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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７２
同特权等级的代表很少“共同的事业”
，——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表明他们能够了解其本身的“事业”和法国整个劳动居民的“事业”的共同性。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这就是说，国王的一位顾问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在１４８４年同第三等级的代表会谈后大叫：在恶棍面前，不应闪现自由的形象！显然，这种迷人的形象早就在有教养的法国资产阶级面前闪现了。发展的过程早就准备让资产阶级在反对“旧制度”的全民运动中充任领导者的角色，在下一世纪里，它便扮演了这一角色。
Ⅷ
现在我请读者同我一道回到十六世纪的莫斯科，并且想起根据这一世纪的一位政论家——《瓦拉穆术士谈话》附录的作者，附属的标题为《关于同一谈话的另一传说》——的意见，沙皇应依靠莫斯科国的所有社会力量进行统治。
为此，必须召集“意见一致的全国会议”
，即缙绅会议。为使会议真正具有全国性，按照这位政论家的意见，必须“从所有的城市和县市推选既非高官，又不骄傲逞能的人们”。这就是说，《另一传说》的作者要求莫斯科国的全体居民都有广泛的代表出席缙绅会议。但是这一要求似乎无法实行，因为奴隶依附的压迫普及于劳动群众愈来愈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由于“骄傲逞能”
，而是由于确定不移的经济原因。
毫无疑义，“骄傲逞能”
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莫斯科国中央政权的特点。
但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种特点的产生是由于工商界居民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代表制的思想，而官宦等级也不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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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视这一思想。随着农民的奴隶制的确立，一般贵族将大贵族吸收到自己方面，遂成为统治阶级。
“但是他们不经过缙绅会议便找到了更方便的方法——即直接向最高当局提出集体申请——来实现他们的利益，而连续不断地包围着软弱沙皇的大贵族与一般贵族集团更为这种方法提供了方便”
①。我国缙绅会议的历史不象法国三级会议历史那样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至于英国人民代表制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
，这是毫不足怪的。十六世纪的某些莫斯科人就能想到在全民代表制的基础上召集代表会议的好处，这一事实表明，在莫斯科人的头脑里是能够产生一些在西欧社会意识发展史中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思想。但是我国的社会存在是不利于这种思想的比较重大发展的。因此，这种思想未及开花，便已凋谢。由于同一原因，这种思想经常是很模糊的。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即关于君权无限的思想在十六世纪已获得完全明确的性质。雷帝在给库尔布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可以自由地赏赐我的奴隶，也可以自由地杀死他们。”不能比这说得更明确了。这种君权无限的思想是没有任何空想的成分的。它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过程的。由于这种思想既没有空想的成分，又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莫斯科国的范围内，它怎样也不能碰到与它对立的人民自主思想，然而这人民自主的思想在西方、甚至在君主制的法国却是不时与它发生敌对的冲突的。
奴隶一点也不能设想用任何法律规范来限制社会最高阶级的权利的。我已说过，大贵族从某些莫斯科国王那里取得的权
①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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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７２
力限制文书，是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这个估计是同克柳切夫斯基的权威意见背道而驰的：他认为，舒斯基的信誓旦旦的诏书，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如我前面所指出，我们在这位历史学者的著作中还看到以下一些段落：“沙皇的权力是受到以前同它一同行动的大贵族建议的限制的。但这种限制只在审判事务上、在对个别人的关系上约束了沙皇”。
①如果限制仅适用于沙皇对个别人的关系，则沙皇在国家事务上的权力，仍旧是无限的。
Ⅸ
克柳切夫斯基在另一地方说：“舒斯基虽然表面上限制了自己的权力，而在正式的诏书里却写作‘专制君主’，作为天然的莫斯科国王称呼自己”。
他说，这是由于莫斯科思维的顽固不化。然而尽管莫斯科的思维确实顽固透顶，却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它是表现得很彻底的。舒斯基承担的某些义务仅涉及审判案件，但他仍旧是一个同“天然”的莫斯科国王一样的专制君主。在天然的莫斯科君主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即位时，季奥尼西大主教在这一大典上发表训词，规劝沙皇“要相信神圣的教堂和真诚的寺院；要服从他大主教和所有圣地朝拜者，因为对圣徒的尊敬，就是对基督本身的尊敬；要亲爱和尊重自己的同胞；要赏赐大贵族和显贵并按其父名予以尊重；要对所有公爵和其子嗣，对大贵族的子女和
①《俄国史教程》，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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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所有战士，亲切接待和表示仁慈；要保护所有东正教的基督徒，从心里关怀和照顾他们；要勇敢地支持被欺侮的人，不要用法庭和法典来凌辱他们；不要听信谄媚的言词和空幻的谣言；不要听诽谤者的话，不相信恶人；要师法哲学家或智者，因为上帝安息在他们身上，就象安息在教堂的祭坛上一样；要无偿地分封官爵，因为受贿者买官的事是有的，等等“
①。这一切都是很好的规劝，然而这一切都是向专制君主提出的规劝。
它们同限制权力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任何人都会理解，为什么大主教认为应在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即位时提出这些规劝：这是因为新沙皇的已故父亲没有服从他的神父，没有爱惜和赏赐大贵族和显贵，没有保护东正教的基督徒，没有支持被侮辱的人们，而相反地却自己用一切方法凌辱他的奴隶和孤儿（即凌辱贵族和工商业界——译者）
，听信谄媚言词和诽谤者，相信恶人等等。官宦等级是无论怎样也不喜欢沙皇专制的这种办法的。尽人皆知，就是奴隶也宁愿有好主人，而不愿有恶主人。季奥尼西大主教认为他在道义上有规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作一个好主人的责任。伊凡雷帝给了他的臣民一个明显的政治教训，其意义就是：一件事是无限制的君主（哪怕是在东方意义上的君主）
，而另一件事是残酷的暴君。官宦等级的上层在长期中为这一教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认为必须提请新的沙皇注意无限制的君主和暴君之间的差别。某些沙皇甚至向这个阶层签字
①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２卷，第５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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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７２
证明他们领会了这一差别①。然而善良主人的奴隶也还是奴隶。莫斯科国的军职人员虽然从他们的沙皇那里取得了限制权力的诏书，却丝毫没有摆脱其对这些沙皇的奴隶从属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这种诏书甚至在审判事务上也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的原故。就令我们假定，大贵族使米哈伊尔承担较有内容的义务，那也要知道正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我们听到这种义务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作为在选举的缙绅会议幕后进行的阴谋的结果，这种义务可能在比较长时期内影响国家管理的过程，但完全没有改变国家的制度。莫斯科罗。。。。
斯虽然有了诏书，也仍旧是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同时居民的传播诏书也愈来愈加巩固了最高政权的世袭性质。莫斯科人无怪乎对马斯克维奇说，他们宁愿要他们的政治无权、而不愿要波兰的自由。他们感觉到，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政治制度，以为不自由乃是一种自然的、甚至是一种值得嘉许的事情。瓦拉穆长老在给“全俄沙皇华西里。伊凡诺维奇的告密信”中叙述他同格里戈里。奥特列皮耶夫旅行立陶宛的情况时说，他们住在基辅－佩车尔寺院里，他不满意他的同伴想脱去僧侣的法衣。佩车尔的修士大主祭叶里谢和整个寺院的兄弟在听过他的不满后答复他说：“这里是立陶宛，谁愿意信仰什么，便可信仰什么。”
他们不知为什么——也许是由于觉
①“我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全俄皇帝和大公兹向全体东正教基督徒宣誓，我将实行真正公正的审判，无罪不对任何人加以贬压，不因仇敌而对任何人加以任何谎言，而且避免对任何人施加暴力”。
在读到华西里。舒斯基诏书的这些话的时候，可以设想，这些话全部是从大主教季奥尼西的训词中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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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得他对天主的过分的莫斯科式的热情吧——不允许瓦拉穆再住在这个寺院，所以他去到奥斯特罗格，奥特列皮耶夫也到了那里。他在这里又全神贯注于挽救他的同伴的灵魂，因为他的同伴开始在学校里用拉丁文和波兰文学习路德的书信，成为东正教基督信仰的叛徒和罪人。由于忘记了立陶宛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他又实行告密——这次是向瓦西里。奥斯特罗什斯基公爵本人告密。然而这次的告密也未产生热心的长老根据他的莫斯科经验的期待的结果。
“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全体宫廷人士都对我说：在这个国家里，谁愿意信仰什么，便可信仰什么。——而且公爵对我说：‘我的儿子雅内希公爵生于基督教信仰中，但保持波兰人的信仰，我也管不住他’”
①。
在得到这种答复后，瓦拉穆怎样也不能怀疑在世界上是有比较自由的国家的。然而无论从什么地方都看不出，这位饱经世故的长老虽然毫不怀疑“自由”国家的存在，却一刻也不曾想过应否给莫斯科人增加“自由”的问题：“自由的”国家是一回事，而莫斯科国又是一回事；在自由的国家里，“谁愿意信仰什么，便可信仰什么”
，而在莫斯科国却只能，而且必须用鞭笞、监狱和类似的硬性论证和坚决措施以迫使人们挽救他们的灵魂。在“自由的”国家里，甚至路德的书信也是每人都可学习的，而在莫斯科，在被指控为信仰异教的威胁下，这却是不行呀！
“自由的”国家不能指挥莫斯科呀！
①《混乱时代的古文献》（古文献委员会出版的《俄国历史丛书》，圣彼得堡，１８９１年，第１３卷，第１９—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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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７２
Ⅹ十七世纪莫斯科居民政治认识之低，可从当时的一些政治案件中得到说明。
这些案件的发生通常都是由于“酒醉”
后不在意地对国王说了“不妥当的话”。
在米哈伊尔朝代的初期，在这种“不妥当的话”里，有时（的确是极稀罕地）听到某种自混乱时代流传下来的非常简单的政治内容。一位市民被人请去喝酒为国王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祝福，他问道：“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皇帝还活着吗？”
沙皇的军官压制他，但他克制不住，喊道：“立陶宛人也没有这样干过。”但是后来，在这类谈话中，就连这种最简单的政治内容也看不见了。有人说：“我的胡须同沙皇的一模一样”
，因此被控。这个可怜的人显然要受到“无情鞭笞”的威胁，但是为什么他会想起沙皇的胡须呢？御前侍臣和军官ＨＣ苏巴金在他的密报里A A详细地解释了这一心理之谜。他审问过的大贵族之子谢尔盖耶夫供称：“去年，１３５年（即１６２７年——著者）
，我到安托什克。普洛特尼科夫家里谈天，喝醉了酒。有一名监狱的看守先卡教我学狗叫，我对他发火说：你这家伙凭什么向我汪汪叫？
我要把你的胡子拔掉。先卡也发火说：‘不许拔我的胡子，我是国王的人，我的胡子也是国王的’。除这些话外，别的我没有听到。“
其他证人也都证明了这一供词①。
由此可见，先卡的“贼行”不在于他胆敢将他的胡子同莫斯科国王的胡子相提并论，而只在于他宣布了他的胡子是沙皇的私产。你
①Ｈ诺沃姆别尔格斯基：《国王言行录》，１９１１年，第１卷，第４９—５０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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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们看到，这里并没有任何危害莫斯科政治制度的东西。我还可以说，这里是没有任何“贼行”的！不幸的先卡宣布（尽管是在酒醉之中）
他整个地、包括胡须在内，都属于沙皇，这仅表明他明确地了解莫斯科世袭君主制的社会基础和他对这个基础的坚定不移的忠诚而已。还有另一例子：“１４１年（即１６３３年——著者）
１１月６日，带脚镣的犯人彼得。列赞措夫来到看守所说，１１月５日晚上，班长伊万科。拉斯波平来站岗，他对我作各种恶狗叫声。我对他说：你为什么对我汪汪叫，我要把你打得叩头求饶。这个拉斯波平翘起手指对我发火说：你倒象是一个国王啦！“
①当然在这种场合里翘起手指是一种颇为不敬的姿态。但这丝毫不能表明拉斯波平的政治认识有任何威胁莫斯科的政治制度的地方。我再说两个颇有意义的例子。在１５７年（即１６４９年——著者）复活节，“大贵族之子”伊凡。巴什科夫同圣阿凡那西和圣吉里尔教堂的职员涅日丹诺夫吵架。
他大声喝问这个职员：“你是谁的？”
职员答道：“我是国王的，是圣阿凡那西和圣吉里尔教堂的职员。”这职员反问他：“你是谁的呢？”伊凡。巴什科夫说：“我是国王的奴隶，我们的国王、全俄罗斯的沙皇和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比阿凡那西和吉里尔更高贵。”
这职员对他说：“国王是人间的上帝，他还要向阿凡那西和吉里尔祈祷
①《国王言行录》，１９１１年，第１卷，第７８页。很奇怪，关于这个案件，收到沙皇的命令，规定应无情地处以笞刑的不是伊万科。拉斯波平，而是士兵费尔克。卡拉奇尼科夫。同时，从案情中可以看出，卡拉奇尼科夫在此前不久受过这密告拉斯波平的列赞措夫的陷害。用沙皇的名义写这份命令的莫斯科成员，把事情搞错了，——也许是由于“不在意”的原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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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７２
呢！“
这一政教权力之争以斗殴而结束。
莫斯科在审理了这个案件后，完全不偏不倚地决定：“对大贵族之子处以无情的鞭笞，使其以后不再说这种话；对教堂的职员也以同一理由同样处以鞭笞”
①。在１４８年（即１６４０年）
，密肖夫斯克的哥萨克阿尔巴托夫、伊萨耶夫、菲里波夫和尼基伏洛夫等控告商人布列斯廷，说他讲过：“大公真糊涂，养了你们这些哥萨克。”
布列斯廷承认他说错了，但举出下述减轻罪责的情况：“孤儿我因纵酒神志癫狂，我这病是密肖夫斯克全城都知道的。”
莫斯科命令密肖夫斯克省长“鞭打病夫布列斯廷，使他不敢再说这种贼话”
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完全“无害的”案件上，被控的主要是下层居民。在军职人员中，难道只有“大贵族的子弟”才漫不经心地说了这种“不得体的”话？未必可以假定，在他们之上的官宦阶层更少“醉酒”。
也许他们的酒喝得很有节制，或者他们不喜欢相互告密？但无论如何，十七世纪莫斯科国的政治案件，并不说明其中含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反对派的萌芽。
Ⅺ
这一结论可从混乱时代的大量古籍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不用说，这些古籍的作者都是从道德宗教的观点观察历史事件的。他们认为，混乱时代的灾难是上帝对罪恶的惩罚。
《关
①同上书，第５５３—５５５页。
②同上书，第４９８—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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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于虔诚的俄罗斯的内乱故事》一书写道：“上帝自己说：跌倒了难道不能再站起来？
或者离开了难道不能再返回来？“
又写道：“上帝惩罚我们，时而发生饥馑，时而发生火灾，时而发生反神明的现象如内战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因为自大人物至最卑贱的人们都恶贯满盈了。你们向我求援，我却要向你们发出呼吁”
①。另一些作家则主要用个别人，如鲍利斯。戈东诺夫的罪过来解释混乱时代的种种悲惨事件。
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历史观，按照孔德的说法，应属于思想发展的神学阶段②。当然，道德宗教观点并不排除政治的同情或反感。这种同情和反感在关于混乱时代的传说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有些传说赞美舒斯基，而另外一些传说则不喜欢他。对这一沙皇的不同态度表明，有些传说的作者同情大贵族的倾向，另外一些传说的作者则浸透了对一般贵族等级的社会政治企图的同情。但是对于克尔图亚拉认为有一篇传说的作者是君主专制的敌人，却是碍难同意的。
这位尊敬的学者说，他所指的这个作者是“拥护舒斯基，而反对鲍利斯和季米特里伪君的”
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反对鲍利斯，在这里只
①《俄国历史丛书》，第１３卷，第２５０页。
②Ｍ科兹洛维奇指出，阿弗拉米。帕利岑所写的著名传说的标题，就是以A说明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俄国自觉史》，第３版第７５页）。此语信然。请看帕利岑的标题是怎样写的：《历史：纪念真正的以往氏族，不忘行善，以便圣经给我们展现的奇术，全体人类永远铭记玛利亚的不朽事业，如何完成对圣西尔格伊的诺言，坚守你的寺院。——现在任何成年人都能耳闻我们公正的上帝为了人们怂容罪恶而惩罚整个俄罗斯，整个斯拉夫的言论都在愤怒，俄罗斯遍地都是火和剑。
》（《俄国历史丛书》，第１３卷，第４７３页）。
③《俄国文学史教程》，圣彼得堡，１９１１年，第１编，第２册，第７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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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８２
表明这一传说的作者憎恨其继续了伊凡雷帝敌视大贵族的社会政策而已。至于谈到君主专制，则不应忽视作者在谈到他所完全拥护的舒斯基时，不加任何保留地称他为“全俄专制君主”
，说他是从万能的上帝那里接受王权的。
同时，他还说，正直和虔诚的舒斯基与以往的沙皇本是“同根”
①。
如所周知，舒斯基本人便竭力指出他出身于以往沙皇的氏族。但是可以理解，他所以指出这点，断然不是为了减少他的专制君主的权利。我们的作者是很知道沙皇发誓遵守的限制王权的诏书的，他将这一诏书收进他的传说。但如他认为诏书是一种限制新沙皇权力的文件，又如他本人是反对君主专制的，那他当然要将诏书列入他所说的上帝赐予东正教基督徒的那些欢乐之内。然而他只是叙述了三大欢乐：第一，渎犯上帝的叛教者、异教徒格里什卡（格里戈里的昵称）。奥特列皮耶夫的崩溃；第二，雨和太阳热预兆丰年；第三，季米特里王子的势力自乌格利奇转移到莫斯科。最后，作者在说明他称之为真正的牧人而不是佣人的舒斯基的统治时，说这位沙皇“现在还象保护眼珠一样地尊重东正教的基督信仰，教导任何人走上拯救之路，使他们在死后都有生命种子的继承人，而不是使我们归于毁灭，离开死者的道路，误入歧途”。就说这些吧！作者对于舒斯基的拯救灵魂的政策，是深为感奋的。他慨然说：“这一切都应感谢创造了我们的上帝。阿门！”
②但这只是证明他本人的虔敬心情，而并不证明他反对君主专制。
①《俄国历史丛书》，第１３卷，第６０和６２页。
②同上书，第１３卷，第６０—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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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在我们所研究的全部传说中，也许在政治方面最有内容的是高级官员伊凡。季莫费耶夫的《编年史》。当然，这位官员也是站在道德宗教观点上立言的。但是在他的传说里，比别人的传说更明确地说明了上帝据以惩罚莫斯科国的那些罪恶，实质上应理解为社会政治方面的错误。在没有错误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但在犯了错误的时候，国家就人心不安了。
可是，季莫费耶夫觉得由于犯错误而停止了的顺利过程，究竟情况怎样呢？
“正如亚当在他犯了使他难堪的罪行之前那样，大家对一切都很顺从，情况与前亦很相似。近来，我们的专制君主在其国中拥有我等庶众，我等世代皆为其奴……许多世纪以来，直到如今，从不敢反抗，按照圣书，应当做忠顺于自己统治者的奴隶，对之唯命是从……象鱼似的缄口不言，尽心竭力、温顺地忍受对奴隶的压制，诚惶诚恐地服从。由于恐惧，建树甚微，无以与上帝相埒。”
那末，是什么东西破坏了莫斯科的田园生活？很难读下去。
“统治者们愿意听信别人对他们说的谗言恶语。
这也象人类始祖夏娃在远古听信阿谀奉承的诱惑者——毒蛇一样。但夏娃很快就得到恶果——她和她的丈夫被赶出了天堂——伊甸园。
对人进谗言和恶语这种弊病的结果犹如稗草和荆棘，它们在王国里到处丛生、壮大和成倍地增长。象小麦穗那样的成长，它明显地有着优势。通过谗言恶语来杀人，也和用利刃杀人一样。
但这博得了听信谗言的人——统治者的宠爱，因而吹捧它是真理。
只有在收割了这些苦果，把它们捆成禾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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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８２
放进粮仓以后，才恍然大悟：这种苦果的危害极大。“
莫斯科人在他们的“统领者”是善良主人的时候，都是这些“统领者”的忠实奴隶。但是这些主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善良了。他们开始听从各种谄媚者和告密者的话。告密者散布恶行，这便产生了混乱时代。这仍旧是我们所熟知的莫斯科人的观点：奴隶制的存在是自然的，甚至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但坏在奴隶主并不总是善良的。当他们变坏了的时候，他们便违犯了上帝的意旨。这时上帝便由于国家“统领者”的罪过而惩罚整个国家。这一切都非常简单。
法国贵族菲利普。波——他的议论，前已叙述——认为必须将他从伟人和智者那里听到的有关三级会议权力的见解，向他的同志——代表们报告。但是为了领会我们在莫斯科官员伊凡。季莫费耶夫著作中所看到的那种观点，是不需要智者和伟人的帮助的。莫斯科人的头脑是能够不费丝毫气力地领悟这种观点的。
季莫费耶夫关于应该如何写历史的观点，也是值得注意的。他说，关于现在的（当今“”）沙皇，不宜Q D E W I J L C G D“尽写坏的，就令他到处都有过错。
但是难道不能只把那些应该阐明的光荣、荣誉和颂扬写给未来的信徒作为纪念？“
①史学家不应谴责“统领者”
，因为他们的蠢事将由上帝一人来裁判。的确，季莫费耶夫本人并没有经常遵守这个办法。而且在写伊凡四世的功业时，也很难遵守它。但是十七世纪的莫斯科官员所想出的这个办法，却在后来不无成就地被采用了，
①《俄国历史丛书》，第１３卷，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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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而且直到现在还为许多俄国历史——有时不仅是俄国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所采用……。
Ⅻ
根据以上所述，无论如何不应以为十七世纪的莫斯科国居民已满足于自己的悲惨命运。在这个世纪里，它的劳动居民常常发生强烈的骚动。但是我们很快就可看到，他们在这种骚动里，一如在醉后争论中一样，表现了同样的政治不开通。尽人皆知，沙皇奴隶——永恒的和残酷的繁重苦役，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欢乐。伊凡。戈里岑公爵有一次对波兰公使说：“俄国人不能同波兰国王的人一道服役，因为波兰人的情况太美好了。只要同他们一道服役一个夏天，那么在次年夏天，俄国的优秀人员的一半便不见了”
①。毫无疑义，公爵的话是说得太过分了。不能假定，莫斯科的贵族是这样容易接受波兰的诱惑的。
但他这样说不是没有用意的。
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莫斯科国的军职人员中真正开始流传一种思想，以为为波兰国王服役要比为莫斯科国王服役容易得多和适意得多。虽然如此，他们在社会关系中过于脆弱，在政治关系中过于不开通，所以他们不能设想将任何两方的“自由”移植到莫斯科的土壤上来。在戈东诺夫时，非名门出身的军职人员说道：“大小都靠国王的赏赐而生活”。在主要靠贵族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新朝代里，这一原则在国家管理上终于取得了胜利，当然能够在实质上反对这一原则的并不是
①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２卷，第１３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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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８２
莫斯科的军职人员。贵族作为一个获得领地的等级，对莫斯科的土壤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东方专制制度的巩固，是极为关心的。
就其社会及政治地位而言，大贵族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情这一原则的。他们长期抵制这一原则的实行。但大贵族的抵制是消极的，在莫斯科国的大贵族当中，政治思想从来都不发达①。
在新朝代的选举中，大贵族的最高阶层就不敢公开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而只是搞些幕后阴谋。阴谋的结果便是米哈伊尔的限制权力的诏书。
但诏书仍旧是一张白纸。
它不能够挽回无法挽回的东西。当沙克洛维特劝说特种常备军请求索菲娅女皇即位时，他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大贵族，“这是一棵凋谢和枯萎的树”
②。然而莫斯科的大贵族虽然丧失了权势，却没有丧失获取权势的愿望。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他们的最高代表力图通过新的幕后阴谋，在国家中取得权势地位。
“议员大贵族”制定了一个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在诺夫戈罗德、喀山、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亚等地设置“永久性的”沙皇的总督，其人选应是出身“巨族的大贵
①“甚至这个圈子的优秀代表人物如瓦斯西安。科索戈，别林森－别克列米舍夫，库尔布斯基公爵及《瓦拉穆术士的谈话》的作者等，他们能够在国内想到并在国外看到他们的一般同胞所想不到和看不到的许多东西，也不过是偶尔显露一些关于一般人民幸福和国家制度的不明确和不确定的思想萌芽而已”。
（克柳切夫斯基：《大贵族杜马》，第４版，第３０５页。）
②克柳切夫斯基在引述他的这句话时，再恰当不过地提请读者注意：这话是一位因功受奖的高级官员说的。
（克柳切夫斯基：《大贵族杜马》，第４版，第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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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族“
，并予以各该地区的封号。
这一方案还约许适当扩大僧侣等级最高代表的权力。软弱的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行将就木，“答应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一新的幕后阴谋因与另一幕后阴谋冲突而成为泡影。约金姆总主教劝说沙皇不要履行其对“议会的教唆者”所作的这一诺言；按照他的说法，这些“教唆者”的意图有削弱“君主专制制度”和破坏“政权统一”的危险①。莫斯科的僧侣并没有受大贵族的诱惑，他们是君主专制政权的最可靠支柱之一。
的确，总主教夸大了危险。
在莫斯科的条件下，“议会的教唆者”是不会给“君主专制”
带来严重危害的。垂危的费多尔可能给予他们的东西，也可由他的继位者、特别是象彼得这样精干的继位者所轻而易举地夺回。
但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不可撤换的总督制，一般说来，既同专制制度不相协调，也同波丹所说世袭专制制度及奥列阿里所谓“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ａ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ｅ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ａ”
（君主统治与暴君）不相适合。约金姆总主教在反对“议会教唆者”的斗争中，表明他能够从历史提供的前提中作出正确的结论。但我们知道，莫斯科人的政治思维在一切其他方面都不明确和不彻底，而在其致力于保卫最高当局的无限权力时，却是既明确、又彻底的。
ⅩⅢ
克柳切夫斯基说，十七世纪是我国历史的人民变乱时代。
①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３卷，第８８０—８８１页；参阅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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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８２
当时，特别是在阿列克谢朝代，变乱确乎很多①。但我们从这些变乱中关于人民群众的政治情绪了解了一些什么呢？克柳切夫斯基回答说：“这些变乱明显地暴露出被官方仪式和教会训词精心粉饰的普通人民对当局的态度；再没有任何虔敬的心情和普通的礼貌，不仅对政府如此，就是对最高权力的代表，也是如此。”
②这是不能同意的。事变所说明的，并不是这样。
１６４８年５月莫斯科人民一方面要求交出莫罗佐夫和特拉汉诺托夫，同时却声明他们所抱怨的不是沙皇，而是那些“盗用”
他的名义的人们。
在人们捧着十字架圣象游行的时候，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噙着眼泪劝导愤怒的莫斯科人不要坚持交出他曾约许交出的莫罗佐夫，人民报以“国王万岁！
上帝和国王的意旨万岁！“
的欢呼。
这种声明和欢呼是表示莫斯科居民对最高政权的代表不仅没有虔敬的心情，而且对他完全没有礼貌么？完全不是！无论如何，这些话表示他们对沙皇是抱着完全信任的态度的。
当信仰宗教的人们高喊：“上帝和国王的意旨万岁！”
的时候，这表示他们对于国王的态度有着对上帝的那种虔敬因素。甚至在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发
①“１６４８年莫斯科、乌斯丘格、科兹洛夫、索尔维契戈德斯克，托木斯克等城市的变乱；１６４９年莫斯科的抵押人准备新暴动，但被及时防止；１６５０年普斯科夫及诺夫戈罗德的暴动；１６２年在莫斯科因铜币问题引起的新骚动；最后，１６７０—１６７１年，拉津在伏尔加河东南一带的大规模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顿河哥萨克中，但自与他们所唤起的普通老百姓反对最高阶级的运动汇合后，更获得了纯粹的社会性质。”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②同上书，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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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生骚动的时候，不满意上级命令的商人也反复说：“国王不知此事。”从这里可以再次看到：变民是相信沙皇的。的确，后来在他们当中很快便开始发出其他的言论。
他们开始说：“国王不关怀我们了。”
但是他们在竭力抵制沙皇的军政长官的命令时，还是约许“全体一致拥护国王”的。他们继续把他看为整个国家的化身①。在秘密送到莫斯科交给大贵族罗曼诺夫的公文里，普斯科夫人向莫斯科政府提出的是非常缓和的要求：他们请求往后军政长官和政府大员同地方首脑和选出的人员按照真实情况，而不要根据贿赂和诺言进行审判，并免除普斯科夫人到莫斯科受审的义务②。
由此看来，“变乱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