伴走向桥东面的蔡永祥纪念馆，我们走向西面桥尾，当我回过头去再望一眼那位复旦大学生时，我发现他也正回转头，在遥远的桥那头望着我。
原以为会像天上的流星转瞬即逝，很快地对桥头上发生的事也淡忘了（那两张胶卷寄回了桥头堡），没有想到几星期后在复旦又碰到他，而且知道了他就是在整个复旦校园，甚至整个上海都十分闻名的裴阳。
和他在复旦碰面纯属偶然。我姐姐是复旦大学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我常常以我姐姐为骄傲。她一贯是正统的好学生，从不惹麻烦，父母亲十分喜爱她。在我１０岁时，有一次爸爸带姐姐去看戏，爸爸讲我不懂京剧，怎么也不肯带上我，是市委派的黑轿车来接他们的。半夜里我已经入睡，从剧院回来的姐姐拼命地把我摇醒：“我见到了毛主席！……快起来呀！我见到了毛主席！”我一骨碌爬起来，惊呆地望着满面红光的姐姐兴奋地叙述：“在京戏开幕前，报幕员讲，毛主席也来看戏了，我就拼命地挤出座位，冲到前面第一排，爸爸急急忙忙地紧追着我，毛主席就坐在第二排当中！我跑到毛主席面前，敬了队礼，毛主席和蔼地笑着说：‘小鬼，你也来啦？’说着，用他那只温暖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是多么幸福啊！……你要摸一摸我的手吗？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啊！”兴奋、羡慕、嫉妒、懊恼……我们俩姐妹一夜也没睡好觉，我更加以我姐姐为骄傲了。不久，她在《中国少年报》上登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见到了毛主席》。姐姐由同济附中考入复旦大学后，马上被选为班长和系团委委员，她的功课一直是拔尖的。每逢周末她回到家里，总是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讲述复旦校园发生的事。１９６４年，毛主席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并且对全国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提出：要培养几个中央级的接班人，还提出要年轻，思想不要有框框……任务下达到复旦，复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人才济济的几千名大学生、研究生中，挑选了两名学生作为接班人重点培养：国际关系系的裴阳和新闻系的一位学生。１９６６年在复旦大学提到这两位学生的名字，就像１９９１年在波斯湾战争中提起美国斯瓦思柯夫将军一样。我姐姐每次回家，都要带回裴阳写的范文，或是裴阳和新闻系那位学生两人联名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的大篇文章。“这是复旦的骄傲！”我姐姐说。
那天我去复旦找我姐姐——我几乎每星期都骑着自行车往复旦跑。我要姐姐帮我搞一本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带到北大荒去，我那时正在整理去兵团的行囊和书箱。姐姐对我说，这类政治史记性小说她们化学系没有，她让我去国际关系系问问，也许能碰上运气。那时社会上的图书馆差不多都已经砸烂了，许多书籍散落在大学生手中。
我走到距离化学系有两、三幢楼的国际关系系，听我姐姐说，国际关系系培养三种人：资深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外交人才和高等学府的教授。这是一幢五层楼的红色砖楼，我一直梦想自己哪天能够进入这个系，但是我将要奔赴北大荒，梦想总是梦想。当我走进这座楼时，仍恍若在梦幻中。楼梯和走廊间静得出奇，墙上也没有什么大字报，比起当时正在开展大批判运动如火如荼的复旦校园，这里简直像另一个世界，连一个人也没有。我一直走到四楼，终于看到一扇稍稍开着的门，大白天里面也亮着灯，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上的玻璃，听到了一个声音：“请进来”，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在当时可以称作“典雅”的宽大的办公室，两扇大玻璃窗加上几支日光灯的照亮，房间内显得明亮开阔，四壁都是陈旧的棕色的木制老式书橱，透过书橱的玻璃，可以看到一排排中文和外文的、都是国际政治方面的书籍。最令人惊奇的是，窗台上还有一盆小而别致的万年松，这被照料得很好的盆景，给这屋子带来了一股盎然的生气。坐在一张很宽大的、堆满了书籍报刊的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正俯首疾书着什么，我想他在说“请进来”时，也不曾抬一下头。他写得很快，当他的笔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并且把信笺塞进信封时，他抬起了头，几乎在同一瞬间，我们俩都发出了一个惊奇的声音：“——是你？！在大桥上碰见的人？”
他比一个月前我在大桥上遇见他的时候更潇洒了，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领子笔挺地翻开，套了一件米色开司米毛衣，他看人的时候，目光总是咄咄逼人，这是一双中国南方的、深深凹陷的眼睛，乌黑的眸子透过长长的睫毛发出摄人心魄的光芒，他的鼻子不很挺，嘴唇很厚，但棱角分明。他沉思的时候像个饱经沧桑的学者，“嘿嘿”一笑时，又像个孩子那样开朗自在。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只有２２岁，而在当时只有１７岁的我的眼里，他竟是如此伟岸得高不可攀。
“你怎么会到复旦来？”他站起身子到窗台旁去拿暖瓶沏茶。
“我想搞一本美国记者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带到北大荒去。”
“什么？……你要去北大荒吗？……带约翰·里德的书去北大荒，很有意思！”他拿起一张纸头，刷刷地写了几行字，递给我，“你去找我的这个朋友，他会帮你搞到这本书的。”我高兴地接过纸条，他在钱塘江大桥上救了我们的胶卷，现在又为我找到了那本书，命运的机遇真是实在奇妙！我道谢后，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看来他很忙，我本不该如此冒昧地打扰他。我想我应当马上离开，回到我姐姐那里去，可是这所房间竟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使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我冥冥之中一直向往的理想境界：满屋的书，明亮的窗，宽大的办公桌……况且，我姐姐班上也有许多聪明幽默的男同学，但就气质来讲，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我呆呆地凝视着他躬起身子去接电话，突然，我听到他在讲：
“是啊！我就是裴阳！……什么？去市里开会？晚上七点？”他一边回答，一边伸手拿铅笔在一张大月历上画着，那张平面月历上被红色或黑色的笔勾满了圈圈。
裴阳！他就是裴阳！我感到兴奋却并不惊讶。我心目中的裴阳，我姐姐常提起并且称为“复旦的骄傲”的裴阳，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人！
我充满敬仰之心凝视着他打电话的神情，他一点也不兴奋，声音平静，带着很好听的喉音。他一面回答，一面翻着桌上的一大堆文件，边找边回答。我很惊讶他会在这么一个安静优雅的办公室里日理万机，好像复旦、上海每个角落都将电话线通到他的办公桌底下似的。
他终于放下了电话，望着我微笑着，他显然并没有忘记我一直笔直地站立在他的办公桌前。
“我早就听我姐姐讲到过你。”我说。
“你姐姐？”
我告诉他我姐姐是化学系三年级的，不是什么出名人物，但“文革”开始之前她是班长。
他看来对我姐姐并不感兴趣，因为他马上问我：
“你的神情看上去很忧郁，你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使我感到很窘迫，我心底的创伤是因为我被批判过，那种当人民的敌人——不是当你所针对的那几个家伙的敌人，却是当全体人民，哪怕是一个拎篮子上街买菜的老太太的敌人——那种感觉把我吓得半死，每一张新的大字报出来都让我胆战心惊，我这才理解为什么“文革”一开始许多人就抹了脖子跳了河。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于是罪上加罪，我变成态度顽固不肯悔改，直至送进北桥干部子女学习班。没有人愿意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受批判和挨整挨斗，虽然思想上不肯悔改，但我心理上却笼罩了一层深深的自卑感，与众不同感：我羡慕马路上任何一个普通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批斗过，他们的灵魂不曾受到过搅扰。
说还是不说？为什么要把我的伤疤抖开来给这个闻名遐迩、处境完全与我不同的人看？这并不关他的事。
“我被批斗过……就在不久之前。”
“什么？坐喷气式飞机？挂牌子？”他露出无比惊讶又不可置信的神情。
“不，没有人碰我……但他们贴大字报，搜去了我的日记笔记。”
于是，我把向《文汇报》写信那件事和信的内容详情叙述给他听。
他听完，神情变得十分肃穆，踱着步子沉思了许久，回到办公桌后面，用手指指着我说：
“你错了！你完全错了！……第一，你对你并没有完全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去进行批判，这本身就是荒谬的。第二，……”他停顿了一下，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第二，你还很年轻，你做这种傻事，那是会断送你的整个前途的呀！”
我的泪水不觉涌上眼眶，我确实不知道我将会面临怎样一条道路。中学里几千名学生，只有我一人受到批判，这是铁定的事实。我曾经是中队长，曾经是优秀学生和班级干部，不过这都已经一笔勾销，我觉得一个黑暗的洞穴正张着大口在等待着我。
而这间屋里，却是如此明亮、安宁，四壁书橱中的每一本书都使我感到阵阵刺痛：如果我能像过去一样，安静潜心地大量阅读，再写下心得笔记，那该多好！我为什么要发那封该死的信给《文汇报》呢？我为什么总想把思想变成行动？我为什么不仅仅是遨游在书籍中，然后等待历史去证明一切？
我咬住牙关不让泪水滴落下来，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男人看到我在哭，我不是小姑娘。
“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他提议说。
初春的时节乍暖还寒，我们并排走过复旦校园的一行行垂柳、一排排红砖楼，来到登辉堂前。“李登辉，复旦大学的奠基人。”他望着一座年深日久、黑黝黝的铜像说：“我常常来这里散步。……未经考究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你可以去看看《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涅写的，是本出色的书。有可能的话，你再去看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自愿到西伯利亚流放，那些伯爵夫人公爵夫人心甘情愿地跟随着他们的丈夫，十年二十年胼手胝足地度过漫长黑暗的流放岁月，那种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长久以来一直鼓舞着我……今天的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多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道路都不会是平坦的。你要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如果你再多读些历史和哲学，你会懂得：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建立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每一个字都好像径直从他的灵魂深处迸涌出来，燃烧起全部信仰的火焰。也许我并不确切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我的胸臆为之掀动，好像有什么帏幕在我面前揭开，有什么光辉在我眼前闪耀……我低着头，一边走一边默默地听着他侃侃地讲的每一句话。当我偶尔抬头，看到他的眼睛时，我发现那里笼罩着一层沉思的雾。
我们离开登辉堂，来到复旦校园南部一个小湖边的时候，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写道：言语并不构成罪体，它们仅仅栖息在思想里，有时候沉默不言比一切言语表示的意义还更多，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制定了言语是罪体这一项法律，那么不但不再有自由可言，甚至连自由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在讲这句话时往四下看了看，然后沉默了许久。
我多么渴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一直听他谈下去啊！
黄昏中，鸟儿啼鸣着飞过校园，晚霞把天边染成一片黛红色和金黄色。他陪我向化学系楼走去，突然，他问我：“你看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吗？”
我点点头。
“那你一定记得他讲的人生的三种境界了？”
我在记忆的河流中搜寻着，一边回忆一边缓缓地说：“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对！你的记忆不错！”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时我真想叫出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这正是你啊！
我们站在化学系大楼前，他默默地凝视着我，我也睁大眼睛望着他。我心中一种消失了很久的情愫又开始骚动起来，如果为这样的人去死，我绝不会迟疑。然而晚霞已经消失，我必须自制，必须说再见，必须保持女性的尊严。
他写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去找他。末了，他握住我的手说：“记住，生活的激情很重要，它有时可以弥补才能的不足……不过，你的确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女孩子……你不要低估了你自己。不要自卑，不要老是一副受难的样子。”
说罢，他便回转身，消失在越来越暗淡下去的晚霞之中。隔了一个星期，我给他的办公室挂了电话，我们很快又见面了。又过了几天，他约我走出复旦大学校园，一直向江湾镇五角场走去，他总是沉稳地边走边谈，他的谈话融热烈的情感、精辟的哲理、渊博的知识和隽永的机智于一炉。对他越崇仰我就越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他自视极高而又不失谦恭，有一次，当我谈到我姐姐和她的同学认为他是属于一种很正派的人时，他说：“正派人”的概念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在他眼里，“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准相当于“集体水准”的人。他还说，不必对他有什么赞扬之辞，“躬逢其盛，躬任其劳”，他说，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
一个周末，我姐姐一回家就叫：“整个复旦都知道裴阳在和我的妹妹约会！……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认识他的？连我都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啊！见面也只是在全校开大会时，看到他坐在校革委会的一排头头们的当中！”
听到我姐姐这么叫着，我心头涌起一股甜蜜的意味。确实，那种轻柔如水，飘忽如梦的缱绻柔情，已经使我销魄荡魂。不过，我又清醒地觉得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过一个半月，我就要去北大荒，我就要告别上海，可能永远也不能回来了。啊，在上路之前，遇到一个充满理想又才智横溢的人，对人的一生多么重要！复旦园那爆发枝芽的翠柳，那微波粼粼的小湖，通向五角场的那条幽静蜿蜒的小路，同他那如和谐的天籁一般的话语……这一切，像春天里一股清新的风，直吹我的胸襟，麻木、委顿、自卑、迷惘……统统被一扫而去！我要成为一个新人！我要到北大荒兵团去谱写我新的历史！
５月９日，正是春风桃李灿若火的季节，我和千千万万的兵团战士一起，离开了上海。裴阳没有送给我任何东西，只是给了我一大叠印有“复旦大学”抬头的空白信笺。
“给我来信。”他说。
从上海开往黑龙江的列车，整整晃荡了三天三夜。从第一天晚上，我就在同伴们鼾声大作进入睡梦时，一个人偷偷地溜进餐车，借着厨房里透过来的一点亮光给他写信。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头的：
“裴阳：
你好。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称你老师呢？还是朋友？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了，和你的每一次谈话，都给了我一种能承受苦难的巨大力量。而在这之前，你是知道的，我就像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只是手中没有那一把火，我几乎要绝望了……”
我写了满满三页纸，火车一到站我就把它投到邮筒里。当我投信的时候，把信捧在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多么幸运的信笺，它能够回到他的办公室，回到他的手中……”我吻信的时候，觉得脸在发红发烫，仿佛海浪亲吻着黄金般的沙滩，仿佛山泉洗濯着清波荡漾的月色。如果说过去和小济一起散步，我有过和他拉手的朦胧愿望，那么现在我可以说：“爱情，一种真正的爱情，伴随着仰慕、敬畏和眷恋，已经开始照亮我的人生。它像大江奔腾，奇峰突起，它是海涛汹涌，一泻汪洋，如泛滥的春水一样融会着丰富、强烈的生命！”如果我在向他告别时，和他拥抱一下，那该多好！想到这儿，我的心怦怦地大跳起来。我过去全部教养教给我的关于爱情的观念，和我现在沉浸于其中的感情如此截然不同：这种爱情是如此温柔缱绻、含蓄隽永，深沉的情怀带有几分伤感和忧郁，就像一朵带露珠的嫩弱的康乃馨，又有着几分野气，甚至性幻想。
列车从哈尔滨转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到嫩江，最后再从嫩江搭上装运猪的几十辆卡车——因为附近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专业养猪场——把我们送到克山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四团一营二十三连。一个又瘦又小、长得像一只鸟的当地人，自称是连长，把我们三十几个从１５岁到１９岁的上海女知青领进一个威虎厅一样的大草棚洞里，深处是一个大洞，横七竖八地支着几根大原木，外面是枯黄的、厚厚的芦苇草搭起的延伸空间，里面仅有的是黑烂泥地上面垒起的两铺极长极大的土炕。
“欢迎你们到这里安家！”连长讲话很干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他拿出一只哨子晃了晃，“休息一天，后天清早听到哨子声，集合下地！”又补充一句，“这个屋子里的都属女一排！”说完就两手抄在身后走了。
世上再没有比种地更苦的事情了。单调、重复的动作，从６０秒到下一个１分钟，从６０分钟到下一个１小时、两小时……直至１０个小时太阳下山为止，你始终在作同样一个动作。这不是动作，而是把你的心脏、你的肺腑、你的血脉、筋肉统统都扒出来，让每一根骨头裂开的、刀耕火种般的原始式的劳作！
我们来到北大荒不久，正好碰上６月份铲大地季节。一眼望不到边的垅沟长得叫人心里打颤，毒日头慷慨地馈赠给每个人，全身像小溪流一样无止无尽地流淌着汗水。我们像小虫子一样趴在一片杂绿、良莠不齐的垅沟里，睁着大眼睛去分辨什么是草什么是苗，然后用长满血泡的手狠狠地拉起锄具。十几里垅沟铲下来，背上像压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抬眼一看，还有十几里垅沟在你眼前伸展……北大荒啊！真是又大又荒。不时听到又有谁谁谁昏过去了的叫声，你只觉得你的血，你的汗，全部都被这垅沟、锄头吮吸、榨干！唯一能够使自己坚持下去的，就是精神上的东西。
我一刻不停地想着保尔·柯察金，想着牛虻，好像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我一股丹田之气，使我一步一铲地活下去、干下去。我也默默地背诵：“……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我多么盼望裴阳给我来信呵！特别是每天清早，当哨子吹响，我们从迷蒙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时，不少女生用上海话讲：“心惊别别跳！”真的，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存的压力从来没有这么重，就好像每天你一定要背着十字架去翻三座大山，才能活下来，否则就不能活。“今天他一定会来信！”每当清晨听到哨子，“心惊别别跳”时，我就立即这样想。可是他没有来信，一个多月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可他一封也没有回。每天晚上放工回来，是一个小时的反帝反修军事训练，再加上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上炕时已是１１点了。集体熄灯后，我在炕头箱子上架起一支小蜡烛，读他让我看的两本书：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无法形容读书时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动。１５、１６世纪德国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了不起的受难者，翻译了《圣经》的马丁·路德的父亲是曼斯菲尔德的一个矿工，儿童时代的路德经常跟随父亲来到地下矿场，那里积聚着巨大的金属矿石，清冽的矿泉潺潺地流着，这幼小的心灵也许在不知不觉间早已摄取了最为神秘的自然之力，或许还受到山中精灵们的魔法保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身上才凝聚了那么多的大地灵气，那么多的热情渣滓。
路德虽不再相信天主教的奇迹，但他却相信妖魔的存在。他的席间演说集充满着妖魔鬼怪的离奇故事，他本人在困难中就常常以为自己在和具有形体的魔鬼作斗争。他在瓦尔特堡翻译《新约》时，曾受到魔鬼的一再打扰，因此他就拿起墨水瓶猛力掷向魔鬼的头颅，从此以后，魔鬼对于墨水，尤其是对印刷用的油墨便产生了巨大的恐怖。
荣誉归于路德！海涅写道：永恒的荣誉归于这位敬爱的人物，多亏他拯救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还靠他的善行恩德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的观点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然而那被架高了的直观却缺乏崇高的感情，那种巨人的心灵，这是我们无法取得的，我们尤其不应对他的缺点轻下尖酸刻薄的断语。
２０年之后，当我再看已经完全不同了的裴阳时，所想到的也正是这句话。
读斯宾诺沙的著作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看到一个在静态中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参天的思想树林，枝头开满了鲜花，不断地摇摆着，但那无法摇动的树干却深深地扎根在永恒的土壤里。在斯宾诺沙的著作中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气息，人们仿佛感到一阵阵属于未来的微风。他心中有一种真诚，一种自觉的骄傲，一种思想的威严，这好像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因为斯宾诺沙出身于一个殉道者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当时是被笃信天主教的君主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他的情人的父亲由于政治上的罪名，在尼德兰被处绞刑。你简直难以想象行刑之前要进行多少准备和举行多少仪式，长时间的等待使罪犯厌倦得要命，而旁观者却有了足够的余暇来进行思考，所以别涅狄克·斯宾诺沙对老人范·恩德的被处决是想得很多的，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为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薇拉，就是他自己的夫人——一位伯爵夫人的写照。她相伴他遭沙皇驱逐，在西伯利亚整整流放了２１年。他从来不允许别人怜悯自己，他怀着民主自由的乌托邦理想，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我每天阅读到深夜一、两点，并且写下大量的笔记。承受苦难、承受生存压力和笨重劳作的心理支撑越来越强大起来，每天深夜当我吹熄“威虎厅”的最后一支烛光，钻进冰冷的被窝时，我的心灵又充沛起来，我想起他，默默地念着他的名字入睡，我相信他一定会来信的，一定会来信的……
他终于来信了！那天下工回来，我正要端水洗脸，通讯员跑进“威虎厅”嚷嚷：“复旦大学！好神气的信封！周励！你的信，挂号的！”那时我姐姐已经被分配去了西安，裴阳留校。我一把夺过信，只见“复旦大学”四个红字跃入眼帘，我又紧张又兴奋地撕开信封，一口气读完。他写了整整１３页！在信里他告诉我他曾经给我寄过信，但不知是兵团信箱号码写错还是怎么回事，信被退回了复旦，所以这次他用挂号信寄出。他的字写得很大，是一种遒劲而又很怪的字体，他说我给他写的三封信，他都仔细地看了，“在那样艰苦的劳作中，你给我写了这么多信，我很感谢。”接着，他告诉我复旦大学正在开展批判H小集团的运动：“他们曾经是同你一样有激情有热情的大学生，怎么会走上一条反革命的道路呢？就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怀疑一切，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党有能力克服困难，他们心怀不着边际的野心，他们想取而代之。这种悲剧发生在一群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身上，是值得深思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一大包他邮来的材料，里面是批判H小集团论文选１—５集，其中有一半是他亲自撰写和编辑的，他的信中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只是鼓励我好好地干下去：
“你不要被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和枯燥生活所吓倒……你提起那个惊人心魄的晨间哨声，说明你仍然存在着胆怯、怕吃苦。不过，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过了不久，他又给我寄来了批判论文选６—７集，他的文笔极好，不仅在复旦，就是在全国各重要报刊上也早已闻名遐迩，只不过被他所批判的那些思想，和我的思想倒十分相近，有的甚至就是我《一封信》中观点的翻版。“他为什么对我给予那么令人感动的同情，同时又要去批判别人呢？”我不禁感到困惑，但我深信他是天使，天使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他在第二封信中向我推荐了一批书，其中包括《拿破仑传》、《我的奋斗》、《阿登纳回忆录》和《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等。“你没有的书，我可以马上设法寄来。”他看来对这些书推崇备至。而我，在以后和他接近的１８年里，只要他一讲起哪一本书，我就立即像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一样地扑过去，抱住那本书！
复旦的来信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漫长的夏季铲地期终于过去了。八月初，全连开展总结评比，我们女一排评出了三名干得最好、最肯吃苦的战士，我是其中一名，我马上被选为班长。排长是连里指派来的，是一位来自鸡西市的女青年，父母都是煤矿工，叫邵燕琴，至今写下的她的名字，我仍充满了怀念。她比我还小，只有１６岁，红扑扑的脸上一双细长的眼睛，她是我所见到的最能吃苦的女孩子，干起活来又快又利索，和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她是那样朴实，又嫉恶如仇。有一次，几个上海女孩把馒头丢掉，吃家里寄来的糖炒米粉，她把馒头拣起来大骂了她们一顿，然后竟剥了皮吃了下去！这个既能干又聪明的女排长，本来已经要提升为副连长，连任命书也下来了，但突然发现她的一个远房叔叔有什么历史问题，就永远也没有再提拔。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当看到她那痛苦的神情，我的心真像刀绞般地发痛。和裴阳通信的事，只有邵燕琴一个人知道，她就睡在我旁边。有一天半夜，“威虎厅”里大家都睡了，只有我还在写，她突然爬起来悄悄地对我侧过身子说：“你的眼睛在发亮！你一定是在写情书！”
我从来没有写过情书，我决定给裴阳写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告诉他，我爱他！我再也无法抑止胸中溢满的感情，就像无法抵挡春天乌苏里江的潮汛。我用一张雪白的“复旦大学”的信笺，蘸着我内心涌出的激情写下白朗宁夫人的一首诗《我的棕榈树》，向他正式表白：
“我想你，我的相思围抱住你，
绕着你而抽芽，
像蔓藤卷缠着树木
遍生硕大的叶瓣……
可是我的棕榈树呀，
你该明白
我怎愿怀着我的思念而失去了更亲
更宝贵的你！
我宁可你显现你自己的存在，
像一株坚强的棕榈
沙沙地摇撼枝干
在你的阴影里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
洋溢着深深的喜悦
我再不想你
我是那么地贴近你
——我的棕榈树。”
等待回信的日子长得绵绵无尽，发出信之后的每一天，我那颗被爱情充满的心像一只披着粉红色羽毛的小鸟，在诗一般的辉煌晴空中翱翔。一个星期之后的每一天，只要没有我的信我就揪心地失望，有时我会感到万分羞愧：我凭什么去爱他？我只是趴在地里的无数小虫子中的一个小虫子。他凭什么爱我？他身处高等学府，日理万机，他能给我写回信，寄学习材料，就已经不错了。他会不会认为我对他发出的爱情呼喊，是失去常态的自作多情？在上海，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在复旦校园，他不是令无数女大学生们痴迷和崇拜的偶像吗？然而，你一旦爱上一个人，你就有幻想。你无法摆脱这种幻想，你无法摆脱罩在你头上的那个光环。两个星期后，正是麦收的季节，我和排长邵燕琴正领着十几个人在麦地里喂康拜因，为了赶在大雨来临之前把麦子全部割下脱粒入仓，我们已经突击了三天三夜，身上的汗水和谷粒扬场机喷出的麦壳灰尘粘腻在一起，我们都成了泥人。饿了咬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水，几十个小时不息地守在轰轰作响的康拜因前，把一捆捆的麦子往里丢。第三天黄昏时分才终于“喂饱”了康拜因，已经累得半死的我们爬上高高的谷堆麦垛，横七竖八地躺下。连里那时怕知青谈恋爱败坏连风，规定男女排分开作业，我们这个作业组全是女的，连康拜因手也是个四十多岁的山东女职工，因此，我们十几个女孩子就肆无忌惮地索性解开衣扣，扒开粘满麦粒灰尘的上衣，露出一只只雪白的、粉红色的、浅绿色的乳罩，让我们的肌肤沐浴在北大荒黄昏的微风里。我们就这样人人裸露了上半身躺在麦垛上，像睡死了过去一样。突然，迷朦中远处传来一个声音：“信！……周励！你的挂号信！……复旦大学来的！”我们十几个女孩子惊吓得一骨碌爬起来，匆匆地扣上上衣钮扣，通讯员的自行车已经骑近了。那是我印象中最美好的一个黄昏，绯红的晚霞照着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飘忽的云霓在远处地平线上呈现出一片海市蜃楼的奇观。当我们叽叽喳喳在慌忙中扣上钮扣时，我发现每一个女孩子的胸脯都是那么雪白，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娇嫩的姑娘啊，命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得承受什么。
我跳下麦垛，心脏颤抖地接过那封挂号信，匆匆地拆开，邮包内是一本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书中夹着三页信纸。他在信中写道：
“对你所表明的善意，我十分感激。我对爱情有很高的要求：第一，忠诚；第二，精神世界的美；第三，才华。正像我对人生的态度一样，爱情是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感觉中的和谐的交融。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是没有什么错的。问题在于，你还太年轻，正像我刚和你见面时说的那样，你对于你所追求的东西，还不甚了解……”
收到这封信，我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没有说爱我，也没有说不爱我。但是他明明写到了“爱情”，写到了“熊熊烈火”、“两个相似的天性”这些激动人心的字样！多么高贵的循循善诱。我发誓，尽管我的翅膀还很嫩很弱，但我要竭尽全力地拍打着翅膀向上飞，竭尽全力地接近他天性中那种“无限感觉中的和谐”。
面对着北大荒秋季辽阔壮丽的大地，生活赋予了我新的意义：为了我心目中的阿波罗神，我要加倍勤勉奋发，我要无愧于他！无愧于我决心为之献身的崇高感情！
麦收之后，进入了冬季农田水利大会战。五十四团团党委发出了命令，各营各连组织人马从克山县步行拉练到位于甘南县的查哈阳五十五团，开展一场战天斗地的查哈阳农田水利大会战。出发前按团党委要求，每个人都交了决心书。我们冒着大风雪，背着行囊，开始了数百里路的拉练，一路上不是唱语录歌就是高声背诵语录。邵燕琴拿着喊话筒，只要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就清脆响亮地应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她一拉开嗓子：“世界是……一——二！”我们就引吭高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来到查哈阳，我们用炸药和大镐在冻土块上挖干渠，我学会了装炸药、点火、一气几十锤砸在钢钎上，用娇嫩的肩膀挑起一百斤重的盛满冻土的柳条筐，光是扁担就压断了三根。晚上，回到冷如冰窖的临时搭架的地铺，扒开衬衫，只见肩膀上血迹、汗水和磨破的皮肤上渗出的分泌物已粘糊成一片。我匆匆地擦一擦，又跑来跑去组织连里晚上的宣传队演出。那真是精神亢奋的时期：人山人海，遍地都是十七八九、二十挂零的青年兵团战士，挥锤、点爆、挑着土筐疾步如飞……此起彼伏的歌声、语录声、豪言壮语的口号和幽默机智、不甘示弱的挑战声，和这大雪、冻土、汗水、黄棉袄混成一个至今难忘的查哈阳交响诗。两个月的水利会战下来，共有三个知青被炸药燃爆时炸死，二十几人被炸起的冻土块砸伤。第二年春天，当人人怀念查哈阳，想知道查哈阳在春天是什么样子，水是否在干渠和支渠中流淌时，我们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兵团总部在选择农田水利大会战的地块上出了问题，由于地势偏高，连一滴水也没有蓄进。用冻土垒成的干渠和支渠在春天里开始溶化，成了一堆堆软塌无力的烂泥，在阳光底下渗淌着泥浆。方圆几十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软土沟渠，既没有水，也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血白流了……
那年冬天，从查哈阳大会战回到连队后，立即开展了全团性评比活动。我被连里评上兵团五好战士，并准备申报兵团总部参加全兵团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有一天，邵燕琴高兴地告诉我：营部宣传股看上了我，讲我不仅肯吃苦，而且能说能写，能唱能跳，要调我到宣传股当宣传干事。听了这消息，我真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只是很舍不得离开并肩战斗了这么久的班里的战士，舍不得离开女一排，更舍不得离开女排长邵燕琴。可是不久，一个令人心寒的消息传来了：申报我参加兵团代表大会的报告被退了下来，原因是我的档案中装满了一袋子中学里的批判《一封信》的材料！我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消息在连里传开，我感到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学校为什么要将我置于死地？为什么言而无信？我去兵团前，一个姓张、主管分配的造反派，拖着他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跛腿拍拍肩膀对我说：“什么都没有！你的档案是很干净的，我们根据上面的指示，对中学生一律不设什么档案，不寒任何材料。”他还露出那口黄牙，对我“嘿嘿”一笑。
……我只觉得面临着一个黑暗的洞穴，在愤慨和羞辱之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一切全都完了。我深夜独自一人跑出“威虎厅”，站在一片茫茫白雪的旷野中伤心恸哭。“回学校去！找学校算帐！让他们来公函抽调回那批材料！”邵燕琴一边为我难过，一边替我出主意，“周励！你只有１８岁！不像我表叔都５０岁了，他的历史问题还碍着我。你要为自己的前途想想，既然上面政策有规定，学校也没有给你戴任何政治帽子，凭什么塞档案？历史问题？你的历史还没写出一撇呢！”她伸出臂膀，抱住我的肩头，给痛苦中的我带来无限安慰。
是的，我不能束手待毙！我要回上海去！我决定立即动身！我向连长请假，当时连里还没有一个人回城探亲休假，我们来到兵团一年都没有满。连长不给假，我只好编造理由说我母亲得了急病，又让上海家中拍来电报，连长看了电报说，好吧！给你２１天假，早去早回，准时归队！
我没有什么钱，每月３２元除了吃、零用，还给家里寄去。几十元一张从黑龙江到上海的火车票，在我眼里看来像天文数字一样贵。我决定不买车票，像“大串联”时期那样扒车回上海。我到食堂买了三天吃的馒头，装了满满一书包，也没有带什么行李，把裴阳给我的信全部小心地包扎起来放进书包，又带了一本路上看的书，就步行几十里来到克山县火车站，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挤上了南行的列车。
从克山开出的火车十分拥挤，混和着东北大烟呛味、尿酸味和其它稀奇古怪的味道。我挤在动弹不得的乘客中想，比起一年前刚迈上开向北大荒的列车时，我已经成熟多了。我不再是一个娇滴滴、温文尔雅的上海姑娘，我的手掌上长满了老茧，手臂和胳膊上有镰刀划破的刀痕，我挑过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现在我也可以像一个野蛮女人一样地逃票、躲开查票员……
我父母亲那时已经到黑龙江呼玛县河南屯插队落户，上海家中只有奶奶和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妹妹。我身上的钱根本不够我买从黑龙江到上海的来回车票，我心里想：回上海找那些狗养的算帐，也没有理由叫我因为买车票破产。我四处警惕着，一看到穿列车制服的人过来，就拼命挤着往另一节车厢跑。
总算太太平平地到了沈阳，半夜里列车飞驰过黑山大虎山站时，突然听见有人叫开始查票了，不知为什么列车上专门爱深更半夜搞查票。不过这倒正好符合我的心意，我可以躲到车厢厕所里去，那里半夜的利用率远远不如白天，也不引人注意。我立即警觉地猫着腰，钻到车厢尽头，一扭身溜进了厕所，反扣上门，心里紧张得扑咚扑咚跳着。这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小天地臭气熏天，到处湿腻粘滑。我用力打开长满铁锈的窗子，才算透过一口气来。列车轰隆隆地奔驰着，猛烈碰撞着的金属声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想起在复旦校园和裴阳并肩散步时背诵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人生三境时的情景，不由得自嘲地苦笑：躲在车厢厕所里逃票，也算是人生一境吧！
我把头伸出厕所的窗外，望着远处剪影式的黑黝黝的连绵大山，列车在黑夜中穿过几个大山洞，不一会儿开到了锦州。锦州是个大站，绝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我放下窗子，忍着满肚翻滚的阵阵恶心，侧着身子缩在厕所的角落里，紧紧地贴着厕所墙壁，心里不住地念叨：快开吧！快开车吧！过了几分钟，车身又轻轻一摇，缓缓开动了，我急忙打开厕所车窗，把头使劲伸向窗外大口大口贪婪地吞吐着新鲜空气。到锦西时，天已经蒙蒙发亮，重叠的大山峰峦中现出一丝鱼肚白。我睡眼矇眬地算计着，再过两个小时就到天津了，到了天津，离上海就不远了，可以在天津溜下车，再换上一列快车……正在这时，“砰！砰！砰！”一阵厕所的敲门声把我吓得心惊胆颤，“开门！开门！”听上去是哪个乘客急着上厕所，大概他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终于不耐烦了。我吓得大气不敢喘，竭力屏住呼吸，惊慌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挺身出去？换一个厕所？天已大亮，再遇到查票的怎么办？这样屏了足足有三分钟，我决定出去。正要打开门，突然听到一个尖锐的女人嗓门：“开门！谁在里面哪？”接着是一串摸钥匙的叮当声响，我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那位憋不住的乘客把列车员找来了！我昨晚一夜都不在车厢里，她一开门就会看到我的脸上写着“逃票的”三个字！前面就是绥中车站，我的小姑夫就在绥中当营长，我可以去投奔他！不容再有片刻迟疑，就在列车缓缓减速，钥匙已经在锁眼里转动的那一刹那，我一脚踏上马桶沿，蹬上厕所窗口，然后使出全力向外纵身一跳……
事后我常常想那一跳就像在中学体育课上的跳远一样，我的跳远总是得五分，我没有摔伤，只是前额和手掌让铁路的基石擦破了一层皮，衣服被窗钩划破，一书包的馒头摔得满地都是。远远地望着前方已经停靠进站的火车，我距车尾还有几十米远，谁也不会到这里来捉我，我终于舒了一口气，爬起来去拣起最后一只馒头，迷迷糊糊刚咬了一口，突然间被一阵风驰电掣的巨响震懵，原来是又一部列车从我身边擦过呼啸而去！由速度带来的内向力差点儿把我整个儿卷进车轮底下去！我用十指拼命抠住路基的铁轨，头发在列车飓风中飘散，我紧紧地屏着呼吸想：如果我被火车轧死了，我最后的几个字是：“爸爸、妈妈、裴阳……”
我从路轨上爬了起来，这是一个晴朗天空的早晨，小鸟在枝头鸣叫，我没有一张火车票却已经到了绥中。我掏出一本小笔记本，找到两年前我记下的小姑夫的地址，由于不敢从车站出去，沿着铁轨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我小姑夫的军营，他把我教训了一顿，掏出一百块钱硬塞进我手里，然后用吉普车把我送进绥中车站，堂堂正正地买了票把我送上火车……
我一走出上海火车站，没有乘坐开往常熟路瑞华公寓的１５路电车，却乘上５５路公共汽车直接来到复旦。一切仍然依旧，连初春的柳枝也和一年前同他散步时一模一样。我跑进国际关系系的红砖楼，一口气登上四楼，推开他的办公室门，就这样带着额头上还在渗血的伤疤和刮得褴褛的衣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他大吃一惊，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子，呆呆地望着我，并没有兴奋的表情。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裴阳！我回来了！你怎么啦？！
“我回来了，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于是我站在那里告诉他学校把材料塞进了我档案的事，还有兵团五好战士也被拉下来了。我还告诉他我要去找学校算帐，我要用全力去澄清我自己和我的档案袋。
他像以前听我讲话时一样，一边沉思，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沉默了许久，他用缓缓的、但是极其沉重的口气说：“你以母亲生病的名义擅自回来，并且是不买车票扒车跳车回来，这是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接着，他解释说流氓无产者是一种未开化的、处于半野蛮状态的为所欲为的人。我心里想流氓无产者又没有档案袋，学校暗地整我，我当然要回来算帐。“你为什么不能先写封信给学校呢？”他慎重地说，“也许写一封信比你回来更有用……大家都在兵团，你一人回来了，别人会怎么看你？”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我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我在那里干得好好的，营里还要提我当宣传干事，一夜之间我成了全连唯一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我哽咽了，话堵在嗓子里说不下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去了！”“怎么？！你不回去留在上海干什么？……到里弄加工组踏缝纫机？拆纱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你让我很失望。”
他在办公桌后面那张可以旋转的皮椅里坐下，脸色苍白，有点发青。这种冷峻的神情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的视线落到他办公桌上几大摞的材料上，很多文件上勾了红圈。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他可能也是每天把一大摞一大摞的材料，塞进H小集团那十几个大学生的档案中去的吧？
“我走了。”我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阵阵发疼，犹如几十只尖锥在那里猛扎。我思念了一年，渴望了一年，我差一点被火车轧死。幻想中的他应当是惊喜地扑向我，听我娓娓讲述，和我一起气愤，一起为一年来我在兵团所经历的一切或喜或泣。我仍然需仰着头望着他，我所见到的应当是充满着感情的、圣洁般的脸庞，就如最初他给予我的令人无限感动的同情一样。可现在他像一座冰冷的雕像，还说什么我像流氓无产者！
第二天，我急忙找到学校去，连老奶奶为我准备好的早餐都没有吃。裴阳的话很快得到了验证：我回来比我写一封信更没有用。老三届的学生已全部去农村工矿，工宣队和军宣队在一年内也全换了人，整个校园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好不容易打听到那个姓张的跛足矮人——负责分配的造反派老师的地址，他脸色很窘迫，一面结结巴巴地大声说话，一面向空中喷射唾沫星子：“我不知道！……档案里塞了材料？不是我干的。你可以去找区委问问，……学生的全部档案都送到区里审查过。”但是从他那张涨红的脸和面部肌肉歪扭的表情，我一看就知道是他干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干的！我的档案一直在你手里！”我愤愤地说，“你听着！你带着这条跛腿见上帝的时候，会为你曾经残害了一个人并且毁坏了自己的灵魂而发抖！”
把这样一句话给他，我觉得就够了。
我又找到中学负责人，他摊开两手说：“你让我怎么办？那只牛皮纸袋在黑龙江，又不在我手里，我从来没见过。我到学校只有五个月，你怎么可以要求我去讨回你档案袋里的东西呢？”
没有一个人对那只牛皮纸袋感兴趣，区里的人也是一样，所有管人事的干部脸上都挂着一具同样的面罩。你一跟他申诉，他就重复着同样的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我恨不得把他们碾为齑粉！只有一个叫张兴东的，他管过我们北桥干部子弟学习班，对我说了一句认真的话：“你又糊涂了！档案里的东西，不经上级党委批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往外拿呢？”我绝望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泪流满面，我才１８岁，我的一切都已经葬送。随便我走到哪里，别人一看到我的档案，我就立即变成一只魔鬼。我就是魔鬼，因为档案袋里躺着一只魔鬼。而我的全部关于未来的想法，都是由天使般的幻想和憧憬构成的。我不想活了。怎么死法？去买安眠药？一瓶药量够不够？用不用写一张遗书？泪水迷蒙中我想象当别人看到我已经成了一具尸体时的情景。最难过的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妹妹，还有黑龙江的邵燕琴和排里的战士。但那只档案袋还在连长手上，魔鬼仍然在里面发笑，我的死并不能够驱逐那只魔鬼，只能证明我的软弱和无能。
唯有一个办法：当兵去！
我们瑞华公寓大楼已经有不少干部子女穿上了军装。住在八楼的修晓南在父母的老家山东烟台插队落户，她父亲写信把她招了回来，告诉她武汉军区正在招兵，她父亲的老战友是军区副司令员。
“和我一起去当兵吧！”修晓南是我小学和中学里的同班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她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军队里不管你什么档案，只要他们一吸收你，立即就会设立一份新的档案！”看来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俩匆匆地准备了一些路上吃的食品，又跑到外滩买了两张开往武汉的长汉轮船票，船票比火车票便宜多了，只要６元钱一张。第二天就可以动身了，说不定，等下次我们再回到上海，已经是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了。
我拿着船票，心情顿时好了许多。世界上没有比参军更吸引我的事情了！不仅是为了换一只档案袋，更重要的是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着穿上一身军装。《红肩章》已经被我翻烂，苏联军校生的生活让我向往不已。初中时，我就希冀着等高中毕业后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帽徽领章在闪闪发光，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和修晓南拥抱在一起，我多么感激我儿时的伙伴，在我已处绝境时给我带来了一片希望！我的好友修晓南现在美国夏威夷大学。
那天下午，裴阳突然来了电话，让我到复旦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仍然是如此疯狂地爱着他，我爱他就像爱我的生命一样。我立即跑到复旦，啊，枝叶扶疏的复旦校园！我心中多么渴望他再和我并肩散步！我要和他告别了，等下次再见到我时，我已经是一名军人，说不定，我还能进入军事学院学习。我兴奋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他看上去好像瘦了些，白皙的脸显得更白了，那双漆黑的眼睛凝视着我。
“你应当回兵团去，档案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可怕……政治运动是朝夕变幻，不可预测的……也许你的档案会成为对你明天的更有力的证明。”
他总是精确地预测到未来，他的语气中含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的爆发，摧毁了千千万万人的政治幻想和宗教般的狂热。你是多么正确啊！我的裴阳！你一直有一颗隐隐不安的心，伴随着你头脑中千百幅历史的画卷和思索带来的严密逻辑。不过我不能回去，回到兵团就等于回到黑暗，一切劳作都将失去乐趣而变为一种奴役，何况我马上要去当兵，新里程的序幕就要拉开。
我正要告诉他我要去当兵，只见他挥了挥手烦恼地说了一声：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你赶快回兵团去，２１天的假期，你只剩下３天了。”
我想辩解，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告诉他。但是，我一路奔向复旦时满怀着的爱，被他那冷漠的眼光堵塞住了，我听到他说了声：
“你回去吧，今后不要再到复旦来了。”
一阵寒噤透过我的全身。在５５路公共汽车上，我紧握着车顶扶手，身子随着颠荡的车身摇晃。泪水顺着我的脸流到胳膊上，又顺着胳膊滴落在地上。最近一个时期来我的眼泪已经太多，我向来不是爱流眼泪的女孩。我不敢相信就这样和他分了手，不敢相信那道照亮了我苦难青春的光芒就这么迅速地黯淡下去。
回到家里，我重新读着他写给我的每一封信，一边读一边流泪，然后把信包扎好，放进后房间那个放着我在市委机关幼儿园时穿的制服的小壁橱里。
难道人的长大，就意味着要遭受苦难和折磨？
第二天，我拭干眼泪，和修晓南登上开往武汉的长江轮。修晓南是个长得端庄可爱的女孩子，戴着一副眼镜，比我小一岁。她父母亲都是作家，小时候我常去她家借书看。她和我一样是中队委员，但她比我幸运多了。有一年，苏联海军军舰抵达上海黄浦江停留访问，一位苏联海军把她高举在头上让记者拍照，这幅照片在全国许多报纸上都刊登出来了。以后每次有外宾到上海，学校总是让她捧着鲜花去机场迎接外宾。她还见过赫鲁晓夫、班达拉奈克夫人以及许多世界各国元首。不过现在她像从山东烟台农村回来的傻大姐，她的上海口音都带上了山东腔，比如山东，她不叫“山东”，叫“陕—董—”；烟台她也不叫“烟台”，叫“眼—台—”。她甚至会说什么“俺那个村……”，她讲她一年来一共挣了６５块钱，还有不少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要拉她和自己的儿子配亲。
“现在可好了，”她说，“我再也不回山东了。”我们俩倚着轮船栏杆，望着滚滚长江，满怀着美好的希冀和憧憬。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船终于到了武汉，已经是晚上１０点了，我们立即上岸直奔武汉军区。
军区大院高墙矗立，警戒森严。站岗的哨兵硬是不让我们进去，说周副司令员在开会，还没有回来。我们俩饥肠辘辘地在墙外徘徊，一直等到１２点，哨兵还是讲没有回来。我马上警觉地意识到哨兵可能是在撒谎，武汉大军区招兵，一定有许许多多不愿让子女下乡的父母把孩子招回城市，让他们一人手里拿一张白条奔向这所大院，找父母亲的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到那些首长们实在难以招架时，当然可以使出一个最简单的花招：让站岗的谎称不在。我和修晓南商量后，俩人立即决定，跳墙进院，一定要见到周副司令员！
我们跑到远离哨兵的大院北面，那里树丛茂密墙底杂草丛生，修晓南踩上一块石头，紧紧地扒住砖头裂缝，弯下腰身，我脱下鞋子爬到她的背上，用手指去抠墙头，墙上插满了一排排尖锐的玻璃，手立即被划破，流着鲜血，我顾不上这些，连连催促修晓南挺起腰身，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院内的情景了：不少小楼的灯还亮着，门前停着黑色轿车和吉普车，我下意识地感到周副司令员一定在家。我爬上墙头，避开玻璃碴，咬了咬牙，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那样，屏住呼吸，用力往下一跳，打了个趔趄，就站到了军区大院内。修晓南怕眼镜被摔碎，不敢跳墙，她让我拿着纸条去找周副司令员，如果在家，就让他到岗哨警卫处来领她进去。
我找到了４号楼，周副司令员果然在家里。他身材魁梧白发苍苍相貌威严，一副将军气派，他立即叫警卫员把修晓南带进来。
我们俩坐下，接过他剥开的橘子，听到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发懵了：
“招兵工作已经结束，你们来晚了，一个指标也没有了。”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又完蛋了！整个晚上我像傻了似的一言不发，修晓南又和周副司令员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了。在武汉呆了三天后，修晓南对我说，周副司令员的爱人把她介绍到武昌一家锁头厂工作。“你是兵团的，阿姨讲没有办法调档案，我爸爸已经去电报让县里马上把我的档案寄来。”她睁着那双秀气善良的眼睛望着我。
“我不回去了，你一个人乘轮船回上海吧。明年还会招兵，以后我只要一有办法，就写信告诉你。”
我像一只丧家犬似的回到上海，泪水已经罄尽，我不知道哭，也不知道笑，我想起茨威格的话：“我的神经像钢缆，但钢缆有时也会崩断。”我独自去了淮海路襄阳公园后面的那座教堂。那两个天蓝色的圆顶和耸立着的十字架，从儿时起就每每让我感到头昏目眩。我悄悄打开教堂的边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教堂。殿堂里空空荡荡，那些按圣经故事制成的彩色玻璃窗，已经被砸碎了，风呼呼地刮进来，像一支歌似的在祭台上回旋。我脑子里响起了《牛虻》中蒙太尼里主教的声音：“亚瑟！……那水是深的……”我抬起头，默默地望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爱情、死亡，走错了路之后可以从头再开始生活的神秘途径使我眼花缭乱；天堂诸神迎接被恶人赶出教堂的灵魂的风歌，震动了我的心弦。我神魂颠倒地走出了教堂，默默无言地踯躅在淮海路上。好像一位明白了一切的老哲人一样。我并不是说那一天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是，裴阳也许是对的，我别无他路，只能再回到兵团去。
我在上海和奶奶及两个小妹妹一起过了几天懵懵懂懂的日子，之后，买了张火车票，回北大荒去了，就好像一个人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等着被剥似的。
回到连里，邵燕琴已经被调到团部武装连，我因为目无组织纪律，超假两个星期，被解除了班长职务，而且带有惩罚性质地被分配到离连队十几里的畜牧棚去放猪。那确实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心里在淌着血，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说，裴阳仿佛成了上一个世纪的人。伴随着我的只有黑色灰色白色噜噜叫唤，用嘴拱野草吃的几十只猪。我每天独自一人放猪、喂猪、起圈，成了一个满脸忧愁的地地道道的猪倌，后来索性连铺盖也搬到了猪棚。有一天下班，我拣起畜牧棚中一张包裹糠饼的报纸，摊开一看，那是一张《人民日报》国际版，内页有一个小角落里登载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誓词，有一句话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灵：
“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小心地剪下那块报纸，藏在身边。从那以后，这辽阔的荒原和一栏猪群，竟然不再使我沮丧，我心中又有了一股激情，一股期待着什么的愿望。冥冥之中有另一个美好的存在，就像地平线处的海市蜃楼，在我孤独封闭的灵魂中透过一股清风；像北大荒壮丽无比、金鳞满天的霞光，万木复苏，生灵雀跃。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消沉下去？我不是可以照样读书吗？我不是可以尽情欣赏这美好的大自然吗？放猪难道不是最无拘无束、无人管制、最自由的工作？我能照看好我的猪群，同时我也能获得一种乐趣，一种不虚度光阴的乐趣！
我开始一手拿着赶猪鞭，一手拿着书本，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辽阔荒原上或吟诵背诗，或放声歌唱。在上海市少年宫合唱队，我训练出一副脆亮的高音嗓子，我唱着《山楂树》、《红河谷》、《三套车》和小时候所有会唱的歌。有时候摘几朵原野上的鸢尾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更多的时候，我是大段大段地背诵唐诗宋词。我借助中国古代智慧的瑰宝和气贯长虹的诗句，来一扫我心中积郁的黯然神伤及失恋痛楚。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一个淅淅沥沥地洒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优哉游哉噘嘴吃野菜的猪群中间，大声地、一字不漏地背诵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怳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我太喜爱李白的这首诗了！妈妈说我三岁起就会背诵唐诗，但我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理解中国古代诗词的灵魂。我不由得想起临来北大荒之前，我和裴阳在迷人的春风中散步，走在由复旦通向江湾镇五角场的小径上，我问他：“何谓‘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信学六朝人小札’？”裴阳说这是茅盾先生一踏进商务印书馆时说的这句话，气度不凡，使那些瞧不起他的董事们大吃一惊。秦汉以上即《大学》、《中庸》、《春秋》、《左传》、《离骚》……以下即《西厢记》、《水浒》等。他说茅盾先生对秦汉以上之文的造诣是很深的。后来我们在五角场一边吃一毛五一碗的菜肉小馄饨，我一边听他讲述史可法。他说史可法的老师在风雪破庙中发现他及他“石破天惊”的文章，推荐这个贫寒弟子入朝。后来老师蒙冤入狱，史可法探望唏嘘而泣，老师破口大骂：“国破如此，匹夫何以涕泪？！”史可法冰冻脊骨，牢记师之铭。
从江湾镇回复旦时，已是繁星满天，在我们俩“沙沙沙”的脚步声中，他给我背诵起韩愈的《进学解》、《祭十二郎文》。裴阳把韩愈之文比作“一字千钧，掷地有声，力透纸背”，并且讲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维，崛起为鼻祖……”，我屏声静息地听着，望着他那张平静、侃侃而述的脸，心想有这样一个谈话对手，即使我不去吻他，这一生也无所遗憾了。第二天，他来电话让我去复旦，给了我一本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本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带到北大荒去吧！”他说，“中国的盛唐时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更可悲的是许多青年将宝贵的中国古代文化弃如敝屣。你一定要读！要背！在师大附中读书时，当我把屈原《离骚》全诗二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全部背出时，我的胸中充满一种无法形容的豪情与悲怀，那种感染力直到现在还感受得到……”
一想到裴阳，我的心就沉甸下来，隐隐作痛。我是不配他的，他只是把我当作一只依人小鸟，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只火凤凰。让他在上海找火凤凰去吧，我只能在这里放猪。我不知不觉地把猪放到离连队几十里的一片大草甸子里，雨后一片清新，天边正是“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大自然的奇观每每都让我感动无比，既然活着，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唱一支歌？
于是我放声歌唱起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我赶着猪群，边走边唱，迎面吹来了一阵令人振奋的风。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仿佛有千百个人在天边，在大地，在这荒原呼应着我，一起和声高唱：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一切劳累、悲伤、困惑，似乎都有了归宿。我并不孤独，我的心又被涌溢着的爱情充满了，围绕着我的苍穹四野，都显示出一种命定承受苦难的气概。
“裴阳！”我心中默默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和你在一起，我没有徒手空待，你已经交给了我超越命运的力量。”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我的歌声越来越远，远得他能够听到……
就这样，几个月下来，我将一本《宋词选》中差不多每一篇词都背熟了，从上海带来的三大箱书差不多也已看完。猪圈旁边的饲养棚成了我的“书房”，我在剁糠饼饲料用的一块长木板上，已经写下了满满两本笔记。
有一天，风雪弥漫，鹅毛般的大雪给远近山峦罩上一层银色。地上的雪有一二尺厚。我喂好猪后就开始起猪圈，这活可不像放猪那么轻松自在，你得先把十几只猪赶到旁边另一个猪圈里，然后拿大铁锨铲起有半尺来厚的猪粪和污泥。除了铲起那又厚又腻又滑的猪圈十分吃力外，最糟糕的是每铲起一铁锨你都得亲自领受那一股股扑面而来的、暖烘烘的熏天臭气。把猪粪和污泥全部铲进一个粪车后，铺上一层干净的草，再撒上一层干泥，然后把十几头哄哄乱叫的猪再放进来，看着它们在干净的猪圈里翻身打滚，再去铲另一圈……
“这些猪崽啊！”我怜爱地看着猪群想，“养猪也像养孩子一样……”
突然，透过草棚外弥漫的风雪，隐约中看到一个人从远处走来。等那人走近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邵燕琴！她怎么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来了？我的女排长，你还想着我啊！
“周励……”邵燕琴高喊着我的名字，在风雪中向我扑来，她还和以前一样，脸色红扑扑的，扎着两根很精神的小辫，汗气和呼吸蒸气在她的狗皮帽上结了一层毛茸茸的、厚厚的冰凌，她跑进猪棚，脱下帽子，一把抱住我的肩膀：
“周励！多少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听冻猪肉罐头，和几只冻梨，放在我面前：“好想你啊！”这时候，我注视到她眼里闪出一道黯然神伤的目光。
“怎么样？你好么？”看到老朋友我高兴极了，恨不得一下子知道她的一切，这几个月来她在干什么？“你在团部武装连好吗？比在连队有劲吧？”我一边忙着倒开水、烤土豆，一边急急地问着。
她没有吱声。我知道她一定又是在为远房表叔的事情难过。她曾经告诉我她这表叔是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兵团在外调中掌握了这些材料后，就再也没有提拔她。
“快喝水，我这儿还有几颗上海带来的朱古力。”我洗干净沾满猪粪的手，把她拉到我平时当作“书房”的饲料棚里坐下。我愿意把一切都倒给她。我给她看我的笔记，我打开书包，把小镜子、小梳子、书，一件件在她面前摊开。
“裴阳呢？哪里是裴阳的信？”她问。以前睡在一个大炕上时，有时候我连裴阳的信也给她看，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和对他的崇仰，我还给她读过我日记上写的一首小诗：
“我愿意从高山上
呼喊着你的名字
飞奔
下来
直到跪在
你的脚前……”
望着她询问的目光，我摇摇头：“他不来信了。从上海回来后，我们不通信了。”
她叹了口气，又翻出一张照片，“这是谁？你姐姐吗？”那是一张我姐姐从西安附近的兴平县给我寄来的照片，是她在县农机修配厂门口拍摄的。我姐姐是复旦化学系的高材生，年级考试时总是名列第一，她的理想是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然后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可现在她被分配到陕西省兴平县一个只有二十几人的小工厂当修理工。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我的姐姐！那个臂上带着大队长标志长大、在梦中摇醒我说见到毛主席的姐姐到哪里去了？那个在复旦校园意气风发的姐姐到哪里去了？她穿着一身沾着斑驳油腻的深蓝色工作制服站在工厂门口，头发没有光泽，眼角和嘴角已经开始流泻出一丝疲倦的鱼尾纹，眼里的目光是黯淡的，想来她一定和我一样有种排遣不尽的内心孤独吧。她一点笑容也没有，脸上充满忧郁，写着“困惑”两个大字，手上还土里土气地握着一本红语录。收到这张照片那天，我曾经大哭一场，为我心中所崇拜的姐姐的遭遇，也为我以往偶像的破灭……
看了我姐姐的照片，又看我父母亲的照片，那是他们在呼玛县河南屯居住的茅草泥屋前拍的。妈妈和爸爸在一起，妈妈穿着厚重的大棉袄，一脚跷在一大堆木柴上，一只手好像捂着棉裤，生怕棉裤要掉下来的样子，咧着嘴笑；爸爸戴着一顶毛茸茸的大狗皮帽，完全同当地老乡一样，他站在风里，也在笑。照片后面写着：“接受再教育。呼玛河南屯家前留影，１９７０年１１月。”邵燕琴看着，嘴角上露出淡淡一笑。
看完照片后，我给她看我的日记。有一页日记中写道：“半夜里我在黑暗中醒来，听着一阵阵狂风呼啸，整个猪舍和我睡的那个小铺都在晃动。这时我多么想念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姐姐……我在黑暗中哭了，一直哭到天亮……”
她看了这篇日记后，哭了，后来竟推开日记本，一阵阵伤恸地抽泣起来。
“邵燕琴！发生了什么事？”我急忙抱住她的肩膀问，从她一见到我时的那种眼神，我就隐约不安地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要哭！快告诉我！”我叫喊着，“发生了什么事？”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叙述：她的团武装连和团部在同一幢黄砖砌的平房里，团里规定晚上一律由武装连女排站岗值班。有一天半夜，当她正在门口站岗值班时，团长走到她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让她到团长的小屋里去坐坐。团长是个军人，他是全团的最高首长，近５０岁年纪，长得高大魁梧，宽阔的肩膀朝上端着，有一张长长的、长了两颗黑痣的大马脸，他光秃的头顶油光闪亮，只有几根一律朝右梳的、油亮的稀疏毛发。我在查哈阳水利大会战的誓师会上听过他的发言，他讲话铿锵有力，不时挥舞手臂带领全团高呼口号。他有一双名副其实的三角眼，目光锐利，眉毛又浓又粗，有一股不可征服的力量。他肚皮微腆，精力充沛。当时我们打着各连队旗子从五十四团克山县步行拉练到查哈阳时，他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
邵燕琴啜泣着讲：团长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问了问她家的情况，并且表扬她把武装连女排带得很好。后来又搬了张凳子在她身边坐下，然后他一边谈话，一边把凳子越挪越近，突然他一把将她抱住，脸上露出淫威的狞笑，在她全身上下乱摸乱抓起来……
“我吓得要命，他的嘴里都是大烟味，要和我亲嘴……后来，又有几次，我一值班他就拉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进办公室他关上门就扒着我的衣服往下脱，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把锃亮的手枪，我害怕死了！一听到轮到我值班，我心里就一直发抖……我谁也不敢讲，眼睛都哭肿了，白天别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是想家想的……有时候在走廊上碰到团长，他还像往常一样给我敬个礼。这个畜生！……他是一头畜生！”邵燕琴耸动着肩膀，哭声越来越响，带着撕心裂肺的喊声。“……我害怕！……我害怕呀！”
我全身怒火在燃烧，这头没有人性的畜生！我紧紧地抱着邵燕琴的双肩，我的排长！我的哪里有苦活累活，她总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女排长！我的拿着喊话筒，在行军拉练中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女排长啊，现在像一个惊恐惶遽的孩子一样，大声哭嚎：
“我害怕呀！……我害怕呀！”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滚落下来。２０岁的我紧紧地抱住这个才１８岁的鸡西女孩，我们俩人索性一起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划破了大雪纷飞的荒野，连猪圈里的猪也安静了下来……现在当我坐在面对着中央公园曼哈顿公寓的书桌前，写到这一段时，泪水仍然止不住地滚滚滴落在稿纸上。孤立无助的我们遭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呀！当我们俩女孩在猪圈的草棚里抱头痛哭，任凭草棚外的鹅毛雪片随着狂风阵阵刮来，落在我们的双肩、头发和已经穿破了的黄棉袄上的时候，又有谁能听见我们的哭喊声呢？不要说在克山，就是在小小的连队，又有谁会注意到十几里之外的养猪棚里所发出的怆天恸地的哭声呢？又有谁会把目光转向在大雪纷飞的荒原上，那饲养棚里发出的一丝微弱黯淡的灯光？
抱头痛哭之后，我和邵燕琴俩人对着饲养棚里那盏黯淡的灯光，目光凝滞，噙满泪水地唱起当时在兵团知青中流行的一支歌曲《小白菜》：
小白菜啊，
黄又黄啊；
三岁两岁，
没了娘啊。
跟着爹爹，
好好地过啊；
就怕爹爹，
要娶后娘。
娶了后娘，
三年整啊；
生了弟弟，
比我强啊。
弟弟吃面，
我喝汤啊；
捧起汤碗，
泪汪汪啊。
我想亲娘，
我想亲娘……
猪棚外的大雪渐渐小了，狂风也停止了呼啸，只有我俩凄惨的歌声，伴着从心里往外流淌的泪水，在深夜的荒原中回荡：
桃花开了，
杏花落了；
我想娘啊，
谁知道啊。
亲娘想我，
一阵阵的风啊；
我想亲娘，
在梦中啊……
邵燕琴已经泣不成声，泪水像断了线似的从她那失去了光泽的、哭得红红的眼睛中滚落在地上：
我想亲娘，
我想亲娘……
我们就这样哭够了，也唱累了，就俩人抱在一起，在圈棚里的土垒小炕上，蜷着身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邵燕琴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过。两年后，五十四团团长以奸污了七名女知青的罪名被枪毙，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兵团。
时光流逝，又过了几个月，我到连里去参加三天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有文件下来，说二师、三师、四师这些靠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已经有几起知识青年叛逃苏联的事件。四师一位来自北京的知青，父母曾经是５０年代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而且还双双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做过一段时间外交官，后来被打成为叛徒。我想这个北京青年的童年一定和我一样，充满着对苏联的种种憧憬和幻想，脑子里也全是苏联电影苏联小说吧！他在一个深夜踩着冻结的冰河偷偷地越过乌苏里江逃到了苏联边境界线那边，却被苏联边境哨兵当作盲目流窜越境的山民一枪打死了！几天之后苏联那边提一具冰冻的僵尸像一条死狗一样地扔到了中国边境线这边。兵团的红头文件强调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叛逃……
“威虎厅”里，当地老乡们蹲在地上叼着大烟袋，男的女的都抽大旱烟。南边大炕上的男知青抽着香烟吞云吐雾，北边大炕上的女知青双腿盘着打毛线。长得像一只鸟一样的连长每念一段就停一停，强调一下这段的重要意义。有人开始在下面咒骂老毛子真狠心，这位由当地人提拔的连长念起文件来有一种特别全神贯注的神情，而且喜欢停顿下来加上几句一连之主所拥有的权威性解释。两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不过有一次连他自己也懵住了。那是１９７０年秋天，全连集合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先教训了一番哄哄嚷嚷的人群，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演讲：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大问号，大家睁大眼睛听着。
他一手拿着那本小册子，眼睛顺溜瞄了一眼，出语惊人地大声道：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大家屏息不动地看着他，只见他伸出手指在舌头上舔了一舔，把手中的本子翻了一页，接着发出了一声：“吗？——”他说了这一个“吗——”字，嘴角立即就愣愣地张着僵在那里。他马上蹙起眉头，充满疑惑，把手中那一页翻来翻去的看：原来前面第三页最后一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接着背面第四页上的一个“吗”宇（见１９７０年版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显然是不知道，以为那句最高指示已经在第三页结束，于是在翻页之前加上了他常常爱用的感叹号。这样一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就成了一句振振有词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加妙不可言的是，当他念出这句话时，还斜着脑袋伸出左手食指指了指天，作了一个加强动作，而当他发出一声拉长了的“吗——”时，这只挺直的指头同他那两片作“吗”状顿时僵凝住的嘴唇一样，在空间也僵凝地停留了几秒钟。大家跟他一起愣了半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知青们笑得眼泪水也挤了出来，有的还前俯后仰地哇哇直叫肚子痛。知青们的笑声立即感染了蹲在地上的当地老乡们，他们也跟着知青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有个东北老娘儿丢下手里的活儿，用双手捂住脸，笑得乐不可支，浑身抖动，简直喘不过气来，无法表达她的高兴。除了那倒霉的连长之外，人人都越来越感到一种欢天喜地的痛快。后来有一个人干脆开始模仿着连长庄严的声音喊：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南边大炕上的男知青们就用粗粗的、低沉的嗓声随声跟上：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全场立即又迸出一阵哄笑，北面大炕上的女知青们一齐用尖脆的嗓子，恰到好处地凑上了一声拖长了三拍的：“吗——？”
会场上烟雾腾腾，弥漫着烟叶和呼吸碳酸的味道，大伙兴致异常高涨，后来南边大炕的男知青干脆也像连长一样地切割文字，用嘲讽的声音，把这一句当作歌词唱起来：
“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呃—呃—呃”（省去“人的正确”）。
女孩子们则立即扯着尖嗓门，涨红着脸，伸长脖子，像对歌一样地加上“吗—”的尾声。
连长知道全是自己的错，搔着脑门站在那里傻笑。只要他一想开口解释，还不等发出声音，大家的哄笑立即又爆发了……
后来当我读到马克·吐温《败坏了赫德莱堡名誉的人》时，我惊奇地发现那个众人同声齐唱“呃——快去悔过自新吧——你会因此入地狱或是赫德莱堡——希望你努力争取，还是入地狱为妙”的场面，和１９７０年秋天北大荒的那个夜晚竟如此相似。
我记忆中的那一夜，这样畅快的笑，如此淋漓尽致的笑，在二十三连是从来没有过的，打那以后起，不管知青还是当地老乡，大伙背后都管他叫“吗连长”。
那天学习完严防叛逃内容的兵团１１号文件后，我在“威虎厅”里同原来女一排的女知青们聊了一会天，正要赶回猪棚去，突然看见通讯员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大声叫道：“周励！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快去接！”他走近我身边，神情紧张地小声说了声：“师里来的！”
师里？师里有谁会打电话给我呢？除了查哈阳水利大会战之外，我连二十三连的边界都没有出过啊！
我走到连部去接电话，“吗连长”瞅我的神情也变了，我拿起电话，只听见里面一个浑厚洪亮、带着苏北口音的声音：“你是周励吗？我是高思师长。”
师长？师长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为了我的档案袋？又要搞大批判？我一时愣在那里，但是很快接下来的一句话，使我更加懵了：“兵团臧副司令员让我打电话问你好！”虽然我仍然感到莫名奇妙，但是那颗悬着的、有挨整惯性的心总算落了下来。高师长在电话里告诉我，再过几天，师里会派来一辆小车，把我接到嫩江县双山五师师部，他要和我谈谈，“了解了解”我的思想。
这件事很快地惊动了全连，连长也马上允许我把铺盖搬回“威虎厅”，并且开始点头哈腰地问我要不要回到女一排——即结束隔离流放、荒野放猪的日子。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的在黑龙江呼玛县河南屯插队的父母，知道我扒车跳车回上海，又翻武汉军区院墙要当兵，生怕我再捅出什么漏子，甚或赔上性命，他们焦灼万分地写了封长信给他们的老战友方伯伯，爸爸和方伯伯是从一个家乡同时出来参加革命的。方伯伯就住在五原路，离我们家的常熟路瑞华公寓只隔一条街，方伯伯一直把我们家的孩子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他是个和蔼、善良的人，他的一条腿是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大炮炸断的。他到我家时总是不乘电梯，喜欢拖着一条假肢一格一格爬楼梯到四楼，他讲这是一种锻炼。方伯伯因为是荣誉军人，又是老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霉。不过有一次造反派也编了条理由要整他，让他写检讨，方伯伯气得一屁股坐下，把褪了色的黄军裤裤脚管往上一卷，将那条假肢“咔嚓”一声卸了下来，“嘣”地一声扔在造反派面前，怒斥道：“检讨？这就是我的检讨！……我为共和国流血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在哪里呢！”方伯伯接到我父母那封对我表示万般焦急和担心的信之后，立即给他的老战友——兵团臧副司令员写了封信。在淮海战役中他俩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有一次国民党轰炸团指挥部掩蔽哨所，多亏方伯伯一下子将正在打电话的臧伯伯扑倒在地，救了他一命。等他俩在一片硝烟弥漫中爬起来时，指挥部和电话机已成了冒着青烟的一堆废墟……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对我简直像一个奇迹！我一直以为我父母像报纸上讲的那样：“走资派已经成了一条落水狗”，想不到他们还能从河南屯的小泥屋里把手曲线伸到兵团司令部！让师长直接给我这个眼看没有指望的放猪倌通电话！我到了嫩江双山的师部后，五师师长高思热情地招待了我，还特意让炊事员做了几个好菜，这对每天喝清水豆腐汤、吃烤土豆的我无疑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我马上将桌上的菜、汤吃得一干二净，并且怀疑这世上怎么还有优哉游哉吃鱼吃肉的人存在？师长个子不高，身材臃肿，有一颗微红的酒糟鼻，头发全白了。他告诉我他的顶头上司——兵团臧副司令员已经来过几次电话，他好不容易才查到我在五十四团一营二十三连，所以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他讲话时带着十分慈祥的神情，使你恨不得在他面前大哭一场。不过想到我的档案袋，我仍然十分谨慎，认真地听他讲，很少说话。突然他问我：“你在连队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要不要调一下工作？……比方说，去《兵团战士报》？或者是去师部医院？臧副司令员的意思是让你去佳木斯《兵团战士报》，他讲你会写会说，能成为一名好记者，不过，如果你愿意留在五师，去师部医院也可以，那里正在扩建招人……”
我听了高思师长这番话，心里怦怦直跳，想起小时候看的童话书中灰姑娘在一夜之间变成公主，也不会有我那一时刻表现出这么多的惊异！我在脑子里飞快地思忖了十几秒钟：去《兵团战士报》，当一名记者，这不正是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愿望吗？而且我可以去六个师的各个连队采访，把兵团知青的迷惘、困惑、痛苦和希望统统用笔写出来，变成铅字在报上发表！但是，这时恰如有一只魔鬼用一只墨水瓶来投掷我的脑袋一样，我的心立即冷了下来：我的档案袋仍然表明我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谁也无法驱除躺在档案袋里的那只时刻可以吞噬我一生的魔鬼，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求生的愿望。不！笔、言论，永远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我已经吃够了苦头。我庆幸在我神经尚健全，人也还没有被彻底摧毁之前能作出别的选择，还是走“白专道路”吧，到师部医院去——“我想到师部医院去。”我在十几秒钟之间，坚定地讲了这句话。
对我的一生来说，那十几秒钟的思索和选择竟发生了戏剧性的主导作用：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兵团战士报》，那后来我会成为一名医生吗？我会碰到于廉吗？当然也有可能我会被选送去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样的话，我和裴阳就不会弄到几乎决裂的程度，说不定我们还会结婚——因为我追求这个我一生中碰到的第一个男人——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他，已经曾经一度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那么如果真的结婚了，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呢？另外，如果那时去了《兵团战士报》，我会碰到张佩娣吗？
总之，在我表明我愿意去师部医院，即潜意识中走白专道路之后，高思师长立即刷刷地在一张白纸条上写了几行字，叫我第二天拿着纸条去找师部医院院长。“好好干吧！”他临离开师部招待所时，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然后好像完成了一项大任务似的迈开大步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回到连队后，匆匆办了转调手续，连长派了一头骡子拉的木板车送我上克山车站，我是二十三连第三个离开连队的。在这之前，一个北京知青拿着他父亲拍来的电报参军去了，后来又有个天津青年以什么名义返了城。我虽然还是在兵团，但对于整天在大田里辛苦劳作的连队战士，能上师部医院已经令人羡慕不已。女一排在“威虎厅”欢送我，大家动手包了酸菜豆干饺子，有几个女孩子提议唱《小白菜》，那时兵团知青都把自己比称是没娘的孤儿，而那些有办法离开兵团的是歌中的弟弟，因此常常是唱到了“弟弟吃面，我喝汤啊，捧起汤碗，泪汪汪啊”时，有的女知青干脆放声大哭起来。那支歌的末尾“亲娘想我，一阵阵的风啊，我想亲娘，在梦中啊”，大伙也是反复地唱，以表达思念父母的无限痛苦的心情。我和邵燕琴在猪棚抱头痛哭之后唱这首歌时，我体会到的也正是这种无依无靠，厄运重重的心境。吃完饺子，原来我班上的一个女知青对我说：“现在你不是小白菜了，你成弟弟了。到了师部医院，可不要忘记我们啊！”
小骡车的蹄声划破了黄昏的寂静，颠颠晃晃地走在那条总是散发着马屎和马尿味儿的土路上，车轱轳发出轧吱轧吱的单调的声响。我紧紧地抱着我的三只书箱和行李铺盖，远望着旷野、钻天杨，幽蓝的雾霭和远近那些黑黝黝的呈现浑圆曲线的树林。赶车人唱起了一支歌，听不清是什么歌词，大多是“嘿呀……”、“啊呀……”和牛啊羊啊之类的，大概是一支牧歌。赶车人是个劳改就业人员，当地人称其为“二劳改”（二十三连过去是劳改农场）。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他那粗犷、苍凉的歌声在深秋时节的北大荒原野飘荡着。
小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天边已是云色如烟，落日如球，其色赤紫。我们经过千百年前已枯干了的河床，河床一直通向五大连池，河床两边是层层黑色波涛般的沟壑深峁，这里据说是由劳改农场的犯人们开拓出来种植大烟叶的，已经废弃多年了。
终于，我看到在地平线上冒出了那个陪伴着我度过无数日日夜夜的养猪棚，我仿佛听到那几十头猪在噜噜叫唤，连里派了“二劳改”去接我的班，我真担心他能不能把猪喂好？他会几天起一次猪圈？……
再见了，二十三连，再见了，令人怜爱的小猪崽子！再见了！我的春融洽、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的一望无际的荒原！
到了师部医院，我才知道我干的活儿和放猪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医院里几乎都是走后门进来的青年，光是师、团长的子女就有十多个，他们当然是分配到化验室，X光室这类部门去工作，也有的当上了护士。我被分配到外科当卫生员，那里有个当地老女人刚退了休，我接替她的工作。我每天要换洗三十多个病人的被单被套，一清早起来到病房倒大小便、刷痰盂、扫地，最可怕的是如果有人死了，我还要负责收尸，把尸体运到医院西北角一个当作停尸房的小木棚里去，这是我从小就最最害怕的事情。我的手指头在水中都泡肿了，由于不停地洗，十个指头都渗着被洗衣板磨破的鲜血，不过我仍然像在连队放猪时那样，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我干活时的歌声很快吸引了病员，科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也对我这个刚从连队上来的“土冒”越来越友好，年终总评时，我被评为全医院的卫生员标兵。
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了，三叉戟的爆炸像惊雷一样震撼着我们，任何辩解和托词都掩盖不住那使人灵魂颤栗的闪光！当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时，我推开了医院组织科的玻璃门。
组织科干事张佩娣在办公桌后站了起来，望着我严肃的脸。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组织科，在人们印象中，我只是个喜欢唱歌、洗被单很勤快的女孩。
“请你把我的档案拿出来。”我对张佩娣说。
她睁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她是老高三，比我大四岁，也是从上海来的知青，由于出生三代工人家庭，在高中就入了党，所以她是被上级分配到组织科管档案的。她后来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才知道即使在组织科人事干部那张呆板的面孔后面，也有一颗寂寞的、渴望爱情的心灵。
“你要档案干什么？”看她的神情，显然是没有看过我档案里的材料。
“林彪完蛋了，我要求组织科重新审理我的档案。”“什么？……怎么回事？”她一边嗫嚅地说道，一边打开文件柜，找出了那个要了命的、泛着蜡黄颜色的牛皮纸袋。她窸窸窣窣地从我的档案袋里抖出一大堆材料，默默地浏览着，那都是些批判稿，还有工宣队强迫我写的检讨，其中一大罪名是对英明、卓越的副统帅的不恭怀疑之词。
“这好办。”张佩娣把材料摞在一起，面色镇定地打开抽屉，取出一只火柴盒，在那一刹那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她“嚓”地一声点燃了火柴，一手攥着一大把材料，一手在纸上点燃了火，不到一分钟，那些在我档案袋中躺了整整三年的一大堆材料，那只占据在我忧郁的心中的魔鬼——顷刻间化为一团青烟，成了烧得焦糊发黑的纸末。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抱住张佩娣的肩头，泪水扑扑地掉落下来……张佩娣！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着深情和感激呼唤着你的名字，你看上去是那么拘谨，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人和你说话，可你办起事来竟这样果断得出奇！在你心中，也一定藏着一把火吧！就这样，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档案袋里已经成了一只扁扁的、和别人一样的档案袋了。
有时候，和别人一样就是一种幸福！瞬时间，北大荒的天空变得澄蓝，鸟儿在快活地啼鸣，高高的钻天杨哗啦啦地发出声响，内心的萎顿和忧郁，那排遣不了的黑暗，那梦魇中的呼喊统统成为过去！解放了！我解放了！在人的尊严被恢复的第一个瞬间，我想到的就是，给他写信！给裴阳写信！
我仍然爱着他，发疯似的爱着他。我比张佩娣幸运多了，至少我还有一个幻想中的爱人，而在她近三十年的生涯中，异性始终是一片空白，无论在头脑还是在心灵中。有时候我看见她痴痴地发呆，有时候她又东摸西忙，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心里对她充满了同情。由于生理的成熟和那早已骚动不宁的青春情愫，她也和我一样需要爱，可是她只能在长期痛苦的自我禁锢中，带着无望的情欲和心灵的孤寂打发青春，回到上海时她已是３３岁了，后来她和一个工人匆匆结了婚。
我给裴阳写了封长长的信，并且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对“九·一三”事件和我档案材料的烧毁灭迹表现出来的那种洒脱态度使我暗暗吃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站在高岸上遥看颠簸于大海的行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援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嶂、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
他说“九·一三”事件并没有使他像一般人那样感到震惊，并且讲他对政治已经不甚感兴趣，他已经退出了学校大批判组，虽然他还是校革委会委员，但他已经把兴趣和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上。他大量地阅读，即使是在那些“长得令人厌倦的会议上”，他也阅读自己的笔记和摘要。“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学更高尚、更令人振奋的了！”他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论语》和《离骚》，末了他写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说人切不可有狂妄得意之心，即使现在看来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未来的一切仍将是不可预测的……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快活得发抖，裴阳终于又站到了我的面前！从此之后，不管他回信不回信，我每三天给他写一封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捧着信跑到邮局，把信扔进邮筒里的那一刻。
１９７２年，当冰河刚刚开始在春汛中融化时，一个消息传到医院：大连医学专科学院向五师医院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医院各科一个名额，我认为自己简直是没有希望的，不要说上大学，就是向上爬到护士都很困难，虽然我多次得到嘉奖，但我不是师长、团长的女儿，顺着溜滑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阶梯上都有那些兵团和部队首长的儿女们挤我。然而，那一年却是通过严格的选举形式推荐青年上大学的，每一个高举的手都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外科主任念到我的名字：“周励”时，我惊异地看到举起了一片手！连伸长脖子躲在门口看热闹的病员也举起了手——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剧烈地、因为荣誉过分地给了我而怦怦跳动，外科领导很快根据举手多少决定了把那一个名额给我。
我要上大学了！像做梦一样，我要走向那梦寐以求的明亮的课堂了！我才２２岁，我还年轻，在中学成绩单上，我的功课一直名列前茅！那几天我兴奋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惊讶的是竟有这么多人选举我，而我不久前还在荒野放猪，提心吊胆地想着那只档案袋，到医院后一年来我也一直是在倒马桶洗被褥。高思师长早已消失，我什么背景也没有，父母还在呼玛河南屯种地，而我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大学生！我感到一种人情的温暖，从此以后我相信梦想是能成真的，奇迹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政审顺利地通过了，我兴奋地开始打点行李，整理书籍。大连这个城市在我脑子里成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多少年没有看到大海了！我给裴阳写了封长信，告诉他我被选送到大连学医，我将成为一名医生。我曾经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或是一名记者，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我告诉他我多么希望早点儿看到那美丽的大海……
在我给他发出那封信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酣睡中，被话务室的一个话务员推醒，那个女孩披着大衣，睡眼惺忪地连连催促我：“电话！你，电话！……上海来的长途！”
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跑到话务室，我想一定是奶奶病了，或是上海的两个妹妹出了什么问题。拿起话筒，只听里面一个遥远的、熟悉的声音在竭力嘶喊着：“你听得到吗？……我是裴阳呵！”
裴阳来的电话！天哪！他给我打长途！一股温情涌上我的心头，我瞬时间确认了他是爱着我的，正如我疯狂地、痴迷地爱着他！心灵的颤栗使我难以听清这遥远的、压在一片杂音下面的他的声音，隐约中听他说了这么一句：
“我在五角场给你拨了四个小时！……”
他显然是在使尽全力地希望我听清楚每一个字：
“等上海高校的招生！……复旦和上海一医，再过几个月就要去东北招生了……你再等一等，不要去大连！……”五角场！他站在寒风中给我足足拨了四个小时的电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但是，提出不去大连不符合我的性格，可我又不愿意失去他（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他向我示意的一次机会，而我正在失去它！）。我苦思瞑想，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终于向科主任提出我想放弃去大连的名额，理由是我的男朋友（我已经这么称呼裴阳了）在上海，他希望我今后有机会回上海去读书。
外科主任瞪大着眼睛说：“这怎么可以呢？你的材料已经送去大连，再说，你怎么知道上海的那些高校就一定会到我们医院来招生？”我感到万分羞愧，我觉得我辜负了那些高举着的手。我没有再多说一句，于１９７２年秋天来到了大连。无论如何，那个从上海打到北大荒的长途电话，是我初恋的高潮，我就像被他吻过，被他拉着手走过森林那样，内心充满了甜蜜的感觉。一到大连，我就奔向大海，我看到那羞涩的夕阳泛起红晕，她马上就要吻那蓝得像宝石一般、剽悍而有力的大海了。那浪花不安地躁动，仿佛是大海还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我面对着大海，一直想象着、揣测着他如何在五角场的深夜给我拨电话——他根本不知道双山五师医院的电话号码，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儿的电话除了通向各个连队或团营外，是不对外的，他居然挂到了我的床头。裴阳！我的裴阳！如醉如狂的自豪和欢欣的心理在大海壮丽的波涛前已经清醒过来，变为一种柔和的、甜蜜的、沉默的快感——我甚至想到我应当争取毕业以后回上海，那样我们就永远谁也不离开谁了！
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并没有因为我没有放弃去大连而不悦，正好相反，他的信像一首散文诗：
“你非常爱海，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我也有时独自到江湾海边散步，是的，海的确有一种魔力，当你看到那碧蓝发亮、一望无际的汹涌波涛时，一切世俗的烦恼、卑微与委琐，就会荡涤一尽，你的整个心胸就会敞开来与大海紧紧拥抱，你会感到雄浑、辽阔、庄严和心灵净化。你一定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那段话，莫扎特像水一般的温柔，他的作品是海畔的一片草原，在江上飘浮的一层透明的薄雾；贝多芬像火一般热情，如烈焰飞腾，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霹雳。顺便讲一句，我很爱听古典音乐，包括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复旦有一种圆盘式的录音机，里面录满了我喜爱的音乐，你在医学院学习，能不能听到贝多芬，或者巴赫？……”
我写信告诉他我既听不到贝多芬，也听不到巴赫，我被困顿在尸体堆中。一开学解剖课教授就告诉我们尸体不够，要２０个学生合用一具，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天报上登出有１２个罪犯被判死刑，教授连忙设法给刑场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叫嚷说，不能让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手中没有解剖学教具。第二天下午，一辆灰色的狱车开进校门，车中是刚刚被枪毙的那１２个犯人的尸体。有一个人是女的，看上去三十多岁，很年轻，弹洞在她的左脑门上，已被凝结的血液堵塞，那是一个很深的弹洞——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令人恐惧的弹洞。她穿着整齐的鞋和袜，不知道她那天早上穿上时是如何想的，她当然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个早晨，可她还是穿上了一双带条纹的尼龙袜和一双带绊纽的蓝布鞋。她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流氓犯”三个字，这令我想起霍桑的小说《红字》，同时涌起一个念头：她会不会是因为去和情人相见而被枪毙的？那另外１１具尸体全是男人，有五十几岁，也有三十几岁，胸前挂着各种各样在当时所时兴的、不同的牌子。有的人脑门上留了两个弹洞，大概是死得不太痛快吧；有的人在胸口或背部还补了一枪。最可怕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目睹这些身上还冒着热气的死刑犯的面部和如死鱼般惊恐地大睁着的眼睛。教授穿着白大褂，带着乳胶手套，兴奋地跑来跑去来回张罗。我是班长，不管我表现得多么害怕和恶心，我必须带领全班同学把尸体上的衣服脱掉，洗去血迹，然后把尸体搬进盛满福尔马林防腐液的浸泡缸中，以备解剖课用。等这一切干完，我突然失去知觉，昏倒在地，后来整整三天躺在学生宿舍的单人床上不能动弹，内科教授说我是“低血压性休克”。
从此以后，我特别害怕上解剖课。
几个月之后的生理课也堪称得上惊心动魄。教授在课上讲男女生殖系统功能，我们虽然都二十出头，但是在这方面的知识除了幻想便是一片空白，老师指着触目的男女生殖器官大挂图，那些令人之心怦然大作的话就从他平静的口中吐出：勃起、高潮、粘液、充血……老师把人类繁殖手段最初过程的步骤详尽地、一步步地解释，还不断地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更为详尽的图示，全班４０个男女同学脸涨得通红，课堂上可以听到４０颗心跳的声音，大家屏声息气，几乎要昏了过去。不过那堂课并没有亵渎我们神圣的心灵。学校不允许恋爱，没有人敢公开恋爱，直到毕业时都是这样。当时有一条规定：如发现学生行为不轨，立即送回原地，开除校籍。
在课堂上，当我的心像揣着小兔子一样怦怦跳动，我的脸在发烧发烫时，我很惊讶我根本没有想到裴阳，没有一根神经把那张大挂图和他本人联系起来。我初恋中最高的愿望，也只不过是他能拉起我的手，并且给我一个真诚的、深情的吻。后来才证实连这一个吻也是永远不存在的。
整个求学大连期间，裴阳始终是我的青春偶像，是我疯狂、热烈地追求和爱恋的唯一。那时我在学校像一颗明星，优秀的学习成绩和繁忙的社会活动使我成了男孩子们心中注意的目标。我当然接到过偷偷写来的情书，或是晚自修后有人在图书馆外面久久地等我，我遇见过真挚动情的目光，有时候我可以闻到男孩子球衫下面散发出来的汗味和男人味道……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心动，我仍然每三天给他写封信，他的回信也愈来愈勤了。
他仍然是什么都谈。他在信中和我谈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他说他对这些哲人一直抱着敬畏之心，他们的智能因博览群书与深思冥想变得细密而精练，尤其是因为与美好世界作精神上的交流而染上灵气。这些神圣的人物，他在信里写道：“他们虽然依然附着朝生暮死的皮囊，但他们的灵魂则早已步入到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中去了。”他说他虽然怕死，但不畏死，“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随时去死。”
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居然开诚布公地写道H小集团的某些大学生曾经引起他的某种钦佩，因为他们都是数学系、物理系的理工学生，却对社会学有着精细的研究，以致于１９７０年他主持大批判时，竟不知不觉写上了几句赞同的批语，幸而马上撕掉，不然真不知要惹出什么杀身之祸。
厚厚的信印着他遒劲的笔迹，一封封地从上海飞到大连我的手中，这些信成了我生命的安慰，每次收到他的信，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夏天大连老虎滩初升的太阳一样，发出朦胧而热烈的光芒。
那时的政治气氛仍然窒息，一到周末，我就带着他一封封厚厚的信札，走出城去，留连于山巅水畔，一人独自登高舒啸，背屈原的“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之忧心……”；背诵白朗宁夫人的诗篇。
那一时期我确实认为和他的交往是由最精致的情操和最隽永的幽默组成的，他的每一封信无不带上天才的烙印。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复旦新年晚会上别人硬要他唱一支歌，他推不过，于是唱了一支：
“王老三
我问你
你的灵魂在哪里？”
“我的灵魂
在山西
过了黄河还有二百里……”
他用“灵魂”代替了这首民歌中的“家乡”两字，四座顿时均目瞪口呆，而他则哈哈大笑……他接着在信中说：“灵魂在哪里，这本来就是当代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真羡慕我，能够随意去登山观海，“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他说爱情和大自然，是他人生中的两座宝殿。而现在他又有了文学这一道照亮生命的光芒。他常常在信中用他奇特的工楷写到爱情两字，我则除了给他写过白朗宁夫人的那首诗《我的棕榈树》外，再没有斗胆公开地写到爱情——尽管我给他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我对他热烈痴迷的爱。
有一次我这样写给他：
“今天终于搞到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波涛丰满的喧响把我带入柏拉图的幻境——啊！但愿你雄劲和坚定的桨能助我越过这汹涌浩瀚的生活之海——在与旋涡与礁岩搏击之后，终能抵达必然的彼岸……为理想殉难的人，不管是英勇地死于刀刃之下，还是悲苦地死于螺旋形历史思维的渊源之中；不论他沉溺于最初奔赴时骤起的飓风中，还是窒息在最后一步途中突来的旋涡里，他们都是不朽的。因为他们带着崇高的理想信念而死去。”
裴阳！你教我吧！教我怎样生？教我如何死？
《命运》一曲奏完，我已是泪水涌流，裴阳，只有你，才能使我理解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生与死。你的力量比这首交响乐的力量更大，你明白么？
………………
在我毕业之前的半年，他在信中写到贝多芬的遗嘱，他写道：
“贝多芬的遗嘱中只字未提琪夏尔蒂和她给自己带来的隐痛，但这毕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这是贝多芬精神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通过这个收缩点，人，才能确信一个更高贵的存在。”他说贝多芬在情意缠绵、簌簌泪珠的失恋中居然也写出了《英雄交响曲》，但毕竟“爱情带来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任何痛苦。”和所有的书信一样，他并未把我们两人的事在笔下置于爱情之说，他从来没有写过“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话。有一次，我在提到争取毕业后回上海时，他回信写了句：
“在人的感受上，美好事物的向往比美好事物的获得更美一些”，他信中总是有种微妙的情愫，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我无法证实他不爱我。正如人有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对上帝的信仰一样，也有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情。
时光在书信来往中荡涤，转眼间３年过去了，再过５个月，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学校通知要我留校。正在忐忑不安中接到了裴阳的信，信中他告诉我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尽管他时常沉湎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研究中，对复旦的政治圈已不再感兴趣，只是鉴于挂着校革委会委员第四把手的头衔，不得不常常去出席“冗长的令人厌倦的无数会议”，但是根据审核他历来的材料和旧党委在６０年代“培养几个中央级接班人”的初衷，上级竟打算任命让他担任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校长！而且进一步要往中央推荐，“既然中央里有工人，有农民，为什么不能有一位复旦的大学生呢？”这是上海市级领导的批示原文。他的喜悦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想到了李登辉校长，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在登辉堂前散过步吗？我对这位复旦的创始人一直抱有崇仰之心，虽然我不堪这桂冠的重压，就像我一直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一样，但我心中已经跃起一股雄心：能够继承李登辉校长的事业，献身于复旦，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了！”
裴阳就要成为复旦的校长，我的裴阳！我把信紧紧地捧在胸口，全身的血液在沸腾，就像他全身的血液在沸腾一样。那天我独自走了很久，来到大连老虎滩，这里静谧无人，奇松异柏围绕着巨大的礁岩，翻过礁岩后，在你面前展现的是一片金色的沙滩和蔚蓝色的大海。我一口气越过礁岩，对着海平线上美丽的太阳和大海中千万片闪烁着的白银般的鳞波，在沙滩上用手指写下“裴阳”两个大字。
站起身来，我再也抑制不住，向着大海的另一端：上海——复旦园，向着登辉堂高声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