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
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即吃大户），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四、聚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衙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公告最后宣示，自己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11曾国藩的话说的既猛又狠，以他一个丁忧在籍的京官与帮办的身份，能够说到做到吗？但他做到了，因为他手里有武装，有军事资本。
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陷道州时，全省风声鹤唳。在衡州布置防堵事宜的湖广总督程矞采，檄令各府县募集乡勇以备战守。湘乡县令朱孙诒为官清廉，治绩良好，很得士绅百姓的拥戴，故在此事上一呼百应，最初积极参与此事的有廪生罗泽南、112生员王錱、增生罗信南，还有生员刘蓉、谢邦翰、潘鸿焘、易良翰、杨昌濬，武生员杨虎臣、童生易良幹、罗信东、康祖成（康景晖）等，其中大半是罗泽南的学生。由于他们的努力，很快建立起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分为左、中、右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分别由王錱（左）、罗泽南（中）、罗信南（右）统带，由于骨干多是有知识的书生，故这支队伍的素质很高。当时湖南其他府县，也有编练乡勇的，如新宁（江忠源编练）的楚勇、宝庆府的宝勇、浏阳县的浏勇等，故湘乡来者被称为湘勇。乡勇起初的作用只在保境安民，防御太平军入境。太平军北进湖北，长沙解严后，巡抚张亮基调湘勇赴省城以充实防御，适逢朝廷要曾国藩帮办团练，这支家乡子弟兵便顺理成章地隶于其麾下，成为他用以剿匪的基本力量。
从曾国藩此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已决意用严酷的手段治乱，而且其想法得到了张亮基等人的支持。胡林翼在贵州剿匪，成绩斐然，曾去信求教，“闻台端刬除强暴，不遗余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113在给老友冯卓怀（树堂）的信中则称：“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优容，养贼作子，重兴萌蘖，而贻大患乎？”114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自言“札各处绅士缚著名之痞匪，差为响应，至则斩刈，不敢复言阴骘。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115阴骘者，报应也。一般人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杀人过多，会遭报应，死后亦不得超生。他这番话，既是种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决心。
在搜剿土匪方面，乡勇战绩斐然。
先是，湖北崇阳钟人杰于道光二十二年末起事，占据崇阳、通城两县，戕杀县官，称王设官。其时浏阳东乡周国虞、曾世珍等人以防寇为名，组编团练，“招聚不逞之徒，为暴乡里，习刀茅，治炮械，志益叵测，邑人多隶名其中”。116周等命名其组织为徵义堂，由于人多势众，俨然成为当地与官府相抗衡的一大势力。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派人与徵义堂联络。浏阳团总、廪生王应苹捕获了联络人，得到了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复信，被周等杀害。张亮基得讯后，暗地派人探察徵义堂的虚实，并于咸丰二年十二月派江忠源率所部楚勇千人前往浏阳，连战十二日，斩擒千余人，解散胁从者近两万人，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张亮基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携江忠源部赴湖北，江仅带走四百人，而留江忠济、刘长佑等率楚勇千人留驻长沙。此后，湖南剿匪的担子便落在了曾国藩肩上。
正月二十二日，接到耒阳县的禀报，常宁有土匪啸聚，曾国藩当即委派刘长佑带楚勇五百，王錱带湘勇三百前往围剿。曾氏对他们约束甚严，告诫他们：“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望两君日以斯言训儆之。”117刘、王尚在途中，常宁土寇即闻风而散，恰逢衡山曹戭、李跃聚众六百在草市起事，两军分进合击，大破土寇，这是湘勇初次作战，牛刀小试，大获全胜。
五月，江西土寇迫近桂东，罗泽南、王錱率部防堵，斩刈俘获数百人，余者作鸟兽散。
之后，罗泽南、罗信南部赴援江西，王錱率部于湘南郴州、桂阳等地搜剿土匪。七月，兴宁一战，毙俘二百余人，湖南之形势稳定了下来。
在扫除地方黑恶势力上，曾国藩亦施行铁血政策。上任伊始，他便在自己驻节的公馆开设了审案局，“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118“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119其严酷无情，在他此时的书信批牍中，可以略见一斑。
对于捉到的土匪或会匪的首犯，他要求一经确认，即行正法，绝不宽待。如巴陵县拿获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先后讯明正法，他批示“实堪嘉尚”，“现闻岳州宵小敛迹，几有道不拾遗之风，可见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也。更期坚执不懈，讼棍痞匪，一例严办。”120
匪盗之外，地痞讼棍也在打击之列，原因是“地痞讼棍与著名之土匪，气类相合，严办数人，宵小自然敛迹，幸勿稍存姑息也”。121
他主张办案要从快从重，不必拘泥于司法程序。“本部堂办理重大案件，……删一切之繁文，假州县以便宜，以期无案不破，无犯不惩。”122又云：“著名匪犯早正法一日，即免一日之患，斩刈唯恐不速，尚何牵拘文义之有？”123
对于平日为非作恶，鱼肉乡里的差役，国藩称之为蠹虫，批示“亟宜翦除，以靖地方”。“此种集蠹，锄一恶即足以快万众之心，幸勿稍存姑息，久遏民怨。”124
对于乘乱抢劫者，他指示：“办抢劫之案，皆立行正法。其有凭空诬人为盗者，亦立毙杖下。”125
此时，曾国藩身上，已全然不见儒者温和敦厚的影子，而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法家面目。乱世难有作为，他认为：“今日疲弊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案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126又曰：“除暴安良，为今有司第一要务。否则，弱肉强食，粤逆不到之区，亦为土匪蹂躏不堪矣。”127
但他也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主杀。在指示各州县缉盗之批牍中，他亦屡屡指示不可以捕盗之多寡定功过，以免“诬拿平民”；抓获盗贼后，要认真研讯，“以期不枉杀一人，不宽纵一人”；128要求各地对抓获的人犯，“务期研讯详确，无枉无纵”。129
这样，四个月内，“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限期交人，或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130至于各地依其指示就地诛杀的匪徒痞棍，其人数当几倍于此。
在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从事剿匪除恶的同时，民间也渐渐生出来一种舆论，不少人对他的严刑峻法抱有非议，甚至有人给他起了“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但曾国藩悍然不顾。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曾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131
他无视地方官场的规矩，必然会引起忌恨，好在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132的朱批。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严酷，在当时是必要和及时的。首先，剿匪有助于恢复一度被战乱搅乱的正常秩序，稳定住民心；其次，扫除社会黑恶势力，大大恢复了绅民们对朝廷与官府的信心。从后来事态发展看，收效显著。太平军后几次进军湖南，非但得不到初次入湘时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遭到各地团练的顽强抵抗而难以落地生根。可以肯定，没有曾国藩这一番猛烈扫荡，湖南稳定不下来，后来便不可能成为东南各省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粮饷。
然而在官场中，还是有人对他侧目而视，不少高官对他敢于负责，勇于任事的作风看不惯，认为他喧宾夺主，目中无人，越俎代庖，僭越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不久，一场他所始料不及的冲突发生了，竟迫使他不得不离开省城，避到衡阳去办理公务。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事情起因于练兵。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武昌，泛江东下后，朝廷调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前往湖北收拾残局。曾国藩与张亮基虽是初识，却甚为相得，依依惜别之后，1曾国藩回到长沙，将带到长沙的一千乡勇，“仿戚继光兵法编伍训练，以备防剿，名曰湘勇”。2其时，李续宾、李续宜、刘松山、杨岳斌、蒋益澧、萧启江、张运兰等皆在军中，后来都成了名声喧赫一时的湘军名将。
皇帝交办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搜剿土匪一事，他很积极，很投入，成效也很显著；可帮办团练，他从一开始就不积极，而是提出，在各县团练中，“择其壮健而朴实”的乡民，加以军事训练，以期成为一支战守兼备的新军。“公曰：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请改募成军，乃可资以讨贼。湘勇之号，自此起焉。”3其实道理很简单，端谁的饭碗，听谁的吆喝而已。
团练是一种民间防卫组织，成员大多为本地农民，平时要务农养家，只能于农闲时抽空训练，加之经费有限，装备窳劣，训练不足，战斗力也强不了。防匪防盗差可一用，若以之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对手，则无异于驱牛羊入于虎狼之口，是绝不可行的。还有个大问题是，办团练要用钱，国家不给钱，只能靠本地的捐纳集资，难度本来就大，且一旦经手人或承办人不可靠，从中聚敛贪污，则非但无益于地方，反而会成为扰民、害民的秕政。
那么为何非要在正规军外另建新军？扩增正规军不成吗？不成。曾国藩虽是个文官，没有带过兵，可耳闻目睹，尤其是官军围剿太平军两年来的事实，使他坚信，这样的军队是绝无可能克敌制胜的。早在做京官时，他便向咸丰上过一道《议汰兵疏》，将军队的现状，做了这样的归纳：“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雎，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4为此，他提出将绿营兵兵额减少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的水平，汰兵五万，每年节饷一百二十万两，将之用于军事训练，走精兵路线。
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罗尔纲，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一部《湘军新志》，其时，罗对湘军军制的研究，是经过胡适先生指导的，故尚遵从胡氏实证主义的治学传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5故此书资料详瞻，评论允当，诚为一时之选。今日读之，仍不失其价值。其后出之作，相形之下，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新志》中对当时清军的腐败窳劣，综核有序，正可以作为曾氏力主改练新军的注脚，故笔者不吝篇幅，于此转述之。
罗氏将清军绿营之积习（或称习气）归纳为四大端：
一为虚名冒饷。即将弁遇士卒缺出，仍存旧名，不予选补，以干没其粮饷。遇到差点兵额时，临时雇人冒充以掩人耳目。此外将弁还将其自家府署内的厨役、仆人等挂名领饷，以国家养兵的经费，用于私人雇役。虚名冒饷的恶果是，册上有兵，伍内无兵；侵占名粮，则虽有其人，而操练调遣均不与闻，有兵等于无兵。咸丰初年，此弊浸深，如贵州一省之绿营，缺额过半，偏僻地区缺额更多，有只存六分之一者。（此胡林翼语）
二为“官气”重。即不事训练而专应差事，不讲营规而专习节仪，巧滑偷惰，军纪涣散。“无事则应对趋跄，勇为善观；临阵则趑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此江忠源语）
三为操防虚应故事。平日训练，花拳绣腿，但求好看。“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势，所教皆是花法（花架子），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此左宗棠语）
四为敢于犯上。清军绿营之等级序列，自上而下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士卒。而上级“居官不谨，动为其下所胁持”。因为有把柄在下级手中，故上级不得不务为姑息。姑息养奸，则军纪荡然。由之形成嘉道年间，绿营士兵挟持千、把总，千、把总挟持都司、守备，都司、守备挟持副将、参将、游击，副将、参将、游击则挟持提镇（即提督、总兵）的局面。“上述四个弊端，虚名冒饷与侵占名粮，则营伍空虚。官气重，则巧滑偷惰成为风气。操防虚应故事，则所谓训练实与没有训练相等。敢于犯上，则军无纪律。营伍空虚，则临事始招市人冒充，应募的人，兵籍无名（顶空额），以致闻风先逃，无可稽查。巧滑偷惰，则平时以钻营为能，营务必致废弛；有事以规避为巧，不免争先奔逃。无训练，则无胆无艺，不能披坚执锐。无纪律，则将令出而兵哗，敌未至而先溃，懦于御敌而勇于扰民。这四点都是绿营最大的弊端。此外，如将弁则役使兵士，视如奴仆，克扣摊派，剥及锱铢。兵士则吸鸦片，开赌场，豢盗，窝娼；平时无恶不为，一闻征调，则阖门啼泣，推饷求代。种种积弊，二百年来，成为习惯，已经是改革不了的。”6
上述四大弊端之外。罗氏还总结出绿营制度的三大缺陷：一是饷薄。士兵为了糊口养家，兼营生意便成为公开普遍的现象；国家既无力增饷，便只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二是分汛太多，差役太重。所谓汛，指的是山川道路要隘等处设置的驻军，分散驻扎的兵士多了，自然不可能按时集中操练。差役重，当时没有警察，所有护饷、押送犯人、缉捕盗贼等等，无不以分汛的绿营兵当差。分汛多，差役重，致使训练废弛，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三是调遣无成法。绿营征调，往往零星抽凑，这一营抽一百，那一营抽五十。调兵一千，往往抽拨了几营或十几营。所谓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亦不相知，营伍散漫，心志不一就是这样造成的。一旦临敌，兵不听将令，将不得兵力，营与营之间则势如鸿沟，各不相谋，战不相援，败不相救。7
综上所述，难怪曾国藩对正规军没有信心，想要另起炉灶。故他赴任伊始，对帮办团练一事，敷衍了事，一带而过。“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资为苦。”8话虽这么说，这件事，他自己心里怕是都不相信能够做到呢。反之，对编练新军，他显得劲头很足。在抨击了官军两年来在广西的表现后，他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9咸丰对官军之窳劣，广西之溃败，早已痛心疾首，曾国藩既然请缨，倒也不妨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于是批示同意：“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有了这道朱批，曾国藩名正言顺了，其帮办团练的职任也一变而为编练新军了。
曾国藩统率的湘勇，连他在内，基本干部全部是书生，虽然有知识，有头脑，可以很快掌握兵书的基本要领，但无一人有实际军事经验。练兵光靠兵书不成，于是曾国藩请了一个富于军旅经验之人，参与乡勇之军训。这个由此与曾国藩结缘，后来成为湘军早期名将者，是个满洲人，名叫塔齐布。
塔齐布（1816～1855），字智亭，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原为都统乌兰泰部下，咸丰元年发湖南以都司用，后以长沙守城之功擢升游击，赏戴蓝翎，后任抚标（即巡抚之卫队）中军参将。“时曾文正公奉命督练乡兵，用明戚继光法训练束伍。每校阅，公（指塔齐布）必短后衣蹑跷带刀侍。文正与语，奇之。试所辖兵，皆精炼。”10曾国藩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常倚该游击整顿营务”，命其兼管辰勇（即由辰州募集之勇）。曾国藩每逢三、八日亲自校阅乡勇的操练，而塔齐布训勇比他来得还勤，“日日常阅，大约十日之中不过间断二三日，军士皆乐为之用”。11问题出在曾国藩想要将绿营拉过来，与乡勇一同会操，一同听训，以扭转其军纪废弛、四处扰民的状态。事情发生在四月，曾国藩命塔齐布“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其所为“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12曾国藩这番尝试，是不避嫌疑，有责任心的表现，但却令湖南的军政大员们不惬。甚至新任巡抚骆秉章，都认为他有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之嫌。因为依惯例，文官管不着军队，即使是巡抚，也没有过问军队操练的先例。
最先挑战他的，是长沙协的副将清德。清德之为人，是古今官场中常见的那类庸官。这类人自己不做事，却偏好搬弄是非，在背后说做事人的闲话。对自己之职守，清德平日懈怠，战时怯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他是个“性耽安逸，不遵训饬”的人。他的一大嗜好是养花。外出办差剿匪，“所过地方，虽经贼匪蹂躏之区，尚复需索供应，责令所属备弁，购买花盆，装载船头；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13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到处散布曾氏目中无人，僭越军制的谗言。原本就侧目于他独断专杀作风的省府大员们，也都对曾国藩心存了意见。六月，湖南提督鲍起豹回省，听了清德的播弄，将塔齐布传来，“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14而塔齐布则沮惧而不敢再行会操。
以曾国藩倔强的个性，当然不会退缩，决意力挺塔齐布，参劾清德。15六月十二日，他联络与之旨趣相同的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参奏清德“疲玩”（疲沓且玩忽职守），曾国藩仍觉得不解恨，同日又单独上了个附片，揭露清德与其部下，在长沙被太平军以地道轰塌城墙的危急时刻，换装藏匿的丑事，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要求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振）作士气”。16
同时，他又以密折保奏塔齐布，称其“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又保奏辰勇候补千总诸殿元“精明廉谨，胆勇过人”，请皇帝“破格超擢。当湖南防堵吃紧之际，奖拔一人，冀以鼓励众心。如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17将自己的身家都押了上去，可见国藩对塔齐布的赏识，也可见他欲与鲍起豹一争高下的决心。
咸丰皇帝对清军军事上的一蹶不振，一直积恨于心，对清德这类“疲玩”的将领是绝不会客气的。当月即以“庸懦卑鄙，不谙军务”的罪名将清德革职；随即又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避贼藏匿，苛索供应”的罪名将他拿办，18而塔齐布则被赏以副将衔（随即又实授副将），令湖南官场大跌眼镜。这头一个回合，曾国藩大胜。曾国藩虽丁忧在籍，却是二品京堂，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身份不容小视；况且其所作所为为的是国事，而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张亮基与吴文镕于他，一好友，一座师，有参劾所属官员的大权（即湖南巡抚、藩臬两司、提镇大员亦为其属下）。清德不明于此，本身又一身毛病，庸懦忮求，落到这个下场是他自找的。
但惩办了清德，并不意味着湖南的官场认同了曾国藩。骆秉章城府深，心中虽不满却藏而不露，对他敬而远之。鲍起豹却难以吞下这口恶气，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提标兵（即提督鲍起豹的卫队）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之）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宄，移牍提督，命捕主（使）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激）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公（然）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佯）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于）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幕）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19
兵勇互斗发生于八月四日，初六日营兵围攻曾国藩行辕，险些酿成大乱。惹不起，躲得起，曾国藩此次委曲求全，是看到自己在省城已经动了众怒。他的家族在湘乡，他还要完成朝廷的使命，翻了脸，他就很难再做下去。以一己之力，对抗省垣众多的官僚，即便可能，也只能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果。退一步海阔天空，更何况反省起来，他也并非全无错处。“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20事后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他也承认：“侍（曾之自称）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自六月以来，外人咎我不应干预兵事。永顺一事，竟难穷究。省中文武员弁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过而问焉。此语揭破，侍虽欲竭尽心血，果何益乎？”21
自曾国藩移营衡州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批给各州县的批牍中，原来独断专行的作风已大大收敛。此前，对上禀的公牍，他都是径直批复；到衡州之后，凡涉及其他衙门职权的批牍，他在末尾都会加上这样一句话：“仍候督部堂、抚部院批示”，或“仍候各辕批示”，表现出他开始尊重各衙门的职权。这样，在这一轮较量中，曾国藩败退了，八月十四日，他以湘南剿匪需要为名，带湘勇移营衡州，不久后开始了大规模招募、训练乡勇，并最终创立一支新军的新生涯。
曾国藩移营衡州后，忙里偷闲，回家省亲一行，八月十六日返乡，住了十日，于二十七日回到衡州。在此期间，江西前线传来一件噩耗，震动了湖湘，也从此改变了他练兵的宗旨。
两个多月前，经曾国藩调派增援江西的湘勇，在罗泽南、朱孙诒、夏廷樾、郭嵩焘等人的带领下，于七月十九日抵达省会南昌。五日之后，湘勇便迎来了组建以来的第一场大战，太平军主力赖汉英、石贞祥、韦俊部与湘军大战于南昌城外，由于镇篁、云贵之营兵没有按约定接应，湘勇在追击时被太平军伏击，因寡不敌众而遭受重创。但此战也充分显露了前一段明耻教战的成果：湘勇虽孤军对敌，却人人奋勇争先，官、兵皆无胆怯后退者。湘勇杀死太平军二百余人，自己虽也战死八十人，“而勇敢之名已大震于匡庐彭蠡之间”。22其中有营官谢邦翰、易良幹、罗信南、罗镇南四人。“湘中子弟敢深入，虽败犹荣，官兵弗如也。”23曾国藩由此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也产生了新的想法。
战死的四名军官，都是王錱从学于罗泽南时的同窗学友，其中易良幹更是王錱的妹夫。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乡人。5岁入塾读书，20岁为村塾师，24岁时，以府试名列前茅入泮，补县学生员。是年从师于同县罗泽南，与罗门下诸生游，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湘军的骨干。“咸丰二年，粤寇入湖南境，公上书知县朱公孙诒，请练民兵讨贼。朱公壮之，令与罗忠节（即罗泽南，忠节为其谥号，用作敬称）募乡勇千人教练。”24此后，湘勇归入帮办团练的曾国藩麾下，王錱随即奉命赴衡山、桂东、兴宁等地剿匪，积功升任知州，赏戴蓝翎。八月初十，曾国藩将噩耗函告留在郴州剿匪的王錱，得讯后，王“悲极而愤，愤极而沉疴在身有不自知者矣。遽作文二篇，偕诸友率营中勇望东恸哭招魂而祭之。各勇捶胸顿足，咬齿裂眦，恨不即插翅飞去，生食若辈之肉。”又向国藩请缨道：“求令錱得邀合各营湘勇同志者，并许錱添募二千，先扫清江右之匪，藉以解书生迂直无用之嘲，以慰我亡友亡勇于九原。万望教其所不及，导其所不能，且为力言于大宪，共相赞成。”25
王錱所求，与曾国藩不谋而合。他在给王錱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想法：“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又云：“自临庄（即易良幹，临庄为其字）诸君殉难以来，仆日夜忧虑，深恐吾岷、石、罗、筠诸兄无以取胜而立于万全之地，且以贼氛数万之众，而吾勇仅有四千，亦无以壮其魄而树厥威。拟请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概归岷樵、石樵二君子统领，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金应用。”26
两人虽都主张添募湘勇，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曾国藩想的是凑足万人（王錱所部亦在其中），使江忠源作战时有支完全不同于官军的生力军，以期克敌制胜。王錱则是为自己的戚友同窗报仇；而且曾国藩主张练成精兵后方可对敌，王錱则报仇之心迫不及待。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不久后竟导致二人反目失和，致使湘军发生了分裂。
八月二十二日，太平军久攻南昌不下，撤围北进安徽，与西征的石达开大军会合，在扫荡安徽的同时，以偏师出湖北。张亮基派按察使唐树义率兵五千，于田家镇布防，并檄文江忠源火速赴援。九月十三日，太平军大败清军于田家镇，由于半壁山天险先为太平军所据，居高临下以大炮轰击，山下的清军水营崩溃，九月十二日才赶到的江忠源部，仓促应战，亦在太平军的水陆夹击下溃败。湖北门户洞开，太平军连下黄州、汉口、汉阳，再次兵临武昌城下，湖北告急，湖南也再次告警。清廷以吴文镕接替张亮基出任湖广总督，张调任山东巡抚，江忠源原已升任湖北按察使，此番因兵败降四级留任。但将才难得，清廷鉴于石达开坐镇安庆，太平军西征主力试图一举拿下安徽，故江忠源不降反升，被调任为安徽巡抚以支撑危局。而其手中剩余的军队，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千余人。
在这种局面下，添募乡勇，训练成军，增援湖北，保卫湖南，并为仍在湖北的江忠源输送兵饷，一下子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二日、初五日、十五日，朝廷连下四道谕旨，命曾国藩带所部乡勇，赴援湖北。其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也书信迭催，而湘南土寇又起，需要镇压，曾国藩的压力大增，而如何募勇，练勇，募多少勇，由何人统带这类问题，终于造成了他与王錱的反目。
以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看来，曾王生隙，是受人挑拨所致。骆秉章（1793～1867），号籲门，广东花县人，与洪秀全同乡。嘉庆二十四年举人，屡赴会试不第，直到40岁上，才在壬辰（道光十二年）恩科会试中式，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此后骆氏仕途一帆风顺，至咸丰元年补授湖南巡抚，位列封疆，骆已58岁，人老了，城府也深了。咸丰二年五月奉调回京，等到张亮基接任时，适逢太平军围攻长沙，骆遂留城参与城防。十一月长沙解围后，奉旨帮办湖北军务，随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驻岳州。武昌失守，徐革职拿问，骆则署理湖北巡抚，咸丰三年二月，新巡抚崇纶到任，办理交卸后，骆原本要回京城，走到河南，接到上谕，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而湘抚一职，又改由他接任，于是折回头返湘，四月接任，八月补授湖南巡抚。在与曾共事这四个月内，骆对曾之作风颇不以为然，但他城府深，并不表露出来。在曾与王这件官司上，他看似中立，可内心则偏袒王錱。我们先来看他怎么说。
先是，王朴山带勇一营。是时营规三百六十名为一营，往兴宁县剿办土匪，全股殄灭，奏以同知补用。时曾涤生住衡州，伊（指王錱）言于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将粤匪扫荡。曾遂致信省城，言王朴山有此大志，何不作成之？我复信请其到省面商。后王朴山偕从九（品）吴坤修来见，备言先发口粮（钱）二万两，硝磺各一万，曰：湘乡招勇三千，必能不负所委。王朴山说湘乡言谈（方言）多不甚晓，吴坤修代达。我谓暂且招二千，因经费支绌，若不敷调度再招。即发札并饬局发口粮及硝磺等项。王朴山遂偕吴坤修回湘乡去矣。闻曾涤生致书伊老师吴甄甫（即吴文镕，甄甫为其字）先生，极言王朴山之能。不数日，吴坤修到省求见，言王朴山回乡招勇，出入鸣锣摆执事，乡人皆为侧目。其人如此，实不可用。我言伊得保举同知，初回家乡，不过荣耀之意。我粤新中举人回乡亦如是，似不足怪。吴坤修无词而对。翌日，伊又来求见我，言王朴山所招之勇，多是匪类，又不发口粮，连夜在县城偷窃，赖令不胜其苦，又不敢言。将来带勇到省，难免骚扰。我言汝同王朴山回湘乡招勇，又是至好，何以不为规谏？吴坤修云，伊凡事不由我管理，是以难进言。我云伊一切皆不交汝管理，是以尔说他（不好）。吴坤修见我不信其言，辞去。既往衡州见曾涤生。两旬间吴甄甫即有咨函言王朴山之勇恐靠不住，止其不必来鄂。不数日，王朴山带勇到省，我以吴制军（即吴文镕，制军为总督之别称）之咨示之，著其留勇二千四百人，其余六百名作长夫，嘱其日日训练以备调遣。吴制军若调王朴山带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将，恐不致有堵城之败。利口覆邦家，信然。27
文中虽没有直接指责曾国藩受人搬弄，可亦能隐约体会出骆秉章的不满。即曾国藩既举荐王錱在先，而又听信吴坤修的谮言，在吴文镕那里中伤王錱，吴文镕偏听偏信自己的门生，因成见而不用王錱，致使军溃身死。而这一切全出于个人意气与口舌是非，骆一言以蔽之为：利口覆邦家。已可见其立场。
若真如骆秉章所言，曾国藩可谓不明是非，心胸狭隘，甚至迹近小人所为。真相如何呢？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一方的说法。起初，曾国藩确实为王錱杀敌复仇的气势所振奋，八月三十日，在给江忠源的信中，国藩对王大加揄扬：“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盖刘琨、祖逖之徒。……为书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即入江西，一以愤二十四之役，为诸人报仇雪耻；一以为国家扫此逆氛，克复三城，尽歼群丑，以纾宵旰之忧。其书热血激风云，忠肝贯金石。今录一通往，阁下试观之，洵足为君添手足之助矣。”28
湖北告急时，曾国藩起初也想派王錱赴援。在给王的信中称其“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保鄂城，固全局，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29
史称曾国藩有识人之明，从他许王錱为刘琨、祖逖一类人物看，有个细节很值得品味。刘琨、祖逖都是晋代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们熟悉的“闻鸡起舞”与“中流击楫”这两个成语，都与之有关。刘琨，字越石，史传称其“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祖逖字士稚，范阳人，“逖性豁荡，不修仪检，……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青年时代，他与刘琨俱为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后来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祖逖心怀恢复之志，率部北伐，渡江时，“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后壮怀未酬，赍志以终。30曾国藩将王錱比之为刘、祖，评价是很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浮夸”这个词。王錱时年28，是个头角峥嵘的青年，“负奇气，语天下事甚易”。31曾国藩虽然看重其奋勇请缨的锐气，但未必不对他的“言大而夸”抱有警惕。吴坤修（1816～1872），字竹庄，江西新建县人。捐纳出身，以从九品分发湖南，长沙城守时以功擢升知县职衔。从曾国藩练兵于衡州，水师创立时，吴司军械。之后随曾东征，转战江西，以功累升道员、加盐运使、布政使衔，同治四年实授安徽按察使，后参与剿捻，以功升任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他随王錱去省城，应该是曾国藩派去的。从后来曾给王錱的信中可以看出，曾之不满于王，主要是因为王言而无信且过于张扬。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报湘人七月之仇；国藩欲添募数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两书往还，不谋而合。厥后足下来衡，而商大概规模，约定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许，可劝捐饷银一万，可私办军装数项，盖以吾辈私兴议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日）书来，言二十四（日）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刺谬矣。适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长沙戒严，中丞命足下带勇防守省城，仓促兴举，一切皆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既为官勇，则值此官项支绌之秋，不得不通盘筹划。目下兵勇万余，倾库中所藏，仅付两月之需，而足下寄来禀稿，乃云需再发银二万，各勇须预支月半口粮，将来招足万人等语。是则足下未能统筹全局，不知措饷之艰难也。……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家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32
结合骆秉章所言，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王的不满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言而无信。曾、王在衡州商定，军饷器械自筹，以劝捐解决。但二十四日在省城，王却要求骆发放口粮钱二万两，弹药所需硝、磺各一万斤，“一切皆取之于官”，招募人数也增至三千。
二、言大而夸，行事张扬。曾欲招足乡勇万人，为的是交给江忠源，与太平军一争高下。王錱却大有自代之意，且募勇时招摇过市，令乡人侧目。在曾国藩看来，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的样子。
三、不重素质，所招乡勇良莠不齐。若不严加淘汰，认真训练，则必成乌合之众，“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在官既久，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故乡勇力少而害多。”33基于这种认识，国藩制定有严格的招募标准，而且战事稍纾，即遣散并重新招募新兵，以保持湘军的“朝气”。王錱所招之勇“连夜在县城偷窃”，地方啧有烦言，曾一定会求证于乡里。这也是以后他对王錱所部大加裁汰的种因。
四、不听约束，改换门庭。王錱借援鄂索饷，而骆秉章助以官费，颇有将其收为己用的意思。在曾国藩看来，王无异于为扩张其实力而投效骆氏，且依仗骆氏，不服管束。
这样，曾国藩对王之观感大变，在九月致吴文镕的信中，认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将：“璞山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闳远，则非其伦也。”34
王錱所招湘勇计三千四百人，另雇长夫一千余人，原拟赴援湖北，旋因太平军退兵，武昌解严而未能成行。曾国藩遂大加裁汰，王部只留下两营七百二十人，35而其书信中的言语也不免含讥带讽。以王錱之自负的个性，非但听不进曾的劝告，反而认为他是出尔反尔，有意刁难。这样，王对曾之札件，“概不回答。既无公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36出现这种“同舟而树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的局面，平心而论，两人都有些意气用事，但王錱责任更重。此后，两人分道扬镳，形同路人。王錱脱离了曾国藩系统，成为骆秉章节制下的一支湘军。可王錱也就此失去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带兵东征，麾下大批将领均不数年而位列封疆，王錱所部却成了湖南地方的治安军，多数时间以偏师在省内及湘赣边一带防剿土匪，难得有建立大功的机会，直到死时仍不过是个道员。王死后，这支部队重回曾国藩麾下，成为所谓“老湘营”的基干队伍。
此时，曾国藩又糊里糊涂地揽上了一项差事：筹建水师。事情的缘起是，太平军自益阳、岳州掳获民船上万艘，并组建了水军。此后，借助这支水军，太平军上下长江，迅如疾风，机动性大大超过了清军。譬如，五十万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江宁（南京），沿途攻城略地，走水路不过二十多天；而向荣督率总兵和春、秦定三、李端、玉山等自旱路兼程追击，赶到江宁时，已在一个半月之后，江宁则早在十多天前陷落。太平军在长江上下往来自如，而追堵的清军则疲于奔命，望江兴叹。
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是郭嵩焘。咸丰三年五月，太平军西征大军一部进抵九江，连克彭泽、湖口、南康，南昌告急。被任命为帮办江南军务的湖北臬司江忠源所部一千二百余人，在赶赴江南大营的途中受阻，遂改援南昌；江兵少力单，被太平军悍将曾天养等围困于城中，求援于湖南。六月，曾国藩分调三路兵勇近四千人赴援，郭嵩焘偕行。
至，即从忠烈公（即江忠源，忠烈为其谥号）住章江门城楼，每获贼，就城楼研讯。时城外仅文孝庙一（处）贼垒，广数十亩。问驻兵几何？曰不住一兵，官兵攻垒，调队站墙而已。问何故，曰垒只三面，濒江一面无墙，人皆舟居。问船贼几何？曰十余万。因告忠烈公，自贼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忠烈公大激赏，即属嵩焘具疏稿上之。推求广东兵船曰长龙，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项名目，请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广东任购炮。此长江水师之议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嵩焘归谒文正公衡州，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湘军之兴亦自此始。37
江忠源所上《请制造战船肃清江面疏》，也是由郭嵩焘主笔，其论无水师之弊云：“粤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掳掠民船已逾万数，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数百里尽以资贼。多或百数十船，少或一二船，往来停泊，无敢阻拦。江南扬（州）镇（江）等处，皆两面凭江，并力攻围，而贼得水陆救护以牵制（我）兵力，故欲克复三城，38必筹肃清江面之法；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贼船出没无常，季风急趋，一日可数百里，官兵既无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御无所用，是以其势日益猖獗。”最后强调：“剿贼之略，无急于斯论者。”39江忠源并将与太平军争夺制水权之重任，寄厚望于曾国藩：“方今贼具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能管驾船勇。”40
此时北伐的太平军已进入山西，京畿告警。接到奏疏，咸丰立刻谕令四川、湖南、湖北三省速制战船：“贼匪自攻陷金陵、扬、镇三城以来，掳掠民船数已逾万。我军攻剿未能得手，皆由战船无多，致令长江天堑无所控扼。……著裕瑞（时为四川总督）、张亮基（署湖广总督）、崇纶（湖北巡抚）、骆秉章（湖南巡抚）等，于四川、湖广等处仿照广东拖罟船式，即雇觅工匠，共制战船百余只，每船约载兵五十名。均著剋期三月，一律齐备，以资调遣。”41由这道上谕我们知道，筹建水师的责任是三省督抚的，本来没曾国藩什么事。但他一感于老友的期望，二是他勇于任事负责的个性，三是他也确实意识到了水师的重要。练再多的乡勇，若无水师，也只能让独擅舟船之利的太平军拖垮，累垮。“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42
揽上这个差事，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之前他研究制作木排，目的在于防堵太平军由水路入湘。十月初五，因湖北形势危急，上谕命他“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43在回复的奏折中，其论战守形势曰：“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城池，莫不残毁，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今若为专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田家镇一役，“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能习水师”。“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如果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驶赴下游。”44这个话一说，督办水师的责任就转到他身上来了。
这道奏折到咸丰手中，已经是十一月初七日，皇帝对他的见解很满意，称赞他“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45但情势的紧急却由不得他从容行事。九月二十七日，北伐的太平军前锋已抵达天津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十月二十八日，湖北方面，太平军卷土重来，石贞祥部再占黄州；二十九日，安徽方面，胡以晄、曾天养部攻占舒城，国藩故友，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在籍工部侍郎吕贤基战死，太平军进逼临时省城庐州（原省城安庆已被攻占）。十一月十日，江忠源赶到庐州布防，可带去的兵勇仅二千七百人。清廷正以全力堵截北上的太平军，极为担忧安徽的太平军与河南的捻军合流，与天津的太平军相呼应。十一月十一日，咸丰皇帝接受礼部左侍郎宋晋建议，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再下谕旨，指名要曾国藩率领已经招募的楚勇六千，“乘船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城）、舒（城）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蹿之路”。46
江忠源手中有多少兵，曾国藩此时募了多少湘勇，水师组建起来没有，宋晋不明就里；西征的太平军兵力有多少，47他也不清楚。既不知己，亦不知彼，而是一厢情愿地要二人收复安徽。可“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的状况，皇帝是知道的。曾国藩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半个月内赶办出一支水师来，拿什么“将皖省沿江贼船大加剿洗”呢？只能说明皇帝在危笃的形势面前，已经乱了方寸，急火攻心，说胡话了。截至十一月底，曾国藩督造成的快蟹船，仅有十艘，而且油漆未干，捻灰未固，根本还下不了水；而由广东采购的船炮、招募的造船工匠，还在路上。至于所谓六千练勇，乃是先前为江忠源做的打算，48训练、军饷等还远远没有跟上；且船只短少，水勇亦无从招募训练。故安徽事态再急，湖南也只能先派江忠浚带楚勇一千赴援。曾国藩也只能硬着头皮复奏：“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须明春乃可成行。且广东购备之炮，张敬修雇募之勇，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者，臣若不督代同行，则殊失皇上命臣统筹全局之意，亦非臣与吴文镕等四省合防之心。臣之斟酌迟速，规划大局，不得不一一缕陈。”49
看了曾国藩的复奏，明知他在理，咸丰无可如何，仍不免就其奏章的用词，揶揄一番，以发泄满肚子的闷气。“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50
其实，“统筹全局”云云，乃皇帝的指示，并非国藩自大。譬如，十月初二致骆秉章的上谕中便有“两湖唇齿相依，汉（口）、黄（州）一带，尤为鄂省门户，该抚等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也”。51这个“等”里面，自然也包括曾国藩。又如十一月十二日的上谕中，则明确说：“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52
曾国藩见到皇帝的朱批，心里的委屈、不平可想而知，他那“湖南骡子”式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五天后便给皇帝上了道折子，据理力争，分五点为自己抗辩。
一、赶办水师的谕旨，限期三个月，自己并未逾期。“自兴工之日起，统计不满八十日，昼夜催赶，尚不迟缓。”53已新造战船九十号，改造百余号，加上雇载的民船总计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完毕，所差者是在广东购办的船炮，船炮不到，不能起行。言外之意，即使逾时，责任在广东而不在湖南。
二、扫荡江面，克服安庆的谕令不现实，不可能。“查现在黄州以下，节节被贼占据，修城浚壕，已成负隅之势，……若舟师东下，必须克复黄州，攻破巴河，扫清数百里江面贼踪，乃克达于皖境，此则万难之事，微臣实无把握。”54江忠源兵单势危，自己则等候船、炮，沿途又必会遭太平军的节节顽抗，“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球抛回给了皇帝，暗喻他不明形势，一厢情愿。
三、通盘筹划数省军务者，是各省督抚，而非他欲以一身克当。“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函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忠源与臣函内言之；待南省船炮到鄂，即与北省水师合力进剿，系臣吴文镕与臣函内言之；……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55
四、湖南练勇，正在湘南剿匪，不可能马上撤回。“目下桂属正在搜捕之际，未便遽行更换；郴州、永兴正在危急之际，不能不星速进剿。且待船将办齐，炮将到齐，再将各勇撤回，带赴下游。”56断然回绝了皇帝要求他撤回剿匪的湘勇，进军安徽的要求。暗喻皇帝不顾轻重缓急，在瞎指挥。
五、饷乏兵单，自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成败利钝不可预计。“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虽谕令抚臣供支，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五千两，即起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57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像曾国藩这样顾念大局，肯于负责、办事认真的大员并不多，存亡危急之秋，皇帝还真是不能不指望他。咸丰也知道，军情瞬息万变，坐在紫禁城中的他，并不具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虽然这道绵里藏针的奏折肯定噎得他难受，皇帝也不能不以朱批加以安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58
清军连续三年的败绩与大局的危殆，使此时的咸丰，内心里涌动着一股戾气，动辄责骂、惩处臣下。譬如骆秉章，因代属下的官员缓颊，竟被皇帝降五级留任。59而被曾国藩顶回去这股火，随即又发泄到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头上去了。吴文镕（1792～1854），字甄甫，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顺天学政、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历任礼部、刑部、户部侍郎，外放为福建、江西、浙江等省巡抚，为官清正廉洁。后任云贵总督，咸丰三年八月，调任湖广总督。事情的缘起是，吴与湖北巡抚崇纶，在战守方略上发生了冲突。九月十八日，太平军前锋逼近武昌，崇纶等均赴城外扎营，为吴文镕所阻。崇纶争论说守此空城无用，吴文镕却认为：“抚臣之必欲出城扎营者，意将乘机逃避，藉口于本在城外，可免失陷城池之罪耳。”60吴因此坚持不允，要求所有官员与城共存亡，并宣称敢有异议者，必先手刃此人。此后，督抚龃龉不合。吴文镕是曾国藩的座师，到任后对门生亦寄以厚望，希望曾国藩能带兵到湖北助己一臂之力。两人书信往返商定，由曾国藩赶造船只，雇练水勇，明年正月北上与吴会合攻剿太平军。61
崇纶，姓喜塔腊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内阁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官侍读，陕西、直隶道员，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咸丰二年任湖北巡抚。崇纶乃小人心性，挟嫌报复，上折劾奏吴文镕畏葸不前，“臣屡劝督臣派兵攻剿，督臣之意，必将待湖南两广并自造各船炮到齐，方可出师。若以数千之旅，惟恐有失，万不肯行，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又称，太平军“现在楚境者，俱系零星小丑，并有土匪冒名抢劫。长发老贼，实系无多，若派数千官兵，配以现有炮船，水陆夹击，足资痛剿”。62崇纶的谎言，迎合了咸丰躁进的心理，故于上谕中称“崇纶力筹剿贼”，而“吴文镕闭城坐守”，指名要吴“亲率官军出省督战”。吴知道受了崇纶的中伤，上折自辩并揭露崇纶，但咸丰不辨是非，各打五十大板，且强令二人和衷共事：“汝二人厥罪维钧，负气诡辞，无耻已极，胆大已极。”63实际上，咸丰明显偏袒崇纶，吴上疏坦陈与曾国藩的约定，可孰料其时咸丰对曾一肚子闷气，无从发泄，正好迁怒于他，于是仍强命吴带兵出省迎敌，而以崇纶留城专办防务。
吴文镕无奈，带兵数千赴黄州布防。曾国藩得知老师被劾后，极为气愤，力劝吴文镕“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省会防守之不可忽，船炮凑办之不易集，湘省之办船，粤东之购炮，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只可并为一气，协力进攻，不可七零八落，彼此无成。逐层奏明，宜蒙俞允。即以此获咎，而于吾师忠直之素。谋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于天下。刻下旌从已成行否？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驻鄂垣，专重防守”。64但吴文镕很可能没有机会读到这封信了，即便读到了，吴也未必有他那样抗辩的勇气。正月十五日，太平军主力石贞祥、韦俊、曾天养、林绍璋，水营张子朋部约四万人，自黄州绕道出堵城清军大营之后，纵火焚攻，清军大溃，吴文镕投水自尽。之后，“崇纶自请出剿，谋脱身走避，文宗烛其隐，不许。会丁忧，青麐65代之，仍命崇纶留湖北协防。又以病乞罢，上怒，撤其职。六月，武昌陷，崇纶先一日出走，径往陕西。及曾国藩论劾，命逮治。服毒自尽，以病故闻。”66
曾国藩坚持精兵之略，拒绝打无准备之仗，顶住了压力。风波过后，遂全力投入造船、练勇、筹饷之中。先说造船，曾国藩于此可说是全无经验，太平军再犯湖北，湖南告警之际，他甚至打算以木排御敌。“现拟刻日造排，与之水战，或可得力。其制排之式，以轻为妙。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则利于仰攻，不利于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67显然，曾国藩所说的木排的优点，完全出自主观臆断，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或横渡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68以之御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可无论造船，练勇，非钱不办，所以第一位的，又是筹饷。于是在衡州开设捐局，他“在衡极力劝捐，总无起色，所入皆钱，尚不满万。各邑绅士来衡，殷殷相劝，奈乡间自乏此物，莫可如何”。“捐项寥寥，每日仅进钱一二百千”。69他又是个量入为出的人，虽想兑现承诺，练勇六千，但“捐项无几，不敢多练”。70这种状况，据说直到郭嵩焘回湘后，方大为改观。
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经费，支绌百端，因议劝捐，曾文正公意难之。（郭）乃以商之益阳周寿山，宁乡廖子城，皆允诺自请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余万金，文正公大喜。黄南坡任铸炮，私设厘局常德，嵩焘以为此筹饷之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即骆秉章，文忠是其谥号），开办通省厘捐。自长江梗塞，淮盐不至，因请借行粤盐，为粤督所持。又请淮盐假道浙江、江西，为浙抚所持。会嵩焘赴援江西，途遇贩盐者，经历贼卡，节节收税。出示所存税单曰：此即厘捐章程也。急寓书湖南开办盐厘，乃稍添设各卡局。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71
郭嵩焘提到的厘捐、盐厘，实即厘金，厘金的征收关系战局甚大，故其来龙去脉，有必要略作交待。所谓厘金，就是在水陆交通要道与贸易集市设卡征收的一种商业税。以银两为单位，其百分之一为厘，这种商税税额一般在百分之一左右，故被称之为厘金。咸丰初年，战乱频仍，朝廷的军费用度极为支绌。而东南财赋之区多沦为战场，村镇残破，百姓流离，正常的生产亦难于维持，故朝廷传统的大宗收入——地丁漕粮大大缩水。中央财政对正规军军费的拨用都难以为继，遑论地方，故地方募勇与武装之经费，全靠自筹。由此，厘金之制，应运而生。
厘金之要点，是取之于商。战乱于农业是坏事，于商业却很可能是个机会。凡战乱地区，因商路阻塞，均会物资匮乏，物价腾贵；但在商人眼中，却都是利市十倍的市场，尽管风险大，也值得一试。故战乱之区，往往众商辐辏，生意兴隆。对于芸芸众生，再艰难也得吃饭穿衣，尤其是人民居家度日的柴米油盐，更是人人不可或缺；对于商家，百分之一的税额很轻，且尽可以将税金打入成本，不患不得厚利。对于官方，厘金虽低，架不住做生意的人多，集腋成裘可获巨款，可派大用。
最初的厘金征收，出自咸丰三年四月，地点在江苏扬州仙女镇，首倡者是雷以。雷以（1805～1884），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御史、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奉天府丞诸职。咸丰二年任太常寺卿，“屡上书陈军事”。三年迁左副都御史，会办河防。扬州失陷后，雷自请募勇防太平军，以刑部侍郎衔帮办军务。后累官江苏布政使、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后回京任光禄寺卿。屯驻扬州仙女镇时，雷“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额，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72
但据郭嵩焘所言，则厘捐非一时一地一人之发明也。雷以开设厘捐，是在咸丰三年六月，73而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也在同年六月。据郭说，他是路遇贩盐者，见到太平军征税后发给他们的税单，才受到启发，去信要湖南开办盐厘的。如此，太平军乃先于清军征厘，而湖南之设卡征厘，亦不必为仿照江苏所为也。但太平军无时不在征战之中，没有稳固的后方，其领地亦随战争之胜负而变动不居，故难于长久地推行这一制度，而清方则不然，战区而外，尚有大片领土，故其得力于厘捐，远过于太平军。
但郭嵩焘的建议似乎并未立见采行。直至次年末，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江苏帮办军务的胜保奏请朝廷在各省推行厘金后，湖南才在咸丰五年四月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以盐法道裕麟总理局务，以郭嵩焘兄弟作为襄办。而曾国藩则于八月奏请在江西试办厘金。74曾国藩在衡州时，并未得厘金之济，其奏折与书信中，也并无厘捐之踪迹可循，筹饷仍是他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75以至于他不得不截留途经湖南押解北上的广东协饷、湖北船饷，用以购造兵船。而劝捐之寥寥，更使他不得已板下一副面孔，开始向湘中之大户“勒捐”，即强制摊派，大户若抵制，则不惜动用拘押的手段，迫使他们捐助军费。首当其冲的，有安福之蒋家、长沙之常家，安化之陶家。76
安化陶家，乃湖南当时颇负时望之名臣陶澍之家。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与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卒于任上，为有清一代名臣。陶家此时主事的是陶澍的独子陶桄，而陶家又结了两家很有名气的亲家。一为曾国藩之京师旧友，现在贵州剿匪的道员胡林翼，胡妻为陶澍之女，因而是陶桄的姐夫；一为曾国藩之新交，意气还算相投的朋友左宗棠，左宗棠曾在陶家坐馆，是陶桄的老师，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桄，兼有老丈人的身份。有了这几层关系，一般人是很难拉下脸来的。可曾国藩一根筋，认准了国难当头，大户理当出钱报效国家的死理，硬是盯住了陶家。况且他奉命带水陆大军一万东征，仅口粮非八万不办，也只有硬下心肠，冷脸勒捐这一条路好走了。陶家只捐一万，而且要分次给付，曾国藩坚决不允，非三万不可。陶家哭穷，曾国藩则指出：“陶文毅（即陶澍，文毅为其谥号）之宦橐，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即李星沅，时李以陕西巡抚兼署陕甘总督，故称其为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即唐鉴，镜丈为尊称）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77骆秉章不以为然，曾国藩驳道：“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苟非帑项万分竭蹙，侍亦岂肯构此大怨？”78甚至左宗棠求情也不行，“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即陶桄，少云为其字）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79
也是在筹饷上，咸丰找到个借口，对曾国藩小示惩戒。先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为饷粮所困的曾国藩，欲以其为表率，带动全省的捐输。于是亲自上疏，请朝廷予以表彰，将杨健入祀乡贤祠。杨健原是个老官僚，道光年间，因“随声附和，年力就衰，降为三品休致”。也就是说，当年杨健是因不称职而降级与被迫退休的，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这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皇帝正想敲打他，于是以他所荐非人，越权上奏为名，大发淫威，说他“所奏荒谬之至”。
（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各省题请乡贤，例由督抚学政核其事实具题。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辄敢专擅入奏，并请特旨允准，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请，迹近要求。……总因见解未充，遇事拘泥，復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词以辩，有“名宦以吏治为衡，乡贤以舆论为断”之语，竟似从祀乡贤，不必问其平日居官若何，所奏更不成话。曾国藩著交部议处。80
部议自然是投皇帝所好，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咸丰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这样国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
此时之曾国藩，刚正不阿，性格之棱角也还没有磨平。本来皇帝交待给他的任务是练勇、造船；提供钱饷主要是巡抚的责任，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饷不足致使军期延误，责任在骆秉章，他大可以袖手旁观，皇帝也不差饿兵不是？但他不这样想，好友江忠源孤军危城，延颈待援；座师吴文镕坐困武昌，也期待他能施以援手。若不能及时赴援，则安徽、湖北相继陷落，大局颓坏，湖南又岂能自保？勒捐，是得罪人的事；为杨家请功，为的也是公事。省府大员不办，他只好自己出头。是他不通事故人情吗？非也；他的焦急，愤懑与无情，乃是其正直与责任心的表现。
还有一事，也可见其正直与责任心。罗泽南是曾国藩敬重的朋友，陶寿玉是曾的门生，且跟在他身边办事。骆秉章就曾氏桂东剿匪之保举奏稿中，将二人列入，示好于他；却又另外添加了四五十人之多，显然，这样做为的是堵曾国藩的嘴。但曾却不吃这一套，复信指称骆氏保举不当，“然桂东之役，渠（指罗泽南）实无功，二十四日到桂，次日即接调回防省之札，二十七日即挈师还省，不见一贼，不履一寨，即请以知县尽先选用，不过优乎？若以其人可任，专折保之可也；若以其功宜录，以江西收复安福一案，保之可也。此案无故超擢，不惟非众心所共服，亦非该教谕（即罗泽南）之所愿。”而陶寿玉于桂东剿匪，“亦无功，临发之际，随夏观察（即夏廷樾）以行，临阵不与，审案无功，而以此特拔。初到之员，遽请加同知衔，不过优乎？此外营求而滥保者，侍不复胪举，以结此无谓之怨也。惟诸案皆侍所经手，而于侍单之外，增添至四五十人之多，未免过于歧异耳。”81骆氏看到此信，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本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却不料曾国藩非但不领情，反而揭破其用心，骆之尴尬、不快可想而知。
现在回过头看其衡阳练兵的成果。经过数月的苦心经营，十二月初，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初具规模。在向老师报告消息时，他透露此军全用乡勇，不用营兵。“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82其水师的规模、营制有一个陆续完善的过程。曾国藩曾自叙创建水师过程如下：
咸丰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时守备成名标自长沙来衡州，始告余以广东快蟹船式、舢板船式，同知褚汝航自桂林来衡州，告余以长龙船式。于是纠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厂于湘潭，共造快蟹四十号。长龙四十号，舢板八十号。快蟹配四十五人，摇桨者廿八人，橹八人。长龙配廿四人，摇桨者十六人，橹四人。舢板配十四人，摇桨者十人。每船柁工一人，头工一人，炮手数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驾者一人，名曰哨官。五年十月，每船于众桨手中，置火弹手数人。于是规模略备。……
余既于癸丑（咸丰三年）冬创造战船，设立水师十营。甲寅（咸丰四年）三月廿八日，以五营击湘潭之贼，以五营击靖港之贼，军士溃败。五月以后，在长沙修复船只，重整规模。六月，克复岳州。七月、闰七月扫荡岳鄂之间江面七百余里。搜剿黄盖、斧头等湖。八月，克复武昌、汉阳。于是水师之规制略定，将卒亦略谙水战之法。83
水师而外，陆勇之最大变化，是他对陆勇的营制与招募遣散方式进行了改革。而之所以锐意改革，是他决心“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84湖南乡勇，最早出自江忠源编练的新宁勇，统称楚勇。楚勇在广西全州蓑衣渡一战成名，此后随江忠源四处征战，俨然劲旅。曾国藩起先也看好楚勇，但不久后发生的事情，使他产生了怀疑。第一件事是，江忠淑带楚勇赴援江西途中，未遇强敌即闻风溃散。
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国藩）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于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譟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85
另一件事是，太平军撤围后，江忠源所部楚勇二千余人拥到江西巡抚衙门求赏闹饷，甚至对江兵戈相向。其中千余人，次日哗散还乡。曾起初不信，后亲见数百人逐队而归，“以是寸心日夜焦虑”，原拟练勇六千交江忠源带领东征的想法也发生了动摇。“若如造谤者之言，万有一实，则勇之不可用，与兵相去亦无几耳。”86于是两人书信往来，讨论兵勇之优劣。江忠源认为，“勇之不可用，其故仍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论目前搏击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忠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促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今日之实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用，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他认为，只要多物色罗泽南、王錱这样的将领统带乡勇，“则收勇之利皆可弭勇之害，而贼不难平矣”。87
曾国藩接受了江的意见，且未雨绸缪，从训练、择将、招募、遣散与营规营制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订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求打造一支全然不同于八旗与绿营的、有纪律和战斗力的军队。下面简略介绍一下他的做法。
首先是训练。清军战斗力之窳弱，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训练，而缺乏训练的军队无异于乌合之众。训练分两个方面，一是练，指军事；一是训，指纪律。“练则武艺稍熟，不使见贼奔溃；训则去讹诈之风，惩骚扰之习，不可不痛加整治。本部堂现在募勇，自辰（上午七～九时）至申（下午三～五时），无刻不练。亲与训诫，有扰民者，立即正法，或可稍解积习之万一。”88
在募勇上，曾国藩坚持宁缺毋滥，尤其注重新勇的素质。他认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故首要的，就是把住招募这一关。他所制定的营规，最前面的两条，一是入募的兵勇，必须造册具保，籍贯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必须登录，做到有案可查；好处是，一可戒绝游民混入，二可详细掌握士卒的情况，聚则易于管束，散则便于遣归，遇有开小差逃亡者，也便于按册查捕。一是入募者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89这样做是取法于戚继光，“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90曾国藩之所以看重农夫，亦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山僻之民多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91有了好素质的兵勇，还要约束以好的营规，共计七则：
禁止洋烟：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处罚后开除）。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
禁止赌博：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一概禁革。
禁止喧哗：平日不许喧哗，临阵不许高声。夜间有梦魇、乱喊乱叫者，本棚之人推醒，各棚不许接声。
禁止奸淫：和奸者责革，强奸者斩决。
禁止谣言：造言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变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张皇贼势，妖言邪说、摇惑人心者斩。
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禁止异服：不许穿用红衣、绿衣、红带、绿带，不许织红辫线，不许扎红绿包巾、印花包巾，不许穿花鞋。92
曾国藩所定营规，寥寥数条，甚为简约，目的是造成一种不尚虚文的风气。“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即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93
此外，他还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为使人人牢记，曾国藩后来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以歌谣的方式要兵勇们背诵牢记，可称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爱民教育素材，也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后来之治军者，均不能出其范围。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94
《爱民歌》而外，曾国藩还撰有此类歌谣多种，多是用以训育乡勇的，范围十分广泛。如《保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等等。其时参军农民多不识字，以这种歌谣形式传授军规与作战要领，便于他们记诵、遵守。他制定的营规，除约束乡勇，防止扰民之外，还有一层爱护陶铸的含意：“吾辈待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95
为了克服绿营兵“兵与兵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的弊端，湘勇的招募，均由统领亲自坐镇，而不假手于他人。曾国藩将之归结为湘军建军之“良法美意”之一。“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96如此，则由统领至兵勇皆由自选，层层递进，每一兵勇与其直接长官，每一级主官与其直接上级，均同乡同里，不仅熟识，而且忠诚，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由私人关系为纽带的军队，只效忠于原招募者，故外来将领难于统带，即使一时统带得了，也难以保证其始终服从与忠诚。这样，湘军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旦某军统帅病故或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如新田县令施济之子施恩实，募新田勇五百随曾国藩东征，恩实病归，曾氏檄唐训方代恩实为将。唐训方是常宁人，不为新田勇所认同。“公（即唐训方）曰：将与兵不习，非计也。乃资遣新田勇，而募常宁勇训练之，命曰训字营。隶罗公（泽南）部下。”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