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当你小寐时，我曾静坐床边守候着你，听见你梦中的呓语，讲的都是关于惨烈的故事……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和回忆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65年，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面临世代交替冲击的特殊年份。在当时，我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起了急遽而戏剧性的变化，即使在25年后的今天，回忆往事仍让我们心有戚戚。这一年，美国决定正式介入在遥远偏僻的越南所发生的混乱局面。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开始出发作战！在一般人传统的观念中，前往作战的“我们”，应该是指我们全体，也就是所有的美国人，然而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不但对越南这个遥远小国即将爆发的战事一无所知，而且也丝毫不感兴趣。
因此，在这个故事中的“我们”，乃是专指一批少数的美国人，也就是第一批前往越南作战的美国部队。他们搭乘二次大战时期的老旧运输舰，航向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然后在那片土地上浴血奋战，为日后一场长达10年的惨烈战争揭开了序幕。而这场战争几乎拖垮了美国。
德浪河战役对越战而言，就像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可以说是大战爆发前的正式彩排，也是无数的新战术、新科技和新武器进行测试、改良并且正式运用于战场上的开端。在德浪河战役中，双方都宣称获胜，而双方也都得到了教训。但是，由于少数人的蓄意欺瞒蒙骗，却导致了日后一场长达10年，并且双方牺牲惨重的血腥战争。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我们这群美国大兵，于1965年的11月间，在南越中央高地德浪河谷为期34天战役中的所见所为，以及艰苦奋战的情形。当时我们年轻、自信并且充满了爱国情操，但是我们的国人却对我们的牺牲一无所知，甚至毫不关心！
也许你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个战争故事吧？倒不尽然，因为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以我们独有的言语和行动来诉说的爱的故事；在50年代还是孩童的我们，之所以会义无反顾地到海外作战，是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大多是义务役士兵，但我们对于能够有这个机会像父兄长辈们一样为国效劳感到十分骄傲。在肯尼迪总统的命令下，我们成为一支实验性的精锐战斗师的成员，接受专门训练，以担任当时首创的空中机动作战任务。
就在我们即将开拔前往越南时，陆军正式授予我们历史悠久的“第一骑兵师”番号。当我们绣上了第一骑兵师传统的黄、黑两色马头侧像肩章时，心中感到无比的光荣！我们作战是由于国家的召唤，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的新总统约翰逊所下的命令，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为国而战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而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爱。
在我们之间，还有另一种更真挚、更崇高的爱，也就是在人类曾经历过的任何战争的战场上，都会自然产生的袍泽之爱。当我们身处于绝望而有如炼狱般的战场时，随时随地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很自然地便发现了我们和伙伴彼此之间的真爱。我们为袍泽而战、为袍泽而死，更为袍泽的逝去而落泪，这种爱更慢慢地演变成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在战斗中，我们的世界仿佛在刹那间缩小到只剩下身边的伙伴和围绕四周的敌人。我们的生命仰赖伙伴间的互相扶持而延续，我们很快就学会如何去分享我们的恐惧、希望、梦想，以及一些少得可怜，却是我们当时仅有的美好事物。
我们是50年代的儿童，也是60年代初期坚决拥护肯尼迪总统的热血青年。他告诉全世界：“美国会不计任何代价、不怕任何负担，也不畏任何艰难地为捍卫自由而战！”而我们也就成为这项所费不赀的宣言所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在我们实践他的诺言时，肯尼迪早已怅然离开人世！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小丘上，长眠的肯尼迪仿佛正静静地守候着我们的归来，然而，当一批批战士成为数以万计的白色大理石墓碑重返家乡，而栖身于这片墓地时，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真是他为我们所设想的未来？
在我们这群大兵中，有些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打过二次大战，也经历过在天寒地冻中进行的朝鲜战争，现在这些老士官们再度披挂上阵，要为他们胸前的战功勋章再添上一颗星星。还有些是陆军招募来的志愿役士兵，这些年轻人通常来自美国各地的小城镇，而他们的父亲告诉他们，加入陆军服役，可以遵守纪律，并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另外还有些人则是选择从军来抵免他们的刑期(现在法官则称之为“替代刑罚”)。不过，绝大多数的成员还是经由全美各地的征兵处召集而来的义务役士兵。这些人都是十九、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大男孩，他们将穿上绿色军服为国家服役两年。一个士兵的月薪是美金99块3毛7分，而上士一个月则可领到343块5毛美金的薪金。
领导我们的基层军官，大多是毕业于西点军校，或是来自拉特格斯大学、城堡军校甚至耶鲁大学，受过预备军官养成教育的年轻少尉们。他们响应肯尼迪总统的呼吁，而志愿加入陆军的行列。此外，还有一些是来自各大军事院校的军官。在忐忑的心情和腼腆的笑容下，这些刚被授衔的年轻军官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习如何率领他们的部下，挺身面对残酷战斗的考验。这些少尉们的月薪是241块2毛美金。
我们在1965年离开了我们热爱的美国，但是当我们在充满硝烟的丛林战场中浴血奋战的时候，美国却永远背弃了我们——国家要我们去作战，却又不欢迎我们的归来！当年号召我们作战的总统已经去世，而继任的总统却又穷于应付国会和官僚的无理干预，使得越战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混战。这时，“美国”的神圣光辉已悄悄地在我们心中逝去了！
很多美国人开始厌恶我们参与的这场战争，最激烈的反战人士到后来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奉命参战的我们和战争混为一谈。当我们在敌人的交叉火网下匍匐前进、在酷热的丛林中奋战拼命时，我们的同胞却像怨恨战争般开始怨恨我们。
慢慢地，我们的战役被人们遗忘，没有人正视我们的牺牲，大众甚至怀疑重返家园的我们，是否还有健全的心智，以适应优雅的美国社会生活！我们那一张张未老先衰的脸孔，布满着因疾病、酷热和无数个失眠夜晚所刻画下的风霜。在我们苍白、无助的眼底，只有无尽的失意和迷惘。昔日的战友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张张泛黄的相片和一个个木箱装着的绶带和勋章可资追忆。回到魂萦梦牵的故乡的我们，已成了一群茫然无依而又备受指责的陌生人……
我们开始重新建立我们的生活，找份工作，结婚生子，然后再耐心地等待着，让时间来治愈我们的创伤。多年过后，当我们再重聚时，才发现只有当年共生死的老伙伴们，才能真正和自己分享那份为国效命沙场的骄傲。也只有和这群老伙伴们在一起，我们才能打开尘封已久的心扉，倾诉当年在越南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所见、所为以及战争中的求生之道。
只有我们才真正知道越战是怎么一回事，也只有我们才能体会越战中的生活真相与悲欢离合。好莱坞的电影往往错得一塌糊涂，就像拿把大刀在我们弟兄的遗骨上乱砍一通，让人又气愤又心痛！
因此这次，也只有这一次，我将要完整而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这场战争是如何开始，以及在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这场战事对我们和我们之间，又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这绝不是一部哗众取宠的电影所能呈现的，因为在真实的战争中，牺牲的人不会死而复生，拍拍身上的尘土，转身离开，而伤者也无法洗掉身上的红色伤疤，然后再毫发无伤地继续度日。在离开越南后，我们再也不是当年那批意气风发地远走异乡作战的年轻人了。
所以，这个故事将是我们真挚的证言，而我们也将以这个故事，向305名在1965年德浪河战役中为国捐躯的年轻美国大兵，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其中有234名是在为期4天的德浪河谷“X光”和“阿尔巴尼”降落区的战斗中丧生，另外71名则是在接下来的德浪河保卫战中捐躯。这个惨痛的阵亡数目，比美国内战时期盖茨堡战役中南北双方加起来的阵亡数目还要多，同时更远远超过海湾战争期间所有阵亡的美军数目。现在这305名无名英雄(包括1名空军飞行员)，已永远长眠于华盛顿特区的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墓园以及我们的心中，而这个故事其实也属于这305个失去挚爱亲人的家庭，他们一生都将笼罩在失去父亲、儿子或是丈夫和兄弟的无尽哀思和悲恸中。
也许有些不懂战争的人会对这本书感到奇怪，因为这个故事也同样在向我们的对手——数百名隶属于越南人民解放军第三百二十、三十三和六十六团的年轻士兵——致敬。他们在战役中勇敢地战斗至死，实在是值得敬佩的敌人。我们也衷心希望这些阵亡的北越士兵遗骨，能够被妥善地处置，并隆重而光荣地加以厚葬。
这是我们和他们的故事，因为大家都曾是年轻的士兵，也都是战场上的碧血忠魂。
第一章 炽热的战斗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你无法选择你的战场，因为上帝会替你决定；但是你插下军旗的所在，也正是你效命沙场为国捐躯的地方。
——史蒂芬·克恩：《军旗》
在第三连连长鲍勃·爱德华上尉那个狭小而血腥的指挥所里，挤满了伤患和尸体。25岁，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霍斯特勒中士，喉咙被一颗AK－47步枪的子弹贯穿，倒卧在血泊中；老家在芝加哥的通信下士鲍龙正低低地蹲伏着，他的左前臂上那个被榴弹片击中的伤口正缓缓地流着鲜血。火炮前进观测员卡斯特巴瑞中士和通信兵布朗的尸体则叠在鲍龙的身旁。左肩和腋下都被子弹贯穿的爱德华上尉撑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跌跌撞撞地爬到无线电旁边，一屁股坐下后就爬不起来了。他的伤口不停地流着血，他只能用还能动的右手拿起话筒，颤抖而无助地呼叫援兵。这时，一名手持轻机枪的北越士兵，跳上一座离他们不到10米的蚁丘，杀气腾腾地瞪着战壕里伤亡惨重的美军……“我们只有无助地躺在那里，眼睁睁看着敌人的子弹射中战壕边上的胸墙而卷起一道道烟尘！”爱德华回忆道，“我不知道当时自己伤得有多严重，只记得要很勉强才能撑着站起来。我一直用无线电和我手下的两个排长联络，一个是在我右线据点的富兰克林中尉，另一个是在富兰克林右线的兰恩中尉，他们都回报说，一直在持续接火中，不过阵地尚未被突破。可是我晓得我的两个排被打得很惨，敌人已经突窜到离我们的指挥所大约手榴弹可以投掷到的范围以内了！”
1965年11月15日的清晨，超过500名以上的北越正规军，在南越中央高地德浪河谷外围，对爱德华上尉手下的两个排，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将矛头对准了只有50名左右士兵防守的第一线阵地，而这道薄弱的防线，却是我设置于德浪河谷“X光”降落区树丛内的营指挥所和敌人之间仅有的屏障。
美国被缓慢而无情地卷入了这场遥远的战争，在所谓的“美军顾问团时期”刚结束时，我方士兵的阵亡数目还不算太高，等到这一年年初海军陆战队投入战场后，阵亡的数字开始慢慢升高，而现在，杀戮算是真正开始了——在这个位于朱邦山脉(主峰高731米，余脉绵延至老挝境内约16公里)东南侧坡的山谷里，我们的士兵在北越军队猛烈的攻击下，伤亡数字急剧增高，几乎到了惨不忍睹的局面。由于刚抵达越南的第一骑兵师(空中机动)加入作战的影响，使得负责攻击的北越陆军周辉敏(Chu Huy Man)准将，不得不改变他企图一举攻占中央高地的作战计划。现在他的目标是要将美军全面拖下水，同时再凭借一次次的战斗，让北越士兵学习如何与美军作战，并训练他们如何歼灭美国大兵。
一个装备和兵力都不足的美军步兵营，搭乘着直升机，冒冒失失地降落在周将军基地营区的心脏地带。这个营区是一个位于丛林内的古废墟，几乎没有道路可以通达，过去20年间，不论是法国部队或是南越陆军，都从未冒险深入这个地区。而现在我这个营——只有450人的美国陆军第七骑兵师 [ cdhyy注：原书如此，应为“第一骑兵师”或“第七骑兵团” ] 第一营——却来到了这个叫做德浪河谷的山谷找北越军队的麻烦，结果我们不但找到了，而且还是个大麻烦！就在我们降落的前一天，两个北越人民军的正规步兵团——总兵力超过2000人以上——到达了这个地区，展开集结整备，并已准备重新发动作战。自投罗网的我们，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惨遭北越部队迅速凶猛的攻击。现在我得为保全老命而战了！
爱德华上尉手下的一名士官——亚瑟·维拉——回忆起第三连在那天早上的惨状：“当时敌人火力非常猛烈，右线阵地已经失陷，我的排长尼尔·克罗杰却跳出了战壕冲向敌人，的确十分勇敢！他拼命向我大叫，我站起来想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原来，他是要我和他一起去掩护左边的阵地。”
维拉继续回忆道：“当我冲到他的身边时，他却已经死了，他坚持战斗了半个钟头。我跪在他身旁，取下了他的兵籍牌，放进我的上衣口袋；然后我回头拿起我的M－79榴弹枪，开始向敌人反击。结果我的右手肘中了一枪，M－79飞得老远，我也向后倒在排长的尸体上。但是我还是挣扎着爬了起来，用左手拿起点四五手枪射击，结果我的脖子又挨了一枪，子弹整个贯穿颈部，这下子我可没法子说话或出声了，我咬着牙站了起来，想要冲向敌人，不料又中了弹。这回是右腿被打中，我也因此倒了下来。这颗子弹射进了我的膝盖上方，再穿过鼠踝 [ cdhyy注：？？两字无法辨认 ] 部位，然后停留在我的背部，靠近脊椎的地方。就在同时，两颗手榴弹在我上方爆炸，碎片几乎撕裂了我的双腿。我忍着痛伸出左手，想要拔掉插在左腿上的手榴弹碎片，结果像是摸到一根红得发烫的铁条一样，整只手被烫得哧哧作响！”
爱德华受伤后，使用无线电呼叫正在营指挥所装载补给品的副连长艾灵顿中尉——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23岁年轻人——要他尽快赶回连部，接管第三连的防务。爱德华回忆道：“艾灵顿总算赶回到了指挥所，可是就在战壕边上和我讲了几分钟话之后，他也被敌人打中受伤了，他担心自己的伤势会很严重，于是要我务必告诉他老婆他很爱她。这时我心想：‘这小子难道不晓得我也伤得很重吗？’他是手臂中弹，子弹扫过胸膛并擦伤了一片肺叶。我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却咬着牙绝不叫疼。他身上还有几片M－79的榴弹碎片所造成的伤口。很明显的，北越部队已经利用其掳获的武器，向我们阵地上方的树丛展开射击。”
这时北越部队开始转向攻击乔希根中尉的第二排据点。少数幸存的第一排士兵，也加入了防卫的行列。但是敌人的炮火实在太猛烈了，他们不得不边打边退地撤回爱德华的连本部阵地。克林顿·波利，23岁，1.9米高，一名爱荷华州农夫的儿子，是当时乔希根排里M－60机枪的副枪手，而机枪手则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康默下士。
波利回忆道：“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脖子后面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打了一下，使得我一头栽到地上，头盔也掉到散兵坑里去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有人偷偷摸到我背后，然后用枪托给了我一下。结果我背后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原来是一颗从侧面或是后方射来的子弹打中了我。我用绷带随便地扎了一下伤口，然后戴上头盔，以固定伤口。我挺起身来看一下四周的情形，突然，在右前方出现了4个拿着卡宾枪的家伙，他们朝我们冲了过来。我赶紧叫康默瞄准他们开火，接着便听到一声好像是乔希根中尉发出的惨叫声！”
其实那不是乔希根的叫声，当时他早已经阵亡了。他的排副杰米森上士目睹了他因为要去救人而阵亡的整个经过。“那时高伯德倒在我右边大约18米左右的地方，已经身受重伤。他不停地叫着：‘救救我吧！救救我吧！’于是我大叫：‘我去救他！’但是被乔希根中尉吼了回来：‘不，我去！’然后他便在弹雨中冲出战壕，企图拯救高伯德，但也因此而中弹身亡了！”就在他24岁生日过后的5天，来自纽约州佩勒姆的约翰·兰斯(杰克)·乔希根中尉——父母心目中的宝贝独子、芭芭拉的好丈夫以及一个6个月女婴卡蜜莉的父亲——头部和背部中了数枪，倒卧在德浪河谷杂草丛生的红土上。而士兵高伯德——弗州人，同样只有24岁——也在还没有得到抢救前便已阵亡。
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士官杰米森上士，这时肚子上已经挨了一枪，却仍然奋勇还击。24分钟后，各排接到命令，要尽快扔出彩色烟雾弹以标识出本身的阵地位置，以免被支援的炮击和空中攻击所误伤。于是，杰米森爬了起来，扔出一枚烟雾弹，结果又挨了一枪！这次也是左肩中弹，但是老杰米森还是慢慢地站起来，拿起他的M－16继续还击，直到他第三次中弹为止。“那是一挺自动武器，子弹射中了我的右臂，并且把我的步枪打成了碎片，只剩下塑胶制的枪托部分。另外一颗子弹则打中了我的头盔绊扣，同时也将头盔震飞到老远之外。那股强劲的撞击力，使我差点以为脖子被打断了！我被击倒后，又撑着爬起来，但是手中已空无一物了。没有武器、没有手榴弹，什么都没啦！”
在杰米森左边10米处的康默和波利，已经持续用他们的M－60机枪射击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几乎像是永无休止一样！“一颗像是木柄马铃薯捣碎器的手榴弹被扔到我们的战壕前方，康默连忙大叫：‘趴下！’然后用脚将它踢开，结果手榴弹立刻爆炸。当时我们已经差不多打完了所有的弹药，而且机枪又卡弹了，所以只好趁着手榴弹爆炸后烟雾弥漫时，开始向左边的第二排据点跑去。就在这时，我的胸部中了一枪，我也因此重重地倒了下去！”
波利补充说：“我爬了起来，不料臀部又挨了一枪，所以又倒下了，而且也因此和康默在草丛中失去了联络。昨天我们的弹药兵才刚刚阵亡(来自得州的士兵查理斯·H．柯利尔)，他才18岁，而且刚到越南没几天！我试着一次在草丛里爬行6米，几费周折，总算到了迫击炮排的阵地旁。一个士官找了两名弟兄，把我扶进位于大土丘旁边的营指挥所，然后营里的上尉医官便开始替我急救了。”
就在同时，身受重伤的维拉下士目睹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漫山遍野都是敌人，至少有几百个敌人在我四周打转三四分钟，对我来说，那就像三四个钟头那么长。他们疯狂地用机枪扫射一息尚存的美军伤员，然后毫无人性地大笑着。我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宰了我，于是当北越佬走近我的时候，我便开始装死。我睁开双眼，直挺挺地瞪着一棵小树，因为我知道死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维拉接着说：“一个北越兵走了过来，瞧了我一会儿，然后用力踢了我一脚，我趁机转身。我想他以为我死了，因为我的嘴巴、手臂和腿上到处都是血，他拿了我的手表和点四五手枪之后便走开了，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四下搜掠我们的武器，然后离开，撤回他们的地方。接下来我只记得在我四周到处是炮弹、炸弹和燃烧弹所造成的爆炸，连地面都被震得晃动起来，还好我没被炸到，不过那些北越佬可有得受了！”
所有这些战斗，都发生在1965年11月15日清晨6点50分到7点40分之间，伤亡惨重的第三连虽然奋勇夺回将近130米的防线，但是在我的营指挥所北、西、南三方，仍然遭受着敌人的猛烈攻击，士兵们也前仆后继地持续还击，而在阵地中央指挥所的我，等于是我所有手下的生存关键之所系。身受重伤的爱德华上尉正用无线电不停地向我呼叫支援，但是我仅有的预备部队，只剩下一个侦察排，才22个人！而除了敌军正向第三连展开猛烈的正面攻击之外，我手下的第四连和迫击炮排也同样遭受着敌人毫不留情的攻击。为了顾全大局，我不得不拿起无线电告诉爱德华，目前他的连只有暂时靠自己了！
战况的惨烈令人难以置信。步枪和机枪射出的子弹四处飞窜，到处都是迫击炮和手榴弹爆炸所造成的烟尘。在离我们阵地大约8公里左右的另一个降落区内，两个炮兵分遣队——一共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正不停地向这个地区射击，而炮弹就在我们低浅的战壕前方不到45米处爆炸了！
此时和我一起在指挥所里的是空军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W．黑斯廷斯中尉——26岁，新墨西哥州拉美萨市人。他拿起无线电，发出了一个被命名为“断箭”的特别代号，意思是指“美军阵地正面临被攻陷的危险”。不久之后，收到讯号的战斗轰炸机便从南越各地的机场蜂拥而至；然后在我们头顶上方，从2000米到1万米的高空中盘旋而下，轮流对这片战场投掷下数以百计的炸弹和燃烧弹。
我手下的士官有不少是打过三次战争的老兵——他们曾参加二次大战的诺曼底登陆，也打过朝鲜战争，一直到现在的越战——但就连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也对这场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感到震惊！在充斥一片杀伐声的战场上，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尘，我们的嘴唇干裂，内心也充满了恐惧，但是敌人仍然像潮水般涌来……
第二章 冲突的根源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在我看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战争在爆发之前，交战双方对防止大动干戈毫无办法。
——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
1965年秋季在德浪河谷所进行的一个月时间的部队调动、进攻、撤退、诱敌、设陷、伏击和血腥屠杀，是越南战争的真正开端，在此期间，美国与北越双方交战的军队相互试探，想摸清对方的底细。由于美军当时正在试用高科技武器和具有革命性的空中机动直升机战术对付北越军队，因此北越军队的指挥官们非常担心他们十几年前打败法国人的那套作战经验已经过时。
北越人想先让他的步兵深刻了解一下美国先进武器的厉害，然后再找出对付这些武器的办法。他们下令部队全力拦截战机，并要求部队在跟刚到达越南的美军部队交战时，要特别留心找出美军战术中的破绽，以便在以后的战斗中利用这些漏洞保存自己，坚持抗战，并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士兵出身于农民，行军全靠双脚。补给线漫长，搬运夫们要步行两个月才能把军需物资送到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手中。对于北越人来说，这场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多年里，美国陆军为将来可能在欧洲平原上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有目的的训练和装备。约翰·F．肯尼迪总统决定让美国陆军在世界的边缘地区打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第一骑兵(空中机动)师正是为执行这个“决定”而产生的。为了上述目的，总统让美军特种部队戴绿贝雷帽作为标志。美军特种部队擅长打反游击战，但是显然难以对付共产党解放军成营成团的正规军。而用美国陆军的正规步兵师来对付共产党正规军也难以奏效，因为美国陆军的正规步兵师是按照在德国作战的模式训练的，墨守成规，缺乏灵活性，离开大路就行动困难。因此，要迎接中南半岛丛林的挑战，美军必须创建一支与现有部队迥然不同的新式部队。
这支新式部队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真正清楚，不过，美国陆军的一帮年轻上校和准将们心里有个大概的模样，或者说有个梦想。他们已然在陆军研究开发处花费多年心血从事这项研究。
1957年夏季，美国陆军研究开发处的处长是詹姆斯·M．加文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第八十二空降师服役时，就已崭露头角，晋升迅速。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不骑战马的骑兵》的文章。在这篇见解独到的文章里，他描绘了自己对新式作战部队的构想。其构想来自于直升机这个其貌不扬的大马蜂。在朝鲜战争期间直升机初显身手，执行有限的战勤任务，主要是将伤员撤至后方，每一次只运送两名伤员。
加文中将梦想有朝一日研究开发出体积更大、速度更快、性能更优良的直升机，用这样的直升机把步兵运送至战场，可以使步兵从此不再受险恶地形的阻碍，而且可使战争进展迅速，要比步行作战快得多。加文相信，直升机的加入可能使战场成为敌军指挥官的逼真的噩梦。
加文将军的梦想得到了同僚们的热烈赞同。他们清楚的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战经验证明空降作战有不少缺陷和局限，而空中机动作战即使不能克服全部局限，也能消除空降作战的大部分局限。
1962年年中，以实现肯尼迪总统目标为己任的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采用了空中机动作战的构想。麦克纳马拉命令陆军弄清楚新式的UH－Ⅰ型休伊直升机、CH－47契努克大型运输直升机，以及旋翼飞机系列中的其他机种在未来的战场上是否能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成立了一个“空中机动作战概念委员会”，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于1963年2月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组建了“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担任师长的是哈利·金纳德准将。同时还组建了由代尔伯特·布列斯特尔上校指挥的“第十空中运输(试验)旅”和由费普·塞内夫上校指挥的“航空(试验)大队”。为了评估上述这些新组建部队的试验成果，还特地设立了由鲍勃·威廉斯准将负责指挥的“试验／评估／管制大队”。这些部队在本宁堡将不会受到官僚的排挤或繁文缛节的牵绊，因为那里新上任的副司令是热烈赞同成立空中突击师的约翰·诺顿准将，谁都别想对这些“空中骑兵”推诿拖拉或做什么手脚！
“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从基层开始组建，然后逐级完备。起初只有3000官兵，主要进行单兵空中机动训练和排或连一级规模的试验。到了1964年6月，美国陆军给该师增配了两个步兵旅的兵力，再加上炮兵和支援部队，开始了营、旅和师级规模的训练和战术试验。
当时，肯尼迪总统刚遇刺不久，美国人还没有从震惊中完全镇静下来，而对继任的林登·B．约翰逊，美国人也还在观望评量。摆在约翰逊议事日程表上的头等大事是“伟大社会”改革立法纲领，该纲领旨在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结果导致一连串风波。约翰逊刚刚度过该法案引起的第一次风波，而越南的麻烦还在等着他。在选举年里不管是谁对这样的麻烦都不能置之不理。
尽管林登·B．约翰逊连越南国名都读不准确，但是这个小国已经使他这位大国总统内心不安。约翰逊压根不想选择这个地方来表明其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1954年法国人在越南的奠边府战场上遭到惨败前夕，也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们在对美国干预中南半岛的利弊进行权衡(可能包括实施核子打击)之际，当时身为参议员的林登·约翰逊力排众议，坚决反对那样的错误举措，在辩论中，他反对在亚洲本土上进行任何战争。约翰逊对自己的这段历史颇为得意。
然而，约翰逊不仅全盘继承了约翰·F．肯尼迪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也继承了肯尼迪的主要顾问班底，他曾戏称这些顾问为“哈佛帮”。在肯尼迪任总统的1000多天里，美国经历了“猪湾事件”失败、“柏林墙危机”、“古巴飞弹危机”，以及幅员狭小基本上无足轻重的老挝危机。肯尼迪死于刺客子弹前几天，南越的独裁统治者吴庭艳(Ngo Dinh Diem)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并被杀死。即使华盛顿没有直接策划这次政变，至少可以说此次政变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暗处帮助。
肯尼迪的继任者对总统这一职务还不熟悉，加之即将进入选举年，在对待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他绝不能给人们一种软弱温和的印象。于是约翰逊总统批准在南越缓慢而又稳定地增加美国军事顾问的人数。
与此同时，北越首都河内也正在作出重要的决策。在北越军方和执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有一批少壮派竭力主张使战争升级，以便解放南方的国土。他们认为，仅仅继续向南方的越共游击队提供枪炮弹药和声援是不够的，直接向南方战场投入整团整师正规部队进行干预的时候到了。
北越的少壮派们主张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正规军官兵应该渗透到南越，对弱小而士气低落的南越军队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解放北纬17°线以南的全部越南国土和老百姓。武元甲(Vo Mguyen Giap)将军激烈反对使战争升级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过于仓促，而且为时过早，他主张游击战阶段应该继续进行，因为实战结果证明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功。
胡志明主席支持主张战争升级的少壮派，因此北越人民军统帅部制订了1965年旱季战役的大胆计划。北越陆军的3个正规团将进行兵员充实，以达到编制名额，等经过必要的训练和装备后，再沿胡志明小道经老挝和柬埔寨向南越开进，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秋季攻势，这个攻势将于偏僻的中部高原开始，可能在西贡结束。
河内的高级参谋们制定了一个最佳战役计划，以打垮南越陆军为目标。战役将在1965年10月份开始，届时越南南方山区和昆嵩高原的雨季就结束了。他们将包围设在波来梅的美军特种部队营地，那里有12名美国军事顾问和400多名当地蒙塔格纳德人 [ 编者注：Montagnard，此字为法文，指中南半岛的山区民族 ] 佣兵。
袭击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势必把南越军队的一支救援部队和一些战车吸引出波来古，沿着14号公路南下，然后拐向朝西南的狭窄泥路——5号省道，北越人民军的一个团就沿着这条路精心设置了伏击部队。一旦南越军队的救援部队被歼灭，波来梅的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将被摧毁，得胜的北越人民军的几个团将会攻占波来古市，这样他们就能打出一条沿19号公路直达归仁和南海的通道。谁控制了19号公路，谁就控制着中央高地；而谁控制了中央高地，谁就控制着越南。1966年初，北越的指挥官们确信南越将被拦腰砍为两截，哆嗦着举白旗投降。
1964年秋天，北越军队正在为1965的秋季攻势认真做准备。与此同时，林登·B．约翰逊正在美国各地奔走，进行竞选演说，他保证“美国的士兵们不会被送去做那些亚洲士兵们应该自己做的事情”。那年秋天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在南、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关键性演习。在这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举行的最大野战演习中，直升机战的理论得到了验证，这使美国陆军界非常满意。此时五角大楼已经着手将第十一空中突击师列入美国陆军的正式编制序列。
正当新式的空中机动师即将成立之际，它很可能被派往的战场——越南——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正日益恶化。林登·约翰逊把越南叫做“那个该死的混账国家”。西贡的将军们接二连三地发动军事政变，轮流称雄一时。与此同时，越共游击队扩大了对湄公河三角洲水稻产区的控制，而且向北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了橡胶产区。
在总统竞选期间，约翰逊处处以通情达理、爱好和平的面目出现，跟好战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高华德参议员形成鲜明对比。为了保持其爱好和平的形象，约翰逊在竞选期间未采纳他的顾问们要求美国向越南大规模增派军队的建议。然而，在击败高华德稳坐总统宝座之后，林登·约翰逊认为他可以按他得州老家的方式跟越南共产党人讨价还价了。
一系列针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所进行的恐怖事件使约翰逊气急败坏。1965年2月6日晚，越共的工兵对中央高地波来古的美国军事顾问住宅和空军基地发射了迫击炮弹，埋设并引爆了地雷，8名美国人被炸死，100多人受伤，约翰逊闻讯后火冒三丈，他对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咆哮道：“我已经无法容忍了。”
几个小时之内，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上的喷气式战斗机对北越境内的目标实施了第一次空中攻击。时至1965年3月2日，旨在对北越实施有步骤而持续不断空袭的“滚雷作战”已经开始。美国海军的战斗机总能从航空母舰上安全起飞，并安全返航，而在岘港美国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战斗机显然较易遭受敌人的报复。
当美军驻越南部队司令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警戒岘港空军基地时，他很快就得到这些部队。3月8日，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在岘港附近滩头登陆。4月1日，约翰逊总统批准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请求，增派了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另外还加上2万人的后勤支援部队。总统还同意威斯特摩兰将军的主张，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的任务不局限于防御，他们将疏散开去，歼灭越共。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这是美国的战斗部队首次在亚洲本土部署执行作战任务。
在4月7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约翰逊总统敦促北越人通过谈判，合理地解决越南问题，同时他向北越人提供一项由美国资助的湄公河经济开发计划。河内回答说，在美国飞机正在轰炸越南北方之际，不可能举行任何谈判。
4月15日，白宫满足了威斯特摩兰要国内向南越增派四万美军部队的请求，从而加大了赌注。6月中旬，威斯特摩兰紧急请求国内把向南越派遣的部队人数增加一倍。他现在希望国内批准在1965年年底之前派遣18万部队到南越，这些部队的主要成员应是美国人，一小部分是南朝鲜人。这位将军预计在1966年时，他将需要国内再增派至少10万部队，或许更多些。
约翰逊总统对威斯特摩兰将军是有求必应，但是他也决心不让这场战争使美国民众产生不必要的苦恼。当然，如此富足而强大的美国不仅打得起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而且还能同时兼顾他的“伟大社会”改革立法纲领。
约翰逊不听从其军事首脑的建议，他决定以便宜的方式使美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升级：不动员预备役和民兵，不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一宣布，陆军就可以延长那些最训练有素、最有作战经验的士兵的服役期限。恰恰相反，美国军方从欧洲和美国本土的陆军师抽调最优秀的人员和物资来补充越南战场上的需要。与此同时，新兵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越南，大约每个月有两万人被送到越南作战和送死。
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的北部开始作战行动时，刚刚到达的美军第一百七十三空降旅则在南越的中部进行作战。河内的军事策划者不得不重新考虑旨在拿下波来古市的冬春季战役计划。指挥这次战役的周辉敏将军宣称，在1965年6月，北越人民军统帅部决定延迟实施攻占中央高地和攻打通向海边的19号公路的大胆计划。
周辉敏将军说道：“那个计划延迟了整整10年，直到1975年才得以实现。”新的作战计划将遵循原先计划的步骤展开：北越人民军部队先对波来梅的美军特种部队实施包围，南越部队获悉后必然前来救援，一旦南越部队开出波来古市，人民军就在半途中进行伏击，然后再接着伏击前来救援南越部队的美军作战部队。
周辉敏将军说：“我们想诱虎出山。”他补充说道：“我们将打南越军部队，不过，我们也准备跟美国人打仗。”现在担任河内军事历史学院院长的黄凤(Hoang Phuong)少将是一位参加过德浪河战役的老战士，他回忆道：“司令部要求我们准备好跟美国人打仗，问题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跟美国人打过仗，因而没有跟他们打仗的经验。我们知道如何跟法国人打仗，但不知道如何和美国人打仗。我们想跟美国人交战，目的在于学会怎样跟他们打仗。我们想跟任何一支美国作战部队打，不管是哪一支部队。”
在1965年6月时，周辉敏和黄凤两位指挥官在战场上遇到的美国军人还未离开美国本土，但是他们已经在国内有了一些预感。1965年5月初，第十一空中突击师的指挥官们开始收到第一百七十三空降旅在越南作战的总结报告的副本。到5月底，营、旅、师级指挥官和参谋军官们纷纷到佐治亚州本宁堡戒备森严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报到，他们到此是为了进行最高机密的图上演习。他们是在南越中央高地的地图上演练的。
6月中旬，五角大楼命令该师指挥官们着手进行一项为期8个星期的强化战备训练计划，训练的重点是如何在南越部署部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6月16日宣布美国陆军增加了一个空中机动师，其核定实力现为16个师。
7月初，五角大楼宣布第十一空中突击师将被改名为第一(空中机动)骑兵师，并且使用原第一骑兵师的军旗，因为这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师，在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区立下了赫赫战功，早在20世纪20年代，该师马背上的骑兵就在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州美国与墨西哥边界沿线建立剿匪的丰功伟绩了。
1965年7月28日上午，约翰逊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描绘了每况愈下的南越形势，并且正式宣布：“今天我已下令空中机动师开赴越南。”
当天，美国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确信总统使越战升级而不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是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他驱车前往白宫打算向总统辞职，以示抗议。行前他就把夏季军服两个肩章上的四颗银星取下了。当他的车快抵达白宫大门之际，约翰逊将军心里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改变了主意。他觉得继续留任在这个职位上要比辞职抗议管用得多。这位将军下令他的司机掉转车头把他送回五角大楼。一念之差使约翰逊将军抱憾终生了。
在南越，北越人民军的第三百二十团正在对中央高地的德基特种部队营地实施包围，包围共持续了两个月。有一位年轻的陆军少校名叫诺曼·施瓦兹科夫，195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当时他担任南越一个空降营的军事顾问，该营正在德基跟北越部队酣战。25年之后，诺曼·施瓦兹科夫将军把自己著名的火爆脾气追溯至越南战争时期，当时他透过无线电苦苦央求来人把他手下的南越伤兵撤至后方，而美国的直升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却没有一架降落下来。
在同一个星期内，北越人民军的第三十三团离开了北越的广宁省，沿胡志明小道，经老挝和柬埔寨，长途跋涉两个月到达南越。当时，周辉敏准将已经在越南南方指挥越共部队在岘港朱莱地区跟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但是他已受命回到西部高地建立B－3战线司令部，这是一个灵活而又能扩大的司令部，统管在高地地区作战的北越人民军和越共部队的战术和行政。周辉敏的新使命是在波来古市准备“热烈欢迎”美国人。
新组建的高科技空中机动师开赴战区征途的第一步倒是名副其实的低科技行动。从8月份开始，第一骑兵师的官兵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运兵船队驶向战场，而他们的直升机则装在4艘陈旧的航空母舰上驶向南越。
第一骑兵师的官兵们顿时忙碌了起来，整理行李装备、注射防疫针、书写遗嘱、看牙病、检查诊治其他疾病、安顿妻儿老小，只要有可能脱身，就休假几天。8月初，先头部队的1100名官兵乘飞机到达越南，在寂静的山镇安溪着手为全师部队安置新家。19号公路连接海滨城市归仁和山区的波来古市，安溪镇恰好坐落在上述两城的半路上，紧挨19号公路。
我的营是准备乘运输舰到越南的诸营之一。我的名字叫小哈罗德·G．穆尔，但叫我的小名“哈尔”也行。1957年我从莱文沃思堡的指挥和参谋学院毕业时是一个年轻的少校。我被分配到设在五角大楼的“研究和开发处处长办公室”任职，参与了空中机动作战概念的孕育过程。所谓的“空中机动师”的“空降组”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我一待就是两年半。在此期间，我在詹姆斯·加文中将、约翰·诺顿上校、费普·塞内夫上校和鲍勃·威廉斯上校手下工作。
早在1948年我就曾在哈利·W．O．金纳德手下工作过，当时他是中校，在布拉格堡的空降试验处任职。当时我才26岁，军衔是中尉。我自告奋勇为金纳德用试验性降落伞跳伞，以便检验该伞的实用性能。金纳德肯定会永远记得我，因为我第一次用新式的可操纵降落伞试跳，伞就缠到了C－46型飞机的尾翼上，飞机在跳伞场上空450米的高度以180公里的时速把我拖在后面。我使劲挣扎几分钟以后，缠绕在飞机尾翼上的伞终于挣脱，我打开备用伞安全着陆。当我到金纳德办公室报告此事时，他只对我说：“哈罗，幸运老弟。”
60年代初，我在挪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了3年，在此期间我听到传闻说，肯尼迪政府正在重新审视空中机动作战的概念。1963年8月，我完成了在北约的职责，前往罗得岛的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军校学习生涯。我任中校已经4年，当时正在拼命争取下一个职务当营长。
那时，美国陆军已经组建了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师长是哈利·金纳德少将。我给这位老长官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他的这个新师里指挥一个步兵营(在那些年代里，师长在选配其下属的旅长和营长时，可以指名道姓地向有关部门要人。70年代中期以来，旅和营级指挥官的选配由陆军遴选委员会根据候选军官的能力表现及考核鉴定择优任用)。1964年4月，在我即将完成在海军战争学院的学业之际，五角大楼通知我，金纳德已经要求让我担任第二十三步兵旅第二营营长，该营已经从第二步兵师编制序列中调离，划归到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的序列。
我于6月27日(星期六)抵达佐治亚州的本宁堡。根据事先安排，我将参加为期5天的营长复习性集训班，然后才正式走马上任。当我的新上司第三旅旅长托马斯·W．(蒂姆)·布朗上校要我把复习教材交还的时候，参加集训班的任何念头立即从我脑海中化为乌有。布朗上校指示：“你于星期一上午9点开始指挥你的营，紧接着我们就外出举行为期3天的野战演习。”他给了我营里S－3(即负责作战的参谋)格雷戈里·(马特)·狄龙上尉的电话号码。狄龙在电话里告诉我，营司令部和营房在离本宁堡主要驻地8公里外一处叫做凯利山的军用区上。
6月29日是星期一，我按规定上任营长。当时我已经42岁。我是1945年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被委任为军官后已经服役19年，其中包括在朝鲜战争中任职14个月。一上任我就对全营部队讲话，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不错的营，但是它将好上加好。我说：“我将竭尽全力，也希望你们每个人全力以赴。”
甚至在接任营长之前，我就先跟营里的士官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因为在任何一个营里，士官长都是最重要的人物。我营的士官长名叫巴兹尔·普洛姆利，40多岁，身高1.9米，壮得像一头熊，西维吉尼亚人。营里的士兵有时叫他“老虎钳”，不过从来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
普洛姆利经过两次战争，胸前佩带着附有五颗实战跳伞星章的优等伞兵翼章。年轻的伞兵们称他为“四次跳伞的杂种”，因为普洛姆利所在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四次空降作战中都幸免于难——1943年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和萨莱诺两次空降、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以及后来在荷兰的市场花园作战空降。此外，他在第一百八十七空降步兵团服役时，也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参加过一次空降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是一个中士，到了1961年时，他被提升为士官长。
这位士官长是个治军有方毫不含糊的家伙，他跟我一样信奉严格训练，认为纪律必须严明，体能适应训练则要从严从难。直至今日，我营当年的一些士兵仍然深信上帝也许就长得像巴兹尔·普洛姆利士官长，但是上帝在对待人们的大小过失方面肯定没有这位士官长那样严厉。私下里我暗自庆幸自己从前任手中继承了如此宝贵的资源。我对普洛姆利士官长说，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见我，可以跟我谈他想提出的任何事情。
简单的上任仪式结束后，几个连长和营部参谋对新来的上司打量了一番。我向他们宣布了我的标准，这些标准很简单：本营只接受、陈列第一流的奖品或战利品。干我们这一行的屈居第二就等于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对于个别官兵来说，屈居第二意味着在战争中死亡。我不允许任何官兵饱食终日，人人都必须苦干。权力下放，决策分散，各级自负其责。在战时这种做法大有益处。上级对下级也要忠诚尽职，我事必躬亲，检查督促。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坚守岗位，营里任何一个军官都可以随时跟我讨论问题。士官长仅仅对我个人负责，只听从我一个人的吩咐和命令。他是我的左右手。
我营的军官跟美国陆军各部队一样来自西点军校、预备军官训练团、军官预备学校和“城堡”之类的军事学校。大多数少尉军官来自军官预备学校和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营里共有3个步枪连，即一连、二连和三连。每个连的编制满员时应有6名军官、164名士兵。他们是我实施机动的主力。
每个步枪连有3个步枪排和1个实施火力支援的迫击炮排，迫击炮排有3个迫击炮班，每班1门81毫米口径迫击炮。每个步枪排有3个步枪班和1个机枪班，该班配备两挺M－60型机枪用于火力支援。
除了上述3个步枪连之外，我营还有1个战斗支援连，即第四连。该连由1个侦察排、1个迫击炮排和1个反战车排组成。为了适应越南战场的需要，我们把用不着的反战车排改成机枪排。四连的编制名额是5名军官、118名士兵。
营部和营部连的编制名额是14名军官、1名准尉和119名士兵。营部连和营部的人员包括指挥、参谋、通信、医务、运输和维修，以及军需供给人员。营部连医务排的人员包括1个营上尉医官，和1个负责作战医务支援的医务队中尉，他们管理营驻地的救护和野战急救站，并给其他4个连的每个排提供1名医疗救护人员。营部连连长戈登·P．(罗泽)·罗曾斯基上尉，来自明尼苏达州，26岁。他从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被委任为军官。到了越南后，他担任营军需官，即S－4。他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谈吐直率，镇定自若。全营部队在野外时，他负责为营部选址和安顿工作。他还负责营部官兵和支援分队的膳食。此外，他还要确保大量武器、通信和电气设备的储存和保养。
我一接任营长就把目标定在创造世界上最佳空中突击步兵营，而且我决心要把本营建设成世界上最令人自豪的营。营里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而且深信自己是那个最佳步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反复训练，不断试验。美国陆军的高级军官和美国盟国部队的将领及官员接踵来到本宁堡参观，因为消息已经传出——一种全新的、与传统战法不同的、很厉害的战法正在本宁堡产生。已经有数百架直升机移交给我们。当我们在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森林和沼泽地上空进行空中机动作战训练和演习时，直升机机组人员和步兵通力合作，配合行动。
如果这种作战样式行之有效的话，士兵们的时间将花在作战上，而不是耗费在行军或者等待卡车方面，也用不着老在盘算着军需物资会不会到达他们手中。因为有了直升机我们就像国际象棋棋盘上的马一样，在几分钟时间之内就可以攻打敌人的侧翼或后方。直升机可以使传统的地面战增加时速为180公里的进推能力。
在我们乘军舰驶向越南之前的14个月期间，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训练重点是直升机空降突击，和非常复杂的炮兵、战术、空中支援，以及空对地火箭炮火与进出于战区的直升机之间的协同作战。指挥官们必须学会识别各种不同的地形，而且在牢记各种地形特征的同时还要时时刻刻目视搜索选择着陆区和搭载区。我们还练习快速装卸人员和作战物资，以便尽量减少直升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彻底的灵活性是我们拟定计划和思考问题的座右铭。
我还坚持在训练中让阶层实施下列值得牢记的做法：我们会突然宣布某位排长阵亡，而让他手下的士官代理其职务完成任务；或者我们会宣布某个士官已经阵亡，指定某个一等兵代理班长。我们是为实战而训练，而在战争中指挥官阵亡的事经常发生。我要让每个人都接受必要的训练，以便在战场上能够随时接替和代理阵亡者的领导职务。
第十一空中突击师的毕业典礼非比寻常。这就是1964年10月至11月期间在南、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最后一项试验计划，即“空中突击Ⅱ”。大约3.5万名士兵参加了演习，第十一空中突击师跟“假想敌”部队第八十二空降师对峙。数百名军政要员从华盛顿赶来观摩直升机战的实况。我们早已听到一些传言说我们是在为到越南打仗而受训。华盛顿重要人物的到来增加了传闻的可靠性。
无巧不成书。一天深夜，我们在营部打开新式的PRC－25型野战无线电监听在越南的一个美国空军前进空中管制官指挥空袭。远在1.9万公里之外的枪炮轰鸣和炸弹爆炸声听得清清楚楚。这短暂的不稳定的无线电回波把越南战争的实况传到了南卡罗来纳州长有稀疏松树的沙地上，当时我们正在那里举行演习。
在这些日子里的大部分时间，我营保持满员或者接近编制的实力，即有37名服役军官、1名准尉、729名士兵。这种状况到了1965年春发生了变化，我们的15个当排长的少尉走了8个。这8个尉官中多数是预备役军官，他们已经服役期满，并退出现役，其他几个尉官则被调到其他部队，或重新分配了职务。1965年4月至7月期间由于退役或调动，我营又失去了情报官、医官、人事官、空中作战官、军需官、助理医官、随营牧师和两位连长。
6月初上级给我营分来6个初出茅庐的少尉。我们将他们安排到缺排长的6个步枪排，并且让他们参加为期7个星期的在职强化训练，学习空中机动和空中突击战术。然而8月初，在我们部队部署到越南战场之前，6个少尉全部被从营里抽出来留在本宁堡学习6个月步兵军官的基本课程，因为有人心血来潮发现了美国陆军有这样的规定，即新的少尉未学过步兵军官的基本课程不能派往前线参战。外行的指挥更换使我营部队动荡不安。除了一连补充了2名步枪排排长之外，其他2个步枪连各补充了3名排长。每个步枪连有个迫击炮排，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军官带领他们。
要在开往前线之前把我们14个月时间训练的课目像填鸭似地塞进这些新尉官的脑子里确实很难，时间太仓促。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而他们也不遗余力地苦练勤学。他们到营里报到时，我把他们全召到我的办公室，并且把各排的士官也一起召来。我告诉他们，我们即将开赴战场，时间紧迫。我下达了两条命令：第一，各排的副排长要毫无保留地教会排长一切必要的知识，包括空中机动作战、小部队战术、士兵的基本情况、如何实施领导等等；第二，除了发问之外，新排长仍一律免开尊口，必须认真倾听并且熟记士官们告诉他们的一切。
7月初，五角大楼宣布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已经履行了其既定使命，从那时起该师更换番号为第一(空中机动)骑兵师。我的旅长布朗上校很重视部队的军事遗产和历史传统，他立即请求上级把美军第七骑兵团具有历史意义的军旗授予他旅的两个营。因此，我营的番号被更改为第七骑兵团第一营，我们的姐妹营的番号被更改为第七骑兵团第二营。
在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中校当第七骑兵团团长的日子里，该团采用一首叫做“加利·欧文”的热闹爱尔兰饮酒歌作为本团的进行曲，连该团团徽上也都铭刻上“加利·欧文”几个字。该团官兵互相行军礼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相互亲切喊一声“加利·欧文，长官”。我们不但继承了第七骑兵团的军旗，而且也接过了该团的其他传统。部队官兵很高兴接受这一切。
约翰·B．斯托克顿上校指挥的第十七骑兵团的第三骑兵营此时已经把番号改为第九骑兵团第一骑兵营。他手下的军官和飞行员看来生龙活虎，展现出骑兵部队的气质。他们都蓄着骑兵的胡须，头戴高顶宽沿黑毡帽，文件装在鞍囊里。尽管师部里某些比较保守的军官对此看不顺眼，试图干预，但无济于事。斯托克顿和他的部下甚至把该营的吉祥物——名叫玛吉的骡子——偷运到越南。在此之前师部曾严令禁止携带任何宠物上舰，该命令实际上就是为了让骡子留在美国而下的。
由于约翰逊总统拒绝宣布紧急状态，拒绝延长士兵和预备役军官的服现役期限，我营和师里其他各营现在开始吃苦头了。上头传达这样一道命令下来：从该师部署之日8月16日算起，凡服现役期还剩60天或不足60天的任何士兵都必须留在国内。
我们感到寒心。在部队严重缺编的情况下我们被送上了战场，仅我营就减少了约100名士兵，这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而正是这些被留下的士兵接受直升机作战新技术训练的时间最长，他们必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上级一道命令就把这些精锐士兵弄走了。这在当时来说毫无道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荒唐的。
1965年8月10日我们在本宁堡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我早在晚上7点钟就回到家中，以便及早赶上跟妻子朱莉和5个孩子吃一顿团圆饭。最大的孩子已经13岁，最小的才3岁。我告诉他们全体，次日早晨在他们醒来之前我就已经离家了，我将要到越南去打仗。晚饭后我坐在沙发上朗读故事给6岁的女儿塞西尔听。她以不解的神情看着我并问道：“爸爸，什么是打仗啊？”我费了很大的劲向她解释，然而她似乎越听越糊涂。
我把闹钟定在凌晨一点半。凌晨三点半全营官兵和随身物品都上了租来的汽车，车队从本宁堡驶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城市查尔斯顿。美国海军的“莫里斯·罗斯”号运输舰正停泊在港口的码头。8月16日，星期一，我们驶离查尔斯顿。由于运输舰的航速慢，我们戏称它为“慢悠悠的罗斯号”。我们从美国东海岸出发，穿过巴拿马运河，横渡太平洋，最后抵达越南，总共花费大半个月时间。也是在8月16日这一天，北越人民军第六十六团的最后一批部队离开了北越清化的驻地开赴南越。他们沿着胡志明小道步行800公里路程需费时近两个月。美国和北越部队将在德浪河谷地会面交战。
9月中旬，“罗斯”号运输舰在南越中部港口归仁下锚停泊，我们的先头部队到码头欢迎我们抵达。在第一零一空降师帮助下，先头部队在安溪镇北面弄到了一大片灌木林地。安溪距离归仁68公里，靠近19号公路，上级决定，我们一砍掉灌木林并建起营地，安溪就将是第一骑兵师的基地。而哈利·金纳德将军则坚决反对把安溪作为第一骑兵师的基地，其理由是，这就像美国殖民时期白人把城堡建在印第安人的腹地一样，必然四面受敌，自顾不暇。
金纳德使劲在华盛顿、西贡和曼谷游说疏通，希望把他的新师的基地改设在泰国境内。部队可以从泰国发起作战行动，深入南越境内，而且还可以对经过柬埔寨和老挝的北越交通线实施打击。金纳德将军的请求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答复，而且很不客气。他这个师现在必须建立、驻扎和守卫安溪基地，这样一来，势必减少能够参与追击和歼灭敌人的部队。
当我们的契努克运输直升机将我营官兵从归仁运往安溪之际，我们飞过一个小简易机场，在这机场的西北端有一座黄色的三层楼建筑，看上去已经年久失修。在从美国开赴越南的军舰上我重读过伯纳德·福尔的《没有乐趣的街道》，所以我一眼就看出那个机场正是1954年6月24日法国陆军的第一百机动兵团的出发地点。这支法军部队沿着19号公路朝西前进，一头栽进了“越盟”具有历史意义的伏击圈，这次伏击加速了法国在中南半岛殖民统治的崩溃。
我们从直升机上走下来后看到的是茂密的树丛、灌木和杂草，这个着陆点位于我们未来的机场“高尔夫球场”的中央。副师长约翰·M．莱特准将颁布新建机场的要求是“像高尔夫球场一样平坦”。第一骑兵师共有450多架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莱特准将不让我们用推土机平整土地，以防止建好的机场因地表无植物覆盖而在雨季变成烂泥坑，在旱季尘土飞扬。
第一骑兵师的士兵和大约2000名越南民工用大砍刀、斧头或徒手清除灌木和杂草，不久莱特将军所要求的“高尔夫球场”建成了。此外，他们还在基地周围建了一条20公里长、90米宽的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他们称之为“屏障线”。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住的是楔形小帐篷，吃的是C野战口粮，只有在下雨时才能洗澡。屏障线以外还有若干前哨组成的警戒线。各营部队轮流到前哨警戒线执勤，并派出巡逻队以防越共游击队袭扰。到越南的第一个月我营就失去了两名战士，他们是在外出巡逻途中渡过巴江河时淹死的。
起初几天当地的游击队进行过几次试探性袭击，使得我们的士兵有点草木皆兵，对很多绿树乱开枪，因此我们实施了严格的开火纪律，可怜的是斯托克顿上校心爱的骑兵吉祥宠物骡子玛吉惨遭不幸，一天夜里，玛吉在哨位周围溜达，我营三连的一个士兵正在哨位上站岗，紧张之际开枪把玛吉打死了。
士官长普洛姆利把玛吉被打死的情况向我作了报告：“哨兵向它进行了查问，它怎么晓得口令啊。”普洛姆利说他会“恰当”而妥善处理被打死的骡子的。他让人把死骡子用绞盘拉上师里的口粮运输卡车，因为每天上午这辆卡车都要给各营运送口粮。口粮卡车到了下一站时，死骡子玛吉和口粮一起被抬下了车，因为这里是斯托克顿上校的第九骑兵团的第一骑兵营。普洛姆利的处理方式倒也干脆利落，但策略欠妥：玛吉之死以及事后用口粮卡车把死尸送还给其主人曾使诸营之间的关系一度不和。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严密督促之下吞服一颗防疟疾药丸。药丸有10美分硬币那么大，苦得很。不管天气多么热，每个人都必须在蚊帐里睡觉。如果被发现不在蚊帐里睡觉，那就算是犯了军法第十五条所列的过失罪，不需经军事法庭审议，指挥官有权给予行政处罚。尽管有上述措施，我们到了越南两三个星期后，就开始因官兵染上疟疾而减员。不到6个星期，仅我的营就有56人因患重疟疾被送进了医院。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在越南中央高地流行的一种极其厉害的疟原虫引发的疟疾，它对我们当时带去的防疟疾药物有抗药性，有些人天天服药，还是得了疟疾。
不断有老兵服役期届满离队，因而我营的人力持续流失。我营的编制实力应为767人，可是到了9月底我营只有679名官兵，缺编88人。10月份又有4名士官和17名士兵轮换回国。11月份6名士官和132名士兵按期离队回国。
10月份我营透过“注入计划”补充了两名军官和二三名士官。所谓“注入计划”是向我营调进一些已经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的其他部队官兵，因为按理说，这些人对所在国和我们的敌人了解得更多些。
在这段时间里，我营在安溪基地附近地区进行了扫荡。我们的损失是有几个人被敌人放冷枪打伤，但是我们缴获了一面很大的越共旗帜。
10月下旬，第一骑兵师的第一旅从安溪转移到西面波来古的哈洛威营地，开始追击企图攻打波来梅特种部队营地并伏击南越救援部队的敌人。
斯托克顿上校手下的直升机侦察小分队很快就发现正在撤退的北越部队。11月1日，骑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在波来梅以西12公里外发现了十几个敌人，并向他们开火，他们立刻逃跑。几分钟以后发现了更多的敌人。斯托克顿让步兵们从直升机上着陆，一会儿就攻下了北越人民军第三十三团的野战医院。击毙了15名敌人，俘虏了包括伤员和医护人员在内的44人，还有成吨医疗用品、大米、文件和武器。那天下午北越部队发动了反攻，第十二骑兵团的第二营赶到增援斯托克顿时，战争已经激烈进行了好几个钟头。11个美国人被打死，51人负伤，而敌人的伤亡估计为250人。
在同一天，即11月1日，北越人民军第六十六团的先头部队正沿着德浪河从柬埔寨越境进入南越。在野战医院战斗里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有一幅军用地图，这是德浪河谷地区的地图，图上标明了北越人使用的小路。11月3日，迪克·诺尔斯将军指示斯托克顿上校开始对某一小道实施威力搜索，即以相当大的部队实施攻击，以便察明敌人部署的位置和兵力。这条小道在边境以内3公里，顺着德浪河的流向。
斯托克顿将他的作战基地转移到德基特种部队营地。鉴于在野战医院之战期间第一旅向他抱怨派遣增援部队的动作缓慢，斯托克顿说服了诺尔斯将军同意把第八骑兵团的第一营的一连同时也转移到德基，该连的连长是西尔多·S．丹尼尔森上尉。
那天晚上斯托克顿设置了3个排规模的埋伏圈，1个埋伏圈设在德浪河小道沿途，另外两个埋伏圈离这里约1.5公里，方向正北。当北越部队的一个加强连行军接近第一个埋伏圈时，最南面的那个排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在离埋伏圈100多米处，北越部队停止前进作短暂休息。晚上9点钟刚过，他们继续向东行军。
美国人放过了北越部队的先头人员，等到北越的兵器连一进入埋伏圈的杀伤地带，美国人就引爆了他们预埋的8枚克莱莫尔杀伤地雷，每枚地雷喷射出数百个定向的轴承钢珠，形成扇形杀伤面。与此同时，美国人的步枪和机枪一起开火，扫射那些未被地雷炸死的北越士兵。然后查尔斯·S．诺尔伦上尉命令他手下的几支伏击部队迅速离开现场，撤回到被当作巡逻基地的一个林间空地。不到半个钟头，一支非常愤怒的北越大部队向他们发动了猛烈攻击。诺尔伦手下的士兵透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他们寡不敌众，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斯托克顿上校命令丹尼尔森上尉的那个连乘直升机前去增援。
这一着挽救了诺尔伦的连，美国人免遭失败，但是斯托克顿却倒了大霉：诺尔斯将军声称他曾命令斯托克顿在调动丹尼尔森的一连上阵作战之前，必须得到他这位将军的明令批准。这个事件以斯托克顿调到西贡当参谋而告终，第一骑兵师失去了最具争议性而又最有指挥才能的营长。
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师部在当时并没有部署作战行动，以便扩大斯托克顿指挥的伏击战的战果，乘胜追击那些刚从胡志明小道开赴过来的敌人的大量增援部队。恰恰相反，11月6日师部下令第一旅返回安溪基地，而第三旅接替履行波来古的作战位置，从11月10日起命令生效。
蒂姆·布朗上校指挥的第三旅有3个营，其中第七骑兵团第一营由我指挥；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营长是罗伯特·麦克代德中校；罗伯特·塔利中校指挥第五骑兵团第二营。麦克代德中校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曾担任师人事官近两年，10月下旬接任我们姐妹营的营长。
11月9日，我随布朗上校来到波来古的师前线指挥所听取关于战场形势的介绍。指挥所的墙上挂着一幅情报地图，图上所示的德浪河上方、波来梅以西的朱邦山脉上有一颗大红星。我问介绍战场形势的一位参谋，那颗红星是什么意思。他回答道：“那是敌人的大本营。”第二天，我营的部队被直升机从安溪运送到设在卡蒂卡茶园的旅野战指挥所。在那里，布朗上校的参谋们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战场态势，下达了我的使命：在波来梅以东8公里外实施空降攻击，要找到并歼灭敌人。我感到惊讶和大惑不解。第一旅跟敌人的所有遭遇都在波来梅以西，而他们却命令我们到不同的方向去寻找战机，岂非南辕北辙。再说，旅部情报地图上标着的那颗大红星一清二楚地显示最大的打击目标远在西边
第三章 准备战争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战士们，鼓足勇气，紧握军刀！
战士们，鼓足勇气，跟我前进！
高呼“加利·欧文”，
让你们青史留名。
——无名氏1965年于越南
对目标地区实施攻击之前，我和马特·狄龙上尉乘直升机在高空进行了短暂的侦察飞行，选择合适的着陆区，酝酿作战计划。
马特·狄龙上尉是我的作战参谋，毕业于阿拉巴马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他曾两度任连长，指挥过本营的二连，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思维敏捷，人缘极好。身为营的作战参谋，是营里第三号人物，是营长的化身，他把粗略的想法变为具体计划，把复杂的军事行动的千头万绪综合成有条不紊的总方案。他简直能干极了。
飞行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嘉莱蒙塔格纳德人的村庄。我心里记住了这个情况，并提醒部队在这个地区有老百姓，这些平民可能对我们友好，或者至少中立。所以我决定以后我们乘直升机着陆之前，不使用炮火或战术性空中准备火力。该地区丛林中的大多数空旷地是蒙塔格纳德人刀耕火种的庄稼地。讨厌的是我们不得不把直升机降落在这些庄稼地里，践踏蒙塔格纳德人可怜的木薯和甘薯。不过我们可以避免用重武器把这些庄稼地翻个遍，也可避免造成平民伤亡。而在其他地方着陆前我们还得清除隐藏的地雷。
我营部队分乘16架休伊兵员运输直升机到达。我们把兵员运输直升机叫做“苗条个子”，以便把它们跟携带火箭和机枪的休伊武装直升机区别开来。我和普洛姆利及托尼·纳德尔上尉指挥的一连的先头部队一起着陆。
罗门·A．(托尼)·纳德尔上尉，起初到我营担任S－2，即情报官，当年29岁，在西点军校毕业。其父是一位陆军上校。托尼的父亲是一个波多黎各人，曾经是美国陆军的中南美洲事务专家，所以托尼是在中南美洲地区长大的。他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在我营部队即将乘军舰开赴越南的前几天，托尼·纳德尔来到我的营部，请求当连长。他在越南参战过一年，指挥过美军特种部队的A队 [ 编者注：A Team，美军特种部队的基础编制单位，为一支12人组成的小队。 ] ，他想重返越南战场。其实当时他已经被委派到美军驻朝鲜部队任职，并且在俄克拉何马州休假。当他从一个任职于美国陆军人事局的朋友那里获悉第一骑兵师即将乘运输舰开赴越南的时候，纳德尔迫不及待地开着家里的小车，贯穿了半个美国来到乔治亚州的第一骑兵师驻地请缨。在本宁堡，该师人事部门告诉托尼他可以担任旅通信军官。他对此不感兴趣，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在该师到处找门路想弄个指挥部队的职务。我听过关于他的传闻，因此我告诉他，我不能立即让他当连长，但是我可以先让他担任营情报官。他欣然答应。在开赴越南的运辖舰上，托尼带的那一大箱有关越南的书籍成了全营官兵的必读书籍。他还给官兵们上课，讲述越南的地形和我们将面临的敌人的概况。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空旷地却被蒙塔格纳德人占着。6个蒙塔格纳德男人和女人，赤裸着上身，正在忙着砍灌木丛。见到我们的直升机着陆，他们飞快地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之中。幸亏着陆之前我们没有对地面使用空中准备火力，否则这些无辜平民就会伤亡。
驻扎下来后，我们派出巡逻小分队对整个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天半时间的巡逻。合众国际社记者乔·盖洛威一直紧随着我们。乔是得克萨斯州雷夫吉奥人，早些时候波来梅的特种部队营地受到围困时，他花言巧语疏通了关系，搭上了一架飞往营地的直升机进行追踪采访。由于营地士兵人数不足，他被分配操纵一挺点三○口径的轻机枪。波来梅的战斗结束后，特种部队指挥官查尔斯·贝克威兹少校给他一枝M－16步枪。盖洛威对贝克威兹说，严格地讲，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定义他是“一名平民非战斗人员”。贝克威兹回答道：“在这些山区别管那一套，孩子，把枪拿着吧。”乔跟随我营采访后，他的肩上一直背着那枝M－16步枪。
盖洛威回忆道：“我第一次随哈尔·穆尔的第七骑兵团第一营外出是在烈日下步行到一个偏僻的蒙塔格纳德人村庄，这里行路难如地狱。我们走进了一片灌木丛，这里藤蔓交错，荆棘横生，使人举步艰难，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用大砍刀披荆斩棘，4个钟头才前进大约250米。夜幕降临之际，我们涉过了一条水流齐胸、深而湍急的山溪，然后一整夜我们都蜷缩在无袖雨衣里，浑身湿透冰凉。
“天刚破晓，我就从背包中取出应急用品中的C－4可塑性炸药，并用手指掐了一小块这种炸药，准备用它来烧一大杯开水泡咖啡。如果你小心点燃C－4炸药，大约30秒钟你就可以喝到热咖啡了。但是，如果你粗心大意，它会炸断你的胳膊。然后我点燃了早晨的第一根香烟，一边抽烟，一边观察穆尔手下的士兵。首先，我看到他们刮胡子。刮胡子？在这里还刮胡子？我感到惊讶。这时穆尔中校本人和士官长普洛姆利走过来对部队进行早晨巡视了。穆尔满头金发，下颌突出，神态非常认真。他出生于肯塔基州的巴兹顿，毕业于西点军校。穆尔打量了我一眼说道：‘在我的部队里大家都得刮胡子，新闻记者也包括在内。’听了这话，我就用本来要泡咖啡的热水洗脸，刮了胡子，正因为此事，我心中油然产生对这位中校的敬意。”
那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坐落在大山深处的蒙塔格纳德人村庄。一个满口牙齿全部掉光了的老人从村子的长形房屋里走了出来，他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旧法国陆军军服上衣，两只手抚摸着纽扣，得意地挥舞着一面法国的小三色旗，满以为他年轻时代的同志们回来了。我不清楚我们是否把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国籍解释得使他满意。
我们的军医对生病和受伤的蒙塔格纳德人进行了治疗，与此同时，汤姆·梅特斯克尔和一名翻译向蒙塔格纳德人打听当地敌人的动向。汤姆·梅特斯克尔是“注入计划”中补充给我营的上尉军官，他身高1.8米，非常强壮，很有朝气，来我营时托尼·纳德尔已担任一连连长，我就让他成为我的情报官，并作为连长的优先候选人。受伤的蒙塔格纳德人一问三不知，可是我们的军医发现了一个胳膊严重烧伤的男孩，他急需送医院治疗。经过说服，村庄的长者和男孩的父亲终于同意把孩子送走。军医们叫来了一架美国直升机把孩子送出村庄。其实那孩子的胳膊是被另一架美国直升机上放射的火力烧伤的。
那个男孩和他的父亲带着一罐水、一大块用绿叶包裹着的肉以及一把弩弓。他们爬上直升机时心里害怕，手脚颤抖。几分钟工夫他们就从落后的15世纪跨进了20世纪。盖洛威一边观察，一边用照相机拍下这个场景。他暗自思忖道：“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简单的；也许在任何战争中都没有简单的事情。”
我们继续向南、向东巡逻搜索，但是连敌人的影子都未见到，我们愈来愈感到气馁。
事实上，感到沮丧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副师长迪克·诺尔斯准将对部队的行动没有成果感到极为不快。诺尔斯说道：“常识告诉我们，敌人已流窜到波来古东南方某个地区，因此，我们奉命到那里进行作战。我们开始作战行动后不久，军长斯坦利·斯威德·拉尔森少将前来视察，并且询问战况进展如何。我告诉他，我们还没有跟敌人交过火，而且眼下没有找到敌人的任何指望。拉尔森追问道：‘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待在那里呢？’我回答道：‘是您命令我们如此做的。’将军回答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敌人，并且紧追不舍。’”
诺尔斯对军长的指点心领神会。11月12日傍晚，他从波来古登上指挥直升机向南飞去，寻找第三旅旅长蒂姆·布朗上校。当时旅长布朗正和我随部队行动。诺尔斯手里拿着雪茄烟从直升机里爬了出来，他问战况如何。很少讲废话的布朗回答道：“长官，这是一个枯洞。”诺尔斯转身问我：“你以为如何？”我回答说：“将军，这里没有任何敌人，我们把部队拖累了。”他又转身问布朗：“蒂姆，如果我们把部队掉头向西前进，你以为如何？我是说一下子长驱直入转移到德浪河谷地。”布朗说向西要比待在这里强多了。“我记得你的情报参谋曾经说过西部有敌人的大本营。”
诺尔斯给我们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后来他透露他当时下达向西转移的命令时，“只是基于强烈的直觉和本能，并没有确切和可靠的情报”。几分钟以后，诺尔斯和布朗登上各自的直升机飞走了。我指示我手下的参谋们打开地图对德浪河谷地研究一番，并着手制订一个作战计划。我确信我营会被上级选定攻打德浪河谷地。到目前为止，布朗上校把有可能与敌人遭遇的每一项任务都交给第七骑兵团第一营去完成。他手下的另一个营，即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营长和参谋班子刚上任，因而布朗尽量让他们逐步适应和熟悉情况，而不操之过急。
诺尔斯准将、布朗上校和我三人相处和谐并有默契。我们已经密切合作了18个月。对空中机动和直升机作战他们俩都是行家里手，而这两种领域我学习过。他俩心中有数，我是可以信赖的。我心中也清楚他们会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支持，有时甚至我还没有想到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他们就替我考虑到了。哈利·金纳德将军在第一骑兵师着重培养的就是那种领导作风。金纳德治理空降部队的主张是把权力下放到基层的第一线指挥官，因为当部队从飞机上跳伞时，你永远无法确知最高指挥官们会在哪里着陆。空降实施跳伞着陆作战是这样，乘直升机进行空中机动作战行动的部队也是如此，因为空中机动部队要快速行动，交互越过险恶困难的地形。
星期六一大早(11月13日)，布朗上校命令我营转移到波来梅以南和西南的新地区。我营的几个连分散驻扎，相距很远，每个连从各自的驻地外出巡逻寻敌作战。我们则把营指挥所设置在波来梅特种部队营地外围法国人先前构筑的旧堡垒里。美军特种部队经常把自己的营地设在原先法国陆军营地的旧址上，因为这些地方处于共产党军队渗透路线的要冲，战略上至关重要。
我们的敌人并没有改变，跟踪追击这些敌人的需要也没有改变。几乎每个法军营地都经过精心选择，恰到好处地设置在大多数敌人活动的必经之路上，所以这些营地具有监视这些崎岖山区里敌人的作用。但是对于法国军队和后来的美国军队来说，这些巡逻基地遥远偏僻，孤立无援，道路状况极差。它们是容易引诱敌人袭击的目标，且经常被攻打，有时因寡不敌众，个别地被敌人攻占了。
我们设置营指挥所的那个旧堡垒呈三角形，每一边都是一堵高约2～2.5米、长约80米的土墙，墙上藤蔓荆棘丛生。由于多年不用，加上每年雨季雨水的冲刷，先前的射击位置、垛口、土台阶和部分墙体已坍塌。附近的美军特种部队营地所在的堡垒也呈三角形，看上去丝毫不比我们这个堡垒好多少。10月下旬波来梅营地被围困期间，该堡垒被敌人迫击炮轰击，工兵的炸药，以及敌人机枪和轻武器的火力也使墙体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少数几个脆弱的铁皮顶建筑虽然没有被敌人的炮火炸掉，但是却被美国空军运输机用降落伞空投下来的军需物资砸坏了。
那天下午布朗上校命令我派一个步枪连赶回卡蒂卡茶园，旨在加强那天夜里他的第三旅指挥部周围的防卫。约翰·赫伦上尉率领的二连奉命前往。
赫伦上尉，29岁，爱抽大烟斗，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其父是一名陆军中将。赫伦从小在军人堆里长大，他冷静多思，热情而从容，据说从没人见过赫伦慌张过。
前一天夜里11点23分，大约两个连的越共游击队对旅部和附近的航空燃料库以及工程维修设施进行了袭击。我方激烈还击，一个钟头后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7个美国人被打死，23人负伤。我们发现了6具敌人的尸体，全部穿着黑色宽松衣裤。
离布朗旅长的帐篷不到0.5公里处，穿过茶叶树丛可见一座漂亮的殖民时期建造的白色楼房。茶园的法国经理就居住在那里。如果你沿着那条路散步，你就可以看到在游泳池边身着比基尼泳装晒太阳的妇女。前一天夜里那座楼房既没有挨迫击炮弹，也没有遭游击队袭击。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称法国茶园园主每年向越共缴纳100万越币保护费，每年向西贡政府纳税300万越币。但是美军在作战行动中每损坏一株茶树，茶园园主就向美国政府索取50美元赔偿费；每损坏一棵橡胶树，茶园就向美方索取250美元赔偿费。这不过是我们在越南经历的矛盾和不协调的事件之一。
同一天下午(11月13日，星期六)，乔·盖洛威从波来古搭乘一架直升机飞到设在卡蒂卡茶园附近的布朗旅长的指挥部。他说：“跟我一道从波来古出来的两个法国记者一番花言巧语博得了法国茶园园主的欢心，他们的同乡就留他们在茶园楼房里过夜了。我和二连的官兵一样在旅司令部外面那些价值50美元一株的茶树丛下挖了一个散兵坑。散兵坑挖得很深，我还可以安放好步枪的几个备用弹夹。我蹲在坑里打开两个战斗口粮罐头来过我的第24个生日，一罐桃子罐头和一罐糕饼罐头。有消息说，哈尔·穆尔的营次日上午将向山区深处开进。”
盖洛威得到了消息，而且消息是准确的。看样子他得到这个消息比我早一些。下午4点钟左右，托尼·纳德尔上尉和他的一连士兵外出巡逻途中看见格勒河的水清澈透明。大家请求在有警卫的前提下分几小批到河里洗澡，并且清洗一下随身衣物。纳德尔批准了这一请求。纳德尔回忆道：“我正和亚瑟·牛顿上士以及其他几个士兵一道回驻地，突然听到发射火箭的声音。我们赶忙往回跑，却发现我们自己的直升机连续两次向我们低空扫射，发射了一连串的火箭。我透过无线电吼叫道：‘你这该死的东西给我滚开！’”
我带着普洛姆利士官长乘直升机赶到出事现场，见到了纳德尔上尉和刚飞到那里进行事故调查的空中火箭炮直升机连的连长罗杰·巴塞洛缪少校。经调查我们发现，事故原因似乎出在我们姊妹营——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一个单位上，他们在通过无线电请求炮火支援时，把地图上的坐标弄错了。结果纳德尔的手下有四个人受伤，被医疗后由直升机送走。
没过多久，布朗上校也乘直升机到现场跟一连调查核实情况。然后他把我叫到了旁边对我说：“哈尔，明天上午我就把你的营派往西部。”说着他展开了地图：“这就是你们的作战区域：在朱邦山脉以北的德浪河谷地。你们到那里的任务和现在在这里的任务一样：找到并歼灭敌人。”他很快地简述了作战的范围和他可以向我们提供的人员和装备：“16架UH－Ⅰ型休伊直升机运送我手下的部队，两个105毫米榴弹炮连在其射程以内给我们火力支援，我营必须至少在地面巡逻两天时间。
他补充说，第二百二十九突击直升机营的一连将向我营提供所需的16架直升机，该连的连长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正在前来我营驻地的途中。布朗上校提醒说：“哈尔，还有一件事。在那个地区，你营各连之间的距离要适当，以便相互支援。”布朗离开后，我立即通知纳德尔上尉我们即将开展的下一步行动，然后我飞回位于法军堡垒的我营指挥部。在飞行途中，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们必须做的事情的要点，并且透过无线电指示我的作战参谋马特·狄龙上尉向其他连长和支援单位发出预先命令，同时把参谋人员召集起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时间很紧迫。
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34岁，来自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曾经是全美最优秀的大学棒球明星之一。他在无线电中呼号时，使用独特的呼号“六号老蛇”。克兰德尔和米基·帕里什上尉已经到达我们那里。帕里什是直升机联络官，他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待在我营，负责协调直升机运送的调度和飞行。周密的计划，以及直升机运送连和步兵之间的密切协调是第一骑兵师的标准作战程序。
到越南以来我们还没有参加过营级规模的战斗，布鲁斯·克兰德尔手下的飞行员也还没有流过血。我们所有的人很快就将受到实战的考验。克兰德尔跟我一样，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非常内行，谈吐直率，诚实至极。他深知手下的官兵个个都是最优秀的，不中用的人他是不接受的。他自己是强手，他也期待与他共事的每个人都出类拔萃，技能过人。人人都叫他“六号老蛇”或者“老蛇”，甚至“六号蛇粪”，他从来不生气。他是一个生性幽默的家伙。他手下的飞行员和空勤地勤人员都自豪地称道“老蛇”的乐天性格和娴熟的专业技能，克兰德尔很喜爱他们。
克兰德尔说道：“分配给我的有20架直升机，但是我们只使用了16架。我们缺乏实战经验，但是我们的飞行训练时间长可以弥补这一缺点。我们的初级飞行员在直升机上飞行训练了约700小时，而且都有仪表飞行等级。大多数飞行员既能飞固定翼飞机，又能飞直升飞机。每一个指挥官既有固定翼飞机仪表飞行等级，又有直升机仪表飞行等级。所有人在营里须受过空中突击训练。1965年年中美国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远征军期间，我连参加执行了远征部队的飞行运送任务。”
克兰德尔继续说道：“11月13日我跟其他军官一起坐下来听穆尔中校讲述新任务。对如何实施攻击、选择炮兵的位置，以及空中战术支持等细节进行了初步讨论，并且决定次日清晨实施飞行侦察。穆尔希望我们飞行部门出席每次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战况介绍，而且要成为他手下参谋班子的一部分。他手下的参谋和指挥官们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作为一个队伍，我们的成绩证明了整体超过各个部分相加之和。”
保罗·巴顿·温克尔上尉是第二百二十九突击直升机营二连的一个排长，他被分配在布鲁斯·克兰德尔的特遣分队里参加德浪河地区的战斗。其曾祖父在美国内战期间跟随威廉蒂卡姆瑟·谢尔曼将军征战。他曾谈到过美国第一代空中机动作战飞行员是如何训练的：“我们从1964年7月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我们跟随第一骑兵师来到越南。我们的主要训练课目是精确飞行，即4架直升机成V字型编队，以80至120节的时速，贴近树顶低空飞行，并且随着地面的高低起伏不断调整飞行高度。同时要练习空中无线电联络、导航、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飞行，时刻不忘准确把握时间！要一秒不差地飞过空投点。还要练习跟武装直升机、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练习、练习、再练习。在地面练习陆战，在空中练习侦察，练习报告。这些训练是值得的，工夫没有白费。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今天之所以能活着，就是因为上战场之前我们苦练出过人的本领。”
到这时，托尼·纳德尔和三连连长鲍勃·爱德华已经接到命令，于是把他们的部队从灌木丛中收拢起来，集中在该地区最大的几片空地上。次日拂晓，直升机前来把他们送往预定地区。这两个连都在波来梅以南的10公里外执行巡逻任务。约翰·赫伦的二连已经在旅部集中，将从那里被直升机送走。
爱德华的三连官兵是我们营最棒的，他们的连长毕业于拉斐特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并获得优秀毕业生奖。他身材消瘦，沉默寡言，但每次的意见都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一个作战方案中有许许多多细节需要分析，诸如地形、在那灌木荆棘丛生的崎岖山区可能找到的着陆区域、天气预报、敌人的动向和实力、我们自己连队的兵员状况、后勤支援、支援火力，以及直升飞机的运载能力等等。我和参谋人员及直升机联络官们对上述细节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和研究。
布鲁斯·克兰德尔的16架休伊直升机将于上午9点30分抵达波来梅堡垒。5架大型契努克运输直升机将来得更早些，它们将把一个连的6门105毫米榴弹炮悬挂在机身下运送到法尔肯。另一个连的6门炮已经在法尔肯就位。我命令两架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和两架武装直升机对德浪河谷地进行清晨飞行侦察。我将亲率下列人员实施飞行侦察：马特·狄龙、布鲁斯·克兰德尔、约翰·赫伦、炮连连长多恩·戴维斯上尉、骑兵侦察小队长理查德上尉、第一支援协调员杰里·怀特赛德上尉、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中尉。
我对大伙说：“既然二连已经集中在一个地方，而且先被接了回来，就让二连担任主攻连。先做20分钟的炮火准备，紧接着是30秒钟的空对地火箭轰击，然后是武装直升机对地面扫射。武装直升机一飞走，二连就随即着陆。我随二连的突击长机着陆。告诉各连连长让士兵们尽可能带足弹药，每人一份C野战口粮，两壶水。我要说的就这些。有问题吗？”谁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傍晚8点钟，营指挥所里每个人都在紧张忙碌着。指挥所由四个小帐篷组成，每一帐篷的直径约3米。一个帐篷里安置营军医和急救站，情报和作战参谋合用一个帐篷，人事和后勤参谋合用一个帐篷，营部连的连长用一个帐篷。其余人员一律用雨衣裹着身子睡在地上。在野外执行任务时，吃的总是C野战口粮：火腿和青豆罐头，也可能是通心粉和肉丸罐头，或者是豆子和熏香肠罐头。我们每个人颈上都挂一个身份识别牌，牌子的金属链上还挂一把P－38型罐头刀。
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吃过晚餐之后沿着这座旧法军堡垒内圈散步，偶尔爬上泥脚墩朝堡垒外面的黑夜凝视。营部由四连的侦察排和机枪排警卫着。
四连连长是路易斯·R(雷)·莱费布上尉。雷·莱费布跟托尼·纳德尔一样要求我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指挥官职务。让他当连长之前，我先分配他当营作战参谋的副手。莱费布出生于爱达荷州的博纳兹渡口，32岁。他在贡萨加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受训后被委任为军官，雷于1963至1964年期间也曾到越南战场服役过一阵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越南语。由于他的外语能力，雷起初被安排在师指挥部当一名处理与地方老百姓有关问题的民间事务参谋。雷来找我，请我给他一个指挥部队的职务，以便使他脱离指挥部机关。他说：“很快就有仗可打了，我想亲身经历一下。”我对他说，如果他先做马特·狄龙的副手，负责营的空中作战，那他迟早会当连长的。他按我的意思去做了。
我们不时停下来跟士兵交谈。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鸟鸣、壁虎的叫声和营地煤油灯的吱吱声汇成一片。营地帐篷晚上实施灯火管制，煤油灯只能照亮帐篷内部。
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建筑和守卫这座逐渐坍塌的堡垒的法国官兵，这些堡垒捍卫着昔日殖民帝国。有些事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是军旅生涯的节奏是不会改变的。15年前的法军指挥官在准备发起攻击之前，其所面对的黑夜不就和我现在看到的情景一样吗？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明天的行动。我强烈地感觉到敌人一直把德浪河谷地当作进攻波来梅的出击点，而且很可能又回到该地区进行休整和医治伤员。德浪河有足够的饮水和煮饭用的水。对于北越人民军来说，该地区最大的好处是，它正好位于越南和柬埔寨的边境上。越南共产党可以随意进出柬越边境，而我们则不能越过边境。
我知道第一骑兵师的第一旅、波来梅驻军、我师的直升机骑兵营，以及我们的空中火力支援和重炮火力支援在过去的3个星期里，肯定已使敌人遭到惨重伤亡。情报人员对我讲述了他们的最佳猜测：在我们准备去的地区西北3公里处有一个敌人的基地，在朱邦山脉里，可能是一个营的兵力；敌人也可能离我们考虑的着陆区不远，也许在附近某个林间空地上；也可能在我们的目标地区以东1公里处有一个敌人的秘密基地。即使这3个可能中只有一个是真的，我们也将会面临一次猛烈的反击。我营的战斗准备状况如何？尽管3个步枪连都跟敌人有过小规模的遭遇战，但是整个营从来没有在战斗中一起行动过。大多数士兵甚至从未亲眼见过敌军的士官兵，不管死的还是活的。自从我们到达安溪以来，我们在熟悉环境的巡逻中和小规模的战斗中消灭的敌人还不到10名——都是穿着黑色衣裤的北越游击队员。
4个战斗连应有编制军官23名，可是实有军官只有20名。由于老兵服役期满、不少人得了疟疾、安溪基地营地需要警卫和施工人员，因此士兵人数锐减，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一连只有115名士兵，比编制额少49名。二连只有114名士兵，比编制额少50名。三连只有106名士兵，比编制额少58名。四连是重武器连，只剩76名士兵，比编制额少42名。营部连也是兵员不满编制，而且我还不得不进一步从该连抽调兵员去补充战斗连队那些具关键性的空缺，诸如医务和通讯联络的空缺。
我很担心自己的部队缺少人手，然而，在朝鲜战争期间照样存在部队兵员不足的情况，而我们顶过来了。只要忍耐，你就能挺过来，我们在德浪河谷也得挺一挺了。军官和士官们得像我们在朝鲜战争中一样竭尽全力，以便在兵员缺额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任务。
我只能希望在先前的战斗中已使敌人受了重创，因而也和我们一样兵员不足。如果真是如此，我至少可以依靠强大的支援火力帮助我们把敌人打败。据天气预报，今后几天天气晴朗，夜晚明月高照，因此空中支援差不多可以确保无虞，两个炮连的12门105毫米榴弹炮向我们提供火力支援。
我现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将只有16架休伊人员运送直升机把全营部队送到预定攻击地区，而从各个搭载点到攻击地区的平均单程距离是24公里。这就意味着第一批着陆的官兵不足80人，即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在直升机飞回波来梅，再搭载另外80人飞回攻击地区之前，第一批着陆的部队将是孤立无援之军。从第三批开始，直升机可以多搭载一些人，大约90～100人，这是因为油料已经燃烧掉很多，直升机的自身重量减轻了。
直升机来回一趟需要30分钟，按这样的速度计算，把我营全部官兵运送到预定攻击地点要花4个多钟头。在此期间，休伊直升机将不得不飞到别处加油，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如果着陆区发生激战，16架直升机中有任何一架被敌人火力击中，不得不中止执行任务，那就会对时间表立即产生不利影响。
那天晚上当我倚在旧法军堡垒的土墙上时，脑海里想到了一连串“如果……怎么办”。花费时间考虑一些以后可能碰到的问题是值得的。如果你所预想到的所有问题中有一个真的发生了，那么你事前的考虑就能帮你赢得宝贵时间，以应付问题。最糟糕的情形是我方部队正在着陆或刚刚着陆，就马上在着陆区发生了激烈战斗。我不能轻敌，必须认为敌人可能做到这一点。对敌人占领地区的任何军事行动，不管是滩头阵地还是伞兵空降区，不管是必须强渡一条大河，或像我们那样在敌人基地地区着陆，最令人头痛的是部队立足未稳，尚未组织部署之前这段脆弱的时间。这个时刻最易受敌打击。
我反复思考一旦最坏的情形发生，我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首先，我将亲自乘第一架由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驾驶的直升机着陆。这样我就可能从低空对着陆区及其周围地形仔细看一遍。克兰德尔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我坐在后座上，我们可以当场做出决定，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改到另一个着陆区着陆。
在美国内战期间有条原则，即一个优秀军官尽可能不骑马。这样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如果你骑着马，而你手下的士兵却步行，你怎能晓得他们有多累、有多渴、他们肩上的背包有多重？
在越南战场上我奉行同样的原则，尽管在那里每个营长有一架自己专用的指挥和管制直升机。有些指挥官把他们的直升机当作个人的坐骑，我可从来不搞那一套。你要耳闻目睹战场上的情形，你就得跟部队一起待在地上。你必须获取第一手资料，你的直觉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况且，在450米的空中要做到干净利落、冷静客观太容易了，当然也很容易强部队所难，很容易犯使部队致命的错误。因为在高空很难体会地面上的部队往往陷于泥泞、鲜血和混乱之中的苦处。
跟我乘坐第一架直升机的将是普洛姆利士官长、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我的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专业士官和我们的翻译——蒙塔格纳德人尼克先生。
我针对着陆区可能出现的问题所计划的第二个步骤如下：我将把火力支援小组放在不停在空中盘旋的营指挥直升机上，由马特·狄龙负责协调。在750米空中的狄龙将跟第三旅司令部、我营在波来梅的后方指挥所，以及各连的搭载区保持无线电联络，他可以监听营指挥联络网内的所有通话。杰里·怀特赛德将在这架直升机上指挥地面炮兵和火箭武装直升机。查理·黑斯廷斯负责空军的火力支援。米基·帕里什负责跟布鲁斯·克兰德尔和直升机飞行空勤人员联络。
第三步骤是在第一批80人着陆后的那关键性半个钟头里，我必须尽可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新的空中机动作战的标准作战程序规定，第一批着陆人员必须向着陆区四周呈360°疏散开来，以便确保控制整个着陆区。这一次我们将不按这个规定行事。我想到了很适合这次情况的新战术。二连将在着陆区的中央集结，作为营的预备和主攻力量。同时向不同方向派出4个班，每班7人，其任务是检查着陆区及其周围地方。如果某个派出的班跟敌人遭遇，我就可以把连里其余的部队统统调到那个方向增援，拒敌于着陆区之外。
晚上10点30分左右，我和普洛姆利走回作战指挥帐篷检查准备工作。一切进展顺利。普洛姆利建议我们抓紧时间睡点觉，他说恐怕要过好长时间才会再有睡觉的机会。我俩走回到我们放背包的地方，取出雨衣裹在身上，把武器放在手边，然后我们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
第四章 可怕的敌人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控制中央高地者得南越。
——越南军事格言
中央高地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区，其沿海地区人口稠密，有白色沙滩、平坦的稻田和纵横的沟渠。高地的中部是丘陵地带，地形高低起伏，山脚下总有溪流经过。再向西去就进入600～900米高的内陆山区，法国人在这些山区建起了他们的咖啡种植园和茶园。在1965年时，南越的中央高地是美国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部队所控制的地区。然而，早在军队和法国人到这里之前，这里是许多不同部落的蒙塔格纳德人的家乡。每个蒙塔格纳德人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和领土。他们的祖先原来生活在中国南部，约2000年前被驱赶到中南半岛的山区和马来群岛等地，有些甚至被逐至印尼的某些岛屿。从青铜器时代到20世纪，这些蒙塔格纳德人部落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蒙塔格纳德人仍然以刀耕火种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先在浓密的莽林中砍伐掉灌木荆棘，然后把土翻一下就种上玉米、木薯和甘薯等农作物。山坡的表土很薄，长了三四年农作物，土质就贫瘠了，这时，蒙塔格纳德人就会放弃原来的庄稼地，到别处开荒辟地。蒙塔格纳德人群居在以茅草覆盖的高脚长形房屋里。他们一直躲避居住在低地的越南人。越南人鄙视并粗暴地对待蒙塔格纳德人，叫他们野蛮人。蒙塔格纳德人对越南人满怀仇恨，为了以牙还牙，他们心甘情愿地跟外国人一道打越南人，先是为法国人打仗，后来为美国人打仗。这些蒙塔格纳德人都是一些勇敢、忠实而厉害的佣兵，在他们的家乡地盘打仗非常得心应手。
具有传奇色彩的第19号公路是穿越中央高地的主要交通和补给线。该公路东起港口城市归仁，向西连接高地的首府波来古，再向西就一直延伸至柬埔寨境内。第一骑兵师的基地安溪恰好在归仁和波来古的中间，到这两个关键城市的距离各约60公里。
我们到达越南后不久，我带着普洛姆利士官长和一个持霰弹枪的卫兵驾驶着吉普车从安溪沿19号公路向西开了16公里，进入一个无人地带，在PK15号标志杆前停了下来。11年前“越盟”在那里打了一场极其猛烈的伏击战，歼灭了法国陆军第一百机动兵团的大部分人员。我们漫步在这个战场，看到一块弹痕累累、高约2米的方尖石碑，碑上用法文和越南文刻着两行字：“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国和越南的士兵为了各自的国家在此阵亡。”我手里拿着伯纳德·福尔描写这个战役的《没有乐趣的街道》这本书。我和普洛姆利在该战场观看了两个钟头。阵亡士兵的残骸、武器和车辆的残余零件、炮弹的碎片以及弹药箱在战场上随处可见。一派凄惨景象告诉我：谁低估这个顽强的敌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
第19号公路以北、壮观的芒阳山口以西的地区是丘陵和山区，有一些原生丛林，偶尔有宽阔高原。仅有的几条次要公路的路面都没有铺沥青，在雨季无法通行。在老挝－柬埔寨－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生长着茂密的热带雨林，阳光终年照射不到地面，土壤永远是潮湿的，横生的藤蔓使行人举步艰难。波来古及19号公路以南、邦美蜀以北和波来梅特种部队营地以西则是灌木林地区，生长着矮小的坚硬木材。这些丛林中纵横交错着湍急的山溪、野生动物踩出的小径和蒙塔格纳德人开辟的羊肠小道。
该地区最主要的地形特征是朱邦山脉，高度是海拔720多米，既有高大的山峦，又有峡谷、深沟和山梁。整个山脉向西连绵25公里以上，最后的8公里在柬埔寨境内。从北向南该山脉宽约15～20公里。朱邦山脉的石灰岩主峰有很多温泉、山溪和岩洞。在山脉的北麓奔腾着德浪河(la Drang “la”在一种高地蒙塔格纳德人的方言中意为河)。德浪河在卡蒂卡茶园附近由两条小山溪汇流而成。卡蒂卡茶园位于殖民地时期建筑的第14号公路旁，此公路位居波来古和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营地之间。德浪河流经朱邦山脉时水深流急，到了雨季水位暴涨，水流汹涌澎湃，奔腾西去，流入柬埔寨，最后注入湄公河，到了最南端的湄公河三角洲，德浪河之水又回到了越南。
周辉敏将军指挥的士兵们已经受训18个多月了。他们参加人民军的时候，每个新兵发给两件卡其布军装上衣、两条卡其布军裤、一个缝补衣服用的针线剪刀盒、一双用旧卡车轮胎橡胶做的“胡志明”便鞋。他们指望这些军装能穿5年。基础训练持续13个星期，每星期6天，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9点15分。军事教官强调武器的熟练操作和战术的灵活运用，以及如何打仗，而政治委员们每天都花一定的时间给士兵们上课，讲解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士兵们不断听到告诫说，他们的父辈打败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现在打败美帝国主义者是他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胡志明的名言：“世界上没有任何比自由和独立更宝贵的东西。”
经过基础训练以后，部分士兵被挑选到士官学校受训6个月，毕业后授予下士军衔。其余的士兵则接受步兵的进阶训练，训练课程包括熟悉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学习如何使用炸药、伏击战术、侦察战术、调整迫击炮炮火，以及巡逻战术。1964年6月，周辉敏部下的士兵来到越南北部山区，这里的地形跟南越中央高地的西段地形类似，在这里着重进行体能适应训练。他们每人要背一个装20～30公斤石块的背包攀登陡峭的山坡。另外，他们此时训练的重点也放在伪装的技巧。他们还接受了初步的对空防御训练：用自动武器对飞机飞行路线前方实施齐射，这样直升机或其他飞机就会飞进一道子弹墙。
当他们准备沿经过老挝的胡志明小道向南越开进并开始为期两个月的艰难征途时，周辉敏将军的几个团为了安全起见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行军，每个营之间相隔至少3天步行的距离。每个士兵携带约2公斤大米(7天的军粮)，再加上约4公斤供整个旅途食用的食品：1公斤盐、1公斤小麦面粉和2公斤咸猪肉。每个班有一个兵负责背全班煮饭用的行军铝锅。每个人带了10片防疟疾药丸(行军途中每天服3片)。尽管每人每天服药，在胡志明小道上行军的士兵还是几乎每人都染上了疟疾。每个连有160人，在整个行军途中平均每个连有3～4人死于疟疾。除了疟疾、痢疾、意外事故、毒蛇咬和美军的空袭也都造成一定数量的伤亡。
在行军的沿途，士兵们常常碰见建筑工人队伍，其中有很多工人是年轻女孩。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被雇来改善沿路的支援系统和宿营地。宿营地彼此之间的距离均为15公里，每个宿营地有许多简易竹棚分散在小道两侧约1公里范围内，这样目标较小，一旦美军飞机空袭，不会造成太大伤亡。每个宿营地可以供一个连过夜。每个士兵携带一个帆布吊床，晚上挂在竹棚里睡觉。此外，每个士兵还带一块长方形绿色塑胶布，当作雨衣。胡志明小道上夜晚较冷，白天很舒服。周辉敏的部下每天行军15公里，因为到下一个宿营地的距离恰好是15公里。每4天在宿营地休息一天，洗洗衣服，医治一些小毛病。
军粮、弹药和医药品由搬运夫推二轮车运送。他们在二轮车上绑一根长杆子，高出坐凳1米，再绑一根长棍子在龙头的左把手上作为操纵杆。二轮车车架和高杆子上绑150多公斤大米或弹药、药品。搬运夫在二轮车一侧边走边推，并且靠长棍子操纵方向。这种后勤支援方式毫无技术可言，很原始，简单得令人难以相信，然而在这种条件下，这个方式很管用。
除了军粮和药品之外，每个士兵还要携带武器和基本的弹药量。这些武器正是他们在一年半时间里训练和实弹射击时使用的武器，全是东欧各国所使用，由苏联、中国、捷克和阿尔巴尼亚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其中有卡拉什尼可夫AK－47突击步枪(很好的步兵武器)、附折叠式刺刀的SKS西米诺夫半自动卡宾枪，以及60毫米、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还有12.7毫米高射机枪、棒槌式木柄手榴弹、中国制造的9毫米军官用自动手枪。北越人民军的士兵，不管年龄大小，都极爱记日记，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本小笔记本，里面抄满了爱情诗、流行歌曲的抒情歌词，还有他们自己写的东西。这些士兵非常思念家乡和亲人。小笔记本里总是有一张心上人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并且用塑胶布包着。
时至1965年9月下旬，正当美军第一骑兵师的士兵在安溪附近的丛林中砍伐架树建立基地营地之际，周辉敏将军手下的一个团——第三百二十团——已经到达南越。第二个团——即第三十三团——已经抵达柬埔寨和南越的边境。第三个团——即第六十六团——仍然在胡志明小道上以营为单位拉开距离缓慢行军。到达越南南方后的两个月内，他们活动的范围是从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向西直至柬埔寨边境。这一带地形主要是1～1.5米高的阔叶高草草原，一眼望去起伏滚动，高草夹杂着灌木，看来跟美国的矮橡树差不多，其他还有一些略高略粗的树木，尤其是沿着小溪和小河的河床这类树木较多。那里没有道路，在该地区的内陆区域更无道路可言，只有几条小径。
该地区有两条小河，都是从东北流向西南，一条叫默尔河，在西部，东部的那条河叫泰河。尽管我们携带的该地区地形图上散布着20个左右的黑点，上面注明是蒙塔格纳德人的村庄，可是我们在那里既没有看见任何村庄，也没有见到任何蒙塔格纳德人。
北越人民军的军史专家黄凤少将在1965年时是位中校。那年秋天他被派到德浪河谷地研究发生在那里的每次战争，并写出战争后总结报告送往人民军统帅部。黄凤说：“当我们得到美军第一骑兵师已经抵达越南的消息时，我们在南方的几个师的指挥官都非常紧张和担心，因为他们听说美军的这个师很强大，机动性也很好，还装备了若干直升机。而解放部队完全靠两条腿行军，而且装备很差。我们的医院和军粮供应都不行。我们怎能跟第一骑兵师作战并赢得胜利呢？”
黄凤少将补充道：“在1965年9月，当你们美国人在安溪着陆之际，我们在中央高地的指挥官们正在研究如何对付你们。我们预见到即将来临的战争将是很激烈的。首先，我们转移了老百姓，并且准备了训练营地。我们加强了阵地，挖了掩体工事，储备了粮食，准备了地下医院。我们知道你们迟早会攻击我们的控制区，所以尽可能地加强阵地，不让你们得手。同时我们也知道光宣传打了胜仗是不够的，必须真正仔细研究如何打美国人。”
黄凤继续说：“10月19日晚上11点50分，我们对波来梅发起了攻击，从3个方向进行攻击。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第三十三团。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攻击模拟演习。当我们包围了波来梅的时候，南越军队派遣了一个团的兵力前去增援。10月23日下午1点，首批增援部队抵达的是第三百二十团的伏击阵地。伏击战在省5号公路沿线4公里范围内展开。敌人进行了多次空袭，猛烈轰炸我们的阵地。战争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我们歼灭了第一批西贡军队，但是占领了制高点的西贡部队还在继续抵抗。我们不可能把增援之敌全都歼灭。还有很多敌人未被打死。由于敌人空袭，第三百二十团损失惨重。10月25日下午5点我们命令部队撤出战争地区，包围波来梅的部队也开始撤退。他们奉命迅速撤退，并且准备跟美国人作战。这是该战役第一阶段的结束。
“参加这次战争的两个团最近才从北方抵达南方，所以他们对这个地区并不熟悉。两个团的团长也是新上任的。在抗法战争期间他们是连长。第三百二十团的团长是梅文明(Ma Van Minh)少校，第六十六团的团长是罗玉州(La Ngoc Chau)中校。10月28日美国人在我们基地的后方空降了一批部队。当时周辉敏将军的B－3战线司令部设在波来奔康。
“从10月29日至11月9日，我们进行了该战役的第二个阶段。当时我们的部队一团混乱，面临很多困难。你们在离我们司令部和部队很近的地方空降部队，我们的部队被切断打散。后来11月3日在柬埔寨边境附近波来特，美国人空降了部队，摧毁了我们许多粮食和军需品，也摧毁了医院。我们失去了武器、战争物资、军粮和通讯联络。在我们撤退的时候，美国人的空降部队切断了我们部队的后路。我们跟撤退的部队失去了通讯联络。在这10天时间里，美国人让我们吃了很多苦头，使我们陷入混乱。我们的战士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和整编。当我们撤退到这里(朱邦山脉)我们的基地时，我们不得不派战士到很远的地方去背大米和其他食品回部队。通常来去的路途要走两天时间。我们缺少通讯设备。我们只有很少几部无线电，而且状况很差。美国人的进攻都打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竭力利用地形，避免交火和伤亡。周辉敏将军的司令部现在在波来特。他已经转移到朱邦山脉以南，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地方了。”
现任越南陆军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的阮友安(Nguyen Huu An)中将在1965年秋天时，是一名资深中校，担任B－3战线的副指挥官。他当时在伏击战战场附近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里指挥攻打波来梅增援的南越部队的伏击战，但未能获胜。在撤退期间，他将其指挥所撤回到朱邦山脉南坡的一个阵地上。
几十年来，北越军队的高级将领们行踪神秘，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在战场上经常使用化名，外界对他们的背景和历史所知甚少。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的秘密档案里对这些人也语焉不详。阮友安的简历只有这样的介绍：服现役超过45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越南两大战争的战场上度过的。
“我在1926年出生于河内，我的父亲当时是白梅机场的一名技工。从1937年起，他参加了抗法运动，因此，法国人在1939年把他关进监狱。所以，我自幼就受到父亲的影响与激励。1945年我们的秋季革命胜利之时，我参加了军队。我第一次履行使命时还是一个士兵。后来，我被分配到一个训练班长的学校。我也请求进政治学校受训，并且当上了连的政治委员。然而我请求上级让我改任军事指挥官。因此，我是从陆军的基层逐级上升的：下士、中士、连长、营长、副团长。在奠边府战役期间我升任团长。我的团对(法军据点)爱利亚一号实施攻坚战，就在法军司令官卡斯特里斯将军的掩体上方激战。抗法战争结束后，我当一名参谋，然后当了师长。我指挥过几个不同的师：第三十五师、第一师和第三百零八师——这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著名师。4年前我担任现职，即高级军事学院院长。在此以前我是军事学院的院长，军事学院培训团级指挥官。我有3个孩子，我女儿是一个少校，也嫁给了一个少校。一个儿子是工程师，另一个儿子是船舶建造设计师。我有3个孙女。我的妻子原本是一个化学教师，但是现在已经退休。”
在谈到德浪河战役时，阮友安说：“当我们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攻打波来梅营地时，我们包围了美军阵地，旨在歼灭增援之敌。我们的目的在于把西贡的部队吸引出来增援。我们要歼灭敌人的力量。我们发动这个战役时就获悉美军部队已经在越南登陆。我们认为，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如果我们攻打波来梅，南越军队一定会出动，因此，我们决定伏击其增援部队。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我们认为美国人会来，所以我们要打他们。我们已经听说美国人可能在我们后面很远的地方空降部队，所以在战役的第三阶段，我们随时准备打击出现在我们后方地区的美国人。我们向伏击圈附近派出了一个前线指挥所，其中成员包括我自己(当时担任B－3战线的副指挥官)和德武协(Due Vu Hiep)中校(当时担任B－3战线的副政治委员，现在也是一位中将)。有一个很小的队伍护送我们，总共约40人。参谋班子中有情报和作战参谋官。这是一个很小而又高度机动的指挥小组。”
北越人民军前总政治委员周辉敏将军现在已近80岁，直到最近他还是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90年他才从军队退休。他的军衔是上将，在越南军队中这是最高军衔，相当于美国陆军的五星上将。越军中只有5人获此军衔，其中包括武元甲。周辉敏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简历：“1930年中南半岛共产党刚刚成立，我就参加了革命运动。法国人把我囚禁在昆嵩。1945年秋天革命期间我参加了军队，当团长。我先后指挥过好几个团，参加了抗法战争的大多数战役。奠边府战役期间，我是第三百一十六师纵队的政治委员。在奠边府战役的反攻阶段，阮友安将军是我手下的团长之一。1964年，我来到南越。起初我在越南中部的三角洲，在1965年时转移到中央高地。”
周辉敏将军说，美军战斗部队，尤其是第一骑兵师，到达南越迫使他们对秋冬攻势计划作重大改变。早在1965年6月他们就制订了这个计划。“我们用新作战计划引虎出山。首先我们攻打波来梅，然后南越军队的增援部队进入我们的埋伏圈。当时我确实有把握，美国人一定会用他们的直升机把部队空降在我们的后方，空降在德浪河地区。我们的意图是想把美国人引出安溪。我们没有任何解放该地区的计划，只打算歼灭敌人的部队。”周辉敏说在战役第一阶段他使用了5个营的兵力：1个加强营包围波来梅营地，4个营沿省5号公路设置埋伏。同时还留第6个营作为预备队。他在解释伏击战失败的原因时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
当北越人停止攻打波来梅，放弃伏击企图的时候，战役的性质和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周辉敏将军命令他的第三百二十团和第三十三团撤退到朱邦山脉基地地区进行休整。第三百二十团几乎未遇任何阻碍，顺利地抵达朱邦山脉以南沿柬埔寨边境的一个位置。但是第三十三团很倒霉，本来在战斗中就伤亡惨重、疲劳厌战、士气低落，而在向西撤退途中他们又遭受到猛烈的打击。美军第一骑兵师第一旅的部队对他们穷追猛打，打得他们首尾难顾。
透过缴获的文件和对战俘的审讯，我们获悉北越人民军第三十三团抵达朱邦山脉基地营地时，该团报告说40％的官兵已经阵亡，3个营长被打死了2个。全团的18挺12.7毫米高射机枪全部损失，迫击炮损失11门。第三十三团第一营实施对波来梅的包围，到战斗结束时只剩下一个连的兵力。阮友安将军说第三十三团得到了一些兵员补充，该团抵达基地后，其兵力恢复到约900人。现在周辉敏将军的希望和计划只能寄望于新抵达的第六十六团了，这个团没有参加攻打波来梅的战争。
周辉敏将军的3个团在德浪河——朱邦山脉基地地区——作了休整。该地区在抗法战争期间曾经是“越盟”的庇护所。1954年以后的岁月里，“越盟”的后身“越共”偶尔把德浪河作为藏身之地。周辉敏将军在运筹1965～1966年战役时却看中了该地区，并且决定把秘密基地设在这里，他想不出任何更为理想的地方。德浪河水量相当大，足够其部队煮饭、洗涤、饮水和照料护理伤员。这里有长满树木的深峡谷和灌木蔽日的谷地，极宜建立部队、设置医院、贮藏军需品。在丛林树冠之下有极好的训练场地和较宽的小道。即使在白天，部队在这些小道上行动也不会被空中的敌人发现。最为理想的是德浪河靠近柬埔寨边境，越军可以轻易越境进入美军不可侵犯的庇护所——柬埔寨。
北越的搬运夫们用结实的二轮车和马匹拖来了大量的大米、花生、食盐和大桶食用油，并为这些部队把物资贮存起来。其他搬运夫则运来成吨的弹药、武器、EE－8型野战电话和WD－30型通信电线。德浪河对岸有一个巨大的北越军需仓库，其范围超过800米。该仓库位在朱邦山脉基地的一个大林间空地北面不足5公里处。
越军B－3战线方面部队的第六十六团由第七、第八和第九营组成。每个营满员或者接近编制名额时有40名军官、515名士兵。还有一个120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急需的高射炮营此时尚在胡志明小道上行军，预定在11月中旬抵达朱邦山脉基地地区。当地的越共H－15主力营有600名官兵，富有实战经验。周辉敏将军可以动用他们作搬运夫、向导和战士。
对于周辉敏将军来说，10月和11月并非最佳作战时节。先前的作战计划是攻占波来古然后沿第19号公路挥师东下，一直打到东部沿海地区。如果说河内确实放弃了原先这个计划，代之以一个新的作战计划，而目的是学会如何跟美军作战部队打仗，那么，实战正在证明，教训的代价是昂贵的。约翰·B．斯托克顿上校的第九骑兵团第一骑兵营玩过猎犬斗狐狸的游戏，猎犬轻而易举地获胜了。
周辉敏将军即将得到他声称想要得到的东西：在他的后院里跟美军第一骑兵师的一整营士兵决战。当美军第七骑兵团第一营到达德浪河地区上空准备着陆之时，敌人在哪里呢？非常近。根据周辉敏、阮友安和黄凤提供的情况是：第三十三团的大部分分散在朱邦山脉东坡一条长约3公里的路线上。第六十六团的第九营驻扎在山脚附近的一个林间空地西南450米处。第六十六团第七营在那个林间空地上方的山梁上，要不了90分钟时间就能以步行到达。第六十六团的第八营驻扎在德浪河对岸东北方向，步行半天就可抵达其驻地。越共H－15主力营的驻地稍远一些，行军8个小时方可到达。第三百二十团在柬埔寨边境，在美军部队着陆区以西约15公里。
阮友安将军说：“当你们在这里着陆时，恰好降落在我们的预备队第六十六团的3个营之间。这个团是我们最强的一支部队，满员时每个营有大约450人。此外，团里还有一个团部营。全团的实力约为1600人。”
当我们最后选定朱邦山脚下那块大林间空地作为我们营的着陆区时，我们需要给该区起个代号，以方便看军用地图和进行无线电联络识别，这按惯例是作战参谋狄龙上尉分内的事。他通常选择短单词如动物或鸟类的名称、一位数的数字，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通用的语言系统字母表中的字母作代号。那天他选用了北约字母表中的“X”，或“X光”。在1965年，北越人也使用字母代号来掩盖其各团的番号。阮友安将军说第六十六团当时的字母代号是“X”。
舞台就这样搭好了。
第五章 进入谷地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骑兵的最大乐趣在于远赴疆场，驰骋在旷野，淋浴在清净的空气中，远离那些该死的权力中心，布福德……指挥官不在场使他感到快意，他感到一种宁静，心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自由感。
——迈克安·沙拉：《夺命天使》
星期天(11月14日)清晨4点30分，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掀开军用无袖雨衣起身了。我们是在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刺网外面的旧法军堡垒里过夜的。今天第七骑兵团第一营将进行重要军事行动。我俩走回昼夜有人值班的作战指挥帐篷。夜里没有收到上级改变先前下达给我的命令的新指示，但是，正当我们喝咖啡的时候，马特·狄龙递给我一份有趣的资料，这是随我营行动的无线电中继侦听小组夜里从无线电上截获的。狄龙说：“他们截获了一份用中国方言加密的文电，像是一份形势报告，这份电报发出的大概位置，是从波来梅营地到朱邦山脚下一个林间空地这条直线上某个地方。负责情报的中尉参谋的地图上画了这条线。那个参谋说敌人的无线电发报机就在这条线上的某个位置。我不记得那份电文有多长了，长短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电报发出的方向。那个中尉参谋说他认为朱邦山附近某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北越军队的团。”
普洛姆利和我刮了胡子，吃了点C野战口粮，又喝了杯不加牛奶和糖的咖啡。然后我准备好自己的装具和弹药，擦拭了M－16步枪和点四五口径手枪。那天清晨破晓时分，波来梅凉爽清新，地面上缭绕着一簇簇薄雾。此时正值旱季中期，刚从东方地平线探出脸来的朝阳预示着当日天气炎热。
约翰·赫伦和他的二连全体士兵一大早从旅部乘契努克运输直升机飞来了。我步行到简易机场迎接他们，并向空中侦察小组简要介绍情况。送二连前来的契努克直升机将把第二十一炮兵团第一营一连的火炮运送到着陆区“法尔肯”，我营向德浪河谷地深处发动攻击时，该连将从法尔肯对我们进行火力支援。赫伦的部下士兵移到机场南侧的灌木丛中休息，他们还有时间吃饭、灌满水壶、查验和擦拭武器。不幸的是，他们精神疲劳，而不是精神抖擞。旅部让他们整夜都处于百分之百戒备状态。
我走到布鲁斯·克兰德尔的休伊直升机那边，随即向陪同我们乘直升机到德浪河谷地进行侦察飞行的人员简要介绍了情况及此行的目的和要求。蒂姆·布朗上校先前仅是笼统地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着陆后在那个地区进行作战行动。我们不得不慎重地选择一个着陆区，最好是一个较大的着陆区，每次能让多架直升机同时着陆，因为我们共有16架直升机。
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想进行这次空中侦察飞行。我们不想打草惊蛇，让该地区的敌人警觉起来对付迫在眉睫的空降。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靠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尺地图就选定一个着陆区，我们必须飞到该地区上空亲眼察看一下。为了把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减到最低限度，我们将飞得很高，飞行高度在1350米左右，在德基美军特种部队营地附近上空沿一条直线飞行，但必须恰好飞过朱邦山脉的东南侧。在德基营地上空盘旋5分钟以后，我们将沿着一条略微不同的航线返回。我们希望在该地区的敌军指挥官以为这两架载人直升机和两架武装直升机是在别的地区执行其他使命。飞行途中我们将透过望远镜从空中察看地面，选择合适的林间空地——即一个既没有什么障碍，又有较为宽阔的空间的着陆区。
空中侦察飞行完全按预先的计划顺利进行。我们既没有遭到防空火力攻击，也没有见到任何敌人的活动。一回到波来梅营地我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到3个可能着陆区：“X光”、“探戈”和“杨基”。此时第三旅旅部的作战参谋亨利·彼特·马立特少校带着布朗上校的简要指示乘直升机飞来。我们的着陆区选择之一“杨基”在指定的作战区域以南的1.5公里外。这是一块坡地，但只能容纳6～8架休伊人员运送直升机。这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探戈”在谷地的中部，且离德浪河较近，约1.5公里左右，这一点甚为理想。然而这个地方太小，一次只能容纳2～3架休伊直升机。更糟糕的是，整个地形几乎像一口深井，四周是很高的大树围着。直升机飞行员痛恨“深井”。要着陆之前，飞行员不得不把直升机悬停在空中，然后垂直降进“井”中。悬停在空中的直升机是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因此，我们排除了“探戈”；剩下的选择就是“X光”。这里地势平坦，周围的树木也不太高，而且看起来这块地方一次可同时容纳的直升机多达8架。
我对营的指挥小组人员说，我初步选定了名叫“X光”的空地，但是我想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我转过身子面朝第九骑兵团第一骑兵营的侦察队长理查德上尉，我要求他带领他的H－13观测直升机超低空掠飞过目标地区，对“X光”、“杨基”及其周围地区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到此时为止我营所有的连长都已集中到营指挥所。当我们等待侦察直升机返回报告情况之际，我再次敦促各连连长务必让每个步枪手携带至少300发子弹和2枚手榴弹作为基础弹药量，如果他觉得还可以多带一些就尽量多带。每个M－79掷弹手应该至少携带36颗40毫米小榴弹。每个班应携带2枚新式轻型反战车火箭用于摧毁地下工事和机枪阵地。同时我还提醒等着飞往着陆区的后续部队的指挥官们，必须一刻不停地监听营指挥无线电通讯网，随时了解行动的瞬时进展情况，决不能在最后到达着陆区时对“X光”的情况还一无所知。
不久，执行侦察任务的直升机飞行员返回并作了侦察报告。飞行员们说“杨基”着陆区可以使用，但是在那里着陆有风险，因为那块地上布满了老树桩。“X光”一次肯定能够容纳8～10架休伊直升机同时着陆。最后他们报告说他们在“X光”以北的一条小径上发现了一条由东向西的通信电线，显然是一条电话线。这一重要发现使我们倾向于选择“X光”作为着陆区，因为电话线证明附近地区有敌方官兵。就这样，我们把“X光”定为攻击着陆区，而把“探戈”和“杨基”两块地方作为备用着陆区。
早晨8点50分，我在波来梅简易直升机机场西端向集中在那里的各连连长、联络官、飞行员和参谋班子发布了如下命令：向“X光”着陆区进击，搜索并歼灭敌人。二连随我们营的指挥小组首先着陆，然后是一连和三连，最后是四连。着陆后二连和一连听候我的命令向西北方向进军。三连也将听候我的命令向西南方向朝朱邦山进军。四连控制全营所有的迫击炮。侦察排和机枪排作为营预备队。炮兵要对“杨基”和“探戈”各实施炮击8分钟，旨在欺骗敌人，然后对“X光”及其邻近地区实施20分钟预备性炮火轰击。紧接着从空中发射30秒钟火箭，武装直升机对着陆区实施预备性扫射30秒钟。由副营长赫尔曼·威斯少校负责的营后方指挥所、营军需补给点，以及医护急救点统统前移到着陆区法尔肯，两个榴炮连已经驻扎在法尔肯。
布朗上校到达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作战计划。他对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赞成，包括选择“X光”作为突击着陆区。他跟一些军官和士兵谈了几分钟。然后，在他刚要离开之际，他作出了非同寻常之举。马特·狄龙说：“布朗上校把穆尔和我叫到了一旁。他对我们说：‘我要你们两个人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格外小心仔细。’他的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当我们陪着他走到直升机旁时，他又重复了他的指示：‘相互靠紧’和‘不要让你的几个连分散开来’。”上午9点15分，两个榴炮连报告说，他们正在进入炮阵地，很快就将作好开炮准备。我把直升机着陆时间定在上午10点30分。此时，连长们已经回到各自的连队，参谋们回到了营指挥所。直升机飞行员们正在给休伊机组人员下达简令。
过了一会儿，我们得到消息说由于空降方面的耽搁，榴弹炮连的火炮还没有在法尔肯着陆区的阵地就位，在上午10点17分之前不能开始对德浪河目标地区实施袭击，所以全营攻击行动也只好相应延后，并且把该决定迅速逐级向下传达。狄龙同火力支援和直升机协调小组人员乘坐营指挥直升机首先起飞。我和布鲁斯·克兰德尔站立在他的直升机旁商量作战的最后细节。此时我们必须精确计划出从波来梅起飞到“X光”着陆区着陆所需要的准确时间。克兰德尔的副驾驶约翰·米尔斯上尉是个25岁的巴拿马运河区人。他量了量地图上的距离，又看看飞行表，然后用计算机算了几分钟。得出结果后他抬起头来说道：“航程为13分钟15秒。”我说他不可能一秒不差地飞到着陆区，并且跟他打赌，如果他确实只花了13分15秒时间飞到那里，就算我输他一瓶啤酒。他把我的话记在心上，而且诚实地填写了飞行日志。3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在波来梅附近的哈洛威营地，他到我那里取走了我输掉的啤酒。
我们全部登上了直升机，克兰德尔和米尔斯负责休伊直升机飞行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克兰德尔启动了直升机的发动机，点燃了一根又粗又大的雪茄。当16架休伊直升机一起发动准备起飞时，旋转机翼扬起的红色尘土把我包在其中，简直使人窒息。我向克兰德尔翘起大拇指并向西方指去。他拉起操纵杆，飞机起飞离开地面，朝着“X光”着陆区飞去。
我们飞越了一个宽阔而略有高低起伏的平原，平原上点缀着一些9～15米高的树木，散布着几个蒙塔格纳德人的庄稼地，还有蜿蜒曲折的小溪和干涸的河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村庄和人。这时是星期日早晨，可是我却没有意识到——在这里我们只注意日期，而不注意星期几。在越南战场上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的，要不是既热又湿，就是既热又干，而且总是有危险。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哥伦布，此时还是星期六晚上。我妻子已经把5个孩子弄上床睡觉，正在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宣布取消751个陆军预备役单位的计划，其中包括6个预备役师；“杨穆斯城堡”号长程巡航邮轮在海上失火沉没，91名乘客失踪；《纽约时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詹姆斯·雷斯顿的专栏文章《华盛顿：对分期付款计划开战》；乔·纳马思跟纽约喷射队签约后获得不可思议的40万美元奖金，在美国职业足球第一赛季大出风头。
在飞行途中，休伊直升机的士兵进出舱门是敞开着的。当我们飞越23公里敌人活动区域时，直升机的飞行高度为600米，这是为了减低被敌人轻武器击中的可能性。我们16架直升机分成4组，每组4架，每组直升机编队为左右三一飞行。克兰德尔的4架武装直升机在我们的侧翼护卫，左侧翼和右侧翼的前方各2架。二连的士兵挤满了第一批起飞的直升机，其连长约翰·赫伦上尉后来回忆道：“这是一个朦胧凉爽的早晨，当我们起飞时地面上尚有低垂的薄雾。然而，刚起飞一会儿，我们就升入了晴空。正当我们朝‘X光’着陆区飞去之际，你可以从空中看到105毫米榴弹炮正在猛轰着陆区周围地区。即使处在战争之中，越南看上去仍是风景优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绿色的丛林、树林浓密的大山，看起来人迹罕至的河流纵横交错。”
离“X光”着陆区还有约6公里航程的时候，布鲁斯·克兰德尔下令降低飞行高度。他手下的飞行员立即把所有的直升机降低到树顶的高度，超低空掠地飞行最后一段路程。当我们以180公里时速呼啸掠过树林上方时，受惊的鸟儿从它们的栖息处四散飞逃。我营的指挥直升机在高空飞行，马特·狄龙正在这架直升机上指挥火力支援进行准备：“作战中最棘手的部分是空中突击。我们必须把飞行和炮火准备的时间衔接得很紧凑。当直升机离着陆区还有一分钟航程时，最后的炮弹必须已发射出去，否则休伊直升机和炮弹将同时着地。我们紧张得浑身出冷汗，因为如果停止炮击过早，我们的直升机抵达时，敌人可能已经抬起头来等着我们。这次飞行和炮击的时间衔接得恰到好处。”
此刻我们离着陆区还有2分钟航程，远远就可以看见着陆区周围浓烟和尘土飞扬。只有极少的炮弹打在空地上，不过，如果该地有敌人，他们也不会待在空地上，而是躲在空地周围隐蔽的阵地里。此时空中火箭炮兵直升机用火箭枪榴弹和机枪猛烈攻打空地四周。每架直升机携带48枚9.85毫米口径的火箭，一下子每架直升机就发射掉了24枚。他们留下一半火箭，以防我们着陆后万一需要火力支援才有得使用。当空中火箭炮兵直升机侧着机身飞走时，四架护航的武装直升机加速离开了我们的编队，冲到了前头，接着对空地四周开火，旨在用火力把敌人压制得抬不起头来，以便确保我方部队安全着陆。
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回忆道：“我们以低空飞行准时按预定计划到达着陆区的着陆点。该着陆区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毫无障碍，但是，我们没有碰到什么真正的麻烦就飞抵此地了。我们在该着陆区发现的唯一动静好像是一条狗窜进空地另一边的灌木丛里。这很可能是一个敌军士兵。”当我们乘坐的直升机在空地降落之际，靠直升机舱门口的枪手们一起朝空地周围的树丛开枪。我解开了座位上的安全带，并把我的那枝M－16步枪上的选择开关扳到全自动位置，然后向左边的灌木丛扫了几个点射，射出的方向朝山。就在此刻，克兰德尔快速驾驶直升机朝着陆点冲来，并把飞机的机头提起，使机尾下垂，让飞机突然失速。飞机下面的空地上长着1.5米高的阔叶高草。直升机的滑橇式起落架一着地，我就大叫一声：“让我们一起下去吧！”说罢就跳出直升机，并朝空地西边的树丛奔去，一边跑一边用我的步枪向前扫射。
此刻是上午10点48分。普洛姆利士官长、梅特斯克尔上尉、鲍勃·奥爱莱特专业士官(无线电操作员)和尼克先生(当地蒙塔格纳德人翻译)紧随我身后。赫伦上尉和他连里的士兵也飞快地跳下了休伊直升机。不到10秒钟工夫，第一批着陆的8架直升机又呼啸而起飞回到空中，向北侧过机身，然后转头向东快速飞去。此时，第二批8架直升机正在着陆，部队纷纷快速跳出飞机。
我带着指挥小组跑过22米开阔地，越过一条齐腰深、3米宽的干河床，又跑了约65米就进入了灌木丛。我们停下来把枪的新弹匣换上。到此时为止，我们未遇到任何抵抗。我们现在在一个树木不太多的地方，高度约为6～15米的蓬乱树木夹杂着于枯棕色阔叶高草。这个地方散布着不少大红色土丘，上面长满了灌木丛和杂草。这些土丘的大小各异，小的像小轿车那样大，大的有大卡车那么大，它们是极好的掩体和藏身之地。该谷地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没有村庄、没有人烟。从这里向东16公里处，胡志明小道从柬埔寨境内伸进南越。
朱邦山脉的东坡树林密布，既陡又高，高出我们着陆的空地300多米。稍低的山坡上长满了树木，浓阴蔽日，阔叶高草和杂乱的灌木丛到处都是。一道道山沟和山梁从山脚下向上延伸，到了半山腰跟树林融汇在一起，一直到我们所在的那条干河床。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人躲藏隐蔽。对于敌人来说，我们着陆区空地西边的那条干河床是他们从山上或谷地出来的极好通路。因此，那条干河床是这里的一个重要地形特点。
我们从灌木丛中向空地跑回时，遇上了二连一排的一些士兵，他们正在拉利·吉尔雷斯士官的带领下朝灌木丛跑过去。吉尔雷斯高声叫道：“穆尔的火力小组已经把这个地方肃清了。”普洛姆利哈哈一笑。他深知士兵们喜欢见到“老头子”跟他们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吉尔雷斯和他手下的士兵朝西向灌木丛深处开进。我和普洛姆利重新越过那条干河床，对空地巡视了一圈，查看了地形和赫伦的士兵巡逻的状况。到此时为止，我们还未碰上敌人，对此我感到欣慰。在我营其余部队还没有全部着陆之前我们不想仓促打仗。
准备着陆区空地呈漏斗状，东西方向长约90米，漏斗口朝西靠近那条干河床，口宽约80米。漏斗底在空地的东边，底宽约40米。空地的中央有一簇矮而蓬乱的灌木丛约半个网球场那么大。“X光”着陆区可供着陆的面积总共不超过一个足球场。
这时我停住脚步，抬头仰望朱邦山的陡坡。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正在敌人的直接观察之下。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但这反而使我感到紧张。我继续勘察这里的地形。空地的南端离朱邦山和从山上延伸下来的一道道山沟和山梁最近。空地北边和东边的地形较平坦。我的注意力继续被空地的南端和西端吸引了过去。
这时我做了两件事。我命令赫伦的第一排加强对干涸小河以西的地区进行搜索；我又核查了二连已到的人数，让该连其余人员在小河附近的树丛下集合待命。赫伦手下大部分士兵已经着陆，其余人员还在第二批直升机上。
在朱邦山的山坡和德浪河之间东西长约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所选择的是唯一像样的直升机着陆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攻击着陆获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在着陆区空地的周围根本没有敌人在等着袭击我们。但是我们着陆的情景被敌人看见了，北越部队已经朝我们的方向靠近。
当时人民军的战场指挥官是资深中校阮友安，他后来回忆说：“你们把部队空降在‘X光’着陆区之时，我就在朱邦山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地，和一个很强而且有机动性的指挥小组。我们正严阵以待，我们早已为你们的到来作好了准备，只等着你们来。我们唯一的问题是你们什么时候来。山上的树木和灌木丛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看不清直升机降落。但是我们在山顶上设了一个观察哨，他们向我们报告了你们何时空降了部队，何时把部队调动开来。”
拉利·吉尔雷斯中士对这天上午的着陆行动记忆犹新：“第一排奉命从我们着陆处向前走约140米，然后再从那里每个班派3～4名士兵朝各个方向继续前进。第一班的约翰·W．明戈中士带着两个士兵前行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在该地区游荡的‘男孩’。当明戈把他带到我面前时，我说的话是：‘孩子？！见鬼去吧！他根本不是个孩子。’”原来明戈和他的侦察班发现那个士兵坐在地上，见到美国人时他大吃一惊，起身便跑。在灌木林中追赶了一阵子之后，明戈中士俘虏了他。赫伦上尉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很高兴第一排把他活捉了。当我听说是明戈中士抓住俘虏时，我丝毫不感到意外。明戈在朝鲜战争期间是骑兵连的老战士，他知道能够开口说话的活俘虏的价值。
时间已到上午11点20分了。就在此刻，克兰德尔的16架直升机又飞到了着陆区，这次搭乘的是二连的余下人员、一连的三排加上托尼·纳德尔上尉的一连指挥小组。他们一跳下直升机就跑进空地北端靠近干河床的灌木丛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还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因此大多数士兵打开了他们的C野战口粮罐头，匆忙吃了午餐。我准备去审问俘虏，因为一直没有见到纳德尔上尉给明戈中士下达指示。我们到达“X光”着陆区仅32分钟时间，作战前倒数计时还在继续。
约翰·赫伦让他的副连长凯恩·邓肯中尉负责二连其余集中在矮树丛中的人员，他自己跟着我和我的指挥小组人员跑过那条干河床，进入吉尔雷斯中士手下士兵押着俘虏的树丛。这个北越士兵无足轻重，然而他毕竟是我营到越南后抓住的第一个俘虏。他大约20岁，1.7米高，骨瘦如柴，眼睛很大，害怕得浑身颤抖。他没有携带武器，光着双脚，上身穿着一件脏卡其布衬衫，衬衫的一部分未塞进其卡其布裤子里头。其衬衫的一个肩章上写着他的序号。他拎着一个水壶，但是水壶里没有一滴水。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也没有食品，更没有弹药。
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以后，从来不长时间审讯，以免纠缠。其实也没有时间详细审问。我想知道的仅仅是“你们那里共有多少人？”以及“他们在哪里？”当蒙塔格纳德人尼克先生结结巴巴地翻译俘虏的话时，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畏惧的神色：“他说山上有三个营部队，他们很想杀美国人，但是到现在都未能找到任何美国人。”俘虏所言完全吻合我们的情报人员对我们所说的情况，也跟我们在师部的地图上看到的那颗大红星相吻合。可是那个既无粮、又无水，更无武器的士兵在灌木丛中干什么呢？我至今仍莫名其妙，不过对于我们来说，他是天赐的活情报。
3个营的敌人加在一起有1600多人，而我们已经着陆的美军官兵才175人，力量相差太悬殊了。我转身命令约翰·赫伦立即加强对抓到俘虏那个地区的巡逻。我对赫伦说，只要托尼·纳德尔的一连有足够的士兵着陆并确保着陆区，二连便可立即全体出动搜索较低的山坡，搜索的重点是着陆区西北面的山梁和山沟。如果这几个营的敌人正朝我们这里开进，我们必须在离着陆区尽可能远的地方跟他们交战。
我们透过无线电跟马特·狄龙联络，让他着陆把俘虏带上直升机送到旅部作进一步审问。狄龙在11点40分着陆。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中尉说，“当狄龙把俘虏弄上营指挥直升机并转述俘虏的话——那里有很多敌人，他们想杀美国人——时，战斗突如其来地打响了。”
当我在灌木林中审问俘虏时，托尼·纳德尔上尉一直在寻找我。俘虏被弄上营指挥直升机以后，我俩碰上了头。我向纳德尔简要介绍了一下形势，并告诉他，等下一批直升机把他连里剩下的人员送来后，一连立即接替二连负责着陆区的安全。克兰德尔的直升机群于中午12点10分又一次飞抵着陆区。这第三批来的全是托尼·纳德尔手下剩下的士兵，仅少了几个人。现在纳德尔已经有足够的人员在地面上，可以独立承担警戒着陆区的任务了。
突然，俘虏被抓获的地方响起了几声步枪声音。吉尔雷斯士官那个班遇上了敌人！此时是中午12点15分。如果我们想活下来，我们就必须迅速行动，必须立即离开着陆区，在敌人还没能攻击我们之前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我们只有在密林深处跟敌人开战，才有一线希望坚守住着陆区，让营里其余部队安全着陆。那块足球场一样大的空地现在是我营的生命线和补给线。一旦敌人封锁了我们通向直升机的路，我们将全部死在这个地方。
甚至在首次遇敌的枪声响起之际，我还正透过无线电指示赫伦让二连其余人员作好战斗准备，迅速向山上前进。起初我让一连接替二连负责着陆区的安全，但是二连跟敌人遭遇，形势突变。我转身告诉纳德尔说先前的计划作废，下一批直升机把三连的人送来后由他们负责着陆区的安全，一连从现在起准备跟在二连的左侧向山上前进。
在干河床附近的小矮树丛里，二连另外2个排的士兵已经打开了C野战口粮罐头准备吃顿午餐，可是他们才吃了一口饭，就听到丛林里响起了枪声。上了年纪的士官们相互使了眼色，点子点头。他们催促士兵们赶快吃，准备行动。
“X光”着陆区之战已经开始。
第六章 开始战斗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初次上火线的你想屈身躲避，
不要看或留意中弹挂彩的那个士兵，
庆幸你还活著，相信你的好运气，
要像个士兵，勇赴你的前线。
——鲁德杨德·吉卜林：《年轻的英国士兵》
下午12点20分。二连连长约翰·赫伦用无线电指示他手下的4个排长到横贯着陆区空地西端那条齐腰深的干河床里与他会面。在那里，他们将组织向山上的攻击。赫伦只简单地向他们说明了战斗任务，他这样描述自己的部下：“第一排的阿尔·戴夫尼中尉是个热情、容易冲动的军官，他急于冲向敌人；第二排的亨利·T．赫利克中尉长了满头红头发，气势咄咄逼人，常使劲督促士兵，他曾经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荣获最高荣誉勋章；第三排的丹尼斯·迪尔中尉虽然不声不响，但是个领导有方的出色军官；代理武器排排长的爱德·蒙哥马利上士是个优秀的迫击炮手。”
二连连长说：“我让戴夫尼和赫利克带领部下齐头并进，赫利克在右边，迪尔带领三排紧随戴夫尼的一排作为预备队。武器排将用他们的一门81毫米迫击炮和40发炮弹提供火力支援。”
此时已经接近下午12点30分了。二连继续向山上前进并且同敌人遭遇。四级专业士官盖伦·邦根姆22岁，矮个子，身材结实，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海菲尔德，其父是农场主人，他在赫利克中尉的二排。他携带了一具40毫米榴弹发射器，那榴弹发射器看上去像一枝锯掉了一截的单管滑膛枪，既短又粗，另外还带了一把点四五手枪。我们的榴弹发射手通常为M－79型40毫米榴弹发射器带36枚榴弹，可是今天盖伦·邦根姆的绿色布袋里只有18枚榴弹。他那天刚开始很不错，过些时候就不走运了，而且后来还更加糟糕。
邦根姆回忆道：“那天一大早罗伯特·F．莫赫上士要我把我的弹药转给其他士兵，因为按轮休计划我现在应该要回安溪，然后从那里到曼谷休假。我刚把弹药交给别人，他就跑回来对我说：‘邦根姆，今天已经没有飞往安溪的直升机了，所以你得把弹药要回来。今天你跟我们一起走。’我没能把弹药全部要回来，只要回了18枚。”
现在邦根姆的午餐被打断了。赫利克中尉到赫伦上尉处开完会之后大步地赶回二排所在地，他大声说道：“立即作好准备跟我出发。我们向山上进军。”副排长卡尔·帕默尔39岁，来自乔治亚州的佩勒姆，已经结婚，是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他把排里4个班集合组织好，通过阔叶高草地向山上开进。
赫伦回忆道：“先头几个班精神抖擞地开出去了，我带着无线电操作员和火炮前进观测员比尔·雷德尔中尉紧跟着他们。我本来打算紧跟在阿尔·戴夫尼排的后头，但是我不得不停下来跟穆尔的营部建立好无线电联络。”当赫伦跟营部沟通联络之际，他的另外两个步枪排跟他擦肩而过，他当时位在干河床的西边。仅仅因为那次短暂的停顿，在之后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赫伦跟他的连队士兵失去了联络。
阿尔·戴夫尼的第一排行进在最前头，很快就到了小河以西好几百米处。亨利·赫利克的第二排越过干河床后就从右边的灌木丛中分散前进，但在戴夫尼稍后的位置。当盖伦·邦根姆出发的时候，他可以听见前头稀疏的步枪声。
邦根姆说：“在我们朝那个方向前进的途中，帕默尔士官从我后边赶了上来，他用胳膊搂着我，并且对我说：‘邦根姆，后天我就40岁了，可是我恐怕活不到后天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帕默尔，所以我就说：‘别气馁，士官，在这里讲这话不吉利。你会没事的。’”在最近一些日子里，这是帕默尔第三次预测自己的死亡了。拉利·吉尔雷斯士官和赫伦上尉说他们跟帕默尔谈话时也听到他讲过同样的话，大家都竭力讲安慰他的话使他宽心，希望他振作起来。
中午12点45分，遭遇战愈来愈激烈，我们的士兵已经有人受伤了。由于战斗进展迅速，我估计那天下午将是漫长的，受伤的人数肯定会远远超出地面上各排军医的急救能力。此时我跟已经乘营指挥直升机返回空中的马特·狄龙进行了无线电联络，告诉他命令营医官罗伯特·卡拉拉上尉带着他的急救站人员赶赴“X光”着陆区。我还告诉他们不用带帐篷了，但要多带一些补给品来。
在阿尔·戴夫尼手下士兵向前冲刺之处的形势正变得很紧张。吉尔雷斯士官回忆道：“我的三班班长参谋士官卡尔·R．布尔顿发现有一个纵队的敌军部队正在下山。看来他们并不匆忙，排成一个纵列前进。有些士兵的枪还扛在肩上。我认为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确切地点。我们跟赫伦上尉核查了一下，确知这个地区没有其他北越部队，然后我们对他们开了火。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支跟我们交战的敌人部队单位有多大，过了一会儿，当敌人轻武器和自动武器密集的火力压向我们时，我们才发现敌人部队的规模。当时我和戴夫尼中尉失去了联系，而我最关心的是把我那班的人收拢，紧靠在一起，控制有利位置，以便有效还击敌人。”
不到几分钟时间，戴夫尼带领进攻的第一排就受到30～40名北越士兵的猛烈攻击。北越人穿着卡其布军装、头戴木制轻便帽，手持自动武器向我们开火。快到下午1点钟了，戴夫尼手下的士兵两侧受敌，情况危急。北越人利用一条经常有行人来往的林间小径作为向前推进的轴线。吉尔雷斯士官说道：“我们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全部卧倒在地上，但仍有多人被打伤。”丹尼斯·迪尔中尉这样回忆那个时刻：“戴夫尼的排受到敌人较为厉害的火力攻击，透过密林我们人人都可以听到激战声，我从无线电里也可以听到乒乒乓乓的枪声。阿尔遇到一些困难。枪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激烈。然后我看到了我们第一个伤兵，他很可能是‘X光’着陆区第一个受伤的美国人。他的颈部或嘴部或者两处都中了子弹，他还提着自己的步枪，而且还能走动，但显然被自己的伤势惊呆了。当他问我该到那里去时，我用胳膊搂着他，并指向我刚才看到营长所在的地方。”
戴夫尼手下的杰米·介克斯士官是阿拉巴马州菲尼克斯城人。在那场战斗中他带领一排某班的4名士兵作战。下面是他的回忆：“当我们朝敌人方向前进时，我手下的两个士兵和别的班里的一名士兵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我指挥着我左右的士兵，有些士兵甚至不是我们排里的。我大声要他们组成一个火力支援队，对其他班实施掩护。然后我匍匐前去急救伤员。我好不容易才把两名伤员拖到我们的防线。此时我们已经停止前进。当我试图去拖第三个伤员的时候，我自己也受了伤。”一颗AK－47步枪子弹钻进了介克斯的左肋后穿透了他的左肩顶。
在右前方，即戴夫尼的士兵稍后的地方，亨利·T．赫利克中尉正在指挥他的第二排士兵向山坡上前进，走向厄运。他的连长赫伦上尉说：“赫利克的排很可能是我连最老练的单位，有几位出类拔萃的士官。他们由老资格职业军人卡尔·帕默尔参谋士官带领。我得依赖和倾听他的建议，并由他帮助我辅导训练赫利克中尉。对一排的拉利·吉尔雷斯士官和三排的拉利·威廉斯士官我也是同样器重。第二排其他几个士官也很优秀，例如步枪班长欧内·萨威杰，他是阿拉巴马州人，是一个年轻的下士；还有伊莫尼尔·麦克亨利(游骑兵队员麦克)上士，他虽然已经40岁，但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比他年轻20岁的小伙子跟他同行都会累得要命；兵器班班长保罗·赫德尔参谋士官是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火力支援伍伍长鲁本·汤普逊中士则以意志顽强著称。”
亨利·托罗·赫利克满头红发，身高1.75米，24岁，其父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天文学教授。7月份他被分配到我营，当上了步枪排排长。他争强好胜。10月份营侦察排排长这个令尉官们垂涎的职务成了空缺，我曾一度想让年轻的赫利克担任此职。我对普洛姆利士官长谈了这个想法，他坚定而又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中校，你如果把他放在那个位子上，整个侦察排都会被他葬送的。”我们营里有一群新委任的尉官，我感到很惊讶，他们之中竟有一个人给士官长留下如此差的印象。不用说，赫利克没有得到侦察排长的职务。
赫利克的排在安溪基地时，有一次外出巡逻途中，在渡河时，有一名士兵淹死。事后该排排副卡尔·帕默尔向连长赫伦上尉表示了他对排长赫利克中尉的意见。赫伦说：“发生淹死人的事故之后，帕默尔士官把我拉到一旁，并对我说，赫利克如此莽撞，总有一天会把全排人葬送掉。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一个事故就对赫利克严加指责。当时我们急于找到敌人，而我心里觉得我可以控制他的鲁莽急躁行为。”
戴夫尼透过无线电向赫伦上尉报告说他的排左右两侧都被敌人的火力压制住了。赫伦说：“我命令赫利克中尉去帮忙一排减轻一些压力。我命令他在戴夫尼的右边向山上运动，并且要跟戴夫尼的一排联络上。”这时已经是下午1点15分了。气温升至30多摄氏度，丛林里热气炙人。敌人的几发60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弹和几枚RPG－2型火箭推进榴弹在戴夫尼所在的地方爆炸了。赫伦上尉和他的火炮前进观测员比尔·雷德尔中尉现在开始用无线电联络，请求空中和地面炮兵的火力支持。
戴夫尼的副排长拉利·吉尔雷斯正期待着赫利克及其部下从他的右边靠拢过来。赫利克向这边前进了，但是没走多长时间就停住了。当赫利克率部下前进时，他透过无线电向赫伦上尉报告说他的二排右侧受到敌人火力的攻击，他已经发现一个班的敌军官兵，并且正在追击他们。赫伦透过无线电回答说：“好，就这样，但要小心，我不想看到你被敌人火力压制住。或者卷入其他任何麻烦。”
吉尔雷斯说：“我看到赫利克中尉在离我约45米的地方。他的兵器班班长赫德尔士官离我最近。我问他：‘你们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们已部署成作战队形，并正在快速前进。我要他停下来把他的两挺机枪安置在我的右侧。他们一股劲地向前，压根儿不停一下，我还以为他们会和我排的人会合到一起。”
赫伦上尉为戴夫尼的处境担心，但也为赫利克的遭遇敌人感到高兴，并把此事通过无线电向我作了报告。赫伦说：“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出发追赶戴夫尼。他报告说他受到敌人火力的猛攻，已经停止前进。我立即指示迪尔中尉率部下绕到一排的左边去帮戴夫尼。”
丹尼斯·迪尔担任二连的三排排长才两个星期。“我的副排长是列罗伊·威廉斯参谋士官，他是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他在朝鲜战场上待了一年半时间。我的兵器班班长威尔伯·柯里参谋士官是纽约州北部一个塞内加部落的印第安人。他在朝鲜待过两年时间。就算他不是全师的最佳机枪手，也肯定是全营的最佳枪手，这是公认的。在我们离开安溪基地营地前夕，柯里喝酒过度不能自已，从一个越南人那里弄来了一匹马，沿着19号公路向西朝波来古飞驰而去。由于穆尔中校知道柯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士兵，所以没有因这次违纪行为而惩处他。”
到此刻为止，迪尔的排还没有见到任何敌人，但是当他们朝山前进了45米，快到戴夫尼的左侧时，他们遇上了北越士兵的猛烈火力。一排的吉尔雷斯士官记得看到三排“跟我一样被敌人自动武器火力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来自一个隐蔽的机枪阵地，他们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威廉·N．罗兰德参谋士官，22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安德鲁斯。他是一个职业士兵，是三排排长迪尔手下的班长之一。迪尔中尉说：“我们开始遇到一排的伤员。然后我们自己也遇到敌人火力的打击，敌人的迫击炮弹也落在我们身边爆炸。我自己的炮火洗礼开始了。我转身向柯里士官：‘我以前从未上过火线，战场上的情况就像这样吗，士官？’他朝我一笑说道：‘是的，长官，战场上就是这样。敌人正向我们开火。’我们必须扯开嗓门大叫才能听清对方的话。”
军事史学家S．L．A．马歇尔曾经写道：“战斗之初部队容易分散，敌对双方往往盲目摸索，打着打着战斗的格局就形成了。”马歇尔所言千真万确。那天在“X光”着陆区上方山坡的灌木丛中所发生的战斗就是如此。亨利·赫利克中尉的所作所为对战斗格局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事件的影响都大。赫利克从戴夫尼的士兵身旁冲了过去，指挥他那个排的士兵拐弯向右穷追几个逃遁的敌军官兵，一会儿就消失在灌木丛林之中了。
欧内·萨威杰士官在谈到赫利克的命令时说：“他作出了糟糕的决定。我们当时一听就知道那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我们正和连里其余的单位脱离联系。我们应该前进到一排的右侧，而事实上我们已离开一排的位置。我们跟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联系。”
二排在灌木丛林里沿着一条林间小路追赶逃窜之敌，敌人跑下一个缓坡后朝西北方向逃去。亨利·赫利克和麦克亨利士官的步枪班冲在最前面追击敌人，他的排前后之间拉开了50米距离。麦克亨利的班后面是杰里·扎伦士官的步枪班，再后面是欧内·萨威杰的步枪班，保罗·赫德尔的兵器班扛着两挺M－60型机枪断后。
敌人很快就无影无踪了，但是赫利克继续沿小路追赶下去。当他们被一条1米多深的小溪挡住去路时，赫利克跟二连其他单位已经拉开100多米的距离。赫利克带着麦克亨利的班涉水过溪，并让其他3个班跟上。小溪附近的树丛很浓密，仅4米以外灌木就变得稀疏了。全排人员相互靠拢，先头两个班排好了队形，麦克亨利在右，扎伦在左，萨威杰和赫德尔在后。在两个先头班的前面有一条跟小溪平行的土埂，这道土埂是从西部的小山梁延伸下来的。
赫伦上尉说：“过了几分钟时间，赫利克报告说他到达一块空地，他问他应该穿过这片空地还是绕过它。他说如果他绕过这块空地，他就会跟阿尔·戴夫尼失去联系。”事实上赫利克已经跟一排失去了联系。后面两个班尚在涉水过小溪之际，他就催促前面的两个班前进到土埂的南边。一上山顶，先头两个班就突然跟四五十个北越士兵迎头相遇了。这些北越士兵正沿着那条小路朝二连战斗枪响处奔来。双方在此遭遇，一见面就立即开枪，敌人向左右分散。
枪战开始时，赫利克和两个先头班之间隔着一个大土丘。他透过无线电命令萨威杰从右翼包抄敌人。萨威杰和他的全班士兵按令行动，赫德尔班的机枪紧随其后，两个班一起冲出树丛，边跑边开着M－16全自动步枪。敌人被侧翼的包抄冲锋震惊了。很多敌人晕头转向，踉跄倒地。我们的步枪子弹和四级专业士官罗伯特·M．希尔的M－79型榴弹发射器的榴弹像冰雹一样射向敌人。双方都猛烈开火，但是突然间又一大群敌人从树丛中涌出，这群敌人共有50多人，一起朝土丘猛攻。山梁上的两个班和右边萨威杰的班立即用火力把他们压住。在这场战斗中，敌人的一挺机枪和三个机枪手被消灭。萨威杰说：“我们连续开火3～4分钟时间，打得天昏地暗，我们没有损失任何人。我看到他们倒下了。他们企图在我们的右边架起机枪向我们扫射。我们把敌机枪手和两个副机枪手一起击毙。”
亨利·赫利克通过无线电向赫伦上尉报告说，他左右两侧都是敌人，他担心被敌人包围。赫伦说：“我告诉他设法跟一排重新建立联系，并且折回到我这个方向。与此同时，我提醒一排注意，问他们有无可能向赫利克靠拢。好像仅仅过了几分钟，赫利克再次向无线电里呼叫，他说他和戴夫尼之间有一大股敌人，他遇到了敌人猛烈的火力，已经有人负伤。我告诉他想办法占据一些有利地形，在那儿坚持住。我同时告诉他，我们将去支援他。我还要他使用迫击炮和榴弹炮炮火的支援。”
在赫利克的部队最后的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战士——机枪神射手保罗·赫德尔。他对战况一目了然，立即意识到麦克亨利和萨威杰的班都已忙得首尾难顾，马上需要火力支援。赫德尔向他的射手们一挥手，示意他们跟上。他冲出了小溪边的浓密树丛，把两挺M－60机枪摆成射击状态，朝萨威杰班后面的小山梁顶上瞄准开火。
我在山下着陆区的空地上听到山坡上震天动地的枪炮声。不停顿而又低沉的机枪点射声、自动步枪的噼啪声和榴弹、迫击炮及火箭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到那时为止，我们从未经历过声响这么大的战斗。这时约翰·赫伦在无线电里向我报告说，他的部下正受到至少两个连敌人的攻击，他的第二排有被敌人包围和切断的危险。就在他讲话之际，敌人的迫击炮弹和火箭攻击了我所在的着陆区空地。我所设想的最坏的情况出现了——全营部队还没有全部着陆之前就跟敌人全面交火。现在我必须挽救被敌人切断的那个排。我的反应是愤怒地骂了一声：“狗屎！”
赫伦上尉估计他的二连正在对付约两个连的敌人，他的估计不太准确。其实，当时有一整营500名以上意志坚定的北越士兵正从山上蜂拥而下，朝赫利克被围困的二排席卷过去，并逼近被火力压制住的戴夫尼的第一排。二连参战时只有5名军官和114名士官兵。在像转动的万花筒一样瞬息万变的战斗中，赫伦上尉尽其所能设法弄清楚敌人的情况和意图，并随时向我报告情况，同时让部下拼死奋战，不被敌人打垮。
二连的遭遇使我更加担心那条通向着陆区西端的干河床。我的本能告诉我，敌军指挥官很可能攻打我们的左翼，朝着着陆区空地进逼。我们需要支援迅速赶到，而援兵正在途中。
此时，我从无线电里听到了“老蛇”布鲁斯·克兰德尔的呼叫。他的16架直升机由于补充燃油耽搁了一些时间，现在他正送来第4批人员，他们是托尼·纳德尔那一连的其余人员，以及鲍勃·爱德华上尉的三连先遣人员。当第一批8架直升机降落在空地上之际，已是下午1点32分。我让纳德尔上尉把一连人员集中起来，赶快到约翰·赫伦的左边跟他会合。然后我说：我要求你借一个排给赫伦，帮他赶去救援那个被切断的排。说罢我又跑到空地上找鲍勃·爱德华。我已决定等三连人员一到就让他们上山投入战斗，冒险让我的后方空地的东侧和北侧无人守卫。暂时没有营预备队。
爱德华上尉率领的三连士兵们一跳下直升机就奔向着陆区有树林的南端。感谢上帝，他们来得及时，奔跑的方向也对。我一把揪住爱德华，简单地向他介绍了战斗情况，然后大声命令他带领部下赶快离开着陆区，到南边和西南边占领一个可以阻止敌人前进的阻挡阵地，保护一连的左侧。我大叫一声：“出发！”爱德华和他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像离弦之箭一样，飞奔而去，一边跑一边向士兵们大声喊叫，并挥手示意他们赶快跟上。
鲍勃·爱德华说：“当我们在安排阻挡阵地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密集的阻击火力，火力主要来自轻武器和几件自动武器。着陆后的15～20分钟内，零星的迫击炮弹和火箭向我们射来。我们还没有跟敌人的步兵遭遇。进入树林以后，我部署了三个步枪排的战队位置：三排在右，一排在中，二排在左。”
“我的指挥所恰好在着陆区边缘的外面，靠近杰克·乔希根中尉的二排的后方。那天我连的运气好，士兵们对命令反应快。士兵们训练有素，纪律强，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使我连得以迅速在离开着陆区50～100米处建立起一条仓促的防御线。阔叶高草成了一个大问题：当你卧倒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视野和能见度极其有限。”
此时，我和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在那条干河床附近又跟普洛姆利士官长和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会合。翻译尼克先生早已卧倒在地上。梅特斯克尔上尉跪下一条腿，开始用M－16自动步枪向南边70米以外空地上的敌军官兵开火。不到几分钟，梅特斯克尔的一个肩膀中弹受伤。一连的亚瑟·J．牛顿上士替他包扎好伤口，并把他送回到干河床附近的矮树丛里。
我几度想跟纳德尔或爱德华手下的士兵一起作战，但是最后都抵抗了这个诱惑念头。我不能卷入任何一个连队的战斗，一旦卷进去我就可能脱不了身，最后变成一个普通的步枪射手。我作为营长的责任是带领和指挥步枪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