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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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秋天，那是一个雨后初霁的傍晚。我漫步在纽约曼哈顿Park Ave与四十八街交叉口的教堂处，眼望着街心一簇簇嫩黄与猩红的郁金香，以及灯火辉煌、令人眩目的HelmAsley 大厦——这是纽约最特殊的一条大街，用繁华来形容过于简单。有人说，公园大道代表了美国的气派、豪华、慷慨和黄金帝国的威严。蒙蒙天空中飘着细细的雨丝，与天边黛红的晚霞及大道中流线般疾驶的轿车所映照的灯光相交织，混合成一团彩色的迷雾。我的心一下子飞到大洋彼岸，如烟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天，我决定想一想那些平凡的人，也想想我自己。从此，我就有了工作之余来Park Ave散步的习惯。当我散步时，一边走，一边不时与那些高鼻碧眼，脚踏高跟皮鞋的金发女郎和西装革履的美国上班族擦肩而过，一个过去时常在我脑中浮现的问题，又跳了出来：
为什么那些脖子上挂满金饰物，面似高傲，上帝又赐予一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容貌的青年女性，生于斯，长于斯，然而在美国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只能争到一个给别人当秘书、收听电话，或者当售货员，替人跑腿等等廉价的“打工饭碗”？每当我在周末走进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溜冰场餐厅，看到那些可爱的女子们在四处照应来客，端水和记帐，这时我就想：她们不能当演员吗？为什么干这一行？而且可能干一辈子！当我在纽约第五大道我自己公司所属的客户大进口公司里，与总裁谈判着这一年度的款式、进货、开信用证、交期等业务时，总裁由于这些关系到全公司命运的订货，显得既紧张又严肃，仿佛是面临着一场滑铁卢大战；而我和总裁交谈间，总不时有人恭敬地端上咖啡，或者坐在边上作速记。往往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就有一大批人前来帮助调案、对样、记录……我看着白发威严的总裁对我微笑和期待的眼光，以及他对那些皮肤白净、打着漂亮的领带的下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有时还大声呵斥的样子；看着那些下属们恭恭敬敬，唯命是从，生怕一个不小心丢了自己的饭碗的神情——这时我常想：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几乎从一出生就讲着一口发音纯正的美国英语，他们已经具备了上帝所赋予的种种优点，可是为什么反而生活得这么累，精神压力这么大？有一次，我到维吉尼亚州一个客户的仓库去。在５０００平方米的仓库里，女工们在包装着像小山般堆着的女短裙。工人们流水操作，在整个２０米长的工作台上，有人烫，有人叠，有人装纸箱，却没有人讲话，大家都一声不响地拼命干着。这些女工几乎是纯一色的美国白种年轻姑娘，其中有一位长得像玛丽莲·梦露。这些长着一头金发，有着一双双碧蓝的、灰色的、棕色的眼睛的女工们一声不吭地拼命干着，没有片刻或瞬间的停息。汗水从她们的脸颊上流淌下来，而她们竟全都站着劳动，在偌大的车间里竟然没有一只凳子！我对那位领我参观仓库的老板讲：“这样的活儿是完全可以坐着干的。”而老板却回答说：“这是规定，从上班到下班必须站着工作，才能保持精力集中和工作质量的完美。”天哪！她们究竟是姑娘呢，还是机器？
而我——一个在１９８５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保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我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当我在瑞士，在托尔斯泰写了《琉森》的湖畔大饭店里，还打电话给纽约第五大道的总裁们，指挥调度着在我和我的先生麦克度假期间仍源源不断地从太平洋远航而来的集装箱……
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１日，我从上海登上飞机时，身上只带着４０美元。下飞机后正是深夜，我无依无靠，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在候机厅里倚椅过夜，机场却不允许。这时正好见到有中国总领事馆来接其他人的大卡车，我就如遇救星般地跳上去，糊里糊涂地进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工作人员要我付２２美元，把我吓了一大跳！付帐之后，口袋里只剩下１８美元了。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窘迫，我立即想象着将１８美元乘以６，等于１０８元人民币，这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而这点钱使我在中国总领馆再住上一夜也不行！于是，我提起行李，迈出总领事馆大门，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利坚第一天的生涯。这些情景发生在仅仅四年前，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ParkAve的雨停了，我走到５６街拐了个弯儿，向最熟悉的第五大道走去。眼前是“TrumpPlaza”、“TrumpTower”。这个名叫Trump的人，比我大不了１０岁，已经是风靡纽约，举世闻名的亿万富翁了。他有百万富翁的血统，他的父亲就是显赫的地产商人。而我呢，父母是跟着共产党从胶东打进上海的新四军，祖宗三代是头顶着高粱花子的农民。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子弟”这个称谓越来越官方化，可我始终认为我的父母官并不大，而且很穷。当年我去北大荒建设兵团时，只是在火车快开动的时刻，面带忧伤的父亲，才往我手里塞了５块钱。我知道父母没有钱，还背了债，因为家里一下子要有５个人下乡。下一部列车就载着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开往北大荒呼玛县一个叫做河南屯的小山沟举家插队落户……我出国时，父母一分钱人民币都没有给我，我也坚决不要家里的钱。我到美国后寄回上海的第一张１００块美元，母亲压在玻璃板底下，邻居们争着来看，简直排上了队。短短的四年啊，四年前，我根本不知美元是何物！
我又漫步到第五大道上国际著名的Tieeany’s首饰店，踯躅在这个曾经拍摄过轰动一时的影片《蒂芬妮窗口的早餐》的橱窗前，耳边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月亮河》乐曲。与其说我爱这部电影，不如说我爱主演这部影片的女演员奥莱依·赫本。她太美了，我深深地迷恋着她在《战争与和平》中饰演的娜塔莎。我想到，如果托尔斯泰大师还活着，该如何感激这个把娜塔莎的灵魂奉献给本世纪的美国女人！当我１７岁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偷偷地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贪婪地阅读着《战争与和平》，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在那个同样冷冷的角落里，我又如饥似渴地读完《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联共（布）党史》，并且大胆地给《文汇报》投一封信，批评这场“把国家和人民引向毁灭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引自信中）。这一下引来了学校发动的对我的批判。我的日记本，连同扉页上贴着的这位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画像，都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开完批判会回来，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泪水从面颊流淌下，一时间，竟想到要去死……可我还太年轻，才是１７岁的少女啊！我咬了咬牙，抹了几把眼泪，就挺过来了。谁又能想到，今天，我在曼哈顿的夜晚，在Tieeany’s首饰店的橱窗前，追思着托尔斯泰那颗伟大的心灵，而也许在明天，我又会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去追寻那位老人的足迹……当我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绝望地哭喊着，泪水与呵出的水汽混合在一起，在眼睫毛上凝固成冰凌，又渐渐融化，又苦又涩地流到嘴边——那是因为造反派和工宣队把厚厚的批判材料悄悄地塞进我的档案，他们表面上批准我去兵团，而暗地里却想堵死我今后的一切道路，连我刚被全连评上的兵团五好战士，也因为“档案中有问题”而被拉下来！１８岁的我，向谁求助呢？只有一个人伫立在风雪中，尽情地哭泣……谁又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坐在欧洲１８世纪宫廷建筑的白色市政大厅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与纽约市长侃侃而谈，或是在气氛欢乐而幽默的圣诞晚宴上，周旋在美国富商巨贾与社会名流之中？究竟是机遇或命运，还是一股什么力量，使一个异国女子能在美国这块竞争激烈的土地上站住了脚？
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戴尔·卡耐基曾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他认为人的自信心与行为科学的结合，是事业成功、人生快乐的基础。我想，我之所以比那些生长在美国的白人同龄女子幸运，不仅是因为我的一生总是在奋斗，总是在设法改变命运，而且是由于我自记事起受到的一连串磨难中逐渐养成的一种倔强的性格。我在艰难中仍然憧憬着未来，渴望着机遇；艰难的生活历程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不断地努力凝聚着改变自己命运的爆发力。我觉得自己犹如一只啄壳的雏鸡，用那尖尖的小嘴，不断啄破外壳，终于有一天伸了伸脚，展翅一跳，跳到了壳外面，看到一片葱绿。我终于不仅是被周围的世界所吸引，而且由我自身的存在，也吸引了周围的世界——每当我去欧洲或南美度假旅游，或者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故乡，穿梭于神州大地之时，我的纽约曼哈顿客户的电话便会像接上热线似的通到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大宾馆我的床头。
当我写这个序言时，除了手下这几张空白的稿纸外，周围尽是堆得满满的客户发来的英文传真、函电、国际快邮信件、来样、合同、信用证……我太忙了，如石油巨商哈默先生所说：“一旦投入生意，就等于把自己拴在一列呼啸飞奔的战车上。”要静静地坐下来写一点体会或是传记式的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本书是我前前后后思索了两年时间，今年六月份动笔，陆续写出的。虽然尽了努力，但文章仍有粗糙不足之处。另外，这里只是写我本人的经历和体会，以及试图描绘一幅美国社会生活的图画；作者本人无意涉及任何其他的真实人物，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也不下任何定义。
如果我的同龄人——从北大荒的“战友”，到老三届的同伴，直至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一点启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认识到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个道理，那么对我来说便是极大的安慰了。
——周励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３０日纽约曼哈顿
在《衣食住行》工作了几个月，我渐渐发现，在美国，任何一本华人刊物——无论是生活刊物或文学刊物，其在思想性、哲理性、文学性和可读性方面，都远远不如中国大陆。与中国文坛相比，这里简直是一片文学沙漠，能把人闷死。我的工作主要是拉广告和撰稿，每打一个广告，就要连写稿带拍照。中国城那些从广东、福建来的移民老板对于上报拍照，在中国人中打“知名度”是乐此不疲的。于是我同时成了工商记者、摄影记者、撰稿人、收款人，在每个月提交给杂志老板的几千元广告费中，赚取我仅一千美元的工资和“佣金”。我尽力用自己的“权力”试图将这份刊物脱离中国城的老土味，而向中国大陆的水平进军。这是我由美国向中国的第一次进军。我采访了胡晓平、张建一、王晓东、朱明瑛、詹曼华等一大批来美留学的中国大陆艺术家。同时，我又利用记者身份，参加了各种社交活动，与市长、参议员、共和党、民主党、知名商人接触，也与一批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驻美国和联合国的特派记者打得火热。然而我很清楚，虽然身份变了，但我的地位——指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和麦克住的房子是租来的二间一套室，就其气派和质量，还远远不如我在上海住的公寓。我想，住在纽约，起码得够上上海标准吧。美国人是以“钱”来论地位的，你要打入美国上层社会，首先得亮招牌——财产。如唐纳·川普曾是两亿富翁，和老婆闹离婚后正值海湾战事，美国经济衰退，《纽约时报》及时报道他的身价已降为一亿，然后是六千万，然后是一千万，然后是银行逼债，之后电视台又报道说，如果没有银行贷款，这位前亿万富翁的现金帐户是一千美元——和我这个穷记者一样，如此等等。而像麦克这样寒窗六载拿到博士学位，虽然有身份，但却不见有地位。如在大学教书，最多挣三到四万美元，而进入大公司工作，则可拿六七万美元。当了主管拿十万——这就是最高阶层了。我从来不想发洋财，发财当然是件好事，但与我的思维却搭不上线。我只是想有些事做——指自己感兴趣的事，同时希望自己不要太穷。因为我从来不把麦克——我的丈夫的钱当作我自己的钱。我希望住进明亮宽敞的房子，有一辆随时可用、性能良好的小汽车，另外就是在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时不要被价格所烦扰。当然，最重要的一大愿望是能够有一笔钱周游世界。如此而已。而凭我当这份杂志记者的收入，我必然终日惶惑，而杂志又有随时倒闭的危险。因为杂志老板对我说过不止一次：“自杀的最好办法只有一种，就是办杂志。”有一次，老板娘跑到公司来和老板吵：“小孩钢琴不学了，房子也卖掉，全部用来挡你的大牌。”她把美术员刚设计好的我那份全页广告扔在地上，双眼冒出愤怒的火花，谴责她丈夫不惜牺牲全家利益来办这份倒霉透顶的杂志。
我决定“两条腿”走路，一面继续卖力拉广告，为杂志多赚钱，以避免倒台的命运；另一方面，我开始进行自己最感兴趣的事：做生意。这件事从我一开始到美国，就跃跃欲试了，在选专业时也将比较文学改为读商业管理。可生意怎么做呢？我一无资本进货，二无仓库，三无推销员，而和大陆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关系，我也没有内线。但我隐隐约约却充满信心：第一，我是在纽约美国商业中心；第二，我的英语已经不错，我有了广泛的社交基础和社交能力。那么，剩下的就是找机会，或者是等机会了。虽然我学的是商业管理，但是真干起来，可真是崭新的一课——课堂上绝对没有人教你的！
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我碰到了一位许久不见的熟人，这人一看见我就哇哇大叫：“啊呀！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不做生意啊？你没听说人家拉到关系做军火的，赚了成千上万！还有纺织品！只要搞到配额，就是钱，配额你懂吗？Quota！你有关系吗？你能搞到配额吗？”她像连珠炮似的把我轰得头昏脑胀。我当时只是笑笑，作出对“军火”一窍不通，对“配额”也无戏可唱的样子。正准备转身，却被她身边一个人喊住了：“对不起，请留下你的名片好吗？”我这才注意到这位熟人边上还有一个人。他看上去四十六七岁，秃顶，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下是一对小小的三角眼，黑眼珠很小，难怪我没有注意到他。我按礼节匆匆地给了他我在杂志的名片就走了。路上的点头之交一般是不会超过三分钟的，没想到这连三分钟都不到的“偶遇”，却成了我第一笔生意的起点。第二天，有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自称是彼得，昨天遇到我的那位。他讲要约我见一个面，有“要紧事情找我谈”。我那天很忙，因为晚上还要采访靳羽西，并为海外电视节目制作一个商业采访。但那位先生在电话中坚持要尽快和我见一面，并说他已经非常了解我，并且非常佩服我，等等。无奈，我只好抽了空去曼哈顿中城和他见面。他见到我，蜡黄的脸已变得苍白而又激动，先是一番嗫嚅的自我介绍：“我是从大陆来的教师……不，是教授，不，不，是讲师。但如果我不走，现在可能已评为副教授了。我在大陆吃过许多苦，‘文化大革命’把我害惨了。”然后他突然锋芒一转，用变了调的声音拉直了声带说：“我——搞——到——了——配——额！”他说这话时神经质地朝四下看看，仿佛怕有警察或侦探在通缉他，然后又说：“那个人（指昨天碰到的那个女子），嘴巴太快，像大喇叭筒似的，我没有告诉她，我谁也没有告诉，一直在找可靠的人，找像你这样既可靠又能干的人帮我卖出去。你能帮我卖配额吗？我可以和你签合同！”我的天哪！这不成了演戏一样？我想象中的做生意绝没有这么戏剧化。
“你从哪里搞来的配额？”我问他。他似乎很紧张地掏出手绢，擦了擦满是汗水的额头，又去擦布满蒸气的镜片，说：“对不起，周小姐……这……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这要保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还可以搞到许多配额！许许多多配额。”讲到这里，他重新戴上眼镜：“我看到你写的文章啦，你都成了大名人了！”那小小的眼睛中发射出光芒。他说：“现在我在手的是３０万码坯布，顶抢手的，２４６４！”我和纺织品唯一的接触是中学里参观纺织厂时，被织布机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搞得透不出气来。后来我盯着一位女师傅接线头，一分钟接几十个线头居然一根不断。我当时想要是我在这样的轰隆声中接线头，恐怕会出全匹次布。后来即使到了北大荒，我也仍然觉得纺织工人比北大荒的农工还要苦！而现在，面前这位先生居然要我去卖３０万码坯布！“什么２４６４？有坯布样品吗？”我竭力装着镇静，脑子里对坯布的感觉是一片空白。彼得急急忙忙地打开皮包，取出一片一尺见方的棉坯布样品。他说：“２４６４的经纬度是２２，密度是４０，布料宽４０英寸，是市面上最抢手的，现在关键是要找买主，找开信用证的人。这个你行，我不行，我的英语有问题。再说，你一定有许多美国熟人，你的先生就是美国人。”天哪，我先生是搞电脑的，与坯布搭什么界？不过，我看出来这位彼得先生确实有配额（鬼知道是哪里来的），也急于卖掉，那么好吧，让我试试看。“我试试吧，”我说，“一周之内给你回音，但你一定要保证有配额。”他把手架在脖子上，做了个杀头的姿态，说：“用这个来保证。”那神情就仿佛３０万码坯布的价值全部悬在那颗光秃秃的脑袋上了。他看上去仍然像个学者，不像个商人，或者说倒像个前途无着的穷人，手中捧着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他起身道别时，用颤抖的声音说：“谢谢！谢谢！我真是有幸能认识你！你一定能办成的！到时候，我们平分佣金，一人一半！我是说话算数的。”
好了，现在我手中有３０万码坯布，去卖给谁呢？我尽量回想着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商业管理时的市场销售学课程。记得教授曾讲：寻找客户，首先大公司是目标。我突然想起电视中经常播放时装的Burlington公司广告，既然做时装，就有工厂，就需要坯布，那么，去Burlington公司推销吧！我查了电话本，很快拨通了Burlington的电话，讲要见总裁。“你是谁？”秘书小姐在电话中问。“我是Meric公司的。”这是彼得那名片上的公司（那张名片上的地址看来是纽约皇后区的贫穷区域，一般公司均在曼哈顿，但我也只能将就用了，毕竟，我不能讲自己的身份是记者，是业余搞贸易的），“我要和总裁谈一件重要的事，有关中国坯布的贸易。”秘书小姐在另一头把线接通了总裁，约好让我下午三点去会见。我带着彼得那块一尺见方的坯布，走在美国大道（第六大道）中城，终于找到了一幢六十多层高的茶色玻璃现代建筑大厦，大门上是金光闪闪的“Burlington”公司字样。我推门进入大厅，穿着制服的门卫立即迎上来，笑容可掬地听候吩咐。我说明我有下午三点与总裁的约会，门卫告之还有四分钟，让我坐在沙发上等，然后一分不差地把我送进电梯，开到３２楼，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姐（看来是秘书）把我引进会见室。我在此前一个月刚见过纽约市长，因此对见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并没有什么紧张，只是感到一阵阵兴奋：“我要打进美国纺织界了！”
总裁马歇尔先生仪表威严，鹤发童颜，一看就知道是一位纺织界的巨头。他和我握了手，交换了名片，又皱着眉头反复地看着手上这张不伦不类的名片，然后很有礼貌地放松，彬彬有礼地问我：“您在电话中告诉我的秘书，你们公司有３０万码２４６４坯布，请问这坯布是从哪里来的？”“中国来的。”我说。“哪一个口岸来的？”总裁又问。“这我不能告诉你，但你可以确信我们的质量。”我递过去那块样品，总裁反复地仔细看着，又让秘书拿来纺织放大镜，细细地有看着经纬密度：“这是一片很不错的样品。”总裁说。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我想留下一片样品，然后再答复您我们是否愿意购买。”秘书拿来一个托盘，总裁将半尺样品剪下，放进托盘，又写了一张条子，吩咐秘书一大套有关调查的事项，然后很高兴地请我喝咖啡。他告诉我，他是第一个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美国商人，和中国贸易已经有十多年了。他们公司的大宗进口业务均由香港公司和中国方面的华润公司做，每年进口几千万美元。但目前遇到不少配额和质量问题，搞得他很头痛，现在既然有美国Meric公司直接上门，样品也不错，他愿意考虑。接着他问：“多少钱一码？”我反问他：“您问EOB中国口岸离岸价呢，还是问CIE美国口岸到岸价呢？”总裁讲：“报CIE吧。”我拿出计算器，立即飞快地算了算早已预算过多次的数字，又临时加了一些码报给他：“一块五角三美分一码。”“嗯，价格还可以。”他欠起身子，又往我杯子里盛满咖啡：“你做多少年纺织贸易了？”“我……”这下把我难住了，我总不能讲这是我的第一天吧？我急忙把话锋一转：“我做的年数不长，但是生产这坯布的工厂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以后欢迎您去参观。”总裁又拿出名片，说：“这个Peter（彼得）不是你的名字吧？”我讲：“我叫Julia（朱莉亚），名片上的是我的同伙人，我的名片用完了。”我在心中一阵阵着急，真希望他不要再问了，我真是坐不住了。我望着落地玻璃窗下百老汇大道繁忙的情景，突然向总裁提出一个要求：“您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公司？”总裁讲：“可以，但是我只有三分钟了，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的助手谈。”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电钮，马上进来一位蓝眼睛、身材高大的白人青年。他礼貌地向我伸出手，自我介绍叫约翰，然后遵照总裁吩咐带我到公司参观。一层楼和３０楼是样品陈列室及总裁办公室，几十间样品室摆设着各种各样的棉布、坯布、印花布及成千上万套服装。他向我介绍说：“美国人喜欢穿MadeinU．S．A的服装，这就是我们不进口服装的原因，但我们的布料大部来自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贵公司如果每年有固定的配额，我们将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
告别Burlington公司时，我简直认为这件事一半成功了！样品好，价格好，还需要什么呢？第二天，我的杂志编辑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老板请我去接电话，并用狐疑的眼光问我：“你和Burlington有什么关系？”我接过电话，只讲了一声“哈罗”，就听到电话中总裁助手约翰的声音：“很对不起，马歇尔总裁让我打电话给您，我们调查了你的Meric公司，在纽约各大银行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均没有信用。我们很遗憾不能开信用证给Meric公司，对这宗几十万美元的交易，我们无法承担任何小小的疏忽，十分抱歉。样品我们今天已寄回给您，请您原谅，很高兴能见到您。”我马上按彼得名片给他打电话，电话中一片噪音，好像是个住家，一个女人在大声叫彼得来听电话，我怒气冲冲地问：“你这是个什么公司，连一点银行信用都没有？把客户都吓跑了！”彼得在电话中战战兢兢地说：“这不瞒你说，这是我为了卖坯布，临时找律师成立的公司，花了５００美元哪！等生意做成功了，不就有信用了吗？……你有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的，再找找吧！”我对彼得的表现无可奈何，看来想把这３０万码坯布卖出去，是不能再找大公司了。找小公司试试吧，如果他们急于要货，是不会在意Meric公司的银行信用的，开信用证取单提货就是了。但是，我一连打了几十个电话，又东奔西跑访问了七八家急于要坯布的中小型纺织品公司，别人一看到名片就皱眉头，仿佛我是个来路不明的人。有一个公司通过我反复说服，终于答应开信用证，但在开证前一天，又叫我到他公司，让我放下一万美元保证金，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哪有一万美元？彼得那Meric公司更不会有，于是白忙了一个星期，又吹了。我仍然不甘心，继续翻电话本，突然发现一家公司名称为“ChinaTextilesAmericaInc”，再一看，是中国政府官方派来的。我想，如果请他们为Meric公司做担保，那么客户不就没有疑虑了吗？我立即拨通了电话，听到一个熟悉亲切的中国人的声音：“你有什么事，请来公司面谈吧！”我跑到位于第八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在４０街上的中国纺织品公司，乘电梯到了五楼。一位姓田的先生热情地招待我坐下，没等我开口，就问：“你是留学生做生意吧？我可要告诉你，许多人一事无成，这么多时间如果去餐馆打工，赚钱也不少哟！”
我告诉他，我是一份杂志的记者兼公关经理，一位熟人托我为他推销３０万码坯布，我找了许多公司，有不少公司急于购买，但又碍于Meric公司没有任何信用，对这么大笔美金的交易，总要有人担保守信才行。我于是拿出了布样及彼得给我的所有详情和报价。田先生认认真真地看后，问：“你要怎么办？”我讲：“请贵公司做信用担保，成交后我们付佣金给贵公司。”田先生哈哈大笑说：“要中纺为你们作担保是不可能的。这批３０万码配额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你真是太巧了，回到娘家来了！”我听了莫名其妙，连忙问：“那你认识一个叫彼得的人吗？”田先生讲：“没听说。但你一定知道华鹏公司吧？”“不！”我摇摇头，“什么华鹏？我从来没听说过。”田先生打开电脑，让我看了一行合同号码，讲：“上个月国内某省来纽约访问，带队的拜访了一位老朋友——华鹏公司的老板。在纽约期间，华鹏老板热情接待。你知道，美国人做再大的生意是不讲客套的，生意管生意，有时连一次午餐都没有，对任何客人都是一样东西——咖啡。而我们中国人又不喜欢喝咖啡，那么谁来招待呢，只有中国老乡——中国华侨商人了。华鹏老板把小组招待得非常妥帖，又冒着酷暑把小组带到大西洋赌场、华盛顿白宫，又带他们看５５美元一张票的百老汇歌舞表演。临走时，做茶叶和食品生意的华鹏老板提出：纺织品市场看俏，能不能卖给他几十万码坯布？为了表示对华鹏公司的感谢，带队总经理当场和他签下了３０万码坯布的合同。”原来是这样。“那么他自己不能卖吗？为什么要转这么多人手呢？”田先生说：“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我见过华鹏老板，有六十多岁，讲一口福建话，也许是语言关系吧？这里有些华商，通常向香港买货，再卖给华人贸易公司以供应中国城的货源，他们一般是不谙英语的。”原来又是这个原因——英语，使３０万码坯布落到我手中。
田先生站起身，抽了支烟说：“你叫朱莉亚吧？一讲你是记者，我就想起来了，上个月你和市长的照片登在杂志上呢！你们的杂志我常看，你的文章写得不错！……这样吧，我们公司虽然是政府派来的，但也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目前，也有不少纺织商向我们要买２４６４。这３０万码坯布，你有没有出售权？”我立即回答：“当然有！”田先生沉思了一下讲：“这批货源的来龙去脉，我们是了解的，肯定是可靠的，既然你可以全权处理，那我们中纺公司和你立即签合同，由我公司按你刚才的报价买进并负责售出。到货后６０天，我公司将差价支付贵方。”田先生拿出合同纸，很快在Brother电脑打印机上打出合同书，让我在每份Copy上签了名，又给了我一份地址：“这是华鹏公司的地址，请你告诉一下华鹏老板，他的货我们买进了。”
成功了！我拿着合同——同中纺公司的合同书，简直不相信这笔生意终于成功了！我应当马上告诉彼得。彼得接到电话，气喘吁吁地从皇后区跑到曼哈顿中城，我真担心他由于过度兴奋而突发心脏病。我请他到麦克当纳，叫了两份冰淇淋，把刚才和中纺签的合同交给他看，对他讲：“现在是我和你签合同了。”彼得忙从包里取出一叠纸，讲：“都在上面，都在上面，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看，３０万码，我们每码赚４分钱，共一万二千美元，一人一半，各六千美元，对吗？”看来他还诚实。彼得在签字前，我突然想起那个呱呱叫嚷“Quota！Quota！”的熟人，便问彼得：“那上次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女士呢？你可是通过她认识我的呀！”彼得拍着胸膛讲：“这个你放心，我会处理。我们……不是一般关系。”他突然觉得讲漏了嘴，又嗫嚅着补充说：“要不是她，我也不会有幸碰到你。我会感谢她的，我会感谢她的。”说着，他用颤抖、兴奋的手在合同上签下了字。我没有问彼得关于华鹏的事，既然中纺让我通知华鹏，那当然应当由我去办。到了第八大道５１９号，乘电梯到３６楼，在走廊尽头有一间敞着大门的办公室，这就是华鹏公司了。华鹏老板是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福建人，听我说明了来意，又惊讶又兴奋，搓着手叫道：“彼得天天来电话，讲有许多公司要买，弄了半天，是你在帮他卖啊！……卖给中纺，也好，中纺是自己人，最可靠……唉呀，你怎么不早来呀！”我对他讲，我今天中午才刚听说有他这个华鹏公司，并且很高兴能为他效劳。华鹏老板把我请到公司对面的中餐馆，讲：“你年轻，英语好，大有前途……唉！我们来２０多年了，也早已是美国公民了，可就是讲不了英语，无法和洋人打交道，不然，这么抢手的配额，即使不找彼得帮忙，我也早就卖出去了。……也好，也好，总算办成了，皆大欢喜。”
三个月后，３０万码坯布到美国港口，美方商人付款提货。这笔生意，中纺赚了一万二千美元，华鹏赚了一万二千美元，我和彼得赚了一万二千美元。这一共三万六千美元的利润，是在３０万码原售价基础上，由三方各加４分钱一码，共加了一毛二分，对美商来讲，每码加０．１２元是个小数字，可对我们三方，真是一笔不小的收获！
B 第二笔生意：遇到冒牌美商——失败
第一笔生意赚到六千美元，相当我在杂志社半年的工资。我马上想到是否辞去杂志工作，全力搞贸易，因为信誉的问题太重要了，没有一张使人信得过的名片是不行的。拿着Meric公司这样一张名片，真使我吃够了苦头。有一天我从杂志社下班，去华鹏公司请教华鹏老板如何成立自己的公司。刚出电梯，在走廊上就听到一阵阵愤怒的喊声：
“你给我滚出去！”
“你欠我三千美元，你非还给我不可！”
走进华鹏公司，我惊讶地看到彼得正和华鹏老板在面红耳赤地争吵。彼得见了我便指着华鹏老板说：“他同我有合约，生意做成后，他那一万二千元中有我三千元。我那女朋友天天吵着向我要钱，可他就是赖着不付帐！”
华鹏老板也气得发抖：“你把合同一转手，不费任何力气就拿到了六千美元！你还想从我这里拿！……如果你有本事，自己卖出去，还有话好讲。你找到朱莉亚小姐，全是她下的功夫，我有什么理由再付你钱？”
“你不付，我就找警察！”彼得忿忿地走了。
“你去找吧！警察五分局全是我的福建同乡，当心哪天把你赶走！”
平时看上去文雅的二位儒士，在金钱面前谁也不让分毫。我心里一阵阵抽紧，真没想到贸易还带上这么多污秽的东西。我正想转身离开，华鹏老板叫住了我：“朱莉亚你不要走。我正想找你呢。”他指着彼得的背影，讲：“他这种人来路不明，胃口大，本事小，以后不要和他打交道。他要不是靠我，能到哪里挣这六千块？”他把我带到一张大办公桌前，指着一份刚从香港来的传真，“我现在手头有大生意，香港A＆T公司从大陆搞来一份２０万吨尿素的定单，如果我们能向美商买到，每吨挣０．５０佣金，就是１０万元，我公司和你四六开，你能赚四万美元！”
“尿素？Urea？是化肥吗？”我想，搞贸易新事物新名词可不少！
“是呵，大陆每年向西方采购大量化肥。去年有一个县化肥不够，农民扛着大锄到邻县，硬是抢夺别人的化肥闹出了人命。化肥是农民的命根子呀，现在这２０万吨化肥，关系到一个县，甚至一个省的年产量。你一定要设法找到一家可靠的公司，能按我们的价格卖给我们化肥。”
“在我做这宗生意之前，我最好成立自己的公司，我想租你公司旁边这间空的房间，你能和房东商量一下吗？”“这事我包下来，你什么时候搬进来都可以。”华鹏老板霍诺德说。第二天，我和麦克到州政府商务处登记。麦克出示了证件，我出示了中国护照，交了手续费，仅仅半小时时间，就登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美国是个商业竞争社会，政府鼓励各种私营中小企业、家庭公司实行竞争，获利后向政府交税。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公民，或者有绿卡，或者持有工作许可证，不论肤色、年龄、性别、贫富，均可以在同一起点向政府申请成立公司，而批准也只是几小时甚至几分钟的事。但据说在大陆注册公司，必须有几十万、几百万资金注册，私人公司当然是凤毛麟角了，不少人连想都不敢想。在美国，注册公司就像登记孩子上幼儿园一样容易。拿到了公司执照，我立即去定做了一块烫金的公司名牌：“JMEAmerica－China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公司徽号是一个圆形地球。然后又去印名片、印信封。地址一看就令人舒适：曼哈顿的商业中心，第八大道５１９号。然后又去购买传真机、电脑、电传、电话、办公桌椅、会客谈判桌、文件柜、档案柜……再去付办公室租金、押金、保险金……在报上登开业广告。几天之内，公司走向正轨，而我也把刚挣到手的六千美元用得一分不剩。公司成立后的第二件事，就是辞去《衣食住行》记者工作。在美国，一个人被老板开除与一个人向老板辞职，均是平常的事，平均每个人的工作在２～３年内换一次。如果你听说一个人在一个公司干了十年或二十年，那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刊物老板沮丧地说：“你在，我们也赔，赔得少些。你走了，我们也赔，赔得多些。所以，结果只有一条出路：杂志关门。你完成的这一期是我们的最后一期。”离开工作了九个月的办公室，心里有些恋恋不舍，也隐隐有一种恐惧感，一种失落感，就像离开了大船的小舟，独自在风浪中扬帆了。我脑子里不断地想着：现在我没有工作了……我没有一份稳定收入了！一切全要靠我自己。六千元已经全部用完，每个月还要面对一大笔帐单，没有人会给我工资，这种感觉真太糟糕了。我能成功吗？我能赚钱吗？我的公司能开多久？如果赔钱怎么办？没有钱赔怎么办？这正如一名年轻的，没有经验的登山运动员，面对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对自己说：“上了！”我始终记得在１９８７年初刚辞去工作时的那份恐惧感，谁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我自己不知道，麦克更不知道。不过眼下，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把这２０万吨化肥做成功。如果真能挣进４万，那么第一年就不愁了！
我跑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在浩瀚的资料中寻找美国各州生产化肥的工厂。几十卷《Tomes》（《汤姆斯》）搬得我胳膊酸痛。我抄下了几家大工厂的名字。在公司用了整整三天打昂贵的长途电话！那些鬼知道在哪个角落的化肥厂厂长用瓮声瓮气的鼻音说，他们每年只生产少量尿素，而这些尿素已与中国政府有合同，由化工进出口公司纽约公司统一购买。我又翻了许多有关化肥的资料，才知道全世界的尿素生产地主要在欧洲，特别是罗马尼亚、捷克、苏联，美国产量只占百分之十。既然工厂不能直接卖给我公司——这时我已经用JME公司询价、报价了——那么只能找代理商即贸易公司了。我又奔向公共图书馆的电脑房，付帐后要了资料信息号码，吃力地寻找代理尿素的公司。结果发现在美国做尿素贸易最大的两家公司，居然是日本的三井、三菱公司，我立即给这两家公司打了电话。第二天，按约定时间跑到ParkAve的三井公司。日本公司立即给人一种与美国公司不一样的感觉：下级见了上级，一律弯腰鞠躬，人人说话小声，办公室安静、整洁高雅而不豪华。一位叫三浦太子的业务经理，和另一位叫仓平健的副经理一见到我就礼貌地鞠躬，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得体，轻粉淡妆，头发长而不散，提着公文皮箱，一眼就会给人一种舒适、信任的感觉。而我的英文又使人认为我是在美国多年的女商人，不会使人认为我才来美国两年！我内心拼命鼓励自己：“要沉住气，要稳当。”于是我向三井公司报上我公司所需的２０万吨尿素的规格、包装、交运期和出价。三浦太子笑着对我说：“我接到了不少工厂的电话，现在美国市场上都知道有一份２０万吨定单了！”三井公司讲他们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中国方面出价太低，已低于市场价的十分之一，所以只有调整价格后才有可能进一步洽谈。我又去了几条马路之隔的三菱公司，答复也是一样，愿意接单，但价格太低。这是中国进口的特点，用最低的价格买最紧俏的货，成不成功完全凭运气。两周下来，我搞得精疲力竭，而华鹏公司的老板天天跑来催。有一天半夜他打电话到我家告诉我：“好好干吧！朱莉亚，香港那边的定单已经从２０万吨增加到５０万吨了！而且，信用证已经开给我了！”我大吃一惊：“现在连一吨也没落实，你怎么能收５０万吨信用证呢？”华鹏老板胸有成竹地说：“我打听到一家公司，在加州，总裁叫尼古拉，是东欧人，专门经营尿素。”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我立即查找到这家公司的电话号码，一位美国小姐在电话中说：“他出差到东欧去购买尿素了，下周一回来。”东欧的尿素比美国便宜三分之一，那么这笔生意有希望了！这一阵子，尿素把每个人搅昏了头脑，我的公司变成没有一颗尿素的尿素大本营了。电话，源源不断的电话来要尿素。湖北省驻纽约贸易中心来要尿素，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分公司来电话要尿素，短短几天内，手中的尿素定单已积累到１００万吨！哪怕一吨挣一毛钱，就是１０万美金。可是我连赚一分钱的把握也没有，只是怀着期待和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尼古拉从东欧回来。
星期一下午，我接到了尼古拉从加州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讲，他已看到了我传真过去的定单，他手中已有上百万吨的尿素，愿意马上来纽约和我们洽谈。
“尼古拉要来了，尼古拉有尿素！”这个消息立即在纽约华人商界传开。首先是纽约中国贸易中心商务处打算好好热情地款待这位农民的救星。然后是湖北部已经准备好一份１０万吨的信用证，打算会见谈妥后立即开证。华鹏老板更是把一份收到多月的５０万吨信用证捏得发热，恨不得立即化为５０万吨化肥！为了慎重起见，中国贸易中心咨询处特地在全美商业电脑资料网中调出了该公司的档案资料：公司在加州洛杉矶，２６人，总裁尼古拉为捷克裔美国人，主要经营化肥、白糖贸易。
星期五下午，我和中国贸易中心的一位先生到肯尼迪机场把尼古拉接到贸易中心大楼。他身材魁梧，一头棕色的卷发，深灰的眼睛，皮肤白皙，手指上戴满了钻戒，拎着一个特制的大号公文皮包，一看就是仪表非凡的殷商。他在会客厅中给在场各位看了他和参议员的照片，在白宫宴会上的照片，表示多年来他一直想和中国建立贸易联系。至于尿素，他一定优先供应。他取出一份事先已准备好的合同，上面已按我报的价格打得整整齐齐：１００万吨尿素，２０００万美元合同金额，信用证在一周内全部开出。信用证开出后由尼古拉公司付５％保证金，即１００万美元信用保证，如不交货，这笔款将作赔偿费用。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马上与华鹏公司、中国贸易中心湖北部、商务部的代表达成协议。讲好到５月份施肥播种时，化肥一定运到中国。当天晚上，尼古拉解囊，在下榻的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１００万吨的买主。第二天，又由华鹏公司、中国贸易中心分别设宴招待这样一个“幸运之神”。华鹏公司和中国贸易中心又提出要派员同尼古拉一起到东欧去视察尿素工厂，尼古拉频频点头，胸有成竹。第三天，尼古拉离开纽约之前，在希尔顿和我作最后一次业务洽谈，确定了交货时间和付押金日期。突然，他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有一件急事，我的信用卡忘了带来，身边现金不够，你能不能设法借给我１５００美元？”
我和麦克当时新婚不久，１５００美元在存款金额中，也是一笔不少的数字。可是我立即表示，愿意帮助他。我几乎不能找出任何疑点来怀疑他，他是那么雍容高雅，令人信任，手里还捏着我们一百万吨的定单。我立即让麦克去银行取１５００美元现金。麦克居然和我争执起来：
“我不认识他。再说，哪里有第一次见面就向别人借钱的，他到底是什么公司的老板？”
我生气地说：“你没有同情心！你不知道人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何况，他答应立即开一张支票给我们！”
麦克被说服了，他飞快地跑到银行，午饭都来不及吃，将崭新的一叠１５００元现金放在这位东欧巨人面前，尼古拉满意地笑了，迅速地签了他那张作为还给我们的B１５００私人支票。
在我和麦克刚结婚的半年里，麦克经常像这样被卷入我的商业社交旋涡之中。那时他已辞去Group８８公司的工作，他先后曾被派到Mobit和花旗银行电脑部做程序设计工程师。现在他工作的公司EirstBoston是美国最有名气的投资银行，在４９街上第五大道和麦迪臣之间，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只有几步之遥，又靠近华道夫饭店、希尔顿饭店这些商业人常住的一流大饭店。因此，他常常是和我一起到饭店参加谈判，谈判之中立即冲回公司，在电脑上打出合同，用激光复印机复印得精致、漂亮，然后夹在胳膊下冲回饭店，让客人在合同上签字。签好的文件，他又冲回公司，复印成一式几份交给各方代表。他那时管着七八名电脑程序设计师，担负着一项非常重要的、日后在华尔街股市上发生重要影响的电脑软件工程的设计。他一再对我讲：“让我做生意，就像让一位数学家到百老汇的舞台上去跳舞一样。”在谈判中，他永远是瞪大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着，偶然一发问就会脸红，尽管他问的问题常常是关键性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需要，一个电话他就会冲到我的身边，打合同，复印文件，或者冲向某个客户，冲向一次重要的晚宴……我天天担心着尼古拉能不能交货，这可是我的JME公司成立后的第一笔生意。我不免有些紧张，而麦克总是安慰我，他说即使这次做不成，付一次学费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一次我的一本名片本被小偷当作钱包偷去了，我急得快哭出来，麦克立即陪我到失落名片夹的世界贸易中心地铁站大厅找了又找，最后还是没找到。回到家里，他打开电脑，屏幕上展现一排排我客户的名字、电话、地址……原来他已经帮我把所有重要的信息全部输进了永远不会遗落的电脑系统。“我想帮你找到那本名片本，这样你会快活起来，因为那是你的伙伴，可是既然已经再也找不到，那么，你可以立即买一本新名片本，把这些伙伴从电脑中再搬进去。”我展开臂膀，紧紧地抱住他那充满智慧、善良的脑袋。在刚开展独立业务的困难阶段，麦克无形中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周末，我们俩把一切撇开，沉浸在只有两人呼吸的天地里。我们并排躺着，听着巴赫、莫扎特的古典音乐。我抚摸着他那雪白细腻、光滑如瓷的皮肤，这白色的皮肤与窗外射进的阳光相映成辉。我简直不相信白人男人的皮肤有这么高雅、细嫩。特别是那圆滚滚、线条优美的双臀。白人男人圆滚滚的臀峰，和白人女人圆滚滚、雪白的乳峰一样，同样是美不胜收、令人赞叹。麦克性情温和、体贴、幽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子汉。和他在一起生活，使我忘记了许多生意上的烦恼。
尼古拉拿着我们的１５００美元走了之后，有一个月没有任何音讯，给公司打电话说他去东欧买尿素了，给东欧他的宾馆打电话又找不到人。他给我的那张支票被银行退了回来，并罚款１０美金，说我们上缴了一张“无效支票”。我立即感觉事情不好。这位带走我们几千万美元信用证的“幸运之神”可能是在行骗！我立即告诉华鹏老板、中国贸易中心和湖北部。第二天，香港开证公司、湖北部立即派人飞往东欧追踪尼古拉，１００万吨化肥连一公斤的影子也没见到。据说他每到一地就拿出他那三张由华鹏公司、湖北部和中国贸易中心开的信用证，但没有人卖给他一两化肥，并且讲他是“白俄”，要撵他出境，等等。他原来私下曾沟通好的一个化肥厂经理被调动工作。罗马尼亚、捷克和匈牙利几个生产尿素的国家，都在首都报刊上登了尼古拉的名字，讲他是一个“无耻的、贪婪的商贩”，而且强调因为东欧和中国有以货易货的化肥贸易协议，号召工厂连一公斤化肥都不要落入他的手中。１９８７年春天，辛辛苦苦了整整三个月，播种的季节即将过去，可是化肥仍然没有一颗到手！整个贸易眼看转眼成空，至少，我本人的１５００美元应当归还吧！我和麦克打了几十次电话，先是秘书接电话，后来说公司关门了，由太太接电话，然后是电话公司用电脑人的声音告诉你，这家电话线已经拆除……就这样，这笔化肥生意连一分钱也没赚进，反而赔出１５００美元现金！
麦克没有责怪我，只是笑着讲了声：“你太轻信了！当初听我的话就不至于如此了！”
那些日子，我简直不相信我是失败了！我无法进餐，无法入睡。我冲进华鹏公司问华鹏老板：“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么一个叫尼古拉的倒霉公司？！现在砸了！”华鹏老板微笑着、慢吞吞地说：“商场上本来就充满陷阱和泥坑，不要这么沉不住气，这家公司在《纽约时报》上登过广告。不错，我是从《纽约时报》上看来的，能登得起昂贵的时报广告的公司并不能小看吧。再说，中国贸易中心从电脑中查了他的档案，也无懈可击。他也确实是在做尿素，但是遭到了东欧国家的抵制。再说，几千万美元的信用证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他既从中赚不到钱，也捞不到任何名利，那么，频频的东欧之行及公司庞大的开销只有靠他自己掏腰包，最后还是连一颗尿素也搞不到，只好关门宣布破产，演剧到此结束。你说，到底他是牺牲品呢，还是我们是牺牲者？不过，一般商人如果品性端正，是决不会骗去B１５００现金而给予废弃支票的，这也许是尼古拉本人失败的致命要害。他的品行不端，由此可能引起东欧国家对他的反感和联合抵制，１５００美金绝不会是偶然的事件。”
尿素生意就这么失败了，华鹏公司、中国贸易中心、湖北部在无可奈何中接受了事实，而尼古拉连一美元的定金及罚款都没付，就关门了之。几年来，一提起尿素，我眼前就浮现着千百万个农民，伸出双手，在等着粮食般地等着尿素……后来，从香港来的定单仍然不断，尿素、氮肥、钾肥……我下决心再也不接这样的大宗产品了。一有这样的客户，我立即把他们介绍给中化美（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美国分公司），我并且和中化美公司的化肥进口权威陈教授交了朋友。他告诉我，不少国内化工公司为了牟利，私自将定单交给非专业性的香港公司，将信用证开给香港公司，到头来却拿不到一颗化肥，苦了农民。他据此亲自撰稿在《人民日报》经济版上登了文章，号召各家化工公司遵从规定，将化肥定单统一经中化美总公司从美国、东欧、日本进口，避免混乱和损失。这样，购买大宗化肥的旋风，在纽约商界终于渐渐趋于平息。
从此以后，凡是像化肥、白糖、小麦、玉米这样的大宗定单，特别是从香港来的定单，我公司一律不接。我开始设法脱离纽约华侨华商的圈子，直接打入美国市场，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经商道路……
C 第三笔生意——诉讼获胜
１９８７年在做化肥失败后，我即着手进行市场研究，找“看得见的公司，看得见的商品”。发现美国大部分家用商品均是MadeinTaiwan（台湾制造），既然台湾可以制造，而台币又增值，劳动力昂贵，那么用中国大陆产品替代，一定能对市场形成冲击。我开始推销家用纺织品，样品是访问美国的国内纺织品公司留下的，有一种１１×１１的全棉小毛巾，在大陆时，夏天人们常买来擦汗用，在美国却是家庭主妇少不了的厨房洗碗巾，又不用配额（后来改为需要配额），市场上到处都有，但均为台湾出品。我查找了经营这种产品的一家很大的公司，叫JayEranro，就上门推销。每当我去一个新的公司，总是要求和总裁或负责进口的副总裁见面。由于我彬彬有礼，又是女性，一般公司均不会拒绝，见面后先交换名片，然后坐下谈样品，谈价格、包装、交货。客人永远是我的上宾，我静静地聆听客人的一切问题，然后细细加以解释。
在推销每项商品前，我都把这项商品搞得很熟，这样，当你推销新商品时，客户会认为是你经营多年的老商品，他们得到各方面都满意的回答后，就会下试定单，然后下连续大宗定单，甚至把一年的灵魂商品全包给你。JayEranro要求用一种很漂亮的彩虹纸彩带来包装他每包一打的毛巾，那种包装以前只有香港能印。为了解决在大陆印这个包装，我找了许多工厂，最后，终于由福建省拿出了美观、合格的彩带，JayEranro公司连续定了好几个货柜，我又开发了几家类似JayEranro这样的专业公司，市场由台湾渐渐移向中国大陆。
这时，我的公司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到新泽西州、康州、马里兰州……我的公司成为在中国贸易中心大楼内小有名气的一家“留学生贸易公司”。
一天，中国贸易中心的年主任介绍我去见J省部刚来纽约才几天的一位徐先生。他身材不高，不到４０岁，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诚实，精干。他一见到我，立即伸出双手，热情地说：“朱莉亚，你好！我听中心的不少人谈到你，我很佩服你的才干！我刚从国内来，带来了一项任务：开拓皮鞋市场。”他从包里取出一双双锃亮的女皮鞋、男皮鞋，看得我眼花缭乱，一面又继续自我介绍，连坐都不坐下：“我是J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以前做过皮鞋科科长。我刚到纽约，情况不熟悉，请你协助我，开拓皮鞋市场！”他镜片下的眼睛流露出焦急的光芒。在大陆，一个公司派一个人“常驻美国”，是多么引人注目啊！如果干不出成绩，或打不开市场，也是很窘迫的。我仔细地看了一下皮鞋，确实做得很精致，款式也是美国式的，头很尖，跟又细又长。我问：“多少钱一双？”徐先生讲：“CIE纽约到岸价B７．００一双。”“啊！”我叫了起来，“在Macy’s，一双这样的皮鞋，可是要卖B３５．００一双啊！”我和徐先生讲：“B７．００一双加海关税、进仓费，等于B９．００一双。到进口商手中，由进口商到批发商变成B１８．００一双，由批发商到零售店又加了一倍B３６．００一双，这个价格可以打入市场。但是，客户呢？”徐先生叫起来：“你去找啊！你到纽约时间长（二年！）对如何开拓市场比较了解，我保证提供你充足的货源，你作我的代理！我们签佣金协议，凡是做成一项，由我公司付你５％佣金！如果做成一百万美元的皮鞋，我们支付你５万美元佣金！”
５％佣金是一个最普通的数字，因为这里还包括着所有的人工费、办公费、办公室房租，还要向美国政府交税。如果是５％佣金的话，纯利润有２．５％就不错了。我对徐先生手中一双双精美的皮鞋很有好感，我说：“给我一个月时间，我来打一下市场看看！”
在这以前，我连皮鞋店也没进出过几次。我的皮鞋都是从上海带来的，又美观、又结实、又便宜。现在却要推销成千上万双的皮鞋，想一想，第五大道这些漂亮的皮鞋橱窗中意大利进口的、巴西进口的、台湾进口的女皮鞋将被“请出去”，一律换上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女皮鞋！这可能吗？似乎不可能。因为这两个国家和台湾的皮鞋已对皮鞋市场垄断了２０年以上！可是，国内的皮鞋价格便宜，做工精良，即使不能进MaAcy’s的高档橱窗，进连锁店的中、低档橱窗总可以吧！我又埋头在第五大道４１街图书馆中，在浩瀚的商业资料库中，寻找皮鞋的制造商、进口商、代理商，并且很快理出了头绪：纽约的皮鞋进口商，都集中在帝国大厦（有一半鞋商）和３４街第５、第６大道之间的几幢“皮鞋大楼”之中！
当你手中有了商品，又知道客户在哪里时，就如一个淘金的老汉，手持一把铁镐，站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面前，山上并不一定处处都是金子，山太大，山挡住了你的视线，你要不停地挖，因为金子就在这座山上！可是你挖的地方，可能挖三尺也见不到一点金！客户这么多，有几百家，怎么才能找一家愿意进口中国大陆皮鞋的客户呢！谁敢冒这样的风险呢？——当时市场上中国出口的女鞋几乎没有！就像让中国人用印度制造的手帕一样，几乎是不可思议！不过，毕竟国内的商品越来越有竞争性，而且，徐先生交给我去推销的这几十双女鞋，又是多么漂亮、精美！只有一个办法了，像淘金一样：一尺一尺地挖。背着女皮鞋样品，一家一家去敲门，连电话都不打，直上！
在美国，无论公事或私事，见人都要电话预约。可是，只要你在电话中一讲“我打算向贵公司推销中国女皮鞋”，电话立即就会被对方不耐烦地挂掉。只有上门，向门口的秘书小姐递上名片，等皮鞋公司的哪位大人物（总裁或副总裁）出来后，让他们亲自看一眼你手中这些漂亮的皮鞋，才有一点推销的可能。我凭着一种直觉，坚信中国大陆皮鞋一定能打入美国市场，一定能取代台湾货和巴西货。这不像做尿素，这是看得见的商品，看得见的客户。“这会是一次成功的交易。”每天上午，我背着一大包皮鞋走出５１９号办公大楼，冲向３４街“皮鞋大楼”和第五大道帝国大厦，都充满信心地这样对自己说。在１９８７年盛夏的酷暑中，我跑了２３０家皮鞋公司，每到一层楼，就一家一家地按铃，递名片，说明来意，等人接见。大多数公司都是看了几眼皮鞋，问了价钱，然后讲：“目前不需要，今后需要再联系。”于是我客气地收起皮鞋，告别，再按隔壁一家的门铃……有一天，我在帝国大厦密不透风的电梯中，由于过度疲劳再加闷热，突然昏倒了。幸亏有人扶我到通风的地方，才喘过气来。帝国大厦的电梯是３０年代最老式的，从１楼升到８７楼，慢慢地要几分钟，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而我还大汗淋漓地背着几十只皮鞋！我不由得想起德斯汀·赫夫曼主演的《推销员之死》。幸亏我没有完蛋，而且终于找到了三家愿意购买我手中皮鞋的公司：美国Vida公司、日本Jamaca公司和一家台湾人的Wine公司。Vida公司的犹太老板在我访问的四次中，他问了无穷无尽的技术性问题，诸如：后跟、榫头的尺度啦，皮料的裁剪啦，鞣皮革的化学原料啦，这一系列问题在一个月之前对我来讲如天方夜谭，而现在我可以对答如流。客户问完之后，表示基本满意，愿意试订一万二千双；日本Jamaca公司则提出要六种不同颜色、不同型号的样品，然后访问中国工厂，再考虑下定单；台湾Wine公司的董老板经营皮鞋２０年，和我洽谈三次后，表示要订购机票，亲自去工厂参观。董老板要的样品，我立即告徐先生，徐先生再告国内打样寄来纽约，我一收到样品便健步如飞、刻不容缓地交到客户手中……徐先生对我开拓的进展非常满意，有好几次他跟着我一起跑，又累又渴，满头大汗。他笑着说：“我是军人出身，你曾是北大荒兵团战士，不然，这个洋罪可真是受不了啊！”
在这三家公司的样品全部打好，并经客户确认后，是订合同的时候了。徐先生在中国贸易中心打了一份整整齐齐的“开拓皮鞋市场协议书”：
经由中国贸易中心J省部和JME美中国际贸易公司协商议定，由JME公司负责推销J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皮鞋，凡是经由JME公司亲自开拓并成交的客户，由J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在收到货款之后，付与JME公司５％的佣金。J省轻工保证尊重JME公司的权益，在同JME开拓的客户成交后将成交金额、交货日期等一切文件公开，信用证由JME公司的客户直接开给J省轻工。买卖双方情况均保证向JME公司公开，JME公司有权协助每次贸易的沟通与进展。
特立此约
生效日：１９８７年６月３０日
下面的签名是：
中国贸易中心J省部
J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驻美代表
徐泉华
JME美中国际贸易公司
总裁
MichaelEochler
佣金协议定好后，徐先生告诉我，J省轻工皮鞋科长江先生、王先生来纽约访问了，让我去见见他们。那天夜晚，我离开自己的公司已经是九点了，再搭上地铁去布鲁伦J省轻工小组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偏僻、不安全的区域，我一人在黑黝黝的地铁中坐着，吓得毛骨悚然，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已经是近十一点了。江科长和王科长及其他小组人员正围坐着吃西瓜。１９８７年的夏天是罕见的酷热，而我每天在酷暑下做的事只是一件：背着几十只皮鞋到处跑，到处推销！江科长见了我，热情地说：“你尽力推销，我们保证提供你的货源！”王科长看到我半夜赶来心惊胆战的样子，说：“想不到你们在国外创业还真比国内辛苦！”我向他们汇报了两个月来开拓的情况，又带着他们的许诺和鼓励，在深夜１２点半一人搭上回曼哈顿的地铁。在纽约，每２５分钟发生一次抢劫，９０％在黑夜。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地铁车厢中，内心充满恐惧。万万没想到，一年之后，江科长和王科长——我冒险去拜访的人——居然硬要赖掉合同上明确规定的应当付给我公司的佣金！在访问江科长和王科长之后，负责做女皮鞋的一位叫刘展的小姐也来了。她来到之前，徐先生特意告诉我，她是个关键人物，所有女鞋的具体业务都由她经手。我因为已经和刘展通过许多次电传，一见到她，我就把这两个月开拓出的一份共有九家有订货倾向的客户名单和三家立即要订货的客户详情告诉了她。第二天，我带她到日本Jamaca公司和总裁、副总裁会晤，洽谈皮鞋打样和价格、交货期；第四天，我请她和徐泉华先生在帝国大厦中餐馆吃饭。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这酷暑中的两个月血汗，能结出成果。据美国商业部统计：全美每年有５０万家公司成立开张，每年亦有４０万家公司宣布倒闭。在这激烈的竞争世界中，不进则退，不进则亡。我双手空空，靠的是智慧，靠的是吃苦精神。无论如何，也要把公司撑起来！不让它列入倒闭之流！在和刘展的接触中，我发现一个异常的现象，她对我的客户特别热情，而对我则特别冷淡。当徐先生交给她那份由他代表J省轻工和我公司订的开拓协议书时，她一点表情都没有，冷冷地扫了一眼，就把合同还给了徐先生。我百思不解：这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同胞，为什么一见面就对我冷淡如冰？我得罪她了？没有。我在帮她开拓客户！瞧，当她和Vida总裁在定单上签字时，当她在Vida公司设的酒宴上敬酒时，她是多么眉飞色舞、志得意满啊！小小的、短胖的身子不停地扭动，给每个人送去她那张咧着嘴的笑脸。可是为什么这张笑脸一看到我就凝住了呢？我后来问徐先生：“刘展小姐是怎么了？她和我前世有怨吗？”徐先生仍然是那个平和的微笑：“疑心什么？女同志在一起，就是事多！”我已经几年没听到“同志”这个称呼，也笑了起来：“我希望这位刘展同志看到女同胞同志的时候，也给点微笑，不然怪吓人的。”
刘展离开纽约后，Vida的合同在三个月后交了货。Vida老板是一位和善的犹太人，由于长期和台湾订货，他甚至学会了几句国语。有一天，他用中国话对我说：“你是一名很能干的、不平凡的女人，你愿不愿意为我的公司工作？我出四万年薪一年。”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Oeeer（开价），以后我又遇到过不少客户的总裁请我为他们工作。能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是吸引人的，可是我深知你拿四万，必须干出一百万！这份巨大的压力还是用来经营我自己的公司好。我相信我不久后就会挣上不止四万，远远不止四万美元！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是自由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老板！这份在金钱之外自由自在的感觉，是我所珍视的！Vida老板拿到货之后，非常满意。而他原来在台湾的皮鞋厂一直供应了他２０年的皮鞋，现在一看到他转向大陆买鞋，急坏了，立即取得香港护照，在珠海开了一家合资皮鞋厂，向Vida公司提供最好的价钱。这样，Vida又从J省转到珠海。在第一批也是Vida仅有的一批交货中，我拿到了五千美元佣金——因为Vida的合同是在纽约，当着我的面注明C５，并根据开拓协议书，我手中有一份合同副本。但怪事很快发生了。正像我遇到刘展那副冷面孔时有所预感那样：由我安排去J省访问刘展并参观鞋厂的日本JaAmaca公司、台湾Wine公司，均去后再无音讯。有没有订货，订多少双皮鞋？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打了无数份传真、电传给刘展，一律不予答复。我脑子里立即想到：“我被跳过了！真可怕，她果真这么干了！”我先去找了Wine公司，黄先生正在那里给刘展发传真。我对黄先生说：“你这次去石城成交的数目、合同细则是应当告诉我的。不要忘记我是代理。你去石城访问都是我们JME公司为你事先安排的。”黄先生一改以前热情的态度，冷冰冰地说：“你去问刘展好了！”我咬住嘴唇一言不发，他们俩看来已串通好了！没料到，在一旁为黄先生打字的黄太太叫了起来：“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周小姐跑了一个夏天，连咱们门槛都快磨光了，现在订了６０００双鞋，又不要我们付她一分钱佣金，为什么不告诉她？她的佣金该谁付谁就得付！在美国，谁不得靠生意吃饭？！”这一番话，说得黄先生既尴尬，又脸红。他嗫嚅地对我讲：“我去石城后，刘展连你的名字、你的公司，一个字都没有提起，并且让我今后一切业务直接和她联系。”他拿出那份正在发的传真说：“可是，这份传真我连发了三天，她一个回音都没有，干脆，还是你去帮我催货吧！”他又取出一大堆文件，说：“这是合同，这是打样书，你全拿去看看吧！我太太讲得对。干事要在理，要不是你来了这么多次，我也不会想到要去大陆买皮鞋。”
就这样，这位台湾人的“良心发现”，使我拿到了所有的定单和详细资料。我立即给刘展小姐写了信，向她声明：这批合同已由客户交给我，客户并催促发货。而刘展仍然沉默着，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似的。无论发什么传真，均一概不回音。我又打电话给日本Jamaca，一位美国副总裁露了信息：用我递给他们的样品，他们向J省轻工订了８万双女皮鞋！看来，刘展真要把我一脚踢开了！
我找到中国贸易中心徐先生。“这怎么可能？”他说，“我们有开拓协议书，你花了这么多工夫，佣金一分也不会少的！”我已经很多日子没见到徐先生了，我问：“你这些日子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你！”徐先生的脸色变得苍白，他嚼着茶，一言不发，看来有什么心事使他不安、忧愁。我又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啦？当初你找我帮你开拓皮鞋，不是雄心勃勃吗？这份合同难道不是代表你的公司和我签的吗？”徐先生叹了口气，终于慢慢地说：“有人向J省轻工领导汇报了，说我在纽约和你——一个女留学生过于密切……请原谅，我不能常常见你，不然，我在纽约呆不下去了……而且，我回到石城也呆不下去了！”
“你这是在说什么？”我的脑子里轰地一声炸了起来，“那么，这份开拓合同也变成了一份情书，因而无效了，是吗？”“请不要这样说，”徐先生语调沉重，“你、我都知道，那是无稽之谈，可是中国的情况你也知道，你怎么能说得清呢？下个月我就要回国内出差，现在我很忙，请你直接和刘展联系吧，她不回音，就找江科长、王科长，你是见过他们的……不要来找我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话：这份开拓协议书是有效的。”我望着徐先生那张消瘦的、痛苦的、苍白的脸，他来纽约一年都不到，已经瘦得那么厉害。有多少次，他跟着我跑，用他那不太流利的英语和我的客户谈判，常常忘了午餐，忍饥挨饿，每天吃的是从宿舍带来的一小碗白饭，一小盆酱菜，鸡蛋，连一罐汽水也不舍得喝；常常是为了节省地铁的一个硬币，他迈开那军人的大腿，在曼哈顿横跨几十条街，在酷日下走着，几乎是奔着，从一家客户，到另一家客户。凡是经我开拓的客户，只要有希望、有诚意的，他都要亲自访问，而客户的打样一到，他就跑到离开中国贸易中心只有一街之隔的８大道５１９号我的公司，和我一起带着鞋样，冲向客户。半年多来，女鞋客户从无到有，定单已接了近１０万双。而他从没有接受过我一分钱的礼物，却突然隐匿，突然避开我……
“徐先生，你放心！谁都不会相信这种胡说的！我先生麦克博士和中国贸易中心的人们都很熟悉，也常常来，你们也是朋友，怎么可能有人相信那种随意编造的谎话呢？”
徐先生的头低得更低了。他看来真的已经被伤害了。他讲：“朱莉亚，如果你信任我，理解我，请你马上离开我的办公室，我没有办法讲清，我知道你和麦克先生会很生气，但是，这不是我的错。只有一个办法，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
一个月后，徐先生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１９８８年我和麦克到石城去访问时，听说他已经被调离外销岗位，负责搞货源，尔后又调离了外贸公司。对这么一个老实、忠诚的复员军人的遭遇（他以前从军事外语学校毕业），我至今不能理解：究竟是一种什么魔力，把他一下子打入冷宫？
徐先生离开纽约后，我立即盯着日本Jamaca公司不放，那位告诉我在J省石城订购了８万双女鞋的副总裁大卫先生，是个蓝眼睛、金头发、生性快活开朗的美国人，我第一次“敲开”这家公司的门时，就是他。当时我看那大理石的门厅，典雅的鞋廊布置，以为是一家有名望的美国名鞋公司。后来大卫告诉我：这是一家日本皮鞋公司，而这公司的总部则和“三井”、“三菱”并驾齐驱，在全世界设有二十多个办公机构。以后，大卫把我介绍给这家公司的总裁和负责进口业务的副总裁。这些矮个子的日本人，讲着带浓重日本口音的英语，小眼睛转来转去，摸不透的样子。我来来回回发传真，递鞋样，设计包装……直到带刘展来访问，已来了不下几十次，直到两个月前安排好Jamaca访问石城和访问春江皮鞋厂的时间，告诉刘展接机时间，人员安排，行程……两个月后，一切竟化为泡影，无论是刘展，还是那两位日本人，都不再搭理我！
我找到了Jamaca副总裁、蓝眼睛的大卫，因为我知道有着良好教养的美国人，是不太会干出那种卑鄙勾当的！
大卫果然不设城防，一五一十地告诉我Jamaca公司在J省下定单的情况，还把订货的各种款式、照片、价格全部指给我看——我来访问前，通过前台女秘书知道了那两个日本人不在。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见大卫，而大卫也果真把他的两位东亚上司和刘展串通在一起企图跳越我一事和盘托出。在他眼中，我是第一个开拓人，我仍是代理。他认为我有必要知道一切订货详情，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证货物质量和准时出运。于是，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在大卫那里搞到了一份全套详细的订货资料。
１９８８年，当Wine刚开始订第二批货，Jamaca已经在订第三批货时，我和麦克来到石城。当我们从下榻的饭店驱车来到J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时，人们刚刚上班，我马上拨通了电话，通报了我们的姓名，然后坐在办公室中等候。过了半个钟头，竟然不见一个人下来见我们。我又给刘展打了电话，对方讲刘展太忙，不能接待，于是我们又等了半个钟头。过了整整一个小时，在那个１９８７年夏天的深夜，我独自去拜访的江科长、王科长终于来到办公室，他们脸色深沉、冰冷，仿佛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似的，坐下后第一句话就是：“徐泉华和你们签的那份合同书无效，因为我们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不对！”我立即纠正，“这份合同书签好的当天，就传真给了贵公司，而且刘展小姐来纽约时，我亲眼见到徐泉华又交给了她，她看后还给徐泉华，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不表示反对，并不等于表示赞成。”王科长站了起来，“我们不能给佣金，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向我们总经理反映好了。”
江科长和王科长就这么走了。见面连五分钟都不到，而刘展呢，直到傍晚下班时，她始终没有露面！再也没有露面！我和麦克找了总经理林先生，拿出了徐泉华当时和我签的开拓协议书，我问：“为什么到现在才是无效的呢？Vida公司做成了一万多双，佣金也付了，就是根据这份协议书付的，而不同的是Vida的合同是在纽约签的，而我的另外两个客户是通过我公司安排来到石城签的。难道在纽约签合同，佣金就可以付，在石城签合同，佣金就可以跳掉？”
林经理连连说：“要研究要研究。”他的建议是，让我们先回纽约，等他们了解情况、研究好了后再告诉我们结果。我们回到纽约后，又通过海关查出了经J省轻工皮鞋部出口美国的数量、交货期。又不断地派遣我的亲友代表我公司去和J省轻工打这场不上法院的官司。我写了厚厚几十页的材料，附有我公司客户的旁证及一切合同文件，同时写信给J省外经贸委、J省委和石城日报报社，反映了这个公开违背合同的事件。终于，在１９８９年夏天，J省轻工承认错误，总经理林先生的调查结果是：
“由于刘展个人的作用，在这件事上引起了混乱，我公司予以道歉，立即支付JME公司佣金，并请谅解、合作。”刘展个人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作用？是哪一根杠杆起作用？感情的？嫉妒的？女人与女人间的？而在她后面的又是什么？这是一团不可解的迷雾，正如徐先生突然隐匿，又突然离去一样，令人费解！令人感叹！令人深思！
复杂的中国人啊！复杂的人际关系！
在麦迪臣大道中国银行的窗前，当我把这张８５００美元的佣金支票交给柜台小姐时，我突然告诉她：
“这张支票里，有一个人的故事，和另一个人的命运。”我指的是我，还有他，那个至今不知去向的徐泉华先生。
D 在第五大道上骑自行车的女人
来美国四年，我仍然对纽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从小在大城市上海长大，熟悉了南京路的繁华，淮海路的幽静。少女时期，当我心中不平静时，常常独自在附近的淮海路上散步。走过小时候曾朗诵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盖斯康大楼幼儿园，如今已成了美国总领事馆的外宾公寓；走过音乐学院高大的红墙，聆听着从那幢哥特式尖顶的古老建筑中传出的一阵阵悦耳的肖邦的钢琴曲……当我在１９８５年决定要出国留学，骑着自行车到人民公园附近的上海图书馆查找美国大学资料时，我抱定一个信念——纽约，只去纽约，只上纽约的学校！于是我把二十几所纽约市和纽约州的大学地址抄下，全部发了申请书，最后被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院录取。我隐隐之中感到纽约和上海有着同一个灵魂。只有到了纽约，我才不寂寞，只有到了纽约，才有我施展才能开拓道路的天地！“到纽约去！到纽约去！”１９８５年，这个呼唤在我心中，正如同１９６９年冬天，我和我的朋友们领到新发下的黄棉袄，跳着，喊着：“到北大荒去！到兵团去！”到纽约那年，我已经是３４足岁，而不少见到我的美国人，包括我的美国担保人柯比夫妇，说我看上去最多像二十八九岁，这大大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到了１９８７年秋天，当金黄的落叶飘落在纽约第五大道宽阔的路面时，我决定买一辆“詹尼”牌女自行车，用我在中国娴熟的车技，为我的JME公司创业开路。
１９８７年下半年，在为J省轻工推销女皮鞋的同时，我已经在开拓更广泛的家用商品市场。客户越来越多，来样定单、电话、会议……那些美国商人，都把我当成一个大公司。他们都太忙，从来都不到我５１９号街的办公室来。何况，他们是买主，通常只有卖主访问买主，而那些买主们只要一个电话，我这个卖主或者是卖主的代理就必须立即赶到。可是从第八大道到客户集中的第五大道，要穿过第七大道、第六大道、百老汇，连走带跑也要半个钟头，而每天这样临时召集的会议不止三四个！我突然想起了自行车——在上海时我每天必不可少的好伙伴。
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大街上，轿车如流不断，而夹在轿车的一点空隙中骑自行车的，通常只有两种人：送饭菜的饭店外卖工和给公司传递文件的信使。纽约的自行车可以闯红灯，可以随处停放，但骑车的人却少得几乎没有。因为要驾驶一辆自行车在每分钟４０码的疯狂的车流中穿行，不亚于在惊涛骇浪中驾一条无帆小舟行驶一样冒险。但我深信我在上海淮海路、四川路、常熟路、静安寺——比纽约第五大道狭二三倍的马路上训练出来的车技，能使我骑于不败之地。１９８７年秋天，当金色的落叶飘落在第五大道的柏油马路上时，我穿着那身从上海华亭路时装街买来的红色衣裙，将文件皮箱往“詹尼”牌——一辆宝蓝色女式自行车的车座后一放，便冲进了第五大道的“车海”——从此，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每天上午，我都骑着我的宝蓝色的“詹尼”，让纽约的清风吹着我的长发，在第五大道上奔驰。我发现，我始终是这里骑自行车的唯一的女人！“有自行车太方便了！一半的纽约在我手中了！”我感叹着，而这一切都归属于纽约的可爱。纽约，对一个商人来讲，真是太可爱了！纽约是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商业金融城市。全美国五十多个州的商品贸易，只有纽约是源头，是中枢，是纽带！而纽约这个商业中心，又由资本主义的上帝所规划得如此整齐——就看这一条街，世界闻名的第五大道吧：第２０街是礼品大厦，全美国，全世界的礼品商人都在这里打转；第２３街是玩具大厦；第２９街是家用纺织品大厦——我讲的做毛巾的Jay Eranro和许多著名的海滩浴巾、窗帘、台布商，都集中在此；第３２街是集中皮鞋商和服装商的大楼的帝国大厦；第３０街是专做皮包生意的皮包、皮箱大厦。每走进一个大厦，就有几十家、上百家公司展现在你面前，其中有经营百年的名牌公司，也有国际性连锁进口公司，而经营这些公司的，几乎都是身缠万贯的美国犹太人！１９８８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由一开始的劣势转为优势，其原因之一是有一大批美国犹太人商业财团的鼎力支持。这些犹太人大多是在美国出生，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家庭式或家族式的经商方法，在几十年中占据了美国商品社会的一块块重地。而我，则拿着Made in China的产品，来敲这一块块重地的大门了！那时每当我敲开一扇大门，打出一项商品，我就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我想，纽约，才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蕴藏着无数宝藏！需要的只是一项：开拓！我想，如果中国政府向第五大道派遣一万业务人员，像我这样一家家地敲门，递样，打样，成交，运货，然后橱窗中、商店中的商品，都由Made in Taiwan，Made in Japan……而变为Made in China；那么，中国大陆不是可以和台湾一样，由外贸刺激而富裕起来了吗？随着国内产品地位的建立，中国人的威严和自尊、自信不也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了吗？我曾遇到一个美国人，他告诉我：他尊重日本人，因为他所有的家庭电器，包括他的TOYOTA小轿车，都是日本制造的。他是在纽约４９街洛克菲勒街心花园对我讲这句话的，当时他把我误认为是一位日本姑娘。
１９８８年初，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商品，那是我在一家百货商店，由一瞬间的回忆和思维所得到的启示。“思维即是财富”，讲这句话的林语堂老人，当他叼着那根著名的烟斗，在他那所简陋的书房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时，我还没有出世，我的父辈还只是孩提时代。七十多年后，当他已安眠九泉之下，那本常在我枕下的书，仍给我一种熨帖人心的温暖和人生启迪。我曾梦想成为文学家，而我脑子中那点文学的思维却成不了财富，思维出的产品——那一叠叠厚厚的稿子，都在我出国前送进了我们家门口的废品回收站。从此以后，我认为自己在文学的大门口永远是一个怀着崇敬的心情，抬起头来仰望的人。那些文学大师也不时地来到我这个大门口，对我洒下几滴智慧的泉水，或者伸出手抚慰一下我的心灵，使我灵魂中剩下的那几颗脆弱的文学细胞，不致于淹没在格格不入的商患之中。
我的灵魂，不是商人的灵魂，我早知道这点，因为我太眷恋我出国来美之前的一切生活痕迹。可是，在商场上，美国——这个黄金帝国，对“思维”所予以的慷慨馈赠，又使我不时惊叹！那天，我在百货商店中，发现了两条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用木珠穿起来的门帘。我望着这两条人工编串的、制作精美的门帘，不由回想起在中学下乡时，我在虹桥公社曾看到一个老奶奶，在黄昏中用一只只磨得很光滑的木珠和中间打通孔的桃核，在穿编一个自家用的门帘。她穿得飞快，嘴巴还哼着一种农村小调。我问她：“这是用来干啥的？”“挂在门口上，好看啊。”不一会儿，她果然把一个散发着木竹清香的门帘挂在了我们住的那间屋的门口。“晚上不用关门啦。”老奶奶慈祥地对我说。那天夜晚，我躺在干草铺的地铺上，望着老奶奶编的门帘，望着门帘上的月亮在缓缓穿行，不由想起我那关在隔离室的妈妈和在干校受审查的爸爸。我睡不着，就这样躺着，望了大半夜的门帘——老奶奶亲手编串的门帘，和门帘外的一钩冷月……
“你想买这门帘吗？”一个售货员走到我面前，打断了我的沉思。“不，我不买。”我急忙答道。那售货员微笑了一下走开了，我立即想到：这个商品，中国完全可以做！我迅速看了一下商标，果然，Made in Korea，又是南韩制造的。再一看价格，好贵！B３０．００一条！我立即想到了老奶奶那双飞快编帘的手，她一定是从做姑娘起，就熟悉了编这种乡间工艺品。木珠、竹珠、桃核，中国到处都有。对一个农业国来讲，这些原料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而美国人又偏爱手工编制的东西。在瞬间，我决定了：“做木珠门帘！”
我拿出笔，迅速描画下木珠门帘的尺寸、款式。每次到百货商店，我都带着纸和笔，以便看到什么中国能够出口的商品，立即把款式和标价记录下来。在美国，有一些公司还专门招了一些“间谍顾客”，他们每天到各大百货商店去，东看看，西走走，随时把新的产品，新的款式和标价、产地记下。这样来掌握市场动向，为设计和推出更新的产品作参考。而商店老板最反感的就是这种“间谍顾客”，因为一旦间谍顾客的公司设计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类似款式，在大街对面另一家商店挂出，那么这家被侦察商店的成千上万件商品，转眼间便会变成为推销不出的库存货。美国商场的竞争，到了一家家商店，就变成了一个个前沿阵地，谁有顾客谁称王！我拿着本子，精心描绘着木珠门帘的款式，又不时地向四周张望，提防着店堂经理发现我这名间谍顾客，把我撵出去，那心情真是紧张得不亚于一个真正的间谍在作案。画完后，我对尺寸的掌握还觉得不满意，又拿出皮包中的皮尺，丈量着木帘下摆的尺寸。“你在干什么？”突然响起一声怒吼，把我吓了一大跳。只见一个长得五大三粗，没有系领带，白衬衣领敞开的西班牙裔男子汉，站在我身后。“你在画什么？”他指着我的本子问。“素描。”我说，从容地收起本子。“听着，你在这里转了半个钟头了，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买这条门帘，可是今天不能买，我的钱不够。”那人听了，放心地舒了口气，“那你画这个干吗？”他放低了声调问我。“因为……因为我太喜欢了！我怕被人买去。”“不用担心。”那个大汉的脸上绽露出笑容：“我在南韩有工厂，每个月运来好几万条，有的是呢！什么款式都有！”“好！”我急忙说，“明天，请你多拿出一些款式，我一定多买几条。”“对啦对啦，一幢房子，前门后门、走廊、厨房都挂上这上等的手工艺品，才棒呢！”我一看他已经在向我推销，态度和气，一颗怦怦跳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当天晚上，我给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发了传真，向他们发去我在商店中描绘的木珠门帘尺寸、款样和要求（每个２０尺货柜可以装二千条）、报价。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音，每条果真不出所料，只有６美元。如果按进口价、批发价到零售价倍增，也只有２０美元。太棒了！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到了那家百货店一下子买了五条不同款式的门帘，架在自行车后，带回５１９号办公室。我跪在地下，把每种款式都重新设计了一下，因为决不能复制别人的款式。我把每个经调整后的新款式，用颜色彩笔画在五张白纸上，再用胶布将每份新款画样贴在原始样品上，然后跑到邮局，花了上百美元，把这些样品用国际快邮统统寄回国内，要求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款式全新、质量优美的门帘。
为了使这项产品打入市场，我既不能把价格提得太高，又不能卖得太低，而失去市场平衡。于是，我决定在每条上加２．５美元的差价，卖８．５美元一条。这样，到商店也只有２５美元以下，比南韩货显然有竞争性。商品到手了，价格也敲定了，卖给谁呢？我不由想起那个魁梧的西班牙老板。“不，不能卖给他，他在南韩有工厂，当然只能出自己的货。”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给美国东岸所有的窗帘公司、门帘公司打电话，可经营这品种的公司实在太少了，有的公司只要几百条、几千条，而我的目标，是要找到一家每月固定进上万条的公司，才能和南韩匹敌！
终于，我在第五大道找到了一家综合进口商，也是美国东口岸最大的门帘进口商。他原来每年都从南韩进口木珠门帘，由于价格高，又遇到那家在南韩自备工厂的西班牙商的竞争，正苦于没有出路。我开着汽车，把从中国大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快邮来的几十条木珠样品往D．C进口商面前一放，又报了价，那个花白头发的美国犹太人眼睛里放射出光芒：“太好了！真想不到中国能做出这么好的门帘！”他把每一条门帘拿起，细细地摸着每一颗珠子，无论磨工、漆丝还是款式，都不比南韩的差；而且在那五条门帘的基础上，我又和工艺品公司设计出了十几种全新的、更别致的款式，难怪这位做了几十年手工艺品的进口商要爱不释手。但是，当他的视线停留在我刚才撒下的一大堆纸盒子上时，他的眉头皱紧了。他问我：“包装呢？包装在哪里？”说着拿起一个粗糙的黄硬板纸盒，“这就是包装吧？不！不！我们不能买这样的东西！”他走到另一个办公室，拿出一个有印花商标的彩盒，说：“要这样的包装！知道吗？包装像一个人的衣服，像这样的黄糙纸盒，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没有一个顾客会要！绝没有人会要。也许在中国有人要，在美国，决不会。”他神情坚定，一连说了许多个“不”，眼睛里刚才放射的那片光芒，又被一片愁雾挡住了。１９８１年，南朝鲜工商部对日本、中国大陆、香港等在欧洲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价格便宜、品质优良、出口销售手段、交易信用、商品包装等十二个项目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只有“价格便宜”这条，中国得了第一，其余十项都名列末位。而商品包装一项更是标上了注脚：“因包装不符合欧美市场需要而未能成交的合同占２０％以上。”好吧，我接过D．C进口商手中漂亮的包装盒，咬了咬牙，讲：“我会拿这样的盒子来见你的。”
中国幅员辽阔，太大了，几十个省，几百个城市，有的地方能出产漂亮的商品，却印不了包装；有的地方引用进口机器，能印出包装，却没有原料来源，出不了商品。我带着门帘，带着印花纸盒飞回国内四处寻找，终于在出产门帘的地区找到一家工厂。三周内印出了漂亮的、和进口商要求一致的纸盒。当我赶回纽约，又驱车赶到华盛顿时，已经是一个月的最后两天了。如果这个进口商在南韩又找到了新货源，那么这些日子的心血就全部白费了！在D．C进口公司的展品厅中，我搬出几盒明亮夺目、印着漂亮图案的彩盒，又打开彩盒取出门帘，D．C老板哈哈地朗声大笑起来，他拍着我的肩膀，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叠电报电传说：“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瞧，南韩的厂商都快急疯了！你要再不来，明天，我就要给他们下定单了。”说完，把那一大堆文件往旁边一推，“好吧！让他们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吧！我倒要看看，从今以后，中国大陆的门帘和南韩的门帘哪个走俏！”
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和D．C进口商讨论定单，回到５１９号办公室又将定单整理归类，然后骑车到３３街邮局——两个月前我曾寄出五件木珠门帘样品的同一邮局，将定单装入快邮信封寄给国内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走出邮局，我如释重负，跳上我的宝蓝色的自行车，唱起一首我在北大荒原野上爱唱的歌：
小鸟在前面带路，
风儿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到花园里，
来到草地上……
自此，到１９８９年底，我向D．C进口公司出了５０个货柜的木珠门帘，挣了一笔可观的佣金。今天，当你走进各个商店，只要你看到木珠门帘，我敢打赌，那上面的商标一定是“Made in China”！因为，自从D．C公司向国内购买木珠门帘后，国内各个口岸都竞相向美国出口门帘。由于价格、质量都占优势，短短几年时间，南韩的木珠门帘几乎不见踪影了！
思维即是财富。瞧，由思维产生的花朵盛开得多么鲜艳！有时我想，如果在中学里我没有去虹桥公社劳动，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用手编串木珠门帘的老奶奶呢，如果我进了美国百货公司，就像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只是走马观花，漫不经心，或许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两条悬挂在百货大厅中的门帘，那么，当然木珠门帘也绝不会给我带来这么丰硕的财富。
生活啊生活，不论什么样的生活，实际上都是由两种生活合成的——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而我们的行为也显示出一种双重的忠诚。
我想起１９８５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宇航中心，一进门看到那个用航空铝合金钢制作的巨大门扇上，刻着这样的一行字：
“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
那时我到佛罗里达，是因为纽约中国城的一家职业介绍所介绍我到佛州棕榈海滩的一个百万富翁家当佣人带孩子，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被老板娘解雇了。我的担保人知道后，立即买了机票让我飞到离棕榈海滩二小时航程的泰德市，然后，好心的担保人带我去参观、游览佛州各地。我那时几乎身无分文，打工的钱都寄回上海去还那张赴美机票的债了，心事重重地跟着担保人全家来到肯尼迪宇航中心，这句话一下震动了我，我立即铭刻在脑子里：
If we can dream it，we can do it．
我的一位老朋友在虹桥机场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在美国干不好，怪不得别人，怪你自己啊！”
E 商场风云：陷阱与泥坑
在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报告文学》杂志上，刊登着我采访上海市外贸局几位外销员的报告文学：《打开国际市场的人们》。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谈判，是外销员们每天要碰到的事。
——你看他举起了米兰红葡萄酒，席间闪烁其词，充溢着东道主的古道热肠。谈判桌上，却突然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让随行递上他的名片，他懒怠地同你握手，脸上浮现出豪门贵族那种矜持的微笑。可你注意那双眼睛！瞳仁里闪烁着狡黠，目光像黑夜的电光，在瞥视你的瞬间，他已经洞察了你的才智、能力、追求以及成败的机会率；——他不和你谈生意，却和你谈毕加索，谈格什温，谈总统竞选和石油危机。突然间他沉下了脸，吐出了几个冷冰冰的字：退关、赔偿、诉讼！
美国人的幽默，法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圆滑和日本人的机警，你都要应付自如。你既要有商人精于计算、巧于酬酢、入木三分的刻薄，又要有政治家那种熟谙人情世故、周旋于显赫人物中间谈笑风生的潇洒风度；你的思路应该是清晰的、集中的，你必须把抵御虚假的威胁和粉碎暗藏的诡计的本领训练得炉火纯青。”
１９８４年，我还是上海外贸局的一名医生，每次外销员出国回来，都到医务室来津津有味地回顾他们的海外之行。我总是听得感叹，听得入迷。后来我想，为他们——这些外销员们，写一篇报告文学吧！于是，四个月后，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了。后来电视台、电影厂都来找过我，要我改编成电影剧本或电视剧本，我却已转念一心联系出国，终于没有完成……而现在，我本身在美国已经卷入了这股商业竞争大潮，所见到的事，已比我在那篇报告文学中所写的更惊心动魄，特别是亲眼看见一些中国政府派来的公司的荣衰，体会到同行老友失落破产的焦虑和痛苦。在这股竞争大潮中，一个判断的错误，就可能断送整个公司的命运！
到了１９８９年，中国政府已陆续派出不少常驻美国的独立机构，世界贸易中心内各省的机构也陆续搬出中心大楼，另辟独立公司扩大业务。第五大道上，正像我１９８７年曾幻想过的那样，国内一个个省，在一个个美国商业集团对面安营扎寨起来。
第１７街是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第２２街是天津市公司，第２９街是山东省公司，第３１街是广东省公司，第３６街是上海服装公司，第３７街是河北纺织品公司……而所有这些公司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第五大道３２街上的美中技术公司。这是由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纽约华商合资开办的一家公司，办公室占昂贵的第五大道办公大楼的整个两层楼面，每天该公司均登出醒目的广告。美中技术公司不仅做进出口贸易，还做旅游、国外买单国内取货，并设有礼品小卖部、电脑贸易部、商品陈列部……从大陆来纽约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去过这家公司，买廉价礼品、订机票、买大件、做贸易……那里的人川流不息。可是突然有一天，在报纸上报道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美中技术公司倒闭了。”
两笔生意的判断失误，决定了美中技术公司的命运。有一次，华鹏公司老板向美中华经理推销一批马口铁。国内每年出口大量食品罐头，非常需要这种制罐头的金属材料，而华鹏老板从没见过马口铁，连马口铁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也不知道便向美中推销。这时正好上海五矿来美国找美中技术公司买马铁口。美中华经理一听说华鹏老板有马口铁，忙说：“买呀，我们正在找马口铁。上海五金矿产公司小组刚来过，要订５００吨呢。”上海五矿来美国买马口铁，怎么不找五矿在新泽西州的总公司，而找美中呢？可能是美中规模大、影响大，才吸引了国内小组的订单吧。华鹏老板从来没有见过马口铁，只是听他的一位熟人穆先生讲的，那位姓穆的手中有马口铁。一听说美中感兴趣，华鹏老板立即把穆先生找来。穆先生讲，他也没有见过马口铁，是他认识的一位台湾商人，在新泽西州经营废纸品和马口铁出口。这样，转了这么多个弯子，总算由姓穆的先生搞来了马口铁的规格、报价，正好符合美中技术公司的定单要求。
“买了！”华经理讲，“信用证开给谁？”
穆先生说：“开给新泽西州台湾吴先生，那里一个月内交货。”并交给华经理一份由吴先生签字的售货合同书。
“好！”华经理很高兴交货这么快，他对穆先生说：“你打个电话，告诉那位台湾吴先生，我们买下了。”
我在旁边捏了一把汗，根据我的直觉，这样转了几个弯子的订货常常无法驾驭。我忙说：“华经理，先不要开信用证，要亲自看看货到底怎样才行！”
华经理对穆先生讲：“你和台湾吴先生约一下时间，下周一去看货，怎么样？”穆先生立即给吴先生打了电话，对方一口答应。
到了下周一，秘书小姐告诉华经理，吴先生病了，不能接待美中验货。又过了一周，吴先生又出差了。这样拖了两周，眼看影响交货期，上海那里的电报一份份急催，穆先生也口口声声向华经理保证货没有问题，质量包在他身上。华经理事务颇多缠身，相信了穆先生的话，下了指示：立即开出二百万美元信用证。并催对方立即出货。两个月之后，货到了上海，又过了一个星期，上海五金矿产公司提出了法律诉讼：他们收到的是一堆生锈的废铁。废铁的周围塞了些二等品马口铁，躲过了海关和商检局的检查，而打开货柜内箱，是一堆沉重的无法使用的钢铁垃圾！
上海诉讼美中，美中立即转诉卖方，控告台湾商人吴先生，而吴先生拿到了二百万美元的货款已逃之夭夭，贸易公司也关门了事。美中委托的商务律师所，在追查了吴先生半年之后无结果无下落，只得告诉美中：“此公司已关门停业。”这样一桩生意，美中在赔了上海二百万美元的基础上，又赔上一大笔律师费用。穆先生这时也不见了，美中与穆先生没有合同，也无法追究他。华经理后悔不已：“当初去看一下货，就不至于上当了！”
又有一次，一位在中国城开诊所的上海籍医生，找到美中，告诉美中丽莎经理——她是合资的私方代表，他的一个病人是一位服装进口商人，想和中国做二十万件丝绸服装的生意。这样巨大的数字，立即吸引了丽莎，她五十多岁，精明干练，立即问：“客户在哪里？我要亲自访问他的公司。”这家公司就在离美中只隔几条马路的曼哈顿第五大道附近。丽莎见了那位犹太老板，看到他的公司规模还不算小，以前专门从南韩进口女装，就立即和他详谈二十万件丝绸女衫的定单。
“你必须开信用证，”丽莎告诉犹太商，“我们给你打样、报价。一旦经你确认，你要在三天内将信用证开到国内丝绸进出口公司。”同时又确定了佣金条款，由客户收到货后立即支付５％的佣金给美中。如果以每件女服十美元计算，二十万件即二百万美元，５％的佣金即十万美元，而国内再付５％佣金。那么这笔生意如果做成，两面拿佣金，美中即可得二十万美元。真是不可多得的良机！
一个月后，样品到了。丽莎拿着样品奔向犹太人，他看了很满意，对价格也表示接受，一切表现得谦恭、随和，丽莎被这个犹太老头儿那副胸有成竹的神态镇住了。一般成衣商总是挑剔、压价，可他不，你说什么价，就什么价，连争议都没有。三天之后，客户开出一份LCC，国内银行收到后，又用电报退回来。原来LCC上有一条款：“在收货后６０天付款。”国内不接受，按惯例是收货后应立即付款。丽莎去找犹太老头，老头讲他和南韩做生意都是６０天付款，有的还９０天付款。“我们只能开这样的信用证，先卖货，再付款，不然……”犹太老头把定单从丽莎手中拿过来，说：“如果中国不接受，我们还是向南韩定，这个单子就算取消了。”丽莎一急：“这怎么行？好不容易搞了一个月，一切都妥了，怎么能就此了结？”她立即伸手拿回那份定单，紧紧地攥住，“不，这个定单要做。”她斩钉截铁地说，“这样吧，我们公司开信用证给大陆，你６０天后付款给我们。”犹太人闪着亮亮的蓝眼珠问：“我公司不用开信用证了？”“你开６０天也没用，我们签个合同吧，你保证到货后６０天付款！”“行！行！”犹太老板让秘书打了一份合同，匆匆签上字递给丽莎，丽莎拿着合同直奔４９街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使出她那５０岁女人尚存的风韵和果断，同信用证部主任、经理周旋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赶到中行，在种种贷款条约上签字，终于通过了信用贷款大关，向中行贷款二百万美元，并立即开信用证给国内丝绸进出口公司。
货到了，丽莎清关、付税、组织几辆卡车运到犹太人公司。犹太人一拿到货，以前温和文雅的笑脸一下子全变了：“怎么交这样的货？领子怎么这样？扣子怎么这样？……你拿回去吧，这样的货我们不能付款！”丽莎愤怒了：“领子、扣子，一切都是你确认的！不要找借口！这笔货你必须收下，６０天后付款！”丽莎把货卸下就走了。
６０天中的每一天，她都焦急不安，向中行借的二百万美元，到了６０天必须付清，如果犹太人赖帐，她拿什么还中行？６０天过去了，９０天过去了，半年过去了，犹太人始终一分钱也没付。丽莎逼急了，请了三个律师，正要拿案子上法庭对簿公堂时，犹太人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则广告：
“根据法律第１１章，本公司宣布合法破产。”
在美国，宣布破产就意味着一切欠款可以由此一笔勾销，破产只是公司，不必拿私人财产作抵押。
经过多方调查，这个犹太人经营南韩进口女装已亏本多年，并欠南韩厂商一百万美元，这次拿了二十万件中国大陆女丝服，以二等品廉价卖出去，还了南韩的债，然后宣布破产，老头子到乡下领政府养老金去了。
这笔生意，犹如诈骗案，美中连本带利赔了２１５万美元。马口铁和女丝服成了两个惨败的“滑铁卢”。失败的要害是轻信，因而陷入泥坑。１９９０年，美中由于负债过多，终于关上了它在第五大道３２街上那炫目多时的铝合金大门。因为它是中资公司，它欠下的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的债务，都无法用美国法律破产法八条来包容。那么，中国损失的钱，该由谁付呢？
１９９０年，美国经济衰退，失业率迅速上升，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国际市场充满着坑洼和陷阱，虚弱和危机，祸害和混乱。而新的公司，仍然在不断地成立。人们雄心勃勃，每天在这块美利坚国土上施展着“雄才大略”，上演着一幕幕商界浮沉的悲喜剧。
１９９０年春天，在百老汇３７街一幢著名的时装大厦的第１８楼，一家新的公司开张了，公司总裁黄先生邀请我去参观他取名为“HBT”的公司。这家公司是H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和美籍港商龙先生合资开办的。公司看上去就气派非凡，水晶玻璃的大门厅，门口是金发碧眼的秘书小姐，每一间办公室都摆设着崭新的桃木办公家具和西方气派豪华的皮沙发，墙上悬挂着烫金雕刻的古典西方油画。进进出出的除了两、三个中国人外，都是蓝眼睛高鼻子、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我问黄先生：“怎么公司里这么多美国人？”H省服装公司派来的黄先生爽朗一笑：“这都是我们公司以高薪雇来的雇员，现在美国失业率这么高，我们一登广告就找到了一批高水平的推销员！”“你付多少钱给推销经理？”我禁不住进一步问，对一家国内公司能给美国人工资颇感兴趣。“六万。”黄先生说。我真佩服他，当这位HBT国际公司总裁讲出“六万美元”这句话时，脸上竟没有嫉妒，而他的工资也是中国给的，正如中国付给美国推销员、推销经理一样——他的工资是二百美元一个月，而周围竟站满了年薪五六万美元的美国人，在听候他的吩咐！
HBT国际公司（英文翻译为H省纺织），由H省、港商龙先生合资并且雇了美国人彼得先生，在古巴南面的牙买加岛上开设了一个大规模的服装加工厂。因为中国出口棉布和服装到美国，受到配额限制，而对牙买加则不受任何限制。这样，由H省将布匹运往牙买加，在牙买加工厂染色、裁缝，制成服装，再贴上Made in Jamaica的商标，便可源源不断地运进对牙买加不设任何限制的美国了（牙买加的服装实际上是中国服装）。到了美国后，再雇高手推销员去卖。HBT公司预计在第一年就可收益五百万美元。就能不受任何配额限制地推销全棉男装。美国有一亿男子，HBT计划让每人穿上一件HBT上衣！雄心勃勃的黄先生向国内下了指示：“运三百万码棉布到牙买加。”同时，龙先生和彼得先生又飞到牙买加岛视察工厂，新招收到的当地工人正排着长队在领取上班工卡呢。推销经理找到了五家连锁商店，订了一百万件度假男衣、五十万件童装。三个月交货，服装款式简单，但颜色却很鲜艳复杂。美国的男人和儿童，在假日中穿得和女人一样大花大绿，衬着白皮肤金头发，令人分不出是男是女。颜色要求有二十种，色卡全部寄到了牙买加工厂，由彼得先生向美国印染公司订购染料，工厂就地印染加工。
四月份，复活节一过，五家连锁商店就来催货了。四月交货，五月上橱窗，六七月休假——这是假日男衫的销售规律。在西方，时装行业被称为“疯狂的行业”，时装市场被称为“疯狂的市场”。竞争剧烈，大浪淘沙，关键是一个“时”字。时候到了，就得交货，一天也不能差！过了时节，时装就成了“跳楼价”、“自杀价”，成了一堆废物！HBT公司由牙买加岛空运，交了第一批货。打开货柜，大家都惊呆了：每件服装上的颜色都像在雨水中浸泡了一个月，全部染成大雨花、大云团了！工艺更是粗糙不堪，针脚长，脱线的满眼都是。
黄先生在电话中骂彼得：“你怎么搞的！这种染色怎么能交货？”彼得也在电话中吵嚷：“我尽到了最大努力了。这里的水与美国的水不同，配上染料起化学作用，染好的布，一晒干就变色了。”“换水！从美国运水去。那么人工呢？……工艺怎么这么粗糙？”黄先生叫道。“这些工人听不懂英语！我每天一个一个盯着干，在这岛上，都是生手啊！”彼得是拿工资的，他什么也不怕，你和他吵，他也和你吵，大不了辞职，从牙买加飞回美国另谋差事。
黄先生在电话中像求他似的：“不行啊！第一批货不能卖！卖了就要砸光牌子了！你快点想办法，第二批货一定要正品！正品！听到吗？”
第二批货是次品，第三批、第四批……都是次品。五家连锁商店全部取消了订单，彼得也辞职不干了。
“彼得是你找来的，你立即到牙买加去看看！扭转一下生产情况！”黄先生对龙先生讲。龙先生多次保证彼得是一位有办厂及生产经验的专家。
龙先生飞去了牙买加，一周后回来说：“工人不行，素质太差，一边踏缝纫机一边唱歌，一天里缝纫机就踏坏了几十台！这个工厂完蛋了，快关门吧！”于是HBT公司立即决定关闭工厂，可是已经运到纽约的近百万件男装、童装怎么办？HBT公司用了三个月时间推销，始终没有卖出一件！第四个月，辞退了所有的推销员；第五个月，辞掉了美国秘书小姐；第六个月，香港龙先生竟不辞而别，变得无影无踪。原讲定每月办公室房租一万元，由H省、港商各出五千，现在全部摊到H省纺织，H省当然不干，于是干脆不付房租；第七个月，百老汇时装大厦叫来了警察，查封了HBT公司，没收一切办公用品、办公用具，以抵押租债。仓库中的服装已开始变皱，牙买加的水质与染料的作用，使染色的雨点变成一片片霉点，五百万美元的服装成了一大堆废布料。
黄先生在启程上机时，痛心疾首地对我说：“选错了工厂！选错了地方！”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他头发白了许多，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六十多岁，身心交瘁地背着沉重的包袱回国去了。现在美国政府明确规定，不准经过第三国转口倾销。
F 经商的艺术
有不少人问我：“你一个女子，在美国和中国都没有任何背景，怎么会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打开庞大的销售网？”也有人问：“不少和中国做生意的人都吃了亏，血本无归，你是怎么成功的？”
１９８５年我来美国自费留学，身边只有４０美元，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短短四年，我的公司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所转出的信用证和由我公司客户直接开出的信用证，已达到几千万美元。我已经有了纺织、工艺、轻工等二十多家大规模美国进口商的固定销售网。有一次，我带国内一个外贸访美小组参观了曼哈顿的近十家著名商店：“Macy’s”、“Lord＆TayAlor”、“Saks Ei eth”、“Bloomingdale’s”、“Paly Month”等等。
每家百货公司中都有经我开拓、推销的商品。当看到这些中国出产的商品标上昂贵的价格，摆设在装潢考究的名牌橱窗中，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安慰和自豪！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事业家，曾经作为洛克菲勒导师的卡耐基在他的著作《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中说，他很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他的专业技术所决定，另外的百分之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处世技巧。经商是一门艺术，而这种艺术技巧，如同自信心一样，常常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天赋。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给我一块大理石，把多余的去掉。”专业知识——包括在美国研究生院学习的商业管理、销售学——即是一块大理石，而人际关系、处世技巧则是艺术家的手，能否雕出精湛的艺术品全决定于此。
小学二年级，我戴上了红领巾，当上了少先队中队文体委员。那时，十岁左右的我，经常组织班级的和年级的各种文艺演出，组织校外街道的学雷锋活动，当主持大会的小主席，在营火晚会上当报幕员，任少先队合唱团演出的小指挥……这都是经常的事。尔后稍大些，我又沉浸在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以后是《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悲惨世界》、《九三年》……大量的阅读扩大了我的眼界和思维，正如大量的学生活动赋予我与日俱增的组织才能一样。如今，我仍然认为，如果一个人从孩童时代，就能组织他的伙伴，就能如饥似渴地阅读人类的精神财富，那么命运将注定他是个具有领袖素质的人。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领袖，也并不是人人都想当领袖，然而，领袖素质的具备，对于一个人前途和命运，快乐和幸福，都是极为重要的。我至今仍然感谢我的祖国，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而这样的童年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以金钱物质为上帝的社会，许多美国孩子的童年是以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孤独的精神生活相伴随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生于斯长于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在大公司里只能充当秘书、跑腿角色，拿着低廉的年薪；而我只来美国数年，就能与总裁对话，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做生意要能跑、能说、能写、能组织，再加上你手中可以驾驭的权力。那么就能在一片空白地上开出一个新天地来。１９８５年——我来美国那一年的年初，我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是上海外贸局的一个医生，从北大荒兵团回来后，我在静静的医务室里坐了五年，犹如困在池子中的蛟龙，常有一种窒息感。我开始了写作，从刚进医务室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这个安静的、湖绿色的小小医务室，可以用来作一个日间书房。我们许多心爱的书搬进了医务室，又铺开了稿纸，只要没有人来找我看病，我就读、写，直至下班。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５年，我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散文、诗、报告文学，那是我精神生活极为丰富的日子。但我仍然渴望跳出医务室，冲向社会。１９８５年，外贸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周医生，你的文笔和观察力都不错，市里成立了《经济新闻报》，到外贸局来要人，你愿意去工作吗？”我一听当记者，十分高兴，立即表示愿意前往。到了《经济新闻报》，看到一切业务尚未正规，一片混乱，而下周就要出第一份报。负责人朱总编每天急得团团转，从这间办公室冲到另一间办公室，一会儿抓住一张纸，一会儿翻出一张照片，跑来跑去，而打字机还没有运来一部！朱总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负责第一版呢？还是负责文艺版？”同时不等我回答，就说，“根据外贸局对你的介绍，我们决定让你当第一版首席记者，你年轻，脑子活，能拿出漂亮的第一版新闻！不过，文艺版现在还没人搞，你愿意当文艺版负责编辑也可以！”这一连串的“请君就位”，把我这个医务室的医生搞糊涂了。我这时想，十月革命时列宁在斯摩尔尼宫任命那些工人当他的财政部长、农业部长、交通部长，情景恐怕也是如此吧？而那些部长们还真干得不错，把苏维埃政权维持了下来。人的潜力，比你自己所能够想象的大得多得多！
我选择了文艺版——因为我喜欢采访人物和写人物传记。第二天，我就着手人物的采访。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女友的婚礼，那位女友也是个记者。我正打算采访一个和《经济新闻报》有点关系的人物，她马上推荐：《经济日报》派了一个年轻人到上海来组织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那人叫韦梁，很有开拓精神，不妨去采访他。并告诉了我他在上海宾馆的房间和电话。
马克·吐温在他的小说《神秘的陌生人》中说：“一个人的一生，如同一环环套起来的锁链，如果其中一个锁链改变了位置，那么整个人生都由此改变……”以后我常常想：如果我没有因医务室的沉闷而写作，那么我现在还是在那里当医生，直到退休——外贸局医生的位置是许多安于现状的人所求之不得的；如果我没有写作，就不会到《经济新闻报》，就不会遇到韦梁，就不会去他那儿工作，就不会在上海宾馆自己找到我的自费留学担保人——那么，我现在恐怕还在上海。
命运是一出人间喜剧，命运把我带到韦梁面前。第三天我去采访他，他和我侃侃而谈，从来上海建立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规划，到整个经济特区改革的宏伟前景。他的谈吐展现了一个改革当前，任鲲鹏展翅的新天地，而采访也很快变成了双方的交流。我在外贸几年，看的和听的都不少，使这位刚踏进上海滩的外省青年，在高谈阔论之后也静静地洗耳恭听。临别时，他突然提出：“你既然刚从外贸局调到《经济新闻报》社，关系还没有过去，能不能马上调到我们《经济日报》上海国际信息中心来？”“调来？”我怔了一下，没有思想准备。“对啊！调过来，我让市委组织部立即发调令！”韦梁说：“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助手！能跑能写，思想敏捷，你来后给我当副总经理，让我们一起在上海开拓一番事业！”在我来采访他之前，已经查阅了有关他的资料，上海各主要报刊都以大篇幅介绍了这位青年改革家，不久后将在锦江饭店召开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成立大会，由上海市副市长到会致词，各界要人都将出席祝贺。眼看他对我这么信任，又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我何不跟他闯一番呢？对将来写作也是一个难得的经历啊！于是我答应了：“好！我去找报社和外贸局商量一下。”就这样，我在编出了第一期《经济新闻报》文艺版后，被正式调到《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担任副总经理。办公处暂时设在上海宾馆，我马不停蹄地奔忙于中心初建的各项工作中，同时一面小心地寻找机会，为我将来赴美留学作准备。不久，我在上海宾馆找到了一对来华旅游的慈善的美国夫妇，他们成了我的担保人和好朋友。
四月份，正值春暖花开时节，韦梁给了我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只有一句话：“到深圳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好做？”我登上了去广州的班机，到白天鹅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深圳。正像同年八月我到了美国，举目无亲、孤独一人一样，我到了深圳也是目无熟人。只见高楼林立，公路上穿梭而行着各种进口车辆，到处是高音喇叭播放的流行歌曲。我想起韦梁讲的一句话：“中心的现时主要任务，一是吸引外国投资，盖一座上海国际经济信息大厦——带酒店和国际会议厅，一定要是上海最高建筑。第二件事，是与深圳建立横向联系。不能小看深圳，要想办法把深圳变成我们生存的经济命脉。”这两件事，盖大厦由韦梁去办，开拓深圳由我去办。而我不久前还穿着白大褂，在医务室给人抹红药水呢！
我在深圳市中心跳下了车，摸了一下口袋中用来开拓深圳的“武器”：一叠自己的名片，一张中心的现金支票和一叠空白介绍信。凭这名片和介绍信，我可以求见高层次的人物；有了钱，我可以挥手叫计程车，用最短的时间去办最多的事。我马上决定：去深圳市政府，要求见深圳市长。我自己填写了介绍信，很快见到了市长秘书，他告诉我：“很抱歉，市长出国了。”然后他又说，“我可以把您介绍给副市长。”可是一打听，副市长因生病，没有来上班。“那么，到副市长家去吧。”我说。市长秘书问：“事情很急么？”“很急！”而这时我在脑子中飞快地编织一件属十万火急的事由，以便进一步说服这位市长秘书。可是他已经笑容满面地拨上了副市长住处的电话，并且很快告诉了我：“副市长同意见你，我们派车送你去。”
坐上深圳市政府黑色的“奔驰”轿车，我心中阵阵焦急，和副市长谈什么？怎么谈？既然我是《经济日报》信息中心派来的副总经理，那么就得谈经济，谈信息。那么搞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呢？比方讲，搞一个深圳、上海的经济信息交流会呢？对！就是这个方案：把深圳所有的大公司、大企业代表请到上海去，与上海的大公司、大企业面对面地交流信息、来料加工、做生意……“奔驰”车疾驶着，我已在脑子中拟好了几个提纲，不几分钟，轿车停在一片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面积广阔的花园前。远远望去，一幢幢别致的白色小洋房和桔红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司机告诉我：市领导人都住在这里。到副市长家门前下了车，我抬眼一望：奶白色洋房外面是一圈雕花铁栏杆，大理石的拱门旁有两个小喷泉，水从驾着喷泉的小天使雕像嘴中汩汩奔出。洋房外面停着一部紫红色的轿车，从洋房落地玻璃窗的帷幔后，传来一阵阵钢琴声。我想，这哪是深圳？这哪是中国？这明明是西欧，一派西洋生活方式！我按了门铃，钢琴声停住了，一个女孩跑到阳台上问：“你找谁？”“找副市长。”女孩向屋内叫着：“爸爸，有人来找你。”
在客厅中，副市长看了我的名片，让我坐下，我立即把刚才在轿车中拟好的几条设想讲给他听。“我在深圳时间不多，我打算召集各大公司的总经理开一个会，请副市长支持。”“你刚才谈的方案很好，上海是有几百年工业传统的城市，与深圳应当有纵横向的密切联系。不过，你打算搞的那项交流活动，要有个章程和具体规划，那么我们市里就比较好向下面说话了。”我立即说：“我明天就交给您章程和规划。”“好吧！我和工业贸易部部长讲一下，明天你去找他，他会协助你的。”
从副市长家回到我下榻的饭店，我立即打电话向韦梁汇报，他认为这个主意很好，问用不用给我派助手？我说不用。放下电话，我立即拟起经济信息交流活动的章程和规划稿。稿子写完后，又立即翻电话本打电话给印刷、打字公司，付高价要求当天出稿。当天晚上，一份清晰漂亮的《上海——深圳经济信息交流会简章》出来了。第二天，我拿着简章去见工贸部长，工贸部长一副老干部派头。他看了简章后说：“副市长让我们全力支持你，这儿是一份各大公司企业和负责人的名单，你去召集会议吧，我会出席的。”我回到饭店，照着名单一家家打电话，打不到电话就叫上计程车上门去找。用了两天时间，把三十多位各大公司总经理召集到深圳大酒店，有部长在上边坐镇，我又大胆地把简章作了更具体的发挥。先谈了信息有如电脑的软件，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等这些眼下时髦的理论，然后鼓动各大公司、企业带着他们的产品、设想、信息去上海，与上海的各个层面交流，一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成果。我还当即规定了参加这次交流会的费用：每个单位三千元人民币，包括机票、住宿、广告。结果当场有二十多家公司参加。几天之后，中心收到了六万多元从深圳汇来的支票。以后半个月，我只身往返于上海与深圳之间，并且亲自带队，精疲力尽地把二十多个深圳代表团带到了上海。五月份，上海——深圳经济信息交流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历时一周，果然造成了轰动。成交合同、合作项目达三千五百万人民币。《经济日报》、《解放日报》均在头条以醒目位置，每天详细报道大会盛况。这次信息交流活动被复旦大学一位经济学权威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效应”。而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从这次活动的经费和成交佣金中也收到了几万元的纯利润。
五月底交流会一结束，我就在一片赞赏声中急流勇退。因为那时我已经收到了我的担保人寄来的经济担保，并且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英语了。我曾经抽空去过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在那里我发现，我在医学院学了五年的英语，几乎已是一片空白。英语角的青年们谈的政治、国际时势、电影艺术等，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连中国人讲英语都听不懂，到美国后怎么办？我决定向中心请假，在家里闭门读书，全力攻读英语，为赴美留学作准备。
韦梁听说我要请假学英语，一口表示没问题。由于深圳这一战役立了汗马功劳，他慷慨地表示我学习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并且让我到美国后作为《经济日报》的特约记者，继续给《经济日报》写文章。从五月到八月，我日以继夜地钻在一大堆英语书本中，大段大段地背诵《美国现代口语》、《托福词汇》、《新概念英语》。七月份，拿到美领馆签证，韦梁向我表示热烈祝贺：“短短几个月，没想到你打了这些个胜仗！”他召集了中心全体人员会议，让我向大家发表“告别演说”。赴美前一天，韦梁在上海宾馆为我举办了告别宴会，到会的除了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骨干外，还有复旦经济学院院长，《文汇报》副主编等社会名流。韦梁高举白兰地酒杯，说：“我由衷地希望，并且相信你的才能在美利坚国土上能够开出鲜艳的花朵。我们等待一个老友，一颗明星，在太平洋彼岸发出光芒。”席间，大家向我频频祝酒、祝福（谁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我在纽约唐人街为寻找一个保姆的位置而四处奔波，被生存危机威胁得惶惶不安）。告别宴会持续到深夜，人们仍然不愿散去。第二天一早，中心派出面包车、小轿车送我去虹桥机场。当我手捧着韦梁代表中心全体人员献给我的鲜花，热泪盈眶地登上飞机时，我更对即将告别的国土产生深深的依恋之情。
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自从第一天认识我就邀请我为他工作，直至分手登上赴美班机前，从来没有红过脸、争吵过的韦梁先生，甚至在欢送酒会之前，就已经在干一件令人吃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中声明，我已被《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除名，我将来一切活动与中心无关等等。这份文件在我登上飞机后的当天，就向各个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机构发出。而我还蒙在鼓中。到纽约后，给中心韦梁等人写了不少信都一概不见回信，正觉得奇怪纳闷时，家里来了一封信，告诉我除名的事。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我震懵了：“这不和最后通牒一样吗？”我顿时从吃惊中感到一种莫大的污辱，立即写信给上海市委和北京《经济日报》总社，追问究竟。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找韦梁，问他为什么搞这份东西？用意是什么？是否周励犯了什么错误才这样做的。而韦梁的回答是令人不解的：“她的能力太强了，我想限制她一下而已。”上级有关部门告诉他，这种擅自发文除名的事情是不合乎纪律的，让他检查并撤销收回所有文件，这事才算了结。后来听一位非常接近韦梁的人说，他是个表面上豁达大度、颇有气概，而内心却十分狭隘、忌妒的人。当我的深圳战役打得漂亮时，他主持的大厦计划却由于无法落实贷款而落空，而接下来我却激流而退，并继而赴美留学。“他倒并不是想害你，”那位熟人说，“他只是想浇一下心中满腔的妒火，才这么干的，以求得心理平衡。”这真是种东方式的嫉妒心态！在外国，你比我强，我向你学，同你竞争，努力赶上你。在中国，你比我强，我就搞你，把你搞完蛋，趴下为止。这位敬我美酒、赠我鲜花的总经理，在背后这么狠地捅了我一刀，使我猛醒：我再也不能回到这个中心去了！
从脚下开始，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我将另辟起点。我独自来到自由女神公园，踯躅在火炬的光环之下，我又想起那句话，那句我在北大荒草甸中放猪时，曾反复对自己说的话——那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就职誓言——
“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在美国了！——我望着自由女神那凝重、雍容的面容——那么，决定我的命运的，就是我自己了！
每当我向一个新的客户敲门，我仿佛就听见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开头的那段震撼心灵的命运的敲门声：
３３３（３）——１－－２２２（３）——７·－－０
如果当你敲开一家客户的门，从门里走出来的人将你从头到尾打量一番，然后让你走开，再粗暴地把门关上，这种难堪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么，我决定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让所有向我开门的美国老板都喜欢我，即使不做生意，也能令人愉快地说一声“再见”。
魅力，英语中是“Attractive”，我先生麦克认识我的时候，就认为我很“Attractive”，他并且在这后面加了一句“Extraordinary”（不平凡）。用中文来讲，就是“一个有魅力的、不平凡的女人”——而那时我只是纽约州立大学商学院的自费学生，穷得要命。听了他的话，我暗自叹了一口气，想起了在童年、少女时期，那长时间笼罩在我内心中的悲哀。
小时候，虽然我很聪明、活泼，但是在镜子中，和从照相馆冲出来的照片中，我发现自己长得太平凡，甚至是太难看了，简直是一只丑小鸭：胖胖的圆乎乎的脸，脸色黄黄的，一双小小的眼睛几乎没有睫毛，单眼皮，翘鼻子，嘴巴也挺厚，总之，没有人第一眼见到我时会喜欢我的。那时，当我看到我的小伙伴们在阳光下跳舞，她们的脸蛋又红又白，像瓷器般闪闪发亮；还有那又黑又大的眼睛，真令我羡慕。我儿时的小朋友都很漂亮，我有时候看着她们，会看得发呆。尤其到了少女时期，当春情在心中萌动，却没有一个男孩子对你看一眼时，心里真感到：“长得不好看是少女最大的悲哀。”后来到了北大荒，随着青春成熟的发育，自己的外貌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两个单眼皮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双眼皮，我对着镜子把眼睛揉了又揉，因为当惯了“单眼皮”，眼部皮肤感觉很不舒服，可是眼皮仍然揉不回去。双眼皮双双的，把细细的一排睫毛也衬托出来，眼睛变得又黑又亮！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连黄如菜色的皮肤，居然也在北大荒的冰雪中变得红润和白皙起来。我到北大荒那年，刚过１８岁，短短的二三年，我发现自己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一个身穿军装，手握大镐，英姿焕发的少女！１９７２年进了大连医学专科学院，有一次，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春苗》，到我们学校来挑选扮演春苗的演员，叫了几个学生去面试，居然把我也挑上了。在电影导演面前走步、回答问题，心中好不紧张。后来我们几个都落选了，李秀明扮了春苗。在银幕上看着春苗，我想，她多么美，我怎么好和她比呢？然而，我的自我感觉好多了。那种少女时期的悲哀，渐渐地一去不复返了。
可毕竟，面部给人的感觉不是最主要的。１８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一个女人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是美丽的，但她可以通过十万种方式使自己变得可爱。”一个女人是否可爱，主要在她的气质。而我，就是要在美国商人面前表现出一个东方女性的气质。我去见客户时，总是淡淡地施以脂粉，从来不浓妆（那样给人的形象只是秘书或女售货员）。除了结婚戒指外，尽量不戴其它首饰，衣着得体。我总是穿着能体现出东方女子线条美的丝质连衣裙，有些是我自己设计的，但只是一条裙子而已，不带金光闪闪、令人烁目的项链、手环、耳环，不珠光宝气，也不穿戴任何名牌——在美国商人面前，你是无法同他们所拥有的钱财和各种名牌货相比的，那么就做一个“清纯女子”好了，如日本电影中的那“纯情少女”——她们往往纯朴自然得如同清澈见底的一汪清泉，在当今这充满财富与权力竞争的社会中，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令人神怡，令人心动。
如果一个东方清纯女子，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微笑着向客户推销自己国家的产品，专注地倾听客户的各种要求，然后以“欧美式的工作效率”迅速反馈各种信息，那么那些美国百万富豪、亿万富翁们怎么可能把她拒之于门外呢？只要他们在生意上有一点点需要，或者是有一点点可能的需要，他们都会倾心与她合作！
有一次，国内一个省公司给我的公司来电报，让我帮助推销他们库存的丝绸领带。这不是普通的印花丝绸领带，而是手绘图案领带，每一条领带上都有一幅不同的中国山水画。这原来是一个欧洲商人定的货，后来又突然取消定单，国内找我告急，让我在美国设法推销一下。
我找了一家在麦迪臣大道上专门经营男服和领带的公司，带着大陆寄来的样品上门推销。按照事先查找的资料，我找到了这家叫伯玛的公司。一进公司，只见大厅内灯火辉煌，却不见一人，大理石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幅照片，那是《NewsWeek》新闻周刊的封面，封面上是一个美国商人的正面像，一行红字写着The Man of Year（年度人物）。我正在想着这个人物和伯玛公司有什么关系，里面出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戴着贵族派头的领结——不是领带，白发稀疏，一副金丝眼镜。他在电梯门口和另外两个可能是前来洽谈生意的美国人告别，正要转身回去，他注意到了我。
“小姐，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他问，同时很客气地打量着我。
“我是JME公司的，我到贵公司来，是想推销中国领带，但很抱歉，我没有事先打电话预约。”有的品种，你打电话预约根本没用，只有上门，以你本人和商品的魅力加在一起，才有打入的可能。
“哦，什么样的领带？”
我马上取出几条手绘山水画领带，并立即向他报了CIE的价格。他看了突然大笑起来：“Picture！Picture！Chinese picture！”（“画！画！中国画！”）我一看他有兴趣，立即对他讲：“这是仿唐代的敦煌壁画，手工绘制的。”“唐代？我喜欢那个年代！”“你知道中国历史？”我有些惊喜地问。他反问我：“你知道我是谁？”我指了一下大厅墙上的壁画：“你是年代风云人物——照片上的。”他仿佛不在意，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朱莉亚。”“我是阿道尔·舒格曼。”经他一讲，我想起了前天《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消息，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展示会上，一位叫阿道尔的美商以一千万美元购进了一幅中国宋代名画。消息在并不显眼的第六版上，但我不知怎么却仔细看了这条新闻。我立即叫起来：“您在前天向苏富比公司买了宋朝名画，《纽约时报》上说，您还收集了许多中国古董。”这位老人爽朗地大笑起来，他看了看表，说：“现在是１２点，午餐时间，你来得太晚了，也许太早了些……这样吧，我太太在家等我进午餐，我就住在公园大道，离这很近，你如果愿意，可以到我家去看看我的宝贝——几乎全是中国和日本的宝贝家伙。”
遇到这么热情，第一次见面就邀请作私人访问的客户真不多，我当然要去，我还要和他谈我手中的任务——丝绸领带。于是我乘上了由他司机驾驶的劳伦斯轿车，一会儿就到了Park Ave的公寓。这条街的南部住着许多美国极具声望和权势的百万富翁。走进这位风云人物的公寓住宅，犹如进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室内装潢的法国１９世纪路易十六年代的厚厚的紫红色的帷幔从天花板垂至地毯。虽是白天，水晶吊灯也开着，照着客厅墙上一幅雷诺阿的油画。他对一位打扮得雍容典雅的妇人说：“亲爱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位中国小姐，她向我推销中国画领带，还问我懂不懂中国的历史。”他指着陈列在红木玻璃框中的一件件古董说：“我请她来，让她看看这里中国的，还有日本的历史。”他夫人十分友好地招呼我，拿出了三明治、色拉和葡萄酒，我这才发现百万富翁的午餐是这么简单，和在马路上花两美元买一个汉堡包、一瓶汽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匆匆地进完午餐，阿道尔先生把我带进他宽大的书房，墙上陈列着一幅幅唐、宋、元、明、清的古画，四周的雕花桃木壁橱中，摆着一排排古瓷花瓶、青铜器、古代石雕……在淡淡柔和的壁灯照射下，显得格外高贵、典雅。他顺手拿起一件青铜酒鼎说：“这是我父亲１９２０年从巴黎收藏家那里购买来的。这件青铜酒鼎是英军火烧圆明园时，搞到了伦敦，以后被巴黎收藏家买下，过了几十年又到了我父亲手中。那时我才一岁，随父亲去巴黎休假，然后又去了中国、日本。我父亲做了几十年的东亚外交官，他还见过你们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呢！”
１９２０年、圆明园、慈禧、李鸿章、东亚外交官……从ParkAve阿道尔公寓的落地窗户往外看，只见一幢幢如几何图形的现代大楼鳞次栉比，顶端在正午的阳光下变得金碧辉煌，街心是花团锦簇、鲜花盛开。多么奇妙啊！中国的古董，在这里成了价值连城的珍藏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留学生、访问学者、医生、教授……却骑着自行车，拎着一袋袋的饭菜，穿过车流，送着外卖，打着苦工。我陷于沉思之中。
阿道尔先生又指着一排古瓷花瓶，取出一根细细的特制的金属棒，指着说：“光凭瓶子发出的声音，我就能鉴别出是哪个朝代的瓷瓶，唐朝的瓷薄声脆，明代的釉厚声锵……”他一边讲，一边用金属棒轻轻地敲着每一只古瓷花瓶，脸上自豪而又兴奋。我也懂一些古瓷的绘画烧窑。在北大荒时，我自己就出过几十窑红砖和带刻花的大碗。于是我就和他讲起烧窑制作过程，与声、色的关系，他大感兴趣。我不禁问：“这些古玩，都是你去中国买的吗？”“不，”阿道尔先生说，“我后来再没去过中国，所有的中国古董都是从美国、巴黎、伦敦的收藏家手中，或者像前天那样，从苏富比拍卖会上买来的。”看来，这些美国富翁对中国不感兴趣，而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古董却颇有研究和嗜爱！阿道尔先生突然问我：“你怎么会注意到那条消息的？而且看得这么仔细——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问了我的两位秘书，有没有看《纽约时报》上关于苏富比拍卖会的消息，她们都摇摇头……唉！纽约是个令人发疯的城市。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一年只看一次《纽约时报》，没有时间！”
就这样，近７０岁的阿道尔先生和我聊起来，而我还时刻惦记着皮包里的那些领带样品。阿道尔先生递给我一杯咖啡，在沙发上坐下，问我：“你看了昨天的副总统竞选人辩论吗？”那时是１９８８年，布什副总统和麻州州长马克·杜卡柯斯竞争，由他们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在激烈地竞争，力图多拉选民选票。我说：“看了。”“你怎么认为？”他瞪着眼睛问我。“丹·奎尔（布什总统提名的候选人，现美国副总统）不配作副总统。”“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肯尼迪……他什么也不是。”阿道尔先生呵呵大笑起来。那天的辩论会上，丹·奎尔——一位年仅四十，年轻时以花花公子、不学无术出名的富裕家庭子弟，在回答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劳·班森的资格责问时，漫不经心地说：“我有资格当副总统，肯尼迪也是在四十多岁当了美国总统。”劳·班森立即反驳说：“肯尼迪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你——丹·奎尔，可不是肯尼迪。”台下顿时一片轰笑，丹·奎尔面红耳赤无以对答。我简直搞不明白，像这样腹内空空的人怎么能当美国副总统。难怪海湾战争刚一结束，布什心脏病发作，华尔街和道琼斯股票大跌，没有人可以设想，万一让这位丹·奎尔先生接替总统位置，美国，甚至全世界，将会出现怎样的混乱和谬误！
阿道尔先生说：“我是共和党……不过，我不反对你的见解。”他站起身说：“我也不明白，布什先生怎么选择了丹·奎尔作副总统，我和他见过面，他绝不是那种IQ（指智商）高的人物。”他突然问：“朱莉亚小姐，你来美国多少年了？你是在美国长大的吗？”我说：“不，我来美国三年。”“哦！”他叹了口气说：“那么说来，你是在毛时代长大的人了……我了解中国。但是，你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女子（Chinese woman）……你很聪明。”
就这样，整个午餐拜访，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那几条山水画领带，因为他下午要先去股票市场。他让司机把我送回我公司。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份传真，说他将买下那一批全部库存的山水画领带。“我从来没见过，我公司也没有经营过这类领带，但是，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推销出去。”他在传真中说。他开了信用证，过了不久，货就运到纽约。两年之后，我参加了他举办的一次生日宴会，他胸前佩带的，正是手绘山水画的中国丝绸领带！那时，伊拉克已经侵占科威特几个月，伊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扬言要让美军在血海中洗澡、抬着棺材回去，人人心中都很紧张和担忧，到处是一片沉郁的气氛。宴会上大家也是一样心事重重，认为美国反击会赢，但要一年以上时间，会死去许多人。阿道尔先生不同意布什总统下令打。我则认为应当打，因为留下这个现代战争狂人的祸根，将祸及久远，甚至可能引发核战争。应当速战速决，以换取永久和平。我们这一战一和派，争论不休达两个多小时。宴会后一周，战争爆发了。又过了一个月，战争结束。萨达姆宣布无条件撤出科威特。而这位富有、清高的美国商人成了我的朋友和生意合作人。同时又引起我三思：既然中国的古玩古董能在纽约上流社会获得宝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和纽约上流社会平起平坐？总有一天，中国人也能竞选议员、竞选州长，中国人也能像像样样地当个美国一等公民！
中国人啊！海外的中国人！炎黄子孙的骄傲，什么时候能带进ParkAve？
美国是个不设档案的国家，一切重在表现，以你的实际能力来确立你的社会地位。除了第一面的印象、谈吐、举止和气质至关重要外，更重要的是你在生意场上能否表现出高度的敏捷、快速的反馈效应和诚实精神。有人说，和美国人做生意要有“钢缆般的神经”。在这个世界上效益最高的市场，任何一个微小的瑕疵，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我的一个台湾朋友的父亲，和美国做了近２０年的塑料原料生意，终日操劳，连星期天也不敢放松，结果因一批货的付款出了问题，他在高度紧张下突然心脏病发作，逝世时还不到５０岁，留下六个女儿一个老伴。“我父亲连一天的人生快乐都没有享受过！他攒了一大笔财产，可是对惯于粗茶淡饭的他，和一个普通员工又有什么两样？普通员工也许还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呢！”我听了深有感触，是呵，商场犹如战场，一旦投入生意，犹如被拴在一列呼啸飞奔的战车上。又好像一个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到处扑火，一处刚扑灭，另一处又起火，常常被搞得精疲力竭、紧张不堪。
一笔国际贸易，从打样到成交，签合同，只是第一步，然后是开信用证。所谓信用证，就是买方把有价信用开到你的银行作现款抵押，一旦收到发货提单，如果每项文件均符合信用证条款即原始买卖合同条款，那么信用证就自动变成现款，由银行向买方托收结汇，付款给卖方，同时将卖方的提货文件交给买方，向港口提货、报关……进货之后，如果买方发现货物的质量或数量有问题，会在３０天之内提出索赔，或者有的客户不开即期付款信用证，而是开６０天信用证，或６０天见提单付款，那么，他一发现有点问题，或者是故意挑剔出问题，他干脆来个不付款，那时卖方损失就惨重了。因此，国内各大进出口公司都要求买方开即期信用证，这样国内可以控制收款主动权。可是由于国内不少工厂仍在吃“大锅饭”，差错频频不断，因此不少美国人说，和中国人做生意，不仅要有钢缆般的神经，还要有破产的准备。我的客户只要一下定单，就变得格外紧张，每一天都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有一次，我的一个客户，美国摩洛斯进口公司订了两万件全棉男衬衫，从订样到制合同，都讲好用３０×３０、６８×６８的经纬密度的细布料做。经过大量的电传、传真，讨论包装、辅料、交期，终于开了信用证，４５天后交货。我由于一贯小心，担心出错，就发传真让大陆在发货前再寄一条船样来，大陆公司一再拖延，三月份该出的货拖到八月份还不交，到了八月份，终于寄来一件船样。我打开快邮包一看，发愣了：衬衫的面料比原来讲定的要薄一倍。我拿出制合同时的打样一对比，简直是两样货色！船样的衬衫竟如纱布那样又软又薄，客户怎么会接受呢？我忙发传真告诉国内，船样不符合原合同，不要出货，可是国内来电讲，三天前船已出货，并且解释工厂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布料，为了赶交货，就用了另一批现成库存的布料，等等。我真是气炸了：怎么能视合同为儿戏？这笔生意是经我一手成交的，现在货已发出，怎么办？告诉客户，那客户一定会拒货，那么我这五个月的努力，近一万美元的佣金就全部完蛋。而不告诉客户呢，客户当然就不会知道，因为客户并没有要求寄船样，只是催促快交货，要货心切。那么过几天国内文件一到，客户付了款，我的佣金也就入了帐……不，我想，我已经知道货物质量不行，决不能有任何隐瞒和欺骗行为，必须立即告诉客户，我有责任保护美方客户的利益。我把船样交给了客户。那一天，我整日感到心腑痛彻，几个月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而国内又不断地来电报，称虽然工厂有错，但货已发出，让我公司一定要收下货，想办法在当地市场出售解决……天哪！到哪儿去找要这种超薄型男衬衫的客户？衬衫都是用来佩上领带，正式穿去上班的。这种薄衬衫只有中东人、非洲人才会要，在美国根本不会有市场，而国内电报却一份连一份。是呵！二万件衬衫发出了，工厂总不能一分不收吧，再说如果不提货，让美国海关扣留，每天的滞仓费就是上千，最后还要中国大陆承担！
于是，美国客户在指责国内工厂搞坏了他的供销计划，白白损失了两万件定单（百货商店见你不来货，当然就取消了定单）后，要求索赔——不仅不收货、不付款，还要索赔！而大陆这面又十万火急，让我一定要设法卖掉这批正在大洋中漂来的不合格货。遇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心脏病是怎么发作的了。我拿着船样，一连几天在赤日炎炎下跑遍了百老汇，总算找到一家中东贸易公司，他们以廉价买下这批货，到美国后立即转船运往中东。货总算脱手，但美国客户为索赔还紧盯不休，国内则根本不予理睬，认为你一件货也没收，一分钱也没付，哪来让我们赔钱给你的道理。可是客户的损失是确确实实的，他们损失了一个大的用户——一家专销男衬衫的大连锁百货公司，而这个公司原来每年都给进口商带来十几万美元的利润，现在百货公司以“交货时间信用不好”为理由，把我的美国进口商从供货名单上划掉了。那位叫摩洛斯的美国犹太总裁气得两眼发直，扬言要给北京邓小平写信。为了安抚我的客户，我只好代人割己血，将一张５０００美元的支票交给客户作为索赔。结果这笔生意不仅一分钱没赚，还赔上一大笔精力、心血和美元。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个客户对我公司的诚实精神十分赞佩，我们又发展了其它的业务。几年来，和摩洛斯公司的业务已发展到每年几百万美元的定单。摩洛斯先生在圣诞节鸡尾酒会上，把我介绍给他的亲友们，说我是“最可以信赖的中国女人”
风驰电掣地驰骋在商场风云之中，信誉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信誉不好，你的列车就得停止疾驶，靠边送废品站。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美方客户的电话，客户在电话中气急败坏地告诉我，他刚刚收到一个货柜的圣诞礼品。那是他两个月前向我订的货，圣诞节马上要上市，而打开４０尺货柜一看，里面却装满了草垫！“是谁的草垫，怎么发到我公司来了？我的圣诞礼品在哪里？”当美商按圣诞礼品提单付了十万美元，收到的却是一大堆草垫时，他当然会有被欺骗的感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香港商人在收到美方买化学原料的信用证后，伪造了一整套文件、提单交给银行，银行立即按信用证（LCC）条款付了一百万美元巨款，而船到后，发现里面是一大堆没有用的废塑料管，港商收到钱后已逃之夭夭。我的供货人全是中国政府主管的各省进出口公司，故意欺骗的事是鲜有的，但装错货、发错货却层出不穷。我立即给国内打电话追查。国内查明后告诉我，这个货柜的草垫应当发到佛罗里达州，却错发到了纽约，而把纽约客户的圣诞礼品发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纽约与迈阿密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从上海到海南岛。我立即组织“交换货物行动”，先是飞到佛罗里达，找到大陆公司提供给我的公司，而这个草货商也正对着这一个４０尺货柜的圣诞礼品发愣。我向他解释后，办好各种提货手续，让他把货柜运到迈阿密港湾，然后飞回纽约，让两个货柜在同一天交换。一周后，两家公司都收到了自己的订货，一场“灭火”战斗总算结束。
每次向中国大陆进口一批商品，从开证到成交，都像“走钢丝”一样紧张。有时问题出在中国卖方，有时问题出在美国买方，也有时双方都出了问题。有一次，银行通知我，在某项信用证下的一批提单已收到，但美方客户拒绝付款。我问是什么原因，银行讲供货的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包装分公司没有按信用证规定送一份许可证正本、两份许可证副本，只送了一份许可证正本。这家进口包袋的客户，是我的一家西班牙新客户，开了一张七万美元的信用证，现在却因为两份副本不齐，拒绝付款。我立即打电话给客户：
“为什么拒绝付款？你不要货了吗？”
“单据文件和信用证不符合，没收到许可证副本，我们有权拒绝付款。”
“可这并不影响你提货！再说，我立即让卖方快邮两份副本来。”
“那没有用，信用证已到期了，两天内快邮不可能到。”对方懒懒地说。
“那你到底要不要货了？”我发火了。一般客户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抓住文件中一点误差不付款的。
“包袋市场……目前有些疲软……要不要货都没有关系。”
“什么？这是你订的货，你的款式，不要货怎么可以！”“谁让你们那边把文件搞错的？”对方仍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然后突然说，“付我６０００元支票，我就付款……让中国公司付我６０００美元，电汇到我公司帐号。不然，这批货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
原来这家西班牙客户想搞讹诈，借着文件上的一点误差，想捞一笔，真是可恶卑鄙！我跑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找到LCC（信用证）部负责人Staller小姐。“这个客户想搞讹诈，他是我的新客户，第一次做生意，在波士顿展览会上向我公司定购中国包袋２万打。现在却拒付，否则要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出６０００美元现金抵押文件差错，才付款结汇。我们要一起想想办法对付他，让他非付款不可！”
“信用证上明明规定一份正本，两份原件副本，为什么中国偏偏只寄一个正本？碰到这样的坏客户，他借法律搞你，我们银行又有什么办法？”Staller小姐说。
“我已经让国内快邮两份副本来纽约了。”
“可是从北京到纽约，最快也要四、五天时间，而信用证后天就过期了！”
我也焦急不安，是啊，信用证一过期，连开证银行也无法控制付款了！那么，一切就要操纵在那个西班牙商人手中了！“这样吧！”我立即有了一个主意：“Staller小姐，你一定要帮帮我的忙，不能让那个家伙白白诈去大陆６０００美元啊！你有没有那张出口许可证的Copy（副本）？”
Staller小姐说：“我有啊！”
“那么快给我，我再去复印两张，马上给开证行送去！”“可那是复印件啊，和副本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除了正本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它们的功用是一样的，无非是作参考备档而已！”
Staller想了想，说：“那么好吧，你拿去复印，但是我告诉你，客户仍然会拒付的。”
“客户拒付有什么用，只要他的银行认为已经符合付款条件，就得立即付。Staller，请中行立即为我出一个文件！”“什么文件？”
我迅速在纸上写下了一行英文，递给她，翻译成中文是：
根据我们向美国海关查询，只有许可证正本为美国政府所需，副本为进口商备案用。兹交上许可证复印件副本两张，请迅速付款提单。
我说：“快拿去打印、盖章，我马上给开证行送去。”Staller看后，说：“好吧，试试看吧！”她作为中国银行的雇员，也竭力帮助中国避免损失。
这样，下午我带着盖有中国银行红图章的文件，跑到开证银行——美国汉诺华银行。那个西装革履、身材高大的信用证负责人看了后，立即调出了这份信用证的所有文件，他仔细对照了每项条款，对我说：“好了！现在全部符合付款条件，我们今天下午就付款结汇。”我马上又想到那个西班牙人奸诈的声音，问：“那么如果开证人坚持拒付呢？”“那也没用，在信用证有效期间，银行有权控制付款，不过，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超过期限，你可真得拿６０００美元来啊！不然谁去收你的货？”我走出汉诺华银行，如释重负，一块石头落地。第二天，Staller告诉我，收到了对方银行的全部货款。我立即给那个西班牙商人打了电话：
“你这个坏家伙，你听着，全中国今后都不屑再与你做生意！”
这时候，我在客户眼里可能已经不再是柔声细语的清纯女子，而是河东狮吼了。不过，遇到这么坏的客户，不要讲是河东狮吼，就是山呼海啸，也不过分。
我挂下电话，把这个客户从我电脑中的客户一栏中划掉了。
又过了三天，一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的快邮到了，里面是两份信用证副本和一个公函，上面写着：
“很抱歉遗漏了副本文件，现寄上，请速给客户付款。”这两个副本被我扔进了垃圾桶。火已经扑灭，还要水龙头有什么用？我自嘲地想：干上进出口贸易这行，我这个消防队员，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场大火等我去扑灭呢！
现在，我公司手中有二十多家美国客户，近二十家中国大陆进出口公司，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销售网。有不少朋友问我：“你是怎么处理这么庞大、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这门学问，你在研究生院是学不到的，国内广泛叫作“关系学”，所谓“烟酒开路”、“内线后门”，听说搞外贸的甚至还有在国外开帐号和设金库的。不知怎么，我却与这些毫不沾边。首先是和美国人打交道，我觉得关系学太简单了。你的工作表现，就是最好的“关系学”基础。至于私人交往，和一般客户之间是每年圣诞节互赠卡片一张，如此而已。合作特别密切的客户，会请你去参加私人的宴会、舞会，或者把你介绍给他的其他生意伙伴。
五年来，我在美国客户身上花的钱，可以说加起来不超过１００美元。作为一个女子，我从不轻易请美国客户吃饭，也不轻易送礼，因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仅仅靠我的工作，我相信就能把客户紧紧地吸引在我公司身边，而对合作不利、信用不好的客户，我马上从名单上删除。几年来，渐渐筛选出一个可靠的客户网，其中不少富商巨贾和社会名流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而对国内，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中国太穷，那些外销员为国家经营着上百、上千万美元的生意，终年忙碌操劳，却领着刚够维持生活水平的低廉工资，有的连房子都分配不到。说心里话，我十分佩服他们。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讲过，我在国内国外没有任何背景，一切从零开始，经常听到一些老朋友讲：“我在外贸有关系！”“我有亲戚在外贸！”而我不仅没有那些内线关系，也不想要什么内线关系，一切光明正大，明来明往。我需要什么货，就往国内发电函，而国内通过一二笔生意，在函、电的来往中了解你的能力，信誉也就从无到有，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友好关系。或者到广交会去，那里的人对前来的外商是充满诚意和热情的，只要你需要他们能供应的商品，都会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于是，新的关系又建立了……我感到中国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外销员队伍，他们工作努力，生活俭朴，每个人头上都顶着创汇指标的巨大压力。我和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样在红旗下长大，同样是老三届，同样去过北大荒兵团，如今，我是美国外商老板，他们是同我谈判的外销员，眼看着我一年年地强大，财富不断地扩展增长；而他们却拿着几乎不变的工资，穿着十年一袭的西装，手里拿着贴着橡皮膏的计算器……而他们能如此平静、友好地看待我，没有妒火，没有诡计，没有任何私人要求……这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恻隐之心。我真想把命运之神赐给我的甘露，让每一个人都分享一下……
大陆的外贸推销小组到美国来，我是不惜花钱的。大陆小组一般总是四五个人，代表几个科室，而和我做生意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两个人，但我总是一律平等对待。我请他们吃饭，带他们去看自由女神，帝国大厦，送他们到大西洋赌场，再给他们每人５０美元去赌个痛快——当然他们大多数只肯赌两、三块钱，其余的钱则收起来。有时我给每人买一个照相机，或者给每个女士买一条金项链……由于这都是不到百元的小礼物，而且是公开给访问小组的每一个人的。所以他们一开始总是推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好意思收下，然后由领队的（往往是公司行政领导，与我的业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说：“收下吧！”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收下礼物，终于皆大欢喜，也没有任何思想负担，我更没有行贿的思想恐惧。
纽约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每天没有发生这么多的犯罪案件，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高耸入云的世界贸易中心，典雅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金碧辉煌的林肯艺术中心，绿草如茵、碧波荡漾的中央公园……每次小组来，我都和他们分享着第一次看见纽约的惊叹和喜悦。我们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着中国话，爽朗地笑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着，拍下一张张纽约街头的难忘镜头……这就是我的“关系学”——既不是香港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不少香港商人一到中国就到处塞暗钱、访私线，结果使不少人上当，由于被金钱诱惑而下水，最后东窗事发被开除公职、判刑坐牢。港商的这种手段害人非浅，不仅害个人，也害国家。有些人拿了港商的好处，便抛低价，结果引起市场混乱，竞相削价，肥水外流……香港式的关系学不足学矣！也不能是纯美国式的，美国客商最多是请小组吃一顿午餐，有的连宴请都没有，“来了，欢迎！欢迎！坐下。”于是端上一人一杯清咖啡，又苦又涩。有一个蓝眼睛的犹太商人对我说：“从我祖父和中国做贸易，直到我父亲接班，然后又将公司传到我手里，我们从来、从来没有请过中国人吃饭，都是中国人请我们……”这句话令我恶心。这种视中国为肥肉，却对中国人民没有丝毫感情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名单上划掉。而对大多数美国商人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他们要么挥金如土，大摆宴席，以显示他们的阔绰和社会地位；要么小气吝啬，啃一根酸黄瓜当作午餐，与东方民族的古道热肠、待人以礼的胸怀相比，在他们的咖啡桌上，只能冒出一股怪怪的焦糊气味……到了１９８８年，我向我的所有美国客户规定：只要有中国贸易小组来公司访问，一定要由总裁出面宴请，否则免谈生意。在我的压力下，硬是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关系学”向前推了一步。
请大陆外贸小组的代表团吃饭，我一般都选择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忆湘园”湖南饭店或者在中国城的“喜相逢”海鲜酒家。由于大陆小组常常喜欢去中国城逛街买东西，因此，“喜相逢”也成了我公司时常宴请的地方。这里冬天有各式火锅，五十几种海鲜琳琅满目，任意挑选；夏天有各种时令名菜、鲜果，店堂内红木雕刻的圆台和背椅及宽阔闪光的明镜，给人一种东方的舒适和明静的感觉。而在１９８６年，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的。那年暑假我在这家餐馆（喜相逢）打工，端盘、擦桌扫地，每天干得腰酸腿疼。为了挣足下一学期的学费，我咬紧牙关，白天给一个美国家庭看护孩子，晚上就跑到中国城“喜相逢”干到深夜。每天夜里，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去，路过街心花园的塑像时，我常常停下脚步，把头靠在塑像的大理石座上歇一口气。这时，我就会想起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的那段序言：
“晚上十一点钟后，我和朋友Jie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钟楼，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心里燃烧起来。有一次，我走到了卢梭的铜像脚下，不由自然地伸手去抚摸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摸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完全忘记了我的痛苦……过去的回忆又来折磨我了，我想起上海的生活，想起了那些在斗争中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过去的一切，那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也不能够停止……”
现在，我也站在这样一个塑像下面，像巴金当年在巴黎留学一样。那么，我的激流呢？我问自己：我到美国来，难道只是充当一个苦劳力吗？我抬眼望着纽约的星空，是这么湛蓝；夜，万籁俱寂，只有不远处世界贸易中心姐妹楼的大厦中，仍然放射出彻夜通明的灯光。我抬眼望去，想起了我那不止一遍的决心和诺言：“总有一天，有一格窗子会是我的！”于是，我在黑夜中伸出手，让那些窗格的灯光映在我的手上，仿佛在指尖中跳动……“好不容易来到美国，我一定要成功！”我对自己不下一千次地说着，一时间，浑身又充满力量，我大踏步地向黑暗中那黑黝黝的地铁入口处走去……
不到两年，我真的成了“喜相逢”的座上客。每次一推门进店，那个胖头大脑的老板就大声相迎：“周小姐！里面请！今天来多少人啊？”或者说：“周小姐，今天刚刚进了巴拿马的海参，是上等货，要不要做一个尝尝鲜？”随我来的小组代表，谁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前，我曾穿着沾满油腻的饭店制服，在厨房、炒间忙碌，为一桌桌嘉宾食客端盘换碟。而我的师傅，现在仍微笑着，为小组的每个人斟酒。扫地的人还在扫地，洗碗的人还在洗碗，连“喜相逢”门口那个坐在街口卖粽子的，也还是那张小竹椅，和一个深色的竹蒸笼，只是他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三年、四年、五年……为什么有的人的一生，永远一成不变呢？如果我不奋斗、不努力，会不会还在这里打工端盘，像门前那个卖粽子的人那样，一做到老呢？
时光倏尔而逝，当我从自己购买的公寓的窗子往外望去，只见中央公园一片绿郁葱葱，如一片美丽的绿涛，映衬着曼哈顿摩登雄壮的大厦群，宛如一幅油画。中央公园！我是因为喜欢它，才买下了门前的这个公寓。我憎恨那一群黑色的少年色狼，在１９８９年夏天轮奸了一位慢跑的白人女子，它震动了全世界，玷污了中央公园美好的名誉。在这神秘的、一百多年的大公园里，耸立着全世界著名音乐家、诗人、文学家的铜塑像。我曾徘徊在贝多芬花坛前，在心中弹奏着他的《月光奏鸣曲》；瞻仰着莫扎特那睿智的鼻子，我在歌德塑像前背诵着他在《浮士德》中的诗篇；我抚摸着托尔斯泰冰凉的前额，从这里面涌出了伴随我度过少女时代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
这时，我多么依恋我在大陆度过的日子！和文学朋友倾谈到深夜，沉浸在《根》、《百年孤独》、《肮脏的手》的辩论中。在普陀山的电视剧创作学习班中，一群群怀抱文学志向、幽默风趣的“小作家”们在月色下的海滩上跳舞、豪饮，编着笑破肚皮的即兴诗；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作楼中，那些出了几十部电影的大编剧们，居然战战兢兢地跑上楼来，向我们这些“现代派准编剧”们讨教……在大陆时的精神生活，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讲，是多么丰富！尽管贫穷、官僚、许许多多条条框框包围着我们，但我们仍感到活得像个“精神贵族”。到了美国后才知道，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啊！现在，尽管我们拿到绿卡，或者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但这块美利坚国土，在精神上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喜欢摇滚乐，不喜欢看到黑人染了黄发，男的扮成女相，抱着吉他在台上跺脚狂叫，我们不喜欢那千篇一律的肥皂剧、谋杀片，也不欣赏那８０美元一张票的百老汇大腿舞。有了钱，我们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去买游艇，买飞机。穿全身名牌或全身不名牌，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可以买几部昂贵的奔驰车、罗伦斯车，也还是要挑一部实用省油的日本丰田车。我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１４岁怀孕，或去搞同性恋，去吸毒、去酗酒……而这些都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越是富有的人越要吸毒。几个现代名歌手、名演员都吸毒死了，或者是患艾滋病死了。我刚来美国时，在佛罗里达州一家百万富翁家工作，他的枕头下就放着海洛因毒品！
正如罗素所说，在１８世纪，作为西方世界“绅士”的标志之一，是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情趣，而现代西方社会，一个人挣钱的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力水平和社会等级的尺度。一个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个聪明的人，反之，这个人就肯定不聪明。美国的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便知道这是唯一要紧的事。如果哪一种教育、哪一门课程中没有金钱价值，他们才不愿为此下功夫呢！甚至有些孩子很羡慕那些能够吸大量毒品、为所欲为的富豪。甚至政治家也吸毒，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黑人市长，号称有一天要竞选总统的莱瑞，就是因吸毒而被逮捕的。
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作为一个以美国商场为生活背景的人，头脑，应当是商人的头脑；但灵魂，不是商人的灵魂；也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和时间都卖给那些灵魂也是商人的商人！
我时常抛下一大堆业务，跑入完全不同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圈子中。有一次，中国美术家协会到纽约来办《现代中国油画展》，由石油家海夫纳先生赞助。纽约海外电视台来找我，让我当这次展览开幕式的主持人。我一直喜欢油画，来参展的一些画家还是我在北大荒的荒友呢。那天，我采访了艾轩、王沂东、王怀庆……也采访了前来参加开幕式的美国电视台著名的女主持人芭芭拉·瓦尔特斯、国际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后来，我家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看到你了！你在采访一大群中国画家和美国人！”那次节目不仅在全美播放，大陆中央电视台也做了全部转播。中国画家陈逸飞在纽约举办的几次画展，也是由我为纽约海外电视台主持的采访。我到靳羽西家和她尽情尽兴地聊天，她原来也在纽约海外电视台工作过，我们是同一个师傅带的。
我去欧洲旅游度假，眺望阿尔卑斯山脉时，使我想起了牛虻和琼玛；在瑞士又使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小说《琉森》——当我１７岁看这本书时，多么羡慕琉森的美景！那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来到托尔斯泰曾经住过的大酒店，在阳台上观赏着和他老人家眼里同样的琉森的黄昏美景。我常常几小时沉浸在演奏古典音乐的“林肯艺术中心”，陶醉于天籁般的美妙旋律之中，让音乐洗涤我的心灵。而我最爱干的事就是一头钻进书店或图书馆，浏览各种各样的真实动人的传记，如当今红歌星、白宫的贵客桃莉·巴顿，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有十一个孩子的农民家庭。少年时，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经过多年奋斗，终于用她热情、乐观的歌声征服了观众。电影电视名星露西·鲍尔被艺术学校开除，说她没有艺术天才。她历经挫折，到４０岁那年才扮演到第一个角色，从此以她特别的幽默和演技，在舞台上红到逝世。声名显赫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溯源，是一个一天不能维持三餐的穷修理工家庭……而林肯总统在年轻时曾是个失业的、前途无望的人。后来他自己着手开办企业，可是不到一年企业便倒闭。在以后的１７年时间里，他不得不为偿还因企业倒闭所欠下的债务而到处奔波，历尽挫折和苦难。从事政治生涯后，九次竞选九次失败，但他仍然不懈地追求，终于当上了总统，领导了伟大的南北战争。最后在剧院中被人暗杀……我常常忘了周围的一切，在第五大道５２街上的B．Dalton书店，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在洛克菲勒中心中华新闻文化图书馆，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沉浸在这些鼓舞人心的书籍中，仿佛又回到了在上海度过的“文学生涯”那种无忧无虑、寻找精神食粮的生活中。我同样迷恋于各种真实事件的传记电影，像《左拉传》、《伟大公民》、《玛格丽特皇后的一生》、《一个女人的故事》、《紫色》、《矿工的女儿》……当我看到这些从无声无息的普通人，经奋斗而成为搅动社会舞台的人物，成为政治家、作家、艺术家、金融企业家，我的内心便燃烧起一股抑制不住的火焰。正如培根所说：没有奋斗就没有人生！人是自己幸福的设计师。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奋斗，继续奋斗！”我打算写小说，反映我的同一代人的痛苦和挫折、希望和欢乐，我也打算写电影，写北大荒的风雪，写纽约第五大道的商场风云，写我和麦克东西融合的生活和爱情，写留学生的迷惘与追求……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把我的业务统统推开，去写小说、写剧本、去旅游非洲、印度、中东沙漠……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不是作为美国华裔商人，而是作为一个游子，一个女儿，一个７０年代的北大荒兵团战士——回到我梦魂萦绕的故乡，报答祖国的同胞和这片可爱而又悲壮的、哺育了我的土地……
生活是美好的，尽情地享受生活，尽情地创造明天吧！我想起一位古希腊哲人的话：“永远用炽热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并且保持这种高昂的境界，这便是人生的成功了！”
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０日
第二章 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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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春天，是最容易叫人回忆往事的。清晨，一层稀薄的水气从中央公园黑色的土地上冉冉升起，把解冻了的大地的气息——那种清新惬意而又浓郁醉人的春天的气息，混杂着初春的郁金香的芬芳，散布到空气中去。我时常感到同这微妙的气息一起沁入我心中的，是甜蜜而温柔的春愁，是那种充满了不安的期待和朦胧的预感的春愁，是那种每一个女人和孩子在你眼里都显得妩媚动人天真可爱的诗一般的意境，以及想要做什么的一种激动……
在那一瞬间，我想起在上海时，有一天当我在瑞华公寓我的房间弹完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后，我在日记本上随手写下的这样一句话：
“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
而这一切，都是从童年就开始的。
我的祖父祖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节衣缩食，供我父亲读书，使他成了一名知书达理、富有理想的青年。祖父祖母在江苏省邳县一个叫“戴庄”的贫穷小山村里一辈子以种地谋生。后来我奶奶来到上海，还不时地喜欢念叨：“吃黄土，喝黄土，死了还黄土。”老家虽称“戴庄”，整个村子里的人却都姓周。据说是几百年前河堤决口，老祖宗——一家姓周的农民携妻带小，牵着几只牛羊，逃到一块高地上安营扎寨，后来又招了个姓戴的女婿，就这样繁衍下来。有时父母亲开玩笑说：“如果老祖宗那年被决堤大水冲走了，不就没有戴庄，也就没有我们了吗？”后来我的一个妹妹去日本留学时反问父亲：“如果你和母亲当年不是因为饱受土匪抢砸欺凌而离开戴庄、参加革命，现在还不是在戴庄当农民？”
除了我的大姐姐解放前出生在戴庄外，下面我们五个姐妹兄弟都是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谁也没有去过戴庄。不过我们的父母是来自中国贫瘠农村的家庭，这点对我们来说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我的外祖父出身书香门第，他本人是个秀才，他曾发誓一定要让他的女儿读书。因此，我母亲在私塾念过不少书，擅长吟诗作画，唱歌跳舞，抗战时期是一名相当活跃的青年妇救会长。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有一次在灯下给我念李白的《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
下有绿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母亲对我讲，这是她最喜欢的李白的诗篇之一。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她和父亲分开了整整５年，由于１９４５年刚生下大姐不便跟随部队行军，母亲就留在地方继续搞妇女救国会工作，当时戴庄已是解放区。到了１９４７年，新四军东撤，还乡团进庄，母亲三次被捕，其中一次被吊在树上三天三夜，惨遭各种严刑拷打；最后一次是母亲在逃跑去找父亲的路上被捕的，敌人已经挖好了活埋母亲的土坑，幸亏半夜被一位地下工作者救出，他背着被殴打得昏迷不省的母亲逃出了戴庄。母亲的手背上至今还留着被还乡团用烧红的铁棍烙出的伤痕。在和父亲分离的日日夜夜，母亲常想起小时候在私塾念的《长相思》。整整五年后，在解放上海大军南下的洪流中，母亲和父亲才又重逢，并且在上海的第二年有了我。我生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排行老二。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哭声特别响，小眼睛东转转西望望，充满了好奇的样子。父亲和母亲对于转战南北离别五年后生下的这个小宝宝特别疼爱。我不知道我父母年轻时是否有过什么罗曼蒂克。长大后，我知道我父母亲是以农村老式的明媒正娶方式结婚的。当时还有吹喇叭坐轿子一类的排场，不知怎么这和我脑子中的想象不太符合；我一直认为我母亲年轻时一定像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女主角，在黛黛青山下和哗哗溪水旁为新四军洗衣服、抬担架，然后遇到了新四军队伍中的我父亲，两人开始相爱……我父母结婚时，父亲１８岁，母亲１９岁。结婚后这一对农村的“读书人”同时进了新四军办的抗日联合学校，成了学校里的活跃分子。现在家里还珍藏着近５０年前的那张结婚照，母亲穿着像男人那样的黑色结婚长袍，剪着短发，头上戴着一顶古怪的帽子，像个乡下良家女孩那样羞涩地微笑着。谁也不会想到那古怪帽子的下面，会藏着那么多的诗……我觉得我的血液中继承着我母亲的秉性和对诗词的爱好，以及一种刚烈不屈的性格。
关于我父亲，我常听来我家玩的叔叔阿姨讲这么一个故事：
１９４９年２月，我父亲随部队南下攻打上海，经过几昼夜的激战，迫使守敌投降，终于占领了上海。在交战激烈、炮火纷飞中，上海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高级官员就已经携带全家妻小搭乘飞机匆匆逃往台湾。大军进城时，市政府大楼几乎是空的。进城第二天，一位高级首长（后来成为新政权第一任上海市长）将一串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机要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我父亲——这位年轻的保卫科长，让我父亲只身搜寻国民党党部各办公室，搜寻并获取那些对共产党新政府有价值的、国民党来不及毁掉或带走的文件。这个任务很重要，这关系到新政权能否了解、掌握旧上海市政府各种重要的原始材料，以便尽快地向上海市民发布施政纲领。那位首长拍拍我父亲的肩膀，指着窗外说：“你看见了吗？那些大学生、那些工人，在跳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他们对我们抱多大的希望啊！可是我们刚刚从农村、从沂蒙山走来，大部分人都是些农民，脚上是烂泥，怎么管好这么大一个城市，还真摸不清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父亲潜入空无一人的市政厅，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将所需的重要文件搞到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两天后，那位首长向上海市民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列举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衰退、财政危机、民不聊生的事实，鼓励上海人民重建新的生活。上海人民对这位共产党新上海市长的学识见解、魄力以及对资料巨细的掌握和精辟分析无不叹服、敬佩不已！我父亲立了功，并且从保卫科长提升为上海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处长。１９４９年上海刚解放时，我父亲才２４岁。
从１９５０年末我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出生后，直到１９５７年，我家已经陆续有了五个姐妹和一个弟弟。从１９４９年起，我父母老家乡下的人知道我父亲进城了，而且做了官，就源源不断地到上海来找我父亲。我们全家住进了一幢叫“瑞华”的豪华公寓，听开电梯的伯伯说，瑞华公寓以前住的外国人或是资本家，不是逃跑了，就是被赶了出去，他们留下的家具也全部钉上了市政府的公家牌号。我们全家在那幢公寓住了几十年，至今还住在那里。虽然公寓里有明亮宽敞的房间，落地大玻璃窗，光滑的打蜡地板和一切对一个乡下人不可想象的豪华设施，但我家仍然充满着与这所豪华房子毫不协调的老家乡下的气味：爷爷和奶奶仍然穿得破破烂烂，爷爷嘴里叼的大烟斗散发着古怪的、熏人的烟味。奶奶一面为“穷人翻身得解放”欢欣不已，一面仍然到街上拾废纸破烂，卖了作零用钱，几次被警察送回家来。善良的母亲被我们六个孩子所拖累，皱纹过早地爬上了额头。她每天一大早都要挤４９路公共汽车去外滩一家机关上班，母亲是一名级别较低的普通机关干部，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虽然我们家雇有保姆，但母亲总是亲手给我们缝制衣服，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就这么穿下去，每个孩子身上总免不了有几块补丁。乡下来上海找我父母的穷亲戚，知道我们家孩子多，总是背一大麻袋的手纳的布鞋来——那是用手拧麻绳一针针纳出的布鞋，鞋底又硬又大，我家的孩子穿着这种地地道道的邳县农村布鞋走在上海大街上，总有不少人掩鼻而笑，实在太土了！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家庭，有着一种多么温馨的气氛！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窘迫和匮乏的。母亲后来常讲不该响应政府当时学习苏联“当光荣妈妈”、“子女越多对国家贡献越大”的号召，一下子养了六个，搞得每月工资不够用，月月还得向机关借款。小时候，家里每天总是吃一样的饭菜：白饭青菜。只有周末，我们六个孩子和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及乡下来的姑姑舅妈围坐在一张大长桌边，合吃一盆猪头肉，那是我们几个小孩最快乐的时刻。我们家附近的淮海路上有一家永隆食品公司，玻璃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特别是熟食部的玻璃窗里，整天看到一个穿着洁白制服、戴着白高帽的厨师在切红肠、烧鸡、烤鸭、火腿、熏鱼。玻璃窗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讲像梦一样，每次路过那里，口水总是不住地往肚子里咽，眼睛也看得发直。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向父母亲提出过要求，就好像知道这些东西天生就不是准备来给我们吃的一样。
记得有一次，母亲把我从盖斯康幼儿园领出来，去眼耳鼻喉科医院看小儿鼻炎，在汾阳路上看到一个油炸大排骨的小摊贩，扑鼻的香味熏得我两眼发直，母亲望着脸色黄黄的我，咬了咬牙，狠下心买了一块大排骨，小心地递到我的小手上。我死命地咬了一口，不由得心花怒放，然后又递给妈妈：“妈妈吃。”
“妈妈不吃，乖孩子，快吃吧。”
就这样，在秋天一阵阵吹起落叶的凉风中，妈妈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啃光了那块排骨，她始终也没有舍得尝一口。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也是最香甜的一种母爱。
我们六个孩子个个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家的、素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她只要看到哪个孩子在哭，或者鞋带掉了，母亲就会马上去给他擦眼泪，或者系鞋带。１９６２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我们一大家人每天吃胡萝卜煮稀饭，厨房间的墙上贴着纸条，规定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每天准许吃几碗稀饭。有一天，保姆带我去五原路粮店买全家一个月的米，保姆把２０斤米倒入了一只大钢精锅，叫了辆三轮车放在上面，让我看住三轮车，然后又转身进粮店去背另一袋米。没想到保姆刚转身进店，蹬三轮车的那位大汉就拼命踏起三轮车载着那一锅大米逃掉了！我惊慌地大哭起来。晚上，母亲下班回家后，一句也没责怪我，她沉默了半晌说：
“那个蹬三轮车的，家里可能也有孩子在挨饿……算了吧，不要难过了。”母亲反过来安慰我，“谁吃了还不是一样？”
母亲对孩子的爱，也遗传给了我，我对自己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同样是爱得深沉，爱得发疯。这种爱能够滋生出对全世界孩子的爱，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的爱。使我在激烈的竞争和不息的奋斗过程中，有了一块可以栖息心灵的天堂般的伊甸园，使我感到一切奋斗都不会白费，一切代价都是应当付出的。有一天，我一手搂着女儿咪咪，一手搂着儿子小安德鲁，吟诵一首从心底涌出的半字诗：
儿女半聪半娇嗔，
工作半紧半悠闲，
生活半丰半勤俭，
读书半洋半轩辕，
心情半佛半神仙。
“工作半紧半悠闲，生活半丰半勤俭。”这两句是指我常常可以抛下一大堆业务，随心所欲地去旅游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在生活上，则不讲究排场虚名，以内心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满足去抵御西方世界花天酒地的奢侈和虚荣。而这一切都是与我自幼年起就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一颗多情的心，以及我的家庭对我耳濡目染的影响分不开的。
虽然母爱的乳汁养育了我，然而我的童年却有一半是孤独和痛苦的。我很小就尝到了寂寞的滋味。由于父母工作很忙，我刚过一周岁就被送进了幼儿园，最难以忘却的痛苦是儿时在幼儿园里受到冷落。这是上海市政府机关专门为干部子女所设立的幼儿园，能进入幼儿园的孩子，父母的最低级别是处长级。这是座大资本家的豪华别墅，有绿草如茵、整洁宽广的草坪，草坪上有一个雕着汉白玉小天使的喷泉，喷泉旁边是一个大游泳池。小朋友睡觉时，阿姨专门轻轻地弹奏柔美的钢琴催眠曲，我们在一阵阵凉爽的穿堂风和钢琴声中午睡。我们每星期一换上一律的幼儿园制服，早晨吃牛奶面包白脱油，中午也是西餐，只有晚上是中餐。每周的营养食谱定期寄给家长，一切都是按苏联的方法管理。幼儿园的园长，还专门乘飞机参观过莫斯科的一个干部子女幼儿园。
但是幼儿园对我的童年来说，只有孤独和痛苦的记忆。因为没有阿姨喜欢我，也没有人跟我说话。幼儿园的老师把孩子们无形中分成“乡下派”和“城市派”。所谓“乡下派”即是孩子的父母是从农村来的土八路、新四军，嘴里带着一股上海人讨厌的大蒜味儿。而“城市派”是指父母是城市知识分子、大学生、地下工作者，因此在老师眼里，犹如“公侯伯子男”那样界限分明。乡下派的孩子，尽管父母做了官，仍然是“乡下人”，摆脱不了一股土气。而只有城市派的孩子，才是真正的上海小姐，上海少爷，与过去国民党官员的子女没有什么不同。而我父亲又恰恰是“乡下派”中级别最低的，因为低于处级的干部子女就进不来了。每个周末，那些局长、部长的孩子，家里都会有高级小轿车来接，老师也在家长面前用上海话大大夸奖孩子一番，然后又把孩子亲了又亲。而我爷爷我奶奶来接我时，总是穿着平常那身从老家带来的破旧褪色的衣服，有好几次被警卫拦在门口不准进来。我眼睁睁地望着小朋友们欢天喜地回家，却没人来接我，只好一个人在角落里伤心地哭泣。记忆中我的幼儿园老师是位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常常喜欢唱很悦耳的苏联歌曲《卡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我总是悄悄地望着她一会儿抱着毛毛——毛毛爸爸是部长，一会儿又亲亲莎莎，莎莎爸爸是外交官、妈妈是翻译。我幻想着老师有一天也能抱我一下，亲我一下，但是在幼儿园的几年，老师连碰都没有碰过我一下，只是在每逢星期一，老师把我从家里穿来的衣服脱下，总是抱怨：“这些衣服又破又旧，哪里像市委大干部的孩子？简直像个乡下小瘪三！”她厌恶地看着我的目光，一直刺痛着我的心灵。然后她把一堆衣服朝角落里一扔，像扔掉一堆垃圾，而毛毛莎莎他们的衣服，她总是一面微笑一面欣赏着，小心地折叠好放起来。小朋友们几乎都不和我玩，只有一个叫宝宝的小女孩有时和我玩，她父亲也是“乡下派”，但她父亲的级别比我父亲大，可她生来有点缺陷，口齿不清，一讲话老是流口水，老师也不喜欢她。在这座森严、豪华的“贵族幼儿园”中，我自幼就感到自己像孤儿院的孤儿，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丑小鸭”，孤独、凄凉的感觉浸透了我幼小的心。
直到快要毕业了，有一天幼儿园召开向家长汇报演出会，和以前几年一样，老师根本就不叫我参加任何演出，随便什么唱歌跳舞比赛都没有我的份，可这是最后一次家长汇报演出会，我们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父母、爷爷奶奶，还有乡下来的姑妈都要来观看这次毕业汇报演出。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我鼓足勇气，跑到后台。
老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到后台来了？快回去坐好！”我坚定地说：“老师，我不回去，我一次表演也没有参加过，我一定要参加这次表演！”
老师说：“你疯了！你什么准备都没有，今天又是毕业生家长会，很重要的，这怎么行？”她命令我，“快回原位坐好！马上要拉幕了！”
我站着不动，泪水快从眼眶中涌出，我从口袋里抽出一本已经很破旧的有插图的小书：
“我会背这个！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会一口气背到底！”
老师拿过书，翻了一下问：“这不是幼儿园的书。这是谁的书？”
我说：“我姐姐的。她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这是她送给我的！”
老师皱着眉头，望着倔强地站着不动、非要演出的我，这时演出铃声响了，台下传来市长部长局长们的咳嗽声，老师连忙把我拉到一旁，匆匆地说：“好吧！你最后一个演出，如果你背不出来，照着读也行！”
我四岁时就认字读书了，童年时我疯狂地爱上有插图的连环画，每逢从幼儿园回家经过永隆食品公司，我常常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望着五光十色的玻璃橱窗，梦想着长大了我要有一幢像永隆食品公司一样大的房子，里面堆满各种书籍，我可以趴在架子上整天看书，另外就是在这个大书房的中间有一架大钢琴，可以让我演奏各种美妙的曲子。
书和音乐的幻想，在我的一生中一直伴随着我。
当我站在台前时，我忘掉了台下的家长，忘掉了小朋友和老师，也忘掉了长年以来郁积在幼小心灵中的孤独。我的思绪来到那心爱的普希金的童话中，那里闪烁着大海的蔚蓝色的、壮丽的光芒。
“在蔚蓝的大海边，
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
老头儿出海打鱼，
老太婆在家中纺线，
………………
小金鱼对老头儿说：
‘救救我吧，老爷爷，
你要什么，马上就能够实现。’
………………
老头儿回到蓝色的海边，天边已开始翻滚乌云，老头儿对小金鱼说：
‘可怜可怜我吧，小金鱼，
我那老太婆
说住厌了宫殿，
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
………………
大海停止了咆哮，
小金鱼告别了老爷爷，回到海中，
海边，还是那座破草房，
老太婆坐在那里纺线。”
朗诵完了，我被一阵突然爆发的掌声惊醒，老师跑到台前，紧紧地抱住了我，激动地、喃喃地赞扬了我的表演，这是童年中的第一次，老师这么亲切地拥抱我！我想找一下台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乡下姑妈，眼睛却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泪水噙满了我的眼眶，我倒在老师怀里，我哭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在幼儿园度过了６年后，我又被送进一所干部子弟集中的小学，这以后直到中学，我一直置身在这种环境之中。老师是政府精选出来的尖子教师，班主任对于每个学生的家长是干什么的，哪种级别，住在“瑞华公寓”、“１００弄”、还是“爱堂”，甚至坐什么牌的车，都比对自己的教科书更加清楚。他面临的可不是普通的天真儿童，他们的家长掌握着一座城市、甚至国家的命运！可是，干部子弟内部，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侮辱。一个局长的女儿，穿得像跳芭蕾舞的小演员，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死蝴蝶，放在我头上，拍手大喊：“看！快来看！她像不像小叫花子？身穿大补丁，头戴蝴蝶花！”我吓得大叫，不知什么软体动物在头上粘着，又不敢用手去捉，只能拼命地晃抖着头发。大家围着我一边怪叫，一边大笑。后来一个小朋友跳上桌子，拿下我头上的蝴蝶丢到窗外面，在他跳下桌子时拉了我一下，正好把我本来带补丁的袖子给扯破了，露出了我的肩膀。这时老师走进教室，把大家轰开，又皱着眉头用别针把我的袖子别上，命令小朋友们立即回到座位上去。我没有回到座位上，我走到那个穿得像小演员的小女孩面前，伸出拳头，一拳头朝她的脸上打去，然后忍着眼泪和满脸的委屈站在教室中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老是欺侮我？难道就因为我爸爸官小，我穿得破吗？
那个小女孩吓呆了，咬着嘴唇不敢出声。老师开始点名。每点一次名，老师都要用加重的语气补充一句她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话。
“陈小雷。”
“到。”
“陈书记昨天给校长打了电话，他对我校建设十分关切。”老师说。
“顾小农。”
“到。”
“顾部长上周给全市作了文化教育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了我们学校。”
“李平平。”
“到。”
“李副市长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在机场就给学校挂了电话。”
然后老师宣布要开一次家长会，并且要统计将有多少家长坐轿车来，以便准备好停车位。全班３５个同学刷地举起了手，只有三个同学没有举手，我当然没有举手，和在幼儿园一样，我父亲是级别最低的。
在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时，顾小农和董毛毛打了起来。顾小农举手对老师说：“他吹牛！他说他爸爸到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握手，斯大林已经死了！”
董毛毛立即站起来说：“我才不吹牛呢！你吹牛！我爸爸每年都乘飞机到苏联去！”董毛毛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顾小农不甘示弱：“乘飞机去苏联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到北京去乘专用飞机！你懂吗？专用飞机！只有爸爸一个人！我爸爸每星期都和毛主席见面！”
“我才不相信呢！”董毛毛又举手告诉老师：“他吹牛！上次他讲他爸爸是６级，实际上他爸爸只有７级！”
这时李平平站起来，伸出两只手一摆，说：“你们都不要吵了！我爸爸是５级，比你们的都大！”
老师窘迫地站在一边，完全无法控制越吵越大的局面。一年以后，有一天学校里要选出十个小朋友参加市里合唱团，去欢迎苏联贵宾。有两个小朋友举手提了我的名字，说我唱歌好听，嗓音嘹亮。但立即遭到许多个反对的声音：“不！她怎么能去？”
“她的鞋子是乡下人穿的，好难看。”大家哄笑起来。我猛地站起来：“我要去！我要参加演出！我叫我妈妈做新衣服！买皮鞋！”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晚上，妈妈向别人借了１５元钱，买了花布，在灯下给我缝一件属于我自己的新衣服（不是我姐姐穿后给我的）。第二天是星期天，妈妈把我带到淮海路第二百货公司，左挑右挑，给我买了一双咖啡色的系鞋带的皮鞋。妈妈讲：“系鞋带的皮鞋不容易坏，又结实，冬天又暖和。”她还专门买大了两个号，说可以让我多穿几年。
“你是几个孩子中第一个穿皮鞋的。”妈妈说，“要给苏联贵宾好好演出，为中国争光！”
来到学校，我自己也为自己的一身新衣服和那双特大皮鞋而不好意思。同学们一下子围上来，有的女孩子说：“这件花衣服真好看。”我心里真高兴。男同学乱叫：“这是男人的皮鞋！”还有一个男孩讲：“喂！是不是你爹小时候穿的？”另外有两个同学干脆用脚在我的新皮鞋上乱踩起来。这时，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把胡闹的同学厉声喝退了：“不准欺侮人！”她摸了摸我的头说，“你下午四点钟留下来练唱，再过一周，我们就要欢迎苏联贵宾了！”
少年宫碧绿的大草坪上盛开着鲜艳的花朵，太阳用她金色的大手抚摸着梨花的骨朵，也抚摸着我的头。我们学校１０个同学，和其他学校１００多名同学一起，站在草坪新搭的舞台上高唱欢迎苏联贵宾的歌曲，星星火炬，闪耀着光芒，这时我们觉得多么幸福，多么自豪！我穿着妈妈缝的新衣服和那双崭新的大皮鞋，摇晃着脑袋，心中的忧郁和孤独早已荡然无存，尽情地高唱着：
戴上鲜红的领巾，
穿起美丽的衣衫，
我们来到了花园，
快乐地跳舞歌唱。
谁给我金色的童年？
谁抚育我们成长？
少先队员都知道，
是毛主席和共产党！
我看到那十几个蓝眼睛、高鼻子的苏联贵宾，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热情地向我们挥着手走来！走在最前面那个高大肥硕的苏联人，报上讲他是苏联中央的一个什么主席，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真正激动的、慈祥的光芒。突然，他同随员讲了几句话，面色很激动，然后竟然走上了我们的舞台！他用俄语向我们大喊了几句，然后躬下身子，亲吻起站在第一排的小朋友。我正好站在第一排左侧的第三个位置，我看到他正走向我！他那表情激动、红润的脸，那双仿佛被泪水润湿的眼睛看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突然把我抱在他宽阔的臂膀中，轻轻地在我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我感到是在梦中！我被幸福震撼了！
我的小鼻子小眼睛不再是那么难看了，我不再是一只丑小鸭了！
从那天以后，我的命运逐渐改变了！
小学二年级，我戴上了红领巾，由于我在班级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让我做了中队文体委员。我参加了学校的戏剧队和游泳队，不久又考取了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合唱队。我组织学校的“六一”篝火晚会，在熊熊的营火前面朗诵莱蒙托夫的《白帆》；我又受校长的委托，在晨会上给全校小朋友讲苏联《青年近卫军》的故事。我的威信大增，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了，相反的，连班级最调皮捣蛋的顾小农、董毛毛他们都听我的了。他们再也不在我面前大吹大擂自己的父亲如何伟大了。我仍然常常穿着缝补丁的衣服，但我用小手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我被学校推荐为“艰苦朴素，保持发扬革命传统”的好孩子，尽管从幼年起就开始的孤独忧郁有时还会像针刺一样扎痛我稚嫩的心，但我心中更多的是自信，是欢乐和骄傲。国庆节，千万只白鸽飞翔，我们高举着鲜花，在人民广场观礼台前走过，心情激动万分，富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我和小伙伴们在游行队伍中放声高唱着嘹亮的歌曲：
“千万只小手挥舞鲜花，
千万只白鸽满天飞翔，
我们红领巾的队伍，
行进在欢乐的广场上。
啦啦啦…………
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天天向上，
要把伟大祖国，
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
至今我还感觉到，那金色的童年，是人间最美的图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日子。从那时起，我血液中就浸透了对自己祖国的由衷热爱。夏天到了，爸爸常爱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市委机关游泳池去游泳。那个游泳池现在已经卖给了日本一家大饭店的股东，市委机关大楼也变成了日本人经营的大宾馆。那时每次游泳后，爸爸总是把我们带到机关大楼宽阔的阳台上，整个上海的黄昏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端来了凳子，围坐在爸爸身旁，听爸爸对着美好的黄昏暮色，唱他最喜欢的那支《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１９６３年秋天，我读小学五年级。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放了学，在瑞华公寓的大院子里和草坪上尽情地玩耍。我们十几个女孩子中一个已经拍了电影《铁道游击队》，饰演芳林嫂的女儿。另一个女孩参加拍摄了电影《兰兰和冬冬》。我和另外两个女孩，则参加了话剧《上海屋檐下》的演出和伴唱。我们在一起玩时，最喜欢自编自演话剧或独幕剧，要不就是跳从市少年宫舞蹈队学来的《小白雁》。那天，我们突然听到了收音机广播员的声音：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死亡。”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几个小伙伴顿时激动得拥抱成一团。在我们眼里，黑暗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都认为那位刺杀肯尼迪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接下来我们很快就一起为这位英雄的命运担忧：他会不会被逮捕？会不会被枪毙？他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我们激动地议论着，叹息着。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有人提议开个祈祷会。我们都不信上帝，也没有见过《圣经》一类的书，但是我们的祈祷是神圣的：我们１２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跪在白杨树下，每个人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１２根细细的黑发放在我们面前的一张白纸上。我忘不了那一刻庄严的情景：色彩绚丽的夕阳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庄严、虔诚的表情，轻风吹动着白杨树，发出哗哗声响，我们抬眼望着如血一般鲜红的夕阳，一起用稚嫩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
可是，在大洋彼岸，在千千万万美国公民心中，那是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人们心中响彻着他的呼唤：“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历史上写下他的名字——这个解决了导弹危机、拯救了美国经济、有所作为的、最年轻的美国总统的名字——肯尼迪！
我曾经和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一起来到阿灵顿公墓肯尼迪的墓前，望着那盏在风中摇曳的长明不灭的火焰，我想起了在美国刚上演不久的由奥烈佛·史东导演的《JEK》（约翰·肯尼迪）。电影中有凶手同谋者这样一句话：“人们应该知道肯尼迪为什么被杀，因为他是共产主义分子。”影片力图表明是由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军方和社会邪恶势力联手谋杀了肯尼迪总统。我又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那次祈祷会。啊，历史！你究竟是谁写的？
有一次在曼哈顿公园大厦我的住宅中，我和我的台湾朋友们互相嬉笑怒骂，台湾朋友讲我是“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我则讲她们是“喝国民党的奶长大的！”我说刚到纽约时看到中国城挂满了庆祝双十节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感到毛骨悚然，台湾朋友则讲，听说我居然曾经是红卫兵，不由倒退三步直抽冷气，无异于面对一个真正的杀人魔王。不过后来我们终于取得一致见解：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属于未来，不属于过去。
１９６６年，我刚满１５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顷刻之间，全市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到处是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戴着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套上的那个红卫兵袖章、挥舞着大手的照片。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我们再也不能坐在安静的教室里了！有人要颠覆我们的政权，我们必须紧紧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正是爱打扮爱漂亮的少女年龄，但我们毅然地剪去了辫子，脱下了裙子，全部换上旧军装。把家里的箱子翻遍，为的是找到一条父亲穿过的旧军裤，也为了标志我们的血统。我们满街跑来跑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又提着浆糊桶满街刷大字报。我们甚至自己搞来了一台刻字钢板和油印机，每天一听到“最新指示”、“最新消息”、“北京动向”，就立即刻写印刷，然后飞快地贴满大街小巷。
１９６６年８月底，上海要组织一支红卫兵去北京见毛主席，学校里每个班级选两名。我被选上了。那是我第一次乘上列车，我和伙伴们激动得彻夜不眠。８月３１日，北京的夏日万里晴空，我亲眼见到毛主席走上天安门。我跳呀喊呀，泪水模糊了双眼。见到毛主席那天，我戴的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我还保存在一只箱子里，麦克曾经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还不丢掉，我回答他：“这是历史。”
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历史。那个年龄的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只要需要，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绝不会迟疑。
有人说我们是疯狂的一代，又有人说我们是被毁灭的一代。历史自有定论。
有一天深夜，我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家里已是空空荡荡，所有的人都出去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了，连最小的妹妹也参加了“红小兵”，整天在马路上唱《红卫兵之歌》、《造反有理》。只有我奶奶在家（我爷爷已经去世），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没有看见家人了。我刚拿起冷馒头咬了一口，爸爸回来了！我高兴极了！我要向他汇报我和我的红卫兵伙伴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怎样日以继夜地奋战的！
我高兴地扑向爸爸，却突然发现他面色苍白，眉头上凝聚着层层乌云，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有过那种沮丧的、痛苦的表情！我大吃一惊，问：
“爸爸，你怎么了？”
爸爸沉痛地坐下，那双昼夜未眠、布满细细的红血丝的眼睛凝视着我，闪出一种少见的慈蔼、哀婉的神色。他拉着我的手说：
“爸爸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爸爸要到机关去好好检讨，接受审查。你们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听奶奶的话，要积极参加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