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
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迁，以一凡庸官僚的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四十二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延续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这部评传，既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也是以真实可信的史料勾勒历史人物，复苏国民记忆的一个尝试。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刘忆江，男，辽宁宽甸县人，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近年从事近代史人物传记及历史小说的写作。著有《袁世凯评传》、《曾国藩评传》及长篇历史小说《汉宫春梦》。
上
序
一、白杨坪曾家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生下了长房长孙。谁也不曾想到，这孩子成年之后，能考中进士，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从世代耕种的农户，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
二、京师居，大不易
京宦十二年，进学修业大有所成，官居二品的侍郎曾国藩，还乡之际，一身旧债，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三、曾剃头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四、衡阳建军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五、靖港之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国藩的东征檄文，表明他已超越了一家一姓皇朝兴衰嬗递的局限，将与太平天国的这场战争视为护卫传统、保卫中华文化之战。
六、东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湘军东征连战连捷，如风卷残云般在十个月内席卷两湖，成为太平军闻之色变的劲敌。其战斗力不仅得益于曾国藩为湘军制定的营制与军事准则，更有赖于战争实践的磨练与成就，这支由农民与书生结合而成的军队，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七、赣江之厄
湘军挟全胜之势，急于求成，大意轻敌，冒进浪战，致使陆师顿兵坚城，水师被截分为二，主客易势。此后两年，湘军于江西陷入被动苦战。饱经忧患的结果是，曾国藩在军事上更为成熟，也更为谨慎了。
八、大转机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史上根本的转折点，诸王头上的神圣光环至此消散，天国中人人同为兄弟姊妹的神话亦在空前血腥的屠杀中破灭。此后的天国，躯壳虽在，但已没有了奋斗目标，在精神上已然死亡。
九、转战安徽
三河之败，使东征战局再生变数，曾、胡携手苦战，于太湖之役遏阻住了太平军的势头，又以天堂奇兵挫败了太平军解围安庆的战略。而杭州的失陷，江南大营的崩溃，使得东南战局的千钧重担，终于压到了曾国藩的肩上。
十、宿松群英
曾胡左李并称中兴四大名臣，而他们四人聚会一堂，在宿松共谋东征大计，乃机缘凑成，仅此一次。宿松之会，坚定了湘军领袖们的意志，统一了认识，对即将到来的困难局面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从而决定了日后军事的走向。
下
十一、祁门之困
湘军兵困祁门，从曾国藩的日记中，我们看到这位外表镇静，指挥若定的大帅，无日不在忧危之中，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感受，实非局外人所能揣度。缺乏心理层面的认知，后人对历史伟人的了解，只能是表面的与肤浅的。
十二、咸丰之死
一场本可以不打，也不应该打的战争，导致了空前的丧权辱国与咸丰皇帝的死亡，由此引发了政局的突变，自强运动乘时崛起，对中国社会之转型，起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改良主义犹如一阵微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在波澜不惊地潜入中国人的生活。
十三、走向覆亡的天国
后期太平军军纪荡然，所到之处，竭泽而渔，掳掠裹胁，大失民心。高层将领迅速腐化，天京解围失败后，太平军军无斗志，开始成建制地向湘军投降。不过十年，太平天国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制度上，都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可救药地走上了覆亡之路。
十四、儒帅风采
战争的胜负，除去民心向背的因素外，双方将帅的军政素质，湘军亦远过于太平军，而将帅的素质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的素质，这其中大帅曾国藩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他言传身教，躬亲垂范，以“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为己任，实践着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
十五、天下无湘不成军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十六、朋僚幕友之间
曾国藩重情谊，但也偶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他知人善任，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其幕府犹如一高等学塾，学术气氛浓厚，颇能收教学相长之效。
十七、大功克成之际（上）
坐困愁城的洪秀全绝望而死后，天京陷落，门徒们各作鸟兽散，而在其愚民洗脑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幼天王，被俘后大骂“长毛贼”，向敌人摇尾乞怜的行径，为太平天国的灭亡，添写了一个黑色幽默的结尾。
十八、大功克成之际（下）
太平天国引发的战乱，是举世罕见的一场浩劫。面对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局面，曾国藩奏请裁撤湘军，减免地方赋税，努力为百姓的休养生息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而他激流勇退，优游林下的愿望，却因中原军事态势的逆转而化作了泡影。
十九、北上剿捻
捻子兴衰起伏的历史与曾国藩治捻之策。曾国藩虽半途而退，未能蒇其全功，但捻子最终还是亡于他“以有定之兵，治无定之贼”的战略。
二十、教案与洋务
在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遭遇了天津教案。他实事求是，确定了委曲求全，绝不与洋人开衅的办案方针。在当时情绪化的社会中，他承受着极大的误解与压力，但秉持理性与谈判解决的立场不变。曾国藩是自强运动的支持者与带头人，但他对洋务的认识，只局限于器物方面，为的是师夷长技，仍不脱一个农业社会中士大夫的眼界。
二十一、风中残烛
曾国藩晚年老病缠身，犹如风中的残烛，随时有可能熄灭。而其道德文章，已臻于大儒之境界。百年以下，曾国藩肉身虽朽，冢墓丘墟，而其功在中华，遗爱在民，为后人誉为“三不朽”之完人，其嘉言懿行已内化于我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复兴中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附录：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
跋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读书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国藩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坊间有关他的各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国藩被视为反动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传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泛政治化的流风遗韵尚在，斯时出版的曾氏传记，仍以阶级斗争史观裁判历史人物，其内容与结论可想而知。之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华，书商们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涂抹，塞进了不少望风捕影的私货，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看待他同太平天国的那场殊死战争，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何在？十几年来，没有一部详实、真切的曾氏传记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所以编辑约稿时，笔者略费踌躇，便选定为曾国藩写一部评传。
笔者撰述此书的宗旨，第一是真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说话，用同时代的、可信的公私文献说话。当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历史人物无法完全复原，能够近似地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就很不错了。为此，书稿不吝大量引证史料，虽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力求言出有据，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学才识四者的统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为重要。作者对自己所表述的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时不时地做一下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若处在传主当时的情势下，会当如何？如此，才能真正进入你写的那个人的生活、思想乃至于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相通。抱着这种心态读古人之书，就仿佛同一位位严肃而睿智的先贤对话，进而对你所写的时代、社会与人物获得更为贴切的认识。
真实而外，再就是评论了。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说是评传，譬如《史记》每篇传记之后的“太史公曰”，《汉书》每篇之后的“赞曰”，都是评传之一种。后来官修史书，也难脱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带有评传性质。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之人，行文走笔之际，感情不可能不灌注于笔端，读太史公、班孟坚的书，沉郁而又饱含激情的文字下面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动并激励着一代代读者，古人甚至有以《汉书》佐酒者，历史由是展示着自己的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如此，历史并非客观、真实二词所能包揽，历史的撰述，亦应饱蘸激情的笔墨，给读者以感动。当然，激情中仍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判断，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太史公树立的这个传统，应为良史之标准，史家之圭臬。
写曾国藩些什么，当然是这个人。就时代情势而论，曾国藩的处境类同于孔夫子，孔夫子生当“礼崩乐坏”的衰世，他四处奔走，呼吁君主们克己复礼，维护礼制与传统价值。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四处碰壁，皇皇如丧家之犬，其志可钦，其情可悯，其不遇可悲。他只能通过课读，向弟子们传授他的理念，虽赍志以终，但数百年后，其学说被定于一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大成功者。曾国藩亦遭逢大乱，以一介书生出任艰巨，艰难竭蹶，力撑危局，最终敉平大乱，再造中兴。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运，在文化理念上，他也无愧于孔夫子的传人，是位真正的儒者。生当衰世，他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坚执理念，躬亲实践，最终实现自我，成就为一代伟人。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杰，他们厕身官场，虽也不能不过科举这道门槛，可他们的学问、思想、理念，皆得自对儒家经典的刻苦研读，故其为官，皆抱有社稷苍生的大关怀。他们一代代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天祥诗中所阐扬的那种沛乎于天地苍冥之间的浩然正气，生生不息，涵养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生机。笔者在阅读与撰述曾国藩的过程中，每每能感受到这股正气的激荡，心胸如洗之际，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学说能为历代精英所崇奉，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必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必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的普适性价值。余英时先生称之为道1，李幼蒸先生则定义其为“仁学”2。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讨论很热，纷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谋出路。最近刘军宁等又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它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3。笔者在叙述曾国藩的思想时，也曾涉及到普世价值的问题，如恕道，故亦愿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人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保守主义的，如赛西尔所言，人之心灵具有天然的守旧倾向，依赖经验，厌恶变化，这源于他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怀疑，因为未知事物意味着不确定性，从而具有风险。故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譬如孔夫子动辄颂扬三代，亟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而其《论语》中的思想则全然不同于三代。又如宪政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4，但却由此开启了后世宪政的先河。所以，先不忙高扬什么自由主义，而要为保守主义正名，保守主义珍视传统与经过验证的基本价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张渐进改良，是有效防止激进主义把社会引向灾难的制动器。也先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出什么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站到了前贤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先驱，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国故，为什么？若漠视国故，直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然证明，非邯郸学步，即淮橘成枳。文化废墟上复兴不了文艺，也出不了大师，因为缺失自身的思想资源。帝王们为了统治而利用儒学，但彼儒学非此儒学，与学者无关。所以要紧的不是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读通我们自己古典大师们的原著，把为非普世价值颠倒了的是非恢复过来，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学。儒学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志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功能。研究，读通原著，揭示出其中的普适性价值，立足本土，方可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打好基础。既是普适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无所谓移植，无所谓扎根。
这部评传，就是读原著，读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有更多的历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于公正的对待，泛政治化的阴霾散去，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才会有健全的心智与正常的思维，坦然面对世界，面对过去与未来。
是为序。
刘忆江
丁亥正月于北京
注释
1参见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荣获克鲁格奖所致答谢辞》。
2参见李幼蒸：《论语——我的第一书》。
3参见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4休·赛西尔：《保守主义》第二章，商务版，第13页。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生下了长房长孙。谁也不曾想到，这孩子成年之后，能考中进士，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从世代耕种的农户，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
湖南湘乡县，清代隶于长沙府。湘乡县城西南一百多里之外，有处被称作荷塘都大界里1的地方（即今双峰县荷叶镇）。荷塘地接南岳衡山的北麓，绵延起伏的低山丘陵中，环抱着众多平坝，当地称之为坪。其中有一处叫作白杨坪的村中，住着一户曾姓人家。
曾家祖籍江西，元末迁徙至湖南衡阳，清初，又迁至湘乡。数百年来曾家一直务农为生，从无以读书、功名而发达者。康乾之际，曾家有名曾应贞者，字元吉，治产有方，“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2曾家由此富裕，故后人都尊称他为元吉公。元吉公晚年，将家产分与诸子，其次子名曾辅臣，三传到了孙子曾麟书这一辈，曾家总算有了个读书人。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22岁的童生3曾麟书的长子出生，这孩子自幼沉静，极少啼哭，曾家为他起名子城，小名宽一。他就是日后光耀门楣，名重中华的曾国藩。
曾家此时还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国藩6岁时，曾祖父竟希公去世。传统上，农村的大家庭一俟老人去世，儿子们多会自立门户，曾家也不例外。自给自足的农户，一旦分家析产，再殷实的人家也会家道中落。曾家的良田都被长房分去了，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分到了白杨坪的老宅与百余亩薄田，随着家口的增多，曾家这一支，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了。4
曾玉屏，字星冈，后人都尊称他为星冈公。星冈公是个极有个性之人，“声如洪钟，见者惮摄；而温良博爱，物无不尽之情”，“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邻里纷争，往往居间排解；村里桥梁道路废坏者，随时修葺；遇鳏寡孤独衰病无告者，则量力帮助。5星冈公热心于乡党邻里之事，在家中却是个严厉专断的家长：“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于佳时节令，尤为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6
中国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唯此，可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读史者，对古人家庭、亲友与成长之环境，须加以留意。曾国藩自幼及长，在星冈公身边生活了二十七年，祖父的为人行事，对其人格个性的形成，影响至大。所以对这个人，这里要多落些笔墨。
星冈公于乡党急公好义，于家人不苟言笑，颇有几分儒者气象。可年轻时的他，却一度是个浪荡子呢。曾国藩为乃祖父作的墓表中，曾记录了星冈公自道其幡然改过之事：
吾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步）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畦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巅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7
人谚：浪子回头金不换，星冈公由游惰一变而为勤劳。在曾国藩笔下，于辛勤劳作之中，他还颇能领悟农家之乐。星冈公又有一乡人少有的特质，喜欢接近读书人，这恐怕也是他宁可供儿孙读书科考，也不要他们在家务农的原因。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尘音，常愿通才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8
星冈公的治家之道，后来被国藩归纳为“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9曾国藩于此十分自豪，在其家书中，屡屡以八字诀为圭臬，告诫子弟们要谨守家规。“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实行之。”10
传统社会中，家风构成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其影响往往会贯彻终生。如曾氏后裔曾约农所言：“欲领会文正公一生修齐治平之绩者，宜先了解其家世及祖传孝友礼让之风，方知其由来有自。”11这种影响的痕迹，散见于曾国藩遗留下来的大量家信中，可说比比皆是。这里摘录若干，以略窥曾氏家风之一斑。
譬如说勤。“吾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12曾国藩做了翰林后，星冈公已年逾花甲，“犹亲自种菜收粪”。13有一则轶事，记曾国藩如何养成早起习惯：
文正生平，不肯迟起，盖自幼而已然。方十余岁时，读书乡间，严立课程，限定黎明而起。然往往瞌睡未足，不知红日已三竿矣。公苦自克制，然终无法与睡魔为敌。于是乃思得一策，以与之抵抗。于床前置一铜盆，又以线系秤锤，悬于铜盆之上，更点香一支，系于线上，与线交叉作十字形。其香点至交叉处，则线断锤落，铜盆铿然作声，公乃一惊而醒。每晨如是，行之一月，已成习惯，无声自惊，不惊自醒。自此早起之习，至老不改。后辄与人言及，犹津津自道其往事云。按公在当时，中国尚无钟表，故公用此法以警觉也。14
又譬如说俭。“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15
又如淡泊自守。“记得已亥（道光十九年）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曾国藩小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16竹亭公谨守父训，从不将家中的困难告诉国藩，“公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17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四日家信中，竹亭公告诉他，过年的家用有余，上年债务的利息也已还清。其实，曾家这些年的的欠债，已积有千两之多。之所以瞒着他，为的是让他能安心读书做事。18曾氏晚年曾道及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常忆辛丑年假归，闻祖考（即星冈公）语先考曰：某人（即曾国藩）为官，我家中宜照旧过日，勿问伊取助也。吾闻训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19
再如谦谨。“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训）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20
再如倔强。“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21“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22
再如厚重。“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23
甚至于星冈公手种的蔬菜，国藩都觉得更有味道。“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今则加以肉汤，而味尚不逮于昔时。”24
祖父星冈公而外，曾家予国藩影响最大的就是父亲曾麟书了。星冈公有三子，麟书是长子，次子名曾上台，20多岁时早夭，幼子名曾骥云。麟书字竹亭，后人尊称其为竹亭公。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年间，从无出过一个秀才，星冈公深以为耻，故对这个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可天公不作美，麟书积苦力学，却屡试不第，大半辈子精力都花在了应试上。星冈公失望之余，把一肚子怒气都发泄在了儿子身上，“往往稠人广众，壮声喝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诘数衍尤，封翁屏气负墙，踧踖25徐进，愉色如初。”26久困于屋场的麟书，却偏有一股韧劲，屡试屡挫，屡挫屡试，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父亲）平生困苦于学，课徒授业者盖二十有余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尝曰：“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府君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补县学生员。府君于是年四十有三，应小试者十七役矣。27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等级：童试，乡试，会试。童试三年两试，考中者为生员（即秀才），考中秀才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试，又称大比，由于在秋季举行，亦称秋闱。乡试考中者称举人，考中举人者就有了做官或进一步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试，于乡试的次年春季在京师举行，故称春闱。会试考中者就是进士，再经朝考后，成绩优秀者位列三甲，进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称为庶吉士，散馆后留院者便成为翰林学士，朝考及散馆落选者则授予京城或地方的官职、教职。乡、会试又有恩科，是逢朝廷庆典，由皇帝特旨举办。又有副榜与贡生的名目，副榜是乡试成绩优秀，却因名额限制而未能录取的秀才，贡生则是品学兼优，由地方保送到京师深造的秀才。二者均可入国子监肄业，并有参加乡会试之资格。
童试又称小考或小试，虽是最初级的考试，却是科举进身之阶，绝不容易。要想从童生进为秀才，要经过三关：县试，府试，院试。县试由知县主持，每日一场，要连试五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县试通过者方可参加府试，府试由县上一级的知府主持，内容与县试略同。府试录取者还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学政由皇帝钦派，一任三年，负责为朝廷甄拔人才，主持各省的科考事宜。院试是童试中最为关键的考试，这次考试通过后，童生们不仅能获取秀才的功名，还可以进入府县学官，享受公家的钱粮补贴（廪饩），安心读书，奠定仕途的基础。
童生在通过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前，什么也不是，顶多算个读书人，在村塾或家塾中教教书，混口饭吃。有不少人终生应试不辍，须发皆白，儿孙满堂，却仍不过是个老童生，可笑可悯。所以当时有人做了副嘲弄他们的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
麟书从十几岁考到四十多岁，膝下儿女成群，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童生。曾国藩长成后，亦随父赴考，“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白杨坪通往县城一百二三十里的路上，时常可见这一老一少踽踽而行的身影。功夫不负苦心人，道光十二年，在历经十六次失败之后，竹亭公终于以府试案首28的成绩进入了湘乡县学，获得了生员的资格。这一年，竹亭公已年逾不惑，而长子曾国藩，也已经是一个22岁的青年了。
曾国藩的运气要好得多，他先后参加了七次小试，于父亲进学的次年（道光十三年）童试过关，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并于当年娶妻成了家。或许是欧阳夫人带来了帮夫运，转过年来，曾国藩首赴乡试，竟一举中式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于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入都，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曾家几百年来才出了这么个举人，可称是破天荒，星冈公与竹亭公自然大喜过望，多年来的渴望，看来就要在曾国藩身上实现了。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国藩不售，由于次年（丙申）还要举办恩科，为免于往来奔波，曾国藩遂留住京师的长沙会馆读书一年。长安居，大不易，供儿子在京城读书，一年没有百十两银子应付不下来。以曾家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境，实在是很重的负担，可星冈公与竹亭公硬是扛了下来。
丙申（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可这一年他没有白过，京师人文荟萃，使他眼界大开，在学问上也开始脱出八股制艺的窠臼。“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辞自此始。”29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途中去拜访了时任雎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30“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贷百金”。31之后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廿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
两考不中，又借了那么一大笔钱买书，回到家中，曾国藩见到父亲与祖父，心里一定杌陧不安。不想“竹亭公问所自来，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几一年。”32正是由于京师与居家的两年苦读，“泛览百家”，拓展了曾国藩的眼界与见识，他的学识方能超越八股，进入到更高的境界，为下一年的会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廿三史》，绝对是个异数。而乃父肯代还其书债，足见竹亭公虽然只是个村塾先生，却绝非三家村的腐儒。在曾国藩记忆中，父亲教书育人，“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33譬如，星冈公发怒时，“举家耸惧，府君（即曾麟书，府君为子女对父亲的尊称）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34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星冈公中风偏瘫，不良于行，非但生活不能自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有所需求，只能以目光表情示之。大小便频数，一夜六七起乃至十余起，全靠儿孙们侍奉，其中竹亭公出力最多。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竹亭公侍奉汤药起居始终如一。星冈公一病三载，“府君未尝得一（日）安枕，愈久而弥敬。是时，府君年六十矣。”35
星冈公病倒后，曾麟书方得以主持家政，此后人们看到的，再不是那个在严父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儿子，而是个知书明理，外圆内方，不怒而威的家长。笔者观其家书，文字洗练，见识通达，内蕴方正之气。每每于儿子事业不顺，颓然彷徨之际，予以教诫鼓励，实在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曾国藩久宦京师，公事缠身，债台高筑，每每废然思返，流露出告假归家奉养老亲之意。竹亭公则每每嘱其以国事为重，不必挂念家事。“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36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竹亭公得讯，于家书中谆谆嘱咐道：“官阶既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37
随着曾国藩的仕途腾达，曾家门第亦发生巨变，由耕读为生的农户一变而为当地的士绅望族，求曾家办事的亲友也多了起来。曾国藩极不愿自家人借势武断乡曲，堕入劣绅一流，每每于家书中劝诫家人不可干预地方公事。竹亭公深明此意，五年不进城。道光三十年十月，朱孙诒调任湘乡知县，将征收粮赋之事委托给各乡绅士办理，以杜绝胥吏浮收滥取、侵渔中饱之弊。此举大得人心，竹亭公亦积极参与，但也仅限于公事。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在家信中，竹亭公一再言明自己出头只为县令是清官，兴利除弊，理应助一臂之力。而“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毕后，余仍杜门不出，课子孙，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38
咸丰元年，曾国藩为儿子纪泽择配，聘同乡贺长龄之女为偶。两家即将正式订亲之际，曾国藩忽然致信家中，颇有退约悔婚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京城人家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庶之分。欧阳夫人打探到贺家女儿是庶出，意欲别择。可由两家当时的运势来看，则曾国藩或有难于启齿的想法。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累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后因处置云南回乱不力，被朝廷斥为庸懦，降职，道光二十七年托病还乡，后又因回乱之事被追论撤职，且于一年前病故。与这样一个家世没落了的人家联姻，仕途光明的曾国藩难免会心存瞻顾。
可竹亭公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儿子言不由衷，所谓儿媳嫌贺家女儿庶出云云，“此尔饰非之词也”。之后便规以大义：“予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39又举胡林翼娶陶澍庶出之女为例，无非告诫儿子，英雄不论出身，为人行事，不可以势利决定取舍。之后戒其毋听妇人之言，“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夫者，扶人伦也。冢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知，勿长骄矜之气习。”40再凛然责之以诚信：“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41由这件事情，可看出竹亭公待人诚信，不趋慕势利的品格。
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奔母丧归乡，本打算在家守制。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敦守理学的他，决意坚辞不就，并已写好了辞谢的奏折与致巡抚的信件，正待发出。适逢好友郭嵩焘连夜赶到，劝他出山应命，曾国藩执意不可。“（嵩焘）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麟书），召语文正公（即国藩），以嵩焘之言为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42可见，在曾国藩墨绖从戎这件事上，竹亭公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出山后，65岁的竹亭公自撰一联，以明心志：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看似优游豁达，其实儿子带兵出征，竹亭公不能不担着一份心，对曾国藩的行军作战时有建议。这些书信没有流传下来，可从曾国藩的家书中，还是可以略窥端倪。如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竹亭公提出军营吃饭宜早，扎营宜坚，用兵不可分散，对敌宜讲求阵法，严查形迹可疑之人等数条建议，一一做了回复。43其中起早，深沟坚垒，严查间谍等项，也确实成为日后湘军作战的准则。
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与太平军初次交手，兵败靖港，愤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竹亭公接到儿子事先寄回的遗嘱，“寓书长沙，饬公有云：吾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意谓：死在哪里都是死得其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闻者肃然起敬。”44竹亭公之胸怀凛然，实大有过人之处。
又如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在武昌伤重阵亡，两湖震动。竹亭公得知曾国藩在江西的孤危处境，迅即派其弟曾国华北上武昌，一为吊唁罗泽南，一为恳求胡林翼速派兵救援江西，给与儿子很大的助力。45
竹亭公所说的“半读半耕”的家风，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子弟外出做官，父老谨守田园。为官者为国宣劳，年事渐高或仕途失意之际，告老或托病还乡，又送下一代子孙赴考出仕，一代代循环往复，传承了上千年。进，可以干禄；退，可以自养。这种植根于乡土，以耕读持家的方式，其实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现实缩影。
祖父、父亲而外，祖母与母亲之勤俭持家，也是曾氏家风构成的要素。祖母王太夫人的为人，国藩称之为“孝恭雍穆”。孝恭者，指王夫人待公婆以孝，处夫君家人以敬，“虔侍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悚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而雍穆者，指持家大度而和睦，“娣姒（即妯娌）钦其所为，自酒浆缝纫以至礼宾承祭，经纪百端，曲有仪法。……年逾七十，犹检校内政，丝粟不遗。其于子妇孙曾，群从外姻，童幼仆妪，皆思有惠逮之。权量多寡，物薄而意长，阅时而再施。”46母亲江太夫人，主持家政后，一秉王太夫人之风。“事舅姑（即公婆）四十余年，爨47（即生火做饭）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寸布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太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抑或谐语以解劬苦。”48看得出来，老太太是个倔强而乐观的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49曾国藩在要强与谐谑上，禀赋了母亲的气质。而祖母、母亲勤俭持家的作风，后来亦一如既往地在曾国藩家的女眷中传承了下去。
说过家庭环境，再来看自然环境。古人有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说，寓意山川灵秀之所聚，往往会使当地人才辈出。湖南所在的位置，在古楚国之南，因称南楚。“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50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51长沙古称湘州，而“湘州之奥，人丰土闲，人多纯朴，士少宦情”。及至近代，“土风纯古，恬于世利，其俗多慷慨尚节，而耻为不义。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故虽无甚富，亦无甚贫。”52而“元气之融结为山川，山川之秀丽称衡湘，其烝为云霓，其生为杞梓。人居其间得之为俊杰。”53湘乡地处衡山北麓，涟水之滨，群丘环抱中的
坪坝，犹如一颗颗绿色的珍珠，望之令人心旷神怡。灵气所钟，因缘时会，咸同之际，湘军闻名于天下，湘乡英杰辈出，一时宿将，皆以仁勇为士卒所亲附，出
将入相，位列封疆者，指不胜屈。古代有关中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然而将才如湘乡这般集一时之盛者，罕有其匹。后来曾国藩论及此事，自豪之情亦溢于言表，“盖武功之懋，非他州县可望而及。秦汉称山西出将，考之安定、天水、陇西诸郡，曾不能敌今日之一县，可谓盛哉！”54
曾家所在的荷塘都，现已划归双峰县荷叶镇。双峰县于1952年自湘乡划出，县治亦由湘乡迁至永丰市，所以此双峰已不是彼湘乡，而县中所谓的“曾国藩故居”，即富厚堂的侯府，曾国藩非但一天没有住过，而且一眼没有看到过，实在是名不副实。在这里住过的是欧阳夫人与曾国藩的儿女们，所以称作“曾氏故居”，方名副其实。为求历史真实，不能不于此略加辩正。
曾国藩居住过的“故居”，在家乡只有两处。一处是他的诞生地，也就是白杨坪老宅，后称白玉堂，在今荷叶镇天坪村。据称，白玉堂老宅三进两横，六个天井，计四十八间房。房为砖木结构，青砖黑瓦，双层飞檐，粉壁墨画，颇为壮观，残留至今者约三分之一，家塾“利见斋”保存则较为完整。另一处是下腰里的新宅，后称黄金堂，在白杨坪老屋西面十二里处的良江村。星冈公去世后，曾麟书与其弟曾骥云（字高轩）分居，故建腰里新屋，咸丰元年十一月迁居。55咸丰二年与七年，曾国藩奔父母之丧，就是在这里居丧守制的。比起白杨坪，他在新屋住过的时间很短，但家眷居住的时间很长。据称，黄金堂的建筑结构与白玉堂相仿，也是三进两横的青砖瓦房，可时至今日，已是故园丘墟，只有宅前的半月形池塘依旧。除门前的石基与一壁残墙，整个院落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些朝向不一的民房。56
其实，白玉堂与黄金堂初无此名，而是曾家发达后新起的名称，时间当在咸丰二年新旧两宅扩建增葺之后。57曾国藩跻身的翰苑，历来被视为清要之地，所谓玉堂金马，前程远大。曾家以此名居，不无炫耀之意。两堂的名称与建筑规模都是曾家发达后所为，绝非早年小康之家的气象。白杨坪的老屋，与良江村的新宅，原来都是一进两横的农舍，而且很可能如韶山毛氏故居一样，是土坯为墙，茅草苫顶的普通民居。这可由曾国藩的诗句“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58中，略窥一斑。
据当地人介绍，白杨坪老屋当初并无“堂”可言，然而其地势形胜，却颇为可观。“此地三面是高山，出口处有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有一小团山”，老屋就坐落于高嵋山的龙脉上。59中国古代堪舆之学，称山脉为来龙，平地为明堂，老屋坐于龙脉，前有坪坝，四周青山屏蔽，是风水学上所谓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佳地。曾国藩自出生直到出仕，整个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生长于斯，其身心必深受这种质朴自然环境的陶冶。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60
从青年时代的诗中，可以感受到曾国藩浓浓的乡土之情，即便在身居高位后，他依然不能忘情于故乡。同治四年四月，诏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以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留在金陵的欧阳夫人不愿回黄金堂，拟携儿女暂住长沙。曾国藩则执意乡居，为的是保持住俭朴的家风。“仕宦之家，往往贪恋外省，轻弃其乡，目前之快意甚少，将来之受累甚大。吾家宜立矫此弊。”61欧阳夫人不愿回乡，并非贪恋城市繁华，而是认为黄金堂不吉利。儿媳贺氏（即前面提到过的贺长龄之女）在此难产而死，贺夫人之母亦死于此，屋前的池塘，还溺死过人。62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致信长子纪泽，要他回乡一趟，与叔父们商量，择地另建新居。
黄金堂之屋，尔母素不以为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择一处为妥。余意不愿在长沙住，以风俗奢靡，一家不能独俭。……泽儿回湘与两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觅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63
又致信国潢、国荃二弟：
令纪泽先回湘乡禀商两弟，觅一妥屋，修葺就绪，再缄告金陵，全眷回籍，庶几有条不紊。请两弟先为筹度一处，以不须新造者为妙。64
曾国藩考虑的几处地点，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几处老屋，其中只有富坨村一处，是曾国荃名下的产业。大哥要觅一处养老之地，国荃自然当仁不让，痛快地将富坨的宅子兑与乃兄，还附赠了百余亩田地。这就是富厚堂侯府的由来。
当年（同治五年）年底，曾国荃补调湖北巡抚，富坨新宅的修建，便由曾国潢一肩承当了。兄长为国之重臣，一日衣锦还乡，曾氏阖族与有荣焉。所以这位老弟办起这件事来劲头十足，务必要体现“侯府”之堂皇与威严，若非曾国藩一再告诫要俭省，还不知会搞成什么局面。
但就是省，也还是花掉了七千串大钱（约合三千五百两银子），其中曾国潢自己还帮补了一千余两。以至曾国藩闻讯后惊呼：“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特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65又在日记中痛自反省道：“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66
欧阳夫人携带子女，于同治五年十一月搬入富坨新居，当时还没有富厚堂这个名字，而是以曾国藩的家训名之为“八本堂”。67后来曾纪泽以《后汉书》中“富厚如之”，更名为富厚堂。侯府大院坐西朝东，位于低矮而树木繁茂的鳌鱼山凹内，如同坐于圈椅之中。门前挖有一半月形荷塘，四面是开阔的稻田，涓水自堂前缓缓流过，向东汇入湘江。
富厚堂占地约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九千余平方米，正门上悬“毅勇侯第”朱底金字牌匾，从门厅绕过影壁，是座八百平米的大院，有石砌甬道直通前厅八本堂，中厅设有供奉祖先神位的祭台，后厅是欧阳夫人与纪泽、纪鸿夫妇的居室。此外还有求阙斋（家塾）、思云馆、藏书楼等多处建筑，各以回廊相连。其中藏书楼藏书三十万卷，收藏之富，可与清代四大藏书楼（分别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相媲美。
遗憾的是，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个宅院没能等到它一心归老田园的主人，在历经百余年风雨沧桑后，成为后人凭吊曾氏的去处。此为后话，我们还是回到曾家的话题上来。
曾国藩在家读书时，先后交下了两位意气相投的好友，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一为刘蓉，一为郭嵩焘。刘蓉（1815～1873），字孟容，号霞仙，与曾国藩同邑。此人“少负奇气，能文不事科举”。“性沉毅而阔达开朗，倾诚与人，一无隐饰。”68两人相识于道光十三年（癸巳），时刘蓉18岁，曾国藩23岁，都就读于家塾，故为布衣之交。69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湘阴人。道光十五年与刘蓉相识于岳麓书院，一见而成莫逆。曾国藩赴京师会试落第归来，刘蓉与郭嵩焘适在长沙，曾国藩因刘蓉与嵩焘相交，旧雨新知，切磋诗文，情好弥笃。“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70
道光十七年末，闭门读书一年的曾国藩，再次公车北上，赴来年春天的会试。可此番北上，曾家已拮据到极点，不得不向族人开口。“公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苦寒者，无以逾公矣！”71缗者，串铜钱之线绳，一缗即一串，每串一千文，三十二缗仅合约十六两银子。俗话说穷家富路，湘乡到北京，迢迢数千里之遥，要走两个月，靠着这么点钱，一路上之清苦，可想而知。但穷归穷，曾国藩却信心十足。泛览百家使他充实，其学业已大有进境。行前他去刘蓉家道别，表现出极大的自信，“伯涵（曾国藩字伯涵）方锐意功名，意气自豪。”72果然，此番春闱，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接下来的复试，名列一等；殿试名次较低，为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如果仅止于此，曾国藩很可能入不了翰林院，而是被用为县令或小京官。可他的运气出奇地好，传胪后，朝考73一跃而为一等第三名，卷子呈到御前，又被皇帝拔置为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后留馆为庶吉士，文曲星终于落到了几百年没有过读书人的曾家，玉堂金马之想，即将成为现实了。
跻身翰苑的曾国藩，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们无从揣测，但踌躇满志，修身励志，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应该是有的。不然，他不会将名字改为国藩（之前名为子城），国藩者，为国屏藩也。他自订了读书深造的课程，并“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时有论述，不以示人。”74庶吉士每月有四两多银子的廪饩（补贴），可在京师不足于用，于是八月请假出都，十二月抵家，又开始了家居读书的生活。
此番回乡，虽不能说是衣锦荣归，可气象已是大不同于往昔。旧时称中进士为登龙门，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曾国藩荣膺乡里，非但同族亲友踵门称贺，四乡有身份的人家乃至地方官员，都以与这个新科进士、未来的翰林交往为荣。功课之余，曾国藩四出远足，先后赴衡阳、耒阳、永兴、清泉、邵阳等处访亲探友，所到之处，求字，求诗，求文者所在皆有，县府长官则酒宴相接，由此而得的润笔、程仪与馈赠，不仅还清了赴考时欠下的债务，还有富裕，可供再赴京城之用。
但曾家也遇到了不幸之事。道光十九年正月，湘乡流行天花，曾国藩的长子祯第与满妹75种痘染病，不过数日，眼睁睁看着亲人不治身亡，全家人束手无策，曾国藩深受刺激，之后方有四出远足之举，访亲探友是一方面，也有借此排遣心中悲恸郁闷的用意。
光阴荏苒，很快又届临散馆之年。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于次子纪泽降生的当日启程赴京。父亲与叔父一直送到长沙，改由水路北上。曾父甚至雇船追送到了长沙以北五十里的紫金湾，可见对儿子期望之殷。泛舟湘江之际，曾国藩南望家山，心中充满志在必得的豪情。可无论竹亭公还是曾国藩，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此番京师羁旅，一去就是十二年。
京宦十二年，进学修业大有所成，官居二品的侍郎曾国藩，还乡之际，一身旧债，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离家北返，次年正月廿八日抵京，初寓长沙会馆，二月初一日转寓南横街千佛庵，赁屋四间，每月租金四千文（约合当时银价二两）。四月散馆，曾氏名列二等第十九名，引见后授职为翰林院检讨。位列翰苑，虽清而不要，但前程远大，由此开始了他十数年的京宦生涯。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可“长安居大不易”的感觉，也肯定是有的。
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官，岁俸不过四十五两银子，外加月费银（又称公费银）一两半，全年的收入不过六十三两，只比在馆学习时的廪饩1略多。此时他只是个刚刚肄业的新人，资望全无，京官们年节三敬的外快，他根本指望不上。只能靠着微薄的俸禄和全年四十五斛的俸米度日。2清代一斛合五十升，每升约折合一千毫升，俸粮应该是够吃的，可用钱上要紧得多。就按初到京城时的房租计算，月租四千文约合纹银二两，全年二十四两。开去房租，曾国藩手头可用的银钱只有三十九两，平均每月不过三两多。当年十月，父亲竹亭公携曾国藩妻欧阳氏、子纪泽，弟国荃入都，一下子添了四口人，居家用度，手头之拮据，日子之清苦，可想而知。
从曾氏家书中，其经济上的拮据可以略窥一斑。曾氏授职翰林院检讨后，有了份固定的俸禄，可转过年来，在给祖父星冈公的家信中，已流露了危机感：“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3在给父亲的信中则云：“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有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4
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所在，清而不要，俸禄虽低，可前程看好。日后一旦起用，外放为府道，内用为京卿，往往不几年即可擢至方面或京堂大员。债权人不担心收不回钱来，自然不会逼债。俸禄、借贷而外，京官们的额外收入尚有年节三敬，是地方官员用以拉关系，联络感情的赠银，多少取决于双方的地位与关系。曾国藩此时乃官场新人，资望全无，所以他所寄予希望的“炭资”（即炭敬），不啻为画饼充饥。
六月，曾氏有了一项可供挹注的财源。身为乡党的他，接手了长沙府会馆的财务。会馆每月有大钱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而“此项例听经管人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5有了这笔可以暂时挪借的钱，他的境况大有改善。到了八月，曾国藩迁居绳匠胡同（今宣武门外菜市口胡同），居所宽敞了许多，可房租也增至月二十千（相当于十两）。所以到了年关，他还是得借贷五十两，加上挪借会馆的六十千钱，当年还是背了八十两银子的债务。
下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光景仍不乐观。四月，债务已增加到二百两，而九弟曾国荃返乡的数十两川资，自然要由他筹借。冬天虽有了五十两炭敬收入，可收不抵支，饥荒越拉越大，曾国藩在年终家信中不由感叹：“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渐紧矣。”6曾国藩这里所说的“得差”，指的是外放学差。近人何刚德《春明梦录》中对此有一则说明：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即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试）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7
次年，曾国藩迎来了仕途上的转折。三月大考詹翰，一百二十七人中，他名列二等第一名（一等仅五人，故曾国藩实是第六名），授任翰林院侍讲，连升四级。此番大考名列前茅，是其仕途转折的一大关键，引见时皇帝对他印象深刻。到了五月，他终于得到了为所有翰林期盼的外差，出任当年四川乡试的主考。这也就意味着，四川本届正副两榜七十四名举人都是他的门生，门生于座主，例有馈送，所以这一趟外差下来，曾国藩得银千两，大大纾缓了他的窘困。“四川差竣，得俸千金寄家，为馈遗族姻之用。”8六百两为家中完债零用，四百两馈赠亲戚。居官四年，难得接济家用，奉老人甘旨。9国荃还乡时，他只能捎回区区十两银子，作为“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10这一千两银子，终于成就了他孝敬父祖，周济亲友的夙愿。“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11其心情之快乐与舒畅，可以想见。
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岁俸增加了十几两，可曾家吃饭的人也添了许多。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到了进学的年纪，要立家塾，请先生；亲友外加男女仆妇，“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实为可怕。”12添丁进口，房子也不够住，于是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住房二十八间，月租三十串京钱（约合十五两银子）。身份高了，出门以马车代步，起初雇车，自七月起，自养车马，每年须花费上百两银子。年底补转侍读，但品级相同，还是从五品。次年，两个兄弟国潢、国华联袂进京求学，衣食住行及学习考试的费用，作为大哥的他，自然要全力负担。这样，曾国藩的家累仍很重。
转过年来（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仕途上仍是顺风顺水。三月派任会试同考官，五月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即转补为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自古为辅佐储君的衙门，清代自雍正以后不立太子，所以詹事府的职任成了闲曹。“诸官毫无所事，不过如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13左右庶子均为正五品，年俸增加不到六两银子，可却是仕途中极为关键的升转站，到了这个位置，意味着高层的大门就要对他敞开了。年底，他被补任为日讲起居注官，同时直文渊阁事，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但疾病却伴随升迁而来。道光二十五年春天，他忽然罹患了一种顽症，“自头面以达身体皆见癣斑，靡之有痒，搔之见灰。医人阅数十，银钱靡数百，洎无成效。”14此症时愈时犯，时轻时重，伴随了他后半生，从症状判断，应该是牛皮癣。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锐气，以致好长一阵子，折磨得他“颓散万状，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页”。15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国藩仍居上游，名列二等第四名。“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16果然，到六月，曾国藩便一跃升任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对此，他惊喜之外亦颇感自豪：“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7随后他又被派任为教习考试的总裁，成为该闱百余名中式者的座师，18仅门生们的贽敬银，就收入了二百余两。19
在湖南籍的京官中，随着曾氏的资望渐高，“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20挚友刘传莹，还乡后病死，曾国藩收检校刻其遗著，买石刻碑托送墓地。又有同乡举人邹兴愚，会试不售，贫病而死，全靠朋友料理后事；曾国藩撰写墓志，并代为买石勒铭。朝廷因水旱灾害蠲免地方钱粮，发放赈济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例当具折谢恩。曾国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义，大受同乡的推重，故自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负一乡之望。从当年那个初涉京师，一身土气的青年，走到这一步，不过十年，仕途之顺，出人意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位列京堂，曾氏从此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银加饭银，共计四百两银子，家境纾缓了不少。“公官京师十年，俸薄不给于用，取资称贷；及官侍郎，每岁以其所得俸银数十两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济族戚之贫者。”21可升官后，“应酬较多，用费较广”，还旧账，借新债，仍是摆脱不了寅吃卯粮的局面。年终岁尾，积欠的债务仍接近一千两银子。居京八年，曾国藩早有归乡省亲的打算，无奈手头拮据，竟不能成行。祖父病重，他只能要兄弟们返乡看顾。在家信中，他透露的想法是，若能外放为一任学政最好，三年任满，即可归家省亲。退而求其次，或派任为外省主考，能解决旅费问题，也可就便归省。22
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年年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今天的人怕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难理解，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这类待遇。朝廷的俸禄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有养廉银的收入，京官只有干俸，若是存了做清官的心，欠债那是必不可免的。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恨可羞，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23
而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其家风与农家子弟本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天道好还的道理。由此看事看人便有了一种别样的眼光，进入到哲学的境界。所谓富贵繁华，终成过眼烟云，绚烂而归于平淡，才是人生常态。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24
话语平实，卑之无甚高论，只停留于独善其身的层面上。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于炙手可热的当口，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故名利当头之际，为官者大多患得患失，勘不破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而来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头，否则不会奋力于科举。但于八股之外的博览群书，志同道合朋友间的砥砺切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这个过程我们放到后面去谈，现在还是回到本题上来。
曾国藩外放的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他所期望的江西乡试主考的外差落了空，“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道）也！”25八月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了兵部右侍郎、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武举人复试阅卷大臣诸职，公事之繁忙，刻无暇晷。心情抑郁的他，甚至废然思退：“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愿）。”26十月，祖父星冈公去世，曾国藩请假两月，在寓所守制。孰料年底，皇太后去世，转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也薨逝了。治丧典礼，乃礼部职责所在，假期未满，曾国藩也只能入宫参与办理丧事。直到咸丰二年三月，大行皇帝的梓宫奉安下葬，丧事方告结束。其间，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又先后兼署了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之职。尤其是刑部的公事，忙冗异常，“竟日颠倒于簿书尘埃之中”。他办事认真，任劳任怨，皇帝派他兼职是鞭打快牛，并无真正的实惠。故曾国藩虽一身兼任五部侍郎，可薪俸仍然只是一份，以至于年终腊月，还要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年。27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七月，行次安徽太和县境内的小池驿，曾国藩接到了母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从嘱咐儿子纪泽料理京师善后，安排家眷还乡的信中看，这十四年的京宦生涯，曾国藩非但没有分文积蓄，反而欠下了数百两新旧债务。以至于家眷还乡的川资，要靠收取赙仪凑集。曾国藩自奉清廉，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28
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29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这些钱后来还了没有，只有天知道。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