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文说，在抓到两个俘虏，一切行动突然停顿之前，一连行军队伍的秩序和纪律一直很好。他说：“我到达的时候，苏格迪尼斯正在审问两个俘虏。他们身上的装束崭新——新武器、手榴弹、新装具——但是两个人都在发烧，而且吓坏了，浑身发抖。我们连部的几个人谁也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看见过活着的北越人。这两个人并不是这一天里我们会看到的唯一两个北越人。我们给了他们一点水喝，同时向营部作了报告。”乔尔·苏格迪尼斯朝一个俘虏看了看，此人似乎正因疟疾而发抖。他拿出自己的一片抗疟疾药给这个俘虏，可是这个吓坏了的北越人拒绝接受。苏格迪尼斯扔一片疟疾药在自己的嘴里，从水壶里喝了一口水把药吞进了肚里。然后这个俘虏感激地接受了药片和水。
戈文补充说：“麦克代德中校在无线电上命令各单位原地待命，并且告诉我们，他要走到队伍的前头亲自审问两个俘虏。中校和他的情报参谋官、他俩的无线电操作员和一个翻译一起来到了我们单位到达的地点。我跟这些高级军官站在一起有点紧张。我悄悄地走开去抽烟，并且关照一下一连。气氛很寂静。审讯俘虏的时候，一连在原地休息。当我的好朋友三连的副连长唐·考内特中尉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很惊讶。他跑到前头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虽然疲劳，但是情绪还不错。我们谈论起行军的情况，觉得队伍太乱了。我们相互告诉对方自己的部队在何处，然后就分手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
三连的连长斯吉普·弗斯梅尔说：“我派考内特到前头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的行军停止这么长时间。此外我还觉得四连的队伍离得太远，我想知道他们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上午11点57分，抓获两名敌军俘虏的报告传到了波来古的师前线指挥部，然后又转送到设在安溪的师指挥部。12点40分，报告记载在师的作战日志里。报告上说两个俘虏是在地图坐标方位YA943043处抓获的，那里离代号为“阿尔巴尼”的林间空地的西南边缘90米。
杰姆·斯帕艾斯上尉跟麦克代德中校一道来到了队伍的前头。北越俘虏企图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开小差的逃兵。斯帕艾斯说：“可是我注意到他们带着步枪和装具。我们大约花了半个钟头时间审讯这两个俘虏。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已经吓得半死。我们的翻译英语不太好，所以难以表达他们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能讲一点越南语，所以我也结结巴巴地问了一些问题。”
司各特营士官长和查理·巴斯士官跟斯帕艾斯一样怀疑俘虏的口供。司各特说：“巴斯和翻译正在同那两个俘虏谈话。那时俘虏们的双手已经被反绑在背后。巴斯告诉我：‘他们说他们是逃兵，肚子饿了。’我俩相互看了看以后我说：‘查尔斯，他们的营养很好。看起来他们像前哨的哨兵。’”
麦克代德的无线电操作员杰姆·爱普尔森说：“我们有个翻译武文翁(Vo Van On)士官，他是一个大学生，跟其他那些人比起来，英语算讲得不错。他的父亲是西贡的一个商人。我们到达越南之后他就到我营了，他是我们的第一个翻译。我们坐下来休息，军官们审问俘虏。然后麦克代德把几个连长召集到面前。”
四连的鲍勃·陶尔斯四级专业士官讲述了后面队伍里发生的情况：“每个人都倒在地上。我把我背的反战车火箭筒取了下来，因为它们的重量在我肩上勒出了一条深深的痕。我倚着一棵树坐在地上，面朝队伍的后头。连指挥小组走开之后，行军队伍里出现了一个30～35米的缺口。我们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抽烟吹牛，稍微轻松一下。然后迫击炮排的副排长走了过来。他直接走到四连的新副连长詹姆斯·劳伦斯中尉面前了解情况。士官长走过来时把他的装具留在后头了。他带着武装带，拿着一枝手枪，但是没有背步枪，也没有戴钢盔。劳伦斯宣布了前面的队伍抓到两个俘虏的消息，而这个地区可以有别的敌人。当时我们还懒散地躺着。”
四连迫击炮排的詹姆斯·萨顿一等兵说：“我看到洛伦西亚·D．鲍文中士和索普上尉离开了我左边的队伍，并且朝前头走去。我们每个人都是摇晃了一下就瘫倒在地上燃起香烟。我想这就是那两个所谓的开小差的逃兵被抓住的时候。”无线电操作员约翰·C．布拉特兰四级专业士官跟索普一起赶到队伍的最前头，参加麦克代德召集的连长会议。
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连长乔治·福雷斯特上尉在队伍的后头，离前头450多米。他说：“麦克代德要求各连连长到前头去。我的副连长亚当斯中尉刚乘援助直升机到达，当时他并不该在那里。我对他说：‘我要到前头去，你接替我把部队部署成人字队形，把他们散开一点。’我带着两名无线电操作员到前头去了。当我沿着队伍朝前走时，每个人都停止前进，坐在他们自己的背包上。我穿过相当浓密的灌木林走向队伍的前头。”
三连的连长弗斯梅尔上尉此刻也向前朝麦克代德的位置走去，跟他一起上前的还有他的两个无线电操作员、他的前进火炮观测员西德尼·史密斯少尉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以及连士官长富兰克林·汉斯。弗斯梅尔让副连长唐纳德·C．考内特中尉负责三连。考内特是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人，24岁，毕业于麦克尼斯州立学院。弗斯梅尔说，在行军队伍开始停止前进的时候，他向三连队伍的两侧都派出了侧卫，并且亲自检查了一下。
在这个灾难的边缘时刻，二营的部队是这样的：苏格迪尼斯的一连在朝“阿尔巴尼”林间空地前进，麦克代德中校和他的营指挥小组跟一连在一起，其他几位连长奉命离开了自己的连队，到队伍前面的麦克代德那儿开会。全营部队的队伍前后至少有500米长。四连的士兵懒散地躺在地上。三连派出了侧卫，但是大多数人在休息，有的人坐着，有的人躺着。乔治·福雷斯特那个连的人在队伍的末尾，列成楔形队形，也向左右两边派出了侧卫。全营官兵几乎60个钟头没有睡过觉了，再加上在困难的地形上行军了4个钟头，他们已经困乏到极点。在齐胸口高的草丛里能见度非常有限。
在前头的拉利·戈文中尉说：“我们又继续行军了。这一次营部指挥组和我们在一起，麦克代德指引我们朝一个林间空地前进。我们进入了一个看起来可能是阿尔巴尼的地区。这个地区比较开阔，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地势逐渐升高到一个长满树木、点缀着土丘的地区。草齐腰高。我们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这里仍然很寂静。恰在此刻，我很惊讶地看到麦克代德及其随行人员大步地从我身旁走过，迅速赶向那块空地。
“我走向前去，乔尔·苏格迪尼斯跪在空地的边缘上，他说：‘我把一排派到了右边，二排派到了左边，侦察排则被派到前面去侦察着陆区的尽头。’麦克代德的随行人员从我们身旁走了过去，穿过草丛后进入一个树丛。空地的左边有沼泽，右边有草丛。我并不知道在那些树丛的另一边还有另外一个空地。”
该营战斗结束后报告说，到下午1点7分时，帕特·裴因少尉的侦察排“已经开辟了目标区域着陆区场地的西端”，一连的其他两个排的任务则是清理阿尔巴尼空地的南端和北端。报告补充道：“营里其余部队在目标区域以东成一个稀疏的纵队。”
自从两个俘虏被抓获，另一个北越士兵逃走后，已经过去70分钟。各个连长已经抵达那块空地。
詹姆斯·司各特营士官长说：“巴斯士官说：‘让我们再审讯这些俘虏，我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那个时刻只有我、巴斯、两个俘虏和那个越南翻译在一起。然后巴斯说：‘我听到周围有人讲越南话。’那个越南翻译开始面露惧色，他说：‘是的，他们是北越军队。’那么我们如何应付这个形势呢？所有的连长都在前头，而我们的周围全是北越部队。就在此刻，许多轻武器开起火来。巴斯说：‘他们在树上。’查尔斯·巴斯就在那儿阵亡了。我跟一连会合在一起，他们离我不超过30米远。我和连士官长弗兰克·米勒背靠背地前进，并开始用我们的步枪射击。”
戈艾中尉说：“我们到那里才很短一段时间，不过5分钟，我就听到我们的一排附近有几声枪响。我心里想：‘他们肯定跟那些北越掉队的士兵遭遇了。’然后各种武器都开起火来了，枪声越来越密集。他们没有发现敌人的掉队士兵。他们跟北越部队迎头相撞！枪战开始时我刚从树丛中出来进入草地里。头顶上飞过的子弹非常密集猛烈，把树皮都打掉了。我朝树丛跑去，并且蹲伏在一棵树旁，一颗子弹击中了那棵树，大约在我头顶上方一寸处。我说：‘该死的东西！’然后我就跑到乔尔那里。我们全都卧倒在地上。接着我就听到迫击炮令人恶心的啸叫声，炮弹落在我看到我们的二排消失的那个地方。”
在卡蒂卡茶园第三旅的指挥部里，值班军官是29岁的作战参谋长助理约翰·卡希上尉，他正在给妻子写信。他回忆说：“突然拉塞尔中士倾身靠近无线电，并且说：‘长官，出事了。’他听到无线电操作员们齐声呼叫请求火力支援，听到他们说：‘我们被包围啦！’二营的作战指挥所里有他的朋友。我们的无线电里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尤其听不到查理·巴斯士官的声音。伤亡数字不断增加，不断上升。”卡希补充说：“我去把旅作战参谋长彼特·马立特少校唤醒。这时正是下午，我们无法得知准确的战况。马立特少校走进了作战室，对战况极为关切。旅军需官哈利·克罗奇少校也走了进来，神色严峻。他说：“他们有麦克卡恩上尉(二营的军需官)。所有这些军需物资正不断集结。”
越南战争期间最残酷的战斗才刚开始。第七骑兵团二营已经钻进了马蜂窝：北越的预备力量——第六十六团共550人的第八营——一直在麦克代德的队伍的东北方树林里露营。兵员不足的第三十三团的第一营跟第八营协同行动，攻打美军队伍的前头。裴因少尉的侦察排一直走到离第三十三团第三营指挥都不足200米的地方。一个上尉把第三营的厨师和后勤人员都拉去参战。黄凤中校说：“其他在附近背大米和放哨的北越士兵也纷纷跑来参加战斗。”
当麦克代德中校手下的许多士兵躺在草丛里休息的时候，数以百计的北越士兵正朝他们蜂拥而来。在“阿尔巴尼”周围的高草丛里，在美军部队长长的队伍穿过丛林的沿途，致命的战火煎熬正要开始。可是美军部队仍在等待行动的命令。此刻是11月17日，星期三下午1点15分。到次日凌晨黎明前战斗结束时，将有155名美军官兵阵亡，另外124名受伤。幸存下来的美军官兵永远不会忘记那16个钟头时间里的野蛮、残酷和屠杀。
第十九章 弹丸地狱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战争是罪恶。问一问步兵，问一问阵亡者。
——欧内斯特·海明威
北越当时的战场指挥官是阮友安中校，他一直观察着美国人撤离“X光”地区的整个过程。他和他的主要下级指挥官第六十六团的团长罗玉州中校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念头：即武元甲将军的格言“初战必胜”。对于阮友安中校来说，11月14日在“X光”着陆区开始的那场跟美国人的战斗尚未结束，只不过是转移到另外一个不远的地方而已。
阮友安说：“我认为11月17日的战斗是整个战役中最重要的。我给我的几个营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碰到美国人的时候，最好把你们自己分成若干小组，从各个方向攻打他们的队伍，把他们的队伍分割成许多段。钻进他们的队伍，胁持他们作为人质，这样就可以避开他们的炮火和空袭，以减少伤亡。我们有一些优势，我们从两侧攻打你们的队伍，而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以逸待劳。这支部队是我们的预备营，他们在等待时机投入战斗。在这次战役中，还没有使用过第八营。他们是生力军。”
从美军方面来看，枪战是从第二营队伍的前头开始的，然后沿着美军行军路线的右侧或东侧迅速扩散，很快战斗就全面展开了。
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是侦察排的右侧尖兵，而侦察排则是整个营的尖兵队。阿克尔曼说：“我们向左朝一个林间空地走去。当听到几声枪响的时候，我们才刚走出约30米。然后又听到更多的枪声，最后好像地狱门打开了一样。敌人的主攻方向就是我们几分钟之前站的地方。我们立即卧倒在地上。我伏在一块空地的中央，子弹溅起的尘土飞进了我的双跟，横飞的子弹甚至把草都打断了。”
侦察排里的部分士兵集中在阿克尔曼前面的一排树下。他说：“我不想背着那个笨重的背包跑过去，所以我把背包解了下来以后再朝树丛那儿跑去。我们看到北越士兵正在悄悄地挪过来。我们开始向他们逐一瞄准射去。我相信他们之中谁也不晓得我们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有人从一个树丛那里喊我们，我们立即起身穿越草地往回跑。我倒在一棵小树的背后。我侧着身子，一边肩膀抵着那棵树，这时我听到啪地一声，而且感到树在摇晃。原来一颗子弹打在树上，正好在我肩膀的对面。我决定将身子伏在地上。”
阿克尔曼的连士官长站在那儿，大声喊叫着下达指示。“他脱掉了军装上衣，身上穿着衬衫。他举起左臂指示方向，我看到一颗子弹撕破了他胳膊的内侧和左侧胸。他仍然在下达命令。然后我们奉命转移到树丛的一个防守薄弱的部位。这里面对着敌人的主攻方向。到处都有人在跑来跑去。我们不能朝那个方向开枪，因为我们的兄弟们在那儿。我们把步枪设定在半自动击发状态，只有看准了敌人、确有把握的时候才开枪。”
阿克尔曼的侦察排长裴因少尉已经把该排大多数士兵带过了第二个较大的空地，并且进入了“阿尔巴尼”西边(最远的那边)的树林里。一连分成了两股，一个排被派到空地的东北边，另一个排被派到了空地的西南边。帕特·裴因正穿过空地跟他那个排的士兵会合，他说：“就在此刻，着陆区的北边顿时枪声骤起。我转身向右看到一些美军士兵正朝西北运动，似乎要前去设立阵地。在一阵弹雨中他们倒下了。几分钟时间之内，我们都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敌人的火力把我和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压制在着陆区的中部。敌人的火力主要来自空地的北边和西北边。”
当一连的排长们报告战况激烈的时候，裴因少尉的无线电里呼叫声不断。裴因说：“迫击炮弹开始落下来。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新经验，因为到此时为止，敌人从未用迫击炮火对付过我们。爆炸声令人难以置信。我记得我紧紧地贴在地面上，我有生以来从未把自己压得那样扁过，我当时心里想，现在我全身最高的地方肯定是我的脚后跟了。迫击炮弹还在不停地落下来，轻武器和重机枪继续猛烈地射击。我的心情终于镇静下来，我再次开始思考着战况和该怎么办。”
裴因抬头一看便明白，北越部队是跟美军偶然遭遇，并不是早有准备。他说：“我要我的无线电操作员伏在原地不动，我跃起身来跑了20多米，回到了设在两块空地之间一个树丛里的营指挥所。在那儿，我找到了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我向他解释了战斗形势，并且建议把我的侦察排撤回到着陆区里面设立阵地，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射界。在‘X光’着陆区我看到一营设立的宽阔射界的优点，正因为有射界，他们成功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作战参谋同意我的建议，我连忙跑回着陆区中部跟我的无线电操作员会合。”
裴因跟全排的班长们都联络上了：“我在无线电上向他们解释了我们将怎么办，然后我们协调了行动。我倒数计时出发的时间，然后我们立即同时穿过着陆区开阔地飞快地往回跑。真是奇迹，我们只有一个人阵亡，那是一个吓坏了的新兵。我们一到达树林边马上设立一个环形防线，转过身来就迎击北越人发动的两三次攻击中的头一次。他们从西边穿越空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刚刚从西边撤回来。敌人的头一次进攻我记忆犹新，我们打退了他们。我们的火力极其猛烈，他们感到惊愕。”
侦察排长补充说：“当他们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北越军官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给士兵们鼓励壮胆。他一定是个连长。然后他带领部下发动第二次进攻。我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我们这里至少有20个人想把他击毙。第三次进攻被打退之后，北越人就不再企图通过着陆区向我们进攻了。他们开始绕到北边去了。”
此刻，一连的连长苏格迪尼斯上尉正在树林里，并且朝他看到营指挥小组消失的地方走去。他说：“就在我发现前头有一个小空地的时候，我听到后头有一两声枪响，枪声来自我连一排和二排的地方。我回头看了一下。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枪声慢慢开始密集起来。由于我在我连人员的前头，所以在初次敌我交火时我没有遭到敌人射击。我继续向前朝‘阿尔巴尼’奔去。我知道我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让直升机起飞降落、有较好射界的环形防御阵地。这个阵地应该是一块独特的地形，便于部队开进去。”
敌军对第七骑兵团第二营进行突击
“阿尔巴尼”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着陆区——四周长满树木的空地。事实上，苏格迪尼斯上尉以为是“阿尔巴尼”的那块空地仅仅是两块空地中的一块，一个树木稀疏的高地把它跟前头较大的另一块空地分隔开来了。在那片小树林里至少有三座大土丘：一个在树林边上，靠北边，另一个在西边，还有一个在树林中间。矮树林四周并不全是开阔地，东西两边跟大树林之间有一些孤立的树木，这些树木相隔6米左右。
苏格迪尼斯上尉说：“当我们的行军队伍开始遭到密集火力袭击的时候，我和拉利·戈文抵达了阿尔巴尼的边缘，即那片空地的东北边。敌人开始零星地朝我们放冷枪。侦察排的部分士兵已经到达树林高地。此刻我在无线电上呼叫我连的一排和二排。我几乎立即跟一排失去了通信联系。二排的副排长在无线电上回答了我的呼叫。那是威廉·A．法雷尔士官长，38岁，田纳西州斯坦顿人。他是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老战士，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过，他本来可以选择留在美国国内，不必到越南跟我们一起打仗。大家都叫他‘老爹’。”
法雷尔不断问苏格迪尼斯上尉他在哪里，并且告诉他，他们排跟北越人交战了，已经有好几个人负伤和阵亡。苏格迪尼斯说：“我无法准确判断他的位置。我知道他应该在的地方——在我们所在的树林高地的正东方向。后来‘老爹’从无线电上报告说他中弹了，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三四个人，全都受了伤。从无线电里我可以听到他那个地方的枪声。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老爹’的声音。中弹后他没有幸存下来。
“我连一排的幸存者和侦察排在阿尔巴尼组织了最初的防御。营指挥小组安全地抵达环形防御阵地。鲍勃·麦克代德和弗兰克·亨利能够幸免于难很可能全亏那两个北越俘虏。如果他们没有到队伍前头来审讯俘虏，并且继续留在前头，那他们的位置应该是在队伍的后面，很可能在敌人从侧面攻击我们时难以幸免。在阿尔巴尼的某个时刻我问那两个北越俘虏到哪里去了。别人告诉我，枪战开始时，他们企图逃脱，被击毙了。”
麦克代德中校自己回忆说：“战斗开打之际，我和一连进入了着陆区。我竭力想弄明白战场形势。我的行动很快，我心里只是想着：让我们到这片树林里来，让我们全集中到这里来。树林里好像到处都有敌人似的。我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附近地区，正设法弄清楚其他人的位置。我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官兵们一开枪之后就很难控制，会一直朝草地里猛烈扫射，这样极易误伤自己人。我告诉他们：‘看清了敌人再开枪，因为我们营的部认被冲散了。’”
杰姆·戈登士官是二营的助理作战士官，他跟着营部小分队走在行军队伍的后面。他说：“我们遭受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敌人从树上和两边朝我们开枪。我身旁的一个伙计中弹了，我一把抓过他的机枪，牢牢地伏在一个土丘上。然后我们遭到迫击炮火的袭击。敌人的迫击炮瞄准了我们。我环顾四周时看到每个人都死了。麦尔文·耿特通信士官脸部中弹后倒在地上死了。炸死耿特的同一发迫击炮弹的弹片钻进了我的背和肩膀。敌人向我们包围过来，准备发起最后的冲击。我用机枪向敌人扫射，企图从他们中间打开一个缺口，但是我并不知道该打向何处。我走错了路，一头栽进了敌人火力的杀伤区。我发现成堆美国士兵的尸体。”耿特28岁，阿拉巴马州温森特人。
二营的作战参谋斯帕艾斯上尉认为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战斗爆发时各连的连长都不在自己的连队里。“我认为这对三连的影响最严重。他们的连长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到我们队伍的前头来了。三连的副连长唐·考内特在战斗开打后不久就阵亡了。所以三连的官兵在没有连长的情况下溃散了。”
斯帕艾斯也记得枪战是从队伍的前头开始的，然后一直延伸到队伍后头。“我觉得敌人的那个营一头撞上我们的侦察排和一连的部队，后撤以后又兜了回来，直接朝三连发动攻击。他们也袭击了四连的一部分。二营的指挥小组刚好在四连队伍的前面。我手下的4个人也在那里，其中包括我的作战助理士官，3个人阵亡。”
麦克代德的无线电操作员杰姆·爱普尔森四级专业士官说：“我们把几部无线电安放在一个土丘后面。炮兵的无线电操作员们正在他们自己的无线电上向我们呼叫。老实说，我们对全营行军队伍的情况不甚了解。一些无线电操作员已经阵亡了。我们跟所有的人都隔绝了。麦克代德中校得不到后面部队的任何报告。三连、四连和营部连没有向营长报告情况，因为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连无线电也没有，比如营部连就没有无线电。”
此刻已经是下午1点26分。侦察排，一连的连长苏格迪尼斯和他的副连长戈文，以及麦克代德的营指挥小组都在两片空地之间的小树林里。苏格迪尼斯和戈文在一个土丘旁，裴因的侦察排在另一个土丘附近，麦克代德和他的指挥小组在第三个土丘后面。
拉利·戈文中尉回头朝南看看几分钟之前他和苏格迪尼斯上尉从树丛里出来的那个地方。此刻整个地区到处都有北越士兵，显然他们已经切断了二营的行军行列，把二营的头和身子割开了。戈文看到3个美国兵从草丛里跑来，他们正逃离那个充满了敌人的区域。戈文说：“我跃起身来，挥舞着胳臂朝他们叫喊。他们看见了我并且直接向我们的阵地奔来。第一个人是一位上尉，他是我营的空军前进空中管制官，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营指挥小组蜷缩在我们后头的另一个土丘旁，我向上尉指了指他们的位置，他就朝他们爬了过去。卧倒在我身边的营士官长詹姆斯·司各特也跟着他爬了过去。跟在司各特后头的是一个个头很小的年轻一等兵，他的神志已经失常，子弹打穿了他的腹部，他用双手捂着肚子防止内脏流出来。他不停地问：‘直升机来了吗？’我说：‘飞来了，坚持一下。’
“起初营长以为朝我们飞来的子弹是己方的火力。他一直大声喊叫，要我们停止射击。他的命令通过营指挥通信网传达下去，但是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环形阵地上的部队可以看见北越兵了。当我听到一个很响的爆炸声时，我和士官长朝后头看去。突然士官长惨叫一声：‘长官，我中弹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胳肢窝，在他的右臂下方有一个大窟窿。我对他说，包扎一下就会好的。他撕下了自己的上衣，自己包扎了伤口。然后他捡起他的M－16步枪朝一个土丘走过去。此后我看到过士官长好几次，他像魔鬼一样作战。”
司各特士官长说：“战斗开始后不超过15～20分钟时间我就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胸部。我可以看到我的左边、右边和前方有成排成连的敌人。树上有敌人、土丘上有敌人，高草地里也有敌人。我们还没有组织好。我们没有时间，一切都是立即发生的。那天晚上8点钟之前，我没有看到任何散兵坑。我们用树木和土丘作掩护。开战后半个钟头之内，我们在一个连的区域内企图组织人员进入一个防御阵地。这是士兵们的自发行动，并不是某一个人在发号施令。我认为这种各自为战的行动挽救子我们。”
戈文中尉回到了矮树丛西部边缘的一连指挥小组。他说：“乔尔·苏格迪尼斯告诉我，在我们右边的一排全完了，在我们后头的二排也被敌人切断了，全排人不是死了，就是负伤。我站起来以便更清楚地看看空地北边的树林，我看到大约20个北越人弯着腰朝我们的阵地冲了过来，离我们仅约50米远。我大叫一声：‘他们来了！’说着就跃身向前射击。我听到营长高声喊‘撤退！’我觉得那个命令莫名其妙，因为当时那里似乎无路可撤。
“几乎每个人都跃起身来跑回第三个大土丘。其中有连士官长弗兰克·米勒、乔尔·苏格迪尼斯、火炮前进观测员汉克·邓恩，以及无线电操作员戴尼斯·威尔逊一等兵。我待在原地消灭了所有的北越兵。我的第一个点射就打倒了3个敌人。我记得瞄准了带头的那个带着一枝AK－47步枪的敌人。我的第一发子弹就打中了他，我看到他栽倒在地上后就开始向前爬。我怕他朝我扔手榴弹。我再次非常仔细地瞄准后扣压扳机，他被我的第二发子弹击中，抖动了一下身体，但是他继续向前爬。我于脆从隐蔽处走了出来，把弹夹里剩下的子弹全部扫向他。他距我们的土丘约20米。这次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可是我们仍然看见空地的另一边有无数的敌人在团团转。”
一连的指挥小组现在回到了他们原来的阵地，面对着他们第一次从树林里出来的地方，也就是说面朝西南。戈文中尉说：“乔尔·苏格迪尼斯和我打定主意就在那儿坚持战斗。转移是毫无意义的。北越人已经在我们连和全营行军纵队之间了，那片丛林里到处都是敌人。他们正向我们开火，而且继续朝我们的纵队袭来。”
苏格迪尼斯和戈文都说此后不久，一连失踪的二排的排长戈登·格洛夫少尉从东边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美军阵地上。拉利·戈文说：“我看见戈登·格洛夫和两个伤员穿过空地朝我们走来。他们三个人是排剩下的人员中能够走动的。格洛夫惊恐不安。我们把他和他的两个士兵接到我们的阵地上，并且让我们的军医为伤员包扎伤口。然后戈登要求我们派人跟他一道回去把他排里的人救出来。乔尔·苏格迪尼斯说：‘戈登，我不能派人到那里去。’显然离开这个环形阵地就是死亡。不管你朝哪里望去，都可以看见北越人。戈登请求让他去跟营长谈一谈。苏格迪尼斯同意他去见营长。他跌撞着走过去请求麦克代德帮助他营救他手下的人，结果得到了否定的答复，所以他只好回到我们的土丘。”
戈文补充说：“在我们进入那块林间空地的地点附近，和在那边的丛林里正在进行一场激战。陷入敌人伏击圈杀伤区域的三连正在拼死战斗。迫击炮火停止了。敌人的迫击炮显然被三连摧毁了，因为第二天我们发现了敌人的全部迫击炮。但是在我们观察的那个区域仍然有数百名敌人镇静地到处打转。现在放冷枪的阶段开始了。我之所以称之为放冷枪阶段，是因为好长时间内，我们仅仅朝在我们环形阵地周围走动的敌人开枪，直到我们得到空军的支援。至此，战斗还进行不到30分钟。”
戈文看到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少校仰卧在地上对着无线电呼叫，拼命地请求战术空中支援，而且成功了。他说：“空军的支援正在途中，但是没有炮兵和空中火箭炮火的支援。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跑到我们这边来向戈登·格洛夫询问二排环形阵地外面的情况，因为他刚从那儿回来。格洛夫告诉他，那里还有我们的士兵，挤在一个小阵地上，全部负了伤，有的已经气息奄奄了，所有的无线电都被打坏了。斯帕艾斯上尉再次问他是否认为还有人活着，我们谁也没有吭一声。”
戈文爬到了土丘的顶上，用他的M－16步枪朝空地以南树林里的北越人放冷枪，看清楚一个就瞄准射去。“目标很多，我记得我从我的阵地上打死了10～15个北越人。被我打死的敌人倒下的各种样子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有些敌人扑通一下栽倒在地上，有些敌人还作出反应，好像被卡车撞着似的。有些敌人没有被我的第一枪和第二枪打中，他们继续走动，直到我最终击中他们。当时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是，他们在高草丛里走动是为了要寻找仍然活着的美国人，然后将他们逐一杀害。”
在一颗敌人的子弹呼地一声从戈文的头上飞过之后，他把他的制高点让给了格洛夫少尉。格洛夫损失了一个排的士兵，因而急于报仇雪恨。戈文和他的上司苏格迪尼斯上尉在土丘后面放松了一会，躺在地上，抽起了香烟。戈文说：“那根香烟使我们恢复了理智，就在其他人在我们周围向敌人开火之际，我俩讨论了战斗形势。我们知道在战斗的起初半个钟头时间里，我们一连损失了两个步兵排，大约50个人。乔尔情绪沮丧。”
二营纵队前头那些人中的幸存者们现在还在树丛里防守着。他们可以听到树林的可怕战斗枪声。二营纵队中其余的部队也被卷入了战斗。北越人沉重打击了二营队伍的前锋，并且阻止其前进。他们打死了苏格迪尼斯手下两个步兵排中的大多数人之后，立即跑到美军队伍的侧面，化整为零对美军发动进攻。
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麦克代德手下所有的连长都到队伍的前头去了，跟自己的部队分离了。他们把自己的无线电操作员也带走了，有的甚至把连士官长和火炮前进观测员都带在身边。除了一名连长外，其余所有的连长在整个战斗期间一直待在麦克代德的阵地上。
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连长乔治·福雷斯特上尉在高中和大学时代是运动员，体魄健壮。从无线电里接到麦克代德召集连长会议的通知后，他朝纵队的前方走了450多米。他那个连在全营纵队的最后头。他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也陪他前去开会。
麦克代德刚要开始对他们几位连长讲话，几发迫击炮弹就打了过来。福雷斯特立即转身跑回自己的连队。他说：“我没有等他宣布散会就立即离开了。在跑回连队的路上，我的两个无线电操作员都中弹身亡。我毫发无伤。我返回到我连的时候，发现我的副连长倒下了，他的背后中了迫击炮弹的弹片。我对整个战斗形势不太有把握，所以我把全连官兵调离行军的小路，在东面设立了环形防御阵地。有一阵子似乎敌人的火力来自各个方向，所以我们也朝四周的敌人还击。我觉得那阵子枪战持续了三四十分钟时间。除了拉利·L．赫斯少尉以外，所有的排长都正常履行职责。20岁的赫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战斗开始后几分钟就中弹身亡了。我的重机枪士官也负了伤。”
乔治·福雷斯特在敌人火力的夹击之下跑了550米距离，而且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他回到连队后就设立了防御阵地。这一举措使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免遭纵队中部其他几个连队的厄运，那几个连队是二营的三连、四连和营部连。
美军行军纵队中部的骑兵部队陷入了高草丛，北越的士兵爬到树上和长满灌木的土丘顶上朝草丛里的美军猛烈开火。敌人的密集火力包括来自美军纵队左右两边的迫击炮火力。敌人刚刚袭击了纵队的前头就立即包围攻击队伍的中部，全盘战斗几乎像是同时爆发一样。
毫无疑问，麦克代德那个营里的一些排是保持戒备的，并且在高草丛里保持了较为安全的队形，但是，草、灌木和浓密的矮树使保持队形变得相当困难，而能见度问题也使保持队形更加麻烦，其结果之一就是美国士兵相互靠得太近了，这在战术上是不妥的，因为这样他们会成为手榴弹、迫击炮弹和AK－47步枪点射的好目标。在战斗开打后的头10分钟之内，整个美军纵队里有几十名排长、士官、无线电操作员和步兵阵亡或负伤，迅速影响了通信、集结和管制。
枪战开始时，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在“阿尔巴尼”空地的附近。他认为他的三连的几个步枪排离着陆区比较近，如果他让部队开得快一点，并且够幸运的话，他们就可以顺利对付敌人同时到达着陆区空地。弗斯梅尔在无线电里向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报告了自己的方位，并且告诉斯帕艾斯他正在回他的连队。其实，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连队。
弗斯梅尔记得：“枪战变得相当激烈。我的火炮前进观测员(西德尼·C．M．史密斯少尉，23岁，纽约州曼赫塞特人)头部中弹后身亡。我跟考内特中尉(弗斯梅尔的副连长)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他告诉我敌人的火力很猛，尤其是敌人的迫击炮火直接轰击着三连。我指示他沿着四连的右侧把三连带向前，敌人的进攻就是来自这个方向。我觉得有必要设法巩固二营的部队，帮助保护四连的侧翼，并且使三连离开敌人迫击炮火的杀伤区域。”
弗斯梅尔上尉补充道：“当我朝东南方向返回我连的时候，我看到空地那边的树林边上有北越部队。他们跟我朝同一个方向前进，即奔向三连。此刻考内特中尉已经下令三连前进了，他们跟敌人第六十六团一个营的部队迎头相撞，并且寡不敌众。那是一场激烈的单兵肉搏战。在混乱之中，我丝毫不知道三连的确切位置。考内特中尉死后，我完全无法和连里任何人讲话。显然这场战斗变成了单兵的你死我活的搏斗。我和连士官长富兰克林·汉斯，以及我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发现我们回连队的归途被阻断了。我们所在位置是一片开阔地的边缘，我们能够看到的全是敌人。”
杰克·P．史密斯四级专业士官以前曾经是三连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这项军事行动前一个星期左右他被调去担任军需工作。11月17日的事件铭刻在他的心头。史密斯的连长弗斯梅尔上尉跟其他连长一样被麦克代德中校召到队伍的前头去了。“后来许多人指出这一点是个重大失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确实是个重大失误。在我们周围，枪声响成一片。我连的副连长名叫唐·考内特，他是一个优秀的军官。他跃起身来，并以步兵学校的最佳风格大喊一声：‘跟我来！’
“我连一排和二排的部分士兵向右奔向那些土丘。我们看到敌人的机枪射手在他们背后三四米处的近距离内向他们扫射。我周围的人开始像被割草机割到的草一样纷纷倒下。以前我从未看过人被枪打死，此刻他们像苍蝇一样倒下，并且就在我面前死去。我只有这些朋友，而他们正在我的周围死去。”
在“阿尔巴尼”着陆区作战的所有美军单位中，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三连遭受到最惨重的伤亡。在跟北越人激烈交战之前，该连有112名士兵。第二天(即11月18日)日出时，这些人之中有45人身亡，50多人负伤。下一次点名时仅有十几个人答“到”。
战斗开始时，四连的连长亨利·索普上尉在其连队前90米处。他和他的连士官长，以及无线电操作员听到枪声就冲向前面“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中间的小树林里，他们加入了营指挥小组，帮助他们组织并控制了一个防御环形阵地。无线电操作员约翰·C．布拉特兰四级专业士官的小腿中弹负伤。他们在队伍的前头该算幸运了，在二营纵队后头的四连被敌人打散并各个击破了。这天四连26人阵亡，还有很多人受了重伤。
詹姆斯·H．萨顿一等兵属于索普的四连的迫击炮排。萨顿在负担很重的迫击炮兵行军几个钟头之后疲劳到极点。他们躺倒在行军路上暂时抽根烟休息一下。他回忆说：“我扛着迫击炮炮盘走了好长的路。阿莫迪阿斯士官果然守信用，他接过了炮盘，把瞄准具交给我提，他在我前面走。当敌人突然伏击我们时，阿莫迪阿斯立刻被打死。在敌人的第一阵齐射中没有被打死的人迅速卧倒，只有我们的无线电操作员邓肯·克鲁格例外。我们卧倒后几秒钟我看到他仍然站在那里，直到被敌人的子弹击倒。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卧倒。”邓肯·克鲁格一等兵18岁，威斯康星州的威斯特阿利斯人。他在他站着的地方被打死。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过了一会儿，除了枪声之外萨顿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他说：“托恩·约翰逊爬到我身旁，他的面颊和手背中了弹。树上爬满了北越人，但是要发现他们几乎是不可能。他们伪装得很好，跟树木融为一体了。我不断抬起头来，企图找一个好打的目标。卧倒在我身旁的马修斯·谢尔顿看到我抬头就猛然使劲把我往下按。当我再一次抬头的时候，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钢盔，从前到后钻了两个窟窿。我低下头去。我再次抬头时，一颗子弹从后面飞来，打在我头旁边的一棵树上。
“我不知道我们是被敌人包围了还是我们自己的人在乱开枪。他们疯狂地开火，只要有东西在动就有人朝它开枪。一个士兵爬到我的身边，他朝我们自己人卧倒的草丛里开枪，子弹离地面仅仅几厘米，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提醒他不要乱开枪。”
枪声终于开始稀疏了。萨顿一点儿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了。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无法顾得上时间。“我们的人在那个地区不是被打死就是负了伤。我知道有6个人还活着：奥瑟尔·泰勒士官、A．C．卡特一等兵、托恩·约翰逊一等兵、马修斯·谢尔顿一等兵、劳伦斯·库恩斯一等兵和我自己。泰勒下了一道我在整个战斗中听到的唯一命令：‘在他们消灭我们之前设法后撤。’谢尔顿赖在地上不肯动(马修斯·谢尔顿一等兵，20岁，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人，那天傍晚身亡)。我们5个人开始准备后撤，但是敌人的狙击手仍然隐蔽在树上。很快我的右肩就中弹了，右肩一时不能动弹。大约在同一时刻泰勒的颈部中弹，他在我的身旁死去。临死之前他请求我们叫军医威廉·普赖曾特四级专业士官给他包扎伤口。其实普赖曾特已经死了(普赖曾特23岁，新泽西州泽西市人)。泰勒最后讲的话是：‘我要死了。’奥瑟尔·泰勒士官，35岁，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人。”
讲话时声音较低的萨顿说：“我内心无可奈何的感觉难以言状。几分钟之后我再次中弹，左膝受伤，剧痛难忍。库恩斯的双脚和足踝受了伤。我们全都负伤，陷入包围。我意识到我们快要被敌人消灭了。一个伙计帮助我包扎了伤腿。他从一个越南兵尸体上解下了绷带。我爬到了一根木头后面，那里有一个越南人的尸体，血肉模糊。这位置在我们的背后，因此我知道我们被包围了。”
鲍勃·陶尔斯四级专业士官在四连的反战车排里，他听到队伍前头的枪声和迫击炮弹爆炸的声音，但是他看不见任何人在那儿。当队伍的前头爆发激烈的枪战时，没有任何资料传递回来，陶尔斯更加感到着急：
“我们右侧翼的枪声迅速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全都朝那个方向看去。几个士官也走向前加入士兵的行列。我们组成了一道约20步战斗队形，共计12个人。子弹嗖嗖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我们仍然看不见任何动静。我们等待着，希望我们的侧卫从隐蔽处走出来进入我们的防线。他们始终没有出来。枪声更近了。几秒钟时间里，树林边缘的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北越人把树叶打得纷纷落下，并且朝我们奔袭而来，一边冲，一边用AK－47步枪扫射。我朝离我最近的那个家伙开了两枪。我打中了他，但是他拒绝倒下，继续朝我走来，继续开枪。我把我的M－16步枪调到全自动状态，一个点射就把他打倒。我又瞄准另一个目标，紧扣扳机。枪没有响。我先是害怕，瞬息之间变成了恐惧万分。我看到一个弹壳卡在枪膛里。排除了弹壳后，我重新装弹击发。他们源源不断地从树林里冒出来，我们不停地射击。他们终于停止前进了。在我前面的地上除了我用胶带捆在一起的三个弹夹外，还有另外一个弹夹。我共计打了80发子弹。”
战斗间歇很短。陶尔斯从土丘后探出头来朝迫击炮排的位置看去。“看起来就像地上裂了一个大洞把迫击炮兵吞了下去似地，他们很快就全完了。”萨顿回忆说：“褐色死神征服了他们，并且继续朝三连袭来。越南人跟他们混战在一起了。然后现实摆在了他们面前：敌人控制了土丘那边的地段。二营的纵队被切成两截！
“飞进来的火力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回树林的边缘。火力迅速变猛。我们看到哪里有敌人的枪口冒着火舌就朝哪里还击。我听到我身后一声爆炸。我回过头去，看到一枚手榴弹落地爆炸了。只有火光和烟雾，没有造成伤亡。火力猛烈得简直使人无法忍受。子弹把树皮都掀掉了。植物被打得稀烂。我转向詹姆斯·劳伦斯中尉求助。我看到他的头猛然向后一甩，然后就倒在地上了。
“一秒钟以后，我被一颗子弹打得旋转了起来，然后一头栽倒在泥巴里。我用双手和双膝撑起身子，沿着防线向前爬，浑身鲜血直流。迫击炮排副排长的点四五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手，他的右手从腕上垂了下来，血流到地上。有人想办法给他包扎了伤口。有人把劳伦斯中尉扶了起来并且企图使他站稳。射击还在继续。”
陶尔斯的严密的12人防线正在迅速缩短。他说：“我回头朝树林边望去时，发现有人在活动。我朝那个方向转过身去，在矮灌木丛里看到了北越人。敌人正在从我们的侧翼包抄过来，我们的阵地再也守不住了。我转身发出了警告。现在杰里·贝克中士负责指挥，他意识到我们需要撤出去。他指定没有受伤的人和轻伤员帮助重伤员。过了一会儿，他就下令撤出阵地。
“我带领了这次撤退，因为我在阵地上的位置在最外头。我站立起来就朝没有敌人火力的左后方跑去。跑了三四十米之后，我出了树林，进入了一个大空地，那里的草齐腰高。阳光刺痛我的双眼。进入开阔地大约20米以后，我发现紧跟在我后面跑的那个人倒下了。我扑倒在地上，回头看见马林·克兰伦比克一等兵正因腿伤而挣扎’”
此时乔治·福雷斯特上尉已经回到了在行军纵队后头的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士兵之中。他说：“我失去了我的两个无线电操作员。当我回到连队得到另一部无线电时，我发现麦克代德的通话大约两次，然后就失去了联络。但是我们绕道联络上了。我的原编制归属营跟我连的无线电通信网联络上了，我跟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的连长布兹·塔利上尉通了话。我从来没有像此刻在无线电上听到并且听出一个人的声音如此感到宽慰。我知道关心我们的人就在附近。”
在11月17日下午3点钟左右，越南战争是什么样子？下面就是福雷斯特上尉那个一连的两个步兵目睹的景象。一个士兵是戴维德·A．(普尔普)·拉文德尔一等兵，伊利诺斯州墨菲斯伯勒人，另一个是詹姆斯·杨四级专业士官，密苏里州斯蒂尔雅尔人。
拉文德尔说：“我的排当时殿后。我们开始变动位置，朝纵队前方移动，以便帮助前面的部队。我们每动一下，就会遭到迫击炮弹的袭击。这种情景真是难以言状。人就像死苍蝇那样纷纷倒地。第一发迫击炮弹炸死了一个名叫温森特·洛可太利(一等兵)的年轻士兵。
每次我们动一下，他们就向我们打迫击炮。我知道我们排里至少有12个或15个人受了伤，其中包括我们的排长。
“这些人是我参加陆军两年以来朝夕相处的朋友。我们全营大多数人是在21岁时应征入伍的，服役时间超过了18个月。我们所有的士兵都快23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成了我的兄弟。这些兄弟们的惨叫声，以及被打死的情景，从那时以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这场战斗的最关键部分是开始阶段。这是一次突然袭击。他们使我们陷入一个马蹄形伏击圈。他们还用迫击炮把我们相互隔断。”
步兵吉姆·杨说：“我坐下打了一下瞌睡。我们左右两边90米处都有侧卫，所以我以为可以安全地瞌睡一会儿。队伍前头的射击越来越猛烈，枪声把我惊醒了。然后我们的一排遭到迫击炮炮火的轰击，5个人受了伤。我听到他们喊军医。迫击炮弹不断地落下，我听到他们命令一排撤出那些迫击炮弹轰击的区域。”
杨那个排奉命组成防线，向敌人进行还击。“当那些迫击炮弹打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卧倒在地上。他们要我们朝敌人那里挺进。我们排成战术队形，径直走进了敌人的伏击圈。他们隐蔽在树木和土丘的后头，或伏在地上。我们周围有齐腰高的草，还有很多树木。草地里有敌人士兵，但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因此我不得不朝我认为是他们隐蔽的地方开枪。军医忙得不可开交，但仍无法为所有的伤员包扎伤口。我右边的一个人足跟中弹，他名叫哈罗德·史密斯。
“我左边二三十米以外是一片草地，我的右边有一个敌人的狙击手。我看不见他，但是我看到一颗曳光弹从我手边飞啸而过。我感觉到那颗子弹掀起的一阵风。这同一颗子弹从史密斯的头上飞过，他很幸运，他的头低着。我们的连长福雷斯特上尉沿着队伍跑了回来。他跑跑停停，告诉每个人该到哪里去。他那副样子好像敌人的子弹打不着他似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避开敌人的子弹的。”
走在一营一连前头的是第七骑兵团二营的营部连，该连是个大杂烩，其中有行政管理和军需人员、军医和通讯人员。在这个连的队伍里行军的有二营的医官威廉·苏卡特、医务排的约翰·霍华德少尉和通信排的排长巴德·艾黎中尉。
苏卡特说：“战斗之前我闻到香烟味。越南的香烟。我说：‘我闻到敌人香烟味！’紧接着迫击炮弹就落在我们的周围，然后轻武器的火力朝我们打来，很快一切都乱成一片。我以为行军纵队的前头被敌人打垮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遭到自己部队的射击。我们周围的士兵纷纷倒下。好像在很短时间内我就发现我附近没有人了，我们都被打散了。我拿着我的M－16步枪到处跑。我有一枝点四五口径手枪，但是毫无用处，因此我拿起别人的M－16步枪。
“整个战斗期间我一直在敌人直接火力的威胁之下。我的后背中弹负伤，但是伤势不重，子弹一擦而过，后来伤口处只留下一个小疤。我一生中那一次吓得最厉害。有人送给我一枚圣克里斯托弗章，我就把它戴在脖子上。我心想：“现在是跟上帝妥协的时候了。”然后我又转念一想：“我从来就不是虔诚的教徒，上帝不会对我特别保佑。”所以我就起身开始找人，找谁都可以。我找到我们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但是他死了。我在他的无线电上呼叫，企图找到什么人。我记得我要求他们施放一点烟，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他们。
约翰·霍华德少尉回忆说：“紧接着战斗之初的枪声，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不停地落在我们周围。然后轻武器的火力变得非常猛烈，士兵们中了枪弹或被炸弹弹片炸伤之后，纷纷倒下。战场上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认为他们遭到了在该地区的其他美国部队射击。当北越部队向我们发动攻击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敌人离我们这么近，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听到他们说话。
“他们突然从土丘后面和树上出现了，谁动一下他们就朝谁射击，我们也从各个方向朝他们射击。当我们在高草地里爬行的时候，很难弄清楚谁在那里，也弄不清楚他们是自己人还是敌人。我发现了一个情况：北越士兵们用敲AK－47步枪木托的方法在高草地里相互传递信号。”
巴德·艾黎中尉仍然清楚地记得侦察排遭敌人袭击的消息传回来时的情景。“当时那个侦察排中了敌人的埋伏。上级命令我们前头的三连列队前进，并且对敌人进行侧翼攻击。我和约翰·霍华德并肩坐在一起，突然我们前面20米处响了几枪。我们都站了起来，非常害怕。前面有人喊：‘军医！军医！’我们前面的第一批军医立即出发，约翰·霍华德跟着他们一道出发了。三连的步兵们在大声喊叫：‘列队！’我赶紧把我排的士兵列好队，离树林的边缘约20米。突然间，好像魔鬼出了地狱一样，到处都在射击，难以保持队形。
“一个家伙中弹后惨叫。我和我的无线电操作员跑向他，把他拖到一棵小树后面。他的手腕被打穿了，痛得惨叫不止。然后他再次中弹。我把我的M－16步枪设置在全自动位置后向树上扫射子一阵子，有个东西从树上掉了下来。我爬到了一个土丘旁，那里有几个士兵。我待在那里，并且发现了一个士兵带着无线电。我在无线电上呼叫了一阵，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就在此刻，通信网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可能是有人中弹身亡时手指头按住了发信按钮，或者是其他原因。我在通信网里听到的最后消息是五号鬼魂中弹了。五号鬼魂是三连副连长唐·考内特的代号。”
第三旅的旅长蒂姆·布朗上校此刻乘坐他的指挥直升机飞抵战场上空。他有权派增援部队到战场上来。他在直升机上询问地面指挥官鲍勃·麦克代德中校战场上形势有多严重。在布朗那架直升飞机上的另一个人是该旅的火力支援协调员达德利·托迪密上尉，他急于使用他所控制的炮兵、空军支援和空中火箭炮兵。
布朗和托迪密刚刚离开“哥伦布”着陆区。“阿尔巴尼”着陆区的战斗开打时，他们俩正在跟塔利中校交谈。跟麦克代德通话之后，布朗上校飞回了设在卡蒂卡茶园的旅指挥部。
托迪密上尉回忆道：“突然我听到跟随麦克代德那个营的火炮前进观测员乔·普赖斯说：‘我们遇到麻烦啦！我需要支援！’普赖斯在无线电台里大喊大叫，各种火力支援他都要：空军支援、炮兵支援和空中火箭炮支援。我们终于让他冷静下来慢慢说，这样我们才能听懂战场上发生的情况。我通知布朗上校‘阿尔巴尼’那里出事了。他通过指挥通信网跟麦克代德谈了话。我一直守候着炮兵通信网，设法给他们一些支援。过了一会儿，我们飞抵他们阵地的上空，我们看到一股浓烟自树林中冒出来。当乔·普赖斯用无线电呼叫时，我从无线电里听到很响的枪声。”
空中火箭炮兵直升机的指挥官罗杰·巴塞洛缪少校一边跟托迪密上尉保持无线电联络，一边在树林上空沿一条S形航线飞行，以便弄清楚己方部队的确切位置，这样他的直升机就可以支援他们。但他运气不佳。托迪密上尉只好让地面炮兵试射烟雾弹来校准防御火力。但这样做也不管用。“这样没有用，因为当时地面上的每个人都跟敌人搅在一起了。我们有战术空军、空中火箭炮和地面炮兵，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使用它们来支援地面部队。这是我所目击过最令人束手无策、令人绝望的事情。”
蒂姆·布朗上校的直升机上燃油所剩不多了，不得不返回卡蒂卡加油。布朗说：“我知道他们正保持着联络。我并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其他也一无所知。当我在无线电上跟麦克代德讲话时，我可以听到步枪声，但是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问：‘你的先头部队怎么啦？’他不知道。‘你的殿后部队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其余任何单位发生了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究竟形势如何。我们不能朝那里开炮或实施空袭，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打。”
此时卡希上尉正待在卡蒂卡茶园的旅指挥部繁忙的作战中心，他回忆布朗上校返回时的情景：“布朗站在那儿，对着我们的无线电问麦克代德情况怎样，他大吼道：‘他妈的，那里情况到底如何？’麦克代德回答说：‘这里有几个人阵亡，我正在设法摸清楚形势。让我过一会儿再向你报告，通话完毕。’托迪密上尉当时在旅战术指挥中心里，他站在布朗的身边，他说：‘我听到麦克代德讲话了，布朗不断地问他情况如何。在无线电里通话的人都大声吼叫。我所听到的是麦克代德那个地区的情况不太妙。”’
布朗的指挥直升机加油之后，又飞回德浪河谷上空。他说：“当我在无线电上跟麦克代德通话之际，我突然听到枪炮声四起。他开始大叫：‘他们跑啦！他们跑啦！’乍一听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他的营的部队跑了。其实当时是空军朝一个连规模的北越部队投了凝固汽油弹，所以是他们在跑而不是美国人在跑。大约就在那时，我开始判定麦克代德真的陷入了困境。”
直到这时，布朗上校才开始集中增援部队送进“阿尔巴尼”着陆区帮助麦克代德的二营。布朗第五骑兵团一营的营长弗德瑞克·阿克尔森中校派一个连从“哥伦布”着陆区经陆路到“阿尔巴尼”着陆区。阿克尔森派遣瓦尔特·B(布兹)·塔利上尉指挥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行军3公里赶到麦克代德那个被打垮的纵队的尾部。同时布朗通过无线电发布命令，通知麦克代德营里一个没有随营行动的连(即迈龙·迪杜里克指挥的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做好准备，等着从哈洛威营地空运进“阿尔巴尼”着陆区。
布朗承认这点增援力量太小、太迟。他说：“多年来，我对这场战斗思考了很多，我认为绝大多数伤亡发生在第一个钟头的战斗里。我认为战斗开始时伤亡最重。他们在丛林里行军缺乏像样的安全保护。”
麦克代德中校自己也证实，他未能向布朗上校提供四个连中三个连队的详细情况报告，当时全营的纵队行军受阻，大多数部队他看不见，也联络不上。麦克代德说：“在战斗开始后的头一个钟头左右时间内，形势变幻莫测，我觉得我所执行的是排长的任务，而不是营长的任务。我们拼命设立并防守防御阵地。我自己也竭力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全营的人，谁也不可能准确地告诉你形势怎样。当时我未能向蒂姆·布朗报告战场情况，因为在形势明朗之前，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那位营长补充道：“我当时也可以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掉进了死亡陷阱，和诸如此类的废话，然而我那时并不知道形势如此之糟。我也没有办法离开那个防御阵地亲身到现场看一看，所以我能做的只有祈祷赶快再跟部队联系上。我也不会叫喊天掉下来啦之类的废话，尤其是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那样做于事无补。”
副师长诺尔斯准将的师前线指挥所设在波来古。约翰·A．罕弗尔中校是师前线指挥所的作战官。他回忆说，11月17日他和诺尔斯乘直升机飞越了德浪河上空，观看了B－52飞机对朱邦山的轰炸。然后他们飞回波来古。罕弗尔说：“我们回到波来古以后，蒂姆·布朗来求见诺尔斯。我把他带到诺尔斯那儿。他说：‘我还没有听到麦克代德的报告，也没有跟他联络上，所以我不放心。’因此我们离开前线指挥所，傍晚我们再次乘直升机出去。我认为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战场上形势不妙。”
虽然诺尔斯没有回忆起罕弗尔描写的布朗拜访他的指挥所一事，但是他初次听到麦克代德那个营跟敌人激战的消息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在波来古的支援指挥部里有一个我派往那里的准尉，他的职责是看管炮弹、子弹、油料和伤亡人员。他有一部直通热线电话跟我联系。那儿有任何问题我都要立即知道。下午2点钟或3点钟左右，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这里运来了麦克代德那个营的14个阵亡人员尸体。’所有的铃一起响了起来。我叫来了我的直升机飞行员威因·克纳德森和我的空军联络官约翰·斯托纳，然后我们飞去见麦克代德。在飞往‘阿尔巴尼’途中，我在三旅停留了一会儿。蒂姆·布朗没有向我报告任何情况。”
诺尔斯补充说：“我们飞抵‘阿尔巴尼’上空，麦克代德深陷困境。我想着陆，但麦克代德说：‘将军，我不能让你降落。我甚至无法请医疗运送直升机飞来这里。’因此，我无法着陆。我想到那里的地面上组织一些攻防措施。我对斯托纳和师炮兵指挥官比尔·贝克说：‘这个家伙竟然不知道自己有些什么。让我们在他周围投放一圈钢铁。’我可以用火力帮助他，而且确实这样做了。然后我回去见蒂姆，他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我恼火了，这真是一团糟。”
第七骑兵团二营以纵队行军时有一整营的力量，现在只剩下两个小环形防御阵地，守卫其中一个阵地的是一连的幸存者、侦察排、三连和四连的几个离队人员和营指挥小组成员，他们的阵地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里。另一个小环形阵地在第一个阵地以南450～600米处，坚守在这里的是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指挥的第七骑兵团一营一连。在这两个阵地之间是麦克代德那个营的主体：两个步兵连的部分单位、一个重机枪连和营部连。这些人非死即伤，有的隐藏在高草丛里。
在那个战场上每个仍活着的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北越人，都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在高草地里，除非离得很近，否则双方的士兵要辨认清楚敌我几乎是不可能的。穿橄榄绿色军服的美国人和身着暗黄褐色军服的北越人短兵相接地交战，然后死在一起。也许在开始时这场战斗是遭遇战、一次仓促的伏击、一次突然袭击、一场运动战——事实上这场战斗兼有上述所有这些因素——但是，几分钟以后成了一场大混战，一场混乱枪战，射手们不仅打死敌人，有时也误杀几米以外的战友。
今天，双方都不可能在这里取得廉价的胜利，而其实这里也根本无胜利可言，有的只是死亡。
第二十章 高草丛里的死亡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我没有想到会在今天丧命。
——法国元帅蒂雷纳1675年在索尔兹巴赫之战时的遗言
北越的战场指挥官阮友安对1965年11月17日下午在通往“阿尔巴尼”着陆区那条小道上所发生的血腥战斗记忆犹新：“我手下的官兵向我报告说战斗很残酷。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士兵打得很顽强。他们毫无选择。你死我活，不然就是你活我死。这是一场肉搏战。战斗结束后，当我们清理战场并抬回我们的伤员时，发现你们的士兵的尸体跟我们的士兵的尸体脖子都靠在一起，并排躺在那儿。战斗极其激烈。”那场战斗确实非常激烈，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战斗比这场战斗更加激烈，美军拉得很长的纵队首尾难顾，骑兵师的步兵连被切割成若干小段。
约翰·霍华德少尉当时在接近二营纵队尾部的营部连里。他说：“战斗初期我在一个大土丘旁边。离我不远的一名中士脚部受了重伤，他疼得惨叫不止。我爬到他身边开始为他的脚包扎。我刚告诉他不要惨叫，自己就中了一颗子弹，这子弹把我打得在地上翻滚。它打中了我的右腹部。我掀起上衣看看伤势多重，幸运得很，子弹穿过了我腹部的肌肉，但是没有钻进肚子里。我有一条约13厘米长的伤口。”
子弹继续打在霍华德周围的地上，他一把抓住那个士官并且对他说，他们需要转移到土丘的另一边。“我俩跟另外4个士兵在土丘的另一边会合。他们4人是在草丛里凑到一起的。我们继续朝树木和土丘后面的北越人射击，同时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尽管他们俩相互看不见，但是霍华德的朋友二营的通信排长巴德·艾黎中尉离他并不远。艾黎说：“这真叫人害怕。我左右两边的人都中弹了。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看见任何敌人。我能够看到的仅是树木和我们的伙计。我竭力向右边移动，结果钻进了一阵弹雨。每个人都在努力向着陆区那里前进。我在一个大土丘旁被敌人的一挺机枪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在我右边的波多黎各籍士兵负了伤。我用我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换来了那个波多黎各一等兵的机枪。
“我接过机枪就移到土丘的左边，为了向前运动，我不断朝前面射去。我朝一棵小树后面的一个士兵那儿爬过去，这时敌人的两枝自动武器同时开火，打断了那棵小树。他惨叫一声，倒在我的背上。我翻身爬到他的身上，他的双手捂着脸。他对我说：‘别担心我，我死定了。’他敞开双手，他的脑门正中央有个子弹打穿的窟窿。他拔出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我又开始爬回我原先待的那个土丘。我知道我们全营部队都前进不了。我回到土丘的时候看到一个伤员，以及一个阵亡者，还有我的无线电修理员在那个土丘后面挤在一起。我们的人到哪儿去了？”
二营的军医官威廉·苏卡特也在行军纵队的那一部分里。他说：“我起身找人，找到谁都行。我继续跑着，迎头撞上几个敌人。这次遭遇吓得我屁滚尿流，也把他们吓坏了。我端起M－16步枪就开火，先发制人把他们击毙。我抬头一望，看见一个士官倚在一棵树上。他说：‘上尉，我能帮你的忙吗？，他太沉着了。那是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弗雷德·克卢格士官。我们回到队伍后头一个较大的一股人那里去，大约有15或者20个兄弟，其中有几个伤员。这里伤员较多，但是缺乏军需品，只有几针吗啡和一些止血绷带。”
在营部连前头的三连士兵相继阵亡。当三连冲进敌人重机枪火力圈的时候，杰克·史密斯四级专业士官正在该连的前头，他所在的位置靠近副连长唐·考内特。在最初的几秒钟内，史密斯看见一个无线电操作员胸部中弹后倒地身亡，其眼睛暴了出来，舌头伸出嘴外。三连的士兵朝所有的方向开火。
史密斯说，他突然听到唐·考内特中尉低声呻吟了一下。他撕开副连长的绿色作战衫后，看到其背后脊柱右侧有一个弹伤。他和另一个士兵一起为中尉包扎伤口。史密斯心想，他们此刻全依赖这个人了，因为他是眼前唯一的领导者，可是他偏偏受了重伤。然后史密斯身边一个人的胳膊中弹，血流如注。然后又一颗子弹钻透了考内特的一双靴子，打掉了他一双脚上的全部趾头。
突然一个端着马克沁机枪的北越士兵在史密斯前面1米处出现。年轻的史密斯飞快地把他的M－16步枪选择开关放在全自动位置，朝那个敌人机枪射手的脸上打了一个长点射。一枚爆炸的手榴弹炸到了他身边的另一名美国兵。
才过几分钟时间，杰克·史密斯就像进入了一个死亡世界。他说，是因为一件事使他继续战斗下去。忍着剧烈伤痛的唐·考内特中尉对史密斯说，他将想办法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考内特爬到了高草地里去。这个勇敢的年轻中尉在草地里尽了自己的职责，他在同敌人肉搏中身亡。
史密斯回忆说：“在大约20分钟时间里，除了我之外，我周围的每个人非死即伤。你必须知道，在我们那个区域，草长到胸口那么高，你一旦倒在地上，你的世界就只有餐桌那么大，你的世界就完全局限在那一小块地方和你周围的六七个人。那个时刻，我们孤立了。一连的处境相同。然后北越人席卷而来，他们从一连和我们连之间插了进来，并且开始朝我们的人射击。当他们开始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根本弄不清楚1米以外的枪声是自己人的枪声还是敌人的枪声。”
史密斯看到士兵们端起机枪，平卧在地上开始向草丛里扫射。“他们经常对着其他美军重机枪的火舌扫射。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停止射击。这简单像一场大屠杀。没有任何人控制着部队，因为所有的军官都到部队的前头去了，我们的无线电操作员倒在他们的无线电上死去了。”
詹姆斯·萨顿一等兵是四连迫击炮排的士兵，正在三连的前头。两处重伤使他剧痛难忍。“这时，一些北越士兵正通过该区域，把因负伤而惨叫和呼喊军医的美军官兵统统打死。施耐德·本布里就是这样被一个会说英语的北越人开枪打死的，那家伙很可能是一个军官。当本布里惨叫时，他用一枝全自动武器打死了他，然后用英语讲了这些话：‘等一等，我们打的是谁？’在我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之前，我差一点儿脱口而出‘美国人’回答他的问话。他讲英语带有越南口音。“施耐德·P．本布里一等兵是佐治亚州人，死时21岁。
由于不能向敌人还击，也无法把他的朋友从越南刽子手的枪口下解救出来，詹姆斯·萨顿采取了他能够做到的最后一招——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诡雷。他说：“我的右臂中弹以后，我身边除了一枚手榴弹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武器，但是我不能用左手投弹，所以我克制自己不要扔手榴弹。更多的敌人从另一边朝我走过来。我把手榴弹塞在胳肢窝下面，拔掉保险针。我想如果他们要打死我，他们也别想活命。”
四连反战车排的鲍勃·陶尔斯四级专业士官在为他的十几个伙伴们带路，其中有好几个人负了重伤。他跑进了一个长满高草的空地。他停了下来透过树林朝后面的部队看去：“我透过草丛凝视，总算看到了我们先前的位置。北越人正在翻查我们扔在那里的东西。然后他们用AK－47步枪朝地上打了几个点射。此刻我意识到我们在那里还留下了些什么。我们所有的人当时都不明白敌人为什么朝地上开枪。我恨不得对着他们射击，但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开枪为上策。一开枪就会吸引他们的注意，而我们当时的状态是不能跟敌人拼的。”
跟陶尔斯在一起的人大多受了伤，有的人伸着四肢躺在地上，有的人躺在另一个人身上。“我们这批人无法像一个战斗单位那样行动。这时贝克士官命令我走出草丛，我起身就朝空地另一边的树林边缘走去。走了大约50米，我发现我右边的树林里有动静。原来是美国人！我立即向右跑进了树丛。刚进树丛10多米就听到两声枪响。我听到两颗子弹从我身后嗖嗖飞过。贝克士官的身子突然倾斜倒下。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另一颗打在他的背上。他当时在我左后方仅半步远。我停了下来跪在地上，抬头朝树上扫了一眼。什么也没有发现。贝克士官用双手紧紧捂着胸口，他命令我继续走。就在这时，另一个人到达他跟前把他扶了起来。”
陶尔斯站起来，并且朝贝克倒下之前他自己跑的那个方向看去。“我看到密戈尔·比札士官跪在一棵树后面，我来到他那儿。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喘过气来，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我向他打听了他那里的情况。他并不清楚。我告诉他敌人先重创了迫击炮排，然后打垮了三连。比札拔出他的刺刀，撕开我的衣袖，为我包扎好右臂。我的手臂已经僵硬地顶住了我的M－16步枪的枪托，但是按扳机的食指尚能活动。我不觉得疼痛，因为右臂麻木了。
“我环顾一下我们的位置。看起来这个位置挺好。树木较粗大，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保护，而且树木形成的一个拱形面对着一片开阔地——这片开阔地在我和贝克士官刚刚穿过的那片空地的对面。其他几个人各就各位，朝着我们刚才前来的那个方向。还有几个人守卫西边和北边。我发现赖斯特·贝克一等兵一个人朝东面，而他面前的那棵大树后面足够两个人伏着。我对比札士官说我要到贝克那里去帮助他防守那个区域。我跑了10米来到那棵树下，在树的右边就位。”
鲍勃·陶尔斯和赖斯特·贝克在那棵大树后面听到附近空地的草丛里有人呻吟，他们决定查看一下，陶尔斯问(？？缺336页下半页)
险的任务。一连正被一挺重机枪的火力压制着，从机枪的声音听起来，那是一挺美军的M－60重机枪。福雷斯特要一个人爬到高草地里去，找到那挺机枪的位置，告诉机枪射手，他们正在打自己人。
杨生长在密苏里州偏僻的林区，懂得如何潜行追踪猎物，他自告奋勇要求担当这项任务。他说：“另外一个步兵罗纳德·福尔钦一等兵说他要跟我一起去。他是芝加哥人。我俩开始向前爬去，那挺机枪射出的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这是一挺M－60重机枪，我们原本都以为这是美国人误击美国人。当我们靠近至50多米的时候，我们开始向他们呼喊。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敌人。好像有人在提醒我：‘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人。他们不理睬我们的喊叫。’”
杨告诉福尔钦停止呼喊。“我继续朝他们那个方向爬去，一心想弄清楚他们的确切位置。我打算把他们消灭掉。然后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头部。我知道我的头部中弹了，心里想，我就要死了。我的头一阵晕眩，但是子弹并没有把我打昏。我把钢盔的带子套在下巴上，因此子弹没有把我的钢盔打掉。我问福尔钦能否跟我的父母亲联系上，并且告诉他们我临死还惦记着他们。我以为我已经完蛋了。我请他为我包扎。他从我的腰带上取下绷带为我包扎好伤口。他一边包扎一边对我说伤势不重，我会好的。
“然后我企图再次朝那挺机枪的方向爬去。福尔钦以为我疯了，他竭力阻止我。我们低低地伏在地上。我每次想朝前面爬，他就一把抓住我的两条小腿，使劲抱住我。跟我折腾了一阵子之后他说：‘我回去了。’说着他就离开了，我告诉他，我非要把那挺重机枪弄掉不可。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对那挺机枪撤手不管，任其扫射。”
那颗子弹打穿了杨的钢盔，也打破了他头部一侧的颅骨，但是他仍然决心把那挺重机枪干掉。“当我匍匐前进时，我听见越南人叫了几声，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那挺机枪的声音。我听到要他们收拾武器离开的命令。我爬到了我以为是那挺机枪的地方，但是仍然不敢抬起头来，因为我怕有敌人向我放冷枪。枪声不绝于耳。我没有找到那挺机枪，他们离开了。”
爱因里克·普贾尔斯少尉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他和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杰克·乔希根中尉是同班同学。乔希根在“X光”着陆区中弹身亡。这时，普贾尔斯正率领着二营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那个三连的三排，该排有24人。他这个排在连里的部队殿后，走在营部连的前头。普贾尔斯说，在枪战爆发的时候，他那个排的队形是纵队，但不是一列纵队。
“然后我从无线电上接到命令：展开你排的部队，向右运动。我想用打手势挥舞胳膊的方法把我排部署好。当时我在全排的前头好几米。当我回头的时候，我看到全排士兵仍在原来的位置未动。我走回去下达展开的命令，要他们跟我走，同时传达上级的命令。当无线电操作员告诉我说连长留下给我的指示：‘停在原地不动，中止运动，不见目标不开枪。’的时候，好几个人聚到了一块。我想打听一下详细情况，可是他却说：‘通话完毕。’
“我的右前方仍在进行射击。过了一会儿，子弹开始朝我们这儿打了过来。我以为这是美军先头部队打的子弹。流弹虽然不多，但是它们使我担心。我在无线电上呼叫，想提醒他们开枪时注意方向，不要误伤自己人，同时指望他们给我说明一下前头的形势。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我设法把自己排的士兵组织成某种环形防线。与此同时，部队前头的惨叫声持续不断，跟战斗的枪声夹杂在一起演奏出一曲怪诞的交响曲。”
普贾尔斯无法相信仅仅因为几个敌人的狙击，全营就动用所有的武器进行射击。他说：“我告诉我的无线电操作员，我要到前头去找重机枪排的排长。我走着走着就发现周围的植被不一样了。我排待的那个地方树木和灌木稀疏，约3、5米的间隔，草齐腰高(我的个子只有1.75米，有时草齐我的脖子高)。可是重机枪排已经进入一个植被浓密的地段，草很密，灌木丛也非常非常高。我们排列成多列纵队前进。重机枪排成单列纵队。”
普贾尔斯向他碰到的几个士兵询问他们的排长在哪儿，他们告诉他：“在前头。”几乎没有几个人卧倒在地上，只有几个人面朝着射击的方向。大多数人倚着东西休息，似乎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向前走去，当我感觉到左脚跟一阵刺痛时，我正在浓密的灌木丛边缘。我以为我踩上了那种臭名昭著的尖竹钉。然后我感到我的右大腿好像被一只大锤砸到似的。我抓起我的左腿，想把尖竹钉拔掉。我用眼睛的余光瞄了一下，结果发现裤腿管破了，裤子上有一摊血，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中弹了。
“我的想法真傻，我们不在战场上时，常用这句话来表示出了差错：‘该过周末了。’我的右腿也扭得不成样子，开始支持不住了。我跌倒时，竭力把身体往后甩，避免腿部弯曲。我总算没弯腿倒在地上。我的腿向前伸出。我的大腿断了。毫无疑问。我此时仰卧在那儿，感到自己无用又无奈。我能怎么办呢？有了，喊军医来。但是当军医前来时，万一被敌人打死怎么办？我的腿血流如注，如果这样下去，等血流光了我就会死。所以我决定碰碰运气，连忙喊军医。
“他跟我排的一个火力班班长一起跑了过来。他们给我包扎好腿伤，我让他俩把我的M－16步枪当作固定夹板绑在我的右腿上，绑高一点。然后军医拿了吗啡。我一再拒绝，竭力避免使用它，但是他给我注射了吗啡。他们把我扶到一棵树旁，帮我解下我的背包。我在朱邦山上时就把15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和另外800发子弹放进了背包。第七骑兵团一营的伙计的忠告是，子弹带得越多越好，能带多少就尽量多带。我要我的两个水壶，他们拿来了水壶。”
普贾尔斯把他排里的副排长叫来，要他接过指挥全排的任务。副排长刚接管全排，敌人的火力就朝他们打了过来。普贾尔斯说：“我排开始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齐胸的草叶被子弹打断落在我的身上。此时接二连三的惨叫声从我排士兵中发出。我没有看到他们身亡，但是听到他们死去。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喊叫道：‘哦！我的主啊，宽恕我吧！’当时我仍然认为我们遭到自己部队的火力袭击。我愤怒至极。我的士兵在我的周围死去，而我却无能为力。那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我弄清楚了真相，我感到不好意思。”
在二营部队的前头，以麦克代德中校为首的一小批官兵跟敌人进行了激烈的交火。敌人决心把他们打垮。二营一连的连长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仍然担心着他那失踪的二排。此时，他已经转移到树丛的东南边，观看着空地另一边他的部下消失的地方。
苏格迪尼斯回忆说：“我看到有人在动，但是我无法确定他们是自己人还是敌人。我看到一个士兵站起来，并且去帮助一个伤员一瘸一拐地走出阵地。我拿起望远镜一看，原来是两个北越士兵。那个没有受伤的北越兵把他的AK－47步枪放在胯骨上朝地上开枪，他的脚附近似乎有物体。我立刻想到他是在朝我们的伤员开枪。我开了一枪，他们两个都倒下，战斗结束后，我们从那个区域抬走了许多我们二排的阵亡士兵，其中好几个头部中弹身亡。
“营指挥小组附近有人叫喊说，北越人从南边朝我们爬来啦。南边有一片开阔地，有的草齐膝盖高，有的草齐腰高。我们之中仍然站着能够战斗的人立即转身朝草地里开火。有好几个北越人企图逃走。一个北越人站了起来，继续朝我们冲来，他像约翰·韦恩主演的西部片那样把AK－47步枪放在胯骨上，一边前进，一边开枪。我认为看到他的每一个人都向他射击。我确信一两秒钟内他就会被击毙，但是看起来他好像永远倒不下似的。”
从战斗一开始，帕特·斐因少尉和他的侦察排就一直陷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周围的激战之中。斐因说：“至少在战斗开始的第一个钟头里我们根本没有炮火的掩护。这真是一次惨痛教训。我们也没有直升机的掩护，在我们头顶上方根本没有武装直升机。在战斗的头一两个钟头里，完全是近战，是人跟人拼。不管你是少校、上尉、士官或是普通一兵，大家都一样，都是战士。我们并肩战斗，跟北越部队进行殊死搏斗。我听到有人喊：‘他们来啦！’我们所有的人跃起身来向敌人猛烈还击。大家难免觉得害怕，但是我从未感觉到恐慌，至少在战斗开始一二十分钟以后大家丝毫投有恐慌。”
斐因认为北越人在预想和准备这次进攻方面做得比美国人好得多。“但是在敌人起初的凌厉攻势中幸免于难的美国人开始集中反击了。你可以把这一仗看成小大牛角谷之战的重演。我们被围困，背包放在面前，决一死战。那天下午我没有看到任何不尽职的士兵。我未看到任何人在敌人面前退缩。我们毫无退路，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是称职的。下午某个时候我们开始得到一些炮火支援，然而，由于我们部队太分散了，我们无法有效地把炮火当作近距离支援火力来使用。”
战斗已经进行一个多钟头了，一连的副连长拉利·戈文中尉朝西北看了一下。敌人开始发动进攻时，一连的一排就是在那个方向失踪的。他被自己看到的情景吓呆了：“有两个人摇摇晃晃地向我们的阵地走过来！他们是代理副排长瓦尔特·T．凯普尔和班长罗瑟尔·A．泰姆普尔士官。他们经过奋战逃出了陷阱，已经精疲力尽。他们说他俩很可能是仅存的幸存者。他们也说该连迫击炮排的一部分士兵跟四连的人在一起，情况良好。但是我们还是失去了指挥。”
此时发生了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将会使队伍前头的战斗朝有利于美国人的方向发展。戈文中尉描写了这个情况：“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上尉身子一闪进了我们的阵地。他告诉我们，战术空军已经前来支援，他想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我们的情况如何？他问是否还有人在草丛里。我们一声不吭。斯帕艾斯说：‘你们是说那里的人非死即伤？’沉默意味深长。斯帕艾斯说：‘你们确定吗？’我们说确定他才满意。他跑回营指挥所那个土丘。空中支援正要到来，但是我记不得任何炮火支援或空中火箭炮火的支援。谁也不知道别人在何处。”
过了一会儿，营通信无线电传来命令：放烟雾。戈文中尉朝草丛里走了一段距离，“阿尔巴尼”阵地的士兵全部开始投掷烟雾手榴弹。戈文说：“我看见三连的连长斯吉普·弗斯梅尔投放烟雾弹。我不晓得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各种颜色的烟雾把我们的阵地位置标示了起来，片刻之后空袭开始了。
“它们是携载凝固汽油弹的A－IE型‘天袭者’攻击机！第一批凝固汽油弹恰好落在我和苏格迪尼斯离开树林进入空地的地点上。我们看见空地那一边有大批北越人。我非常确信他们要越过空地进攻我们。我认为当时他们在那儿清理战场，朝地上开枪，把我们的伤员全部打死。第一次空袭的两枚凝固汽油燃烧弹准确击中目标。我看见它们落在树顶上，胶状凝固汽油从树杈上往下流。北越兵跳起来，企图逃避，但是被火焰吞没。这种情景我看了一次又一次。”
“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的防卫者们几乎陷入绝境。速度慢但是可靠的旧式“天袭者”飞机沿着着陆区防卫者周围的树林边缘盘旋，先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然后再投110公斤重的炸弹，最后使用它们的20毫米机炮向成群的北越人进行扫射。
戈文中尉记得那时的情景。“美军飞机消灭了一波又一波敌人，那些杂种跳起来企图逃跑，但他们逃不掉。这时的美国人每次看到空袭都欢呼大笑，但当飞机朝二排的剩余人员曾坚持战斗过的阵地上投下两枚燃烧弹时，谁也不欢呼了。当时我也可能是待在那里的其中一个，但是我只能听到尚未耗尽的弹药在火焰中噼啪作响。热焰吞没了我们在那儿的士兵。我们谁也不知道当时那儿有没有人仍然活着，可是我们谁也不愿意想此事。”
戈文和其他人都发现敌人的射击火力已经松懈了下来，但是“天袭者”飞机每次俯冲轰炸时，周围的丛林都爆发一阵敌人的火力，北越人把他们的所有武器一起瞄准俯冲下来的飞机。戈文说：“那些飞机直接朝我们的位置飞来，投下机上载的全部炸弹，它们看起来真漂亮！我感叹不已，”
然后戈文翻过身朝天上望去，只见一架A－IE直朝他飞来。“它投下了一枚燃烧弹，正朝我落下。炸弹从我头顶上经过，我甚至看得见上面的铆钉。炸弹打中那块空地的正中间，一个北越兵跳起来朝我们跑来，我们将其击毙。我估计他们投下了15～20枚凝固汽油弹。一架飞机把凝固汽油弹投在我们前方的空地里。我当时认为一定是飞行员的失误，才会把炸弹投得如此近。但是当炸弹落地，火焰飞溅的时候，离我们防卫阵地仅约30米处有5个敌人跳了起来，我们的火力立即把他们消灭。最后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们前方的一个土丘被敌人占领着，土丘后面有一挺重机枪朝A－IE飞机射击。机组人员在枪火中仍不慌不忙，丝毫不顾敌人的持续射击。最后一枚凝固汽油弹准确无误地投在那挺机枪上，整个土丘化为灰烬。”
侦察排长帕特·斐因少尉也记得空军对他们的支援。“他们真让人大饱眼福。他们第一次来轰炸时，欢呼声四起。飞机飞得很低，当飞行员从你头上飞过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在座舱里的身影。他在我们头顶上方反复盘旋，向进攻的北越人扫射。有时他会放慢航速，使用他的机炮把他前方的地都啃一遍。其他飞机也飞抵战场了，并且开始投凝固汽油弹。当某架空军飞机向敌人投弹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大量的北越人，50～100个，反正很多。他们离我们不足50米，正在集结，准备进攻。飞机一投凝固汽油弹我们就欢呼。”
弗兰克·亨利少校和营里的火力支援协调员乔·普赖斯上尉不仅让空军准确轰击目标，且在这场战斗中首次叫来了炮火轰击。炮兵对“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周围树林里的一群北越士兵进行了轰击。他们比较有把握在这些区域没有活着的美国人。二营幸存者们的前景开始有所改观。
尽管伤势严重，但是营士官长詹姆斯·司各特仍记得那个时刻：“空军支援到达之后，炮火开始打进来。这时战斗进行了大约两个钟头。他们一看到成批的敌人，就请炮兵向敌人开火。炮弹落在离我们不足50米处。我从土丘上的阵地上可以看见北越部队企图向我营冲锋。他们每次冲锋前会组织四五十个人。只要一发现这种情况，弗兰克·亨利或者那个火炮前进观测员就会引导炮兵向他们轰击。下午4点钟左右战斗突然暂停，阵地上平静下来。我心中有数了，我营有救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认为会全营覆没。我们从无线电上接到了报告，说队伍里的其他连队被敌人切断了，情况不好，伤亡很重。被孤立的排和班都是各自为战。我知道伤亡肯定很重，但是我想当时谁也不了解战斗形势究竟怎样。所有人都被打散了。”
当空军的A－IE飞机跟麦克代德中校联络，询问他们该在何处投凝固汽油弹、距离多近时，他很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我们不得不考虑误伤自己人的风险。我不知道乔治·福雷斯特的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在哪里，我只知道他们离得不远，他们所在位置的大概方向也只能猜测的，但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凝固汽油弹。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安全地使用它？我们决定把它投在离我们尽可能近的地方，那就意味着让它离其他单位稍远一些。这样做效果颇佳。”
在后头的队伍里，巴德·艾黎中尉继续寻找安全的阵地位置，但是无法找到。他说：“三连的一个排长布奇·奥尔少尉和他手下的一名士兵从一个小坡上走下来，他正在寻找他排里的士兵。他跪着悄悄地爬到我跟前。我把他拉倒在地上。大约在此时，敌人向我们开火了。他说：‘瞧他们打着我的什么地方？’他身上挂着一枝战车兵使用的点四五手枪。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手枪套和零点四五手枪上，当时他的手枪挂在胸前。他说他平安无事，‘但是他们差一点就打死我了。’我问他要如何摆脱这个混乱局面。他说我们需要到队伍的左边去，他们那边控制得好一些。”
这批人共有六七个人。布奇·奥尔让他们大声数数字，数到规定的信号就立即跃身跑走。大约就在这个时刻，A－IE飞机从他们头顶上方飞过，飞机的机炮向地面扫射。奥尔说：“我们最好现在就走。”艾黎说：“然后布奇先出发，走在我的前面。我们刚走了5步就倒下。我说：‘布奇，你在哪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或听到他的声音(厄尔·D．奥尔少尉是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良人，23岁，他在那天阵亡)。我企图再跑。A－IE飞机再次飞来扫射，我在飞机火力的掩护下跃起身再跑。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宁愿被自己人打死，也不愿被敌人打死。”
在前头“阿尔巴尼”空地的环形阵地上形势越来越好。侦察排的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记得：“我们的支援炮火打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偶尔有弹片飞到我们身上。飞机也给我们近距离支援。我们开始挖散兵坑，一有空就挖。我的工兵锹仍然绑在我的背包上，而我的背包丢在空地里了。因此我就用刺刀、用手指头挖土，或者别人不用工兵锹的时候，我就借来使用。一个只能容纳下你的身体的壕沟会使你感到舒服得难以置信。”
不过200米以外，在饱受打击的美军队伍里有一个人一直在祈求奇迹出现。果然美国空军带来了奇迹。四连的詹姆斯·萨顿一等兵把一枚手榴弹放在胳肢窝下面，将自己弄成一个诡雷，他伤势严重，不能动弹。有一群北越士兵正朝他躺着的地方走去，按部就班地逐一清理草地，开枪打死他受伤的伙伴。他说：“在那6个北越人走近之前，一个飞行员驾机前来，飞得很低，只有树顶那么高，然后突然爬升，把一枚凝固汽油燃烧弹很准确地投在他们头上。那次投弹的准确性使我终生惊叹不已。凝固汽油燃烧弹的热浪扑面而来，就像炼钢高炉敞开了炉门一样。这个飞行员的救命之恩我毕生难以报答。愿上帝保佑所有的飞行员！”
鲍勃·陶尔斯专业士官也负了伤，此时他正在队伍前头的小环形阵地里头。他说：“我们听说炮兵即将实施火力支援，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了精神。过了一分钟左右，环形阵地里听到一声猛烈的爆炸。惨叫声、呵斥声响成一片，灼热的白磷到处横飞。我听到有人大叫停火。终于在空地另一边的树林里听到高爆炸弹爆炸的响声。整个丛林消失在火焰、浓烟和飞扬的泥土之中。在这样的炮火中谁也别指望活命，可能吗？如果这样想就错了。”
陶尔斯还要忍受另一次险情：“我听到身后有人跑来的声音。侦察排的副排长罗纳德·本顿士官冲过环形防线的内部，然后闪身隐蔽。一颗子弹打断了我头顶正上方的一根树枝，树枝掉在我的钢盔上。我转过头去咒骂本顿士官引来敌人的火力，恰巧看到一双蝎子爬到我的腿上。我忘记了其他一切，使劲把蝎子踢掉。然后我站了起来用我的步枪杆子拍打蝎子，把它碾碎在泥土里。我意识到刚才发生的情况很荒唐，于是又爬回到那棵树下。”
爱因里克·普贾尔斯少尉身负重伤，打了一针吗啡以后头脑有点模糊，但是他仍竭尽全力执行无线电传来的指示，为空军的飞机指引空袭目标：“一会儿我奉命投烟雾弹，并且报告烟雾的距离和方向。在我后头的我排的副排长也投掷了烟雾弹，向飞机显示我们阵地的外缘。我那个地方没有空袭。在我们那个区域的敌人火力越来越猛。我排坚守住了。敌人的火力变化了，他们间歇地猛烈开火。”
普贾尔斯听到敌方官兵声调很平的说话声音越来越近。“听起来他们很激动，这个指一指那里有危险，那个指一指目标，然后他们用自动步枪打几个短点射。有时听到惨叫。我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讲了出来：‘他们在杀我们的伤员！’这太可怕了。我们打了败仗，敌人正在扫荡，不留俘虏，格杀勿论。我们简直死路一条。”
普贾尔斯少尉决定跟敌人同归于尽，打死的敌人越多越好。他说：“我有两枝点四五手枪，其中一枝手枪是我的无线电操作员的。他已经几天没有擦手枪了，我难以把子弹推上膛，因为我很虚弱。别人替我把子弹推上了膛。我准备好了。我心想反正我已经快死了。我能用这枝肮脏的手枪打几发子弹呢？我对我的无线电操作员说，现在他该知道为什么我经常催促他们擦拭自己的武器了，现在他的生命取决于我能用他的脏手枪打出多少发子弹。”
普贾尔斯以为他离死亡只有几秒钟时间了，恰在此刻，传来北越士兵讲话声音的地方冒起了巨大的黑烟团。“我心想那是凝固汽抽弹在燃烧。空军打中了目标！北越兵的声音没有了，战斗的喧嚣再起。现在战斗仅仅集中在我的右边。空袭进行得很出色。我们打赢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部队会来救我们，只是时间问题了。一个钟头左右。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但是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枪战实在激烈，我排处境危险。”
杰克·史密斯专业士官跟着三连，他的遭遇却是更加糟糕：“北越兵随意走来走去，开枪打人、扔手榴弹。如果他们暂停这些行动，我们就跟他们相互射击。我离开了这儿，凝固汽油弹落在很近的地方，热浪把我头顶上方的草叶都烤焦了。我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到了这儿我仍是唯一没有受伤的人员。这把我吓坏了。我正在为一个士官包扎，突然几个北越兵扑倒在我们身上。我假装死了。这倒容易，因为我身上沾满了别人的血。北越的机枪射手把我用作挡他机枪的沙袋。
“他没有发现我还活着的唯一原因是他比我抖得更厉害。我当时19岁，他的年龄不可能比我大多少。他开始向我们迫击炮排射击，我们的迫击炮排开始向他和他的机枪发射榴弹。我躺在那儿心里盘算着：如果我站起来说：‘伙伴们，不要朝我开枪。’北越兵就会打死我，但是，如果像这样纹丝不动地躺在那儿，我们自己的人就会打死我。榴弹开始在我周围爆炸，我受了伤，伏在我身上的那个越南兵被炸死了，我们的士官也被炸死了。我又挪到另外一个阵地，整个下午我转了好几处。每到一处我都受一点伤，但是我没有丧命。我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了。”
虽然空袭使进攻二营指挥所阵地的敌人伤了元气，但是二营纵队沿线两侧仍有很多北越人。二营营长麦克代德中校被孤立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的环形阵地上。这种状况不利于几个受了重创的连队向营长作简明扼要的无线电报告，也不利于麦克代德透过无线电向自己的上司三旅旅长蒂姆·布朗上校报告情况。麦克代德可以看到他那个小环形阵地上的情况，但是他得靠无线电才能获悉三连、四连和营部连的情况，而无线电里什么报告也听不到。
援兵正在路上，但是援兵既没有及时赶到，也没有到达该到的地方，因此，对于陷入敌军包围并且仍然活着的美军士官兵来说，援兵没有多大作用。师的作战日志提到，下午2点30分在“哥伦布”着陆区的第五骑兵团一营“奉命支援”麦克代德的纵队。第五骑兵团一营布兹·塔利上尉指挥的二连接到的任务是进攻敌人，“减轻二营的压力并且企图跟被围困的二营会合。”
下午2点55分，二连的120名官兵开始从“哥伦布”着陆区的炮兵基地经陆路朝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后部进军，路程约3公里。下午4点钟，塔利上尉这个连离第五骑兵团一营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指挥的一连不足550米远。塔利让部队暂停，直到空军完成对北越人的空袭。然后他命令部队进军。下午4点30分，他的连看到了美军部队：“我营一连那些冲出死亡陷阱的残部。”
1966年塔利为陆军《装甲兵》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叙述了这次军事行动。他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有第七骑兵团二营营部连和三连的部分人员。一连有很多人伤亡，其中一个排失踪。你无法想象乔治·福雷斯特上尉看到朋友的面孔时是何等高兴。他紧紧地拥抱我。”
塔利的增援部队在二营纵队的尾部展开，旨在建立一个能接纳一架直升机的小着陆区，以便医护运送直升机降落。时间已到下午5点。“当大多数伤员被撤走的时候，”塔利写道：“我下令朝我以为是第七骑兵团二营幸存官兵的位置前进。剩下的伤员撤走以后，我营一连立即跟上我连。我们前进不到350米，迫击炮和轻武器的火力突然爆发。我连成楔形队形，刚刚越过一道小山梁。我们的前面是浓密的灌木林边缘。3个排同时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
“北越部队隐蔽在灌木林中。在首次齐射中我连2人丧命，3人负伤，其中一个伤员是我的三排排长爱密尔·萨特考斯基少尉。另一个伤员是马丁一等兵。马丁在陆军中的服役期还剩14天，前天晚上他的双手被一颗绊索照明弹严重烧伤，所以他被撤送到后方。他离开之前对伙伴们发誓说，第二天他就会回来。果然，11月17日他搭乘第一架援助直升机来到了‘哥伦布’着陆区。原来他求医生把他的手包扎好，并且让他回部队。他中弹时正担任排里的尖兵。他的胯部被子弹撕裂。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强攻，指望透过占领灌木林来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此刻塔利手下的士兵已经发现敌人官兵。
“用M－79型榴弹发射器攻击隐蔽在树上的敌人极其有效。当我们打到灌木林边缘的时候，我们已经打死相当数量的敌人，残敌被赶进了丛林深处，因而敌人的射击也停息了下来，只是偶尔会听到冷枪的响声。大约在同时，福雷斯特上尉通过无线电告诉我又有一批伤员从西边来到了着陆区空地，他请求我暂停进攻，这样他就可以把伤员送上直升机。因零星的敌人陆续渗透进空地，我连又一次停止前进，等待一连跟上。我们回营部作了战况报告。下午6点25分，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把部队收缩，设立由两个连组成的环形防御阵地，准备向北推进，以便天亮时跟第七骑兵团二营会合。夜幕降临之际，我们的环形防线里仍然有22名伤员。他们必须等到次日上午，我们尽量使他们在夜间舒服一些。”
增援二营队伍前头的营指挥所环形阵地的部队也已经上路。第七骑兵团二营迈龙·迪杜里克上尉那个二连的老战士在参加了“X光”着陆区的战斗之后疲惫不堪。那天下午该连接到通知，让他们准备夜间空降到一个危险的着陆区。二连的士兵在“X光”着陆区的恶战中幸免于难，他们为此感到兴奋。回到哈洛威营地之后他们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下，痛痛快快地喝了大量冰啤酒。当他们被告知他们又要被抛进一个无望的形势中去时，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二营的迫击炮前进观测员约翰·瓦利纽斯专业士官正在郑重其事地庆祝。他不仅在“X光”之战中毫发无伤，而且11月17日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说：“我22岁了。我们填饱了肚子，洗了澡，还换了新衣服。下午我跟全排人到士兵俱乐部里喝啤酒，大家轮流讲故事，庆祝我的生日。下午4点钟左右，迪杜里克走了进来，他吩咐我们‘整装待发’。我们将要去营救二营。”
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回忆说：“大约在16点钟，迪杜里克上尉朝我走来。‘把全连集合起来。我营见鬼了。我们可能非去不可。你是留在连里的唯一排长，帮助各个排把他们的家伙集中起来。’士兵们纷纷从几个俱乐部里跑出来，快步赶去取武器装备。他们的动作很快，迅速背上了作战装具和武器。谁也没有抱怨，但是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无法置信的神情。怎么又派我们上战场啦？然后迪杜里克发布了二连有史以来最短的简令：‘我们将在东南边着陆。在你的左边不管见到什么都要开火。向右边跑。’这次着陆一定有敌军行动，因为北越人占据着着陆区的一边。地面上传来的情况报告很紧急，看到免不了受敌我双方火力的夹击。”
下午5点45分左右，赖斯科洛把各排士兵集合起来。“他们紧紧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指示。他们之中有迫击炮排的约翰·A．尤斯尔顿副排长、威廉·F．马丁士官长、安德鲁·温森特四级专业士官、约翰·瓦利纽斯专业士官，以及大个子拉里·L．迈尔顿士官。共有80人，或者更多一些。他们一个个脸蛋很年轻，眼睛却显得苍老，眼窝深陷。我说：‘大家知道我营掉进陷阱了，我们被选中跳进陷阱去把他们拉上来。如果你们像在“X光”那样作战，你们就会成功。紧靠在一起。从那些直升机一跳下来就准备战斗。”
“第一批兵员运送直升机掠过田野飞进了搭载区。迪杜里克上尉吼叫道：‘把他们带领过去。’我转身向前走，范蒂诺背着PRC－25型无线电跟在我背后。那条路从哈洛威营地后面一排永久性营房旁边延伸出去。有传言说我们这次出征是自杀性飞行，哈洛威的精英们从他们舒适的床铺上爬起来站在道路两旁观看我们出发，他们身上穿着夏威夷衬衫，头戴飞行员墨镜，下身穿着牛仔裤，手里端着啤酒罐。厨师们、洗盘子工人、清洁工、电影放映员、俱乐部工作人员统统出来观看。同一个陆军里，不同的种类。我连加快了步伐，队伍紧凑，褐色的军服脏兮兮的。”
有几个兵挂着AK－47步枪，那是在“X光”着陆区缴获的战利品。赖斯科洛指出：“谁也没有刮胡子，但是我们的武器擦拭得闪亮。一个旁观者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第七骑兵团二营的硬骨头二连。’‘你们到哪里去？’我没好气地大声回答：‘去踢屁股。’队伍里爆发出一阵抱怨声。有人喊叫，有人咒骂。尽管他们养尊处优，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跟这些笨蛋们交换位置。当我们从这些人身旁走过时，我问范蒂诺：‘后面的队伍军容如伺？’他回答道：‘长官，没有人落队。每一个士兵都跟上了。’当我们纵队向右转走向搭载点时，我回头朝全连看了一眼。陆军中没有一个部队行军得像此刻的这些人那样整齐。没有通常的搭载指示我们就有序地登上了‘休伊’直升机，飞快起飞，进入苍茫的暮色。”
下午6点45分，首批兵员运送直升机轰鸣着降落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的小空地里，迈龙·迪杜里克的部队跳进了高草丛中。骑兵们扬鞭催马冲进了战场。但是长夜开始时，美军环形防御阵地外头的屠杀、死亡和恐怖依然如前。
第二十一章 脱险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危险的人是无法证明自己的勇气的。
——弗朗索瓦(洛希福柯公爵)：《格言》
这场沿着通往“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的小道进行的战斗速度快、形势变幻莫测，而且缺乏得力的指挥者。军官们不是身亡，就是负伤，或者跟部下分隔开来。面对高草丛中猛烈的敌人火力，美军部队的整体性被瓦解了，士兵们各分东西，或被迫各自为战，其结果可能使美军士兵流落敌区，孤身对付想开枪打死你的成群的敌人。
陆军解决上述困境的办法通常是要求士兵把自己隐蔽起来，等到周围没有危险时再尽可能悄悄地向己方阵地移动。陆军用于这种困难而又危险的行动的军事术语是“脱险”，或简称“E和E”。在枪林弹雨之中回到己方的阵地绝非易事，你不仅会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身亡，而且也很可能被自己人打死。
11月17日傍晚，许多美军幸存者在通往“阿尔巴尼”空地的路线两旁的高草丛里爬行，他们心里都想到了“脱险”。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未能活着逃到队伍前头，或后头美军的环形防御阵地上。但是，至少有十几个负了伤的美军官兵历尽艰险，迂回曲折地逃回了“哥伦布”着陆区。他们的故事——尤其是詹姆斯·杨和托比·布赖夫鲍伊的经历——是勇气、坚毅和坚强的求生欲的见证。
虽然鲍勃·麦克代德中校和他的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少校命令空军的飞机对二营纵队前头很近处实施空袭，但是有些炸弹还是落在纵队后头营部连的位置。在这里，约翰·霍华德少尉、一个受伤的中士和另外四个美国士兵从一个土丘后面把敌人击退。霍华德说：‘A－IE飞机飞了过来，在我们左边大约50米处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虽然他们炸死了一些北越士兵，但是我肯定他们也打着了一些我们自己的部队，因为在那里我们和敌人搅在一起了。那是彻底的混乱。A－IE飞机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飞过来。”
霍华德少尉很快就看出飞机的第二次空袭很可能直对着他们头顶上方飞来，他们不得不躲避凝固汽油弹。他说：“我们判断了一下，认为要躲避下一次空袭的必经之路，必须跑到一座小山下面的干河床。我们6个人拔腿就跑，越过了约在90米以外的干河床，跳进了一个直径约3米的坑——看起来像炮弹炸的坑。当我们往下跑的时候，A－IE飞机正进行第二次空袭，北越士兵正朝天上的飞机开火，没有注意到我们。
“跳进那个大坑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此刻已经在敌人包围圈之外的无人地带，但离己方部队也很远。几百米以外激烈的枪战仍在进行，可是我们待在坑里大约1个钟头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那个地区有任何敌人。”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另外一小群绝望的美国人正在会聚，他们想设法找到一条摆脱死亡陷阱的出路。那群人由霍华德的朋友营通信排长巴德·艾黎中尉带领。艾黎集合了另外5名伤员，其中包括他那个排的士官长、营作战助理士官詹姆斯·戈登，以及第五骑兵团一营乔治·福雷斯特上尉那个一连的一名士兵。
艾黎说：“一个后勤人员受了重伤，他恐慌不已。我们企图背着他，但是他的个子太高大，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带走。和我在一起的另一个伙计的一双眼睛被子弹打伤了，伤口包扎好以后他说他还能看得见。他是一个年轻的士兵。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沟。当我抵达那儿时，那条沟里有其他几个美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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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以后，霍华德少尉和另外5个人员商定安全返回的最佳方法是沿原行军路线折回，先回到“X光”着陆区，然后再从那里回到“哥伦布”着陆区的炮兵基地。从这里到“哥伦布”的直线距离仅3公里左右，但是在黑夜里谁也无法避免不走错路。霍华德认为，尽管绕道也许会多走6公里路，但是那样他可以找到“X光”，一旦回到“X光”，他就可以从那儿沿原先的行军路线返回“哥伦布”。
当他们往回走时，霍华德及其伙伴们可以在黑暗中听见越南人讲话的声音和武器的碰撞声。他们拐了一个急弯，以为这样就可以甩掉敌人，可是又过了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听到更多敌人的声音。
现在霍华德和他那群人不再拐弯躲避了，他们干脆直接朝远处有大炮轰鸣和直升机降落起飞声音的方向前进。天亮前他们到达“哥伦布”。
艾黎中尉和他的伙伴睡在草丛里等待日出。艾黎说：“一旦天亮，最危险的事就是进入那个炮兵阵地。我爬到离其他人50～100米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如果站岗的伙计朝我开枪，跟我一起来的其他人就不会挨子弹。”
艾黎爬到离炮兵环形阵地很近的地方。“我可以听到美国人在散兵坑里谈话的声音。我大声喊叫，要他们赶快找一个军官过来跟我讲话。那个军官来时，我告诉他我是谁，并且说我没有穿上衣，我要站起来。然后我举着手站起来。我告诉他我还有几个人要一起进入阵地，请他们不要开枪。我跑回过夜的地方把他们带进了炮兵阵地。”
艾黎这群人进入“哥伦布”环形阵地才过一两分钟，霍华德少尉带领的那股人就跟着他们后面进入了阵地，离艾黎等人越过阵地界线处不足30米远，就在艾黎的左边。霍华德等人也是躲在“哥伦布”外面的草丛里。天亮时他们发现两个美国人坐在散兵坑边吃野战口粮。霍华德走到草丛外头大喊一声：“加利·欧文！”和“自己人”。那边的回答是：“进来吧。”
至少他们的苦难算是结束了。一架直升机飞来把重伤员送走了。艾黎记得一个军医给他打了一针以后，“我像一片树叶那样颤抖。”后来霍华德和艾黎搭乘同一架直升机回到哈洛威营地。他们讨论了为什么两批人在夜间都听到后头有北越士兵说话的声音，难道北越人也跟他们一样朝“哥伦布”着陆区的美军炮兵阵地运动？
艾黎说：“我俩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一敌情向有关人员报告，所以我俩搭乘一架直升机到设在卡蒂卡茶园的第三旅部，向情报官报告了我们的发现。由于当时混乱不堪，他们似乎对我们的报告不当一回事。我俩回到了哈洛威。次日我们重新加入自己的部队。”
几个钟头之后，即11月18日下午，北越部队第三十三团的一个营对“哥伦布”着陆区的炮兵阵地发动了进攻。
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詹姆斯·杨四级专业士官的脱险故事更加了不起。他这个连是临时附属二营，走在行军纵队的后头。读者也许还记得，杨曾自告奋勇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即找到一挺朝一连阵地射击的M－60重机枪。在高草地里杨头部中弹，伤势严重，这时他才发现原来是北越人在用那挺美国机枪。这位密苏里州农村长大的小伙子回头一看，发现敌人的部队把他跟美军阵地隔开来了。
杨说：“他们正在朝我们的人开火，但是还没有发现我。我有两三枚杀伤手榴弹、一枚烟雾手榴弹、三四百发子弹，还有我的M－16步枪、两个水壶、一个小笔记本和一面小镜子。就这么多东西。子弹纷纷在我周围落地。我看见前方的草开始动，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北越人。我让他走近一些，然后一个点射打中了他的腹部和胸部。我看到更多的北越人朝我走来。我扔了一颗杀伤手榴弹和一枚烟雾手榴弹，并且乘机逃离那里。”
杨被迫跟他的连队走散了。“草丛里的那些家伙把我跟连队隔开了。我开始移动，心里指望返回到我们上午经过的那个炮兵基地。我一边走一边朝树顶扫射，指望打死那些狙击手，或者至少把他们压得不敢抬头。我边跑边闪身，不走直线，走S型，所以他们不容易打着我。我跑了五六百米远，然后停下来休息。我听到敌人开枪并朝我走来的声音。我已经打死了他们之中的一个，而且朝他们阵地上扔了一枚手榴弹，因此，我猜想他们不会对我客气的。”
詹姆斯·杨小时候在密苏里州林区猎鹿时学会的技术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了。他碰到了一条小溪，他从溪里涉水向上走了约100米，把水壶灌满了水，并且喝足了水。他在一个有石头的地方走上溪边，这样就不会留下足迹。然后他走到一个开阔的谷地，从那儿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走过的路，越过谷地后，他休息了一会儿，隐蔽在灌木丛中。这是一场猎犬追狐狸的游戏，而詹姆斯·杨是狐狸。他再次出发，朝谷地往下走，战斗的枪声渐渐远去。
天色渐暗。杨爬到山上，掏出笔记本写了一篇日记。他说：“我写下了日期和当天的经历。我想如果我回不去的话，这倒是一个留言的好机会，也许他们会发现我的日记，至少我的爸妈会知道我的遭遇。炮弹开始落在山上。我躲在两棵大树之间，没有看见或听到敌人的任何动静。我着手找个地方隐蔽过夜。在黑暗中我在山坡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着，不时跌倒在石块上，有时我就咒骂一声，有时祈祷一下。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的藏身之地，敌人不易发现我，如果他们再次打炮，我还可以躲避炮火。这是一棵树旁边的低洼地，草长得很密，我爬进去之后谁也看不到我。
“夜里很晚的时候我的确睡着了。我既冷又累，还要不让蚂蚁和虫子跑到头部的伤口上。我的头疼得很厉害，一喝水就吐。次日早晨醒来之后，我躺在那里听了好长一段时间，看看周围有无动静。除了直升机降落和起飞的声音以外，什么别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可以听到敌人伏击处和我所在处之间有枪声，可是我并不急于有所行动。即使自己人的火力打不着我，越共的火力也可能打死我。我的下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11月18日：我在一座大山上，榴弹炮和迫击炮弹一起朝这里飞，但是我看不见它们落在何处。’”
从地图上看，“阿尔巴尼”着陆区以东有座约200米高的山。显然杨爬上了其中的一座山。现在他决定朝他以为是南边的方向走。他走了好远，然后他离开了他一直行走的小径，因为小径太窄了。他有点担心自己接近或者越过了柬埔寨边境，因为他没有看见或听到直升机或者战斗机的声音，他知道这些美军飞机避免飞到边境上空。然后杨又折回头。
“后来，直升机飞过我头顶上空。我企图用我的小镜子给他们发信号，但是运气不佳。那天晚些时候我走到又可以听到直升机降落和起飞声音的地方。我估计我离一个着陆区(哥伦布)不足1.5公里。敌人在傍晚或晚上早些时候向那里的部队发动了进攻。他们攻打的是我这一边的美军阵地。我方部队向敌人射击，他们的子弹打在我周围的地上。谷地里没有什么隐蔽处，所以我爬上山顶，找到了一根木头，伏在木头后面。然后美国人开始发射榴弹炮和迫击炮。接着喷射战斗机和直升机飞来轰炸，用机炮扫射，发射火箭。
“这离得很近，我真的吓坏了。他们轰击谷地和我那座山，切断敌人的退路，我正好被夹在中间。战斗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任何一点动静都会立即引来火力。整夜榴弹和迫击炮弹不停地落在我周围。照明弹把该地区照得通亮，我不敢动一动。我用灌木枝条和树叶盖在身上，所以谁也看不见我。又度过了悲惨的一夜。我又湿又冷，浑身爬满了蚂蚁。我的头痛难忍，蚂蚁钻进了我的衣服。如果我不动还好，可是如果我动一下，它们就咬我，我不能让它们爬进我的眼睛、耳朵和头上的伤口里。整夜里枪声断断续续。那些伙伴们开枪上瘾了。”
“哥伦布”阵地上的美国人乱射乱打了一分钟，他们以此迎接11月19日的天亮。当时詹姆斯·杨正隐蔽在山坡上，子弹不断落在他的周围。枪声静下来之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移动，越过了一条宽阔的浅沟，终于找到了一条他可以接近美国环形阵地的通路，从那里，阵地上的人可以看清楚他是谁，是什么人。他在美国人撤出并放弃“哥伦布”阵地仅几个钟头之前赶到了那里。
杨对一些士兵谈了自己的经历。“他们告诉我我连在哪里。我绕了一个大圈子，迷了路，但是总算在另一个着陆区走回到自己的部队。我穿过环形阵地回到了我的部队。他们见到我跟我见到他们一样高兴。他们告诉我，我已经被列入战斗中失踪人员的名单，而且向我家人发了电报，这使他们感到震惊。后来我家得到另一份电报说我负了伤，没有失踪。
“营部连的一个士兵拿走了我所有的装具。我想把我那个有子弹洞的钢盔留下。他说我不能带着它，所以我请他替我拿着，以后还给我。然后他们把我送到急救站，替我清洗了头部的伤口，把我放在一副担架上，问我见到了什么，到过哪里。我们遭伏击的那天我没有返回部队，对此我懊恼不已。一位军官对我说，我做得对，那天我决不可能回到部队。最后他们用直升机送我到哈洛威，然后又把我送到归仁。”
詹姆斯·杨补充说：“那颗子弹打破了我头颅的四分之一。子弹和我钢盔的碎片都造成了损伤，把颅骨的碎片压进了我的脑子。在归仁他们不得不把碎片从我的脑子里取出来，不管这在医学上叫什么手术，这是第一次在越南做这种手术，所以他们就以我的伤势写文章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了。”
在归仁，一个护士走进来剪掉了杨身上的衣服。“你应该看看她脱掉我的靴子时的面部表情。我已经五天没有脱过衣服了。我的体重从86公斤下降到68公斤。他们把我送到‘丹佛尔·弗兹门斯陆军医院’，因为我这种伤应该到那儿就医。我想到圣路易斯的一家医院，那儿离我家近一点。我继续接受治疗和化验。12月中旬他们让我着手办理离开医院的手续。出院通知书在12月21日就给我了，但是他们说要等到圣诞节过后我才能领到新军服和补发的工资。他们要回家过圣诞节了，却让我等，去他妈的！我从一个伙伴那里借了一些钱和衣服，告诉发薪饷的部门把我的钱寄到哪里，然后我就离开了。圣诞节前夕我回到家，悄悄地溜进屋里，全家人都喜出望外。”
最后一个最为壮观的脱险故事直到“阿尔巴尼”之战结束整整一个星期才为人所知晓。11月24日，即感恩节前一天，一架侦察直升机在被放弃了的“阿尔巴尼”战场附近的上空飞行时，看到下面有个人在挥舞一块被血染红了的布。
兼任观测员的副驾驶用他的M－16步枪向那个人瞄准，刚要开枪时正驾驶发现那人的身材高大，不像是越南人。他急忙掉转飞机让观测员的步枪打不着那人，同时透过无线电向在同一地区飞行的一架休伊武装直升机报告了情况。现在该讲一讲托比·布赖夫鲍伊一等兵幸存下来的不寻常的故事了。“布赖夫鲍伊”意为勇敢的小伙子，他的名字恰如其人。他是美军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的步兵，有部分克里克印第安人的血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赖夫鲍伊的老家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卡欧尔德，该地名意为胆小鬼。11月17日布赖夫鲍伊担任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的一排的尖兵。敌人开始进攻后，这个排在“阿尔巴尼”空地的东边被敌人猛烈的火力瓦解了。
战争开始时，敌人的齐射火力打伤了布赖夫鲍伊的左手，也打坏了他的M－16步枪，碎弹片擦伤了他的胳膊和大腿。布赖夫鲍伊鲜血直流，疼痛到极点，武器也没有了。他爬进了稠密的灌木丛里隐藏了起来。17日晚上夜幕降临之际，他从藏身之地爬出来碰上了另外3个美国兵，他们3人都受了伤。
然后他又朝枪声方向爬去求助，碰上了更多美国军队的伤兵。此时，一支北越军队的巡逻队经过该地区发现了他们。布赖夫鲍伊装死好几个钟头，听到他周围的美国人一个个被枪杀。
枪炮声终于停了下来。布赖夫鲍伊已经分辨不清楚方向，他再次在高草地里朝他以为能够找到连队的方向爬去。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选择了相反的方向，直接朝南走，经过了三连幸存者的右侧。
天亮时他来到德浪河一条浅支流的北岸边，离“阿尔巴尼”空地约500米远。他没有食物，但有两个水壶和一小瓶配发的净化饮水药片。他用衬衫把流血不止的左手包住，然后就隐蔽在那儿，饱受蚊子、蚂蚁的叮咬和夜里寒冷的折磨。每天他在小溪岸边的灌木丛里看着敌军官兵从他的藏身之处的旁边走过。他可以听到美军直升机从头顶上空飞过。
在他落单的第五天，即11月22日，一支北越队伍从他身边路过，队伍最后一名士兵朝灌木丛的那个洞里瞧了一眼，看见了这个美国人。布赖夫鲍伊说：“4个人从我面前走过，最后一个人看到了我，正好和我目光相对。他停住脚步把步枪对着我。我举起了受伤的左手，摇摇头，示意他不要开枪。他放下枪就走开了。他年纪那么小，还是一个小孩，顶多十六七岁。”
美国空军开始派战斗轰炸机对整个“阿尔巴尼”地区实施轰炸。布赖夫鲍伊说：“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幸免的。炸弹纷纷落在我的周围。我别无他法，只好躺在地上，祈求炸弹不要打着我。”
7天以后，由于失血和挨饿，布赖夫鲍伊已经虚弱不堪，而且迅速衰弱下去。那天他先是听到，然后看见一架第一骑兵师的H－13型侦察直升机在附近低空盘旋。布赖夫鲍伊不顾一切地爬到一个小开阔地，从他那个生坏疽的左手上解下沾血的衬衫，先是挥舞着它，接着把它举过头顶打转，直到马里昂·穆尔准尉的侦察直升机上的观测员麦尔维斯·霍尔发现并用M－16步枪瞄准他。
当飞行员穆尔看出地面上的那个人是美国人时，他通过无线电向在该地区上空盘旋的武装直升机飞行员杰里·利达布兰德上尉作了报告，并在一盘火鸡肉块口粮的盒子上写着“跟我走”，然后他把直升机的高度降低，把盒子投给布赖夫鲍伊。侦察直升机搜索了整个地区确信附近没有敌人后，利达布兰德才降落，并把那个布赖夫鲍伊弄上武装直升机。
布赖夫鲍伊先被飞机送到德基美军特种部队营地进行清理伤口治疗，然后又被送到哈洛威营地动手术。
他的连长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说，他接到报告，说布赖夫鲍伊被找到了，第九骑兵团第一直升机中队的人把他救了回来。苏格迪尼斯回忆说：“他受了伤，吓坏了，身体脱水，但是没有什么其他毛病。”
外科医生们截除了布赖夫鲍伊的一只坏死的手指，并尽最大努力保住了他左手的其余部分。他孤单一人在战场上待了七天。在灌木丛中落难期间他受伤的手生了坏疽。
在卡欧尔德，布赖夫鲍伊的家人接到通知说他失踪了，可能死了。当地的报纸已经刊登出他遇难的讣告。托比·布赖夫鲍伊的伤痊愈之后，就从陆军退伍了。
第二十二章 没有尽头的黑夜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只要士兵们——勇士们——决心守住，任何危险的地方都能守得住。
——约翰·F．肯尼迪
迈龙·迪杜里克上尉指挥的二连的士兵再次由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手下的攻击直升机送向战场。在飞行编队的一架休伊直升机的前排座位上坐着的是正驾驶飞行员里克·隆巴多准尉和他的战友副驾驶飞行员阿莱克斯·(波普)·杰克尔准尉。他们以为他们在“X光”着陆区已经目睹和经历了一切，此行不过是再次开阔一下眼界。
隆巴多说：“除了编队队长之外，好像谁也不知道我们将飞往何处，可是他一声不吭。我们干脆跟着飞。黄昏正在降临，我们的燃油已经所剩不多。在前方约5公里处可以看到战斗硝烟，原来我们要往那儿去。我看了波普·杰克尔一眼后说：‘我们又上战场了！’共有4批直升机，我们是进战场的第二个飞行编队。当第一个飞行编队在着陆区进场之际，曳光弹开始循弧形弹道射向它们。从无线电里可以听到有人大喊他们中弹了，或者这一个或那一个飞行员中弹了。我们排被迫在天上兜圈子，因为第一飞行编队仍然在地上。轮到我们进场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到处是野草在燃烧，曳光弹像流星般交叉划过着陆区，硝烟弥漫，看起来像但丁描绘的地狱。”
直升机离地约6米时，隆巴多感到并听到呼地一声巨响，一股气流从他的两腿之间冲过，他的休伊直升机机舱里尘土飞扬。“在我的起落架着地之前，士兵们已经跳出机舱。我朝下瞥了一眼，看到我的左起落架压在一具尸体上。我无从知道这是我方士兵的尸体，还是敌人的尸体。此刻我才意识到飞机的气泡式机头下部不见了。我的双脚踏在踏板上，但是脚下的塑胶玻璃罩不见了。玻璃没有被打碎，但就是不在那儿了！所有仪表呈绿色，工作正常，所以我们急忙起飞离开那里。我让波普飞行，以便把眼睛里的灰尘揉掉。我问机上的每个人是否安然无恙，然后我的双腿开始恢复知觉了。我毫发无伤。”
32岁的罗伯特·斯蒂内特上尉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人。1952年他从“草景A＆M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被委任为现役军官。到这天夜里为止，他已经有6年飞行经验，其中包括在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和第一骑兵师飞行的两年时间。他亲自带领12架体伊直升机把迪杜里克的二连部队运送进“阿尔巴尼”着陆区。他报告说，那天晚上运送部队过程中，有8架直升机遭到地面火力袭击，一名飞行员负伤。
迪杜里克上尉在提及那次飞行和地面形势时写道：“进军‘阿尔巴尼’时我们乘坐的直升机被子弹打了五个洞。那里的情况很糟。我着陆时发现二营被打得落花流水，幸亏我们及时前来营救他们。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主要部队正在‘阿尔巴尼’进行最后的奋战。小大牛角谷的惨败在这里重演了。”
二连一排的排长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回忆说：“当直升机第一次掠过‘阿尔巴尼’上空时，我透过硝烟和尘土朝下面凝视。树木之间躺着至少十几具北越兵穿着卡其布军装的尸体。他们仰面躺在一条干涸河床的褐色砂砾上。子弹叭叭打在我们的四周，我们盘旋飞到安全处。我高声喊道：‘你们看到北越兵的尸体了吗？’范蒂诺摇摇头。他朝飞机的另一侧看。‘长官，那里有很多美国人的尸体。多得很。’飞机第二次飞过着陆区时，我看见了被凝固汽油弹烧黑的一道痕迹。美军的尸体和装备散落在小山丘和灌木丛之间。地面火力正向我们射击，飞行员显然感到不安。他弓着腰叽哩咕噜地对着话筒讲了一阵话，对我们能够着陆表示怀疑。夜幕正在我们周围降临。我站在直升机的起落架上悬在着陆区上空至少4米的高度。太高了。”
子弹打着东西的声音迫使赖斯科洛回头看了一下。“我转头一瞧，看见飞行员的衣袖上流着血。直升机下降了1米。飞行员朝机枪手大叫。机枪手吼道：‘出去。’我犹豫了一下。机枪手又猛吼：‘滚出去！’我们四个人从3米高处跳出飞机，差点儿摔断骨头。机枪手把一个个口粮盒子踢下飞机，它们像雨一样倾泻在我们身上。只有我们几个人在一块。我们4人卧倒在地上，设法弄清楚方向。60米远处三个穿卡其布军服的北越兵站了起来，朝树林边缘跑去。我们之中的两个人拔腿去追，但是一头栽进了褐色的草地。为防不测我发射了一枚M－79榴弹。我们听到前头有美国人说话的声音。我们自豪地抱着宝贵的口粮盒子冲进了美军阵地。”
进入二营指挥组的阵地后赖斯科洛查看了那儿的情况：“营士官长倚着一棵树坐着，胸口包扎着绷带。‘长官，我们遭到沉重打击。损失确实很大。’伤员集中在离指挥所30米处。我排只有一半士兵抵达那里，其他直升机因地面火力和黑暗飞回去了。这个环形阵地是一片林地，呈椭圆形。三个排的兵力足够守卫这个阵地，但是除了我排人员和帕特·裴因的侦察排之外，其余人员都是些游兵散勇。麦克代德中校倚在一棵树上，看起来精疲力尽。他极为沉默。使人放心的是，他的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少校仍然忙碌着。亨利个头不高，像个消防龙头，他一边操纵着无线电，一边挥手欢迎我们。火力支援协调员乔·普赖斯上尉蜷缩在他旁边。一伙幸存者伸着四肢躺在环形阵地里面，其中包括几位连长。”
拉利·戈文中尉注视着增援部队到来：“我看到赖斯科洛面带笑容昂首阔步走进阵地，肩上扛着M－79榴弹发射器，手里提着他的M－16步枪，嘴里讲：‘好、好、好！我希望今天晚上他们把所有的家伙都拿出来打我们，我们要把他们消灭掉。’他的精神很有感染力。每一批军需物资进入阵地，士兵们就欢呼雀跃，我们好好热闹了一阵子。敌人一定以为来了一整营部队增援我们，因为我们叫喊的声音很大。亨利少校指示我集合一批士兵去把最后一批直升机运来的所有补充弹药收集起来。弹药箱在着陆区的最远的一边。我们把所有弹药弄进了阵地。当我扛着最后一箱弹药回阵地时，正好从战斗开始时那个被我打死的北越士兵的尸体旁经过，他的尸体残缺不全了，我不屑一顾。”
侦察排长帕特·裴因少尉对增援部队的到来跟戈文一样感到高兴。“看见那些直升机飞来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当时只守住了着陆区的一边，所以，当那些伙计们要跳下直升机时，我们朝他们高声呼喊，告诉他们从那里走来。我觉得我们已经得救了，骑兵团的部队就像电影里一样前来增援了。我钦佩他们在‘阿尔巴尼’着陆的勇气。赖斯科洛少尉是我两度赴越南参战期间所见过最优秀的战斗指挥官之一。他走来走去，告诉大家做得很棒，现在援兵已到，形势已得到控制。他的话振奋了大家的斗志。他从不扯高嗓门，听来几乎像是耳语。我们见到他和二连的其他人时高兴极了。”
在环形阵地上走了一遍之后，赖斯科洛少尉感到不安。他说：“我们在树林里的人数跟在阵地上的人数差不多。我们后方有那么多枝步枪使我不放心，如果他们因惊慌而乱开枪，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比这种战术部署更糟的是全营官兵士气不振，甚至没有受伤的人都情绪低落。”
四连迫击炮排的詹姆斯·萨顿一等兵是众多伤员之一，此刻他仍然忍受着疼痛。他说：“此时天正黑。我又把我胳肢窝里的诡雷手榴弹的保险针重新插回去，心想我也许能活着出去。然后炮火开始打进来。猛烈的爆炸使我觉得我身子下面的土地像是要被炸掀掉似的。炮击一直持续到夜里。我渴得难受，我的腿伤使我疼得想叫喊。我想援兵肯定很快会来。”
三连的杰克·史密斯四级专业士官也受了伤，躺在高草丛里。他回忆道：“黄昏时战斗停止了。我得到了抽烟的机会。我提醒自己，如果我点燃一根香烟，他们就会发现我并打死我，但是我不在乎。然后我昏迷了过去。午夜我苏醒过来。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派一批人来设法营救我们。有一个人走到我跟前，问我是否受了伤。他说他们有几副担架给重伤员。我说：‘你们把我抬出去。’他说：‘站起来。’我一站起来就晕了过去。他们不能把我带出去。他们留下一个军医跟我们在一起。那天夜里北越兵摸到我们这儿。他们到处走，见到美国人就开枪打死。我们重机枪排的排长鲍勃·杰内特少尉受了重伤。他让炮兵朝离我们的树林很近的地方开炮，炮弹炸死了我们的一些人，但是也炸死了北越人，当时他们企图前来打死我们。那天夜里这种情况发生了两三次。”
在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手下的一个副排长弗莱德·克卢格的指引下，二营的军医官威廉·苏卡特安全抵达纵队尾部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环形阵地。苏卡特说：“黄昏前后，克卢格说他准备回到纵队的前头。我问他是否真的想那样做。他说：‘在那里还有别的像你这样的人，他们迷了路或受了伤，需要我们的帮助。’我说：‘好吧，我们一起走。’我知道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一部无线电。我们通过无线电要求医护运送直升机飞来，但是他们不肯来。有几架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在那里着陆了，但是我们正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而医护运送直升机却偏偏不肯来。遭敌人袭击的时候正是最需要医护运送直升机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家伙响亮的好名声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对医护运送那帮家伙彻底失望了。相比之下，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的飞行人员棒极了。”
黄昏时被苏卡特上尉和弗莱德·克卢格士官营救的伤员中有爱因里克·普贾尔斯和三连的其他一些士兵。他们在纵队南端乔治·福雷斯特的环形阵地上度过了后半夜。普贾尔斯少尉坚持了一夜，次日上午被送出战场，他是幸运者之一。
福雷斯特上尉说，那天夜里很迟的时候他在无线电上听到一个自称“鬼魂四一六”的人在呼叫，此人报告说他受了重伤，他周围还有几十个美军伤员，北越人到处走动，一看到他们就开枪打死他们。半夜福雷斯特派克卢格士官和一个大巡逻队到纵队的前头去。
戴维德·拉文德四级专业士官是被派出去寻找“鬼魂四一六”和美军伤员的巡逻队的一个成员。他回忆说：“我们的士官们回来找自愿者到阵地外面寻找伤员，这些人失血过多快要死了。我们23人一起出去巡逻。一个伤员有无线电，所以我们相互保持着联络。我们到处走，总算找到了这些兄弟们。他们这群人共有23～26个人，彼此相互照顾。大家的伤势都很重。我们之中有个军医。我们23人尽力多抬几个伤员回去，并且把军医留下来照顾我们一下子抬不走的伤员。我们一次只能抬走13个。只要能把伤员带回去，什么方式都用，有的伤员被放在担架上，有的搭在我们的肩膀上。”
拉文德说他们回美军阵地的途中，环形阵地上有人开了枪，打伤了包括拉文德自己在内的三个背负伤员的人，拉文德的胯部被打穿。“最后听说我们抬回来的13个伤员中有12人活了下来。那天夜里军医照料的十几个人也活下来了。杰克·P．史密斯写了一篇关于那天夜里情况的文章并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杂志上，我读了那篇文章后也回想起这段经历。他是我们留下让军医照料的伤员之一。他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之夜。”
约瑟夫·H．伊巴赫是二营营部连的士官长。那天在穿越德浪河谷地的行军中，他和营部连的连长丹尼尔·布恩上尉以及该连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人员也莫名其妙地参加了战斗。伊巴赫说：“我跟布恩上尉在一起，我们有好几个小组，更确切地说是几伙人。我们跟任何人都没有无线电联系。麦克代德中校和指挥小组在纵队的前头，离我们200～400米。我们无法找到他们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待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我们被弄糊涂了，我当时以为我们难以幸免了。终于我们有了无线电联系，上级指示我们待在原地到次日早晨。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行军，到达了营指挥所。”
迈龙·迪杜里克的二连增援部队到达之后，二营指挥所阵地扩大了，能够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阵地扩大时，他们又发现了好几个伤员，其中一些伤员快要死了。大多数伤员是在几个钟头之前战斗刚开始时负伤的。乔尔·苏格迪尼斯回忆说：“我们的环形阵地上有好几个重伤员，从他们痛苦呻吟的声音来判断，显然必须尽快抢救他们。阵地上几乎没有医护急救用品了，二连只带来少量的医护用品。”
汉克·爱因斯瓦斯准尉那天整天都驾驶着二营的指挥直升机在二营头顶上盘旋。他说：“战斗开始时我就在头顶上空，并且一直在那里盘旋到那天深夜。我在无线电上跟弗兰克·亨利少校一直通话。那天晚上他呼叫我。亨利说地面上有重伤员，如果我们不把他们送出去，他们就会死的。我呼叫医护运送直升机，他们飞来了，而且飞过了着陆区，但因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所以他们拒绝着陆。”
弗兰克·亨利看到这种情况并不慌张，他知道该怎么办。他让汉克·爱因斯瓦斯呼叫可靠的第二百二十九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中队。爱因斯瓦斯通知第二百二十九中队的飞行员们，并且告诉他们“阿尔巴尼”着陆区正在打仗，但是第七骑兵团二营有不少重伤员，如果不把他们及时撤送出去，他们就要死了。爱因斯瓦斯说：“整个单位的飞行员都愿意前来。我告诉他们我们只需要两架直升机就够了。”
尽管爱因斯瓦斯只请求两架直升机，但是晚上9点50分时，从哈洛威营地的“火鸡农场”起飞了4架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到“阿尔巴尼”的飞行时间为40分钟。鲍勃·斯蒂内特上尉再次领飞，布鲁斯·托马斯上尉、肯·弗巴准尉和罗伯特·迈森准尉分别驾机紧随其后。
当直升机编队飞抵“阿尔巴尼”附近时，飞行员们无法辨认出地面上的那块小空地。斯蒂内特说：“我跟地面上的那个伙计(杰姆·斯帕艾斯上尉)通了话，他知道我们正在途中。他有一把手电筒，他走到空地用手电筒朝天空照射，看我们是否能发现他。我盘旋了一阵，终于看见那把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准备进场降落了。我们遭到地面敌人曳光弹的射击，降低飞行高度进场时，敌人的轻武器朝我们猛烈射击。那个着陆区有多大我心里没有把握，因为黑夜里我看不见它。我让直升机成一字形进场，我的飞机第一个降落，然后第二架，然后第三架。我让第四架在天上盘旋，因为地上容纳不下。”
通常直升机一着陆飞行员就会让发动机熄火，以便节省燃油，而这天夜里可不是这样。斯蒂内特记得：“我隐约感觉到不能关掉发动机，要让发动机全速运转。他们先前告诉我们，伤员们尚能行走。可是当我们着陆后发现所有伤员都躺在担架上。机工长和机枪手不得不出来把飞机上的座位掀起来，这样才能把担架抬进来。这时枪声大作，子弹从四处飞来。我立即拉操纵杆，由于发动机全速运转，直升机一下于就蹦了10米高，并且继续升高。我们离开得太快，机工长和机枪手被留在地面上我都不知道。我们连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他们。我们把伤员抬进了飞机。返回后我数了一下飞机上的子弹洞，共30个。对于我和我的休伊直升机来说，那真是够多了。在我后头着陆的那三架直升机给他们送去了医护急救用品，并运回了更多的伤员和机组人员。那时弗兰克·亨利少校用手电筒引导我们着陆。”
当那些勇敢的直升机飞行员们冒着生命危险运送“阿尔巴尼”的伤员时，乔尔·苏格迪尼斯怀着敬畏的心情注视着。“我记得当时我心里想，他们是我所见过最勇敢的飞行员。他们当时都是易受攻击的目标。我非常担心随时看到他们被击落。弗兰克·亨利引导他们着陆。你可以看到曳光弹纷纷朝他们射去，直升机飞行员们却毫不犹豫。他们从着陆、装上伤员到起飞离开总共只花几十秒钟时间。”
营士官长詹姆斯·A．司各特是伤员之一，他的胸部中弹后差不多十一个钟头才被直升机送出战场。司各特说：“半夜前后一架直升机降落了，带走了8名重伤员，他们也把我推上了那架直升机。那时我看上去就像阿拉莫教堂的防守士兵一样，鲜血一直流到我的腿上，衣服也被子弹撕破了。我们飞到了哈洛威。”
6个星期之后的元月初，司各特士官长在华盛顿特区的瓦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里康复了。在那里，他读到1965年12月31日那期《时代》周刊的一篇故事，作者引用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一个军医的话说司各特士官长在“阿尔巴尼”着陆区之战开始时就中弹身亡了。他认为关于他死亡的报导太夸张了。
直升机把伤员从“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运送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仍然在二营头顶上空盘旋的汉克·爱因斯瓦斯准尉听到亨利少校呼叫说，他还需要一架直升机运送另外三四名伤员。爱因斯瓦斯自愿用指挥直升机运送伤员。爱因斯瓦斯说：“上帝保佑，我没有中弹。敌人的曳光弹形成了一道火力墙，我降落和起飞都得穿过那堵曳光弹之墙，但是没有任何一颗子弹打着我。我猜想我是在越南飞行的最幸运的飞行员之一，从来没有中过弹。”
此时，“阿尔巴尼”空地的环形阵地可以安度后半夜了。里克·赖斯科洛回忆说：“夜间大约有5个士兵走进了环形阵地。拉利·戈文朝东南方向一指说，营里其余部队的幸存人员就在那儿，有三大群人和一些小组。我朝戈登·格洛夫少尉走去，他一个人站在环形阵地的西北角。他以前是个士官，在候补军官学校深造后被委任为军官。他说：‘我的排在那儿。我是回来求援的，但是上头命令我不得回那儿去。’他感到沮丧。他不停地看着那边的树林，似乎期待他手下的士兵在那儿出现。”
半夜过后，环形阵地内响了几枪。原来是赖斯科洛背后20米处一个士兵在惊慌之中不小心打了3发子弹。赖斯科洛走过去把阵地中间那群士兵臭骂了一顿。“如果你们再打一发子弹，我们立即掉转枪口朝你们开火。谁也不得在环形阵地里头开枪。如果你们想开火，到环形阵地的边上去。”环形阵地外头有好多被敌人隔断的孤立小组，整夜他们都在小声地相互联络。如果真有英雄精神，那么英雄精神就表现在那里。在伤员小组里，和整个长夜为伤员包扎伤口并且保护伤员的那些人中间，都体现出英雄精神。赖斯科洛说：“他们就像狩猎的伙伴一样，凭本能求生，互相照顾。”
在环形阵地里头大家讨论了是否要像纵队尾部福雷斯特上尉那个连一样，派出夜间巡逻队。赖斯科洛回忆说：“巡逻队要在夜间穿越混乱的战场有些麻烦，我们将不得不削弱环形阵地上的力量。自己人因惊慌而开枪也是个威胁。我们有理由相信敌人还没有丧失士气。最后一点，应该立即把伤员们运送出去，在战场上把他们转来转去意义不大。‘等到天亮’成了指挥官的口头禅。”
一连的拉利·戈文中尉回忆起那天深夜一连的一个失踪士兵爬进了美军的环形阵地。“我连一排的詹姆斯·A．莫拉蒂中士摸回了我们的阵地。他的遭遇是：北越士兵枪杀我们的伤员。一个北越兵走到他跟前，把手枪塞进他嘴里开枪。子弹从他喉咙后部穿了出去，他昏了过去，他们离开了他，以为他死了。他没有死，夜里他苏醒过来后就开始朝我们爬过来。”
11月18日(星期五)黎明的曙光照在“阿尔巴尼”战场之际，一次巨大的震惊正等待着夜里幸免于难的美国人。到这时为止，谁也不清楚第七骑兵团二营到底遭受了多重的损失，而他们即将发现。
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的连长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记得18日拂晓时，该地区静悄悄地，静得令人不舒服。“我们任意射击了一分钟时间，可是没有激起任何反应。我们从环形阵地开始慢慢向前搜索该地区。没有遇到抵抗，战场上一片寂静。我们尽可能集中士兵的尸体。北越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也一样。
“美军尸体被找到以后就被抬到高地树林中的环形阵地上，裹上雨衣，挂上了姓名牌，像柴薪一样堆放着。当契努克运输直升机前来运尸体时，我记得机组人员看到这些‘货物’都吓呆了。我们没有掩埋任何一具敌人的尸体。战场上弥漫着那种独特的死人的恶臭味。”
苏格迪尼斯的副连长戈文中尉说：“次日，当我们出去寻找阵亡和失踪人员时，我们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噩梦。我认为那天当战斗的真相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精神失常。然后无线电上传来了报告：二连发现了我连二排的另一个幸存者。他的双腿受了重伤，所以他的身子倚在一棵树上。他被凝固汽油弹烧伤，在黑夜里等待，某个越南兵用手枪对着他的眼睛开了一枪。他的眼睛被打瞎了，但是他仍然活着！我看到他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进了阵地，嘴上抽着一根香烟，浑身上下不成人样。”
戈文中尉承认：“当他们寻找并把我们的阵亡人员抬进阵地时，我没有参加这项任务。我听说唐·考内特身亡了，这个消息使我悲痛万分。我听说三连差不多全被打死了。这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看到了我连一排所在的地点，那儿到处都是尸体，而且尸体已经在阳光的照射下膨胀了。我来到了我连二排的位置。我们看见我们的三个士兵躺在一块，遍体弹伤，而且显然曾挨凝固汽油弹焚烧过。我把这些噩梦般的情景压在心底长达15年。”
清理战场的可怕任务落到了迈龙·迪杜里克上尉的二连和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乔治·福雷斯特上尉的部队肩上。迪杜里克写道：“次日(18日)我在战场上察看了一遍，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场面。到处都是北越兵和美军的尸体，相互混杂在一起。这是一场恶战。一些北越士兵被刺刀刺死。收集己方身亡者尸体的任务也很艰难。这次尸体比上次在‘X光’战场上多得多。18日和19日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完成这项任务。”
侦察排的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回忆道：“‘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在破晓之前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不要离开散兵坑，不要起身到处走动。只等上级一声令下，我们的所有武器就会一起猛烈开火。时间一到，我们立即开枪射击一分钟。北越士兵跃身逃跑，撤出了树林。我认为这不是他们的主力，很可能只是一个后卫小分队。然后我们开始展开部队。我担任守卫环形阵地的任务，好让别人在我们背后安全地救援伤员。我们听到零星枪声。扩大阵地时所看到的情景令人难以置信，完整的尸体和破碎的尸体遍野都是o
“有一些人还活着。夜间北越人曾来到伏击地区把他们的伤员和死亡人员的尸体弄回去。当他们发现我们的人还活着时，就打死、用刺刀刺死、用砍刀砍死他们。他们避免开枪打死我们的伤员，以免引来我们的火力。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清理战场，然后撤回阵地过夜。次日(19日)我们继续打扫战场，不过我不再守卫阵地，而是参加了收尸勤务。”
18日早晨，威廉·苏卡特军医从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环形阵地向“阿尔巴尼”空地走去。他说：“一路上我们发现到处都有美国兵，他们受了伤，独自在那里过了一夜。他们如此冷静。我想：我跟三四十个伙计，甚至一整个连在一块过夜都吓得屁滚尿流，如果要我像这些伙计们一样孤身在树林里过夜，我一定会吓死的。他们真了不起。”
侦察排长帕特·裴因少尉说：“我们非常小心地走向战场，尽快寻找我们的身亡人员和伤员。最大的损失之一是唐·考内特中尉。我看见了他的尸体。他腹部朝下被放在着陆区的边缘，脸被转向一侧。他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一架直飞机降落，掀起了一阵风。考内特的头发在风里飘了起来。我简直无法相信如此了不起的一个人会被打死。我用他的雨衣把他掩盖起来，并且帮助别人把他的尸体抬上了直升机。”
三连的连长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说：“天亮后清理该地区时，我们发现美军和北越士兵的尸体搅在一起，他们曾有过殊死的搏斗。在唐·考内特中尉的指挥下，三连从四连的右侧向前运动，跟匆忙进攻的北越部队正面遭遇。战场上到处躺着敌人的尸体，还有三连和苏格迪尼斯的尖兵排的伤亡人员，50名官兵阵亡，50名受伤。尖兵排几乎全部伤亡。”
三连的伤员之一杰克·P．史密斯专业士官说：“早晨那个地方看起来像魔鬼的屠宰场。树上挂着人，血流遍地。我最亲密的朋友身亡了，躺在我的周围。然后他们开始让炮兵开火。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把我裹在一件雨衣里，抬上了一架直升机。我被送出战场。我又被送到日本就医，后来康复了，那段经历成了过去。我回到越南，但我再也没有参加过战斗，最后离开越国回美国。当我回家休假时，父母亲见到我非常高兴。几天以后我在看晚间电视新闻时，看见我连正从直升机上跳下来的画面，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连忙跑出房间。”
赖斯科洛少尉对拂晓所有武器一起开火一分钟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决定。步枪声打破了寂静，不顾后果的乱枪声响彻环形阵地。他们似乎没有想到500米以内还有我们部分幸存者躺在树木和土丘旁，他们都在我们的M－16步枪的有效射程之内。无线电里开始听到气急败坏的呼叫：‘他妈的，怎么回事？你们开枪打我们吗？’多少人被我们的火力打死打伤永远无法知道。感谢上帝为我们的伤员提供了树木、山丘和高低起伏的地形作掩护。”
赖斯科洛沿着原先二营纵队的西侧走去。他说：“这是丛林中一次漫长、血腥的经历。一个身亡的士兵手里紧握着一盒香烟，而他的武器却躺在他身旁。再向前走，我发现一个戴着游骑兵队员臂章的军官。这是唐·考内特。他数次中弹。一个个士兵看起来似乎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迫击炮兵死了，挺着上身倚坐在土丘上，迫击炮弹仍然背在身后，似乎他们是在休息期间遭到突然袭击的。在美国人的尸体中间不时夹杂着穿卡其布军装的小个子越南士兵的尸体。绕过一个土丘时，我看到一堆穿卡其布军服的北越士兵的尸体。忽然有个人动了一下。我连开两枪。我们慢慢向前走。他们共有3人，两个步兵死了。另一个戴着木质头盔，年纪很轻，圆圆的脸蛋还很稚嫩，他仰面躺着，气息奄奄，双眼还在闪动，上衣浸透了血。先前他们都受了伤，然后他们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小组。三连或四连把他们打伤了，所以无法逃走。”
在那个行将死亡的敌人身上赖斯科洛发现一件闪亮的东西，那是一枝法国的大旧军号，铸造日期是1900年，上面的铭文是：“巴黎安索瓦爱玛大街94号陆军铸造商库斯纳公司。”在过去的某个战场上，也许是奠边府，取胜了的“越盟”曾把这枝军号当作战利品缴获，然后用铁钉尖头在铜喇叭上刻上了他们自己的铭文——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大意是“久在战场”！现在，在德浪河谷的高草地里，战利品再次易主了。第七骑兵团获得了这枝军号，二营二连将在越南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吹奏它。
第三旅的火力支援协调员达德利·托迪密上尉记得次日早晨天刚亮就飞到了“阿尔巴尼”。“蒂姆·布朗、我自己、米基·帕里什。穿过笼罩在整个地区上空的烟雾着陆花了一些时间。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清理战场，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遍野尸体的情景。兄弟们仍然呆愣愣地散坐在地上，他们还没有开始行动，还没有用雨衣把那些尸体掩盖起来。我本可以跟大家交谈，我也可以安慰哭泣的弟兄，但是12个钟头之后我们才开口说话。他们干坐在那儿自怨自艾，布朗上校非常恼火。即使你遇到逆境，你也必须把精神振作起来，付出代价的是年轻小伙子们。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经常对我手下的年轻炮兵军官强调：‘在战斗中死亡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年轻小伙子们。我们应对那些小伙子们的训练和领导负责。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让那些小伙子们平安回家是我们的天职。’”
布朗上校回忆11月18日飞到“阿尔巴尼”的视察：“次日早晨我终于到了那个地方。他们正忙着弄清楚谁已经身亡，谁负了伤。花了48个钟头左右的时间，他们都无法准确地统计出伤亡人数。当他们把尸体一个个抬离阵地的时候，我在那儿走来走去。迈龙·迪杜里克正在核对人数。我始终没有看到麦克代德。我问他在哪里？指挥所在哪里？但是那儿一片混乱，谁也无法告诉我他在哪里。迪杜里克似乎办事有板有眼。当我回到指挥部时，我派梅厄到战场上去，让他试试看能否比我把情况摸得更清楚一些。”
从陆路前去增援的第五骑兵团一营布兹·塔利上尉的二连在夜里跟乔治·福雷斯特上尉的一连合并在一块组成了纵队尾部的环形防御阵地。他们在下半夜时派出一个巡逻队寻找“鬼魂四一六”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三连的那些伤员。塔利上尉写道：“天亮时，补给和医护运送直升机飞来了，我们朝第七骑兵团二营的阵地前进。战场上尸横遍野。我们发现一个北越士兵仍然活着。当我们主动帮助他时，他企图向我们投于榴弹，结果他被击毙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美军士兵显然是被处死的，他们的手被绑在背后，后脑勺上有子弹洞。上午9点钟我们跟二营的部队会合了。从那时起到下午2点钟我们走到‘阿尔巴尼’空地外面巡逻，寻找阵亡和负伤人员，收集己方和敌人的武器。当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回‘哥伦布’着陆区的时候，清理战场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天黑前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营。”
第五骑兵团一营的两个连18日下午5点钟(早在天黑之前)就步行赶回了“哥伦布”，一路上平安无事。“哥伦布”是一个面积不小、自北向南的长方形空地。乔治·福雷斯特的一连在空地的西北边进入阵地，而布兹·塔利的二连把守空地的南端。塔利立即在他的三个排的防御阵地前方安排了观察哨，然后他让大家打开口粮罐头，暂时休息一会儿。当观察哨发现向“哥伦布”前进的北越部队的尖兵时，吃饭和休息被迫中断，此刻是下午5点35分。由于得到了预先警报，第五骑兵团一营的营长弗瑞德·阿克尔森中校才来得及让全营官兵进入散兵坑，并使炮兵连处于战备状态，准备迎击敌人的攻击。敌人的进攻来自阵地的东面和东南面。
按照北越部队当时的战场指挥官阮友安中校的说法，本来应该在下午2点钟对“哥伦布”发起进攻，当时阿克尔森那个营的一半部队正从“阿尔巴尼”赶回来的途中。如今已是将军的阮友安说，担任进攻的三十三团的那个营的营长无法按时把他的部队集中起来。为了避免遭空袭时目标太大，他的部队分散在谷地的大片地区。阮友安说他的指挥官想在“哥伦布”环形阵地外面找一个便于隐藏进攻准备的地段，但是很困难。结果造成了三个半钟头的耽搁。
当敌人终于发动进攻后，他们不仅遭到阿尔克森营的步枪和机枪火力的猛烈还击，而且还遭到了炮火的轰击。炮兵们把他们的105毫米榴弹炮管摇低，从近距离向敌人直接发射燃烧弹。空军迅速向环形阵地提供近距离战术空袭。晚上九点钟，第五骑兵团一营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阮友安说：“三十三团无法摧毁这个阵地，但是他们迫使炮兵撤走了，炮兵扔下了大约1000发炮弹。我们缴获了1000发105毫米炮弹，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大口径的炮，因此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炮弹。”北越指挥官认为，尽管这次进攻失败了，但他的部队迫使美军次日放弃了“哥伦布”。第三旅的旅长蒂姆·布朗上校并不是这样想的：“这是我们待在该地区的最后日子。第二旅已经奉命向该地区开进了，因此我们向西运动，以便让雷·林奇上校(二旅的旅长)接管该地区。我们也把炮兵转移到那个方向。林奇将把他的旅指挥部设在德基美军特种部队营地。所以我们正在移防的过程之中，但是尚未移出。”
为了执行那个作战计划，18日中午布朗派遣第五骑兵团鲍勃·塔利中校的二营搭乘直升机前去占领代号为“柯鲁克斯”的着陆区(在哥伦布西北10公里处)。他们一控制住“柯鲁克斯”，布朗就把大炮从“法尔肯”着陆区空降到“柯鲁克斯”。从那里，炮兵可以向第二旅和南越空降营提供初期火力支援。二旅和南越部队计划在11月19日从德基营地出发向南，然后沿着柬埔寨边境设立阻击阵地，从那里骚扰自德浪河谷地撤退的北越部队。
11月19日，布朗把炮兵和第五骑兵团一营从“哥伦布”转移到西北方12公里处代号为“高尔夫”的新着陆区。现在所有的大炮都已就位，可以继续轰击敌人了。布朗的第三旅把任务移交给雷·林奇上校的第二旅和南越的特遣部队了。
在“阿尔巴尼”地区，清理战场的工作还在继续。幸存者和目击者们描写他们在灌木丛和高草地里看到的惨景时，最常用的一个字眼是“尸横遍野”。
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迫击炮排的约翰·瓦利纽斯士官和迈龙·迪杜里克手下的大多数士兵参加了这项可怕而又令人难受的勤务。瓦利纽斯说：“这是一场大屠杀。我们来到夜间遭到很多炮弹轰击的区域，我们看到我们的士兵们在树林里被炸得血肉横飞。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而他们是前一天夜里才死的。我们无比震惊。这是我第一次、最后一次、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到这样的惨状。我祈求永远不要再看到这种场面。腐尸的恶臭令人窒息。我们先把完整的尸体拖进阵地，然后收拾残肢碎块。两架契努克运输直升机降落了，我们在其中一架上装了约20具尸体，妥帖地安放在担架上。飞行员开始准备起飞了。我们的一位军官用他的M－16步枪对准飞行员，不准他飞走，我们还没有装完。最后尸体一直堆至飞机的舱顶，当活动舷梯终于关闭时，血从铰链里直往下淌。哈洛威营地那些可怜的家伙不得不把尸体从直升机上卸下来，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四连迫击炮排的詹姆斯·萨顿一等兵是那天从战场上找回来的最后一批美军伤员之一。他说：“次日一整天太阳都是火辣辣的。我的伤口上爬满了蚂蚁和苍蝇，我口干舌燥，虚弱得几乎不能动了。18日晚上6点左右，亨利·索普上尉走到我跟前说：‘我们不知道你在那里。’是啊，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在第八十五后方医院住了几天之后，我被飞机送回美国肯德基州坎拜尔堡的一个医院，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康复。”
这场战斗留下的噩梦般记忆从来不曾消逝。
第二十三章 士官和鬼魂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我们有优秀的下士和中士，一些优秀的中尉和上尉，而那些人比良将更加重要。
——威廉·蒂卡姆瑟·雪曼
每次战斗中都有默默无闻的英雄，在通往“阿尔巴尼”空地的小径上发生的激战也不例外。11月18日半夜过后，这场战争的两位英雄相遇。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一排的排副弗莱德·克卢格(32岁)率领一支巡逻队进入杀伤区中央，寻找在无线电上自称鬼魂四一六的那个人。克卢格小心翼翼地挪进受了伤而又绝望的一批美国人中间，并且轻声问道：“这儿谁负责？”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听到一声很轻的回答：“在这儿。”那是罗伯特·J．杰内特少尉。那天下午他至少中弹负伤4次，但是他一直坚守着无线电，让炮兵朝蛰伏在“阿尔巴尼”空地上的一批批北越士兵发射致命的炮火。听到克卢格的声音，杰内特以为他得救了。确实是这样，但是此刻他还没有被救出。
鬼魂四一六和克卢格士官是故事的主人翁。关于他俩(？？缺385页下半页)
弗莱德·J．克卢格士官1950年加入陆军时是一个17岁的高中辍学学生。他跟随第一百八十七团战斗群参加了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之间，他在陆军学校里教地图识读和分队步兵战术。1965年他被派到驻越南美军的特种部队，但是到头来却进了第一骑兵师，被分配到第五骑兵团一营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指挥的一连担任副排长。
在前往“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的行军途中，当战斗爆发时，克卢格士官帮忙在纵队的尾部建立了一连的环形防御阵地，然后他独自开始寻找从被切断的纵队里走散的美国人，并且把他们带回阵地。下面是克卢格士官的自述：
“纵队前头越来越多的伤员开始来到我们的阵地上。我多次走出阵地把他们带回来。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出杀伤区，伤势很重，神志不清。我朝那个方向走了好远，想为他们指路，把他们带回到我连阵地。我们前头的纵队不见了，纵队已经瓦解了。只有零星的交火，小批士兵独自向敌人还击。我继续向前头移动，一直到看见杀伤区为止。我把走出的人接到后头去。一些人在跑，还有一些人在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伤。
“我可以看到树上的敌人，我也可以看到地上的敌人。他们三四个人一组，弯着腰行走。他们似乎有明确的目的地。在我看来，似乎像他们的包抄部队正开向伏击区。
“大约在这个时刻，我找到了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军医官苏卡特。我告诉他我们在于什么，他就开始救护伤员了。到这时，我叫来了几架直升机。军医丹尼尔·托雷兹五级专业士官告诉我，我手下的一个士官班长在脚上绑了一条绷带，但是托雷兹认为他并没有受伤。我走了过去，他正躺在地上，裤管撕破了，腿上绑着绷带。我问他：‘伤势重吗？’他说：‘哦，不重，一点皮肉伤。’我说：‘让我和托雷兹看一看怎样么？’他说不行，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伤。我把绷带扯开一看，根本没有伤。我当场把他狠揍了一顿。我把他胳膊上的军衔杠撕掉，把他降为普通士兵。当然我并没有那个权力，但是我确实撤了他的班长职务。我把他的副班长找来，让他担任班长。与此同时，苏卡特医官一直在救护伤员。
“另一位上尉，我的印象是一个空军上尉，大约就在那时来到我们的环形阵地上，并且问我他可以做些什么。我让他帮医官照顾伤员。医护运送直升机在离我设立的收容点约50米处降落，即离开杀伤区约200米。我们叫来了三四架直升机，一次接一架。我把我所有的伤员都送了出来，但是伤员一直源源不断地从杀伤区出来，来不及一下子全部送走。
“一位飞行员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在我们后头200米处有块更大的空地，那儿可以同时降落两三架直升飞机。我让我排士兵去接应伤员，再派一个班去侦察那块空地的情况，然后我们就转移到后头去了。这块大空地不错，中间有座土丘。我们在那块空地四周建立了一个环形阵地，我再次出发去接应从伏击区出来的人。
“大约就在此时，亚当斯中尉和福雷斯特上尉两个人也走回到我们这里。福雷斯特非常难过，因为在这次行动中他失去了一些朋友。当时我正听说我连的一些人死了：一个少尉身亡、两个少尉受伤，一个副排长身亡、一个副排长受伤，副连长也受了伤。
“过了一会儿，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在塔利上尉的率领下经陆路从‘哥伦布’赶来了。他跟福雷斯特上尉商量了一番。他们要求我排把35个左右的伤员集合起来准备出发。二连将在前头开路。塔利想通过伏击地段赶到前头的‘阿尔巴尼’空地。我对塔利说：‘即使那条路只有100米你也不可能通过。’他确实无法通过。他们遭遇了密集的火力，一个人被打死，数人受了伤。他了解到那确实不是一个好主意，所以他撤了回来。
“然后塔利和福雷斯特决定两个连合并在一起在那块大空地上共守一个环形阵地。当时我们正守卫着原来那个环形阵地，于是塔利的部队接守了阵地的四分之三，而我们把守其余部分。塔利的士兵接管了朝着伏击地段的那一部分。到此时我们已经把遭伏击的大部分伤员接进了阵地。后来只有少数伤员单独走进了我们的阵地。我有一大堆伤员需要送到后方，可是直升机的飞行员们告诉我他们就要停飞了。天色渐黑，他们说天黑以后他们不能着陆。
“我要求他们至少给我们送来一些弹药。从伏击地段逃出来的多数人都没有武器弹药，他们中弹时扔掉了武器装备以及背包。我排的一些士兵为了背伤员也甩掉了自己的装备。我对那位飞行员说，我需要手榴弹、绊索照明弹、M－16步枪和M－60机枪子弹。那位飞行员说‘行’，他再飞最后一趟。他肯定是飞到‘哥伦布，了，因为他很快就飞回来了。他没有降落，只是从我们的环形阵地上空低飞而过，把弹药箱踢了出来。
“福雷斯特上尉没有无线电，所以我们把我排的无线电安置在土丘顶上，福雷斯特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指挥所。我时时担心有人中弹，我们的处境实在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不能动的伤员。我不停地跟军医核对人数，想找出一个能使伤员和军医得到保护的区域。
“夜里10点或11点钟左右，福雷斯特上尉正在调整无线电，听到鬼魂四一六求救的呼叫。那是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一位尉官。那天夜里我跟他在无线电上讲了话，次日早晨再次跟他作了短暂的通话。他在无线电里告诉我们，他数次中弹，即将死亡，敌人在周围走来走去，在草丛里来回寻找，打死了许多美军伤员。他说他可以听到他们开枪，听到他们在他周围讲话。他还说那个区域还有另一批美军伤员。
“福雷斯特上尉想带一支巡逻队出去营救他们，我告诉他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权衡了一下利弊。整个地区都被照明弹照亮了。我告诉他我反对的原因：因为那些伤员离‘阿尔巴尼’近，离我们远，而我们跟‘阿尔巴尼’没有联系。如果‘阿尔巴尼’也派出了一个巡逻分队，我们在黑暗中很可能跟他们迎头相撞互相开火，那怎么办？而且在那片草地里的美军伤员已经吓得要死，他们也很可能会朝我们开枪。何况那儿还有敌人。就算敌人不打死我们，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个环形阵地上的二连伙伴也一定会打我们。
“他坚持说：‘士官，让你的人准备出发。’我说：‘好吧，但是你没有必要和我一起去。他们是我的人，我来带领他们出去。’我们约定好，鬼魂四一六将用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开一枪，我听到枪声就领大家进阵地。
“医护运送直升机上的伙计们踢下来四五副折叠式担架。我们把那些担架全带着，还带了一挺M－60机枪。我把全排22个或23个伙计全部带了出去。福雷斯特上尉留在阵地上。我们蹑手蹑脚地行走。我让伙计们把他们的钢杯、背包等东西统统留下，只携带步枪、子弹和手榴弹。我们通过塔利的防线出发，先前我在这个山梁上待过一阵子，此刻我又折回到这儿接应离队人员。然后我们慢慢地向前挪动，鬼魂四一六射出了他的子弹。我不沿直线朝纵队的前头走，而是兜圈子向前。
“我们发现到处都有死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尸体。杀伤区边缘尸体较多，因为他们中弹后就往杀伤区外跑。这儿的尸体密密麻麻。然后我们发现他们之中夹杂着敌人的尸体。在找到鬼魂四一六之前我们找到了三四个美军伤员。如果他们还能行走，我们就扶着他们走。我们已经像陷入泥潭一样，如果敌人现在打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迅速反应的能力。
“我们总算找到了鬼魂四一六，他伤势很重，胸部和双膝中弹。但是，在我们所碰到的所有伤员中，他很可能是神志最清醒、最有能力的一个。我真佩服他。那个家伙的态度和精神极佳。我们设立了一个小环形阵地，并且开始寻找伤员，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我们带25个或者30个，或者更多的伤员到那儿。
“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我们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带回去，人数太多。而且我知道那夜我们不可能赶回我连的阵地。天亮之前所剩时间不多了。我让军医丹尼尔·托雷兹挑出伤势最重、难以熬过那夜的伤员让我们抬回去。另外，再加上能够自己行走或能够扶着走的伤员。我们把其余的伤员集中到鬼魂四一六的周围。
“我告诉鬼魂四一六这一趟我不把他带回去，我要让他负责其他伤员，早晨我会再回来。他不赞成，但是接受了这个安排。然后我问托雷兹是否愿意留下跟那些伤员在一起。他是我排最佳士兵，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爱尔帕索，我对他非常器重。他也不赞成待在那里，但是他说他愿意留下。
“我把M－60机枪留下给托雷兹。我们把死者身上的武器弹药收集起来，放在伤员们的身旁，这样必要时他们可以拿来自卫。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只带走伤势最重和能够行走的伤员时，有些伙计说：‘我能行走。’说着就站了起来。一些人刚站起来就摔倒在地上。当我决定把重伤员抬出去时，我指望直升机会飞回来把这些人运送到后方。到头来直升机飞行员不肯来，这件事真使我恼火。
“我们总算开始往回走了，队伍散乱，我们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等行走的伤员赶上来。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有抬伤员：我(在前头带路)、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和另外一个殿后的伙计。我很担心，因为敌人很可能会袭击我们，而我们根本无法自卫。抬伤员的人都把步枪背在背上。
“我越来越害怕进入我们的环形阵地，我从一开始就为此担心。当我们终于接近阵地时，我要每个人都停下来，我们聚集在黑暗中。我知道我们确实很近了，离我们的阵地不足200米。我在无线电上跟福雷斯特上尉讲了话，告诉他我们害怕进入阵地，我们担心他们会朝我们开枪。福雷斯特来到阵地前沿，用手电筒照着他自己的脸。他是在告诉我：‘我们已经让每个人注意了，每个人都已经接到命令，谁也不得开枪。’我还是不停地说我们不敢进去。所以福雷斯特又向前朝我们走了50米，仍用手电筒照着他自己的脸。
“最后我说：‘好吧，我们进来了。’我让大家都站起来走进阵地。当我们走到离福雷斯特站的地方几米远的地方时，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的阵地上果然有个人朝我们开了枪。这是一个散兵坑里的一名列兵，他向我们打了一弹夹子弹。他打得很低，一个伙计的胯部中弹，另外两人腿部中弹。当他打光一弹夹子弹时，我们朝他大声呼喊，使他停止了射击。我们继续进阵地。原来传达不准开枪的命令时，那个伙计在他的散兵坑里睡着了，没有人把他叫醒，把命令告诉他。当他醒来看见那个纵队接近阵地时，他以为是北越部队，所以开了枪。总是有人接不到命令，你回来时他就朝你开枪。每次总有此类事发生。
“我们总算回到了阵地上。此时是凌晨4点钟左右。夜里剩余的时间里我们待在阵地上睡觉。我睡着了。拂晓前有人把我叫醒。直升机开始飞进阵地运送伤员了。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已经准备出发。我们等到全部伤员撤走，就出发跟着二连涌过了伏击地段。我们没有进入‘阿尔巴尼’空地。我们从大约在150米以外绕过去，不过可以看得见那块空地。我辨认出并且抬走我们的阵亡人员的尸体。
“我们继续往前走，正如我们许诺的那样，回到了鬼魂四一六、军医丹尼尔·托雷兹和那批伤员的身边。我简短地对鬼魂四一六说：‘我告诉你我会回来接你的，是不是？’他依然态度极好。我不知道他后来死了还是活了下来，但是，如果说有人有坚持到底的意志，他肯定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叫来了‘休伊’和‘契努克’直升机运走尸体。遍地都是尸体，有些尸体被空袭、炸弹、炮火和空中发射的火箭炸碎了。我在朝鲜战争中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惨状。福雷斯特上尉派我和另外两个排的各一个人带着我连的名册到战场上查看美军阵亡人员。然后我连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的人被派去把所有尸体抬回来送走。这是非常可怕的场面。有些尸体被空袭和炮弹炸成了碎片，我们不得不用工兵铲把碎尸铲到雨衣上抬回去。雨衣不够用了，我们只得重复使用那些雨衣。雨衣上沾满血后变得很滑。当我看到抬尸体的人员摔下一具尸体时，我就会走过去，并且用哈尔·穆尔中校在‘X光’着陆区对我说过的话对他们说：‘稍微尊重一点，他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我们回到基地营地一个星期以后，我患疟疾病倒，在日本待了三个月时间才康复。当我回到一连的时候，福雷斯特上尉已经调任其他职务了。一天晚上，我坐在安溪的士官俱乐部里跟其他几个士官一道喝啤酒，有一个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的士官说：‘那一仗我们打胜了。’另一个人说：‘你为何说我们胜了呢？’二连的士官说：‘我知道我们胜了是因为我数了一下尸体。美军尸体102具，北越佬尸体104具。’
鬼魂四一六是第七骑兵团二营三连武器排的排长罗伯特·J．杰内特少尉，他是一个大城市的小伙子，在布隆克斯区长大，就读于纽约市学院，在该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受训，1964年2月被委任为陆军军官。接受了军官基础训练和空降训练以后，他于1964年春末被派到本宁堡。他被分配到二营，先当步兵排副排长，然后当了排长。二营抵达越南的时候，23岁的杰内特被任命为三连的武器排排长。杰内特少尉讲述他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武器排有3门81毫米迫击炮。我们并没有完全按步兵排的要求装备，我们有些人只携带手枪。我有一枝M－16步枪。我想我们可能还有一两挺M－60机枪。我们快要抵达‘阿尔巴尼’空地那个搭载区之前，行军途中平安无事。然后我们听到前头有轻武器的射击声。我排马上设立了一个小环形阵地。
“我们待在原地15分钟或20分钟时间。然后我们接到命令组成一条散兵战线，继续向北挺进。着陆区在我们的西边，我们有些伙伴在那里遭到轻武器火力的猛烈袭击。我们没有前进多远。火力越来越猛，几乎要把我们彻底吞没了。
“除非站起来，否则就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到了这时候，没有谁还站着。此刻我们无法看到敌人运动。我记得我曾设法要设立一个环形阵地和射击范围。我竭力想弄清楚几个步兵排的位置。他们在无线电上报告说有很多伤亡人员，并且说他们的军医倒下了，请求派一名救护人员过去。我在草丛里向前爬了一段距离，企图看一看三连其他的人在哪里。就在那时，我碰上了我到那时为止所见到的唯一敌人。他朝我开枪，我开枪还击。我才打了一发子弹，我的M－16步枪就卡住了。他仍然朝我射击，我转身飞奔。
“当我跑回我的环形阵地的时候，我拿起别人的一枝点四五手枪。此时，我们小组已有人伤亡。到此为止，敌人的火力已包围了我们，但是其火力似乎不是直接瞄准了我们。我一回到阵地上，敌人就发现了我们。敌人的重机枪、步枪、轻型迫击炮和枪榴弹一起朝我们打来，空炸炸弹就在我们阵地的上空爆炸。我不记得此时我们的迫击炮在什么位置。唐·考内特中尉传达的弗斯梅尔上尉给我们的命令是成步兵散兵战队形向前运动，没有提及架设我们的迫击炮之事。可能是我们在向前短暂运动时，把迫击炮留在了后头。
“此时我们的伤亡严重。我们拼命还击，但是我们找不到看得见的目标。我设法让部下扫荡我们周围的树林。我排士兵仍然全部在我们的阵地上，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展开了，但是还在一块。非常明显，我们被围困住了，因为现在我们开始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火力袭击，子弹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两个伙计自告奋勇突围去搬救兵。我不知道他们的遭遇如何。
“然后我首次负伤。那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膝。那天下午我又两三次中弹，有些是空炸炸弹的碎片，其中一次是一颗步枪子弹从前面打着我的钢盔正中央。它打穿我的钢盔后沿着我的脑袋转向了。我头上有一道深痕，我可以感到血在往上淌。另一次是怎么受伤的我都不知道。我的膝部受伤后我仰卧在地上，但是就在那儿我的臂部中弹了。没有军医或任何别人为我包扎伤口。我就躺在那里失血。其他人的遭遇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