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动一动，没有人爬出去。在我排旁边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人，他们有较好的隐蔽处。我们很可能是被自己人的火力打伤，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也遭到了敌人火力的袭击。我们拥有的那部无线电调在二营无线电网的频率上。我记得我听到了一些通常在连队无线电网上听不到的通话内容，如空中支援的指示、飞行员请示该向何处投凝固汽油弹。有一次我在无线电上对他们说他们的凝固汽油弹太烫了一些，离我认为有自己人的地方太近。炸弹离我不近，但是我可以看见它在哪里落地。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在打自己人。他们要我离开无线电网，他们不希望太多人占线。
“不管怎么说，我有一部仍在工作的无线电和一个好频率，两者我都不想放弃。我中弹以后我把其他频道全部忘诸脑后，我不敢把无线电的旋钮调来调去，担心失去所有的联络。我想他们后来更换了营无线电网的频道。我知道我再也听不到任何通话了，后来我跟其他一些人联络上了。
“此时，我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中弹了。我记得隐蔽得较好的几个家伙朝我大声喊道：‘少尉，赶快离开那儿！’我大声回答说我很难移动，我受了重伤。他们大声说他们将帮助我爬行，我告诉他们我不能把无线电留下。就在这时，一件令人惊叹的事发生了。我连有个士兵是个懒汉，经常坏事，不讨人喜欢，不断受到训斥，总是惹麻烦。他冒着敌人的火力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少尉，我来背无线电，帮你离开这里。’当他弯下腰企图把我身子下面的无线电拿走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心脏，他倒在地上死了。几个星期之后，我在医院里养伤时，曾设法想替他争取一枚死后追赠勋章，但是我没有得到回音。现在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仍然在同一个地方。我设法要跟旅部保持联络，不管谁跟我讲话都行。战斗暂时停歇下来，突然我跟一个炮兵部队联络上了。此时北越人在该地区跑来跑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10个人一批、20个人一批，甚至更多的人在着陆区环形阵地外面打转。我躺着的地方离着陆区环形阵地大约150米，敌人在我们和他们之间。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跟那个炮兵部队联络上的。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说服他们朝那个地区开炮。他们终于试射了一两发白磷炮弹，但我看不见他们发射的任何一发炮弹着地，白磷炮弹爆炸的声音没有高爆炸弹爆炸的声音响。我又说服他们使用高爆炮弹，这样我可以听到爆炸声，就可以帮他们把火力移向我们可以看见那些敌人活动的地方。
“直到两件事发生我才真正知道我指引的炮火的效力如何。几个月以后我回美国治疗，在纽约的圣·奥尔本兹海军医院里遇到了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一个人员，他参加过那场战斗，他走过来感谢我指引的炮火。我拄着拐杖到病房外面的走廊里练习行走，他也拄着拐杖朝我走来。他有一条裤管里是空的。他告诉我炮弹炸断了他的腿，但是救了他的命，他很感激。我吓呆了。后来在1971年前后，我不得不在莱文沃斯堡出席军事法庭担任证人，我碰上了三连的霍华德士官。在那场战斗中，他和他手下的一些士兵一起守卫在我前头的一个阵地上。霍华德告诉我，每次敌人接近他的时候，炮火也打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把敌人炸得死的死、伤的伤。他说幸亏有炮火阻止了敌人，保住了他们的性命。知道自己做了好事真令人宽慰。其实为了让他们打高爆炮弹，我还跟他们争辩了一番。
“在那儿，有会儿我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我只知道天黑之前和天黑之后的大概时间。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无线电上跟一个人讲了话，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听到一批批敌人从旁边走过。我们不时听到手枪和步枪的零星射击声，有人惨叫，有人大声呼喊，然后一声枪响。我清楚地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敌人在枪杀我们的伤员。
“当救援巡逻队来到时我认为他们是从南面来的。我用我的点四五手枪开了一枪。把他们引到我们这儿。他们在南面找到了一些美军伤员，这些伤员也有一部无线电调在我的频率上。巡逻队抵达我们那儿的时候，我听到巡逻队长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伤员。伤员的数量使他吓呆了。我知道他问了一句：‘这儿谁负责？’我听到了他的话，但是我的头脑似乎好长时间没有感应，最后我才说：‘在这儿。’他们把一个军医叫过来给我注射了一针吗啡。这是我负伤后12个钟头或者更长时间打的第一针，也是第一次得到医治。究竟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军医在我的腿上绑了一条止血带。
“巡逻队长告诉我，他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带走，因为他的人手不够。他说他不得不把我和其他伤员跟军医一起留下，只把伤势最重的伤员带走。我知道他们一离开敌人就会再来。我们可以看见一批敌人在走动，他们共有二三十个人。夜空晴朗，一轮明亮的望月高悬天空。
“天亮后，营救人员回到这里接我们。有个人给我一个水壶。我干渴难忍。夜间军医只给我喝了一两口水。营救人员来到后，我知道我猛喝了一壶水。我还记得我在某个地方被鉴别了伤势程度，然后被送到适当医院就医。那个地方也许是哈洛威。后来我只知道我在归仁的一个医院病房里醒了过来。三连的一位军官同事保罗·布诺考西在德浪河战役之前一个星期被调去执行联络勤务，现在他正在检查三连的人员。他告诉我那天早晨我们离开‘X光’赴‘阿尔巴尼’之前，全连有108人报告有作战能力，第二天只有8个人报告有作战能力。
“1965年感恩节我到达新泽西州的迪克西堡，然后被救护车送到纽约市皇后区的圣·奥尔本兹海军医院，这是离我家最近的一所医院。1966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我走出了那所医院。此后三四个月时间我是门诊病人。之后我被安排临时退役，1971年永久退役。
“后来我被重新召回服现役，到莱文沃斯的军事法庭上作证。案情是这样的：‘阿尔巴尼’之战前一个星期，三连的一个士兵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他把步枪对准士官班长扣了扳机击发，但是打了空枪，可能是没有装子弹，也可能是子弹不发火。然后他又企图开枪打连长。当我们在战场上被子弹打得伤痕累累时，他正坐在旅部里。他被军事法庭判刑后关进了监狱，他上诉后原判被推翻，所以他们对他进行重新审判，但是能够作证的人所剩无几了。”
第二十四章 热血铸就的勋章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在战争中，真相是第一个牺牲品。
——埃斯库罗斯
11月18日傍晚，迪克·诺尔斯准将在第二军指挥部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有许多记者包围了他的指挥部，要求了解发生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的事情的真相。从战场上传来的消息说，美军的一个营在德浪河谷地被屠杀了，血流成河。诺尔斯已经知道“阿尔巴尼”发生过战斗，因为前一天下午3点钟前后他飞越了战场上空。他说：“我没有获得及时的消息，直到第二天(18日)我们才理出头绪。那是我们获悉战斗细节的时候。”18日一大早，布朗上校曾观察过“阿尔巴尼”环形阵地。当有记者问布朗上校是否有把他在战场上的见闻向上级报告时，诺尔斯说：“没有。”看样子诺尔斯的指挥部是从美联社摄影记者里克·梅龙那里首先了解这场悲剧的严重程度的。梅龙耍了一个花招搭上一架去“阿尔巴尼”的直升机，18日上午9点钟左右他回到了哈洛威营地，跌跌撞撞地走进了第一骑兵师的新闻帐篷。他看到和拍摄下来的情景使他震惊。他面色苍白地告诉他的同事们，第七骑兵团的二营在敌人的一次伏击中被屠杀了。师负责公共关系的军官迅速把梅龙的报告传达给诺尔斯。
为什么18个钟头之后副师长才从战场上得到直接的详细报告？为什么消息不是通过指挥渠道，而是通过一个摄影记者传来的？这个问题至今仍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诺尔斯说：“罕弗尔中校一直不断地从炮兵和其他各单位得到一些零星的资料，并把那些资料拼凑成战斗的发展动态。但是直到第二天，谁也不知道其严重性。那天(18日)上午我们不断接到伤亡数字。”聚集在波来古的记者们以为他们嗅出了掩盖真相的企图。接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没有消除他们的怀疑。
诺尔斯告诉记者们，第一(空中机动)骑兵师的一个营跟敌人的一支相同规模或规模较大的部队打了一场“遭遇战”，美军的这个营遭受了“轻度至中等伤亡”。诺尔斯宣称敌人被打死400多人，并且已经脱离战斗，撤出战场。骑兵师的这个营坚守住了阵地，赢得了胜利。这位将军按自己的理解概括说明了发生在“阿尔巴尼”的情况之后，记者们完全不相信，举座哗然。
各大通讯社马上大幅报导越南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军遭受的最惨重伤亡，有的报导暗示美国陆军企图掩盖这次灾难性的伏击，还有的报导说美军部队正从谷地撤离，另一些报导则说“退却”。许多报导言过其实，过于简单化，有的则根本是错误的。在“阿尔巴尼”发生的战争绝不是一场典型的伏击战。“突然袭击”这个因素对北越人有利，对美军纵队不利。阮友安中校的士兵有20～60分钟时间运动到发起攻击的位置。“阿尔巴尼”之战兼有下列所有确切定义的某一部分：遭遇战(侦察排在纵队的前头)；快速进攻(攻打先头连)；快速伏击(纵队其余部分)。所有这些在不到5分钟时间内同时发生。
对所获悉的情况和被隐瞒的情况持怀疑态度的不仅仅是记者。那天(11月18日)上午10点15分，驻越南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视察了设在卡蒂卡的第三旅指挥部。在布朗上校那30分钟的简要介绍中，对“阿尔巴尼”着陆区之战只字未提，仅简要汇报了“X光”着陆区之战。那天下午，威斯特摩兰在归仁停留了不少时间，视察了陆军第八十五中转医院。在威斯特摩兰11月18日的“历史笔记”(日记)中写着：“我乘直升机降落后视察了由蒂姆·布朗上校指挥的那个旅，他向我作了简要汇报后我们一起在作战地区上空飞了一趟。然后我飞到归仁，看望了医院里的伤员，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最近在波来古的作战中负伤的第一骑兵师的官兵。跟他们交谈后，我感觉到我视察三旅指挥所时并没有得到全部资料。好几个伤员声称他们中了一次伏击。大多数伤员来自第七骑兵团的二营。”
威斯特摩兰11月18日的“历史笔记”补充道：“下午发生了另一件事。从波来古之行返回到我的办公室以来，本·莱加利上校(驻越南美军司令部公共关系处长)进来告诉我说，有位记者发了一篇对第一骑兵师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报导。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在医院里跟伤员们交谈时就有所怀疑了。我把斯坦利·拉尔森将军叫来，要他弄清楚事实。我要莱加利上校次日上午派一架飞机满载新闻记者到北面去，让他们向记者们简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威斯特摩兰将军担心骑兵师做了力所不及的事，而战争刚刚开始，美国公众在心理上肯定也无法承受。他也担心把南越部队派到北面的德浪河地区对付北越人的举动太冒险。
威斯特摩兰在11月19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比尔·德普伊将军从波来古返回了，我之所以派他到那儿，是因为我担心第一骑兵师和越南共和国军的空降特遣部队卷入力所不及的战事。越南共和国军的总预备队要是被打得鼻青脸肿将有损其政府的士气。我更为担心的是持续激战会削弱骑兵师的战斗力，今后的几个星期里，它可能无法履行其他使命。我让德普伊调查研究所有这些因素，给我一份报告。在跟有关的所有将军和顾问们交谈之后，他建议战役的新阶段应局限于德浪河以北地区，因为该河无法涉水而过，这样就会减少失利的危险，对于越南共和国军的空降特遣部队来说尤其如此。”
不管诺尔斯有什么担心顾虑，关于“阿尔巴尼”之战的首批负面报导在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使他极为震惊。五角大楼对他大发雷霆，他也毫不迟疑地对美国各新闻机构驻西贡分社的负责人大动肝火。
在诺尔斯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为记者们举行了每月一次的例行背景介绍。我详谈了波来古战役，从攻打波来梅营地开始，一直谈到了战役的后来几个阶段。我宣读了一份国防部长发给我的电报，该电报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和《呈报》的几则新闻标题，那些标题暗示了第一骑兵师的退却和撤退。然后我向他们解释说我非常尊重记者们。我提醒他们我曾抵制过新闻检查，而且公开发表过此类观点，这些都记录在案。我声明华盛顿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报导正起着如下的作用：(1)在美国国内歪曲了真相，降低了情感上关心战事的人们(亲人们)的士气；(2)降低了部队的士气。”
11月18日，威斯特摩兰将军到波来古视察期间，我终于向他作了简要汇报。起初我曾拒绝离开战场乘飞机到西贡向他汇报。上午8点45分，我和我营幸存的连长和参谋们排好队等候，两辆吉普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威斯特摩兰来了，陪同他的有南越三军参谋总长曹文维(Cao Van Vien)将军、哈利·金纳德少将和美国联合公共关系处处长巴利·佐尔廷。40年代末我曾经在布拉格堡从事空降工作，就在威斯特摩兰将军手下服役。1956～1957年期间我在莱文沃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受训，曹文维将军是我的同学。
我们走进了一座借用的活动木屋。曾参加“X光”着陆区战斗的人分别向威斯特摩兰将军及其他人作了简要汇报。汇报进行得很顺利，只有一小段时间例外。马特·狄龙上尉在汇报时提到我营士兵的一个报告，说他们看到一具敌人士兵的尸体有些异常，他们怀疑是中国人，因为那人个子较高大，身上的军服也跟北越部队的军服不同。可是在他们想弄走这具尸体之前，尸体就从战场上消失了。威斯特摩兰怒气冲冲而又有力地作出了反应，他警告我们全体：“你们今后千万不要提有中国士兵在越南南方！千万不要提！”
我营的士兵在他们的楔形小帐篷旁列队。威斯特摩兰沿着士兵的队列向前走，不时地停住脚步跟士兵谈话，询问他们家乡在哪里，还聊一聊体育运动。然后我请威斯特摩兰将军对士兵们讲话。他站在他那辆吉普车的引擎盖上讲话，感谢士兵们在战斗中勇敢作战。他补充说他将推荐第七骑兵团一营荣获总统颁发的团体嘉奖，表彰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英雄精神。
威斯特摩兰对有中国顾问在战场上跟随北越部队一事很敏感，这可能是因为于1965年11月17日《纽约时报》上查尔斯·莫尔的一篇文章。这篇发自西贡的报导说，10月下旬在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周围抓获的俘虏，在西贡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出现了。他们告诉记者他们是通过柬埔寨进入越南南方的，一路上得到了柬埔寨民兵的帮助。莫尔的文章补充说，俘虏们告诉记者，北越人民军的每一个团都有一名中国顾问。“美国的一位官方发言人评论道：‘我们没有关于中国顾问的准确消息，但是显然有这个可能性。”
显然那篇文章触到了白宫的痛处，在过去的24小时，驻越南美军司令部统帅的姿态也显然急剧改变了。谁也不得再谈论中国人卷入了南越的战斗。约翰逊总统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由于害怕中国卷入越战，在选择轰炸越南的目标时，他都亲自询问。这是没有先例的。空军被禁止在离中国边境50公里以内的上空飞行，担心挑起事端。
对于北越人来说，中国顾问一事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德浪河战场上的指挥官，当时的阮友安中校说，使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跟美国人进行战争的任何时候，人民军都没有任何外国顾问和他们一起上战场，而在抗法战争期间，人民军团以上单位都有中国陆军顾问。1965年11月14日，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单位在朱邦山上阮友安的司令部附近截获了讲中国方言的无线电通信。当有人问阮友安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说：“我们会说中国话，有时候我们讲中国话，好把监听的人弄糊涂。”
自从我们回到哈洛威营地后，祝贺我们打了漂亮一仗的电报纷至沓来。我让全营集合，向他们宣读了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发给哈利·金纳德少将的电报：“我代表美国陆军的全体将士向第一骑兵师勇猛的官兵们致敬，他们在德浪河谷地之战中进行了非凡的战斗。你的空中士兵和他们勇敢的越南盟友在哪里击退敌人的猛攻，就把自由者的希望带到哪里。陆军和全国都为你们表现出来的英勇、决心和战术感到骄傲。第一骑兵师在这场战斗中勇敢坚决的表现体现了美军官兵最优良的传统。”
11月18日夜幕降临之际，“阿尔巴尼”战场上阵亡美军官兵的尸体还没有全部收回。在那块渗透了鲜血的土地上，鲍勃·麦克代德和他手下的官兵必须熬过另一个悲惨之夜。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说：“18日我们整天都在‘阿尔巴尼’，未与敌人交战。为了过夜，我们再次紧密收缩，组成一个环形防御阵地。我们没有派出观察哨或巡逻小分队，而是依赖阵地四周的骚扰和拦阻火力阻止敌人接近我们。没有任何敌人来袭。次日(19日)上午我们继续清理战场，但是腐烂尸体的气味越来越臭不可闻。”
里克·赖斯科洛少尉碰上了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一名士官，获悉拉利·赫斯少尉已经被打死。“他是我在候补军官学校1655年4月班学习时的同学。他出生于一个空军军官的家庭，年仅20岁。那天我们撤出了‘阿尔巴尼’，好几名士兵仍下落不明，但是记者团已经开始抵达。我们离开之前，一个记者问道：‘这个地方的正式名称是什么？’一个少尉开玩笑地回答说：‘小大牛角谷。’乔·普赖斯上尉顶了他一句：‘不要那样说，在这里没有失败。”
此时华盛顿已经彻底明白“X光”和“阿尔巴尼”两地战斗的残酷性。大批阵亡美军官兵的尸体和伤员开始陆陆续续地从战场上运回国内，这使政府感到震惊。战争正进入一个新的更为残酷的阶段。约翰逊总统想知道这样打下去意味着什么，以及将要付出什么代价。当时正赴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活动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奉命取道西贡返回美国。在西贡逗留期间，他进行了他著名的事实调查之一。他奉命了解德浪河的几次战斗，然后向总统作报告，并且要提交他自己的建议。
在哈洛威营地仅休息了两天，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官兵们又奉命返回战区。卡车把他们送到卡蒂卡茶园，在第三旅司令部周围设置环形警卫阵地。11月19日，直升机开始把第一骑兵团二营的幸存者从“阿尔巴尼”着陆区运送到仅10公里以外的“柯鲁克斯”着陆区。在“柯鲁克斯”着陆区，二营精疲力尽的部队奉命接管环形防御阵地的一个地段，紧挨着第五骑兵团鲍勃·塔利中校指挥的二营。麦克代德那个营尚未查明全部官兵的下落，该营报告119人阵亡，124人受伤，8人在战斗中失踪。1966年3月4日，司令部起草最后的报告时，第七骑兵团二营、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和二连，以及附属的火炮观测员在“阿尔巴尼”之战中伤亡总数分别为：151人阵亡、121人受伤、4人在战斗中失踪。
麦克代德的士兵们疲惫不堪了，他们在“阿尔巴尼”经受的枪炮火力强烈震撼了他们，他们觉得11月19日天黑之前他们就该撤出战场了。二连的约翰·塞特林士官说：“夜幕降临之际，我们心里想，如果我们继续待在那儿，我们会再次遭遇‘阿尔巴尼’那样的厄运。那天夜里太寂静了，连老鼠在棉花上撒尿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们一听到灌木丛里有声音就朝那儿开火。最后第五骑兵团二营的人走过来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停止射击，他们就把我们的子弹拿走。”总体来说，“柯鲁克斯”环形防御阵地度过了安静的一夜，只有两枚迫击炮弹打了进来，没有造成伤亡。
我自己的营就没有那么幸运，当时我营部队在卡蒂卡的旅司令部和简易机场周围站岗。欧内·萨威杰士官负责亨利·赫利克中尉那个二排的几个幸存者，即在“X光”着陆区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他们在卡蒂卡环形防御阵地上他们守卫的地段挖了很深的散兵坑。晚上9点钟左右，我正坐在作战指挥帐篷里，炮火协调员杰里·怀特赛德上尉走了进来，脸上充满了悲痛和不安的神色。他说：“中校，我们炮兵的一枚误射弹落在你们营二连的阵地上了。”那枚失控的105毫米榴弹炮在萨威杰士官负责的地段的散兵坑旁爆炸了。来自伊利诺斯州堪卡基的19岁一等兵理查德·C．克拉克当场被炸死。当时他在他和马林·多尔曼五级专业士官合用的散兵坑旁睡着了。盖伦·邦根姆四级专业士官至今仍为这个横祸感到悲伤：“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我们熬过了那场磨难，并且从那里脱险了，可是他后来却被我们自己的炮火打死了。为什么理查德·克拉克偏偏那样丧生呢？”
次日晨雾带着一丝凉意，我营的十几个士兵在作战指挥帐篷外面等候着我。他们已经服役期满，定于那天退伍，离开越南返回美国。我已经告诉普洛姆利士官长，每批退伍士兵临行前我都要跟他们谈话。这是德浪河之战之后退伍的第一批士兵。这些年轻人中的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指挥官的双眼。尽管他们都知道自己在陆军的服役期只剩下几天或一个星期时间了，但是他们都心甘情愿地走进“X光”着陆区那个地狱。我们朝夕相处了17个月时间，我对他们很了解。
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们每个人感到骄傲。他们不畏强敌，勇猛战斗，为此他们可以永远昂首挺胸。我告诉他们我会永远记得他们。然后我沿着队伍走去，跟每个人握手，亲自感谢他们为国家、为战友和为我所做的一切。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他们排成两列纵队，扬眉吐气地迈向直升机。那些直升机正等着把他们送回美国——他们所谓的真实世界。
鲍勃·麦克代德指挥的第七骑兵团二营终于在“柯鲁克斯”着陆区登上了一架架直升机，飞回哈洛威营地。迈龙·迪杜里克上尉写道：“20日我们回到了波来古，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新作战服、皮靴、内衣裤；洗了澡，吃了好饭菜，充分休息了一下。”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对此记忆犹新：“发放了新军服、皮靴(他们发靴子给我时已经没有适合我的脚的靴子了)，洗了澡，感到很舒服。我们在那儿过了夜，第二天回到了安溪基地。”
二营的部分军官仍然穿着缀着他们的姓名牌和臂章的旧军服。里克·赖斯科洛说：“我们回到了哈洛威，因为幸免于难，我们的情绪高涨了一阵子。所有令人伤心的记忆都被忘诸脑后。那天(星期六)晚上，丹·布恩、苏卡特军医以及我们之中的几个人信步来到南越军官的俱乐部。我们已经洗过澡，但是仍然穿着我们那些臭气熏天的军服。俱乐部跟‘阿尔巴尼’战场形成的对照使这豪华的环境显得虚幻。南越军官的妻子和女朋友们都身着鲜红、碧绿和鲜蓝色的盛装。我们这帮人中有些人跑去请那些女孩子们跳舞，可是她们闻见了我们军服的臭味，都接二连三地躲进了洗手间。这实在不能怪她们。”
11月20日，第七骑兵团一营在卡蒂卡茶园准备乘卡车沿省5号公路和14号公路前往波来古，然后沿19号公路向东越过芒阳谷到达安溪基地营地。我们不得不驱车经过1954年越盟伏击法军第一百机动兵团的地方。这天我决心不让历史重演。在登上陆军的两吨半卡车之前，我们演练了反伏击战术。我和营士官长乘坐在车队中第一辆卡车的后部。营指挥直升机将在空中尾随车队。马特·狄龙、杰里·怀特赛德和查理·黑斯廷斯就像在“X光”着陆区的第一天一样，在直升机上守候着无线电保持联络，随时向地面提供火力支援。第九骑兵团第一飞行中队提供了两架休伊武装直升机和两架H－13侦察直升机在我们车队前头飞行。出发之前我接到通知，我们抵达安溪基地时，师管乐队将奏乐欢迎我们。
从卡蒂卡到安溪的旅程很热，尘土飞扬，然而一路平安无事。我们到达的时候，根本没有见到师管乐队的影子。第七骑兵团一营回来后只受到冷淡的欢迎，可是谁把这当回事？我们回到家了，师长金纳德少将前来看望我营官兵。当我们来到四连和沃伦·亚当斯士官面前时，我请师长停住脚步，然后向他详细描述了在“X光”着陆区亚当斯和他的机枪排给敌人的沉重打击。我对他说，亚当斯已经代理四连的士官长18个月了，绝对值得立即在战场上被提升为连士官长。将军和士官听了我的话以后都吃了一惊，然而金纳德将军还是下达了命令，亚当斯在第二天就被提升了。
11月24日中午，蒂姆·布朗上校把德浪河谷地作战的指挥权移交给由威廉·R(雷)．林奇上校指挥的我师的第二旅。林奇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他和他的三个营现在承担了在波来古继续作战的责任。
20日傍晚，南越空降旅的第三营和第六营在柬埔寨边境附近德浪河以北地区跟人民军部队周辉敏将军手下的一个营遭遇。北越部队这个倒霉的营在向柬埔寨境内的庇护地撤退过程中动作慢了一点，现在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美军在“高尔夫”着陆区和“柯鲁克斯”着陆区架设了24门105毫米的榴弹炮。美军炮手们收到的电报如此描写目标：“敌人在露天！”跟随南越空降特遣部队的美国军事顾问们通过无线电校准炮火，把敌军那个营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报告说，当炮火停止轰炸时，杀伤区域内至少躺着127具尸体。南越军人对美军炮兵定点轰击的精确性惊叹不已，欣喜无比。有一个炮兵连在轰炸期间收到了一份南越人发来的电报。电报的英文译文是：“炮火太近！炮火太近！但是打得非常好！继续开炮！”
那天在德浪河谷地跟随南越空降特遣部队在地面行动的美国军事顾问中，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少校，他名叫H．诺曼·施瓦兹科夫，西点军校1566届学员。施瓦兹科夫仍然记得南越部队突然出现在北越部队撤退的路上使敌人那个营大吃一惊的情况。
施瓦兹科夫说：“他们疲惫不堪，几乎毫无斗志。他们已经饱尝了战火。当我们用轻武器向他们射去，朝他们开炮时，他们扔下枪枝四散逃命，丝毫不抵抗。停火后我和南越空降旅的旅长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士兵们在树林里搜索收集敌人丢弃的装备。他们抱着一捆捆步枪和机枪堆在我们的面前。缴获的装备越堆越高，我故意指责南越那位将军从波来古搬来武器向我炫耀实力。他捧腹大笑，邀请我到灌木丛林中走走，亲眼看看那些武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德浪河战役中最后一场大的战斗。此后的5天时间里，雷·林奇上校的士兵和第九骑兵团第一骑兵营的侦察兵作了全面的巡逻，对德浪河谷地的西部进行了仔细搜索，一直搜索到柬埔寨边境，几乎没有碰见敌人。11月27日，在战区活动的最后一支骑兵师的部队返回到安溪的基地。
周辉敏准将的B－3战线的最后一批部队越过边境进入了柬埔寨。现在我们打不着他们了。他们将对幸存下来的部队进行补充休整，重新装备，并于1966年春天选择适当的时机再度进入南越，重新发动进攻。
诺曼·施瓦兹科夫少校眼睁睁看着北越人撤走，他对美国允许北越人在看似中立的柬埔寨建立根据地的政策极为反感。美国的政策束缚了美军和南越部队的手脚。对这一政策感到恼火的军人并不只施瓦兹科夫一个人。
哈利·金纳德少将和他的上司斯坦利·(斯维德)·拉尔森中将一致请求威斯特摩兰将军和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柯博特·洛奇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说服华盛顿修改政策，取消限制，让美军部队在越柬边境自由行动，甚至进入柬埔寨境内。
1965年11月，洛奇和威斯特摩兰都请求国内修改政策。他们接到了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尔·邦迪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还拷贝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和邦迪在白宫的哥哥麦克乔治·威尔·邦迪的电报说：“凡符合现存的‘银刺刀’情形，就可以采取自卫措施，另外通过军事渠道发电报授权。授权范围将包括允许美军和南越政府军部队还击、消灭来自柬埔寨的火力，以及必要时出于自卫可以进入柬埔寨领土。与此同时，要积极主动地跟北越人民军和越共部队交战。但是除了自卫，在遇到柬埔寨部队时不得跟他们交战，不得对柬埔寨居民区实施空中或炮火战术行动，也不得攻击柬埔寨的基地地区……我们承认这些区别可能很难保持，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样做很重要。”
金纳德将军和第一骑兵师的指挥官们都说，就连这种对追击敌人到柬埔寨境内的限制的稍微放松，都没有及时向他们传达和解释，以便在德浪河谷地战役期间可以施行。
此后不久，第一骑兵师的旅长和营长们接到上级命令，一律不得猜测或向任何记者暗示北越人正把柬埔寨当作一个根据地，也不得说北越人是取道柬埔寨进入南越的。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事实，甚至新来的记者都知道这是事实，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使我们感到不老实和虚伪。
金纳德将军说，恰在这个时刻，美国军方在政界的指导下把主动权丢给了北越。美国政界告诉哈利·金纳德，这场战争绝不会以美国式的战胜形式收场。主动权之所以丧失，是因为在外交上虚幻地认为柬埔寨是一个中立的主权国家，控制着自己的领土。金纳德说，等到另一位美国总统取消限制让美国军队越过边界进入柬埔寨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鲍勃·麦克代德的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幸存者在哈洛威过了一宿，这是一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睡了一夜像样的觉。11月21日，军方派了4辆两吨半的卡车把他们送回基地，途中经过芒阳谷。全营仅剩下100多人，4辆卡车绰绰有余。当他们列队等候爬上卡车之际，里克·赖斯科洛少尉想为阵亡的士兵们举行一个排悼念仪式。“我把我指定的号手叫来，要他吹奏葬礼号。我下口令：‘持枪敬礼。’号手吹奏起那悲伤而令人心酸的乐曲。”
约翰·塞特林士官说：“星期天他们把全营，即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全部幸存人员装进4辆卡车。这样你就该知道我们还剩多少人活着回去了，而开往‘阿尔巴尼’之前我营约有450人。卡车要行驶几个钟头才能到达那里，所以一路上我们跟在‘X光’或‘阿尔巴尼’的任何时刻一样害怕。鉴于我们所遭遇的一连串厄运，我们担心在归途中会挨枪打。我们都脸朝外面坐在卡车上，步枪处于待击发状态，密切注视着每一个灌木丛、每一个洞、每一块石头。”
当二营的车队开进安溪基地的时候，他们从一营的帐篷旁边经过，我们正在把我营阵亡官兵的个人遗物收拾整理起来，准备送回国内。他们路过时我们向他们欢呼。那面曾经在“X光”着陆区飘扬过的美国小国旗此刻装饰着车队中的一辆卡车。当他们接近旅指挥部旁边的空地时，师部的铜管乐队奏起了第七骑兵团的进行曲“加利·欧文”，师护旗队放低师旗行点旗礼。夜幕降临了，有人大声喊拿军号来。里克·赖斯科洛那枝破旧的军号被取了出来，指定的号手伴随着几个营士兵的狂热欢呼吹起了“加利·欧文”这首进行曲。
赖斯科洛补充道：“迪杜里克上尉朝我走了过来。铜管乐队正在演奏‘加利·欧文’。迈龙说：‘硬骨头’是你排的绰号，但是现在我想把它作为我们全连的绰号，我还想在越南期间把你排的军号作为二连的军号，你同意吗？我同意了，我向他敬了一个礼，并喊了一声‘长官，加利·欧文’，然后费力地走开，跟幸存者们一道慢慢地朝小山上的餐厅走去。大约150人阵亡、130人受伤，其中一部分伤员终身残废。我不禁回想起那些机灵年轻的面孔，他们不可能跟我们一样活到老了。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会对他们说：虽然你们看起来像杂牌军，但美国政府总是把最优秀的人送上战场。我并没有哭泣，我脸上流的是雨水。确实是雨水。”
威廉·苏卡特军医说：“我记得我们是乘坐卡车回安溪的。他们把师铜管乐队请出来为我们奏乐。这是一次欢庆胜利的游行，他们演奏了‘加利·欧文’。这是一个非常感人、使人激动的场面。我当时心里自忖道：‘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待在一个错误的地点，我们遭受如此惨重的伤亡，他们竟然让乐队为我们演奏。’那是一位医生的良知在思考。”
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说：“我认为在‘阿尔巴尼’双方都没有胜利或失败。北越人没有彻底消灭我们就先撤离了，但是那能算美国人获胜了吗？我认为双方都受到了重创，到战斗结束时双方都谢天谢地，因为幸存下来的总算还像个军事组织。我们双方的残部后来继续打了别的几场仗，由于在德浪河战役中获得了经验，双方都聪明多了。”
拉利·戈文中尉说：“我们在‘阿尔巴尼’又待了一天一夜，继续清理一片狼藉的战场。我们慢慢意识到我们一定狠狠打击了敌人。只有胜利能带给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力量。自从我返回故里以后，我一直竭力想忘却那天，然而我觉得那些近战的时刻仍然清楚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好像战斗才刚发生过似的。在‘阿尔巴尼’的那几天将永难忘怀。”
鲍勃·麦克代德中校说：“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次胜利。我们打了一场恶战。我们打得很出色，并且向官兵们证明我们根本不必害怕敌人。第七骑兵团二营是一个优秀的营。官兵们作战勇敢。”
蒂姆·布朗上校说：“北越军队显然比美军部队抢先了一步。这两个营迎面相撞，就像两个人在射击场上决斗一样，谁先拔出手枪谁就占上风。”
人民军的阮友安中将说：“这一仗(阿尔巴尼)是德浪河战役中最残酷的战斗，我们认为这场战斗我们赢得了胜利。这是我们B－3战线首次跟美国人交战，而且我们打败了美国人，给美国人造成了惨重损失。作为军人，我们明白首战告捷极其重要。这一仗提高了我们士兵的士气，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那些日子里，衡量胜利的标准之一是缴获了多少敌人的武器。第七骑兵团二营在“阿尔巴尼”战场上收集的敌人武器包括33挺轻机枪、112枝步枪、4门迫击炮管、2副迫击炮瞄准具、2具火箭发射器和4挺重机枪。据报告，403名敌人被击毙，约150名北越军人受伤。
身为第七骑兵团一营的营长，我在这些日子里特别激动。我已经被列在提升为上校的候选人名单上一年多了，11月23日就轮到我晋升上校了。那就意味着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得不放弃营长职务。我们正在为阵亡者的家庭书写吊唁信，并起草申请勋章和奖励的建议，我一直催促参谋人员赶紧做好这些善后工作。
为伤亡人员申请奖励遇到一些麻烦：我们只有几个人会打字，很多申请表是借助路灯的灯光用手写的。很多见证人已经因负伤被送走了，或者轮换走了准备退伍。无数士兵英勇献身了，而他们英勇行为的见证人也已经阵亡。在那三天两夜时间里，在“X光”着陆区的战场上，非同寻常的英勇行动比比皆是。在别的时候、别的战场上英勇和牺牲行为会被授予荣誉勋章，或者卓越服各十字勋章，或者银星勋章。可是我营上报的英勇事迹只得到一纸电报作为答复，电文称：“陆军部长很遗憾……”我们的姐妹营第七骑兵团二营上报的英勇事迹也遭到同样的对待。
我担任第七骑兵团一营营长的最后那些日子既苦又甜。每天早晨普洛姆利士官长都会带几个士兵来跟我话别，他们即将去飞机场，飞机将把他们送回美国，然后退伍。营侦察排的帕特·赛利克四级专业士官说：“穆尔中校跟我们逐一握手，并且说：‘谢谢你，回家吧。’我是他交谈的第二个或第三个人。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我还记得他的话：‘哦，你已经结婚了，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回家吧，重整家业，从头开始你的生活。’我基本上照他的话去做了。我回到了贤妻的身边，竭力使自己适应新生活，而且慢慢地调整了过来。我遵照穆尔中校的要求去做了。我尽量忘记那场战争。我服了兵役，尽了自己的义务，回到了家里。我没有伸手索取任何东西，既不要吹吹打打，也不要前呼后拥。我回到了工作岗位，又去上学读了书，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也许是一位将军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依然是穆尔中校。如果不是有他和他丰富的军事知识及训练经验，我们谁也别想在德浪河谷地幸存下来。”
11月23日星期二，我移交营长指挥权的日子来到了。为了移交指挥权，我要求全营列队，军官们站在前头和方队中央，师铜管乐队在队列前缓缓走过，向检阅军官致敬，向军旗敬礼，然后进行分列式检阅。这个做法使我们回想起在本宁堡每周一次的回营礼。我还要求第七骑兵团二营迈龙·迪杜里克上尉指挥的二连，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西森少尉的那个排也参加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分列式阅兵游行，表示他们在“X光”着陆区之战中曾经跟我们一道英勇作战。游行均按我的要求做了。乐队演奏了“鲍杰上校”、“华盛顿军营进行曲”和“加利·欧文”。金纳德将军为我别上了上校的银鹰标志，我作了简短而又深情的讲话。
一营一连的雷·塔纳尔四级专业士官说：“我们列队站在那里，有些单位只剩几个人，连一个像样的队列都凑不起来。哈尔·穆尔中校对我们讲了话，他哭了。那时他本来可以把我们带领回德浪河地区。我们是士兵，我们是打仗的人。我们之中活下来的人对我们的中校怀有极大的敬意，我们也相互热爱和尊敬。当我回想起11月份的那3天时，我记得许多英雄，但是想不起来任何胆小鬼。我懂得了生命的价值。我们大家都失去了一些朋友，然而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将永垂不朽。”
感恩节那天，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士兵急切地盼望吃上一顿传统的感恩节盛宴——热腾腾的火鸡加上各色菜肴。在安溪度过的那个感恩节天气寒冷，而且下着雨，对此的一些老战士至今记忆犹新。
麦克代德中校说：“这是一个阴森的感恩节。我在餐厅附近遇到了威斯特摩兰将军。我告诉他大家即将吃感恩节晚餐，但是他说：‘把他们统统集合，让我对他们讲话。’”
二营二连的塞特林士官仍记得那道命令的不幸后果：“为了欢度感恩节，他们让我们吃了一顿热餐，每人一大杯真正的咖啡，而不是口粮中的即溶咖啡。火鸡和各色菜肴是我们所见过最好的。当时室内的餐厅尚未竣工，因此我们把晚餐装在饭盒和盘子里，端回各班的帐篷里细嚼慢咽。天正开始下雨。有人高声喊立正，停止脚步，并且命令我们集合。威斯特摩兰将军亲自站在那里。他冒雨发表了讲话。在他讲话之际，我们眼看着雨水把那顿热餐变成了冰冷的蔬菜烩肉。谁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讲了些什么。谁在乎？只在乎他把一顿美餐糟蹋了。”
拉利·戈文中尉记得威斯特摩兰将军后来就走了，而他跟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官兵一起吃了感恩节晚餐。
1965年11月29日，高级官员们莅临安溪听取关于德浪河战役中几场战斗的汇报。这一行人由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率领，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K．惠勒将军、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威斯特摩兰将军和美军驻太平洋部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
我奉命向麦克纳马拉及其一行简要汇报“X光”着陆区之战的概况。我曾听说过这位国防部长对人冷漠，有“人形电脑”之称。用帐篷搭起的简介室里挤满了指挥官和参谋军官，麦克纳马拉坐在第一排。我不用讲稿，只用一幅地图和一根指示棒。我讲了大约15分钟。当我卷起地图并且说“先生，我就讲这些”时，帐篷里鸦雀无声。麦克纳马拉站起身来走向前，一声不吭地伸出他的手，注视着我的双眼，他没有提任何问题，没有作任何评论。
给麦克纳马拉作了简要汇报以后我仍然没有新的职务，上级给我在三旅旅部安排了一个房间和一名打字员，我开始着手撰写“X光”之战的战后报告。我花了9天时间，三易其稿。我安排空军对朱邦山脉、德浪河谷地和“X光”着陆区空地作一次空中照相侦察飞行，为我的报告提供插图。1965年12月9日我在报告的定稿上签了字，把它交给了蒂姆·布朗上校。然后报告上交到哈利·金纳德少将那里，他阅读了报告以后让人把副本分发到美国陆军的每一所学校作为教材使用。
正当我撰写战斗报告期间，我听说空军的查理·黑斯廷斯中尉驾驶O－IE鸟狗式空中观测飞机经过芒阳谷上空时被击落。他就是在“X光”着陆区跟我们共同战斗的无畏而又超群的前进空中管制官。好消息是查理仍然活着，坏消息是飞机坠毁时他受到严重烧伤。他被运送到艾尔帕索的布列斯堡的陆军医院。艾尔帕索这个镇上有很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第七骑兵团退役老战士。我向他们所有的人传了话：查理·黑斯廷斯是我们的一员，是一个“加利·欧文”战士，请关照他。
“阿尔巴尼”之战结束后第七骑兵团二营仍有4人失踪。使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连长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感到震惊的是，到了12月份，他们发现他手下的士兵也有一人在“阿尔巴尼”失踪。他说：“这是二排的约翰·R．阿克尔曼一等兵。当时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核对人数，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每个人的下落。我确信我们把每个死者和伤员都抬出了战场。我们离开战场之前查到阿克尔曼的名字时，他的班里有个人说他们看到他被装上一架运送直升机了。
“12月份，我们接到他母亲的一封信说她没有接到他的信。我通过师人事军官查询他的下落，我们请设在世界各地的美国陆军医院查找任何关于他的记录。结果一无所获。我所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1966年4月间我们回到德浪河谷地时，我在‘阿尔巴尼’花了一天时间徒步查看了战场。那时我弄清楚了我连所在位置跟伏击战主要部分之间的距离。
“我们在二排所在的地方发现了阿克尔曼一等兵的遗骸。我们找到了他的皮靴和钢盔。那时候我们都是把自己的一个身份识别牌跟一只皮靴的鞋带系在一起，另一个身份识别牌挂在颈项上。我们在他的皮靴上找到了他的身份识别牌。终于弄清楚了他的下落。那天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麦克代德营里另外4名失踪人员的遗骸。这些事真令人伤心。”
1966年初我是三旅的旅长，第七骑兵团二营是我旅的一部分。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们回到德浪河谷地，我将亲自带领人马彻底搜查战场，找到那4个失踪人员的遗骸。1866年4月6日上午，我和巴西尔士官长以及马特·狄龙率领第一骑兵团一营的一个排乘直升机降落在“阿尔巴尼”着陆区。那里没有敌人的存在。几分钟时间里，我们在着陆区空地中间3座土丘附近一片15米宽20米长的地方找到了8具士兵遗骸。其中有几个显然是美国人，绿色军服的碎片、美国士兵的装备和皮靴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钢盔散落在附近的地上。还有其他遗骸混杂其中，仅仅是一些碎片或骨头。我们没有动任何遗骸，但是叫来了军墓登记人员，他们运走了所有遗骸和有关的装备。其中4具遗骸被确认为二营在战斗中的失踪者，其余为北越人的遗骸。
这样第一骑兵师的失踪人员的下落就全清楚了，结束了“阿尔巴尼”之战悲伤的一章。5口棺材即刻启程，被送上漫长的归途。已经悲伤万分的5位美国母亲不必再担心了。在此之前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活着当了俘虏，还是死了被遗留在丛林里。我和福雷斯特上尉在有生之年里，夜间也可以睡得踏实一些了。
第二十五章 亲人的思念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只有死者看到过战争的结束。
——柏拉图
德浪河谷地的枪炮声终于静了下来。流血死亡已经结束，但是痛苦才刚刚开始。第一骑兵师的官兵尽了自己的义务。陆军的野战陈尸所里摆满了士兵的尸体，共计230具，都用他们的绿色橡胶雨衣包裹着。240多名终身残废者和伤员被缓慢地从战地急救站转到医疗站，再转到野战医院，然后转到救护运输飞机上。
伤势能够很快痊愈的轻伤员，康复后就要回到越南履行战斗任务，所以这些轻伤员只被飞机送到日本的美国陆军医院；伤势较严重的伤员被飞机运到菲律宾，在克拉克基地的陆军医院等伤势稳定之后，就乘飞机飞回美国住在离家较近的军方医院。
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罗伯特·杰米森士官将在几个陆军医院里住32个月。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詹姆斯·杨一等兵头颅的一侧被子弹打了一个洞，他在丹佛的陆军医院康复后，向别人借了衣服，办理了出院手续，手里拿着退伍证书回到密苏里的老家，刚好赶上跟家人一道欢度1965年的圣诞节。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克林顿·波利四级专业士官身上带着三处可怕的子弹伤疤，被判定为百分之七十残废，退伍回家后正赶上春耕播种。
然而在1965年11月18日，噩耗已经陆陆续续从华盛顿传到寂静的南方城镇——佐治亚州的哥伦布。通知阵亡者家属的电报将把那些天真无邪的妻子和子女的生活彻底搅乱。这场战争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还是新战争，到目前为止伤亡人数极少，因而美国陆军甚至尚未考虑建立伤亡通知小组。到了战争后期，将有小组成员亲自报丧，而且他们会暂时留下来安慰年轻的寡妇或者上了年纪的父母，直到他们的朋友或亲戚能够前来。在1965年11月和12月时，哥伦布的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甚至干脆把报丧的电报交给计程车司机送交死者家属。
第七骑兵团一营一连的比利·R．爱略特士官死后，给他的妻子莎拉送报丧电报的计程车司机酩酊大醉，步履摇晃。当爱略特太太站在她那小平房的门口，手持黄色电报纸时，传递噩耗的那个计程车司机竟然醉倒在她家门厅外面的花坛上不省人事。然后陆军在将她丈夫的遗体运回美国的途中，又把遗体丢失了几天，幸好后来找到了。
当一个计程车司机凌晨2点钟叫醒第七骑兵团一营一个士兵的年轻且已怀孕的妻子，并把电报递给她时，这位操西班牙语的妇女当场昏倒。那位司机连忙跑到隔壁把邻居叫醒前来帮忙。这位新寡妇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读英文，但是她晓得电报上说的是什么。
给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杰里米亚·(杰里)·杰文斯中士家里递送的报丧电报的计程车司机在凌晨4点钟叩响他的家门。当时他的女儿贝蒂·杰文斯·莫普森才14岁，她说：“以前我曾经对朋友们讲过计程车司机给失去亲人的家庭送报丧电报的故事。今天，我却觉得这使人无法接受。幸亏我的姨妈跟我们住在一起，计程车司机凌晨4点钟敲我家的门时，姨妈正陪着妈妈。这个陌生人把电报递给我们时，我母亲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当时我想，这种送信的方式多么冷酷，多么没有人性。”
既然在那个可怕的秋天陆军无法在哥伦布妥善处理阵亡官兵的后事，那总得有人去做善后工作。对于第七骑兵团一营阵亡者的家属来说，那个做善后工作的人就是我的妻子朱莉·康普顿·穆尔，一位陆军上校的女儿，一位未来将军的妻子，5个小孩的母亲——其中两个儿子将踏着我的足迹到西点军校受训，然后在陆军服役。
朱莉一谈起那些日子，就说那是一段充满恐惧的时光。那时只要一看到黄色的计程车在军眷所在街区的路上行驶，在越南服役的士兵的妻子儿女们就惊恐万分。每当计程车和电报带着痛苦和悲伤抵达家属面前，朱莉也马上来到活动住房集中地——墙很单薄的公寓和像盒子一样的一幢幢小平房——尽她最大的努力安慰那些生活被摧残的孤儿寡母们。有两位寡妇她永远不会忘记，一位是杰里·杰文斯的遗孀，尽管悲伤无比，她仍以高贵的人格和镇定的态度接待了朱莉；另一位是吓坏了的西班牙年轻寡妇，她已经怀孕，那个遗腹子在3月份来到人世间，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当一口口棺材相继抵达国内后，我妻子参加了安葬在本宁堡公墓的第七骑兵团一营阵亡人员的全部葬礼，只有一次例外。一连的杰克·介尔士官的葬礼是本宁堡为一营的死者举行的首次葬礼。朱莉打开电视机收看晚间新闻，从电视上她看到了她目睹过的最令人悲伤的情景：我手下的一个士兵正在下葬，可是本宁堡却没有通知她。她打电话给幸存者援助会，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一营每个死者的消息都必须通知她，在本宁堡公墓为每个一营阵亡士兵举行的葬礼也必须事先通知她。
朱莉回忆道：“当我拜访那些寡妇时，我非常担心自己将不受欢迎，因为是我的丈夫命令她们的丈夫去打仗的。我想到了上百万个我不应该去的理由，但是我的父亲打电话敦促我去，所以我就去拜访她们了。她们见到我很高兴，而且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那是她们的些许精神寄托。当时一营士兵的寡妇中仍有13人居住在那个小镇上。”
第七骑兵团二营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少校的夫人和营士官长詹姆斯·司各特的夫人也为二营死者的家属尽了同样的义务。当时二营营长鲍勃·麦克代德中校还是一个单身汉。
考内利亚·司各特首先拜访了马丁·纳普的家，对马丁的身亡表示哀掉，并提供帮助。马丁·纳普是二营四连的一名士官。
司各特夫人说：“死者家属们极悲伤而又愤愤不平。一位寡妇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她的丈夫阵亡了，而我的丈夫只负了伤。泪水模糊了我们的视线，看不清死者的姓名、地址和面孔。在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我们开始参加本宁堡为死者举行的葬礼后，大家更觉得伤心。”
第一骑兵师师长哈利·金纳德的夫人和其他许多夫人们公开批评让计程车送报丧电报的残忍做法，陆军迅速组织了伤亡通知小组，每个小组里包括一名随军牧师和一名陪同军官。并没有谁故意使这种残酷的伤亡发生，美军在“X光”着陆区和“阿尔巴尼”着陆区战斗中遭受如此重大伤亡，使包括美国陆军在内的每个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在陆军组织了伤亡通知小组，改变了报丧的方式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军人家属在哥伦布街上看到黄色计程车仍然感到害怕。我妻子仍然记得：“12月份一辆载着几位年轻尉官的计程车停在我家的门口。我躲在门帘后面，心想我如果不去开门，就不会听到坏捎息了。然后我打定主意：‘打起精神来，朱莉，你要挺住。’我把门打开，司机向我打听某个地址，我几乎要晕倒。我对他说：‘请你以后别再来找我问路！’那个可怜的人对我说他理解这点，所有的计程车司机都恨那份可怕的报丧差事。”
远在美国北部康涅狄格州的雷丁——一位上了年纪的乡村信差——犹豫地敲了敲约翰·J．乔希根夫妇的家门。电报上收报人是芭芭拉·乔希根夫人，即约翰·兰斯·(杰克)·乔希根中尉的妻子，但信差知道电报的内容，也知道杰克·乔希根是那家的独生子。
当乔希根夫妇读着电报时，信差失声哭泣了起来，浑身颤抖，一遍又一遍地问他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乔希根夫妇还未来得及控制自己的悲痛就先安抚信差，他们拥抱信差，安慰他，帮助他振作精神，使他能在天黑后安全走回遥远的镇上。
那天芭芭拉·乔希根正巧不在家，她到约纽州的新罗歇尔去陪伴她丈夫上了年纪的姑母。姑父在两年前的这天去世，乔希根一家觉得应该有人在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去安慰姑母。当乔希根夫妇打电话告诉芭芭拉不幸的消息时，她正在写给杰克的第93封信，跟往常一样，这封信里写的主要是他们的女儿卡蜜莉的成长情况。次日早晨，她在家门口的信箱内发现了杰克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有一个休假的机会，但是我排的士兵即将上战场，此刻我不能也不愿离开他们。”
1965年8月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离开美国赴越南时，他的妻子凯瑟琳和14个月的女儿卡伦搬回到印第安纳州靠近她娘家的地方。汤姆的父亲在美国的驻外机构工作。凯瑟琳回忆道：“我终于得到一份教学工作，这不但可以打发我的时间，还可以存一些钱。我应该在11月15日(星期一)开始上班教书。在那个星期天(11月14日)晚上，我因感冒而发烧。我怎么开始我的新工作呢？电话铃响了，是我叔叔打来的。他说：‘这里有给你的一封电报。’我心里想这很可能是汤姆在外国的父母亲打来的电报。我对他说：‘把电报拆开读给我听。’陆军部长很遗憾地通知您……汤姆死了。”
已经这么久了，然而那个秋天的痛苦和悲伤，对于德浪河谷地阵亡官兵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来说，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他们之中有些人同意把他们失去亲人的遭遇写下来，希望他们的经历对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其他家庭有所安慰。
贝蒂·杰文斯·莫普森现在42岁了，她自己的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但是1965年11月15日她父亲在德浪河谷地阵亡这件事对她造成的精神创伤一直萦绕在她心头。她说：“收到通知爸爸死亡的电报，经历初次震惊之后，我们几个小孩不得不回到学校去，因为两个多星期以后父亲的遗体才会运回家。好像每一个人都朝我们看，相互低声耳语。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说我们的爸爸在那边死了，多惨啊。”
莫普森夫人继续说：“他们不管我们。没有援助小组或者类似的人员帮助我们承受打击，我们一家人独自忍受悲痛。我的兄弟们一点儿也不吐露他们的心情，我母亲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在学校读书时，她和爸爸是一对情人，但是后来他们分别跟别人结了婚。当他们俩大约在同时离婚后，他们再次相会结了婚。爸爸常常带着我一起乘坐灰狗巴士，多半是回萨凡纳的家。每次他和母亲外出之前，总要坐在椅子上让我给他梳头发。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但是他认真坐着让我梳头，似乎我真的为他下了一番特别的功夫一样。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告诉我们他不得不到越南去时的情形。我们开车把他送到本宁堡。我记得一辆辆陆军的卡车上载满了士兵，听到爸爸说他也许回不来。我当时还年幼，并不真正懂得他的话的严重性。他是一位好父亲，一位严父，当时我和兄弟们认为，他离家那么长时间，那我们每天就可以在外面多待一些时间，玩得更痛快。父亲死了我责备自己，因为他离家时我有那些自私的想法。我的父亲是个好人，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的名字是杰里米亚。”
她补充说道：“接到第一封报丧电报之后两个星期，我们收到另一封电报，通知我们何时到火车站接父亲的遗体。我们到达车站时，灵车已经停在那里了。一会儿，一辆载着一口灰色长棺材的木手推车被拉到了我们身边。我的爸爸！他就是这样回到我们身边。悲痛再一次涌上我们的心头，而且我们比刚听到他阵亡时更加伤心，因为现在他到家了。我当时嚎啕痛哭，你在3个州以外都可以听到我的哭声。我记得在家乡举行的葬礼上，我在很近处细看了他好长时间，以便弄清楚那确实是他。然后我看到了他脸颊上的那颗痣，我确定了那是父亲的遗体。
“我为父亲感到非常自豪，但愿他能晓得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有好长时间我觉得他似乎只是跟往常一样在执行陆军的勤务，总有一天他会回家的。我等待了多年，注视着我家门前的车道多年，因为我非常盼望他再回到妈妈、兄弟和我的身边。我想看看德浪河。这是我为了自己必须做的一桩事情。我必须知道，必须亲眼看见这个地方确实存在。我需要看见并且亲临我父亲死的地方。也许这样才能了却我的心愿。我多希望当时我们不用独自承受如此巨大的悲痛。当时我们需要某个人来到我们身边，向我们解释，帮助我们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母亲现在已经辞世。她没有再结婚，她非常爱爸爸。”
现年50岁的凯瑟琳·梅特斯克尔·麦克克莱述说她如何跟潇洒的年轻陆军军官汤姆·梅特斯克尔邂逅，又怎样跟他结婚的故事，而似乎都发生在前世。“当时我不知道他早年的情况。他简直快把他的父母气疯了——总是忙个不停、常常出事、从来坐不安稳。然而他们对儿子的体育成绩感到骄傲，他在中学时代就是州冠军足球队队员，在城堡军校荣获南方撑杆跳高联合运动会的冠军。汤姆在日本和朝鲜长大，他的父亲也叫汤姆，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为国际开发署工作。由于要读高中，汤姆和母亲柔依以及姐姐伊比回到印第安纳波里，在这期间他的父亲正在国外从事一桩艰苦的差事。他的父母亲都是印第安纳州人，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
“然后汤姆离家到城堡军校求学。他在那儿读书期间，他家搬到了华盛顿特区。我是迪波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学校放春假，我和我的朋友贝蒂·奥克特决定在我父母亲家中度过一星期的春假。我的父亲是驻在华盛顿五角大楼空军部的一位上校。我经由别人安排认识汤姆，在1962年10月5日我们结了婚——我们私奔了。10月8日汤姆离家赴德国，他将在德国服役6个月。我待在家里直到从德波大学毕业。在他回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以后，我就到那里跟他一起生活了。
“我记得我一生中在本宁堡的日子过得最兴奋。他在一支随时准备战斗的部队里，有时我们会在凌晨4点钟接到电话说部队要集合并且从本宁堡出发。军人的妻子们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外出一天或是一个月。那是古巴导弹危机和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日子。我记得我常常坐在我们山茶花园公寓的房间里，房间里都是灰色和粉红色金属家具，厨房里只有一个电线插头，在电冰箱的后面。如果你把电冰箱移到外边去，就可以烤面包。我学会了耐心和勇敢，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思念汤姆。他在家时，我会彻夜不眠，盯着他看，庆幸自己如此幸运。1964年5月31日，4公斤350克重的卡伦·道兰·梅特斯克尔出生了，汤姆欣喜若狂。汤姆本来想要个儿子，但是生了一个女孩他也很高兴。卡伦生下10天以后，我们搬家到华盛顿特区，因为汤姆要到语言学校学外语。我们尚未找到住处之前临时寄宿在我父母亲家的地下室里。在那所学校学习期间，汤姆接到了要他去越南的命令，他很兴奋。他学习的正是越南语。这是他的分内事。
“我不像他那样兴奋，这并不是因为有危险，而是由于我们将天各一方。我们被送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以便他做好去越南的准备。我将带着婴儿住在那里。训练很快就结束了，他们收到一张部队的照片。汤姆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把阵亡的人员从照片上划掉。我们所有的朋友也都被调到各个部队，在布拉格堡我没有任何熟人，而且我又怀孕了。所以，他在越南的这段期间，我打算搬回印第安纳州我娘家暂住。
“1965年8月，汤姆从埃文斯维尔飞机场离开美国。我痛哭了一场。我们每天互写一封信。我每天带着卡伦到邮筒去寄给爸爸的信。汤姆的父母亲在国外，因此我看不到他们。10月份我流产了。
“11月14日(星期日)夜里电报来了。汤姆死了。我不得不做出安排。我以前甚至从未参加过葬礼。除了我们住的汽车旅馆的房间，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让朋友们聚在一起。我们在陆军中的朋友都来了，他们都接到了赴越南的命令。站立在两旁的是我们在华盛顿期间汤姆当教练指导过的摔跤队队员。他很受他们的敬重。
“当时我想死，但是不得不为了卡伦而活着。我认为是她救了我的命。我从华盛顿一回来就开始教书。医生让我服用镇静剂。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心理咨询，也没人把这当作一种解除精神痛苦的办法。当汤姆的遗物被送回来时，我把它们统统扔掉。我想那样可以避免睹物思人。但是这个办法也不见效。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精神麻木状态，而且还要强装笑脸，痛苦难以言状。多年来我一直把它压在内心。20年以后我接受了心理治疗，在专家的帮助之下，我终于把汤姆从记忆中淡化了。现在我对失去他这件事已经可以平静接受了。我想念汤姆时，心中就会出现一位面带笑容的年轻人。我将永远思念他。”
卡伦·梅特斯克尔·鲁德尔现年27岁，已经结婚，是一位有两女一子的母亲。她说：“在越南发射的亿万颗子弹中的一颗改变了我这一生的道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活由于一颗子弹而发生剧变。我才17个月时，我的父亲托玛斯·梅特斯克尔就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尽管我看到我们父女俩在一起拍摄的照片，但是我的记忆中没有他的印象。我们长得很像。他是一位职业军人，1961年毕业于城堡军校。我花了很多时间问：‘为什么？’他既然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越南呢？他为什么非要去送死不可？为什么竟有人会说他应该去越南为国捐躯呢？为什么我偏偏遭此厄运？
“我4岁的时候母亲改嫁了。他是一个离过婚的律师，跟前妻生了两个孩子。迈克尔·麦克克莱把我收为养女，所以我的名字卡伦·道兰·梅特斯克尔改成了卡伦·梅特斯克尔·麦克克莱。在我过5岁生日之前我的同母异父弟弟出生了，一年之后，同母异父的妹妹也出生了。
“由于我们的家庭是重新组合的，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我猜想像这样的处境我不比任何别的儿童应付得好些，也不比他们应付得差些。谁来教会我如何应付呢？我开始拼命要求自己达到我能力所不及的目标。我拼命想适应环境，但是从来没有弄清楚如何适应。不管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里，我总不免有孤独感。
“我从来不提父亲的名字。在我认识的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之中，没有一个在年纪还很小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合适的话题。我经常悄悄地到地下室翻那个存放我父亲遗物的箱子。出于某种原因，我父亲死后我母亲把他的许多东西都扔掉了。我清楚记得一面长方形旗子的霉味。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我父亲举行的葬礼上，那面旗子覆盖着我父亲的棺材。箱子里有许多东西：吊唁簿里夹满了若干毫无意义的官员发来的唁函；我婴儿时我父母亲为我买的能发出音乐声的白色玩具熊；一大串勋章，其中包括一枚紫心勋章；还有一些照片，对于我来说这些照片就是我的爸爸。我曾发现一张贺卡，那是我爸爸过他的第一个父亲节时，我妈代表我寄给他的。我不记得贺卡外面是什么样子了，但是贺卡里面说：‘我将永远是爸爸的小女儿。’我翻那个箱子时伤心痛哭。1987年4月25日我跟司各特·鲁道尔结婚，那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4天中的第一天。其他3天是：1988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女儿爱莉森·伊丽莎白出生；1989年10月11日爱比盖尔·凯瑟琳出生；1991年3月1日托玛斯·亚力山大出生。
“1990年秋天发生了一连串令人惊讶的事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描写了我父亲在越南的死亡。文章中谈到我爸爸如何中弹，而正在等待撤送到后方时，他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帮助把伤势更重的战友雷·莱费布上尉弄上直升机，就在此刻他受了致命的伤。我母亲给文章的作者写了一封信，作者帮助她跟哈尔·穆尔取得了联系。为了纪念德浪河战役二十五周年，参加过战役的老兵们举行了一次联欢会。联欢之前他们跟我进行过几次电话长谈，我还给莱费布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联欢会。跟曾经和我爸爸在一起战斗过的这些人见面我感到很激动，很紧张。参加联欢会之前，我本以为会碰到一批捶胸顿足、自高自大的狂人，好战、杀人成性，以及这些年来我所听说过的所有其他的情况。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必须见见这些人。我对这些人的成见是荒唐的。我遇到的这些人其实是一批玩具熊，我希望他们对这个比方不介意。我觉得这像是另一个家庭，甚至我的丈夫遇到他们都喜出望外。
“雷·莱费布收到我邀请他参加联欢会的信时，正值他女儿婚礼周之中。他没有迟疑一秒钟。他告诉我他所负的几处伤，并且说如果不是我父亲救他，今天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童年时常常痛恨被我爸爸弄上直升机的那个不知道姓名的人，也就是我家箱子里那封信中提到的那个人。我总觉得我爸爸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那个人的命。对于我来说，能够亲眼看看那个人是意味深长的。现在我晓得如果两个人换一下位置，雷·莱费布也同样会抢救我爸爸。
“那个周末我第一次去参观‘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我沿着墙步行时，它的艺术力量感染了我。以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被任何艺术作品感动过。我想我永远不会再像这样被感动了。我觉得事物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我可以继续前进。我将永远悼念我死去的爸爸。我以前感到受了伤害，心里愤怒，觉得自己受了欺骗，不知道自己的全部身世。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可以消除这些不正常的心情了。现在我了解自己了，我终于喜欢我自己了。我只能希望我们已经从越南吸取到某种教训，所有代价不能白费。”
爱德华·丹尼斯·蒙瑟威茨的父亲劳埃德·乔尔·蒙瑟威茨1965年11月17日在“阿尔巴尼”着陆区阵亡时他才7岁。他说：“我的故事开始于法国，在那里，我父亲跟母亲相遇，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我们来到美国时，我才1岁。我记得我们住在密苏里州的列昂纳德·伍德堡。几年以后，他接到赴朝鲜的命令。他把我们搬到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居住，那儿离他的家人较近。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然后又搬到了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这时我有3个弟弟，我母亲仍在学习讲英语。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很喜欢在院子里干活，常和我们在一起玩，有时会听马蒂·罗宾斯的音乐。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到桑德希尔的教堂做礼拜。我总是希望礼拜仪式快点结束，因为我知道找将得到饼干和牛奶。
“在他离家赴越南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记得他一直为履行使命而训练，训练结束就回家，把他的衬衫染成绿色，整理他的野战装备。在他离家之前的最后几天里，他花很多时间跟我们待在一起。他离家的前一天，他把我放在他的轿车顶上，尽最大努力向我解释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对我说他不在家期间，我必须肩负起父亲的义务，要照顾几个弟弟，帮助妈妈。多年来他的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上。我妈妈一人在家独自承担起抚养4个男孩的重任。我记得收到过爸爸寄自越南的好几封信。在那些信里爸爸多半谈天气，以及他是多么想家。在一封信中他谈到了不得不到安溪去，而且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谁是越共。他说他在丛林里比在营地里感到更安全一些，因为他可以隐蔽在浓密的树叶中。我们耐心地过日子，盼望着他回家。
“计程车送来的第一份电报说他在战斗中失踪。一个星期以后来的第二份电报说他被敌人的火力打死。又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本宁堡。当时我7岁，现在我34岁了。多年来我思忖着为什么这个悲剧非发生不可。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终于得以跟其他越战的老兵谈论这场战斗了，而且我仍在期望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个了解我父亲当时情况的人，或者在我父亲阵亡时跟他在一起的一个人。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的两个男孩分别是4岁和19个月，我还有一位13年来跟我同舟共济的漂亮妻子。我母亲仍然健在，我的几个弟弟都成家立业了。
“这些人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斗牺牲，这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无数的人。布什总统在电视上说，越战在人们精神上遗留下的创伤已经愈合。但是对于我和许许多多其他人来说，这个创伤并未愈合。我们根本无法补偿那些参加过越战的老战士。但愿上帝保佑和保护至今仍受这场荒唐战争影响的亲人们。”
杰克·乔希根从1959～1963年在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受训。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成绩可能会使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将才。三年级和四年级时，他是班联会的主席；三年级时是学员大队的士官长；四年级时是学员大队长。他荣获了学院颁发的每一枚奖章和优秀奖项。为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的硕士学位，杰克·乔希根延后履行他的陆军预备军官义务。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他跟大学时期的女友芭芭拉·威瑟尔兹结了婚，然后杰克和芭芭拉到东非去了，他俩在坦桑尼亚的村庄里为天主教救济组织工作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5月他以少尉军衔到本宁堡报到服役。他的女儿卡蜜莉·安就是在那儿出生的。7月份他被分配到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8月份他随自己的部队乘运输舰开赴越南。芭芭拉·乔希根·约翰斯讲述的故事如下：
“我从不认为他会死。当时我23岁，从未尝过人生痛苦的滋味，甚至把我丈夫送上战场都没有动摇我的信念，我认为他会活着，上帝会为他安排一切。杰克会在陆军中圆满履行自己的义务，然后再回到坦桑尼亚，这是一个适合他的地方，我们结婚后第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他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并不好战。他的人生目标是帮助贫困者，甚至在越南他都自告奋勇率领他的排去帮忙重建一所学校。他是在帮助他手下的一名士兵时身亡的，那个人名叫威利·高伯德。在越战纪念墙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刻在一起。
“当杰克离家到越南时，我选择搬到康涅狄格州的雷丁，这样我和卡蜜莉就离他的父母亲近一些了。我们将在杰克离家的一年里互相支持和关照。他们在一片6公顷土地上有一幢小房子，并正在附近另建一幢大房子。在大房子建成之前，我们母女俩跟他们住在小房子里。他们搬进大房子里去住以后，我仍然住在那幢小房子里。他们给他们的家取名‘风脊’。我给小房子取名为‘安宁窝’。卡蜜莉的父亲离家赴越南时她才出生2个月，因此她成了我们全家人的焦点所在。她使我们经常笑逐颜开，而且由于她长得像她爸爸，看到她使我们感到杰克一直在我们身边。
“1965年11月17日晚上报丧的电报来了，我的世界倾倒了，我感到自己被抛进了另一种状态，好像在梦中似地。我坚信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对此无法理解。婆婆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我的姑妈帕特那儿。我记得我朝窗外望去，惊讶地看着人们驱车路过，一切跟婆婆打电话之前一样。我想朝每个人大声呼喊，让他们停下来。我跑到楼上看着安然熟睡的卡蜜莉，她哪晓得她的生活已经急剧改变。在最后一封信中杰克曾经说过：‘我回家后给卡蜜莉一个小弟弟怎么样？’从今后不可能有小乔希根了。我抱起熟睡的婴儿，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仍然不相信我们所希望、所梦想和所打算的一切已经到此完结了。
“噩耗是11月17日传来的，那天恰巧是杰克父亲的62岁生日。12月2日杰克被安葬在康涅狄格州的贝瑟尔。葬礼弥撒在纽约的佩勒姆举行，因为杰克是在那儿长大的。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那个星期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的报纸辟出三个版面颂扬杰克。
“后来杰克的母亲写了下面这封发表在1966年1月13日《佩勒姆太阳报》的信：
佩勒姆亲爱的民众：
11月17日，通知我们兰斯在越南德浪河战斗中身亡消息的可怕电报来到了。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他是芭芭拉的丈夫、小卡蜜莉的父亲、我们唯一的孩子。
在我们等待他的遗体运回之际，我们竭力从极度伤心中振作起采。我们自我安慰说，这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最晓得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命运。偶尔我们也能想得开，但有时突然看到一件旧毛衣、一个保龄球、一张照片就会使我们想起他，那个满头鲜红头发的男孩又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一步三级台阶地跳上楼梯，或者在住宅区环形道上开车时按喇叭告诉我们他从学院、或从非洲、或从本宁堡回家了。一回忆起这些情景我们的心情就难以平静。他已经死了，再无复活的可能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那可爱的面孔了。
我们开始安排葬礼。我们心里想，既然兰斯中小学时代的朋友们居住在佩勒姆－新罗歇尔地区，我们就该把他的遗体运回老家举行葬礼。我们给佩勒姆的殡仪馆打了电话。我们不想把自己的悲痛加在别人的心头，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在其他人的内心深处也许不会对此感兴趣。因此我们请弗洛德先生为我们在报纸上登一则简短的通知，并为我们的儿子安排一个简短的葬礼。
飞机把兰斯的遗体从越南运了回来。我们强打起精神来到了殡仪馆。当我们端详他那熟悉的面孔时，我们觉得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他参加了战斗，但是那并没有被称为战争；他死在远离自己亲爱的祖国万里之外的地方；他的鲜血和他所热爱的士兵的鲜血已经渗透了越南的土壤。殡仪馆没有乐队，没有迎枢仪式，什么也没有，只有我们三个伤心的人伫立在他的棺材旁边。我们以前从未感到如此孤独。
我们背后的一扇门轻轻地开了，有个人走进了停枢间。这是一个男人，他哭泣着，跪了下来祈祷。他走到我们跟前，讲了我们儿子不少好话。他离开了。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他是‘自发地表示对一个男孩的热爱’的第一个人。门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人们络绎不绝地涌进停枢间。他们以前认识兰斯，毫不害羞地为他流泪，对他表示关注。他们都是一些上帝保佑的大好人。
通过我家的一位朋友鲍勃·克赖明斯的帮助，我们在纪念碑下为兰斯举行了葬礼。不同信仰的神父们顶着夜晚的严寒，朗诵了他们的悼词。美国退伍军人团的代表也来了，还有参加外国战争的老战士组织的人，正是这些人的牺牲使我们的儿子能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成长起来。数百人涌上街头举行庄严的降半旗仪式，美丽的旗子在微风中轻轻地飘拂，酷似给所有的人赐福一样。
我们哭了，泪水从我们的脸上缓缓流下，我们衷心感激佩勒姆的每一个人如此纪念我们的儿子。安葬的那天，警察们默默地为送葬的行列开辟了一条穿过城里的街道。在每个十字路口他们挺胸而立，举手敬最后一个礼。圣·凯瑟琳教堂里挤满了人。兰斯的棺材上覆盖着国旗，棺材安放在他的上帝脚下。
这孩子非常热爱人民。不管黑人还是白人，他对他们都充满了爱心。如果他们需要他，他总是跑过去帮忙。他在非洲帮助过他们，关心过他们。他到越南是因为他听到了同样的召唤，并且响应了召唤。突然我们领悟到兰斯是在越南的所有美国男儿们的代表——疲劳不堪，英勇顽强，负伤的和阵亡的。佩勒姆的民众曾经说过：我们爱你们，张开我们的臂膀，把你们全都搂进胸怀，让一个年轻人做你们的化身，他就是兰斯·乔希根中尉。
我们谨代表我们的儿子、他那二排的士兵以及在越南的所有美国的年轻人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上帝保佑你们。
他的家人”
芭芭拉继续讲述她的故事：“杰克死后好一阵子，我在邮件中看到两个破盒子。它们是从越南退回来的，上面盖着‘确证去世了’的字样。其中一个盒子里装的是两个月之前我寄出的巧克力薄片饼干，盒子里还装着杰克要的一架照相机，但是他收不到了。另一个盒子里是杰克的个人物品，其中有个钱包，钱包里珍藏着一张他盼望回归的康涅狄格州老家的那座小房子的照片。钱包里还有他母亲写给他的信。信中说道：‘爸爸睡着了，我正坐在小房间里想念你、爱你、祝你平安、祈祷你早日回家、感谢上帝保佑我们的好儿子，我和爸爸不停地为你和你手下的士兵祈祷，我们每时每刻都念念不忘你。’
“如果不是杰克父母的支持，我不知道我的日子要怎么过。多年以后，他们对我和卡蜜莉讲了同样的话，我俩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我想我们是相依为命，一个脆弱时，另一个则坚强。
“杰克死后不久，我收到了杰克的营长哈尔·穆尔中校写的令人感动的信。他也给乔希根夫妇写了信。他的信越过迢迢万里，对杰克充满了颂扬之辞，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勇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穆尔中校表示他打算前来看望我们。在1967年，这一天来到了。哪怕他只跟我们在一起5分钟时间我们也会感激的，而他跟我们在一起足足5个钟头。他先来到我住的房子。我抱起了卡蜜莉走到房子外面迎接他。他慢步登上石阶朝我们走来，他那带着悲哀的犀利目光注视着我们，把我们母女俩搂在他的怀里。这个人在万里之外把我丈夫的遗体抬离血腥的战场，此刻他来到了我们的家中。到一个这样幽静的环境里讲述战争中的流血牺牲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我们急忙登上小山丘，来到乔希根夫妇的房子前，一见面我们又相互拥抱，伤心落泪。然后我们坐下来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我们坐在一起分担压抑我们大家的痛苦和悲哀确实起了宣泄作用。然后穆尔中校问杰克安葬在何处。当我告诉他在3公里之外的圣·玛丽公墓时，他说他想到那里去，所以我就带他去了。我们步行到杰克的坟前。我们站在那儿一会儿以后，穆尔中校问他是否可以一人独自待在坟上一些时候。他在坟上时，我坐在轿车里。我朝他那儿看了一跟，看见他跪在坟旁，双手捂着头。我连忙扭头朝别处看去，不想侵扰他独自的时刻。那次拜访对于我的公婆乔希根夫妇来说具有愈合心灵创伤的效果，这种效果安慰了他俩的有生之年。我也会永远铭记穆尔中校的拜访。
“杰克死后大约两年，婆婆选择了一个时刻告诉我，她和爸爸都觉得有件事该让我知道。他们想让我知道他们希望我改嫁，不要因为我们之间亲密无间而感到难舍难分，也不要以为我跟别人结婚就是背叛杰克。我无法想象我能爱上别人。我非常爱他们俩。1968年12月，一位邻居征求公婆的意见，问是否可以让他把一位老朋友介绍给我。他们欣然同意，并请他在约翰·约翰斯中校从西点军校来访时，把他带到我们家喝鸡尾酒。中校当时人在西点军校。1968年12月21日我和约翰见面，我们在1969年4月5日结婚。约翰非常喜欢孩子，立即爱上了卡蜜莉，她也很喜欢他。我们结婚时她快4岁了。以后多年里，我们母女俩常谈论我们跟爸爸结婚时的情形。1970年5月我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又添了一个女儿。公婆乔希根夫妇终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是我孩子的第三对祖父母，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热爱他们。我们的家就是他们的家。
“美国参战了！在最近的波斯湾战争期间，每天晚上全国广播NBC的新闻节目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场战争，不是一次小规模冲突，也不是一次警察行动。这是一场战争。在美国国内举国上下热烈支持，旗帜公司的生意打破纪录，成吨的慰问品运送给参战部队，儿童们书写了成千上万的信给不知名的士兵。这种情形跟越战相比差别何等强烈！这是内疚吗？美国应该对它不公正地对待越战老战士感到内疚。我们的政府，或者说越南冲突期间那些当权者们应该感到内疚。他们甚至不愿把在越南的长期围困称为战争，因为从来不曾宣战。
“杰克原来的死亡证书上说他‘因在对敌人的地面作战中头部和背后受枪伤而死’。1978年为了人寿保险我不得不写信给有关部门，请求重发一张死亡证明。证明随邮件到达后我大吃一惊。在‘死亡状况’的‘非战斗’栏里打了一个勾。我查看了家里剩下来的一份死亡证明。那一部分全被涂掉了。我吓呆了，我心中纳闷是不是那些人以前对我撒谎了。也许杰克是被己方的火力打死的，谁也不想告诉我实话。我丈夫在五角大楼工作，他查清了真相。一份书面回答当天就寄来了：‘1965年的政策是把被敌人打死的人当作非战斗死亡对待，因为在越南的冲突没有被承认是战争或战斗。由于受到了无数的批评，该政策改变了，在战斗中死亡的人员都理所当然地当作阵亡者。’
“甚至过了26年，一幕幕往事仍然历历在目：我会从卡蜜莉的脸上看到一丝能够引起我遐想的表情。或者说这可能是一场梦。在梦中门铃响了，8岁的卡蜜莉在我身旁，3岁的鲍比在我的另一边，1岁的巴比在我的怀里。我打开门见到杰克，他身穿棕褐色的军装。他透过玻璃防风门注视着我们4个人，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孩子们围着我，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微笑，然后他消失了。我醒来时，先是感到深深的悲伤，然后一阵内疚。我曾经认为我将永远不会再幸福了，恰恰在这时我的生活出人意料地幸福了。但是杰克消逝之际，我注意到他的微笑。我知道如果杰克能在我身边，他会为我的幸福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们是阵亡将士的亲人，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痛苦历经岁月都未减退。他们度过年华，却缺了父爱，父亲应该活在他们的心中，爱护他们，朝他们开怀大笑。
他们一生中都在倾听那永远不落地的脚步声，盼望知道可能发生但又没有实现的一切。
第二十六章 反省与看法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敌人不得不旷日废时地打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敌人并不具备打一场持久战的心理和政治手段……
——武元甲
1965年年终华盛顿和河内都吸取了教训，作出了一些政治决定。这些教训和决定的直接根源是德浪河谷地越美两支顽强军队的迎头冲突。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他迅速地为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算出了这场战争在生命和国家资源方面的代价，甚至预测了战争的最终结局。但是他算出的结论很快就被置之不理了。现在这场战争是美国的战争了，而美国是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
在河内，武元甲上将密切注视着德浪河战役的进展，旨在吸取重要教训。他所看到的情况使他振奋，他说：“德浪河战役之后我们得出了我们可以打赢美军骑兵师部队的结论。我们从这个战役中吸取了教训，并且把它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士兵。我们的官兵从中可以学会如何组织起来打直升机。
“我们认为美国人肯定有一套战略，像我们就有一套战略，我们有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你们有战术，而要赢得战略上的胜利就需要决定性的战术。你们打算用空中机动作战战术作为你们赢得战争胜利的战略。如果我们能打败你们的战术——即你们的直升机——那么我们就能够打败你们的战略。我们的目标是打赢战争。”
在西贡，驻越美军司令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和他的主要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也关注着为期34天的德浪河战役的统计数字，被打死的北越军人估计为3561人，美军阵亡305人，双方死亡人数的比例为北越军队每死12人，美军死1人。这两位军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绞肉机式的战役中学会作战技术的。从上述数字中他们领悟到，使用长期消耗战略，可以使敌人流血至死。
在河内，胡志明主席及其助手们权衡了德浪河战役的结果，显得平静而自信。他们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挡住了一个超级大国可怕的高科技火力风暴，跟美国人打了个平手。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跟如此强大的对手打成平手就算赢得了胜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确信以前他们能用耐心和坚毅把法国殖民主义者拖垮，将来也会拖垮美国人。
那年秋天，在华盛顿的掌权者中有一个人知道越战的形势比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出访欧洲途中，奉约翰逊总统之命回美国时取道西贡亲自听取关于德浪河战役的汇报。麦克纳马拉在西贡跟洛奇大使和威斯特摩兰将军谈了话，然后乘飞机到安溪基地营地听哈利·金纳德将军和我的简要介绍。
我在20分钟时间内尽最大努力向麦克纳马拉及其一行描绘了北越士兵在“X光”着陆区跟我们作战的情况：他们纪律严明，顽强得近乎疯狂，进攻时，人群像浪潮一样滚滚而来，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
我汇报结束时麦克纳马拉的沉默令人注意。此刻他知道越南战争将旷日持久，美国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他开始担心美国难以打赢这场战争。回到西贡时，麦克纳马拉改变了他往常的乐观形象。在登上回华盛顿的飞机之前，他对记者们说：“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麦克纳马拉在飞机上给约翰逊总统发了一份最高机密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称，现在情势已经很清楚，北越的军事集结不仅赶上而且正在超越美国，并且将继续集结。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只有两个选择：美国可以采用妥协的解决方法，随便用什么外交幌子来掩护撤军，或者总统批准威斯特摩兰将军把在越南作战的美军部队数量增加一倍的请求，即到1966年底为止，从现在的34个营增加到74个营的兵力。他以下面的话结束其备忘录：“评估：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规模的部署……并不能确保成功。美军每个月的阵亡人数可达到1000人，而且很可能在1967年初我们将面临双方相持不下的态势，伤亡人数更多。”
1965年12月6日发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一份更为详细的备忘录反映了麦克纳马拉、威斯特摩兰将军、洛奇大使、美军驻太平洋部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一致意见。该备忘录称：
“我们认为，不管是否采取重大外交行动，如果我们不想在那儿吃败仗，美国必须向越南增派相当数量的军队。我们建议：美国应该准备在1966年年底之前增加在越南的地面部队，即从现在的34个营增至74个作战营……如果这74个营按计划部署了，再加上增派的空军飞行中队、海军单位、防空部队、战斗支援分队、工兵部队和各种后勤支援部队，以及顾问人员，美军在越南的部队总人数将增至约40万。1965年年底的驻越南美军总人数为20万，1966年将每个月增派1万5千人。应该强调的是1967年需要进一步增加部署(也许会超过20万人)。”
麦克纳马拉再次重复了他的估计，即北越人将对付美国方面的任何战争扩大行动，到了1967年，美军每个月的阵亡人数将达1000人。同时他还重申了他的底牌：“如果美国愿意投入足够的兵力，也许是60万或者60多万人，那么我们就可以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继续把战争打下去。然而达到这一程度的时候，中国出兵干涉的问题，就会变成严重的现实了。”
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补充说：“因此，即使部署了我们所建议的兵力，我们仍可能在1967年初面临双方相持不下的态势。”
12月中旬，约翰逊总统在白宫召开了一次他的高级顾问班底的会议。威尔·邦迪说麦克纳马拉的头号选择(即现在就撤出越南，因为这样较为稳妥)根本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而麦克纳马拉本人也没有力陈此举的必要性。结果，在越南大规模地集结美军战斗和支援部队的第二个选择被一致赞成，赞成者包括麦克纳马拉。甚至精于计算的麦克纳马拉都对与会者们说：“是否能透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谁也没有把握，成功的可能性为三分之一，或者仅为一半。”麦克纳马拉确实有推动对越南暂停轰炸，以准备应付美国公众对即将面临的战事扩大的舆论。
我们这些指挥美国士兵打仗的人在战争初期就已经失去了对政治领导层的信任。约翰逊总统拒绝延长士兵服役期限，很多部队在兵员不足的情况下被派往越南，而许多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按期退伍了，因此我们很难相信政治领导人全心全意想打赢这场战争。现在，在德浪河战役之后，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决心再次受到检验，我们再次发现他们缺乏决心。
我们很确定跟我们在德浪河作战的北越军队的3个团已经撤到了柬埔寨境内。我们想从陆地上和空中追击他们，然而按照开战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华盛顿回答了河内领导人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金纳德将军说：“作为一个军官，我的教官们总是这样教导我：在追击时要不停地猛追，直到打死敌人，或者敌人投降。我认为德浪河战役根本就是一场追击战，我很想紧迫敌人直到最后。不能进入柬埔寨追击他们，违反了战争的每一条原则。在这一点上，西贡的军政领导人均支持我的观点。但是决策是由国内作出的，白宫说了算，他们不允许我们追进柬埔寨，我们就不能追。北越人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们的最佳避难所：当他们想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来，不想打了就立即回去。”
金纳德将军补充说：“武元甲将军说他在德浪河战役中学会了如何跟美国人作战、如何打我们的直升机，那完全是放屁！他了解到的是我们的政府不允许我们进入柬埔寨境内追赶他们。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洋洋得意了。他想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跟我们打仗，就迫使我们交战。我们哪里知道他在何处？他总是把部队摆在离柬埔寨边境几公里处，对他来说，那里的补给线最短。他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他对地形了如指掌。”
威尔·邦迪当时是助理国务卿，在谈到那个时期和那个决定时他说：“我认为从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打进柬埔寨是很有利的，然而风险也很大。我们当时竭尽全力保持柬埔寨中立的形象。林登·约翰逊对西哈努克亲王极友好，而理查德·尼克松则对他不友善。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玩那种游戏，另一方会很干脆地说：好吧，让我们在更广大的战场上打仗吧。尼克松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恰恰造成了那种结果。我们开始轰炸柬埔寨境内一条宽15公里的狭长地带，因此北越人撤到了离边境20公里处。一年以后当我们从陆地上进入柬埔寨境内时，我们不得不深入30公里。这简直是把战争推进了柬埔寨国内！而随着我们的前进，另一方也会随之后撤，所以除非你带兵进来把柬埔寨的东部地区全都占领，才能使北越人无藏身之地。而那个地区相当大。”
对于我来说，1966年初我得到了另一个启示，即我们打这场战争的方式严重失误。当时我率领第三旅打了另一场遭致惨重伤亡的战役。这次我们在人口稠密的越南中部沿海的蓬山平原打仗。第三旅中包括在“X光”和“阿尔巴尼”两个着陆区作战的几个营的部队。
人口稠密、盛产稻米的蓬山地区多年来一直在“越共”的控制之下。现在北越的正规军已经进入该地区。我把我们的使命理解为清除该地区武装的敌人，然后把它移交给南越军队和文职当局长期守卫和管理。
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地区作战使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在德浪河谷地战役中救了我一命的火力——炮火、空袭、空中发射火箭——现在却成了打死或打伤无辜的平民和牲畜，摧毁无数村庄的武器。尽管我们尽力避免滥杀无辜，但是惨剧不断发生。
1966年1月28日我们对蓬山第一次实施直升机攻击时，我带头乘直升机冲进树林。丛林里有一座小茅草屋，一个农民和他的家人蜷缩在里面。我们的预备炮火在他们的四周纷纷落下，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一个炮弹碎片炸伤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伤口鲜血直流。她跟我的女儿塞西尔同龄。我把军医叫来为她包扎伤口，心里感到悲伤。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参军是为了伤害儿童、摧毁平静的农家的。
战斗非常激烈，敌人被击溃时，我手下的官兵阵亡82人，318人负伤。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蓬山平原终于自由了。可不是吗？阮高祺(Nguyen Cao Ky)总理偕夫人来到我的旅指挥部听取关于战斗的汇报。总理夫人梅身着黑色航空服装和与之相配的紫色纱巾。我强调指出我们很快就能把控制权还给南越政府。
我们撤出蓬山地区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北越正规军和越共主力部队就回到了该地区的村庄里。我旅在4月和5月间先后两次被派回该地区展示武力，使我们又遭受很多伤亡。经过5月份的作战之后，我这个从不过问政治的战场指挥官也看得非常清楚了，美国驻越南使馆和美军驻越军援司令部一直未能使美国和南越的军事行动跟南越政府后来企图控制新扫除敌人势力区域的计划互相配合。如果他们在蓬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怎能奢望在其他地区恢复南越的控制？在蓬山有一个强大的美军陆军师把敌人的部队从乡村驱除干净了，而在其他地区美军的力量弱得多。但是这是1966年，尚在战争初期。我所能做的只是盼望和祈求我们可怕的牺牲会对实现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有所贡献。1966年年底，第一骑兵师全师的部队进驻了蓬山地区，在那儿驻扎了近18个月时间。
美国政策中另一个致命的缺陷很快开始严重影响美军的战斗力。为了安抚群众，并且显示强大的美国对这场远处的战争行动毫不在乎，约翰逊政府颁布法令规定美军驻越部队留越期限为一年(倒霉的海军陆战队是13个月)。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士兵)都不必在越南多待一天。1966年夏天，那些在战斗中幸免于难并且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作战的官兵开始陆续回家，他们同时也带走了宝贵的经验和作战技能。接替他们的是一支由新兵组成的军队，过了一年之后，他们将由更新的士兵来接替。战斗对人员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部队的训练水准却日益下降。
将营长和旅长的任期限制为6个月的做法，对美军每个参战部队的士气和作战效能更具有破坏性。一个职业军官要获得晋升必须担任一段时间指挥官，6个月的时间限制意味着将有双倍数量的军官会获得那个重要的资格。这一硬性规定也意味着一个指挥官刚刚熟悉地理环境、手下的部队和作战的诀窍，能够胜任职务了(如果他确有能耐的话)，就要被调离指挥岗位了。因此士兵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1966年6月下旬，我担任第三旅旅长的任期期满。当一位从五角大楼来的上校来接任时，我的旅正在同知附近的野外作战。在那种情况下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刚刚离开美国来到越南的指挥官，简直是自杀，因此我断然拒绝移交指挥权。指挥权的转交延后了10天，直到战斗结束我才移交。一个月以后，即1966年8月8日，我的继任者把第七骑兵团一营的一连单独派回德浪河谷地，在可怕的一天时间里就有25人被打死。
我曾经希望能被派到本宁堡的步兵学校，在那儿我可以把自己在越南所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即将奔赴战场的年轻军官们。我未能如愿以偿。事实上，经过空中机动作战训练并且随第一骑兵师在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一年实战的数百名军官中，只有一人被派到了步兵学校。我被送到了华盛顿特区，在那儿，我被告知将在美国国务院的拉丁美洲科工作。一个仅懂法语和挪威语的人却被分配了如此了不起的工作。
很快那些命令改变了，我被改派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手下的国际安全事务署任职一年，署长是约翰·麦克诺顿。该署的越南科只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的主要职责是为麦克纳马拉及其他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重要官员访问越南准备“旅行手册”之类的背景材料，还有巧妙地回答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传递上来的有关民众对越南政策的问题和抱怨。
鲍勃·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都是才智非凡的人，在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我目睹了他们俩拼命想控制住这场战争，但无济于事，只是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他们对越南的绥靖过程也无能为力。到了那年年底，他们仍然一筹莫展。本署的一位才子悲伤而又精辟地总结了在越南发生的情况：“虽然我们非常努力，但是我们失去了目标。”
那么，在德浪河谷地的牺牲使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跟北越正规军作战的一些方法，同时对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自知之明。我们可以跟世界上最优秀的步兵交战，并能守住我们的阵地。威斯特摩兰将军认为他找到了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答案：他将用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换取10个，或者11个，甚至12个北越人的生命，这样日复一日下去，直到胡志明讨饶。威斯特摩兰将会明白自己错了，但是为时太晚了。美国人并不认为10：1，甚至20：1的阵亡比例是便宜了美方。但是我们证实了空中机动战的原则与实施方法，此后的8年时间里，上百万美国士兵将乘坐休伊直升机开赴战场，直升机旋翼那熟悉的声音将是这场战争经久不息的旋律。
最后一点，尽管这场战争耗时12年之久，夺去了5万8千个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使一个自认强大的国家遭到了丢脸的惨败，但也让我们之中一些人领悟到早在150年之前克劳塞维茨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他当时写下了如下的言论：
“没有任何人在发动战争时(或者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个神志正常的人理应发动战争)心目中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以及如何打这场战争。”
尾声
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1992
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
因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着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四幕第三场
数字容易忘记，但是我们怎么能忘记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年轻人的面孔和声音呢？在1965年10月23日至11月26日之间的波来古战役期间，总共有305名年轻的美国士兵阵亡。他们的姓名被铭刻在参加越战的阵亡将士纪念墙上，每个人都是民族的瑰宝，每个姓名都是民族的悲剧。有些名字刻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故事，比如约翰·兰斯·乔希根中尉的名字被刻在黑色花岗石上，他的名字旁边是威利·P．高伯德一等兵的名字，他是在企图救这个士兵时被打死的。如果所有这些人没有为国捐躯，而是活着为国服务，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对了，有一个叫做德浪河老兵联谊会的组织，这是我们自己的兄弟会。每年11月份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我们会在华盛顿举行一次晚宴。每年夏天不管第一骑兵师协会在哪里举行聚会，我们都会共进一顿午餐。跟年轻时的朋友和战友在一起使我们感到愉快，心灵上的创伤得到愈合。
我们每次聚会开始时会先点名，先宣读阵亡者的名字和此后辞世的人的名字。然后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大声自报姓名、军衔、职务、所属的连和营，以及我们在德浪河谷地的何处作战。协会不收会费，因为很早以前我们就用鲜血支付了，协会也没有负责军官。两位退伍士官自愿用他们自己的钱管理该组织，他们是第七骑兵团一营一连的比尔·克莱契尔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的约翰·塞特林。
每年总有这个或者那个老兵站在我们面前讲述他记得在战场上他右边是谁，左边是谁，他们看到了什么，如何在谷地打仗。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老兵们总是喜欢聚在一起回顾往日。我的朋友，那些日子才值得怀念。
那么，其他一些老兵，即我们以前的敌人北越人民军第三百二十团、第三十三团和第六十六团的老兵现在怎样了？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服役期满之日，参战一年之后不能轮换回家。他们继续打了10年仗。死亡或者胜利就是他们的服役期限，而大多数人出师未捷身先死。
上述三个团的人民军和其他胡志明的老退伍军人尽其所能互相关照，当然是以非官方的身份互相关心。某一个部队的老兵们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定于某天晚上，聚在某个专门为老兵服务的河内的咖啡馆里聊天，互通朋友和各自家庭的情况，偶尔讲一个当年他们在德浪河打仗的故事。自从1975年以来，越南军队努力找到了抗美战争期间阵亡的约一百万名男女的遗骸。这些遗骸被重新安葬在遍布全国的烈士公墓里，每座墓的周围有一垛矮墙和一块方尖碑。
在军队这个封闭的小世界里，大胜仗、大败仗和巨大的牺牲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各个部队的旗帜旁边总是插着该部队参加过的战斗的纪念三角旗，它们使后人记住以前的胜败和牺牲。在第一骑兵师各营营旗周围飘扬着的几十面纪念三角旗中有一面深蓝色由总统颁发的嘉奖三角旗，旗上简单地写着：“波来古。”
如今小学生们不再记忆各战斗的名称和日期了，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也许那是踏上通向没有战争的世界的第一步。也许如此。然而我们却记着那些日子和我们的战友，而且在我们辞世以后很长时间里，那面蓝色长三角旗仍将亲抚着自豪的军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