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子弹和呼啸而过的炮弹的声音明显有所不同，就像绕在我们头部周围的一窝蜜蜂。我正在无线电上沟通联络，想尽办法要透过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听到对方的呼叫，突然我感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我的右肩膀。原来是普洛姆利士官长的手。他不顾震天动地的枪炮声使劲喊道：“长官，如果你不找点掩护，你就会被打伤。你一倒下，我们就全完蛋了！”
普洛姆利是对的，他讲的话总是对的。敌人看到谁挥手、大声喊叫，或做手势，或对着无线电讲话，就立即朝他瞄准射去。北越这些家伙眼尖手快，见到指挥官、无线电操作员和军医就开枪。无论在朝鲜，还是在越南这里，我从来就不怕在战斗中负伤。然而普洛姆利的话使我猛然醒悟。战斗才刚拉开序幕，现在还不是我能离开战场的时候。
士官长朝着陆区两块阔地之间一个高约2～2.5米的土丘指去，那大土丘周围有些树林，离我站的地方约25米远。我们三人立即转身向土丘奔去，敌人的子弹落地时掀起一阵阵红尘土，子弹和炮弹的呼啸声仍然像蜜蜂一样在我们头上嗡嗡作响。那个大土丘跟一辆大轿车差不多大，它将成为我的营指挥所、急救站、补给点、战俘收容所、缴获的武器装备的集中地和阵亡人员的集中点。
就在此刻(下午1点38分)，后面的八架直升机放下了一连和三连的部分士兵。这一次直升机遭到敌人地面火力的射击。爱德华和纳德尔把刚到达的士兵火速带到各自的连队。
我营的医疗救护运送直升机载着急救站人员跟后8架直升机一道飞来。机身左右的大红十字标志太惹人注意了，因而吸引了更多的敌人地面火力。在这架直升机上面有营医官罗伯特·卡拉拉上尉、医务排士官托马斯·基顿和欧尔·基兹参谋士官。约翰逊总统把我们派遣到战场上时，我们部队在许多方面都人手不足，而最缺少的莫过于医护人员。急救站的编制人数应为13人，但是我们只有基顿和基兹两个人。不提这些气人的事了。在着陆后的50个小时的时间内，卡拉拉上尉和他的两位中士确实创造了奇迹。
基顿中士是这样描写他们到达时的情景：“下午1点30分至1点45分之间，我们跟随4架直升机飞临‘X光’着陆区上空，在直升机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士兵和北越士兵。北越士兵在空地边缘的树丛里向我们乘坐的直升机开枪。医疗救护直升机的飞行员对我们的态度很冷淡，他说要让飞机着陆有点麻烦。我们根本无法在空中悬停稳当。机上的所有人不得不从近2米高的空中跳下来。我们低头弯腰朝穆尔中校所在的大土丘跑过去。那里大约有20～25名伤员，都蜷缩在地上。我们把阵亡的士兵搬到别处，并立即着手抢救伤员。”
此时我营已经有250人着陆，而且有条不紊地各自作战。伤员开始增多。当我们在那个土丘背后卧倒时，我心里忽然想起第七骑兵团我的一个前任，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中校，想起了89年前他在蒙大拿的小大牛角谷的最后抵抗。我决心不让历史在德粮河谷重演。我营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技术过人的战斗力量。我们有一样乔治·卡斯特所没有的东西——火力支援。
现在是动用我手头所有力量的时候了。我在无线电上呼叫仍在头顶上空直升机上的狄龙和火力支援协调员们，要他们指挥空中飞机、地面火炮和空中火箭炮兵袭击朱邦山的下半部，尤其是从西边和南边通向着陆区的通道。各种火力要优先满足步兵连的请求。步兵连没有请求火力支援时，应持续不断地轰炸上述目标。我要求狄龙和其他人睁大眼睛留心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我希望空中和地面炮兵的火力支援不但要减轻我的部队的一些压力，而且还要截断正在下山准备参战的敌人增援部队。
我方强大的支援火力从空中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片刻间谷地上空浓烟和红尘密布。可是，连长们、迫击炮和榴弹炮兵的前进观测员们在浓烟中弄不清楚他们先头部队的确切位置。此时旅长蒂姆·布朗上校正在我们头顶上空的指挥直升机上，他在无线电上呼叫我，他告诉我不要朝山上开火，应把支援火力使用在我们阵地前方尽可能近的地方。
赫伦面临的问题最大，他必须想办法弄清楚已经失踪的二排的确切位置。赫利克及其部下不仅跟二连完全失去了联系，而且一边打仗，一边移动。由于该排在纳德尔和赫伦两个连队的正前方，因此耽误了我方实施有效近距离炮火支援一段时间。为了把火力引导到山下，几个连长设法把部分迫击炮移到了能发挥威力的位置。我方支援火力的洪流向山坡稍高处倾泻斩断敌人的增援部队。
这个猛烈的炮击场面让人看了胆寒，其巨大的轰鸣声对于我们的耳朵来说是雄浑的交响乐。炮弹呼啸飞过我们头上时发出接近目标前特有的啸声，紧接着就看到在附近爆炸。空中火箭炮直升机在“X光”着陆区上空盘旋了一下后，突然向下猛冲，投下了一组69.85毫米直径的火箭，其爆炸声令人心惊胆战。美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从空中轰鸣而过，投下110公斤和200公斤的重型炸弹，以及可怕的凝固汽油燃烧弹。整个炮击过程中，近距离步枪和机枪的哒哒声、榴弹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从未中断。
现在我们已看得清楚，我们的直升机一直停在着陆的地方，即大土丘我的指挥所以南的那片开阔地上，显得极脆弱，易受打击。这是该着陆区最大的一片开阔地，但是离敌人攻击的地方也最近。我一直在打量我的指挥所以东那块较小的空地。如果把那里的几棵树砍掉，这块地可容纳两架直升机同时降落。如果着陆区的战斗变得更加激烈，这块小空地也可以作我们的补给和向后方运送伤员的中转点。
我转过身来对爆破队队长、第八工兵营的乔治·奈伊士官下达任务，我让他把小空地上的几棵树砍倒。奈伊是缅因州班格尔人，25岁。他带领6人到“X光”着陆区来。他们分别是：詹姆斯·克拉克五级专业士官、斯科特·O．亨利五级专业士官、罗伯特·道尔希四级专业士官、杰米·D．纳卡雅玛一等兵、麦尔维因·阿伦一等兵和戴维德·威尔逊一等兵。奈伊回忆道：“突然间火力变得越来越猛，整个地方似乎一下子成了战火纷飞的战场。随时可能看见敌人，我们这些工兵也突然成了第七骑兵团第一营的一部分。既是步兵同时又是爆破专家真不容易，但是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用炸药炸倒了那几棵树，根本没有用锯子。炮火如此猛烈，我们身边没有武器，用锯子锯树太慢太危险。把那些树炸倒很省事，而且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作战。我听说我的一个手下被打死了，这个小伙子名叫亨利，来自佐治亚州哥伦布市。下午晚些时候，我看清楚了，我们的确失去了亨利。”
我指挥三连向南前进，然后透过无线电调来火力支援，再向乔治·奈伊交代布置清理那一小块着陆区的任务，前后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在这几分钟时间里，托尼·纳德尔上尉已经指挥一连的士兵越过开阔地朝西南面的干河床前进。
第七章 短兵相接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如果你的军官已死，士官们脸色发白，
记住，临阵脱逃等于毁灭；
因此你要散开队形，卧倒在地，耐心坚定，
像一个士兵一样等待支援。
——鲁德扬德·吉卜林：《年轻的英国士兵》
第七骑兵团第一营为救生而战
罗伯特·E．塔夫特中尉率领一连三排的士兵们大步慢跑，朝战斗枪声方向前进。他从连长托尼·纳德尔那里得到出发的命令，此刻他正在执行命令。鲍勃·塔夫特来自伊利诺州的海兰帕克，23岁，身材瘦削，满脸稚气。他身先士卒，带头跑向着陆区边缘的树丛。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海曾四级专业士官负担沉重，无法赶上他的步伐。海曾是芝加哥人，也是23岁。海曾携带一枝M－16步枪、一长串子弹，背后还背着一部大型RPC－25野战无线电。
按照我的命令，纳德尔上尉正派遣他手下的两个排到那条干河沟的河床去，旨在控制那块关键的地形，同时也保护二连的左侧翼。纳德尔说：“我正在那条干河床以东的阔叶高草地里前进，突然碰见我在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翰·赫伦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卧倒在地上。他抬头朝我一看并对我说：‘前面有很多越共！’”赫伦也记得那次在战场上的巧遇：“我催他赶紧卧倒，不然敌人的子弹会掀掉他的屁股。纳德尔立即卧倒。”
再向前一段距离，约翰·赫伦的一排和三排正在灌木林中会合，并想找到亨利·赫利克被打得焦头烂额的二排。纳德尔已经把他连里的二排暂借给赫伦助攻。二排排长是沃尔特·J．马姆中尉。马姆在集中部署本排士兵过程中耽误了一些时间，迪尔和戴夫尼已经发动进攻。马姆的士兵落后于赫伦的两个排近100米。
迪尔中尉回忆后来发生的情况：“我在左边，戴夫尼在右边，我们两个排都跟连指挥所失去了联系。两个排同时向赫利克的二排靠拢过去，都遇到了敌人自动武器和轻武器的火力，两个排里都有人受了轻伤或中等程度伤。敌人密集的火力迫使我们撤到一个较好的位置，在那里我们可以估计一下战场形势，商量出对策。”
就在此刻，塔夫特中尉和他的一连三排跟一支150人左右的敌军部队迎头相撞，这支敌军部队正沿着那条干河床两边从山上冲下来。一场争夺干河床控制权的恶战立即爆发。纳德尔上尉已经跟随美军特种部队在南越待了一年时间，相当熟悉越共游击队。他朝干河床对岸那些正从树林里钻出来的敌人一看便知道，这些士兵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的正规军部队。他立刻对着营指挥网无线电大叫起来：“他们是北越人民军！他们是北越人民军！”
卡门·迈斯利来自新泽西州的北伯尔根，是一个四级专业士官。他记得当时的情景：“上级指示我们放下背包。我们摆好队形向前进攻。我看见比尔·贝克四级专业士官手持M－60机枪在我左前方，纳德尔上尉就在那里跟我们一道作战。我们的士兵中有人开始中弹倒下。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我们向敌人进攻。我们许多伙伴立即中弹。”
斯蒂夫·汉森士官当时在塔夫特中尉的右后方前进。他说：“我们跑步穿越开阔地上的阔叶高草，奔向树丛。我们听到西边小山梁上的枪声。我和我的朋友——无线电操作员雷伊·特纳四级专业士官——越过了那条干河床。纳德尔上尉一行和另外两个排向右前方冲去了。我们过了干河床进入树丛以后，塔夫特中尉远远跑在我们的前头。我和雷伊·特纳，以及洛伦兹·内森参谋士官3人紧随其后，约隔10米距离。我们前进的速度很快。彼特·温特尔四级专业士官靠近我。
“我们冲进了弹雨之中。先头班里每个人都中了弹。从我们接到出发进攻的命令到有人中弹死亡前后仅5分钟时间。敌人离我们非常近，他们践踏我们的一些阵亡士兵尸体。双方的枪战猛烈。内森参谋士官把我们从树丛中撤出，退回到干河床。”
鲍勃·塔夫特的无线电操作员鲍勃·海曾回忆道：“塔夫特中尉在我前面跑。他左手拿着无线电的送受话器，可伸缩的胶皮电线连接着他手中的送受话器和我背后背着的无线电。送受话器的接线绳绷紧了。我就把中尉拉回并且大声喊道：‘我们偏离战斗队形了。’他回头瞥了我一眼就转身朝队伍前头跑去，只跑了4步。然后他朝什么东西连开两枪。我未能看见是什么。
“然后他面朝下倒在地上。塔夫特中尉中弹了！我把他翻过身来时才知道他的枪伤有多么严重。他的喉咙中了弹，那颗子弹拐弯向下从他的左肋穿出。他已经死了，尽管他的身材削瘦，我仍费了不少劲才把他翻过身来。”
纳德尔上尉说：“山上的敌人开始迅速向下进攻，但是进攻得不太协调。他们像流水一样冲下山，沿着那条干河床向下攻。敌人熟悉这个地区。他们从隐蔽最佳的路线向山下进攻。三排跟敌人打得难分难解，我左边的枪战达到了高潮。就在这时，我跟塔夫特的排失去了无线电联络。”
在激战之后，鲍勃·海曾使劲地把死去的排长翻过身来。“他已经死了，我们已无能为力了。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教我的：决不能让任何一张地图或通讯联系呼号密码本落入敌人手中。我把地图和呼号密码本从塔夫特中尉衣袋里掏出来，然后跪下来使劲把他的尸体翻过去。就在此刻，我背上的无线电被击中，无线电的碎片飞起来砸了我的后脑勺，但不太痛。接着，我突然被脸朝下掀倒在塔夫特中尉尸体旁边的地上。我感到脖子上有东西往下流，我伸手去摸后颈，缩回手一看，满手是血。”当时卡门·迈斯利在海曾的右边。他回忆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他们打死了塔夫特中尉！’”
怀茵·O．约翰逊中尉的一连一排正在塔夫特的士兵的右边。约翰逊的副排长特洛伊·米勒士官回忆道：“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像疯子一样追赶三排。三排所在的那个地方比我们那个地方可利用的地物少，较为平坦开阔，而北越人向他们那里进攻的路线却很隐蔽，掩护的地形地物较好。敌人伪装得极好，几乎看不见他们，因为他们的军装和帽子跟周围棕黄色的阔叶高草混为一体，让人难以分辨。看上去他们都训练有素，丝毫看不出怕死的样子。”
威廉·A．克莱契尔四级专业士官是塔夫特中尉排里的一名步枪手，21岁，来自纽约州的豪鲍奇。克莱契尔说：“我们摆好队形向敌人发起进攻，但过了一会儿一切就乱了样子了。好像我们的背后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敌人似乎就在那条干河床区域。”
第三排的兵器班像我营其他单位一样人手不足。该班有两个M－60机枪伍，每个伍编制四人：机枪手、副机枪手和两名弹药手。但事实上其中一个机枪伍的人数已降到3人，另一个机枪伍已经减少到2人。那个机枪伍的3个人是机枪手拉塞尔·E．亚当斯四级专业士官，23岁，宾夕法尼亚州休梅克维尔人；副机枪手比尔·贝克四级专业士官，22岁，宾夕法尼亚州斯蒂尔顿人，以及弹药手约翰·旺德利一等兵。当拉塞尔·亚当斯在“X光”着陆区着陆时，他离陆军服役期满只差14天。亚当斯身高1.75米，体重66公斤，个头虽小，但很结实，他操作起笨重的M－60机枪来轻松自如。贝克身高1.85米，身材细长而结实。另外一个M－60机枪伍的两个人是机枪手德龙·拉德纳四级专业士官，22岁，瘦高个，密西西比州比拉克西人；副机枪手罗德里格斯·E．理维拉一等兵。
比尔·贝克说拉塞尔·亚当斯是他最好的弟兄，他性格沉稳，讲话轻声细气。他的手特别大。贝克补充说道：“他言语不多，经常给他的M－60机枪加油擦拭，从来不把机枪弄脏。一吃过午餐我们就朝那条干河床前进。突然枪声四起，在我正前方约3米处的杰里·克尔希被机枪子弹击中，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躺在那里左翻右滚，痛得喊妈。这情景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赶紧跳到左边利用地物掩护自己。我恰好卧倒在地上的一个士兵旁边。他在一个射击位置上，而且看着我。他是亚力山大·威廉斯中士。他脑门上有个小洞，他已经死了。”24岁的威廉斯是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人。
贝克说：“见了威廉斯那个模样，我就像卧倒时一样快地跳起来，向前朝亚当斯跑去。亚当斯已经从克尔希身旁跑了过去。我们在干河床左边约30米处的开阔地上顺着河床方向朝朱邦山前进。谁也没有告诉我们该前进多远，所以我们不停地前进。我听到鲍勃·海曾大声喊叫塔夫特中尉中弹了。我看见他弯腰料理塔夫特，就在这瞬间，一个北越士兵朝他开了枪，子弹把他背后的无线电打得粉碎。他的背朝着那条干河床。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同时发生，大约30秒钟时间吧。我们继续前进。亚当斯以腰射姿势射击，一个点射就把在树权上用AK－47步枪对我们瞄准的北越士兵击毙了。”
在干河床的东边，鲍勃·海曾一时失去了知觉，躺在那位死去的中尉身旁的地上。他苏醒过来之后，帮其他人把塔夫特的尸体拖回到干河床上。“我们遭到敌人火力的压制。我朝我们的右边看了一下，再往身后一看，发现一个北越士兵倚在一棵树后，脸朝着树。我们已经从他身旁跑过。排里的军医和我都看见了他，他身体紧贴着树，头戴轻便帽，身着棕褐色军装，背着手枪背带，手里还端着一枝枪。而我却没有任何轻武器。他从树后探头看着我们。就在这紧要关头，我左边的某个士兵开枪将其击毙。那个北越士兵一头猛栽向树干，然后瘫倒在地。”
比尔·克莱契尔专业士官被敌人火力之猛吓得不知所措。他说：“就在塔夫特中尉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鲍勃·海曾中弹的同时，杰里·克尔希专业士官的腹部中弹。特拉维斯·帕斯中士、威廉斯中士当时都中弹了。我们撤回到干河床。克尔希的腹部枪伤使他痛得惨叫，他的伤势确实很重。”
尽管塔夫特中尉的排遭到敌人火力的猛烈打击，死伤了好几个人，但是他们现在在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战士洛伦兹·内森参谋士官的带领下拼死抵抗，阻止了敌人进攻的势头。敌人后退了，慢慢地朝三排的左边撤下去，但是仍然企图寻找可以包抄二连的路子。这下子他们跟乔·马姆中尉的二排的士兵迎头相撞，二排此时正要去参加二连的战斗行列。马姆的士兵们立即在近距离用机枪、步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并向密集的敌军官兵群投手榴弹。这股约80人的北越士兵对这突如其来的火力猝不及防，惊慌失措。马姆的士兵像割草机割草似地把一批批敌士官兵打倒在地。两个敌人被活捉当了俘虏。
好几个当时参战的人至今仍记得在残酷的火力之下北越人的奇怪行为。托尼·纳德尔上尉说：“50名北越士兵正好从我的前面走过，几乎是立即被我们消灭，他们连身子都没有转一下，更来不及开枪还击。”幸免的敌人赶忙朝干河床方向退却到他们的右后方。这一来他们又走到了托尼·纳德尔的一排和三排的正前方，此时这两个排已经在1米多深的干河床的掩护之下。敌人又遭到了来自他们右方的近距离火力扫射和重创。他们不停地走进火力网。
第一排的特洛伊·米勒士官参加了这场酣战。他说：“我看到干河床里有一个上半身中弹的北越士兵，三排的一个中士和我排的一个伍长同时将他击毙。他离我们不到3米远。后来我们搜查了他的尸体，我们发现他搜走了塔夫特中尉颈子上挂的身份识别牌。”
跟塔夫特的排失去了无线电联络之后，纳德尔上尉转移到他左侧枪声激烈的方向，旨在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纳德尔说：“我的无线电操作员杰克·E．介尔士官是连里的通信组长，上战场之初他就自告奋勇地背我的两部无线电之一。此时他跟随着我跑出干河床，进入开阔地后，就朝塔夫特的位置前进。我们碰到了内森上士，我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说他们排的左侧受到了敌人的攻击，左边的班有几个人伤亡，已经撤出了干河床，但他们决心不让左侧落入敌人之手。内森说塔夫特已经中弹阵亡，尸体留在干河床内。
“这点使我感到恼火。上级和教官一直教导我们决不能把任何伤员或阵亡者留在战场上。我和介尔士官匍匐爬出我们的阵线，朝干河床爬去寻找塔夫特的尸体。敌人就在那一带。干河床西边的敌人向我们扔手榴弹，但几棵树给我们提供了掩护。我们找到了塔夫特的尸体。在我们俩把他弄回来的途中，我们发现另一具被遗留下来的士兵尸体。把塔夫特的尸体交付给他的排以后，我们俩又爬回去把另一个士兵的尸体拖回来。”
此时比尔·贝克和拉塞尔·亚当斯已经朝山的方向前进了大约100米，正跟他们南面约30米远的敌人，以及干河床以西的敌人打得难分难解。贝克说在他们向前冲的途中险象环生：“当我跟着亚当斯向前冲时，在自动武器的火力当中我听到有人大喊：‘手榴弹！’原来就在我前面不到两米处，一个棒槌式木柄手榴弹停止了滚动。我立即卧倒在地，双膝弯曲，紧接着就是一声爆炸，和一道强烈的白光。我并没有全身伏在地上，手榴弹一爆炸，我又继续带着我的M－60机枪子弹箱前进。
“在我们的右前方约20米以外的河床外有个土丘，土丘上面长着一簇树木。美国士兵在土丘的一边，两个北越士兵在另一边，相互之间的距离不到5米。我怕我们的士兵没看见敌人。我放开喉咙对他们大喊，但是由于枪炮声太响，谁也没有听见我的呼喊。枪炮声简直震耳欲聋。我身边唯一的武器是我的点四五口径手枪。”
贝克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随亚当斯跳跃、左躲右闪、卧倒后又继续前进。此刻我拔出手枪对土丘左边的敌人射击，一下子把7发子弹全打光了，两个敌人都倒在地上。亚当斯大叫快给机枪送子弹。他在一棵小树旁边，我移了过去。此时，我俩是在最前面的位置。我给机枪送了一带又一带7.62毫米子弹。我俩趴在地上，他朝正前方和右边的敌人不停地扫射。在我俩右边约10米之外是我们的弟兄德龙·拉德纳和罗德里格斯·理维拉，他俩也在用机枪向敌人开火。但是在高草地里我俩几乎看不见他俩。”
贝克补充说：“我一发现正前方有敌人动静，就立即指向那里，亚当斯就朝那里开火。我俩这样配合向敌人进攻了好几次。敌人朝拉塞尔和我包抄了过来，他们的子弹击中了树干，掀起了我们身边的泥土，从我们的头上呼啸飞过。拉塞尔打退了敌人的那些进攻。我俩开始寻找我们的弹药手约翰·旺德利。他已经死了。至今我还能记得当时的酷势和极度疲劳，我感觉好像在那整段时间里没有吸过一口气。我们浑身被汗水湿透，当我们躺在棕褐色的高草丛里时骄阳似火，而我们在露天开阔地上除了高草没有任何遮阳之物。”
在把塔夫特和另一个士兵的尸体拉回的途中，纳德尔上尉发现贝克和亚当斯在他左前方约20米处朝山上跑去。结果贝克和他的主机枪射手拉塞尔·亚当斯，以及另外一个M－60机枪伍跑到了最前面，到达一连三排前方至少70米处。亚当斯轻描淡写地说：“谁也没有要我停止，所以我不停地前进。”
当我重新思考这场快速混战的复杂情况时，我明白了，那几个英勇的机枪手给北越的一支大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而当时那支北越部队正匆匆忙忙赶下山要去增援对我方一连左翼的进攻。比尔·贝克和他的弟兄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他们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阻止敌人打掉纳德尔的左翼，以防敌军破坏一连和三连之间的联系。
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美国空军的A－IE型“天袭者”飞机正向我们提供最佳的空中火力支援。“天袭者”是朝鲜战争时期的老式单发动机螺旋桨飞机，但是这种飞机对于在战场上向地面部队提供战术性空中支援非常有用。它速度慢，构造简单，有坚固防护装甲，能够准确地向地面目标开火。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在空中盘旋达8个钟头之久。
布鲁斯·M．瓦勒斯空军上尉在朝鲜战争期间是一个士兵，195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65年他第二次随美国空军到越南任职。在我们这次战斗中他驾驶老“斯巴德”(A－IE型“天袭者”飞机的绰号)。瓦勒斯说：“天袭者尤其适合于投射武器的任务，当地面部队指挥官需要某种武器支援时，它能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把武器投射到地面。这种飞机飞行速度慢，笨重难看，到处油乎乎的，驾驶起来让飞行员感到不舒服。但是，除了像厨房洗涤池那样无法搬动的东西之外，你可以把任何东西挂在它的机翼下面。随着德浪河周围地区的战斗加剧，美国空军在越南的第一和第三百零二空中突击中队所有可以利用的飞机和飞行机组人员都参加了战斗，执行空中火力支援任务。”
下午2点钟左右，一架A－IE“天袭者”飞机从南方飞临朱邦山的山坡上空，飞得很低，刚好在树顶上方。它奉命来到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的位置执行轰炸任务。突然一声爆炸，那架“斯巴德”迅速着火。飞机继续沿干河床上空飞行，机身后面拖着长长的火舌和浓烟，从我们头顶及正在战斗的地方上空飞过，然后转头向东，歪歪斜斜地飞了大约3公里后坠毁，坠毁处升起了一团黑色烟雾。我们没有看见降落伞。在我们的头顶上空，马特·狄龙上尉在营指挥直升机里看得很清楚：“那架飞机着火了，改变飞行方向后在‘X光’着陆区以东地区坠毁。坠毁现场听到爆炸后看到起火。我们乘直升机过去看有没有人生还。飞机刚坠毁，就有二三十个敌人奔向飞机。我立即命令空中火箭直升机向他们攻击。”
美国空军的档案显示那个在飞机坠毁中丧生的飞行员是保罗·T．麦克克赖伦上尉，34岁，俄勒冈州西斯台顿人，隶属于空军的第一空中突击中队。布鲁斯·瓦勒斯上尉说：“保罗很可能是被他自己所投下炸弹的碎片击落的。我们当时在同一架飞机的机翼下既悬挂普通炸弹，又挂凝固汽油燃烧弹。这两种炸弹的安全投放高度是不同的，而飞行员冒着敌人的火力执行超低空飞行轰炸任务时难免紧张，很容易按错飞机驾驶舱里的投弹按钮。然而，那次飞机坠毁的确切原因，始终没有官方正式的结论。”
与此同时，迪克·诺尔斯准将在我们第三旅的指挥部里不断接到有关我们营迅速发展的详细战况报告。我们对捕获的俘虏又进行了详细盘问。他透露他的单位是北越人民军第三十三团的某个营。情报显示第六十六团和第三百二十团也在附近地区。在副师长诺尔斯的敦促之下，师长哈利·金纳德少将从安溪的指挥部飞来听了一下战况汇报。诺尔斯说：“金纳德抵达时，我让他看了一张形势图。他看了一眼就问：‘你究竟在那个地区干什么？’我回答道：‘嗯，将军，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找到敌人，而我们果然找到了敌人。’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又提了几个问题，然后他说：‘好吧，看样子很棒。你们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当上述这些情况正在进行之际，约翰·赫伦仍在不遗余力地设法寻找赫利克中尉那个被敌人切断的排。他的另外两个排正在跟大量的敌人激战，这批敌人从这两个排和赫利克那个排之间向我们进攻。在混乱之中，赫伦的火炮前进观测员比尔·雷德尔中尉冲到前面跟阿尔·戴夫尼中尉碰了面。此刻赫伦仍然在干河床区域，即在纳德尔的一连位置的右边，他正设法让乔·马姆那个排的增援部队跟迪尔和戴夫尼联起手来。
纳德尔的一连士兵的毁灭性侧射火力和我方持续的炮火轰击及空袭迫使戴夫尼和迪尔前面的敌人退缩回去，并放松了火力。这使得马姆中尉那个排有机会前进，跟二连的两个排联起手来。现在他们可以朝赫利克那个排的方向发动3个排的进攻。3个排齐头并进，从左到右的顺序是：迪尔、戴夫尼和马姆。
丹尼斯·迪尔回忆道：“我们列队前进了约100～150米，敌人激烈的火力迫使我们停了下来。我们的人伤亡很多。我通过无线电跟赫利克那个排联络，我说：‘我认为我们离你们很近。请打一枪；等数到三，再打两枪。’那个无线电操作员，或在无线电上的那个人，按照我说的去做了，因此我们知道了他们确切的位置。我们立即跃起身来再向前发起进攻。我们刚前进了90米左右，整个情况就全乱了。敌人已经渗透到赫利克那个排和我们3个排之间，而且正开始移动到我们的背后。”
“我看见副排长列罗伊·威廉斯朝一棵树开枪，一枝枪从树上掉了下来，但是没见到敌人的尸体掉下来。原来那个敌人士兵是用绳子把自己系在树顶上的。在前头我们的士兵死伤15人。在这个关头，我们的军医卡尔文·布克奈特五级专业士官从掩护处站起来跑向前去，开始包扎伤员。他包扎好4～5名伤员。他用自己的身体挡着伤员，以防止持续密集的弹雨再打伤伤员。布克奈特开始他那令人惊叹的英勇救护行动后不到5分钟，就受到了致命的重伤。”24岁的布克奈特是华盛顿特区人。
迪尔说：“战场上的枪声突然稀疏了下来。在这个战斗间歇里，我排有个士兵起身跪在地上，而其余所有的人都卧倒在地上。他刚一抬头，上半身就中了一枪。他离我仅3米，我甚至听到了子弹穿透人肉的声音。那听起来像用划独木舟的桨拍打烂泥巴的声音。一粒子弹只要打中了目标，就又死了一个人。在同一个战斗间歇里，我的无线电操作员的臀部突然(如果你忍心那样说的话)爆炸，在开始流血之前的瞬间，我看到被子弹打断了的白骨参差不齐地支了出来。我们连忙给他急救，以免失血过多造成休克。他说：‘我没有关系，给我指一下路就行了。’他独自支撑着挪到了营救护站。”
迪尔中尉补充说，他和另外两个排长开始计划新的进攻，企图突破敌人的包围，解救被困的二排。“排长们跑来跑去，协调进攻准备，就在此时，突然枪声又起。战斗间歇很快结束。正是在此时我的武器班长柯里参谋士官(‘酋长’——他是印第安人)被敌人打死了。他最后讲的话是：‘那些杂种想干掉我！’他身边的人看到他中弹后在地上左右翻滚。后来我手下的人把他的尸体抬回来时，我让他们把他放下，我把他的脸转过来对着我，我看着他。我简直不能想象酋长已经死了。”小威尔伯·柯里参谋士官是纽约州水牛城人，年仅35岁。”
迪尔说他的排和其他的排跃起身来发动进攻，再次被极其猛烈的火力击退回来。“我们拼死苦战，但最后因负伤的人太多而不得不停止进攻，被迫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拉利·吉尔雷斯参谋士官说：“我们尝试了不同的战术，先是一边开火一边运动，后来采取列队进攻，但是每次北越部队都严阵以待。”
在不到100米以外的地方，赫利克手下的士兵正在为求生路而左冲右突进行枪战，他们从跟敌人遭遇时起就一直边打边走。欧内·萨威杰士官把敌人的机枪伍消灭掉以后不久，他眼睛的余光发现那条小干河沟附近有动静。他立即转头朝那个方向看去，发现了一大群敌人正在快速运动。萨威杰说：“敌人大约有50人，也许是70人。他们没有对我们开火，他们正向我们的右边移动，企图绕到我们的后边。我们向他们开火，同时也继续朝我们正前方的敌人开火。但是敌人还是包抄了我们。我们靠仅剩的这些人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形势。我们人手不够。”
此时保罗·赫德尔参谋士官的两挺机枪正向前方和右边的敌人开火。萨威杰的班也是在两面作战。他们的位置在机枪班前方约30米。现在他们用一边开火一边运动的战术撤退，一个火力伍开火掩护，另一个伍撤退到二排其余人员所在的地方——即小山梁稍低处。萨威杰说：“机枪手们已经在小山梁稍低处架起机枪进行射击。枪声震天，但是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开始撤退的时候，我看到两个机枪手坐在那儿朝小山梁另一边的坡下射击。我们后撤时从他们身旁经过。伯纳德·拜伦邦姆一等兵是机枪射手之一，他阵亡之前痛快淋漓地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他的机枪火力掩护下，他们得以安全撤回。我们径直朝他那里后撤。敌人在我们的后头，他的机枪火力打着敌人却没有伤到我们自己人，这简直是奇迹。”
赫利克和另外两个班正艰难地在小山梁下的一个土丘旁坚守着。萨威杰跟麦克亨利的班会合，这个班早已被敌人的火力压制住。赫利克就跟那个班在一起。扎伦士官那个班在他们的后方。跟麦克亨利的班会合时，萨威杰检查了自己班里的人数。他知道罗伯特·M．希尔四级专业士官这个M－79型榴弹射手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希尔在战场某个地方中弹身亡。他带着M－79型榴弹发射器和一枝点四五毫米口径手枪，并且同时用两件武器开火。”希尔23岁，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斯达克维尔。
这时赫利克的3个班的士兵都集中到那个小土丘上，从他们的北面和东面向逼近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不幸的是，两个M－60机枪伍仍然在坡下，离他们约30米远。当萨威杰把他手下的士兵部署在射击位置时，北越人从3个方向对他们发动强攻：从北面向山梁上进攻；从西南面向下面的小山梁上进攻；而最糟糕的是，有50～60名北越士兵从沟里向两挺M－60机枪的后方进攻。赫利克中尉和排副卡尔·帕默尔正在酣战之中。到这时，萨威杰已经亲手击毙了15～20个敌人。“机枪还在开火，我们每个人都全力苦战把敌人挡住。敌人很多，到处都是敌人。”萨威杰这样回忆。
赫利克中尉高声喊机枪伍的士兵上山梁。赫德尔参谋士官带领的那个机枪伍在小山梁的北端。另一个机枪伍离得较近一些，听到排长的喊声就脱离战斗，爬上了土丘，进入了美国人控制的范围。赫德尔参谋士官的机枪不停地扫射，以便掩护撤退。一大群敌人对这个机枪伍猛烈开火，并且将他们团团围住。就在这场绝望的混战中，赫利克的排遭受了最惨重的伤亡，失去了宝贵的两挺机枪之一。
萨威杰士官又说：“那挺机枪还没有停止射击，敌人就从它旁边绕了过去。我可以听到赫德尔参谋士官在下面咒骂，甚至在枪声震耳的情况下，我都能听见他咒骂的声音。他骂人是有名的：‘操他娘的！狗杂种！’我能听到他在下面大骂。然后敌人向他们投了手榴弹。”赫德尔36岁，华盛顿特区人。拜伦邦姆24岁，纽约市人。道纳尔德·罗迪一等兵22岁，密西根州安阿尔伯人。他们3个人在敌人密集的步枪火力和手榴弹爆炸中阵亡。
当怀茵·M．安德森士官和他的副机枪手提着另一挺M－60机枪向小山梁前进时，山梁下面的敌人用赫德尔士官的那挺机枪扫射土丘上的美国人。而二排剩下的那挺机枪只剩最后一带子弹了。安德森中士惨叫一声并大叫他的脸中弹了。确实如此。白磷燃烧子弹的碎片在他的肉里燃烧冒烟。扎伦中士将安德森推倒在地，在萨威杰的帮助下，他俩用刺刀从安德森的脸上挖掉正在燃烧的白磷碎片。
此时150多个敌人从东、南、北3个方向朝土丘进攻，双方的士兵都一个接一个倒下。赫利克中尉从这个士兵身旁跑到另一个士兵身旁，设法组织好防御。敌人的一阵齐射扫过赫利克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约翰·R．斯图亚特还有火炮观测士官约翰·T．布朗中士，把3人全都打伤，而赫利克和布朗的伤很重。一颗子弹打穿了斯图亚特的小腿。
赫利克用无线电向二连连长约翰·赫伦报告说，他已经负了重伤，正把二排交给卡尔·帕默尔士官指挥。然后赫利克给他的士兵下达指示，销毁通讯联络密码，重新分配弹药，请求炮兵火力支援，如果可能的话，就突围出去。赫伦说：“我认为二排之所以未被敌人打散，仍坚守在一块，这完全应归功于赫利克。他们集中在一起才得以顶住敌人的一次次进攻。”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承认赫利克的功劳。萨威杰和扎伦将赫利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尉在敌人猛烈弹雨中的卓越表现，清楚地描绘了一番。他的排阻止了北越军队的一支大部队的前进，这支北越部队显然是要下山参加攻打我们的着陆区的。我早就认为赫利克的排朝西北方前进得那么远肯定把敌人指挥官弄糊涂了，他不知道我们部队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我们朝各个方向渗透了多远，这对我们有利。
萨威杰士官这样回忆亨利·赫利克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小山上躺在我身旁。他说：‘如果我非死不可的话，我乐于为国捐躯。’我至今仍记得他讲过的这句话。他臀部中弹，疼痛万分，进入了休克状态。他没有再活多长时间。他在那场战斗之初就死在一个小灌木丛旁边了。”查尔斯·R．洛兹五级专业士官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22岁。他是排里的新军医。他在几天前才刚来到二排。他说：“赫利克中尉中弹时膝盖跪在地上。子弹打伤了他的臀部，但是他要我先救别的伤员。”
洛兹军医还说：“卡尔·帕默尔跟赫利克中尉差不多时间中弹，也就是我们刚退回到土丘之时。帕默尔头部中弹，伤势虽不致命，但是他昏了过去。他刚好倒在我的身后。我以为他死了，其实他没有死。帕默尔苏醒过来后说：‘叫弟兄们撤出这里。’我告诉他，我们有这么多伤员，我们没有办法突围出去。但是帕默尔还是在讲要每个人撤出去，他一会儿苏醒，一会儿又昏迷。”
下午2：30分，被切断的二排已经煎熬了一个多钟头。帕默尔负伤躺在地上的一根枯木旁边。离他最近的人是盖伦·邦根姆。邦根姆说：“帕默尔躺在那里，但是绷带已不在头部受伤的一侧，因此我帮他把绷带扎到伤口上。正当我替他重扎绷带时，一个北越士兵用一颗我们的手榴弹投向我俩。手榴弹恰恰落在帕默尔身后爆炸，把他炸死了。手榴弹的一块碎片扎进了我的膝盖，我忍痛把碎片拔出。那个投手榴弹的北越士兵站在那里嘲笑我们。迈克尔·L．帕特森四级士官的腹部肯定中了敌人一整弹夹子弹。我发誓在他倒下之前，我看见他的腹部被打穿透光了。”
卡尔·A．帕默尔中士在他40岁生日前2天阵亡。正如他所预言，他未能活到生日那天。
邦根姆专业士官已经打光了他有限的M－79榴弹，他开始寻找别的武器使用。他说：“我爬来爬去想找一枝M－16步枪。我刚找到一枝，马林·T．多尔曼五级专业士官说：‘那枝不能用了，我给你另外弄一枝。’然后他大叫一声：‘这一枝也不能用啦！’我又爬到别处找到了第三枝，唐纳德·杰佛里一等兵大声喊道：‘那枝没用了！’最后我从我们的阵亡士兵旁找到了一枝能用的M－16步枪和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大约就在那会儿，约翰尼·博斯维尔一等兵(32岁，佐治亚州伊顿人)臀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对我说：‘我要爬起来离开这里。’我告诉他：‘你不可能离开这里。’他开始爬起来，我一把抓住他的一只脚，把他强留在我们身边，但是他过一会儿就死了。罗伯特·斯托克斯士官的小腿中弹。洛兹军医给他包扎好之后又去抢救别的伤员。”
早些时候萨威杰士官派博斯维尔一等兵、琼金·瓦斯盖中士和拉塞尔·希克斯二等兵三人冒着敌人的火力快速爬行到我们阵地的三面。他此时跟斯托克斯中士一道请求迫击炮和榴弹炮火的支援。他已经把卡利克斯·雷莫斯一等兵和斯图亚特专业士官这两个伤员转移到土丘的北边。克莱任斯·杰克逊专业士官的左手被一颗子弹打穿，他就用右手继续向敌人开枪，直到他第二次中弹。瓦斯盖中士和其他几个伤员也同样继续战斗，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勇气和洛兹军医的及时抢救。詹姆斯·布莱特专业士官的大拇指被子弹打掉。帕特森、希克斯和杰佛里三人都负了伤。鲁本·汤普逊中士的心脏上方胸部中弹，子弹从左腋下钻出，鲜血涌流。但是他抓起一枝枪继续战斗。被敌人围困处于绝境的二排决心血战到底，死不罢休。
多尔曼专业士官说：“现在我们全都卧倒在地上。如果谁动一下，就会挨枪打。我们平时的训练到了战场就呈现出其价值了。我们进入了防御位置。25分钟时间里，我们死了5个人。然后敌人突然从3个方向朝我们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他们从一个灌木丛冲向另一个灌木丛，向我们猛烈开火。我们把M－16步枪的单发开关放到连发位置射击，击毙了很多敌人。”盖伦·邦根姆说：“我们把所有能够找到的装满子弹的弹匣收集起来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挖散兵坑。我的工兵锹的木柄被炸飞了，我的两个水壶中有一个被子弹打了一个洞。敌人的火力很猛，如果你抬头起身挖散兵坑，你就会被打死。到处是死亡和毁灭。”
到此为止，二排的29个人中有8人阵亡，13人负伤。二排所在的25米宽的土丘周围成了一个疼痛、死亡、恐惧和英勇无畏的圆圈。查理·洛兹军医在整个激烈的枪战过程中冒着弹雨从这个人身边爬到另一个人身边，竭尽全力用他急救包里有限的医疗用品抢救伤员。尽管洛兹自己也两次负伤，但是他丝毫没有放慢抢救伤员的速度。他要把13个伤员全部救活，度过这场漫长而又神圣的战斗。洛兹说：“好几次我不得不站起身来或坐起来抢救伤员。每次越共都向我猛烈开火。”洛兹为了保护伤员，使用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和一枝M－16步枪还击敌人。
赫伦上尉在无线电上听到了武器排派到赫利克的二排的前进观测员绝望的呼叫。约翰·赫伦说：“斯托克斯士官说二排完蛋了，他想突围出去。我问他是否已经没有突出重围的希望了。过了一会儿他就中弹了。”在着陆区的联合迫击炮阵地上二连有个名叫温森特·坎特的四级专业士官，23岁，得州赖弗吉奥人。他说：“我们架好了迫击炮，罗伯特·斯托克斯士官给我们从无线电里报来了射角和射向。斯托克斯中士是我排的迫击炮前进观测员，跟二排一道被围困在山上了。他在无线电里向我们请求火力支援的声音听来很绝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他的呼叫。他们被包围了，他们要求我们提供一切可能的火力支援。几分钟时间里，我们的全部迫击炮弹就打光了。”
坎特说，没有炮弹，迫击炮组的士兵们就不能再向受围的二排提供火力支援。他们心里难受极了，听到前面兄弟要求支援的可怜呼唤，更使他们心情沉痛。坎特说：“蒙哥马利中士要我们冲上前线帮忙斯托克斯中士。我们拿起随身武器就要出发，但是我们无法前进。敌人的火力太强。我们又退却下来。
“下午2点30分光景，好像有半个营左右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负了伤。我还记得我把一个士兵从雨衣中翻过身来。我把他的身体翻转过来时，他的脸朝下。我看到他军装上戴着中尉肩章。我突然睁大眼睛。我暗自思忖，这些子弹可不敬重当官的。加利·古伯、奥迪·墨菲每次都能大难不死，不过那都是在电影里。”
欧内·萨威杰士官受伤后躺在斯托克斯中士身旁。他回忆道：“无数敌人的子弹朝我们飞来，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但是敌人也挨了强大火力的打击。迫击炮的前进观测员要来了炮火支援，炮弹纷纷在我们周围落地爆炸，我们也从阵地上向敌人开火。我们唯一的掩护就是那小山丘。如果你要移动，你就得爬，你一爬动，就引来敌人的火力。帕默尔士官阵亡后，斯托克斯士官说：‘我们必须撤离这里。’他站起身来。
“在山丘下面的地上有很多敌人，只要他们看到你的钢盔，他们就立即开枪射击。斯托克斯刚站起来，头部就中了弹。两颗子弹打中了他的钢盔，一颗打在钢盔边沿下。他立刻朝后栽倒在一根圆木上。他背上背着无线电，倒地后他躺在无线电上，无线电被他压在身子下面，而且在圆木的那一边，我爬到圆木下头，拿起了无线电的送受话器，请求我方提供更多的榴弹炮和迫击炮火的支援。”罗伯特·L．斯托克斯中士24岁，来自犹他州的盐湖城。
二排的指挥任务从亨利·赫利克中尉转到卡尔·帕默尔士官，后来又转到罗伯特·斯托克斯中士。他们先后在战斗中阵亡。现在轮到士官中级别最低的欧内·萨威杰来指挥了。赫伦上尉回忆道：“萨威杰士官在无线电上呼叫了。他说赫利克、帕默尔和斯托克斯都死了。他要求给他更多的炮火支援，他会把炮火引导到离他们阵地尽可能近的地方。我们永远不可能清楚二排的精确方位，然而雷德尔中尉可以根据萨威杰的目测估计来修正弹着点。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合作的。”
二排那十几个仍坚持战斗的士兵非凡而又坚定的抵抗，加上萨威杰士官引导的炮火拦阻射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在战斗间歇时，美国人从阵亡士兵和重伤人员手中收集子弹、手榴弹和武器，然后又重新分配这些武器弹药。几个步枪手转移到了较好的射击位置。扎伦士官从阵亡的指挥官衣袋里收集起地图、笔记本、通讯联络文件，然后将它们付之一炬。赫利克的RPC－25型无线电加强了防范措施。此时赫伦上尉正在对萨威杰讲话，告诉他二连正不顾一切地向他靠拢。
欧内·萨威杰和他的士兵蹲了下来，决心顽强抵抗，坚守到底。
第八章 战斗风暴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军队所经营的最宝贵的商品是每名士兵，而士兵是我们战斗部队的心脏和灵魂。
——J．洛顿·柯林斯将军
我们向朱邦山脚下这块空地实施大胆的直升机攻击的本来意图是为了找到敌人，现在看来，我们显然达到了目的，而且结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星期天下午(11月14日)，越南人民军的阮友安中校正在不到2.5公里之外的指挥所地下工事里发布一道道命令。他的命令的传递靠有线电话(还记得我们的H－13直升机上的侦察兵在空中发现的那条通讯电线吗)，很不可靠的老式无线电和徒步传令员。他对附近地区各营部队下达的命令很简单：进攻！
下午两点过后不久，战斗正在紧张进行。阮友安中校的上司周辉敏准将安全地待在他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司令部里，远离战斗现场15公里。而我的上司就在我的头顶上空。当战斗正在我们着陆区的两侧激烈进行之际，布朗上校突然从他的指挥直升机的无线电上呼叫我，问我他是否可以着陆，亲眼看看战况如何。我没作任何解释就请他不要着陆。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再来一个旅长视察战斗，势必又使我分心。而且他的指挥直升机上面竖满了无线电天线，是敌人特别注意的目标，着陆一定会成为吸引敌人火力的靶子。布朗未再坚持要下来，因为他立即理解了我的想法。
着陆区以西赫伦和纳德尔那两个防御地段向我报告，他们那里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这再次提醒了我，着陆区的整个北面和东面仍然完全暴露，尚无一兵一卒防守。我心里祈求直升机赶快把下一批士兵送来。三连的余下人员和四连的先头人员已经上了直升机，正在半途中。
四连连长雷·莱费布上尉乘坐在布鲁斯·克兰德尔驾驶的长机里。跟莱费布在一起的有他那个连的指挥小组。在后面的直升机里的是四连的机枪班、迫击炮排的一部分，以及鲍勃·爱德华上尉的三连的最后一批人员。莱费布说：“我们在下午2点30分左右前来着陆区的时候，战斗正在紧张而又激烈地进行。直升机接近‘X光’着陆区时，我们已经飞行了11分钟。我一直拿着无线电送受话器在听营指挥通信网里的通话。乘坐长机的有无线电操作员吉尔伯特·尼克拉斯一等兵、迫击炮排的排长拉尔·E．特布达中尉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以及其他几个人。我可以从无线电听到营长的声音。
“从空中可以看见榴弹炮火和空袭火力一起飞向战场。在直升机里飞行，既能观看战斗的进行，又能从无线电里收听到所有情况的进展。飞行员布鲁斯·克兰德尔转过身来向我们摇摇头，又做了一个鬼脸，好像是问我们：‘老兄，你知道你到了什么地方吗？’我能清楚回忆起那个飞行员的面部表情。我们从空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武器在开火。我在认真思考我将去的确切地点。我坐在直升机的左侧，朝外可以看到朱邦山，坐在我前后的是两名无线电操作员。”克兰德尔在无线电上报告说他将进行短距离进场着陆飞行，会突然降低飞行高度朝着陆区飞来。我告诉他就这样飞进来，但是人员下飞机动作要快。
当这天第五批人员乘坐的直升机轰鸣而来，接近树林高度时，着陆区骤然变成火热的战场。干河床那边的敌人掉转枪口对准直升飞机射击，顿时步枪和其他自动武器的火力满天飞。克兰德尔说：“当我减低下降速度准备着地之际，我们开始受到地对空火力的猛烈打击。我的直升机在着陆区的最前部着地。我朝左方望去，看到一个北越士兵就在我的直升机旋翼叶片以外的地方向飞机开枪。还有一个敌人士兵从右方朝我的直升机开火。刹那间每个敌人似乎都在向我们开枪，我们的弟兄似乎也正朝敌人开火。
“看起来这场激烈的枪战好像永远不会停息似的，然而事实上，步兵很快就把这些家伙收拾了。尽管敌人离我们那么近，我飞机上的舱口射手却不能采取行动保卫他们自己。地面上的部队和正准备从我们直升机上下去的部队必须对付着陆区的敌人。我们直升机上的枪手们一开枪就难保不会打死着陆区里的自己人，因此我们的政策是不开火。
“这次着陆后我在地面上多待了一会儿，因为我要把伤员弄上直升飞机送回后方。当我拉起操纵杆，我编队的4架直升机离开着陆区，而另一个编队的4架直升机几乎是立即着地。他们进场时我向他们报告了着陆区敌人的密集火力，指示他们继续进场。我知道好几架直升飞机中弹了，但是我不能久留，我的任务是把直升机上的伤员送回波来梅接受治疗，还要开始为地面上的部队安排运送增援部队和武器弹药支援。我的直升机上有3个阵亡士兵和3个伤员。伤员中包括我的机工长，他的喉咙被敌人子弹击中。我们在波来梅着陆时，我们看到尸体上的每颗子弹都是打中头部或颈部。敌人的枪法真棒啊！对于一个直升机飞行员来说，想到这情景即使不会不寒而栗，至少心里也会不愉快。”
四连连长雷·莱费布上尉即将赢得一枚步兵作战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三枚勋章都是在着陆时的7分钟里赢得的。他还记得：“我们进场之后，朱邦山在我们的左边，我们遭到敌人火力的猛袭。着陆时我们离树丛不远。树林里有很多敌人朝我们开枪。在直升飞机悬停在低空的时刻，特布达中尉的手被打伤。
“在我开始解开座位上的安全带之际，我感到一颗子弹擦了一下我的颈背，我转身向右，看到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头部中弹。从我颈背一擦而过的那颗子弹打死了他。他的身子朝前倾倒了下来，座位上的安全带仍然系在腰里。尼克拉斯还很年轻，刚满20岁，来自纽约州的尼加拉大瀑布地区。我从直升机上跳了出去。子弹不断从山上飞来，我们有约三四人向着陆区边缘的树丛前进了50～70米，即朝枪声方向前进，然后在地上一个低洼处停了下来。”
跟克兰德尔一起驾驶“三号黄蛇”的还有里卡道·J．洛姆巴道一级准尉，34岁，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人，和阿莱克斯·S．(波普)·杰克尔一级准尉，43岁，华盛顿州西雅图人。波普·杰克尔是9个孩子的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才20岁，就曾从英国驾驶B－24型轰炸机到欧洲其他国家上空执行任务。战后他驾驶过B－29型轰炸机，一直到1950年他退役为止。波普·杰克尔在1962年重新入伍，自1953年以来一直驾驶直升机。
洛姆巴道驾驶另一架直升机，他这样回忆那次空降：“当我驾驶直升机进场时，我看到硝烟越来越浓。我叫波普·杰克尔跟我一道掌握好控制系统。我的直升机的滑橇式起落架一着地，士兵们就飞跃出去。我看到有人躺在地上。我感觉并听到我的座位后有呼呼声响。我朝波普瞥了一眼，他正目不转睛地向前看着，他的眼睛瞪得像盘子那样大，嘴巴完全张开。我朝前望去，看到约50米以外的着陆区边缘上有一个人正用他的武器对我们瞄准。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原以为他是自己人，但是一转念觉得不对劲。他的军装是卡其布颜色，而且他没有戴钢盔。
“我还未注意到那个敌人的枪口冒火光，驾驶舱的挡风玻璃上就出现了三个洞。我心里还在问：‘那个杂种为什么朝我开枪？’那个家伙露面神速，消失得也同样很快。然后我就离地起飞了，直升机向左侧爬高，在着陆区上空的时候，一道道红光一直紧随着我。到那个时刻为止，我们紧张得没有在机内通话系统内说过一句话。我还没有开口，波普·杰克尔接通了机内通话系统说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出航31次，而这一次是最危险的，差一点点就完蛋了。’那一次是我最后一趟运送部队进着陆区。”
洛姆巴道的休伊直升机被敌人的火力严重损坏，勉强颠簸飞回波来梅修补子弹洞，然后又飞回哈洛威营地作进一步修理。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里克和波普两个人一直在战术无线电旁收听战斗进展情况，并且喝了好几瓶啤酒。
罗杰·K．比因少尉驾驶克兰德尔后面那个编组中的一架直升飞机。他回忆说：“我们着陆时，我在爱德·弗里曼上尉驾驶的直升飞机的左边飞行。我们每架直升机都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本编组的四号直升机损坏严重，看样子不可能飞出‘X光’着陆区了。我在正驾驶的座位上，吉因·梅希上尉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当我扭头去看四号直升机时，我们自己这架直升机被敌人AK－47步枪火力击中。一颗子弹从吉因前面的门穿透进来，进入我的飞行头盔的后部，在我脑袋的一侧钻了一个洞后，从头盔的前部冒出来。我的头部血流如注，就像是被捅了一刀的猪。头盔被掀到头的一边，耳机正好蒙住了我的双眼。起初我以为自己瞎了。那可不行啊，因为我正在驾驶直升飞机。吉因接替我控制操纵系统，机门射手为我包扎好伤口。我在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做了X光检查，医生给我缝好伤口后，我又回到自己的单位。”
第一批的8架休伊直升机中有好几架中了弹，但是无一坠毁，无一着火，无一被迫弃置在着陆区。我通过无线电命令第五趟的第二批8架休伊直升机立即离开着陆区上空，等我把着陆区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并控制住该地区以后再说。接到命令后，这8架飞机掉转头，向东飞回波来梅，降落后，机上的部队统统下来，加过油后，发动机熄火待命。
雷·莱费布上尉此时迅速投入战斗。他和四连的几个人冲向了着陆区的一个关键地段，那是一个无人把守的缺口，位于托尼·纳德尔那个严阵以待的一连左侧。莱费布回忆道：“我的副连长和上士没有随第五趟运兵直升机飞来，因此我身边唯一的士官是乔治·冈萨雷斯，他是机枪排的一个参谋士官，而他已经跑向另一个方向。
“在我们和树丛之间没有任何人，我们前面也没有任何遮挡物，所以可以看清楚40米距离内的事物。特布达中尉在我的左边。我向他高声喊说，我需要用他的无线电，并且要到他的位置上去。他大声回答说，他已经中弹，但是伤势不重。当他的无线电操作员跑到我这里来时，我立刻联络乔治·冈萨雷斯，指示他把他的机枪手派到我的位置上来。他在我后边150米，他说他正在赶来。我呼叫他三四次，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会合在一起。”
尽管看起来北越人似乎正按计划发动进攻，但是敌军的指挥官阮友安中校却感到沮丧和愤怒。他说：“我命令第六十六团的团长罗玉州中校用他的第七营不停地进攻你们，包围你们，不让你们乘直升机撤退。在第九营和第三十三团(对二连和一连地段)的初步进攻中，我们的侦察兵摸清了你们在哪里。我命令他继续寻找你们，并且要他亲自到前线上去，以便他得以控制形势，直接包围你们。”
北越人民军第七营的营长黎先化(Le Tien Hoa)少校终于在我方地段的南边找到了通向“X光”着陆区的敞开大门。他立即指挥他的营绕过托尼·纳德尔的左翼向着陆区空地包抄过去。幸亏三连及时到达，那扇敞开着的大门才得以迅速关闭。
第三连遭受炮火试炼
三连连长鲍勃·爱德华上尉在刚到达的步兵行列前快速走过，挑出三连的士兵，把他们匆匆忙忙带到三连在着陆区南边和东南边的阵地。爱德华把他全连的机枪手和步枪手都部署在一条长约110米狭长的阻击阵地上。
时间过去不到5分钟，一大批北越士兵迎头冲向由112个美国步枪兵组成的狭长的阻击阵地，这是黎先化少校那个第七营的先头部队。三连所在的灌木丛林里突然爆发激烈的枪战，跟一连和二连地段的枪炮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惊天动地的巨响。鲍勃·爱德华上尉立即用无线电跟营指挥所联络。他大声叫道：“我们跟敌人猛烈交火啦。大约有170～200名敌人。他妈的！这些家伙来得正好。”
爱德华上尉说：“敌人从西北方向朝着陆区快速前进。更多的敌人冲向着陆区中部，即直升机着陆的区域。在敌人还未打着我们之前，我们必须先出其不意地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我们一进入阵地就枪声大作，开始时火力很凶，过些时候枪声稀疏了下来。我们可以看见敌人，打他们就像打鸭子那样容易。”
与此同时，北越人民军第六十六团的第九营对托尼·纳德尔的一连发动了强攻，一步步朝一连左翼和三连右翼之间约35米宽的缺口逼近，并且不顾一切地要争夺对那条干河床的控制权。纳德尔手下英勇的机枪手——贝克、亚当斯、拉德纳和理维拉——用猛烈的机枪火力封锁了我营诸连之间接合部的大部分缺口。此时，四连刚刚到达的部分士兵在连长莱费布上尉的率领指挥下，也为遏制敌人的攻击作出了贡献。
雷·莱费布已经卧倒在着陆区空地西端地上的一个低洼处，离灌木丛只差几米。他回忆道：“约翰·赫伦上尉从灌木丛中爬出来到我的右边，他对我说：‘山上不计其数的敌人正在朝我们这个区域来。’他的话音刚落，我就发现十六七名敌人沿着着陆区边缘那条干河床向我们跑来，离我们很近，大概不到20米远。看样子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朝着我们的着陆区前进。我们有一挺机枪和若干M－16步枪，我们一起朝他们射击，并投掷手榴弹。我向他们打了整整两夹M－16步枪子弹，但是眨眼工夫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右边的机枪手中弹负伤。我以为他被打死了。就在这时，我和我的替补无线电操作员都中了弹。我在无线电里再次呼叫冈萨雷斯参谋士官，并且告诉他：‘你赶紧到我这里来。’我躺在地上，约翰·赫伦帮我弄了一条止血带。我在无线电上跟穆尔中校联络，并且告诉他我中了弹。”
约翰·赫伦说：“我向直升机里的马特·狄龙报告了最新战况后，抬头望见一个北越士兵端着一枝AK－47步枪在干河岸边，而我正站在河岸后面，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我用我的M－16步枪朝那个北越士兵打了一个点射，不料我的步枪立刻散掉了。原来是把扳机固定在枪杆上的销钉断了，也可能是脱落了。那个北越士兵显然是敌人派到前头探路的。我开枪后，他应声倒在另一个土堆的后面，我抓起一颗手榴弹就朝他投去。手榴弹击中他上方的一个树杈，又反跳回来在我们前面爆炸。我不知道那个敌人死了没有，同时我还担心在那个敌人后边的干河床里恐怕还有更多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敌人已经渗透进我连各排的接合部。我和两个操作员连忙越过小河床回到着陆区，然后又转身朝西南方向跑，我以为丹尼斯·迪尔那个排就在那里。
“我以为伏在低洼处的人是迪尔排里的士兵。我看到他们的左边不远处是一个机枪伍。我跑过去告诉他们小干河床里有北越人民军的士兵。顷刻之间，敌人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南面向我们袭来，我们三人立即在其他士兵身旁可隐蔽处卧倒。原来这里的人是四连的一部分，我恰巧卧倒在莱费布上尉身旁。过了片刻，敌人自动武器的火力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多明尼克·德安吉利斯一等兵是个不知疲倦的小伙子，当时才19岁，来自纽约市长岛上的奎因兹区。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胳膊后，他转过头朝我说：‘赫伦上尉，我中弹了。’话未说完，他就不行了。他的头转过去时，头盔正中出现一个子弹洞，他当即死去了。
“在我右边的莱费布上尉也负了伤，鲜血从他的右胳膊涌流而出。他企图自己止血。他一把抓去我的急救止血带，把它压在伤口上，再用别的布包扎起来。莱费布越来越虚弱，渐渐支持不住了。时间过去了大约20多分钟，在此期间我一会几向敌人开火，一会儿面部贴地隐蔽，一会儿在无线电上对赫利克中尉讲话，一会儿查看莱费布的伤口。我命令身边最近的一个士兵帮我把莱费布拖到后方去。我回到火线上以后发现托尼·纳德尔也陷在我们被敌人火力拖住的这个区域，他正把几个阵亡士兵拖回去。此时亨利·赫利克的二排已经陷入敌人的包围，而我又跟手下的三个排分隔开了，这对我这个连长来说，是个令人痛苦和沮丧的经历。”
伤势严重的莱费布迅速衰弱下去。他回忆道：“我失血过多。我可以看见别人在射击，但是却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对约翰·赫伦说必须让别人来接替我指挥。我再次呼叫穆尔中校，并且告诉他我将把四连交给冈萨雷斯参谋士官指挥。过了一会儿，我记得有个人把我放在一件雨衣里，把我拖到了营指挥所那个区域。后来我见到特布达中尉时，我们对负伤一事未谈多少。我们都是死里逃生。”
雷·莱费布和四连的部分士兵是在紧要关头无意中加入了一连的战斗的。大约30名北越士兵正在包抄纳德尔手下士兵的左侧，恰巧在此刻，莱费布上尉率领的队伍跟这股敌人猛然迎头相撞，击毙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剩下的一些敌人被纳德尔的士兵歼灭。莱费布不知道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伤了冈萨雷斯士官的脸。当昏迷的莱费布告诉他代行指挥时，他只简单地说：“行。”此后1个多小时都由他指挥着四连。
莱费布和特布达被其他人放在担架里拖到土丘旁营部的急救站。他们的伤势让人看了害怕。莱费布的右臂被子弹撕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骨头都从肉里刺了出来。莱费布在低声呻吟。特布达的一条腿从臀部到脚一塌糊涂，伤口像个张开的大嘴巴，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他痛苦得惨叫。(拉尔·E．特布达中尉是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有人说他出生在古巴，参加过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猪湾入侵之战。)
在那条干河床里随一连三排作战的斯蒂夫·汉森士官把他所有的迫击炮弹都打光了，因而他成了一名步枪手。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况：“四连在我们第一次枪战结束后着陆。他们进入阵地时就遭到了敌人火力的扫射，好几个人负了伤。伤员之一是特布达中尉，他的手和腿中了弹。我在一连阵地附近发现了他。一连的一个班长何塞·拉伯雷克劳迪奥用西班牙语跟他讲话。我记得特布达那只血淋淋的手里拿着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他情绪激动地用西班牙语嚷着。他怎么会来到一连阵地的外面呢？我把这归因于他们缺乏有关着陆区的情报，弄不清楚坏蛋们在哪里。
“直升机从东方朝着陆区进场，先头的直升机降落在离树丛中北越军队射手只有一二米远的地方。我们一连的左侧暴露着，没人把守，直到下午晚些时候三连拉长了战线，才进入了那里的阵地。起初一连和三连之间的缺口只由火力封锁。这是一个关键部位，是一条敞开着的通路。当三连受到敌人火力猛袭时，一连也遭到沿干河床下来的敌军攻击。敌人是从朱邦山下来的。”
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比尔·贝克和拉塞尔·亚当斯，以及他们连另一个M－60机枪伍的兄弟们一直战斗在最前线，稳住了一连左侧的阵脚。他们机枪的凶猛火力重创了进攻之敌。此时贝克还暂时充当战场军医。贝克回忆道：“我发现我左边约20米开外的地方有只手臂把一个美军官兵的水壶举过枯草。这是一只右臂。看样子他是企图从水壶里再倒出水来。亚当斯用机枪掩护我，我朝那个士兵跑了过去。他是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头上没有钢盔，无线电落在地上。他是一个瘦高个，头发棕褐色。他跟我要水喝，并且说他中了弹。我解开他的衬衣，看到他胸部有一个小洞。我尽力安慰他，对他说关系不大，伤会好的。我轻轻地将他的身子侧过来，满以为他的半个后背一定已经炸飞，但是他的背后也只有同样的小黑洞。
“我用他的急救包和一条塑胶带包扎了他胸部和背后的两个小洞。我大叫军医快来，同时操起一枝M－16步枪，我想用它来打那些正朝我们射击的北越士兵，但是那枝枪坏了。我又大叫一声军医快来，并把那个伤员向后拖了10多米，直到军医道纳尔·J．纳尔来抢救他。然后我又发现了一名军官(因为我记得他衬衣上有一道银杠)，他已经休克，但仍呻吟着，他的手被炸裂，他的大腿也被子弹撕得血肉模糊。他面朝干河床方向坐着。我知道是那个区域飞来的子弹把他打伤的。我为他包扎伤口时，正好背朝着那个方向。当我意识到我可能中弹时，不禁吓得不寒而栗。”
贝克双膝跪在地上为负伤的军官包扎了伤口，并大声喊叫军医。他补充说道：“我用不到1分钟时间包扎好他的伤口。我拿起他的M－16步枪朝敌人射击，但是这枝枪已经不能使用了。我连忙拿起他的点四五手枪朝灌木丛里的敌人射击。我又从阵线上一个死兵手里拿起一具M－79榴弹发射器，企图用它来向敌人开火，但是发射器也坏了。我又用手枪朝丛林中射击了好几发子弹，敌人的火力增强了。
“恰巧在那个时刻，我听到拉德纳高声大叫：‘贝克，贝克，快来帮忙啊！亚当斯中弹了。’我又往回跑。鲁斯(亚当斯)平躺在地上，两眼直瞪着我，他的M－60机枪倒在他身旁。他头部的一侧血肉模糊。他使劲想跟我讲些什么，但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敌人知道他们的子弹打着了亚当斯，因此他们从正前方向我们包围过来，离我们只有约30米远了。我飞快把M－60机枪扶正，开始向敌人射击。我每打一个点射，亚当斯就抽搐一下，因为震人的枪声使他头部的伤口痛上加痛，而且他就躺在机枪的旁边。因此，我尽量不接二连三地开火，况且我们的子弹所剩不多了，而这场枪战决不是小规模的战斗。
“突然间，M－60机枪卡住了，而我们正受到敌人的猛攻，我可以看见25米外的敌人。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你的思维和行动那种快捷会让你感到惊讶。我趴在地上，打开机枪进弹机盖，把枪身反过来朝地上使劲一砸。卡住的几个弹壳喀地一声跳了出来。原来在亚当斯中弹之际，地上的碎片搅进了子弹带，因而造成了机枪故障。我立即把枪身甩翻过来，塞进子弹带，啪地一声盖上进弹机盖，又开始朝敌人猛烈扫射。排除这个故障好像花了我一辈子时间似的，其实总共不超过5秒或10秒钟。
“敌人的火力渐渐松懈了下来。亚当斯的钢盔就在我的面前。我看见钢盔上有个子弹洞，我伸手过去把钢盔转过来看看，却看到他整个脑浆似乎全流到我面前的地上去了，我吓呆了！我一遍又一遍高喊军医快来，同时竭力安慰亚当斯，告诉他问题不大，他很快会好的。我还告诉他直升机很快就会把他送出去。我把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拿了过来，现在我有三枝手枪了。我记得亚当斯在那里躺了半个钟头。拉德纳和理维拉仍在开火，我看见正前方和右边有更多的敌人在行动。我又开始射击。过了不久，我们附近的灌木丛着火燃烧，并且朝我们这边蔓延，我跃身站起来用雨衣和双腿把火扑灭。”
比尔·贝克早已干渴难忍，筋疲力尽，而他朋友可怕的伤势更把他吓得愣住了。此刻他又听到另一个机枪阵地上有人惨叫。他说：“拉德纳对我大声喊道：‘罗德里格斯中弹了！快啊！他的肠子都流到地上了！’他的喊叫声充满了恐惧。纳尔军医跑到我这里包扎亚当斯头部的伤口，把他拖到后方，我用机枪为他们掩护。纳尔军医又跑回来拖罗德里格斯，但是拉德纳已经把他弄到后方去了。”
过了一会儿，德龙·拉德纳专业士官和他的弹药装填手爱德华·F．道尔蒂一等兵就跟贝克会合到一块儿了。两个M－60机枪伍仅剩下他们3个人了。两挺机枪相隔15米左右，不停地向正在逼近的敌人扫射。这时有人给机枪伍送来了一批子弹。贝克说：“那让我高兴极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左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在阵地里孤单得要命。过一会儿，一个上尉从我的左后方上来命令我：‘撑下去。你现在跟某某连在一起了！’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话。但是我记不得他说的是哪个连。管他去呢，不管哪个连都行。我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那个机枪阵地上只有我一个人，而我仅仅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跟随拉塞尔·亚当斯，我是他的副机枪手，所以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就这样，我上了前方机枪阵地。”
原来对贝克讲话的上尉是二连的连长约翰·赫伦。当时鲍勃·爱德华和他三连的士兵就在贝克的左边，但是并没有直接靠在一起。贝克、拉德纳和道尔蒂，以及负伤之前的拉塞尔·亚当斯和罗德里格斯·理维拉，所有这些士兵都是应征入伍者，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有实战经验，那天下午他们亲身体验了一次极其深刻而又使人心惊胆裂的经验。拉塞尔·亚当斯虽然头部负了重伤，但是总算幸存了下来，脑子受伤使他成了半瘫。他回忆了当时树丛里作战的情景，一连串的敌人子弹打在他的机枪旁边的一棵树上，被打破的树皮碎片四处飞散。他说：“紧接着一个点射打中了我。”
就在这个恐怖的时刻，贝克的心里顿觉害怕起来。他回忆道：“当纳尔军医在我身旁为拉塞尔包扎伤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真怕。我以前从未感到如此害怕。害怕不要紧，只要你承认而又接受它，它就会来得快，去得也快。你不要再把它放在心上。你应该做什么事就去做，你从此就懂得了害怕，也懂得了生与死的真正含义。此后整整两个小时我独自一人操纵那挺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也向我开枪，子弹打在我身旁的地上，从我头上呼呼地飞过。他们向我进攻，我也飞快地向敌人打出一个个长点射。我的N－60机枪温度太高了，我想到可以用小便冷却，所以我就解开裤子，侧身躺在地上解了手，而敌人的子弹就从我头上呼啸飞过。”
在贝克的左边，三连正在经受他们的战火洗礼。在约翰·乔希根中尉的二排里，小罗伯特·杰米森上士是资历最老的士官。杰米森是阿拉巴马州艾丽斯维尔人，已婚，有4个孩子，参加过朝鲜战争，而且曾创造了战争历史上的奇迹。1947年杰米森17岁时应征入伍，从此他一直在美国陆军中服役。1951年2月他是第二十三步兵团三营K连的一名步枪手。在敌人战线后方20公里的南朝鲜砥平里，第二十三团被中国志愿军的两个军包围，但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命运和美国陆军对杰米森参谋士官似乎总是不太公平。现在他再次被包围，再次创造历史。杰米森说：“我们在着陆区受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我们的一个士官被打死，他是来自阿拉巴马州凤凰城的一个四级专业士官，接替他的是一个二等兵。我们一进入阵地就开始掘壕固守。我们向排长乔希根中尉作了弹药报告和伤亡报告。我们报告说有一个人阵亡。他说：‘但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那天我们在那个阵地上断断续续受到敌人若干次进攻。”
小乔治·J．麦克唐纳四级专业士官，24岁，密西西比州帕斯克里斯琴人，他是三连的一名迫击炮手。当他从一架直升机上跳下，在“X光”着陆区着地时，他在陆军的服役期只剩下14天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忘记‘X光’着陆区。星期天早晨我们班来到了着陆区。地面上的士兵伏在地面用M－16步枪朝树丛里开火，还有人向我们挥手示意说他们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我们一着地，左边朱邦山上的敌人就用自动步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不得不卧倒在地上一段时间。子弹纷纷在周围着地，而且离我们很近。我可以看到树林中敌人枪口喷出的火光。由于敌人在我的M－79榴弹发射器的射程之外，我从身边的步枪手那里借来一枝M－16步枪，他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不到敌人。我直接向敌人枪口喷火的地方射击，直到敌人停止射击为止。
“然后我们抓起迫击炮就朝树丛里跑去，架好炮就开火，很快就把我们所有的迫击炮弹打光了。有几个阵亡的士兵躺在地上。有人大声传递消息说前面山坡上战斗很激烈，他们那里需要帮助。我朝枪战激烈的方向跑去，把我携带的步枪子弹打完了以后又回到我们的迫击炮阵地。”
从我隐没在土丘旁的营指挥所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面100米以外的敌人。他们都是挺棒的士兵，极其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隐蔽得很巧妙，枪法非常准——阵亡或负伤的士兵中大多数人是头部或上身中弹。北越士兵特别喜欢攻击无线电操作员和指挥官。他们自己似乎没有无线电，他们以喊叫、挥手、用手指方向或口哨来控制部下，有时他们让号手传令。
北越的正规军素质不错，但是三连的火力使他们死伤大半。三连的火力像长柄火镰刀一样横扫过高草射向敌人。鲍勃·爱德华和他那条狭长的敌我分界线承受着那天下午对他们最严重的威胁。爱德华担任三连的连长已经19个月了。他的连士官长约翰·詹姆士因患疟疾住医院治疗，这次作战中代理连士官长的是格莱因·F．肯尼迪上士，30岁，来自密西西比州，讲话轻声细语。
在我们离开本宁堡乘军舰开赴越南前夕，爱德华刚刚得到3个初出茅庐的中尉当排长。一排排长尼尔·A．克罗杰，24岁，刚从伊利诺州的橡树园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克罗杰的副排长是路德·V．吉尔雷斯上士，33岁，瘦高个，以前曾是伞兵，来自田纳西州的瑟琴维尔。二排排长是约翰·乔希根，长相英俊，满头红发，从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委任为军官。他24岁生日刚过去4天。乔希根已经结婚，有一个女儿，是在我们离开美国开赴越南之前3个月出生的。他的副排长是罗伯特·杰米森上士。三排排长是威廉·富兰克林，另一个军官预备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年龄比克罗杰和乔希根的年龄大些。他已经结婚，而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三排的副排长是查尔斯·N．弗里曼上士，也是一个老资历的职业军人。
正在进攻的北越部队第七营迎头撞上了一整连的美军步兵。这个地段在几分钟以前还无一兵一卒把守。北越士兵迅速被击退。面临美军部队猛烈的地面火力和凶狠的空中和地面榴弹炮火力，黎先化少校竭力重新组织新的进攻。鲍勃·爱德华报告说三连情况很好，士气高昂，正同敌人酣战，而且完全掌握着主动权。
时至下午2点45分，我营的三个步枪连都跟敌人激烈地交战着。着陆区让直升机着陆的那块较大的空地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伤员们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营指挥所旁边的急救站。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而且我还担心我们的绝境将变得更加险恶。直到此时，我还一直以为我们正跟至少2个北越人民军的营作战，其实敌人投入了3个营的步兵。他们不但打仗凶猛而且意志坚定顽强，决心把我们消灭。然而，北越人民军的阮友安中校跟美军第一骑兵师的哈尔·穆尔中校有一个重大区别——我方有强大的火力支援，而他却没有。
美国空军的布鲁斯·瓦勒斯上尉和他的A－IE“天袭者”飞行员同伴，以及海、空、陆战队三军的喷射战斗轰炸机提供我们这个火力上的优势，那个星期天下午他们出动50架次，向我营提供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瓦勒斯说：“飞机在激战中的重要性在于：当地面部队的指挥官需要它帮助时，它能在准确的时间和确切的地点把军械弹药投放到地面上，或在棕榈树林里降落，把兵员送上前线。”
当瓦勒斯上尉在“X光”着陆区上方的空域时，他仔细观察了由第一骑兵师的空中火箭炮直升机所发动的攻击。他说：“对于一个空军飞行员来说，观察一群休伊直升机攻击一个目标永远是个值得回味的经历。我们这些战斗机飞行员往往为自己灵活的思考、快速的反应，以及对瞬息万变的形势迅速作出应变的能力感到自豪，但我们习惯于直线思维过程，因为在进攻中目标永远在我们的正前方。而休伊直升机却不是这样。同时观看四架或八架休伊直升机在空中上升下降，左右出击，甚至向后飞，会使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那些驾驶直升机的家伙像一窝蜂似地涌向目标。我不得不让那些休伊直升机上的家伙去执行任务，他们也真的把部队放进下面的树林里去了。”
我营轰炸朱邦山山坡的空中火箭炮直升机来自第二十空中火箭炮兵团第二营的第三连。连长是罗杰·J．巴塞洛缪少校，即那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黑巴特”巴塞洛缪，后来他在越南阵亡。黑巴特手下有个飞行员名叫理查德·B．瓦希伯恩，他是个上尉，当年31岁。他回忆说：“为了支援‘X光’着陆区的作战，我们连续整天向那里开火。我们每飞3趟加一次油，但是从未把发动机停下来。我们6架直升机再加上连长的专用指挥直升机，每架直升机载火箭48枚，我们匆忙地把弹药装上飞机。大家都来帮忙打开火箭弹的木箱，以便尽快把火箭装上飞机。在那些帮忙的人中有炮营的营长，他是位中校，还有他的汽车司机。CH－47契努克大型运输直升机运来了一批又一批火箭弹，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弹药。我们连续执行空中轰炸任务一整天。”
我们把野战炮兵称为“管子炮兵”，这是为了把他们和榴弹炮兵跟直升机火箭炮兵区别开来。野战炮兵自豪地称自己为战场之王。在本宁堡训练期间，我营的火力支援协调员罗伯特·L．巴克尔上尉送我一张图片，图片上有一门火炮，时间大约是19世纪60年代，火炮瞄准着一群正在进行斗剑、徒手肉搏和枪战的乌合之众。一位军装整洁的炮兵军官正划着了一根火柴去点燃火炮。图片下方的题词是：“火炮使粗鄙的恶斗变得庄重高贵。”
毫无疑问，“X光”着陆区之战是一场粗鄙的恶斗。当时鲍勃·巴克尔是第二十一炮兵团第一营第三连的连长。他连里的6门105毫米榴弹炮正在8公里以外的“法尔肯”着陆区向我们提供火力支援。跟随约翰·赫伦的第二连的火炮前进观测员比尔·雷德尔中尉和跟随托尼·纳德尔的第一连的蒂姆·布莱克中尉都是巴克尔的三连借给我们使用的。布莱克后来阵亡了。第二十一炮兵团一营一连的6门榴弹炮也部署在“法尔肯”着陆区。该连的连长是唐纳德·多恩·戴维斯上尉，28岁，俄亥俄州人。
“法尔肯”着陆区的英勇炮兵们连续3天3夜没有睡觉，一刻不停地开炮，把我们围在一道钢制围墙里。仅在第二天，这两个连的12门大炮就发射了4000多发炮弹。这些炮弹的弹药都是高爆炸药。巴克尔说：“第一个下午两连各炮直接袭击目标达5小时之久。”那天下午布鲁斯·克兰德尔手下的一个休伊人员运送直升机飞行员保罗·温克尔上尉曾在“法尔肯”着陆区作短暂逗留，他被所看到的情景吓呆了。他说：“那里是一堆又一堆炮弹的空壳，每堆足有3米高。炮手们个个都精疲力竭。到那时为止，他们已经连续轰击目标3个钟头了，都没有时间暂停一下调整装备。一门炮管烧坏了，另外两门炮的液压系统爆裂了。这是多么猛烈的炮击啊！”
虽然“X光”着陆区周围的战斗如此激烈，美国人的殊死战斗如此不顺利，我们仍可以欣慰地朝每个方向的灌木丛林望去。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火海，榴弹炮弹、69.85毫米的火箭弹、凝固汽油燃烧弹、110公斤和220公斤重型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惊天动地，20毫米机炮的火力也大显威力。感谢上帝和我们的吉星，我们不必全靠自己手里的轻武器去消灭这些敌人。
第九章 空中好汉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我深知，不管我在哪里，你都会想到我，如果我陷入逆境，你只要活着就会前来相助。
——威廉·蒂卡姆瑟·雷曼将军致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信
在20个月的空中机动作战训练期间，步兵部队跟他们的搭乘部队——休伊直升机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之间凝成了一条纽带。现在这条纽带是否牢固将要经受最激烈的战火考验。如果这座空中桥梁坍塌或失陷，第七骑兵团第一营这支孤军就会像我的前任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骑兵在小大牛角谷一样全军覆没，也就是说进退之路被敌人切断，同时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包围打垮，并且被屠杀到最后一个人。
我对布鲁斯·克兰德尔手下的第二百二十九航空营第一连英勇的飞行员及机组人员的要求是“最大的忠诚”，远远超出他们义务和使命极限的奉献。可是他们完全做到了。我知道他们会做到的。在我的漫长而又严酷的战斗历程中，这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努力并肩作战完成的第一项使命，在我们许多人看来，这也是最艰巨的一项使命。我们极需弹药、水和医疗急救用品，而克兰德尔的休伊直升机源源不断地给我们运来。我们的伤员疼痛得惨叫不止，或在休克中低声呻吟，他们必须尽快被送到后方，否则他们就会躺在担架上死在土丘后面。
撤出伤员并不是休伊直升机组人员分内的事。克兰德尔手下的人都是攻击直升机驾乘人员，他们训练时要求必须学会把步兵送到战场上。撤送伤员是医护运送直升机的使命，然而此时尚在战争初期，医护运送部队的长官已经明令规定，他们的直升机不得在战斗激烈的着陆区着陆。换句话说，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不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恰恰成对照的是，在我开口请求他们撤送伤员之前，布鲁斯·克兰德尔就已经决定着手做亟需做的事了。
在克兰德尔那架弹痕累累的休伊直升机满载伤员向东飞回的途中，“老蛇”心中还惦记着“X光”着陆区危急的形势。克兰德尔回忆道：“尽管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飞行，但是飞回波来梅的航程好像没完没了似的。我下定决心，如果在这场战斗中一营吃了败仗，败仗的原因绝对不能是由于直升机支援不力造成的。我知道地面上的官兵们都是步兵部队中的佼佼者，现在是我们飞行人员显身手、证明自己是空中好汉的时候了。
“在波来梅着陆前，我就已经判定在这个时刻穆尔中校需要更多的人手，但是更需要弹药。我的计划是换直升机，然后我们中的两架直升机装满弹药后飞回‘X光’着陆区。对，就这样，一边往飞机上装弹药，一边把伤员抬下飞机。我觉得只要我们在树顶上方超低空进场，我们就可以飞抵着陆区。即使我们再也不能飞出着陆区，至少我们运送的弹药到了那里。如果我们能够到达着陆区，步兵会保护我们的。”
克兰德尔通过无线电跟正坐在波来梅机场的一号长机飞行员保罗·温克尔上尉联络，指示他派手下的两架休伊直升机到哈洛威营地装满弹药。温克尔立即派遣三号和四号休伊直升机前去执行此项任务。这两架直升机的飞行员分别是达勒斯·哈波尔一级准尉和凯恩·法布一级准尉。来回航程加上装弹药共花约1个钟头时间。
此时克兰德尔把他那架满载伤员的休伊直升机降落在波来梅的红土机场上。他说：“我们在波来梅着地时，等待被送进‘X光’着陆区的军医和步兵士兵们迎了上来。他们把阵亡士兵的尸体和伤员从我的直升机上移下来。我曾两度到越南任职，但是这两次中的任何一次经历都没有这次卸下伤亡人员的场面那么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头。有一个黑人士兵，身材高大，两只手掌比餐盘还要大，身上只穿着短裤，脚上穿着靴子。他进我的直升机抱起一个阵亡的白人士兵，眼泪从他脸上涌流而下。在他从直升机朝医疗救护站缓慢走去的路上，把死去的士兵轻轻地搂在自己的胸口。我不知道他抱起的那个死去的士兵是不是他的好朋友。我怀疑不是。他的悲哀是为了死去的战友，也是见证者的痛苦反应。”
克兰德尔把他手下的飞行员召集到一块，扼要地讨论了“X光”着陆区地面上令人恐惧的形势。他向大家简单地说明了他的计划，即把两架装满弹药的直升机飞回到着陆区，并且问谁愿意自告奋勇前往。他说：“爱德·弗里曼上尉是我10多年的老朋友，整个上午都在带领我的第二个飞行编队。他说由他带队驾驶那两架飞机。大个子爱德没有领会我的意图。我只需要一个自愿机组驾驶另一架直升机，我打算亲自带领这两架直升机的编队。我计划把爱德留在这里，等穆尔中校一打开通向着陆区的大门，爱德就负责恢复部队的运送。”
36岁的爱德·弗里曼上尉在南朝鲜战场中是个士兵，因战功显著被当即委任为军官。弗里曼身高1.95米。他到飞行学校受训时，比当时规定的陆军飞行员的最高身高限制高出10厘米，因此，他得到“太高不能飞行”的绰号。克兰德尔和弗里曼多年来密切合作飞行，在世界上一些最困难艰巨的地形上空共同执行飞行任务。为了替美国陆军绘制地图，他们俩一道飞越勘测了北极、中东和北部非洲的广袤沙漠，以及中南美洲的丛林。据说他俩只为一件事情发生过争执，即他们两个人中谁是世界上第二优秀直升机飞行员。波普·杰克尔把那个时代的“太高的爱德”描绘成“打扑克牌的好手，打扑克赢的钱足够偿还一半国债”。
克兰德尔深知弗里曼是说一不二的脾气。“大个子爱德和我花了几秒钟时间讨论了飞行任务。我知道跟他争辩是浪费时间，于是我决定我们两个人一起担负这项送弹药的任务。”
在着陆区发生激战之前，马特·狄龙和米基·帕里什在指挥直升机里管制着所有进入“X光”着陆区的飞机。现在他们不再指挥了。我接过了管制权，因为只有我最清楚我手下的连队在什么地方、敌人的火力是从哪个方向打来的、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的什么地点飞机着陆最安全。从这个时刻开始，每架进入“X光”着陆区的直升机都通过无线电跟我联络，听我的指示着陆。
休伊直升机的机组人员表现极为出色，他们一次又一次冒着敌人火力的夹击拼死前来。当接到召唤时，他们从来投有拒绝过。而我们也尽量在敌人火力最小的时候让他们进场着陆。我们还组织一组人员待命，随时以最快的速度卸下军需品，把伤员抬上飞机，以便减少飞机在地面停留的时间和危险。
此时在后方的波来梅红土机场上，克兰德尔和他的副驾驶约翰·米尔斯把工具器材从被打坏的直升机上移到另一架直升机上，这架新直升机和弗里曼的直升机很快装满了第七骑兵团存放在机场的剩余弹药。克兰德尔指定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负责指挥从“X光”着陆区被临时遣回的8架飞机编队。他让他们待命，我一下令，他们就立即将四连的余下人员送往着陆区。
克兰德尔说：“大个子爱德和我起飞朝着陆区飞去。我们收听到营指挥通讯网里的通话，知道战场上的形势没有好转。起飞后5分钟我跟穆尔中校联络上，向他解释我们飞机上装的是什么，他说他们需要弹药。既然如此，不管后果怎样，我们非抵达着陆区不可。穆尔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即如何避开敌人的火力。他指示我们从哪里进场，在哪里着陆。我们降低高度进场时，就开始受到密集火力的袭击。我通知大个子爱德注意。他冷静地回答说：‘听见了。你要我干什么呢，老蛇？我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穆尔的部下为我们提供了火力掩护。当我们掠过树顶飞进着陆区空地时，我可以看到哈尔·穆尔在着陆区最远的那端站立起来，冒着敌人的火力把我们指引到着陆区最安全的地点着陆。我在他指引的地点着陆后，我们的机组人员和他的部下飞快地把子弹箱从飞机上扔下去。同时，伤员被一个个扶上或抬上飞机。”
被弄上飞机的伤员中包括莱费布上尉和特布达中尉。还有一些伤员是雷·莱费布的四连的人。四连是克兰德尔上一次飞行送进“X光”着陆区的。在能够行走的伤员中有个人站在舷梯旁，他就是营情报官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他跟一连在一起，在干河床战斗之初肩部中弹。莱费布回忆道：“我们站在直升机旁边，我记得梅特斯克尔搀扶了我一下。梅特斯克尔帮忙把我推进了飞机。就在那个时刻他说了一声：‘我被打中了。’他是被机工长拉上直升机的。”
克兰德尔回忆道：“我的直升机搭载出了8名重伤员。当我们还在着陆区时，一位受伤的上尉在帮助另一名军官上我的休伊直升机时中弹死了。我们也把他带了出来。爱德搭载了5名伤员上他的直升机。”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是在飞机飞回波来梅时死的。他已经结婚，女儿出世才17个月。
由于忙着指挥战斗，我没有看见梅特斯克尔上尉在休伊直升机旁被敌人子弹打着的情景，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那意味着着陆区空地的东边也有北越部队了，他们正在进入我们无人把守的后门。
现在克兰德尔开足马力把他的超载的休伊直升机开出了“X光”着陆区，在途中他的飞机的旋翼叶片打着了一些树的树梢。他回忆说：“我们差一点飞不回来。在国内训练时，我们有时故意用直升机下面的滑橇式起落架打树顶，把那些步兵吓得屁滚尿流，那些新兵尤其害怕这一招。然而这一回直升机的旋翼叶片打着树顶却把我吓得屁滚尿流。我们刚过树顶就再次挨敌人火力的袭击。我们回到波来梅的时候，我又回到我先前驾驶的那架直升机，那架直升机已经被检修过，并且加了油。
在波来梅，保罗·P．温克尔上尉正在等候他的两架“橘子小队”的直升机从波来古满载弹药返回。他说：“步兵的无线电频率上听起来像一部旧战争电影一样。穆尔中校的代号是‘特路伊六号’，我们听到了他冷静沉着而又果断的声音。他的声音里透出勇气和慎重周到的判断。那天他的声音在‘X光’着陆区使孩子们成长为大人。‘好，明白你们的处境……稳一点……我们就要让炮兵朝他们周围打炮了。炮弹着地爆炸时，把你的人……所有的人……集中起来一道慢慢向回走。跟着炮弹向回走就不会有问题。在那里坚持住。’”
利兰德·C．科米奇一级准尉在无线电上向温克尔报告说他和达勒斯·W．哈波尔一级准尉的两架直升机正从波来古飞来，并且问如何处置他们飞机上的弹药，温克尔回答：“请稍等。”接着他就换无线电频率，跟布鲁斯·克兰德尔联络，并且把科米奇的问题转告给他。老蛇的回答很简短：“飞到‘X光’着陆区。”
温克尔说：“我心里想，天哪，‘X光’着陆区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空军的火力支援、空中火箭炮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和地面榴弹炮的直接轰击一古脑儿朝那儿打，我怎么才能使那两架满载弹药的直升机不挨打、不爆炸安全飞抵着陆区呢？我换了一下频率呼叫科米奇：‘立即在波来梅着陆。’当两架直升机着地时，我朝飞机跑了过去，看到科米奇坐在左边的座位里，我让他的副驾驶下来到我的直升机上，跟我的副驾驶沃尔特·舒拉姆一级准尉一起飞行。我对科米奇说我们将飞往‘X光’着陆区。利兰德眯起了双眼。我知道他心里想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我们两架直升机装满了弹药，只要一发滚热的炮弹就会把我们的飞机变成一个像阳光一样耀眼夺目的大火球，紧接着就是一股黑色浓烟笼罩在‘X光’着陆区上空。
“我把无线电调到穆尔的频率上对他呼叫：‘特洛伊六号，橘子一号呼叫，两架直升机编队正朝“X光”着陆区飞来，我们带的是弹药。长官，请求着陆指示。’此刻营指挥直升机插了进来。温斯·潘哲塔上尉的声音传了过来：‘平均方位275度，朝那架坠毁的A－IE“天袭者”飞机方向飞行，然后向左急拐弯，如果约10秒钟以后你们遇上敌人火力，立即向右拐弯90度。你们应该正对着着陆区中部飞进场。’穆尔补充说：‘就按他讲的办。我们地面上这里还会有一帮人挥手示意你们在哪里着陆。不要飞过头。我再说一遍：不要进场高度太高飞过头。如果飞过头，请直接向北拐弯快飞，然后再试一次。贴着树顶飞。’
“我们飞到了那架正在燃烧的A－IE飞机的上空。我说：‘在拐弯。时速80节，贴树顶飞。’利兰德拐弯恰到好处。接着我们就听到了叭叭叭的枪声，在飞机的右侧曳光弹的强烈亮光飞驰闪过。‘右拐弯，利，右拐弯！注意看地面上的标志布板！’我在正前方和下方看到了陆空联络用的通信布板。就在那。着陆吧。利兰德来了一个倒转，我们及时在布板操作员上方摇晃着朝地面降落。我朝飞机外面望去，看到我们的士兵面部朝下伏在地上。利和我坐在我们离地面约2米的驾驶座上。我的机组人员迅速卸下弹药，刹那间子弹箱飞奔而下。我凝视正前方，就在我们的前面，朱邦山巍峨耸立。我准备着随时挨敌人一阵弹雨。我的眼睛顿时似乎什么颜色也看不出来了，卸弹药好像花费了好几个小时一样。恐惧使人产生奇怪的感觉。
“我的机工长大喊道：‘好啦，让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穆尔大声问道：‘你们能带走几个俘虏和一些伤员吗？’我说行。他们上了飞机，利兰德拉开手刹，发动机开足马力，飞机起飞了。我们在爬高前开始加速，掠过树顶朝北飞去。几秒钟以后我朝左后方扭头一望，看看达勒斯·哈波尔有没有跟上来。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看到他那架直升机正在喷白烟，而且那些白烟并不是从通常的排气管喷出的。我大叫一声：‘赶快降落，你的飞机着火了。’哈波尔迅速作出反应。他还在着陆区上空，立即降落在仍属穆尔控制范围内的一块空地上。利兰德也猛然把我们这架飞机降落在哈波尔受伤的飞机旁边。穆尔大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我回答道：‘我回来把这些俘虏放下去，把我降落到地面上的机组人员带走，再搭载另外几个伤员后离开。’穆尔赞成。”
达勒斯·哈波尔及其机组人员，还有从他们那架冒烟的休伊直升机上下来的伤员都上了保罗·温克尔的直升机。温克尔说：“我看见一个伤员一会儿单足向前跳，一会儿一瘸一拐地朝树林蹒跚而去。我看到他的整个背后从颈子到腰际都被鲜红的血浸透了。我对我的枪手大喊道：‘那里有一个人！是个伤员！叫一个人去把他带到这里来。在每个伤员都上飞机之前我们不离开这里。去把他带来！’两个机组人员立即去追赶他。敌人的枪声叭叭叭地响个不停。利兰德让飞机发动机全速运转随时准备起飞。
“我们这架飞机上搭载了十五六个人。我希望飞机油箱里的油已经烧去很多，使飞机重量有所减轻，以便我们能顺利起飞。利兰德拉开制动手刹起飞，休伊直升机离了地。仪表的指针晃动了一会儿就稳定了。第二架直升机在我们左边的地面上仍在冒烟燃烧。后来我们的维修保养军官说，那架直升机的液压系统和油管被子弹严重打坏，如果再继续飞行5分钟，发动机就会停转，飞机就会以120节的速度坠毁在丛林里。我们就会失去1个英勇的4人机组、穆尔手下的7名伤员和1名乘员(1个步兵上尉)。那人究竟是谁？2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营的军需官戈登·P．罗曾斯基上尉。他那天进出‘X光’着陆区好几次，帮忙装卸弹药和伤员。
“我们的休伊直升机掠过树顶朝北飞行，很快就脱离了危险区域。我点燃了一根香烟，朝左后方扭头一望，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士兵的头倚在另一个伤兵的大腿上。我把嘴里的香烟递给后面的人抽，又重新点了一根烟，我把这根烟塞进那个浑身是血的士兵嘴里。此刻那个背后血琳淋的士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眼，示意向我表示感谢，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接受的最值得留念的致谢之一。此时呼啸刮过直升机的强风把血滴溅到挡风玻璃上。大约30分钟以后，我们呼叫波来古机场的控制塔：‘橘子一号即将进场。机上有7名伤员需要立即抢救。’我告诉他们通知医务部队，这天下午还将有更多的直升机进场，可能运来100名伤员。我请求增加医务支援。我们在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恶战，你们懂了没有？
“降落后我们把伤员卸下，发动机一边继续转动，我们一边给直升机加油。哈波尔和他的机组人员立即跑开去寻找另一架直升机。我们刚要起飞，利兰德对我说：‘只要我们回得去，我们就可以带一些弹药去。’我说：‘好，到营的弹药库那里去。’我们把飞机开到弹药库中间，机组人员把弹药箱往飞机上装，一个上尉跑过来大喊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干。这些弹药属于第三旅，没有书面手续不行搬啊。’我可没有时间对这个笨蛋作解释，我对利兰德说了一句：‘利，咱们离开这个鬼地方！’飞机骤然起飞离开，那个上尉在扬起的红色尘土里鬼叫。”
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和大个子爱德·弗里曼又向“X光”着陆区运送了两趟弹药。克兰德尔回忆说：“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打算弄两架师里的医疗救护运送直升机到着陆区。我们这两架载弹药的直升机在穆尔中校的帮助下，找到进出着陆区的最安全航线，并且一起低空进场。尽管两个方向上都有敌人朝我们开火，我们仍安全地着陆，也安全地离开了。然而医疗部队不赞成这个做法，尤其不愿意贴着树顶超低空进场。他们决定一次一架直升机进入着陆区，而且从450米的高度正常进场。这样他们当然更容易遭到敌人地面火力的袭击，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在那里着陆，哪怕他们倒着飞我都不介意。一架救护直升机顺利着陆，刚装上2名伤员，另一架救护直升机报告说中弹了。两架医疗救护直升机立即放弃救护行动飞走了。
“从那时起，我不直接飞回波来古，而是飞回‘法尔肯’着陆区，这是支援‘X光’着陆区的榴弹炮阵地。这个位置近得多，我们可以把伤员从直升机上转到医疗救护直升机上后送到哈洛威美军大本营。我们在‘法尔肯’和‘X光’两个着陆区之间又飞了几趟，载着弹药和水进入‘X光’着陆区，然后从那里把伤员运出来。我们飞完第三趟时，我连其余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自告奋勇执行飞行任务，所以我们决定不停顿地穿梭飞行。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而且出色地负起了责任。”
在着陆区的地面上，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一阵接一阵的猛烈枪炮声震耳欲聋，一会儿这里爆发一阵枪战，一会儿那里猛烈开火。敌人的指挥官正怒不可遏地摸索我们的弱点，企图从我们守卫着陆区的薄弱防线上找到缺口，好从那个缺口一举消灭我们。这是一场行动迅速的大混战。他们要歼灭我们的心情很急切，一直想把我们置于死地。现在他们从4个不同的地点向我们发起了猛攻。
以前越南敌人从来没有像这样顽强地跟美国陆军的部队作战过。到目前为止，美军在越南积累起来的经验中没有任何一条适用于这批敌人。我们卷入了一场野蛮的火力战和机动战。一场求生存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只有一方能够取胜。在战斗中一位指挥官有三个影响战斗进程的手段：火力支援(现在正像洪流一样向下倾泻)、亲临战场，以及使用预备队。
我的预备队只剩下普洛姆利士官长、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和我自己了。我决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加入托尼·纳德尔那一连在干河床的战斗。我开始为参战做准备。我走到伤员们留下的武器弹药堆，将我的子弹带和每个口袋都装满了子弹，抓起几枚手榴弹，同时给我的M－16步枪装上一个新的弹夹。
尽管着陆区空地的东部仍然遭受敌人火力的袭击，但是由于三连的抵抗，雷·莱费布上尉及其手下几个士兵的阻击，加上我们空中和地面榴弹炮火对那个区域的持续轰击，那里的敌人的枪声稍微稀疏了一些。三连的连长鲍勃·爱德华打得非常出色。爱德华说：“我的几个排各自坚守住了阵地。我除了保证满足他们补充弹药的需要和协调火力支援外，还要集中注意力处理其他问题。我的左翼没有防守和火力掩护使我甚为担心。”
爱德华知道雷·莱费布已经把四连交给冈萨雷斯参谋士官指挥了，因此他找到了冈萨雷斯，经过我的批准，他们俩把四连的少数人调到三连无人防守的左侧翼，两个连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着陆区的东南边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线。三连刚刚阻止了北越人一个营兵力的进攻，爱德华就来到了我的指挥所，要求更多的战斗任务。他问我他是否可以帮忙把迫击炮组织起来。
爱德华已经发现附属于3个步枪连的迫击炮本该由四连统一控制，但是由于四连的两个军官都受了伤，所以这些迫击炮仍然独立作战。他把步枪连的所有迫击炮都集中到营指挥所以东的区域。他说：“我把它们弄到了一起，我吩咐我连迫击炮小组组长哈罗德·马托斯迪亚兹参谋士官在四连的军官到来之前控制指挥所有的迫击炮。马托斯迪亚兹叫大家迅速架起并组织好迫击炮，我回到三连的时候，他就已经让所有炮手定位待命，并准备好开炮了。我们试图通过试射让迫击炮瞄准目标，但是由于到处尘土飞扬，黑烟滚滚，战斗形势混乱，杂草树丛太密，又没有位置较高的观察点，我们不可能有效地试射。”
此时旅长蒂姆·布朗上校又回到无线电上，要求我向他汇报战场形势。我告诉他我们正同敌人激烈交战，敌众我寡，我们已经有不少伤亡。我们的着陆区战火纷飞，有一个排已经被敌人切断包围，而且我的部队还没有全部运进来。我对布朗上校说这场战斗会打到最后一刻，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步枪连前来增援。他说他会派一个连来，但是我们俩都知道一个连的增援部队全部到达“X光”着陆区要花费两三个钟头。布朗已经命令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二连待命戒备，该连已经在直升机搭载点集中了。
这时已经快到下午3点钟了。三连打败了北越人的进攻，阻止了敌人从我们的左侧翼包抄我们的企图，为我们把营里其余的部队运进着陆区创造了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每次让一架或两架休伊直升机着陆，而且飞行员听从我们的着陆指引，我们很有可能可以把剩下的士兵运进来，我非常迫切需要他们。
仍然在波来梅等待的是三连的几个士兵和四连的剩下人员，其中包括代理连长詹姆斯·L．拉利·利顿中尉和该连士官长沃伦·E．亚当斯，以及营里的侦察排。我透过无线电和仍在指挥管制直升机上的狄龙联络，指示他把剩下的部队运进来。
下午3点20分左右，最后一批运兵直升机开始到达。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X光”着陆区损失的两架直升机中的第二架被击落。这个事件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一个飞行员出现在我的无线电频率上，要我下达着陆指示。我告诉他从东方贴树顶进场，然后降落在着陆区空地的东边。他穿过浓烟进场，我看到他飞得太高太快，显然会飞过空地的东边，进入枪弹纷飞的西边朝山上冲去。我要他再降低高度，在空地的东边着陆。但是他正对着我飞来，显然不打算按照指示飞到东边。我在无线电上对他大喊道：“你就会中弹的！你就会中弹的！”
他的直升机从我头上约15米轰隆而过，机身突然颤抖了一下，倾斜着朝西面和北面来了一个向右急转弯。然后飞行员唐纳德·C．艾斯特一级准尉把他那正在降落的直升机降落到了营指挥所以西空地旁边的树丛里，飞机的旋翼叶片拍打着树木。直升机及机组人员立即被离得最近的士兵们保护了起来。现在我们的16架直升机中有两架在着陆区损坏了。艾斯特，30岁，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奥伯恩。后来1966年6月24日他在战斗中丧生。
拉利·利顿搭乘最后一批飞机中的一架到达了着陆区，他立即从负伤的冈萨雷斯参谋士官手中接过了四连的指挥权。我让他把四连的4门迫击炮加到爱德华上尉建立起来的迫击炮阵地上，并且从同一个火力引导中心来控制所有7门迫击炮。另外，应把主要的迫击炮火引导到一连和二连的前方。同时，迫击炮手们还有保卫东边那个能让两架直升机降落的着陆区的任务。
我还命令利顿把詹姆斯·拉克斯特罗少尉率领的侦察排沿空地北部和东部边缘散开，一直到迫击炮坑的右边。这是确保着陆区安全的进一步措施。侦察排也被指定为营的预备队。那一天一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环形防线，我们的后方终于有人防守了。
鲍勃·爱德华的三连已经把敌人打退一个多钟头了。他们的有利条件是阵地前有较多的开阔地，他们可以更准确地修正调整榴弹炮和空袭的弹着点，而且他们头顶上空的飞行员也能看见阔叶高草地里蜂拥的敌人，因而可以更有效地轰炸他们。最后，被打惨了的敌人拖着一些伤亡人员朝南方和西南方向撤退了。当敌人从三连的歼敌区域后撤时，他们在一连周围的进攻行动也松懈了下来。
奇怪的是，在迪尔、戴夫尼和马姆三个排前方的北越部队并没有利用他们的有利形势去扩大战果。在这个战斗间歇里，二连和一连的许多阵亡士兵和伤员被抬回到营里的急救站。一连的汉森中士说：“我们正在用担架抬一连一个身体很重的士兵杰里·克尔希时，抬担架左角的那个人背后中弹，他立即倒在地上。他是斯科特·亨利专业士官。打中他的那颗子弹是从很近的地方开枪的。我安慰亨利，然后我们继续把克尔希抬出去。克尔希的肠子都被打穿了，但是他幸存了下来。我们再回去抬亨利时，他已经死了。我经常想到他，因为他在开阔地上孤独地死去了。他是附属在我营的一个工兵。”
在山坡上，乔·马姆中尉正在设法运送他的伤员。他说：“我的兵器班班长罗伯特·L．帕克尔参谋士官组织了一帮人把伤员抬出去。约20分钟以后他回来说他出不去，因为我们被包围了。对我来说，当时我们是否真的被包围至今仍然是个谜。他们遇到的也许是友军部队的火力。然而敌人确实正在向我们的两侧翼移动。我请示后带着伤员一道撤退。我们把阵亡士兵整理安置好。带着伤员后撤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但是在后撤途中我们没有遇到什么攻击。我们回到了我们向前推进时的出发点，那是一条小沟。在那里，伤员被送到了着陆区的空地，我们补充了弹药，唯有饮水非常匮乏。”
在这个战斗间歇里被送到营指挥所急救站的伤员中有卡尔文·布克奈特五级专业士官，他是丹尼斯·迪尔中尉三排的医务兵。布克奈特分配到营急救站18个月了，他是营军医的两名医疗助手之一。10月下旬我们营的战斗连队共缺少8名排医务兵。我们查阅了全营的人事档案，结果发现有些士兵以前担任过医务兵，因此我们把其中几个指定为医务兵，给另外几个进行恢复技术训练，并指定为预备医务兵。乔·马姆如此描绘他排里的情形：“我排的医务兵服役期即将结束，所以没有随我们到朱邦山。副排长乔治·麦克柯里士官这时就背着急救包随我们同行。我们打算在有需要时让托马斯·托利佛尔参谋士官担任医务兵工作。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当过战场医务兵，完全可以胜任。”
尽管如此，担任医务兵的人手仍然不够，所以我们把布克奈特专业士官和资深医务兵查尔斯·洛兹五级专业士官派到二连担任排医务兵。此时卡尔文·布克奈特仍然活着，但是已经受了致命的重伤。他的橡胶雨衣里满是鲜血，他被轻轻地放在医务副排长基顿士官面前的地上，基顿是他的朋友，也是过去两年的战友。基顿说：“布克奈特没有死。他的后胸中了弹，子弹正好打着了两肩的正中间。他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说：‘副排长，我未能完成任务。’我们给他进行静脉注射，并给他背后的枪伤敷上压力绷带。但是于是无补。我们把他抬上了一架救护运送直升机，但是不久他便死去了。”《圣经》上说为朋友奉献自己的生命是最伟大的爱。布克奈特在那弹雨纷飞的丛林里所做的正是为朋友而献身。他在抢救伤员时背对着敌人，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伤员，这样做极容易被敌人打着。
在山坡的前线上水壶都干了。吉卜林在他的诗“恒河喧嚣”中写道：
然而如果你上了战场，
你可不能缺少水，
对有水的人你会百般奉承的。
吉卜林写得千真万确。酷热、尘土、浓烟和恐惧使“X光”着陆区里的每个人口干舌燥。我们水壶里仅剩的一点水都给伤员了。迪尔中尉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的水都用光了，而且大部分水是给伤员喝了，因为他们不停地讨水喝。我们干渴得七窍生烟。失血的伤员因恐惧更感到渴得难忍。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喝C野战口粮中的液体。我打开了一个罐头，里面是火腿和青豆，是C野战口粮中最咸的。我喝了罐头里的卤汁以后，感到加倍地渴。真是傻得不可思议。”
迪尔正在帮助运送伤员，突然被一个奇怪的景象打断。他说：“就在这时，我对这次战斗感到最后悔的事发生了。我看到一大队人，不是一个纵队，而是一横队，足有200人。他们在我的右侧向东前进，而我们带着伤员也即将拐弯向东。我立即拿起武器，清清楚楚地瞄准他们。我开始召唤我身边的士兵举起枪来，因为我以为他们是北越人。由于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我们分不清那些人是美国人还是北越人，所以我没有贸然开枪。
“当然我也担心让敌人注意到我这个已经减员的排。我手下的人已经死伤不少，只剩下两个班的力量，大约18个人左右。这200多人的部队跟我们平行朝着陆区前进。原先在我右侧的马姆那个排已经撤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下午晚些时候跟我们作战的北越人正是我发现的那队士兵。我后悔当时没向他们扫射。这帮家伙后来给我们造成了可怕的伤亡。”
在离迪尔不到100米远的地方，失去联络的二排顽强地坚守着他们那块很小而又受尽折磨的地方。到此为止，欧内·萨威杰士官和亨利·赫利克的二排的幸存者们已经顶住了敌人的4次进攻。敌人以为他们已经把美国人夹进了老虎钳。3个穿着迷彩军服的北越人从“X光”着陆区方向一直走进了二排的环形防线。那三个人立刻被打死。盖伦·邦根姆看到不足10米以外的地方有好几个敌人从地上爬了起来，步枪背在肩上，哈哈大笑，就像星期天出去散步一样。
二排的士兵们面朝下卧倒在阵地上，身体紧贴着地面。他们朝四周林立的目标猛烈开火。欧内·萨威杰看到仅几米以外有3个敌人士兵，他跃起身来朝他们开枪，但是一扣扳机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萨威杰说：“我简直不知所措，所以我只说了一声‘嗨’，并且面带笑容。3个敌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时我又上了一个新弹夹，然后飞快向他们扫射。”
多尔曼专业士官回忆说：“他们企图爬到我们阵地上来。我们把枪平放在地上，贴着地面朝他们开火。我们的枪打得很低，把他们阻挡住了。整个这段时间里，离我们10多米以外的地方不断有狙击手放冷枪。只要你一抬头，他们就打着你。但是我们也左一枪右一枪地打死他们不少人。每次他们有人抬头，我们就打他。”
时间已到下午3点45分。除了萨威杰和被敌人切断的二排的困境使我担心外，我对整个形势感到放心多了，总算松了一口气。此时全营部队已经运送进着陆区，强大的火力已经部署就绪了；一个连的援兵正在途中；我们能够容纳两架直升机的着陆区已经巩固；大部分伤员已经被撤送到后方或等待运送。我们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为了营救萨威杰士官和他手下所有的伤员和阵亡士兵，我决心再作一次努力。我命令一连和二连把伤员送到后方，同时在我们掩护火力之下跟敌人脱离近距离接触，并且准备在我猛烈的预备性炮火支援下向敌人发起一场协调一致的攻击，目的是从外部突破敌人的包围，救出被困的二排。二排士兵的命运和营救他们的迫切需要使我心急如焚。
第十章 上刺刀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战争的原则只有三条：胆识、胆识和胆识！
——乔治·巴顿将军
最早着陆的一连和二连到此时为止已经激战了两个多钟头，遭受了很多伤亡，尤其是士官和无线电操作员死伤最多，他们的弹药已经打掉了一大半。两个连长托尼·纳德尔和约翰·赫伦需要时间向后方运送阵亡士兵的尸体和伤员、把他们已经减员的各排重新组织和编组、指定代理领导者、补充子弹和手榴弹。他们只有40分钟时间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然后他们就要再次发起攻击，想办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营救亨利·赫利克中尉的第二排的幸存者。他们进攻时己方猛烈的炮火将像大雨一样在他们前头倾泻下来为他们打开通路。
与此同时，援兵正在途中。在茶园的第三旅指挥部里，命令已经发布出去，我们的姐妹营——即第七骑兵团第二营——接到通知，该营的二连将被派遣送往“X光”着陆区增援。到达“X光”着陆区后，二营二连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由我控制指挥。
这天下午二营二连的3个排在蒂姆·布朗上校的第三旅指挥部周围站岗值班，因此在布朗寻觅援兵时，二连近在身边，最容易调动。二营其他几个连队在外分散巡逻，穿行于茂密的灌木丛林之中，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将花费较长的时间。所以迈龙·迪杜里克上尉的二连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个参战机会。
二营二连有一批优秀的、坚强的、专业技能过人的士官，而且全连士兵在一起服役的时间相当长。这是一个优秀的步枪连队，派他们来增援我很高兴。迪杜里克上尉27岁，出生在乌克兰，1950年全家移居美国。他毕业于新泽西州泽西市圣彼得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1960年被委任为军官。他学完了伞兵和特种部队训练课程，曾先后在德国和本宁堡任过职。迪杜里克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当他从无线电上听到该连新使命的消息时，他和他的迫击炮排正在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的营地。
迪杜里克连里的81毫米迫击炮排没有跟该连其他几个排一道回到旅指挥部站岗值勤。该排有个约翰·瓦利纽斯五级专业士官，22岁，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人。他说：“我们在波来梅营地外面简易机场的红色尘土中等待着。不断来去的直升机的轰鸣声简直使大家无法相互交谈。从上面传下来的消息说一营遇上了一场战斗，我们连应随时准备去救援他们。我被安排搭乘第一架直升机。在这架飞机上同行的是迪杜里克上尉、他的无线电操作员乔·基斯一等兵、副排长约翰·A．尤斯尔顿士官，以及他的无线电操作员小维吉尔·希布勒四级专业士官。”
当我们的增援部队在卡蒂卡茶园和波来梅营地准备登机启程的时候，我的一连和二连也即将发起第二次攻击，旨在突破敌人的包围，救出赫利克中尉那个深陷重围的二排。在战斗间歇里，约翰·赫伦和托尼·纳德尔已把他们各自的部下撤回到那条干河床，所以他们将从那里发动攻击。
托尼·纳德尔率领一连的3个排在左边，约翰·赫伦率领二连剩下的两个排在右边。鉴于赫伦距离被切断的二排最近，而且只剩两个排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将优先得到支援火力。
纳德尔和他手下的士兵解下了他们的武装袋，重新装满了弹药。仅剩下的一点点饮水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享。纳德尔完全意识到来自朱邦山上和沿山梁下来的危险。他说：“由于敌人所有的攻击都是从我们的左边发起的，所以我计划进攻开始时采用左梯次队形，如果我们没有遇到抵抗，就立即改成楔形队形(即三角队形)。”约翰·赫伦打算让二连采用“火力和机动”战术攻击——一个排提供火力掩护，另一个排向前推进。
纳德尔在那条干河床里把手下3个排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我告诉他们我们将要干些什么，以及将采用何种队形进攻。我也指示乔·马姆在前面带路，紧随二连，因为我们不知道被切断的二排究竟在哪里。然后我把连里的大部分人集中在干河床里，告诉他们我们将去营救二连那个排，以及我们将如何营救，接着我为士兵们鼓舞士气。”排副特洛伊·米勒仍然记得那个场面：“初次跟敌人交战后我们的士气很高。我们出发营救被围困的二排之前，纳德尔上尉把我们集中了起来，然后他说：‘伙计们，我们美国的一个排被围困在前面了，我们去营救他们！’士兵们齐声回答道：‘是！我们去营救他们！’‘加利·欧文！’”
在战斗之初纳德尔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他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担心。他说：“全营所有的火炮前进观测员只有一个请求炮火支援的无线电频率，所以如果要同时请求把支援炮火打在两个连的前面会很困难。而跟随二连的那个火炮前进观测员比较有经验，做事果敢，他设法管制了支援炮火。当我们准备出发时，我企图得到炮火支援，可是我的火炮前进观测员无法跟两个榴弹炮连沟通联络。”
下午4点20分，两个连的士兵从干河床出发向敌人进攻。他们没有前进多远，北越部队立即作出凶猛的反应。显然他们利用美国人的短暂撤退，顺势溜下了山坡，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包围圈。一些敌人爬上树隐蔽起来，另外一些敌人在山丘顶上和旁边掘壕等待，还有一些敌人伏在匆匆忙忙挖掘的散兵坑里。他们已经潜入到我方炮火墙的里边，因此，我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连连长托尼·纳德尔上尉第一个冲出干河床，率领一排官兵向前攻去。他回忆道：“我们前进了约50米就迎头撞上从山上下来的敌人部队。我推测他们准备在我们发动攻击的时候开始他们的进攻。战斗很快就变得非常激烈，双方短兵相接。我们好多人受了伤。一排排长怀茵·约翰逊中了弹。至少还有3个班长也中了弹，其中两个班长被打死，一个班长是冲上前去救手下一个战士时被打死的，他不顾一切跑去救人。”
特洛伊·米勒士官亲身经历了一排的战斗。他说：“约翰逊中尉受伤后我成了代理排长。当时我们冲到了马姆那个排的前头，紧接着约翰逊中尉中弹，我手下的一个班长比利·艾略特士官高声叫道：‘我们的一个伙伴被打死了！’死者是罗曼·伯纳德士官(伯纳德来自波多黎各的马亚圭斯，再过5天就满26岁了)。虽然我们遇到敌人轻武器和自动武器火力(主要是AK－47步枪的火力)的攻击，我们前进的速度仍然很快。”艾略特士官报告了伯纳德士官之死后，一会儿自己也被敌人打死了。
在纳德尔的左方，约翰·赫伦的二连的士兵们也同样跟敌人迎头相撞。“火力和机动”计划立刻被丢到了脑后。根据需要，二连以线形队形向前面灌木丛里的大批敌人攻去。
丹尼斯·迪尔中尉的那个排支撑着二连的右侧翼，此时他们又陷入了敌人火力的风暴之中。他说：“我们站立起来就开始攻击，刚出堑壕就感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似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敌人，至少90％的敌人我看不到，但是听到他们的枪声便知道他们的人数很多。我们的人中弹后倒得遍地都是。开始进攻时我们是排成队形直起身子向前的，现在只好采用跪姿射击了，最后我们不得不匍匐前进。我排的一个士兵在我的右前方，一枚火箭推进榴弹在他跟前爆炸，他首当其冲。他的士官在我身后的一棵树后面不住地大叫：‘乔，来吧！你可以回到这里来，来吧。’我爬到他跟前，抓起他的武器朝后边扔去。那枝M－16步枪落在一个小土丘顶上，敌人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士兵被炸得浑身血肉模糊。他问我有没有吗啡。我说我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说：‘乔，朝那棵树爬去吧。’他爬了过去。他到了树下，士官给他包扎了部分伤口。此时，我接替他射击，成了一名步枪手。我一转头就看到北越人从我们的右侧翼包抄过来，而我们排是战线上右侧单位。我尖声大叫，我手下的一名机枪手站立起来，冒着敌人的火力前进，并以跪姿开始向敌人扫射。我也用自己的武器跟他一起开火。我们把他们全部打死，消灭掉了。我们又回到攻击队形上来，毫发未损。我们又卧倒在原来的位置。”
左边一连的地段上，机枪手比尔·贝克已经回到自己的连队。他在冲出干河床的第一组人马里。贝克说：“纳德尔上尉是第一个冲过干河岸的人。我就在他旁边，在他左边约5米。我看到正前方有北越人。”托尼·纳德尔已经命令全连士兵上了刺刀，准备肉搏。正用M－60机枪朝右前方敌人打一个点射的比尔·贝克看到他正前方的情景后愣住了：“一个瘦高个子士官把刺刀刺进了一个北越兵的胸膛。这就像在稻草人身上练习刺杀一样：冲，刺杀，出刺刀，再冲刺。一、二、三。”
贝克不停地运动和射击，突然一窝马蜂或大黄蜂——这次可是真的——钻进了他的钢盔。这个已经顶住了北越人武器进攻的勇士却一下子被一群愤怒乱蜇的昆虫打败了。贝克说：“我丢下了手中的机枪，把钢盔脱了下来。我的头被蜇得到处是肿包。我原以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忘记敌人，但现在我突然被蜇得疼痛无比，几乎忘了正在作战。”
比尔·克莱契尔四级专业士官回忆道：“我们刚从干河床出发攻击就遭到正前方敌人密集火力的袭击。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的左肋中弹，就在肩下部位。起初我被打倒在地上，但是我又挣扎起来再次开始射击，接着我就倒进了干河床。伤痛实在难忍，鲜血把我的作战服染成了深棕色。我挣扎着站立起来，我不想被抛在后头。我又倒下了，有人帮我包扎了肩下伤口。过了不久，有人把我半背半拖地送到了急救站。我记得有人问我是否想抽一根香烟，我接过了一根，尽管以前我从来没有抽过烟。我觉得应该要烟抽吧。在战争电影里，有人中弹的话，总是要抽香烟。我躺在地上，抽完了那根烟后，又抽了三根。”
托尼·纳德尔上尉冲向灌木丛时，他的指挥小组里有4个人：他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杰克·介尔士官(25岁，纽约市人)和约翰·克拉克四级专业士官(密执安州人)；连里的火炮前进观测员蒂莫西·M．布莱克中尉；以及布莱克的侦察士官小弗洛伊德·L．里德士官。布莱克24岁，来自西维吉尼亚的查尔斯顿。里德27岁，阿肯色州赫斯人。他们向山坡上冲的时候，纳德尔把无线电的送受话器放在耳边。突然敌人机枪的一个点射扫过他们这个小组。介尔士官中弹后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纳德尔不停地向前冲，直到无线电送受话器的电线把他拉住。他扭头一看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打死介尔士官的同一个点射也打死了布莱克中尉，打伤了里德士官。不久以后里德也死去了。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小山姆·霍尔曼士官跪在受了致命伤的好朋友杰克·介尔身旁，听到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告诉我的妻子我爱她。”
托尼·纳德尔根本没有时间哀悼杰克·介尔。他非常敬重介尔，但还有很多别的性命掌握在他手中。他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我把无线电从他背上解下来，吩咐我身边的士兵们把介尔送回急救站，并且让另一个士兵背上无线电。”那个士兵是雷·塔纳尔四级专业士官，22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科兹。塔纳尔通常是斯蒂夫·汉森士官的无线电操作员，但是他们分开了，塔纳尔当时正跟随着一排。
此时在二连战线的左侧翼，迪尔中尉正在地上拼命翻滚，以躲避射进他周围草丛的敌人机枪子弹。突然，迪尔看到25米以外有个美国人爬起身来向前冲去，而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卧倒在地上。迪尔说：“我看见他朝土丘后投了一颗手榴弹，并且用他的枪猛扫一阵。然后他跪地倒下。我自言自语道：‘请起身吧，千万别伤着。’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看不清楚他的模样。战场硝烟、飞扬的尘土和浓烟太多。”
此人是乔·马姆中尉。他发现一挺敌人的机枪架设在一个大土丘后面，它射出的子弹打死了二连两个排的士兵若干人。马姆发射了一枚轻型反战车火箭，又投了一颗手榴弹都未能把敌人这挺机枪打掉，于是他决定直接前去干掉它。他穿过弹雨冲向土丘，朝土丘后面投了一颗手榴弹，然后用他的M－16步枪把没有炸死的敌人消灭干净。次日阿尔·戴夫尼中尉在那个土丘后面发现1名北越军官和11名北越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迪尔说：“乔·马姆救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命。”
马姆中尉的下巴和颈部中弹受伤后踉跄回到他的排。他加入了人数不断增多的能够行走的伤员队伍朝营部急救站走去。基顿士官给他包扎好伤口，布鲁斯·克兰德尔手下的一架休伊直升机把他撤送到了后方。几天以后，乔·马姆中尉被送回美国，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家乡附近的福奇谷陆军医院养伤。1966年12月，乔·马姆到五角大楼报到，陆军部长代表林登·约翰逊总统授予他荣誉勋章，这是美国对英勇作战官兵的最高奖励。
乔·马姆谦虚地描述当时发生的情况：“我在我排的右侧翼，乔治·麦克柯里参谋士官在左侧翼。在我的右边是阿尔·戴夫尼中尉的排，因此我处于战斗的中心位置。敌人那个机枪掩体阻止了我们连的前进。我先朝它打开了一枚轻型反战车火箭。土丘里没有射击孔，子弹是从掩体两侧打出来的。土丘四周树丛很密，投手榴弹不能有效地打中要害。我想，冲上土丘，扔一颗手榴弹到土丘顶那边就会很简单地拔掉这个火力点了。我向一个士兵示意我想干什么。但是战斗的枪声太响，我身旁附近的士官以为我要从我们的位置投手榴弹。他投了一颗手榴弹，但是未能落到土丘上。为了节省时间，尽快除掉这个火力点，我提醒两个连开枪时留神，因为我要冲向土丘。我把敌人的机枪掩体消灭后立即受了伤。”
遗憾的是乔·马姆的英勇行为并未能打开通向被围困的二排的大门。二连向前仅仅推进75米，一连则推得稍远一点。纳德尔的3个排长此时非死即伤，他手下的士官们也有许多伤亡。更为糟糕的是一连一排冲到了其余两个排的前头，跟大约100个敌人激烈地交战起来。一连的一些士兵在浓密的灌木丛里从敌人附近走过，那些北越人从背后朝他们开火。现在我们不但不能突破敌人的包围营救赫利克的排，而且另一个排也有被敌人切断围困的危险。
现在轮到一排陷入敌人包围了。该排的副排长拉利·吉尔雷斯回忆那个时刻：“他们一定是从我们被围困的二排缴获了一挺M－60机枪，并用它来打我们。我们隐蔽在一棵倒在地上的树木后面，机枪火力把我们压制在地上，我们一点儿也不能动。我记得我当时说过赫德尔士官肯定是对我们恼火了，因为他朝我们开火了。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那挺机枪的声音跟敌人的自动武器的声音不同。”
其实吉尔雷斯士官和他的士兵并没有受到友军火力的打击。保罗·赫德尔士官在掩护赫利克那个排的弟兄们撤退时已经阵亡了。然而，吉尔雷斯灵敏的耳朵并没有欺骗他，他听到的机枪声音确实就是保罗·赫德尔那挺M－60机枪的声音。赫德尔和他的机枪手们被打死后，敌人先用他的那挺机枪扫射被围困的二排，然后又用它来对付企图突围营救赫利克中尉部下的美军官兵。
此时已接近下午5点钟了，克兰德尔正带领13架休伊直升机降低飞行高度进场，即将在“X光”着陆区降落。这批飞机搭载的是迈龙·迪杜里克上尉率领的二营二连的援兵。约翰·瓦利纽斯专业士官搭乘的是第一架直升机。他说：“那里灰尘和烟雾太浓，很难看清楚着陆区以外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朱邦山上曳光弹到处飞，还可以听见轻武器射击的声音。然后我们就着陆了，下机后大家赶忙从直升机旁跑开。我朝那个土丘方向奔去，因为这是我能看见的唯一隐蔽处，而且离着陆点较近。迪杜里克上尉跑了过去，向那里的负责军官敬了一个礼。”
约翰·塞特林士官是南卡罗来纳州人，22岁，瘦高个子．他带领援兵二排的二班搭乘第三架直升机来到了着陆区。他回忆道：“机工长高声叫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战斗激烈的着陆区，而且会在那里悬停。让你手下的人迅速下飞机，然后朝右边跑去！’然后我从空中看见了好像是穿着卡其布衣服的士兵。我心想，我们竟然把休假刚回来的士兵匆忙送进战场，连让他们换上作战服的时间都不给，看来情况真的是慌忙绝望了。可是接着我看到他们把步枪对准我们，我猛然意识到他们原来是敌人！当我们跳出飞机时，有人从空中向我们扫射。原来越南小鬼子爬上了树！”
迪杜里克上尉朝我跑来并大声说：“加利·欧文，长官！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第二连连长迪杜里克上尉率120人前来报到执行任务！”他闪烁的双眼显示出他的激动，同时也反映出他知道形势的紧急。我指示迪杜里克把他的人集中在营指挥所西北方向30米以外的树丛里，暂时做营预备队待命。与此同时，另一个单位也来到了“X光”着陆区，他们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来之前也没有打招呼，事实上我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这是陆军特种摄影局的一个小组的两名士官杰克·山口和托马斯·希罗，他们带着16厘米无声电影摄影机。25年之后，我们才在军事档案馆里发现了他们当时拍摄的战场实况影片，看到了我们自己在战斗中的可怕形象。
在山坡上的灌木丛中，突围营救赫利克被围困的二排的战斗仍在相持不下。此时一连连长托尼·纳德尔上尉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手下的一个排已经被敌人冰雹似的火力压制住了，他知道这种状况越拖延下去，就越难把他们解救出来。时间已到下午5点10分了。纳德尔命令他的预备队——第三排——从他的左侧翼前进，企图包围敌人。但是这一着不管用，他们又跟另一股敌人迎头遭遇受阻。正是这种迎头相撞的遭遇战拖住了其他所有的排。
在一连的右边，二连的拉利·吉尔雷斯士官并不觉得进展有稍微顺利一些。赫伦上尉问吉尔雷斯中士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吉尔雷斯说：“我的回答是：‘没有，长官！’即使我们没有死伤人员必须照料，时间对我们也不利。”
纳德尔上尉说：“战斗又持续了20或30分钟时间，双方都未得手。天色渐渐变暗，而且伤员人数不断增加，我判断我们不可能突破敌人的包围了。我在无线电上呼叫穆尔中校，请求他同意我们撤回。”正在收听营无线电指挥网的约翰·赫伦听到了纳德尔的请求，他也迅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40分。我命令两个连在猛烈的支援炮火掩护下撤回干河床。
夜晚将临，我们别无其他选择。我不希望在进入漫长的黑夜时，全营的部队还四分五散，各连不能相互支援，那样会让敌人把我们分别击败。今天晚上，被敌人围困的二排就只得坚守在他们那个小土丘上了。我们必须撤回，以便把伤亡人员撤出去送回后方，并补充弹药和水。然后我们必须让所有单位摆好队形，严密部署，把榴弹炮和迫击炮校准好准备轰整夜。
对于纳德尔和赫伦来说，最困难的部分是跟敌人脱离接触并把部队撤回。脱离战斗永远是最难成功完成的军事行动之一。军事条令上要求必须有欺敌计划、掩护部队、火力支援、安全保障措施、图示路线、准确的时刻表，以及烟幕的使用。我们有火力支援，我们也可以请求施放烟幕，然而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士兵，也没有时间制定出一个像军事院校教科书所说的十全十美的脱离战斗方案。
纳德尔上尉的火炮前进观测员和无线电操作员都已经阵亡。现在他透过营指挥通讯无线电网请求和调整火力支援。他回忆道：“我对各个排的排长说直到每个士兵——包括伤亡人员——都回来了，军官才能撤退。为了掩护我连的撤退，我呼叫穆尔中校，请求他向我这里发射烟幕弹，射距要比发射高爆炸药炮弹时缩短约100米左右，即弹着点离我们更近些。这样就几乎可以把烟幕施放在我们的头顶上方。”
纳德尔的请求到达营指挥所以后被转到空中的指挥和管制直升机上。机上的杰里·怀特赛德上尉又把请求传给“法尔肯”着陆区的火力引导中心。几秒钟以后传来了回答：“没有烟幕弹。”我根据朝鲜战争期间的经验，立即问他们有没有白磷炮弹。他们说有。我让他们用白磷炮弹施放烟幕。
白磷炮弹爆炸时释放出耀眼的白色浓烟云，同时喷射出磷片，这种白磷碎片遇到空气就会自行燃烧。我心里想，如果北越人以前从未见过白磷炮弹，这下子倒可以让他们开开眼界。过了一会儿，白磷炮弹呼啸而来，飞得很低，从我的头上急驰而过。炮弹的爆炸立即有效地把北越部队打得七零八落，他们的枪声停息了。
雷·塔纳尔是纳德尔的临时替补无线电操作员。他说：“我们抬着伤亡人员开始撤退。敌人的火力很猛，我们行动困难。纳德尔上尉请求发射一些烟幕弹来掩护我们后撤。穆尔中校通知炮兵使用白磷炮弹。炮弹飞进来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低地卧倒在地上。炮弹的爆炸声和强烈的亮光使人恐惧。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总算撤了回来。白磷炮弹就落在离我们阵地几米远的地方。我至今仍记得它们爆炸时把空中照得多么亮。”
纳德尔上尉对白磷炮弹的反应基本上先是恼火，接着是惊讶，最后是感激不尽。他回忆道：“当这种白磷炮弹落在我们中间爆炸时，我感到相当不满。但是出现了奇迹，一连没有任何一个士兵被白磷炮弹击中。它倒很有效，敌人的火力迅速停了下来。我们立即着手抬回伤亡人员。由于这次齐射出乎意料地成功，所以我请求再次发射这种炮弹。很快白磷炮弹又一次落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被打伤。我相信是白磷炮弹帮助我们顺利地撤回到干河床的，在撤退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受伤。我和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在最后头为撤退提供火力掩护，我是回到干河床的最后一个人。”看到白磷炮弹在一连前头的成功演出，我们也朝二连的前面发射了这种炮弹。它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刻给我们带来了优势。
在左边，丹尼斯·迪尔中尉接到了停止前进，撤回到干河床的命令。他说：“我们迅速后撤。正在负责抬回伤亡人员的副连长凯恩·邓肯中尉抬头问道：‘后面有人追击你们这帮家伙吗？’我说没有。我们把所有无线电都收拢起来了，但是还有一枝M－16步枪在前面的土丘上，我知道确切地点。我和手下的一个士官连忙跑过去取枪。由于身上没有系弹药袋，所以我俩跑得很快。他为我提供火力掩护。我们向前跑出了大约100米。我冲上土丘找到了丢失的武器。我们又跑回了我排的环形防线，直朝200个美国人跑去，而他们的武器却都瞄准着我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出发取枪之前忘记跟任何人打招呼以协调行动，而且此时天色快黑了。感谢上帝他们没有贸然开枪。否则，一个愚蠢的中尉和一个勇敢的中士都会丧生的。”
当一连和二连在100米以外的灌木丛中以昂贵的代价企图攻破敌人的包围，营救赫利克中尉的二排的残余部队时，欧内·萨威杰士官和他的被包围的兄弟们正不顾一切地坚守着他们那块小地方。萨威杰把炮火引导到他们周围很近的地方。他一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或者一看到周围有动静，就把榴弹炮弹引到那里。他说：“看样子越南人根本不在乎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被打死了。有些北越人跌跌撞撞地走到我们的面前，还有些人把枪背在肩上，赤手空拳地向我们冲来。我的子弹没有打光，因为我的背袋里有30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我的M－16步枪没有发生任何故障。天黑之前一个钟头光景，有3个人走到了我们的环形防线前面。我在离他们15米的地方把3个人全部打死。他们带着AK－47步枪。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南越人呢。他们穿着迷彩军服。麦克亨利士官在土丘的西边也击毙了3个北越人。”
赫伦上尉透过无线电让萨威杰随时了解一连和二连攻破敌人包围的企图。最后赫伦告诉萨威杰在天黑之前他们无法突围，并说一连、二连正在向后撤退。赫伦对萨威杰说：“不要担心。你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斗。”萨威杰和麦克亨利士官似乎很有自信，如果他们能够整夜顶住，他们就可能幸存下来。面盖伦·邦根姆专业士官和其他几个人则心有疑虑。邦根姆说：“无线电上传来了指示，我们将不得不坚守到次日早晨。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消息。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坚守到第二天早晨。别人跟我有同感。克拉克一等兵不停地问我：‘你认为我们能顶一夜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说我们不得不祈求上帝保佑了，使劲祈祷！这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大问号。我们大家都必须保持冷静，顽强坚守。”
当二连向干河床撤退之际，吉尔雷斯士官正接到谁已经阵亡的消息。他说：“罗兰德士官告诉我‘酋长’柯里被打死了。我和罗兰德一起去把他抬回来。我们可不能把他的尸体丢下不管。我欠他太多。我对柯里有特殊感情，在他被调到三排之前，他是我们排的一个班长。我在本宁堡的凯利山时就对柯里很熟悉了。他很少对别人讲他的家庭或者亲戚，他也没有结婚。他是有名的常住营房的士兵。”
此时，二连连长约翰·赫伦上尉正在为安全过夜安排防御部署。他说：“我命令我连在干河床前面构筑工事，在那里我们可以更好地跟右边的二营二连，以及左边的纳德尔的一连联结在一起。我们让榴弹炮不停地轰击萨威杰士官的阵地四周。”
在此期间我已经把形势通盘考虑了一遍。我决定动用二营迪杜里克的二连来加强我们薄弱的防线，把我营的侦察排继续留作营预备队。我命令迪杜里克把他的两个排部署在我们环形防线的东北边，即在约翰·赫伦的二连和利顿的四连之间。我同时也指示迪杜里克把他的两门81毫米迫击炮移交给四连的火力引导中心统一使用。
我又命令迪杜里克把詹姆斯·L．兰恩中尉率领的二排派去增援鲍勃·爱德华的三连。三连部署在我营环形防线的南边和东南边约100多米的范围内，力量薄弱。爱德华说：“二排加入我连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我把二排部署配置在我的右侧翼，填补我连三排与一连之间的关键缺口。我们跟其他连队交换排并且跟他们共同作战的能力很重要。”
当兰恩中尉的二排开始进入指定位置时，一个令人惊心的事件发生了。三连的士兵向左边移动以后留下了一些散兵坑，于是二排二班的约翰·塞特林士官让该班一些士兵进入部分的散兵坑。他回忆说：“我把每个人安排进散兵坑以后就开始朝左边检查，以便跟三连连接上。我刚出发就听到一颗子弹嗖地一声从我头上飞过。我听到了枪响和子弹飞过的声音。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人中弹，也从来没有离一个中弹的人如此近过。那颗子弹打中我们的机枪手格赖因·威拉德的左胸。我急忙朝他跑过去。我很看重威拉德，他是一个小个子，但是他从来不让别人帮他扛他的M－60机枪或子弹。鲜血从他的伤口汩汩流出，他的双眼向后翻转一下就不动了。看起来像中风似的。”
塞特林把威拉德翻过身来，开始解开他的弹药带，脱去他的衣服。“他胸部的伤口是吸气性创伤。我记得训练时学习过如何包扎这种伤口。我的包扎方法肯定是正确的，主要是保护他的伤口。但是当我企图托着他的背将他抱起来时，我的双手几乎陷入在他背后的下半部伤口中了。子弹从他背后穿出时炸了一个大洞。拉蒙特跑过来帮助我。眼泪从我脸上涌流而下。我大叫道：‘他快要死在我手里了！’威拉德是我手下的第一个伤员，我感到自己失职了。一个高个子士兵过来把威拉德抱在怀里送到营指挥所旁边的军医那里抢救。”受重伤的威拉德幸存了下来。
由于浓烟笼罩，战火扬起的尘土窒息着这片谷地。黄昏将是短暂的，我们只有很少时间在“X光”着陆区周围部署夜间的环形防线。在配置5个步兵连时，我把好几个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每个连的战斗力、保卫只能容纳两架直升机降落的小着陆区的必要性、敌人进攻的路线，以及把四连机枪排的六挺M－60机枪设置在最能发挥其火力作用、最能给敌人重创的地方。我想把它们放在着陆区空地东边较为开阔、较为平坦的地形上。
我统计了一下这天战斗的伤亡人数。托尼·纳德尔的一连因伤亡失去了3名军官和31名士兵。现在剩下的实际人数是两名军官和84名士兵。约翰·赫伦的二连损失1名军官和46名士兵，伤亡都在内，全连还剩4名军官和68名士兵，其中包括赫利克那个仍被围困在环形防线外面的二排。我让这两个连守卫较小的防御地段。而鲍勃·爱德华的三连只有4人受伤，现在其实有人数为5名军官和102名士兵。因此我让三连防守较大的地段。尽管三连人数较多，我还是把二营二连兰思中尉的二排派到三连增援，加强该连的力量。迈龙·迪杜里克和他的另外两个排被分配到小着陆区东北边的一个地段，帮助保护着陆区空地、8门迫击炮，以及土丘附近的急救站、营指挥所和补充供给点。营侦察排放在我指挥所附近的预备队集中区域。我还让四连的机枪排在东南地段跟鲍勃·爱德华的左侧翼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下午6点50分左右我跟马特·狄龙进行了无线电联络，我让他带着黑斯廷斯和怀特赛德、两名无线电操作员，以及尽可能多的弹药和水赶快搭乘两架休伊直升机飞来“X光”着陆区。此时我们跟旅指挥部有良好的直接通信联络，不再需要头顶上空的指挥直升机中转我们的无线电通信。这应该归功于四连的沃伦·亚当斯士官，他给我们带来子一具RC－292型野战无线电天线。我们把长天线安装在一棵树上，这使我们能够跟40公里以外的茶园的旅指挥部直接通话。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现在我需要狄龙在我身边帮助我控制战斗。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进展迅速。把两名火力支援协调员弄到地面上来可以缩短我们作出反应的时间。
我已经分秒不停地连续指挥战斗8个多钟头了。现在我想亲自到阵地上走一趟，检查大家的准备工作，因为当夜和第二天白天的战斗肯定是很艰难的。天黑之前，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从指挥所脱身出发检查我们的环形防御阵地。我跟士兵们进行交谈，体验一下地面上的形势。我最关心的是官兵们的士气、各连防御地段之间是否连接得很紧、他们的防御火力计划，以及弹药和饮水供应情况。
我们为失去战友而悲伤，这是必然的。我们虽然悲痛，但是战士们的士气是高昂的。跟我交谈过的士兵们都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一个凶猛顽强的敌人，但是他未能打破我们的防线。士兵们也知道战斗还没有结束。我听到疲惫的士兵们讲这样的话：“长官，我们会打败他们的。”“长官，他们甭想攻破我们的防线。”他们的战斗精神没有减退，他们使我感到自豪而又心痛。我营今天上午在这个地方着陆的每一个连队里都有15～20名士兵在陆军的服役期已经不足两个星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刻已经丧生，包裹在雨衣里，静静躺在我的指挥所附近。他们中的幸存者正和兄弟们肩并肩坚守在环形防御阵地，准备继续战斗。
晚上7点15分左右，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回到土丘旁的指挥所里。我回到指挥所后就开始了解欧内·萨威杰士官和被围困的赫利克排里少数幸存者的情况。他们透过无线电向我报告说，他们没有新的伤亡，正在顽强坚守阵地。我反复斟酌营救他们的可能选择：发动夜袭、趁夜色派人渗透进去增援该排，或者次日一大早再次发动攻击攻破敌人的包围。他们这股勇敢的士兵身陷重围，成了敌人包围下的一支孤军，这天夜里我们所有的人心都牵挂着他们。
第十一章 夜幕降临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要是我们注定该战死在战场上，
那我们替祖国招来的损失也够大了；
要是我们能够生还，
那么人越少，光荣就越大。
——《亨利四世》第四幕第三场
下午震天动地的激战渐渐变成零星的枪声。着陆区已经为过夜作好了部署，榴弹炮和迫击炮已经对我营环形防线四周围进行了试射。在营急救站里，基顿士官和基兹士官用多块雨衣搭起了一个不露光线的临时小帐篷，所以他们在抢救伤员时可以安全地点亮一盏灯。现在他们有了大量的吗啡和急救绷带。基顿说：“下午5点钟我们用完了所有的吗啡。穆尔中校请旅部再运送一批急救药品。到了天黑的时候，我们收到了125～130支吗啡。好像在越南的每个美军部队单位都听到了我们的请求，把他们的吗啡送给了我们。当我们回到基地营地时，我手头的吗啡足够我们使用到越南战争结束。”
合众国际社记者乔·盖洛威整个下午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搭乘直升机进入“X光”着陆区，但是未能成功如愿。中午刚过不久后，盖洛威曾在旅长蒂姆·布朗上校的指挥直升机上。由于我谢绝布朗上校着陆，他也只好随飞机返回旅指挥部。在旅指挥部时，盖洛威也曾跟二营二连的援兵们一起排队登上了一架运送人员休伊直升机，可是只在飞机上待了一会儿。里克·赖斯科洛少尉说：“当我们登上休伊直升机时，一个身材粗壮的记者头戴沙土色贝雷帽，背着一枝M－16步枪和一架照相机跳上了一架直升机。彼特·马立特少校跑过来把他拖了下来。我们需要把空间留给一个连的军医。”盖洛威又转到了“法尔肯”着陆区，在那里他发现马特·狄龙正往两架补给直升机上装东西。他央求狄龙顺便把他带到“X光”着陆区。狄龙说他不可能作这个决定，但是同意通过无线电请示我一下。我对狄龙说，如果盖洛威执意要来而且飞机上有空余地方，他可以把他弄上飞机带进着陆区来。
我在波来梅营地时，经常在阳光下散步，因而结识了盖洛威。第一空中机动骑兵师创建初期，来采访的记者很多。可是盖洛威跟其他多数记者不一样，他始终跟着一个营，与之同甘共苦。他和我们一样晚上裹着雨衣睡在地上过夜，而不像别的记者那样拼命挤上补给直升机回后方吃一顿热饭菜，夜里睡一个暖和觉。我在越南期间所遇到的记者中，表现出同样勇气和毅力的人还有另外两个：鲍勃·波兹(美联社记者)和查理·布拉克(佐治亚州的《哥伦布询问报》记者)。
我同意盖洛威进着陆区是因为我考虑到另一件事：我认为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儿子们在这场战争中，在地面上、在野外战场上正在做些什么。所以我一向欢迎来访的记者到我营来，后来当了旅长，也欢迎记者到我旅采访。我对记者只有两项限制：不要发表任何可能使我们处于危险境地的消息，不要干扰我们的军事行动。我从来不曾对这种公开态度感到后悔。
晚上9点钟刚过，布鲁斯·克兰德尔的声音出现在空降导航无线电上。他通过迪克·蒂夫特中尉向我转达了一份资料。蒂夫特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加利福尼亚年轻人，早些时候他带来一个空降导航小组，专门负责直升机的着陆。克兰德尔的资料说他和大个子爱德·弗里曼离着陆区还有5分钟航程。两架运送人员休伊直升机正在两架武装直升机的护航下载着狄龙和他的指挥小组以及更多的弹药和饮水朝“X光”着陆区飞来。
当直升机降低高度进场的时候，马特·狄龙向外朝朱邦山看去。他清楚地看到沿着山坡有好几百个小灯光在黑暗的丛林里闪烁。他还在“X光”着陆区垂直上方的朱邦山顶下面发现一个灯光忽隐忽现，在正南方1.5公里处，一座393米高的山峰的北坡上也看到一个灯光在闪烁。狄龙说：“我确信那两个闪烁的灯光是信号灯。由于它们在山上，因此在‘X光’着陆区不可能看到它们。”
然而，使狄龙、盖洛威以及直升机上其他人警觉起来的是另外一批灯火。一个由无数闪烁的小灯组成的椭圆形灯流从西北向东南沿朱邦山坡而下，灯流有1公里长，近300多米宽。正在移动的点点灯光离我们营环形防线对面朱邦山那边的散兵坑不足1公里远。坐在一堆手榴弹和子弹箱上的盖洛威被那数不清的闪烁灯光吓呆了。刹那间他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他以为他看到枪口冒着火舌的步枪正朝两架直升机开火。
狄龙知道得更清楚：“这些灯是北越人用来照路的。好几百个北越人正下山朝着陆区前进，旨在进入早晨发动进攻的位置。根据引导，榴弹炮连对这些灯光以及两个山顶上的信号灯进行了轰击。午夜过后不久，‘X光’着陆区上方的山顶上发出了第二次巨大的爆炸声。”
当蒂夫特透过无线电跟克兰德尔和弗里曼联络，引导他们穿过笼罩在“X光”着陆区上空的厚尘土和烟幕着陆时，空降导航小组成员在着陆区空地上打开了他们的小型带罩着陆灯。“老蛇”和大个子爱德朝黑暗中冲了下来，刮着了一些树木的顶端。几秒钟以后，狄龙、盖洛威和其他人跳下飞机，把弹药箱和一桶桶五加仑塑胶水桶往高草地里扔。然后两架直升机就飞走了。盖洛威回忆道：“我们在黑暗中蜷缩着，设法辨清方向，同时等人来把我们带走。黑暗中传来了一个声音：‘跟我来，注意脚。地上有很多死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个声音把我们带到了营指挥所。那个声音原来是普洛姆利士官长的声音。”
我迅速握手欢迎盖洛威，然后我向狄龙、怀特赛德和空军的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战斗情况，乔在旁边听着。此刻最重要的事情是对出现灯光的地方进行炮火和空中火力轰击。第二件事是让萨威杰和被围困的二排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炮火支援。我跟狄龙商量了如何打到萨威杰那个排的阵地。盖洛威找到了一棵树，背着背包倚在树上等待。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所有的单位都处于一级戒备状态。赫伦和他的二连已经连续第二夜不能睡觉了。敌人的指挥官如果数过白天飞进着陆区的直升机数量，他对我们的力量至少会有个大概的了解，而且他会知道他已经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夜里11点钟左右，一轮满月徐徐升起，这使朱邦山上的敌军指挥官能更清楚地看见我们的环形防线。尽管我和狄龙内心暗自庆幸敌军指挥官一直没有使用他的任何一挺高射机枪，但是我们仍在担心敌人很快就会用高射机枪来打我们的直升机。我们必须不停顿地用炮火和空中火力猛轰山坡，在敌人还没有架起高射机枪之前就把这些武器压制住。
晚上10点多钟以后，布鲁斯·克兰德尔和大个子爱德·弗里曼终于在60公里以外的一个大型直升机机场关掉他们休伊直升机的发动机。这个机场的绰号是“火鸡农场”，位在波来古附近的哈格威美军营地的铁丝网外面。他们从早晨6点钟开始就一直不停地飞行。当克兰德尔关机从飞机里出来时，他已经紧张飞行16个小时了。他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真正开始感觉难受了。当我的脚踏着飞机的滑橇起落架时，双腿突然发软，我摔倒在地上。紧接着我呕吐了好几分钟。我感到非常尴尬。好长时间以后我才慢慢恢复常态。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瓶白兰地，我就猛喝了一大口。结果好酒白白浪费了。我刚把酒喝下去就呕了出来。
“最后我的双腿不再发软颤抖了。我来到了作战指挥帐篷回顾一天的飞行，并制定第二天的飞行计划。航空部队这天功不可没。我们完成了一切任务，没有死亡一个人。步兵兄弟一提出请求，我们就随叫随到。这天我们树立了直升机执行战斗攻击飞行任务的标准。我在为明天考虑。明天的情况会不会更加恶劣？我能否像今天这样再连续苦干一天？我心中没有把握。然后我再次想到‘X光’着陆区的部队。我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那天白天医护运送直升机的飞行员拒绝回“X光”着陆区把伤员运出去。此时布鲁斯·克兰德尔对此仍然气得怒火中烧。他说：“指挥医护运送直升机的那个军官找到我以后对我大加训斥，指责我把他手下的人带进了不安全的着陆区，他还警告我以后永远不能再这样做了。他自己不敢面对敌人，还有种来面对我，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不是我手下的几个飞行员劝阻，那天晚上我准会把那个家伙揍得伤筋断骨，让他荣获紫心勋章。从那天起，我计划每次飞行任务时，总要规定飞行员在回程把伤员带出战场。因此，步兵要撤出他们的伤员永远不必指望任何其他人，依靠我的单位就行了。”
我营所有的伤员被克兰德尔的直升机运出“X光”着陆区以后，都到了第一骑兵师第十五医务营的三连。该连在哈洛威营地临时搭起了帐篷。医务三连的副连长是乔治·H．凯林上尉，28岁，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人。医务三连的五位军医想尽办法使从直升机上下来的伤员伤势稳定住。凯林说：“我们所提供的治疗目的在于使伤员保持血液循环，然后把他转移到有专业外科医生和设备的医院做最后的手术。”三连的军医把伤员穿孔的血管结扎起来，以便阻止进一步出血，然后给伤员输血。
凯林回忆说，许多伤员因迅速失血而死亡，所以给伤员输血就像跟时间赛跑，输进鲜血的速度必须比伤员失血要快，即使医生们正在结扎出血血管，输血也要很快。“我们根本顾不得输血的注意事项，经常给一个伤员插四根静脉输血管子，四个护理员拼命使劲挤压血袋。伤员往往浑身颤抖，甚至抽搐，体温下降，这是大量快速输入冷藏血的反应，但是不这样做就只好眼看着他死去。”
陆军第十七航空连的美洲驯鹿式运输飞机正在待命，准备随时将伤势稳定的伤员从波来古运送到归仁和芽庄的美国陆军医院，伤势最重的伤员将在那里作进一步修补手术后送往菲律宾的克拉克野战医院，然后送回美国。可以在两三个月内康复的伤员转送到在日本的美国陆军医院。出院后再送回越南南方，重返战场。
在“X光”着陆区的第一夜，敌人摸到我们所有连队阵地的前面进行骚扰，守卫环形防线东边和东南边约四分之一弧线上的四连例外地未受骚扰。每次敌人前来，我们就用炮火或M－79枪榴弹炸他们。我们的M－60机枪手们被严令禁止射击，只有接到开火的命令才能扫射，因为我们不想暴露机枪的位置。
得到迈龙·迪杜里克的一个排增援后，鲍勃·爱德华和他的三连占据了环形防线上最长的一个地段，从南边到东南边共计距离有130米，右边跟一连搭界，左边跟四连联结在一起。
爱德华说：“敌人的试探主要发生在我右边兰恩中尉那个排的附近。大约是5～10个敌人的小规模试探。我认为他们企图摸清楚我们自动武器(机枪)的位置。我们的士兵用M－16步枪和M－79枪榴弹予以还击。我真的不知道那天夜里敌人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但是我做好了准备，并让各排排长使部队处于一级戒备状态，随时等着敌人发起攻击。”
由于三连一到达着陆区就开始跟敌人作战，所以环形防线南端的部队没有时间挖掘较好的散兵坑，也来不及在高草地里开辟较好的射界。士兵们匆匆忙忙挖的坑都很浅，只有在他们卧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些浅坑才能发挥保护作用。现在他们有时间把坑挖得更深一些了，但是天色一黑，爱德华上尉就命令实施噪音管制，因为他不想让挖坑的声音暴露美国人的阵地位置，或者让挖坑的声音掩盖敌人活动的声音。因此，三连的士兵无法改善自己的散兵坑。
鲍勃·爱德华的增援部队是迈龙·迪杜里克那个连派遣来的兰恩中尉的二排。该排守卫三连的右侧翼。二排的右边跟托尼·纳德尔的一连连接。一连守卫那条干河床。二排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挖掘散兵坑，但是由于纵横交错的树根和干硬的表土下全是石头，他们挖得很艰苦，进展缓慢。约翰·塞特林士官请急救站的军医们好好照料他那受了重伤的好朋友威拉德，天黑之前他回到了该班的阵地上。
塞特林回来后恢复了镇静。他告诉拉蒙特注意树上的动静。他回忆说：“我不再让班里的人活动。我让每个人卧倒在地上直到我找到那个放冷枪的家伙在什么地方。大约五分钟之后，那家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从他藏匿的树上荡了出来。他套在一个套索里，套索用绳子系在树上很高的地方。他在那棵树周围甩荡时就像马戏团里在空中荡秋千的艺术家一样。他一荡出树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朝地上乱开火。我们等着他再次荡出来，而他也真的又荡出来一次。这次他荡出来时，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最后我们开枪打断了他系身子的绳子，他摔死在地上。他就是朝威拉德放冷枪的那个家伙，打死他我们总算泄了恨。
“他们整夜不停地试探进攻。我们有几个人受了伤。以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情形。当他们冲向我们的时候，一边冲一边呐喊，我们还听到军号声。”
现在由拉利·利顿中尉代理指挥的四连守卫着我营环形防线上比较短的一个地段，紧挨着鲍勃·爱德华的三连的左侧翼。四连把守东面到东南面这个地段。四连的士官长沃伦·E．亚当斯和利顿中尉，以及两个无线电操作员蹲在一个L形的散兵坑里。亚当斯是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他管理四连以来该连的连排长已经换了一任又一任。
亚当斯士官长把四连的6挺M－60机枪配置在该连的右侧翼，紧靠三连最左边的单位，即乔希根中尉的二排，跟二排联结了起来。这些机枪的射界平坦开阔，向南可以扫射乔希根的二排左侧翼阵地前方，也可以向东南和正东扫射。这6挺机枪组成一个极其可怕的阵地，可以发射出一堵延伸而又交叉的火力墙。在之后的48个钟头里，这些机枪以及机枪手们在保卫“X光”着陆区的战斗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在6挺M－60机枪的左侧是营里8门81毫米迫击炮的阵地。重新补充了数百发迫击炮弹之后，这个阵地已经得到巩固。这些迫击炮可以从这个阵地上发射高爆炸药炮弹支援全营环形防线上的任何一个地段。迫击炮的炮手们不但要负责开炮，而且必须使用步枪帮助四连保卫防线的那一边。在迫击炮阵地的左侧是詹姆斯·拉克斯特罗少尉的营侦察排，该排有3挺M－60机枪。他们排还守卫停在防线边缘的两架损坏了的休伊直升机。
那天下午温森特·坎特四级专业士官被任命为一个迫击炮班的班长，代替已经受伤的班长。到了晚上他仍然生龙活虎似的，他极想一直保持在警觉和精神饱满的状态。他回忆说：“那天夜里跟白天一样，这要归功于炮兵部队那些给我们火力支援的伙计们。到了晚上，我们都挖好了工事和散兵坑。我给自己挖了一个标准的散兵坑。我既能坐下，又有放子弹、手榴弹和武器的地方。我有一枝点四五口径手枪、一枝AR－15步枪、一具M－79榴弹发射器、一把37.5厘米的长猎刀。最重要的武器是我的81毫米口径迫击炮和炮弹。此外我还有一根15米长的尼龙绳，这是渡河时用的。”
迈龙·迪杜里克上尉率领的二营二连现在抽出了兰恩中尉的二排增援三连。剩下部队部署在四连和营迫击炮阵地上的左侧，其任务是保卫环形防线的北部和东北部地段，帮助掩护迫击炮手和小着陆区。迪杜里克说：“穆尔中校指示我占领从干河床的二连一排的右侧翼到四连左侧翼之间的地段。西里尔·里克·赖斯科洛少尉的一排在左边。爱德·弗农中尉的三排在右边。”
迪杜里克的部队挖掘了散兵坑，清理了射界，为过夜作好了准备。威廉·朗德中尉是跟随二营二连的火炮前进观测员。他让炮兵进行了标示射击，事先就绘制了瞬时拦阻射击的坐标。在夜间，迪杜里克的部队受到了敌人的冷枪和几次小规模试探进攻的骚扰。
在迪杜里克二营二连的左侧是约翰·赫伦上尉的二连的防线，守卫西北边和北边。赫伦回忆他的部下竭尽全力挖掘工事的情形：“我指示部队至少要挖能够卧进去的掩体。一条大沟(干河床)为我们提供了天然掩体。我把我的指挥所设在里面。但是战斗阵地在沟的前方。我把我连的机枪配置在能够掩护我的正前方的一个阵地上。我的防御地段前方有较好的低伸火力射界。迪杜里克的问题要大些，因为他前方的地形没有我前方的地形开阔。敌人可以从我们这边攻上来，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们进行了防御性集中火力试射，火力又近又低，我在沟里都要躲避。”
在约翰·赫伦的左侧沿干河床防守西部地段的是托尼·纳德尔上尉的一连。一连的大部分部队被配置守卫位置具有关键性的干河床，但是该防线的一小段向南急拐弯在干河床以东约20米处跟鲍勃·爱德华的右侧翼相连接。纳德尔说：“我们击退了敌人几次短暂的进攻。他们主要攻打三排所在的左侧翼，其次攻打我这段防线的中部，即一排的阵地。敌人的进攻发生在凌晨一点至两点钟之间。榴弹炮火力支援增加了，我误以为危机已经过去。”
纳德尔的新无线电操作员雷·塔纳尔专业士官说，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后，每个人都对形势放心多了。“战斗停息下来阵地上安静时，我们有很多时间回想白天发生的情况。我认为那天我们都变成了男子汉。经历了那个下午的战斗以后，我不记得再感到过害怕。我们还将活下去，我相信我们会打赢。我记得很多灯光从山上下来。我彻夜没有睡眠。整夜榴弹炮和迫击炮弹爆炸的声音不绝于耳，轻武器射击的声音时起时伏。这一夜使人觉得特别漫长。”
那天夜里，比尔·贝克守卫在一连的防御阵地上。他记得：“照明弹、军号声、恐惧、谈话、想家的思绪、黑影、北越士兵的身影、敌人的绿色曳光弹。我们仍然在野外，卧倒在地上。敌人的照明弹不时地会呼啸飞来，发出耀眼的亮光，把我们都照亮了。这使我担心得要命。我纹丝不动地伏在地上，一枪都没放。”
纳德尔的一连里另外两个士兵没有严格遵守火力纪律。每隔几分钟时间我们就会听到“砰”地一声，这是M－79榴弹发射器开火的声音，紧接着就听到40毫米枪榴弹在一连阵地前方爆炸的声音。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我就让狄龙呼叫纳德尔，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后狄龙对纳德尔说：“如果你不阻止那个M－79开火，查理(敌人)就会用屎袋子砸你的脑袋。”纳德尔作了调查后报告说，他的连里有两个服役期限快到的士兵，他们在陆军的时间只剩几天了。他们决心要生存下去，赶上回家的飞机。他们用榴弹发射器朝前面的灌木丛里开火，以防那里万一有敌人。他们不想让任何北越人悄悄摸到他们的跟前，毁了他们的旅行计划。
在干河床和我们环形防线正西方110米处被炸弹摧毁的灌木丛里，被敌人围困的二排已经喝干了水壶里剩下的最后几滴水和C野战口粮里的卤汁。伤员和未受伤的士兵忍受奇渴，既勇敢又惊慌地面对漫漫长夜。这些士兵们在一个东西走向的椭圆形防线内分两个小组散开。游骑兵马克·麦克亨利在防线的西部控制着一个约6人的小组。在防线东部的萨威杰士官带领着12个幸存者坚守。
萨威杰是一个三道杠的士官，比麦克亨利士官军衔低。萨威杰能控制指挥拯救赫利克的二排的战斗纯属偶然。当斯托克斯士官阵亡的时候，萨威杰离无线电最近。尽管萨威杰的上司麦克亨利士官仅在30米之外，但是在激战中他显得离无线电太远。
夜幕降临了，萨威杰在无线电上跟赫伦的火炮前进观测员比尔·雷德尔中尉不停地通话，引导榴弹炮兵向被切断的二排周围发射高爆炸药拦阻弹幕。盖伦·邦根姆回忆说：“炮弹爆炸的气浪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掀离了地面，泥土和断树枝落在了我们的身上。萨威杰在无线电上告诉他们：‘我们正是要你们把炮弹打在刚才那个地方。’我们大声喊道，炮弹打得太近了。然而我再朝首批炮弹的弹着点望去的时候，我看见3个人朝我们冲过来。我们立即开火。炮弹着地之际，他们肯定已经悄悄地爬到了我们阵地上。敌人往往会潜行到离我们只有10米或者更近的地方，而且他们多次在我们面前突然站立起来，朝我们大笑。他们一出现我们就把他们扫倒。你心里难免会纳闷：他们在笑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
只要萨威杰听到敌人在灌木丛里活动的声音，他就让炮火轰击那里，炮弹爆炸后听到敌人惨叫呼喊的声音，使他感到快慰和满意。日落时敌人的狙击火力渐渐减少。二排阵地周围形成炮火圈以后，敌人的进攻放松了许多。约翰·赫伦、马特·狄龙、拉利·吉尔雷斯参谋士官以及其他人整夜都跟萨威杰保持着密切的无线电联络。吉尔雷斯说：“轮到我跟他说话时，我们两个人的喉咙都哽咽了，但是我鼓励他坚守住，我告诉他我们明天就会见到他。”狄龙在二连当过18个月连长，所以赫利克这个排里的大多数士兵他都认识。那天夜里他经常在无线电上跟萨威杰说话。
在“X光”着陆区东北方向8公里以外的“法尔肯”着陆区，我营后方指挥所小分队监听并记录了营无线电通信网内的每次通话。我的副营长赫尔曼·L．威斯少校(宾夕法尼亚州人)在那里负责。按照标准作战程序，一个在野外作战的营必须设立一个小后方指挥所，由副营长指挥。这个后方指挥所负责供给补充营里所需要的一切、跟踪无线电联络、运送伤亡人员，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琐碎而又重要的具体事务。在激战中步兵营长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琐事。
理查德·默钦特中尉是密执安州庞蒂亚克人，他负责营后方指挥所作战帐篷里的一切事务，情报组的雷蒙德·L．威尔斯士官长和作战组的诺尔·布拉克威尔士官长协助他工作。默钦特先后在狄龙和赫伦两任连长手下的二连待了一年多。他说：“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在整个空中机动作战试验阶段，我是二连二排的排长。除了几个新补充进来的人员以外我认识这个排所有的人。被敌人围困的这个排里的几个士官对我像兄弟一样。我们曾在一起练兵习武。威斯少校感觉出我心情沉重，就建议我从无线电上下来一会儿。”
在漫长的夜间为了对被切断的二排保持压力，北越人对该排阵地发动了3次进攻，每次派出的50人来攻打美国人，但是每次都被炮火和步枪火力击退。萨威杰那里13人负了伤，仅有7人安然无恙，9人已经阵亡。陷入重围的二排的部分伤员仍然继续坚持战斗，其中包括鲁本·汤普逊中士，他的胸部被敌人的子弹打穿。
赫伦上尉说：“萨威杰向我们呼叫：‘我听到他们在我下面编队，我肯定过几分钟他们就会进攻了。’这个排的士兵后来告诉我，他们确信敌人在夜里发动攻击期间曾从他们阵地上跑了过去。二排只有一小股人，又是在黑暗中，敌人又要对付猛烈的炮火，我认为敌人并不清楚二排的确切位置。”
午夜前萨威杰手下的士兵听到敌人部队从两条林间小径上朝着陆区前进，一支敌人部队在美国人的南面，另一支在北面。恰在此时，敌人向二排阵地发起了第一次夜袭。美军步兵予以还击。萨威杰叫来了炮兵的拦阻弹幕。敌人的首次进攻被打退。
凌晨3点15分左右响起了一阵阵军号声，号声开始较小，然后越来越响，这是从前面山上，也就是萨威杰那个排阵地的周围传来的号声。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立即请求空军施放照明弹并实施空袭，轰炸萨威杰阵地上方的山坡。不到20分钟时间照明弹落下了。空军的飞机前来攻击。这时敌人正对二排阵地发动第二次夜间攻击。空中打击帮助萨威杰打败了敌人的进攻。萨威杰对空军的援助很感激，但是他请求赫伦不要再让空军投照明弹了，因为被围困的士兵害怕极强的亮光暴露他们岌岌可危的阵地。但是在那夜里投下的最后一批照明弹的强光照耀下，他们看到北越人在着陆区不平坦的空地周围急忙东奔西跑，把他们的死伤人员拖进了树林。
二排的士兵后来又听到更大的一支敌人部队沿着北面那条小道闹哄哄地朝“X光”着陆区前进，所以他们再次请炮火轰击这批敌人。接着在凌晨4点30分钟左右敌我双方互相投掷了一阵手榴弹。不到一个小时东方的天空露出了曙光，二排阵地那个土丘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个敌人的尸体。身陷重围的二排士兵们熬过了他们一生中最漫长的不眠之夜。他们检查一下子弹，准备迎击敌人的拂晓进攻。
第十二章 拂晓进攻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一位英勇无畏的上尉犹如勇气的树根，士兵的勇敢是勇气的树枝，勇气之枝出于勇气之根。
——菲利浦·西德尼勋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