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机体里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新的政治趋向和观点的。学者们有时谈到混乱时代的教育意义。
不能不同意的，是这种意义不是不重要的。
混乱迫使莫斯科人发挥首创精神。然而他们的这种被逼出来的首创精神，却最明显地表现于恢复和巩固“世袭君主制”
，而这种君主制的最主要特点则是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就确定了的。同样，混乱把莫斯科国的人们变为比以前更加要求严格的人。史学家把十七世纪称为人民骚动的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往后便又看到，——而且这是不言而喻的，——十七世纪的人民骚动的性质是同进行骚动的人民群众所反对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性质完全符合的。骚动的过程虽然时常很尖锐，但这个过程却不曾产生新的政治认识。社会意识只有在社会存在发生变革的地方，才会改变。
Ⅱ
关于米哈伊尔当选为国王时曾否使他发表限制权力的诏书，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更正确不过地说发表过。十七世纪的莫斯科人都相信这个诏书的存在。科托希欣——他所写的关于俄国的书，我们很快就要详加研
①《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２９９及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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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５２
究，——说：“象在伊凡。华西列维奇沙皇以后获选登极的历代沙皇一样，他们都须发表一篇诏书，表示他们不残忍和不作伪，不经过审判或无罪不杀任何人，对任何事情不与大贵族和杜马议员共同商量便不去设想，不通报他们便不秘密地和公开地作任何事情”
①。这是很明确的。同样明确的是科托希欣的下述记载：“但现在的沙皇（即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著者）却于即位后不发表任何诏书，而这种诏书以前的沙皇是都发表过的；人们也不去问他，因为都把他看作一个比别的沙皇沉默得多的人。”
由此可见，最少十七世纪的某些莫斯科人相信，米海伊尔沙皇曾发表限制权力的“诏书”
，而阿列克谢沙皇则没有重申“诏书”。某些外国作家的证词，也与此完全符合。不过不完全明白的是，新的沙皇到底承担了哪些限制权力的义务。固然，科托希欣在这个问题上也作过完全明确的指示。按照他的说法，承担的义务便是：沙皇约许不残忍，不经过审判不处死任何人，以及在一切事情上同大贵族和杜马议员磋商。但在这里，科托希欣的记载引起了某些怀疑。Ｈ米柳科夫说：“在选新沙皇时，情况怎样A ]呢？
大贵族是软弱无力的，他们不可能以任何义务加于沙皇：他们自己同哥萨克人一样，成为……
‘全国’的仇恨对象，而当时缙绅会议上自己军队代表及自己的代表则是无所不能的“。
②如果大贵族软弱无力，他们怎能迫使新沙皇限制其权
①科托希欣：《论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第１４１—１４２页，圣彼得堡１８４年。
②《俄国文化史概论》，第３卷，第１辑，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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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力呢？
更可能的是：“全国”以军队或一般地以其代表们为代表，发表了限制权力的诏书。但当时不可理解，为什么对沙皇权力的限制不是有利于他们自己——即不是有利于“俄国的全体官员”
，——而只是有利于大贵族及杜马议员呢？因此，不得不假定，科托希欣说得不正确，按照限制权力的诏书的真正意义，新获选的沙皇必须同“全国”的代表，例如，同缙绅会议磋商。但这里又产生了新的困难：按照这后一假定，为什么米海伊尔对“全国”承担的责任，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在正式的文件里看不出来呢？为什么当时不以为应使沙皇阿列克谢发表这一限制权力的诏书呢？难道只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吗？姑且假定，事实上只是由于这一原故。但那就必须说明，是谁决定、谁有权来决定，由于阿列克谢“沉默”
，所以不必要他发表达一诏书呢？
似乎能够作出决定的只有缙绅会议，因为根据我们最后的假定，限制权力的责任是沙皇向这个会议提出的。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指示足以证明缙绅会议曾作出这一决定。因此，克柳切夫斯基设想，限制米哈伊尔权力的诏书，是在缙绅选举会议幕后进行的宫廷秘密交易的结果。大贵族巨室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是软弱无力的，但他们善于搞各种可能的阴谋，他们能够在米哈伊尔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
“而且就米哈伊尔的拥护者说，这种偶然或不干不净地获得的政权，只不过是他们随时都可咬碎的一块骨头。双方的共同利益，要求他们防止过去不幸遭遇的重演，当时沙皇或用他的名义横行一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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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５２
人，曾把大贵族当作奴隶一样处置“
①。交易是为了防止大贵族再受沙皇的横暴摧残。因此，它是秘密的。这种协议不便向缙绅会议公开，因为“全国”可能由于这种协议，把沙皇看为他们早已仇恨的大贵族的工具。克柳切夫斯基说，米哈伊尔朝最初几年，完全证实了他的假设。
“那时人们都看到和传说着当政的人们如何胡作非为，他们‘鄙视’国王不得不对其近臣的行为，不闻不问”
②。此外，还可补充一则足以证明克柳切夫斯基的假设的报道：据说，舍列梅捷夫曾写A \ S信到波兰告诉戈利岑公爵，“据说米沙（米哈伊尔小名）
，罗曼诺夫年轻，尚不懂事，我们可以操纵他“。对于这种”可以操纵的“王位候选人，是不难使其承担有利于大贵族的责任的。然而由于这种责任是秘密的，所以要在”全国“面前为它辩护，那就不仅困难，而且简直不可能。但是在一个衰微的国家里从事恢复旧国家制度的艰难事业，向”全国“发出呼吁是绝对必要的。在米哈伊尔朝代，”全国“的代表时常举行会议。正是他们才使最高当局有可能将那种利用幕后阴谋从他那里拿到的限制权力的诏书的意义，一笔勾销。在不大受”操纵“的斐拉列特。尼基季奇从波兰回国后，最高当局立即使用了这种可能。由于限制权力的诏书的意义实际上已被勾销，所以阿列克谢没有予以重申，那就毫不足怪了。
①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９６—９７页。
②《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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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Ⅲ然而前来出席会议的“全国”代表，如果有充分理由憎恶大贵族的寡头政治，那他们是不能不相信自己的。为什么他们不想取得限制权力的诏书，以谋取“全民多数”的利益呢？
如果他们是由于某种瞬息间的原因而忽略了在１６１３年初取得这一诏书的机会，那他们为什么后来也从未设法改正这一错误呢？答案在于前述莫斯科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在确定不移的经济必然性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导致国内一切力量的间接或直接奴役的地方，就是最温和的政治自由思想，也是。。
不能产生的。
１６１３年的选举会议，实质上是一次立宪会议。但是，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这一立宪会议在选出沙皇以后变为筹备委员会，其任务是采取各种预备性措施，以待正式政府的成立。筹备委员会的这一作用使这次会议处于对最高当局的从属地位。由于这一作用，它后来只不过是扮演着一个“请愿者”的角色。除了请愿之外，它从来没有前进一步。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作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是一回事，而作人民的诉愿和愿望的代言人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容易同意的。但是必须记住缙绅会议进行活动的具体条件。
１６１９年召集了“善良有识”的当选人士参加会议，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各地的需要通报中央政府。
这些“善良有识”
的代表的首要工作，是采取措施使逃亡者回到原处。这就是说，在莫斯科集会的俄国当选人士承认，恢复过去劳动群众所遭受的那种不自由，是国家的最迫切需要，而这种不自由的压迫，乃是莫斯科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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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５２
在混乱时期经历的种种骚动的最深刻原因。但是随着这种不自由的恢复和扩大，随着陷于这样那样形式的奴隶从属地位的居民数目的增加，地方代表们的社会基础也缩小了。农奴是不派代表出席会议的。
因此，在会议上发挥主要影响的，是以剥削被奴役的农村居民劳动为生的阶级，即贵族。而贵族亦处于对中央政府的完全从属地位，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有利用中央政府的帮助，才能使那些用自己的劳动好歹养活他们的农奴们服从。由此看来，农民的社会不自由，决定了贵族的政治不自由。关于这一点，同一克柳切夫斯基卓越地指出：“统治着的地主阶级，他们由于特权而脱离了其余的社会，他们全神贯注于农奴占有制的垃圾，因享受白给的劳动而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对国家利益的感觉钝化了，对社会活动的毅力也衰退了。贵族的庄园压迫农村，又不与城外的工商业区来往，自然不能制服首都的官府，使缙绅会议具有国家思想和意志的独立传导者的意义”
①。
不要以为一般贵族对于他们的地位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是很穷的②。
他们本身也为国家作奴隶服务，他们从主要由于他们的努力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建立和支撑起来的制度方面，也吃了不少苦头。
在１６４２年为讨论是否接受顿河哥萨克夺自土耳其的亚速夫一地而召开的会议上，许多县的贵族代
①《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２４４页。
②“县级贵族的封地一般很小，而且人烟极为稀少。”在某些南部的县里，“许多贵族完全无地，而是一些只有庄园而没有农民和光棍……还有连庄园也没有的空地，……有些贵族抛弃了他们的世袭领地和封地，参加哥萨克，到大贵族家里卖身为奴，或到寺院里去作职员。”
（克柳切夫斯基同书，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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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表沉痛地抱怨说：“我们由于莫斯科的官僚贻误、由于谎言和不公正裁判而受到的祸害，更有甚于土耳其和克里米亚的回教徒”
①。但是这一等级愈穷，他们愈是强烈地感觉到和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从属地位，因为这个政府赏给他们的只是“一些零碎的小块土地”。
他们愈是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种从属地位，他们便愈少反对派的倾向，愈加除了官员的奴隶地位这个纯粹东方的概念之外，再也不能发展其他政。。。。
治概念。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官宦阶级的代表是应召参加了。这些会议是政府同其本身的官员的会议。混乱时代的事变所造成的社会政治需要，把这种由“所有官员”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推上了历史舞台。在十七世纪的会议上，莫斯科政府是同所有用自己的努力把政府恢复起来的“地方”协商的。但是愈来愈多的莫斯科国居民，因陷于各式各样领主的农奴依附地位，不再向会议派出他们的代表，所以官宦阶级选出的代表，便在会议的集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只是这一情况就足以把十七世纪的会议逐渐转变为政府同其本身官员的会议，也就是把它恢复到十六世纪的旧形式上去。
既然它回到了旧的形式，莫斯科政府便可轻而易举地用别种会议来代替它了。莫斯科政府开始召集来自个别居民各阶层的“专家”会议，按照政府的意见，这些人是更愿解决在某种个别情况下应予研讨的问题的。莫斯科罗斯人民代表制的中央机关，就这样奄奄一息，寿终正寝了。在十七世纪下半期，直到费多尔沙皇死前，会议没有召开。克柳切夫斯基认
①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２卷，第１２５６—１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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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５２
为，缙绅会议的观念虽然在统治阶层和特权阶层中业已逐渐熄灭，但在商工业人士中却仍在保持着，他们还怀着公民责任感。他想起莫斯科商界人士如何提示政府，由于使用铜币失败所引起的危机，必须召集缙绅会议。
但他迅即补充说，莫斯科的“小客人和小小商人（他们这样自称！）人微言轻，不足以使社会关系趋于平衡。这一负担着非常沉重的国家赋役的阶层的代表，在会议上是面对着军职人员的大多数、面对着大贵族官僚的政府的”
①。显然，他们的声音——并不高亢和坚决的声音，是不能改善莫斯科罗斯的人民代表的命运的。
莫斯科的“小客人和小小商人”在１６２年恭请召开的缙绅会议，就这样没有召集。
Ⅳ
我想以上所述，足以充分说明那些决定政府当局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也足以充分说明十七世纪莫斯科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我国的一些学者都想把俄国的缙绅会议同西欧各国的人民代表制相提并论。但是他们的比拟并不都是正确的。例如，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我国“人民代表制的产生并不是为了限制政权，而是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权；这就是它与西欧代表制的区别”
②。但是在哪一个西欧国家里，人民代表制的产生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呢？任何地方，人民代表制的产生都是为了协助国王来
①《俄国史》，第２卷，第３６７页。
②同上书，第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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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管理国家的。在协助的过程中，它便巩固了国王政权。这一。。。。。。。
观点应用于第三等级的代表制，尤为正确。法国菲利普（外号漂亮的）
在召集三级代表会议时所以邀请第三等级的代表，完全不是为了要同他们分权。他是想在同邦尼法奇八世教皇的斗争中求得他们的支持。
１３０２年的三级代表会议——这按时间是法国的第一次缙绅会议——表示希望国王维护其国家的“最高自由”
，不承认（在世俗权力方面）除上帝之外还有任何比他更高的主宰。对国王表示这样的愿望，无疑地意味着有助于他的权力的巩固。三级会议后来遂成为巩固国王权力的工具。
它是第三等级同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斗争的舞台。
然而如所周知，这一斗争创造了君主专制制度，使法国国王终于有可能不召集三级代表议会，并在非常长的时期中（１６１４—１７８９）利用了这种可能。从自己方面说，这些国王所以召集人民代表，每每只有一个目的：向他们的忠实臣民进行勒索（ｔｒ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克柳切夫斯基说，缙绅会议并不是政治力量，而是政府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此语也完全适用于法国的三级会议。同样可以说，法国三级会议同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俄国缙绅会议一样，只有用请愿的形式提出立法措施，而最高行政当局对于所提问题，则保有决定之权①。这里的类同之处是无可争辩的。但历史环境的差别，使
①当英国议会用法案来代替请愿时，法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却继续呈递其请愿书，给政府以不理睬各种法令的权利。俄国的情况，亦复如此。俄国沙皇或杜马直接颁布的新法律和国家的“总裁决”
，可以成年累月地不生效。
（马克西姆。
科瓦列夫斯基：《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巴黎，１９０３年，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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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６２
法国的等级人民代表制对法王的态度，同莫斯科国缙绅会议对沙皇的态度，极为不同，虽然法国的等级代表会议也是法王的非常重要工具，有力地促进了法王最高权力的巩固与扩大。我已经不只一次指出，莫斯科的沙皇在同大贵族的斗争中，主要依靠领有封地的贵族，而法国国王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的主要支持，则来自第三等级。这个等级在最初的作用是很小的。这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充分证明：即他们的代表只能在国王面前跪着说话，而最高等级的代表则可以站着说。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等级在法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加了。而随着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增加，他们的政治自。。。。
觉也发展了。他们的代表过去谦虚地把自己看作“微末小人”
，现在却愈来愈加感到他们是人了。这时，在问题涉及国。
王同封建主的斗争时，他们仍旧支持国王。但是他们一方面在这一斗争中甘为国王的“工具”
，同时在国家管理方面当问。。
题涉及全民利益时，他们又力图给国王的权力设置一定的界限（“限制”这一权力）。因此，法国三级会议席上时常听到。。
一些为出席莫斯科国缙绅会议的“善良有识之士”所不能想象的演说。
试举一例：在１４８４年三级会议２月２８日庄严的大会上，卢昂的代表马塞伦在表示国王应注意减轻法国人民的捐税重担后，认为必补充声明：“国王这样作，并不是给他的人民以恩赐，而只是履行公正的职责：如说恩赐，那是滥用词句。”只有人，才知道这种语言，而“微末的小人”
，其说法又当不同。马塞伦在继续他的演说时大声疾呼：“在君主专制下，人民仍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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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财产的最高主人，在人民全体都反对时，是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的。人民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国王治下的臣民“
①。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我们所熟知的波丹关于奴隶和臣民的差别的见解。奴隶只有在其主人的同意下才能支配其财产，而臣民则仍然是他所领有的一切的最高所有者，不得他们的同意，国王是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参加缙绅会议的，是莫斯科国国王的奴隶，而在三级会议上发言的，则是。。
法国国王的臣民。。。
在马塞伦发表上述演说的会议的前夕，第三等级的代表同企图促使他们让步的国王顾问们举行了会商。他们对这些顾问说：“任何人在看到人民的代表受人民的委托，从事人民的事业并发誓给予支持以后，用全力捍卫这一事业的时候，都不应感到奇怪或愤怒。”
他们声明，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受委托人②，“假如他们抛弃了人民的事业，压制住自身良心的呼喊，那他们就不得不负可怕的责任”
③。这又是人的语言，而不是“微末小人”的语言。当时法国统治阶层的代表之一被这种高贵的语言激怒了，大声叫唤说，他是懂得恶棍的，“不要对这种人闪现自由的方式，他们需要的是压迫。”
第三等级的代表向国王的顾问们所发表的结束语，是极为值得一提的：“在国王惠然接待我们的那天，我们的演说家将痛快
①Ｇ毕科：《三级会议史》，第２版，第１卷，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A②同一马塞伦在其拉丁文的三级代表会议日记里用的是“人民代诉人”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ｅｓｐｏｐｕｌｉ”）一词。
③毕科：《三级会议史》，第３７７页。
-- 276
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６２
淋漓地用理性的武器打败我们的敌人，使所有的人都明白，国王不得违背三级会议的一致意见而侵犯其臣民的财产。“
读者不应忘记，我在这里所摘录的，是十五世纪、而不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代表的演说。
Ⅴ
此外，读者应该记住，在法国，不仅第三等级的代表善于用人的语言来说话。法国的封建主也从来不愿扮演奴隶的角色。假如“最信奉基督教”的法国国王在同他们的斗争中曾依靠第三等级，那末，他们在同国王的斗争中也企图——在这种企图不要求他们放弃其特权的地方——预先取得第三等级的同情。作为一例，可以指出他们在路易十一世时领导参加公共福利同盟（ＬｉｇｕｅｄｕＢｉｅｎ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路易十一世说，“如果我们同意增加他们的养老金，准许他们象过去那样压迫他们的仆从，那他们就不会想到公共的福利”
①。
姑且假定，路易十一世对于封建主的爱民思想是了解得相当精辟入微的，但无论封建主脑子里的公共福利思想是怎样产生的，然而重要的是，他们有时确实想到这点。在图尔举行的同一三级会议（１４８４年）
，布尔冈贵族的代表菲利普。波（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ｄｅｌａＲｏｃｈｅ拉罗谢的领主）这样说过：“按诸历史，有主权的人民（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
用自己的选举来立国王，而且他们要选举才德超过他人的人作国王。事实上，人民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选择主人（Ｍａｉｔｒｅ）的。
所以要授主人以大权，不是为了
①毕科，见前书，第１卷，第３３１页，注释。
-- 277
４６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使他们牺牲人民以致富，而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和改善人民的地位。
如果他们有时倒行逆施，那他们的行为便同暴君一样，便同那些不保护自己的羊群、却如恶狼一般吃掉它们的牧人没有差别。……谁不知道、而且谁不在反复申说，国事就是人民的事？既然这样，那人民又怎能不关怀国事呢？低贱的谄媚之徒怎能以专制之权授予只是通过人民而存在的主人呢？人民有管理自己事务的双重权利：因为他们是这种事务的主人，又因为说到底他们经常是坏政府的牺牲品。“
我在摘录这段话时，禁不住再次问问自己，应否提醒读者，我所摘录的这篇演说不是在法国大革命时发表的，而是发表于大革命前三百多年，而在演说里却极大地表现了政治要求的严格性和人民尊严的自觉性。
当然，类同并不是等同。
菲利普。波所以认为必须提出人民的主权，实质上是因为查理八世年事尚幼，最高权力已落入摄政委员会手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人选发生了争论：血缘的亲王们企图在委员会里取得主导作用；而菲利普。波和在这一问题上与他志同道合的代表们，却想使该委员会通过会议选入该委员会的人士服从三级代表会议的影响。在成年的国王的朝代里，人民自主（）之说，也许不是那么坚决的。一位贵族代表g b [ I V D E h J b W G D作出的人民定义，也是很有特色的：“我称之为人民的，不仅是低等级的人们，而是居住在国内的所有等级的人们。”
在大革命时期，人民一词是指除特权者外（。。。。。。。。ｍｏｉｎｓｌｅｓｐｒｉｖｉｌéｇｉéｓ）
的居民总和。菲利普。波当然要反对这样的定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对于那些记得莫斯科的政治关系的人们，这甚至是值得奇怪的，——在十五世
-- 278
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６２
纪末，竟然有一位法国贵族的代表，能够在三级会议发表演说，——尽管是由于特殊的情况，——热烈和智慧地维护人民自主的原则，对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政治著作起了这样巨大作用。
下述情况同样值得注意。菲利普。波指出，在法国没有任何一种法律规定（在国王年幼时）国事的管理，应该属于全体血缘亲王或其中某一亲王。波说：“因此，这一切都应明确规定，并毫不动摇地付诸实施。我们这样作，是为了不留任何不明确的东西。我们不将国家的幸福置于少数人的专横独断之下；因为谁能向我们保证国王将永远是善良和公正的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以及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作出硬性的规则并确定行为的规范”
①。如果相信科托希欣的话，则莫斯科人虽然对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王朝极尽“勒索”之能事，却不曾认为必须对年轻沙皇的“沉默”习惯，作出“硬性的规则并确定行为的规范”。
菲利普。波承认，人民没有统治权。他说：“但是应该了解，人民有权经过他们的代表管理国家”
②。在十七世纪成为统治阶层的莫斯科贵族，却从来没有提高到这种政治思想上来。
Ⅵ
俄国历史过程的特点，不在于它的绝对特殊性。但是如。。
①毕科：《三级会议史》，第２卷，第５—６页。
②同上书，第６—７页。
-- 279
６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果将它同西欧各国——例如法国的历史过程加以比较，而看不到它的相对特殊性，那就是瞎子了。。。
从质的分析观点看，水的化学成分和过氧化氢的化学成。。
分是一样的。这两种物体都是由氢和氧合成的。但从量的分。
析观点看，则两者之间却有无可疑义的差别：过氧化氢（Ｈ２Ｏ２）所含的氧要比水（Ｈ２Ｏ）多。这种量的差别便说明了。。
两者的特性的差别，即两者之间的质的差别。我们在历史上。。
也可看到完全相似的现象。从质的分析观点看，莫斯科国的。
社会成分同法兰西帝国的社会成分是相同的：在这两个国家里都有农民、商业和工业居民、贵族、僧侣、最后还有君主。
但量的分析却在两国的社会成分里发现很大的差别：由于莫。。
斯科国在经济上大大落后于法国，所以前者的工商等级所起的作用，要比后者的工商等级所起的作用小得多。莫斯科的君主在同封建地主的斗争中所依靠的主要是领有封地的普通贵族，而法国君主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所依靠的则是第三等级。大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远远不及法国。这一重要情况，一方面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居民的社会成分的量的差别，同时又造成了两国社会成分的相互。。。。
关系的非常重大的差别。莫斯科国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居。。
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拓殖过程拖延甚久的国家。这一过程特别持久的必然结果，是劳动群众对私人和国家的奴隶依附地位。在被奴役的劳动群众里，不仅有农村居民，而且有城市居民。商人是不能成为私有主的奴隶的。
１６４９的法令对于那些用所谓抵押的方法承担奴隶义务的商人，威胁要处以笞。。
刑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克柳切夫斯基说得好，用笞刑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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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６２
持的人身自由，其本身便变为一种对国家的义务。他说：“这一法令不曾以自由的名义取消人身的不自由，而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把人身自由转变为不自由”
①。由此看来，除了极少的例外，这样或那样的奴隶依附制度业已推行到莫斯科国的所有劳动人民之中了。最后，莫斯科国发展的历史环境，决定它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来同西方邻国进行斗争以保卫其自身的生存，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途程中越来越超过了它。这后一种情况更加深了压在居民身上的奴隶依附地位的压迫。然而相反，尽人皆知，自中世纪开始，法国的奴隶数目，却是经常减少着的。据兰博说，在诺曼底，在十二世纪时已无农奴制的痕迹。在法国其他地区，农奴制消失得慢些。但就是在那些地方，农奴（ｓｅｒｆｓ）的数目也是不断减少的。
１３１５年路易十世准许国王领地的农奴赎买自由。这当然。。
不足以说明国王的大公无私，却无可争辩地证明在当时的法国，货币经济已取得巨大的成就。至于三级会议，则自十五世纪末，农民便已参加选举第三等级派性议会的代表了。他们同样参加制定给代表们的委托书（ｃａｈｉｅｒｓ）。因此，我们看到，如果在莫斯科罗斯，经济发展的过程越来越缩小了人民代表制这一政治建筑物的社会基础，那么，法国的这一过程却相反地经常扩大了这一基础。这种代表制在法国和莫斯科罗斯的意义，远远不同，这便毫不足怪了。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差别，也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不是质的，而只是量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法
①《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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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国的三级会议也只能向国王叩头陈述他们的需要。最后决定权是属于最高当局的。会议的召集和解散，都取决于最高当局。所以最高当局曾长期不召集会议。
情况便是如此。但在这种问题上，必须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更加记住，量的差别是要转变为质的差别的。尽管法国的三级会议归根到底也只有恳求的权利，但是法国的居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在会议上说出了他们的需要，毕竟比莫斯科罗斯的居民更能影响其本国的立法。法兰西王国的居民认为他们是自己国王的臣民，而莫斯科国的居民则自称为沙皇的奴隶。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是身居高位的人，才有权使用这样的称呼。下层阶级的人们则称为沙皇的孤儿。索洛维约夫写道：“可以理解，无论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或是奴隶，在他们的身上是找不出力量和独立性的”
①。这在事实上也是如此。
前来出席缙绅会议的官吏奴隶和工商界孤儿的代表，都既未显示力量，也未表现独立性。和他们不同，出席三级会议的法国国王臣民的代表，则不只一次表现了力量和独立性。索洛维约夫在同一著作中说，无依无靠的孤儿和奴隶是不能有自己的意见的。
但这不尽然。
孤儿和奴隶都有自己的意见，只不过这种意见符合他们的屈辱地位，从未发展成为比较广泛的政治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莫斯科国的缙绅会议上，听不到在法国三级会议上所发表的那些关于国家元首职责和人民权利的演说的原故。我重说一遍，量的差别是要转变为质的差别的。
①《俄国史》，第３卷，第８０４页。
-- 282
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６２
Ⅶ克柳切夫斯基在他的著作里写道：“试一读各等级代表在会议上（１６４２年的缙绅会议上——著者。）
提出的文件，便可感到他们在一道都无事可做，他们没有共同的事业，而只有利益的冲突。每个阶级只为自己着想，而把他人除外，只知道自己的迫切需要和他人的不公正的优越。显然，各等级政治上的隔绝，使他们在习惯上相互疏远，在这种情况下自不能不导致他们在会议的共同活动上的分离“
①。
在法国三级会议上，利益的敌对导致各等级精神上相互疏远。这种疏远有时强烈妨碍他们共同政治活动。象在俄国一样，法国中央政府善于利用这一点。但在指出这种类似点时，不应忘记我们现已深知的那一重要差别。如果莫斯科国由于劳动群众的被奴役，参加会议的每一等级，除了他们眼前的需要之外，再也什么都看不见，那么，在法国，甚至特权等级的代表，也都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具有明确的认识。
至于工商等级的代表，对于整个劳动居民的利益，则是常常表现出广泛的认识的。在１６１４年三级会议一次会议上，工商等级中的一人对于法国人民竟能满足对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向国王表示惊异。
“人民必须向陛下，也向整个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供应食物。如果穷人不工作，则属于教会的什一税和大地产、属于贵族的美好土地和巨额封建财产，属
①《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２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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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于第三等级的房屋、地租和遗产，有何意义呢？其次，谁给陛下资金去维护国王的尊严，满足帝国内外的迫切需要呢？
如果不是农民，谁给您以征召军队的资金呢？“
这位代表——商界领袖米龙——后来在说明贫苦农民受军人掠夺的不幸境遇时说，在萨拉秦人①入侵时，法国人民也不曾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啊！
②从外表看，这同我国贵族抱怨莫斯科官僚对他们的摧残更有甚于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完全相同。但是第一，莫斯科军职人员只关切本等级的利益，而这位巴黎的“客人”米龙所说的却是农民；第二，莫斯科贵族仅仅发出怨言，而法国的商界领袖却威胁说：“如果陛下不采取措施（反对米龙所指出的恶行。——著者）
，则绝望的贫民便会想到，士兵不是别人，而是武装的农民，种葡萄的农民一旦手里拿起火枪，便不再是铁砧、而变为铁锤了“
③。
米龙的这种发人深思的见解，表现出法国“客人”代表“己见”的巨大广度。他们对于其委托人的迫切需要，并没有忘记。当然没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发展达到的高度，可以看到这种需要同法国整个劳动居民的根本需要在当时确已实际存在的联系。特别值得指出，在同一个三级会议（１６１４年）的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要求采取措施完全废除法国农奴制的残余④。
由于这种要求，可以说尽管第三等级的代表
①萨拉秦人是古历史学家对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称呼。——校者②毕科：《三级会议史》：第４卷：第２４４页。
③同上书，同页。
④《三级会议史》，第５卷，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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