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慕纷华者，不可以作画。
与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画。
志气堕下者，不可以作画。
还有一句歌德的话：
“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
另一篇日记很奇怪，几乎什么也没有：
１９７６年２月８日
…………！
这些省略号和惊叹号，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一幅未完成的画？还是为了一个姑娘？
突然传来了一阵纷沓的脚步声，俱乐部仓库的小木门被推开了。三个小伙子见了我，惊诧地盯着我，我也同样惊诧地、有点不太好意思地盯着他们。毕竟是我，闯到人家这儿来了。其中一个大个儿看样子足有一米八十多，大阔脸盘上沾满了黑灰和焦炭末，一双小小的眼睛使劲瞪大着。他显然是把我当成贼，对我愣头愣脑地嚷嚷：“你是谁？怎么钻到我们这里来啦？”边上一个瘦瘦的、眼睛也是小小的带着一点浮肿状，穿着一身黄军装的小伙子（沈加蔚无论什么时候，７０年代还是８０年代，总是一概不变地穿着那套黄色军服）拉了拉大个子说：“别把人家吓坏了，说不定她是师里的大干部，来咱们画室搞视察呢！”说罢，他故意咳嗽几声，作立正状。他那黄军裤上被扯破一个大口子，球鞋上沾满了各种颜色的油墨迹。我看了看他俩，他们都属于那种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思想敏捷、心地善良的人。
我的目光又转向第三个人，他没在看我，正盯着我面前小桌上那本翻开的日记本。我心里很慌乱，真像做了贼一样，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对不起，”我说，“我是来找水喝的……我是师部医院的，路过这里。”我看着那本日记本，本来想说“我翻看了这本日记”，但终又不敢说出口。正在惶惶不安之时，他抬起头来了。我遇到了他的目光，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目光。如果说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站上第一次遇到渥伦斯基并且被他的目光所震撼，在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觉也正是如此。他的眼睛深邃明亮，使整个屋子顿时更加明亮起来，而那被浓密的、长长的睫毛掩盖的眼神，更有一种对一切女孩子来说得人心魄的力量。我屏住了呼吸，凝视他，下意识地感到他也在凝视我。“一定是他的日记！那秀气的钢笔字迹，那字里行间的风格，和他是多么吻合！真是不能再吻合了！”
“你在师部医院，是看病的？还是管人的？”他说话了，口吻轻松，既脆亮又浑厚，像多明哥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是内科医生，只管病人，不管正常人。”我回答。在我们医院，保卫科、宣传科、人事科、组织科都有不少知青，大多是从基层连队或团里调上来的，但上海知青当医生的，只有我一个。
“怎么，你们也去过师部医院吗？”我问。同时奇怪为什么这三个画家都满面尘埃，衣衫扯破，像刚从废墟里钻出来似的，“你们从哪里来？怎么搞成这副狼狈样？”
“小挂彩。”大高个子说着，把外衣脱下往地上一扔，“下午糖厂着火了，来师部要人灭火，一时拔不到什么人，我们仨到后勤部要了辆马车赶去了。火势真凶得很，幸亏是在烧仓库里的几十吨糖，没烧着人。我们一边泼水一边从火里往外拖麻袋包，搞了半小时，师里又送来一个连队的人，不一会儿就扑灭了。瞧，虽然没烧着，但手被焦木板划破好几块皮呢！”他伸出手，我才看到十指上斑驳的血迹。
“你叫什么名字？”
“林斌，北京人。”大个子带着不可掩饰的骄傲自我介绍。“林斌，你要立即包扎！立即打破伤风预防针！懂吗？”我又问边上两个，“你们有没有伤？快让我看看！火灾时的焦灰和铁锈末儿钻进创伤皮肤，是最容易引起破伤风杆菌侵入的！”果然，瘦个子和日记本的主人也是十指红肿、血迹斑斑。“你们都在这儿别动，我立即去医院取纱布和破伤风针！”我真怨自己在偷闯他人之室的慌乱心虚中，竟没有注意到站在面前的竟是三个救火归来的伤员！
我一路小跑冲到医院，背了急救箱，又到药房取了注射针便奔回俱乐部。
在包扎、打针中，我知道了那瘦瘦的、文弱的，牙齿有点往外突出的小伙子是沈阳人，叫沈加蔚。而那个一眼望去才貌出众的，叫于廉，不用说，从日记中我就知道他是上海人，上海中学的。
“你家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我一面包扎，一面问他。“住淮海路，淮海坊。”于廉回答，“你也是上海人吧？”“我家也住在淮海路。你知道永隆食品公司和淮海大楼吗？我们就住在那后面的一幢大楼，叫瑞华公寓。”
“瑞华公寓，我知道，我经常路过，看见小轿车出出进进的，不是寻常百姓人家……怎么？看来你是上海哪位大干部的千金了，马上要回城了吧？”于廉眼望着伤口，问我。
“我不是什么大干部的千金，也绝对回不了上海。”我说，“只能在这里给死神当助手。”
“死神？什么死神？”林斌叫了起来，“不要开玩笑，刚才你讲的什么破伤风杆菌，还真怪吓人的。我小时候一个同学就是爬篱笆摔下，被铁丝网勾破了一个小口子，不几天就死了。死得好痛苦，抽搐了三天三夜……快告诉我们，刚才打的这一针管用吗？还来得及吗？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了血液怎么办？”看到林斌这副惊慌的样子，我暗自好笑，故意说：“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入血液的话，那就要看各位的运气了。今天晚上，如果你们身上任何一块肌肉有抽搐，请马上到内科急诊室来找我。”
将三个人包扎、注射完毕，我说：“我以破伤风杆菌的名义保证，今天这针，既拯救你们的肉体，也拯救你们的灵魂。”说罢，我抬起头，欣赏着面前这三个刚才还是陌生的、现在却是我病人的人。
突然，三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林斌甚至跳了起来：“该死，手指头上都缠上了纱布，怎么画画？”
我说：“你们几个的伤口都不深，只要不沾水，两天之内一定恢复。”
“两天不画画？”
“两天不画画。”
一阵叹息。是于廉的叹息，林斌的叹息，沈加蔚的叹息。“当生命之星熄灭的时候……”于廉突然轻声地、像朗诵般地、带着沉思的语调说道，“米开朗基罗对前来帮助他忏悔的萨尔维蒂红衣主教说：‘在我刚刚对艺术有点入门时，我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我真正的作品……’”
沈加蔚接着说：“达·芬奇，作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临死前说：‘我从未完成一项工作。’”林斌讲：“雷诺阿临死前，对病榻旁边陪守他的人说：‘请拿一支笔给我。’那人走到隔壁房间去找笔，在他匆匆地拿着一支笔回到床边时，画家已经断了气。”
又轮到于廉，他说：“科罗临死前，嘱咐别人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上：‘希望天堂也有绘画。’”
这三个人在讨论“死”时，对画的深厚恋情，使我的心灵受到震动。这三个人——北京的、沈阳的、上海的——从那天起，成了我的朋友。他们的博学、多才多艺和想象力，像北大荒原野上的春风，给我带来了快乐，温暖着我寂寞的心。而于廉，从我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有了一种从内心深处滋生起来的微妙的感觉，就像磁石对铁产生的吸引力一样。我总想常见到他，而每当我往俱乐部的小屋走去时，心里总是荡漾着一种混合着紧张、羞怯、渴望和骚动不安的情愫，而在见到他时，又立即烟消云散。
到了１９７６年冬天，林斌被借调到哈尔滨，沈加蔚被沈阳军区创作室录用，小屋里只剩下于廉一人了，而兵团五师师部只剩下于廉和我两个上海人了。我到俱乐部小屋来的次数更多了，只是于廉一次也没到师部医院来找过我。
我每次来到小屋，他总是一边往画布上抹颜色，一边和我侃侃而谈。他喜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讲：读这本书之前，一定要熟读两晋六朝的文卷和苏词、杜诗。他说李白是天纵之才。他用苏轼的词“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来形容自己从小清高孤傲，自尊极强。他进了上海中学后，也一直是班级和年级的佼佼者。可父亲的突然自杀，使他一度对人生失去了兴趣。“是画拯救了我。”他说，“一拿起画笔，你就非得想象，于是抽象的思维和想象便掩盖了现实中的痛苦。我常常逼自己作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就这样，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一二点。于廉总是在午夜前放下画笔，蹲在炕洞前爆豆子来充填我们两人的辘辘饥肠。我总是在午夜一点前离开，回到师部医院我那干净而又寂静得可怕的单身女宿舍。
雪地，沙沙沙地响。已是午夜两点，我们仍在那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散步。师部俱乐部小屋的灯光，已经越来越远了，在光秃的白桦树枝杈中隐隐约约地闪现着。我们两个默默无语，我的心又开始颤栗起来。我多么希望他靠近我，走近我，多么希望他挽起我的手，或者，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在这柔和的月光和白雪中，给我一个深深的、甜蜜的吻……几个月来，我不是一直在被他的才气、他的面貌、他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吗？我们两个人不是一样害怕孤独、害怕寂寞？而现在，在这远离上海万里的北大荒，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交流双方心底的欢乐、希冀和创痛吗？
我咬紧嘴唇，机械地把靴子从一个雪坑里拔出来，又踩进一个新的雪坑。他离我有一个半人的距离，也是同样机械地拔出厚重的棉胶鞋，又踩进一个个雪坑，脚后已是两条长长的平行线，看来，这两条平行线只会延续，永远不会相交叉了。沙沙沙，沙沙沙……
“你看过苏联小说《红肩章》吗？”我问他，“《红肩章》中也有在雪地散步沙沙沙的镜头。”我记得那是苏联军官学校的男生初次和女友约会的描写。
“没有。”于廉回答，“没看过《红肩章》。”
又一阵静默，只有沙沙沙的踏雪声。
“你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保尔和冬尼娅、保尔和团委书记丽达、保尔和妻子这三部分的描述，哪一部分给你印象最深刻？”于廉突然打破沉默问我。“当然是保尔和冬尼娅那段写得最好。”我说。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我反问道。觉得深夜的雪，有些湿润而清新，好令人舒心！
“当一个人在纯真少年的时候，情感总是最美好的。冬尼娅是保尔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插曲。但那是一道美丽的闪光，是永远经久不衰的。”
于廉停下来，他凝视着我；我也停下脚步，凝视着他。在雪地和月光辉映下的于廉，美得像阿波罗塑像。他那白皙文静、轮廓分明的面庞，柔情地面对着我。他的嘴唇翕动着，仿佛有千言万语呼之欲出，却欲言又止。我心中青春的潮水在涌动，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在推着我，我向他迈出了一步，我要拉起他的手！拉起他的手！
突然，“啊”地一声，我一跤摔倒在两条平行线之间被雪掩盖着的一个坑洞中。于廉向我冲来，一把将我抱起，可没等他站稳，他也“扑通”一下跌在这个不小的坑洞里了。霎时间，我们竟挤跌在一个坑洞里！他距离我这么近，我能闻到他头发的气息、脖颈的气息、嘴唇的气息和他睫毛上凝冻着细细的冰凌的气息。这时，我做了个大胆的、近于疯狂的动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盯住了他那双在雪夜中燃烧的眼睛：“于廉！……”我轻声叫道。我想说：“不走了，永远不走了！让我们一块占有这些树林、山峦、积雪和雾霭，让我们自成天地。萦绕着我们的孤独和寂寞一去不回头了！……”而且，我感觉到他那双手——那双清瘦白皙的手已紧紧地、有力地握住了我。我多么想一头扑进他的怀抱，多么想仰起头，闭上眼睛吻他，深深地吻他；也让他吻我……久久地吻我……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松弛了。我站了起来，说：“于廉，快爬出去，不然要被活埋了！”我说着爬出雪坑，他也跟着跳出雪坑，我们扑打着满身、满头的雪沫，在雪地上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爱一个人，真难！
回到俱乐部小屋，已是半夜两点半时分了。小屋冷得有零下十度，于廉从走廊上拖来一个大铁盆，把做画框剩下的杂木统统倒进去，点燃了火。火苗忽忽地蹿起来，小屋顿时变得又温暖又明亮。他冲了一杯上海麦乳精递给我：“喝一点，暖暖身子再回医院吧。我还要继续画画呢。”
我想起医院那同样零下十度、冰冷的女单身宿舍，真依恋这儿的火，这儿的温暖，还有他。我说：“我不走了，你画你的画，我给家里写信，很快就天亮了，我再回医院。”
他坐在画框前的木椅上，准备临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他说：“第一次遇见你，我们谈到死。对我来说，如果现在突然结束生命，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一幅绘画大师的原作。我多么想去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看看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和油画，多么想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无数收藏……这些对我来讲，可能一辈子只是梦想罢了。”
他不无感憾地叹了口气，便又沉浸在全力以赴的临摹中了。他在谈到“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梦想时，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令人神驰的光芒。
不知什么时候，我写完信，抬头一看，他已在火炉前的木椅上睡着了。天色熹微，我凝视着靠在桦木椅上那张沉睡的脸，柔和的火光洒在浓密的黑发上。我现在说不上来是否该用“温柔”，或是“生动”、“魅力”这些字眼，不过那天晚上，在燃烧着木柴劈叭声的炉火旁，我确实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脸。
我那时多么狂热地依恋着他，多么甘愿随他浪迹漂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或者就在脚下共享北大荒的山峦、流萤、春融、冬雪。我那一股久久压抑的青春激情被他的辉煌无比、天使一般的面容和高贵的气质引导着不断高涨、升腾……我站起身子，轻轻地走近他，在他的面前跪下。举手之间，我便能摘到爱情的甘果，只要我轻轻地吻一下他的前额，或者是捧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对他说“我爱你”，他就是我的了！
像以前多次发生的那样，我的情绪突然坠跌下来。我羞愧，我害怕。当一个人仍然被痛苦和渺茫压抑着的时候，他是不能去摘取那轻易而得的幸福之果的，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和没有前途的爱。”在这黑暗的山峦，痛苦和幸福的意义，究竟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眼里涌满了泪水。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终于悄悄地站起身，捡起他滑落在地上的旧大衣，轻轻地为他盖上，然后，我小心地打开木门，离开了那个晨曦中的小屋……
第二天，我休息。我没有去找他。
第三天，我在内科病房值白班。下午，我去X光室取一张病人的摄片单，在走廊上遇到内科徐主任，他正在同院长谈话。我向他们点头打了下招呼，便走进了X光室。
当我翻第二张X光片时，徐主任出现在我身后。
“小周，看什么片子？”
“３０２病床的。二尖瓣狭窄，肺水肿加心肌炎。”“是突发性克山病的那位女病人吗？”
“是的。我给她用了大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昨天已经神智清楚了。”
“这一年来你研究克山病心肌坏死很有成效，刚才院长还专门谈到你。说你是很有前途的内科心脏病医生。内科要扩大，打算专门开设一个心脏病房。你好好干，说不定那时能当上心脏科主任呢！”
“徐主任过奖了。”我一边看X光片，一边说。谁都知道我已经申请了几次请求调离回南方的报告，院长和科主任一概置之不理，当作没这回事儿。
徐主任拿过我手中的X光片，一边漫不经心地对着日光灯察看，一边对我说：“这鬼地方没假没节的，难怪人人都想往城里跑……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
徐主任是１９６２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生，四十多岁，爱人孩子都在哈尔滨。他业务还行，很受院长推崇，只是处世圆滑，为人过于精明，还有一股滑腻腻的、令人不舒服的味儿。出于礼貌，我没有拒绝他。
这儿没有酒馆，也没有饭店。徐主任不知从哪搞来了几听罐头，两瓶酒，放在他宿舍的方桌上。同来的还有院长，他带来了一饭盒香味扑鼻的狗肉。
院长是位６０岁的老人。早年曾经留学东京医学院，后来不知怎么落魄来到了北大荒。也许是岁月的蚀融和精神创伤，他总是醉醺醺的，大家背后叫他“二锅头院长”，或者干脆叫他“二锅头”。
“小周，喝吧。”徐主任递给我一杯烫温了的酒，“你毕业以后来医院一年多了，肯钻研，肯吃苦，干得不错。来，干一杯！”我不会喝酒，只佯做样子，抿了抿酒杯边缘。
“这鬼地方，冬天全靠酒暖身、壮筋骨。小周啊，你得学会喝酒啊！”徐主任说，一边不断地给院长斟酒。院长只对我说了一句：“留下来，好好干。”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了。徐主任也满脸通红得像猪肝，薄薄的眼皮耷拉着，里面不知是泪花，还是酒熏的蒸气，湿腻腻的半睁半闭。
我站起身说：“主任，我实在不会喝酒，我想回去了。”“别走，别走。”徐主任把酒杯塞给我，说：“小周，你可能近来也听到了不少议论。首先，全师都知道你这里最容易开病退证明，有人讲你是……引渡出关……哈哈！引渡！你懂吗？只有偷渡国境的才需要引渡……小心啊！别帮了别人，却毁了自己的前途！”徐主任说着，突然凑近我，从他那两个鼻孔中冒出来的酒精味直冲我来，令人不堪忍受。
“……我说，都走得差不多了，可那个画画的，你怎么不帮他也引渡一下，开个病退证明呢？”
他用这样的语气提起他，我嗔怒地放下杯子。
“俱乐部那个画画的，才貌出众一点不假。不过，他父亲是个畏罪自杀的右派，我看他咋干也没什么奔头。听说你常常往他那儿跑……”我转身要走，徐主任一把拉住我，说：“呵，别这样，我这人见多识广，把门关上画画裸体，或者琢磨一下什么线条，这都是艺术……只是别把人从画室带到床上，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妙龄姑娘……”
一个人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有人亵渎了你心中认为神圣的东西。所以，在那瞬间，在徐主任和喝得酩酊大醉的院长面前，我觉得我所做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从桌面上探过身子去，打了徐主任一个耳光，站起来，把台子掀翻在地，就回自己宿舍去了。
夜幕降临了，天边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女宿舍里冻得要命，土暖气片早已结了冰，修理工一周前就讲要来修，却不见踪影。我双手抱着胳膊伫立在玻璃窗前，望着漫天的大雪，一种遭受侮辱的愤怒使我全身颤栗。眼泪不知不觉滴落下来。“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对自己讲，“难道还有什么需要顾盼流连？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呢？你有什么理由，要和你所珍爱的东西失之交臂？……去对他说，对每一个人宣布：我爱他，是的，我是属于他的，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两行泪水流淌在冰冷的面颊上，我向窗外望去，从医院的窗口是看不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的。这时我想，哪怕让我看到一点点小屋的灯光，即使是微弱的一闪现，也会给我受了伤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慰藉！
我披上大衣，沿着两天前和于廉散步的小径，冒着风雪向俱乐部小屋走去。我几乎发疯似的奔跑起来。我这才意识到，我，是我，在追求他。几个月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他拒绝。今晚，我要大胆地对他说，我爱他。即使我父母亲反对，即使要在北大荒一辈子，我也要跟他在一起。这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不能想象，没有他，我怎么生活下去？
我奔跑着，向着北大荒小屋的灯光——那令我魂牵梦萦的灯光奔去。灯光，还是这么炽明透亮。他一定在那里，一定在画架前画画！
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气喘吁吁地推开小屋的木门，屋里竟空无一人！大铁盆的炭火快要熄灭了，几颗已烧焦的豆子在冒烟。我大声喊着：“于廉！……于廉！你在哪里？”
没有回音。
突然，我看到画架上那幅已经临摹完的油画《蒙娜丽莎》。右下角写着：
临摹于北大荒五师俱乐部
For Memorial of Z．L
Z．L是我的名字缩写！我的心怦然大动！注视着几乎逼真的《蒙娜丽莎》，她那入神的微笑和垂放着的十指，无论是艺术的完美，还是右下角题词所带来的激情，都使我激动不已。我在小桌前坐下，又遇到那本熟悉的、摊开着的日记本。我先翻了最后几天中的一篇，我想看看他是否也像我想他这么想我。有一篇全部是关于蒙娜丽莎：
“尚未有情的眼光是最苛求的，如果真是爱了，那爱的顾盼有宽容、溺爱。它将容忍我们的缺陷，慰藉我们的尚未坚强，扎裹我们的创伤，而尚未有爱的顾盼则毫无纵容的余地，它瞄准我们，对我们的要求绝对严、无限大。它在无穷远的距离，向我们盯视，召唤。我们只能是一个无穷极的追求，无休止的奔驰。
达·芬奇是置身于这眼光中的第一个。
把我们有限的存在拉长，变成无穷极的恋者、追求者、奔驰者，像落在太空里的人造卫星，在星际、星云之际，永远下行，死在尚未触到她的时分、在她的裙裾之前三步的距离里。”
我立即有了一种不幸的预感。
日记的最后一页有几行字：
“她是个很好、很聪明的女孩子。几个月来，从她的眼睛里，我已经明白了一切，我知道她将向我说什么……
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
我犹如被霹雳震撼了一下，呆呆地望着那“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清晰的字迹。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脚下的薄冰在崩裂，整个身子在下沉、下沉……没有泪，没有期望，周围的一切变成了一个大空洞，我就这样呆呆地坐了１０分钟、２０分钟、３０分钟，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医院。
我病倒了，诊断是大叶性肺炎，躺了两个星期。于廉什么音讯都没有。两周后我痊愈上班时，院长宣布，把我调离到离师部医院五百华里以外、一个叫建边农场的小山庄卫生院去工作。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调回南方的希望是完全破灭了，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偏僻的小山庄，又不知道要度过多少漫长的岁月。而这一切，都是由我那一记耳光直接造成的。离开五师医院去建边农场前，我决定向于廉告别。最后一次看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我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我终于体验到了“心如刀绞”一类词汇的分量。
小屋的木门是敞开着的，他还是不在。我问一个每天为俱乐部拉水的老人，才知道，就在那个夜晚，他被在哈尔滨省美协的林斌叫去了，省里让他俩合作一幅油画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而他给我留下的，就是最后那一篇日记。
骄傲的自尊和被拒绝的爱，都化作一股不可名状的羞惭和悲伤。当一个女人，不能获得她所心爱的男人的爱时，那种感觉不仅令人心碎，而且是撕裂神经的。那些天，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白天下雪，傍晚下雪，深夜也下雪，终日大雪弥漫，昏昏沉沉。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不可自拔的无底深渊。离开师部医院那天，俱乐部的拉水老人，赶着一辆老破牛车送我上双山火车站。一路上牛车颠簸着，牛车轱辘辗轧着雪道，发出轧吱轧吱的、单调重复的声音。老人用鞭子轻轻地抽打着黑色的、瘦骨嶙峋的牛背，他叹了一口气说：“画画的那小子，也不打声招呼，就腾地一下去了哈尔滨。唉，你俩整天在一起，这么一走，能让人好受吗？”我抬眼望着老人那张布满皱纹的、善良的面庞，又低下头去，呆呆地望着牛车轧出的雪辙轨迹，那轧吱轧吱的轱辘轮仿佛慢慢地、沉重地从我的心头碾过，碾了一圈又一圈……我强忍住泪水，这时如果身边没有人，我多么想放声地在这雪地里大哭一场啊！坐在双山火车站候车室等车，处处弥漫着东北旱烟呛人的辛辣味和尿酸味、马粪牛粪味儿。眼看着其他知青（已经剩不多了）高高兴兴地登上南飞的列车，而我却孤独一人扛着行李包，去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既偏僻又遥远的建边农场。这未知的命运、渺茫的前途和绝望的爱折磨着我，我再也忍不住了，索性趴在行李包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于廉，为了你，我流了多少泪。而你一滴也没看见。我不会让你看见，因为这毕竟与你无关。我已经承认，是我在追求你。
等哭了一场醒来之后，不知怎么，反而感觉到轻松了不少。
到了建边农场，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被称为场部卫生院的土坯屋里，只有几间黑黝黝的房间，分别是门诊室、女宿舍、小药库和仓库。仓库同时也是手术室。卫生院的门框外悬挂着一条破毡毯，风卷着雪花一个劲地往里灌，地面上都是被踩得湿腻腻的雪水。走廊的水缸早已冻结上一层薄冰。这儿的设备无法和师部医院相比。也没有什么知青，病人全都是当地老乡。听人讲，有一次，一位老乡患了急性阑尾炎，当地的李大夫想发挥一下手艺，没往县医院送。卫生院的麻醉药不够用，李大夫硬是扎了几下针灸就下了刀。哪知开到一半，阑尾还没取出，病人就疼得哇哇大叫、不住地翻滚，急得李大夫一时没了主意，索性一跃身跳到手术台上，叉开双腿，骑坐在病人的上半身，紧压着病人的身子和四处乱抓的双手，令助手取出阑尾，匆匆地缝合。幸亏那个老乡命大，发了几天烧就恢复了。从那时起，李大夫的“武术”（不是手术）也出了名。
建边农场虽然荒凉，但却有一股荒凉之美，一种返璞归真的田园风光。每天傍晚，田间里响起农妇的唤鸡唤猪声，装运水的牛车的铃铛声，山间泥坯屋顶升起一缕缕白色炊烟。而这一切都笼罩在绯红的晚霞中，衬在到处是密密的白桦树、钻天杨的黛色青山下。这里没有师部医院的迂腐和沉闷气息，人们对我——一个单身的上海姑娘都充满了友好和好奇心。为了心境的安宁，也为了回避任何感情色彩的冲击，我告诉老乡我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在他们的眼光中，我看到一种由衷的祝福。我常常在下班后独自漫步在森林中，回忆着童年时的幻想：森林中的小房子、小红帽。有时蹲在地上，看着两只松鼠打逗，有时步上高山，望着不远处的中苏边界。我觉得这儿——眼前的一切，就像一幅幅俄罗斯油画，像克里米亚黑海之畔的山峦，像高加索壮丽的早春……深夜，皎洁的月光照在平静的建边河面上，粼粼的水波闪耀着银光，一望便使人想起范仲淹的“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名句。大自然给我带来了无比慰藉，我也渐渐地爱上了这儿的老乡。他们常常在深夜策马来到卫生院，拼命地敲打着窗棂。我常常披衣而起，提着“李玉和”式煤油灯，跌跌撞撞地跟在老乡后面跑。这里一概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不分医生护士，我什么病人都得看，也时常挽起袖子打静脉穿刺、挂吊瓶、扎小儿头皮针，给孕妇接产……
一年不觉过去了。生活在紧张的工作中，心胸逐渐充实起来。我仍然常常想到他，想到俱乐部的小屋和那些温馨的夜晚。我常问自己：我的未来呢？能永远呆在这里吗？难道像现在这样永远孤独下去吗？
１９７７年，大学恢复了高考制度、正式招生的消息终于吹到了这个北疆的小山庄。所有适龄青年，都有资格报考。而且这对我说来无疑是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如果能考取大学，回到大城市，那么也许我还来得及抓住已经在逐渐消逝的青春。我在一连熬了几个通宵、啃读了三角几何一大堆理科书籍后，便急不可待地去场部“报名”。当我踏着厚厚的积雪，好不容易走到离卫生院十里远的场部，一位穿黑棉袄的当地干部拱着手，打着典型的东北大官腔说：“你这工能（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到北大荒，就该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你懂吗？大学都上过了，还整个啥呀？”他拿起一支钢笔，以坚定不移的神情把我的名字从申请表格中划掉。天哪！我又一次尝到了那种孤独无助，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的滋味。当天黄昏，我就赶回到医院。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往回走。越想越委屈，眼泪不由得又夺眶而出。遇到这种事情，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除了哭，还有什么办法呢？泪一颗颗地跌落在雪地上，化着一朵朵小雪花。我突然想起龚自珍的那句诗：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既然走不了，那么就让泪水——孤独的泪、伤心的泪，全化做北大荒的春泥吧！我干脆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边哭边走，任飞雪落进我张开的嘴里。反正这里是荒山，方圆几里地也没有人看见。哭着哭着，漫天的大雪突然停住了，远远近近的雪山雪原，又出现了那永远令人惊叹的黄昏景色：广漠的原野，如血的夕阳，绯红色的晚霞映照着无边无际的白雪，从云层中钻出的金光把云朵镶嵌成一片片金红的鳞絮。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大自然的壮丽奇观，真想融身于天地之间，哪怕变成一片云。我想哭，也哭不出了。后来我想，干脆唱一支歌吧。于是不知怎么，我面对着美丽的黄昏景色唱起了小时候心爱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绿树红墙的北京，高楼耸立的上海，多么远呀！远得就像天边一片云，远得就像一个梦。而我身边，是实实在在的广漠原野和荒凉的山庄，是实实在在的建边老乡和病人。在病房里，还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在等我呢！
这位心脏病妇女是一天前从屯子里被家人背来的。她丈夫讲着口音浓重的山东话，用这里的话来说，他们叫山东盲流，盲目流动到东北来谋生的。两人破衣烂衫，穷得要命。那妇女不住地吐黄水，心律紊乱，心音微弱。我一看就知道又是“克山病”。这种叫“克山病”的心肌急性损坏症，在７０年代蔓延很广，夺去了许多中年妇女的生命。我在师部医院时，通过对病情的一系列摸索，决定大胆采用维生素C静脉注射，以缓解急性心肌坏死，果然很有效。在这建边农场，没有心电图，这里离县医院有好几百里，要翻几座山脉，就是连夜赶到，病人的生命也难保住。因此，只能靠我不断地将听诊器放在病人胸前，一边观察心律波动，一边决定用药。尽管那个妇女很脏，甚至有好几只虱子在她的破旧棉袄中爬进爬出，但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抢救回她的生命。从场部大哭一场后回到医院，我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抢救，一连几夜没睡觉，守在那兼作仓库和手术室、现在又临时改为急救病房的小屋里，日日夜夜地监护着病人，间歇注射维生素C和其它抗心力衰竭的药物。经过两周的抢救，病人终于出现了正常的心律，水肿消退。当她丈夫拉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来接母亲回家时，病人流着泪，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久久地不放……望着这一家五口逐渐远去的身影，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有一次，县放映队到山庄来放电影，放的是苏联电影故事片《山村女教师》，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影片中俄罗斯大地那和煦的风，哗啦啦的白杨树，孩子们在金色的阳光下高声背诵着普希金的诗，走向考场，那山村女教师的美丽、善良，对孩子们真挚的爱和谆谆的教导……我深深地被这部电影迷住了。没想到第二天，许多到卫生院来“串门”的老乡们说：“你就像乡村女教师呀！”有一次，我巡诊回来，一个孩子在田地里竟模仿着电影中的口气，大声叫我：“瓦里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人的热力，是能够点燃世界上任何一个冰冷的角落的。冬去春来，我宿舍的窗台上常常出现一把大葱，一包新鲜猪肉，或者是一小篮鸡蛋。都不知道是谁送的。
整整两年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上海市政府发来的根据知青新政策调回上海的通知。当我临登上开往嫩江的大卡车时，一位老乡跌跌撞撞地跑到我面前，递上他家刚刚烙出的、滚烫的葱油饼……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了。
再见了，荒凉而美丽的建边！再见了，贫穷而淳朴的建边老乡！
回上海路过哈尔滨，我决定去看一看于廉。在建边的许多日日夜夜，我常想起他。有时夜半梦醒，他仿佛又站在我的面前画画，他最后一页日记中所写的“那是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的”这句话，曾反复多次地折磨着我。这时痛苦已经减小了——时间是能使世界上一切痛苦减轻的——剩下的只是思维中的困惑。凭良心讲，如果当时他从我眼睛中清楚地看出了那种含意，那么我从他的眼睛——那双深邃而又明亮的眼睛中——所看到的，难道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在小屋中的炉火前，他拉起我的瞬间，还有在雪夜散步时突然陷落到大雪坑中那近得闻得到双方呼吸的时刻，他那双眼睛里，不是明显地充满着爱慕和那种荡人心魄的万种柔情吗？他究竟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早就隐约听说于廉已从五师调到了黑龙江省美术协会，和林斌在一起。我就先写了一封信给林斌，让他转交给于廉，告诉他我回上海的途中想停留哈尔滨看看他。不久后收到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一看到那熟悉、秀气而遒劲的笔迹，我的心禁不住怦跳起来。他在信中祝贺我终于返回上海父母身边，并且告诉我他在南岗区的一个地址。说他很忙，我下了火车可以直接按这个地址找他。他说他很想见到我，好好聊聊。
到哈尔滨下了火车后，我很快地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像哈尔滨南岗区的许多白俄时期的建筑一样，这是一所陈旧的、石灰剥落的俄罗斯式小洋房。墙上也像每条街所见到的一样，刷着许多大标语，只是那些标语已被雨水和冬日的雪水洗刷得只剩下斑斑痕迹。我按了电铃，紧张地期待着，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子出来开了门，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是周励吧？请进来吧！”我跟着女孩走进门厅，悄悄地四下环视：这里不像房外所见的那样陈旧和零乱，从走廊到内室都布置得很优雅，房间宽敞而明亮，阳光从落地玻璃窗射进，照着墙上的一幅字画：“宁静致远”。而走廊的另一头，居然有个摆着一架大三角钢琴的客厅！我去过兵团不少哈尔滨知青的家庭，都是低矮小屋一铺大炕，没想到哈尔滨还有如此儒雅相宜的所在！我又端详了一下那位老是盯住我看的、微笑的姑娘，她看上去比我要小三四岁，细细的、秀气的眼睛，剪短的头发，面色有些苍白，是那种一眼望去十分文雅的女孩。她把我引入内室，我一眼看到那里有一幅画架。她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说：“于廉上午去省美协画室了，他给你留了张条子。”我接过条子一看，上面写着“先休息一下，下午３点到湖滨２号码头找我，于廉。”“美协离湖滨很近，你知道怎么走吗？”她很热情地问我，一边取出一份哈尔滨市区地图摊在我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邵莉，我也是从兵团返城的。”
邵莉，周励，我们的名字发音倒很相近。于是，我很快地，今后也便永久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你也画油画？”
“刚刚开始学……”邵莉眼睛里突然露出一道羞涩的光芒，“于廉在教我呢！”
然后，她又马上问我：“你和于廉很熟？是不是？他常常提到你，你回上海打算干什么？还当医生吗？”没等我回答，她又是一个问题，“听说你很喜欢于廉的油画，我也很喜欢他的油画，你们上海人真聪明……你说，上海美术家协会会不会来调他回去呢？”邵莉眼里又流露出一股焦虑不安的神情。
我只好告诉她，我已经有两年没见到他了。对他的情况远不如她知道得多。我隐隐感觉到，不，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她，这个叫邵莉的女孩，在追求于廉。和我当初一样，她也深深地被他的气质和神采所迷住，那一声声“于廉”、“于廉”，都在告诉我，她已不能从青春女性的爱慕之情中自拔了。何况，她比我小。
下午３点，我在湖滨码头看到了于廉，他站在那儿等我，好像已经来了很久，当他看到我，大叫了一声“周励！”，向我快步走来。他穿着一件咖啡奶油色茄克衫，雪白的衬领翻在外面，上面仍有几片颜料的痕迹。他的头发还是那么乌黑浓密，随风扬起，面庞依然那么白皙细腻，那双被长长的睫毛掩盖着的深邃的眼睛，依然是那么明亮，显示出一种人品非凡的高贵气质。每次见到他，我都觉得任何形容词都显得软弱无力。我默默地望着他，他也默默地望着我，我们就这样呆呆地伫立相视了几分钟。然后他说：“我们到太阳岛去划船好吗？哈尔滨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正像以后一首歌中唱的：
“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
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
带着垂钓的鱼竿，
带着露营的篷帐。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来到美国后，我去过许多世界著名的海滩度假：长岛的约翰斯海滩，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夏威夷的瓦克柯海滩以及西欧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琉森湖畔……海滩上是豪华的白色私人游艇和五颜六色的帆船，沙滩上处处躺着抹着海滩油、把皮肤晒成橄榄色的白人大腿，几乎透明的比基尼，披散着的金长发，胸罩、大墨镜、太阳伞。天上，直升飞机隆隆地来回巡逻，地上，穿着雪白制服、托着香槟、鳕鱼、杜松子酒的侍应生匆匆地往返侍候。但是，这一切都比不上太阳岛。
我并不是指海滩的美丽而言。美国和西欧的海滩是十分美丽而又昂贵的，每小时的花费都是上百美元以上。我是指感觉上，没有什么地方，比我在太阳岛所见的更亲切、更令人舒畅的了。正如一个闯关东的山东大汉，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沂蒙山下清河中的水更甜，更熨帖人心的了。
那天的太阳岛上，花团锦簇，游人如织。有带着洗澡的小木盆来给孙子嬉水的老爷爷，也有背着一个个大橡皮囊，囊内盛满啤酒，一面划船，一面豪饮的小伙子，不时看到穿着红色泳衣的姑娘跃入水中的健美身影。岛上岸边，处处是笑声——那种朴实无华的、无忧无虑的、普通善良的哈尔滨人的笑声。而我和于廉，就在这周围一片欢乐的喧笑中，慢慢地划着小舟，任小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漂移……
“在师部时听说，你在建边农场干得不错，是吗？”于廉问。“那里的老乡很好，地方也很美……比在师部医院有意思。”我说。
“我一直觉得，你会有这一天，你会回上海的。”于廉说，“祝福你。”
我沉默了许久，低着头。我突然问他：
“于廉，我想问你一下，这两年来，我一直无法找到答案。”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敏感地低垂下去。
“你去哈尔滨那天夜里，放在小屋桌上的日记本，我看了，请原谅。你是翻开来让我看的，因为你知道我会随时随地冲到你面前，对你讲那句话。你说你从我眼睛里，早已明白了我要说的那句话。但，‘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几乎低声地叫起来，锥心刺骨的剧痛又包围了我。我想起了孤零零地蜷缩在双山火车站的那一夜，想起多多少少个不眠之夜的爱的折磨，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周励！你不要哭！”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颤抖地摇着。“你会觉得我冷漠无情！你会怨我走时连告别一下都没有！可是，我也在斗争着，我也在被折磨着，你懂吗？……在火炉前，我把你拉起来的那一刻，在雪坑里，我们几乎是双双要拥抱在一起的瞬间，我看出你在犹豫！你在感情和理智之间挣扎着，你以为我就看不出来吗？有一次，你和我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你说：‘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的爱，不会接受一个没有前途的吻。’我把这句话想了上百遍！每次见到你，我都担心自己是否会把握不住，于是我拼命地画画，思维想着你，眼睛在画布上，你以为我不痛苦吗？我也是一个需要爱、渴望温柔的男人啊！……”
“那你为什么？”我触着他的指头，心头引起一阵阵颤栗。他抽出自己的手，夕阳的余辉在他的眼里洒上一层肃穆和庄重的色彩，他的语气仿佛是在宣判一项不可避免的死刑：“我们出身太悬殊，而且，和一个没有着落的艺术家一起生活，是一件很苦的事。也许命运一开始就注定，我们只能做好朋友的。”
我盯着他那黯然的眼睛：“于廉，你好为别人着想！我不怕吃苦！建边农场那么苦，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那是不一样的。在建边，你或许是靠着热情和幻想来过日子的。而结婚成家，则会面临实实在在的琐事。你走后，我曾经多次打听你的下落，打听关于你的消息，也有几次提起了笔，想给你写信，但我怕伤你的心。我们之间，除了出身太悬殊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属于那种根本不应该把一个女人的命运和自身连在一起的男人。”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看过好莱坞明星琼·考佛蒂主演的《碧海情怨》这部电影吗？女主角有一句话：‘自杀的办法有三百种，和艺术家结婚是其中一种。’不少大画家，像毕加索、梵高，像罗丹，他们的爱情或婚姻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更确切地讲，是画家害了那些曾经痴迷地爱着他们的女人。”
“可是，那个叫邵莉的女孩子，看起来对你很有好感，她是谁？是你的女朋友吗？”
“目前只能说是朋友，”于廉将木桨划动得更快些，穿过了一座绿色雕花的木桥，一边思索着，一边说，“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有理想，喜欢幻想。和你一样，她也很真挚。不过，有一点她倒很像我，她也常常有忧郁的时候。”
“为什么？”我问，“她的家庭，看上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呢，和普通的哈尔滨市民根本不一样。”
“邵莉的父亲是黑龙江省歌剧院院长，母亲是歌剧院的编剧。但在１９５７年都被打成了右派。她姐姐也在歌剧院，是唱女高音的。姐夫和我一起在美协工作，不过姐夫也是个摘帽右派。这是个右派之家，和我的背景倒相似。”于廉自嘲地说，“邵莉的舅公，是编写了《雷雨》的曹禺先生，她还有不少亲戚在香港电影界，很活跃。她姐夫把我介绍给她，让我教她画画。他们全家人对我都很好。现在，姐姐和姐夫又极力促成我和她的事。我很矛盾，很困惑。在她的家里，我是感到很温暖的。他们直言不讳地同情我父亲，他们憎恨人整人的、荒谬又残酷的政治运动。但，对邵莉这个女孩子的热情，我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对女孩子的感情，就像那时对你一样，这种沉重的责任感，使我不敢超越雷池半步。我多次问自己：我能给她带来欢乐吗？她能在我身上，得到她所期望的吗？”于廉抬起头，凝视着我说，“两年前，在北大荒那个小屋里，我也多次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可是现在，我还不能马上找到答案。”
“于廉！难道你要做一个殉道者吗？你都快３０岁了！……”他那种深沉的含蓄，这时不仅没有使我叹服，反而引起我的愤慨，“你不能爱我，那么就爱她吧！不要再去碾碎另一个女孩子的心！难道为你吃苦的女孩子还不够吗？”我讲的吃苦，当然是指感情上的苦：苦思，苦等，苦恋。我是希望邵莉再也不要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可怕的一切。
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地平线，云朵镶上金色和紫色的饰边，幕霭柔和而宁静，乡愁如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太阳岛的黄昏是迷人的，一切相逢的喜悦和离别的怅惘，都和着烟霞轻抹的黄昏，洒在这处处浮光耀金、烟波氤氲的太阳岛上了。小船轻轻地随风漂荡。我们并肩坐着，白鸥飞绕在头顶，远处传来在岛上露营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的歌声。我们距离得这么近，但仿佛又隔着千山万水。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们是只能做好朋友的。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回到上海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外贸局当医生。整天与奔忙于世界各国各地的外销员打交道，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对外贸易”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北京的信，打开一看，竟是于廉写来的。他告诉我，他已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他的画《枫》在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评上了一等奖！他还在信中附上了《枫》的照片。我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紧紧地捧在胸前，我为他骄傲，我也为自己骄傲：我为之付出了青春代价的于廉，终于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而这一道光芒，是我早在北大荒的小木屋，在炉火燃烧的画架前，就看到了！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且给他寄去了我根据北大荒兵团生活的回忆，在业余时间写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又过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一年，他给我回了信。他讲了他仔细地阅读了我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觉得像闻到了一股北大荒土地的气息。但他对我的人物塑造提出了许多看法，说我把人物写得太理想化了，“由各种不同的个性和品质糅合在一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末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和邵莉结婚了。像上封信一样，他附来一张照片，穿着时髦新潮的邵莉在一个装饰华丽的门厅内的摄像。她还是和过去一样，只是那张原来略显苍白的脸上，抹了脂粉，使她看上去生动了一些。“邵莉去香港了，这是她在香港叔父家的留影。”他在照片背后写着。信中他告诉我，他是在度完蜜月的最后一天，送邵莉去香港的。至于他，现在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等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会去香港和邵莉团聚。“但是还很难说清楚批得下来还是批不下来，政府对去香港的签证一直控制很严。况且邵莉自己又没有身份，只是短暂的探亲而已。”
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
１９８５年８月，我离开上海去美国。在申请念美国大学研究生时，我变换了自己的专业——我要求学习商业管理和国际贸易。
在上海淮海中路美国驻沪总领馆签证处的小窗口，那个身材高大、金黄色的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美国领事，瞪着一双疑惑的蓝眼睛问我：“你读过医学院，写过论文，你是医生，为什么要改行？”第一次我回答不出来，于是签证被拒绝了。一个月后，美国总领事馆又来信让我去面试签证。我坦然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于是签证被立即批准了。
谈到弃医改行，实际上理由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在屋里坐久了，想出门到外面去呼一下新鲜空气一样。而我在医学这个屋子里已经坐了整整十年。医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尤其崇高和不易的是，它要求牺牲人的一切快乐。十年来，当我和我的心脏病人、癌症病人、晚期肺心病人、克山病人和一切内科疾病病人打交道时，我是绝对快乐不起来的。在我心头上压着的，是那些病人的生命，是他们一阵阵的呻吟，即使在治疗之后把他们从死神翅膀之下抢救回人间，也还担心着下一次病变，提心吊胆地害怕死神翅膀的黑影再次压来……最难以忍受的是送治疗无效的临终病人去上帝那儿的时刻，他们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要活，我要活！去上帝那里还太早！”可我却做不到。每一个病人的死亡，都会使我几天无法进食和入眠，常常在梦中被呼天抢地的家属哭声惊醒。这时，我心中充满了内疚感、罪恶感，和对死者那种无法分割的痛惜。
我的心肠太软。
不少美国医生从病人那里赚取的是钱。我从病人那里赚取的是焦虑、内疚和罪恶感。当然，也有欣慰。
更实际地说，即使我愿意在医学领域继续深造，美国医学院惊人昂贵的学费也会让我望而却步，更何况美国医学院只收绿卡居住者和美国公民，对外国人则只收交流访问学者。我这个两手空空来美国的自费留学生，根本不可能走进医学院的大门。我开辟了一个对我来说完全新的领域：商业国际贸易。我相信，和在医学上一样，我绝对得不了诺贝尔奖，但我也不会干得差劲。
在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我一边打工一边读商业管理课程。在学校里，我认识了刚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麦克·伏赫勒。他是个身材高大，很有幽默感、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我是专门着眼于男子的智力和气质来爱的，当然，形象和谈吐可以让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否具备才华。我们结了婚。
现在，我已经经营着自己的JME国际贸易公司。１９８７年注册成立公司时，麦克建议以我们两人英文名字Julia Michael Eochler的字首为公司名称。于是，我们在报上登了JME公司成立的大幅广告。麦克挂着总裁的职称，实际上他完全专注于他的新领域——电脑软件设计之中。他在一个华尔街公司领导一个部门。JME公司的业务全部由我承揽。我奔走于美国各公司、各州进口商、中国广交会和欧洲各国之间。我们的JME公司在几年中已经小有名气。我也常常出入美国各种高级社交场合，周旋于社会名流、巨商富贾之中。有一次，在纽约著名的公园大道参加完一个宴会回来，我走在４６街和百老汇交口处，想叫一辆计程车。突然，有一个人从身后叫住了我，用带着北京口音的中国话说：“小姐，请停步！小姐，画一张画吧，画得不好不要钱。”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面色清瘦憔悴的青年，手中拿着一支用做写生的炭笔，带着请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再往四周一看，在他身后竟有六七个画家，带着折叠的小凳子和画架，在街头招揽行人卖画。
天气很冷，纽约的秋末，风像刀子般地刮。那个拉我画画的青年——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似，穿着一件大陆制的薄衫，头发在寒风中抖动着，内衣领上也有几道颜料蹭上的明显痕迹。我想起于廉。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我为自己的貂皮大衣和珠光宝气的宴会礼服深感不安。我立即答应说：“好吧，就在这儿画吗？”
“就在这儿画！”他突然变得像孩子般的高兴，指着街头一排生锈的铁制折叠椅，叫我坐下。他又摊开自己的小折叠凳坐下，把画架往双腿上一架，叫我往右侧看，头不要动，于是便忽而看我，忽而看纸地刷刷画起来。看起来他并不愿意多说话，只是专心地画着。由于我的头必须固定在右侧，正好是那一排空铁椅的方向，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幅图画：那五六个还没有拉到客人的画家们，各自夹着画夹，四处走动顾盼，只要一个人路过，就纷纷涌上去，有时是三四个围着一个人讨价还价；有时是一人跟一个。有一个穿着牛仔茄克衫的青年追着一位美国妇人出了两个街口，那位美国妇人一开始微笑着摆着手，但后来听到那个中国青年飞快地把２５美元降到２０美元，又降到１５美元。明白这似乎非拉不可时，那妇人便露出睥睨不屑的神情说了声“Sorry”（对不起），挥手叫了辆计程车钻进去逃走了。街头的风刮得很猛，好不容易又有两人拉到了客，我边上多了两个人，脸也向右看。使我刚才那种独自在街头展览的尴尬不安稍稍平定了些。我禁不住问为我画画的青年：
“听你口音是北京人，你来美国几年了？”
“来四年了。”
来四年了！比我来美国时间还要长！
“你天天到这儿来画画吗？”
“天天来，白天读书，晚上到街上卖画。唉！四年了！不这么干拿什么交学费？喝西北风？”
“那像你这样干一天，又能挣多少钱呢？”我心里充满同情，毕竟我也是靠给餐馆洗碗，给美国人带孩子过来的。“遇到天气好，行人多，特别是旅游旺季，一夜可以挣六七十元以上，但碰到今天这种倒霉的刮刀子风，三四十元也挣不到……不管怎么说，总比去餐馆洗碗好，自己的专业总是在手里……”
“你在国内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问。
“中央美术学院。”他仍匆匆地画着，不经意地说。“中央美术学院？”我一听又惊又喜，顿时对他产生一片敬意，“那你认识一个叫于廉的吗？”
“认识，我们是一个系的，同届毕业。”
“他在哪儿？”我急促地问着。真没有想到在纽约街头会碰上于廉的同学！
“毕业之后，他又分回黑龙江了。”
“黑龙江？他不是要到香港去和他太太团聚吗？”
“听说他申请了几次都没被批准，后来他主动要求回哈尔滨，他太太的家在哈尔滨。”
“那么他现在还在黑龙江省美协？”
“不知道，都分开这么多年了，怎么？你认识他吗？你可以写信到黑龙江省去问问，他是挺有才气的，几次画展都得到奖，你不难找到他。”
说着，他把一幅人物素描从双膝的画板上抽出来，递到我面前，果然像我！还来不及听我的赞叹，他又匆匆地不带任何表情，像背书似的说：“如果要裱，加１５元；纸制画框加２０元；木制画框加３０元。”说着从小木凳下抽出三副东西，要我挑一副，我选了副白色纸制画框，刚给他付了钱，突然见他惊慌夫色，拎起画框和小木凳，叫了声：“警察来了！”便和其他几个画画的一起如惊弓之鸟四下逃散，一会儿便无影无踪了。
闪着刺眼的白红两色灯的蓝色警车在街口上停了下来，警车中跳出一个身材肥胖高大的黑人女警察。她走到我面前，斜睨了一下我手中的肖像，指着那排空铁皮椅说：
“It’s illegal！”（这是不合法的！）我立即问：“Why？They are justpainter！”（为什么？他们只是画家而已！）
那女警察用恶狠狠的口气说：“No！他们是小贩！小贩！你懂吗？小贩要向政府注册，要交销售税！他们在违反美国法律！警察局已经惩罚他们好几次了，可是这些中国人，不知羞耻！”对一个黑人的谩骂——不论是警察，或不是警察——我的脸“刷”地一下子红起来，一种民族尊严的受辱使我愤慨万分，我大声地反驳：“你们那些贩毒的、抢劫的、杀人的、强暴的黑人不都犯法吗？你怎么不管他们？不惩罚他们呢？……这些画家，只是为了交学费，为了生活，他们靠手上一支笔挣钱，总没有伤害任何人吧！”
“他们逃税！……逃税！”那女警察的眼睛瞪出来，粗声地吼着。
“什么逃税？”我大声叫道，“他们是签证的留学生，不是本地居民，他们连一张交税的工卡也没有，你让他们怎么注册？怎么交税！”
那个女警察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狠狠地把那六七个铁皮折叠椅收起，扔进警车后座，然后呼拉着刺耳的鸣笛走了。那天夜里，我一夜没入眠，对美国法律专治好人不治坏人，我早有怒气，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脸色苍白而又毫无表情的画画青年身上，我似乎隐约地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于廉的影子。他们曾经是同窗，而今那个北京画家的命运，竟是这样。于廉呢？他在哪里？毕业这么多年，他有没有在“出国潮”中出国了？他会在美国吗？他的命运又如何呢？我决定寻找于廉。
我先给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写了封信，信不久被退回来了。邮件盖了一个图章：“查无此人。”我又给中央美术学院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打听于廉的去向，竟然三个月也没回信，是不是因为寄往美国的邮资太贵，没有必要为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回信？我纳闷不解。
１９８８年，美国石油企业家海夫纳先生在纽约举办了首届《中国现代油画展》，消息发布轰动一时。在纽约的海外电视台罗总裁打电话来，让我去做开幕式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我和罗先生曾合作过一年，罗先生也是靳羽西的导师，为人诚恳热心，我便一口答应了。那天，我放下一办公桌的商业贸易业务，去曼哈顿７２街一幢由海夫纳先生为办画展租下来的洋楼，刚进展览大厅，就碰上了二十几年前红卫兵大串联时认识的艾轩。
“艾轩！”我惊喜地叫着，二十多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哎！是你呀！周励！你怎么也在纽约？”艾轩也一眼认出了我，高兴地大叫着。那天的开幕式，美国名流都来了。电视主播芭芭拉·瓦尔特斯，还有歌星约翰·丹佛。觥筹交错，一片珠光宝气。海夫纳希望美国的名流和百万富翁，能够慷慨解囊，高价购买他从中国一手“办”来的油画，而对我来讲，在按程序主持了电视访问后，就是和艾轩大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长了！
艾轩那幅《西藏女孩》，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以醒目位置刊登出来。我主持的“中国油画展”电视节目开幕式，也被中国中央电视台立即全部转播了。我真希望于廉——如果他还在中国的话——能看到这个长达几十分钟的节目！可他为什么没有来？陈逸飞、刘红年、王沂东、王怀庆、李丹心……他们的画都挂在大厅里，镶在名贵装潢的框架中，我一幅幅地留意着，却没有于廉的作品。
画展闭幕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了艾轩在纽约的“家”——位于昆市的一个贫民区。这时，艾轩已不是像在展览会上那么西装革履，全身发亮了。他邋遢地披着一件沾满颜料斑迹的黑外衣，把我请到屋内。我大吃一惊，房屋又小又暗，像一个多年无人问津的小仓库，室内零乱不堪，玻璃窗破了一大半，用纸糊着不见亮光。这样的房子，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上海也不太会找到！在这个四平方米的地上，堆满着轰动了纽约画界的青年油画家艾轩那些正在创作之中的油画精品！
“海夫纳是条狼，”艾轩对我说，“他用我们的画大把赚钱，只付给我们一点点可怜的数目。在北京时不知道，只想来美国总是好事，就什么都答应了。哪想到像杨白劳画押一样，现在得不停地为他画，为他挣，你说混帐不混帐？”
和艾轩挤在一个小屋的王沂东也讲：“开幕式上我得意忘形了一阵，想这么多美国名流都看上了我们的画，在美国可以风光风光了！没想到第二天就住到这个鬼地方来，真像个流浪汉，要什么没什么！”王沂东是出身山东的一个杰出的画家，《纽约时报》以显著位置介绍了他。他说着，打开冰箱，“听说你和艾轩是老朋友，我烧条豆腐鱼，献献手艺吧！”
艾轩叫着：“这几天，天天吃沂东烧的豆腐鱼，只可惜是冻豆腐冻鱼，没在国内那么好吃！”
我说：“艾轩，你还记得红卫兵大串联那会儿，你逼我们表演节目，才肯送给我们一点儿画？后来我朗诵了一首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你听完后说，那是我父亲写的诗，他正隔离审查呢，然后我们几个小女孩万分感动地烧了一碗糖醋黄鱼请你吃？”
艾轩说：“记得记得！杨鲁华呢？周锋呢？熊晓群呢？那些上海的小红卫兵们都在哪里？”
我忙回答：“她们都还在上海，都成家了。”然后我说，“艾轩，你认识于廉吗？”
“当然认识！他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才子呢！”
“他在哪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只听说他曾经在深圳和太太邵莉一起住了一阵，后来邵莉回了香港，不久后又去了法国留学，而于廉始终没法拿到签证，还留在国内，可能又回黑龙江去了吧！”又是黑龙江！我叹了口气，为什么线索一到黑龙江就断了呢？
我又到了刘红年在纽约的“家”，同样是昆市住宅低廉的贫民区，同样是窄小、零乱，除了放张床外，只够放下几个画架。刘红年的油画《当我们年轻时》，描绘了北大荒的一铺大炕上知识青年的各种姿态。其中一个青年还自得其乐地往烧开的水中打了一只鸡蛋。这幅画曾震撼过一代知青的心灵。在全国美术展览上得了大奖。他也是“文革”串连中自称的“大哥哥”和我认识的。现在我们又串连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纽约来了。他的生活看上去很清苦，虽然由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得到的深刻造诣和才能，使他的画已被曼哈顿５７街的一家画廊所接纳，但出售率很低，远远不能和极少数运气好的中国画家相比。他节衣缩食，还要资助接济在北京病卧在医院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常常陷入“断炊”之忧虑中。我把他的情况和我的担保人讲了，我的担保人维廉·柯比先生很有钱，也很爱好艺术，他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在佛罗里达州办一个中国油画画廊，于是他让我转告刘红年，以每一个月一千三百美元的固定工资，收购刘红年所画的任何油画。有了这笔固定收入，搬去刘红年心上的一大块石头。纽约画廊需要时，他为画廊画；而画廊没有“任务”时，他为佛州柯比先生画。由于柯比先生生性善良，又很惜才，对画的大小尺寸、题材内容从不挑剔，在没有人买的前提下一律先收进他的画。并且还用飞机把刘红年接到佛罗里达州兜风游览，他们俩渐渐成了忘年之交。
刘红年为我四处打听于廉的去向和下落。有一次他打电话告诉我：“周励，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快，有什么消息！快讲！”
“于廉到日本去了。”
于是，在我的脑海中，邵莉在法国，于廉去日本。他俩为什么不去一个国家呢？于廉在日本，在东京呢？还是大阪？地址在哪里？
我继续寻找于廉。在寻找过程中，既有对一个老友的关怀和思念，也有对青春时期一段感情经历的深深怀念。看到电视上纽约市政府在中学里普遍发放避孕套的决定，在纽约地铁里，看到那些号召青少年用避孕套寻乐发泄的官方广告，这里是性的泛滥伴随着精神空虚、智力低下、物质欲、占有欲无穷无止的海洋。比起北大荒小屋里的缱绻的柔情和理性的抉择，那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探求精神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那些滥用避孕套，在滚石乐中扭摆狂叫，用熏灰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贪婪无厌地抽吸着毒品，喷吐出一圈圈烟雾，和以能用针头往静脉里注射昂贵的上等可卡因为自豪的美国青年所根本无法理解，也根本无法比拟的。想想在６０年代，还有好莱坞明星简·方达头戴北越钢盔在河内公开阻止美军狂轰滥炸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剩下的只有毒品、酗酒、醉生梦死和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了。１９８９年，当一部名为《性·谎言·录影带》的电影风靡美国的时候，有位年迈的评论家说：这部电影的名称，就足够概括美国当今失落的一代人。
什么是毒品？什么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在这些方面，我属美国的无知无识者。
于廉，你在哪里？
我又找李丹心询问于廉的消息。我是在刘红年的画展上遇到李丹心的。我的担保人也特地从佛罗里达州赶到纽约参加刘红年的画展。可惜，几十幅油画只卖出四五幅。画廊取去５０％利润后，到刘红年手中的只有几千元。这样的画展每年只办一次，根本不够维持在纽约一年的生活开销及购买昂贵的画布、颜料等绘画材料。幸亏有柯比先生的“固定工资”，所以刘红年的心情好多了，否则也只有一个方法——架着小木凳到街上卖写生画了。
李丹心正处于情绪的极度低落和内心的苦闷之中。这个以《西藏组画》而享誉中国美术界的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现在竟连一张画也卖不出去！生活已经到了极度穷困的地步，他的妻子和女儿均在北京，对家人的思念和那种摆脱不了的孤独感、失落感，使他感到已经走到了生活的尽头。他对我说，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在油画展大厅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立即把他也介绍给我那正坐着轮椅、一张张欣赏刘红年油画的担保人柯比。柯比这个善良的美国老人，深表同情，请李丹心一起到咖啡厅好好聊聊。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在咖啡厅里，这位曾经由于国内报告文学《妙笔丹青》而一时风靡全国的青年油画家用手使劲地抓着脑袋，痛苦地说，“什么也画不出了！既卖不出！也画不出！……我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到餐馆端盘子也可以，总比死不死活不活地什么也干不成好！……我再也不想画了！有时候，我简直想一死了之！活着太困难了！”
我听了既吃惊，又难过，一句句地翻译给柯比先生听。李丹心在国内是较早出国的一批画家，很多人羡慕他的才能和运气。可谁又会想到，他在咖啡厅中这一番撕裂肺腑的痛苦呻吟？
柯比先生说，“我到你家去看看吧！”
当天夜里，我推着担保人的轮椅（他的双腿已瘫痪），到了李丹心家。同样在昆市区一所价格低廉的小屋内，比刘红年和艾轩的地方稍稍大一些，一房一厅，但同样是很狭小，光线黑暗，床上、地上、墙角、桌下到处都堆着他画的那些卖不出去的油画。
“把这些全收拾起来吧！……你开个价钱，我全部买了。”担保人柯比先生说。
“我……”李丹心却惊讶地瞪大着眼睛，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要放弃！小伙子！”柯比先生说，“我是为了让你不放弃油画，才买下这些画的。美国不像中国，在中国，也许油画是你的爱好，或你有天才可以任意发挥。在美国，任何一种爱好或者特长，都只是你的谋生手段而已。不要放弃，不要去餐馆打工，听我的话，也许这段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之后，你就会成功的。”
就这样，李丹心意外地得到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没有放弃，至今还在作画。（艾轩、王沂东、王怀庆都已回国，并在国内外画坛继续获得成功。）
有一天，李丹心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于廉和邵莉离婚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离婚？”我又惊讶又悲伤。难道世界上竟没有持久的、永恒的爱情吗？
“据说是邵莉在法国提出离婚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两地生活，对她来讲，可能太吃力、也太寂寞了……听说于廉马上接受离婚，他还在日本。”
“他在日本怎么样？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不太清楚，”李丹心说，“有一个日本来的朋友告诉我，于廉曾举办过一次画展，但是没有成功。”
我继续寻找于廉。１９８９年我回国时路经日本东京，听说新宿有一家中国画馆，常举办中国大陆画家的画展。我匆匆地登上电气火车来到新宿。近年来，新宿以声色犬马闻名于世，其知名度已经超过东京的银座和纽约的百老汇。这里灯火辉煌，钟鼓齐鸣，喧哗纷乱的夜总会沉浸在一片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中。一幢幢摩天大楼中红灯摇曳，烈酒喷溢，来自世界各地的绅士贵人们，都在这里纵欲无度地挥霍着自己的金钱和生命，他们嬉戏着、豪饮着、狂叫着，做着人生长乐的幻梦。……我走过一家一家酒店、舞厅、卡拉OK，打听着哪儿是中国画馆。直到九点多，终于在一幢大厦底层的地库中，找到了那个挂着一块小木牌的中国画馆。我敲了半天门，才缓缓地从里面出来了一个日本老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身穿奶油色的风衣，脚蹬高跟皮鞋，手里提着一只紫色的鳄鱼皮名贵公文箱，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一副打扮入时的样子。他把我当成了日本女人，或是日本公关小姐，嘴里咕噜噜地讲了一大堆日文，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我试着用英文和他对话，这下一来他又把我当成了美国人，眼睛里一副既恭敬又慌张的神色，可他一句英文也听不懂。正在这时路过一个穿着西装的日本中年人，我立即用英文叫住了他，幸亏他会英语。我让他翻译着问老人：“你知道有个叫于廉的中国画家，到这儿来过吗？”我并且拿出笔记本，在一张纸上大大地写下于廉两个字。他看了后，想了半天，说：
“大概三个月前吧，有两个中国来的画家，一个就是于廉，另一个大概是姓林吧，在这儿办过一次画展，但没有卖出去几张画。他们手头很拮据，画展还没到结束日期，就提前关门了，因为付不出展览厅租金。”
“那么，现在他们在哪里呢？”我急促地问。
“不知道。听说是去了横滨，说是去读书，还要教人画画什么的……我是这儿看门的，很抱歉。”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日本老人匆匆跑进去关起了门。我鞠躬谢了那位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中年人，他对我说可以到警视厅或者移民局去查地址，我微笑着谢绝了。
回到纽约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林斌——北大荒小屋中和于廉在一起的林斌打来的电话。
“我刚从日本来纽约一个多月。”林斌在电话中说：“于廉离婚后，情绪很不好，我和他一起办的画展也失败了。我的日本签证眼看到期，就借着美国一个美术团体的开会邀请，来纽约了。于廉的日本签证也到期了，日本那地方是呆不了人的，移民局警察整天成批成批地在街上抓黑户口。于廉也在设法来美国，原来讲比我晚一个星期就可以出来，现在又没有音讯了。不知是已经到纽约了呢？还是仍然在日本？”
如此说来，于廉很可能就在纽约？
“林斌，那你现在干什么呢？上学？还是工作？”
“还干什么？街头卖画呗，还有啥办法？在别人国家，你不成功，就只能在精神上跪着。”
每一个戴过红卫兵袖章的人，不管你以什么心情去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你总会记得这个日子——８月１８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２５年前，我们狂热、幼稚，被每一个政治口号搞得热血沸腾，脑子里充满了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理想。２５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在美国，冷静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仅仅为了谋生而在黑人歹徒的枪口下中弹死去，我们能说什么？
欲哭无泪。即使有泪，中国人的泪又值几个钱？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８日凌晨两点，六个中国画家又像往常一样，为了躲避警察的突然袭击和“违法”惩罚，悄悄地在深夜来到纽约时代广场中心的４５街，为行人写生卖画。当上海画家林林被黑人歹徒枪杀之后，有个美国电视观众打电话给电视台说：“怎么能在半夜里去时代广场呢？那里是个地狱啊！”是啊，在美国，谁不知道那里是红灯区，充满贩毒、卖淫、犯罪，歹徒如走兽横行霸道？但那些中国画家为什么偏偏要去呢？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中国画家有自己的苦衷：白天相对安全，可白天有警察，白天要上学，白天不属于他们。傍晚也不行，警车在傍晚最多，只要那白红两色的灯照到你，轻则没收画椅画架，挨一顿骂；重则罚款。你要顶撞的话，警棍和皮鞭、拳头就会立即上来“助罚”。美国黑人歹徒不怕警察，只有中国人怕警察。歹徒即使杀了人，也不会被判死刑，有法律保护生命安全。多少抢劫、强暴、谋杀的歹徒在进了监狱之后，当天即按“美国法律”发一套整洁的被套被单和一个席梦思软床，午餐和晚餐中的肉类和营养按美国食品法严格执行。据《纽约时报》１９９１年７月报道：纽约监狱人满为患、财政危机，原因是每个犯人光吃不干，平均要花去纳税人每年六万美金，相当于一个博士生的年薪。监狱里有健身房、康乐球，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哈罗！查利！你又回来啦？欢迎！”或者是“再见，山姆！明年再见，照料好你自己，多吃早睡。”《纽约时报》还统计：平均每一百个黑人成年人中，有二十五人是坐过监狱的。也就是说，一百万人中有二十五万人曾是罪犯！（我也见过不少很有教养、卓有成就的美国黑人，以及贫穷善良的黑人群众。）加之还有不少的白人犯罪分子，这足以让生活在纽约的人毛骨悚立！难怪有人说，半夜在纽约街头走路，就像半夜在野生动物园一样，时刻提心吊胆会不会被野兽一口吃掉。美国犯罪分子既然有这么“人道”的法律保护，多抢几个，多杀几个又算得了什么？当上海画家林林刚刚把小木凳放下，和同来的几个画家准备招揽行人画画时，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黑人上来挑衅，粗声粗气地说：“嘿！画贩子！我们去叫警察啦！”林林他们并不搭理，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也知道，只有这时，深更半夜一两点，警车才很少光顾。而这点对他们来讲，似乎就是“最安全”的了。
你无法同时抵挡黑人歹徒和警察，于是在选择躲避对象时，林林他们选择了警察。否则，他们便无选择。
于是黑人歹徒们便更加狂妄无忌了。
半夜两点，当林林正为一对年轻行人画素描，黑人史基纳（James Skinner）和三个同伙不断地在林林的身后用吃剩的鸡骨头拽林林，甚至从地上拣起肮脏的鸡骨头放在林林的头上，引起周围一群黑人的哄笑。这伙人知道，中国画家怕警察，他们当然不敢去叫警察，于是便放肆寻乐子，欺侮这些一脸书生相的中国人。在上海长大的林林，１９８２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１９８５年来美国自费留学，并且取得纽约市视觉艺术学院美术硕士学位。他在纽约曾办过多次画展，《纽约时报》还专门载文评论过他那些风格独特、富有创见的现代绘画。但是，在美国，一个艺术家的才能并不等于财富。来美六年，他仍无法摆脱穷困，仍然住在纽约哈莱姆黑人区一所破旧的公寓里。所有的钱都用来做艺术创作了。而日甚一日的生活来源匮乏，只好驱使他走向街头，在这半夜三更孤注一掷。黑人史基纳的挑衅使他怒火万丈，可他只得在野兽面前，忍气吞声地强低着自己的头继续作画。但是，一个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的忍耐毕竟是极有限度的。当黑人小子史基纳第三次把脏秽的鸡骨头置放在他脖颈里的时候，他爆发了，愤怒地跳起来，指责这伙黑人，并将一杯冷水向史基纳泼去。于是，史基纳拔出一把金黄色的三八口径左轮小手枪，毫不犹豫地按下板机，轻轻一扣，便将他——一个带着他的美国梦，来美六年的中国画家射杀死了。
林林死了。他死在纽约街头的血泊中时，只有３４岁。画架、画椅、画布上，都是他如火般喷射出的鲜血！
林林遇害后，杀人者史基纳被押送到法庭。史基纳不但毫无愧疚，相反却在法庭上大叫“无罪”，并且开口大骂林林用水泼湿了他的衣服。史基纳的辩护律师宣称被告的心智及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心理检查。于是，在受害者家属无权发表一句评论和疑义的情况下，法庭宣布休庭，史基纳送心理医师作“人道的、全面的心理检查”（美国法律规定，有心理、精神状态不正常，杀人在疯狂状态下进行，便可判无罪），于是，在电视台沸沸扬扬了几天的中国画家惨死街头的人命案也就不了了之、无人问津了。
史基纳当然是在清醒状态下杀人的，发了疯的只是这个“杀人不偿命”的法律！
林林死后，我度过许多梦魇频扰之夜。我更加紧寻找于廉，我要用我的一切能力来帮助他，来保护他！我问遍了纽约的画家，也走遍了中国画家们常去的百老汇、时代广场、苏荷区、格林威治村。我的心情是如此矛盾，我真希望立即看到于廉，同时，也深深地担心，哪一天会在街头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小姐，画一张画吧！……画得不好不要钱。”而那人，竟是我青春时期完美无瑕的精神偶像——于廉！
于廉，你在哪里？
我们总是在举手之间便轻易地割舍了历史，我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想起珍惜往日曾挥霍和厌倦的一切，包括故乡，也包括自己的过去，时光之船载着我们向前漂流，却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点。我离开于廉整整十年了，晨钟暮鼓中，我脑海里又隐隐浮现了在北大荒小屋里第一次见到他时所看到的那篇日记：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泯没天真者，不可以作画。
外慕纷华者，不可以作画。
与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画。
志气堕下者，不可以作画。”
还有日记中歌德的一句注脚：
“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
于廉，你仍然怀念北大荒的小屋吗？你还记得太阳岛上的歌声？
祖国呵，我的祖国，
为什么要让你优秀的儿女，在异国流浪？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于纽约曼哈顿 第五章 留学美国
--------------------------------------------------------------------------------
——遇到一个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
那是在１９９０年春天，我们又回到了欧洲，回到了麦克的故乡——慕尼黑。这个古老的城市带着它的圣斯蒂芬教堂的尖顶和一群群华丽建筑屹立在德国南部，围绕着多瑙河的无数支流，整个城市矗立在开遍鲜花的群山之间。
我和麦克在慕尼黑郊外度过了无数个美好的黄昏。一幢白色的别墅像座城堡般地矗立在夕阳照射的草坪上，别墅周围是一道旧式的、散发着清香的木栅栏，正中有一条宽阔的、由鹅卵石子铺成的通道，一直通向别墅前面那无穷无尽走不到底的一片大森林……麦克从小就喜欢骑马，才三岁时，他那担任警视厅长、刑事专家的父亲就喜欢把他放在马鞍前面，戴上黑丝绒制成的、像钢盔那样的“骑士小帽”，脚蹬小马靴，带着他在慕尼黑郊外森林的清晨和黄昏中慢慢溜达。而后，在他成为少年时，他成了一名骑手，得到了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三城少年骑马连赛的冠军，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以后又迷上了橄榄球和冰球。他在高中时当过橄榄球队队长，上柏林大学时在冰球队打前锋，他们的冰球队曾经到美国与哈佛大学比赛过一场，虽然被哈佛队打败了，但哈佛队的守门员事后握住麦克的手说：“我一看到你，就吓坏了。”
麦克身高一米八十五，眼睛里闪着蓝色的光芒和坚强的意志，他正是以这种决心把我夺到手的。
那天，我和麦克骑了一个下午的马，傍晚时分我们俩从森林中骑马而归，回到了住所。在我的印象中，那个黄昏是一片天涯无际的浓绿，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浑沌的梦境，又像是一泓深不可测的湖水。眼前的这幢白色的城堡——麦克家在这里住了三代人——像披上了一层暗红色的霓裳羽纱。落日的余辉透过树林浓密的枝叶，将点点光斑落在麦克那张白皙的、轮廓分明的脸上……
他的眼睛和天空一样，一片耀眼的碧蓝。
在那个时刻，我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Daphne Du Maurier的《蝴蝶梦》（《Rebecca》）开头的那几句一下子跳进了我的脑际：
“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又回到了曼德丽。浮云遮住月亮，又掠了过去，我仿佛站在通向那条道路的铁门前。我一眼看到了那宅子，宅前的道路被一大簇乱生乱长的异样灌木覆盖了，我伫立着，心儿在胸中怦怦剧跳，眼眶里泪花滚动，带来一阵异样的痛楚。
曼德丽！我的曼德丽，你还是像过去一样神秘而又静谧……”
…………
麦克后来常常谈起他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我给他的第一面的印象是，我非常像电影《蝴蝶梦》中的女演员琼·芳汀。
“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你长得像琼·芳汀，我知道西方人和东方人在长相上的差别，我是指气质方面，很少看到像你这样的东方女子。”
我猜想他也许是指我不爱打扮，又酷爱打网球（《蝴蝶梦》中的女主角也爱打网球），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麦克这人性格内向，但热情爆发起来像火山一样不可收拾。他非常喜爱伍迪·艾伦。他说伍迪·艾伦有一副病怏怏的丑脸，这使他在任何一部电影中都变得格外生动，每一句台词都富有魅力。麦克曾经梦想成为像伍迪·艾伦那样自编自演的导演。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我是导演，一定要把你的经历拍成电影，一定会轰动！我的小琼·芳汀！”
又是琼·芳汀！我哪里像琼·芳汀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研究生院的网球场上。研究生打网球可以不付钱，因此我每个星期都抽出时间来打上一二个小时。每次只要我一穿上雪白的网球衫及白色短裤，再往前额刘海上扎一条白色防汗毛巾，一扬起网球拍，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精神也立即随之抖擞！读书的压力、校园内打工的劳累顿时随着网球的弹落而烟消云散。不过这对我来说毕竟是一种奢侈，我每打一会儿就要看一下表。那天正是这样，我正同天文物理系的几个小伙子打双打，眼看我和我的搭档要把对面那两个撒野似的对手打垮了，他俩气喘吁吁，徒劳地在场地那边跑来跑去，嘴里发出狂叫，却老也接不住我发过去的球。那个金黄头发留得像女孩子一样长，又往脑后一扎的物理系研究生发誓，不到两个回合就把我们彻底打败。我的搭档是个加州大汉，他可不是好惹的，无论网球落到哪一个角落，他都像一只灵敏的猎犬那样冲过去，救起那只球；而一轮到我发球，加州大汉就露出一丝得意的眼光，因为对面那两个死对头已经惊慌失措，我的球还没有发出，他们就已紧张得连网球拍都拿不稳了。加州大汉——天文物理系三年级学生，红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淌，那双灰色的眼睛不住地被流淌下的汗水淹得直眨巴。他脱下了汗衫，露出那雪白的前胸和一簇簇黑色的胸毛，往右手掌上吐了下唾沫：“干得棒！把他们揍趴下！”
我看了看表，急忙丢下球拍：“对不起，我要走了！”“怎么？怎么不打了？”搭档大声叫喊着，慌忙地捡起汗水浸透的汗衫重新套进脖子，“是不是因为我脱衣服啦？……对不起！对不起！……你得打下去，不到一个回合，我们就全赢啦！”
对面两个气喘吁吁的对手也大声喊着：“不要走啊！等下一盘换了场地你们就完蛋啦！”
“不！我得到学生餐厅打工去！”我指着手表说，“５点半，还差５分钟啦！”我连前额上系的小白毛巾都来不及解下，扔下网球拍，就向学生餐厅那幢灰色大楼奔去。
刚奔出网球场，在那条浓荫遮蔽的通向网球场的大道上，迎面撞见贝妮丝。贝妮丝是我的美国女友，会讲一口漂亮的中文，她身旁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
“朱莉亚！”贝妮丝叫着我的英文名字，她的发音带有很浓重的西部口音。她刚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分校转到我们学校两年，是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她披着一头如瀑布般的亚麻色长发，那双栗色的、覆盖着一层又浓又密的睫毛的眼睛老是瞪得大大的，精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贝妮丝一把拉住我的手：“朱莉亚！慌什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麦克，他在华尔街工作。”我匆匆地看了那人一眼，我至今也记不起第一眼见到他时的印象。我几乎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一心只惦记着学生餐厅里那台一到五点半就准时开动，连一秒钟也不差的自动洗碗机。我这个站在２号窗口专接学生送来的盘子、倒干净后再往洗碗机送的人如果不到位，出不了两分钟，一切就要乱套；如果学生把吃剩的鸡骨头也送进了传送带，那么整个洗碗机就要卡住停下，并且发出刺耳的震颤，学生也就会随手把盘子刀叉扔得满地都是。可是我现在急需贝妮丝帮忙，我的电脑时间（用钱买来的使用电脑时间）用完了，贝妮丝有奖学金，我需要借用她的电脑，其他同学也经常向她借用。于是我拉下前额上的白毛巾，一边拧汗水一边急匆匆地对贝妮丝说：“你的电脑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你什么时候需要？”
“我现在去学生餐厅打工，８点半结束，８点３刻用行不行？”不等她回答，我就跑了起来，我的手表离５点半只差３分钟了！
贝妮丝对着我叫道：“哎，朱莉亚，我的男朋友说你网球打得真棒！”
又是男朋友！整个宾汉姆顿研究生院都知道贝妮丝在和一个南韩学生运动领袖——那人也是社会系博士生——大谈恋爱，她还和美国一位参议员的儿子过从甚密，他是空军少尉飞行员，曾经有一次把飞机直接从安德鲁空军基地开到宾汉姆顿机场，为的是来看她。现在又出现了一位什么华尔街的麦克，美国女孩可真是够浪漫的。
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显然是贝妮丝那位男朋友在说：“This Chinese gril hasgorgeous body！”（这个中国女孩可真是体态袅娜！）
然后是贝妮丝清晰的、尖声的反驳：“她可不是什么女孩！她结过婚，离婚了！”
我很讨厌别人在背后议论我的私事，于是我回转头，大叫了一声：
“贝妮丝！闭嘴！”
她没有闭嘴，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扬了扬手臂说：“晚上８点３刻我在电脑房等你，我还有事情找你呢。”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研究生院第一件最令人开心的事就是认识贝妮丝。别人管这位比我还大两岁的美国女孩叫“中国学生联谊会副主席”，其实中国学生会是不设什么副主席的，只设主席。主席朱庆波，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博士生，他曾经这样对我说：“如果我有贝妮丝这么多献身公益的热情，我恐怕就不是宾汉姆顿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而是全美中国学生会主席了！”贝妮丝热情开朗，既有良好的教养，又有一副美好的身段和讨人欢喜的脸孔。和她那过于注重打扮的外表及服饰截然不同的是，她满脑子都是新思想。这个社会系博士生不稀罕金钱，她的整个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尖锐对立，是一个对金钱根本不屑一顾的理想主义者。她们家三个姐妹都是美国少见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妹妹在非洲的一个部落搞普及教育，大部分是她自己掏钱，联合国基金会给了一点点补助，她在非洲一呆就是七年！另一个妹妹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不到曼哈顿或洛杉矶开私人诊所，反而跑到印度从事儿童慈善事业，并且和一个印度男友同居了三年。贝妮丝自己则声称，她希望“来世变成一个中国人”。贝妮丝五岁时就被她父亲——一位搞进出口贸易的美国殷商——带到了台湾，并且在那里受到了小学教育，后来又回到美国读完中学和大学。她会讲一口标准的中国话。正如学校里人人都知道贝妮丝有许多男朋友一样，大家也知道贝妮丝已经结了婚，她丈夫是一个中国人，目前在台湾监狱中，已经关了许多年。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的中国丈夫被送进监狱，贝妮丝总是讳莫如深闭口不谈。尽管如此，她对纽约州立大学的中国同学的表现确实像一位中国人的太太，我刚从纽约市乘“灰狗”到宾汉姆顿时，第一个开车来车站接我的就是贝妮丝，她向我伸出手，用让我惊讶的中国话说：
“欢迎你！周励！”
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她开车带我找了十几个地方，才找到一处最便宜的阁楼临时落下脚，又领我到学校行政大楼注了册。并自我介绍说，学校里所有中国学生的事她都管，无论有什么困难都可以随时找她。不知为什么她对我特别热情，也许是因为那时学校的中国女留学生还不多的缘故吧。开学后不久，她主动提出和我结成“一帮一，一对红”，因为中国学生会主席提出让每个中国学生找一个美国同学交朋友，不仅提高英语听说水平，也锻炼与美国社会打交道的能力。贝妮丝第一个找到我，她对我眨了眨眼睛说：“我喜欢你。再说，我总不能老是交男朋友啊！”人人都知道，贝妮丝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女人，不过在美国，没有人管你这个。
那天我在洗碗间一刻不歇地干到晚上８点半，我快累瘫了。我真佩服和我一起洗碗的两个美国学生，真是基础不一样，心情不一样，他们一边洗碗一边轻松地随着餐厅的广播喇叭唱着流行歌曲“SayyouSayme”。餐厅里每天都不断地重复放这支歌曲。我一听到这曲子就心里发毛，就像以前在北大荒听到起床哨子声一样。没有什么活比洗碗工更吃力不讨好的了。美国学生用餐浪费得惊人，你得飞快地把盘子里剩下的香肠火腿乃至沙拉面包统统倒进垃圾桶，再递到传送带上，当那些脏盘刀叉通过洗碗机，变成一只只干干净净烘干的盘叉时，又得用最快的速度从窗口跑到洗碗机尽头，用力端起那只足有２０磅重的、盛满盘叉的塑料架，把它送到学生领干净刀盘的另一个窗口，然后飞快地再跑回自己负责的这个窗口，收拾积压的脏盘刀叉。打工的人每人负责一个窗口，“各占一段”，所以３个小时内没有一个人说一分钟话。你的手，你的身体完全成了洗碗机的辅助部分，连上厕所间都不可能。洗碗间墙上挂着一块牌子明确指示：“工作之前，请上厕所。”学生餐厅的工资是每小时三块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我每天在学生洗碗间工作３小时。除此以外，只要学生餐厅有什么宴会，或者大型活动，我都马上向餐厅经理要求临时工作，以便攒钱来支付我在学校期间的生活费用。从上海到纽约，我身上带了四十块钱，在佛罗里达当保姆３个月，挣了三千元，等到了注册处交了学费，口袋里又只剩下４０元钱！当我数着我用血汗挣来的一张张暖乎乎的、带着体温的绿色纸币，把它们交给注册台上那个面无表情的美国人时，真感到如同小时候读过的那本书《半夜鸡叫》里所描写的高玉宝上学那样的一阵阵酸楚。
在美国自费读书，真难啊！剩下来的问题是，我的学费交了，可是我在学校吃什么？怎么住？如何生活下去？没有钱寸步难行，连买一本教科书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参加校园内打工。
校方怕影响学生学习，规定学生每天最多打工３小时。这样，每周７天２１个小时，我立即毫不犹豫地全包了，并且飞快地算了一笔帐：每周２１小时乘３美元等于６３美元，扣去交税还剩５０美元，每个月可以挣得２２０美元，用１２０元交最低廉的房租水电，剩下的１００元中用１５元买书买邮票，另外５０元买日常食品及生活用品。我并且订出一个宏伟的目标：争取每个月节约下３５美元往上海家里寄，我的女儿还在上海，需要经济抚养。为了节省钱，我想出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从肚子里节约”——鸡最便宜，那么只吃鸡。美国的鸡由于人工饲养大机器生产，远远不如上海的鸡那么香嫩。烤鸡、白煮鸡、炒鸡、鸡片、鸡丁，以至吃到后来一闻到鸡味就恶心。由于鸡本身有油，那么连买油的钱都可以省去，白饭一煮一大锅，分七个塑料盒装起来，每天早上打开冰箱，取出一个饭盒，装上两块鸡肉，中午往学校走廊上处处设立的学生微波炉烤箱中一加热，就可以充饥了！
在洗碗间工作有一个晚餐免费的好处，每天不仅可以改换一下口味，又省去做晚饭的钱和工夫。所以我每天中午吃白饭鸡，晚上就大吃各种各样的蔬菜沙拉，并且填饱各种高蛋白高热量的香肠牛肉，以致于我的胃肠能够保证第二天的早餐可以不吃——我到学校后从来不吃早餐，既节省钱，也节省时间。
那天晚上我在洗碗间干得晕头转向，中午那顿白饭鸡提供的热量早已无影无踪，我简直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生低血糖休克，要不是窗口上不断有学生们送来用过的盘叉，我真想从任何一个盘子里拣起一根剩下的香肠或者一片火腿往肚子里吞。餐厅规定必须在打工之后才能进晚餐，于是一到７点钟，我就忍着饿得发慌的肚子，一分分地计算着时间。我无数遍地对自己说：“今天我要吃它五根香肠，两碗沙拉，再加两大块牛排！”实际上我连这一半都吃不掉，不过这么一想，心理上显然是起了安慰作用，使我能产生出气功般的丹田之力，去不断地端起那几十磅重的大碗架，在窗口和机器终端之间一刻不停地来回奔跑。
好不容易在８点半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尽量用１０分钟时间塞下所有含能量和热量的食物，便匆匆忙忙拎起书包往电脑房奔去。明天是电脑测验，每人按要求要编至少三个电脑程序，我一个还没完成呢！我冲进电脑房，贝妮丝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她交给了我她的电脑密码和电脑台启动钥匙：“别像前天那样，搞到半夜两点钟再回去！”贝妮丝拍拍我的肩膀说。在电脑房或者图书馆呆到半夜二三点钟，对中国留学生来讲是常有的事，我有时干脆在电脑房或者图书馆的地板上过夜。读书才是最最苦的事情——我是指在脑力上和精力上。读书好坏关系到你的前程，否则到美国来干嘛？
我对贝妮丝说：“我今天不回去了，不然明天测验无法交卷。”要不是为了这该死的每天仨小时洗碗——这正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图书馆大啃笔记本或者在电脑房编程序的黄金时间——我也许不必经常熬夜。我坐上电脑台，打开机器，把书包里一大堆计算机教科书和笔记本摊开，贝妮丝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朱莉亚！帮一下忙！下个星期学校要组织一次‘中国之夜’演出会，你能不能出一个节目？”然后她凑近我的脖子说，“弹一段钢琴怎么样？《少女的祈祷》，我最喜欢你弹那段！”我连连摇头，这时我已经心烦意乱：“贝妮丝，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除了打工，就是读书，别的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我求求你，不要缠我什么演出不演出了！”
贝妮丝走到我面前，拿过电脑台上那把钥匙，“啪”地一下关掉了我的电脑，她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指责和愠怒：“我要对演出会负责！你知道吗？我们请了纽约州州长和两位参议员参加这次活动，可节目连一半都没有组织到！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说一个字：忙！忙！忙！这是‘中国之夜’！可不是什么‘纽约之夜’！也不是‘宾汉姆顿之夜’！……”
我望着贝妮丝那双充满焦急的眼神，她为了中国学生——那些与她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花去多少个日日夜夜。有一个中国学生病了，想吃一条黄鱼，她竟连奔带跑，硬是在离学校十里路远的一家南韩人开的杂货店中，找到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黄鱼。我感到一股愧疚袭上心头，我抓住她的手，拿过那把钥匙，“好吧！让我练习练习，我弹《少女的祈祷》。”纽约州立大学艺术学院的外型和林肯艺术中心差不多，雪白的几十根大理石圆柱上是古罗马天堂诸神的艺术造型及爱神维纳斯的塑像。经过正厅直上二楼，那里有几十间琴房，钢琴系的学生每天在这里上课。我到了“中国之夜”演出会的那天下午，才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到这座已是如此生疏而又引起我无限回忆的艺术殿堂，匆匆练习一下荒疏已久的钢琴。关于弹琴，后来麦克曾经问我：“你是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的吗？”我回答：“不，我是３０岁才开始学习钢琴的。”他的眼睛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１９７８年我一回到上海，就立即投入到业余文学创作之中，我一心想把我们这一代人，也包括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有时写着写着就流下了泪水，我写过十几篇短篇小说、三十中篇小说和两个电影剧本，但是统统失败了，没有一家杂志愿意接受，几乎所有寄出的稿件最后都原封不动地退回，附加编辑寥寥几字、措辞客气的一张白纸条。有一天我经过外贸花园——那是坐落在外滩外白渡桥边上的一幢白色洋房，周围是一片茵绿的草坪，当我心情沉重地经过那幢小楼时，突然听到一阵钢琴声，从紧闭的窗子里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我打了个寒噤，久已枯竭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我对着那窗子，一边听一边流泪。琴声好似雨水，一点一滴渗透了我被不断的失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心灵，我重新见到了天空、明星、夏夜……那时候，我的婚姻是不成功的。我一从北大荒回到上海，父母、亲戚就算计着我已是二十八九、快“嫁不出去”的年龄，全家人心急如焚地帮我找对象。就在亲友的撮合催促下，我匆匆结婚了。我的第一位丈夫，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老实忠厚，小心谨慎，人品和社会地位都不错。但我们性格不合，我是个有点儿任性，又好幻想，并且喜欢把幻想变为行动的人。个性的不合带来婚姻的明显不和谐，我们曾经互相讨论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女主人薇拉和她的第一任丈夫那样，平平静静地分手。但是在８０年代初期同现在的９０年代到底大不一样，离婚是一件令全家人感到羞耻的事，和门庭受辱的意义简直是一样。直到我在１９８５年出国后，我们俩才通过律师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各自又成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我推开那幢白色小楼的雕花铁门，循着琴声来到二楼，是一个女孩子在练琴。从钢琴前的琴谱上看出她在弹肖邦的《E大调小夜曲》（作品第九号），我和她攀谈起来。她五岁就在私人教师那里学钢琴，现在在外贸单证科打字。她说她将来想成为一名外销员，但也不愿意放弃她心爱的钢琴。我这才知道，小楼里的这架钢琴原来是不上锁的，我们在外贸工作的人随时都可以来练琴。
“学习钢琴！”３０岁的我立即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愿望。许久以来，我一直迷恋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三钢琴协奏曲》、《皇帝钢琴协奏曲》，迷恋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莫扎特的《第２０号钢琴协奏曲》以及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我常常一边写作，一边听着这些“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钢琴作品，但我还不会弹奏任何一首曲子，甚至连五线谱都不识。我难道不是从幼年起，就梦想着坐在钢琴前面，对着五线谱，像像样样地弹奏一首曲子吗？文学梦看来是破灭了，我不会停止写作，我还是要写——不论写出来的东西送到杂志编辑部也好，或者送到家对面五原路废品回收站也好——我这人倔，不到黄河心不死，在写作上也是一样。但是我多么渴望生活中开出一朵鲜花啊！而钢琴正是这样一朵鲜花，它能抚慰我这颗寂寥而又苦恼不安的灵魂，恢复我的安静、坚定、欢乐，能使我感受到贝多芬、肖邦那些伟人们的呼吸，能让我的头枕在他们的双膝之上，聆听一下贝多芬在一百多年前发出的那个声音：“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疯狂地迷恋上了钢琴，拼命地读着那些似乎比医学书还艰深难懂的五线谱，有时看得眼睛直发涩。一到中午，我就一个人悄悄地溜进外贸花园的小楼上，一个人对着五线谱，用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按着琴键。这种学法显然是毫无成效，弹出来的东西简直不是什么音乐，我真担心看门的老伯伯有一天会因为讨厌这些噪音而把我撵出去。
“必须找一个老师。没有老师是学不成的。”我叹着气关上琴盖，“到哪里去找老师呢？”
他，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这座艺术殿堂的走廊上碰到他的。那天我到音乐学院去向一个熟人借一本钢琴入门《拜尔练习曲》。音乐学院理论系的一位讲师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图书馆为我找到了这本册子，我拿着书正要离开音乐学院，在走廊上被一个浑厚的、带着一点儿文气的声音叫住：
“你是音乐学院的吗？”
“不是。”我反问那个人：“你呢？”
“不是。我来找作曲系的谭教授，他办公室的门锁了。”他露出焦虑的神情，“他和我约好的，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他中等身材，五官长得很端正，鼻梁高高的显得十分文雅，有一张诚挚的脸，和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不过他的衣服很奇怪，好像是车间那种工作制服，在音乐学院不太见到穿这种带四个大口袋制服的人。
“你是作曲家吗？”我问，他的衣着使我缩短了心理上和一位作曲家的距离。
“不是，我只是业余爱好。”他态度柔和地对我说。从他的眼神中，我立即感觉出一种很不平凡的气质。
一听到“业余”这两个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失败”。因为真正成功的人，总是很快地走上专业的道路，我做了两年失败的业余文学爱好者，现在我要开始学习钢琴，我一下子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穿着四个大口袋衣服的人，能不能成为我的老师呢？
“你也许还是等一下谭教授比较好，他一定会回来的。”我翻开了《拜尔练习曲》的封面，对他说，“我在学《拜尔》，你会弹《拜尔》吗？”
他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他的笑那么动人，露出了好看的、洁白的牙齿。我不由得想起在那些遥远的年代，裴阳和于廉也有过这样动人的微笑，我叹了一口气。他一定是误解了我的叹息，因为他立即热情地说：“走廊两旁都是琴房，你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弹弹。”
他坐到了钢琴前，开始他沉默了一阵，全身一动也不动，仿佛沉浸在乐思的瞑想之中；然后，他用左手猛地敲了两三下低音，右手猛然一抬，两只手在琴键上跳动起来，琴声宛如远山深谷里吹起的一股清风，越过了沟壑，飘向旷野中的一颗白桦树；时而激情如火，感人心怀；时而柔情似水，婉约缠绵。他对不同的音色表现出一种超凡的灵感，对节奏鲜明的旋律，流露出近乎痴迷的喜悦。他演奏的指法坚定而又轻柔，富有表现力。在他那长长的灵活有力的十指之下，旋律色彩丰富，充满了魅力。他弹的是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我还从来没有被这么感动过。他弹奏的时候，嘴唇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眼角的阴影也似乎更加深沉，他那急促的呼吸和激昂的内心不断地把人的感情带到一个又一个旋律的高峰。曲终之后，他两手搁在膝上，一动也不动地默默坐在那儿。
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这突然变得如此寂静的琴房，我几乎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过了很久，我才怯怯地说：
“你愿意教我吗？”
就这样，他成了我的钢琴老师。
他有一个英文发音的名字——乔耐。后来，在我采访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和院长时，他们带着深深惋惜的口吻告诉我，乔耐的钢琴演奏磁带曾经送去参加国际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预选，评委会认为他的弹奏“有相当的力度和惊人的表现力”，但很可惜，他已经超过了国际比赛规定的年龄界限，他已过３０岁了。事实上他比我大五岁，参加任何一个国际钢琴比赛都是不可能的了，他只能在自己的工厂里当技术员（由于他工作能力很强，人缘颇佳，后来又被破格提升为厂长）。乔耐的出身正好同我相反，他是一名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后代。１９４９年当我父亲随新四军在战火中接管上海时，他的父母亲携一家老小逃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死活也不肯离开上海的老祖母，在船快要启航的瞬间，硬是从乔耐父亲手中接过了刚刚呀呀学语的乔耐。乔耐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于是父母亲便忍心割爱，留下一个老祖母最疼爱的孙子陪伴她度过晚年。
“如果你乘那条大船走了呢？现在不是台湾的阔少吗？”我有一次问他。
“我对台湾并不感兴趣，”乔耐认真地说，“我的双亲在五十年代就先后去世了，我们几个兄弟由于无法通信来往，也已感情疏远，我最可惜的是我没有机会上音乐学院。由于我不可能选择的血缘关系，我被抛在社会的最底层，周围的一切道路统统都被堵死了。”
在我认识他之后不久，有一天他搬来一只大纸箱，里面是９首钢琴协奏曲，５首交响乐，２８首钢琴奏鸣曲和７首钢琴小提琴二重奏，全部是他业余创作的！我惊呆了，心中不禁对命运的不公感到一阵阵不可抵挡的压抑和怒火。而他则仍然像没事似的又沉浸于音乐之中……
“在高洁的、感情丰富的、睿智的、宁静的、温和的肖邦和粗犷的、闪电般的、火山似的、天崩地裂的李斯特之间，对比非常鲜明，更鲜明的对比是无法设想的！”有一次，在弹了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他这样对我说。
我见过肖邦的肖像，那是他在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同居时，由意大利的一位画家画的。肖邦的脸廓有着秀美的外形，眼神带有几分忧郁，我突然感到乔耐和肖邦很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他那清秀的侧影，和高高的希腊式的鼻梁。有时我又觉得他很像日本电影《砂器》中的孤儿钢琴家和贺英良。他文静深沉，有一颗敏感多情的心。“我能创作，我是自由的！一切属于我，我是我自己的各种痛苦的主人。”乔耐说。我知道他的婚姻也很不幸，他和他妻子常常是几天都讲不上一两句话，两人隔阂很深，但他十分疼爱他的儿子。
“生活是艰难的，对于那些不能容忍灵魂平庸的人，生活是每天进行着的斗争，而且经常是可悲的斗争。”罗曼·罗兰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曾这样说过。乔耐十分欣赏罗曼·罗兰，他藏有一套罗曼·罗兰全集，他说他不太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他更加喜欢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我喜欢贝多芬那种刚烈的个性，以及在爱情死亡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干脆、坚强。”
密切的交往和融洽的志趣使我和乔耐成了知心朋友。每个周六下午练完钢琴后，我们就一起在夕阳照射的绿茵茵的大草坪上散步。有两次我们走到了外滩江畔，我们低头默默地望着倒映在黄浦江水面上“SONY”霓虹灯广告的粉红色波澜，谁也不说一句话。我知道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在不断滋长，随着他每个星期六的到来，随着他的琴声，随着他耐心地谆谆指导，也伴随着我们无数次地散步，谈论音乐、文学……那种东西在噬咬着我的心，有时使我感到一阵阵甜蜜的哀愁和迷惘，有时又像熊熊烈火一样燃烧得使我彻夜难眠，我在一片汪洋中驾驭着自己的感情……
我被燃烧起来了，那火焰是这样炽烈灼人！有一天我独自来到外滩公园，我和他在这里进行过无数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看到公园的柳枝抽出了嫩黄的叶芽，远远望去婆娑一片，如金黄色的雨丝，我多么想把这初春的柳枝摘下在手中挥舞，把它作为青春和友情的旗帜——我幻想高举着春天的柳枝，欢笑着扑进他的怀抱，在他的琴声中陶醉、亲吻、交融，这该是多么甜蜜、荡人心旌的梦！——我结过婚！我有孩子！我要对家庭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如果不能光明正大地去爱，那么就不要爱！另一个声音在说。
我是人！追求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怎能在孤独和寂寞中长久地生存下去！
在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之中，我尽力地表现出一个女性所应有的矜持，我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了练琴上。在１９８１年８月７日的日记中，我写道：
“啊啊，你不知道第７５、７６号作品是多么难弹，我坐在钢琴旁，汗水顺着面颊、背脊流水般地淌下。这是我首次弹D大调练习曲，原来一向很有旋律的音符变成了一个个古怪而又难以捉摸的东西，怎么也无法将它变成和悦的声调，我失望了！……难道我就此屈服下去了吗？难道我的毅力竟如此薄弱？难道我的老师所花的精力统统白费了吗？……我想起了他弹奏的贝多芬的《悲怆》，一定要战胜它！一定要战胜键盘！指尖在跳动，心儿在炎热的盛夏中接受洗礼——音乐的洗礼，意志的洗礼；还有，恕我在此说出吧——爱的洗礼！我仿佛乔耐就站在我面前，我命令自己决不后退半步！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从６点半到９点半，我坐在钢琴前面没有挪动，琴凳都被洇湿了，我终于使D大调奏鸣曲变成了我和谐的朋友。啊啊，我终于冲出了险滩，多么艰难不易！但通过今天的练琴，我深感：
一、学琴能锻炼人的意志，使人能体会到贝多芬那超人的毅力：唯有苦难，才有欢乐。
二、锻炼人善于学习。
三、没有冲不出的浅滩！”
从夏天到秋天，外贸花园里的白色小楼上响彻着我的琴声，在乔耐一步步的指导下，我的弹奏有了明显的进步，到了１９８２年春天，我不仅完成了基本指法训练课程，而且弹了《致艾丽丝》、《土耳其进行曲》、《船歌》，并且开始弹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了。乔耐在指导我弹这一乐章之前，照例先示范了一遍，我拼命地咬着嘴唇，无法抑止住心中奔涌的情感。他低着头，悠然地弹着。音节之间出现拖长的停顿，令人感到心焦、渴慕的主题，一个在月光下迷失的孤独的声音，轻轻地诉说它的疑问，接着是一阵沉默和等待……突然，伴随那一串被压抑的加强琶音，好像一股被禁锢的热情猛烈振奋，狂喜地迸发出来。如贝多芬所有的钢琴奏鸣曲那样，爱情的主题被引了进来，它高扬起来，如醉如痴地、美妙地向高处挣扎，直飞那情谊交织的顶峰……接着，他左手下声调深沉的低音部愈来愈响，连绵不断的色彩一直延宕着，犹如月光已浸没在云端，黎明即将出现……乔耐细腻而虔诚地弹奏着，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音符都跟随他亢奋的呼吸起伏跌宕，他的眼里噙满泪水……
我望着他，无法说出一年来我对他已有多少温存的眷恋，特别是每当他弹完一首奏鸣曲，默默地坐在琴前的那一瞬间，我被他的深沉和才华所震撼。听他的演奏，比听任何一位著名的钢琴家的演奏都更加使我感到那股命运的冲击力量。他的琴声能抵御一切外界的不幸和内心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节奏中仿佛总有那一个声音：“追求！追求！”……除了追求，我们还有什么呢？
他开始教我弹奏《月光》。
紧紧注视着眼前翻开的琴谱，我试着凭直觉在钢琴上找音阶，我的左手无名指在低音部按错了键盘，他轻轻地把手指放到我的无名指上：“这儿你错了。”他说。
他并不挪开他的手指，我的心开始颤抖，全身的血液顿时被激发冲动起来。他那深情的柔和而又炯炯的目光注视着我，只要一瞬间，他就能捧起我的整个双手，我便能倒入他的怀中——如同我多少个夜晚的宿愿那样！无名指的电流不断冲击着我的心胸，冲击着我全身的灵魂，我的每一根神经都被他那温柔的触摸所击中！我多么希望闭上眼睛，忘情地亲吻他那坚毅的、可爱的嘴唇。
为什么我这一生中遇到的，都是没有婚姻的爱情、要不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呢？我没有正视他，也没有挪开我的无名指，泪水很快就要涌出我的眼眶，我对着琴谱闭上了眼睛，我眼前出现了四个人：我的丈夫、女儿，他的妻子、儿子。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事实更加严酷了，除非我打算把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的屋顶掀翻，并且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否则，我就没有勇气投入他的怀抱！
不能光明正大地去爱，那么就没有资格爱！
我挪动了我的无名指，轻轻地从他的手指下抽出，把两只手放在膝上，面对钢琴默默坐着。我那时已经柔肠寸断，如果可以像古典文学中所描写的那样私奔，我一定会和他私奔，哪怕浪迹到天涯海角，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
可是他在琴课后要去参加儿子学校的家长会，我的女儿也在等我回去烧饭。私奔是不可能的，只是天方夜谭而已，而我又不愿也很畏惧偷偷摸摸地爱和偷偷摸模地被爱。我强忍住涌入眼眶的泪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了声：“让我重新开始弹吧！”
他的感情受到了明显的挫折，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想象的，也许他觉得我太脆弱，或者太胆怯。在他教完我《月光奏鸣曲》之后，他来得越来越少了，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久以后，我听说他被提升为厂长。
多年之后的１９８６年１月，当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我的担保人家里，在客厅中那个５２英寸巨幅电视屏幕前看奥斯卡奖电影《索菲的选择》，当看到结尾中索菲和她的男友双双自杀在布鲁克林公寓中时，我泪如泉涌，并且禁不住低声抽泣起来。担保人柯比先生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得直问我：“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那时举目无亲刚刚来到美国，正处于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刻，《索菲的选择》又使我想起了他，想起了我和我的钢琴老师那一段痛苦绝望的、埋藏在我们心中整整一年的爱情。“当我们要扑向森林、阳光和鲜花时，我们往往又被拉了回来，那是凝固的教律对我们的心的禁锢。我们的社会太古老了！”如果是过了几年，我一定会大胆地扑向他的怀抱！我何必要遮掩自己呢？托尔斯泰不是说过吗：“要是我败坏了名誉，我可以超脱我们社会的荣誉观而蔑视它！”
可是当初我为什么不敢呢？我为什么要抽出那只无名指？我无视自己的年华和感情已经很久，那时候我是个结了婚的孤独的女人，现在我是个离了婚的孤独的女人，我怎么对柯比先生讲呢？我能对柯比先生讲什么呢？
《索菲的选择》也好，泪水也好，一切回忆只能是对自己的一种更深的鞭笞：
在爱情面前逃避，这不是我的性格！
在纽约州立大学艺术学院的钢琴房里，我开始练习弹奏《少女的祈祷》，我非常喜欢这首钢琴曲，在乔耐离开了我之后，我自己选择弹奏的第一首曲子就是《少女的祈祷》，这支钢琴曲曾经给我的心灵带来了许多安慰。现在我像乔耐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钢琴前，微闭着眼睛，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个少女，那就是我自己。如泣如诉的倾吐，哀婉的柔情，如火山一般迸发的爱情，和茫茫的、不知伸向何处的小路……我伸出两只手，手指在各跨跃八度的高音和低音部猛地弹跳起来，明亮的琴房和手下一连串美妙的琶音，不禁使我心花怒放。这间琴房非常大，墙的四周各有一根圆柱通向高高的天花板，圆柱上镶嵌着古色古香的欧洲装饰图案，墙的一面有一幅大镜子，可使艺术系的学生在这里既可弹琴，又可练习舞蹈。有两次贝妮丝把我拉到这间琴房，她说这样的地方能够滋生爱情。她和那个南韩学生常到这里约会谈恋爱，他俩谁都不会弹琴，但是“看看这样的琴房就够了！最美妙的东西都能从这里滋生出来！”我也有同感，自从我第一次给贝妮丝弹奏了《少女的祈祷》后，我的心情明显地好多了。虽然我每天疲于奔命，在洗碗机和图书馆、教室、电脑房之间像冲锋陷阵似的跑来跑去，但是我至少知道有一座辉煌的宫殿在不远处向我敞开着大门，只要我愿意并且条件许可，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这里，坐在钢琴前弹上几首奏鸣曲……
我正一遍遍地练着《少女的祈祷》，贝妮丝推门而入，在她身后，又是那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我停下弹琴，只听贝妮丝说：“你是第三个节目，第三个上场！只要第二个节目一上场，你就立即到后台来，明白了？”
贝妮丝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她和中国学生会主席共同主持今晚的“中国之夜”演出。白色的锦缎紧贴她的腰身两侧和胸部，像滑腻的皮肤一直遮住颈部，显出端庄的样子，这种纯洁的白色配上她那如白雪一般细腻的皮肤是非常令人销魂的。我望着贝妮丝，她那秀美的脸庞和纤细的身子，却不能掩住她那狂放不羁的气质。我对她的这种打扮感到吃惊，又有点羡慕。贝妮丝眼里射出一种兴奋的光芒：“麦克特地开车从纽约曼哈顿赶来了！他平常每两个星期来一次宾汉姆顿，现在一个星期中就已经来了三次！”她说着，得意地努出嘴唇亲了一下那个小伙子，然后把头搁在他宽阔的、打着领带的胸前。“朱莉亚，好好弹啊！”她带着几分陶醉的声音说，“《纽约时报》也来采访呢！”
那个小伙子向我伸出了手：“我叫麦克·伏赫勒，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我叫朱莉亚，很高兴认识你。”他们俩站在一旁，听我又练习了一些钢琴曲，就离开了。我送他俩到走廊，望着一片白色花边的环绕中移动脚步的贝妮丝的背影，以及她紧紧地挽住那个小伙子的样子，我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黯然的孤独和淡淡的凄凉，这是所有离婚的女人都常有的那种情绪。他们走到走廊尽头，不知为什么那个小伙子又突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他们就消失了。“中国之夜”在纽约州立大学新落成的白色大理石音乐厅举行，四层包厢中满座都是盛装的宾客，连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格外精神。两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从高高的淡红金色的天花板垂下，吊灯上的无数个玻璃圆灯大放光明；散发着新油漆味儿的墙上，装饰华丽的壁灯闪光耀目。宾汉姆顿学院对中国和中国学生特别友好，不久前这座崭新的音乐厅中接待的第一批艺术嘉宾，是由中国著名的舞蹈家白叔湘带队的中央芭蕾舞团。现在又大张旗鼓地举办“中国之夜”。中国留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学校的奖学金（或是中国政府的经济资助），我因为学医改行，从头学起，自然什么也拿不到，但我仍然能随处感受到学校里那种友好和温暖的气氛。
我穿着从上海带来的那身雪白的连衫裙，又往长长的黑发上系了一根红色的发带。在贝妮丝用英文报幕之后，走到台上，我的钢琴演奏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观众们大声叫着“再来一个”，可是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只好匆匆地退到了台下。我还没有走出后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就被贝妮丝一把拖住：“朱莉亚，你不要走！你要帮一下我的忙！”
我惊讶地望着贝妮丝，不知她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她按了我一把说：“你在这等一下，我报了幕再和你讲！”
报了下一个节目，一位中国学生的琵琶表演之后，贝妮丝带着哀求的神情望着我：“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原来按每个节目五分钟排的计划，结果只有两、三分钟就完了，总不能让我们的观众只看半小时的节目就走啊！……你一定要再出一个节目！”
我的天哪！贝妮丝可真难对付！
中国学生会主席也匆匆地跑来，他手里捧着一大堆磁带，帮贝妮丝劝我：“周励，你嗓子不错，再来一个独唱吧，我们还没有独唱节目呢！看，我这里有许多磁带，可以放进音响里当音乐伴奏，你看看！苏小明的、远征的、成方圆的……你能唱哪个？歌词这儿都有！”
看来这两人非逼我就范了。好在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少年宫的演出，从不怯场，上就上吧！我挑了一首《大海啊，故乡》的管弦乐磁带，交给贝妮丝。“中国之夜”最后一个临时加进的节目，是我的独唱，我带着忧郁、迷惘和无穷的思念，唱道：
“小时候听我妈妈讲，
大海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里成长。
大海啊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海浪涌，
随我漂流四方。”
在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无论什么节目，这里的观众都给予暴风雨般的掌声），我突然看到坐在第一排特别席位上贝妮丝的那位男友也在拼命地鼓掌。贝妮丝自己当主持人，把男友安排到了特别席位上，这样也许他就可以更清楚地欣赏她那身如同新娘般的白色缎裙了。
在观众的拼命鼓掌中，我又用英语唱了一首约翰·丹佛的《送我回家，乡间的路》，不等大幕拉下，我就匆匆忙忙地跑下后台。同以往许多次一样，在演出后例行的鸡尾酒会上，我有一份工要打，我匆匆地换下连衫裙，套上早在书包中准备好的我那套洗得发白的餐厅制服和裙子，在演出大厅外的长廊中，我站在酒吧后面，给大声喧嚷的观众和学生们斟倒各种各样的香槟酒、葡萄酒、白兰地和苏打水。贝妮丝兴奋地端着酒杯在熟人中穿梭着，咯咯大笑着，今晚她是个成功的主持人。她把酒滴倒在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子头上，又咯咯地狂笑着，亲吻了一下那个男孩子的脸颊。转眼间，她又挽起另一个高个子金头发的学生的胳膊，把头放在他的肩膀上，一边抖动一边狂笑着，她差不多快要喝醉了。她的男友呢？那个从纽约曼哈顿开车来的男友到哪里去了！我看到他了，他完全像局外人一样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手持着一个酒杯，在一大群自顾狂欢、陶醉的学生中，他显出一种毫不协调的冷静，他甚至没有去看他的女友贝妮丝，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想着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他站到了我的身边。
“你的歌唱得真好，比你弹的钢琴更加感人。”他带着真挚的目光，用带有欧洲口音的、好听的英语对我说。
“谢谢！”在美国，随便你听到什么样的赞扬，只用一个字作回答：“Thank you！”我问他：“你要香槟？还是要苏打水？”他说他要一点度数很高的白兰地。于是他喝他的白兰地，我打我的工，我们再没有讲一句话。
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之后，他告诉我那个夜晚他的情绪很不好，他和贝妮丝之间爆发了一场大争吵，他给我叙述那夜的情景：
深夜，酒会之后，月光照着车中贝妮丝酒后兴奋的脸和麦克严肃压抑的神情，车子在雪地中缓缓开动着，开得很慢很慢。
“在你的睡房中，有一件男人的夹克衫和内衣，你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贝妮丝又照例咯咯地大笑起来，她的醉意未消，抖动着肩膀说：
“你来了，你是主人；你不来，我是主人。你在曼哈顿和哪个姑娘睡觉，我也管不着。”
麦克抽搐般痛苦地大叫着：“住口！”他猛地刹住了车，两道锐利的目光紧盯着贝妮丝由于醉酒而微微发红的脸颊和那双朦胧不清的眼睛。
“我不和你玩游戏！告诉我，还是那个南韩人吗？你不是说已经和他断了吗？”
麦克猛地打开车门，跳下车，独自向雪地中走去……汽车的马达在微微震抖，寒风一阵阵刮进车内。贝妮丝抖索了一下身子，她的酒意让冷风吹散了不少，不知是悔意还是震惊，泪水从贝妮丝的眼眶中涌出，她缩成一团，从车前窗中默默地注视着在雪地月光下消失了的那个大个子的身影……麦克后来告诉我，他在雪她中整整走了两个钟头，到半夜两点才回到了贝妮丝宿舍。他们俩都哭了，痛苦了一场之后他们又做爱和好了。
“伤疤总是在那里。”麦克说，“我一直以为她很爱我，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中国之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连《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报纸都作了报导，有一张小报上还登了我拿着麦克风唱歌的照片。在学校里总是这样，中国学生越是被人注目，身上的压力也就越大，成绩才是衡量你的标志！我最常做的噩梦就是考试。美国的考试是题海战术，考验你的理解和应变能力。电脑考试让我考砸了。那天我在电脑房一连熬了几个通宵之后，白天又到教工餐厅去打一份临时工。“一夜不睡十夜不醒”，我一边干活，一边在似醒非醒中记错了考试时间，等我大叫了一声“糟糕！”然后脱下制服冲向考场时，考试已经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我一上场就完全乱了方寸，甚至连在电脑上编了十几次、早已滚瓜烂熟的程序都一下子乱了套。我如同落进了一个大冰窟：“这下全完了！”我为什么要去打那份该死的工呢？打三个小时才９块钱，而为上电脑课我可是交了９００块钱啊！我懊悔不已——电脑考试我得了“C”。
电脑考试之后是英语高级班的论文考试，这也是商学院对学生规定的一门必修课。商学院希望培养出不仅能够经商，同时也具有高等文化素养、敏锐洞察力和幽默感的人。不是已有许多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成了历届美国总统吗？论文考试和在课堂里的那种考试不一样，教授布置了论文题目，然后给你们一星期时间，准备一份不少于２０页的论文。这次考试教授布置的题目是：写几件发生在你身边的真实事件。要求带有文学性，并且有自己的观点。
我决心考“A”，我一定要把电脑考“C”的耻辱挽救回来！写什么真实事件呢？来美国后就是打工，当然不能写“打工一日”，那样太浅薄。我想起我在上海时曾写的中篇小说《医生日记》中的两个故事，那里面的主人公全是我的病人，是发生在北大荒兵团的真人真事。于是我立即拟好了两个题目，一篇是《隆冬里的轰响》，另一篇是《破碎的晨曦》。我一头扎进图书馆，一连干了三个通宵，最后把它交给贝妮丝——我经常找她替我修改论文作业。
结果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我的这两篇论文不仅得了“A”，而且成了系里的范文，教授让我站在阶梯教室的讲台前给大家念这两篇他认为是“极为出色”的论文。
当一个婴儿哭喊着向母亲伸出双臂，哪一个母亲会拒绝呢？但这一代人却被母亲拒绝了，他们是一群在荒野上哇哇哭喊的婴儿，他们唯一能牺牲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望的情欲和难以排遣的孤独和苦闷使他们心灵扭曲，走向死亡，……是谁拿起第一块石头，砸他们脚的呢？
在《隆冬的轰响》中，我写了这样一件事：
当我还在北大荒兵团当医生时，有一天山民们从冰河窟洞中扛来了两具尸体，男的是武装连伐木排的班长，一位天津老高三的知识青年，女的是山上伐木小屋守林人的孙女，一个中俄混血的少女。两人脸色铁青，眼球充血，被抬到师部医院抢救时早已断了气。就在一个多月前，武装连上下都传说着伐木排班长大刘和那个人们称为“二毛子”的羞涩而安静漂亮的女孩“搞上了”。
武装连全连７６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光头，平时往身上露出破棉花的黄棉袄外扎一根草绳，一起上山一起下山，连解手小便都不背人，一晃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武装连的一个当地青年把一个路过山林往加格达齐方向去探亲的娘们给强奸了。那人立即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发送到劳改营。武装连中数大刘最爱打扮，平常出工总是在小袋中揣着小镜子、梳子，一有空就对着镜子梳起来，他那头黑发是没说的，要是在天津，保准有一大群姑娘在后面追着。自从守林老人的女儿——“二毛子”她娘得病去世后，老人把孙女带到了林子里，每天给伐木排烧水蒸馒头。大刘首当其冲和她搞上了，人们一开始只是嫉妒，讲几句闲话，但连长知道这事后，事情就大不一样了。有人向连里汇报，说看到大刘把那小妞压在身底下，有人还煞有介事似的证实大刘和那个“漂亮的勾魂”的女孩（她刚满２０岁，比大刘小１０岁）两天两夜无影无踪，私奔了又回来了。全连都被桃色新闻搞得不得安宁，那些大汉子们都无心伐木了，一入夜，草棚里大家都翻来覆去长嘘短叹，第二天人人脸上像断了秧的窝瓜提不起神。很早就有人提出让团里送几个女的上山，不干活不伐木光养着，哪怕给大家扫一下窝棚，捉一下被窝里的虱子也行，只要使这帮血气方刚的大男子汉闻到面前有女人味儿，听到女人的尖叫或者歌声，看到女人晃动的身影，他们就不会感到自己是生活在大庙中的和尚了，那么革命干劲也就会在女人面前随之而来。可是团里无动于衷，说派几个女的上山是瞎扯蛋，是小资产阶级的异想天开和不健康情调，于是后来谁也不再提了。现在眼看整个武装连全都一个个病恹恹的，怎么办？一个女人上山就这样，再有几个女人就要造反了天，树都不知该让谁去伐了。连里立即召开紧急骨干会议，决定开展大批判，拿大刘和二毛子女孩当活靶子、活典型。本来连里批判批判也就算了，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了。大家都知道大刘是个好人，不就是年龄大了憋不住了吗？再说那小丫头确实漂亮逗人喜爱。大伙有气无力地呼拉了几下口号轮流拿着小纸片上台发发言而已，可是没过几天，团里派来了工作组，说要“好好整顿”一下武装连的不正之风，要“稳、准、狠”地打击坏人坏事，不能避重就轻，姑息迁就。于是工作组带头，大会小会天天批，还撤了大刘的班长职务，扬言批判会后送他进“劳改营”。他的“乱搞男女关系”也升格成了“引诱奸污少女”。那个女孩子更是每天吓得哭哭啼啼，守林老伯也跟着她一起吓得发抖。
悲剧终于发生了。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大刘撬开铁锁逃出关押他的小屋，借着火柴的微光来到武装连备战用的弹药库，他打开地窖的门，取出四颗手榴弹，在夜色中悄悄推开睡得呼呼的团部工作组的屋门，把那四颗手榴弹迅速放在炕洞下，然后跑到门外，拉响了引爆线……
在猛烈的轰响声和冲天的火光中，工作组的四个人乱尸横飞，一片血肉模糊。大刘在火光中咬牙切齿地喊：“你们逼我走到这步！你们逼我走到这步！”然后他头也不回地飞快地往山上跑，背起了沉睡中的二毛子姑娘就往山下冲，他们决定逃到冰河那边的苏联边境去！
晨曦微露，他脚步越来越慢，二毛子女孩也早已从他的肩头爬下，两人手拉着手地一起朝苏联方向跑。连里早已被惊动，荷枪实弹来追赶他们的人越跑越近，还不时传来猎犬的狂叫声。冰河太宽，眼看着跑不到冰河那边——那里有一座像剪影似的在晨曦中若隐若现的苏联哨所小屋。他们就要束手被擒了，大刘突然拉着女孩换了个方向，朝着冰河中央那个砸了个大洞用来捕鱼的冰窟奔去！
就在子弹在他们耳边嗖嗖作响的一瞬间，大刘紧紧地拥抱自己心爱的女孩跳进了无底的冰窟。
当那两具尸体被抬到师部医院那天，正好我值班。团里要我开一张“死亡证明”，我觉得提不起笔来，我心中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从山民们告诉我的故事中，我仿佛看到那个长着一头秀美的长发、眼睛又大又亮的姑娘，和大刘站在一棵白桦树下，斜射进森林的阳光照射着他们那两张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好的脸庞……
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杀人不仅可以出于恨，也可以出于爱。如果大刘仅仅自己跳入冰河，而将那女孩的生命留下，那么几年之后，女孩的命运也许会完全改变。我还举例说，美国有不少失业者自杀时，连同自己的妻子儿女一起下手，也是杀人者在绝望后，出于爱的同例。
我的问题是：是谁造就了杀人凶手？
《破碎的晨曦》中的女主人公是我在北大荒当医生时的一名病人，她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神经病。她是上海知识青年，长得非常美，身材纤细，一双漆黑的杏眼，一头黑缎子般柔软的、闪着光泽的长发，皮肤光滑白嫩。如果她不是得了这种病，可以说是一副标准的上海小姐模样。这样的女孩如果走在淮海路或者南京路上，人们一定会回过头来多看她几眼。她是被屯子里的人连绑带押地架到我的内科办公室的，她得的是狂躁型精神病。当屯子里的人将她“松绑”后，她一把抓起我办公桌上的听诊器，连声大叫着：“我从小就想当医生！我从小就想当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