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面前提出的仍是我们在研究莫斯科国最高等级的思想状况时所看到的那种社会及心理现象。
心怀不满的人们所争取的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
只是一些对特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略减艰难的国家管理方。。。。
法。历史学家认为，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代，人民骚动所以层出不穷，是因为混乱时代教训了莫斯科人民不要再消极地服从政府当局。很可能，他们的解释是对的。而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莫斯科人民甚至在放弃了对当局的消极服从以后，虽略为违反世袭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全然不曾提
①普斯科夫在“妖言”
盛行的时候，有人因商业事务到过一处外国城市，说“那里在城门上贴着一张图画，上面画着一位女皇（瑞典女皇——著者）
栩栩如生地坐着，手拿着宝剑，而在她的脚下，则俯首屈身，立着正直的国王阿列克谢。
米哈伊洛维奇。“
（索洛维约夫，见前书，第１５４５页）。这张招贴似乎是表示由于大贵族的“背叛”而使莫斯科国有陷于某种臣属地位的危险。
②索洛维约夫：同上书，第１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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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８２
出，这一事实，便更加值得注意了。
ⅩⅣ
有些外国作家说混乱时代是一种悲剧（ｔｒａｇｅｄｉａｍｏｓｃｖｉｔRｉｃａ）。他们虽然这样说，却未必完全理解这一说法是多么恰当。
“巨大的纷争”充满了悲剧。这种悲剧在于人民恪于当时的条件，其不满虽然极大地动摇了莫斯科的社会政治制度，却没有客观的可能用某种新的、对他们少些麻烦的制度来代替。。。
这一制度。革除这一沉重压迫着一切人们的旧制度的客观可。。
能的缺乏，在主观上表现为参加骚动的人们没有提出任何新。。。
的社会政治要求。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阶层的保障。
所以，当官宦阶级，商人以及部分北部特种国家土地的农民不能忍受“立陶宛人”
和俄国“盗贼”的暴行，实行恢复社会政治秩序的时候，他们所恢复的——而且必然要恢复的——是旧的秩序，即由于对。。。。。。
其不满而引起混乱的那种秩序。当时的莫斯科人没有别的出路。这种没有出路的悲剧，可从下述“生活现象”中得到最好说明。
米哈伊尔沙皇的政府曾派遣一个叫安德列。奥布拉兹佐夫的人到白湖收税。那里有时还发生立陶宛人的侵袭。税收交得很慢，为此奥布拉兹佐夫受到用沙皇的名义给他发出的警告。但他不认为他有任何过错，因为他觉得他已尽了一切人事与欠税现象作斗争。
他写道：“国王，我并未讨好商人，也未宽展期限。只要没有立陶宛人入侵的消息，我是无情地追索他们应向国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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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纳的各种租税的，我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但现在，不能逼商人向您交税了。国王，您可以随便，但我，您的奴隶，眼看着立陶宛人来了，却要日以继夜地同商人守卫城塞，派遣他们出去巡逻。“
①
请看吧！当立陶宛掠夺者进袭的时候，商人在其军政长官的率领下对他们进行反击，“日以继夜地”努力守卫。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立陶宛的掠夺者在莫斯科的“盗贼”们的帮助下，正在夺去他们的财产和生命。而只要他们驱逐了立陶宛人，平定了莫斯科的“盗贼”
，当地的军政长官便在衙门里召开会议，把刚刚经过共同努力抢救出来的财产从他们手中夺去，以充实国库。而且根据这一长官的自供，他是这样热诚为沙皇服务，将某些商人打得死去活来。怎么办？起来反抗这位过于勤奋努力的官员吗？混乱时代向莫斯科人表明，归根到底，要作到这一点，并不象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里所想象的那样困难。但是这个混乱时代使他们得出一种可悲的信念，即他们虽然驱逐了一个沙皇的军政大员，却不能冒很大的风险，成为更残酷的掠夺者的牺牲品。
两害相权，宁取其轻。然而他们在选择了“轻害”之后，又发现虽然轻些，但在绝对的意义上，毕竟还是很重的。他们没有错：奥布拉兹佐夫之流的官僚主义的努力，不可能给他们任何好的东西。
客观的条件既然使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消除、或者哪怕只是减少一些“害”
，那他们就只有从外面寻求帮助了。
于是，他们便求助于给他们派来奥布拉兹佐夫之流的同一莫斯科。
①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２卷，第１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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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９２
这似乎奇怪，但这都是事实：他们希望“国王不知道”这些军职人员的行为。这里他们错了。例如，莫斯科对于这个十分努力的军政长官奥布拉兹佐夫的杀人行径，是完全知道的。
然而不应怀疑，政府虽奴役劳动群众，却也关心消除这种滥施的凌辱，因为凌辱的结果将使劳动群众完全丧失负担赋役的能力。政府为此采取的办法很少达到目的。但是它采取了办法，从而在人民中支持了一种对政府有利的思想，以为中央当局关怀人民的幸福。
１６２０年莫斯科发布下列公文：“我们获悉：军政长官和官吏在各城市不照我们的指示办事，对寺院、官员、商人以及各县过往人等施加暴行，造成巨大损失，收取巨额罚款，索取大量礼品，贿赂和伙食费。
伟大的国王同太上皇商议后，同大贵族一道决定：向各城市军政长官及官吏发布我们的文告，命令他们不得实行暴行和罚款，不得索取礼品、贿赂和伙食费。倘有军政长官不按我们的指示办事，将命令加倍赔偿并予以处罚“
①。
当地劳动人民只要看到哪怕是一件公文的这种内容，便会每次在沙皇的臣仆作出某种加重人民负担的决定时发问：“这是否按照国王的指示办事呢？”非常自然，他们每次都会设想、他们所受的压迫，是违反国王的指示的。。。
有些学者以为十七世纪的莫斯科政府完全不关心农奴制农民的命运，这可错了。在这里，政府也是保持了它的通常政策的。它在一贯扩大地主对农民劳动的权利的时候，也在
①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２卷，第１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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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可能范围内表示关切，使农民不致完全破产。科托希欣断然说，在给大贵族或其他官员分发有居民的土地时，规定他们不得过分增加其新领臣民的工作和租税负担，“以期这样便不致驱使庄稼人离开领地或封地，也不致使他们陷于贫困。”
凡玩忽这一规定的领主，政府以给予严厉惩罚相威胁。这位作者又说：“对于这样的地主和封主，他们从沙皇领得的领地和封地，将被收回还给沙皇，至于他们通过暴力和掠夺所获租税、则将命其交还农民。往后对于有过这种行为的人，永远不发给领地和封地。”
不仅如此。
国家不仅力图使地主所属农。。
民免于贫困。
在科托希欣的著作里直接写道：“如果有人胆敢对其封地购买的庄稼人实行这种恶习，则将他的这些农民无偿没收，并无偿地发给他的善良亲属，而不发给这种使农民破产的人。”
①根据这些有意义的证词，可以断言，无论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农民的地位多么恶劣，但领主对他们的权力，还没有完整到“开明的”十八世纪所逐渐达到的程度。但在这里对我们说来，重要的只是问题的社会心理方面。
非常明显，农民不可能不知道上述那种规定的存在。同样明显，这种规定对于他们的心理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农民担负着农奴依附性的沉重枷锁，他们聊以自慰的思想是：他们在莫斯科有保护人能够在极端贫困时，立即前来帮助他们，而且往后也许还要完全解放他们。当波索什科夫后来写道，地主不是农民的永恒主人时，他——本人便属于农民等级——所反映的就是这个思想。
我们知道，这个思想直到１８６１年，甚至更久，
①科托希欣：见前书，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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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９２
一直不曾离开农民的头脑，因为他们觉得２月１９日给予的“自由”
，并不是“真正的”自由①。
ⅩⅤ
莫斯科政府表述其对赋役群众的关怀的文书，是写得很精巧的。当时的官僚还没有学会用同中文一样难懂的俄文来说话。上面引用的文告继续写道：“我们通告你们，我们对你们慈悲为怀，希望你们在上帝的保佑和我们的宽厚照顾下，生活于宁静安逸之中，免受大的灾祸与凌辱，亲近你们，不交罚款以及其他任何捐税，你们在一切事情上可望得到我们沙皇的慈悲。”不难想象，中央政府对人民的这种态度，会在人民中造成什么印象。这样的态度使他们以为国王并不知道他的军政人员在压迫他们的那种信念，牢不可破。
在对城市发布的文告里，说沙皇命令所属官吏保卫这些城市不受大贵族和任何人的压迫。当然，商人怎样也不会相信官吏认真保护他们去抵抗大贵族的巧取豪夺：他们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官”的习性，是太了解了。然而如果中央当局的美好决定是由于官吏的过错而未获执行，则人民为此只能归过于官吏，而更加寄希望于国王。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国的劳动居民虽然反对沙皇的臣仆，却丝毫不顾反对沙皇的原
①１８６１年农奴解放，２月１９日为颁布解放农奴命令的日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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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故。这一点奥列阿里已看出来①。也许，比奥列阿里看得更明白的是“盗贼成性的”
哥萨克人，他们是当时的造反专家。
他们确实对中央政权的最高代表，是没有虔敬之忱的。斯捷潘。拉辛向一名由阿斯特拉汗军政长官派来见他的官员说：“告诉你的长官，我不怕他，也不怕在他上面的人。”
他还夸口说，他将攻占莫斯科，把“在上面”
、即在王宫里的所有文件都烧掉。但拉辛在准备去伏尔加河上游时却宣布，他只是反对大。。。。。
贵族；他的战友们对沙皇的士兵说：“你们是为叛逆者，而不。。
是为国王作战，但我们却是为国王作战。“在拉辛的部队里，”便有一个冒充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僭王马克沁。奥西波。。。。。。。。。
夫“
②。由此可见，“盗贼成性”的哥萨克是怎样理解赋役群众对国王的态度的。
克柳切夫斯基说，在混乱时期，冒名行骗成为俄国政治思维的一种刻板的形式，一切社会不满都体现于这一形式之中③。
拉辛的战友的上述策略使我们相信，就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冒名行骗仍不失为这样的形式。但它在下一世纪里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一点我们大家根据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便知道了。
①“的确，俄国人，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虽然身为奴隶，受着沉重压迫，但是出于对他们的统治者的爱戴，是能够忍受各种痛苦的。但一旦超过了限度，那他们也可说是”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ａｓａｅｐｅｌａｅｓａｆｉｔａｎｄｅｍｆｕｒｏｒ（忍无可忍就要造反）……
在这种情形之下，结果总是酿成危险的变乱。不过，这危险与其说是反对国家元首，毋宁说是反对下级官吏的“。
（奥列阿里：《莫斯科游记》，第２０—２０１页。）
②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３卷，第３０３—３１５页。
③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４６—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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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９２
但是，为什么俄国的政治思维体现在冒名行骗这个形式上呢？就是因为政治思维的极端不发达。莫斯科国的赋役群众虽然遭受沙皇臣仆的压迫，并且时常起来反对他们，但仍旧信仰沙皇是他们的天然保护者。这一思想后来在俄国广泛传播，远远超过了大俄罗斯的范围。只有这种广泛传播才能解释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南俄“造反派”斯特凡诺维奇和杰伊奇的著名奇吉陵图谋①。
就力图限制官宦等级的欲望于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央政权而言，问题是要不过分减少直接用于满足国家需要的那部分赋役人民的剩余劳动。在这方面，中央政府的利益是同劳动群众的利益相接近的，因为劳动群众也常常颇为坚决地要求“一切属于国王”。这完全符合东方专制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性质，那里的劳动群众命定地要困于无可奈何的农奴制从属地位，最多只能在各种不同的这一从属地位之间选择，他们往往宁愿从属于中央政权。
但是反对军职人员横行霸道的斗争，有时甚至在十七世纪也使劳动群众发生一种思想，以为自治比“官僚主义的因循”对他们更为有利得多，这时在人民的愿望和东方君主专制的意向之间，便暴露出尖锐的矛盾。起
①１６８３年夏，有一名修道士约瑟夫，在顿河一带散发“盗贼的”信件，其中用沙皇伊凡。阿列克谢维奇的名义写的那封信说，他命令哥萨克开到莫斯科去，因为大贵族不听他的话，对他没有应有的尊重，“写了其他许多不能说的猥亵的言词，对总主教和主教也都写了许多猥亵的言词”。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３卷，第９３１页）。人民的心理使十九世纪的南俄“造反派”想到利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伪造文告这一鼓动方式，这就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而言，是同十七世纪的鼓动家适应这种心理，伪造沙皇伊凡五世的假文告，完全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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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义的普斯科夫人，无论所提要求多么温和，都遭到莫斯科政府的断然拒绝。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答复他们说：“我们的奴隶和孤儿从来不对我们伟大的国王发出指示，你们在现在的变乱之前，原应叩头恳求，至今惶恐不安，你们是不能自治的。”
最沉默的沙皇对于人民参加国家管理问题，是有其自己的、完全明确的观点的。他说：“在我们祖先的时候，从来没有庄稼汉同大贵族、侍臣和军政长官一道参加审判事务的事情，往后也不许有。”
①谦虚的普斯科夫请愿者，他们如果有幸看到沙皇，可能要反驳说，甚至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最严厉的“祖先”——伊凡四世——也认为必须允许庄稼汉参加审判事务啊！但是自伊凡雷帝以来，莫斯科河桥下的水滚滚流逝，世袭君主专制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远远超过它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关系了。在十六世纪为凶残的暴君所允许的事情，在十七世纪却甚至最沉默的“统治者”也不允许了：事物的客观逻辑是如此稀罕地以国王的个人特性为转移的。
ⅩⅥ
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在莫斯科，“社会不象在东方专制国家那样，是一种没有差别的人群。
在东方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以人人无权为基础的。莫斯科社会是经过分解，分化为阶级，这些阶级在封地时代便已形成“
②。但是同这一意
①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２卷，第１５４４页。
②《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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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９２
见相反，任何一个东方专制国家的社会都不曾是一种没有差别的人群。
在每一个东方专制国家，社会都多少经过分解；在每一个东方专制国家里，社会都分为阶级。所有这些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尽管分解和分化了，它们的居民却由于在对国王——对神圣的汗、对法老、对沙赫、对苏丹等等——的关系上无权，而相互平等。而这恰好是莫斯科国的特点。毫不足怪，它的居民的那些为东方君主专制国家所特有的政治概念，是同它的内部关系的东方特性相适应的。
谈到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人民运动中的“礼貌”
问题，最好是阐明一下，所谓“礼貌”应该怎样理解。无可争议，莫斯科的“变民”在１６４８年５月抓住沙皇坐骑的笼头，要求他撤换列昂季。普列谢夫的职务，是“没有礼貌”
的。
同样，１６２年７月，骚动的劳动人民于到达科洛明斯克时，妨碍当时正在庆祝女儿诞生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作完弥撒，抓住他的钮扣，要求他处置叛逆，也是“没有礼貌”的。最后，最“没有礼貌”的是，他们在回答沙皇的诺言时，竟然怀疑地问道：“靠得住吗？”而且只是在迫使沙皇向天发誓，并给叛逆以严厉惩罚时，才安静下来。国王的孤儿绝不可能学会当时沙皇奴隶的彬彬有礼的宫廷风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无限制的沙皇权力的最热情拥护者和最坚决保护者。
此外，还应考虑下列一点。莫斯科“变民”在十七世纪的表现，同十六世纪的“变民”完全一样。
１５４７年４月，他们打死国舅ＭＢ格林斯基，其后又到沃罗比耶沃村去见幼A A主，要求他交出他所窝藏的外祖母安娜。格林斯卡娅公爵夫人和她的儿子。这也是很“不礼貌”的。值得指出，这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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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沙皇郊外行宫前的示威行动，是用后来在科洛明斯克对付前来会见沙皇阿列克谢的“变民”的同一办法结束的：根据伊凡的命令，用武力驱散了示威的“变民”
，唯一的差别是：示威的群众在科洛明斯克所付代价，比在沃罗比耶沃所付者多。
但是那些抓住沙皇阿列克谢的钮扣，说他还很愚蠢，只知听从大贵族意见的“变民”
，如果听说官宦阶级企图限制国王的权力，那他们是会出于最真诚的愤慨，群起反对官宦阶级的。
官宦阶级深深知道这一点。他们对沙皇的奴颜婢膝的礼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受了这种人民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还解释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大贵族从沙皇手中取得某种限制沙皇权力的文告的企图，实际上并未获得任何结果。
索洛维约夫说：“必须一读出自市民手笔的关于混乱时代和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朝代的普斯科夫传说，方可了解城市人民对于大贵族争取保障自己利益的文告的行为，多么感到厌恶。”
①然而，实行骚动的，正是这些城市人民；也正是他们，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骚动时期”
，表现得“没有礼貌”。
至于对“神的虔敬”
，大家都知道，这种虔敬在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它没有妨碍野蛮人在忿怒的时刻对他们的神采取很不礼貌的态度。但是不能根据忿怒的野蛮人有时会毒打他们的神，便断定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没有神的帮助。相反，野蛮人所以忿怒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没有神助便不能保护自己：毒打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神的
①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２卷：第１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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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９２
善意。
“骚乱时期”
丝毫没有动摇——无论在城厢或在农村——莫斯科人民对最高当局的传统态度。为了动摇这种态度，只是在“变民”中散布沙皇由于软弱无能和没有经验而纵容军职人员的流言，是不够的。我们往后便可看到，这种态度在分裂运动的影响下有所动摇。但动摇得很不多。实质上，这种态度就在那时也没有改变其本质。
法国劳动人民在反对其所憎恨的盐税时，高呼“不收盐税的皇帝万岁！”
（Ｖｉｖｅｌｅｒｏｉｓａｎｓｇａｂｅｌｅ！）
他们由于长期受到巴黎官僚的折磨，愤恨他们，便认为“坏的不是皇帝，而是他的大臣”
，而聊以自慰。
在他们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的时候，也许会以为在法国，劳动人民对最高当局的看法，也同莫斯科国劳动人民对最高当局的看法一样吧！的确，无论法国或莫斯科国，劳动人民对于最高当局的观感，是从相同的心理因素构成的。然而由于我们知道的这两个国家社会成分和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差别，同样的心理因素在法国和莫斯科罗斯所结合的政治观念，甚至初看起来仿佛相同，却还是不同的。在缙绅会议上济济一堂，沾沾自喜的莫斯科人，从来没有提高到在法国三级会议代表演说中时常看到的那种特性。他们不曾说，勤恳的奴隶是一回事，而忠实的臣民又是一回事。
与此相符，法国劳动群众也更易于达到这样的理解，认为如果有坏的部长，这即使不应归罪于国王个人，也应归。。
罪于君主专制这个制度。关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的各次事。。
件，是指点得非常明确的。
-- 313
第七章 转向西方
Ⅰ
在混乱时代以后的３年中，莫斯科国的内部关系愈来愈多地呈现出东方大专制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性质。社会存在的。。
这种发展过程，必然要影响于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在。。
事实上也相信，当时莫斯科人的政治概念是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的。但在这同一时期，莫斯科国最初是非常缓慢地，后来却越来越迅速地转向四方①。这种转向也不能不影响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所周知，一个国家在思想发展方面的对立影响的斗争，总是要给这个方面增添一些相当大的紧张因素。我们马上就可看到，十七世纪莫斯科罗斯的社会思想史就不是没有这种因素的。然而为了更好地阐明在思想发展方面的两种对立影响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最好再次探讨一下，为什么莫斯科罗斯恰好在其内部关系的性质比任何时候更为接近东方，而且仍在继续接近东方的时候，即为什么在它看来应该愈加对西方不感兴趣的时候，却开始转向西方。
①“罗斯从东方走向西方”……（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３卷，第７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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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０３
不久以前，我国著名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再次提出——虽然措辞不同——这一重要问题。他断言，他的许多先行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抱着一种不恰当的方法论观点：“俄国因为终于认识到教育的利益，而开始向西方学习。俄国人开始到外国去（这时经常传说着一些笑话，表明他们当时是多么可笑）
，外国人也开始来到莫斯科——由于问题在于教育，所以外国人中以医生、药剂师、艺术家以及各种技师为主；逐渐开始了“文化交流”
，在彼得时这曾顺利地使莫斯科的野人剃去自然长在下巴的胡须，而增加了大量头发，蓬松起伏，俨若假发。他们同时建造了舰队，最初开办初级学校，后来开办科学院，在这以后，前来俄国的，就不仅是药剂师和医师，而且有欧洲科学界的名人了“
①。
波克罗夫斯基预防人们责备他是进行讽刺，所以建议他的读者读读已故布里克涅尔的大量著作，因为在他的著作里，“大量的——有时是很珍贵的——实际材料，便是根据这一观点汇集起来的”。他还说：甚至索洛维约夫“也距离这种幼稚的学究气不很远。”
现在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这一初步评语，作些研究。这种认为一个国家所以向另一国家学习，只是由于认识到教育的利益的观点，应该说是一种什么观点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所以，许。。。。。。
多研究俄国欧化问题的作家，都是唯心论者。这是完全正确的。
特别是说布里克涅尔到老还是抱住唯心主义观点不放，也
①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古代史》，第３卷，第７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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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是正确的；可以说，他的唯心主义观点时常是“幼稚的学究气”的观点①。不过，我们即将看到，布里克涅尔自己在说明俄国欧化的过程时，并未能经常成为一个彻底的唯心论者。
至于索洛维约夫，虽然对历史唯心主义时常作出很大贡献，但恰恰在俄国欧化问题上，与波克罗夫斯基所见相反，远远离开了启蒙学者的“幼稚的学究气”。
他写道：“俄国人民经过在八百年的东向运动之后，开始急剧地转向西方；经济和道德的破产要求转向，要求给人民生活以新的道路”
②。这几句话已充分明确地表明，索洛维约夫是根据俄国人民的经济需要，求得其从东方转向西方的最
①试举一例：布里克涅尔说，在鞑靼人入侵后，俄国社会政治关系开始呈现出东方的性质（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ｈｅｒ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ｄｅｓＳｔａｔｓ）。但是他用鞑靼化（Ｔａｔａｒｉｓｉｅｒｕｎｇ）一词来表示这种接近，却是完全错误的。他称鞑靼人为“草原骑士”
，即游牧部落。因此，如果俄国“鞑靼化”了，则居民的职业及其相且关系便应愈来愈加同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那种职业和相互关系相类似了。
然而我们所看到。。
的却是完全另一种情况。不错，东北罗斯从鞑靼人因袭了某些语辞和习惯。但这种因袭只是表面的。大俄罗斯国的内部生活所模仿的不是游牧部落的生活，而是东方大农业专制国家的生活。这些专制国家也都遭受“草原骑士”的折磨，而且。。
在“文化”方面也都从他们那里有所因袭。然而毫无疑义，所有东方专制国家同“草原骑士”
冲突的影响下，都愈来愈加发展了距离游牧部落所特有的那些社会政治关系愈来愈远的社会政治关系。布里克涅尔所以没有看到这一情况，就是因为他虽然想用“文化”发展过程来解释历史的过程，但他对文化发展的动因的一般观点，却仍旧是纯粹唯心主义的。
他是这样推论的：鞑靼人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由于他们的入侵，罗斯便比以前更不开化了。
这就是说，罗斯是“鞑靼化”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布里克涅尔显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无所知的——游牧部落对于农业民族的内部关系发展过程的影响，是要复杂得多的。
②《俄国史》，第３卷，第８０３页。
-- 316
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０３
深刻原因的。用一个民族的经济需要来解释其历史的最重要转折时代，是没有历史唯心主义错误的。当然，他也提到莫斯科国的道德破产。
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
此外，请注意，索洛维约夫指出“经济的破产”
，先于道德的破产的。我们据此可以断言，他在研究俄国的欧化过程时，是接近于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历史观的。很可能，他自己并不明确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这一历史观。而且我们也没有根据认为他是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他尽管是不自觉地抛弃了唯心主义而接近于唯物主义观点的地方，责备他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那是不公平的。
Ⅱ
的确，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自己也承认，俄国史学家很快便不再满足于将莫斯科罗斯比作一个中等学校的班级，而感到不得不“在莫斯科的土壤上探求欧化的具体明确的根源”。但他认为这些探求也都非常失败。
“变革的客观需要第一次被说成是军事—财政的需要。俄国必须成为欧洲，因为。。。。
不这样它便经不起同欧洲国家的竞争：这样可以简略地归结出新公式。留心的读者已可看出，在这个公式里还留下了什么奇切林—索洛维约夫式的形而上学。预先假定俄国为了某种目的而必须存在，这便是世界过程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过程的计划，甚至在我们有重大的根据来怀疑这个计划的存在的时候，任何解释都是浮在天空的。任何解释都有如同义字的反复。俄国安然无恙，因为它能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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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为欧洲，而它所以成为欧洲是为了要安然无恙：鸦片能催眠，因为它具有催眠力，如果它没有这种催眠力，它便不是鸦片了“
①。
老实说，尊敬的学者的这种推论，对我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他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有重大的根据来怀疑任何世界过程计划的存在，但不能据此便断定，用军事财政的需要来解释俄国的欧化，是“浮在天空”。这是不够的。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逻辑错误，并不是什么同义字的反复。根。。。。。。
据波克罗夫斯基所说的情况，他们的错误是所谓循环论证。。。。
（ｃｉｒｃｕｌｕｓｖｉｔｉｏｓｕｓ）。
如果他们说：“俄国安然无恙是因为它能。。
够成为欧洲，而它所以成为欧洲是因为它安然无恙，我们便。。
可以责备他们犯了这一逻辑错误，——与同义词反复有实质。。
性差别的错误。然而根据我们作者的说法，他们的推论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说：“俄国安然无恙是因为它能够成为欧洲，。。
而它所以成为欧洲，是为了要安然无恙。“
这两句话在这里用。。。
一个语气词“而”连接起来，就内容说，其远非循环论证是同下面的两句话完全一样的：“焦万尼安然无恙，因为他在地。。
震以前便离开了米新那，而他所以离开米新那是为了要安然。。
无恙。“换言之，焦万尼预知灾难的到来，因为害怕罹难而离开了米新那。如果我是这样说的，那读者便可以问我：焦万尼是否真正预知地震的发生呢？在那样的条件下，他能否预。。。。。
知地震的发生呢？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必须对事情详加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