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湘军大将鲍超因病回籍调养，其所部“霆字营”需派任新统帅。鲍部下最具资望者有宋国永与娄庆云二人，宋国永一直在军中，而娄庆云早已调任正定总兵兼署直隶提督。曾国藩认为宋治军不严，故奏调治军严明的娄庆云接任主将。不料消息传开，“霆军各将领久畏娄庆云之严明，公禀不愿隶其部下”。霆军拒娄拥宋，大出曾国藩意外。他原以为娄出自霆营，回任应无问题，孰料娄离军已久，原有的人脉散失。娄庆云亦以“霆军人数太多，弹压匪易。各将领共事已久，势分本相等夷，……情谊既有未孚，临急必难得力，不敢冒昧接统”。98曾乃不得不下令将霆军遣散，由娄庆云从旧勇中另行招募成军。胡林翼亦曾以枝叶相生譬喻此制：“凡勇总要撤后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现在的营伍而易将。旧营伍而易新将，犹束散枝而为薪，不能枝枝叶叶相对相当，生气勃勃也。撤后即日招募，则耳目精神归于一，如活草活树，枝叶自然相生也。”99
曾国藩认为，湘勇虽最初为朴实强健的农民，但当兵久了，朝气渐消，暮气渐深，同样会变成兵油子。“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100为此，他采用戚继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之法，101对军纪不良之部队，战事稍纾，便会予以遣散，派将领还乡重新招募组建新的营伍，一求更新素质，二为保持朝气。久之，这种遣散整编或重新征募的做法，便成为湘军不成文的惯例，是湘军得以吐故纳新，长久保持其朝气与战斗力的基本原因。
许多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编练湘军，将本该属于国家的军队，变成了效忠于私人的军队，是开了近代军阀的先河。但分析曾国藩建军的初衷与本旨，这种说法未免倒果为因，过于表面化了。曾国藩的军事改革，乃鉴于八旗、绿营之腐败，其措施均针对官军之弊端而设。他募兵之所以注重同乡同里之人，其命将之所以强调待士卒如父兄手足，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非如此不能打硬仗、恶仗，不能扭转官兵胜则相争，败不相救，一遇强敌，稍触即溃的状态。而后来之军阀任人唯亲，则唯恐属下跟从不久，绝无遣散老兵，重募新军的举措。一为公，一营私，其动机判若云泥，又岂可同日而语呢？譬如历史上岳飞有岳家军，戚继光有戚家军，从没有人说他们是为军阀开了先河，曾国藩的湘军也是如此。慎哉今之学者，不可厚诬于古人也！
曾国藩是文臣，并无督带兵勇的经验，以一外行人而负担练兵作战的大任，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其入门的军事老师，即是明代名将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祖籍河南，生于山东济南鲁桥，出身于将门之家。戚“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朝嗣父职，后历任都指挥佥事、都司、参将，先后在山东、浙江布防倭寇。在浙江时，招地方剽悍之民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嘉靖四十年后，倭寇连续进犯浙、闽，戚继光屡挫凶锋，连战克捷，斩俘数千人，东南宿寇几乎扫数而清，朝论以戚为首功，升任总兵。其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故能“飚发电举，屡摧大寇”。隆庆初年，北方边患严重，戚调任京师，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后又以总兵镇守山海关至薊州一线长城十六年，任内加筑敌台千二百座，“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京师赖以为安数十年。我们今日所见雄踞京、津、冀一带敌楼逶迤挺拔的明长城，多成于戚氏。权相张居正死后，遭万历皇帝清算，戚继光以亲附张遭贬黜，郁郁不得志而终。102
曾国藩练兵，“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仿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103戚氏练兵，首重节制，“或曰：子用兵酷嗜节制，遂至成效。节制功夫，从何下手？戚子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104戚氏所谓的“节制”、“束伍”，在当时称为营制，其实就是今日军队的编制。
自古及今，大将所统，动则数十万，若都临阵来，无个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个个无有利害到身，谁肯用命？任你几十万人，我所诛罚不过数人，不怕你几十万不着紧，此正节制云。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以简驭繁之法也。105
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止有则。使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制全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拼，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百战百胜。106
由是可知，束伍仍出于简单的道理：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节制之军队，恰如散兵游勇，乌合之众，这也正是绿营制度的弊端。曾国藩有鉴于此，到衡州之后，即注重于营制之改革。湘勇起初三百六十人一营，衡阳改制后，其营制扩增为五百。107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队）抬枪，二、四、六、八（队）刀矛，三、七（队）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营置）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队）主炮，二、四、六（队）皆刀矛，五（队）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在其）数。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主之，其费（用）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惟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每）队二帐，皆单。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卅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108
新营制一大特点，就是每营都列入了“长夫”这一编制。所谓长夫，类如后来之辎重队，专为军队行军扎营运送辎重粮秣之用。这样，湘军每营之人数实际上达680人之多。增入长夫，也是曾国藩一项重大改革，为的是解决兵勇扰民的问题。官军最大，也是最为百姓所痛恨的弊政，就是拉伕。“军兴调发，……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马车，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109
清军作战不行，扰民却无处不在，故民间的口碑，多说官兵的军纪不如太平军，以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出现了怕官军甚于太平军的现象。这种局面不尽快扭转，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战争并非只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更取决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夺，民心一失，大势随之而去，接下来就会是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其治军，以爱民为怀：“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110增添长夫，发放帐篷，为的都是防止军队扰民。因为当时官军最为民间所诟病者，一为强行派伕，一为强占民房也。配备长夫，行军时可运送军辎，屯驻时可挖壕筑垒；配备帐篷，则扎营无须强借民居，为从根本上杜绝这两项弊政创造了条件。故“湘勇在外，殊得嘉誉，郴、桂一带，多称仁义之师”。111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薪饷从丰，如上所述，比之八旗与绿营，湘军的薪饷要高出很多，由于军费自筹，朝廷亦不能限制其薪额。这就使从军对农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保证了湘军可以招募到源源不绝的兵员，而且兵员的素质也得以提高。此外，曾国藩还制定了很高的赏格标准与严厉的惩戒办法，以激励乡勇奋勇作战。
湘军与官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构成。曾国藩对官军之腐败窳劣深恶痛绝，故在自己编练的新军中坚决不用军官（塔齐布等少数人例外），“其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密者”。112也就是说，湘军的构成，兵，是吃苦耐劳的农民；官，则是乡里土生土长的儒生。
在这里我们先要澄清一种错误的观念：书生无用论。这个观念出自一首诗，清代乾隆年间，江苏武进有个名叫黄景仁（字仲则）的文人，少年颖慧却沉滞于科举，时乖命蹇，落拓终生，35岁时病死于逃债的路上。但此人诗作的好，有《两当轩集》存世。所谓物不平则鸣，愤懑出诗人，穷愁出诗人，其穷愁不遇时，曾作《杂感》一首以自讽。
仙佛茫茫两未成，十有九人堪白眼，
只知浓夜不平鸣。百无一用是书生。
风蓬飘尽悲歌气，莫因诗卷愁成谶，
泥絮沾来薄悻名。春鸟秋虫自作声。
其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辗转流传，竟成为喧腾于众口的俗谚。似乎书生都是些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无缚鸡之力，只会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的腐儒。其实不然，此诗用作曹雪芹、黄仲则这类潦倒文人的写照尚可，但却不足以作为旧时书生的定论。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乃文人，多为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者；后者是儒生，多胸兼家国，心怀澄清天下之志者。
明末士大夫中流行陆王心学，什么东西一旦流行，流弊随之而来，致使文人热衷于清谈、党争，无实事求是之意，有骛名争胜之心。“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所谓清谈误国，晚明为一例也。故明末之遗民，多对浮夸空泛之文人习气深恶痛绝。如顾炎武与友人书信中论及此事，引宋代刘挚言曰：“《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113又云：“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114而清初崇实笃行之大儒颜元，更是将文人以之自傲的诗文字画，称为天下四蠹，意指好之者不免于玩物丧志也。
曾国藩乃顾炎武之崇拜者，115于文人虽不像顾、颜那样极端，但同样提倡笃实的作风，在选任带勇营官上，标准也很高：“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116
故其选用将领，文质彬彬者不可得，则宁取其“质”者。这样做也是惩于绿营之失。“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铅刀）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楚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又云：“楚军水陆（将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而“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来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一营为然也”。117
湘勇之初起，带兵官员均为土生土长之书生。如罗泽南、王錱、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钟近衡、钟近濓、谢邦翰、李元度、李续宜、曾国葆、刘腾鸿等，都是本县的生员或童生，他们生长于本乡本里，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湘勇就是经他们手募来，彼此结下一层同生共死的关系。他们又有文化，于军事易于入门，又具备儒家之价值伦理与修齐治平的抱负，较少沾染到官场的习气。故实在是曾国藩所求的那种“无官气，有血性，能吃苦，不怕死”之军官的不二人选，故经长期战争历练之后，幸存者多能成长为一代名将。
由上表看，曾任湘勇营官者，塔齐布、周凤山等虽为绿营军官，但已在练兵与剿匪过程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而储汝航、成名标等被任用，则出于他们原来就是水师军官，有指挥水师的经验；朱孙诒、夏廷樾原为地方官员，其任用，也是因为他们为官清正，且都有带兵剿匪的丰富经验。鲍超、杨载福等出身行伍者，则是在练兵、作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而绝大多数营官，则由土生土长的儒生出任，是营官的主体。由此可知，在选任营官上，曾国藩确实贯彻了他的标准，而非说说了事。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些儒生确实勇猛敢战，在历经长期战火洗礼后，幸存者多成为独当一面的湘军大将。
由此可见，所谓书生“百无一用”实在是偏见，事实是，任何事业没有书生（或者更广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绝难成就的。某些蓄意张扬书生无用论的人，若非人云亦云的愚氓，便是别有用心的反智论者与惯于愚民的巨奸大憝。一支由文盲组成的军队必然是乌合之众，而书生的参与、领导，会赋予这支军队以理念、兵法、谋略和纪律，犹如将散乱的砂石砖瓦筑成坚固的军垒，湘军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都是由犷悍农民组成的军队，太平军何以最终败在湘军手下，因素有多种，但知识阶层的不认同、不支持、不参与，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吴文镕的堵城之败是在一月十五日，四天后太平军就再次占领了汉口汉阳，围攻武昌，湖北形势危殆。朝廷催征的上谕，急如星火；相知于莫逆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相继战死，使曾国藩的压力倍增。终于，战船于二十六日赶造完毕，计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拖罟一艘以为座船。此外，还有购买并改造为战船的民船（钓钩船）一百二十号，炮位四百多，另雇有装载辎重的民船百数十号。招募成军的水勇五千人，分为正副十营，其中在湘潭所募四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在衡州所募六营，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另募陆勇五千余人，以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为营官。以塔齐布为陆路先锋，以褚玫躬为水师总统，总计船只近五百，官兵夫役一万七千余人。118
两日后大军自衡州启程，溯湘江北上，时为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踞曾国藩墨绖出山，刚好过了一年。这样一支仓促成军的队伍，面对能征惯战，人数几倍于己的太平军，究竟有几成胜算？“事之成败，不暇深思，……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119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立于座船之上，沐浴于江风之中的曾大帅，回顾一年来的种种，一定感慨万千。但面对眼前如林的樯帆，壮盛的军容，感慨中更应有一种意气风发，他终于有了一支自己亲手打造的新军，可以实现亡友遗志，一展澄清之夙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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