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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俄〕戈

_23 普列汉诺夫(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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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343
在自传①里写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处分我的父亲的过错。他是莫斯科一处修道院的会计,杜马贵族议员普罗科菲。叶利扎罗夫迫害他,造谣诽谤说他仿佛滥用了交他保管的修道院公款。但此事未经证实,因为搜查以后,发现我的父亲只缺少了五枚铜币。……尽管如此,无论我从卡尔季斯回来后怎样请求,却未发还我的财产。”
这样的事故也是能够造成不利于莫斯科制度的思想的。此事以后不久,科托希欣又被派为信使,也是到瑞典。瑞典人很好地接待了他,并赠给他两个银质大酒杯,价值三百零四个达勒尔。天知道,这算什么贵重的赠品!
但是尽人皆知,宁住小屋,勿害大病。
在瑞典,科托希欣得到两只大银杯的赠品,虽然并不怎么贵重;而在莫斯科却受了笞刑,遭到破产。后来他自己说,为瑞典服务的意向,便是在这次斯德哥尔摩之行时产生的。既然他有了这种意愿,则他将国家机密出卖给艾伯尔斯,便事实上是他对瑞典的真正同情的反映了。重说一遍,背叛终究是背叛;但我所指出的情况说明了造成背叛意向的条件。
在科托希欣逃出俄国以前发生的一个情况,也是值得深切注意的。人都知道,那时(164年)俄国与波兰作战。科托希欣必须参军,受沙皇军政长官的指挥。按照莫斯科的旧习惯,军政长官们无不相互激烈争吵,并向莫斯科密告进行相互攻讦的。尤利。多尔戈鲁基公爵劝诱科托希欣支持他对切尔卡斯基公爵的密告。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科托希欣
①《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4年第3版,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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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他的劝诱,因而当然引起了多尔戈鲁基公爵的不满。这时他离开祖国的意愿,终于形成。关于这个问题,他说:“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可惜我没有同切尔卡斯基公爵一道回到莫斯科,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我为沙皇服务的失败:我的忠诚和努力所得到的报酬是在我的父亲无辜受辱之下失去了房子和我的全部财产。考虑到我如果回到多尔戈鲁基那里去参军,完全可能,我所得到的将是仇恨、折磨和拷打。由于我没有执行他陷害切尔卡斯基的愿望,我决定离开我的祖国,我在祖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①。
科托希欣经过波兰、抵达瑞典,在这里被接纳担任公职。
瑞典人是能够重视他的卓越才能的。但是在瑞典,他也不走运。
167年8月,他不幸与醉后嫉妒他同其妻子要好的房东发生斗殴。科托希欣用短剑致命地刺伤了他的对手,因而被判处死刑。为他作传的瑞典人巴尔克古津坚决地说,他的罪行不是预谋的。他称科托希欣是无比聪明的大丈夫②。
出于对叛徒的蔑视,斯拉夫派忘记了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位“无比聪明的大丈夫”在莫斯科住不下去呢?为什么莫斯科不能为他的丰富才能找到用武之地呢?
①《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4年第3版,第20—21页。请注意,他没有提到笞刑。他可能觉得向瑞典承认他受过这种处分是可耻的。
②《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4年第3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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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托希欣所写关于俄国的著作,包含着许多足以说明十七世纪莫斯科国情况的重要资料。从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观点看,他的著作很重要,它是一部人事文件,说明彼得前莫斯科对于一个多少了解西欧社会生活,且不属于社会上层的有才干的俄国人所造成的印象。
伊凡。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指责莫斯科人缺乏诚实。科托希欣则谴责他们“本性”粗鲁,并且解释这是由于他们“不畏神”。
他报道政府在莫斯科沙皇殡葬日从监狱释放罪犯一事时慨叹道:“参加那次殡葬的人们真不幸,因为殡葬在夜间举行,参加的是大批莫斯科人和从城市和县区来的人。然而莫斯科人生性就不畏神,抢劫街头男女衣服,把人打死。那天的一些暗探,象通常在沙皇殡葬时那样,打死打伤了一百多人。”

科托希欣对于那些“不是由于才智,而是由于出身大家族”
而获得高贵称号的大贵族的著名评价,更是维肖维妙。
这种大贵族在国王的杜马开会时,“摸摸自己的大胡子”
,不发一言,“因为他们丝毫不通世事,而且每每是目不识丁”
②。
科托希欣对于莫斯科人不学习,是碍难苟同的。他希望不仅男人,就是女人,也要读书。他在谈到莫斯科接待波兰
①同上书,第23页。
②同上书,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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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使臣时指出,这些使臣未被引见女皇,借口是她有病。
实则她当时健康如常。对此,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办呢?答复是:“莫斯科国的女性未学文化,没有这种习惯,而且头脑简单,辞令既不利落,态度也很腼腆”
①。莫斯科女性的不伶俐和不适当的“腼腆”
,迫使我们的作家考虑:这些不逗人喜爱的特质,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解释说,这是由于莫斯科上流社会妇女的深闺禁闭。
“由于她们自幼年到出嫁,都在父亲那里生活于隐秘安静之中,除最亲近者外,外人见不到她们,她们也见不到外人。
因此,可以想见,她们怎能成为更聪明、更勇敢的人呢!就在出嫁以后,她们也很少见人“。因此,皇后不便接待波兰的使节,便毫不足怪了:”如果那时沙皇命令波兰使臣去外交使团晋见他的皇后,而皇后在听了使团的话后不能作出任何回答,那岂不要使沙皇本人难堪吗“!

为科托希欣的书第一版而作的序言,把他的前述见解说成是罪恶。序言写道:“彼得大帝以前,皇室妇女不参加宫廷。。
和其他公众典礼,其原因不是教育的缺乏,而是自古以来的崇高习惯使然。“
作为证明,序言的作者提出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皇后,“她的聪明才智,不仅受到俄国人,而且受到外国人的特殊赞扬”
③。但是,第一,科托希欣所说的不是莫
①《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4年第3版,第63页。
②同上书,同页。
③同上书,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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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妇女的聪明,而主要是她们的教育。
第二,谁都知道,索。。。。
菲娅皇后乃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而且就是这个例外,也是在科托希欣出国以后才出现的。
这位天才的秘书在参加外交使团的时候,看到莫斯科使臣的愚蠢行为,定会不只一次感到难堪和遗憾。他写道,在同外国的代表会谈时,他们是按照莫斯科给他们的指令说话的。他们的这些言词,都由秘书记录下来。但除事实上说过的话外,也记了许多别的话,暴露出“使臣的欺骗才能,”其目的就是为了“向沙皇骗取荣誉和俸禄”。于是,科托希欣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办呢?”
他的答案仍是:他们是由于没有学识,才这样办的。
“俄罗斯国的人以自己的门第而高傲自大,没有作任何事情的习惯,因为他们在本国未受良好教育,而且除了傲慢、无耻、仇恨和谎言之外,什么也学不会。他们由于无知说了许多相反的话,或由于草率而反复多变,后来又在一些言词里时常颠倒错乱,把意思弄反了,这时便将过错推诿给翻译人员,仿佛是翻译的失误”
①。
科托希欣是为了使外国人了解俄国而写他的书的。他常常害怕他所写的关于莫斯科生活缺点的报道不能取信于西方的读者。于是他便向读者保证他所写的正确。例如,他在谈了莫斯科外交使臣的无知后,附带作了如下说明:“聪明的读者!
请在读本书时不要感到惊奇。
这一切都是
①《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4年第3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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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因为这个国家不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国学习科学和习俗,害怕他们在知道外国的信仰、习俗和良好的自由以后,会废弃自己的信仰,接受别的信仰,再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家园和亲人那里去了“
①。

鲍利斯。戈东诺夫派到外国学习科学的青年,都永远留住在外国。科托希欣想必听到这一情况。此外,他根据自身的经验也知道,在对西方的“自由”有了某种理解之后,多么难于忍受莫斯科的笞杖。
库尔布斯基责备莫斯科的沙皇,说他剥夺了他的臣民自由出国的权利。科托希欣对于缺乏这一权利,也是不高兴的。他写道:“关于莫斯科人出国问题,除奉沙皇的命令和接洽商务者外,其他的人无论为了什么事情,都不准派出。至于商人虽可到外国经商,但他们必须提出贵族的保证书,严格担保他们的商品和人员将不留在国外,而全部回国。无论何人,不管是公爵或大贵族或别的人,其本人或其子嗣兄弟,未经叩请国王允准,无论为了什么事情出国,均以叛国论罪,其世袭领地或封地庄园及人员,均没收归沙皇所有,如系本人出国,则遗留的亲属将受拷打,查询他们是否知道出国亲属的想法。如果有人送他的儿子,兄弟或侄辈出国,则家主将受拷打,查问他为什么送他们出国,是否带动军人反对莫斯科
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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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想要控制国家,或学习其他某种盗贼主意①。“
叛国归叛国,而事实却是科托希欣提出了一付完全正确的——尽管自然是很凄凉的——莫斯科生活的景象。
我想,斯拉夫派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特别愤怒地批评了科托希欣。在斯拉夫派感到极为亲切的莫斯科国里,是连一点“自由”的迹象也没有的。应该假定,如果由科托希欣写出莫斯科国所需要的改革,那他一定会将比较完全的迁徙自由,摆在首要地位。这一要求也许是他的政治自由思想的极限。严格地说,在政治方面,他的批判思想——同赫沃罗斯季宁的思想一样——是很迟钝无力的,是几乎完全保持了莫斯科的呆板笨拙的。当然,他不赞同伊凡四世的残暴,不称他为雷帝,而称他为傲帝。按照他的说法,伊凡傲帝是在“愤怒和仇恨的心情之下用暴君的习惯”
来统治国家的②。
但是丝毫不反对东方“世袭”君主专制的许多莫斯科人,也都谴责伊凡“傲帝”的暴政的。科托希欣论米哈伊尔的限制权力“诏书”
的命运一文,完全不足以证明他的政治思维的明确性。他只满足于以下的说法,在阿列克谢即位时,由于性格“沉默”
,遂未恢复限制权力的“诏书”。他没有问问自己,这位权力无限的统治者的沉默性格,是否对被统治者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此外,他不觉得应该阐明,从国家元首及其臣民之间的相互政治义务的观点说,限制沙皇统治的权力意味着什么。他珍
①《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4年第3版,第58—59页。
②同上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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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良好的自由”。但他还不懂得,这种自由必须用一定的政治制度来保障。
最后,他的政治思维的呆板性,还有一种表现。为了解释为什么阿列克谢沙皇称为专制君主,他说这是因为不曾从他那里拿到限制权力的诏书。但他自己又说,米哈伊尔沙皇虽然颁发了限制权力的诏书,却仍署名为专制君主。
看来,他不难看到,既然如此,则“诏书”同这种尊号并无任何关系。
但他对于这类问题是很少注意的。
他虽然不很懂得一定政治规范的意义,但他却深刻看到莫斯科的不自由极大地阻碍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在这方面是一位真正的西方派。他写道:“莫斯科国不出产金银。虽然根据史书所记,俄国产金银,然而不能勘探,即使勘探了,也为数不多。此外,莫斯科人不搞实业。但在外国,出产金银地方的人们,都会从事勘探。人们不愿参加这种事业,因为为此必须开办工厂,花费很多钱。他们就会显示出自己的理想,但后来无论如何也不开办这种企业和工厂,便把事情丢开了”
①。
情况就是如此。当莫斯科政府认为将某一市民的财产“抄没归沙皇”
为好事时,市民是不能从法律上保护这种财产的。这就自然既不能促进莫斯科居民进取精神的发展,也无助于吸收外国资本向本国投资。
阿。尼。佩平正确指出,如果将科托希欣说成是组织严
①《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44年第3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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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莫斯科制度的唯一的恶意否定者,那是错误的。就对这一制度的否定态度而言,这位天才的秘书是有其先行者的。
在前一章里,读者已经熟知科托希欣的两位先行者了。
4尤里。克里扎尼奇AⅠ
赫沃罗斯季宁、纳晓金和科托希欣是当时在莫斯科刚刚产生的俄国社会思想西方派的代表。尤里。克里扎尼奇则是。。。
当时同样新出现的一个斯拉夫派——更正确地说,泛斯拉夫。。。。。。。。
主义派。但是,不要以为克里札尼奇的泛斯拉夫主义同我国。。。
晚近的泛斯拉夫主义或斯拉夫派有很多共同之处。
克里扎尼奇不是莫斯科国的宫廷居民①。
用他的话说,他是在热爱斯拉夫民族的俄皇的仁慈庇荫下,前来定居的。他愿意定居在所有大斯拉夫部属中唯一未受外国人影响的人民之中:他认为波兰人已完全屈从于外国影响。他打算在莫斯科编写斯拉夫语语法和词汇,写一部俄国史。最后,他显然希望进入宫廷,而且由于他的渊博知识,希望成为一名沙皇的顾问。他写了很多东西;但在这里,重要的是他在讨论政治的未完成之作(《政治杜马》)
②。
①他于1617年生于克罗地亚;就学于维也纳天主教神学进修院;1646—1650年居于莫斯科国,160年再次来此;次年被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在这里住到1676年;死于1680年以后。
②这一著作由别索诺夫发现,并经略加删节,刊登在1859年度《俄国谈话》杂志的若干期的附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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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克里扎尼奇在抵莫斯科前对俄国生活是怎样看法的。但是我们明显看到,他对莫斯科的印象并不算好。
作为斯拉夫主义的顽强辩护士和“德国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辛辣地谴责外国旅行家关于莫斯科人民写了种种“可耻的谎言”。下面就是他所举的一个可恶的例子,可惜这样的例子到现在仍未过时:“鲍利斯,就算你走遍全世界,你也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象这里、即罗斯所看到的那种极为令人厌恶的、卑鄙和可怕的酗酒行为”
①。莫斯科人的“笨拙”
、“不可靠”
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疑,也使克里扎尼奇深为不快②。
总之,他看到莫斯科人有非常多的“缺陷”。但是我们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引以自慰的是,他以为他们所看到的莫斯科人民的重大缺点,并非与生俱来,亦非来自信仰,而是由于“恶劣的法律”。人们说,“俄罗斯人”除非受到鞭笞便什么好事也作不成。
“德国人”说,这是俄罗斯人的牲畜本性③。克里扎尼奇对此愤然怒斥,说“这是一纸谎言”!
如果许多俄国人
①克里扎尼奇在这一著作的一些地方,用鲍利斯——一个不懂科学的莫斯科居民和知识丰富、表达作者观点的赫尔沃伊两人对话的形式来叙述他的观点。
②“我们的智力迟钝,手足笨拙”。不过,他的这点意见是指整个斯拉夫人的。俄国人、波兰人和整个斯拉夫人无论在海上或陆地都不作“远程贸易”。
“我们的商人不学算术,因此外国商人可以随时无情地玩弄和欺骗我们。”
(克里扎尼奇用自己臆造的方言写文章,这种方言是各种不同的斯拉夫语言的奇特的、有时很难理解的混合体。)
③克里扎尼奇无疑地是指奥列阿里下述数语:“同样,由于俄国人本性残酷无情,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作奴隶,所以对于他们,必须经常加以残酷严峻的压迫和强制,采取刑拷和殴打的办法,经常强迫他们工作”
(《游记》,第14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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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良好,不是由于诚心向善,而是由于害怕惩罚,则这种情况的原因,乃在于莫斯科的“残酷占有制”
:由于这种占有制,俄国人才感到生活本身令人感到“坏透”了。如果德国人或任何其他民族也陷入这种条件,他们也会产生相似的、或更坏的缺点。按照克里扎尼奇的意见,莫斯科国一切恶的主要根源,就是“残酷的占有制”。在较为温和的制度之下,这个国家的人口会比当时要多一倍。
“残酷的占有制”
比自然灾害更能妨碍人口的繁殖①。克里扎尼奇关于“残酷占有制”
的后果的这些见解,同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很相类似:“一个国家并不是由于土地肥沃,而是由于自由,才被认为是文明的”。克里扎尼奇大概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同意《法的精神》作者的,尽管在自由这一概念的含义上,他显然与孟德斯鸠不能保持一致。
莫斯科没有公正的法庭,这也使克里扎尼奇深感不快。
他认为这是因为官吏的报酬太少。但他虽然理解这一祸害的原因,却仍不能容忍按照他的说法,当时的情形是:负有保护私有财产之责的一些机关的代表,仿佛都在对盗贼说:“弟兄们,随便偷罢,抢罢,分给我一部分,你们便可得到宽恕!”
因此,使克里扎尼奇感到奇怪的,不是莫斯科有许多盗贼,而是“正直的人们”还能在那里生活。
由于相信“俄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他们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殊酷的占有制”和“恶劣的法律”
,克里扎尼奇拟订了
①“瘟疫、灾荒和战争不能造成长期的荒芜,经过不多年的时间,这种土地上又住满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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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套改革方案。
克柳切夫斯基说,在读他所拟订的改革方案时,你会不禁慨叹:“这就是彼得大帝的方案啊!
甚至缺点和矛盾也都相同“
①。的确,相同,也很不相同。事实上,克里扎尼奇的方案在许多方面是同彼得的方案相仿佛的。象彼得一样,他认为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他说,在贫穷的国家里,国王也是穷的。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政府能关切人民的最低层。
“在平民众多而富裕的地方,国王和统治者,乃至显贵也会是富有和强盛的”。这位克罗地亚的学者的这一意见,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所说的“农民穷,则王国穷;王国穷,则国王亦穷”
,是很相似的。这个思想,我们在彼得的同时代人、农民波索什科夫所著《论贫富》一书中,亦曾读到。波索什科夫书中的这一思想,给我国某些作家以所谓根据,夸耀说西欧经济科学的一个最伟大发现是先在俄国作出的。只有完全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史和西欧国家的经济政策,才会说出这种毫无价值的空话。
“在劳动居民穷的国家,其国王亦穷”——这一发现,是远在斯拉夫作家有所理解以前,已由“外国人”作出的。而且无可怀疑,外国的理论家,也是在实践家、即在那些以充实国库为职责和利益。。。
的人们有了这一发现以后,才知道这一发现的。克里扎尼奇本人对于政府为什么要关心劳动群众的福利解释如下:“皇帝②、统治者和显贵所以关心平民,是为了以后能够永远掠夺
①《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25—326页。
②克里扎尼奇随处都称国王为皇帝,他认为这个称号比沙皇要崇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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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里说得很明显,他也认为问题主要不是为了平民,而是为了能够”掠夺“
①。后来,“劳动人民的贫困造成国家的贫困”这个定理,已不再符合经济的实际情况了。社会主义者说得正确,劳动群众的物质情况,恰恰是在富有的国家最为恶劣。我们看到,克里扎尼奇本人便不得不在他的著作里指出这一似乎反常的现象。但是在他的时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巧已开始通过其自身的过程,推翻上述定理。因此,欧洲的许多理论家和实践家才不断承认它和复述它。
“塞尔维亚人尤里。伊凡尼奇”——莫斯科人当时是这样称呼克里扎尼奇的——便是从他们那里抄袭了这一定理的。但是无论如何,他坚决主张发展莫斯科的生产力,在这方面,他同彼得确乎是一致的。关于怎样的国家才能说是富国的问题,他解答说,凡是金银多,矿产多的国家,便是富国;其衣着材料和食物充沛者更富;而“手工制品”发达、海上贸易繁荣者,则富强甲于天下。我们“在英国和布拉班”
(即尼德兰——著者)就看到这种情况。就这点说,留学荷兰的彼得,也会完全与他同意的。
①1726年秋,缅希科夫,奥斯特曼、马卡罗夫和沃尔科夫在回答给最高机密会议议员所提的问题时,提出一份报告,在其他意见中,我们在这里读到下述意见:“因为军队是极为需要的,没有军队国家就不能保持其存在,所以对于农民,必须给予关怀,因为士兵与农民血肉相连,没有农民,便没有军队。”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887页。)由此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为什么官僚们。。。
对于“平民”
,要表示关切——而且真正是表示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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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俄国社会思想史

但是越是往后,重要的差别便开始出现了。彼得喜欢“外国人”
,并吸收他们来到他的国家;而克里扎尼奇则对他们感到不能忍受,他主张“下逐客令”
,并“封锁边境”。他说,俄国人民需要一种“非常善良的法律”
,禁止莫斯科国王的臣民在外国流浪,取缔“任何外国人”前来俄国“东探西望”。这样的法律对俄国人民是有利的。他极为重视这种“封锁”
,认为这是莫斯科罗斯的“根本支柱和基础”
,可同东正教信仰、君主制度、国家完整和民族独立,相提并论。克里扎尼奇在这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科托希欣,而且落后于库尔布斯基;读者记得,库尔布斯基曾为“封锁边境”而责备伊凡四世。克里扎尼奇的这种“封锁边境”的主张,是同他对发展俄国生产力的关怀直接发生尖锐的矛盾;因为他曾建议,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惜支付巨额工资从外国招聘优良手工业者来俄国训练俄国人的。同样,克里扎尼奇把大规模贸易看为发展国家财富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也同他的另一观点不一致,按照这种观点,商人乃“游手好闲和浪费粮食之辈”
,因此政府对于他们,可以比对其他任何阶级的居民,更不客气。
这样的矛盾出现在象他这样一个有学识的人的身上,是很奇怪的。
也许,这部分地是由于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主要著作,尚未完全定稿。
如果克里扎尼奇对于他的著作作了最后修订,也许他能够使他的叙述不致使我们感到相互不一致、或至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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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一致。
①然而即使如此,他的“封锁边境”的主张和他对商人的尖刻评论,也无论如何使他的方案和彼得的计划很难完全一致。此外,还应考虑到——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克里扎尼奇对于莫斯科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特点的态度,是同彼得完全不同的。
他写道,皇帝是上帝的全权代理人和“活的法律”
;他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行为不受人间法庭的裁判;最后,国内所有的一切,都为皇帝所有。
读者在看到他的这种观点时,会以为就是伊凡雷帝,也丝毫不会反对他的政治学说的。
可是,读者很快就会相信,在克里扎尼奇看来,雷帝的君主制度乃是最凶恶的暴政,而他这位君主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则是暴政的不可调和敌人。
对于莫斯科人鲍利斯提出的“何谓暴君”
问题,西斯拉夫人赫尔沃伊在一次对话中激动地答道:“暴君是人民的盗贼,既不害怕法庭,也不害怕犯罪。他是无法无天的刽子手。他这种人是人的否定,是衣冠楚楚的魔鬼。他可以好话说尽……却并非出自心愿。用我们的话说,暴君就是杀人魔王”。暴君是狼,而皇帝则应该是牧人。皇帝的光荣高于天下一切光荣,而暴君则是“对皇帝的最大羞辱”。克里扎尼奇指伊凡雷帝的最残酷的“杀人魔王”。
他的行为引起上苍
①我所以用这种可能性来解决克里扎尼奇的上述矛盾,是因为我假定他的用语并不都能准确地符合他的思想。
例如,“封锁边境”
可能归根到底只是表示他的一个表达得极端不准确的信念,以为必须实行保护关税,以利民族工业的发展。
他是确实有过这一信念的人为例证,我可以指出《论手工业》一书第二篇。
(见《俄国谈话》,1859年第1期附录,第34页)
,克里扎尼奇在那里提出的见解,与后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见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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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俄国社会思想史
的“恶报”
①。我们的“塞尔维亚人”深信,吕里克王朝的灭亡,乃是上帝对伊凡。华西里维奇沙皇“杀人魔王”的惩罚。
当然,对于伊凡四世的残暴的这种坚决谴责,并无任何新颖之处。我们已经看到,莫斯科想从国王手中获取限制权力诏书的一切企图,都是由于他们希望预防这种残酷暴行的重演。
然而克里扎尼奇却不仅是仇恨“杀人的暴政”。
他对于君权无限的见解,是同在莫斯科国居民中流行的见解,大不相同的。
无怪乎他说,善良的沙皇即使在“凶恶的法律之下,也不会是贪求无厌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君主专制的坚决拥护者一方面断言,甚至他所仇恨的“杀人魔王”也比“庶民统治”
要好一些②,同时又认为必须对皇帝的权力规定一定的界限。他说,无限的权力是违反上帝和自然的规律的。上帝授予权力是为了创造,而不是为了破坏。自然“告诉”我们,“不是皇帝设定帝国,而是帝国设定皇帝”
,——“这句话我们不妨反复多说几次,因为皇帝必须在思想上多多想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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