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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９
的补充便是“逼交税款”。
国家向公社对国家负责的代表逼交，而公社则向纳税人逼交。这一制度在莫斯科时期便已确立。
亚。拉波－丹尼列夫斯基先生说：“征收欠税，大都不只是征税而已，而且带有惩罚。惩罚的方式有二：或者是省长派属员来县，委托他征收欠交的税款，由纳税人付给旅费（有时加倍付给）及‘车马及伙食费’，或者将农民送到城市去见省长受罚，省长要他们出双倍旅费，有时还要没收他们的‘牲口’、店铺、作坊和工场，将他们无情毒打，以便使其他纳税人今后再也不想漏税，一天到晚要税，晚上将他们‘投进’监狱”
①。
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习俗，其主要特点是，被国家奴役的农民有时在并非完全没有交税的物质可能时，也要逃税，宁愿让身体受折磨来抵税，而不愿以劳动、产品和金钱来付税。涅克拉索夫的“神圣俄国勇士”沙维里（《谁在罗斯生活得好》）
，便是这种习俗的典型代表。
读者如需要再次证明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我可以指出魏金逊的著作《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以资比较。这本著作的第二卷有富于教益的一章：“笞刑”
，用棍棒施刑。这里的唯一差别是，古埃及人是用另一种木材——主要是用棕木来
①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自混乱时期到改革时代的莫斯科国直接税组织》，圣彼得堡，１８９０，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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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俄国社会思想史
行刑的①。
索洛维耶夫说，俄国的历史是一部被开拓的国家的历史，。。。
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问题不仅在于俄国是一个被开拓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第一，这种开拓——其实，索洛维约夫也指出了这一点——是在游牧部落的经常的和强大的侵袭之下实行的；第二，在东欧平原进行开拓的俄国部落，其经济乃是自然经济。
北美合众国的历史也是一部被开拓的国家的历史。
但那里的开拓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之下进行的。因此，它在那里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果。
我已经提醒读者不要夸大商业在基辅时期经济中的作用。当时只有小部分国民劳动的年度产品转化为商品，而且就是这一小部分也主要地来自次要的副业，而不是来自农业。
但自历史生活的重心移到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以后，商业——最少是对外贸易——所起的作用，就更小了。
这。。
时，国家管理和防卫支出，我们已经看到，主要是由农业，而不是由狩猎劳动来支给的。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新的地理条件。从苏兹达尔罗斯“向希腊”和西欧输送狩猎及林业产品是很困难的。至于向外族人（他们当中来自西南罗斯的移民
①另请参阅马斯佩罗的很有趣味的小册子《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书信体裁》（《ＤｕｇｅｎｒｅèｐｉｓｔｏｌａｉｒｅＣｈｅｚｌｅｓＥｇｙｐｔｉｅｎｓｄｅｌ‘èｐｏｑｕｅｐｈａｒｏｎｉｑｕｅ》，巴黎，１８７２年）小册子描写了用棕棍打欠税人。通常都是黑人担任这种体刑的拷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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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９
已迁入新的地区）出售“皮毛和蜂蜡”
，由于他们的皮毛、蜂蜡和蜂蜜最低限度不少于移民，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国家管理及自卫支出再不能用出售狩猎及林业产品的办法来筹给，如果社会生活的这些重要职能要几乎完全依靠农业来负担，如果如前所见，国家为求执行这些职能，不得不逐渐限制农民的自由，而且最后要完全奴化农民，如果农民这一逐渐丧失自由的过程为官员展开了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愈来愈加广泛的可能，则另一方面，东北罗斯进行开拓的那些地理条件，对于农民抵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力量的增长，便很不利。。。。。。。。。。。。。。。
了。
“在北方，移民很难在森林沼泽中找到可以比较安全和便利地方立足并建造农舍的干燥地点。这种干燥地点和四通八达的丘陵是在森林沼泽的海洋中罕见的小岛。在这种小岛上只可安置一两家、最多三家农户。这就是为什么几乎直到十七世纪末，由一、两户农家组成的村落，是北俄罗斯移民分散居住的主要形式①。
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村落的抵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村落的居民为了防御外来的侵袭，——如防御那些在东北部也不让俄国农民安宁的游牧部落的侵袭，——唯有用尽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加强中央政权，这个政权掌管国防及所属领土的扩张，领土愈大，则被吸收参
①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１卷，第３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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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俄国社会思想史
加防务的人数愈多。事实上，我们看到，东北部的俄国农民都曾心甘情愿地促进公爵政权的加强和国家领土的扩张。莫斯科大公们所实行的著名“统一罗斯”措施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统一”政策获得了人民的热烈支持。但是当时东北部的俄国农民散居在森林深处和很小的村落，都无力反对由于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同情而巩固起来的中央政权的。。
欲望和凌辱：两三户人家组成的村落对于莫斯科侵犯它们的自由，只能作消极的抵抗；其余的小村落同它们相距太远，不能在他们的患难时刻支援他们；甚至相反，可能帮助莫斯科镇压这些不驯服的村落的“盗行”。如果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从印度到俄国，任何地方的农村公社，都是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则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经济的条件，这种条件排除了劳动的经济分工并将辽阔国家的农业人口分散。。
为小的集团；正因为这些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彼此之间互无需求，因而也就互不关心①。当然，每一个东方专制国家都各有其加强或削弱上述原因的作用的特殊条件。灌溉的需要应当看为东方专制国家极大加强这种作用的原因。
“大批东方专制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都深知它首先是
①此外，还应指出我们所熟知的游牧部落的影响，现在这个影响表现如下：“自鞑靼人统治时起，公爵都加强了对土地和其居民的统治，因为他们必须向可汗负责交纳应从土地及居民征课的税收。”
（Ｈ阿里斯托夫：《古代罗斯的工业》，圣A彼得堡，１８６６年，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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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９
河流盆地灌溉事业中的人民代表，在那里没有灌溉是不可能务农的“
①。但我们不要离题太远了，还是谈谈俄国。
ⅩⅥ
我们知道：俄国农民的景况逐渐变得很象任何一个东方大专制国家的农民景况了。在这方面，俄国在整整几世纪中愈来愈加离开西欧而接近东方。但是由于农业俄国的整个社会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农民的宽阔脊背上的，所以其官宦阶级的地位亦不能不具有很显著的东方色彩。
前面已经指出，国家首脑与官宦阶级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侍从转变为土地占有者的时候和地方，才变得比较明确。
这一转化过程是伴随着土地占有者与君主之间的斗争的。土地占有者力图把自己土地变成世袭的土地，而君主则反对这一企图。在土地占有者显得比较强大的地方，他们便获得了封地的世袭权，在这一社会基础上，便盛行着政治“独立制
①《反杜林论》，第１４０页。（参阅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中译本，第１７页）。
灌溉是大家都需要的，但哪一部分的居民都不考虑其他部分的需要。
谁都只注意自己的利益。
据马斯佩罗说：“因此，经常发生争吵和斗殴。
为了迫使人们尊重弱者的权利，为了组织水源分配制度，最少应在国内建立后来实行的那种社会组织的原则：尼罗河给埃及提示了政治结构，正如它给埃及提示了自然结构“
（《东方古典国家人民古代史》，巴黎，１８９５，第１卷，第７０页。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ａｎｃｉｅｎｅｄｅｓｐｅｕｐｌｅｓｄｅｌ‘Ｏｒｉｅｎｔｃｌａｓ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５，ｔｌ，ｐ７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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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俄国社会思想史
度“
①。
波兰的情况便是如此，我在谈到基辅罗斯时业已提及。
波兰的官宦阶层在１３７３年即已变为力求保卫其对国王。。
的独立性的特权阶层。科希策的特权文书使“军人”的全部。。
地产都成为世袭的地产，规定按照封地的数量，每年给公爵交纳每份地两格罗什的地产税和给公爵服兵役。
１４２２年的车尔文特权文书规定国王无权不经审判没收贵族的财产。
１４２５、１４３０和１４３３年的特权文书规定除六种情形外，非经审判不得剥夺贵族的自由。
１４５４年的尼斯萨瓦条例规定贵族不受国王官吏的审判，并使贵族参加立法。由于这些条例，任何有关贵族义务的措施，须由贵族事先讨论。最后，宪法——即所谓“ＮｉｈｉｌＮｏｖｉ”
（一仍旧例）宪法——宣布，非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限制贵族个人的权利。自此以后，波兰的整个内部历史便是地主特权阶层实行无限制统治的国家的历史，留给国王的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幌子而已。
我们在东北罗斯所见，却非如此。这里的“军人”最初是封邑公爵的“自由臣仆”
，最后都成为莫斯科大公们的“奴隶”。他们同农民一样，也都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十六世
①“这种确认一切所有权，一切职能，一切权力的授与，都是封建形态，都是世袭领地条件的思潮，终于占居上风。在卡佩王朝时代，封建君主在他的特许土地，在他的封地上所执行的旧有权力，只再剩下习惯规定的某些特权和某些权利，即：对遗产移转的同意形式，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恢复采邑的有所争议的权利，某些物质利益；简单说，是所有权的影子”。
（“法国制度手册，卡佩直系家族时期”
，阿希尔。路歇著，巴黎１８９２年，法文版，１５４页，我再说一遍，法国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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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９
纪中叶，官宦阶层已完全成为国家的奴隶，而且它的这种奴隶地位，——也许更甚于农奴，——使莫斯科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同伟大东方专制国家极相仿佛。赫尔贝尔斯坦曾于１５１７年，即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王朝时，访问俄国，对于公爵权力的漫无限制，甚感惊异。
“公爵对僧俗权贵都有统治大权，而且任意自由地处置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他的顾问，无一人敢于在任何问题上违抗他、或持不同意见。他们都公开承认，公爵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公爵所作所为都合乎上帝的意志。因为他们甚至称他为上帝的管家和御前侍臣，于是相信他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因此，公爵自己在人们为了某一囚犯或另一重大案件向他有所恳求时，总是回答说：只要上帝有命令，就予以释放。同样，谁要问及某一不明确或可疑的案件，他总是回答说：上帝和国王知道。不知道，是人民的如此粗野需要一个暴君，还是由于公爵的暴虐把人民变得如此粗野和残酷？”
①
应该想到，如果譬如埃及第十二王朝某一法老的“臣奴”或官吏——法国的古埃及学者称为Ｓｃｒｉｂｅ——的木乃伊
①《莫斯科札记》，圣彼得堡，１８６６年，第２８页。参阅弗莱彻所说：“他们的统治方式很象土耳其，显然，他们是力图效法土耳其的……他们的统治纯粹是暴君式的：一切施政都是为了满足沙皇一人的利益，而且方式最为明目张胆，最为野蛮。”弗莱彻还指出，受奴役的不只是农民，还有贵族，这两个阶级的财产权完全没有保障。
按照他的说法，“贵族和平民在对自己的财产关系上，只是些沙皇收入的保管员，因为他们所有的积蓄，迟早都要变为沙皇所有。”
（《论俄国》等等，圣彼得堡，１９０６年，第３３及第３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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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复活了，游历了莫斯科，那他必然与西方的贵族赫尔贝尔斯坦相反，不会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里发现很多自己感到怪异之处。
他必然要断定，莫斯科人对最高政权的态度，同他那遥远的祖国的情形很相近，这种态度正是一个组织完美的国家所应有的。
在形成伟大东方专制国家的地方，也经历过封建制度阶段。但这些地方的土地占有者虽曾作过努力，却未能将封地转变为世袭私产。国王不仅在原则上保持了对土地的最高权利，而且在实践上也经常使用这一权利。
例如，在迦勒底，根据赫姆拉比法典的规定，官员领到住宅及花园，耕地及耕牛。
这种财产仿佛是他的领地，只要他仍在供职，就归他所有。
这一法典的第三十条规定，土地占有人如旷职３年，则丧失这些土地；第三十五及三十六条宣布，这种土地不可剥夺；最后，第三十二及三十八条规定，法律执行决无例外①。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与莫斯科相似的封建领地制，它在纪元前二千年就已完全形成了。
不久以前，波斯土地仍是国王的私产。洛里尼说：“封A m建领主，私人、甚至宗教团体都只有使用权，自然的支配，而其所有权则经常取决于国王的意愿，国王可在任何时候予以取消”
②。同样在莫斯科罗斯，官员的地产经常可被“没收归
①爱德华。库克：《迦勒底的地产》（《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èｔèｆｏｎｃｉèｒｅｎＣｈａｌｄéｅ》，ＰａｒＥｄｏｕａｒｄＣｎｑｇ）第７２—７８页。
②《波斯的现代经济》（《ＬａＰｅｒｓｉ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ａ》）
罗马，１９０年版，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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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０１
国王所有“。
总之，那里的世袭领地越来越多地为封地所代替。
世袭领地愈是为封地所代替，则官宦阶层对公爵的依附地位愈益增加；过去的自由人亦愈益转化为“奴隶”。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伊凡雷帝是用什么办法同贵族中的“叛逆”作斗争的。他的禁卫军不仅曾为他杀戮“叛逆”
，而且给贵族的土地占有制以惨重的打击。
“伊凡雷帝的政府在禁卫军中取消了封邑时代遗留下来的旧土地关系，遍地都一律代之以一种把土地占有同强迫服役结合起来的制度”
①。土地占有同强迫服役的结合愈是紧密，则官员对最高政权的依附地位愈益牢固，而这最高政权本身也变得愈加完整。但封地制度并不是由雷帝想出来的。它在雷帝以前很久便已产生和巩固。他的祖父伊凡三世便很了解封地制度在国家经济中的巨大意义。
１４７７年１２月，他的贵族便对诺夫戈罗德的使者说：“大公命令我们告诉你们说，大诺夫戈罗德应割让我们一些州邑和村庄；因为非此则我们大公们便不能在诺夫戈罗德保住我们的国家。”
次年一月四日，伊凡向诺夫戈罗德人提出明确要求，要将“大主教及寺院所属州邑一半及诺沃托尔格各州邑一半（无论为谁所有）”划归他的名下②由此观之，则在十五世纪末期，分发为封地的土地已成为莫斯科政府执行其最重要国家职能——国家管理和国防的主要手段了。
①谢。斐。普拉托诺夫：《十六——十七世纪莫斯科国混乱时期史纲》，第３版，圣彼得堡，１９１０年，第１４８页。
②别利亚耶夫：《大诺夫戈罗德》，莫斯科，１８６４年，第６０８和６０９页。另参阅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１卷，第１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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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伊凡三世极为重视他的封地总额，关心其增加，故不惜攘夺原属教会的土地。他对“犹太教徒”的宽容，乃至同情态度，就是由于“犹太教徒”是僧侣的敌人。修道院的被剥夺，可使大量不动产转为莫斯科政府所有。诱惑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在伊凡的宫廷里有一批强有力的人支持“犹太教徒”。
教会地产归公是符合整个官宦阶级的利益的。
但教会善于拒绝这一威胁它的危险。
它不无根据地指出：“许多不信教或渎神的皇帝，也不敢在他们的王国里侵犯神圣的教堂和神圣的地区，不敢动摇教会的不动产……甚至不向神圣教会课税，不仅在他们的国度里，而且在你们统治的俄罗斯也曾给教会以诰封。”这里提到“诰封”表明，为教会财产不可侵犯而娓娓动听的辩护者所说的“不信教和渎神的皇帝”
，实际上是指鞑靼可汗。事实上，俄国东正教的教会一度与“不信教和渎神的”鞑靼可汗极为融洽。基里尔主教（基辅被毁后委派的第一任俄国主教）
在可汗的首都设立东正教主教一职，并获得蒙哥－铁木耳颁赐的特权文书，永远维护僧侣的权利。
僧侣被豁免了一切贡赋和义务；其土地及人员亦宣布为不可侵犯。凡诽谤东正教信仰，——尤其重要的是，凡侵犯僧侣所获特权者，都一概处以死刑。因此，公爵既无权责成僧。侣负担义务，也不得侵犯他们的财产。所以，鞑靼人的入侵虽是人民的最大不幸，却给俄国的“神道信徒”带来了巨大利益。这些“神道的信徒”对于“不信教和渎神的皇帝”的好意，自然是极为珍视的。在游牧掠夺者的“渎神皇帝”和俄国定居人民的虔诚“神道信徒”之间的这种和谐，一度使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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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０１
国的僧侣权力几乎脱离政俗权力而独立①。象罗马教皇一度以法兰克人为靠山一样，我国的主教亦曾以鞑靼人为依靠。
这里的唯一差别——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差别，仅在于法兰克人的支持要比鞑靼人的支持可靠得多。伊凡三世时，莫斯科公国完全停止了对鞑靼人的屈服。这时，莫斯科的僧侣便只有倚靠其本身的力量了，而这种力量若与罗马天主教僧侣的力量相比，却是小得不可计量的。莫斯科君主权力的进一步增强，逐渐使“神道信徒”对君主处于屈从地位。
“神道信徒”
事实上也象官员一样，成为沙皇的“奴隶”。修道院的地产在十八世纪均被没收归公，——货币经济的发展对此起了促进作用，——所有重大教会案件最后都由总检查官裁处，而担任此职的每每是军人。这自为“神道信徒”所不乐意。但是他们忠于恰达也夫所说的从腐败拜占庭带来的传说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僧侣作为一个阶层，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敌视任何解放运动的。这一事实，使他们成为反动势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他们总是向往东方，而谈不上任何欧化。。。。。
当然，我很知道，西方的最高政权也曾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制服封建主的离心倾向。路易十四完全有根据说“朕即国家”
（《Ｌ‘éｔａｔｃéｓｔｍｏｉ》）。然而如果据此便否定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的——但非不重要的特殊性，那也是极端错误的。
法。。。。
国皇帝虽然制服了封建贵族，却不曾限制他们的土地权，也
①参阅Ｂ谢尔盖耶维奇：《俄国法学典籍》，第２卷，第２册，圣彼得堡，A１８９６年，第６１７—６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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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不曾强迫他们服役①。
因此，法国君主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贵族等级受国家的奴役②。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由于法王更多地尊重人的自由，或者哪怕只是贵族的自由。他们并不比莫斯科的大公或东方的专制君主更尊重自由。但他们是在其他社会政治条件之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所得结果也不同。
法国的经济发展比俄国快得不可计量；其自然经济也比罗斯更快地为货币经济所代替；这便很早就使法王能够建立常备军。这种军队的开支，是靠法王的货币收入来维持的。菲利普四世已拥有不少雇佣军人；由于雇佣军人的出现，兵役的
①……“人们不能把道义上的义务，即由来已久的拿起武器的惯例作为合法的权利来考察。贵族的绝大部分都服兵役，但不是没有例外的。而所有服兵役者，都豁免了人头税。他们被豁免人头税并不是因为他们服兵役，而是因为他们是贵族。
这种特权不是对服兵役的补偿，而是一种天生的权利“。
（Ｇ达维尼子爵：A《黎塞留时代的法国贵族》，第４０—４１页。）
“我们不能认为，由来已久的从军习惯这一道义责任，是一项法定的义务。贵族们大批在军队服役，但是并不是没有例外，可是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免缴人头税。而他们所以免缴人头税，并不是因为他们服役，而是因为他们是贵族。特权并不是服役的酬报，而是出身的权利”。
（《黎塞留时代的法国贵族》，达维尼子爵著，巴黎，法文版，第４０—４１页）
②法国贵族常喜欢说，皇帝不过是第一贵族而已。
“皇帝不只一次欣然说过：我们本没有超凡之处。
这个最早的国邦更关心的是贵族。
君主本人不理解，即使太阳王（这是法皇路易十四的别称。——译者）本人，也认为不能不犯错误地打倒一个贵族“。
（见达维尼：同上书，第１３页）
，“国王们曾多次装腔作势地宣称：我们并不是更有权势。
这种别出心裁的类比，是贵族阶级心目中最念念不忘的。
统治者并不忽视这一点；而太阳王（指路易十四。——译者注）
本人并不会相信，不下令谴责自己，就能够鞭打一位贵族“。
（达维尼，同上书，第１３页。）莫斯科的公爵和沙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他们的官宦“奴隶”的对这个问题看法也不同，——他们都不求在这方面突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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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０１
性质也随之而变：强迫服役变为志愿服役。换言之，服役人员为职业军人（Ｓｏｌｄａｔｐａｒｍèｔｉｅｒ）所代替①。法王依靠职业军人，逐渐消灭了封建主的旧有政治权利，但对于他们的土地权则仍不予侵犯。法国是谈不上将贵族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成为国防体系的经济基础的。在这个国家的当时经济条件下，这样的转变简直是谁也不曾想到的。相反，莫斯科罗斯的经济条件却坚决要求这一转变。因此，我国世袭土地占有制同封地制相比，是大有逊色的。因此，我国官宦对公爵的态度也同法国贵族对法王的态度不很相同。因此，更正确地说，真正因此，莫斯科的大公给西方贵族赫尔贝尔斯坦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这位君主的权力之完整和广泛，超过了所有文明世界的所有君主。
ⅩⅦ
俄国的历史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被拓殖的国家的历史。正如索洛维耶夫指出这点，拓殖意味着居民的职业单调化和经常迁移；我应补充指出，这二者都妨碍社会分工所造成的阶级差别的深化。这就是说，由于上述条件，俄国的内部历史不可能以各社会阶级的相互强烈斗争为特点。由于居民不断向“新的地区”
迁移，最高阶级的政治力量的源泉——
①参阅Ａ兰博：《法国文明史》（ＡＲａｍｂａｕ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A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第１卷，第２２８页。
“按照法律，贵族只是在全民总动员时才应召参战。在路易十三时代，征召过两次。每一次征召造成的后果都是如此不幸和毫无意义，事态表明，不可能凭征召来建立国防军以捍卫祖国的未来”。
Ｇ达弗乃尔：A《黎塞留时代的法国贵族》，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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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它对极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统治——不可能很充沛，而且经常有枯竭的危险。只是由于西南罗斯的移民经常流向上伏尔加河流域而不可能继续向北部或东北部和东南部转移，因而造成大俄罗斯农业人口的相当密集的时候，只是在这不太长的时期内，最高阶级才能扩大并巩固其对贫苦居民的直接经济统治。只是这时，才在这里形成了规模颇大和颇有势力的贵族土地占有制。但当莫斯科国家的发展壮大清除了那些暂时停止拓殖的障碍以后，农民便又大批奔向“新的地区”
，这时，土地占有者的经济统治又开始出现裂痕而动摇起来。如所周知，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制这时经受了一场真正的危机。为了摆脱艰难处境，土地占有者势必力求将农民完全固定于土地。
中央政权对此欣然同意：我们知道，中央政权本身便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它本身由于农民迁移而感受的痛苦并不亚于贵族。
但大地主愈是需要同中央政权联合以固定农民于土地，则他们对于大公的政治反对态度便势必变得愈加软弱。关于这一点，克柳切夫斯基非常精辟地指出过。
“农村的情况决定了贵族的政治情绪，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提示了方向，降低了他们的某些利益的价值以提高另一些利益的价值，例如，使他们将对待农村的思想摆在对待宫廷的思想前面，迫使他们从宫廷的关系中寻求支持，以保障对农村的关系，而不是相反：总之，土地占有者的忧虑和危难虽没有使贵族成为有经验的和审慎的农业主，却使他们成为胆小或冷淡的政治家”
①。
①《大贵族杜马》，第３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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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０１
根据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意见，必须承认，十六世纪的农村是莫斯科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曾成为贵族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当时的农村情况就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被拓殖的国家的情况。所以，这一重要原因本身便是这种拓殖的结果之一。
另一个同样重要、同样是拓殖结果的原因，便是在十六世纪下半期，在莫斯科政府面前展开的新的森林和草原地区，那里有大量由政府可以支配的自由土地。政府将这些土地分给官宦阶级的中下层，使这些阶层成为政府反对这同一阶级的最高贵族阶层、反对“世袭贵族”——大贵族的可靠支柱。
在十六世纪下半期，世袭领地制在封地制面前节节后退，这一事实用政治语言来解释，便是说，一般贵族曾迫使大贵族。。。。。。。
大步退却，帮助国王无情地镇压“世袭贵族”的全部政治野心。法国的君主政权也不免同低级贵族联合。查理七世甚至寻求过这种联合。但是法国货币经济的发展很早便使国王能够建立一种不是由军职贵族、而是由非贵族出身的职业士兵组成的常备军，已如上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查理七世（他的御前会议是由低级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为了在上述意义上改组军队，作了很多事。
①而在这个意义上改组军队，逐渐鼓励了法国的王权，使它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有越来越多的可能与其说象莫斯科的“专制君主”一样依靠中小贵族，不如说依靠第三等级。总之，同俄国封建。。。。。。。。。
①参阅维克托。杜鲁伊：《法国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巴黎，１８９３，第１卷，第５４５—５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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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制度相比，法国封建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法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比封地罗斯为数更多、更富有、更强大的第三等级。法国封建制度的这一特点，不能不影响于法国社会和法国王权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十六世纪的莫斯科缙绅会议的代表，几乎完全是军职人员的代表①；而法国第三等级于十四世纪下半期已在三级会议上起了显著作用；到了下一世纪，他们的代表更在这个会议反对贵族斗争中，自觉地给国王以非常重大的支持。
②根据这一情况，两国的代表会议对中央政权的态度，亦各不相同。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确切地说，是政府同其代理人的会议”
③。。。。。。。。。。。毫不足怪，“代理人”
在回答政府的问题时都表示：“愿为君主抛头颅，而且一切唯上帝和君主的意志是从”
④。在十六世纪的莫斯科，人们都以为“人民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一定要以代表人民的政权的意志为意志”
⑤。
然而在巴黎，在十四世纪下半期，首相德多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最高政权的“代理
①见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２卷，第４８８页及下页。
（缙绅会议是十五至十七世纪俄国统治阶层——大贵族、军职贵族、僧侣阶级、城市商人上层分子的代表大会，１５４９年由伊凡四世召集第一次会议，后由彼得一世取消。——校者）
②参阅毕科名著《三级会议史》（ＧＰｉｃｏ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ＥｔａｔｓＧé－Aｎéｒａｕｘ》）。第一卷。
（三级会议是法国１４—１８世纪等级制代表机关，由僧侣、贵族和城市代表组成。普通为了征税由国王召集。
１６１４年后因专制制度发展，停止召集１７５年。
１７８９年在资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下又召开了三级会议。——校者）
③《俄国史教程》，第２卷，第４８６页。
④参阅同上书，第４９２页。
⑤同上书，第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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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０１
人“
——为了安抚骚动的市民，认为必须向他们说些好话，宣称“国王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实行统治，只有人民的力量使国王畏惧”
①。
莫斯科国的官员难怪自称为大公的“奴隶”
，然后又自称为沙皇的“奴隶”。象农民受国家的奴役一样，他们也受国家的奴役。这两个阶层都受压迫，这种压迫到了十六世纪末期愈来愈加沉重。压迫加重的原因仍是前面不只一次提及的那一情况，即俄国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进行开拓的国家。
Ｃ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完全正确地说：货币资金的缺乏是A十六世纪官宦阶级经济地位的最主要特点。
他还说：“这种缺乏的本身就是由于一方面国家社会经常发展和增长的需要与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微弱及死气沉沉之间的不相适应，就是由于自然经济压倒货币经济的优势，而新的情况却是需要货币经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