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不过，小俄罗斯哥萨克要比大罗斯哥萨克文明得多，因为那时在经济方面，西部俄罗斯是更发达些。注意到这一切，我们便又看到这种情形是很自然的：例如，１６１１年前来拯救莫斯
①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２８１页。
②《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２８０页。
③同上书，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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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科的莫斯科人向那些早就服务于莫斯科国的哥萨克建议：“赏赐封地和金钱，为城市服务”
①。这一提议丝毫没有使大俄罗斯的哥萨克感到惊异，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为国家服务是同小俄罗斯哥萨克队长头脑中所谓农民必然服从官宦阶级的思想联系着的。但正因此必须承认，无论哪一次大规模哥萨克起义使国家机体受到多么大的震动，但在这种起义里，革命的东西总是很少的。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哥萨克使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国家，因而唤起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更有反对压迫者的准备与能力。因此，哥萨克在恢复被他们破坏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人民群众，并对他们作若干让步。无怪乎赫梅利尼茨基的使者于回到乌克兰后，暂时将在莫斯科时发给他们的证书保密，因为证书使他们的农民沦为奴隶②。
但无论那里的情况怎样，哥萨克在胜利的时候也断然不能实行实质性的改革，其显著的原。。。。。。
因便是他们的运动完全不曾准备新生产方式的胜利。
如果我们将哥萨克的起义同城市公社和先进西欧各国的第三等级的解放运动作一比较，我们便可看出俄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又是一个很大的——“欧洲缺点”。
西方各国的城市公社和第三等级在同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残余的斗争中恰恰是作出了哥萨克所不能作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准备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关系的胜利，因而也就准备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国家进行的解放斗
①谢。斐。普拉托诺夫：《混乱时期史纲》，第４８１页，比照第４８３页。
②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人民史概要》，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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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３１
争——与哥萨克的斗争不同——乃是革命的。
我国历史中这一“欧洲缺点”的解释，仍然在于俄国的历史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进行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在西方的先进国家，不满的人们离开农村便结集在城市，因为他们再也无处可逃了。在城市里产生了新的经济关系，货币经济亦以城市为中心而推行于国内。我们的不满分子却逃往草原，那里的经济生活必然更远远落后于莫斯科国的中央地带。
因此，西方这些分子是无可代替的进步分子，而我国哥萨克则是一种防止旧制度爆炸的阀门。哥萨克的抗争在历史上是无结果的，而且归根到底，他们也都变为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尽管他们以往来自人民群众，人民群众颂扬他们是“善良的青年好汉”
，喜爱他们的勇敢行为，把这种行为当作他们本身的抗议的表现……谢。斐。普拉托诺夫教授发现了一份写于１６１３年１２月２２日的关于顿河哥萨克的记述，其时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虽已选出，但混乱时期尚远未结束。这份记述写道：“他们事事都听命于沙皇陛下，决心反对任何国王的仇人”
①。当然，记述是过于渲染了的。顿河哥萨克好汉自己后来不只一次地成为“国王的仇人”。但如前述，他们的社会抗议在历史上都无结果。至于他们对国家的服务，则归根到底把他们变成反动势力，反对人民的真正解放运动的最方便工具。因此，说到底，历史完全证明记述的正确。
西欧没有任何类似哥萨克的运动。
甚至奥国的边防军，就其产生和社会意义而言，也同哥萨克完全不同。因此，西欧
①《混乱时期史纲》，第６０１页、附注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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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人直到现在都对哥萨克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概念。但在世界其它各大洲，则各有其自己哥萨克。
象苏里南的逃亡黑人（他们给荷兰人造成很大的危险）
一样，桑给巴尔的逃亡奴隶曾在伊翁坡山和沿海山脉的兴巴里亚部分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利比里亚那样的地区。他们袭击那些从蒙巴萨直接到乌宗巴拉的车队，顺利地抵抗摩赞纽翁比（伏阿吉果部落的一个分支）的袭击，摩赞纽翁比的苏丹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臣民。根据阿拉伯人的传说，在呼洛安附近，还有一个类似的小共和国……旅行家提到住在这里的逃亡者的暴行和残酷时，无不谈虎色变“
①。
非洲和南美洲（苏里南）的逃亡者，就是反对白人奴隶主和黑人“专制魔王”的黑人哥萨克。但他们的抗争，在促进社会关系进步的意义上是同俄国出身的白人哥萨克一样没有结果的。
ⅩⅩⅠ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对俄国居民所有各阶层的奴役，是“国民经济的惰性”的结果。
“国民经济的惰性”又是由许多原因引起的，这里再来讨论原因是完全多余的。这种奴役一经产生，其本身便成为延缓俄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但它没有，也不能停止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在国内发展缓慢，却是一往直前的。以前俄国国民经济的自然性质甚至使从事商业的
①白尔敦上尉：《东非大湖旅行记》（《Ｖｏｙａｇｅａｕｘｇｒａｎｄｓｌａｃｓｄ‘Ａｆｒｉｑ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ｐａｒ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Ｂｕｒｔｏｎ》）巴黎，１８６２，第６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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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３１
市镇居民，也要用粮食交纳其应付的捐税。
十七世纪下半期，“商业”
的发展使这种支付方式对他们看来深感困难。
１６７３年命令向市镇居民征收货币以代替所谓军粮①。货币经济的这些成就为后来的彼得改革创造了经济基础。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卓越见解，彼得改革的纲领，“在这位改革家的活动开始以前便已全部准备就绪”
，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他所作的”
②。例如，十七世纪莫斯科政府已开始改造其军队，愈来愈多地用“外国列队”的部队来补充旧式的贵族骑兵。随着这种部队数目的增加，——当时业已增加颇快，——政府用于军队的货币支出也增加了。在彼得时，甚至停止了封地的赏赐，因为在他的朝代里，服役的基本报酬已是货币薪给，。。
而不是封地。在彼得及其后的一些朝代里，官员虽亦常获得土地及有居民的地产，但赏赐封地已不象以前那样是为了保障服役，而是作为对服役的特殊奖赏，不是有条件的领有，而是象以前因功受奖的世袭领地那样，成为受赐者的私产③。
同斯拉夫派所说相反，彼得改革活动，一点也没有违反俄国历史生活的总潮流。但他的朝代是一个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完全必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逐渐积累起来的量变转化为质变。这种转化经常经过突变来完成，而由于缺乏了解或思考，这种突变又仿佛来得突然，也就是仿佛完全缺乏应有的有机准备。由于这种视觉错误，所以对于这个时代的
①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莫斯科国的直接税课的组织》，第１６９页。
②《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４７３页。
③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国王的军职人员》，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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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主要活动家，群起攻击，说他们忽视了以前的社会发展过程。
“彼得首要改革事业”
（克柳切夫斯基的用语）
，即军队的改革，早就由“外国列强”部队的增多作了准备。然而这件事情在彼得时也是通过突变来完成的，因为军队组织的逐渐改变使量可能和应该转化为质。彼得通过军队改革所作的，就是法。。
王在彼得很久以前在法国作过的事情。完全同法国一样，我国的军队改革给最高阶级对土地的态度以新的意义。以前的意义是土地占有制使最高阶级能够服军役。现在这个阶级因为服军役而获得的，已不是土地报酬，而是货币“薪给”了。
这个阶级必须或者不再领有土地，或者在某种新的基础上领有土地。不再领有土地对它是很不利的，所以它利用其最高阶级的地位，避免了这一不利的结果，对于最高阶级的利益，便是独断专横的专制政府也不能不予尊重。此外，由于主要的官员继续从这个阶级选出来的，它的经济破产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的。所以在这里，彼得改革也只完成了前此俄国社会发展过程所准备的事业。在十七世纪，封地已逐渐与世袭领地相溶合。
彼得制订的１７１４年长子继承法，将封地和世袭领地平等对待，统称为不动产，因而完成了这一溶合。长子继承法不合俄国大贵族的心意，他们在安娜。伊凡诺夫娜女皇时便将其取消。但在这宣布取消长子继承法的命令里，规定“以后无论封地或世袭领地都称为不动产、世袭领地。”对于这一收获，俄国大贵族是无论如何不愿放弃的。
值得指出，这一收获恰恰是由大贵族不顾枢密院议员的策划而支持其掌握专制君主权力的安娜女皇批准的。
也是这位女皇于１７３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发布命令，限制大贵族的强制服役期限为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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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３１
年，此外，还给父亲以保留一个儿子在家管理家务的权利。
这是俄国官员阶级解放的开始，他们当时被称为小贵族的。
１７６３年的命令使大贵族欣喜欲狂，他们当中凡服役期满者，大都申请退职，因此政府不得不对命令作限制性的解释。但这只是停止了解放的过程，而且也停止得不久。这一限制性解释后为伊丽莎白所撤消，而彼得三世的１７６２年２月１８日上谕更给“全部俄国高贵的贵族以自由”。
２３年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批准了这种自由：“她的赏赐特权证书给大贵族以等级内部自治及通过其代表向枢密院和最高当局陈报其见解的权利。”
除开这一切，还有大贵族极为称心的决定：“对贵族不得使用体罚”
，以及“贵族除自己平等的人外不受审判”。大贵族爱戴叶卡捷琳娜老大娘，不是偶然的：老大娘使大贵族的解放达到圆满的结果。至于真正的政治权利，大贵族是不曾梦想的，而且我们往后便可看到，他们也不可能梦想。
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仿佛是一栋二层楼的建筑物，其下层居民的被奴役是用上层居民的被奴役来辩解的：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的被奴役是为了使大贵族有为国家负担奴役的经济可能。但是掌握着执行最主要社会职能的阶级，必定要利用这一情况，以便第一，增加其对下层阶级的权力；第二，便利其社会职能的执行。俄国贵族便是这样作的。他们逐渐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权利，也逐渐解放了他们自己。由于国家的军事力量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更易于作到这一点。
彼得在改造军队时，主要是依靠贵族来补充军官职位的。
但他希望被派为军官的贵族都熟悉“当兵的基本知识”。
１７１４和１７１９年的命令要求：“凡未在近卫军中当兵的贵族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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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人等，不得录用为军官“
①。因此，我国最初的近卫军部队都是由担任过一切低级军职的贵族出身的列兵组成的。但由于同一原因，彼得堡的“专制君主”就完全依赖这种穿军装的贵族。比龙不喜欢贵族近卫军，称颂近卫军贵族为土耳其帝国的精兵，按照自己的观点，他是完全正确的：“自彼得一世死后到叶卡捷琳娜登极以来先后替换的几乎所有政府，都是近卫军包办的。
由于近卫军的介入，在３７年中发生了５１６次宫廷政变。彼得堡的近卫军军营是参政院和最高枢密院的对手和莫斯科缙绅会议的受话器“
②。还可说得更利害些：在若干时期内，彼得堡的专制君主事实上（ｄｅｆａｃｔｏ）是受近卫军军官的佩剑与士兵的刺刀的节制的。但这种节制不可能是巩固的。只要将近卫军的刺刀交给农民，便可在事实上完整地恢复君主专制。当时俄国的阶级关系使它断然不能成为象波兰那样的贵族共和国，而必然仍旧是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
彼得的同代人伊凡。波索什科夫，农民出身，表达一般农民的信念，在所著《论贫富》一书中说：“地主不是农民的永久领有者，因此他们对农民不甚爱惜，农民的直接领有者是全俄罗斯的君主，而地主的领有权则只是暂时的。”
波索什科夫主张由沙皇下令规定“使农民成为直接的农民，而不是最低级的农民；因为农民的财富是沙皇的财富”
③。在彼得的
①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国王的军职人员》，第２４０页。
②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４卷，第３５２页。
③《论贫富》，ＡＡ基哲维特尔作序，莫斯科，１９１１年，第７８—７９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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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３１
时候，即在贵族的强制服役还没有取消的时候，农民便是这样想的。他们把这种服役看为对他们暂时受地主奴役的唯一辩解。当贵族已被解放，农民便决定，现在该轮到他们解放了，因为现在他们的暂时被迫劳动已无任何意义了。自由主义的叶卡捷琳娜不得不劝导他们放弃这种想法。她在即位以后，立即宣布，她决意“保持地主的地产和领地不受侵扰，使农民对地主维持应有的服从”。然而这并未能促使农民醒悟，他们仍旧期待自由，所以几乎每一新国王都不得不重申，取消农奴制并未列入他的施政纲领。农民将这种重申归咎于地主。他们深知地主是要用一切方法反对，而且不能不反对农民解放的。他们愈是渴望解放，便愈是仇恨地主。然而他们对地主的这种仇恨，却巩固了彼得堡的君主专制。贵族们任何明显地或形式地限制君主权力的企图，都会为下层阶级的一致反抗所迅速和残酷地粉碎。
在政治上完全不开展的农民，他们当中虽然经常到处爆发了反对地主的“暴动”
，但他们总是把对美好未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所假定的俄国国王的善意上。如所周知，普加乔夫便认为必须冒充彼得三世。农民觉得，专制君主的权力愈是完整，则实现这种希望愈有可能。因此，农民对于那些他们怀疑有反对沙皇意图的人，自然要视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
农民的这种情绪，在十九世纪、在平民知识分子举行的各种反对派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不只一次表露出来。我们以下便可看到，这种情绪对某些革命纲领和某些革命斗争策略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民粹派之为“民意派”所接替，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人民对那些企图同他们接近、但是不同意他们的主要政治信仰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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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民知识分子，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ⅩⅩⅡ
地主很懂得，农民不问政治是有其政治意义的。地主不。。。。。。
能不感到，君主专制在同他们作斗争时有一个他们最害怕的同盟者——农民。就凭这一个理由，他们已不可能愿望对中央政权加以正式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需要同专制君主结成联盟，以便控制其经常心怀不满、而且看来经常准备反攻的“受过洗礼的财产”
①。这使他们更不愿提出任何明确的政治要求。在近卫军的刺刀从贵族手中转到农民手中之后，贵族等级只能用一种力量——即消极抵抗的力量，以及象１８０１年３月１１日以惨剧告终的那种纯属军官阴谋，来抵制专制君主的意志。贵族消极抵抗的力量有时是很大的，其在我国内部发展史中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想象。就象尼古拉那样顽强，自信和死抱住不放的君主政权的代表，也不得不对这一力量有所顾忌②。但消极抵抗的力量是一种很保
①即农民。——译者②参阅叶。维塔尔列的很有意思的小品文《尼古拉一世皇帝与贵族（１８４２—１８４７）
》（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言论》）。作者根据未发表的法国公使的报告，叙述俄国贵族对于尼古拉一世企图对地主的农奴制略加限制，怎样进行非常坚决和有效的反抗。
皮列公使在一篇报告（１８４２年４月８２０日）
中向基佐部长p写道：“尼古拉在他所没有预料的困难面前，在贵族由于看到财富和旧日权利被侵犯而发生的不满面前，是让步了，虽然他对此不愿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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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３１
守的力量，而象１８０１年３月１１日惨剧①那样的事件，则对当局的个别代表是很危险的，但对整个政治制度，其危险性尚不及十八世纪“御前连”
②的业绩。
这样看来，我国君主制度的巩固并不象波戈金及所谓斯拉夫派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在我国没有阶级斗争，而恰恰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但俄国历史过程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以下的事实：我国阶级斗争时常停留于潜伏的状态，在很长的时期中不但不曾动摇我国已存的政治秩序，而是相反，异常地巩固了这一秩序。
其次，封地土地占有制长期成为贵族完整服役的经济必要条件。俄国君主“最驯服奴隶”本人也好，他们自己的奴隶——农民也好都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但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军队改革了，货币薪给代替了土地赏赐。
这也是人民所不曾忽视的。
在人民的眼光里，贵族土地占有制已无意义。如果农奴相信，在地主的强制服役废除以后，应该跟着实行农奴自身的解放，那么，他们观念中的解放，就不外是获得土地的解放。在不感到土地“狭。。
窄“的地方，农民可能毫不反对将一部分土地留给地主。但
①１８０１年３月１１日，俄皇保罗一世因实行中央集权、限制贵族特权以及于１８００年与英断交（当时英国为俄国农产品主要市场）
，引起贵族及地主的不满，深夜在米海伊洛夫宫被刺。这里所说１８０１年３月１１日惨剧，即系指此。
②“御前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掷弹兵连，参加了１７４１年拥戴伊丽莎白即女皇位的政变，因而成为女皇的御前卫队。全连奖以封地，非贵族晋升为世袭贵族。该连于彼得三世１７６２年时废除。
（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２版M N D G－条）。——校者a F b [ H b X 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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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在已感“狭窄”的地方，他们就毫不怀疑应该实行“土地平分”
，就是说，应将一切地主土地没收归公，在农民中平均分配土地。
现在农民视贵族土地占有制已无任何存在的理由。
此外，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涉及满足国家某种需要时对他们是这样的不大客气，而为什么政府对地主却客气。农民的土地需要愈增，其对“土地平分”的希望愈急。他们没有等到最高当局发布分地的号召，便自己干起来了。
１９０２—１９０５年的土地风潮，便是这样开始的。
通常都说，这种风潮是由于革命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宣传对农民的影响从来就不大，因此，它远远不能解释这种风潮的一切场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革命宣传，而在于数百年来俄罗斯国家土地政策所造成的农民心理状态。当农民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时，甚至当他们自己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时，他们也没有表现为革命者，而是相反地表现为最坚定的保守者：他们保护了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所赖以长期存在的土地基础。
地主由于反对“土地平分”
而起来反对这一基础，因此，在农民的眼光里，他们是最危险的叛乱分子。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是，我国农民一方面提出象土地重分这样急进的经济要求，同时却对政治的急进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甚至在农民业已丧失其旧的政治信仰、不作无限制的君主权力的拥护者的地方，他们对政治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的眼界只限于土地重分问题。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些真正“国家孤儿”
（农民——译者）穿军装的子弟虽在农村捣毁了“贵族的巢穴”
，瓜分了地主的土地，而在大的城市中心，他们却枪杀了工人和“知识分子”。固然，下列情况也时常发生：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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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４１
大村落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农民通过了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决议。但就这种大会的绝大多数参加者说，“立宪会议”一语并未同任何明确的政治概念联系起来。这些由思想完全不同的人们写成的决议所以获得参加大会的农民的赞同，并不是因为它们包括了立宪会议的要求，而是因为除这一农民所不理解和没有兴趣的要求之外，在决议里还包含了一条农民完全理解和最重视的重分土地要求。在混乱时代，喀山的东正教居民因为要保卫莫斯科国和“圣母教堂”反对“哥萨克人和立陶宛人”
，为此目的而与“山地和草地鞑靼人以及草地的切列米斯人”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我想，鞑靼人和可能不很重视基督教的“草地切列米斯人”
，对于“圣母教堂”会搞成什么样子，当然是毫无所谓的。但是无论鞑靼人或“草地的切列米斯人”都显然同感混乱时期的混乱之苦，所以愿同那些准备恢复秩序，同时也记起“圣母教堂”的人们共同行动。在鞑靼人和切列米斯人表示同情的文书里，感动他们的并不是关于“圣母教堂”的条文，而只是关于必须恢复秩序的部分。同样，在群众大会所通过的决议里，触动大多数农民的，完全不是那些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语句，而只是那些谈到“土地”的地方。农民急切打听关于第一和第二国家杜马活动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也只是适用于同样“小块土地”方面。至于人民代表制问题的政治方面，仍旧是他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
他们不懂得这个问题的本质：他们不将自己看为国家杜马力量的来源，却将杜马看为一种将给人民以力量的机关，农民需要这种力量同反对“土地平分”的敌人斗争。因此，农民对于人民能够、而且应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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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自己的代表同反动势力斗争，连想都未想过。
在我国旧社会同东方专制国家极相仿佛的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俄国农民心理，解答了不久前我国某一期刊所说的“其始也风起云涌、其终也惨然失败的运动的世界之谜”
①，简单地说，解答了为什么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革命爆发，比我国革命派和保守派在最初所感觉到的要弱小得多。这次爆发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力量汇合的结果。一种力量是十五世纪末开始的俄国欧化过程所造成的；另一种力量则是我国旧的东方生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即令在避免采取任何暴力行为时本质上也是革命；另一种力量即令在表现为最激烈的暴力时也保持了保守的特性。在某一时期内，第一种力量得到第二种力量的支持，从而给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爆发以波澜壮阔的外观。但第二种力量很快便无力再给第一种力量以支持了，这时开始明白，这一爆发事实上并不如人们在最初所想象的那么壮观。保守力量不再支持革命力量，因而异常地巩固了旧制度维护者的阵地，促进了旧制度的恢复。这就是“运动其始也风起云涌”
、其终也——如果已终了的话——“惨然失败”的原因。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爆发是俄国欧化的结果。而爆发的“失败”则是由于欧化的过程远远不曾改造全。
部俄国。
“失败”
的后果将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而减弱。。现在仍须再次一提：俄国的历史是一个被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农民由于丧失了在俄国实行“土地重分”的希望，大批奔向我国亚洲领地。政府由于害怕移民会使地主失去廉价
①《言论》，第１２７期，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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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４１
的劳动力，长期加以阻止；但这次却广开移民的安全阀门。
政府希望移民将使农民中的不安分子离开欧洲俄罗斯。未来将显示政府的这种打算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又正确到什么程度。现在所有的人都明显看到一点：在近几年里，奔向亚洲俄罗斯的移民是迅速地减少了。
例如，据“新闻局”
公布，１９０９年去我国亚洲领地的农民和移民为７０７，４００人，１９１０年为３５３，００人，而在１９１１年则为２２６，００人。这样看来，安全阀门的作用迅速地大为缩小了。另一方面，亚洲俄罗斯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帝国国内市场的容量，从而促进了帝国工业的发展，也就是加快了帝国先进地区的欧化过程，因此，反动派取得新胜利的机会是减少了。
ⅩⅩⅢ
我们知道，东北罗斯社会政治制度同东方专制国家制度的接近，归根到底，是由于延缓其生产力增长、从而造成其经济“惰性”的情况。但是这一在生活方面与亚洲各国极相类似的国家，却不仅要从抵御亚洲人侵袭中保持生存。西方它与欧洲接邻；十六世纪以后，它同欧洲各国的每次冲突都使它痛感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无论是否愿意，它都得想想要从欧洲学点东西。同时，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学习是从最感需要的东西开始，即从学习西欧的军事艺术开始的。十七世纪末，按照外国方式编制的部队已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封建领地的贵族骑兵。的确，这按照外国方式编制的部队起初是比贵族后备军要略胜一筹的。但当时也可明显看出，为了改造军队，需要很多的金钱；而为了筹得这笔钱，必须向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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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异教徒，向“拉丁人”和“路德教徒”学习他们利用其本国自然财富的本领。在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时，便已采取许多措施来增加国家的生产力，但这些措施尚不足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生比较重大的影响。
至于居民的认识和习惯，则在米海伊洛维奇时，只有少数人接受欧化；而且对于这些人，克柳切夫斯基对于拉季谢夫和奥尔金—纳晓金的下述评语也是差不多完全可以适用的：“他们不是将西方的方式和科学知识用来反对祖国的旧事物，而是用来保护从旧事物本身、从恶劣的政府和教会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养成的狭隘和死板认识、从使群众僵化的守旧习惯中产生的旧事物生存的基础”
①。值得注意的是，受过外国教师教育的奥尔金—纳晓金的儿子沃因，在当时的莫斯科住不下去，因为莫斯科使他“恶心死了”
，于是他逃到外国去，最初跑去见波兰国王，后来又跑到法国②。虽然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女皇索菲娅时，宫廷业已开始学习“波兰礼节”
，但俄国的真正欧化，只是从彼得才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彼得改革的意义的问题成为我国政论界的根本问题的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俄国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向东方还是向西方发展的问题。
人们以为彼得说过：“我们在几十年内需要欧洲，然后同
①《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４５５页。
②见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３卷，第６７页。有趣的是，“最沉默的”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也对小纳晓金的逃走深感不快，他想把他从外国弄回来，如果不行，也要“在那里消灭他”。
同时，他提出要采取极为慎重小心的办法使老纳晓金能够接受他的出走的儿子“业已死亡”的消息。
（见索洛维约夫：同上书，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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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４１
它背道而驰“。很难确定，他是否真地说过这样的话。比较可靠的是他不曾说过。
但这些话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的。
无论彼得多么醉心西欧文明，但在其改革活动中，他是，而且只能是一个局部的西方派。这正可以解释在比较深刻欧化的上层阶级和人民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是彼得改革的结果，而后来斯拉夫派所痛心疾首的也是这种脱节。
既然使俄国生活接近东方专制国家生活的主要特点，是所有人民各阶级完全被国家奴役，则无可置辩，彼得改革不可能，且亦不注意使农民欧化。相反，我们业已看到，彼得。。
堡时期国家和地主对农民的奴役，达到极端的逻辑结论。在从彼得到基谢廖夫将军的漫长岁月里，俄国农民的境遇愈来愈加接近于东方专制国家的下层被奴役阶级的境遇。强迫农民为地主和国家的劳动，越来越加沉重。彼得时农民的处境便已极为恶化。米柳科夫先生根据１６７８和１７１０年的人口普查，将俄国纳税人口总数加以比较时说，在此期间，这种人口没有象预期地那样增加，而是减少了五分之一。上述历史家补充说：“但是必须记住，这一结果还是实际减少额和自然增长额的所谓结式，而自然增长额必然多少掩盖和隐蔽了实际减少额”
①。俄国纳税人为彼得改革付出的便是这种沉重的代价！
米柳科夫先生不无天真地指出：“除了最后几年受重商主义影响采取的一些有利于城市阶级的措施外，彼得并不算
①《十八世纪最初２５年的国家经济和彼得大帝的改革》，圣彼得堡，１８９２年，第２６８—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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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是一个社会改革家“
①。这是很容易同意的：那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啊！社会改革注意改善下层阶级的处境，而彼得却完全没有做到。他对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仍旧忠实于莫斯科国的传统，从来没想到任何“社会改革”。如果莫斯科在打纳税人时是用长鞭，则以彼得为代表的彼得堡便是用蝎尾鞭。毫不奇怪，１７００年民间便流行一种传说，说末日到了，以彼得为代表的反基督徒做了皇帝了。简言之，从这方面说，是任何欧化都谈不上的。
还应补充说，在彼得改革的时候，西欧各先进国家的农奴制最后残余都迅速地消失了。这样，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到两种相互平行、但方向相反的过程：当农奴制在西方消失的时候，它在我国却达到最高峰。这就更加扩大了俄国农民处境同西方农民处境的差别。
如果我们看看对待贵族，其情况便不是如此。彼得虽不。。
曾采取任何措施来解除对他们的强迫服役，但他实行的军队改革，却使贵族能够争取到使封地等同世袭领地，从而为他们的“自由”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其后的几个朝代里，部分地由于这一军队改革，贵族更是获得了在当时条件下所需要的全部“自由”。随着贵族接近于“自由”了，他们对国家的作用，便与东方专制国家官宦阶级的作用不再相同，而与西
①根据谢。斐。普拉托诺夫教授的意见，彼得的经济政策对于他那个时代在西方创造了某种重商主义保护制度的思想，作出了贡献。
（《俄国史讲义》，第６版，第４８—４８９页）。彼得在这里对旧莫斯科的作了最大的贡献的，而在其他事情上，他是同旧莫斯科作了残酷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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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君主专制国家的上层等级的作用比较相似了。因此，“贵族”等级的社会地位是朝着一个方向——即朝着西方的方向。。
变化的，而与此同时，“下等人”的社会地位，却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即朝着东方变化。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两种平行。。
的过程，这两种过程又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这便是在人民和比较开明的社会之间的上述脱节的最深刻社会原因。其实，类似的脱节现象在西方各国，如在法国也曾存在。我们可以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生活里举出若干事例，这些事例明确地表明，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只要被农民看出是贵。
族，便很难同农民接触。这种相互了解的困难，是阶级或等。
级对立的必然结果。但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象俄国这样严重的程度。彼得改革使上层等级接近西方，而使下层等级离开它，因而增加了后者对一切来自欧洲的事物的不信任。
这种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更因对剥削者的不信任而倍增。甚至在某种西欧思想可能首先有利于被压迫等级的时候，——当这种思想本身是西方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解放斗争的结果的时候——俄国农民只要看到宣传这种思想的是穿着德式服装的人们，便会以为这是贵族的“圈套”。俄国的先进人物为此受过很多痛苦。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然而还不是最大的不幸。
最大的不幸是另外一种。
当俄国社会思想的欧化代表不仅想到人民下层阶级的困难处境，而且想到他们过去的历史遭遇和其未来发展的希望时，他们非常自然地根据他们从西方学得的社会学说的观点，对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开始判断。但西方学说是在西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俄国农民的处境也正如它的历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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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样，更象东方、而不象西方。因此，无论是二者那种处境或是历史的过去，都很难根据西方社会学说的观点进行分析。根据这种学说的观点，两者都充满了极为意想不到的矛盾。例如，赫尔岑对于“（俄国——著者）大部分居民权利的被剥夺，自鲍利斯。戈东诺夫到现在有增无减这一极为荒谬的事实”
，深感震惊。事实上，类似的事实也许在意大利、法国、英国以及大多数日耳曼国家的历史中，确实是“荒谬的”。但如注意到东北俄罗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史，则我国这一事实乃是完全自然的，甚至是无可避免的。
如果抱定西方的社会学说，那就更难对俄国向先进人类理想方面的未来发展，制成任何比较可行的方案。这种困难曾引起称为恰达耶夫第一封《哲学书简》的高贵的失望呐喊。
由A H T于这种困难，在我国出现了自斯拉夫派到民粹派以及包括主观主义在内的所谓俄国进步的“特殊性”理论。最后，这种困难还使几十年内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在两脚都站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条件下，才能摆脱这种“特殊性”。我国的社会“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