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亡故是大丧，在依亲疏远近而划分的五等服制中属于最高一等，称作斩衰。衰音催，指孝服的下摆。传统中国人为死去的亲人服丧，要披麻戴孝，斩衰，指的就是用粗麻布缝制的、下摆不锁边的孝服，以此标示哀伤的程度与服丧的等级，丧服越粗砺，丧制的等级越高。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若母亲死在父亲后面，则母亲也可以享有这最高等级的丧制。若母亲死时，父亲尚在人世，为了凸显父权的尊严，母丧会减等为齐衰。斩衰按传统要服丧三年，服丧的实际时间是二十五或二十七个月，分为三期。周年之祭称为小祥，二周年之祭称为大祥，大祥过后不久为禫（音淡），淡然而平安的意思，三年之丧到这里便结束了，丧服也可以脱掉了。齐衰（音资催）指的是锁了边的麻布丧服，标志次一等的服制，服丧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一年。所以，父在为母服丧，又称为期年之丧。在丁忧守制期间，服丧者应“不听乐，不婚嫁，不赴举（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服官（不任官职），此所谓心丧，固万世不可改矣”。6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况对一别十二年，临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的母亲，他心存愧疚。母亲下葬不过数月，热孝期间出山做事，既违背礼制，也有违孝道，他是绝不愿意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咸丰元年，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忧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湘阴左宗植方官内阁中书，素悉公（即江忠源），为言于大学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办贼。祁公荐之。赛尚阿公遂奏调军前差遣。”7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曾去信责之以大节，劝江不要轻易出山。8进退出处，为朋友谋如此；现在轮到他，若尊朝命夺情出山，自己岂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吗？故在得知武汉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动摇。在接到张亮基咨文两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辞谢，并准备将折稿寄给留在京师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欧阳秉铨，要他将自己的意思晓喻在京师做官的朋友们，如袁甲三、毛鸿宾、黎吉云、邵懿辰、李鸿章、吕贤基等人，要他们不要向朝廷举荐他出来做事，陷他于不孝。9奏疏与书信写就，正待发出，郭嵩焘的到来与父亲竹亭公的训诫，却使他一改初衷，墨纟志从戎了。
曾文正公典试江西，奉太夫人讳南归。时贼方围长沙，文正公旋奉旨帮办团练。解围后，嵩焘驰弔文正公家。至湘乡县城，朱石翘（孙诒）方为县宰，为（我）发官（轿）伕两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致张石卿（即张亮基，石卿为其字）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父竹亭公），召语文正公，以嵩焘之言为正。（文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10
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起行赴省，于二十一日抵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此时在长沙，张亮基而外，尚有江忠源、左宗棠（时任张氏幕府）、罗泽南、王錱、刘蓉、郭嵩焘、郭崑焘等，旧雨新知，汇聚一堂，都是些志趣相投、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初到长沙的曾国藩，心情畅快，觉得很可以做一番事业，故家信中有“张抚台至明快，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11的乐观情绪。但转过年来，就收到朝廷派任张亮基收拾湖北残局的旨令。正月十一日，张亮基赴湖广总督任，江忠源所部随往，国藩的顺心日子只过了二十天就结束了。
曾国藩墨纟志出山，后半生大半时间都陷于与太平军的苦斗之中，所以，笔者有必要为读者补叙一下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天国及其领袖洪秀全，对其来龙去脉做一个扼要的介绍。笔者所选用的史料，主要是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文（原名TheodoreHamburg，音译为：西奥多·汉伯格）所著《太平天国起义记》（原名为：《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译者简又文改为《起义记》）。这部小册子中讲述的，多是洪秀全的从弟、后任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亲历亲闻的事情。洪秀全金田起事后，他为了逃避清军的缉捕，逃往香港，匿居于韩山文处，此书即韩根据他的亲口讲述记录下来的。是书1854年出版于香港，距金田起义爆发不过四年，距太平天国建都于南京不过一年，时间既早，又出自当事人口述，既权威又可靠。据译者兼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称：“历来欧美人士之研究太平天国者，咸以为此书为最真确可靠之史料。尝考吾国官书或私人著作关于洪秀全身世及太平军初期历史之种种记载，其详实可靠，无能出其右者。”12
再一种可信史料则是张德坚所编纂的《贼情汇纂》。张德坚原是湖北巡抚衙门的一名巡捕，出于职业敏感，每每将有关太平军的资料详细记载，汇编成册以供当时的军政上司参考。但上司们于此多不甚措意，直到遇到曾国藩，才真正受到重视。曾国藩将缴获的太平军大批文书与他的资料比对后，发现其资料相当准确，遂给以薪资和经费，于武昌设立采编所，搜集整理太平军方面的情报。以张德坚为总纂，集中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书生从事这件事，其中多数人曾与太平军有过实际接触。太平军再陷武昌后，这批人转移至长沙。从咸丰三年至六年，他们通过审讯俘虏，询问被裹胁后逃脱的民众与太平军活动地区的百姓，分析缴获的大量敌方文献，编辑整理出了这部几十万字的情报总汇，详细记录了太平天国的领袖、将领、人员构成、官制、军制、宗教礼仪、文书制度、给养来源与行军作战方式等系统资料。由于是供给湘军作战的情报，所以与一般炫耀武功、贬低诬蔑敌手的清方官书不同，其可信程度极高。简又文先生称之为“清军官书中之最有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者”。13可惜此书资料截止于天京事变之前，缺少太平天国中后期史料。
另一部可资凭信的史料就是著名近代史大家郭廷以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郭先生广搜史料，选材精当，参订互证，钩玄提要，为太平天国作了一部日志体的长编纪事，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工作，嘉惠学林，功莫大哉。罗家伦先生称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是将来写太平天国信史不可少的一部根据书”。14简又文亦称其书为“极便利极有用之研究工具书”，甚至以之为可以直接引用的“权威之作”。15
再有就是太平军后期主帅李秀成及其他诸王被俘后的供辞，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参与者与领导者，所言为第一手史料。再就是敌对双方大量文献档案、战争亲历者的各种笔记、回忆等等，辅之以后人较为严肃之著作。总之，以当事人之言证当时之事，尽可能揭示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是本书撰写之宗旨，故无论于曾国藩方面，还是太平军方面，都要以第一手材料说话立论，这是笔者采撷史料的基本原则。
接下来介绍曾国藩与大清国的对头、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其人。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秀全是其“得道”后的自号。“全”字拆分后为“人王”，加上他小名中的“秀”字，合为新名，寓天命在身之义。洪氏是宋代自中原迁居于广东的客家人，洪父名洪镜扬，世业农，居于广东花县的官禄村，与元配王氏，继配李氏共生有三子二女。长子洪仁发、次子洪仁达，长女名洪辛英，季子便是洪仁坤（秀全），行四。次女名洪宣娇，即后来嫁给西王萧朝贵者。一说洪秀全为李氏所生，与两兄为异母兄弟。16洪父在当地声望甚高，是村中长老，洪秀全幼时，则“品行躁暴易怒，且好自尊自大。每与群儿嬉戏，必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莫敢不遵。稍有拂逆其意者，辄挥拳击之，以故全村儿童均甚畏其严厉之性。”17
洪火秀7岁开蒙，入村塾读书，据说五六年间，已能熟诵四书五经。自13岁起，开始应童子试，据说县试时成绩不错，唯独过不了府试这一关。这期间发生过一件事，后来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之影响。道光十六年春，他在广州（花县隶于广州府）参加府试时，曾遇到过两个在路边传教之人，其中一个名梁发（又名梁阿发）者，塞给他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他当时一心扑在科举上，略微翻阅便置诸脑后了。
道光十七年、二十三年再试，又都名落孙山。屡试屡挫，洪秀全从13岁考到31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虚耗殆尽，却仍未能获取秀才的功名，他也由此步入了老童生行列。应试而外，洪火秀所能做的就是坐馆当塾师，挣些糊口之资。以他自幼争强好胜的个性，屡试不售，肯定对其精神与自尊是重大的打击。在道光十七年那次失败后，急火攻心的他，病倒了。他的病，从幻视幻听、狂躁不安与谵语等症状看，应该是中医所说的癫狂，即因情志郁结而导致的神思错乱。
在此卧病期间，彼连续入奇梦，见异象多次。最初，见多人对彼欢迎招致。初以为此乃死亡之征兆，于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告知曰：“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其时彼之长兄二人扶其坐于榻上，秀全言毕即闭目，全身无气力，不能自主。在场各人均以其不久即去世，两兄乃安放彼于床上。秀全一时间竟失去知觉，不知身外各人言动如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但其灵魂似为一种特别能力所附丽，以故彼不特有一种奇异的经验，而且事后尚可记忆清楚。
其始，当秀全闭目时，忽见一龙一虎一鸡走入室内。未几又见有多人奏乐近前，共舁（音与，抬）一美丽肩舆至，并请其乘坐，乃共舁之而去。秀全骤受此荣宠不胜惊异，不知如何是好。
彼等未几即到一华丽而光明之地。两旁聚集有无数高贵的男女敬礼而欢迎秀全。下轿后，有一老妇导其至一河边，谓之曰：“污秽的人啊！何以自暴自弃与那些人亲近，以致惹得满身肮脏呢？如今我必得要把你洗净了。”洗毕。秀全进一大宫殿，同行者有一班年高德劭之人，其中有许多古先圣贤。在宫中，彼等以刀剖开秀全之身，取出心肝五脏，而另以鲜红簇新者放入，伤口即时复合，全无痂痕可见。
宫内四壁均有木牌，上刻劝善教德之言，秀全一一读之。彼等旋复进一大殿，其美丽与华贵，不可言喻。上有一老人，披金发，衣皂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一覩秀全，老人即双目流泪云：“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粮，服我衣，但无一人具有心肝来纪念我和尊敬我，其尤恶者则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效法他们。”言毕，老人即授秀全宝剑一柄，用以铲除魔鬼，但令其慎勿妄杀兄弟姊妹；又给印绶一个，用以治服邪神；再赐以金黄色的美果一枚，秀全食之，其味甜美。秀全既受此帝皇的徽讠志，即时开始劝告同在各人敬拜高坐宝座之老人。有人听罢即回答云：“我们对老人确未尽本份了。”另有人说：“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我们且与朋友们饮酒寻乐罢。”秀全见各人心肠如此冷硬，乃继续劝导，以致下泪。老人复对彼言：“奋勇放胆去干着工作啊！如遇有种种困难，我必扶助你。”言竟未久，老人即转向座中年长有德之辈言：“秀全真堪任此职。”随即带引秀全出殿，命其自上俯视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心邪行乖的。”秀全俯览全世，芸芸众生，一切苦痛与罪孽，皆现目前，其情状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秀全神游既醒，仍受奇梦之影响，自觉头发直竖。忽然间，怒从心起，自忘身体软弱，穿衣起床，走出卧室，诣其父处，鞠躬长揖云：“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其父见其自卧室出来，又闻其言如此，以喜以惧，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连续卧病四十日。在异象中又常见一中年人，秀全呼之曰长兄。此人教其如何勖作（勉力工作），并带其遨游遐迩以追寻邪神，并扶助其杀死及灭除之。秀全又闻皂袍之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
秀全病时，神游四方，常在其室内走动跳跃，或如兵士战斗状，常大声疾呼：“铲妖，铲妖，铲呀！铲呀！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没有一只可以当我的宝剑一斫的。”其父甚以其病状为可虑，以为其咎乃在于堪舆师（风水先生）误择不吉利的坟地以葬其先人所致也。于是延请巫道法师回家作法逐鬼。但秀全言：“这些妖魔怎能反对我呢？我必要杀死他们！多多妖魔都不能反抗我。”在幻想中，彼追赶鬼妖。鬼妖形影似是变化无穷，有时如飞鸟，有时如猛狮。为操必胜之权计，彼每操老人所赐之印绶以抵挡之。一见此印，妖魔即尽行飞遁，彼之幻想又觉追奔逐北直至天涯海角，所到之处必与群妖战而无不毁灭之。每有成功，即便欢笑曰：“他们挡不住我。”
彼又常常自唱旧歌一段，其辞云：“有德青年浪游河海，救其朋友杀其仇人。”劝告人之时，彼辄涕泪而言：“你们没有心肝敬拜父老，你们同妖魔交相好。真的，真的，你们没有心肝，没有良心。”秀全之两兄，更常紧闭其室门而严密防守，免其逸出屋外。及其战斗跳动，唱歌，教人至疲困之时，则复卧床上。俟彼入睡时，多人乃来看视之，未几全邑人皆知其为疯子。彼常自言已被封为中国之皇帝。人有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然喜。但如有人呼其为疯子者，彼则笑而答云：“你才是真的疯狂了，还叫我疯子吗？”凡品行不端之人来看彼者，彼均申斥之，并呼之为鬼魔。彼镇日惟唱歌、教人、斥责，均诚恳之至。在卧病中彼作了一首诗，原文曰：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秀全之亲属以其病状请教于几位医生，医生开方投药以治之，但均无效。一日，其父发现有一小纸塞在门柱之缝隙中，纸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彼持此纸遍示家人，均不解此七字之意义。自此之后，秀全身体即日渐康健。许多友人及亲戚等均来探视之，欲亲聆其自述卧病时之经验。秀全将所记得之特殊梦境一一为之详述，毫不隐匿。亲友等只能答，全事真是奇异，但其时人皆以为并非实际经验也。18
其时，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连皮毛都谈不上。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认真研读了那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1843年，病愈后的洪秀全到莲花村的亲戚李家坐馆，其中表兄弟李某偶然在他的书笥中发现了此书，借去一阅，还书时称此书内容奇特，大异于中国经书。“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此时彼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的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而教彼助彼诛灭妖魔者，即救主耶稣是也。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间人类也。有此觉悟，秀全如梦才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19于是，洪秀全与那个李某，依照小册子所言，自行洗礼，皈依上帝，成为最初拜上帝教之信徒。莲花村村塾散馆后，洪氏回到家，即开始在亲戚中宣传其新的宗教觉悟，最先被发展入教的两人，一为其表弟冯云山，一为其从弟洪仁玕。
曾有很长时期，洪秀全被列入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人物，是不是这样呢？读者看了上述史料，不难自己做出判断。科举制度下面，能够脱颖而出，置身于仕途者终究是少数，多数落第者大都以教书坐馆度过一生，这在过去是件很寻常的事情。譬如曾国藩之父赴考十七次才考上秀才；又如与洪秀全同县的骆秉章，也是40岁上，才考中进士；之前都与洪一样是坐馆为生的老童生。洪秀全自幼便有领袖欲，向往做人上人，不过四次府试不售，竟积郁成疾，只能说明其志大才疏，个性敏感脆弱。至于他将其疯癫时的梦境，附会于基督教义，搞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拜上帝教，怕也绝不能看做是寻求到了什么真理。
历史上，小知识分子因抱负不伸，积郁成恨，一变而为反社会分子者屡见不鲜。如唐末之黄巢，家世贩私盐，富于赀。“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王）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20又如宋代之张元、吴昊，“张累举进士，不第。吴亦久困屋场，无以自伸。”21后二人投奔西夏李元昊，为之出谋划策，草创制度，致西夏强盛，遂成北宋之大患。再如明末河南杞县举人李信、卢氏县举人牛金星，均为不得志之人，适值李自成进军河南，遂投奔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民心，积久而成大业。22显然，洪秀全也是这一流人物，其出人头地的努力一再碰壁，引起了他的憎恨并将这种憎恨投向摈其于门外的体制。譬如他第三次府试落第后，病幻中所见孔子受罚于天父的梦境，他后来极端的反孔行径，都可以映射出他因失意于科举而滋生的愤懑心理。但此时他对由科举而置身显扬，犹未死心，遂于六年后再赴府试，再落第，由此激起他与现制度不共戴天之仇恨。其从弟洪仁玕后来供述：“彼自十二三岁至三十一岁，每场（县考）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殊此科（道光二十三年第四次赴考，笔者从简又文说）揭榜不售，心中忧愤，在归舟中吟诗云：‘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23洪秀全在诗中用了《易经》乾卦中的典故。乾卦九四：或跃在渊；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后一卦象，比喻成就帝业，故做皇帝被称作龙飞九五，或称帝王为九五之尊。诗中寓意至为明显：我虽暂时潜伏于深潭之中，可一旦风云际会，我会一飞冲天，底定乾坤。无独有偶，当年的黄巢也有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两相比较，同样透着一种杀气与霸气。
又据其族人洪显初医生说：“彼自第四次落第回家后，气愤填膺，怨恨谩骂，尽将书籍弃掷地上，悻悻然，愤愤然，破唇大叫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24对出人头地的极度渴望，躁急与神经质的个性，报复这个埋没了他的社会的心理，最终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造反。后来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批判满清政权的：“（天王）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问其故，则答以难言；再三问之，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与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25但我们看到，其批判乃对满族的妖魔化，仍不脱种族主义与夷夏之辨的窠臼，看不出有什么进步性。
洪秀全与其信徒，既失意于科举，又出于独尊天主，反对一切偶像崇拜的信念，故无论是民间供奉的诸多神祇，还是士大夫信仰的孔夫子，在他们那里一概在排斥之列。孔子为历代读书人心目中的“至圣先师”，是传统“师道”的集中体现者，上自太学国子监，下至遍布各地的村塾、家塾，有老师与学生的地方，无不供奉孔夫子的牌位。洪秀全等人不敬孔子，甚至将他们所在学馆的孔子牌位除去，在学生家长们看来，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无疑是离经叛道，为防孩子们学坏，自然不会再用这样的先生授读。于是，他们都失了业。道光二十四年春，迫于生计，洪、冯等人不得不远走他乡，一为谋生，一为偏远落后的地方远比开化地区更易于他们传教。
起初，他们选择了本省连山县八排、南江排等猺人聚居区，似乎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十多年前（道光十二年），八排猺曾经起事响应湖南江华、广西贺县的猺人起义，与官府对抗了八九个月，在广东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瑞宾也因镇压不力被朝廷革职治罪，最后还是靠招抚才平息了叛乱。26其时，秀全已经20岁，对此事当能记忆犹新。猺人有对抗官府之传统，洪秀全既有造反之心，当然会选择他认为最有可能响应自己的地方。但到了那里之后他才发现，在言语不通的猺区，别说传教，连日常对话都难以沟通。27无奈之下，洪、冯改投已迁居到广西桂平府贵县赐谷村的外家王氏（即洪秀全母亲的娘家）。王家很欢迎亲戚们的到来，可并不富裕的家境，难以长期负担他们的食宿，于是洪秀全决定回乡另谋发展。当时其表侄王为正被人诬陷，羁押于县衙，王家托其代为营救。洪遂要冯云山等先行回粤，自己留下来帮王家打官司。洪代王家写的申辩诉状递上去不久，王为正即于中秋被释回家，王家人感于他的帮助，遂加入其新教。其间，他还写诗痛骂了当地人为一对殉情男女建造的神庙，引起了当地人的反对，于是在十月初离开王家，经桂平还乡。28
而先行一步的冯云山却并未回乡，他遇到了几个在紫荆山烧炭的旧相识，遂随之一同进山，起先为人打短工，后来在一富户曾玉珍家谋得一份塾师的职业。生活安定下来后，冯在烧炭工人中从事传教，孜孜不倦，几年下来，从教者甚多，连他居停的主人家也入了教。拜上帝教这才真正打开了局面，在扩大影响，发展信徒上，冯云山成就最大，洪秀全于此可说是因人成事者。洪回家后才知道冯云山并未返乡，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得重操旧业，坐馆课徒以维持生活。闲暇时，他苦思冥想，进一步完善他的教义。两年内，他写了若干篇传教用的小册子，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其内容则摭拾一些基督教的皮毛，随意发挥而成，主旨无非是宣传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反对上帝以外的一切偶像崇拜，而世人均是上帝之子，互为兄弟姊妹，拜上帝者升天堂，不拜上帝者下地狱之类。洪秀全此时并未读过《圣经》，更没有基督徒的基本训练，他的理论，全来自于对一本二手小册子（即《劝世良言》）的附会揣摩。29而且他偏好用韵语形式表述自己的思想，譬如：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30
这些看上去像诗，不如说更像是顺口溜的东西，言辞鄙俚不堪，甚至不知所云。不知这是否是大病后遗症所造成的思维混乱所致，如此文笔修辞，也难怪他屡试不第了。
道光二十七年春，洪秀全与洪仁玕赴广州，慕名访晤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31在此时，他们才真正读到了基督教的经典——旧约与新约，由此才对基督教之教理、内容、组织、仪式及所从事的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两人寄宿于礼拜堂中一个月，因旅费告罄，告辞还乡。罗孝全负有传教任务，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派两位教徒随之还乡，以考察其品行。不久，两人又偕秀全重回广州教堂，继续教理的研究，而洪仁玕则一去不返。这次，秀全似有意受洗，加入教会，据说洪为罗氏的助手黄氏兄弟所妒忌，暗中唆使他向罗孝全要求尽快施洗并给以生活补贴，洪秀全着了道，果然向罗提出了要求，罗牧师误会他是个贪利之徒，印象大坏，不仅当面拒绝了他，而且迟迟不予施洗，放弃了发展他为教徒的想法。32洪秀全讨了个没趣，又没钱维持城市生活，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故于六月离开广州，再赴广西去找冯云山。其实，以秀全之个性及其对基督教的理解，他不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的普通教徒，他的那套以天父次子自居和造反打江山的理念也不可能为正规教会所接受，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七月，洪秀全历经艰险，重返贵县赐谷村王家，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马上赶了过去，在黄泥冲曾玉珍家，见到了暌违两年的冯云山。洪秀全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多时间，这位表亲竟然使拜上帝在这一带成了气候。
紫荆山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其中有卢某、卢六、曾亚顺、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等。萧妻名杨云娇，自丁酉年（道光十七年）间，彼曾患大病，卧床如死去，其灵魂升天，闻一老人对其言曰：“十年以后将有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顺从。”彼在女教徒中至为著名。当时各教友有成语云：“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远，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即桂平县）、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有势力及有秀才举人之功名之人及其家族多人均入会。有势力者如韦正（即韦昌辉）及其多数族人，举人胡某带其徒一体加入。33
洪秀全此时一定大喜过望，他在曾家住了一个多月，每日与冯云山等一起会见那些当地的信徒，将他两年来研究教义的心得抄送给他们，发展更多的人入教。但他们也心生警惕，树大招风，拜上帝教的声势越来越大，必会引起官府的注意。因此，他们决定选择更为隐秘与险固的地点藏身。于是在九月初，从黄泥冲曾家转移至高坑冲卢六家居住。此时，洪秀全听说象州有座甘王庙，甚为当地人敬畏，于是率冯云山等人赶到那里，撕毁了州官所献的锦袍，题诗于壁，历数甘王十大罪状，捣毁了庙中供奉的偶像。“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自是后，秀全名声传闻愈远，信徒愈众。”34
此时，拜上帝活动虽然蓬勃发展，但其真实性质只有极少数骨干知晓，存在着公开与隐秘两种运作。据李秀成后来回忆，在公开场合，洪只是“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敬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敬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上帝之后，具（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而洪秀全之外，“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之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35但在当时，并无这些封号，洪秀全也尚未称王，远近信徒只知道有个天父派到人间来的洪先生而已。我们再来看其入教与祭拜仪式。
凡有人皈依教道而愿入会为教徒者，即施以洗礼，不问其预备或学道日期之长短也。洗礼仪式如下：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适于中国人之观感也。有一张忏悔状，上写明求洗礼者之姓名，至行礼时，由各人朗声诵读，乃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神鉴。乃问求洗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任人于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每个受洗者顶上，且灌且喃：“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行礼毕，新教徒起立，将清茶饮了，并以盆中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净内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时认罪祈祷求上帝赦宥。受洗礼之教徒即领受各种祈祷文，于早晚进膳时念之。……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新年或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牲品献祭，祭毕，与祭者同食之。……祈祷时，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面朝阳光入室之处，众闭目，一人代众祈祷。36
显然，洪秀全把他在广州教堂中观察到的基督教洗礼及礼拜仪式，加以改造，制定了自己的仪轨。但他诱人敬拜上帝的说辞，可说是荒诞不经，幼稚可笑。如此荒诞之教义，何以竟能迷惑万千信徒呢？
这就不能不提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信仰观了。远古蒙昧时期之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古代中国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无不有神祇存在，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对天地神灵的迷信。这种状态到春秋末期开始有了变化，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许多破落贵族流为庶族，而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经由他们传播到民间。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导一种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孔子理性主义态度的表现。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长期尊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遂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种持久、深远的传统。即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阶层，以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则从属于个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拥有往古的统治地位。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可以学道，谈禅，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志向不在于此，而是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致君尧舜，解民倒悬”的政治抱负，是显扬父母，光宗耀祖的实际追求。儒学颠覆了古代的信仰，将中国文化引入一条温和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的道路，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状态，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世俗社会状态，原因主要在于此。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7精英阶层历来为开风气者，其所为必会影响到民间，因而其他社会阶层也形不成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对所有外来与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种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爷，上帝、阎罗、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为神灵的祖师爷，延及动物，鬼怪、狐仙、黄仙（黄鼠狼），乃至历史人物（如关公）、神话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与故去的死人，只要听说显灵，无论何方神圣，普通民众的心态是开放的，一概来者不拒。可其态度又是实用主义的。譬如人们最熟悉的灶王爷，传说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间认为他每年腊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陈说人间善恶，所以都赶在这一天祭拜灶王爷，即所谓过小年。以为好吃好喝贿赂他老人家一回，他会在天帝面前为自己隐恶扬善，即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这种对待神祇的亦庄亦谐态度，在中国民间随处可见。再举一例，龙，是帝王之象征，崇高之至；可中国民间赛会及喜庆场合，无不舞龙，龙由天子之化身，一变而为芸芸众生嬉戏之对象。在用得着的时候，人们对神是虔敬的，所谓“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时，神大都被置诸脑后，直到下一个祭日的到来。此外，只要传说什么东西显了灵，为了趋利避害，中国老百姓都会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谓“淫祠”。闭塞落后、文教不兴的山区，尤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洪秀全在广西亲自参与捣毁的，即这种淫祠中的偶像。如赐谷村附近的六乌庙，供奉的就是一对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庙，祭拜的是当地一个杀母的浪荡子，传说谁得罪了他，会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庙，也是这一类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称是自上帝身边下凡来拯救众生者，专能除灾免病教化世人，岂不是活神仙下凡，对百姓之诱惑力尤大。“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38可见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人们对拜上帝的接受程度，从前洪在花县乡下传教，人们多视其为疯子，可在这山深林密的紫荆山中，闭塞愚昧为其提供了发展信徒的丰厚土壤。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乡野地带，百姓为避祸攘灾而建的“山神庙”，仍然比比皆是。笔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亲戚处，曾亲眼目睹他们依照巫医指示，建造山神庙以祛除灾病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所谓祛病健身的几大气功门派，如法轮功、中功等，都是这类邪教的现代翻版。可见，国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学的道路依旧漫长。
有了适宜的土壤，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大清帝国的衰败腐朽，才是洪秀全等所以能够逞雄一时的最根本条件。大清在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在接下来的嘉庆、道光两朝就走了下坡路。乾隆禅位伊始，鄂豫川陕就相继发生了白莲教之乱，朝廷以举国之力，足足用了九年才扑灭了这次动乱。而南方各省之天地会、北方之天理教与捻子都已开始露头。外患方面则有西北张格尔的叛乱，以及持续一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连年不靖的内忧外患暴露了帝国体制与国力的衰落，这种衰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专制集权所导致的风气败坏，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
满清以少数统治中国，除去以高度集权镇压汉人的反抗外，更多地采用怀柔政策羁縻汉人，如以大兴科举，轻徭薄赋，蠲免钱粮等种种手段收揽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诏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逢水旱灾年，朝廷除赈济平粜外，还会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无论这些措施在执行上如何，平心而论，清廷主观上是想要减轻百姓负担，维持一个太平繁荣的局面的。但钳制言论，皇权独尊的体制必然会导致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风气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39为投上所好，官员们报喜不报忧，层层将问题掩盖起来，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于当时的士习吏治，有冷眼旁观极清楚者。有个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认为吏治之败坏，在于士风，因为官员都出自士大夫阶层，士风不正，官风自然难正。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懦而隐忍，无敢先动者；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机）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40
这段话揭示了嘉道以来，政治腐败的最根本表现——官吏的不作为。所谓“不富不教”，指的是孔子与弟子冉有之间关于人口问题的一段对话。冉有问人口多了怎么办？孔子答曰：富裕他们。冉有再问百姓富起来后又怎么办，孔子答曰：教化他们。41古代称府县两级为亲民之官，俗称父母官，这称呼隐含着一种责任，即为官者要向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为他们谋幸福。让他们致富，富裕之后则要施以教化，即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而官员一旦只知谋自身之私利，而置治下的百姓于不顾，任其饥寒交迫，自生自灭，甚至有冤屈者无处说理，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民，势必与统治者离心离德，甚至巴不得通过一场大乱改变自己贫寒无助的地位，人心思乱；社会之不公发展到这个程度，政权也就危在旦夕了。而官员们仍会层层欺瞒，粉饰太平，甚至不承认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下面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看小乱是如何酿成大乱的。朝廷之风气如此，地方上就更甚。丁忧在籍，曾在家乡帮办团练的龙启瑞42曾如此描述过道光末年的几位广西巡抚：“金田会匪，芽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龙自称）做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43信中所言“巡抚某公”、“继之者”、“又继之者”，指的是自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出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周之琦和郑祖琛，时相指的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首辅穆彰阿。穆彰阿如前所述，是靠揣摩皇帝心思，先意承旨以保禄位的佞臣，那么郑祖琛既是同类之人，上行下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这位巡抚佞佛，讲求慈悲心肠，所以报经他审结的案子，宁宽毋严，许多人犯轻易逃脱了惩罚。44上峰如此，各级官衙自然上行下效，而官府的宽纵，必然助长地方恶势力的气焰与扩张。而老百姓在难以得到官府保护的局面下，只有两条道路好走，一是屈服与依附于恶势力，以避免自家受害；一是在当地士绅阶层倡导下武装起来，建立团练，守望相助，保家卫乡。团练是官府可以依靠的力量，可它若为劣绅或恶势力控制，则会成为横霸一方，与官府相抗衡的独立王国。接替郑祖琛署理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也曾在家书中论及广西民乱的成因：
其地土广，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扰，且欲大逐客民，于是仇结互杀，而桀黠者乘间啸聚，以千计以万计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里之间。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民嗟怨，邪教乘民怨抑而蛊惑招诱，以俗好鬼，设为鬼神之说。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盖自丁未（道光二十七年）至今，无月不损兵折将，而俱为讳饰之。……而李石梧继之。其为人力袒梦白（即郑祖琛，梦白是其字），一切查问失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成一赘疣，而反冒巡抚之名。45
所以到了道光末季，地方官员的姑息养奸，导致广西各类非政府组织与武装蜂起。“窜扰无定，击散复聚”者，为流贼；“招纳亡命负隅抗拒”者，为土贼；“创立堂号，阳若乡团，而阴为贼盗”者，为堂匪；46此外还有天地会等会党、横行于江河水道劫掠财物的“艇贼”；等等。总的可以归纳为三大势力：团练、土匪与会党。拜上帝会亦可以归入会党一类，不同的是，它以宗教迷信作为信仰基础，更具邪教色彩。
清代在南方各省流传最广的会党要数天地会。其创立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人是福建漳浦（清代为云霄县）高溪的僧人，俗名郑开，僧名万提喜，又号洪二和尚。47会党对百姓的吸引力在于，“入会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48这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尤其具有吸引力，官府既然不能除暴安良，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百姓为了自保，必然会寻求有组织的保护。会党的创立者的目的则大不相同，这些人多是些野心家与勇敢分子，其中，借机敛财者有之，愚弄会众自我神化者有之，聚众生事、作奸犯科者亦有之，会党往往成为他们追求财富、地位与权势的工具，其下流者，往往凭借会党的力量，从事偷盗、抢劫、走私、窝娼聚赌、绑票勒赎等违法勾当，堕落成为社会中的黑恶势力。“许多秘密社会的首领，虽然在教内、会内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平日，只能作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当秘密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其势力日益壮大后，首领们便不再满足于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跻身于上层社会，有的甚至萌发了登基称帝的野心。他们往往利用手下教徒、会众的虔诚与无知，蒙蔽他们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卖命。许多教首、会首在农村的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为此，使大批教徒、会众付出了血的代价。”49譬如天地会的创始人万提喜，就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秦宝琦先生对秘密会党首领的归纳，也十分切合拜上帝会的实际。它起初也行事诡秘，在拜上帝、反偶像的活动后面，其真实的政治意图——造反打天下是密而不宣的；它也同样通过各种方式向会众敛财；它以禁欲主义约束会众，其领袖却广置妾媵以满足自身的淫欲。还在金田大山中时，据被清军俘获的拜上帝教徒的招供，会首们（当时洪杨等尚未建号称王，故被会众称为“头子”）“俱着黄衣，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出门打黄伞执事，夜间设有更役巡查。”50
嘉道以降，天地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拥有丰富复杂的仪式与暗号系统，分支遍及中南各省的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乱的渊薮。广西的天地会组织，多由客家人建立传播，它的可怕之处即在于，任何一个天地会党徒，都可以凭借其独有的仪式与暗语，在其居留处发展新成员，建立分支，如同癌组织，在整个肌体中随机转移，四处繁殖。
广西之乱，起于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会党雷再浩之乱及继之而起的李沅发之乱。新宁密迩广西，故得到广西各地会党的响应，战火在湘桂边界蔓延了数年。会党之乱甫平，匪患又起，而当地的土客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动乱的形势，后来竟发展到邀集土匪参与土客族群械斗，数年之间，处处烽烟，官府穷于应付。大批客家人为求自保，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当时官府的注意力在会党、土匪身上，故其活动起初并未引起重视，拜上帝会遂得以在动乱中悄然发展。即使有当地的士绅向官府举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桂平县生员王作新“以冯云山等迷惑乡民，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率本地团练抓了冯，交保正押解赴官，途中为拜上帝会成员曾亚孙、卢六等聚众抢回。十二月，王作新等具状呈控于县，却遭知县王烈的批驳，不予受理。王作新遂于当月十二日再捕冯云山、洪秀全、曾玉珍、卢六，转送大黄江巡检司，由巡检司押送冯、卢赴县，洪秀全、曾玉珍被释。这一次，王作新提供了证据——传教的妖书，说他们“阳为拜教，阴谋图叛”。51据说王还向县官行了贿，冯、卢遂被收监羁押，而卢六不久瘐死狱中。洪秀全记起两广总督耆英曾奏准许可中国人信仰及传播基督教，于是返回广东，打算向总督衙门申诉，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的冯、卢二人。不巧的是，他赶到广州时，耆英已于十日前离任赴京了。52这期间，拜上帝会亦积极开展营救，除筹集数百串钱用以运动官府外，还向浔州府上诉呈递了该会十诫文书，以证明其为信教劝善之组织。而王作新等亦向府台衙门呈控，知府顾元恺将案子批回县里重审，新任县令贾柱遂以无业游荡为名，将冯云山递解回原籍管束。冯云山在递解途中，说动了两名解差，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跟随他赴紫荆山入伙。回去后，冯得知洪秀全为营救他去了广东，于是也匆匆赶往广东，其时洪已自广东折回，两人于途中错过。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得知冯云山获释后赶去广东找他，于是再返花县与冯会合。适值洪父去世，洪居丧至来年五月，两人才相偕返回广西。这一去一来，两人足足有一年半时间未能主持会务，群龙无首，人心动摇之际，紫荆山发生了许多怪事，有两位骨干乘时崛起，成为拜上帝会的中流砥柱。
杨秀清（1823～1856），也是从广东花县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伶仃孤苦，困厄难堪。”53又据地方志记载，杨为人“夙有异志，贫甚，以烧炭为生，而庐中常款接侠徒，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道上，时引声而浩歌，有掉臂天门之慨。……秀清性机警，喜用权智，自谓梦中能知未来事。一日语人曰：‘吾昨梦见某地有金。’闻者如言往，果得金，惊为神异，其实秀清预藏也。又尝诇人阴私，摘发之，自云从梦中窥见，其谲如此。”54如果志书所言不虚，则杨从一开始就应该对洪秀全所谓梦游天堂，受命下凡传教之事心知肚明，拜上帝的作用在于诳骗百姓，为己所用。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杨本人也是个中高手，唯惜他见不及此，落了后手，教主与创始人的地位已被洪、冯占据，他只能隐忍一时，伺机而动。
而危机同时也就是机会，秀全二月末赴广东，十日之后，“天父皇上帝”便忽然下凡，托体于杨秀清。据说附体时杨的表现是一下子成了聋哑人，近两个月内不能言语，此后便能源源不断地传达上帝的旨意。据太平天国后来的官书《天情道理书》记载，天父下凡的原因是，世人不听天王（指洪秀全）的话，仍不知敬拜天父，叛逆天父（似指王秀才向官府控告拜上帝会为邪教一事），天父本拟大降瘟疫以惩罚世人，可一念慈悲，不忍凡间人民遭难，“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东王赎病之时，寝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辞劳瘁，艰苦备尝，甚至口哑耳聋，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总欲救得天下万郭人民永远得生。故我兄弟姊妹，今日之救得生，得享天福者，皆赖东王赎病之大功劳也。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55后来太平天国专门将天父初次下凡的三月三日，定为“爷降节”，可见这次天父附体，对于稳固危机中的会众之重要性。
无独有偶，另一个有心人不甘居后，九月九日，会内骨干萧朝贵，也客串了一回天兄耶稣附体下凡的活剧。萧朝贵（？～1852），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人，也是穷小子，“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其境之逆，遇之啬，难以枚举。”56后移居桂平紫荆山平隘山，亦从事伐木烧炭。萧与杨秀清比邻而居，两人年岁相当，交情至好，萧妻杨云娇为秀清族妹，三人都是拜上帝会的骨干。据《贼情汇纂》记述，萧“面貌凶恶，性情猛悍”。57李秀成则称其“勇敢刚强，冲锋第一”。58据郭廷以先生分析，萧朝贵此番耶稣附体，很可能出于鼓励与坚定会众的信心，盖当时拜上帝会因毁桂平县神像，会众与官府派来缉捕人犯的兵士发生冲突。59是时，洪、冯尚未返回，而在此紧要关头，杨秀清为何将机会让与萧朝贵，殊不可解。以笔者揣测，“天父下凡”大大提升了杨在会众中的威信与地位，萧遂私下提出分一杯羹，否则便要揭破骗局，杨无奈而将机会出让。前面提到过，萧妻杨云娇精于装神弄鬼，故“下凡”云云，骗得了会众，骗不了他们夫妻，很可能杨的天父附体的把戏，灵感还是得自其族妹呢。
当然，还会有人看穿这套把戏，既然有利可图，自然也会跟进。一时间，紫荆山会众中附体下凡的事情不断，有的甚至与杨、萧唱反调，出现了分裂的苗头。洪秀全等回来后，会众将诸多下凡附体者的言辞呈其评判真伪，洪判定杨、萧为真，一方面是肯定他们在危急关头稳定大局的作用，且二人是会中的实力派，在紫荆山炭工中威信高，有大批追随者，而炭工是拜上帝会的中坚；另一方面也有利用下凡事件神化自己学说的用意。但他很可能没有想到，赋予二人上帝与耶稣代言人的神圣地位，会在日后的权力行使上，给他造成多大的威胁。
在匪盗如毛，遍地烽烟的广西，如同浪涛下面的潜流，拜上帝会长期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发展顺利。但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局面，随着地方上日益加剧的“土来之争”而终止。土来之争又称土客之争。“土”者，土著也，即世代居住于此的当地人；“客”者，客家人也，即历代为逃避战乱，由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外来族群。客家人因不断迁徙，总处在被排斥甚至充斥敌意的环境中，故而养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犷悍不羁的性格，抱团之外，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祖先的方言与习俗，由此而获得文化上的凝聚力，故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犹如欧洲的犹太人一样，被当地人视作异类。
“客（家）人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人，想做绅士，想做大婆（女绅）；小小学徒，想做老板，想做财主，甚至想做伟人，想做领袖；智识阶层更不用说。”60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加上冒险、肯干的赋性，使客家人每迁至一地，大都比当地人更易发达与成功。数代之后，客家人往往后来居上，反客为主，成为富裕族群，进而买地占田，与土著发生利益冲突，并逐步演变成为土客之间的族群械斗。拜上帝会的主体是客家人，因而终不免卷入当地的土客之争。
当是时，盗贼日益增多，且结队成群，势甚猖獗。四出劫掠村镇墟市。官兵奉命剿捕，甚为棘手，然而贼匪虽聚散无常，漂流靡定，官兵亦常奏功。贼匪多由广东或邻省而来，即广西人所称为客家者。广西有客家村落甚多，但不若本地村落之强大。本地人与客家人之感情甚坏，互相仇视，一有事端发生，仇怨更深。其时有客家富人温姓者纳一女子为妾，此女子已与一本地人订婚，遂起争执。温姓与女子父母协商予以重金，因此不允退让与本地人。县官每日接收本地人控告此客家人之状词无数，不能审判曲直，县官似乎是畏难故意推宕不理此纠纷。据说县官暗中却怂恿本地人自行以武力对付客家人。无论此事确否，客家人与本地人未几发生械斗于贵县境内，复有许多村乡加入战团。战事起于（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占上风，因其人好勇斗狠，成为习惯，而且大概兼有贼匪加入作战。但本地人愈战愈强，经验愈富，又因其人数较多数倍，卒将客家人击败，焚其屋宇，以故许多客家人无家可归。在此患难中，彼等央求拜上帝会教徒之庇护。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人数约有三千，散居于各县。客家人甘愿遵守教规典礼，因而避去仇人之攻击，且得物质之接济。
直至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从未与广西各匪党发生关系。官兵搜捕匪徒亦向不干涉教徒，亦无有怀疑教徒之宗教集会者。但如今不特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情景大不同前时，与官吏发生冲突，势所难免。61
一些重要人物，就是为了对抗本地人的仇视与压迫，才加入拜上帝会的，著名者如石达开与韦昌辉。石达开（1831～1864），父石昌奎，祖辈乃由广东和平县迁居广西的客家人，母为僮族人。石家是当地的富户，故石达开粗通文字，但因父母早亡而肄业。石达开后来被俘后的供述中称：“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共六人聚众起事。”62石达开从贵县带去的人大多为银矿矿工，精于开挖隧道与爆破技术，成为日后太平军中攻城拔寨的生力军。
韦昌辉（1826～1856），原名韦正，僮族人，广西浔州桂平县金田村人。韦家“素业质库（即典当铺），兼饶田产，富甲一邑”。63韦家虽富，可世代业农，没有功名，故为当地之强宗豪右嫉视与欺负。“昌辉为其父元介入粟为国学生（即花钱捐了个监生），榜其门曰：登仕郎。乡中生员梁嘉，唆（使）大黄江巡检拘治之，贿数百金而后已。（韦）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64其家遂成为拜上帝会的大本营与兵器制作据点。金田背山面河，又有山路、水路与平南、象州、永安、武宣、贵县、修仁诸县相通，易守难攻，韦氏又是当地的大族，故被选为起事的大本营。
客家人因系外来迁住人口，要苦干几代，方可能用积累下的资产购置田产，有田产才能向官府纳税完粮，这是客家人在当地落籍的基本前提。而非落籍二十年以上者，无权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自然也得不到功名。65这样，当地的士绅阶层均为土著，而由士绅所组织的地方团练，无疑是敌视客家人的。客家人为求自保，必得托庇一个能够包容与保护自家的组织，拜上帝会适时而起，自然会成为客家人投奔的对象。如此，拜上帝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开始与当地团练组织相对峙。
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66
拜上帝会与土著人的首次冲突，起于金田某村的土著抢走了会徒的耕牛。会众派代表前去理论，返回时，本地人依仗人多势众，向代表开枪。会众愤而反击，以少胜多，将本地人打得落荒而逃。其时，官府正以全力剿灭会党与土匪，维持地方治安仅有团练，而团练“以巡抚郑祖琛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不敢起练往剿”。67地方官员不作为，置而不问的结果是，这类冲突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直至广西士绅数十人联名赴京上告，广西大乱的的真相才在京都曝了光。据都察院代为呈递的诉状，这些绅士自县、府、道一直到省，逐级上告数十次，竟无一次得到查办。68
道光三十年九月，曾国藩的朋友、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上疏劾奏郑祖琛姑息养奸：“广西盗匪充斥，蜂屯蚁聚，已非一年，该抚郑祖琛事务弥缝。……广西统辖十一府，今有八府绅民李宜用等航海叩阍匍匐阙下，则民不聊生，通省糜烂，已可概见。”另一朋友、鸿胪寺卿吕贤基也奏称：“广西匪徒蹂躏之区，已近十分之七，胁从渐多，滋蔓渐广。”69
后来接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亦肯定广西酿成大乱的缘由在于历任巡抚的渎职：“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冤号泣之声如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者众。……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于今，守备、千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俱裂，民心日摇。又已革职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而闵正凤（原广西提督）讳饰阵亡之将弁以为病故，自贼滋事以来，从未亲历戎行，惟陈亚溃（造反的会党首领之一）败溃之后，零贼无多，乃视师一次，其他任兵弁之鱼肉而无一顾惜。”70局势虽然严重，但拜上帝会之事此时尚隐而不显，洪秀全等仍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派人回乡接眷，并通知各地会众赴金田集结。
咸丰对此的处置是，罢斥郑祖琛与闵正凤，发配新疆；启用卧病在家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主持会剿事宜，同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对广西士绅的控告严加查证。林则徐因病逝世于中途，于是又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驰赴广西，接任钦差大臣；在罢斥郑祖琛的同时，以原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此外，还调派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赴广西会剿，另以向荣取代被革职的闵正凤出任广西提督，并抽调广东、云南、贵州及湖南的绿营赴广西平乱。咸丰平乱的决心虽大，可从其用人调兵来看，可谓师心自用，全无章法。首先，他所用的统帅，虽都有能名，但或年高体衰，或身染沉疴，根本不适宜担任前敌统帅，其中林则徐、张必禄两人均在途中病逝，而李星沅亦于到任后不久病卒，周天爵则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其次，自道光三十年八月起，先后调赴广西的军队有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众多省份的绿营兵，还有闽勇与潮勇，这儿抽一千，那儿调二千，像撒芝麻盐一样。总数虽然不少，却难以形成合力与有效的打击力量。再次，那么多大员一齐派过去，权位相当，谁也不服谁，必然会造成事权不一，相互掣肘的局面。李星沅逝后，咸丰意识到这点，于是再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期望他能以更高的权威，使三军慑服，但仍未能解决不同部队互不配合的大病，错失了将太平军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机会。
又如长沙保卫战时，“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指前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三巡抚（指新任湘抚张亮基、卸任湘抚骆秉章及江西巡抚罗绕典）、三提督（前广西提督向荣、湖南提督鲍起豹、四川提督苏布通阿）、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指两广总督、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前湖广总督程矞采）。不能灭贼，以至（太平军）北窜，亦一恨事。”71何以不能灭贼，亦在于平起平坐的大员太多，如俗话所言，九龙治水，愈治愈糟是也。
广西平乱的失败还在于清军战斗力之窳败。周天爵72对此曾有生动风趣的描述：“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作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73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74
赛尚阿督师广西，随军的幕僚王拯，也记叙了清军作战的情形：“南北两军各营一二十里之外，日报胜仗，动称擒斩数十百人，而实则我军驯至见贼即走，贼胆日张，而军威日亵。”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将不知兵，兵不习将，不重侦察，不讲计画，乡团不整，则民心未固，而贼之所至则望风奔溃矣。招勇不精，则士气多杂，而贼之所向，争为趋避矣。且赏罚不能立予破格之恩威，则军民感激畏惮之心不生，虽拥三军，犹匹夫耳。”75
我们再来看清军的对手。拜上帝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或是长年务农的农民，或是种山烧炭，开掘矿石的炭工或矿工。显然，比起平时在百姓面前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清军，会众们身体更强健，意志更坚忍，而且迁徙不定，四处为家的传统，使他们更有凝聚力，更容易抱团，在面临美好前景与目标时，他们也更容易舍弃固有的一切。拜上帝给与他们一种信仰，一种献身精神，大难将临的预言使他们更服从教主的召唤。而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团营制度”，又使他们更有纪律，并得到了军事上的训练。
“团营”的内容究竟如何，书阙有间，于今已难得详情，但从后来太平军的军制，还是能窥到它的影子。76洪秀全等搞出这样一种组织与动员会众的方式，而且行得通，得益于上述客家人的禀性与宗教狂热。正是客家人的性格，会众才肯于举家、举族赴召，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一把大火烧掉房屋，掉头而去。正是宗教狂热，方能使会众甘心将私财缴入“圣库”，甚至泯灭长幼辈分及夫妻界限，彼此一律以兄弟姊妹相称。一入团营，则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即使是夫妻，也只能一周会面一次，在第三者的监视下谈话；男女大防极严，犯者死罪无赦。当然，作为天父上帝诸子的领袖们不在此列。77据简又文先生分析，团营制度的好处是：会众行军作战不至于为家室分心；也不至于因男女情欲分心；妻女姊妹分入女营，无异于人质，从而杜绝了叛变与开小差的可能。如此，一入团营，只有一条心地跟从教主“打江山”了。但洪秀全也给了会众们一个美好的许诺：一俟打下小天堂（指南京），家人们即可重新团聚而共享天福。78
以后来太平军之军制（参见表1）作参照，则金田团营作为准军事组织，应有相似的编制：最基本的单位称作“伍”，由伍长一人、伍卒四人构成；五伍组成上一级单位，头目称作“两司马”，统率二十五人，相当于近代排一级编制；每四个“两司马”组成再上一级单位，头目称“卒长”，统率百人，相当于连一级编制；卒长之上为旅帅，每个旅帅辖五个卒长，统率五百人，相当于营级编制；再上面为师帅，管辖五个旅帅，统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团级编制；最高一级称军帅，以总制为辅，统辖五个师帅，一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现代的加强师。在金田时，拜上帝会党徒近万，尚不足以达到后来的规模，但其基层组织方式，应该与此没有很大差别。79
拜上帝会以团营方式在金田集结后，起初只是与当地团练有小规模的战斗，地方官多以土客械斗视之，并未予以重视，直至各地为官军剿捕追击的会党土匪，越来越多地投奔拜上帝会，官府的目光才开始注意到金田。道光三十年十月，盘踞在平南县大黄江一带的罗大纲（罗亚旺）、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侯志等八股天地会党徒，投入拜上帝会，其中张钊、侯志等数股因不愿接受会内的纪律约束，旋即降清。起事前夕，洪秀全与冯云山等匿于平南县鹏化里花洲村胡以晄家。胡家是当地首富，田产跨平南、桂平两县，年收租谷十余万担。胡本人还有武生的功名。其为人“好高骛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80花洲位于群山之中，地势险峻，只有一条山路可通。官方得知有会党重要人物藏身于此的消息后，浔州副将李殿元，会同知县倪涛及当地士绅，带兵勇团练前往剿捕。会众们凭险拒捕，初战练勇死者五十余人，李殿元遂命兵勇封锁山路，将洪秀全等困于花洲大易山。
消息传到金田，杨秀清重施天父下凡的故技，声言天父神示，教主有难，号
召会众前往花洲“扶主”。于是大批武装会众赶往花洲，官兵众寡不敌，洪秀全等遂安然脱险，之后取道思旺墟，前往金田大本营与杨秀清等人会合。十一月，驻扎浔州，接替张必禄统军的贵州总兵周凤岐，派副将伊克坦布等率军围剿，遭到拜上帝会大股武装团营的攻击，官军大败，伊克坦布阵亡。事后署理巡抚的布政使劳崇光（其时周天爵尚未到任）报告称“贼势浩大”，“人数约有万余”，要求朝廷调兵增援。但此时官府仍以为金田一股是“会匪”，仅知抗击官军者是韦正的部下，直至次年正月，尚误认韦源玠（韦昌辉之父）为“尚帝会”之首逆。81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之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士气，即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拜上帝会是个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组织严密且耐得劳苦的团体，与地方团练及官军大小数十战后，越打越会打，对于作战已无师自通。战斗发生于自家地盘上，人人生死以之；论地形他们远比官军熟悉，论素质他们又具有前述的种种优势，暮气已深的八旗与绿营，又怎能是他们的对手呢？诚如周天爵所论，紫荆山一带，“山河陡峻，水急流湍，层峦叠嶂，林木蓊翳。而贼又善于抄伏于羊肠险径，人马单行，冲中截后，伏兵四起，我兵心胆俱裂，势所必然。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藏躲，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此贼非种种筹及，为难遂我制其死命之计。设一蹶不复，川、楚之祸必将再现于今，而国事危矣。”82周天爵的担忧，很快就成为事实，而且比川、楚白莲教起义蔓延得更广，持续时间也更久。
起事伊始，拜上帝会屡战屡胜，不仅广西地方官军、民团不是他们的对手，即使外省调集来的所谓精兵，如向荣所部，亦屡遭败绩。于是身在前敌的三位大员（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联名上奏，声称兵力不敷足用，“若非添调劲兵重臣为统领，一力分堵合剿，全局殆不可问”。要求朝廷派“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剿，并调安徽、河南精兵数千名，选派得力镇将管带前来”。83这下，咸丰沉不住气了，先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二月），又授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蒙古都统巴清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天津镇总兵长瑞随同前往广西督师防堵，并陆续抽调安徽、云南、贵州、湖南精兵各一千，四川兵三千从征。从清廷的军事部署上可以看出，咸丰仍在沿袭前一段的战略错误。首先，派去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号令不一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其次，这个省调几千，那个省调几千，兵力分批次投入，仍然形不成强有力的打击力量。这些老毛病，最终导致清军一溃千里，太平军烈火燎原，不可向迩的局面。
连战连捷，极大地鼓舞了拜上帝会的士气，也提高了洪秀全等人的自信，天下将乱，自是英雄乘时而起的大好时机。清军既不足为惧，造反自然也不足为惧。拜上帝会遂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在金田韦氏宗祠，借祝寿之机，在集体敬拜上帝的仪式上，奉洪秀全为太平天王，定国号为太平天国，立洪氏长子天贵为“幼主”，以第二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改正朔，易服色之后，天王发布人事命令，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其他大小骨干则分别授予丞相、检点、指挥、总制、将军诸职。84此后，清军方从太平军发布的文告揭帖与抓到的俘虏口中知道对手并非寻常的会匪，而是“尚弟会”，85迟至第二年三月，清方方确认其头目为洪秀全。86四月，乌兰泰一军开抵武宣，在奏报敌情时，朝廷才知道转移到这里的太平军“已立有伪王伪官名目，留发易服，众至万余，……实为广西心腹之患”。87而此时，距拜上帝会起事（金田团营），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个月。由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与相关情报信息的混乱缺失，使得蛰伏六年的拜上帝教得以从容坐大，而官府则已失去了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最佳时机。
金田是一处山乡，上万会众聚集于此，必会造成很大的给养负担。故太平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流动的方式作战，即不断向能提供丰富给养的地区转移，以获得人员与粮秣的补充。广西乡间有许多称作“墟”的地方，是些人口集中的大村，同时又是地方上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是农人们赶集交易之处，故又被称作墟市。这些地方相对富裕，多为当地土著人的势力范围。太平军最初的目标就是这些墟市，起事后，他们首先占据的，就是一贯与之作对的王作新所在的新墟，“此是上言王姓富绅所属地。所设粮食店及当铺适足供给此辈客家难民丰足的衣食”。王家遭到报复，死者八十多人。给养将尽时，太平军则主动放弃了新墟，转而攻占了另一处与之为敌的土著村庄——大村，“此处粮食供给亦多”。88太平军每攻占一地，掳掠当地士绅富户而外，都会将民众召集起来“讲道理”，即宣传拜上帝教，号召民众入教，参加到推翻满清，建立汉人统治的天国的运动中来。“洪杨等初起，每至一村，必裹胁壮丁妇孺，尽焚房舍，绝其顾念，势必随行。”89由此，太平军的人数日益增多，乡村所得远不足以满足其给养，势必会攻城略地，以满足愈来愈大的需求。此后，这几乎成为太平军之行动与发展的固定模式，如同滚雪球，不断在更大规模上重复。
太平军与清军的首次大战发生于咸丰元年一月。清军集中了近万兵力，由向荣、李能臣、周凤岐率所部分三路进攻盘踞在大黄江牛排岭一带的太平军，遭到太平军的猛烈反击，清军大败，退守官塘。二月六日，两军再战于牛排岭，坚守两日后，太平军焚毁大黄江村墟，主动转移至桂平新墟，随即穿越紫荆山，于九日进入武宣县东乡。
第二次大战于十七日展开，太平军分三路进击，在东岭村大破尾追至此的向荣部与赴前敌督师的周天爵，清军退至三里墟。
相持到四月，清军在武宣形成合围态势，试图将太平军围堵于此。但由于秦定三、周凤岐、和春等将领拒不用命，致使太平军轻易摆脱了清军的包围，于十六日北上，并一举攻占象州庙旺、寺村、中坪等村寨。
太平军突围，周天爵被夺去兵权，改由乌兰泰督师。五月十日，清军再败于中坪独鳌山，溃散千人，此后官军便只是远远地围着，无所作为。而太平军经过一段休整后，象州的盐粮又虞匮乏，遂于六月四日放弃象州，返回武宣东乡，转趋桂平金田、紫荆山等地，清军则分头尾追。而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也于此时赶到了省城桂林，曾国藩的老友江忠源也赶到广西，被分派到乌兰泰的麾下担任幕僚。此后数月，太平军打起了运动战，在桂平紫荆山、平南花洲一带与清军周旋。
八月，太平军穿越鹏化山进入藤县，在大黎屯休整五日。太平军后期名将李秀成等即于此时举家加入太平军，临行时放火焚屋，绝了众人的念想，随军北上永安。90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这是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城池。
太平军沿途招纳裹胁，此时人数已达到三万五千余人，但多为随行的眷属，其中能够作战者仅五千余人（据《贼情汇纂》），而清军此时已有四万人之多，可却任由这支携有老弱妇孺的队伍，所向披靡，一路顺畅地攻城略地，由此可以想见清军战斗力的低下了。闰八月初七，洪秀全入驻永安。永安盛产稻米，为大军提供了丰厚的给养，故太平军在此休整，一待就是五个多月。而清军虽尾追而至，仍只是围而不进，两军差不多处于休战状态。起事一年来，太平军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屡克清军，壮大发展，其功劳全在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其中杨秀清“尤谲诈有才”，洪“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任之，任其裁决”。91尤其是，杨每每在作战的紧急关头，演出“天父附体”的活剧，对于稳定军心、激发斗志起了极大作用。论功行赏，势在必行，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遂颁诏加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而“以上所封各王，均受东王节制”。至此，杨秀清的领导才能已为全军所公认，其地位也超越于众人之上，而其天父代言人的身份，则是洪秀全也不能不忌惮三分的。此外，秦日纲、胡以晄以下有功将士八百余人皆晋升有差。
自十一月起，陆续赶到的清军开始收拢对永安的包围，双方的战斗开始频繁起来，“永安州粮草殆尽”，坐困孤城，清军的炮弹可以轰进城中，92局势变得于太平军不利。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杨秀清又一次天父附体（用天国的行话，叫做“天父大显权能”），作为突围的战前动员。十六日，自二更起，太平军分三波冒雨突围，头波是韦昌辉的前锋，之后是洪杨所在的大队，第三波是萧朝贵所带的断后部队，五更才出发。这波以老弱妇孺为主体的太平军眷属，在古苏冲被清军乌兰泰部追及，战死两千余人，损失惨重。十九日，先期突围出来的太平军，在屋寮岭大洞山口设伏，与尾追而来的清军主力乌兰泰、向荣诸部殊死力战，清军大败，四名总兵及四千多名士兵战死，乌兰泰仅以身免。太平军随即掉头北上，直趋桂林。太平军原想伪装成清军，赚城而入，不料向荣由间道日夜兼程，先一步赶到桂林。二十九日太平军兵临城下时，省城已严阵以待。省城一旦失守，前敌将帅会受到严厉处分，乌兰泰亦鼓勇追击，在省城南门外将军桥与太平军接战，伤重不治身亡。
与清军相持月余后，太平军继续北进，连克兴安、全州。四月二十三日，弃全州北进的太平军，原想乘湘江涨水，由水路进军湖南，但在蓑衣渡水塘湾遭到江忠源所部乡勇的伏击。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船只被虏获三百余只；这是起事以来，太平军首次遭到重创，也是湖南乡勇初次崭露头角。
水路受挫，太平军改由旱路北上，一路连克永州、道州，修整两个月，其间当地会党及周边民众，踊跃投军，增员二万之众。尤其是郴州煤矿数千矿工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太平军的力量。此后太平军便有了一支精于穴地攻坚的土营。六月底，全军取道桂阳、郴州、安仁、荼陵、醴陵直趋长沙，一路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洪杨大军尚在郴州，前锋萧朝贵部二千余人已兵临长沙城下，攻城时，萧朝贵中炮伤重而亡，自八月至十月，太平军数次穴地攻城不得手，给养渐形匮乏，遂掳益阳民船北进武昌，攻克武昌后，太平军力量急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数十万人舳舻千里，直下江宁，最后定鼎金陵，成为与大清抗衡十四年的割据政权。
前后不过两年，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何以能够从容周旋于多路官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最终猛虎出山，将大江南北搅了个天翻地覆。除去本章前述分析，我们还是用参与广西围剿的清方将帅自己的话作一总结。
乌兰泰继周天爵之后，一度为前敌统帅，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是临阵磨枪、平日全无训练之辈，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黔军威宁、古州二营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以为凭借，甚至接到军令亦趑趄不前。结果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竟不战而溃，事后“经奴才营官兵辱骂殴打，即奴才亲自吓喊欲杀，尚不敢出营，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见”。而“军营之弊往往以败仗报胜仗，杀贼以少报多，藉以邀功保人。伤亡官兵以多报少，俟获胜仗，陆续填报，借以避罪”。93清军将领与士卒如此素质，难怪与敌作战会望风披靡了。
赛尚阿继李星沅后出任钦差大臣，赴前敌督师，他在奏报中向皇帝说了实话。紫荆山一带的作战，太平军“由金田而东乡，由东乡而庙旺，由庙旺而中坪、寺村，屡次奏牍但言穷蹙思窜，其实该匪定期捉夫，从容而走，官兵壁上环观，竟有无可如何之势”。94
邹鸣鹤继周天爵后出任广西巡抚，其呈报广西吏治废弛则云：“迨任事后，检阅卷宗，咨询舆论，如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藉以人证难齐、屡催莫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迭更，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稽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之废弛尤甚。除大股小股匪徒已成滋事巨案不计外，具报连劫数家数十家，甚至截江焚村、拒捕劫官之案，屡见迭出。行旅处处戒严，通省无一完善之区。臣触目惊心，不得不细询乡绅之诚实者，均谓：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95积案如山，盗匪如毛，地方糜烂至此，难怪官员们视广西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了。
江忠源奉调随军，在乌兰泰营中出任幕僚，他将清军的不中用归结为两点：一、将帅不和，上下隔膜。“逆匪滋事以来，蔓延两省，辗转两年，非贼众而我寡，贼强而我弱也。其弊在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遂至溃烂不可收拾。”96二、将帅赏罚不明，致使军心不服。“军中积习，打仗则以败为胜，获胜则以小为大，杀贼则以少为多。大帅但据总统文报入奏，功过不明，赏罚因之失当，士卒因之解体。”97
太平军攻占永安后，江忠源还乡募集乡勇千人赴援广西，蓑衣渡一战，江部重挫太平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上颇有心得。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说：“贼众虽称万人，其实能打仗者不过二三千人，且此二三千人亦非异常骁勇。我前彼仍退，我退彼乃前，惜各营将惫不能忍此须臾。以忠源身经数十战所历验不爽者，务望宣示乡勇，俾临阵保有把握。又驻扎地方，必须先筑营盘，深沟高垒。贼初来时，但在营中用枪炮轰击，俟贼威势既竭，然后出而击之，靡不胜矣。”又论太平军之战法曰：“然贼亦无他伎俩，不过到来之先，遣奸细以虚词恐骇之；将到之际，遣前队以甘言笼络之；既到则杀戮淫掠，无所不至。愚民至此，虽知被绐，而已悔不可追矣。”98在他看来，清军在广西，本来是有机会的。
七八月在新墟时，四面合围，本可歼旃，因在事诸公各存意见，遂至困禽漏网。及攻陷永安，向军门（即向荣，军门乃提督之别称）相隔百余里，坐拥重兵八千，迁延五十余日不敢进。
……去年六月，贼至桂平、新墟时，忠源方在乌都护（即乌兰泰）幕中，力主围贼之议，都护深韪其言。因诸将各怀意见，其后遂有官村之败。自贼据永安，以东路空虚，为都护作书请兵，十上而说不行，遂有大东（洞）之败。至自桂林窜出，攻陷全州，忠源先军桥头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道，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请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攻剿之计。时乌都护因伤不起，向军门卧病未来，诸将无所统纪，互相推诿。贼果从河东小路窜出，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斯时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后夹攻，何难聚而歼之？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因诸将懦不用命，以致江华、永明相继失守。适贼至七里江窜走，定议以万一千人拦头，九千人追尾。无奈拦头之师迟延不进，而所过州县又皆开门揖盗，无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阳、郴州，贼皆入无人之境。贼又知我兵不能拦头也，而以后队敌追兵，以前队攻城池，由是而永兴、安仁、攸、醴一带遂不保，且渐渐逼近省垣矣。99
耗时两年，军费千万，却是这样一种结果，咸丰震怒了。所有带兵大员均遭处分，而身为统帅的赛尚阿处分尤重，不仅被罢黜了钦差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而且被逮问，处以斩监侯（死刑待决）。改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其实如前所述，皇帝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用人不当，调度错谬，才是根本的败因。可在专制政体下，从来都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赛尚阿是不能不当这个替罪羊的。
武昌失守，继之以安庆、江宁（南京）沦陷，局势危笃，皇帝慌了，吃不住劲了，要动员百姓了。三年正月，咸丰发布了大办团练的上谕：
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后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即荡平。即今广西湖南地方，多有团勇保护乡里，贼不敢逼，且有杀贼立功者。况各处乡村，良民多而莠民少，若得公正绅耆董理其事，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地方间有土匪，一经约束，亦将驱邪归正，共保乡闾。惟有良有司素得民心，必可收众志成城之效。著各督抚分访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容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由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各团中如有捐资倡助，或杀贼自效者，地方官即详申大吏，据实奏闻，朕必立加奖叙。如广西湖南各乡团出力者无不渥沛恩施。凡土著良民，各有产业，与其仓皇迁徙，抛弃田庐，转不免土匪乘机抢掠，何如坚守乡里，以子弟卫父兄，以家赀练族党乎！100
之后，朝廷在两个月内，相继任命了多名在籍大臣督办其所在省份的团练，连先前的曾国藩在内，共计四十三名。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曾国藩。太平军如燎原的野火，一路烧过湖南后，湖南也开始有了动乱的征兆。原来蛰伏着的许多会党、土匪，受到太平军胜利的鼓励，开始蠢蠢欲动。湖南历来是会党之渊薮，说起来，湖南新宁天地会的雷在浩、李沅发之乱，正是引发广西大乱的星星之火。太平军入湘，天地会党徒，大多投奔而去，但仍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的民间会党，成群结伙，啸聚山谷。此外又有平日横行乡里之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及四处游走偷盗之徒，都是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之所以会如此，“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弥缝掩饰，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101
治乱世，用重典。曾国藩所论，堪称安定地方，抑强扶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铁律。古今中外，凡有人群之处，必有强弱、良莠之分，故一地乃至一国之政府，必得扶弱抑强，安良去莠，方能使社会安定，人民乐业。官府若放任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社会将会失去公正而沦入无政府状态，人与人之间也将蜕化为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起支配作用的是丛林原则，也就是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关系。谁的胳膊粗，拳头硬，谁人多势众，就可以攫取更多的资源。得不到政府与法律保护的百姓，为求自保，或组织起来自卫，或屈服或依附于黑社会，二者均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颠覆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历朝历代，都有一套保持社会平衡与稳定的制度体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抑强扶弱，除暴安良。
当然，光有制度、法律还远远不够，还要看这个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贯彻执行。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也是个阶级没有充分分化的社会。国家由高高在上的皇帝与官僚集团构成金字塔尖的上层，下面是由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成的塔基。其中只有士这个阶层因掌握文化而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进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集团而跻身统治阶层，退可以以士绅身份影响地方事务，从而成为承上启下的中间阶层。官僚与绅士都属于精英阶层，也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穷人也可以通过科举，富人更可以通过捐纳跻身于其中。帝国的行政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通常要通过民间自治组织——保甲实施政令，完粮纳税，而士绅阶层对此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士绅与官僚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士绅原本就是官僚或官僚在乡村的眷属，故与统治者休戚相关；但士绅又是地方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官府的作为如果越了界，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就会遭到普遍的抵制，导致政令不通。故一个地方的治绩好坏，常常取决于官绅间的互动。通常，官员若廉洁公正，会得到地方精英集团（即士绅阶层）的拥护与合作，其施政会顺利得多；官员若贪贿不公，则会遭到他们的抵制，不仅难于施政，甚至会引发士绅们的反弹，他们会利用自己在官僚集团中的同乡、同年、戚友等各种关系，将其劣迹举报给其上司甚至朝廷，最终将其挤走。
曾国藩家族所在的湘乡，也是这样。国藩做京官那十几年，家乡几任父母官的官声都不佳，“先是，湘乡钱漕地丁悉由书吏征解，浮收倍取，恣为奸诈”。102道光二十八年，县中士绅甚至推生员王錱为代表，赴京上告（王錱因病于武昌折回，没有告成）。但曾国藩极不愿家人干预地方事务，给人以武断乡曲的劣绅形象，故为家人出了个应付的主意，要家人在地方事务中，保持一种置身于事外的超然立场。“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103
但清官则不同。道光三十年，酃县知县朱孙诒调任湘乡，这是位清官，下车伊始，即召见王錱等士绅，询问一县之利弊，随后便对赋税的征收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革。“朱公易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劵，不复假手书吏，祛百年积弊。”104故大得全县绅士百姓的支持。不用书吏，那么征收的工作交给谁？朱孙诒决定交给绅士们来做，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以至于一向置身于事外的曾家，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改革。在给国藩的家书中，竹亭公之兴奋溢于言表：“今年钱粮公事办得极好。朱石翘父台（石翘为朱孙诒之字，父台为对父母官的尊称）不受钱，有能有为，不为吏所惑，除弊务尽，除恶必去。百余年积弊一旦去之，千百抗户一旦乐输，甚非易易。余与赵玉班、朱尧阶、贺石农、刘月槎及潢男（即国藩的二弟曾国潢）等十分辛勤帮石翘父台办成。十月廿四日，我都（指曾家所在的二十四都）米已齐上；各都均踊跃，完粮者欢声载道。至乐捐以弥补上年户房书办亏空。正饷随各姓捐照样，去年粮户两房包征浮收，连捐项尚是减价，并无勉强者。”105又云：“予数月奔走，费钱费力不惜者，因由此好官，得成好事，各都绅耆皆踊跃从事，所以易易也。”106
赋税而外的另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即整治恶势力，安定地方，由于得到士绅们的支持配合，也得以顺利完成。湘乡如同他处，也有会党活动，还有些为恶乡里的地痞恶霸，纠结宗族势力，偷盗抢劫，抗税抗粮者，共同构成了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朱孙诒在改革弊政的同时，对这类人也出以重拳，一举端掉了有会党背景的熊聪一团伙与左光八等黑恶势力。107士绅们以前对这些人畏避三分，现在有官府牵头整治，众绅极为踊跃，甚至派出数千乡勇参与行动。用竹亭公的话说：“我县粮饷、会匪二事相因，会匪有粮者不少，抗粮之户从此生端，而会匪之羽翼更多，亏欠公项之户房又从而阴护之（李寿七、李寿二等是也），所以不畏官催，不惧国法。今年赖有此好制军，好县官，绅士乃敢出力帮办，真是官清民安。”108官清民安，反之，官不清则民必不安，早晚会酿出大乱子来。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被私欲蒙住了眼睛的官员往往视而不见，甚至与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直至乱象四起，民心丧尽，方悔之无及，而历史很可能已不会再给他们洗心革面的机会了。
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他也十分清楚，广西大乱的根源，即出于地方官员的养痈遗患。所以出山伊始，即以除暴安良，安定地方为己任。
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节，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数者，在在多有。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党伙，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繁；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故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不已晚哉？109
敢不敢动地方黑恶势力，肯不肯下大气力办案，除恶务尽，不仅百姓绅民在看，黑恶势力也在看。拖而不办或敷衍了事，等于是向他们发出错误的信号，百姓会更惧怕，黑恶势力则更有恃无恐，官府之权威会流失，社会原有之正常秩序则被破坏，而动乱也就不远了。曾国藩早就认为，官场多年来养成了一种疲玩的风气，在道光三十年的《应诏求言疏》中，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如何扭转这种积习颓风，其实早在入仕之初，他对此已有了自己确定的看法。
至于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110
现在皇帝授权他帮办团练，搜查土匪，不啻给了他一个将多年以来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机会，曾国藩当仁不让，开始了他“以猛振玩”的实践。到任伊始，即发布《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宣示要严办四种人。
一、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由地方团练首领、宗族长老“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