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星期一)早晨6点20分，在黎明前的暗光下，营作战官马特·狄龙上尉跪在地上，双手在其背包里翻找煮热巧克力的材料。我站在他附近凝神注视着陆区周围宁静的昏暗，一种不安的心情涌上心头。这种心情与萨威杰和被敌围困的二排没有关系。他们已经熬过了长夜，而且没有新的伤亡。我和狄龙已经为营救他们设想出了一个计划。我此时的不安心情跟他们没有关系，使我不安的是别的事情。这时我周围的一切太寂静，太安宁了。我立即朝狄龙转过身去，让他命令所有连队立即派出侦察巡逻小分队，到他们各自阵地的前方摸清楚敌人的活动。狄龙发出了命令，与此同时，他的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麦克柯勒姆斯四级专业士官点燃了一个燃料块放在水壶下面烧水，准备煮热巧克力。
当各连的侦察巡逻人员准备从环形防线悄悄出发搜索敌人潜入分子的时候，我指示狄龙透过无线电通知所有连长到鲍勃·爱德华的指挥所去见我们，该指挥所设在三连防线的后面，我们要在那里讨论冲向萨威杰阵地的最佳进攻路线。我已经拿定主意用三个连的兵力去突破敌人的包围，它们是约翰·赫伦的二连、托尼·纳德尔的一连和鲍勃·爱德华的三连。三个连部署成楔形队形。我将和二连一起作战，让狄龙在着陆区负责。紧接着猛烈的近距离空中和炮兵准备性火力轰击后，我们将跃出那条干河床开始营救行动。当我们向西朝萨威杰的阵地前进之际，我们要让炮火在前头以同等速度推进。迪杜里克和利顿这两个连将留在后头作为预备队，保卫那个小着陆区。这是一个好计划，但是并未执行。
鲍勃·爱德华上尉记得：“天刚破晓穆尔中校就计划发起攻击，打到被敌人切断的二排阵地。各连连长要到我的指挥所讨论营救方案。他同时指示从我们的阵地派出巡逻人员，因为夜间敌人的狙击手或潜入渗透部队可能已经摸到了我们环形防线的前面。我把这个指示传达给我连的排长们，并且让他们四个排各派一个班出去，向阵地前方搜索大约200米。乔希根中尉的二排和克罗杰中尉的一排派出去的两个巡逻班向前搜索了约150米就遇上了敌人轻武器的火力。他们立即开火还击，并且开始向阵地方向后撤。”
乔希根的副排长罗伯特·杰米森回忆说，天亮前他和乔希根中尉分享了一个水壶里的最后几滴水，他的其他水壶都滴水不剩了。“天刚破晓，我们派出了一个巡逻小分队。入选小分队的是西德尼·科恩参谋士官、亚瑟·L．布伦森四级专业士官和其他3个人。他们的搜索巡逻使我们免遭突然袭击。他们发现了正在前来攻打我们阵地的敌人。他们连忙往回跑，布伦森一边跑一边高声大叫：‘副排长，他们来啦！他们人很多。准备射击！’我让机枪手们等敌人走近了再开火。”
在营指挥所里，敌人的进攻像一声巨大的爆炸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激烈而又密集的枪声极其清楚地告诉我们，“X光”着陆区环形防线的南面和东南面两个地段正在遭到极端猛烈的进攻。我大声指示狄龙调来一切可能调来的火力。敌人的火力横扫着陆区，打进了我的指挥所。这时是早晨6点50分。
战斗发生时，当时的黄凤中校正在德浪河地区，他起草了北越人的战斗后报告。他说：“我们本来计划在凌晨2点钟发动进攻，但是由于空袭，加上我们营的一部分部队迷了路，攻击延后到早晨6点30分。担任进攻任务的是第六十六团的第七营。越共当地武装力量的一支部队H－15主力营也参加了进攻。”
鲍勃·爱德华在无线电上心急如焚地设法得到他的四个排的消息。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他的一排和二排阵地的附近区域，这两个排守卫三连防线的左侧翼。他在无线电上既得不到克罗杰中尉，也得不到乔希根中尉的回话。只有富兰克林中尉和兰恩中尉作了回答，这两个排守卫三连防线的右侧翼，他们打得比较顺手。爱德华上尉和在同一个指挥所散兵坑里的5个人开始向蜂拥而来的敌人射击。
过了一会儿，爱德华在无线电里绝望地呼叫“我需要帮助！”我告诉他不行，他暂时必须依靠自己的兵力和火力坚守住。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敌人在我们环形防线周围别的地方干些什么，如果我这么快就把很小的一支预备队用上，这在战术上是不妥的，甚至是自取灭亡。显然三连卷入了一场恶战，但是他们的防线没有被敌人突破。
鲍勃·爱德华估计他的连正受到两三个连敌人的攻击。更糟糕的是，炮火和空中火力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大量的敌人就跟乔希根和克罗杰的两个排短兵相接了。此时北越人已经安全地进入钢铁火力圈以内。
我的指挥所、一连和二连正好在平坦的开阔地的对面，即在爱德华的散兵坑的后面。敌人的低伸火力穿过或飞越三连的防线以后打到了我们这边。
二连连长约翰·赫伦说：“我提醒全连注意，如果敌人突破三连防线进入着陆区到了我们的背后，我们随时转回身来，从相反的方向自卫反击。”一连连长纳德尔上尉的无线电操作员塔纳尔专业士官回忆道：“天色破晓时一切又从头开始。我记得用一根大木头作掩护。我不时地看到树上枪口冒出的火光。一见到枪口的火舌我们就开枪。”
鲍勃·爱德华之所以在无线电上呼叫不到克罗杰和乔希根，是因为这两位排长和他们的士兵正在为求生而激战，朝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扫射。杰米森士官说乔希根排里的士兵在很浅的散兵坑里，他们只能俯卧在里面。每个坑里有两个兵，坑与坑之间的距离约为10米左右。杰米森说：“敌人头戴钢盔，钢盔上套着网，网里插着草，他们看上去像一棵棵小矮树。敌人有100多人，猛攻我们的右侧翼，和左侧翼的一排。乔希根和我的散兵坑大约在我们阵地的中间位置。他们打了一阵子未能得到手就后撤了。然后他们分成两股。一股开始企图从左侧翼包抄我们，但是詹姆斯·康默四级专业士官的机枪阻挡住了他们。另一股敌人继续攻打我们的右侧翼。首批负伤的人之一是我右边的科恩士官。然后别的人也受了伤。”
威利·P．高伯德一等兵是佛罗里达州人，24岁。他的阵地位置离杰米森士官的左边20米远。他从自己的阵地向敌人射击时中了敌人的子弹。杰米森回忆说：“高伯德高声叫道：‘谁来救我啊！’我大叫一声：‘我去救他。’乔希根中尉大声回答说：‘不行，我去！’乔希根从他的散兵坑里爬了出来去帮助高伯德，他也中了弹。这时离战斗爆发仅10分钟左右。”乔希根的背部和头部中弹，他当即被打死。他企图抢救的高伯德一等兵随后也死于枪伤。
现在敌人已经打到离爱德华的防线不足70米的位置。他们疯狂地开火，一些敌人低缩着身子，有时匍匐向前爬行。其他人跟他们穿过的草地里的高草差不多高，挺着身子攻来，一边前进一边射击。他们向前推进时相互喊叫，而且也朝爱德华的士兵喊叫。军官们吹着哨子，用手和胳膊做各种信号姿势。有几个敌人甚至扛着82毫米迫击炮的炮管和炮盘底板。显然这场战斗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打完就跑。他们想要在这里待下来。
小亚瑟·维拉四级专业士官是罗得岛里维尔赛德人，22岁。他的武器是M－79榴弹发射器和一枝点四五口径手枪。他说：“巡逻队出去后就发生了枪战。战斗一旦开始就很快到处打响了。过了约10分钟他们就冲到我们前面了。我记得一个伙伴叫喊：‘看看他们！看看他们所有的人！’至少有200名敌人快速向我们进攻。我大声催他开始射击，并且猛力把他推进一个散兵坑。我不停地用我的M－79榴弹发射器向敌人开火。我们的军医两条腿都中了弹，他像疯了似的，拼命用自己的胳膊把身子从地面上撑起来。”
杰米森士官说：“一排有个人跟进了我们的阵地。他的头部中弹。他对我大叫道：‘士官，他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把我们打得一团糟！’”杰米森说他手下有个班在该排阵地的最右边，紧靠克罗杰的一排。在克罗杰的排遭受敌人的猛烈攻击的时候，这个班几乎被敌人全部消灭了。阵亡者中包括班长雷金纳德·A．瓦特金斯士官，25岁，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人。
乔希根那个排之所以没有被优势敌人打垮，是因为两挺M－60机枪发挥了关键作用。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C．康默专业士官和克林顿·S．波利四级专业士官操纵其中一挺机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福克斯四级专业士官和来自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纳赛尼尔·伯德四级专业士官操纵另一挺机枪。康默和波利在左边，伯德和福克斯在右边，挨着一排。康默的机枪的射界跟左边四连的武器形成交叉火力，伯德和福克斯的机枪火力跟一排的火力交叉。这两挺机枪不停地把敌人扫倒。
现在爱德华的三排也受到了攻击。三排的排长是富兰克林中尉。但是幸运的是，攻打三排的敌人人数和凶猛程度不及攻打克罗杰和乔希根那两个排的敌人。在富兰克林的右边爆发了激烈的枪战，二营二连兰恩中尉那个前来增援的二排也卷入了枪战。约翰·塞特林士官经历了那场枪战。他说：“就像半个营的敌人一起攻打我们。他们对我们迎头猛攻。我还以为我们即将被打垮。敌人打我们时，他们的火力低伸得出奇。子弹贴着地面朝你飞来，竭力想打断你的腿，如果你的散兵坑不够深，他们就会打掉你的脑袋。当他们开始朝我们开火时，子弹就像倾盆大雨一样急泻而来，你几乎不能抬起头来还击。你只能把武器举起来，扣压扳机，把弹匣里的子弹一下子打光。”
在营指挥所里，当鲍勃·爱德华上尉的声音传来的时候，我的耳朵正紧贴着无线电送受话器。他急促地说：“我中弹了。”我问他伤势重到什么程度，他能否继续负责指挥。他回答说他已经倒下，他的左臂已没有用了，但是他将竭尽全力坚持下去。跟连长在同一个散兵坑里的欧内·鲍龙四级专业士官说爱德华的后左肩和左腋窝血流如注。
爱德华的通信士官赫尔曼·R．霍斯特勒颈部中弹倒下，鲜血涌流。然后爱德华看见两三个敌人：“就在我的跟前，我站起身来，丢了一颗手榴弹，并且立即感到背后被猛烈沉重地推了一下。我倒在散兵坑的地上。我已失去了活动左臂的能力，但是神志尚清醒。我在无线电上呼叫穆尔中校，并请求他把我的副连长派来替我指挥。”
爱德华的副连长是约翰·W．艾灵顿中尉，23岁，北卡罗来纳州人，196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我把他从弹药存放区叫来，对他下了简令，让他出发去接管三连的指挥。艾灵顿出发了，弯着腰跑过了50米的开阔地朝连指挥所奔去。
此刻爱德华又在无线电上呼叫狄龙，他告诉狄龙他非常担心敌人已经渗透到他们的位置。他说：“当我看到那些敌人就在我阵地的前面，我就知道我需要至少一个排来帮助我。我需要有人到前面堵塞那个缺口。我竭力说服狄龙我的需要跟别的任何人的需要一样大，因为我的防线拉得长，比较单薄。我把另外两个排推去补缺口。他们尝试了，但是敌人火力太猛，他们不能有效地堵住缺口。”
爱德华所说的渗透发生在尼尔·克罗杰中尉的阵地上，在鲍勃·爱德华的连指挥所散兵坑的正前方。显然敌人在那一点上攻破了三连的防线。
爱德华的火炮前进观测员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连指挥所那个散兵坑里，无法调整引导炮火。营火力支援协调员杰里·怀特赛德上尉沉着地站起身来，冒着敌人的火力从土丘顶上凝视三连阵地前面的敌人，不停地调整引导炮兵和空中火箭炮直升机轰击敌人。
我们的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中尉早已行动起来了。黑斯廷斯意识到灾难临头，于是他立即凭本能作出求援决定。他说：“我使用了密语‘断箭’，意思是美国部队在跟敌人作战，有被击溃的危险。很快在南越的所有作战飞机都飞来给我们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我们让这些飞机之间各相隔300米距离，从2000米高度到10000米高度成台阶状依次等候地面管制员指引目标，然后投下它们的炸弹。”
到了早晨7点15分，四连的机枪和迫击炮阵地前突然爆发战斗。似乎是敌人对紧挨着爱德华的三连的左侧翼的一个防御地段发动的单独进攻。开始时的报告估计敌人约有两个连的兵力，许多敌人身穿黑色军服。这是一个越共营，即H－15主力营在战场上首次露面。
四连的士官长沃伦·亚当斯是经历过3次战争的老兵，那天他在环形防线阵地挖了工事参加了战斗。他记得：“有些敌人偷偷地摸到阵地前面来打我们。我和无线电操作员身边不停地有手榴弹爆炸的碎片蹦来蹦去，一个弹片打进了我们火力引导中心那个散兵坑，打断了沃尔特·尼姆耶尔士官的一条腿。我和无线电操作员决定清扫一下附近的一个土丘，手榴弹就是从那个土丘后面扔过来的。我们两个人都是一只手拿一颗手榴弹，拉着发火销，飞快穿过树和灌木丛，跑到土丘后边就把手榴弹扔了过去。果然不错，当我们伸头去看时，发现土丘那边有两三个敌人的尸体，还有衣服、几枝AK－47步枪。其中一个敌人肯定是个军官，我们捡起了他的手枪。”
乔治·麦克唐纳四级专业士官是三连的一个迫击炮手，战斗中他守在自己的迫击炮旁边，靠近亚当斯士官的阵地。他回忆道：“当我们的防线受到攻击时，敌人离我们很近，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迫击炮。上级让我使用M－79榴弹发射器和手榴弹，我对结果很满意。我记得跟一个刚参加陆军的新兵说过话。他告诉我他才17岁。一会儿以后一枚火箭击中附近的一棵树，火箭爆炸的碎片在他背上留下了好多伤口。他那天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我敢打赌这是第一骑兵师唯一的一件白色衬衫(开赴越南前夕，上级命令所有骑兵士兵把衬衫染成军绿色)。后来我听说他被送到了后方。”
此时合众国际社记者乔·盖洛威伏在着陆区空地另一边的地上，敌人的火力像冰雹一样呼啸飞过营指挥所上方。他说：“我俯卧在地上，紧紧抓着步枪，准备随时等着敌人突破防线攻入着陆区空地。子弹打在地上，偶尔的火箭榴弹或迫击炮炮弹爆炸时，我可以看到尘土被掀起一道道烟柱。就在激战之际，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小伙子从树丛里踉跄走出来，并朝我们这边摸过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始朝他喊叫挥手，示意他回头隐蔽。他继续朝我们这边走，终于看见了我们。他转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后背已被炸烂了，鲜红的血浸在白衬衫上看起来叫人害怕。后来他自己走到了营急救站。”
到这个时候我心里确信敌人的主攻方向在我防线的南面和东南面，他们企图在那里打垮我们的防守。我让作预备队的侦察排准备好，随时增援三连或四连防守的地段。战斗的枪炮声大得让人不敢相信。我经历过两次战争，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听到过这么震天动地的枪炮声。我想给鲍勃·爱德华帮助，但是判断现在使用预备队仍然太早。所以，我让狄龙指示托尼·纳德尔上尉迅速从一连抽出一个排的兵力，越过着陆区的空地前去增援三连。
纳德尔不想削弱他的左侧翼，因为那边紧靠着三连的防御地段，而且把守着干河床以东向左的急弯。所以纳德尔决定抽出该连右侧翼的二排前去帮助爱德华。二排是乔·马姆那个排，马姆负伤后由副排长乔治·麦克柯里士官领导。然后纳德尔命令三排排长洛伦兹·内森参谋士官把手下的士兵分散开来，填补麦里柯里的士兵走后留下的缺口。马姆中尉那个排仅剩16个士兵了。麦克柯里带着这16个人走进营指挥所。我向他下达了简令，并告诉他爱德华的连指挥所的位置在哪里。
麦克柯里和他的士兵低躬着腰出发了，他们冒着敌人自动武器的密集火力快速跑过开阔地。他们失去了4个人，两死两伤，伤员包括麦克柯里士官本人，他的头部中弹。到达指定位置之前的这段距离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们终于抵达三连防御地段的左中部，在三连防线后面约15米。在那里的二排残余人员占据了射界较好的位置，为三连提供了一些纵深防御。然而越过着陆区空地这段距离就使我们损失了4个人，这件事使我确信，在我们削弱敌人的低伸火力之前，不宜再作内部部队调动。
由于三连和四连这边的枪炮声震耳欲聋，我在营指挥所没有注意到在北面40米处也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枪战，瓦利纽斯和二营二连其他几个迫击炮手被卷入了战斗。瓦利纽斯专业士官说：“早晨6点50分左右，我看到一个身穿卡其布军装、头戴钢盔、腰系子弹带的士兵在我们前面站立起来，上下挥动着他的胳膊。他站在齐腰深的草丛里，显然正在发出手势信号。我连忙让尤斯尔顿参谋士官注意，我们俩正好看到另外4个头戴钢盔的士兵从我们左边的草丛里站起身来，并且向我们的右边走去，他们提着一挺轻机枪。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在友军部队的后面，我们还以为这些奇怪而又纪律良好的士兵是澳大利亚人。我们用无线电跟上级联络后才获悉没有澳大利亚人跟我们的部队在一起，我们的前面没有步枪手守卫。恰在这时，北越人的机枪朝我们开火了。
“我们左边30米开外的地方有棵小树，树在离地面1米多高的地方开了一个Y形杈。敌人的机枪班起初就隐蔽在树后，然后从那里溜开，从我们的前面跑过。我看到一个人头从树杈里探了出来，我朝那个头打了一发子弹。一两秒钟之后，那个头又冒了出来，这次我开枪前仔细地瞄准了一下。当那个头再一次从同一个树杈里出现时我惊讶极了，我本来枪法是很好的，而且这个距离相当近，但我却连打两枪都未中。我接着采取了靶场上的射击姿势又打一枪。那个人头消失后又出现了。我就站在那里不停向那个冒出来的靶标射击。我又扣了10枪，每次都是单发，直到这个靶场关闭。”
瓦利纽斯的注意力这时已经转移到左边，那里的迫击炮阵地已经受到敌人机枪火力的直接压制。他说：“三个迫击炮手把炮管扳倒在地上，这样敌人就看不清隐在高草丛里的迫击炮的位置。因而敌人的机枪就不可能直接瞄准。敌人的机枪伍钻到了阿尔瓦雷兹布扎士官和唐姆斯·哥特尔士官的第二班的迫击炮坑之间。詹姆斯·拉特莱杰士官和他第一班的士兵跟哥特尔及二班一道设法从喷着火舌的敌人机枪下撤出了人员和迫击炮。这样就只剩下阿尔瓦雷兹布扎和另外两个士兵还在原来的位置上。由于怕误伤他们三个人，我们不敢朝敌人机枪还击。拉特莱杰用M－79榴弹发射器向敌人机枪发射了一枚榴弹。这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弗莱德·S．布希一等兵就起身朝我们重新集中的位置跑了过来，何塞·冈萨雷斯一等兵紧随其后。布希顺利地到达，但是冈萨雷斯数次中弹。拉特莱杰和其他几个人被榴弹的碎片击伤，这些碎片好像到处嗖嗖地飞似的。
“我们挪到布希和冈萨雷斯身旁，布希说阿尔瓦雷兹布扎还在迫击炮坑里，他已经负伤。维吉尔·希布勒毫不犹豫地解下子弹带，向三班的迫击炮坑爬去。我跟在他后面爬。我们刚到半途中，约15米，敌人的机枪就开始对准高草动的地方扫射，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我们爬到了迫击炮坑，这是一个不到2米直径的浅圆坑，离敌人的机枪不足3米远，但是敌人的火力打得较高。阿尔瓦雷兹布扎看上去已经死了。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明显的伤口，但是他并没有呼吸，而且我们摸不到他的脉搏。”
希布勒和瓦利纽斯的故事还没有完呢。瓦利纽斯说：“我们爬了回来报告说阿尔瓦雷兹布扎死了。当别人问他哪儿中弹时，我们回答不上来。大家不免有些怀疑他是否真的死了，或者我们有没有到达他的位置。这是我排的第一个中弹者，谁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有个人说可以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鼻孔下面，如果镜子起雾，这就证明他还活着。说来也巧，有个人身上带了一面镜子。维吉尔再次带我一道爬到阿尔瓦雷兹布扎躺的那个地方，以确定他是否还活着。镜面上没有起雾，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肯定他已经死去。这次敌人的机枪没有对着我们扫射，因此我们俩决定把他拖回去。他的体重约90公斤。敌人的机枪手立即得知我们的距离。刚好敌人弄清楚我们的确切位置时，我们的伙计们也看见了我们，并且立即向敌人开火。现在每个人都认为阿尔瓦雷兹布扎士官真的死了。由于敌人机枪周围已经没有我们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决定用手榴弹把它炸掉。我们投了第二颗手榴弹以后，敌人的机枪就停止了射击。”阿尔瓦雷兹布扎士官来自波多黎各，他阵亡时25岁。
敌人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水准正在提高。他对三连和四连的进攻计划得很周密，几乎做到了完全的出其不意。而且他不再像第一天那样分散兵力向我方进攻，今天他在25分钟时间内大约投入了1000人向我猛攻。我因为很担心赫利克那个排的安危，所以花费了过多时间考虑如何营救他们。我本应该更加注意敌人的战斗力。如果我对敌人的能耐有足够的重视，我就会在黎明时分让H－13侦察直升机从低空对几个通向着陆区的通道搜索一遍寻找敌人。
显然敌人指挥官整夜不停地把他的部队和援兵派往指定位置。他的目标是把攻击力量一直推到我们的鼻子底下，近得使我们无法有效地使用炮火，然后猛烈突破三连的防线，打进着陆区的开阔空地。等他得手后，他就乘势攻打我营指挥所和一连及二连的后方。只因我在天刚亮时就派出了侦察巡逻小分队并发现了敌人，这才使我们免遭彻底的灾难。
敌人的部队跟乔希根和克罗杰那两个减员的排相互扭打在一起。在猛烈的交火中，美国人和北越人共有几十人中弹后死亡。
鲍勃·爱德华的指挥所现在变成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坑，里面挤满了人。赫尔曼·霍斯特勒士官已经死去，躺在尘土里。欧内·鲍龙四级专业士官低缩着身子，左臂被弹片炸破，伤口直流鲜血。詹姆斯·P．卡斯特巴瑞士官是火炮前进观测员，他的无线电操作员是小欧文·L．布朗一等兵。他俩是该散兵坑仅剩下的未负伤者。他们在鲍龙身旁蹲着。子弹打穿鲍勃·爱德华的左肩和腋窝后，他颓然倒下，不能动弹，只好缩着身子坐着，把无线电的送受话器紧贴着右耳。爱德华说：“我继续尽最大努力指挥。敌人的一挺机枪瞄准我的指挥所那个散兵坑扫射，我们躺在坑里看着子弹掀掉散兵坑周围胸墙上的泥土。”
爱德华并不知道自己的伤势有多么重，只知道不能站起身来。跟他保持无线电联络的两个排继续报告说他们受到敌人火力的压制，但是防线没有被敌人攻破。两个受到敌人重创的排里没有人回答这位上尉的呼叫，敌人已经渗透到离爱德华那个散兵坑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了，投手榴弹都可以击中他们。所有这些情况仅仅发生在10～15分钟时间以内。
在敌人的进攻中，尼尔·克罗杰中尉的排首当其冲。尽管炮火和空中打击给敌人的后续部队造成重大伤亡，但是仍有一大群北越士兵推进至克罗杰的防线，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近战。
亚瑟·维拉专业士官蜷缩在一个散兵坑里用M－79榴弹发射器向敌人开火。他说：“枪炮声非常响。我们的右边被敌人占领了。(克罗杰)中尉在弹雨中从散兵坑里跃了出来。的确非常勇敢。他朝我大叫。我站起来想听清他的话。他大声叫我帮助掩护左侧地段。我朝他那边跑过去，当我到那边时他已经死了。他坚持战斗了半个钟头。我跪在他身旁，取下了他的身份识别牌，把它们放进了我的衬衫口袋。我又回去发射M－79榴弹，我的右臂肘中弹负伤。M－79榴弹发射器飞了出去，我仰面朝天摔倒在中尉的身上。”
此刻维拉用左手拿起他的点四五手枪向敌人射击。他回忆道：“然后我颈部中弹，子弹打穿了颈部。我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发出声音。我站起身来，竭力想负起组织防御的责任，但是中了第三颗子弹。那颗子弹打碎了我的右腿，把我掀倒在地。子弹从我右足踝上方打进，向上后又从腿后部穿出来，再穿进我的腹股沟一直钻进我的后背，紧靠脊梁骨。恰巧在这个时刻，两枚木柄手榴弹在我身子上方爆炸，把我的两条腿全都炸掉。我伸出左手朝下摸左腿下的手榴弹碎片，结果我的手哧地一声，好像触了烧得通红的火钳一样。”
杰米森士官当时在乔希根中尉的二排的防线上。他说：“我们的机枪不停地扫射，敌人接二连三地倒下。敌人渐渐移到了我们的右前方。那里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在杰米森的右后方约30米处，约翰·艾灵顿中尉已经安全通过着陆区空地，到达三连指挥所散兵坑，从身负重伤的鲍勃·爱德华上尉手中接过指挥权。爱德华回忆说：“艾灵顿抵达了我的指挥所，他伏在散兵坑口旁边跟我交谈了几分钟后就负伤了。他担心自己的伤势很重，他让我务必转告他的妻子，他爱她。
“我的心里想：‘难道他不知道我也受伤了吗？’艾灵顿的胳膊中弹，子弹钻进了他的胸部，擦伤一肺叶。他默默地忍受着疼痛。他还被M－79榴弹的碎片打伤。敌人显然缴获了我们的一个M－79榴弹发射器，并用它来朝我们上方的树木开火。”
敌人现在正一步步缩小对乔希根中尉那个排的包围圈。他们已经跟克罗杰那个排的幸存士兵混战在一起，并正向爱德华的散兵坑逼近。
上午7点45分，敌人向托尼·纳德尔的一连的左侧翼发动了进攻，该地段是一连和三连的关键结合部位。现在我们遭受来自三个方向的攻击。敌人步枪和重机枪的低伸火力撕碎了阔叶高草，掠过营指挥所和急救站。树叶、树皮和细树枝纷纷从空中飘落到我们身上。营指挥所里有好几名士兵负伤，至少有一名士兵阵亡。我的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P．奥爱莱特四级专业士官是缅因州人，23岁，身高1.8米，戴着一副眼镜。他中弹后瘫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似乎死了。我一直把无线电的送受话器紧贴着耳朵。战斗形势非常危急，我没有时间照料奥爱莱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5发以上迫击炮弹和火箭弹落在大土丘后面的营指挥所周围爆炸。我们已经陷入了殊死战斗，在三连的防御地段上我方伤亡严重。毫无疑问我们将需要帮助。我通过无线电请求蒂姆·布朗上校为我们准备另一个连的增援兵力，在没有不必要的冒险的前提下尽快集结援兵，随时出发。布朗总是有先见之明，在我请求之前他就已经命令二营一连处于戒备状态，并把二连集中到直升机旁，一接到增援请求就立即登机飞往着陆区。
乔·盖洛威回忆道：“敌人的火力很低，离地面只有几十厘米高，我竭力平卧在地面上。正在此刻，我感到一只作战皮靴抵在我的后背肋骨。我侧头仰视，看到巴兹尔·普洛姆利士官长高高地站在我身旁。普洛姆利弯下身来顶着震天动地的枪炮声对我大叫道：‘孩子，你躺在地上能拍到照片吗？’他很冷静，无所畏惧，咧嘴大笑。我暗自思忖：‘他言之有理。反正我们都将死亡，我倒不如站起来拍几张照片。’于是我站立起来，开始拍摄了几张照片。”普洛姆利朝营急救站走了过去，掏出了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子弹上膛，他对卡拉拉军医和他手下的救护人员说：“先生们，准备保卫你们自己！”
敌军指挥官对四连的进攻不很顺利。其实，如果他攻打我们环形防线上任何别的地段，他的战果会好得多。在四连70多米长的防线上有6挺四连自己的M－60机枪，再加上营侦察排的三挺M－60机枪。每个机枪伍都是满额编制4人，每挺机枪配给平时3倍的装箱子弹数量，即6000发7.62毫米子弹。在重机枪的左后方是营的81毫米迫击炮阵地。迫击炮手们正在对三连实施火力支援，与此同时，他们用步枪和M－79榴弹发射器在近距离阻挡敌人的攻击。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布里斯托的威拉德·P．帕里什四级专业士官，24岁。他是三连一个81毫米迫击炮班的副班长。我们把伤亡人员遗留下来的机枪和步枪收集起来发给迫击炮手，并且把这些迫击炮手部署在四连的防御地段上，帕里什就是迫击炮手中的一个。
帕里什回忆说：“我至今仍记得那无数的曳光弹。当我们受到敌人攻击时，我心里觉得即使一只蚂蚁也难以通过如此密集的弹雨。在我们右侧翼的士兵们开始高喊：‘他们围上来了！他们围上来了！’我跟来自芝加哥的詹姆斯·E．柯尔曼一等兵待在同一个散兵坑里。他有一枝M－16步枪。我拿着我的点四五手枪和他的点四五手枪。我还有一挺M－60重机枪。我们把枪架好，面对着散兵坑前面的阔叶高草。
“我正在朝正前方望去，突然看到有一些高草倒伏下去，好像有人在草丛里爬行。我大叫一声：‘谁？’没有人回答，我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回答。我转过身对柯尔曼说：‘烧他的屁股。’柯尔曼说：‘我的步枪卡住了！’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然后我又朝正前方望去，敌人突然间从草丛里冒了出来。我只记得我操起机枪就开火，而且从那时起，平时的训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的心里可能想到别处去了，因为我真的不记得我干了些什么。我完全不晓得到了什么时间，也不晓得当时的情形如何。”
根据他的银星勋章嘉奖词的摘要的说法，帕里什专业士官用那挺M－60重机枪扫倒了一批又一批敌人，直到他打光所有的机枪子弹。然后他冒着敌人的火力站了起来，左右手各持一把手枪向20米以外的敌人发射一夹又一夹子弹。他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帕里什说：“我觉得我并没有比那里防线上的任何人多干了些什么事。我记得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无数的喊叫声，然后立即平静了下来。”威拉德·帕里什正前方寂静得就像墓地一样，后来大家在帕里什的散兵坑周围发现100多个被打死的北越士兵呈半圆形躺在地上。
温森特·坎特四级专业士官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前一天参加陆军的。他的服役期仅剩一个礼拜。他一直在祈祷，希望能够活到服役期满，安全回到得州的里费吉奥老家。他曾经在当地一个名叫“摇摆的多米诺骨牌”乐队里担任过首席吉他手和主唱。坎特说：“战斗从未有稍长的间歇。炮弹不停地落在我们周围爆炸。战斗轰炸机对朱邦山轮番猛烈轰炸。我听说一个来自休斯顿名叫希拉里奥·得·拉·巴兹的朋友阵亡了。他在陆军的服役期仅剩4天了。他的休斯顿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希拉里奥·得·拉·巴兹是那天上午敌人向四连发动攻击时被打死的。他的第26个生日刚过去18天。”
坎特回忆说：“在敌人猛攻四连和三连防线期间，我紧紧地贴卧在地上，比一条蛇还贴得紧。这时我看到一个士兵模样的人，他身着迷彩装，颈上挂着两三架照相机。他从一棵树后闪出，快速拍摄了两三张照片，然后躲闪到一个大土丘的后面。我自忖道：‘伙计，他真想为他的剪贴簿增添几张快照啊。’我在那里俯卧了一会儿。我忽然想到：‘这个家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于是我朝那棵树爬去，因为等这个家伙再次露面时，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也并不想冒险。我没有等待多久，他又出现了。我没有认错人。天气很热，他的脸色通红，他是我的老朋友乔·盖洛威。见到里费吉奥来的人我感到悲喜交集，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家乡人阵亡。他上战场采访拍照确实应该多注意安全。”
盖洛威和坎特曾经是同学，1959年他俩和另外55名同学一起毕业于里费吉奥中学。坎特冒着敌人的弹雨飞跑过着陆区空地的一个角，冲进了盖洛威躲着的一个灌木丛。他问道：“乔！乔·盖洛威。伙计，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温森特·坎特，里费吉奥来的。”两个人拥抱在一起，他们都认为这是一场恶战。他们不管周围的战斗如何激烈，偷出短暂的几分钟时间谈家乡、家人和朋友。坎特对那个记者说：“如果我能活着，我在圣诞节前就会赶回家。”温森特·坎特幸存了下来，他回到了得州只有4944人的小镇里费吉奥，恰好赶上圣诞节假日。
第十三章 友军误击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只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觉得战争充满了乐趣。
——伊拉兹莫斯(1466－1536)
步枪手亚瑟·维拉身负重伤，瘫倒在尼尔·克罗杰中尉尸体旁边的地上。然而他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他回忆说：“到处都是敌人，有三四分钟，至少有两三百个敌人在我们的周围走来走去。我当时感觉似乎足有三四个钟头之久。敌人一边走一边用步枪和机枪扫射我们的伤员，或哈哈大笑，或咯咯傻笑。我知道如果他们看到我仍然活着，他们准会开枪打死我。当他们走近我的时候，我装死。我睁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棵小树。我知道死人的眼睛是睁着的。过了一会儿一个北越兵走了过来，朝我看看，然后踢我一脚，我顺势翻过身去脸朝地面。我猜测他以为我死了。我的嘴巴、胳膊和双腿都流着血。他摘下我的手表并拿走点四五口径手枪后就走开了。我看到他们拿走了我们伤员的所有武器，然后就离开了，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我记得到处都是炮弹、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在爆炸，而且有些炸弹落在我周围很近的地方爆炸。我身子下面的地都在震动。不过炮火也击中了北越士兵。”
在二排的防御地段上，杰米森士官的腹部被一颗子弹击中。他不顾疼痛继续向敌人射击，同时他敦促那些仍然活着的伤员赶快对敌人开火，鼓励他们顽强坚持。来自衣阿华州的农庄小伙子克林顿·波利在枪林弹雨之中仍然活着。他回忆说：“当我站立起来之际，一个东西猛击我颈子的后部，把我的头都打向前倾了，我的钢盔从头上掉进了散兵坑。我还以为是一个北越兵悄悄从我背后走过来用枪托猛击了我一下，可是我背后没有任何人，原来是一颗从旁边或后边飞过来的子弹打中了我的后颈。我把绷带缚在后颈的伤口上，戴上钢盔后正好压住绷带。我再次站起来察看，发现我们阵地的右前方有4个敌人举着卡宾枪。我告诉康默朝我们的右边多瞄准射击几次。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声惨叫，我以为这是乔希根中尉的声音。”康默是M－60重机枪射手。波利和康默向无数清楚可见的敌军部队猛烈扫射。
由于没有一丝微风，战场上方的硝烟和浮尘越来越浓。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和陆军休伊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更难看清我们自己的防线阵地了。根据我的命令，各个排在7点55分投放彩色烟雾手榴弹，向我们的飞行员显示我们的环形防线。然后我们叫来了所有的火力支援，弹着点离我们极近。
罗伯特·杰米森士官投出他的彩色烟雾手榴弹之后不久第二次中弹，这颗子弹钻进了他的左肩。他腹部中弹后到肩部中弹仅约20分钟时间。他又挣扎起来继续用他的步枪朝敌人射击。30分钟之后他第三次中弹。他回忆道：“这是一颗机枪子弹。它打中了我的右臂，把我的武器打得支离破碎，只剩下那个塑胶枪托。另一颗子弹打断了我钢盔皮带上的搭扣，把钢盔都从我头上打掉了下来。子弹的力量很大，击得很猛，我还以为我的脖子断了，我被掀翻在地上。我站起来一看，什么也没有了。枪没有了，手榴弹也没有了，一无所有。”
在杰米森左侧10米处的康默和波利也同样经受磨难。波利说：“一枚木柄手榴弹落在我们的散兵坑前面。康默大叫一声：‘卧倒！’并用他的脚将手榴弹踢开一点。手榴弹爆炸了。那时我们的子弹即将打光，M－60重机枪也卡住了。在烟雾和浮尘的掩护下，我们朝左侧跑去，企图找到二排其他的阵地。就在此刻我的胸部中弹，我一头栽倒在地上。我刚挣扎着爬起来，臀部又中了弹，我再次倒在地上。在高草地我跟康默失去了联系。我们已经损失了弹药手查理斯·H．科利尔一等兵(他来自得州的快乐山，已经在前一天阵亡)，他年仅18岁，刚到越南几天。我跑跑停停，每次跑约20米，跑了3次后终于到达迫击炮排的一个阵地。一位士官派两个兵扶着我走过一个空地，把我送到了一个大土丘旁的营指挥所。营军医是一位上尉，他为我作了急救包扎。”
鲍勃·爱德华上尉仍然在他的连指挥所那个散兵坑里顽强坚持战斗。他说：“我认为我方的火力支援阻止了敌人的援兵，否则敌人会把我们打得很惨。敌人的尖兵已经逼抵我连与敌交火最多的两个排的第一线散兵坑。”二连连长约翰·赫伦上尉说：“敌人突破了我方防线，快要打到爱德华的指挥所之前才被阻挡住，这主要归功于我营使用了炮弹、空袭、直升机上发射的火箭和武装直升机。在我看来，这次我们差点儿被敌人打垮。”
鲍勃·爱德华自己所面临的战斗还未结束。离他所在的散兵坑约30米处有一个长满灌木和高草的土丘，土丘顶上有一个使用机枪的北越士兵，他的枪法很准。他已经打死了霍斯特勒士官，打伤了鲍勃·爱德华和艾灵顿中尉，而且他仍然继续开火。爱德华说：“我们被三排左前方一个土丘上的敌人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比尔·富兰克林少尉企图向我们这边靠拢过来，但是也被打伤。我也不清楚他是在艾灵顿之前还是之后负了伤。在一个钟头时间内，那一个敌人至少击中了我们4个人。艾灵顿负伤后，肯尼迪士官冲了上来，只身用手榴弹和步枪消灭了土丘上的那个敌人，消除了这个威胁，使我们摆脱了困境。”
康默和波利的机枪并不是唯一报销了的机枪。25岁的乔治·福克斯和22岁的纳赛尼尔·伯德一起倒在他俩那挺不再喷火舌的M－60重机枪上，他们身边堆着一堆堆子弹空壳和空子弹箱。他们肩并肩地死在一起。杰米森士官给了他们一个职业士官的最高评价：“伯德和福克斯打得非常出色，他们不停地用那挺机枪向敌人开火，从未离开过它。他们一直坚守着机枪到最后。”
消灭攻占三连左翼的敌人的时候到了。我跟狄龙商量后认为，现在我们不得不动用预备队了。我命令詹姆斯·拉克斯特罗少尉率领他的侦察排去反攻三连防线的左边。我给他指出他应攻打的我营环形防线上的确切位置，并且告诫他跟四连的利顿中尉协同作战。他的侦察排守牢三连的左翼后，我命令他跟利顿会合，联手歼灭我营迫击炮阵地后面的敌人。为了重组一支预备队，我接着命令迈龙·迪杜里克上尉把二营二连的指挥小组和该连的一个排从防线上撤下来，重新部署到营指挥所附近的稀疏阵地上。他的使命是随时准备阻挡突破我防线之敌、增援或反攻进鲍勃·爱德华守卫的防御地段，或者增援别的任柯遭受敌人猛攻的地段。
迪杜里克的手下守住防线
迪杜里克飞快跑步离去，上午8点15分带着赖斯科洛少尉那个排回到了营指挥所。敌人猛烈的低伸火力覆盖了整个着陆区。赖斯科洛那个排里一人被打死，一人负伤。
到这时，鲍勃·爱德华手下遭受攻击最厉害的两个排的大多数人非死即伤。顶住敌人进攻的任务落到了几个仍然在射击的幸存者肩上。不知怎么搞的，四连的拉里·D．斯蒂文森一等兵成了乔希根中尉那个排的防御地段上唯一的幸存者，他一人独自守卫着45米长的一段防线。他沉着地跪下一条腿向敌人射击。在援兵到达之前，他已经不慌不忙地击毙15个敌人了。援兵是营侦察排。他们清除了三连左侧的敌人，然后转移到三连防线的中部，跟左右两侧的部队会合一直打到战斗结束。那段防线此时已经被我方控制。动用预备队增援三连这一招减轻了敌人对着陆区的压力，我们注意到敌人横扫着陆区空地的火力立即弱了下来。我从无线电上呼叫旅指挥部，请求人员运送直升机把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的官兵运送进着陆区。
在这段时间里的某一时刻，我看到我的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从地上坐了起来，虽然摇晃不稳，但是又能活动了。我走近他细看一下后，发现他被一颗子弹打昏，子弹穿透了他的钢盔，但是没有穿透他的头颅。我对他说：“奥爱莱特，千万别扔掉那顶钢盔，它救了你的命。”医务排粗鲁的老士官托马斯·基顿说：“我还记得穆尔中校的无线电操作员。他突然栽倒在地，我以为他睡着了。我对他很恼火，走过去猛踢了他几脚，告诉他赶快起来帮助我们照料伤员。可是他毫无反应。我捡起他的钢盔，一颗子弹从钢盔里掉了出来。原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钢盔的钢壳和衬垫，把他打昏了过去。他的头上有一个大肿块。”
此时我们眼前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营指挥所附近所有的人都被吓呆了。我一条腿跪在地上，面朝南面的朱邦山望去。奥爱莱特仍然神志不清地跪在我身旁。我西边(右边)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我急忙扭头，看到的是两架F－100超级军刀式喷射战斗机的机头，这两架飞机瞄准着我们。在那个瞬间，长机释放了两枚六尺长、闪亮的凝固汽油燃烧弹，这两枚炸弹头尾相接地朝我们坠落下来。
这些凝固汽油燃烧弹的可怕景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它们从释放到落地爆炸不过3～4秒钟时间，但是我感觉像一生那样漫长。两架F－100超级军刀式喷射战斗机中的长机把凝固汽油弹投在营指挥所右边的一条线上，乔治·奈伊士官和他率领的爆破小组就在那里的高草丛里挖了散兵坑固守。那两架喷射战斗机飞得很低。对第一次投下的两枚凝固汽油弹我束手无策，但是我必须设法阻止第二架飞机的飞行员释放他飞机上两枚凝固汽油燃烧弹，他正瞄准营指挥所的左边。如果他按一下投弹按钮，他就肯定会炸死哈尔·穆尔、卡拉拉上尉、基顿士官、狄龙上尉、普洛姆利士官长、乔·盖洛威、怀特赛德上尉、黑斯廷斯中尉，以及我们的几名无线电操作员和蜷缩在营急救站的全部伤员，也会炸毁我们的无线电、医疗救护物资和弹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惊险战斗中，眨眼工夫之间，我营的神经中枢或曰生命中枢可能就会全部丧命。
我放开喉咙对空军的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叫道：“把那个狗娘养的叫走！把他叫走！”乔·盖洛威听到黑斯廷斯对着无线电声嘶力竭地大喊道：“拉起来！拉起来！”马特·狄龙说：“凝固汽油燃烧弹朝我们翻滚坠落的情景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浮现。我记得我当时想：‘把眼睛转开去，以免眼睛被炸弹爆炸燃烧时的强光刺瞎。’我把脸贴在一位记者的肩上，把我的双眼遮了起来。那是乔·盖洛威的肩膀。我听到查理·黑斯廷斯对着无线电大声喊叫：‘把机头拉起来！’第二架飞机立即上升。第一架飞机投下的凝固汽抽弹击中了一些人，一些弹药着了火。普洛姆利士官长跃身起来扑灭了弹药周围的火焰。我跑进着陆区空地布置了一块对空信号布板。”
奈伊士官说：“我手下的两个人杰米·D．纳卡雅玛一等兵和詹姆斯·克拉克五级专业士官在我的另一边，离我好几米远。有个人在高声喊叫，原来是穆尔中校站在那里大声讲一个飞行员什么来着，我随即抬头朝空中望去。两架飞机正朝我们飞来，其中一架已经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顿时每件事物似乎都进入了慢动作，每样东西都着了火。纳卡雅玛浑身被烧黑了，克拉克遍体烧伤，浑身流血。”
盖洛威说：“在此之前，我曾走过去跟小散兵坑里的工兵们攀谈过，而此刻那些工兵被凝固汽油弹的火焰烧得手足无措。瞬间他们的头发就被烧光了。他们的衣服化为灰烬。其中一个人被烧得浑身都是伤，另一个人的烧伤略轻些，但是他呼吸时把凝固汽油之火吸进了肺部。火焰将灭之际，我们所有的人都跑进了仍在燃烧的草丛。有个人大声叫我抓住一个被烧焦了的士兵的双脚。我抓住他的双脚时，他的那双靴子成了碎片，脚上的肉一块块掉了下来，我的两只手掌心可以感觉到他双踝的光骨头。我们把他抬到了急救站。他们撕心裂肺的惨叫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
迈龙·迪杜里克的二连的医疗急救员托马斯·E．柏莱尔四级专业士官提着急救包冲进着陆区空地，抢救被凝固汽油弹烧伤的伤员。柏莱尔头部中弹，几分钟以后他死在赖斯科洛少尉的怀里。柏莱尔是俄克拉何马州人，阵亡前4天他刚满23岁。
在营急救部里，基顿中士迅速给纳卡雅玛和克拉克注射了吗啡，但未能明显缓解他们的剧痛。他们的烧伤非常可怕，他们的惨叫声刺透了周围每个人的心。这两个士兵都被撤送到后方，然而纳卡雅玛一等兵两天之后，即11月17日死去了，离他23岁生日仅差两天。他是爱达荷州人。
奈伊士官说：“纳卡雅玛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是一个好孩子。他总是叫我中国侨，这是因为有一次他碰到我跟一个华人女孩在一起，所以整个越战期间别人一直用那个绰号称呼我。我则称他为米佐，在日语里米佐意为‘雨神’。恰巧在他死去的那天，他妻子生下了他们的孩子。他死后一个星期，任命他为预备役少尉的委任状才下达。‘X光’着陆区上的每一个倒霉家伙都是英雄，就像纳卡雅玛那样的英雄。我手下的好人在着陆区牺牲了，他们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每当我听到直升机的声音，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充满泪水。这很难解释清楚。”
在营指挥所里，我们的空军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被弄错空袭目标造成的惨痛后果吓呆了。黑斯廷斯回忆道：“凝固汽油弹袭击发生后，穆尔中校看了看我，说了一句我永世不忘的话：‘查理，不要把那架飞机放在心上了。继续让它们飞来支援我们。’”
凝固汽油弹袭来后不久，一名敌兵跌跌撞撞地从鲍勃·爱德华的防线的最左边后面走进了着陆区空地。他没有武器，身负重伤。从他的黑色军服来判断，他显然是越共H－15主力营的一名士兵。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特拉阿尔塔的奥蒂斯·J．赫尔参谋上士(30岁)和营侦察排的另一位士兵朝那个敌人跑了过去，把他送到营指挥所的急救站进行救护。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将他撤送到后方，他就死了，我们把他埋进了附近的一个浅坑。
三连防御地段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克罗杰手下的大多数士兵倒下了。亚瑟·维拉及另外几个人免于遭受敌人的屠杀，因为密集的近距离支援火力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屏障，他们全部蹲在阵地上。在我们的最右边，兰恩中尉那个排的处境岌岌可危，大概因为他们正好位在那条干河床的左边，而那条干河床通向我们的阵地。约翰·塞特林士官回忆道：“空袭和炮火几乎打进了我们所有的散兵坑，前后持续了45分钟，也许有一个小时。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白磷击中的。我们的防线上多处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们决心把我们打垮，但我们的决心也很大，决不让敌人逞凶，我们确实撑住了。”
上午9点左右，控制运送兵员直升机降落的迪克·蒂夫特中尉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乘坐的直升机正在降低高度进场，离着陆区仅几分钟的航程。9点10分，连长乔尔·E．苏格迪尼斯上尉跟威廉·西森少尉率领的三排一起着陆。苏格迪尼斯1960年毕业于西点军校，28岁。三排立即向南朝三连防御地段上枪炮声激烈处前进，在乔希根那个排几个幸存者身后的灌木丛中部署就位。我简要地向苏格迪尼斯说明了战况，然后把他派到迈龙·迪杜里克负责防御的地段，并吩咐迈龙要让苏格迪尼斯完全熟悉环境和战况。
小S·劳伦斯·(拉里)·戈文，24岁，波士顿人。他是苏格迪尼斯手下的副连长。戈文在耶鲁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被委任为军官，然后在第八十二空降师服役了两年，经训练成为合格的游骑兵，在加州的蒙特雷国防语言学校学习了两个月的越南语。他回忆道：“那个着陆区已经战火纷飞。当我从我那架直升机上下来时，就有不少敌人的子弹飞进着陆区。而在着陆区的地面上，唐纳德·阿尔弗雷德一等兵从高草丛里突然露出头来说道：‘中尉，我中弹了。’我们给他包扎好伤口，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上了战场。除了西森那个排一着陆就被派遣外，一连其余人员迅速靠拢。三排的离开值得一提，因为直到四天以后我们才再次见到他们。”
约翰·马鲁尼奇士官，35岁，职业士兵，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人。他是苏格迪尼斯连里迫击炮排的一个班长。他说：“我们刚刚着陆，战斗就立即变得激烈起来。当时我们迫击炮排的士兵就以步枪手的职务参战。我们中5个人被派到防线上一个防守薄弱的地段。我们发现了20个敌人，并且把他们全部消灭。被我击毙的一个北越人朝我冲来之际，边跑边叫喊，并用步枪射击。我打死他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军官。我把他的手枪从枪套中取出，放进了我的背包。”
两个半小时以后争夺三连阵地的战斗终于停息了下来。塞特林士官回忆说：“战斗开始得很快，停止得也很突然。被击毙的敌人三三两两地堆在我们前面。在战斗间歇时，我们就用脚踢、用锹铲泥土覆盖他们的死尸，以便压住腐尸的臭味和苍蝇。”这时兰恩中尉顺利地前进到鲍勃·爱德华的散兵坑。三连的所有军官非死即伤。鲍勃·爱德华上尉不仅履行了责任要求他做的一切，而且远远超过了应尽的义务。他也流了很多血。爱德华把指挥权移交给兰恩中尉之后，兰恩、格莱因·肯尼迪士官和詹姆斯·卡斯特巴瑞士官一道连推带拉地把他拽出了散兵坑。
我把迈龙·迪杜里克叫到小土丘下我的营指挥所，命令他率领已经集合好的一个排转移到鲍勃·爱德华的防御地段，接管指挥三连的幸存者和兰恩中尉那个排，清除那里的敌人，守卫住那段防线。上午9点41分，他和部下出发了，几分钟以后乔尔·苏格迪尼斯接管那段防线后，迪杜里克手下的另一个排也转移到了三连的防御地段。我把苏格迪尼斯那个连里西森少尉率领的三排临时配属给迈龙·迪杜里克指挥的二营二连。
上午10点钟，幸存的北越士兵开始撤退。三连守住了阵地，表现出了非凡的个人勇气和整体纪律。乔希根和克罗杰率领的两个排奋勇战斗，互相支援，出生入死，坚守阵地。这两个排的幸存者中军衔最高的是副排长杰米森。别人问他为什么敌人未能打垮他的排时，杰米森说：“首先应归功于右侧的伯德和福克斯这两名机枪手，到最后，康默的机枪救了我们。”
这一天开始的时候，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有5名军官、106名士兵。到了中午，连里的军官一个也不剩，只有49名士兵安然无恙。全营阵亡官兵总数是42人，另外还有20名官兵负伤。这场残酷的近战持续两个半小时。鲜血淋漓的战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百具被击毙的北越官兵的尸体。
爱德华上尉在欧内·鲍龙四级专业士官的搀扶之下穿过着陆区，来到了营急救站。医务兵们立即给他输血，并且给他作静脉注射。几分钟以后亚瑟·维拉专业士官被人用雨衣兜抬进了急救站，他的多处伤口血流不止。最严重的伤口是穿透他喉咙的那个子弹洞。营军医卡拉拉上尉冒着横飞的子弹，躬着身子，沉着地为维拉作气管切开手术，这是战场上的手术，未作麻醉，甚至连一双干净的手都没有。战场摄影师杰克·山口士官倾身向前，现场拍摄了手术情景。山口拍摄的影片送到五角大楼之后，他和同伴希罗士官受到严厉训斥，因为他生动地记录了战斗的严酷现实。尽管伤势严重，亚瑟·维拉幸存了下来。
当迈龙·迪杜里克和里克·赖斯科洛抵达三连防御地段时，眼前的情景使他们震惊。迪杜里克写道：“我抵达之时，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和我连配属给三连的那个排只剩下几个人了。那个连遭受了重大伤亡。敌人一直逼近到‘X光’着陆区的南端，但是还略差一点距离。零星战斗仍然在继续，但是实际上敌人已经被击退。”
狄龙把三连受战火摧残的幸存人员集中到大土丘下营指挥所附近，就把他们当作营里的新预备队，并且让他们补充了弹药、水和C野战口粮。这两天里三连承担了重要的战斗任务，恪尽职守，非常辛苦。幸存者中军衔最高的肯尼迪士官把三连剩下的疲倦不堪的人员组织成两个临时班，指定了几个班长。
迪杜里克手下的士兵开始了找回美军伤亡人员这项可怖的任务，并且收集整理敌人的文件和武器。里克·赖斯科洛少尉永远忘不了他率领部下进入战场所目睹的情景：“到处躺着美军和北越人民军官兵的尸体。我接管的地段正是乔希根中尉那个排所防守的地段。在他的排指挥所周围有好几具被击毙的北越军人死尸。一个身亡的美国兵跟一个死掉的北越兵扭成一团，他的双手仍然掐住敌人的喉咙。有两个阵亡士兵紧紧贴在一起，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墨西哥裔白人。看起来似乎他们在死去之前竭力想互相帮助。北越士兵的死尸不计其数。他们脑袋四周的头发都被剃光了，只有头顶上有浓密的头发。他们的武器散得到处都是。”
赖斯科洛刚走完他负责的前线的全程，就奉命率领一些士兵去增援最右侧翼的兰恩中尉。他回忆道：“到处都躺着北越士兵的死尸。穆尔中校和普洛姆利士官长都在前线上，跟我们在一起。我收拢了所有的武器、背包和子弹，并把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北越的武器弹药，另一堆是美军的武器弹药。看起来北越人已经拖走了他们的一些伤亡人员。那天夜里，当我们遭受袭击，而我们的多种武器发生故障或损坏时，我们就使用三连的多余武器。我们也使用了三连的背包，因为我们自己的背包留在后方了。后来我们朝阵地前方推进了90米，发现了更多北越士兵的尸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清除射界内的障碍、掘坑固守、测定火炮的射击，并为过夜做好准备。”
尽管敌人已经撤退，但是他们留下了潜伏的狙击手。迪杜里克连里的士兵不时会受到零星冷枪的袭击，着陆区和营指挥所也遭冷枪攻击。树上和小山丘上都隐藏着敌人的狙击手。北越人已经被击退，但尚未罢休。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在三连防御地段上巡视，走过战斗留下的可怕废墟。我们找到了杰克·乔希根中尉的遗体，我们俩亲自把他抬出战场。然后我们又回到战场上找到了副排长路德·吉尔雷斯的尸体，我们也把他抬到了着陆区，使其登上了漫长的归途。
在东面，更多的援兵在朝我们这里开进。第五骑兵团二营的鲍勃·塔利中校正率领部下从陆路赶来。早些时候塔利曾在无线电上呼叫过我，询问开进“X光”着陆区的最佳路线和队形。由于无线电通信网无法保密，我尽可能隐晦地告诉他：开进着陆区时密切注意左侧翼，尤其要当心离朱邦山最近的左侧。塔利回忆说：“我是如何将部队向前推进的呢？一个连沿着大山一侧前进，另一个连远离大山绕道在丛林里前进。前面两个连，后面一个连。起初我担心敌人企图阻拦我们，说不定会在一座南北走向的小山附近拖住我们，使我们不能全速前进。为了先发制敌，我把二连派到右侧翼，并对该地区实施好几次集中炮火轰击。一通过那几座小山，我就心中有数了，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抵达‘X光’着陆区。”
上午10点钟之前塔利那个营没有遭遇任何敌人。到了10点钟左右，拉里·贝内特上尉的一连撞上了北越部队的一个战术据点。贝内特说：“我们离‘X光’着陆区约700米时，我的两个先头排突然被敌人密集的重机枪火力压制住。树上、小山顶上和小山背后都是北越部队。我们让两个先头排实施火力还击，并用运动战术避开敌人火力。我让我的第三排成一线向右侧包抄过去，敌人的抵抗迅速被打垮。由于双方的激烈交火和战术运动，我们打到了‘X光’着陆区的南半部。”
因着陆区已经比较安全了，我们通过无线电呼叫布鲁斯·克兰德尔的直升机飞进着陆区撤走伤员。波普·杰克尔准尉说：“我奉命等候伤员。我们在着陆区坐等了很长时间，才有个人匍匐前进到直升飞机前对我们说：‘快离开这里，你们正在吸引敌人的火力。’听罢我们立即起飞离开。”
鲍勃·爱德华上尉乘上了克兰德尔的一架满载的飞行救护直升机撤离了战场。马特·狄龙回忆说，下腹部受了重伤的富兰克林少尉被放在一旁，救护人员把他当作无望救活的伤员。他在救护直升机上的位置被一个有较大救活希望的伤员占了。马特·狄龙根本不理会医护人员的安排，他把富兰克林拖到休伊直升机上，并坚持要求机组带着他撤回后方。富兰克林被拉进了飞机，但他的头却悬在机舱门外。鲍勃·爱德华说：“他们正好把富兰克林少尉扔在我的身上。”
直升机在“法尔肯”着陆区降落后卸下了伤员，爱德华记得跟副营长赫尔曼·威斯少校和军需分队的鲍比·哈达威中尉说过话。威斯说：“鲍勃·爱德华的左肩受了重伤，失血很多。他的面色苍白，快要死的样子。他能否活下来还是个问题。输血后鲍勃完全苏醒了，而且不停地讲话。真是变化巨大。”爱德华记得自己被人放在地上的一副担架上，他受伤的左臂坠落在担架外面的泥土里。有人无意中踩在那条胳膊上，他痛得叫出了声。“他们又把我的左臂啪地一下放回到担架上。”尽管爱德华说他在“X光”着陆区和直升机运送飞行途中始终没有失去知觉，但是当他最终到达归仁的陆军医院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不得不解小便，他们给我一个闪亮的便壶，让我躺着解手。我不想那样解手，因而我站立起来解手。一会儿就晕倒了。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平躺着。”压在爱德华身上乘直升机离开“X光”着陆区的富兰克林少尉也生还了。
我们从无线电获悉第五骑兵团塔利中校率领的第二营离“X光”着陆区只有30分钟的路程。狄龙向我们环形防线的东段和南段下达了暂停射击的命令。上午11点45分，塔利那个营的先头部队开始抵达。此刻赖斯科洛少尉正站在乔希根中尉的指挥所散兵坑附近朝东南方向望去。他说：“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位于我的左前方，呈一路纵队向我们走来。负责的那位士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你们肯定打了一场恶仗。’我说：‘不是我们打的。功劳应该属于他们。’我用手指向一些阵亡的美国士兵，他们就是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士兵。”
塔利手下的二连径直穿越过我营四连的弹落地带。在此之前两个多钟头时间里，沃伦·亚当斯士官手下的九挺M－60重机枪一刻不停地朝这个地带扫射。利顿中尉和亚当斯中士兴奋地看着援兵的到来。亚当斯说：“我注视着增援部队的尖兵走进我的阵地，那个小伙子一开口便说：‘我的天啊，这里打了一场恶仗，真见鬼，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刚才那30分钟时间里，我不断地绕过死尸，或从尸体上跨过去才走到这里。你们这些家伙可是真刀真枪地大干了一仗啦。’”
温森特·坎特四级专业士官注视着援兵的到来，并在那同一天里第二次感到震惊。坎特之前已经跟他的老校友乔·盖洛威不期而遇，现在在这里他又经历了一次家人团聚。他说：“我看到走向我们阵地的第一个伙计竟是我的表兄乔·费尔罗瓦，他来自得州的乌兹博罗。他一见到我就说：‘坎特，这里情况如何？’我回答道：‘乔，弯下腰来仔细看。’我朝所有阵亡者指了一下。”
帕特·塞勒克四级专业士官24岁，来自纽约州。他说：“我记得有个老兄的背包后面有一面美国小国旗，我一见到这面国旗就感到非常自豪。这件事我终生不忘。这面美国国旗被插在一棵被炸倒的树顶上，酷似二战期间美国国旗插在硫磺岛上那样鼓舞美军士气。那是我们为美国打赢的另一场战役。”那面小国旗在“X光”着陆区上空一直飘扬到战斗结束，振奋了我们所有人的斗志。
此时我们要做的事很多，但是我按轻重缓急作出安排。最为要紧的是保持最高戒备状态，以防敌人进一步攻击。其次是营救欧内·萨威杰和那个陷入重围的排。第三，我想尽早统计出伤亡人员的名单。最后一件事是我们需要补充子弹、水和C野战口粮。威斯少校已经把他的副补给官鲍比·哈达威中尉派到哈洛威营地的第三伤员医疗救护站，亲自查看陆续到达的伤员，并根据三连的名册逐一核对伤员的姓名。哈达威中尉曾经在三连服役过近两年时间，他熟知该连所有的士兵。现在核查伤员和阵亡人员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哈达威经过一排排担架，逐一辨认躺在上面的朋友和战友，在死者身上做上“阵亡”标记。这是一件令人心碎的差事。
中午12点5分，鲍勃·塔利那个营围住了“X光”着陆区。我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我由衷欢迎他及时增援。我和狄龙在此之前已经商量过如何营救萨威杰及其手下士兵，现在心里已有明确的计划。我们向塔利简要地交代了他那个营在营救计划中将要担负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我们被告知，副师长迪克·诺尔斯将军已经批准再调动两个105毫米榴弹炮连，共12门大炮到仅6公里之外的“哥伦布”着陆区。其中一个炮连调自第十七炮兵团的二营，该营营长哈利·O．爱穆斯中校是我在西点军校时的同学，42岁，是阿拉巴马州人。另一个炮连调自第二十一炮兵团鲍勃·萧特中校指挥的一营。很快我们将共有4个炮连、24门大炮向我们实施火力支援。战况终于开始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进行。
第十四章 营救陷敌之排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战争是勇气掩盖着的恐惧。
——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
11月15日，星期一。快到中午了。再次出去营救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的时候到了。这次出击我们用了三个连的兵力。尽管我营官兵想亲手把陷入敌人包围的战友营救回环形阵地，但是常识使我决定把营救任务交给刚到达前线、由鲍勃·塔利中校指挥的第五骑兵团二营。约翰·赫伦上尉的二连将担任二营的向导。我营的士兵已经极度困乏，各班排都因伤亡减员，他们极需利用这个战斗间歇休整、重新组织班排、运送伤员、补充饮水和子弹、清理阵地前面的战场。塔利手下的两个连在着陆区空地的南面，可以顺利地继续沿着我营环形阵地外围朝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的士兵前进。必须刻不容缓地把我营的几个连队从火线上撤下来，换上塔利的部队，然后再把他们集中起来完成营救使命。
塔利和我达成了一致意见：我把一营约翰·赫伦上尉指挥的二连交给他，因为该连熟悉地形和前进路线，而他则把二营的二连和四连留给我指挥。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塔利将实施营规模的进攻，前面两个连齐头并进，一个连紧随其后作为预备队。塔利说：“哈尔·穆尔的建议非常合乎逻辑，非常实际。我的部队仍在运动之中。时间宝贵，分秒必争。我营采用了简单的前面两个连、后面一个连的进攻队形，后面那个连紧随前面左边那个连。之所以采用偏重左侧的队形，是因为敌人的主要活动似乎来自我们左边的山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让赫伦那个连参加战斗并和我们一道出发。除了给他下几道协同行动的指示外，几乎没有必要向赫伦交代什么。他知道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的位置，他迫不及待要把这个排营救出来。”
塔利的一连有96名官兵，由拉里·贝内特上尉指挥，负责二营攻击队形的左侧。贝内特回忆道：“我们冒着来自南面的密集狙击火力越过了‘X光’着陆区的南半部，敌人的狙击火力使我们的穿越行动变得艰难惊险。”贝内特的后面紧跟着爱德·鲍伊特上尉率领的第五骑兵团二营三连。炮火准备一停止，塔利和他率领的三个连在下午1点15分准时发起了攻击。
赫伦说：“在前进途中我们相互没有联系，我们在到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阵地之间的地段实施了直升机火箭轰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在离我们约300米以外有两个北越人向右飞奔穿越树林，显然是想逃离这个区域。当我们抵达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时，藏于西南面朱邦山上的北越狙击手朝我们放冷枪。”丹尼斯·迪尔中尉及其手下的幸存士兵负责赫伦的左侧。这一次迪尔为作战做了充分准备。他说：“我携带了很多手榴弹，并且朝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土丘后面扔手榴弹。我们用手榴弹开辟了通向二排阵地的道路。其实那样做并无必要，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我投掷了大量的手榴弹，并且透过无线电告诉萨威杰我们在投弹。我们不让我们和二排之间有任何活着的敌人。前一天我们蒙受挫折正是由于未能彻底消灭必经之路上的敌人。我投了大约8～10枚手榴弹。”
尽管如此，这次出击营救行动并不迅捷。鲍勃·塔利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战场指挥官，他认为不必操之过急。他手下的作战参谋是罗纳德·W．柯鲁克斯上尉。柯鲁克斯回忆道：“支援火力主要是确认位置的标示射击火力，如果我们需要炮兵迅速支援，他们就随时开炮。我们并不打算使敌人感到意外。敌人知道我们在何处，我确信敌人也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还向南面的山上发射了一些扰乱和遮断火力，以便确保一连左侧翼和前头部队的安全。”
二营透过无线电向我报告说前面什么也没有发现。既没有狙击射手，也没有伏兵。除了北越士兵的尸体和他们的武器之外，没有见到任何东西。这些报告既使我莫名其妙，又使我喜出望外。正当塔利率部队向前推进之际，我命令守卫在“X光”，环形阵地上的各个连队向前方搜索300米，把战场清理打扫一下。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再次来到鲍勃·爱德华那个三连的阵地。
在战斗结束后的报告中，我对当时战场上的景象作了如下描述：“在环形阵地的前沿和前方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北越人民军的尸体、北越人民军的断臂残腿、北越人民军的武器装备。残尸不计其数。大量的血迹、绷带证明有很多北越人民军伤亡人员从这个地区被拖走了。一部分敌人的尸体堆放在小山丘背后。我们发现一些敌人尸体的足踝上系着绳子，绳头不长。我看到我们的两名阵亡士兵的足踝也系着类似的绳子。他们可能被生俘，在被北越人用绳子拴着拖走的时候中弹身亡。在北越人民军尸体上还发现了我们阵亡士兵的钱包和身份识别牌。我们用炮火和空中战术支援火力对附近树林覆盖的区域实施轰击。许多小道是通往那些树林里的。我们收集了大量敌人的武器及其他装备，抓获并押送了两名俘虏。收集了我方的伤员和阵亡人员的尸体。在向阵地前方搜索过程中我方有一些伤亡。”
在三连防御地段右侧翼的阵地上，约翰·塞特林士官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他说：“我们奉命向阵地前方搜索约200米。前进了大约50米，就看到敌人在我们的正前方。我们开了火。他们进行了还击。然后我们听到右侧翼有人大喊一声：‘他们从山上下来啦！’我和查理·麦克曼努斯上士、拉里·斯代西一等兵，以及拉蒙特一等兵朝西面的小河床前进。然后我们发现背后有敌人，他们似乎企图将我们包围。我们排其余人员安然无恙地跟了上来，大约就在那个时刻，麦克曼努斯参谋士官把我和斯代西猛推到一旁。接着我们就听到爆炸声。我们低头一看，发现查理·麦克曼努斯倒在地上死了。为了救我俩的命，他纵身扑向了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那颗手榴弹是从小河床那边投过来的。显然那个敌人隐藏在河边的一个散兵坑里。斯代西迅速向那个散兵坑发射了几枚M－79榴弹消灭了那个敌人。”查尔斯·V．麦克曼努斯士官是阿拉巴马州伍德兰人，他为了保护朋友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他年仅31岁。
在环形防线的北边，约翰·瓦利纽斯专业士官即将解开Y形树之谜，那棵树背后有人忽隐忽现，就像靶场上时隐时现的靶子一样。他说：“我们阵地上的一个单位向前方进行了搜索，他们报告说在一棵树背后发现了17具北越士兵的尸体，每具死尸都是头部中弹。我没有去观看。”
在这场战斗间歇里最令人伤心、最使人悲痛、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勤务是寻找我方阵亡人员的尸体，并且把他们装进直升机。因为尸体太多，旅部下令派CH－47契努克大型运输直升机前来运送尸体。其中一架契努克直升机一下子运走了三连的42具尸体。这些阵亡人员一起来到着陆区，一起身亡。此刻他们被放在绿色橡胶雨衣里一起离开了战场。
温森特·坎特四级专业士官说：“我们正在寻找阵亡人员的尸体，并把他们抬上直升机。死者中的一部分人我已经认识两年多了，然而只有靠他们的姓名牌子我才能辨识出他们。他们的脸部都被炸掉了。看到这种情景怎么能不感到恶心呢。我们彼此相视无言，继续默默地把死者抬进直升机。”
塔利到达之前，蒂姆·布朗上校在上午10点钟左右乘直升机到着陆区视察。普洛姆利回忆道：“穆尔中校向布朗敬礼并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到这里来。这里不安全。’布朗掀起军服右翻领，朝穆尔晃了一下他自己佩戴的上校银鹰徽章，并且说：‘我很抱歉！’”狄龙和我向他汇报了战场形势。布朗问我们他是否应该留在“X光”着陆区，设立一个小型旅指挥所，以便现场指挥战斗；我们都不赞成这个想法。我熟悉该地区，而且鲍勃·塔利跟我配合得不错。布朗同意了我的看法。迪克·默钦特中尉说：“布朗上校信赖他手下的指挥官。我意识到有些人觉得他理应在‘X光’着陆区着陆，设立一个指挥所。我决不同意这种看法。第七骑兵团第一营很可能是驻越南美军中最精锐的营，训练有素，治理有方，全营军官和士官素质出类拔萃。布朗到‘X光’着陆区坐镇指挥实无必要。况且那里也没有能够容纳一个旅指挥所的余地。我记得大土丘后面相当拥挤。”
布朗上校离开之前对我们说，我们打了一场漂亮仗，不过，次日他可能把我营撤出“X光”着陆区，因为塔利中校率领的生力营正准备开进来，同时前来的还有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两个步枪连。当我们从不断增高的北越武器装备堆旁走过时，布朗转身问我能否在我离开着陆区时，给他带一顶北越的木质头盔。我让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头盔。
随着战斗间歇延长，塔利继续报告说他的部队的前进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我和狄龙苦思冥想，猜测北越人究竟意欲何为。他们把伤员弄到哪里去了？他们要解渴、煮饭、照料伤员就必须有水。在我们上方的朱邦山上的山谷里可能有小溪和泉水，可是抬着伤员爬那些陡坡既缓慢又艰难。从我们的地图上看，最近的一条山溪在我们的北面，那就是德浪河，离我们约3公里。在我们看来，那里与其说是山坡，倒不如说像个野战医院。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1月15日刚过中午，美国空军的高空飞行B－52轰炸机从关岛飞来，开始对朱邦山实施为期6天的“弧光”打击。这是B－52战略轰炸机自诞生以来首次用于对美军地面部队提供战术支援。
战况急剧变化，这天中午敌人的指挥官决不可能轻松自在。此时阮友安中校正站在朱邦山坡上的一条交通壕沟里。至今他仍然记得他钻进地下工事隐蔽之前看到了在高空飞行的B－52轰炸机，数了一下，共有18架。几分钟以后，220公斤的炸弹一连串地落在离他的地下掩体不到450米的地方，可是后来那些重磅炸弹惊天动地的爆炸离阮友安中校越来越远，而不是向他逼近。他终于幸存下来继续战斗，他一直庆幸这一天在朱邦山上死里逃生。
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仍然坚守在小山丘上，欧内·萨威杰士官告诉大家援兵正在向他们赶来。这个消息振奋了士兵们的精神，但是并没有缓解他们的危险处境。萨威杰说：“天刚亮，敌人就朝我们开火。我们卧倒在阵地上。只要敌人一看见我们，他们就朝我们开枪。”我们不清楚北越人心里究竟打算如何对付被围困的美国人。等待他们束手就擒？还是让他们饿死？或者打冷枪把他们逐个击毙？
暂且不管敌人究竟有何意图。快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赫伦和贝内特率领的两个连抵达那条浅沟，并且立即受到敌人步枪火力的压制。我方重机枪猛烈的长点射迅速压制了敌人的步枪火力。此时萨威杰密切注视着援兵的进展。他回忆道：“援兵即将跟我们会合之前有过一阵战斗。他们遇上了抵抗，但并不激烈。我从无线电里听到他们说击毙了一些敌人的狙击手。”
像前一天亨利·托罗·赫利克中尉那个排的官兵一样，救援部队越过了那条浅沟。从小沟向西能见度良好，因为从小沟到着陆区空地西北边的小土丘之间的地势逐渐升高。鲍勃·塔利说道：“我们抵达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的阵地后，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干脆把他们围在中间。”贝内特上尉说：“到达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所在的空地后，我奉命守卫空地的东半部。该空地呈蛋形，约225米长，70米宽，到处长着高草，树桩比比皆是。”
约翰·赫伦回忆道：“我们小心谨慎地穿过被炸倒的树木和灌木丛，绕过一座座小山丘，终于抵达被围困的那个排。”到那个时候，贝内特手下的一些士兵已经发现那群幸存下来的美国人并且朝他们大声呼喊。跟萨威杰一起坚守在小山丘上的扎伦士官心里明白漫长的磨难即将结束，但是他的心情却很沉重。他说：“我不忍心目睹帕默尔士官的遗体。”
此时约翰·赫伦那个连的先头部队已接近那块空地。赫伦身先士卒，急不可待地要跟被敌围困的二排幸存者会合。赫伦说：“我终生不会忘记那个情景。我们首先找到了赫德尔士官及其重机枪班人员的遗体，该班士兵全部阵亡。他们附近躺着北越士兵的死尸。接着我们找到了萨威杰和麦克亨利手下的一小群士兵，他们一个个浑身尘土，疲惫不堪，一些人身上缠满了绷带，但是一看到我们，他们就兴奋了起来。”二连一排的威廉·罗兰德士官说，赫德尔及其重机枪班的士兵们战斗和死亡的地方离赫利克的其余士兵的阵地约50～60米，这段距离显示这些英勇的机枪手们为了掩护朋友，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经过26个钟头的战斗，但是二排那个小小的环形阵地上每个能继续使用武器的人仍有一些子弹。战斗开始时第七骑兵团一营二连二排有29名官兵。撤出阵地时，有9人阵亡，13人负伤，仅7人安然无恙。所有的伤亡都是在战斗开头的90分钟内发生的。
赫伦上尉说大多数伤员没有死亡是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是洛斯军医。赫伦说：“我认为二排的伤员能够安然脱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查尔斯·洛斯五级专业士官——即排军医——的及时抢救。二排跟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洛斯军医挽救了重伤员的生命。”
丹尼斯·迪尔中尉是首先抵达二排的救援人员之一。他说：“我们互相看不见。我大声喊道：‘兄弟们，你们还在那儿吗？’我们得到了回答：‘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走到我的朋友亨利·赫利克的遗体躺着的地方，我站在那儿低头看着他。天气很热，热得可怕，他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我不想把他死后的情景留在记忆里，所以我就转身离开，忙别的事情去了。可是他的尸体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萨威杰士官说首先走进二排阵地的救援人员看不见他和他手下的士兵。萨威杰说：“那些炮弹爆炸时把泥土和灰尘掀到了我们身上，我们成了阵地的一部分。”
迪尔说：“真奇怪，二排幸存下来的士兵见到我们以后谁也没站起来。他们仍然卧倒在自己挖的浅散兵坑里。由于他们经历了一场出生入死的恶战，所以仍处在惊魂未定的休克状态。”盖·邦根姆专业士官说：“我见到的第一个前来营救我们的人是二连的副连长肯·邓肯中尉。我朝他大喊一声要他卧倒。他说：‘没关系，跟我来，咱们一起走！’然后他从随身携带的几个水壶中拿一个扔给我。片刻间又来了一些部队站在周围，我以为他们发疯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此刻可以站起来，我们谁也不想站起来。经过他们一阵劝说，我们才慢腾腾地从散兵坑里爬起来。”
迪尔中尉看到离美军士官兵仅几米以外有无数北越士兵的死尸，有一个北越兵仍然活着。他说：“一个北越士兵背靠着一棵树坐着，他中了弹，伤势极重。然而他仍企图从其手榴弹袋中拔出一枚手榴弹。他仍然想在临死之前将那枚手榴弹引爆。这种彻底的献身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直到他终于死掉，他一直企图从手榴弹袋里拔出那枚手榴弹。我们站在那里观看着他。他把手榴弹拔出不到几厘米，手榴弹就又掉进手榴弹袋里，但他并不罢休，使劲再拔一次。”
排士官长拉利·吉尔雷斯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帕默尔士官死后的安详神态，他仰卧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上。我们走到离他相当近的地方，我差点找不到他的遗体，幸好最后还是发现了他。二排幸存者要水喝的情景也使我难以忘怀。我只有半壶水可供他们解渴。这么一点点水很快就喝光了。我正搀扶着一位伤员，我记得是汤普逊士官，他中弹负伤，几乎无法行走。他向我讨水喝。当时全营的水恐怕都不到5升。平时喝水是区区小事，而在当时的阵地上，我却不能向他提供解渴的水。”
我们的士兵中有一个人提醒迪尔注意地上的一样东西。“那个士兵说：‘瞧，那里有个红颜色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来是一个北越士兵遗失的笔记本。小本子里写满了漂亮的字。”内容是诗歌、笔记和书信，反映的是一个青年士兵的思乡心情。例如：“啊，我亲爱的，我年轻的妻子。当我们的部队凯旋而你见不到我的时候，请看看那自豪的旗帜吧。你将会在那里看见我，你将会在竹林的阴影下感到温暖。”
当丹尼斯·迪尔帮助大家准备将人员和武器撤回时，另一幕情景在他脑海里留下了生动的回忆：“这是一个阵亡北越士兵的最后壮举。临死之前，他把一枚手榴弹紧贴在他的枪托上，然后他双膝跪地，弯腰使胸口贴膝。如果有人企图抽走他的武器，必定会引爆手榴弹。当我目睹那两个带手榴弹的北越人的献身精神时，我自言自语：我们面临着顽强的敌人，我们的日子将很难过。”
尽管援兵未遇到重大的阻击就抵达被敌人包围的二排的阵地，但是现在隐藏的敌人开始用轻武器朝他们放冷枪。正在加紧控制二排阵地所在的空地东半部的贝内特上尉接到新的命令，命令要他把该连的几个排散开部署在整个空地上。在该连部队散开的过程中，贝内特及其手下的两个士兵挨了冷枪。
敌人的突然开火使得营救二排的使命显得更加紧迫。我和鲍勃·塔利一致认为首要的任务是集中萨威杰及其手下士兵和他们的武器。不必清点尸体，不要搜寻敌人的装备。不能在那里久留耽搁，要尽快撤离那个地方。我们不想作无谓的冒险。此刻已经是下午3点半钟了，天黑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把伤亡人员撤送到后方、派直升机前来补充弹药和饮水、到环形防线外围实施巡逻、将塔利那个营合并进美军的防线、清理射界、校准我方的防御炮火、设置绊索照明弹——用贴近地面的绊索触发的照明弹。
塔利回忆道：“下一步我们所关心的事是把被敌人包围的二排的人员送回‘X光’着陆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被抬回去的。后撤二排和我们自己营的几名伤亡人员占用了两个连的大部分人力。用担架抬着伤员和死人在丛林里行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样情况下企图保持良好的战术状态是困难的。部队一直在漫无目的地四处迁移，抬担架的人很快就累了，需要别人替换。我集中全力尽快把伤亡人员运出二排的阵地，并且努力确保向‘X光’撤回的行动有条不紊。”
在小山丘上，后撤伤亡人员的最后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拉利·吉尔雷斯士官说：“我们对那个区域进行了清理，彻底清点了死伤和幸存的人数，收集了他们所有的武器。然后我问萨威杰士官是否能让我帮忙抬帕默尔士官的遗体。他对我说那太好了。”
迪尔中尉说：“我记得有人说：‘现在我们把他们全找到了。’我转过身去。恰巧在那个时刻，抬亨利·赫利克遗体的担架手们把担架放下了，我回头一看，见到亨利的脸贴在红色的泥土里。他的头悬在担架一端的外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的记忆总让人难以忘怀。我的朋友死后竟然俯卧在担架上，脸贴在红色泥土里，这似乎太不自然了。目睹他此刻的情景，我不禁回想起我们赴越南途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停靠的往事。当时穆尔中校批准少数官兵离舰上岸。赫利克中尉是家在该地区的少数官兵之一，他获得了探望父母亲的通行证。当我看着他的遗体时，我想起了那件事。我为他有那次最后探望父母亲的机会而感到高兴。后来我曾去过阿灵顿国家公墓拜谒过亨利·赫利克的墓。该墓坐落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山坡上，紧挨着无名烈士墓。墓旁的一棵树为墓石遮挡着阳光。在无名烈士墓的另一侧是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的墓。”
鲍勃·塔利中校最后一次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下达朝东向“X光”着陆区撤回的命令。盖伦·邦根姆专业士官的磨难即将结束，可是当他朝“X光”着陆区蹒跚而行时，却碰到了最后一次令他感到丧胆的经历。他说：“我记得自己被绊倒在地上，我的脸恰好正对着一个敌人死尸的脸，死尸的双眼睁得大大的。我终生难忘那可怕情景。”
快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马特·狄龙从无线电里听到塔利的作战参谋的呼叫，得知增援部队距离“X光”着陆区估计只有15分钟的路程。狄龙让蒂夫特中尉把直升机派进着陆区，然后塔利的部队开始向环形阵地收拢。这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时刻。把二排营救回来后我感到很高兴，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并且由衷感激。我走过去向塔利及其部下表示谢意。我跟欧内·萨威杰握手，称赞他在极其恶劣的形势下坚守了阵地。可是当我看到赫利克那个排的阵亡者和伤员的样子后，我十分伤心，而且感到可怕。死者们被放倒在雨衣担架上。有几个伤员搭在朋友的肩上，一半靠自己的双腿支撑着行走，一半靠朋友们搀扶撤回着陆区。一些未受伤的幸存者也筋疲力竭了，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卡拉拉上尉、基顿士官和基兹士官迅速着手救护伤员。阵亡者的尸体被轻轻安放在着陆区空地的边缘，他们的双脚上仍穿着军靴，歪七斜八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使人觉得悲惨可怕。我的目光扫过卡尔·帕默尔士官的遗体，我和拉利·吉尔雷斯一样被帕默尔脸上的安详神态、似笑非笑的表情吸引住了。
吉尔雷斯士官帮助其他人用雨衣把阵亡人员的脸盖起来，然后他走到普洛姆利士官长跟前。他说：“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枝点四五口径手枪，直到抵达营指挥部的时候我才想起身上还带着那枝手枪。普洛姆利问我是否知道该手枪装了一整弹夹子弹，而且子弹已经上了膛，击锤处于待击发状态。我们俩决定把子弹从枪膛里退出来，再给扳机上保险。”
直升机开始成批飞进着陆区。迪克·默钦特中尉在着陆区负责。他说：“我至今仍然记得把帕默尔士官和赫德尔士官的尸体装上直升机的情景。过了一会儿我脱身去见约翰·赫伦和二连官兵。他向我描绘了二排陷入敌人包围后的壮举。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迪克，我们差一点失去你的排。’他虽然筋疲力竭，但是依然稳健冷静，那是我所熟悉的连长约翰·赫伦的形象。”
当萨威杰、邦根姆和其他人来到营指挥所的时候，乔·盖洛威跟他们每个人作了简短的交谈。他写道：“他们都像死而复生的人一样。我们一个个浑身肮脏，而他们脏得更加吓人。他们身上的作战服破洞累累。他们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在他们沾满红土的脸上看来像一双小洞似的。我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家乡，以及他们在战场上的经历，并把这些仔细地记在我的笔记本里。当我把采访后写成的故事经由电波发送出去后，新闻标题的撰写者们称他们为‘陷敌之排’。”
不知怎么搞的，没有受伤的盖伦·邦根姆、乔·F．麦基和怀茵·M．安德森四级专业士官被送上了离开着陆区的一架直升机，返回了安溪的基地营地。二排另外4个没有负伤的士兵被送回“X光”着陆区环形阵地上执行战斗任务。萨威杰说：“我们回到了小河床的防线上，离小山丘不远。拉塞尔·P．希克斯二等兵已经把重机枪弄回来了。那天下午枪声不断，敌人虽然没有向我方发动大的攻击，但是我们不得不对付许多放冷枪的敌人。”
塔利的特遣部队回到“X光”着陆区不到半个小时，无线电里传来了理查德·诺尔斯准将要求着陆的呼叫。他说：“我们很快飞进了着陆区。我跳出来以后我的直升机就飞走了。第七骑兵团一营打了一场漂亮仗，士气高昂。我递一枝雪茄给哈尔，他迅速向我作了形势简介。陪同我去的人有我们的空军联络官约翰·斯托纳中校。我一直敦促斯托纳让空中火力支援尽可能离我们部队阵地近一些。哈尔刚刚作完形势介绍，就有一次空袭击中了营指挥所附近的一个目标。大地在抖动，一个炸弹碎片飞进了指挥所区域，离我们站的地方约3～5米。约翰·斯托纳走了过去，小心谨慎地捡起了仍在冒烟的炸弹碎片，然后他又走回来把碎片递给我，并且问道：‘将军，这够近了吧？’”
离开之前诺尔斯将军告诉我们他将指示蒂姆·布朗在次日把我营及附属单位撤出“X光”着陆区，并用直升机把我们送回哈洛威营地作两天休整。然而眼下我们正面临另一个漫长之夜，必须通宵不眠守卫这个环形阵地。
我和狄龙制定了把塔利那个营的部队部署进我营阵地的方案。我们把自己营的部队收拢，把塔利的官兵放在环形防线的东部和北部，面朝山谷，而不是面朝大山。我把我营部队和附属的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两个步枪连放在原处，守卫整个防线上较窄的地段。但是仍然控制着大部分战斗发生的区域。此时我营的官兵们已经熟悉那里的地形，因此不宜对先前的部署作重大变动。
塔利在我的指挥所北面约35米的一个树丛里设立了他的指挥所。紧接着就是分发饮水、子弹和食品，分发的重点仍然是把子弹发给每一个步枪射手和重机枪射手，把迫击炮弹发至每一具迫击炮。
第七骑兵团一营的4个战斗连队现在只剩下8名军官和260名士兵。这个上午三连共阵亡42人：2名尉官、16名士官、24名士兵。还有20人负伤：他们的上尉连长、2名尉官、2名士官和15名士兵。作为一个步枪连，三连已经丧失战斗能力。但是我们增加了一个营的生力军，另外还有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两个连。这个下午敌人仅对我们的环形防线作了一些零星的火力侦察，所以我方各个战斗连队有充裕的时间重新组织，为度过另一个夜晚作好准备。
第十五章 夜战勇士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如今这里有很多小伙子把战争视为尽是荣耀，但是，孩子们，战争是十足的地狱。
——威廉·蒂卡姆瑟·雷曼
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的连长迈龙·P．迪杜里克上尉强烈地预感到这天夜里敌人会大举攻击他和他的部下，因为他这个连现在守卫着原来我营三连的阵地，所以他不时地提醒全连官兵，敌人一定会来袭击，他们务必要做好战斗准备。二营二连的迈龙·迪杜里克和里克·赖斯科洛少尉都是在外国出生的军官，他们的口音和说干就干的泼辣劲使二连带有一点外籍兵团的作风。迪杜里克出生在乌克兰，赖斯科洛出生在英国。在之后的72小时里，他们俩注定要成为第七骑兵团战场上的传奇英雄。他们在战火下不仅无所畏惧、指挥若定，而且作战风格独特。
整个下午里克·赖斯科洛都在督促全排士兵构筑工事，大约在黄昏时，他走回连长迪杜里克的指挥所，即鲍勃·爱德华先前蹲的那个散兵坑。迪杜里克问他：“你那个排的人行吗？你觉得他们顶得住吗？”
赖斯科洛回答道：“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不过，长官，如果他们从我们这里突破，你会马上知道，因为你这个指挥所就在我排后面45米远。”现在“哥萨克疯子”可没有耐心听赖斯科洛开玩笑。迪杜里克立即打断他的话：“你这该死的家伙，少废话，保持戒备，我们就靠你啦。”
当时迪杜里克27岁，从5月份开始指挥二连。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但是治军有方，非常内行。在之后的3天3夜里，他的出色指挥显示了他是我所遇到过最优秀的战场连长，真正是独一无二。他指挥作战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以最小的损失换取对敌人的最大打击。
迪杜里克那个连的官兵在下午有三四个钟头时间可以安静地进行战斗准备，而他们也确实充分利用了这段战斗间歇。他那个连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的三排现在一道守卫着先前鲍勃·爱德华的三连守卫的125米长的防线。二连威廉·西森少尉率领的那个排守卫着左侧翼，来自堪萨斯州的25岁士兵约翰·C．马丁就是该排士兵中的一员。
马丁说：“我们设立了自己的防线，并且开始挖掘能容纳两个人的战斗工事。我记得副排长查尔斯·L．埃斯巴赫走到每个工事前查看，而且嚷道：‘挖深一些，把胸墙筑大一些、高一些。定好射界，保持戒备！’我们一个个都极度紧张，但是我们都把恐惧置于脑后，集中精神按副排长的要求去筑工事。尽管地很硬，我们仍继续修筑工事。在那里挖地就像挖混凝土一样难。我记得连士官长弗兰克·米勒站在那里，头上没有戴钢盔，他的秃顶闪亮，嘴里抽着雪茄。这个情景我终生难忘。”
迈龙·迪杜里克及其士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受过严酷的考验，但是他们很快将受到战火的考验。在那个战斗间歇里，迪杜里克检查落实了每一项战斗准备工作：把射界和观察范围扩大到200米以外；构筑良好的作战工事；重机枪配置在能够确保对侧翼发射，并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位置；绊索照明弹和反渗透装置一直安装到阵地前面250米以外；每个人装足了子弹，同时安排了子弹补充地点；对所有的无线电进行了反复检查。然后迪杜里克跟火炮前进观测员一道仔细地朝他的前方试射事先准备的火力。那个观测员是威廉·朗德中尉，他把4个炮兵连的24门榴弹炮逐一试射、修正并使之处于随时待命状态。
比尔·朗德23岁，明尼苏达州人，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他在“X光”着陆区的第一夜就尝到真正近距离火力支援的滋味。在那个时代，炮兵学校的教科书里认为支援火力弹着点离己方部队350米太近，极其危险。而朗德在“X光”着陆区发现，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不得不让重磅炮弹落在35～45米距离之内。朗德说：“我和迈龙·迪杜里克总是形影不离，所以我就像一个步兵那样熟知战场上发生的情况。”
一排排长里克·赖斯科洛从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候补军官学校毕业才6个月，但是他在进候补军官学校之前已经接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他曾经在驻塞浦路斯的英国军队中服役过，也曾经在罗德西亚的殖民警察部队中服役过，所以他深谙从军之道。他在指导士兵构筑工事和准备战斗过程中的谋略足以证明他的军事才能。
他说：“我会见了将部署在我左侧翼的一连的比尔·西森少尉。西森于1965年4月毕业于候补军官学校，是我的好朋友。他环顾一下北越士兵的死尸，皱了皱鼻子。那些死尸正在腐烂发臭。我问他：‘你希望返回潜艇吧？’西森曾在罗得岛执行海军预备役军官勤务，胸前佩戴着双海豚徽章。我俩深信那天夜里北越部队一定会来袭击，所以我们发誓要让两个防御地段紧密配合，不允许任何薄弱环节存在。”
赖斯科洛在其防御地段巡视了一遍，并且尽量从敌人的角度来看那里的地形。那里有灌木丛、高草、高低不同的土丘，一些地被植物一直延伸到阵地的前沿。地形乍看起来似乎平坦，实则不然。地面上有不少沟缝向南延伸，从他的阵地起有一个轻微的斜坡。一营三连供卧倒用的掩体是夜幕降临后在敌人的压力下仓促挖成的。赖斯科洛把该排的士兵向后移了45米，这样一举两得，既缩短了防御地段，又给敌人增加了危险，敌人如欲抵达二连的散兵坑，那么他们将不得不离开树丛，越过35米开阔地。
赖斯科洛回忆道：“由于缩短了防线，我就减少了散兵坑的数量。我们挖了能容纳3个人的散兵坑。M－60重机枪配置在主要火力方向上，这样机枪在掩护我方士兵时可以调整高度，发射低伸火力，众机枪既可以相互形成交叉火力，又可以跟我排左右侧翼部队的机枪相互配合。散兵坑和胸墙构筑得很仔细。我试了那些散兵坑。有些坑很深，士兵们站在坑里时，视线都被胸墙阻挡了。在这些坑里又重新用土垫了射击台阶。天黑前两个钟头埃斯巴赫士官和汤普逊士官布置了一个诡雷陷阱。他们在敌人入侵的主要通道外面仔细地安放了手榴弹和绊索照明弹。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克莱莫杀伤地雷丢失了，不然那些地雷和手榴弹连在一起杀伤力就更强了。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跟北越军队最精锐的部队较量了。”
跟迪杜里克上尉就防御性空中、炮兵和迫击炮火力进行了交谈之后，赖斯科洛在防线上进行了最后的查看，顺便拜访了相邻的二排。他说：“牙齿稀疏的詹姆斯·拉蒙特是守卫我们右侧翼的那个小组中的一员。他是全连嗓门最响的一个，但是干起活来最卖力，有助于鼓舞士气。我问道：‘战斗一开始，你们这些家伙还会坚守在这里吗？如果你们想临阵脱逃，先跟我打个招呼。’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领会到我大难临头的幽默。他们回答道：‘长官，明天早上我们肯定还在这儿。你可要当心你那个排别当逃兵开小差噢。’士兵们在这个时候开玩笑无所顾忌。
“埃斯巴赫士官来自底特律，43岁，身材瘦弱，但曾经过艰苦锻炼。他从西森少尉那个排走过来跟我交谈。我对他说：‘我正在卖下一班开往波来古的直升机机票。’埃斯巴赫说：‘放屁，长官，我偏要赶上这一班直升机。’然后他低下头朝我腰带上的兰德尔军刀瞧了瞧，又补了一句：‘不过，如果我打算离开这里，我会先走过来把你身上那把刀取走。’这种精神正体现了我所寻找的那种自信。上阵前给亲人写缠绵书信的人都是些不中用的窝囊废。而这些人有必胜的信念。我离开他们时给他们留下了最后的忠告：‘他们将会快速向我们袭来，而且是匍匐进攻。没有容易击中的目标。把你的火力压低在敌人爬行时的高度上，让他们试试钢铁之墙的威力。唯有这样才能使敌人无法接近你们的散兵坑。’”
理查德·卡尔杰一等兵是洛杉矶人，年仅19岁，是全排最年轻的士兵之一。他问赖斯科洛少尉：“万一他们攻破我们的防线怎么办？”赖斯科洛回答道：“如果他们攻破我们的防线，把我们打垮了，就朝你的散兵坑周围扔手榴弹，把敌人炸死在胸墙上。你的头要低下去，低于地面。然后仰卧在你的坑里，向敌人的脸上猛射子弹。如果我们防守得好，敌人不会打到我们跟前。”战士们走回了他们各自的散兵坑，赖斯科洛也回到了他的排指挥所，也就是前一天晚上杰克·乔希根中尉使用过的那个小土丘。乔希根的尸体就是在那里发现的。这个土丘在新挖的一些深散兵坑后面仅20米远。
在营指挥所里，我正进行自己的最后核查。我们的精神状态很好，士气高昂。我们的环形防线得到了加强、弹药和医护用品充足、所有的伤亡人员都已撤送回后方、空中及炮兵的火力支援经过试射已经精确地找到弹着点。黄昏时将开始发射持续的近距离骚扰和截击火力，而且整夜不停。要求严格执行开火和灯光纪律的指示传达到每个人。未经我亲自批准不得打迫击炮，尤其不准使用照明迫击炮弹。我要我们的迫击炮手们把照明弹节省下来，万一空中支援分队和炮兵打光了照明弹，我们可以发射照明迫击炮弹上天照明。
到了晚上7点30分，一片漆黑。我们期盼着月亮升起来，天太黑了。可是在夜里的头4个小时里，除了对我方防线作零星的火力侦察外，北越人未对我们发动进攻。半夜之前我们接到了旅指挥部的无线电指示：次日我营将被撤出“X光”着陆区，送回哈洛威营地。这道指示是通过作战系统的无线电传达给狄龙的。
夜里11点20分，一轮明亮的望月升了起来。半夜前后，三旅的副旅长爱德华·C．梅厄中校递给我一份令人吃惊的电报：“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我次日上午离开‘X光’着陆区，前往西贡向他和他的参谋们汇报战斗情况。”我不能相信在战斗结束前我就奉命离开战场。这道令人无法理解的命令下达给我之前，师或旅指挥部均未扣压它，这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显然我应该跟我的部下在一起呀。
就在电报到达之际，北越军队的重机枪在里克·赖斯科洛那个排的正前方开火了，一连串的绿色曳光弹从他的指挥所上方掠过，离地面的高度约四五米。赖斯科洛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匍匐爬向前，滚进一个散兵坑，跟来自底特律的柯发蒂斯·戈尔登一等兵会合。赖斯科洛估计敌人的重机枪至少在450米以外，他怀疑敌人现在开火旨在试探我方防线，因此他命令部下停止射击。
然后大约在次日凌晨1点钟左右，敌人的一个5人侦察小组对我营指挥所正西方35米处一营的约翰·赫伦的二连防御地段中部发起了攻击。敌人的子弹从我们的头顶上方砰砰飞过。5个敌人中两个被击毙，其他3个溜回到丛林的阴影之中。那次试探性攻击加上赖斯科洛阵地前方敌人的火力跟前一天夜里敌人的行动极其相似，明显地预示着北越人还没有放弃对“X光”着陆区的企图。
由于这些敌人行动的牵扯，使我无暇顾及要我离开战场前往西贡的那道命令。凌晨1点半钟左右，我终于在无线电上找到了梅厄，并毫不含糊地向他表示了我对那道命令的异议。我明确告诉他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我应该跟我的部队在一起。我是全营第一个踏上这个可怕屠场的人，我希望我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人。这一招果然见效。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过要我去西贡的命令。
在前面的阵地上一片静悄悄，但气氛紧张。迈龙·迪杜里克说：“在下半夜的几个钟头里，我手下的几个排长向我报告说他们听到阵地前方有奇怪的声音。此外，在我方炮兵的骚扰和截击火力间歇的宁静时刻可以听到某种尖锐声音。后来在敌人尸体上发现的哨子提供了答案。显然敌人在集结准备进攻时，使用哨子依事先安排好的长短声数量来控制部队的集合和运动。”
里克·赖斯科洛说，在宁静的时刻他鼓励各个散兵坑里的士兵们相互交谈，以便消除紧张。当所有手段都不见效时，赖斯科洛唱起了“粗野的殖民地男孩”和一首康沃尔名歌“登上坎蓬山”，曲调缓慢而又沉稳。听到他的歌声，士兵们一起高呼“硬骨头军！”和“加利·欧文！”这呼喊告诉他战士们很坚定。
凌晨4点之前，迪杜里克上尉掌握了敌人在向他的防线运动的无可置疑的证据。他说：“大约在凌晨4点钟，绊索照明弹和反入侵装置被触动了，这些警报装置显示一连三排、我连的一排和三排阵地的前方有不少动静。有些警报装置设在阵地前方300米处。来袭敌人很可能正沿着进攻路线疏散开来，而且敌人似乎打算在没有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发动夜袭，因为除了40毫米火箭之外，敌人没有使用支援武器。”
尽管手榴弹捆成的诡雷和绊索照明弹正在爆炸，但是还未看见任何敌人。那种情况迅速改变了。凌晨4点22分，西森少尉在无线电上向迪杜里克报告说：“我看见他们来了。我可以朝他们开火了吧？”(各排当时受到严格的射击管制，旨在节省弹药。)朗德中尉记得迪杜里克上尉问西森：“他们离你多远？”当西森回答：“我差不多能用手碰到他们”时，迈龙立即下令：“打！干掉他们！”
据黄凤中校说，北越军队第六十六团的第七营跟增援部队一道又打了回来，这一次仍然是叩“X光”着陆区的南门和东南门。越共的H－15营担任助攻任务，背送弹药和护送伤员。
迪杜里克在他的日记里是这样描写当时情景的：“我的左翼和中部两个排受到一个北越营的猛烈攻击。你可以看到那些杂种像波浪一样涌上来，完全是人群组成的波浪。我们用一道钢墙迎接他们。我请求照明，朗德中尉请求4个105毫米榴弹炮连实施直接火力支援。这4个榴弹炮连使用触发和空炸炮弹，给我们连续不断的火力支援，我们的阵地前方有树丛和树叶，使用触发和空炸引信效果最佳。我们也发射了一些白磷炮弹。”
对于比尔·朗德来说，能看到活生生的目标是火炮前进观测员梦寐以求的事。他在无线电上告诉炮手们：“敌人出现了！”无数的敌人朝迪杜里克那个连的防线蜂拥而来，我方榴弹炮发射出的照明弹高悬在降落伞上，照明弹可怕的亮光把敌人照得一清二楚。
迪杜里克和朗德守在作为连指挥所的同一个散兵坑里，而迪杜里克牢牢地控制着战局。迪杜里克写道：“炮兵并不是持续轰击同一个目标。朗德中尉让4个炮兵连分别集中火力打击不同的目标，每次轰击后向两侧或纵深移动约100米，然后再集中火力轰击新目标。后来对战场的清理检查显示这种轰击方式严重地打击了敌人。”
敌人首先朝西森少尉那个排的地段发起攻击，然后也朝赖斯科洛那个排实施攻击。里克·赖斯科洛回忆道：“M－16步枪接二连三地出现弹壳无法退出的情况，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一人不得不蹲在散兵坑底用通枪条排除卡在枪管里的弹壳。滚烫的铜弹壳朝倒霉的装弹手的颈子上倾泻而下。北越军队向前冲一会儿就卧倒。开一阵火后再向前挺进一点。哨音不绝于耳。一枚火箭弹呼啸而过，掀起一阵风。我们自己的步枪卡弹而让专人排除弹壳之际，就用乔希根那个排的阵亡士兵的步枪继续射击。”
发动首次攻击时，北越军队出动了至少300人。二营二连的官兵高度警惕，充分准备，不到10分钟时间就用轻武器、重机枪和炮兵的火力打退了敌人的初次进攻。凌晨4点31分，即20分钟后，敌人再次发动进攻。迪杜里克写道：“敌人攻击的强度增加了，我连右侧翼三个排的防御地段同时受到攻击。”
惨叫声、吼叫声和口哨声打破了夜间的宁静。北越部队从山上席卷而下，直奔浓烟笼罩着的屠场。此刻我营和塔利那个营所有的迫击炮一起开火，无数枚81毫米高爆炸药迫击炮弹把本来就极端混乱的战场搞得更加天昏地暗。在迪杜里克的防线上作战的约翰·马丁说：“我们不停地向他们倾泻步枪、重机枪和大炮的火力，不久他们就溃败而逃。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伤亡，而他们死伤惨重。”
此时美国空军的C－123照明弹投放飞机“烟熊”在我们的头顶上方盘旋，其机组人员不停地甩出用降落伞悬挂着的照明弹。我们让炮兵停止发射照明弹，如果需要的话，留着以后使用。迈龙·迪杜里克写道：“照明弹派上了大用场。它让我们看清楚敌人，并能用轻武器有效地向敌人射击。当敌人向我的防御地段实施攻击时，我可以看清楚敌人的攻击队形。我的火炮前进观测员能够看到目标，并向敌人实施有效的炮火轰击。敌人总是等照明弹燃烧完了才企图向我们的阵地冲锋。当照明弹把战场照耀得如同白昼时，敌人总是钻进草丛隐蔽，或者躲在树木背后、土丘下面，或者匍匐向前爬。我方的低伸火力阻止敌人向前渗透，然而少数敌人设法爬到离我方散兵坑5～10米处。我们用轻武器和手榴弹把他们消灭了。”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一颗正在燃烧的照明弹上的降落伞未打开，该照明弹从空中飞驰而过，朝营指挥所附近的弹药堆坠落下去，恰好掉在一箱手榴弹上面，在箱子上熊熊燃烧。见此情景，普洛姆利士官长毫不迟疑地冲向弹药堆，赤手空拳一把抓住了照明弹。普洛姆利猛然将照明弹甩开，扔进了空地里。然后他又踏灭被照明弹引燃的火苗，消除弹药箱周围的危险。
在防线上，赖斯科洛手下的士兵正在酣战。他回忆说：“我们的M－79榴弹发射器改为直射，即向可见的目标直接射击，朝70～100米距离上的敌人抛出榴弹。尽管如此，敌人像一大群幽灵似的不断向我们推近。敌人的火箭弹接连爆炸，重机枪哒哒作响，他们是从地面掩护物那道黑线位置上朝我们开火的。他们企图越过开阔地朝我们攻来，但是队形零乱。开头几组士兵向前推进了几米就被我们的火力扫倒。几个幸免的士兵继续向前冲，不时地伏倒在地，躲在同伴的尸体后面隐蔽。这些敌人训练有素，使人惊讶。我们的一个士兵咒骂了起来，并且尖声呼喊道：‘他妈的，干掉这帮狗杂种！’”
在之后的30分钟时间里，野战火炮主宰了整个战场，4个炮兵连的24门105毫米榴弹炮分别从8公里以外的“法尔肯”着陆区和5公里以外的“哥伦布”着陆区向“X光”着陆区开火。比尔·朗德中尉成了指挥排炮的大师，他富有想象力地交替使用纵深、横向推进和近距离预防性炮火。我们可以看到北越人拖走他们的伤亡人员。24小时之前敌人向鲍勃·爱德华的三连发动攻击时，很快就通过了我方的炮火圈，死死地缠住了爱德华的士兵。可是在这个夜里，敌人却一筹莫展。
凌晨4点40分，迪杜里克请求派人送弹药上阵地。我营的侦察排冒着敌人的火力，从大土丘旁营指挥所附近的弹药堆拉走一箱箱步枪和机枪子弹，以及M－79榴弹。他们先后两次给阵地上补充弹药，这是第一次。
毫无疑问，敌军指挥官以为迪杜里克那个连的防御地段的左侧是由三连丧了元气的幸存者守卫的，防守比较薄弱。当他发现左侧攻打不动时，他转移了攻击的重点，改向迪杜里克右侧的两个排发起进攻。早晨5点03分，敌人发起了第三次攻击，攻打的方向是兰恩中尉那个排的位置。约翰·塞特林士官回忆道：“下午我们就到阵地前方布置了弹索照明弹和防止人员入侵装置。那种装置只有一个香烟盒那么大，内有定时导线和压缩空气。导线极易弄断，有一个小警报器会发出响声，同时装置会发光，这都告诉你前面有情况。我们在阵地前方安装了一连串这种装置。大约凌晨4点以后，我看到一个反入侵装置上有亮光闪了一下，并且听到了警报器的响声。我判断敌人来了。拉蒙特示意我不要起身，别作声，并且朝他安装的小盒子指了指，那个小盒子也在发声发光。”
塞特林以耳语向全班传达命令，吩咐他左右两边的士兵沉住气，等到敌人走到他们阵地前方的开阔地时再开始射击。他回忆说：“突然一颗照明弹燃烧了，一枚诡雷爆炸了，隐藏在高草丛中的敌人正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上臂，但是伤得不重，战斗结束后缝了两针，贴一块胶布就没事了。我方没有任何人开枪还击。然后敌人走进了开阔地域。照明弹接二连三地燃烧，敌人被照得清清楚楚，他们成了好打的靶子。我们立即开火，把他们逐个击毙。敌人这次攻击不算猛烈，30分钟以后敌人对我们的攻击要猛烈得多。他们一边进攻，一边吹着军号和哨子，我们将他们全部击毙。然后一些白磷炮弹碎片落在离我的散兵坑5米处燃烧，我的战斗腰带和衬衫被烧去大半，一条胳膊上就有8处烧伤。”约翰·塞特林坐下来，借助照明弹的亮光，用步枪刺刀的尖端迅速把仍在燃烧的白磷碎片从胳膊的肉里挖了出来。
不到半个钟头，敌人对迪杜里克的右侧的攻击就被猛烈击退了。此时拉克斯特罗少尉指挥的一营侦察排第二次给迪杜里克那个连的阵地上运送弹药。早晨5点50分，即天亮前40分钟，投放照明弹的飞机“烟熊”扔光了所有的照明弹。天空再也没有亮光了。我命令炮兵立即恢复使用照明炮弹，同时取消对使用照明迫击炮弹的限制。
早晨6点27分，北越指挥官发动了另一次猛烈攻击，这一次直接攻打迈龙·迪杜里克的连指挥所。西森和赖斯科洛那两个排的士兵再次首当其冲。马丁一等兵说：“早晨6点30分左右，他们以孤注一掷的态度再次攻打我们。战场就像打靶场一样，北越军队排成一条直线像波浪似的从朱邦山上席卷而下。”营侦察排的帕特·赛利克四级专业士官当时正向阵地上运送弹药，他说：“我听到军号声。在照明弹的亮光下，我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敌人成一条直线从山上下来，直向我们奔来。有个敌人的头上戴着白帽子或头盔，好像正在指挥进军的队伍。他的枪背在肩上。他们一股劲地从山上下来，似乎什么也不在乎。我们的步枪连像打池塘里的鸭子一样朝敌人射击。”
按照比尔·朗德中尉的观点，敌军指挥官选择了最佳攻击地点。在照明弹的亮光下，约100米长的防线前方，仅45－90米处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股股敌兵。朗德让炮兵发射空爆炮弹，几乎把那些敌人炸成了肉泥。我方81毫米迫击炮弹的轰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前线散兵坑里的士兵用他们的步枪和重机枪把那些没有被炮弹炸死的敌人消灭了。激战仅持续了14分钟，少数北越军队的幸存者停止了进攻，并且沿原进攻路线退回。他们拖着一些伤员朝东南方向后撤。
在赖斯科洛那个排的前方，仍在活动的敌人减少了。他回忆道：“突然只有一个北越士兵仍在活动，他正在使尽最后的力气将矮胖的身躯向前移动。每枝步枪、每挺机枪都一起朝他射击。他终于在离我们右侧翼的一个散兵坑三步远处倒下了。此后5分钟时间里，我们的士兵继续对他开枪，总觉得他死不掉。那真是一个勇敢而又坚定的士兵。莫索尔怀特士官高声叫道：‘瞧，他拿着一枝手枪。’我从散兵坑里爬出去，企图把那枝手枪拿来作纪念品，但是连士官长约翰·利克抢先一步把手枪拿去。罗伯特·马克斯四级专业士官说道：“伙计，我恐怕中弹了。’那个来自巴尔的摩的坚强战士的颈部早已中弹负伤了，但是直到战斗结束后才报告此事。”
赖斯科洛补充说道：“战场上一片沉寂。为了防止负伤的敌人苏醒过来后放冷枪，我们朝散兵坑附近那一堆堆敌人的尸体继续射击了一阵。营侦察排再次给我们补充了弹药。两次满载弹药都已经打光，在晨曦中我们舒展了一下疲劳的腿和胳膊。突然一个北越士兵挺起身来。他自己的木柄手榴弹在其身子下面爆炸了。是自杀还是意外？我们注视着我们的阵地前方，前一天被打死的敌人的尸体夹杂着新的尸体，臭味难闻。35米开外一个年轻的北越士兵从一棵树背后窜了出来，并且开始沿着他原先来的路线一瘸一拐地往回跑。我朝他开了两枪，他倒在地上。我的部下未能迅速开枪将其击毙，我把他们训斥了一顿。”
敌人的夜间进攻失败了，在迈龙·迪杜里克及其手下官兵的强大火力和优秀军事素质面前，敌人的进攻受挫。为了攻破迈龙的钢铁防线，又有几百名北越士兵全力以赴，英勇献身。迪杜里克上尉指挥的第二营二连在敌人的进攻中首当其冲，但只有6人受了轻伤，没有人阵亡。
在敌人对迪杜里克那个连的防御地段实施攻击的两个半钟头时间里，“X光”环形阵地上其余的地段都静悄悄地，而且静得出奇。我和狄龙商量了使用火力侦察的可能性，旨在检查一下我们防线的别处是否有敌人存在。我们有足够的弹药，而且反正也用不着保密了，现在敌人跟我一样清楚我们的阵地在何处。我们透过营里的无线电网路传达了命令：早晨6点55分整，阵地上每个人、每挺重机枪必须以全自动方式持续射击两分钟。要朝树上、土丘、灌木丛、美军阵地前方及上方的高草丛里射击，重机枪手们可以对任何使他们不安的东西射击。此时我们已经遗憾地获悉，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把狙击手送上了树，天一亮他们就会不断地放冷枪。现在正是清除阵地前方潜在危险的时候。
到了命令规定的时间，我们的阵地上就突然枪声骤起、震耳欲聋。二营的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的一连阵地前方约140米处，一支30～50名北越士兵的部队从隐蔽处跃起身来，并且开始还击。我们“疯狂的一分钟”射击促使他们提前进攻。我们立刻让炮兵对他们进行轰击，敌人的进攻被打退。当射击停止的时候，迪杜里克连最左侧的那个排的前方，一个北越狙击手的尸体从树上掉下，被一条绳索悬挂在空中。在一营约翰·赫伦指挥的二连的阵地前方，另一个狙击手被打死后从树上掉了下来。一个小时以后，第三个北越狙击手企图从树上爬下来逃跑，结果被当场击毙。
塞特林士官的胳膊被白磷烧伤多处，现在开始剧痛难忍了。他回忆道：“我被送回急救站包扎胳膊，我等着让人把我撤送回后方。我坐在那里时间越长，越觉得无法问心无愧地登上直升机，离开战场，把那些伙伴们留在后头。因此，我把胳膊上的绷带扯掉，走出了急救站。有人间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回我的散兵坑。’此后再也没有人讲些别的什么。”
第十六章 清理战场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除了败仗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像胜仗那样便人伤感。
——威灵顿公爵1815年发自滑铁卢的一份战报
在我们胡乱射击的“疯狂的一分钟”时间里，我们清理了环形防线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下令清理防线以内的区域。上午7点46分，营预备队侦察排和三连的幸存者对我们部队围着的地域开始小心谨慎、极其彻底地巡查。我命令他们在高草地里跪着爬行，认真搜寻己方伤亡人员和北越军队的渗透分子。他们也仔细检查了一排散兵坑里侧的每一棵树。到上午8点5分，他们报告说没有发现什么。
8点10分，阵地上所有的部队单位奉命跟左右两侧翼的单位密切协调，准备向阵地前方推进450米，一边前进，一边搜寻清理，寻找任何己方伤亡人员和敌人的武器。在这个危险而又必要的步骤开始之前耽搁了好长一段时间。检查无线电、补充弹药、跟侧翼单位协调……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况且官兵们经过48小时持续紧张和没有睡眠，身心疲惫不堪，反应都迟缓了。我上一次休息是11月13日夜里的5个小时睡眠。我仍能清晰地思考，但是我在开口讲话之前必须先提醒自己打算讲什么。这就像你还没有完全掌握某种外语时，一开口讲那种外语就结结巴巴的情形一样。我是把英语翻译成英语。我不得不保持头脑冷静清醒，因为我必须对正在发展的事件全神贯注，并且考虑到下一步。
上午9点55分开始清理战场，迈龙·迪杜里克的部下前进了仅不到70米就遇到了敌人的抵抗，敌人还向他们投了手榴弹。迪杜里克的二排排长詹姆斯·兰恩中尉受了重伤。我立即让所有部队停止前进，并且命令迪杜里克那个连返回到他们的散兵坑里去。约翰·塞特林胳膊上的烧伤仍在一阵阵抽痛，他对清理行动感到不愉快。他写道：“那天下午我们奉命清理我们阵地前方的战场。我可不愿意干那差事。夜间我颇感安全，因为敌人看不见我，而且我蹲在那个坑里不必出来。可是天亮之后我就想诅咒穆尔中校，因为他让我们走到散兵坑的外面去。我们奉命对战场进行最后一次清理，对周围作最后的检查。在那次清理过程中，我和拉蒙特抬回了我方阵亡人员中最后一具尸体。他是一个大个子，红头发，留八字胡子。我们在一棵树旁发现了他，他呈坐姿，步枪支撑在另一棵树上。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部，另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喉头。我们一边跑一边拖着他的尸体回来。”
跟往常一样，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参与了所有这些行动。他说：“我带领我的排向前，进入了寂静的战场。由于要绕过一堆堆敌人的尸体，我们只好曲折前进。走出50米时，我们越过一片空地，接近一股北越军队的机枪手的死尸。不到6米以外那些敌人的头突然抬了起来。我急忙闪到一旁。每件事都以慢速度发生。敌人机枪手做着鬼脸、双眼圆睁，他的枪管里冒着烟。我一连开了两次枪，然后卧倒，傻乎乎地看着一个空弹夹。‘手榴弹！’我回头朝我的无线电操作员范蒂诺一等兵大叫一声，他扔了一颗破片杀伤手榴弹给我。我一接住手榴弹就拉掉了保险栓，不偏不倚地将它投在那些北越士兵的头上。整个防线上又爆发了枪战，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回散兵坑里。阵地上又有7个人受了伤，其中包括兰恩中尉。我和拉里·L．迈尔顿中士带着两背包手榴弹重新爬出了阵地，别人用火力掩护我们俩。土丘背后的一小撮敌人负隅顽抗，但被我们用手榴弹逐一消灭掉。”
那次枪战爆发的时候，迪杜里克透过无线电作了报告。我一把抓住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和我自己的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专业士官，然后我们和普洛姆利一道跑了大约70米，来到了迪杜里克的指挥所散兵坑。赖斯科洛在左侧30～40米以外的阵地上重新组织队伍。我让黑斯廷斯尽最大努力把他可能调来的空中火力全都用上，而且越快越好。第一空中突击中队的一个A－IE“天袭者”飞机编队此刻正在我们的上空盘旋。编队长机的机长布鲁斯·华莱士空军上尉说：“我记得我在无线电上和查理·黑斯廷斯通了话。‘X光，流浪者三一呼叫，4架A－IE飞机，携带着传统炸弹、凝固汽油弹和机炮。请调好你的话筒给我们指示。’黑斯廷斯回答说：‘X光明白，流浪者三一。你的目标是我们东南方的敌军部队。要求先投传统炸弹，然后投凝固汽油弹，最后用机炮扫射我们看到的任何仍在那里活动的东西。’我回答：‘是，X光。我们随时听从你的吩咐。’”
空袭开始了。黑斯廷斯还调来了一个编队的喷射战斗轰炸机。几分钟之内，火箭、110公斤和220公斤炸弹、凝固汽油弹、集束炸弹和白磷炸弹倾泻而下，爆炸声和20毫米机炮声此伏彼起，迪杜里克阵地前方的灌木丛被炸弹掀起后又纷纷落地。这个上午，美联社的一个记者彼得·阿内特搭乘一架直升机进入“X光”着陆区。阿内特正在迈龙·迪杜里克的散兵坑附近忙着抢拍照片。
飞机轰炸了数分钟以后，我对查理·黑斯廷斯说：“再投一颗220公斤重的炸弹，越近越好，消灭那里残存的北越兵，然后让飞机停止轰炸。”我要迪杜里克命令其部下上刺刀后向阵地前方推进。不到10秒钟时间，我们就跳进了最后那颗重磅炸弹爆炸后的浓烟之中。在我们的头顶上空，布鲁斯·华莱士空军上尉的几架“天袭者”飞机正在重新编队，并且听查理·黑斯廷斯给他们作战斗损害估计。华莱士说：“以往执行作战任务后我们得到的战斗损害估计报告往往包括如下内容：飞机编队摧毁的可能是敌人的卡车停车场的数量，或者是被摧毁的竹棚的估计数字，或者是炸死炸伤多少敌人的驮畜。可是‘X光’着陆区却大不相同。查理·黑斯廷斯总是如实报告情况。如果我们没有炸准目标，他就客套地说：‘明白了，流浪者。今天没有得分，不过还是得感谢你们的帮忙。’如果我们炸准了目标，他就会热情洋溢地说：‘明白了，流浪者，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地面指挥官向你们致意。’”
赖斯科洛及其全排士兵欣喜地观看着空袭。赖斯科洛回忆说：“我们集中起来准备清理战场。突然一架战斗轰炸机从空中俯冲下来。我们急忙卧倒，鼻子紧贴着散兵坑底。炸弹像特快火车的汽笛一样呼啸而下，爆炸震动了大地。炸弹落在离我们的散兵坑不到30米远的地方爆炸。我们在尘埃和碎片中爬起身来，嘴里诅咒着。我们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每一个在场的官兵，包括穆尔中校都要向前移动，以便将我们的防线向前推进。”
这一次根本谈不上敌我较量。我们又击毙了27名敌人，粉碎了一切抵抗。我一眼望去，战场上百孔千疮，敌人的尸体三三两两地躺着，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血迹、炸碎的肢体、撕破的军服、破碎的武器散落得到处都是。这是一个令人沉思的惨状。那些人(我们的敌人)也是母亲所生啊，但是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确保迪杜里克及其部下干净安全地清理战场外，我亲自参加最后的攻击行动有另一个原因。里克·赖斯科洛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穆尔中校在我们的防御地段上冲向一堆堆尸体，并且把一具具尸体拽开来看看。汤普逊士官问道：‘中校究竟在干什么？’我摇了摇头。后来我们看到他返回时走在抬雨衣担架的队伍前头。到上午10点30分，穆尔中校找到了他要寻找的美军官兵。先前在战斗中失踪的3名美军官兵的尸体被找回来了，现在死者们正在回归故里的途中。”
上午9点30分左右，罗伯特·麦克代德中校及其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其余部队开始从东面6公里以外的“哥伦布”着陆区向“X光”着陆区挺进。麦克代德率领着他的营部连，以及二营的三连和四连。第五骑兵团一营的一连也已经交给他指挥。中午前后他们抵达我们的阵地。在这支队伍的前列里有个叫杰克·P．史密斯的四级专业士官，他是著名广播电视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的儿子。1967年，杰克·史密斯在为《星期六晚邮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他当时目睹的情景：“一营已经连续作战3天或4天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肮脏的部队。他们人人都面带惊恐神色。他们沉默寡言，东张西望，目光刺眼而又紧张。每当我们听到炮弹飞到近处，我总是弯下腰来，但是他们却一直站在那里不动。阵地前沿约6米开外正在腐烂的敌人尸体沿着散兵坑组成巨大圆圈，那里足足有100具左右尸体。”
其他人对杰克·史密斯的震惊亦有同感。在“X光”着陆区经过3天战斗的锻炼，帕特·赛利克四级专业士官倾听新来者的话：“我听到一个战士说：‘天哪，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啦？这简直像一场大屠杀。在这里你所看见的是尸横遍野。’”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是加州人。二营向“X光”进军时，他在麦克代德的侦察排里。他说：“一进入着陆区，我首先看到的是敌人的尸体堆得像路边的柴草堆，那些尸体堆至少有2米高。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情景。”
此时有两个生力营来接替我们。鲍勃·塔利的第五骑兵团二营已经抵达“X光”着陆区；鲍勃·麦克代德的第七骑兵团二营正在开赴“X光”的途中。上午10点40分，布朗上校命令第七骑兵团一营那些疲惫的幸存者们准备撤出去作必要的休息。布朗还告诉我们，跟我们一道作战的迈龙·迪杜里克上尉指挥的二营二连和西森少尉指挥的二营一连的那个排也将有同样的机会休整。我们将先乘休伊直升机到“法尔肯”着陆区，然后再从那儿换乘CH－47契努克运输直升机到波来古的哈洛威营地。
我让狄龙安排好撤离事宜，并且立即进行。塔利和麦克代德的部队将在“X光”着陆区环形防线的指定位置上接替我们，进驻我们的阵地。狄龙责成迪克·默钦特中尉负责撤离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俩跟鲍勃·塔利和他的作战参谋罗恩·柯鲁克斯上尉协调交接事宜。我们需要撤出“X光”着陆区的不仅仅是我营的部队和武器，还有我们最后一批伤亡人员，以及大量缴获的敌军武器装备。
至此(11月16日，星期二中午前)，“X光”着陆区的格局已经变了。先前的屠场现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仅仅在几个钟头之前，在某些地段轻微的活动就意味着死亡，而此刻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动了。除了我们自己的空袭和大炮的轰鸣，我们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太寂静了，变得太突然了，这倒使我感到不安。还是那句老话：一切正常就不正常了。敌人到何处去了？回到了柬埔寨境内？或者仍然在山上准备再次发动攻击？或者向北退到德浪河谷的水边？还有一个问题：敌人的12.7毫米高射重机枪到哪儿去了？如果敌军指挥官用那些武器从山上朝下扫射我们，那么守在“X光”着陆区空地上的美军的3个营将是好打的靶子。我要狄龙加紧命令炮兵发射骚扰火力，并且让空军不停地轰击我们上方的山坡。我告诉他，我要进行一次完美无缺的直升机撤离行动，要用一切可以调动的火力来掩护撤离。
由于仍然担心人数是否清点清楚了，我命令营后方指挥所重新清点我们所有的伤亡人员。此外，我让迈龙·迪杜里克率领他的连到其阵地前方约140米处横向进行最后一次清理。那个区域是最激烈的近战场所，我想对那里再搜查最后一次。我曾许下诺言，这个营永远不会把任何一个人留在战场上，每个人终将返回故里。我决心履行自己的诺言。
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副排长弗莱德·J．克卢格正在把他手下的士兵安排进原来阵地沿线的散兵坑时。他说：“我手下的两个士兵喊我过去，并且用手指了一指。原来那个散兵坑底有一具美军士官的尸体。我朝他一看，情不自禁地想：他看上去跟我一样。我对那两个士兵说：‘抓住他的背带，把他拖到直升机那里去。’有个人从我背后走过来对我说：‘不，士官，你不能把他拖走。他是我的一名士兵，你要礼貌一点。再叫两个人来把他抬到着陆区。’那是穆尔中校，他正在对阵地作最后的检查。如果我们没有发现那个士官，他也会发现的。我记住了他的话，而且仅仅两天之后就重复了他讲的话。”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架载着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和电视采访组的契努克直升机降落在“X光”着陆区，他们由师部公共事务办公室的J．D．科尔曼上尉陪同。经过两昼夜的战斗，乔·盖洛威蓬头垢面、麻木迟钝，双耳被震得半聋。他站在那里观看其他同行们胆战心惊地散开，竭力想弄明白这场战斗的实况。《时代》杂志当时驻西贡的首席记者弗兰克·麦克库勒希说：“第三天，一架满载我们这些记者的直升机飞进了‘X光’着陆区。几发炮弹飞了进来，我们全都卧倒在地上。我们抬头一看，盖洛威却站在那里。他说：‘笨蛋，那玩意不是朝我们打来的。’”
佐治亚州《哥伦布询问报》的记者查理·布拉克走上前跟盖洛威拥抱。他们俩从记者群中走开，盖洛威尽力告诉布拉克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某些事。布拉克用他那部破旧的手提打字机记下了盖洛威叙述的事情，以作为他的一篇长篇报导的素材。他把许多报导航空邮寄回国，发表在第一骑兵师家乡的报纸上，让那些士兵的妻子和儿女阅读。盖洛威说：“查理，这些是上过战场的最了不起的士兵！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优秀的部队。我希望每个美国人都能理解这些孩子们的事迹。你朝那儿看看，难道那不使你感到欣慰吗？”年轻的记者把老记者的目光引向阵地的某一段，在那里，一个美国士兵把一面美国小国旗插在一颗炸断了的树干上。
J．D．科尔曼在他的那本书《波来古：越南直升机之战的黎明》中描写了那个时刻，和他对那面小旗子的印象：“诚然，这是每一部战争影片中都有的司空见惯的镜头，但是在‘X光’着陆区，在死亡、毁灭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行为中间，那面美国国旗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其他记者此时却围住了我。我告诉他们，这场战斗打得激烈艰苦，显然我们在这次较量中算是碰上了勇敢、顽强而又坚韧不拔的敌人。然而美军的火力、纪律、胆略和必胜的意志使我们在“X光”着陆区赢得了胜利。我说：“英勇的美国士兵和M－16步枪在这里打了胜仗。”我告诉记者们，我营许多阵亡的士兵离服役期满仅仅相差几天，但是他们仍然奋勇作战，壮烈牺牲。说到这里，我的声音哽噎了，双眼噙满了泪水。当我站在那里时，我知道向阵亡官兵亲属报丧的电报已经起草完毕，这些电报将撕碎无数的心，将打乱上百个家庭的正常生活。
查理·布拉克走了过来。6天前在卡蒂卡茶园的简易机场上我看见过他，当时我们正在向波来梅地区发动作战行动。经过对第一旅的作战行动两个星期的艰苦跟随采访，查理正在归途之中。我邀他跟我们一起行动。查理·布拉克在第一骑兵师的每个部队都受欢迎。他为我们的家庭成员阅读的报纸撰稿。查理请求免除他这趟任务，因为他要到西贡去休假了。我跟查理开玩笑，说他错过了这次战争中最大的一仗。他咧嘴一笑，露出了满嘴稀疏的牙齿，对我的玩笑毫不介意。
然后，《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尔·希恒走过来跟我交谈。整个上午他一直在环形阵地上打转，接二连三地采访士兵。我晓得他在越南是个老手，而且是一个敏锐严肃的观察家。希恒站在我那个土丘指挥所的附近。他对我说：“自从‘遏制北越’行动以来，这一仗可算得上越南战争中最有重要意义的战役了。”他言之有理。
我又回头忙着指挥撤离工作。我营后方指挥所从无线电上报告说，我营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临时抽调给我营的所有人员都已清点过，伤亡人员已获撤送。没有一个人失踪。对战场作最后清理的迪杜里克那个连发回的报告说，没有发现遗留的美军伤亡人员。那些报告使我确信投有任何人在战斗中失踪，我们将不会因此感到内疚，所以我指示狄龙着手将我营及附属单位的官兵空运出“X光”着陆区。上午11点55分，首先撤离的单位是鲍勃·爱德华的三连的幸存者。迪克·默钦特说：“我的最后一项任务是负责营里的搭载区，让人员、物资有序地搭上直升机。每架搭乘4个士兵。”一架直升机一次可以载10个人，那为什么仅搭载4个人呢？因为每架直升机不仅要运出人员，还要把一堆堆敌人的武器和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撤走。
在我的战斗结束后的报告中，我将敦促美国陆军对从战场上送回的己方和敌人的武器要更加严格地控制。我们自己的武器丢失了不少，我们的伤员到达医院以后，他们的武器就被人拿走了。许多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被送出着陆区让我们的情报军官鉴定，但是这些武器不翼而飞，其实是被后方的突击队员、军医，以及直升机机组人员私自留下作纪念品了。我们从“X光”着陆区运出缴获的AK－47攻击步枪57枝、SKS卡宾枪54枝、戴格蒂亚列夫自动步枪17枝、马克沁重机枪4挺、RPG－2型火箭筒5具、82毫米迫击炮2门、中国造9毫米手枪2枝、敌人的急救包6个。工兵们销毁了另外100枝步枪和机枪、300多枚手榴弹、7000多发子弹、3箱火箭筒弹，以及150件挖掘工事的工兵铲锹。
现在需要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了。从战斗一开始，我就知道上级司令部必定想了解我们歼灭敌人的准确数字。因此，在这次战役期间每一回重大战斗行动之后，我总要让我营的几位连长告诉我歼灭敌人的最佳估计数字，但其实我讨厌这样做。由于在那三天两夜里战斗时起时伏，战场上乱糟糟地，根本不可能有一个裁判叫暂停，让我们清点歼敌人数。我们尽最大努力使歼敌数字符合实际。最后各单位清点的歼敌人数加在一起为834名，此外，我方炮火、空袭和空投火箭造成敌人的伤亡估计为1215名。由于战场上混乱和重复计数的情况在所难免，我自己又将834减至634，对1215这个估计数字未作改动。我营抓获并且撤送了6个俘虏。
我方阵亡79人，伤121人，无人失踪。
尽管从双方的阵亡人数来看，这个战役够惨烈的，但是阵亡人数并未反映问题的重点。这3天之内发生在这里的情况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自从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以来，北越军队是以师一级规模作战的。人民军的士兵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沿着胡志明小道倾泻南下，他们现在在越南南方的战场上进行了直接而又强有力的攻击。在“X光”着陆区仅仅3天时间就有79个美国人被打死。美国卷入这个不起眼的军事行动的代价已经急剧上升了。从军事上、政治上和外交上来看，越战就像是一场全新的球赛。华盛顿和河内不得不作出决策，而且必须尽快作出决策。
然而，眼下我的头等大事是安全而又迅速地把我的部队撤出“X光”着陆区，把守卫这块饱经炮火、浸透鲜血的土地的责任移交给鲍勃·塔利中校。
格莱因·肯尼迪士官和他那群48名三连的幸存者在下午12点20分降落在“法尔肯”着陆区。他们一走下休伊直升机就伸开四肢顶着骄阳躺倒在草地里，等待契努克运输直升机把他们运送到哈洛威营地。下午12点45分，四连开始撤离“X光”着陆区。
温森特·坎特专业士官等着登上直升机。他回忆说：“一架接着一架直升机载满后起飞了。人和武器装备似乎永远装不完一样。等待使人感到压抑，但是我们耐心地等待轮到自己上直升机。我记得我们的直升机起飞以后，我曾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不要让他们将我们击落。’在此之前我曾看见两架直升机和一架飞机被击落。我心中默念：‘上帝啊，你让我们经过三天两夜的磨难后幸存了下来，你不会让我们被击落吧？’上帝护佑着我们，上帝将我们送回故里。当他们把我们撤出来的时候，我在陆军的服役期仅剩6天了。我安然无恙地回国了，未伤一根毫毛。我的一些朋友却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经常想念他们。”
威拉德·帕里什四级专业士官是四连的另一个成员，他如此回忆他在“X光”着陆区的最后一个行动：“有些事情你会终生铭记。我们正在把C野战口粮罐头及其他一些东西埋到地下，准备让直升机把我们运送出那个山谷。战前我们挖散兵坑时，着陆区右角上有一个小灌木丛，上面长满了叶子。战斗结束后当我们坐在那儿准备撤走的时候，我朝灌木丛看了一眼，上面仅剩一片叶子了。由于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我伸过手去把那片孤叶摘了下来，使灌木丛变成光秃秃的。”
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回忆道：“我们被直升机送走了。但是战斗结束后多年，死者的臭气似乎仍在我的鼻子边散发。我们从飞机上朝下看去，弹坑累累的地上布满了敌人的尸体。全排的多数人面带微笑。突然，我身边的一个掷弹兵呕吐在我的大腿上。我理解他恶心得难以自控。尽管他不想开枪杀人，但是他跟许多人一样勇敢作战。每一个士兵都会透过自己的目光来感受理解这个战役。从战术上看，这个战役完全符合本宁堡步兵学校的教范的要求：‘找到敌人、拖住敌人、最后歼灭敌人。’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北越军队被逐一击败，他们把自己的部队一个接一个地塞进绞肉机。”
托尼·纳德尔手下疲劳的士兵们围坐在大土丘周围，乔·盖洛威拍摄了他们最后几张照片，然后收拾起他自己的步枪和背包，走到我跟前告别。我俩站在那里相互凝视，突然而且毫无羞愧地泪水涌流而下，在我们沾满红土的脸颊上冲出两道泪痕。我哽噎着说出这几句话：“去告诉美国人这些勇士们的事迹，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们是如何死的。”他乘直升机到波来古以后透过军用电话向合众国际社驻西贡分社口授了他采访的故事。第二天他写的朱邦山脚下的战斗的故事不仅吓昏了我们在本宁堡的家眷，而且震惊了世界。那天早晨我的妻子朱丽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拿起《询问报》阅读，她写道：“这是乔·盖洛威采写的报导，故事的第一段称此战是越南历史上最惨的一仗。然后他在第二段引用了我丈夫的话。在我接着往下读之前，我不得不先深深地吸一口气。”
当盖洛威口授完他的故事时，合众国际社西贡分社副首席记者布莱斯·米勒问道：“顺便问一下，你听说迪基·恰佩尔了吗？他在采访海军陆战队作战时丧命了。”正在美军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第三军管区的营房里打电话的盖洛威听到恰佩尔的噩耗后走到外面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迪基·恰佩尔是一位采访过十多次战争和革命的老牌职业记者，也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他一向热心给新军事记者以诚挚的忠告。盖洛威坐在黑暗里，默默地颤抖，为他的老朋友和这一个星期在他身旁死去的新朋友而哭泣。这场战争将是持久的。为了表彰盖洛威在德浪河谷地战场采访的出色成绩，合众国际社把他的工资从135美元一礼拜提高到每礼拜150美元。后来当他告诉他母亲加薪一事时，她摇摇头说那是“鲜血钱”。盖洛威思忖道，也许她的话是对的，流了那么多的血，增加这么一点薪水确实不能算多。
布鲁斯·华莱士空军上尉和他率领的A－IE攻击机为我们撤出“X光”着陆区提供了掩护。他说：“从‘X光’撤退接近尾声之际，我清醒地感觉到从一个地区撤退常常跟进入那儿一样困难和危险。我们在敌人和着陆区之间设立了一道炮火屏障，尽可能打断敌人的活动，以便我方直升机安全着陆、搭载和起飞离开。当查理·黑斯廷斯登上直升机时，他的话筒传来了那里的炮声，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炮声和他们升空时我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为第七骑兵团一营撤离德浪河谷地提供掩护的最后一个‘天袭者’飞机编队是我领飞的。那次飞行是我最后一次参与第七骑兵团在‘X光’着陆区的行动。”
接近下午3点钟时，营指挥所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等待上飞机撤出去：马特·狄龙、查理·黑斯廷斯、杰里·怀特赛德、他们的无线电操作员、普洛姆利士官长、鲍勃·奥爱莱特和我自己。我、普洛姆利和奥爱莱特最后离开大土丘。我们快步走向最后一批休伊直升机中的第四架，这架直升机正在等待，旋翼在旋转，机头向西。普洛姆利和奥爱莱特跳了上去，我从左边跳了上去后直升机就起来了，并且以大坡度向北倾斜。当我俯视弹坑累累的土地和被摧残的树木时，我为我们的战绩感到自豪，为我们的损失感到悲痛，也为我仍然活着感到内疚。
第十七章 战斗没有结束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在美国，没有为国家打过仗的人就不晓得他们是多么轻易地得到了美国公民的资格。
——迪安·布赖利斯：《南越的面目》
“法尔肯”着陆区在“X光”着陆区以东仅8公里，航程很短，可以迅速抵达。当我们在炮群中降落的时候，我看到70米远处我的一批部队待在着陆区的西北边缘之外。他们坐在被踩倒的干草里，等待契努克运输直升机把他们送回哈洛威营地。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朝那个方向走去，很快就认出他们是约翰·赫伦上尉那个二连的70名左右士兵。我们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跟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注视着他们目光呆滞的眼睛。我们大家都已经疲劳不堪了，但是谁也没有二连那么疲劳。约翰·赫伦及其部下已经81个钟头没有合眼睡觉了。我们大家都为战友的死亡而感到悲伤。
那天下午，NBC的新闻记者迪安·布赖利斯就待在“法尔肯”着陆区。他在1967年出版的《南越的面目》一书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哈尔·穆尔是离开战场的最后一个人。这是他打过的最大的一仗。他是一位中校，气概豪迈。他的士官长紧随身边。只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巨匠才能适当地描写出当时的情景，那是爱、男子汉气概和自豪感。这是勇士们的时刻。哈尔·穆尔转过身，从一批士兵走向另一批士兵，只有几个人站起身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军衔级别和尊卑之分了，而且哈尔·穆尔也不想让他们站起来向他敬礼。他反过来向他们敬礼。他跟他们交谈，向他们表示感谢。他既不是一本正经，也不像政客们那样客套地打招呼致意，然而在他的握手之中流露出感人的诚意。他同每一个士兵握了手。这个场面是遭遇并且打败了敌人的勇士们的团聚。他们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打败敌人，他们的胜利也并未结束这场战争的胜利，这只是前途末卜的胜利。但是，当需要他们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们履行了自己的天职。当时哈尔·穆尔心里想到的也是这一点。他并且说，如果士兵们没有赢得任何别人的感激，至少他们赢得了他的感激。”
跟赫伦那个连在一起约40分钟以后，我俩朝炮兵阵地走了过去，操炮的是第二十一炮兵团一营的一连和三连的士兵，分别由唐·戴维斯上尉和鲍勃·巴克尔上尉指挥。那时候他们自称为“加利·欧文的大嗓门”。1991年11月，盖洛威在沙乌地阿拉伯的沙漠里发现那两个炮兵连中的一个连为第一骑兵师提供火力支援。一位来自维吉尼亚的年轻上尉知道这位记者的历史和为人，他向盖洛威敬礼，并且自豪地说：“先生，我们称自己为‘法尔肯’人，我想您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个称呼的由来。我们就是您在‘X光’着陆区需要帮助时向你们提供炮火支援的那个连。”他坚持让盖洛威在参加他们的感恩节宴会之前视察他那个炮兵连。
我请巴克尔和戴维斯把他们的炮兵集合起来。那些炮手们在连续53个小时的射击中共打了1.8万多发炮弹，此刻已经筋疲力竭。他们的大炮旁边黄铜空炮弹壳堆积如山。集合在我面前的炮手们都打赤膊，红尘土和汗水把他们的皮肤都染红了。我从心底衷心感谢他们。我如实告诉他们，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高爆炸药炮弹火力网给我们多么大的帮助，给敌人造成多么惨重的伤亡。我手下的一个连士官长沃伦·亚当斯巧遇一个老朋友，是一个炮兵连的连士官长。亚当斯说：“他告诉我：为了支援你们山上的伙计，我们一刻不停地开火，烧坏了好几个炮管。”
克莱伦斯·W．布朗特士官是戴维斯上尉那个炮兵连的一个炮班的指挥，他是佛罗里达州人。大约20年之后，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还记得您和普洛姆利士官长来到我们的炮阵地，您给我们整个炮兵部队作了很好的讲话，感谢我们在‘X光’着陆区之战期间向你们提供巨大的炮兵火力支援。那次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到我对我们国家、陆军和自己的单位有所贡献。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对别人吐露这个感觉。”
巴克尔回忆说：“在‘X光’之战期间我的炮兵连无数次超过持续射击速率。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两门榴弹炮上的后座装置坏了。那天上午军械修理小组迅速把那两个后座装置修好。当穆尔中校那个营撤出‘X光’着陆区之后，他跟‘法尔肯’着陆区所有的炮兵进行了交谈。他的话使炮手们感到自己在那个战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后来，当契努克运输直升机把我营部队运回哈洛威营地的时候，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在登上休伊直升机返回之前，在“法尔肯”多待了一会儿，继续跟炮兵们交谈，因此我们没有见到新闻记者迪安·布赖利斯在哈洛威营地目睹的情景。他在其书中作了如下记述：
“傍晚时分他们都回到了波来古。他们走下了契努克直升机。没有任何人下达口令，他们自动地整理了自己的军容，振作起精神。他们不再是肮脏疲劳的步兵了。哈尔·穆尔那个营自动地排起了队伍，他们似乎从休克中苏醒了过来。没有参加德浪河之战的美国士兵们以近乎敬畏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这些伙计们可是亲身经历了这场恶战。他们没有为之欢呼，但是他们掩饰不住自己对参战者的钦佩。几个从参战者身旁路过的士兵拍摄下了他们的身影，整个场面的确带着点戏剧色彩，因为哈尔·穆尔的士兵们还没有从他们所经受的惊恐、悲伤、奇渴和疲劳中恢复过来。没有人叫嚷，也没有人训斥那些待在后方的幸运者，因为那完全是运气。但是他们已经明白他们正返回基地营地，而他们无法装着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大踏步进入营地，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出生入死的经历。他们行军时兴高采烈，精神抖擞，但是并不做作。你如果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你也会那样做的。未上前线的那些军服干净的士兵注视着他们，旨在从他们身上体味出实战的含义。这是一种好莱坞的导演们永远无法导演出的情景，因为这些士兵们浑身浸透了战斗的血污。你只有亲身参战而且幸存了下来才能那么肮脏、那么自豪。这是你无法装扮出来的。”
我和普洛姆利、奥爱莱特乘同一架休伊直升机飞往波来古。跟我们在同一个驾驶室的有“六号老蛇”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他的身旁是副驾驶约翰·米尔斯上尉。老蛇把我们送进了战场，现在他又把我们送出去。当我们在哈洛威营地着陆并关掉飞机发动机后，我和士官长离开停机坪，去看看我们的部队是否受到很好的照料。在走开之前我告诉克兰德尔，经历了那场激战之后，我很想喝点酒。老蛇朝附近一个油漆华丽的活动房子指了一下，那是一个军官俱乐部，我们约好等会儿在那里会面。
我和普洛姆利发现我营的部队被照料得不错。他们洗了热水澡，换上了干净的作战服，吃了一餐热饭，喝了冷啤酒，得到了一些供宿营用的楔形小帐篷。经历了德浪河的艰苦之后，到了这里简直就像沉湎于奢侈之中。机枪手比尔·贝克说：“我们拿到了新的干净衣服。我自己的衣服简直血迹斑斑！双肩上、袖子上、前面、后面、裤腿上都是血斑。天哪，德浪河之战使我记得最牢的就是血衣，鲜血染红了我的衣服，那一仗是何等惨烈！”迫击炮观测员约翰·瓦利纽斯回忆道：“我们被撤到波来古进行休整。我们回到那里时正赶上吃一顿热晚饭。我们在直升机机场附近的地上宿营。”雷伊·特纳四级专业士官说：“当我们回到我们在波来古的集结待命地区时，大家都开始寻找朋友，想弄清楚谁失踪了。三连有一个我的老同乡，所以我就去找他。他同时也到四连来找我。他和我都被告知，你的朋友不是受伤就是阵亡了。可是不一会儿，在我们返回各自连队的路上我俩撞到了一起。这真是一次令人喜出望外的重逢。千万别以为战士们害怕拥抱和哭泣。我们既互相拥抱又放声大哭。他的名字叫哈代·布朗。”
斯蒂夫·汉森中士回忆说：“在哈洛威营地我们喝得烂醉如泥。我还记得我们到那里吃到的第一顿饭：罐装B野战口粮牛肉饼，从大保温桶里盛出来时还热气腾腾的。吃起来味道有点像牛排。有一位厨师向每一个用餐者道歉说，他们只有这种食品，没有别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自己经受了考验，而且被看成了一个男子汉了。”
确知我营的部队已经受到照料，我跟布鲁斯·克兰德尔和约翰·米尔斯会合后到军官俱乐部去喝酒了。我的身上仍然穿着我那套脏兮兮的、已经破旧的、二次大战式样的粗纹布作战服，在过去的5天时间内，我一直穿着这套衣服。在《波来古：越南直升机之战的黎明》这本书中J．D．科尔曼记叙了此后发生的情况：
“当他们走到酒吧时，酒吧老板说他不能接待他们，因为穆尔身上太脏。米尔斯记得穆尔是如何耐心地解释说，他们刚从战场上回来，很想喝杯酒。酒吧老板回答说：‘你们是第一骑兵师的人，这个俱乐部不属于你们，你们必须离开。’米尔斯说这个时候穆尔开始不耐烦了。他说：‘去把你的俱乐部主管叫来，我们非要把这事讲清楚不可。但是现在我已经在这里了，我非要喝一杯不可。而且我要你在几分钟之内给我把酒端上来。’酒吧老板匆匆忙忙去叫俱乐部的负责军官，但是仍然拒绝为他们服务。因此穆尔把他的M－16步枪从肩上取下来放在酒吧的柜台上。米尔斯和克兰德尔也板着面孔跟着把他们的两枝点三八口径手枪放在柜台上。然后穆尔说：‘限你在30秒钟之内端几杯酒到这个柜台上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给这房子来个大扫除了。’酒吧老板知趣了，立即端酒给他们。此时主管俱乐部的军官已经到达。他已经听别人谈到过德浪河谷地之战，知道穆尔是谁。其实俱乐部里所有的顾客都听说过那一仗和穆尔的名字。从那个时刻起，他们三个人想自己掏钱买酒都不行了，别人争着为他们买酒。就在那时，他们得知‘X光’着陆区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布鲁斯·克兰德尔掏出一盒白令海雪茄，就是那种密封在铝管内的雪茄。他把雪茄递给大家。我点燃了一枝雪茄，喝了一口琴汤尼酒，让我的心排除一切杂念平静下来。坚韧的英国人里克·赖斯科洛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洗过澡之后却没有干净衣服穿，我就跟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军官们在军官俱乐部聚在一起。我们品味冰镇啤酒，但是并未喝得过量。我们并没有闹哄哄地庆祝胜利，因为我们大家都失去了一些亲密的战友。我们紧紧地围坐在穆尔中校周围。他即使想动一动也动不了。靠他最近的一些人紧紧地挨着他，好像橄榄球比赛时在争球一样。每隔几分钟，紧靠着他的四五个人就会被别人轻轻地推到旁边，外圈就会变成内圈。内圈的人把目光盯着指挥官的眼睛，默默地交流着相互尊重。不时地有人咕哝一声‘加利·欧文’或者‘废话’，正如某人念‘阿门’的语调一样。在第七骑兵团服役期间，这十二三个汗流浃背的军官跟着哈尔·穆尔在德浪河谷地不仅了解了自我独特之处，而且也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
我们都筋疲力尽了。一两个钟头之后，疲劳、酒、感动和安全感使我们大家都困乏不堪，因此，我们陆陆续续地离开去睡觉了。我走到营作战指挥帐篷，那里静悄悄地，但是运作正常。值班的士官长是连士官长罗伯特·布朗。我连衣服和靴子都没有脱就躺倒在一张没有铺盖的折叠式行军帆布床上，并且立即入睡。11月17日天亮我醒来时，发现布朗士官夜里把一条褐色军用毛毯盖在我身上。
对于在“X光”着陆区的鲍勃·塔利指挥的第五骑兵团二营和鲍勃·麦克代德指挥的第七骑兵团二营来说，那天晚上相当安静。尽管安静，但是两个营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零星的步枪声、几枚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以及美军炮兵持续不断的骚扰和截击火力使每个人保持警惕，毫无睡意。此外，天气很热，阵地前方数百具尸体正在腐烂，发出越来越难闻的恶臭，即使允许大家睡觉，谁也睡不着。蒂姆·布朗上校已经命令两位营长准备次日上午撤离。B－52战略轰炸机将对朱邦山的山坡实施轰击，美国部队离弹着区域必须至少3公里远。撤离时间定在上午9点钟。
两个营都将朝东北方向前进，塔利那个营在前头直奔“哥伦布”着陆区。麦克代德那个营开始时跟在塔利的后头，然后拐弯向西北前进，目的地是一个代号为“阿尔巴尼”着陆区的林间小空地。麦克代德那个营已经少了迈龙·迪杜里克指挥的二连和一连的一个排，此时这些单位都回到哈洛威营地休整了，但是蒂姆·布朗已经把第五骑兵团一营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指挥的一连附属给麦克代德，给他补充力量。
鲍勃·塔利中校已经指挥他那个营18个月了，他熟悉所有的官兵，并且亲自训练了他们。由于运气不佳，经历过三次战争的麦克代德中校指挥他这个营还不足3个星期，以前的18个月时间，他没有指挥过部队。尽管麦克代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过一个步兵排在南太平洋作战，在南朝鲜当过步兵连长，胸前佩戴着两枚银星勋章和三颗紫心勋章，但是他参加这场战争和接任营长以来仍一直非常小心谨慎。
麦克代德在担任师长哈利·W．O．金纳德少将手下的人事科长时工作很出色，因此金纳德让他接掌营长职务，但是并非毫无保留地对他十分放心，他把自己的副官弗兰克·亨利少校下放到第七骑兵团二营当麦克代德的副营长，“目的在于让该营正常运转，直到麦克代德熟悉部队情况胜任营长职务。”
第七骑兵团二营跟其姊妹营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士兵成分一样，包括应征入伍的士兵、优秀的士官、初出茅庐的尉官和优秀的连长。但是二营没有受过我营在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所受过的强化空中机动作战训练。当第一骑兵师接到开赴越南的命令时，美国陆军部在1965年7月拨给金纳德将军另外两个营，补足该师的兵员编制数额。第七骑兵团二营就是那两个营中的一个。
蒂姆·布朗上校回忆道：“在他们加入我们之前，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一部分单位在布拉格堡，一部分在杰克逊堡，散得很。我问营长约翰·怀特中校他手下共有多少人。他说全营只有100人。因此，陆军部开始从第一零一空降师、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路易斯堡抽调官兵补足那个营的编制数额。他们是一群相互不认识的陌生人。真见鬼，我集中了一批直升机，把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官兵送上天飞一次，以便使他们知道乘坐直升机是怎么一回事。在本宁堡期间我们只有给他们一次空中机动训练的时间。”
营士官长詹姆斯·司各特说：“在加入骑兵师之前，我们接受了许多新来的人员以填补营里的空缺。进行了哪些空中机动作战训练呢？在本宁堡我们只乘坐过一次直升机，那就是我们的空中机动训练。全营有实战经验的人不超过2％。想到这一点真有点使人害怕。作为一个空中机动作战单位，我们肯定很生疏，因为没有经过训练。”
小J．L．(巴德)·艾黎中尉是南卡罗来纳州人。他在1964年8月加入第二步兵师，当时他刚从福尔曼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的一个试验班毕业，美国陆军称那个试验班“U2”。也就是接受了预备军官训练团训练的毕业生，但没有送他去学习军官的步兵基础课程就让他服现役，指挥部队了。他说：“我在第二空中突击师期间在部队待了3个月。我在第九步兵团的一营，该营是一个机械化步兵营。他们当时正在为我们举办空中突击训练。感恩节时我们从野外训练后返回。然后在1965年2月15日我被送到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的通信军官学校。在那里花了3个月时间。当我返回的时候，我们又被调到布拉格堡接受训练任务，因为第八十二空降师当时部署在多明尼加共和国，他们有一批新来的人员报到，而在布拉格堡却没有人管那批人。7月份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宣布空中骑兵师将要部署到越南的时候，我恰巧就在布拉格堡。
“次日我们被召回本宁堡。我立即被分配到第九步兵团二营，就在这一天，该营的番号改为第七骑兵团二营。这是一个由零散人员拼凑起来的部队，每天都有新来的人。没有任何人知道任何事，大家相互不认识。人人都忙于处理私人搬运工具，做到海外作战的准备和打点行装。空中机动训练呢？真见鬼，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直升机是从归仁的海滩到越南安溪我们师的指挥部。”
艾黎中尉说他认为第七骑兵团二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单位，不比大多数单位好，但是也不比大多数单位差。“士官和参谋人员是优秀的。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上尉能力很强，弗兰克·亨利少校的优点更是说不尽。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军官，在战火下极其镇定自若。每个连长似乎都很内行，尤其是斯吉普·弗斯梅尔和迈龙·迪杜里克。我营的一两个单位在战场上跟敌人有过轻微的遭遇。营部连跟正规的战斗连队不一样，我们都是一些参谋工作人员，例如负责军需、通信和医务的人员，以及非战斗管理人员和支援人员。”
那年秋天，爱德华·C．梅厄中校是第三旅蒂姆·布朗的副旅长，后来他晋升为美国陆军参谋长。梅厄回忆道：“在越南的最初几次军事行动和后来在波来古的军事行动中，我们特意把第七骑兵团二营部署在敌人数量不多的地区，这样他们才有机会透过在丛林中运动得到一些基础训练，把执行作战任务跟训练协调地结合起来。麦克代德是一个刚上任的新营长，但是他手下的几个连长都很棒，士官们也很棒，其中有些人有参加朝鲜战争的经验，有的甚至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认识他们之中到过朝鲜的几个人，他们都不错。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对一切情况总是了如指掌，他能恰到好处地派出巡逻小分队，把后勤安排得井井有条。我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助手，在麦克代德边做边学期间他是不可或缺的后盾。”
二营的骨干之一是营士官长詹姆斯·司各特。他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作战，在1944年6月至12月期间他在战斗中三度负伤。他在朝鲜参战13个月，在本宁堡的第二步兵师服役了6年时间。他说：“1965年时我已经服役24年了，我本来可以退役了，但是那不是离开军队的时候。你知道你将被派上用场，因为你有些经验。那年夏天营长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怀特中校。我俩就选调有经验的人员一事交谈了很多。”
司各特看中了查尔斯·巴斯上士。巴斯在第二步兵师的一个单位服役，但是没有被派往越南，因为他刚从越南回国，在越南期间他担任南越军队的军事顾问。司各特说：“他很有经验。我在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街上碰见他时他说：‘你如果保证提拔我，我就志愿跟你走。’我对他说，我无法确保他能晋升，但是我将设法把他放在优先考虑的位子。所以他来到了我营当作战士官。在越南期间我和他合住在同一顶帐篷里。其他士官经常来向他求教。查尔斯能够连续讲上几个钟头，教你如何借助炮火掩护向前运动；提醒你决不要低估敌人，因为他们有耐心；当心他们的AK－47步枪，那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武器；注意那些小山丘，当你抵达和离开的时候，务必对树丛和小山丘射击；这个北越敌人了不起，对自己的任务矢志不移。他的话听起来挺吓人的，但都是真话。”
S．劳伦斯·戈文中尉很年轻，满头金发，身高1.85米。他是听从并且响应约翰·F．肯尼迪的战斗号召的年轻人之一。1963年6月他从耶鲁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就被委任为正规军官服现役。他不仅是合格的游骑兵和伞兵，而且学习了3个月越南语。1965年9月他在湄公河三角洲担任南越军队某营的军事顾问，然后突然被调到北方担任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的副连长，在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手下服役。
戈文说：“麦克代德接任营长，有好几个星期时间他都在默默地观察，只下达一些可以称之为轻声轻气的命令。营指挥层来了一次大换班。弗兰克·亨利少校接替了彼特·马立特；杰姆·斯帕艾斯上尉取代了以前的营作战参谋。我喜欢斯帕艾斯，因为他也曾当过军事顾问。情报参谋是迈克·卡勒中尉，他尚缺实战经验。因此，我们北上波来古的时候，营指挥班子对全营部队来说比较陌生。该营的士兵基本上是相当好的，士官们也很优秀。缺点在于：他们来自第二步兵师，而不是一支骑兵部队。他们没有受过空中机动作战训练。幸运的是苏格迪尼斯上尉从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四连调到二营一连当连长。他毕业于西点军校，训练有素，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军官。”
生活在指挥官影子里的是他的无线电操作员，他跟指挥官寸步不离，一根不到2米长的黑色塑胶包覆电线像“脐带”一样把他跟指挥官连在一起。杰姆·爱普尔森时年26岁，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人。他曾经是约翰·怀特的无线电操作员，现在他成了鲍勃·麦克代德的操作员。爱普尔森回忆说：“怀特是当指挥官的料，也许稍微过分吹毛求疵。他把我们管得很紧，比国内的单位还要严。麦克代德比较松弛。他到我们营之前在参谋岗位上工作，很长时间没有带兵了。我跟他们俩都相处得不错，但是麦克代德更讨人喜欢一些。我喜欢麦克代德，因为我总是获得两份C野战口粮，我的一份和他的一份。他只吃重糖重油蛋糕和水果。一般的C野战口粮伤他的胃，所以他干脆不吃。他是个瘦高个子，腕上戴着一个金手镯。”
麦克代德是这样评价他那个营的：“在我接任第七骑兵团二营营长职务之前，我从未跟该营打过任何交道。我的印象是每个人似乎都很能干。我想当时他们并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其他许多部队也没有经验啊。这是一支没有经受过实战考验的部队。金纳德将军把弗兰克·亨利少校下放到我营跟我搭档，因为亨利富有空中机动和直升机经验。他是金纳德的助手，一直紧随其工作多年。这一人事安排旨在把亨利的直升机专长传授给我们。我只有当步兵的经验。”
这个星期三是11月17日。我们在哈洛威营地花了一个上午时间擦拭武器和整理个人装备，同时发放衣服、把减员的士兵重新组织，并为今后7至10天服役期满、需要退伍的士兵办理回美国的书面手续。此时士兵们放松了。一些人睡觉、一些人在写家信、一些人在喝啤酒，还有一些人上述这些事都做了一点。
里克·赖斯科洛说：“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的官兵们以排为单位沿着哈洛威着陆区附近的公路过夜，大家裹在雨衣里舒舒服服地酣睡了一夜。11月17日早晨醒来时，大家都感到精神放松了，因为上级许诺我们将回到安溪。大家的心情是‘我们做完我们的事了，要回美丽的安溪了。与此同时，再闲晃一阵子，等待第七骑兵团二营其余人员撤出“X光”以后再走，擦拭武器，狼吞虎咽吃饭，不必辛苦了。’下午三四点钟时，武器被人看守着，士兵们在士官和士兵俱乐部里痛饮啤酒，在小吃部吃糖块、喝汽水。”
在哈洛威营地西南50公里的德浪河谷地里，美军部队的纵队按上级指示在上午9点准时撤出了“X光”着陆区。鲍勃·麦克代德的部队里传出的消息说，这次撤离就像在阳光下散步，悠闲地走到另一个着陆区，直升机将飞到那里把他们撤回，那是他们回安溪基地营地旅途的第一段。其实这个消息是错误的。
第十八章 在阳光下“散步”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我们得到的是口头命令：到这里去。手指朝地图上指一指。我们就像在朝鲜一样，接到命令就出发。”
——罗伯特·A．麦克代德上校
把它叫做命该如此吧，或者把它叫做重蹈我们第七骑兵团前任指挥官卡斯特的覆辙。但是不管你把这次行动叫做什么，它绝对丝毫与空中机动无关。接过防守“X光”着陆区任务的两个营快要放弃它了，他们正沿着进入着陆区时的原路离开——徒步行军撤离。1965年11月17日是星期三，这天上午阳光灿烂。不管第一骑兵团的435架直升机这天上午在干什么，就是没有一架飞来把第五骑兵团鲍勃·塔利中校那个二营运送到“哥伦布”着陆区，或者把第七骑兵团罗伯特·麦克代德中校指挥的二营运送到地图上标明代号为“阿尔巴尼”的着陆区。两个营的官兵一边抱怨发牢骚，一边整理背包准备出发。上级来的消息已经传达到所有士兵：空军的巨型B－52轰炸机已经从关岛起飞，它们轰炸的目标是朱邦山的山坡。这些飞机共装载220公斤一枚的炸弹200多吨。当重磅炸弹从7000多米的高空倾泻而下的时候，我方的部队必须在上午10点左右以前撤到离目标区域3公里以外的安全区。上午9点钟，鲍勃·塔利那个营的部队朝东北方向出发了。
塔利说：“我们和麦克代德那个营一起在那里待了一夜。我奉命率领部队到‘哥伦布’着陆区。我营是撤离‘X光’着陆区的先头部队，我们出发时跟开进来的队形一样——前头两个连，后面一个连。每隔半个钟头我们就让炮兵朝我们队伍前方350米左右发射一发炮弹，因此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标绘出一个火力集中点。这样，我们一旦跟敌人遭遇，我们就可以立即要求炮兵开火支援。”
10分钟以后，鲍勃·麦克代德的士兵出发了。当时第三旅的指挥官蒂姆·布朗正在“X光”着陆区的地面上观看部队撤离。布朗给麦克代德的指示是跟随塔利那个营。去“哥伦布”着陆区的途中，在过了一半路程之后不久，麦克代德那个营就拐向西北，朝“阿尔巴尼”着陆区前进。在地图上这个林间空地的坐标为YA945043，在德浪河以南560米。
第七骑兵团第二营向阿尔巴尼行军
28岁的汉克·爱因斯瓦斯准尉是俄克拉何马州人，已经在陆军服役10年了。在刚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在第十一空中突击师和第一骑兵团担任休伊直升机飞行员。这一天汉克是第七骑兵团二营指挥直升机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分配给我的任务是驾驶第七骑兵团二营的指挥直升机作一次侦察飞行。11月17日上午我们在‘X光’着陆区以北的一个地区上空飞行了一次。直升机上的人员察看了两三个备用的着陆区。他们选中了‘阿尔巴尼’，这是只能容纳一架直升机的着陆区，也是我们所飞过的最小的一个着陆区。我们在树林上方100米的低空飞行，察看他们进入着陆区应走的行军路线。我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地面上有敌人。我们没有遭到地面火力的袭击。”
那天上午第七骑兵团二营撤出“X光”着陆区以后的使命是什么呢？国家档案局里没有第三旅以及第七骑兵团一营和二营在这段时间里的作战日志，尽管军事历史中心自1967年9月以来一直不停地寻找这些文件，但至今仍然不知其下落。为什么这些至关重要的文件会失踪？这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该师1966年3月写的战斗结束后报告称二营“是向西和西北方向挺进，从地图上看，其目的地似乎可以作为一个着陆区。在地图上其方位是YA945043，代号为‘阿尔巴尼’”。
第三旅的旅长蒂姆·布朗上校回忆说：“我本来的意图是把‘阿尔巴尼’当作一个过渡地点，到达那里之后，麦克代德还应继续前进到‘柯鲁克斯’着陆区。我想把第七骑兵团二营转移到‘柯鲁克斯’，而不是把他们全部(第五骑兵团二营、第七骑兵团二营和第五骑兵团一营)留在‘哥伦布’。南越的部队当时正在北上，我们不得不支援他们，因此我打算让部队向西继续推进。使命并未改变，我们的部队仍然留在那个地区企图找到敌人，因此我让部队徒步行军。如果将来我不得不从空中把他们撤出去，我会这洋做的。‘阿尔巴尼’不过是行军途中的一点，经过那里之后应继续朝‘柯鲁克斯’前进。”
被叫做“柯鲁克斯”着陆区的林间小空地在“X光”着陆区西北方13公里处，地图上的方位坐标为YA872126，德浪河谷地径直穿过数公里路程。“阿尔巴尼”着陆区在“K光”着陆区东北约3公里处，在“柯鲁克斯”着陆区东南10.8公里。
梅厄说由于B－52轰炸机要来轰炸，“X光”着陆区内的两个营不得不撤出去：“当时的设想是让第七骑兵团二营向北出发，寻找合适的着陆区。我认为地图上甚至没有标明‘阿尔巴尼’这个地方。后来我不得不向新闻界简单介绍情况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受挫不可能是一次事先安排的伏击战，因为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正朝那个方向走。他妈的谁也不知道这个营要到那里去。”
二营的营长鲍勃·麦克代德中校本人也被蒙在鼓里。他说：“当塔利和我离开‘X光’着陆区的时候，我们真的一无所知，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情报，我们丝毫不晓得在那里会碰到什么。他们告诉我把部队带到一个代号为‘阿尔巴尼’的地方，在那里设立一个着陆区。谁也没有告诉我，我们必须一路打到那个着陆区，只说要我们到那里去设立着陆区。还有其他一些从这个情况衍生出来的事情。时间很紧凑，他们说，到那里去组织好着陆区，因此你就拼命赶路。你既不是摸索着前进，也不是小心隐蔽地行军。因而我就稀里糊涂地指挥部队火速赶路。我当时心想：‘那就是我的目标，就出发吧。’整个上午我们都是徒步朝‘阿尔巴尼’行军的。上级下达指示，当B－52进入目标区袭炸的时候，我们应停止行军一个钟头左右。所以我们坐在那里等，然后继续行军。”
詹姆斯·W．斯帕艾斯上尉是麦克代德那个营的作战参谋，他回忆说，他们的使命是阻止北越军队沿德浪河进行的任何军事行动。“当时以为敌人正从柬埔寨沿着那条路线进入德浪河谷地袭击我们的炮火基地。我们还以为我们最终会被撤离那个着陆区，或者附近的另一个着陆区。”当有人问他有没有事先得到情报部门的消息或者有没有人提醒他们那里有危险时，斯帕艾斯说：“我不晓得任何有关的情报，也没有接到那里有些什么的任何报告。”
营士官长司各特说：“11月17日一大早我就听说我们要转移到另一个着陆区。我问查尔斯·巴斯士官：‘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他说：‘有三个可能性：跟敌人交战、B－52飞机轰炸之后撤出该地区，或者上直升机飞回安溪。’”
达德利·塔迪密上尉是蒂姆·布朗上校那个第三旅的火力支援协调官，其职责是协调所有的支援火力：战术空中火力、炮火、空中火箭炮火。他说：“蒂姆·布朗在哪里，那里就是我履行职责的地方。火力支援协调官总是系在指挥官的裤腰带上，必须随时随地对发展中的战场态势立即作出反应。我们每天习惯性地一大早就起飞，整天驾着指挥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我们确实安排B－52轰炸机轰炸朱邦山，所以我们不得不离开那个着陆区。他们正向另一个着陆区转移，那个地方没有名称，在地图上仅是另一个圆圈。我们需要把那些兄弟们从‘X光’着陆区那个洞中撤走。我们的部队待在那里4天了。”
当二营离开“X光”着陆区时，司各特营士官长跟营指挥部人员在一起行军。他说：“我们开始整队出发，一个连为一个行军纵队。我们这批人中有医护人员、随军牧师的助手、人事组成员、一些厨师和烤面包的师傅。营部连的连士官长和连长也跟我们在一起。威廉·苏卡特上尉是营里的外科军医。他和医务排的排长约翰·霍华德少尉以及医务排副排长查尔斯·W．斯托利中士也在我们这个纵队里。”
二营一连出发之前，该连的连长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下达了一道不寻常的命令。他手下的副连长拉利·戈文中尉对此记忆犹新：“全连人员已经处于百分之百的戒备状态超过52个钟头，我们均已疲倦不堪，所以苏格迪尼斯上尉下令每个人口服两片APC药片，即含咖啡因的阿斯匹林。此举旨在使部队兴奋，增加大家头脑的清醒戒备程度。帕特·裴因少尉指挥的营侦察排附属在我们这个连，并且被指定为尖兵队，因为前一天他们沿着同样路线把二营带进了‘X光’着陆区。苏格迪尼斯说：‘敌人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是这个地区有北越部队。我们开往“阿尔巴尼”，在那里设立一个着陆区，我们可能从那里返回波来古。’我们在战术上进行了部署，以防跟敌人遭遇。苏格迪尼斯告诫我们保持警惕。”
苏格迪尼斯在接任二营一连连长职务之前曾经在一营服役。当布朗上校要一名军官接管二营一连时，苏格迪尼斯立即被提名。乔尔，28岁，毕业于西点军校，已经有一定的带兵经验，其中包括在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和第一骑兵师于过两年。1962～1963年，他担任南越一个步兵营的军事顾问，经历过一年的实战锻炼。苏格迪尼斯说：“当我请求炮兵在我们向阿尔巴尼转移的途中朝我们的前头实施火力支援时，营里告诉我，我们不能进行火力侦察，因为那样会暴露我们自己，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但是偏偏没有人告诉我，第五骑兵团二营行军时会实施火力侦察。
“作为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尖兵连或先遣连，我把我这个连的战术队形列成V字型。营侦察排现在附属于我连。我将该排部署在最前头或中间，把我连其余的两个步枪排作为左右梯队。我把连指挥小组放在中间，紧随侦察排之后。按照上级命令，转移之初我们将跟在第五骑兵团二营的后头，我们照办了。”
亨利·(汉克)·索普上尉是北卡罗来纳州人。他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军官，也就是说，在60年代初他从士兵直接被提拔任命为军官。他是四连的连长，在二营的队伍里，该连走在苏格迪尼斯那个连士兵的后头。索普说：“上级仅仅告诉我们跟着前面的队伍。这是一次阳光下的散步，谁也不知道形势的真相。”
跟随在四连后面的部队是约翰·A．(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的三连。该连开始行军时也是部署成楔形队形。弗斯梅尔回忆道：“在转移行军的前半段时间，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出，如果敌我双方突然开起火来，我们在高草丛里很难控制楔形队形。三连的排长和班长们都配备了PRC－6型无线电(朝鲜战争期间用的老式无线电对讲机)，但是这些机器性能不可靠。此外，士兵一旦中弹倒在高草地里，班长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他。因此，行军途中第一次暂停之后，我把我连的队形改为纵队，一个排为一个纵队。我们不是先头部队，也不是断后的部队。我们跟随着四连。四连是战斗支援连。”
爱因里克·V．普贾尔斯少尉是波多黎各的哈托雷人，他当时担任弗斯梅尔上尉那个三连的三排排长约一个月时间了。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是由于B－52飞机要来轰炸，所以我们的部队只好仓促撤出。我们连成纵队行军，每个排为一个纵队。听起来就像我们在本宁堡的时候每次演习结束后的旅行行军一样。”
杰克·P．史密斯四级专业士官是华盛顿特区人，20岁，因考试不及格被大学退学。他参军的目的在于增长见识，接受锻炼。入伍后他被分配在弗斯梅尔那个连。他说：“我们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猜想我们的指挥官们以为战役结束了。北越人民军的3个营被歼灭了。阵地上足有1000具正在腐烂的死尸。我们离开‘X光’环形阵地的时候就从腐尸旁边走过。一些尸体躺在那里4天了。”
在三连行军队伍后面的单位是二营的营部连，是一些后勤和行政管理人员：营急救站的军医、随军牧师的助手、通信参谋及他手下的无线电修理技师，以及其他此类人员。
约翰·霍华德少尉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他是医疗部队的一个军官，在二营里他是营外科军医的行政助手。他回忆11月16日跟斯托利中士一起在“X光”着陆区过夜时的情景说：“那天早晨我们撤出‘X光’着陆区之前，查理·斯托利朝我走了过来，他让我帮助他点燃香烟，因为他紧张得手直抖，连火柴杆都握不住。我竭力以闲聊的方式帮助他镇静下来，但是他依然紧张。我认为他当时已有某种不祥的预感。”
二营通信参谋官艾黎中尉也跟营部连在一起行军。他说：“我们被告知这次转移将是一次战术转移。战场上还有很多物资：装备、补给品，以及需要清理和销毁的战利品。到处忙得乱哄哄的。除了我通常携带的战斗负重之外，我还亲自扛着一架RC－292型天线。我的体重是65公斤，我的战斗负重通常为18～20公斤，而RC－292型天线重达27公斤。气温一定高达摄氏35度以上，空气的湿度也有90多度。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穿越高草丛、橡木丛和一些高大的树林。由于急速行军，大家累得筋疲力尽。”
威廉·苏卡特上尉在队伍里跟大家一道行军朝阿尔巴尼前进，他虽然是一个军医，但跟步兵军官差不多。苏卡特军医是营里最受敬重的军官之一。他先在密苏里大学读书，然后进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学习。他说：“当我应征入伍时，我正在波士顿的彼得·本特·布莱汉姆医院当住院实习医生。起初我因病缓召服兵役，但是当我转到外科当实习医生后，就失去了缓召服兵役的资格。我被分配到圣安东尼奥的陆军医院的烧伤外科。在那里，我每天下午都跟一批很棒的士兵们在一起从事体育活动。越南的仗打起来之后——即东京湾事件发生后——这些小伙子大多被送到了越南。当时我是个单身汉，我心里想，这倒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志愿到越南去。我乘飞机到了长滩，正好赶上一艘早些时候驶离东海岸运兵到越南的人员运输舰。”
苏卡特补充说：“教给我最多陆军知识的是英国人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和爱尔兰人约翰·德赖弗尔士官。德赖弗尔喜欢抓洞里的老鼠，每次他总是先卧倒在地上对着老鼠洞里大叫一声：‘有人在家吗？’他不像别的人那样先朝老鼠洞里熏烟。他在越南战场上见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回美国进候补军官学校受训，然后再回到越南时已经被晋升为少尉，不久阵亡。德赖弗尔有他自己一套关于战争的规则，而且他竭力把那些规则传授给我。你晓得擦拭武器的第一条规则是清理弹膛里的子弹，而德赖弗尔的第一条规则却不是这样。他的第一条规则是务必先检查一下，弄清楚那是不是你自己的武器，那样你就不会糊里糊涂地替别人擦拭武器了。他和里克教给我许多当步兵的诀窍。我宁愿跟他们为伍，体验一下生活的真谛。当营军医这个差事完全是浪费时间。他们并不需要医生。我猜想，我主要是提供精神支持，而不是真正的医务支援。在战场上作为一个医生没有多少事好做。我之所以跟他们一起出发，参加他们的作战，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
迈龙·迪杜里克是苏卡特喜欢的许多人之一。他说：“他棒极了。他酷爱军事战略。他推荐S．L．A．马歇尔的《冒着战火的勇士》等书籍给我读。我们就战斗中士兵的行为进行过交谈。他喜欢像新泽西州街道上的流浪汉那样讲话，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善于思考的聪明家伙。我为我在军官队伍中认识的这些人感到自豪，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7岁的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是马里兰州列昂纳德镇人，他是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连长。他那个连殿后，跟随在麦克代德的行政管理和支援人员的后面。福雷斯特在巴尔的摩的摩尔根州立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被委任为现役军官。当时他已经担任一连的连长3个月了。他回忆说：“麦克代德说我们连将是最后一个撤出去的。我知道任务艰巨，因为我们是增援部队。麦克代德的指示非常含糊其辞。当时我认为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全面的情报，对全局形势不甚了解。我们只有一张地图，因此我就让武器支援官用透明纸描一张示意地图。我要他为我们沿前进路线描定一些火力支援，如此，万一发生不测情况，我们就可以支援自己。我把我连部署成楔形队形，派出了一些侧卫，然后才出发。”
尽管在朱邦山山脊上的北越人观察着美军撒出“X光”着陆区，但是，美国部队一进入树林和高高的草丛，在山上观察的越南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人民军的黄凤中校说：“我们有许多侦察小组监视着那个地区。山顶上我们也有一个观察你们行动的阵地，但是从那里很难看到丛林里的动静。因此，我们留下一些人在后面监视那些着陆区和那些林间空地。我们组织了一个排，该排派人到每一个着陆区给那些直升机制造麻烦。”
黄凤中校的话有部分被唐纳德·J．斯洛伐克中士的话印证了。斯洛伐克是二营侦察排尖兵班的班长，走在带领该营行军队伍前进的尖兵们的最前头。他说：“我们看见了‘胡志明草鞋’的足迹，我们把这些足迹叫做‘轮胎印子’，因为那些草凉鞋是用旧汽车轮胎做的。我们看到地上有竹箭头，箭头指向北，还有缠结的草和米饭粒。我把所有这些发现都向裴因少尉作了报告。”
行军一个钟头以后，营士官长司各特对有关情报进行了检查。他说：“我从全营的队伍前头走到后头，查看了一连、四连和医务排。我发现一些士兵扔掉了他们的部分装具，如雨衣或C野战口粮。他们疲劳极了。他们已经两三夜没有合眼睡觉了。我走回到巴斯士官身边告诉他我们需要暂停行军休息一下。”
由斯帕艾斯上尉执笔撰写的二营的战斗结束后报告说行军约2公里之后，该营转向西北前进。拉利·戈文中尉说，在前面领路的一连越过一道小山梁之后拐弯向左了。塔利中校那个营继续一直向前朝“哥伦布”空地的炮兵发射阵地挺进。
戈文中尉是这样描写二营朝“阿尔巴尼”着陆区行军的：“那里的地形比较开阔，草有膝盖那么高，树林里的能见度约20米。我们走到了一道小山梁，翻越山梁后拐弯向左。地形和环境越来越糟糕。沿途有无数被伐倒的树木、草也高多了。我们身上携带的东西重得令人难以忍受。我们继续前进，看到我们队伍的左边有一些小茅棚。苏格迪尼斯上尉下令全连停止前进，同时要戈登·格洛夫少尉那个排的士兵对那些茅棚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一些蒙塔格纳德人设置的石弓。格洛夫奉命放火烧掉那些茅棚。我们继续向西行军。走了约360米之后我们越过了一条小溪，在小溪里每个人都灌满了自己的水壶。这里的草齐胸口高，植物更绿更密，树木也高多了。我们实在疲劳得难以忍受了。我们又走了270米后，全营队伍停止前进的命令传达了下来，这样我们后面的部队就可以在小溪里灌满他们的水壶。”
索普上尉和他四连的部队跟随着一连的部队。索普说：“当我们行军之际，发现了一个茅草棚，前头队伍里有人把草棚点火烧了。只要看到浓烟，谷地里的任何人都晓得我们来了。我们经过一条小溪，过了小溪的队伍停了下来。我让我连的伙计们吃点东西，休息片刻，有烟的抽根香烟。每个人都倒地便睡。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大家都累得够呛。”
詹姆斯·H．萨顿一等兵是田纳西州埃特瓦人，23岁。他属于索普那个连的迫击炮排。他说：“我的班长奥斯凡尔多·阿莫迪阿斯中士这个来自迈阿密的老兄让我背81毫米迫击炮的炮盘。他说我能背多远就背多远，背不动了就换他背，而我改背瞄准具。我们分三列纵队前进，纵队之间间隔18～25米，在我们行军过程中间，间隔距离不断变化。路走得越远，我们身上背的东西就觉得越沉重。如果有人摔倒，就需要有人扶他一下才能重新站起来。我除了携带步枪排里的人所带的东西之外，还背着一门迫击炮的炮盘、3发81毫米迫击炮弹。这重量太可怕了。迫击炮排里每个人都负担这样的重量。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溪，停了片刻灌满我们的水壶，然后继续前进。”
来自俄亥俄州的罗伯特·L．陶尔斯四级专业士官也在索普的四连里，他被分配在反战车排。这些排从美国运到越南时，其武器装备是装在吉普车上的105毫米无后座力旋膛炮和点五零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965年时，在越南的敌人并没有战车，‘所以多数反战车排改成了重机枪排。然而四连的反战车排却没有改变。他们除了携带着两三件轻型反战车武器外，每个人还背一枝M－16步枪。陶尔斯说他们那个排向队伍左右两边前方20～45米处都派出了侧卫。索普的连指挥小组走在他的前面，萨顿和其他迫击炮手们跟在陶尔斯的后头，当部队在丛林里前进的时候，他们比较靠近后面三连的部队，离开四连反而远些。
陶尔斯说：“我们翻越过一座矮山以后就遇上了茂密的丛林，树林高耸在我们的头顶上方。要通过倒在地上的树木和沟壑很困难。这时还没有到中午，我们短暂休息了一下，在半明半暗中，吃了一点C野战口粮。我们收起了装具继续缓慢地行军。不久丛林稀疏了，能见度好多了，接着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大家见到水都兴奋了起来。我们相互之间保持几米距离在树林里继续前进，突然在我们的右前方约30米处，两头鹿从密林中跳了出来。当时我以为是我们的侧卫惊动了它们。”
设在波来古的第一骑兵团的前线指挥部记载了鲍勃·塔利那个营抵达目的地“哥伦布”着陆区的时间为上午11点38分。塔利说：“我们抵达了‘哥伦布’，那里有人为我们准备好了热餐，其中有汉堡、马铃薯泥和青豆。坐在那儿吃饭的时候，我听到麦克代德在无线电里使劲呼叫某人。他跟他们联络不上，所以我回答了他，并且主动替他转达讯息。我们把他的讯息转给了蒂姆·布朗。过了一会儿，麦克代德好像能够直接沟通了。”
当鲍勃·塔利和他指挥的第五骑兵团二营的士兵们在“哥伦布”着陆区安然无恙地用刀叉挖着盘中热餐之际，鲍勃·麦克代德和他率领的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官兵们正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穿过高草丛，径直走向一个布满敌军部队的地区，那里有敌人第六十六团第八营的士兵，以及第三十三团的第一营和第三团第三营的指挥部。据阮友安将军说：第三十三团在波来梅营地遭受了伤亡，在他们朝西撤进德浪河谷地的途中也有损失，因此该团的几个营兵力严重不足。而第六十六团的第八营是他的预备营，刚从胡志明小道上下来到达这里。到那时为止，第八营才打过一仗而已。那是两个星期之前的事，当时第八营刚从柬埔寨进入越南境内，约翰·B．斯托克顿上校指挥的第九骑兵团第一骑兵营的士兵们对第八营的重机枪连进行了伏击，但是损失不大。所以第八营算是生力军，而且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一个个摩拳擦掌，等着跟美国人决一雌雄。
第七骑兵团第二营抵达阿尔巴尼
一连的拉利·戈文中尉说：“我们周围的丛林越来越密。就在那个时候，情况使人有点害怕。突然我方的空中掩护消失了，伙计们一个个沉默不语。我心里纳闷，不知道我们的直升机和我们的空中火箭炮兵直升机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没有改变战术队形，但是我们必须收缩队伍，相互才能够看得见，因为丛林中浓密的植物妨碍视线。恶劣的地形迫使我们的侧卫撤了回来。”
把全连队伍转向北和西北方以后，乔尔·苏格迪尼斯突然听到他的左后方响起闷雷似的爆炸声——B－52轰炸机正在轰炸朱邦山。他感到一阵不安，因为他仍然没有看到阿尔巴尼那个林间空地，此时他们理应离那里很近了。在苏格迪尼斯前头约135米处行军的是侦察排的新排长D．P．(帕特)·裴因少尉。帕特在二营已经服役14个月了，他出生于得州的威科，毕业于得州A＆M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裴因说：“我走在全排的最前头，正当我们绕过这些2米高的土丘时，我突然发现我的右边有一个北越士兵躺在地上休息。我猛扑在他身上，揪住他，大喊一声‘有敌人’。我的无线电操作员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与此同时，在我左边约10米处，我排的副排长发现了第二个敌军士兵，他也朝敌人身上扑了过去。顿时叫喊声和骚动骤起。
裴因向走在队伍后头的首长报告了抓获俘虏一事，苏格迪尼斯上尉迅速赶到现场。他说：“我立即指示裴因少尉派出观察哨。我记得在北越人附近的我连的一名士兵喊了一声，说他看到我们北面的高地上有动静。我朝那里看去，也觉得看见了什么，但是不很有把握。”
我们确实看到了动静，原来是北越侦察小组的另一个士兵逃回去报告美国人来了。当时的黄凤中校说：“另一名侦察兵回到了第三十三团第一营的指挥部向指挥官报告了敌情，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组织了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