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求助于莱热。我说,如果钨矿砂的间题不能取得进展,那将是极大的遗憾。我告诉他,法国大使高思默了解局势,并且合情合理地观察局势,但其他人则不是这祥,作为例证,我指出在高思默到达重庆之前,法国大使馆的一位代表隆东告诉中国经济部长,法国每年需要钨砂约六百吨。目前滞留在印度支那的数量为三千一百吨。由于高思默在交涉中指出法国的需要量实际更大,经济部长提出分配七百七十吨给法国,并在后来答应另外留出五百吨以应法国的进一步需要。但是,当高思默赞赏中国建议的精神而同一~一“一~~山~? , ? ? ? ~一一,, ‘侧," . . ' ? . . " . . . . .州.. . . . . . r 甲.月.. . . .口.. . . . . . . .门侧卜巾~
第四卷出使法国501 意打电报给巴黎时,法国军需部的代表却坚持要求分配一千七百七十吨,并且拒绝向巴黎报告。
莱热说,那些技术人员实在不能胜任国际谈判。他们没有才干,不懂得谈判的微妙性,也缺乏进行谈判应有的精神。莱热答应我的要求,同意把这件事情立即提交有关的部,而由有关部电告其在重庆的代表改变态度。
我在1 月26 日和蒲立德大使会谈之后,安排了蒲立德和布吕尔会晤。我在那次会谈中对蒲立德讲过,鉴于南宁失守,战斗在广西进行,我相信现在是法国切实援助中国的时候了。广西的军事形势对中国相当有利,但是因为缺乏重武器和飞机,原定收复南宁的反攻尚未进行。
我告诉蒲立德,我知道法国在印度支那有大量这类物资。如果能把其中一小部分悄悄地运过边界,将对中国有很大的价值和帮助。我知道印度支那空军有三百架飞机,如果能把这些飞机中的一部分供应中国,那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蒲立德说,他愿意和布吕尔将军交谈,并由我安排午宴的日期。我把午宴安排在2 月1 日,那是蒲立德大使回国述职的前夕口我们谈话的主题是法国如何能更有效地援助中国抵抗侵略。鉴于中国急需各种军事装备,我向布吕尔提出,如果印度支那能转让其部分轰炸机和重炮,以加弦我国对云南省的铁路线以及对广西全省的空防,同时增加中国反攻日本的准备,那将对中国的事业有巨大的帮助。我建议美国大使将此事提请罗斯福总统考虑,请他推动法国政府办理。
我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大使的衷心赞成。但是他询问中国是否确实很需要飞机,因为他曾听说中国并不缺乏飞机。
布昌尔同样对我的意见表示赞成。他认为华南和印度支那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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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相依,因而相信中、法密切合作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把重炮转让给中国是十分困难的。至于把飞机借给中国,他有几分担心中国飞行员所受的训练不足以驾驶这些飞机,他倾向于赞成中国雇用外国飞行员和技师。他还指出,由于法国的这种援助属于政策问题,所以当然要由法国负责当局决定。但是,为了促使巴黎作出有利的决定,他也认为最好由美国表示赞成并共同说服巴黎同意。蒲立德赞同这位将军的意见,并答应在他回到华盛顿后就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些建议。
鉴干蒲立德大使和布吕尔将军的论点,我想要核实我原来说的中国急需飞机和重炮确属实情。因此,在向重庆汇报了这次交谈之后,我询同是否需要更多的飞机驻守在云南和贵州。
孔祥熙没有回复我的电报,蒋委员长则于2 月16 日电告我,我国最急需的是法国的山炮和野战炮(适合于反攻行动的武器)。如果能够买到二、三百门这种火炮,我们对最后胜利就更有信心了。蒋委员长说,至于飞机,那是次要的。如果他们能让中国买最新型的军用飞机,他将十分感谢。关于飞行员,他说,到当时为止尚不缺乏,但是他非常感激殖民地军参谋长和美国大使的友好情意,并嘱我转告他们。
在此期间,我和殖民部长孟戴尔在2 月7 日研究了这个间题。一开始,我们谈论了汪精卫和日本的协定。这位部长感谢我给他一份汪精卫和日本协定的抄件,以及蒋委员长的有关声明。孟戴尔说,日本的野心已经为人所共知,而且他从不怀疑日本的扩张愿望。但是,他认为日本目前对民主国家的政策是缓和的。它的真实目的大概是打算在目前有利的情况下对苏俄作战。至于目前法国的政策,则是致力于赢得欧战胜利这个主要目的。由于这个原因,法国旨在安抚日本,以便在欧洲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第四卷出使法国503 孟戴尔说,美国对远东问题的态度日益坚定,但是英国在对待日本方面看来偏于软弱。他听说日英之间的一个经济协定即将签订,而且伦敦显示了安抚日本的强烈意向。他遗憾的是,在美国态度强硬起来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他并认为,中国应当敦促英国在对远东的态度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我然后提出了滇越铁路问题。我说,这条铁路遭到频繁轰炸,不仅使中国关切,而且也必定使他焦虑。我说,我知道法国外交部曾向东京提出抗议,但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孟戴尔说,日本对那条铁路至少曾轰炸过四次;并说,未收到对法国抗议的答复.据最近同盟社报道,东京不可能作书面答复。从运输着眼,孟戴尔认为有必要加紧修建公路,这是他一直敦促的。他说,公路修好之后,不像铁路那样容易破坏。
我间道,据报道,法国向东京提议建立一个混合调查委员会,调查从印度支那向中国转运物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据一家报纸说,这个提议已为日本所接受。
孟戴尔说,法国的提议未被接受。这个提议是达拉第在他(孟戴尔)的建议下向日本大使提出的。其目的是向日本表示法国的诚意,以便在东京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如果日本拒绝这个提议,则法国就处于有利地位。
但是,我说,如果这个提议被接受,日本人就可以提出种种异议,并指出某些物资的军事性质。孟戴尔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印度支那过境到中国的物资没有一种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有用的。什么是军需物资,以及什么物资禁止在印度支那过境,海牙公约和1926 年的日内瓦公约都规定得很清楚。从上年初以来,法国给予过境转运便利的政策就是以日内瓦公约为根据的,事实上,从未允许该公约条款内所列的武器弹药过境。孟簸尔说,重庆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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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一立场,据拉西曼博士讲,蒋委员长曾亲自对他说,关于转运,中国指望于法国的不是武器弹药,而是保证普通物资的过境不受限制,因为武器弹药是全部发往缅甸再运往中国的。
可是,我说,为了保卫云南境内的铁路,以及为了中国目前抗战的利益,我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阻止日本轰炸滇越铁路。我说,我知道飞往云南的日本飞机往往经过印度支那领空。我间,曾否下令对飞越印度支那的飞机开火。孟戴尔说,法属印度支那曾向日本飞机开火,但因后者飞得太高而打不着。高射炮对付空中的军用飞机用处不大,因为军用飞机总能安全地飞在高射炮射程之外。对空袭的唯一有效防御是派战斗机进攻轰炸机。
我说,我知道印度支那空军现在编制完善,而且至少有三百架飞机。我想私下和他商量,是否有可能把一部分飞机借给中国,以加强云南境内铁路的防空。我说,我知道大多数印度支那的飞机是旧式的,所以如果能以美国的新式飞机来取代借给中国的飞机,那对法国是有利的。此外,我说,印度支那空军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旦受到日本的威胁时用来防卫印度支那,而如果中国在印度支那的这种补充支援下能削弱日本的空军,那就意味着减少了日本空军对印度支那的威胁。
孟戴尔部长说,印度支那空军并没有三百架飞机,总共只有四十架新式飞机和一百零七、八架旧式飞机。如果美国同意保证把飞机送交印度支那以取代中国所借的飞机,此事有可能予以安排。他说,他愿在蒲立德从美国回任后和他商讨。
孟戴尔询问中国能否把高射炮集中起来保卫靠近边境的铁路,以便把日本飞机赶到印度支那。在印度支那那边,这些飞机就可由法国当局来对付。我说,为了保卫滇越铁路,必须有很多高射炮。现共有十六座重要的大桥和十个车站需要守卫,每处至少需要
第四卷出使法国505 八门高射炮,这就等于总数约二百门。
我问他印度支那能否供应给中国一些高射炮,孟戴尔答道,印度支那本身还不够用。他说,中国可以向瑞典接洽买艾康高射炮口我对他提到了钨砂的谈判以及在印度支那扣留钨砂的间题。我认为印度支那的行动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引起了重庆的误解和不满。我说,征用的方法后来改为所谓“保护措施”,这是强制执行,而这件事中国本来是充分准备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和法国当局进行商讨的。孟戴尔说,最初受权处理此事的人们,以笨拙而缺乏策略的方式行事。实际上,既不是价格方面也不是数量方面的问题,法国真正关心的是不让这种物资流入德国。
孟戴尔说,他只是执行封锁部的决定,封锁部的目的是阻止任何有用的物资到达德国。他指出,既然封锁是作为一项战争措施开展的,就应该严格予以执行。他说,过多的例外最终将有利于德国。例如,运往匈牙利的大米曾获准放行,但却运往德国。运往德国的还有从满洲运出的大量大豆,从中国运出的大量钨砂。他说,如果打算使封锁充分有效,对这类事情就应该制止。
1940 年3 月2 日,《 晨报》 发表了法国总理达拉第会见日本记者的报道。据报,达拉第在回答日本记者的问题时曾说:“不,法国不支持蒋介石。”同一天的《瑞士报》 报道了另一则消息说,在会见《 大阪每日新闻》 的代表时,法国总理曾声称,法1 日两国政府间的会谈不久即将开始,可望由法国政府承认“满洲国”。
这些报道使我和重庆都感到不安。我在向重庆报告这两则电讯的内容之前,就迅速向祛国政府提出此事。我会见了法国外交副国务秘书里贝,他代表兼任外交部长的达拉第总理。他说,《晨报》 的报道绝对不真实,遗憾的是,此种叙述竟逃过新闻检查而在报端发表。当我敦促其正式予以否认时,他说,他可以请达拉第指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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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驻重庆大使向中国政府解释,但是他拒绝在巴黎发表更正。关于所传法国政府的意向,里贝说,那也是不正确的,有会见记录可证。但是他同样拒绝发布声明予以更正,他的理由是,不宜与记者争论。当我进一步敦促他,并建议如果不作明确否认的话,至少应该发表一个一般的声明,说明新闻报道与会见记录不符,他同意作一般的否认,以满足我的要求。
我于3 月12 日会见了肖维尔。我希望他更清楚地解释所传的日本就远东问题向法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我还想弄清楚法、日两国政府之间是否确已开始谈判。这位亚洲司司长告诉我,所谓的建议,想必是指前些时候日本要求法国政府停止支持重庆政府,并停止给予印度支那过境的方便。我问,如果法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日本是否保证印度支那的安全。他作了否定的回答,而且还说,谈判并未开始。他告诉我,日本政府可能希望等到其国内局势平静下来之后再和各国政府进行全面会谈。
肖维尔对我解释说,他一直赞成和日本政府举行会谈,并曾向莱热建议这样办,作为弄清日本意图的手段。他进一步说,在拒绝日本上述要求时,法国政府曾向东京明确表示,法国准备讨论日本提出的任何建议。他认为日本对与法国政府会谈迟迟不前,也可能是想先建立汪精卫政权,以便在和同盟国会谈时掌握主动,因为他本人一直感到,建立这样一个政权会使法、英、美十分为难。在一切阿题上,例如海关、货币和长江航运等,日本都可以躲在新政权的背后操纵。因此,他认为重要的是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建立新政权。
在军事合作间题上,在军事情报的交换方面,出现了许多完全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按照同殖民部的谅解,并经殖民地军参谋长同意,中国军政部派出了一位联络官前往河内和印度支那的法国
第四卷出使法国和7 军事当局就日本武装力量的行动,特别是日本空军和飞机的活动交换军事情报。这种安排是非正式的,不通过巴黎外交部或国防部而由殖民部来执行此事。在巴黎,中国方面由我的武官唐将军办理。
不幸的是,在试图把这位空军军官的名字通知殖民地军参谋长时,唐遇到一些意外问题.唐报告称,布吕尔将军抱怨说,以前接受中国军政部为经由印度支那转运军用物资而派驻河内联络官一事,虽然纯属为了便利处理事情而作的机密措施,河内接待他,也完全是在法国外交部或国防部不知道的情况下非正式安排的,但由于某种原因,此事已为法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知悉。该武官向国防部急参谋长报告称,此事系由我的武官在巴黎和殖民部长商定,而法国驻华大使馆事先并不知情,该武官的报告措词明显地表示了不满。从而显然使殖民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因此,这次布吕尔拒绝把这位空军军官的名字通知印度支那。
只是在唐坚持之后,布吕尔才同意提出一项解决办法。他准许这位军官以个人身份秘密前往河内。由中国许总领事首先把他介绍给驻军总司令。他可以向总司令说明他的使命是要获得关于滇越铁路防空的情报。然后他可以要求总司令把他介绍给驻印度支那的法国空军司令。布吕尔告诫唐说,他的建议也许不会碰到困难,但一切必须极端谨慎而秘密地进行。
早在3 月中旬,我就向外交部报告了巴黎可能出现政治风暴,以及法国政府可能再次改组。3 月21 日,新内阁组成,并宣布了成员,前财政部长雷诺任新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国防部、殖民部和.海军部无变动。但是社会党在新内阁中扩大了地盘,占有四名部长职位。
1940 年3 月30 日,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两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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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3 月28 日,经过与重庆商量之后,我和中国驻欧所有外交使团的负责人联名致电林森主席、蒋委员长、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各社会团体、新闻界以及全国人民,指斥汪精卫建立的傀儡政权是叛国行为,这种背叛行为只能危害中国的抗战事业,只能帮助敌人危害中国。由我领衔,联名签署的有在伦敦、比利时、德国、波兰、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同事。在电文结尾,我们要求外交部在名单上加上那些曾被征询意见并请其直接电告外交部表示同意署名的人们,以便在这个电报公布时,包括全体中国驻外使节。为此,请外交部加上那些派驻北美、南美、苏联和土耳其的外交代表的名字。
4 月1 日我拜访了新总理雷诺,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兼任外交部长,在向他祝贺担任新职后,我请他注意日本当局在南京建立汪精卫领导下的新傀儡政权。我指出,像在此以前建立的其他傀儡政权一样,这个政权是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日益高涨的反对舆论就是明证。我告诉他,汪记政权只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工具。我对他说,我料想法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将保持不变,而且不会以任何形式承认南京的这个新傀儡政权,雷诺摇头说,法国政府无意承认南京新政权,而将继续执行其同情国民政府的政策。我趁机向雷诺指出,赫尔代表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反对建立南京新政权方面,是明确而有力的。发布于汪精卫就职之日的美国声明说,美国政府当然继续承认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爱戴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说,这个声明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颇为满意。
我告诉雷诺,我国政府嘱我请求法国政府作出同样的声明,重申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同情态度,并拒绝以任何方式支持汪精卫的新傀儡政权。我说,我认为法国政府这样一项声明不仅将给中国人
第四卷出使法国5 。,民以道义上的鼓励,而且将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它将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但在欧洲而且在远东团结一致的又一个明证,尤其是因为美国声明所根据的原则同样是法国在欧洲为之战斗的原则,也就是反对侵略的原则。
雷诺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后,显然受了感动,并且记下了我的话。他向我询问英国政府的态度。我说,中国驻伦敦大使正在对英国政府采取同样的外交步骤。我认为,英国不难作出这样一个声明,因为在前几个月中,张伯伦曾几次在下议院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友好态度。听到这一点后,雷诺说,他将乐于考虑中国政府的要求。
为继续进行此事,我于4 月8 日拜会了莱热秘书长。我把我和雷诺的谈话告诉了他,我说,雷诺在回答时告诉我,法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同情态度不变,而且他将考虑发表声明,以阐明法国对日本扶植下的汪精卫政权的态度。我询间对此已否作出决定。使我吃惊的是,莱热说,雷诺根本没有对他谈及此事。
于是我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此事,而且此事也是非常值得法国政府办理的。美国的声明在给予中国人民以道义上的鼓励方面,使中国非常满意。后来英国政府也已通过巴特勒在下议院和哈里法克斯勋爵在上议院表明了态度。英国的态度和美国相似。我说,我坚决认为,法国的声明不仅会在中国受到赞赏,而且会作为重申三个民主国家在远东的团结而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如果法国不发表一项明确表态的声明,即使法国的政策不被误解,也可能被曲解为害怕日本的表现.我说,这种印象肯定将有损于法国作为一个远东大国的声望,而维护这种声望对它在远东的广泛利益至为重要。莱热似乎对我刚才所说的话有所感触。他表示将立即向国务会议主席提及此事。
51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我们谈到另一个间题。我间日本和法国的谈判情况如何,是否取得一些进展。莱热说,并未进行谈判,并间我指的是什么。我说,在对日本记者的一次讲话中,达拉第曾明确表示,为了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法国政府打算和日本政府谈判。莱热说,日本关子达拉第会见日本记者的报道完全失实。达拉第从来没有发表过关于“满洲国”问题的讲话,而日本记者却说成是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这个政权的承认间题。为了纠正这种不正确报道所造成的虚假印象,法国政府曾致电驻重庆和华盛顿的法国大使予以说明。在回答另一个间题时,莱热说,日本没有向法国政府提出承认汪精卫政权的间题。在答复法国政府关于举行谈判的建议时,日本政府曾说,准备讨论轰炸滇越铁路的问题,但同时提出以法国政府停止通过该铁路运输中国物资为条件。法国政府自然不能同意这种方案。莱热接着说,法国的态度是,两国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予以讨论。例如日本占领南沙群岛同题,这个间题关系到法国,而且在这个间题卜中、法两国政府有不同意见,例如海南岛间题,这是中国的领土,但与法国有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因为该岛距印度支那很近。但是日本政府不愿讨论这些间题,此事就陷入僵局。日本政府继续发出威胁性的照会,而且日本飞机并未停止轰炸滇越铁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谈判的可能,因此也没有举行谈判。我说,我曾得到一些消息,说日本急于终止中日冲突,并寻求法国政府的斡旋。我询间这种报道有无真实性.莱热说,据他所知并无此事。日本没有和法国政府联系过此事。
尽管法国政府对汪精卫政权的成立迟迟不公开澄清其态度,法国报刊却迅速采取了同情重庆的明确态度,大使馆是通过不同渠道和法国报刊联系的。我在4 月2 日的电报中向外交部报告说,法国报刊极为注意在南京建立的傀儡政权,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 ? ? .一.' . . . ' .曰.. .闷.. . . .矛‘资二呀~叭尸,护曰卜,十.曰卜J 山., J ' ‘月.. . . . ‘月翻卜‘月‘.甲.. . . . . Jr . ' . .口h 尸.? ? . ~甲‘. ‘尸.. ~一-一
第四卷出使法国对1 的正式声明,以及重庆政府发布的通缉傀儡政权各头目的命令,这些电讯都是用大号字排印的。此外,报刊评论的一般语气是对我国有利的。
4 月17 日,殖民部长和我都出席了罗马尼亚大使举行的午宴。我趁机就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和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首先告诉他,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法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它对南京汪精卫新傀儡政权的态度,殖民部长立即向我保证,法国政府无意给予南京政府以任何形式的承认。我说,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法国像英、美那样表明态度至为重要。在其他两个大国已经表明他们的态度之后,法国的沉默势将引起外界对其意图的疑惑和误解。
孟戴尔问我,从我与保罗· 雷诺的谈话中了解到他的意思如何。我说,他已经答应研究这个间题,自然雷诺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在国民议会或者在参议院,并且最好是以回答间题或者作解释的方式,将这样的声明发表出去。孟戴尔说,他将和雷诺谈这个间题。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完全赞同我的建议。
4 月19 日,我对国民议会的赫里欧先生谈到了同一问题。那天我为他在中国大使馆举行午宴。我问他,雷诺先生计划那夭下午在参议院就国际形势发表讲话,我已和他谈过这个间题,他是否将利用那个机会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赫里欧说,他本人完全同意有必要发表这种声明,而且那天上午他已和莫泰谈过此事,他转向莫泰(他也是午宴的客人)间道,政府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_
莫泰说,他尚未见到雷诺。他答应在4 月24 日(星期三)之前去见雷诺,届时国务会议主席将对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发表声明。我于是催促说,此事再也不能拖延,否则将使声明失去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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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之后,国务会议副主席肖唐和我都出席了美国大使馆的午宴。我对他提出了这件事。尽管我第一次提请法国政府注意此事是在4 月初,以及尽管法国外交部曾一再说他们深表同情,并打算公开发表声明以表明法国不承认汪精卫政权的态度,可是他们一直拖延,说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对肖唐说,华盛顿和伦敦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而且有许多理由说明法国不应对此事继续保持沉默。我还把我和雷诺的谈话以及我向雷诺提出发表这一声明的要求告诉了他。我说,总理深表同情,但是告诉我,他要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提出此事。所以我要求肖唐对国务会议主席进言,敦促他加速办理此事。他解释说,法国议会不同于英国议会,没有借质询与回答以发表政策声明的那种方便场合。但他答应向雷诺谈起这件事情。
肖维尔也是这次午宴的客人。我告诉他,我刚才对肖唐谈了中国希望法国政府声明它对南京傀儡政权的态度,并请他对雷诺讲一下。肖维尔告诉我,他曾为雷诺制订了方案,但问题是寻找发表声明的适当机会。我说,国民议会将于星期三开会,雷诺将在那里就国际局势发表讲话,因此,在他进行说明的过程中,可能找到适当的机会。肖维尔说,他将和莱热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办好。5 月1 日我再次询问肖维尔,拟议中的法国政府关子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声明何时能够发表。他搪塞说,雷诺仍在寻找适当的机会办这件事。
5 月3 日上午,我在美国大使馆会见美国大使时,蒲立德对我说,他将在半小时后会晤雷诺,如果我有什么事要他对法国总理讲,他乐于转告。我说,根据我收到的一份机密报告,雷诺打算就加强同盟国在远东对德国的封锁一事要求日本予以援助,而且正由于此,他想推迟以法国政府名义发表关于南京新傀儡政权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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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蒲立德说,我对此深感不安,唯恐日本乘机讹诈法国,要求法国修改对华政策。
蒲立德说,他深知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法国人无意改变其远东政策。他解释说,雷诺想争取日本在封锁方面合作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日本不供应德国某些物资,法国就准备以某些原料供应日本的需要。换言之,那是一种消极的争取日本合作的计划,并且蒲立德认为这对中国的事业没有什么害处。
5 月1 。日,我报告外交部,德国军队已人侵并占领卢森堡和荷兰,与此同时,希特勒已派德国空军轰炸比利时的飞机场。比利时国王曾发出呼吁,诸求英国和法国予以军事援助。法国报刊的评论是,德国在已经占领挪威的情况下,很容易派遣空军对英国北部施加压力。现在既又入侵荷兰和比利时,那么,如果德军成功的话,德国就能对英国南部施加压力,从而阻止英国继续派军队到欧洲大陆。我又说,德国空军的若干中队已飞来巴黎,并在那天早晨开始轰炸,但是幸而已被击退。与此同时,法国北部和里昂的飞机场均已遭到德国轰炸。
5 月17 日,美国大使作为我的主要客人出席了中国使馆的宴会。我们进行了畅谈,首先是关于欧洲战争。蒲立德说,同盟国军队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到处都发现他们自己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不如敌人,德国人指望以闪电战夺取速胜。迄今同盟国军队未能阻止德国侵略者前进。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人在一星期后到达巴黎不是不可能的。
我说,德国对比利时和荷兰的入侵已经激起美国对同盟国的同情,并问他是否认为美国参加同盟国一边作战的可能性即将成为现实。他肯定了美国支持同盟国的舆论迅速发展,但是他认为美国人民不会允许政府派兵前往欧洲协助同盟国作战。他说,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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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美国第二天就参战,这也并不意味美国就能够立即对同盟国进行有效的帮助。按照目前美国陆军的情况,还谈不上在欧洲作战,而美国空军至少尚需一年才能作战。美国所拥有的最有力的战争手段是海军,但是对目前欧洲局势下的同盟国来说,海军的用处不是很急迫的。何况美国海军为了监视日本还必须留在太平洋。蒲立德询问了中国的局势。我简要地告诉他说,军事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最近中国在汉水流域的胜利,据中国最高统帅部看来,比长沙大捷更为重要。我说,看来蒋委员长打算把抗战坚持到欧洲战争结束之后,而且他是能顶住日本人的。
我接着说,中国最需要的是重武器,如大炮、坦克和高射炮等。这就是我在他回华盛顿休假之前曾对他谈这些事情的原因。蒋委员长曾来电嘱我感谢蒲立德对中国事业的关心和同情。蒲立德说,我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帮助。他相信并希望中国能够坚持抗战,而且日本最终必败。他说,凡是我认为美国能进一步为中国做的事,他都乐于帮助。他确实十分友好。关于军需物资,他说,正如他以前所说,华盛顿有很多七十五毫米的大炮。目前罗斯福总统、赫尔和摩根索这三位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都对中国深表同情,他一定会把我的所有请求转达给他们。
我说,美国政府最近向中国提供的二千万美元信用贷款对中国有极大的鼓舞作用,深受中国赞赏。蒲立德说,如果需要更多的钱,务必告诉他,他一定尽力帮助。
接着,我询问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以及鉴于苏联政府对德国的事日益冷淡,是否有可能改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蒲立德答道,美、苏关系不好,而且他看不到有任何改善。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莫斯科继续向中国运送大量军需物资,正是这些物资使中国能继续抗战。蒲立德说,中国尽可能多地从苏俄获
第四卷出使法国515 得军需物资,这是完全正确的事。不过,莫斯科这么干完全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如果莫斯科认为损害中国对自己有利可图的话,它也丝毫不会犹豫的。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题目是苏俄被逐出国际联盟。蒲立德回顾了苏芬战争.并且说,他在把苏俄赶出国联这一事情中曾起重要作用。这是从他自己口里说出来的确证。我说,中国不得不弃权,那是中国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莫斯科对中国的态度很不满意,苏联驻重庆大使不断向中国政府谈莫斯科对此事的情绪。
第五节法国向德国投降,日本对维希治下印度支那的进逼
1940 年5 月18 日,法国内阁重新改组。雷诺留任.急理,但和达拉第对换厂部长职务,他将外交部长一职让给了达拉第,而将达拉第原任的国防部长接了过来。同时,孟戴尔被任为内政部长,他的密友罗兰被任为殖民部长。另一个重要的人事更动是,将驻西班牙大使贝当元帅自马德里召回任副总理。接着,贝当元帅推荐他的亲密同僚魏刚将军代替了甘末林将军为法国前线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这些变动是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做出的。德国不仅已占领了丹麦、挪威和荷兰,而且经由比利时防区绕过了马其诺防线的北端。这就造成了法国北部佛兰德的严重军事局势,并且使在比利时的同盟国军队处于危险境地。当5 月z6 日法国海滨城市布洛涅也陷于德军之手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命令其部队投降,在敦刻尔克附近的英军便完全暴露于敌军之前,而不得不在5 月28 日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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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就在5 月z8 日这天,我拜会了新外交部长达拉第。在就其重任外交部长一事相互致意后,我告诉他,欧洲局势的恶化,使得远东更为紧张。中国军队虽已顶住了日军于4 月下旬发动的攻势,甚至还收复了长江流域的一些重要城镇,但中、日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中.达拉第打断了我的话说,他知道滇越铁路曾被轰炸数次,并间运输是否已经恢复。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告以有几处桥梁被炸毁。现正用渡船将物资运送过河。
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对原料和商品,特别是军用物资,需要甚殷。这些货物不是正在运送途中,就是暂时存放在印度支那。中国政府想请求法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使:1 .分配给运送中国政府物资的吨位,在今后三个月内至少增加80 % ; 2 ,印度支那国营铁路公司留出一定数量的车皮,将此类材料及商品运到边界附近的滇越铁路;3 .向印度支那海关当局发出指示,简化中国物资的出入境手续,
这些将中国政府的财产尽可能迅速地运出印度支那的措施,由于欧洲军事形势对同盟国一一特别是对法国― 不利而应视为当务之急。中国政府担心日本军事当局将利用这一形势向印度支那进攻,占领该地,这些货物就会落入敌人之手。
我说,我深信他认识到中国和印度支那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他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来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我交给他一份有关这个间题的备忘录。达拉第翻阅了一下之后说,他乐于将这份备忘录立即转到有关部门去执行。我对他的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答复表示感谢,但他的兴趣又转到了别的问题上,紧跟着问苏联是否仍继续向中国输送军用物资。
对此,我做厂肯定的答复,并且说,显然,苏联很清楚,中国抵
第四卷出使法国517 抗日本的侵略,就西伯利亚东部的安全而言,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然后我问法、苏关系情况如何,达拉第先生是否期望寻求与莫斯科达成谅解和建立友好的关系。
我告诉他,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报告和我们与苏联驻重庆大使所作的谈话,似乎表明,苏联无意站在德国一边参加这场战争,或者诚心诚意地支持德国打赢这场战争。达拉第说,要弄清苏联的真正意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联曾希望同盟国和德国在一场持久的战争中两败俱伤,以便它能进行其布尔什维克宣传并挑起一场世界革命。
我问他,法、日两国政府是否在进行对话,特别是在加紧对德国封锁这个问题上。达拉第说,没有。从日本大使到任以来,他本人只见过一次,就任外交部长后,根本没有见过此人。从他负责外交部的工作以来,他没有听说有过这样的会谈。
接着我前往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和肖维尔会谈。我将刚才和达拉第谈话的要点告诉了他,并给他一份我递交外交部长的备忘录副本。我然后请肖维尔尽快对中国政府的请求加以考虑,并付诸实行。我接着说,这个间题毕竟要靠他来取得圆满的结果。肖维尔将文件阅览了一遍之后说,他将在当天下午和殖民部研究这个间题。谈到中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卡车间题时,肖维尔说,已向印度支那发出指示.对那些卡车的放行提供便利。他告诉我,没有发布过征用办法,但由于过境中的某些阻碍,地方当局认为延缓放行那些卡车是合乎需要的。
我又间肖维尔,是否从伦敦听到孔祥熙博士以中国将来生产的钨取得一项贷款的建议。肖维尔说,这天下午,他正期待着巴黎银行的代表来访,这位代表刚从伦敦回来,他是在同盟国采购委员会主席让· 莫内的领导下特为这个问题从事谈判的。他说,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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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是赞成孔博士所要求的这笔贷款的,但有几项与建议有关的要点还希望得到澄清。
然后我说,孔博士似乎有些性急,并且又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要求及早答复。这就是我再度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肖维尔说他理解孔博士担心的是,如果在中国以今后生产的钨为担保的贷款确定谈成之前,先就目前存在印度支那的现货达成协议,英、法政府可能把谈判借款的事搁下。
我向肖维尔说明,我一向知道法国政府决无此意。我说,我已经又给孔博士去电解释说,这两个间题没有必要放在一起来解决,而且关于今后中国生产的钨的间题是法国首先提出的,没有理由担心法国政府会中途变卦。我说,孔博士接了这份电报之后,似乎对情况已有所了解,他在给我的最后一份电报中说,他现在打算先签订出售存在印度支那的现货的协议。肖维尔说,他也收到了一份内容相同的报告.像他刚才解释的那样,尚待解决的只是可供出售的锑的增加数量间题。他希望巴黎的有关部门将会做出决定,然后将结果电告重庆。
我于是说,中国外交部来电,要我询阿法国是否正在就存放在天津法租界内中国各银行里的白银问题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我说,中国外交部很关切此事,希望法国政府不要在未和重庆政府磋商之前就做出决定。英国政府曾和日本人断断续续地谈过一段时间,它已承诺在和中国政府磋商之前,不会与日本人达成协议。肖维尔说,法国和日本绝没有在这个间题上进行过谈判。最近和日本人在巴黎及伦敦举行的会谈,只是讨论荷属东印度和商业支付协定展期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过天津的白银。他回忆说,法国政府曾经和日本人就存放在天津的白银进行过谈判,那是因为日本人将这个间题和封锁天津外国租界混在一起提出的。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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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说,日本大使馆从来没有向法国提过天津白银的问题,英国人似乎愿意由他们单独来处理此事,法国无须和日本另行会谈。6 月4 日我去拜会殖民部长,这是我和作为殖民部长的罗兰的第一次谈话。我提到我在一星期前递交达拉第的那份备忘录,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要求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合作,对正在运输途中或等待运输而暂存仓库中的属于中国政府的物资和商品予以便利,早日运出。我交给他一份中国政府的三项要求的摘要,因为殖民部是有权帮助迅速做出决定的。
罗兰说,预料我要来访,他已和外交部研究过此间题,并已于6 月1 日向印度支那总督发出指示,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具体要求予以满足。然后他将这份指示读给我听,看来,这份指示包括了那三项要求,并要总督和重庆代表进行商谈,完全满足这些要求。罗兰然后告诉我,法国政府愿尽力援助中国政府抗战,并说他所以迅速给印度支那总督下达指示,正是表明他同情中国.
我说,罗兰先生的行动确实使中国政府感到非常满意。我一面表示要立即向重庆汇报,一面代表我个人并代表我国政府对他的迅速和好意的行动表示感谢。然后我提出另一个间题:蒋委员长来电指示我询问法国政府,当它采取保卫印度支那的措施时,是否希望中国政府与之合作。蒋还进一步指示我说,如果愿意合作,中国政府将尽可能提供人力和物资。
罗兰说,他的看法与此完全一致,如果印度支那受到日本的入侵,中国的合作将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样的合作必须事先安排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他说,为了应付这一可能,法、中两国已有接触,并对某些安排已有一致意见。但是,这样一种协定只应在所要防止的可能情况临近出现的时刻才签订。
罗兰部长接着说,就法国方面而言,还必须从全面考虑。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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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协定公布出去并加以宣传的话,肯定会刺激日本产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会使局势恶化。
我告诉他,我主张这样的协定缔结后应该保密。我说,重要的不是宣扬这件事,而且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实行合作。任何宣传缔结这样一个协定的意图当然都应避免。殖民部长说,他对此完全同意。但是,缔结这样一个协定属于政策上的问题,因此超过了他的职权范围,像这样的问题,他只能执行政府的决定。他建议我去会见国务会议主席,或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这个问题,使法国政府做出决定。
6 月8 日,随着法军在索姆河流域全面崩溃,德军向巴黎推进。
6 月10 日星期一中午,在法国政府迁往卢瓦尔河流域的图尔之前,我去法国外交部作最后一次访问。意大利在6 月n 日同时向英、法宣战。我已经在6 月9 日致电中国外交部,报告了当时法国的严重局势。我叙述了德国军队一直在向法国全部战线不断猛烈进攻,法国武装部队则继续撤退。现在他们已退到离巴黎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德国人在他们的后面紧迫。法国人已无险可守。我并说明,正在此时,我收到一份机密情报,说法国政府准备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撤离巴黎。我说,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大使馆也必须迁走,我已为此无可幸免之事采取了必要措施。
6 月l 。日上午,我继续向中国外交部汇报说,刚才又收到另一机密消息:法国政府,包括所有各部,除部长及其个人秘书外,已在前一日(6 月9 日)夜间撤离巴黎。我接着说,正在草拟此电时,法国外交部送来一份通知:各国驻法大使及其馆员必须离开巴黎迁往法国外交部指定的地点。
就是在这种难堪的处境下,我去外交部会见了新任的外交副
第四卷出使法国舀21 国务秘书保尔· 博杜安。他虽不是部长,但代表部长雷诺,因此暂时还留在巴黎。在这样一个不顺心的场合去拜会,我自己知道博杜安大概不会对我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深入研究,但我前一天接到的重庆电报是份急电。
这封6 月8 日的电报告知我,日本和南京傀儡政权即将占领上海的某些外国租界,加强对印度支那和缅甸的有效封锁,和实行对靠近那两个地区的一切船只的检查,甚至还想攫取法国和英国的领土。外交部在电文中回溯该部以前预料日本会有这样的行动,曾在l , 3 ,年给我发来过一封电报(第946 号),提出一项和英国及法国的军事与财政合作计划,电报说,中国外交部已向驻重庆的英、法大使提出此项建议,同时致电驻华盛顿的胡适大使,命他对美国提出三项要求:1 .对维持外国租界的现状采取坚定态度.2 .劝说英、法政府反对日本干预经由印度支那和缅甸确转运及运输;3 . 了解清楚英、法对中国所提合作计划的态度。中国外交部要我向法国政府提出此问题,并尽快汇报。
由于博杜安只是在上一次内阁改组之后才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我去拜会他祝贺他任新职,同时还对他所负重任表示同情。接着,我告诉他,我奉蒋委员长之命,对同盟国将继续抵抗直至最后胜利表示同情和钦佩。接着,我代表蒋委员长问道,法国有什么防御计划,以保证印度支那的安全。
我解释说,印支安全,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具有极为重要的利害关系,它是中国军队取得供应和与外部世界交通的主要通道。我说,中国虽然对日本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但蒋委员长深信他仍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联防计划提供人力和物力,并想知道,是否需要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我说,根据最近的报道,日本处心积虑要夺取上海和天津的外国租界,并在海南岛集结军队,以威胁香港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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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来实现它准备已久的南进计划。我进一步告诉博杜安,我己和殖民部长罗兰谈过,他同意,如果日本向印度支那进攻,中国的合作将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应当事先为此目的共同制定一个计划。但这样的问题需要有政府的决定,他只能执行已经做出的决定,并建议我去找国务会议主席雷诺。我说,我在上星期五(7 日)曾请求会见他,但尚未蒙约定,由于雷诺处理当前的各种非常重要间题一定极为忙碌,我希望博杜安先生向雷诺转达此事,并给予答复。这位新任外交副国务秘书说,他将毫不迟延地照办。他请我转达法国政府对蒋委员长的谢意,并对雷诺先生谅解。他还说,他本人深信.如果日本进攻印度支那,那它就成为中、法的共同敌人,两国就应以最大的合作来加以对付。他完全理解印度支那对中国一一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 的重要性。他说,但在目前,日本尚无对印度支那采取行动的迹象,因此,用一个反对它的联合行动协定来刺激它是不明智的。
博杜安然后问我何时离开巴黎,我说,我在今晨接到法国外交部的通知,将于次晨(6 月n 日)动身。博杜安说,自星期二(11 日)起,他将在朗热(在图尔西南)接待外交使团,希望在那里会见我。他还建议我当晚就动身,越旱越好。我于10 日下午与点零5 分离开巴黎。到法国政府所指定的地点格朗维尔马济约雷堡,全程虽不足二百公里,但我直到次晨8 时才抵达目的地,这一短短旅程用了近15 个小时,一路上,军车、坦克、民用汽车、载着由敌人那里逃出的难民的各种各样车辆,都拥挤在公路上,使得本来就混乱的交通更加寸步难行。我的汽车蜗牛般地缓缓行驶,并且每隔几公里就被哨兵拦住盘问。
6 月14 日,法国政府没有通知驻在各自的临时使馆中的大使和公使,就突然撤离图尔。就在那天,我接到一份机密消息,其内容
第四卷出使法国523 我电告了中国外交部。消J 息说,6 月12 日,在法、英最高军事当局举行的秘密会议上,魏刚将军说,法军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所有预备役军人均已征召入伍,法军已连续作战十昼夜,精疲力尽。如果不向德军提出停战要求,法军全线即将崩溃。
报告还说,13 日晚,法、英双方再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并有政府领导人参加,结果,法国人决定撤离图尔。英国人则坚持战争应打下去,答应在三至五日内派遣大军增援,加入战斗。我致中国外交部的电报,除转去这份机密报告的要点外,还说法国政府已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非军事城市,巴黎地区的法军已向法国南部撤退。过去两天中,法国总理曾两次致电罗斯福总统,吁请立即予以援助,意思是请求美国马上对德国宣战。13 日夜间,法国总理以最沮丧凄惨的声调向法国人民广播,承认法国本身对扭转当前局势已无能为力。
我接着提到撤离图尔的情况说,法国政府各部的重要人物,刚刚到达后又继续向南方某地撤退。德军离图尔只有约一百公里,因此,大使馆也必须再度迁移。我告诉中国外交部,在我告知我的下一个停留地点之前暂勿来电二
6 月15 日,我发电告知到达波尔多。另发一电报告,我会晤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因为代理部长正在开内阁紧急会议,不能接见。会晤的要点我在电报中作了汇报。
当时我告诉夏尔鲁,我和博杜安关于蒋委员长建议的谈话。我说,鉴于近日法国政府领导人异常忙碌,我无意催促答复,只是想知道雷诺先生能否顾及此事。夏尔鲁说,由子博杜安已向他介绍过我的办法,所以他已知道此事.雷诺还没有来得及对此事加以考虑。但他(夏尔一鲁)愿表示,法国政府感谢蒋委员长建议的精神。我间起罗斯福总统对雷诺的第二次请求是否作了答复,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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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说没有。他说,美国只提供物资援助救不了法国燃眉之急。法国军人是勇敢的,但不能总是指望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装甲。目前情势如此危急,只有美国立即宣布加入同盟国一边,才能挽救大局。
这位秘书长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他要我请求中国政府,尽其所能支持法国要求罗斯福总统立即采取行动的呼吁。我说,我将电告重庆,并乐于效劳,因为美国这种行动,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法国的利益― 两者是一致的。夏尔一鲁说,在这个问题_L ,时间至为重要,希望我毫不耽搁就打电报。我说我马上就办。
16 日凌晨,我致电中国外交部,提到我前一份关于法国对美国呼吁的电报。我补充说,由于法国人非常急迫地敦促罗斯福总统立即采取行动,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代向美国政府说项,又由于情况十分紧急,我本人已直接致电华盛顿的胡适大使,请他在个人能力范围以内帮忙,运用他的个人影响,敦促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尽快对法国的第二次呼吁作出决定。
我继续汇报严重的战局,自巴黎弃守以后,德军自北方从两个方向步步紧退,由东南和西南向巴黎推进,想对马其诺防线的残余法军两面夹击。我写道,法军仍在试图抵抗,但军力确已耗尽了。6 月16 日下午5 时,我会晤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安东尼· 比德尔,他代表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负责和法国政府的联络,蒲立德现在留在巴黎,照管法国以及美国的利益。我和他取得了联系,并安排在波尔多的美国领事馆会面。
我告诉比德尔,蒋委员长提议― 一年又三个月以来的第三次― 和法国合作保卫印度支那,那个地方的安全对中国关系重大,’己是当前供应和交通的主要通道。我接着说,当然,在目前时
第四卷出使法国5 郎刻,浅无法指望法国人考虑到远东和法属印度支那,但是,中国奋斗的目标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是一致的。我问比德尔对法国当前的实际形势如何估价。
这位美国使节说,形势是危急的,他证实了法国是否继续抵抗德国的侵略取决于中午到达的罗斯福总统的答复。他已把答复交给了法国人。答复的基本内容是,如果同盟国继续抵抗,美国愿给它们以最大数量的援助。法国政府希望罗斯福总统立即对德宣战作为对法国军队和民族的兴奋剂,使他们能把战争继续下去。这是罗斯福总统所做不到的,宣战的权力属于国会。他说,总统在他的信中谈到,他不能行使宪法未曾赋予他的权力。他说,他在递交罗斯福的信件时,已向雷诺总理解释说,总统目前不能那样做,而议会不敢那样做,因为必须向法国作答的期限很短,议员们无法探测他们所在选区的选民意见,但是,比德尔曾告诉法国总理,美国每天都在向对德宣战走近一步,法国不应仅仅因为它目前没有这样做而感到失望。
我告诉比德尔,我听说雷诺已去南特会见邱吉尔,在做出下令停战的决定之前进行最后一次的商谈。我认为,那是为了取得英国对法国单独行动和单独熔和的同意,并且更有点是为了减轻法国政府在人民面前所负责任而做的形式上的举动。内阁中的大多数,看来已经赞同请求停战了。
内阁会议在6 月16 日午夜结束。主和派的主张获得通过,政府以多数的意见决定向德国请求停战。结果,内阁全体辞职,一个以贝当元帅为总理,魏刚为国防部长,陆、海、空三个部均由军人担任部长的新内阁成立起来了。博杜安由外交部副国务秘书升为部长,罗兰留任殖民部长。在我向中国外交部汇报这些发展的电报结尾处我补充说,德军的左翼已抵达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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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17 日,我再发一电报报告新总理贝当元帅所作的呼吁,他向全国广播解释为什么法国不得不请求停战,为什么已向敌人发出建议。我说,尚未收到德方的答复,德军继续南进.它的装甲部队离波尔多只有一百公里口我说,据密报,德方正提出要求法国无条件投降.但法国当局已做出决定,它的海军和空军决不投降。如果德国坚持全面投降,政府将毫不迟疑地迁往北非继续作战。18 日上午lO 时,我去拜会新外长。从我们短短的几分钟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形势非常混乱和狼狈。谈话虽只进行了几分钟,内阁、政府、国会的成员,军方及外交官员来往不绝,他们出来进去,互相交头接耳。他们进来常常只是为了请求指示。人们可以J
很容易由此看出当时的实际混乱情况。因此,我在向我国外交部汇树幸次会谈的情况时说,我认为,在这次会晤中,还是以不提出中法合作的间题为宜,因为,由于法国人显然无心谈论此事,即使提出也起不T 好作用。因此我建议等些时候,观察祛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法国对即将来到的德国答复的反应再说。
我与博杜安的这次谈话是在波尔多公立学校进行的。谈话开始时我告诉他,我愿和作为外交部长的他经常保持联系,并代表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保证中国的同情和对当前处境的理解。我问,德国的答复已否来到。博杜安说尚未接到答复,不过,这倒是很自然的。我告诉他,我听说英国将继续作战,我间,英国是否理解法国的困境。博杜安说,英国无疑是要打下去。法国和英国的关系维持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
我问,法国形势的发展是否有可能影响到印度支那的地位,德国有无可能提出法国殖民地的问题口博杜安说,他不知道,无法答复,因为这取决于德国将提出什么条件,我问,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法国人打算怎么办。他极为坦率地说,这不是法国人打算怎么办,
第四卷出使法国
而是德国人将强要什么的间题。法国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没有一个可以作战的兵愿意打下去,并且,也没有继续作战的手段,它只能等候德国提出的条件。法国已经没有资格说它打算怎么办了。
我要补充一件事,在从我离开巴黎到达波尔多,直至以后来到维希这一段时期内,我和重庆之间还存在通讯上的困难,由于我发出的电报没有被收到而不得不补发一次。同样,我也不得不请我国外交部将发给我的电报重复一次。这一切都反映出当时在法国存在的混乱情况怎样影响到通讯以及其他事情。
在赴维希与法国政府取得联系以前,我奉特殊使命须先往葡萄牙的里斯本一行。早在1940 年4 月2O 日,我就接到外交部来电,任我为特使,代表中国去里斯本参加将于6 月间举行的庆祝葡萄牙独立、葡萄牙王国建立六百周年大会。当时西方阵营和法国的局势瞬息万变,我原不打算接受这项使命。但是政府认为,我应向1938 年参加比利时国王登基大典和1939 年到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加冕典礼那样衔命前往,甚至非去不可。
我前往圣让一德吕兹,那里是离西班牙边界不远的海滨。24 日,我要从那儿去葡萄牙。我在23 日由圣让一德吕兹向重庆报告说,法国刚已宣布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7 月6 日,我离开葡萄牙返回圣让德吕兹。法国投降以后,波尔多曾经一度混乱。他们从波尔多往东划了一条界线。换句话说,法国北部归德国占领,而另一半国土则被认为是仍然自由的地区。但就在我们尚未离开波尔多时,德国人就开始进驻,实际上波尔多已经划进了德国势力范围。这个城市业己混乱不堪,事实上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正是大使馆的临时馆址在我动身去葡萄牙以前迁往圣让一德吕兹的原因。我也在那里找了一所房子。所以,这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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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到圣让一德吕兹。记得我在那儿住了几个垦期后才去维希,和法国新政府保持接触。
6 月末,法国现政府已明确同意全面停止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并同意日本就地派驻军官,对货运进行监视与检查。印度支那运输线的这种新形势,对中国来说是极端严重的,到7 月中旬,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宣布关闭向中国运输战争物资的香港和滇缅公路三个月,这使形势更为严重。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似乎已经与日本人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不仅给日本以过境权,而且给日本军官进驻印度支那检查中国政府货运的权力。我子7 月z2 日,星期一,会见博杜安先生提出了这个事件。
博杜安告诉我,德古海军上将三四天以前已经接任.有关印度支那的各种国际间题,都要在法国这里解决。他已把下述事件告诉了日本大便泽田,即卡特鲁将军被召回,正是因为他违背了法国政府政策,行事过分专擅,既不向政府报告,也没有向政府请示。博杜安说,卡特鲁将军曾经同意日本人的要求,禁止中国物资在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他对该总督签订这样的协定表示遗憾,但既经签订,政府只得守约。
我拜会了外交部长之后,立即走访肖维尔。肖维尔对事情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说明:6 月13 日或14 日,日本海军当局在下龙湾集结了大批军舰,威胁要入侵印度支那。法国政府面临欧洲那样的局势,实在无力阻止日军登陆。法国驻东京大使阿尔塞纳· 亨利报告说,日本外务次官谷告诉他,他很想防止印度支那方面发生事故,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两国政府之间签订协定以阻止日本海军的行动.于是法国政府通知法国大使抢先一步,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但强调一点,如果作出某种让步,必须以印
第四卷出使法国5 加度支那地方健当局的名义,以便给法国政府在未来的立场上留有回旋余地。
7 月26 日,我会晤了殖民部部长莱默里先生。我说,我希望详细了解卡特鲁与日军代表就中国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转运间题所签协定的范围与性质。莱默里说,协定的许多条款都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形成了不能容忍的侵犯。我说这分明是放弃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莱默里部长对卡特鲁将军的行为十分愤怒,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对日本人屈从到如此地步。
我问,禁运指的是全部中国物资,还是仅限于某些特定门类。殖民部长回答说,据他了解,此项禁运仅限于战时禁运品。8 月6 日,我会晤了法国外长博杜安。博杜安说,近来形势不断发展,远非昔日可比。目前的间题不再是运往中国的供应品和货物的过境问题,而是如何应付由于日本人的种种苛求所引起的紧张而严重的局面.卡特鲁将军的策略是与日本结盟,准许日本利用印度支那进攻中国,认为那是保全印度支那的唯一办法。法国政府坚决反对这种办法.撤了卡特鲁的职。现在日本要求印度支那政府履行卡特鲁将军签订的协定,并以压力和威胁作为其要求的后盾。博杜安说,法国无意容许日本陆军入侵印度支那或向中国边境挺进,对日本人的要求,已断然拒绝。
8 月16 日,我又一次往见法国外交部长博杜安。我问他,如果日本要求印度支那为其过境提供方便,法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态度。博杜安回答说,如果日本坚持要法国允许其军队在印度支那登陆,他不能同意。但是他指出,法国政府处子无力增援印度支那的境地,因此在谈判席上不能和日本决裂,一经决裂,必将导致日军在印度支那沿海一带武装登陆的局面。
同日,我又一次会见殖民部长。莱默里说,政府决定谈判,但是
邸。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日方坚持首先考虑政治和军事间题,以后再谈经济间题。我问他,要讨论的是些什么政治间题。莱默里说,有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的过境间题,但是他相信,日本的真正目的是占领印度支那,而从背后进攻中国只不过是个借口,至多也只是个次要问题。他认为,对印度支那主权的任何侵犯都必须抵抗。我说,中国政府建议中、法双方在昆明交换意见,其目的正是为了实行这种抵扰,莱默里说,对中国的建议所以迟迟未见行动,只是为了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17 日下午,我在外交部与博杜安会谈。我说,目前有许多报道,说法国政府收到日方以最后通膝方式提出来的一系列要求,内阁曾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讨论。我希望他能对当前局势进行澄清.这位外交部长说,确实如此,星期五(8 月16 日)早上,法国政府收到某些要求,那是松冈前一天晚上通过驻东京的阿尔塞纳· 亨利转达的。这些要求全部属于政治,军事或经济性质,日本政府把原由广州日军向印度支那提出的种种要求,当作自己的要求提出来了。他说,提出来的一系列要求自然不能一律拒绝。某些要求必须予以拒绝,某些要求应该协商。法国政府既派不出军队,也派不出舰只,也不能运送军火增援印度支那。谈判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8 月18 日,我给外交部发出一份机密电报。我说,刚刚收到一条机密消息,据说日本大使最近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通知他,中国军队已经越过印度支那边界。因此,法国应给予日军过境权,不得再事拖延。我在这个电报里说,各家晨报都刊登了由河内发来的哈瓦斯通讯社的一条消息,说中国军队误入印度支那边境,并已被逐回。这些通讯报道,很可能都是在法国外交部的授意下刊登的。同时有关日本向法国提出的要求却只字不提。这表明法国政府业已作出决定,顺从日方的要求,给它以过境权。上述通讯报道显然
第四卷出使法国
是在制造舆论,让公众赞成政府的决定。
第六节法、日关于印度支那的协定
甚至在被德国击败成为定局之前,某些法国政界首脑就已有意与日本合作。他们认为,日本由于对柏林不满,将会脱离反共轴心而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但因法国领导人之间政治意见分歧,这些法国首脑与日本合作的意图没有导致任何大的行动。可是他们这种想法依然存在,并且在法国政府接受德国的停战条件后成为重新决定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
当贝当元帅着手改组法国政府成为一个战后政府时,他自己担任了元首,而以一个著名的亲轴心集团政客皮埃尔· 赖伐尔为国务会议副主席。为此我对维希政府感到很棘手,因为我发现它比起巴黎政府或波尔多政府、图尔政府更难对付.外交部长博杜安是一位来自政党圈外的人士。博杜安了解远东,他以前作为一个法国银行家曾经和远东的东方汇理银行打过多年交道。因此他熟悉那个地区的实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处理方法。他对于日本在远东的强大地位一直印象颇深,所以更为倾向于承认他所谓的“现实局势”。自被赖伐尔任为外交部长后,博杜安对法国的外交政策似有很大的影响,
法国政府可能是由子巴黎陷落后出现的尴尬处境,被迫调整殖民部长和外交部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宗主国政府的形势恶化,印度支那总督的权力经过中央政府的直接授权而增大了,为的是使总督能就地迅速应付任何局势,以维护印度支那的利益。可是,在实践中,改变之后的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卡特各将军是法国被德国击败后,日本随即向印度支那施加压力时的总督。他显然无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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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的训令,未经巴黎授权就和日本签订了一项协定。当他受到申斥并被召回巴黎时,中央政府发现陆军将领难以驾驭,只得任命一位海军将领继任总督,这就是德古海军上将。
德古海军上将较为顺从,但他也是位个性坚强的人。由于他热切期望维护印度支那的完整和利益,他试图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法国及印度支那的方式行事,并不总是赞同宗主国政府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来解释政府的训令,因此虽然还没有形成正面冲突,但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他与卡特鲁不同.反对任何与日本人合作的政策,而是另走一端,对日本的态度非常强硬,以至被宗主国政府认为是不明智的。
法国外交部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任何公开决裂,并且准备在不完全牺牲印度支那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接受日本的要求.殖民部长则热衷于采取坚定姿态,阻止日本由于法国对日本所提要求的有限让步,而在印度支那获得任何立足点。莱默里作为殖民部长,认为他自己有责任保持印度支那的领地完整,所以在国务会议中站在德古海军上将一边。但是,由于改组的结果,殖民部在国务会议中将由外交部长代表。印度支那总督和所有其他法国殖民地的总督一样,将直接隶属子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有权向他发出训令,指示机宜和批准或制止他的行动。
我迫切需要了解法国政府的政策,以及它给予法国大使有关对日谈判的训令内容。为此,我想起了一位中国的朋友,莫泰先生。他是一个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曾在儿届法国内阁中担任殖民部长。194 。年8 月19 日,我邀请他共进午餐,为的是我们可以坦率地交谈。虽然那时他已不在内阁,但他一直是国会议员、社会党的领袖。在回答我的第一个间题时,莫泰说,他曾经粗略地看过法国政府给法国驻东京大使有关日本要求的训令。这个训令共有两页,内
第四卷出使法国5 加容表明,法国政府已决定同意日本利用东京湾① 作为海军基地,利用东京② 地区作为进攻中国的陆军基地,因为日本急于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法国外交部长的解释是,法国政府对于被迫采取这种措施感到十分抱歉,但在目前情况下,别无其他选择。在印度支那仅驻有六、七师陆军,一支很弱的海军舰队,空军只有十二架飞机,其中九架是轰炸机,三架是战斗机,此外还有几连炮兵。
那天下午,我给我国外交部发去电报,说我现已得到关于印度支那的确切情报,法国政府给法国驻东京大使的训令内容如下:同意日本使用东京湾当作日本海军的行动基地,还同意日本使用东京地区,也就是毗邻中国的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作为陆军基地。法国政府认为,由于日本已向法国宣布,这些要求是日本从那个方面对华发动军事进攻的必需条件,因此法国作出让步是迫不得已的。一侯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它将按照1907 年法日协定的规定,重新尊重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此外旧本承诺给予印度支那充分的经济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据法国看来,只有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要求,才是挽救印度支那的唯一希望。虽然法国人深知日本人的诺言未必可靠,可是他们感到如果法国用武力对抗日本的入侵,那么印度支那迟早会被日本占领.我还报告说,尽管日本的要求没有以最后通碟的形式提出,并未规定答复期限,然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曾明确告诉法国大使,鉴于日本政府感到难以有效地约束日本军方,使其不对印度支那发动进攻和登陆,法国必须及早给予答复。因此,法国政府断定,拖延与日本谈判并无意义。
① 即北部湾。― 译者② 即河内。―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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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21 日下午,我和仅次于贝当元帅的法国政府副总理皮埃尔· 赖伐尔讨论了印度支那的紧急问题。我说,我从各个方面了解到,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屈从日本的要求,允许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以进攻中国。中国政府对此深为关注,因为准许日军登陆将对中国的独立和西南地区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了维护独立,中华民族已经战斗了三年。
接着,我说,中国政府想探明法国政府决定屈从日本要求的真实意图。事情很明显,一旦允许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登陆,他们将利用印度支那的领土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并利用印度支那的物资以进攻中国。难道法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允许日本利用印度支那作为行动基地来反对中国?或者更进一步使自己站在日本一边?换句话说,难道法国政府准备与日本结成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我说,既然法国政府决定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我认为它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同样允许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我指出,法国政府最低限度应该做到在这件事上给予中国同等待遇。我说,我看不出法国政府有什么正当理由可以一面答应日本的要求,一面又拒绝中国的要求。
赖伐尔说,这件事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而是由外交部长博杜安负责处理谈判事宜。法国大使和日本政府确实已在东京举行谈判。日本提出了某些要求,法国政府决定就这些要求和日本开始谈判。但是,他近来没有见到博杜安,也不了解谈判的进展情况。我说,我知道在8 月16 日的一次国务会议上,法国政府已经作出决议,放弃武装抵抗政策,而代之以建立在允许日本派兵通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的原则上的谈判。接受这样的要求,将破坏法国的中立地位。事实上,这等于是一种帮助和怂恿日本进攻中国的举动。
第四卷出使法国535 赖伐尔说,政府决定接受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的原则作为最大限度的让步,法国大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的。在目前情况下,法国任柯抵杭日本武装力量入侵印度支那的企图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他确信,现在的日本威胁正是以前的法国政府执行错误政策的结果。如果法国一开始就坚持严格的中立政策,今天就不会面临日本造成的困难。只有中国从法国的非中立政策中得到了好处。他知道,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曾经准许各种武器和军火供应品假道印支运往中国,用以继续它的杭日战争。
我指出,日本从未认为它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已构成战争状态。因此,法国政府没有义务禁止中国物资过境。此外,中、法之间原来订有条约,明确规定了中国物资的过境权利,根据条约赋予的权利,中国一直坚持自由地转运物资.赖伐尔对存在条约一事显得有些惊异,我在回答问题时告诉他,条约签订于193 。年,1935 年获得批准。条约规定,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也有权经过印度支那转运武器和军火。但是,实际上早在1 937 年法国政府就根据一项决议,停止了武器和军火的过境。
赖伐尔反驳说,他知道那种物资表面上没有准许通过,但事实上法国政府当局对中国的武器、军火转运提供了大量的便利。我说,这种方便并不比英国政府通过缅甸对中国提供的为多,尽管英国与中国没有签订特别的过境运输条约。
赖伐尔说,他了解到有些中国军队已经越过印度支那边界,因而给予日本坚持要求同样过境权利的口实.我说这不是事实。赖伐尔说,印度支那不可能抵抗日本,因为没有足够的手段可以用来进行有效的抵抗。他相信,如果实行武装抵抗,那就意味着印度支那的立即丧失。而在另一方面,法国仍可希望通过法、日谈判来挽救印度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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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翁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我说,赖伐尔先生想必知道日本的野心,它有一个既定的南进计划,攫取印度支那正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赖伐尔说,无论如何他希望日本作出的保证将会受到尊重。他说,法国政府的基本愿望是维护印度支那,在谈判中,法国人希望把日本的要求严格限制在允许日本军队过境的限度内,
我说,即使法国政府仅仅同意日军假道,实际上这种假道将导致印度支那成为一个对付中国的军事行动基地。我再次申明,中国政府很想知道法国政府是否愿意给予中国军队以假道进入印度支那的同等权利。我确信,法国政府在道义上不能拒绝中国的要求,因为它正准备给予日本这种过境的权利。
赖伐尔说,如此看来,中国是想要把印度支那变为一个战场,在它的土地上进行中日战争。这样,印度支那就处于两面夹攻之中,我说,中国政府无意使印度支那成为战场,但如法国政府允许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对付这种严重的局势,并且为了防务上的利益,中国可能需要在印度支那边境迎击日军。
赖伐尔说,法国政府想要维护印度支那的主权.我间道,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领土上登陆算不算侵犯了法国在那里的主权?这位副总理说:“我想是这样。”他又补充说,但法国是孤立无助的。他接着说,他只有在与博杜安先生磋商这件事情之后才能给我答复。也许外交部长以后会亲自给我作出答复。
两天以后,我见到了外交部长博杜安,交给他一份供他参考的备忘录,以便进一步证实稗上次会晤时对他说过的话。我告诉他,我已经收到重庆对于他前些日子所提要求的咨复。复电否认中国军队曾经越过印度支那边界,并且申明,与此相反,中国军队受到严格命令驻守中国境内,只要日本人不在印度支那采取敌对中国
第四卷出使法国537 的军事措施,他们就不得进入印度支那。
博杜安看过备忘录后说,他同意其中所述的每项事实,因为所谓的“事件”发生在很早以前的8 月n 日,他一直对此朱予过多重视。
于是,我告诉博杜安,我受本国政府之命郑重声明:只要法国政府竟然允许日本武装部队通过或驻屯在印度支那,或者听任日方采取类似行动,那么,中国政府即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应付这种局势。
我说,根据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清楚地表明,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屈从日本要求,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我国政府密切关注,希望知道法国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的明确意图。法国政府可能无意帮助日军进攻中国。但是,既然在日军登陆印度支那之前,它就认为自己不能抵制日本的要求;那么,当日军登陆之后,它又怎能奢望抗拒日本军队进一步侵犯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阻止日本军队利用印度支那全部领土作为反对中国的作战基地呢?博杜安说,不能认为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日本人提出的不是最后通碟,但法国政府考虑到如果完全拒绝日本要求,它无力抵抗日本军队的强行登陆,同时希望避免这样一种直接、粗暴的决裂,因此它才决定进行谈判。日本要求得到通过印度支那运兵的权利,这种要求是以内容广泛,无所不包的条款提出的,法国政府已经予以拒绝。当然这种拒绝不是采取简单方式明确地说个“不”字,因为如此回答是法国政府在它的现实处境下难以做到的。
于是我说,我知道已经给法国大使下达训令,要他在日军过境间题上屈从对方,作为最大限度的让步。博杜安说,还没有发出训令.他仍在探询日本人,想要弄清他们希望以什么方式派兵通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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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那。谈判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但是,法国政府也无意加速谈判进度。法国政府无意帮助日本,更谈不到与日本结盟进攻中国。我说,还有一个间题我曾问过赖伐尔先生,现在我想再间一下博杜安先生。如果日本军队悍然在印支登陆,中国出于自卫,也将派兵进入印度支那。我强调指出,如果法国政府准许日军在印度支那通过,它谅必不能拒绝给予中国同样的方便。博杜安说,就这一点而言,他可以给我答复。如果由于法国和日本之间有了事先协定,对日军进入印度支那不予抵抗,那么当然也不会对中国军队的进入加以抗拒。我说这是个要点,因为它关系到中国需作准备的范围和性质。我很高兴能从博杜安先生处得到这样明确的答复。我问道,我是否可以把他的答复报告中国政府?博杜安作了肯定的回答。
外交部长说,他想要求中国政府从重庆发表一个声明,大意为:如果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将认为这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国军队将立即进入印度支那,以便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他说,这样一个声明,将有助于法国对日本的谈判。我告诉他,我将电呈重庆,向我国政府提出上述建议。
8 月3 。日我会见博杜安时,首先交给他一份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是根据博杜安自己的建议发表的,我并表示希望该声明能符合他要求的条件。博杜安说,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他在看过声明后说,这是一份明确的宣言,阐述了中国的态度,一旦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即将派兵进入那里。这一声明在与东京谈判中很有用处。
其次,我交给博杜安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说明中国对于法日间就日本要求让日军假道印度支那进攻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所持的态度,还说明我对于法国政府对日军态度的理解。在博杜安仔
第四卷出使法国539 细看过备忘录后,他说,备忘录提到他曾告诉我:如果法国人对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不予抵抗,那么,他们也不会阻止中国军队进人印度支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关于法国政府在日军登陆后无意相助或和它合作这段话,则是他未曾说过的。他没有这样笼统地谈过这个间题。现在法、日谈判仍在东京进行,当法国人拒绝了日本的一揽子要求后,谈判没有进展。但是要法国承担一项不帮助日本或不对日本提供合作的保证是不可能的。例如,如果同意了日军假道通过印度支那,就不能拒绝他们利用印度支那的铁路。博杜安说,法国当然不打算与日本结盟,它一直在尽力应付由于日本的压力而造成的困难局势。事实上是,法国缺乏足够的手段保卫印度支那,它不得不抱着绝处求生的希望与日本进行谈判。但谈到什么地步为止,尚难逆料。问题不在于法国政府的意图如何,而在于日本坚持些什么。法国政府的意图是希望能够阻挡和驳回日本的要求。
我说,那可能仅仅是个希望,我也但愿如此。至于法国政府打算承认什么和拒绝什么,它应该自己作主,并且可以事先确定它的意图。我问他:难道部长的意思是,如果日本逼迫太紧,由于无力抗拒,法国政府打算向日本完全屈服?博杜安说,那倒不一定。他请求我在法国政府意图如何这个间题上不要逼他过甚。
我说,我毫无逼迫博杜安先生之意,但这件事情对中国关系重大,有必要知道法国政府关于日本的要求有什么打算。博杜安说,他将研究这份备忘录,力争一两天后答复我法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意图。并说,一俊谈判有了结果,他将立即通知我。鉴于过去发生的误解,我要求答复采取书面形式,并尽可能做到完整无遗。博杜安表示同意。
在那天前后,法、日谈判达成了一些协议,但随后会谈显然出一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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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破裂,这是我从我自己的情报来源听到的消息,而从法国外交部则一无所闻。博杜安尽管以前作过许诺,这时却没有正式通知我,9 月3 日,我不得不坚持求见外交部秘书长夏尔一鲁,为的是探听一些消息,和阐明中国的立场。
9 月3 日下午六点一刻,我会见了夏尔一鲁。我说,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东京谈判早在上星期六(8 月31 日)就已结束。我很想知道夏尔一鲁先生是否能透露一些所达成协议的内容,特别是有关日本军队假道印度支那进攻中国的内容,夏尔一鲁答道,他不大了解东京谈判的内容,还有待询问外交部长。
这时我告诉他,一小时前我收到一份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在印度支那的会谈已经破裂,日本人威胁将在9 月5 日从北面的广西省侵入印度支那。我问道,法国政府鉴于这个新的形势发展,是否准备抵御可能到来的日本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需要中国政府的合作?我提醒他,中国为了协助印度支那抵御可能出现的日本侵略,曾经多次表示愿意给予法国帮助。
秘书长说,他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在印度支那的会谈破裂的消息。他认为,可能我的情报比较迅速。他将立刻把我说的话通知正在参加国务会议的博杜安先生。当我问道,我可以从谁那里听到答复时,夏尔鲁说,如果博杜安先生仍然没有时间接见的话,我可以找肖维尔或他本人。
次日下午,我会晤了殖民部长莱默里。首先,我叙述了一遍我得到的消息和我与夏尔一鲁晤谈的情况。当我说起我曾问过夏尔-鲁,万一日本人实现他们在最后通操中的恫吓,法国政府将持何种态度,是否已决定进行抵抗时,莱默里打断我的话说,法国政府希望得到中国的合作。我说,如果需要,我乐于转告重庆.莱默里说,我的情报完全正确,日本代表看来很不耐烦,想要
第四卷出使法国孰l 恃强行事。日本代表声称间题已在东京解决,现在只需要执行协议。德古海军上将持不同看法,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日本代表准备提出将在g 月5 日进攻印度支那的最后通牌。海军上将报告了情况,并说他已作了必要的部署,准备进行抵抗,要求政府作出决定。据莱默里部长说,国务会议已经决议,如果日本侵犯印度支那。就予以抵抗。这个决议已立即通知总督。但因他这时收到德古海军上将的另一份电报,说日本代表在得到法国的答复后,要求恢复会谈。他已复电授权海军上将恢复与日本人的会谈,因为法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通过谈判来避免武装冲突。
我告诉莱默里部长,根据重庆收到的情报,东京谈判已经结束。经法国政府决议批准后,已于8 月31 日以换文的形式签订了一项协议。莱默里说,尚未缔结明确的协议。在东京确实就某些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但能否缔结一项协议,还要取决千在印度支那会商的结果。如果实行这一原则的条件会侵害法国的主权,那就不能接受。此外,如果在这些条件上不能达成谅解,那么当初接受的原则也就失去作用。当然,他知道,法国在新遭战败创伤之后,无力应付另一场武装冲突。因此,为了维护印度支那的和平,有必要做出某些牺牲。但是牺牲应有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法国不应屈从。无论需要做出何种牺牲,必须不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重大利益。为了这个理由,他以前曾要求总督,如有需要,应该做好一切必要的抵抗准备。殖民部长对我说的话再次表明他赞成在印度支那间题上对日本采取坚定的政策,这与外交部的和解态度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我告诉了莱默里关于8 月23 日我和博杜安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我提出了三个先前曾对籁伐尔提过的问题)和外交部长当时给我的回答。当我提到外交部长曾对我说,如果对日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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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进入印度支那不予抵抗,那么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也不会遭到反对时,莱默里打断我的话说,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常识间题。我概述完毕后,莱默里说,他作为殖民部长,对所有三个间题可以给我同样的保证。
9 月5 日我见到了博杜安。这次会晤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法国政府关于对日谈判方面的明确意图。
博杜安说,广州的日本占领军西原将军向德古海军上将提出r 一系列要求,遭到海军上将的拒绝。于是酉原要求在48 小时内签字,否则日军要进攻印度支那。海军上将答复道,在那种情况下,他将以武力抵抗日本的进攻。法国政府收到了海军上将的报告,决定抵杭可能发生的日本入侵,并且立即通知总督执行。实际上总督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妇女和儿童也从边境地区疏散。于是日本人撤回了他们的最后通碟,提议恢复会谈。这项会谈目前正在进行,但他不能预言是否会成功。他说,鉴于三天前发生的事情,事实上随时可能出现另一次破裂。
我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惯于以入侵相威胁,总督和法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挽救了局势。我接着说,根据重庆的情报,原则性协定已在东京签订,印度支那的会谈只是为了决定实施条件的补充性措施。博杜安说,协定的政治部分已经缔结。我指出,重庆曾了解到,于8 月30 日或31 日在东京签订的协定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部分。
博杜安说,法国把政治部分看得很重要,提议只讨论政治问题,也就是日本应该对尊重印度支那的现状提出明确的保证。他说,法国曾拒绝在东京讨论经济和军事问题,但日本人一再坚持,作为妥协办法,法国同意在讨论政治问题之外也讨论经济和军事间题。于是签订了一项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原则性协定。
第四卷出使法国543 但是,这个协定仅为法、日谈判的第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有关实施条件的第二部分。已经一致同意的原则是否能有任何价值,完全取决于对实施条件是否能达成协议。
博杜安还说,一挨印度支那的会谈结束,并签订了协定,他将立即告诉我这个协定的性质,或者他可能在签署之前,法国政府决定批准在当地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时,就通知我。
这时出现了相当令人不快的意见分歧。我提起8 月3 。日我和博杜安的谈话,以及他对我那天交给他的备忘录的评论,我还提到9 月4 日我从他那里收到的令人失望的答复。我提请博杜安注意他在答复中的措词,特别是关于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的词句(人们当能记得,我曾经说过如果日本军队能不遭抵抗即进入印度支那,中国认为中国也应有同等权利派兵前往印度支那抗拒日军。我也曾为此问过法国的态度。)在博杜安8 月3O 日的谈话中对于这一点并没有提出异议。我拿出一份备忘录和答复的记录,问博杜安他究竟是什么用意。
博杜安看了一遍备忘录的有关部分,在看过其中一句“对这种局面的一切责任〔 即是否抵抗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应由法国政府承担”之后,博杜安说,“我同意这点”。但是他说,他不能接受下面这段话:即第一,中国政府指望法国政府向中国军队提供它给予日本军队的同样便利;第二,法国政府将不给予日本军队任何形式的帮助或合作。他说,这几点讲得过于笼统,因此他不能承诺,以免给中国的保证过于广泛,而这种保证是他未曾给过日本的。现在与日本的谈判仍在进行,尚未得到明确的结果。说到与日本军队的合作,也许需要在使用印度支那的铁路和由日军保护供应品的安全方面作出一些让步。他本不愿这样做,但谈判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对印度支那的蛮横进攻。假如作出一些小的让步可以达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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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他不应予以拒绝。
接着,我问他对于概括在备忘录中,涉及法国政府意图的三点声明的措词有何看法,博杜安说,关于第一点和第三点,也就是如果不反对日本军队进入,当然也不反对中国军队进入,和承诺不与日本结盟以对付中国,这两点都是正确的。他可以而且愿意再次向我保证;但他不希望把这种保证记录在卷。就军事问题与日本进行的谈判尚未结束,他不能肯定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因为还有可能发生突然变化,完全改变局势。此外,法、中两国政府之间没有进行正式谈判,无需每事都采取照会的形式。
我说我理解部长的观点,但是我受本国政府之命向他提出的间题,对中国非常重要,所以我需要确信自己正确理解了法国政府的意图,而且也使中国政府不致产生误解,因为必须在这些保证的基础上制订计划。否则,我在我国政府中的地位将受到很大损害。博杜安说,肯定不会受到损害,他准备重申口头保证,如果我希望的话,他甚至可以把保证内容如实写下来。但关子不反对中国军队进人这一点,他要略作修改。随即,在一张纸上写了如下保证:1 .如日本军队根据与法国政府的协议在印度支那登陆时,法国政府并不反对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
2 ,如发生上述假设情况,法国政府将不充当日本反华的同盟者。
关于第二点,不帮助或不与日本军队合作,正如他已经解释过的那样,他说他不希望束缚自己的手脚。他要对我做到完全坦白和诚实,因此他宁愿不给我保证,免得被迫做出与他自已的保证相反的事。
我说,按照他对备忘录第一点所作的保证,那仅适用于日军得到法国政府同意而进人印度支那的情况。我问他,如果日本军队没
第四卷出使祛国
有得到同意仍然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从而被迫派兵去到印度支那以防止日本的威胁,法国政府对此将持什么态度。博杜安说,倘若日本军队未曾与法国达成协议即进兵印度支那,他们将遭到抵抗。因为政府针对西原将军三天前的恫吓已经作了决定。在那种情况下,法国政府有可能成功地抗拒日本军队的非法进入,并有可能决定不要求中国帮助。他说,无论如何,法国政府需要保留决定是否要求中国帮助和合作的自由,不能因为事前与中国有约而使自己受到束缚。
两天以后(9 月7 日),我从一位法国朋友处得到的报告说,德古海军上将已与西原签订了一个协议,确定了执行法日东京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原则的细节,它允许日本军队经过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报告说,海军上将曾提出一系列执行原则的苛刻条件,布吕尔将军预料日本人一定会拒绝那些条件,因为它们将严格限制日军的行动。但与预期的情况相反,日本代表接受了所有的条件和限制,这些条件为:( 1 )日军只限在海防港登陆,( 2 )登陆日军的总数不得超过法国和印度支那在东京(河内― 译者)地区军队的三分之二,( 3 )上述军队登陆后,立即乘火车前往安沛― 大致位于河内与老街的中途,火车不经过河内.( 4 )以安沛作为日军的基地,以便经老街进人云南;( 5 )划定从安沛至老街铁路线向东扩展约30 公里宽的地区作为日军的军事区域,铁路线西侧以深陡的江河峡谷为界,( 6 )日本飞机只能在河东、水安和山西(? )三个机场着陆。给我提供消息的那位法国朋友说,布吕尔将军建议,中国军队一侯日本军队登陆即应进入印度支那,但不要提前,进入的通道应该选定在河江和高平,中国人应事先把进入的目的通知当地的法国军事长官,以避免发生任何误会。他说可以肯定,法国军队不会反对中国军队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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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9 月8 日,星期天),我走访了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为的是尽可能核实关于谈判的最新消息。一开始我告诉夏尔-鲁说,根据我的情报,德古海军上将已经和西原将军缔结了一项协定,确定了对于允许日军通过印度支那这个原则的实施条件。甚至有消息说,海军上将已经和日方代表在协定上签了字。我间秘书长,是否能证实这个消息,如果消息属实,协定的性质是什么?夏尔一鲁说,虽然已达成协议,但尚不明确.双方所同意的只是原则性质的东西,仍须制订精确的实施措施。在这些实施措施得到解决之前,还不能认为协定已最后完成。
于是我告诉他,我了解到,德古海军上将曾经提出过一系列有关实施日军通过印度支那原则的条件,这些条件立即为西原将军所接受,现在他正等待着东京的最后批准。我问道,是否由于这一事实,他(夏尔一鲁)才认为协定尚未最后完成?我又补充说,我知道,原则方面的协定已经在东京缔结。秘书长说,这是事实,但双方同意的也只是原则性质的东西,还须为它制订明确的实施细则。9 月11 日,我接到重庆和河内明确否认中国军队曾越界进入印度支那的电报之后,我再次往见外交部长。我说,看到法国报纸在星期五晚间和星期六早晨(9 月6 日和7 日)发表的报道,断言中国军队侵犯印支边界后,我给重庆和河内都发了电报,从他们的复电中知道这个报道是毫无根据的。中国统帅部已在重庆发布了正式的否认声明,我希望知道博杜安先生是否收到了有关这一报道的进一步证据。如果没有,中国大使馆已经准备好一份否认声明,我想送一份给外交部长过目,免得他阻止其在法国报纸上发表。我还说,我正在把这个声明分发给各报。
博杜安草草看过一遍文稿后说,他不同意发表,因为这个声明指出那则报道是蓄意煽动和毫无根据的(该报道确系如此:)。他不
第四卷出使法国547 承认这个论点。法国报纸上发表的消息事前曾请他审查,他也已批准其见报。
我说,我了解这则消息来源于富尔尼埃新闻通讯社的一条电讯,但该通讯社是轴心国家的宣传工具之一,并且强烈亲日。博杜安说,他还收到德古总督一份报告,内容与这条消息相符。我问起德古海军上将报告的事件详情,博杜安答道,报告只对一人死亡、十人受伤表示惋惜,没有其他细节。
于是我又间道,这个报告是言之有据,还是仅仅出于德古海军上将的风闻。我怀疑这条消息很可能是从日本人那里散布出来的。博杜安说,他并不把这个事件看得很严重,因此没有要求详细的报告。我说,重庆和河内对我的查询都作了断然否认,而博扛安先生则说确有此事,这真令我感到惊奇。
博杜安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将电告德古海军上将进一步提供详情。我告诉他,如能这样,我很感谢,因为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实际上重庆和河内都曾通知我,正好与法国报纸上的消息相反,日本军队在9 月6 日曾两次越过印支边界。博杜安说,那事不假,确有一千多名日军分成两股侵入印度支那,险些引起一场严重事件,幸亏现场的法国边防军官们保持镇静,这些日本士兵才离开印度支那回到广西境内,从而避免了一场严重事件。
因此我问道,为什么报纸上只字不提日本人侵犯边界,而对所谓的中国军队越界事件却在报上用大字标题刊出。博杜安回答说,这是因为在日本人的事件中,没有出现伤亡。我说,那仍然是入侵,而且发生过两次。我对外交部长重新提起,当中国大使馆要就所谓的8 月n 日事件在报上发表否认声明时,也遭到了法国新闻检查机关的阻挠,现在同样的事又再次发生。每逢遇到任何有利于中国的事情,都不能在这里的报纸卜方表。另一方面,报上却自由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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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来自日本的消息或有利于日本的消息,这确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待,而且也难以被认为公正。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竟能得到容忍。我进一步说道,这样做的理由除非是有意把责任楼诸中国,从而为外交部长与日本在东京达成协定,为正在印度支那谈判的最后协定,为法日协定所导致的日军登陆进攻中国这一系列事件,推卸法国应负的责任。
9 月14 日,我走访了夏尔一鲁。首先,我告诉他,我受本国政府之命通知法国政府,中国统帅部已下令破坏滇越铁路位于中国境内河口地区的国际桥梁和隧道,以便阻止日本人对印度支那的人侵,并且排除日本要求派兵通过印度支那的主要借口。我说,中国政府采取这种行动,实在出于万不得已,因为这意味着牺牲了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渠道。中国政府决定承担这种牺牲,首先是为了帮助印度支那抵制日本的武装假道要求。其次,如果日本人声称他们的军队还可以利用那里的公路进攻中国,那就应该向他们指出,虽然在中国一侧的云南境内还有公路,但这些公路并不与印支境内的公路相通。如果日本人真要侵入云南省,他们可以从目前所在的广西省― 例如从龙州西进。事实上这样做比较容易得多。如果试图取道印度支那进攻云南,则将走一段很大的弯路。夏尔一鲁间道,被破坏的桥梁是否在滇越铁路线上,而不在通往广西边境的铁路线上。我说是滇越铁路上的桥梁。我接着又说,我要指出的第三点是,如果滇越铁路已被切断,并且缺乏与印度支那相连的公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仍然坚持要派兵通过印度支那以进攻中国,他们就不得不派出比法日协定所规定的数额远为庞大的军队,因为那时战争将沿着边界全线大规模地进行,并且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我还要提请法国政府注意由于外国军队大量集结而可能引起的后果,这些外国军队将在印度支那长期停留,并且
第四卷出使法国549 需要分布于境内各地。我说,第四点,如果日军侵入印度支那,中国方面仍然愿意与印度支那合作,共同抗御他们,并且希望和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建立联系,以便研究联防计划。夏尔一鲁仔细记下了我的话,说他一定会把我的意见报告给部长。
那时,有人进来递给他一些材料,他向我道过失礼之后便看了起来。之后,他告诉我,那是一份驻昆明法国总领事送给中国当局的抗议信。信中提到中国政府夺取了滇越铁路中国境内一段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任命了曾养甫将军负责管理。他说,这位中国代表通知法国铁路当局,应当撤回他们的员工,在铁路沿线为他及他的工作人员准备办公室,并且不得使用铁路向印度支那方面运输货物等等。夏尔一鲁说,据他看来,这种做法未免过分。他当然支持.总领事的抗议。他说,也许外交部将向中国大使馆或中国政府发出公函。
我说,虽然我尚未收到任何有关中国当局接管铁路的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鉴于印度支那严重局势的不断发展,才采取了这种行动,作为一项必要的军事措施。然而,我一定把他的话向重庆报告。我要求一星期后再会晤夏尔鲁,于是我们约定在9 月21 日上午见面。当我届时与他相会时,他首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我说,我有一些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他,据一封从重庆来的电报通知我,9 月16 日,上海法租界军警向自1937 年以来即被拘禁于法租界内的中国官兵① 开枪,打死8 人,打伤22 人。我说,这是桩极为严重的事件,中国政府已向法国大使提出抗议,想必已转达法国政府。我告诉秘书长,我国政府责成我促诸法国政府对这一严重事件引
① 即193 了年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后,据守四行仓库留作掩护的一部分孤军,后退入法租界被解除武装加以拘禁。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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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高度重视,在保留为被害者要求赔偿权利的同时,坚决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对上海法租界当局下达训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仍在拘禁中的中国官兵的安全,避免再次发生这类可悲事件。夏尔一鲁说,他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也没见到任何谈及此事的电报。他马上找来了肖维尔,让他参加谈话。肖维尔递交夏尔一鲁一份电报,后者读给我听,说这份电报是驻在上海的法国总领事发来的。于是肖维尔解释说,有关租界的事务,总领事是主要负责人。这一事实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总领事没有把抗议转交法国政府。肖维尔还说,这是由中国被囚官兵所造成的骚乱事件,他们总数约为九百人,被分别拘禁于两个集中营内。
他所念的电报大意为:这些中国官兵为了准备集体逃跑,曾经搜罗、藏匿了大批棍棒。头一天晚.七,集中营的看守得到风声,去那里搜查棍棒,但是这些被拘禁的人想要攻击他。于是他立刻召来军警维持秩序。后者在对空鸣枪示警无效后,被迫向中国人开了枪。据电报称,有3 人被打死,7 人重伤,13 人轻伤。夏尔一鲁说,看来很清楚,这是个骚乱案件,法国当局被迫采取了自卫行动。我说我收到的电报没有叙述详情,因此我不大清楚中国政府所了解的事实.肖维尔说,他将很快答复我刚才交给夏尔一鲁涉及此事的备忘录,并提供给我总领事的报告细节。我说,我将乐于收到这些细节,以便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查问,加以核实。但同时我也希望收到一份保证。保证这些被拘禁官兵的安全将得到保障,并保证立即下达训令,使这类严重事件今后不再发生。夏尔一鲁说,他将按照这个意思致电上海法租界当局,但他补充说,应该说卫兵也有保护自己免遭攻击的权利。
我接着说,关于在印度支那的会谈,我曾收到一份电报说会谈又发生破裂,西原将军、日本领事和日本侨民都已离开印度支那。
第四卷出使法国551 我间夏尔一鲁,现在的局势怎样。秘书长说,确实昨天日本人又提出了最后通碟。但他了解,日本领事和西原将军都未离开印度支那。根据他星期五下午(9 月2 。日)接到的电报,日本代表显然已经改变了主意,会谈可能已经恢复。
在回答问题时夏尔一鲁说,日本人起初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德古海军上将不能接受而予以拒绝。于是西原将军提出最后通碟,要求法方在22 日午夜12 点前接受日方条件。然而,现在日方似乎已改变主意,不再坚持接受全部条件。
应外交部长博杜安之邀,我在两天之后访间了他。博杜安外长说,他请我会面,是因为现在已能告诉我有关与日本谈判的性质及情况,并告诉我已缔结的协定。他说,早在7 月初,日本政府就要求法国政府准许日本军队假道印度支那进攻中国,法国政府拒绝了这种要求,但是宣布它准备参加在适当时机举行的谈判。谈判过程中充满了重重困难。一个跟着一个的最后通碟,强大的压力,军队登陆的恫吓,和侵犯边界的威胁(日本军队曾数次侵扰印支陆上边界),这些都表明,法国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只是由于法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才使日本人没有坚持他们的最初要求,那些要求是不能接受的。
外交部长接着说,印支当局与日本人的谈判和法国大使与日本政府在东京的谈判同时进行.9 月5 日,河内的谈判陷入僵局,会谈一直中断到9 月lS 日。嗣后会谈又有了进展,直到9 月22 日下午,双方才签订了协定。即使在这个短暂的间隙中,达成协议仍笼罩着巨大困难。他在9 月2O 日晚上曾经彻夜不眠,苦思焦虑日本是否终于要对印度支那入侵。就在协定已经签订后的9 月23 日凌晨,从广西冲向印度支那的日军还和法国的边防部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伤亡。他还不能肯定现在冲突是否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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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根据德古海军上将9 月23 日上午10 点30 分发来的电报,谈到后者所签订的协定内容:( 1 )允许六千名日军只在海防一个港口登陆。运送日军在这个港口登陆的船只限定为每次一艘。( 2 )允许使用三个机场;( 3 )允许一师日军为了撤退的目的,从广西进入印度支那经由海防撤走。他说,此外,由于法国人坚决要求的结果,日本人已经放弃进攻云南。因为曾向日方指出,滇越铁路有六十多件“艺术品”,即桥梁、隧道等险竣工程,加之地面山峦重叠,四周道路阻隔。因此,日本人企图从那里进入云南的任何想法都是鲁莽的。
外交部长要求我注意这一事实,即现在与日本人缔结的协定已经完全改变了事物的面貌。法国人曾经利用中国已在边界集结大批军队这一情况作为论据,说服日本人不要坚持他们原先的要求,因为法国如果接受了这种要求,就将立即导致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从而使它沦为战场,这是法国政府希望避免的。外交部长认为,被允许进入印度支那的日军人数是如此之少,它不存在威胁中国的可能,他想起约在15 天前,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由于与日本签订协定的结果而使日军进入印度支那不遭法国人的反对,那么中国军队的进人也不会遭到法国人的抵抗。他说,他那时担心日本将坚持调派大批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但是现在整个局势已经改观,多亏法国政府的坚持不懈和辛勤努力,才降低了日本的要求。因此,他要我转告我国政府,不要派遣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中国军队的进入只能使局势复杂化,并给日本人以增派军队的借口,从而使印度支那变为战场,
我说,我知道现在被允许登陆的日军人数比日方第一次要求的少,但是,尽管博杜安先生作了解释,我还是不能设想这个协定的结果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不会构成威胁,虽然其严重性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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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原先小一些。一个第三国,当两个邻国之间存在战争时,允许一方为了进攻另一方而派兵通过它的领土,这在国际关系上是史无前例的。法国政府与日本缔结这个协定的行动,不能不被看成是对中国不友好的表现。我说,我对博杜安先生希望中国不要派兵进入印度支那的要求不想加以评论。但在所造成的威胁局势下,需要采取什么对策的间题,应该由中国统帅部定夺。可是,正像我以前已经多次声明过的那样,我愿意借此机会声明,中国政府在应付此种新局势上,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
我还说,前些日子,我曾从我国政府接到习11 令,如果法国政府终于与日本缔结一项准许日军在印度支那登陆以进攻中国的协定,即向法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鉴于外交部长巳将这项协定的内容通知我,我不得不向他提出正式抗议。
博杜安反复解释道,由于法国政府的艰苦努力,才成功地完全改变了局势,所以他再次敦促我说服中国政府,对派兵进入印度支那一举加以克制。我说,我一定把他的要求报告我国政府,但是我个人也要强调和重申一遍我刚才所发表的声明,其实这类声明我以前已经反复提出过。
经我建议并经重庆政府完全同意,由我草拟了一份抗议书,呈请外交部审定。经王宠惠外长核准,要我尽快送出:
中国政府获悉,法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直接通过法国驻东京大使,并通过印度支那当局与日本驻河内代表,已缔结协定,规定日军可在印度支那登陆及自由过境,并规定日军可使用港口、铁路、机场及其他设施,借以进攻与印度支那接壤之中国西南地区。194 。年9 月23 日,法国外交部长在与中国大使会谈中,亦对缔结该协定的主要各节予以证实。中国大使馆以往曾有幸通过中国大使,多次与贵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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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会谈,向法国政府反复提出书面及口头警告,中国政府鉴于日本在过去三年间不断以其武装力量侵略中国,虽经考虑外长阁下所作之解释,仍认为法国政府与日本缔结上述协定之行动,不论中、日之间已否按国际法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均构成法国方面严重违反中立义务并公然违反条约规定及国际睦邻关系之基本准则,似此实系敌视中国之行动。中国大使馆奉中国政府之命,以中国政府名义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通知法国政府,中国政府对日军出现于印支边境附近及利用印支作为对中国作战的军事基地一事,保留采取一切必要自卫措施的全部行动自由。并声明由此产生之一切后果,均应由法国政府负责。
我迅即于194 。年9 月25 日将抗议书送交法国外交部。
第五卷
二度使英( 1941 . 7 一1946 . 7 )
第一章使英初期
1941 年7 月一1942 年10 月
第一节五大问题
1941 年春外交部来电称政府拟调我至伦敦接替郭泰棋任驻英大使。虽说我国政府要我尽快前往伦敦,但我决定还是先去葡萄牙一行,直到4 月份(? )才收到了英国政府的答复。答复当然是赞同的,但拖延了如此之久,说明我当初决定留在里斯本等待,而没有匆忙前往伦敦是完全得当的。
一英国的战争贷款
使英期间我处理的第一个间题是战争贷款间题.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中两国不仅是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两国也宜战了,因此中、美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欧洲国家的同盟国。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政府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贷款,作为在争取民主事业的伟大斗争中美国同中国共同合作的象征。事实上,卢沟桥事变以后,在美国,同情中国杭战的浪潮十分高涨,舆论纷纷要求国会和罗斯福政府尽量帮助中国。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扰战一向都很同情,办成了这笔五亿美元的援助。中国和美国要求英国同样对中国作出同情和友好的表示。不久,英国政府宣布打算向中国提供五千万英镑援款。1 942 年2 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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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艾登打电话给我说,内阁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给中国… … 五千万英镑贷款,并以租借形式拨给军火和军用设备。
这一决定是同华盛顿协商的结果。显然罗斯福总统运用了他对邱吉尔的影响,使邱吉尔不仅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而且要在美国宣布五亿美元贷款的同时予以宣布。
这一公告成了此后多次谈判的主题。它引起了中、英两国间的不少误会和争议。我去伦敦时的愿望之一,便是希望英国能向中国提供一些财政援助。实际上我已同艾登会谈过好几次。他说歉难履行诺言。英国想帮助中国,但是力不从心。在这类间题上发表一项声明,无非是表明英国愿意站在美国一边。
艾登说,即使英国马上提供五千万英镑,中国也无法充分加以利用。因为大家知道这笔贷款是用来采购英国货物的。当时欧战方酣,中国所需要的许多物资,英国根本无法供应。因此他认为贷款的数目应减为一千万英镑。对这种削减,重庆不能同意。我设法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把艾登说的数目增加到二干五百万英镑。即使这样,我完全理解我们也不能全部利用。因为艾登明白表示过,这笔钱是作为信贷用的。中国需要哪些东西,英国能够提供哪些东西,都需研究和调查。这个问题直到1 蚁4 年5 月2 日签订协议书时才得到处理。五干万英铸数字未动,但对使用这笔信贷的办法作了详细规定。
二滇缅公路
第二个间题是滇缅公路问题。这个间题也很棘手,特别引起了中国方面极大的不快。
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后,自由中国实际上已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况。物资和军火的输入,最初依赖印度支那这条孔道,一切物品都
第五卷二度使英559 要用汽车或火车从海防港经陆路运至中国内地;但是法国很担心这样会冒犯日本,因此一再关闭这条通道。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对中国更为关注了。罗斯福总统看到必须使中国能够坚持抗战。要使中国能够继续对日作战,就必须建立一条通往重庆和中国西部的可靠通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办法就是开辟淇缅公路。由于美国施加了压力,英国同意了这个方案,但等到实际执行之时,却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反对意见。英国人说,首先,孺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好这条路;第二,在这种山区修路,要耗用巨大的人力物力,
中、美、英三国代表在华盛顿为此进行了多次商讨。最后,在中国的推动下,美国作出了一项决定:由美国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借以配合中国的劳力。结果证明,筑路之举绝非不可能,实际完工时间比预计的要短。1943 年全线竣工。
滇缅公路的建成,是很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的支持。从此,大宗作战物资经由这条公路源源运进中国。但是它却使中国对英国留下了长期的不满和不信任感.
三香港间题
第三个间题是香港间题。中国无时不在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我到伦敦任职不久便接到训令,要我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我首先试探了一些其他人的看法,我发现英国人都能正确理解中国收回香港的愿望,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他们公开对我说,香港理应归还中国。
我跟邱吉尔长谈过几次。他说他不反对归还香港,不过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等到战后再说。他说英国希望有条不紊地交还。也就是说,对诸如养老金制度的延续,治理香港对公众所应承担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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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某些公共财产的照顾,私人财产的保护等间题,都应作出具体安排。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英两国为了再次表明对华友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不投降,不同日本烤和,因此提出了终止在华抬外法权,同时缔结新约,把中国法院根据中国法律审理各该国籍公民的权利交还中国。我到重庆时,英国大使同外交部的谈判已经开始,同美国的谈判也正在华盛顿进行中。华盛顿、重庆两地谈判的进展情况,随时都通知我。不久,华盛顿的谈判即告圆满结束,只待确定签字日期。
记得是在12 月间,中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触礁了。礁石就是香港问题。原来订在1 943 年1 月l 日签约,但到12 月中,外交部告诉我说遇到了麻烦。条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复香港,委员长不同意签字。结果,延至1943 年1 月11 日才签署。中英条约在重庆签署。中美条约也于同日在华盛顿签署。
四印度独立
印度间题成了我国同英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独立间题,印度国内骚乱四起,委员长对这一情况的后果极为关切。在战争中英国政府要求印度给予合作,这显然是印度方面可用以讨价还价的主要筹码。委员长也深深感到,为了取得印度人民的真诚合作,英国人必须同印度人和解。然而英国政府似乎不以为然。尽管我国政府协同印度领袖们努力促使英国采取开明政策,但是邱吉尔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决心采取镇压政策。这一决定是艾默里在1942 年7 月22 日转告给我的。
委员长对英国政府的决定当然不满。8 月12 日,宋子文从华盛顿发来一电,要我转交给当时正由华盛顿回英述职的哈里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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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勋爵。宋是中国政府名义上的外交部长,他出国期间一切均由委员长兼代‘电报的内容是对英政府就印度间题所作决定的意见,措词极为强烈。重庆决心由中国报界对英国的对印政策采取强硬路线,并为此给中国派驻欧洲的新闻代表们发了指令。据外交部来电,委员长已亲自将中国对印度间题的官方观点通知了英国大使。印度领袖对中国支持他们的独立运动非常感激.尼赫鲁本人1943 年曾亲自到重庆访问。他对中国政府同情和支持印度摆脱英国以求光复的运动感到高兴和满意,但他本人对中国的政局感到失望,甚至私下里还持批评态度。例如他对一位英国朋友说过,他在这里看到的无非是另一个独裁者;政府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
然而,中国国民政府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尤其是委员长个人的一片热忱,则是诚挚而坚定不移的。委员长对这一运动抱有至诚的希望。后来他为了表示同英、印在世界自由运动中团结友好,并作为世界反极权民主阵线盟国之一的首脑访印时,决定向当时身陷图圈的甘地先生进行礼节性拜访。由于英国人千方百计阻挠这次拜访,而委员长则坚持要去,几乎形成僵局.最后总督提出把甘地由狱中解至加尔各答,以便委员长个人与他会见,这才解决了间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已经进步了,争取建立独立的国家,已被公认是各民族有权实现的自然而合法的目标。印度问题很复杂,罗斯福也曾力促英国让印度独立和交还香港.从邱吉尔对罗斯福的答复中,人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邱吉尔的政策,个人意愿和政治信条。据说,邱吉尔的答复是:他不能当清算大英帝国的英国首相。
我国政府同英国政府间为了印度问题函电往还,交涉频繁。委
5 能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员长同邱吉尔间一封封连篇累犊的电报都是由我这个中国大使传递的。我曾多次收到明确的训令要我迫使英国同意印度独立。艾登同邱吉尔采取的是同一个立场,就是说着手解决这个间题的适当时间要在战争胜利以后。他建议我去见邱吉尔本人,他说,只有首相才魂作出最后决策。1944 年下半年,我同邱吉尔在唐宁街10 号,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两人你来我往,各抒己见。我一个接一个地摆出了我国观点的各种理由,并论证说,英国那怕是作个姿态,就有利于盟国的共同事业,就能对各盟国全体人民以至被轴心国所占领各国的人民带来莫大好处.
邱吉尔要我请委员长相信,他说以下的话是十分诚恳的,就是。他懂得这个间题困难在哪里,一侠战争取得胜利,他一定要首先处理这个间题。眼下首要的问题是打仗,不仅对英国是如此,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盟国应当齐心协力打底这场战争,而不应提出任何可能分裂它们或削弱它们间合作的间题。邱吉尔要我告慰委员长,他也时时惦记着这个问题,一旦战局好转,他就要采取措施,为印度问题制订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他说他本人没有要在战后使印度保持现状的想法,他知道政府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不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于是据此向委员长作了详尽的报告。我认为这份报告很起作用,使委员长把这个阿题暂时搁下了。
五作战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