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涉及下层阶级的处境及历史命运方面）与西方社会存在的不同，只有在我国先进思想家同意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的条件下，才不致使他们感到困惑。谁要象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归根到底，理性总是正确的（ｌａｒａｉｓｏｎｆｉｎｉｔｏｕｊｏｕｒｓｐａｒａｖｏｉｒａｉｓｏｎ）
，他便只要相信西方某一先进学说的合理性，即可坚。。。
信这一学说的未来胜利。但是谁要说理性的“合理性”是根据社会条件而改变的，并且某一“合理性”形式——即某一先进学说——的胜利，经常以社会条件的一定结合为前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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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４１
他便由于当时俄国的实际而不得不承认，就会在其本国完全适当的西方先进学说，在俄国，也是“荒谬的”。
我们可看到，别林斯基在其著名的“与现实妥协”时代，也得出同一结论。
然而这一结论是先进的俄国人们所不能忍受的。我们还可看到，在真理面前勇敢无畏的别林斯基本人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安于这种结论。然而别林斯基为了放弃这一结论必须转到主观历史唯心论的观点。主观历史唯心论是有助于社会空想主义的发展的。我们也确信，俄国社会思想的最先进和最有天才的代表，几十年中尽管作过种种努力，却都未能在其社会纲领中脱出乌托邦的范围。
人民同先进知识分子的脱节，极大地阻碍了人民本身的解放斗争，使那些力图帮助他们的人扮演着“聪明的废物”
的可怜角色。斯拉夫派说，欧化的俄国“社会”
，仿佛是生活在野蛮人中的欧洲殖民地。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有一种社会现象，即野蛮人的欧化，才能使这些被抛弃在俄国野蛮人中。。
的外国殖民地的艰难情况，得到改善。别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其简单的原因是：与斯拉夫派的见解相反，在莫斯科罗斯的社会生活里，没有——而且无从获得——那种能够创造堪与西欧文化匹敌的特殊文化的“基础”。
莫斯科社会生活的基础，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对居民一切阶级的奴役，而奴隶制是完全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的。
固然，有些东方专制国家——古埃及或古迦勒底——也使一切人民力量受国家的奴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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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它们比十七世纪的莫斯科罗斯要文明一些①。没有根据认为，十七世纪末，莫斯科罗斯业已达到其本身“基础”的比较独特结果的那种文明的极限。假定莫斯科罗斯在最后差不多可以比得上古埃及和古迦勒底②的被奴役，但由于生产力发展迟缓而出现的居民的被奴役，又从它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阻碍文明的发展。西欧从来没有象东方各国和莫斯科罗斯那样完整的奴隶制，所以它创造了大得不可比拟的生产力和昌盛得多的文明。与这种文明相比，东方各国的特殊文明可能是显得过于薄弱了。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和十九世纪，——不是公元前、而是公元后——必须学习西欧文化，不然就向衰落与瓦解后退。俄国真是侥幸，它学习西欧文明的过程，不能只限于它的官员等级的欧化。
ⅩⅩⅣ
彼得不仅巩固了对农民的奴役。甚至他所引用的大量各式各样西方技术，与其说是导致了我国社会关系的欧化，毋宁说是按照旧莫斯科的精神对这种关系作了更彻底的改造。
由于希望推动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他采用了莫斯科罗斯所广
①不过，关于迦勒底，必须作如下的附带说明。当卡西迪时代的迦勒底皇帝将其某一“黎民地区”土地“划归己有”时，如前已述，他曾给予报酬。
（库克《迦勒底的地产》Ｃｕｇ，《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èｒèｆｏｎｅｉèｒｅｎｃｈａｌｅｄèｅ》，第７２０页）。而莫斯科的“专制君主”在这种情形下却是不给任何人以任何报酬的。这就是说，与前述时代的迦勒底相比，莫斯科对其《孤儿》的奴役是要彻底得多了。
②由于文明发展的自然条件较为不利，俄国是很难完全比得上这两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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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５１
泛使用的手段：对适合特定目的的各居民阶级实行了奴隶劳动和强制服役。莫斯科国有为官方服役的手工业者，即为了满足国家需要而强制从事某种手工业的市镇居民。从彼得时起，在我国出现了服役的工厂主的制造厂主①。
在西方各先进国家，工厂—制造厂生产的推广意味着雇佣劳动制度的推广。
彼得在俄国建立工厂和制造厂时，却将近郊的农民派到工厂和制造厂中去，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奴隶状态。我国历史过程的这一相对特点——从西方学来的新生产在我国的土壤上为亚细亚的环境所包围这一事实——既为我国经济落后所造成，又阻碍了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这一特点还阻碍了从事新生产的这部分居民的欧化。关于被派到工厂和制造厂去工作的农民是不用说了，就是商人，他们过去在某种制度上总算是一个特权等级了，而在生活方式和理解上他们也长期固守着旧的事物。
商人不相信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因为他们不爱西方，感觉自己同西欧的竞争者相比是弱者，西欧的竞争者不仅在财富上、而且异常重要的是在法律地位上，都比他们优越。伊。季。索什科波夫一般说来，是很赞成彼得改革的，是他对外国人的评价，却总是包含着敌意的。试
①彼得断言：“尽管这是好事和必要的事，却是新事，而我们的人是非强迫不作这种事的”。
因此，他命令实业局对工厂“不仅提出建议，而且实行强迫”。
回顾过去，他在１７２３年说：他的“一切都是强迫作成的”。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Ⅳ卷，第１４３—１４４页）。由于这种“强迫”（这是莫斯科生活所有“基础”
中的一个最突出的“基础”）
，克柳切夫斯基完全有根据说：在彼得统治下，“俄国完全取得了十七世纪莫斯科立法所力图赋予它的那种特性。”（同上书，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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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想，象他这样的商人在同外国商人办事或竞争的时候，手脚都被我国衙门的“官僚作风”束缚住了，那就可知他不能不认识自己的弱点，认识自己的弱点，就不能不引起他们对海外来客的忿恨呢。在城市资产阶级的最下层、在完全无权的“市镇工商业者”如手工业者中，积怨尤深：因为官宦阶级的欧化使他们失去了顾客，顾客都尽可能去找外国的行家。如果富商长期保持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中获得不朽反映的习惯，那么城市资产阶级的最下层，便是晚近在我国非常不恰当地被称为“黑帮”的各种观念的良好发展土壤。商业和。。
手工业等级对西方新事物的恶感加剧，还因为已经比较欧化的俄国高尚的小贵族利用其在国家的统治地位当然不利于“留着大胡子的人们”。因此，商人与大贵族间的完全自然的对立，造成了俄国欧化的又一障碍。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俄国新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大贵族特征。虽然如此，欧化的过程迄未停止。这一过程逐渐超出了最高等级的狭窄范围，而且必然要超出它。从西欧学来的新生产发展了，由于亚细亚的环境发展得很迟缓，但毕竟是发展了。
新的生产愈是发展，则亚细亚环境必须铲除，也愈益明显。在统治等级深受农奴制传说的教育的国家里，要作到这一点无论有多么困难，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终归克服了农奴制，利益和传说的惰性。
我说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大贵族对于尼古拉一世略事限制农奴制的企图，作了胜利的消极抵抗。但与此同时，在大贵族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农业主，他们同解放的“空想”完全格格不入，凭生活的经验和简单的算术计算，对农奴劳动的不利，深信不疑。
大臣彼得罗夫斯基１８５４年在向尼古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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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５１
的报告中说：“现在‘有教养’的地主完全不担心给人们以自。。。
由会使他们的财产受到损失“。按照这位大臣的说法，”地主自己开始懂得，农民使他们受累，最好是改变这种彼此不利的关系“。
同时，彼得罗夫斯基对于引起地主观点这一改变的原因，毫不掩饰。他指出了地价的日益高涨，以及在萨拉托夫、唐波夫、平扎、沃龙涅什和某些其他省实行农业雇佣劳动制的成功经验①。国民经济工商部门里的农奴“关系”
，变得更为“彼此不利”。必须抛弃旧莫斯科罗斯所遗传下来的“不自由”。但正如彼得罗夫斯基所指出，甚至“有教养的贵族也担心这种变革的后果。凡是了解人民及其思想和倾向的明理的人，都应对此担心”
②。如果不是克里米亚的灾难，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表明：“俄国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来，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
，则贵族的这种恐惧还会更长久地阻止农奴制的废除。尽管我国上层官僚浸透了大贵族的精神，然而形势的确定不移的逻辑，迫使他们着手进行农民改革。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实行的所谓解放农民的措施，受到亚洲很强烈的批评。
这些措施的无可怀疑的特点，被认为是它的功绩，似乎这种农民连同土地被解放，有西方历史上没有先例之称。。。
我想对于这一臆想的功绩，用我在另一著作中对它所作解释，再加说明。
“世界上最大地主兼奴隶主（国家）断然不能与以下思想妥协！业已打算按照自己意图支配的被解放农民，立
①见Ｂ谢梅夫斯基：《俄国的农民问题》，第２卷，第１３５，１３６及１３８A S页。
②同上书，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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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即以数百万计的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在它的面前。就这方面说，它的利益是同其他奴隶主的利益相左的。这正可解释当时的地主和‘彼得堡官僚’之间的磨擦，而某些好心人却直到现在还将这种磨擦说成是由于当时某些官僚阶层的爱民“
①，按照世界上最大地主兼奴隶主的意见，要解放农民，就得在他们对地主的依附地位消灭之后，使他们完全依附于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奴隶主就是这样作的。他所“解放”的农民仍旧在国家面前完全无权，而国家所关心的则是保持莫斯科和彼得堡奴隶制所遗传下来的旧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在农村公社里重分土地。这种农民“解放”的亚细亚性质，不利于俄国更进一步的工业发展，更不利于农民。
我国的“农民改革”
，没有给农民以商品生产社会的生产者以必需的、哪怕是部分的公民权利，但却迫使他们比以前更频繁地在商品市场上部分地以其简单农产品的出卖者身分出现，部分地以其自身劳动力的出卖者身分出现。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市场交易对他们多么不利，是可以理解的。
“被解放的”
农民贫困化了，他们的贫困化阻碍了工业品所需要的国内市场的扩大，这便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极大障碍。但资本主义不管怎样克服了这种障碍。
资本主义毕竟是前进了，俄国的欧化也毕竟同资本主义一道前进了。如果彼得通过改革“打开了通向欧洲之窗”
，则现在是给欧洲影响广开大门的时候了。
欧洲影响通过大门渗透到前此所不能达到的那部分居民
①见我的论文《论农民解放》（《现代世界》，１９１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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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５１
之中，最初渗入商工业阶级，后来又渗入农民之中——渗入的程度视新的生产关系对农民生活的旧经济基础的瓦解程度而定。在商工阶级之中早已开始、但长期没有产生显著社会政治结果的两个新阶级的划分——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取得了颇为迅速的进展。这种划分进展愈快，俄国的欧化程度也越大。伊。谢。阿克萨科夫①说，只有“陷人民于满目荒凉”的发展才能使人民接受西欧的先进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这一在斯拉夫派政论家看来完全不可能的奇迹：它使俄国很大一部分人民“陷入满目荒凉”之境。号称“国民的精神”并未能抵挡资本主义的冲击。俄国生产者在陷于无产者的地位时，虽在大多数情形下在公文上仍然算是农民，却开始逐步走上了西欧工人远远走在前面的道路：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道路。这一斗争在他们身上迅速发展了罗斯前所未闻的情绪和意图。同时由于警察式的国家竭力维护资本的利益，所以俄国无产者一个又一个地迅速失去了从农村带来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农民政治成见。的确，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常驱使一批又一批新的“平凡乡下佬”参加无产阶级的队伍；因此阻碍俄国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
不久以前，甚至在工人阶级的最轰轰烈烈的运动里——例如，在１９０５年１月９日的运动里，——都可看到农村的这一消极的心理影响。不能闭着眼睛不看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有时参加了摧残
①阿克萨科夫（１８２３—１８６）——斯拉夫派著名活动家，曾揭露沙皇滥用职权的现象，坚持出版自由，废除贵族特权等温和自由主义纲领。他虽对政府有所批评，但始终是君主制程的拥护者。——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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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犹太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暴行。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未能立即使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陷入满目荒凉”
，而总的说，这。。
个阶级已在政治意义上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两种力量之一，这。。。。
两种力量的结合引起了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革命的爆发：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已迅速发展成革命力量。参加这次革命的另一力量，我说过就是农民的力量，按照俄罗斯国家土地政策的旧传统争取“土地平分”
，这种传统是农民分得土地的根据。
当时这两种力量只要一致行动，那末革命就会取得胜利。然而这两种力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们不能长期一致行动：俄国农民亚洲的运动，只能在短期内同俄国工人欧洲的运动相符合。当这两种力量不再一致行动的时候，反动势力便开始胜利了，就是说，捍卫自己的“不动产”的贵族便开始胜利了。整个的问题就在这里。
贵族反革命由于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使农民太不够欧化而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最初一项改革便是从立法上消灭土地公社。
贵族以为在消灭土地公社后，便毁掉了旧的土地传统，因为农民就是以这种传统的名义确认他们有权剥夺地主的。
当然，他们是迟早都会毁掉这种传统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毁掉农民的一切旧世界观，完全破坏多少世纪以来我国旧政治秩序所凭借的经济基础。
这未必符合贵族的利益，但可能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无产阶级的前进运动，在过去和现在，都受到旧式农民的政治惰性的阻碍。
无论如何，贵族反革命的这一步骤，仍是我国社会经济关系趋向欧化的一个步骤，尽管我国人民为此所付代价，当然要比在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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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５１
治条件下所付出者，多得不可计量①。
ⅩⅩⅤ
俄国一部分劳动人民“陷于满目荒凉”之境地后，资本主义破天荒对从西方渗入俄国的先进倾向，保证了巩固的社会支持。只有从这时起，先进倾向的思想代表才不再是“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只有从这时起，他们从西方学来的理想，才在俄国获得了实行的机会。
我已说过，彼得改革后，从西方渗入俄国的新文化，长期具有贵族的特征。这种情况在这一文化的最好成果——文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差不多在初期，农民便给文学贡献了象罗蒙诺索夫这样的优秀活动家，但在长时期内，我国文学家都主要来自贵族。在绘画中，情况不完全如此，但绘画也是长期为贵族的审美需要服务，而且主要地是考虑贵族的爱好的。然而贵族的保守部分，是没有欣赏文学和艺术的素养的。此外，他们对文学很少实际的需要（为了制作人象，无论如何，绘画是需要的）
，因为这部分贵族的主要等级需要，通过上层官僚和近卫军营的“直接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ｄｉRｒｅｃｔｅ”）
，已获充分满足。至于贵族的先进部分，则是在西方
①本段付排后，获读洛西茨基的非常认真小册子《公社的瓦解》（圣彼得堡，１９１２年版）
，甚盼读者注意这位尊敬的统计学家的最后结论：“不管关于公社的新立法的政治倾向和缺点，以及其实施方法如何，这一立法是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它曾被广泛采用，且具有重大意义。土地立界、特别是分配及摊分办法的推行，标志着农村从封建结构趋向资本主义关系的运动。但这个立法没有解决农民缺少土地和无权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斗争，还在前面”。
（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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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等级反对世俗和宗教贵族的解放斗争业已发生时，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表现其意图的。这对于先进贵族的意图的性质，不能没有影响。青年的贵族思想家，虽在某些方面仍旧是彻头彻尾的“大老爷”
，但对贵族等级自私的极为粗暴表现，却持否定态度。例如，在十八世纪，他们便已猛烈攻击滥用农奴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谈到完全废除农奴制。不仅如此。出身贵族的先进人物有时还提出社会政治要求，实现这些要求意味着完全废除贵族等级的特权，并在经济生活及政治上为资产阶级的广泛发展铺平道路。只要回忆一下十二月党人就够了①。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若干贵族出身的思想家，如亚。伊。赫尔岑、尼。普。奥加廖夫和他们的小组，甚至转到劳动群众的观点上去了，因为这种观点是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不用说，这种趋向是不能吸引贵族等级。。
的。
欧化贵族思想的这一线光明，历时愈久便愈是变得暗淡，先进的欧化贵族亦愈是痛感自己的实际软弱无能。赫尔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指明，我们不为人民所需要，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绝望的折磨”。
无论在文学和艺术里，贵族的领导权在十九世中叶已为平民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所代替。当然，平民知识分子是我国“第三等级”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属于这个等级的民主派。这个等级在经济上有权势的部分，对于我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①罗斯托普钦的俏皮话是人所共知的。他说，我国贵族对自己提出的政治任务，是“皮靴匠”在法国对自己提出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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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５１
长期没有发挥直接的影响。由于前述原因，他们最初是不接受欧化的，而当这一原因逐渐消失时，我国资产阶级长期没有感到在报刊上发表他们的要求的必要，而只限于同政府进行直接交易，不断向政府要求对“祖国的工业”实行“津贴”
、“担保”和保护。顺便指出，同极端的西欧历史过程相比，资产阶级的这种行为是我国历史过程的另一相对特点：西欧的资产阶级发挥了大得多的革命作用。
当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的贵族时期为我国平民知识分。。。。。。。
子时期所代替的时候，嘲笑不久以前的“多余的人”
，已属司。
空见惯了。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坚信，他们不会扮演这一可悲的角色。然而尽管他们数量多于先进贵族，但作为社会力量，他们却是微不足道的。在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新战士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前，“保守派”
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他们的全部实际斗争企图的。由于这种新的战士的出现，情况就改变了。第一，现在要来争论俄国应否走西欧的发展道路，那是很可笑的：很明显，俄国不仅应该走，而且已经在走，因为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俄国的主导生产方式。
第二，已很明显，“我们”
并不象赫尔岑一度绝望地慨叹过的那样“不为人民所需要”
，而且俄国的经济欧化一定伴随着俄国的政治欧化。
这。。。。
便在俄国平民知识界面前展开了极为广阔和值得庆幸的前景，使他们在某些时候也认为自己决心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了。所有稍为先进的人们，都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除无产阶级外，毕竟在俄国历史舞台上还有资产阶级，他们的最发达的阶层当时业已充分欧化。资产阶级在各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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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样津贴、担保和保护的气氛下所受的历史教育，没有养成他们的战斗性格。但他们不是没有对政治不满的，所以他们也逐步地感到需要一种与他们的反对派情绪相适合的精神武器。已在几十年中领导我国思想运动的这个平民知识界的代表，遂着手准备这种武器，从事于我国先进资产阶级的思想欧化。在他们当中，几乎在普遍爱好马克思之后立即产生了一种新的爱好：“批评”马克思的爱好。。。
这种批评在我国乃是一种使代表觉悟的西欧无产阶级意向的社会学说适应俄国先进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的企图。这样的企图只有在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业已暴露其破产时，才能出现。有这种企图的人所提出的任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因而是不可能解决的。而由于这种任务解决不了，所以“对马克思的批判”很快就变成一种简单的“批判”
，而简单的“批判”
归结于旧的资产阶级学说新调重弹和改编罢了。
现在从事这种旧调重弹的，每每是那些不久以前还完全真诚地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
因此，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贵族时期和平民知识分子时期之后，跟着一个新的、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思想领导权，已远非过。。
去那样显著了。现在没有主导的思想流派。现在思想力量主要分属两个极端：一端是无产阶级，另一端是资产阶级。此外，还有一些旧学派的理论家，他们珍惜其对旧的国民经济生活“基础”的信仰，而不愿与之决裂。但是随着俄国欧化的进展，这些旧“遗教”代表者的理论阵地，变得越来越动摇，而这些代表者本人，亦愈来愈加显得失望。他们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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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６１
快到了。我国社会思想往后的整个历史决定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阶级关系。当然，在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欧洲“东部平原”仍将有其相对特点，这种相对特点亦将引起精神发展的相对特点。
现在猜测这两种特点都无用了。
但是指出那些可能成为考察对象的问题，却是不无补益的。
我们已经看到，当俄国的社会存在不能根据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观点求得理解时，历史唯心主义便成为不愿同“丑恶的俄国现实”妥协的俄国自由思想者的唯一可能的避难所了。当资本主义的成就已陷俄国人民于“满目荒凉”到一定程度、不便再说我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时，历史唯心主义的行市便一落千丈。这时，对历史唯物主义便发生了极为强烈的需要，因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既对西欧，又对俄国的社会存在作出满意的分析。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理论家的观点。据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俄国社会存在所得结论，是我国欧化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只有在反对民粹派和主观主义的完全陈腐理论的斗争继续进行时，历史唯物主义才在我国享有广泛声誉。这些理论一被推翻，便立即开始了“对马克思的批判”
，这种批判意味着从历史唯物主义倒退到在新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经过改造。。
的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倒退是在攻击当时称为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实际上构成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基础的掩饰之下进行的。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我国欧化了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便已宣布哲学唯物主义为完全僵死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甚至某些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作家也相信他们的意见；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相信资产阶级思想家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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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在策略问题上却表现为不可救药的乌托邦主义者。
无论彼得是否说过俄国将来会“同欧洲背道而驰”
，但现时俄国已完全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却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现在甚至最典型的东方国家也在转向西方，这一点就更为显而易见了。在这些东方国家之中，有些国家似乎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有超过俄国的可能。中国已变为共和国了，而俄国却尚未建立议会制度。这是由于在我国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对我们极为不利的相对特点：俄国的警察国家在利用欧洲技术的几乎一切成就以反对维新派方面，是够欧化的，然而我国维新派则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开始凭借人民群众，正如我们所见，人民群众也只有一部分——无产阶级部分，才是欧化的。由于与亚洲相比过于欧化和与欧洲相比不够欧化，俄国正在付出代价。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对于上述俄国社会存在的相对特点。。。。
如何影响于俄国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详细加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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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彼得前的罗斯社会思想运动
第一章 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斗争影响下的社会思想运动
黑格尔说：矛盾导致前进（ｄｅｒ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ｉｓｔｄａｓＦｏｒｔｌｅｉｔｅｎ－ｄｅ）。
这一深刻的原理，为整个文明世界的社会思想史再好不过地证明了。
各社会阶级的相互斗争愈是尖锐，则社会思想的向前发展愈是迅速。但是由于社会阶级相互斗争在任何特定的国家，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所以任何阻碍经济发展过程的情况，也都阻碍社会思想的运动。
现在，我们对于阻碍俄国经济发展，造成国家长期奴役所有社会力量的各种情况，都已了解。鉴于这些情况，可以先验地（ａ
ｐｒｉ－ｏｒ）说，同处于更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之下的西欧国家相比，罗斯的社会思想运动必然进展得很慢。除这种先验的结论之外，还可以说，俄国人的社会观点由于落后于西欧人的社会观点，便要与东方专制国家居民的观点的相接近，其接近的权度，视俄国的——实质上是莫斯科的——社会关系可能取得的东方性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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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人所共知，中世纪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第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是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的相互斗争。
斗争愈是尖锐，敌对双方愈是无所顾惜，则争论过程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便愈是微妙。我说政治问题，因为实质上，争论双方的神学立场。。。。
是一致的。要使这种神学立场又能成为争论的问题，则西欧的社会发展必须迈出许多新的前进步伐，必须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新的、更进步的社会力量。然而就是在例如格里戈里七世和亨利四世冲突期间所发表的那些言论，也是某种富于教益的，或者——如果您宁愿这样说——引人入胜的。尽人皆知，格里戈里七世在将这位皇帝逐出教会后，宣布他已失去皇位。这曾引起一个问题：他有权这样作吗？这个问题自然要使争论的双方研究一个新的、更深刻的问题——关于最高政治权力的本质问题。皇帝的拥护者宣布，皇帝的权力是上帝规定的。而教皇的拥护者则完全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他们说，国王的权力来自人民，并且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国王应该明智，笃信上帝和为人公正。人民给国王以权力，不是为了使自己服从暴君，而是为了有一个反对暴政的保卫者。因此，如果国王变成暴君，他自己便破坏了把他同人民连系起来的契约，这时，人民就没有服从他的义务。由此可见，在十一世纪①，西欧的政论家便主张君民契约论，这个理论后来在第三等级的解放运动中曾起极大作用。
应该指出，我们常常从教皇拥护者中看到一些颇为辛辣的议论。
其中一人是这样说的：试想，某人雇工养猪，而这雇工不但
①亨利四世皇帝于１０７６年被教皇格里戈里七世革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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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６１
不执行他的职责，反而害死了交他看管的猪群，这雇主该怎么办？当然，他要辱骂和驱逐这个不尽职的雇工。既然对于一个不称职的牧猪人，可以驱逐；那么，对于一个滥用权力的统治者，更可以驱逐了。
人的尊严比猪的身价高多少倍，人民驱逐暴君的权利就比雇主驱逐牧猪人的权利大多少倍。举出这个例子的机智作者，还善于寻求反对意见，反对所谓君权神授之说。他说，提出这种理由的圣徒本人，便是宁死而不愿服从昏君的。一般说来，对君权应该给予最大尊敬。但应该尊敬的不是个人，而是王位。既然这人失去了王位，他便失去受到任何特殊尊敬的权利①。
站在这种观点上，可以为人民反对昏君的最坚决行为辩护。
教会的拥护者时常反复提出耶稣的话：“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当然只是一些极端分子——甚至责成信徒去杀死暴君，他们认为暴政的特征便是君主破坏人民的权利。
十二世纪的一位主教沙特尔写道：“真正的君主保卫法律和人民的自由，暴君则践踏法律并将人民变为自己的奴隶。前者是神的形象，后者是柳齐弗②的化身。对前者应爱，对后者应杀”。路德维希。古姆普洛维奇说，宣传这种观点的主教（约翰。索利斯贝里斯基）
为“行动宣传”
论的第一个代表，也许是不无根据的③。
①卡尔。米尔卜特博士：《格里戈里七世时代的政论》（《ＤｉｅＰｕｂｌｉｚｉｓｔｉｋｉｍＺｅｉｔａｌｔｅｒＧｒｅｇｏｒｓⅦ》）
，莱比锡，１８９１年，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②柳齐弗是基督教神话中魔王。——译者③见他的著作《国家学说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ｎ》）
，年鉴，１９０５，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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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教皇权力的拥护者不仅提出君民契约论。
他们研究历史，看到君主常常不经过任何契约而抓取权力。他们据此得出极不利于君主的结论。
１０８１年，教皇格里戈里七世１０８１年给米茨主教的信写道：“谁不知道，世俗君主得到权力应归功于上帝的敌人，他们受魔鬼的指使，想用傲慢、掠夺、背叛、出卖性的屠杀以及其他一切罪行来统治与他平等的人们”
，如果约翰。索利斯贝里斯基是“行动宣传”论的第一个代表①，那么，教皇格里戈里七世也许可称为对无政府主义“反国家体制”论的最早贡献者之一了。
当时的西欧政论家——无论是拥护教皇的，还是拥护皇帝的——几乎都属于僧侣。当时，对这类理论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也几乎都属于僧侣②。但冲突很剧烈，所以因冲突而引起的思想著作（最少是其中一部分）
，不能不流传到其他等级中去，何况好斗的教会又非常欢喜诉诸人民。由此可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冲突便促进了居民的政治教育。
在西方引起我刚刚指出的社会思想著作的矛盾，也存在于俄国。
俄国的教会当局亦与世俗当局发生冲突；但在俄国，这一冲突从未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因此，我国的教会拥护者从未得出象西欧那样极端的结论，尽管——现在就须指出，——他们的思想有时开始向同一方向发展。
①基督教中的第一个代表。
在古代世界里，“行动宣传”论最少在某些地方是相当流行的。加尔莫第和亚里斯托吉顿的纪念碑巍然屹立在雅典的一个广场上，可为证明。
②关于这种问题的论文都是用拉丁文写的。
而拉丁文当时几乎只有僧侣等级才懂。参阅米尔卜特（Ｍｉｒｂｔ）
，书见前，第１２１—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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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６１
在我国历史的基辅时期，俄国教会的首脑——总主教，对公爵的世俗政权是独立的。他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选派的，如果对大主教的傀儡有何不满，世俗当局应该向他提出。
卡普捷列夫教授公正地指出，当时“俄国的精神统治者，在许多方面都比相互分裂和仇视的世俗统治者更为强大、更有权势”
①。这一力量对比，在莫斯科公爵政权巩固以后，才开始在相反的意义上改变。莫斯科的公爵开始干预总主教的派遣问题。这自然不能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或俄国的僧侣所乐意。维护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权利，几乎成为俄国僧侣保卫其对世俗当局的独立性的最主要手段。
“监选官和主教”
要求新任教会人员必须遵守下列重大义务：“我们象最初一样，除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总主教外，不接受别的总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