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东方居民也受国家的奴役。但是抛开广阔的肥沃土地不说，东方专制国家也没有在文化发展上超过自己的邻邦。相反，每一个东方文明国家所有的邻邦，都主要是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它的野蛮人。的确，游牧的野蛮人常常迫使东方专制国家的农业居民大受折磨，甚至迫使其在相当长时期内屈服于他们的统治。例如，埃及便曾为“牧人”所征服；马涅方在谈到这些“牧人”时所用的言词几乎同我国史籍对于蒙古人的叙述没有两样。但就是这个埃及没有成为被征服者以
①Ｇ毕科，同上书，第１卷，第２２８页。
A②《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官宦土地占有制》，圣彼得堡，１８９７年，第８３页。
-- 123
０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前，它在亚洲几乎没有文明的邻邦的。就这点说，埃及要比莫斯科国幸运得多，莫斯科国不得不在自己的西部边境同比它文明得多的邻邦打交道。同这些邻邦斗争，要比俄国人民付出重大代价与游牧部落斗争，困难得不可计量。莫斯科在十六世纪虽然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在同西方邻国的决定性冲突中，却遭到惨败。为了在同经济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的斗争中维持自身的生存，莫斯科不得不直接间接地将其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自卫，这与东方专制国家居民用于同一目的的力量相比，可能要大得多。
与东方专制国家的历史过程相比，这就是我国历史过程的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相对特点。将这一特点同我们在将莫斯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西欧国家的制度进行比较时所指出的特点，加以对照，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莫斯科国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阶级，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阶级；而它与在这方面很相仿佛的东方专制国家的区别，则在于它不得不对被奴役的居民，作更为沉重得多的压迫。
ⅩⅧ
只要仍旧流行着我国历史过程的绝对特殊性的信念，则东北罗斯城市居民的社会作用，便会被认为接近于零。亚。
伊。赫尔岑的朋友和同志尼。普。奥格廖夫问道：“我们要城市干什么？我国的城市只是政府的幻想，而实际上则既无意
-- 124
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１
义，亦无力量“
①。
（当然，所有这些议论都默认自由城市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为例外）。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甚至在“上伏尔加的亚粘土地带”
，我国城市生活也从来不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现在已可认为无可争议的是：东北罗斯的城市并不是俄国特殊性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比较广阔的农村。这个罗斯也有城乡间的经济分工。切丘林说：“如果这里主A k n要地不是质的差别，而是量的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城市和乡村里看到居民都有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一部分居民还从事相同的农业和手工业，因而只有村落的大小和居民职业发展程度的不同才使城市有别于乡村，——那么，无论如何，就是这种量的差别，在这里已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完全可以将城市情况的考察和乡村情况的研究，分别进行”
②。
尽管居住在东北罗斯城市的手工业者象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者一样，也从事农业，但是应该想到，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手工业劳动、而不是农业劳动。切丘林曾将在俄国城市所见手工业的名称列了一张长表。我们在表里看到有三十四种是生产和加工食品的，三十二种是制造服装的，二十五种是从事建筑和制造家庭用具的，一百一十九种是各种其他手工业者如针工、梳栉工、刽工、刀工、弓箭工、石灰工、马车快、蔬菜工、钟表匠、花匠、乐师、玻璃工、裁缝
①《钟》，第５１期。
②《莫斯科国的城市》，圣彼得堡，１８９年，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 125
２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工、煤矿工人、灯匠等等①。切丘林还说：“在列为第二类手工业者的资料里，有很多皮靴匠……这使我们不由地想到当时有许多人穿皮靴。”
（第３４０页）简言之，切丘林承认在十六世纪有很大一部分手工业从事日用品的生产，坚决驳斥了一种意见，以为“当时的罗斯还不能制造最粗劣的布匹，一般说来，当时几乎没有手工业活动”
②。我们在他的很有意义的著作中看到了一项对我们更为重要的指示，即当时在城市里看到了许多——按照他的说法，甚至是非常多——书籍③。
尽管这些书的内容，看来都是宗教的，但在城市里有大量的书，毕竟表明在莫斯科罗斯，象在所有地方一样，城市生活已在居民之中引起比较多样化的和迫切的精神需要。
总之，就在这一方面，也绝没有完全的特殊性的，不过，。。。
很重要的相对特殊性，却是有的。。。
所有前述阻碍俄国居民生产力发展的各式各样原因，都削弱了城市在东北罗斯历史生活中的意义。
ＣＢ罗日杰斯A特文斯基所说的“国民经济的惰性”
，势必带来城市居民的政治惰性。普希金是对的。我国的城市与西欧的城市公社不能相提并论。十六世纪初，在莫斯科附近的各城市里，曾出现相当活跃和多样化的手工业活动，但到了该世纪末，这些城市却很荒凉了。切丘林说：“这种城市荒芜过程的日益加剧，
①同上书，第３３９页，注释。
②同上书，第３１６页。
③《莫斯科国的城市》，第３１—３１２页。
-- 126
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１
是可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出：即根据该世纪中叶的有关记述（见于税册者。——著者）
，比较最不荒凉的是谢尔普霍夫，而根据该世纪末的有关记述，则荒凉得最厉害的是科洛姆纳和莫扎伊斯克；也可从两种记述中关于莫扎伊斯克的资料中看出；最后，还可从莫扎伊斯克税册中关于哪家哪户是在哪时荒废的指示中看出。
“按照同一学者的说法，莫斯科各城市的荒凉，可从居民在边境城市的结集中得到证明，因为来自中央地区的移民大都奔向这些城市”
①。
莫斯科附近各城市愈是荒凉，则其在莫斯科国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愈是降低。俄国的历史是一个开拓过程拖延了数百年的国家的历史。俄国的开拓是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城市的发展，表示经济分工的进展和商品生产的成就，破坏了这些条件的单调性。但是，我们刚刚看到，这种开拓在十六世纪造成莫斯科附近各城市的荒凉，这就是说，它阻碍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从而保持、甚至增加了国民经济生活的“惰性”。为了限制中央地区城市的荒凉过程，莫斯科政府采用了它借助取缔“农村”荒凉时的同样措施：把城关居民也象农民一样被固定于原来的居住地区。城市居民也象“国王的孤儿”——农民和“国王的奴隶”——官员一样，处
①同上书，第１７３—１７５页。
-- 127
４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于不自由的地位①。奴隶制推行到莫斯科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莫斯科国内的“买卖人”境况，比享有自由经济生活利益的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商人的境况，更少从事经济活动，这是无须证明的。但是力量不在我国自由城市共和国方面。莫斯科的“专制君主”
，将自己的铁腕加于这些共和国，对它们的居民的性格发生怎样的影响，可从赫尔贝尔斯坦的下述评论中窥见一般。
关于诺夫戈罗德，赫尔贝尔斯坦写道：“这里的人民过去是非常有教养（ｈｕｍａｎｉｓ－ｓｉｍａ）
和诚实的，但现在由于无疑地沾染了莫斯科的恶习，却变得极为堕落，这种恶习都是来到这里的莫斯科人带来的“
②。关于普斯科夫人，他写道：“普斯科夫人的有教养和温良风尚，已为几乎在
①“根据法典规定的涵义，市镇是商工业赋役公社。
因此，凡不属于市镇公社的个人，依法禁止在市镇进行商业活动。法典第十九章第九款规定：凡不属于市镇的经营商业的农民，必须切实保证“此后不得经营店铺和酒馆，不得承包盐和烟的买卖，至于他们的商店和作坊，则卖给负担赋役的人们”……负担赋役的商工市镇公社是根据市镇定居原则结合起来的，……市镇定居原则强制市镇纳税人固定于一定公社，无权再转到其他市镇……十八世纪的帝俄从莫斯科国继承了这种公社。在整个十八世纪，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布市政条例时止，市镇虽然经过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各次改造，仍然一直是旧式商工业纳税人的公社。“
（基哲维特尔：《十八世纪的俄国市镇公社》，莫斯科，１９０３年，第１—４页）。政府怎样力图建立一座墙将农民和市镇居民分隔开，可从下一事实中看出，即政府对市镇居民无休假证而与农村妇女结婚者，以及市镇少女嫁给农民者，于十七世纪中叶以死刑相威胁（参阅Ａ拉波－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莫斯科国直A接税课的组织》，第１７２页注）。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惩罚的严厉性表明，这一禁令常被违犯。此语信然。但这种严厉性也表明，政府多么坚决地同自由迁移进行斗争。
②《莫斯科札记》：第１１５页。
-- 128
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１
一切方面都更恶劣的莫斯科风气所代替。因为，以前普斯科夫人在商业交易中表现得极为诚实、纯正和朴实，所以他们的商品不谎报价格，也不花言巧语以欺骗顾客“
①。东方制度的胜利，决定了东方风气的传播。不这样是不可能的。
西方城市居民是由农村移民补充的。但在罗斯，随着莫斯科制度的发展和巩固，依靠农村来发展城市是越来越困难了，其简单的原因是：将农民束缚于土地——无论是地主或国有的土地都一样——的锁链，变得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紧密了。居民的被奴役，是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非常大的障碍。但是这一障碍不能完全停止商品生产的发展。居民对于某些手工业劳动产品的需要，是不能用对居民实行奴隶压迫的办法来满足或取消的。强烈延缓莫斯科国城市增长及城市手工业发展的不利条件，引起了乡村手工业的推广。
因此，农奴制俄国的经济生活具有特殊的性质，其不合常情，是那些侈谈俄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不大、以为这就是“俄国非西方”
的最好证明，这就是俄国人似乎不懂也不愿从事工业劳动而只是从事农业的最好证明等等的作家们所不曾看到的。
Ａ科A尔萨克１８６１年根据１８５６年的统计数字，证明在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其城市人口的百分比，较之整个俄国的平均数还要小：奥勒尔省城市人口为９７７％，哈尔科夫省——１０７２％，A基辅省——１０８６％，道利达省——１８３８％，而赫尔松省——A甚至达２１３５％；但雅罗斯拉夫尔省城市人口不曾超过A８２％，莫斯科省（莫斯科县除外）——６３７％，弗拉基米尔A A①《莫斯科札记》，第１１６页。
-- 129
６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省——５８７％。
①因此，如果我国城市就其经济意义而言类似A农村，——俄国特殊论者就是这样说的，——则我国中部各省的农村便由于从事工业活动而起到了城市的经济作用②。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能是这样的意思：历史发展的不利条件，自基辅时期开始，便激烈地迟滞了俄国人民所拥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虽然发展得慢，却仍是发展的，在德聂伯河附近如此，其后在伏尔加河上游的亚粘土地带也是如此。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离过程是无可避免的。无论基辅罗斯或莫斯科罗斯，都有过这一过程。但决定莫斯科国居民被奴役的情况，又使这一过程虽不完全停止，却是很受阻滞。工业活动不曾集中于城市，而是分散在农村人口之中。这一情况的直接结果是技术进步的延缓。尽人皆知，我国手工业者是使用最原始的工具来劳动的。
从经济方面说，手工业的扩张，意味着由于经济进步而到处产生的各种矛盾深入农村；然而我国经济发展完全特殊论者的希望，却是建立在所谓俄国没有这种矛盾的基础上的。由于在上述条件下，我国经济进步很慢，所以因这种进步而在农村经济生活中产生的矛盾也长期保持在萌芽的状态。生产者虽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工业劳动，却仍然是农民。尽管他本人也时常购买与他相类似的
①《论西欧和俄国的一般工业形式和家庭生产（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生产）
的意义》，莫斯科，１８６１年，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②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指示，见我批评Ｂ沃龙佐夫先生一书的第２１５—A２４１页（《全集》第９卷，第２２９—２５１页）。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指出领地土地所有制“破坏了俄国城市及城市工业的发展”
（《俄国史》，第２卷，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 130
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１
生产者的劳动力，但他仍是完全处于高利贷资本的控制下；富农—收购商，便是这种资本在农村的代表。高利贷资本残酷地剥削生产者，但并不改善生产方式。因此，它对于被国家牢牢地束缚在伏尔加河上游亚粘土地带的生产者的工业劳动的统治，遂成为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新障碍。同时，农村中的生活，使生产者不能联合自己的力量去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大城市中心的生活却是很能促进这种联合的）
，也使他们的意识发展非常困难。时常从工业劳动中获得其年度收入很大一部分的生产者，继续保持着农民的一切迷信和一切政治成见。他们的思想落后，对于将农奴制的桎梏加在他们身上的社会政治制度极为有利，就更不用说了。思想的落后，保证了这种制度的巩固。
ⅩⅨ
在继续写下去以前，对于我们所了解的莫斯科制度作一总结，会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用一位学者的话来作这个总结，这位学者关于古代罗斯的封建制度的著作，曾对斯拉夫派的我国绝对特殊性理论，给予最有力的打击。
“莫斯科时代的俄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是个人完全服从国家的利益。莫斯科罗斯的国外环境，它为生存而同东西两方邻邦的坚决斗争，需要人民力量的极度紧张。关于每一臣民的首要义务是竭尽全力以服务国家，牺牲自己以捍卫俄国国土和维护东正教的基督信仰，这种意识，在社会上业已
-- 131
８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发展。
有军职的人必须终身担任军职，不惜生命同诺盖人①即德国人作决死的战斗“。城乡农民必须捐献财产以帮助战士。
居民一切阶级必须坚持职守或赋役，使“每人对于本身的农奴规章和沙皇命令，都能坚持不懈，毫不动摇”
②。
个人对国家利益的完全服从，并非出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某些特性。这种服从是定居在伏尔加河上游、逐渐统一于莫斯科的俄国人民为了自身的历史生存而不得不进行斗争的条件不得已的结果。这种结果一经产生，便成为严重迟滞大俄罗斯继续其经济和文化进步的原因。不仅如此。这一结果还使统一俄国国家的历史性工作发生困难。莫斯科早已致力于这一工作，而且一般说来，这一工作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已进展迅速。
莫斯科国在统一俄国国土的时候，与立陶宛冲突。立陶宛也在统一罗斯，而且在加里西亚丧失独立以后，统一得很顺利，所以俄国居民——虽然不是大俄罗斯居民——很快便在立陶宛占了多数③。ＭＫ柳巴夫斯基教授说：“西俄土地A A之统一于立陶宛的周围，实质上是恢复了基辅时代被破坏的
①诺盖人（ＨｏｒａM ）为土耳其语系的一个民族。——译者。
G ^ P②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国王的军职人员，被奴役和被抵押的人们》，第２版，１９０９年，第２２３页。
③立陶宛的公爵们认为他们是基辅罗斯全部土地的合法继承者。
奥勒格尔德对普鲁士的骑士说：“ＯｍｎｉｓＲｕｓｉａｄＬｅｔｗｉｎｏｓｄｅｖｅ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ｅｒｐｅｒｔｉｎｅｒｅ”。
（全罗斯为立陶宛无限服务）
（Ｍ格鲁舍夫斯基教授：《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A１５５页，注解）。
-- 132
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１
政治统一，是找到了已被丧失的政治中心“
①。按照柳巴夫斯基教授的意见，唯一的差别仅在于这个中心现在不在德聂伯河，而在维里亚河上。不过，——根据他的叙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差别不仅在此。在基辅时期，统一俄国国土的企图，完全是依靠俄国人民的力量。
这一企图以失败告终，主要是由于游牧部落的进逼。此后产生了两个重心：一个在伏尔加河上游，另一个则先在加里西亚，后在“维里亚河上”。
“维里亚河上”
的重心与伏尔加河上游的重心的差别，在于它不仅是统一了俄国的力量。这些力量在这里是同立陶宛的力量相结合了；而如所周知，发动统一的，乃是立陶宛的力量。
两个不同部落的力量的结合，它们之间是免不了冲突的，这种冲突尤其在十六世纪末立陶宛与波兰合并后更为频繁。立陶宛的贵族依靠波兰的支持，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无成就地削弱了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族贵族在国家中的作用。莫斯科利用这种冲突以牺牲立陶宛而加强自己。伊凡三世同立陶宛大公卡济米尔和亚历山大斗争的惊人胜利，便是由于西俄贵族对莫斯科的向往。
这种向往在伊凡三世的儿子时，仍在继续。
但是值得指出，在１５１４年，斯摩棱斯克的贵族却倒向立陶宛王。同样值得指出，当时莫斯科所受到的最严重失败，便是立陶宛军队在东正教的西俄公爵君士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指挥下造成的。卡拉姆金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在第二天，君
①《立陶宛俄罗斯国史纲——包括卢布林统一时期》（《BCDEFGJKIEGG——》）
，莫斯科，N G K I W J F I E L J F I ` I ` I J L V b E J K W b V I N i a N G X I F I o L X G W F N i C G K D N O X I１９１０年，第３３页。
-- 133
０２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士坦丁便欢庆其击败同一信仰的同胞们的胜利，用俄语为歼灭俄国人而赞美上帝“。
君士坦丁为歼灭与他同信仰的俄国人而欢欣鼓舞，也正如这个公爵同莫斯科斗争的顽强坚定表明，那时已有许多西俄的贵族认为立陶宛的制度比莫斯科好。如果我们想到正是在这一时期，莫斯科的军职人员愈来愈加成为大公的无权奴隶，而立陶宛罗斯国的军人等级却获得一个又一个自由，则这种情形便毫不足怪了。莫斯科一方面和立陶宛另一方面的军职阶级在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巨大差别，要算在十六世纪下半期表现得怕是最为明显了，其时在莫斯科，伊凡雷帝因实行皇帝直辖地区制而粉碎了大贵族土地占有制，终于将军职人员变为沙皇的奴隶；而在立陶宛，则１５６年的别列斯特茨议会却授予贵族以无条件地支配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拉波卓越地描写了宣布这一权利的历史意义。
A G他说：“这一权利是臣民，土地所有者（这种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是大公）转变为自由人民——转变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定居处所的所有者的标志。根据法律，立陶宛的小贵族已从大公个人的臣民转变为国家及其元首国王的臣民”
①。同时，小贵族对国家元首大公的关系，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选举国王的权利，任其政治权利中居于首要地位。当然，西部罗斯的小贵族不能不看到他们在立陶宛地位的巨大利益。
问题完全不在于某一莫斯科大公或沙皇好行暴政：可以
①《从签订卢布林统一条约到斯特凡。巴托里逝世时期（１５６９—１５８６）
的立陶宛大公国》，圣彼得堡，１９０１年，第１卷，第５１８页。我们看到，根据长期盛行的古老波兰—立陶宛习惯，拉波在这段引文中所用人民一词，是指小贵族等级。。。。。。。。
-- 134
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２１
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偶然性。问题在于在当时的莫斯科制度下，公职人员即令遇到一位本人并不爱行暴政的国王（如后来的那位“最温和的”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
，也不能不成为奴隶。
这一情况也使立陶宛罗斯的最高阶级疏远莫斯科。
埋怨这个阶级波兰化的研究者忘记了一点：早在他们波兰化。。。
之前，他们便已从往时倾向莫斯科而变为厌恶莫斯科了。十。。。。
六世纪只有少数西俄小贵族代表掌握波兰文。在斯特凡。巴托里王朝编制的第三立陶宛条例，象第二条例一样，要求地方自治会议的书吏“用俄文”写“一切证件、抄本和命令”。
拉波指出，“波兰文和波兰习俗，可以说只是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和末叶，才为立陶宛小贵族所接受，这在该世纪末的ｃｏａｅ－ｑｕａｔｉｏｊｕｒｉｕｍ中也已有所反映①。西俄的小贵族一方面不理睬莫斯科，同时也弃绝了东正教。他们开始热衷于宗教改革。不难理解，他们的这种热衷反映了他们对”宝贵的自由“的爱好：对于他们，一如对于波兰小贵族，加尔文教成为他们同僧侣斗争的一种手段②。
简括地说：在莫斯科占优势的社会政治制度，断送了同一种族的立陶宛罗斯最高等级对莫斯科的任何同情，因而驱使这一等级投入小贵族自由的典型国家——波兰的怀抱。在立陶宛罗斯居民的最低等级中，对莫斯科的同种族和同信仰
①见前书，第２２７页，又参阅第８１页和２３１页。
②参阅拉波同书，第２３２页。下述事例表明对加尔文教的热衷达到何种程度：“诺夫戈罗德信仰希腊教的６００小贵族人家中，只有不到１６家不热衷于宗教改革”
（拉波：见前书，第２３５页）。我想指出，这种对加尔文教的热衷，准备了加尔文教对东正教的未来胜利。
-- 135
２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的人们的同情，保持得较为长久得多。他们的这种同情从反对波兰化和天主教化的西俄小贵族的斗争中得到支持。但是他们的这种同情在同莫斯科行政当局、即同著名的“莫斯科官僚作风”的代表们接触时，受到严峻的考验。当十七世纪与波兰争夺小俄罗斯的战争开始时，“白俄罗斯人自己号召大俄罗斯人，同他们交好，背叛了波兰人，但他们一旦领略了莫斯科政府的压力以后，便感到束手无策，而开始逐步再倾向于波兰”
①。白俄罗斯人与大俄罗斯人的关系到处趋于尖锐，以至例如，莫吉廖夫人甚至打死了莫斯科的卫戍部队。
这便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白俄罗斯进行的战争最初获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而后来却遭到失败，为什么如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先生所指出，大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联合在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朝代不可能实行②。
我们在小俄罗斯也看到完全一样的情况。哥萨克的军人最初欣然“听从”莫斯科沙皇的指挥，后来在尝到莫斯科制度的滋味后，又开始转向波兰。因此，俄国遂长期丧失了德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
彼得改革给俄国以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是莫斯科的统一俄国政策所必需的。彼得堡差不多做到了莫斯科所未能做到的事情。它统一了加里琴纳和乌戈尔罗斯以外的全部俄国土地。但西俄居民的波兰化部分，则仍旧保持，也许甚至加强
①米。维。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学术著作和论文》，基辅，１９０９年，第１卷第３３５页。
②同上书，第３３６页。
-- 136
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２１
了他们对波兰的同情。他们不参加彼得堡时期罗斯的任何精神生活，但颇为积极地企图恢复，或者最少是梦想恢复“波兰国”。他们的情绪有时是很革命的，但他们并不参加俄国“社会”
的文学或政治运动，而俄国“社会”
自彼得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十八世纪末，却是变得更能接受西欧影响了。这一情况自不能不降低彼得时期俄国文化运动的速度。结果便是如此。
彼得堡政府在兼并了西俄土地以后，不但因此增强了抵抗可能的外来敌人的力量。此外，它在同逐渐开始反对俄国的全面农奴制的思想活动的斗争中，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当时这种反对派分子成长的基地仅限于俄国的一部分，因为其他部分的精神生活需要，不是俄国式的，而是波兰式的。俄国出现了比在自己发展的其他条件下，相对地更加贫乏的文化力量和反对派力量。因此，彼得堡所差不多完成的俄国统一，改变了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不过不是有利于进步，而是有利于停滞。这种不利于进步的社会力量对比的改变，似乎是对大俄罗斯本身一部分所犯的错误而加于整个俄国人民的历史惩罚：是对东方专制国家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在莫斯科的长期统治的惩罚。当然，这种情形只是存在于俄国文化生活的重心仍旧保持在最高社会等级范围之内时期，因为只有这个等级才倾向于西俄，倾向于波兰。但俄国的文化在很长的期间，仍然差不多完全是大贵族的文化。
我们往下在研究俄国社会思想的各种不同流派时，将看到它的最优秀代表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才认识到这种不利于进步的俄国社会力量对比。因此，我认为，在这里指出无
-- 137
４２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疑地巩固了这一力量对比的不利性质，但同时被我国社会发展史家完全忽视了的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必要的。
此外，西俄人民中最有教养人士的波兰化，是在俄国使波俄关系问题大为复杂化的事实。当然，顺便说说由于我们将来应当谈谈这个问题——十二月党人已不得不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不能不对产生波兰化这一事实的社会政治原因，加以分析。在说明以上各点之后，很显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这一事实的责任推诿到波兰人身上。
ⅩⅩ
我希望以上所述已充分向读者表明，对索洛维约夫所说事变过程在我国和一切地方都经常受制于自然条件的思想，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为正确。事实上，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殊性是由俄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与活动的地理环境的相对特殊性来解释。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而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非常大，是因为自然条件的相对特殊性决定了俄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相对特殊性，因而出现了同样特殊的莫斯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相对特殊性。同时索洛维约夫对于莫斯科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对特殊性是没有充分估计的。他在描写俄罗斯部落同亚洲游牧部落的斗争时说过：“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到十四世纪末，以蒙古人为代表的亚洲人占了优势；而自十四世纪末以后，则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占了优势”。
①但是我们看到，定居的俄罗斯欧洲在有可能战胜游牧
①《俄国史》，第１卷，第１０页。
-- 138
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２１
的亚洲时，它本身的社会政治关系，酷似在亚洲专制国家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关系。因此，欧洲所以战胜了“亚洲人”
，只因为它本身变成了亚洲。实际上，索洛维约夫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对“亚洲人”的胜利，在东方历史中不是没有先例的。那里的农业人口只要能将自己的力量在专制大国中联合起来，便要比游牧部落强大得多。在这里，俄国历史过程的特点——这次是有利于进步的特点，——在于定居的俄罗。。。
斯欧洲在变得非常类似定居的亚洲以后，其社会发展虽很迟缓、但是一贯转向西欧方面。至于亚洲各国，则实际上只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以日本为代表，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转向欧化的范例。
但是索洛维约夫不只是研究了游牧部落对俄国历史中各种事变过程的影响。他还顺便提出了另一同样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写道：“国家的自然界，除同游牧部落的斗争外，还为国家决定了另一斗争：即当一个国家既不同另一国家接壤、又不同海洋衔接，而是毗连着辽阔和自由自在生活的草原时，则在那些由于各种原因不愿留在社会或不得不离开社会的人们面前，便展开了一条走出这个国家的道路和一种称心如意的未来——草原中的自由不羁的生活。
因此，俄国南部的草原、沿着大河流域，很早就住着哥萨克的人群，他们一方面是国家反对游牧掠夺者的边防警卫，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只是口头上承认对国家的依附而时常与国家发生冲突，所以他们每每对于国家比游牧寇群更为危险。这样，俄国由于自己的地理情况，在其国家机体尚未巩固、尚未将草原变为文明的庇护所
-- 139
６２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之前，自不能不同游牧的亚洲民族和哥萨克们进行斗争①。
无可争论：只是由于这里指出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才可能产生哥萨克。索洛维约夫说哥萨克对于俄国有时比游牧寇群更为危险，这也是对的。但这些指示尚不曾把哥萨克好汉在俄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作用问题说透彻。由于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国民粹派的极大注意，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已故历史学者的未尽之意说完。
按照他的说法，哥萨克是由那些各种不同原因不愿留在社会和不得不离开社会的人们组成的。但在这各种不同的原因之中，很容易看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下层阶级的艰难处境、有时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处境；而哥萨克便主要是由这个阶级组成的。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中心地带的日益荒芜，迫使莫斯科政府把农民和关厢居民固定在他们的居住地。当一个人在农奴制枷锁下的生活变得不能忍受时，他面临的只有一条出路：逃亡。由于莫斯科政府搜捕逃亡者，而且在给他们以应有惩罚后，仍旧将他们枷锁起来，所以他们必须躲到“一个搜捕不到的地方”
，易言之，躲到莫斯科国国境以外。
于是“俄国南部草原的大河流域”挽救了他们。莫斯科国下层阶级身上承受的压迫愈是增加，则促使逃亡的力量愈是增大；而在几条哥萨克河——即顿河和雅伊克河，伏尔加河和捷列克河沿岸的居民也愈来愈多。这些地方的居民益众，则在莫斯科意图将这些居民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时，这些居民对莫斯科的抵抗亦愈强烈。不仅如此。精明强干、机警灵
①《俄国史》，第１卷，第１０—１１页。
-- 140
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２１
活，必要时也善于战斗的哥萨克，有时转取攻势。这时他们确乎对莫斯科变得比“游牧寇群”更为危险；不过，这“游牧寇群”
却往往在反对莫斯科的斗争中成为他们的同盟者。
他们在混乱时代曾给莫斯科造成不少麻烦，在阿列克谢。米海伊洛夫朝代好好“统治了莫斯科一下”
（斯。拉津）
，后来又在叶卡捷琳娜三世朝代真正使彼得堡大吃一惊（叶。普加乔夫）。
他们的力量在于被奴役的人民的不满。
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都将他们看成人民痛苦的复仇者。索洛维约夫本人在描写拉津派的运动时，就人民对这个运动的态度作如下说明：“平民在听到这批贼党逼近城市后，群起围攻军致长官和衙门官吏，将哥萨克放进城里，拥戴哥萨克的领袖以代替军政长官，实行哥萨克制度”
①。这就是说，哥萨克甚至当他们反对俄罗斯国家时，也不能与俄国的国外敌人相提并论。哥萨克所仇视的主要是人民的压迫者。由于这一原因，民歌也称颂哥萨克为“勇士，善良的青年好汉”
；也是由于同一原因，后来我国的民粹派把哥萨克的运动大加理想化。民粹派的理论家认为拉津、布拉温和普加乔夫体现了人民的抗议和人民的革命意向。但是他们又错误了。哥萨克为了人民受压迫而对莫斯科的官僚实行了残酷的复仇。然而他们反对官僚，最好也只能破坏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秩序。他们不能用新的秩序来代替它。
为要用新的秩序来代替旧秩序，他们必须带来新的生产方式，而在他们所创造的自由自在的草原生活里，却是连新
①《俄国史》，第３卷，第３１４页。
-- 141
８２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生产方式的影子也没有的。从前被哥萨克破坏的社会政治秩序，是由社会政治需要所产生，随着居民相信对那种社会政治需要不可能仍然不满时，这一秩序又会逐渐恢复起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哥萨克继续居于人民之上，他们便必然要恢复被他们破坏的秩序。不妨一提格尔莫根主教所叙述的“贼党传单”的内容，这些传单是博洛特尼科夫所属哥萨克在混乱时期向居民中被奴役的阶级散发的。
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传单鼓动这一阶级去干“凶杀和掠夺等一切坏事”。
这些坏事的目的是什么呢？主教说，传单的作者“命令大贵族的奴隶杀死自己的大贵族，并将大贵族的妻子、封地和领地判给他们；命令侍从小丑和无名盗贼打死一切客商，并掠夺其财产；号召盗贼加入他们的队伍，并给他们以大贵族、长官、侍臣、助祭等职位”
①。很容易理解，如果不恢复强迫的农业劳动——农民的不满便主要是由这种劳动引起的——是不能够以领地和封地赏赐给起义的贵族奴隶的。很可能，格尔莫根在转述“贼党传单”的内容时不大注意言词的准确性。但他准确地掌握了传单的一般精神，却是无可置疑的。为了证明，可以一提小俄罗斯的哥萨克，他们的命运与大俄罗斯哥萨克的唯一差别，在于他们取得了后者从来不曾取得的东西：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谁是哥萨克，他便应有哥萨克的自由；谁是种地的农民，他便应照旧向沙皇陛下尽义务。”
——赫梅利尼茨基在１６５４年向莫斯科政府提出条约条文中，便是这样说的。而“哥萨克兄弟”的使者则向莫斯科政府求得一份地
①谢。斐。普拉托诺夫：《混乱时代史纲》，第３０５页。
-- 142
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２１
产证书，“并请求在证书里特别写明他对地产现有农民或以后新迁入的农民具有无限权力”
①。结果产生了一种同在古代世界一度发生过的颇相仿佛的情况。众所周知，在某些古代城市国家里，起义奴隶战胜了其旧时主人。但旧时的奴隶在成为胜利者后，自己却使用奴隶劳动，而把自己变为奴隶主。
格鲁舍夫斯基教授说，小俄罗斯的哥萨克“把自己看为最高的特权等级。他们虽曾反对波兰的小贵族制度，但在他们的观念里，社会关系的形成只能采取等级国家、首先是波兰式的等级国家的模式，因为他们便是在这种制度内成长的”
②。然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为求在哥萨克的观念里，社会关系不按等级国家的模式而形成，必须具有完。。。。
全是另外一种生产方式。但在那时，完全没有这一必要的条。。。。
件。因此，——用同一格鲁舍夫斯基的话说，——“从赫梅利尼茨基到最后一个乌克兰煽动家彼得里克（十七世纪末）
，一般乌克兰的知识界、特别是哥萨克部队长，都不能设想一个社会制度能够没有等级特权，没有臣民和主人；伤害他们的情感的只是因为这主人是波兰人、是异族人和信仰不同的人，只是因为想做老爷的是些劣种人和无功受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