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顾维钧先生（1888 一1985 ）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自1912 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起，历任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大使，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折冲搏姐逾半个世纪，经历过一系列中外关系的大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顾氏自196 。年开始，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耗资二十五万美元，完成了英文稿1100 。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长篇回忆录涉及旧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通过陈鲁直大使、贺其治先生，拜访了顾维钧先生，洽商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顾氏欣然表示同意，并恃意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其后，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全盘承担了此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组从1 982 年7 月开始工作。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先后达六十余人，大都是高等院校的学者与社会知名人士。译校工作自始至终严肃认真，不仅力求文笔畅达，忠于原著，而且反复查证史实，务期准确无误．译本的第一分册于1983 年5 月间世，第十三分册于1 994 年出齐，全书共600 万字。顾氏回忆录中文版发行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史学界、外交界及广大知识界的赞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许，咸以为顾氏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然而，由于该书篇幅浩大，使般读者难以卒读．为此，顾维钧先生女公子菊珍女士19 , 4 年回国时，曾与天津编译中心共同研议，决定出版一部《缩编》 ，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并可促进此书的流传。
由于回忆录所记述的史实连贯性很强，许多事情的演变过程曲折复杂，盘根错节，缩编工作的难度很大。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缩编的原则是：主线不断，层次不乱，大事不丢，文字不变。即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整体框架与章节层次，抓住主要历史事件，突出关键环节，并力求保持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风格口除正本中“次日”、“两天后”之类的时间用语改为具体时间外，全为中文本原文。缩编是全书的浓缩，不是局部切割，从总体上保持了原著的精华。为做好《顾维钧回忆录》 的缩编工作，特组织了以袁东衣为首的编辑组，成员有谢国祥、杨大辛、孙立民、何林荣、傅曾仁、刘保慧。缩编工作历时一年有半，经过反复阅读，更番审定，将原书600 万字压缩为100 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在缩编过程中，并对原中文本中误译和错排之处，作了更正。但在内容的取舍方面仍难免有不尽如意之处，尚祈读者鉴察。
第一章家庭与求学
我于1888年1月29日在上海出生．父亲顾溶（字晴川），母亲蒋氏。我行四。生我那年，母亲二十三岁。我不到两岁，妹妹就出生了。外祖母承担了对我的照看。当我三岁零一个月的时候，二哥和我就被送去上私塾，离家一英里。我记得，我非常愿意天天上学。我在私塾交了许多朋友。每天两、三次课间休息时，我们在一起玩。我觉得我既在学习，又在娱乐。这种生活，持续到我十岁。我姐姐结婚，她丈夫去一所教会学校上学，名叫英华书院。他向我建议，和他一起去那里上学。我进入这所学校的预科后，周末回家，每星期一早晨返校，
学校里的新环境和新课程使我耳目一新。我在学校开始学英文，还学算术和地理。1899 年的期末大考，我在三百五十名学生中，名列第八，被奖给一本英文大字典。转年暑假，我患了疟疾，从7 月中得病，直到10 月病情才开始有所好转。当时英华书院的第二学期早已开学，我再跟班已为时过晚。在此期间，姐夫蒋昌桂想去圣约翰书院上学。在蒋昌桂的劝说下，我和他一起报考了圣约翰书院。
二十世纪的头四年，我在圣约翰书院上学。我记得当时校内外到处谈论改革，即实行宪政和社会改革。1904 年初，学校当局鉴于赞同所谓新学的情绪普遍高涨，决定调整中国教师。他们聘请了新教师多人以取代守旧的教师。我们的中文课改由一位留日归国的' , ．用．. . ．卜胃侧，翻．. . ，曰．. . . . . ．目阴口日口．. ．即‘．盆，口．口目日曰口．．曰脚口．侧价‘即．" . . . .
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学者讲投，他完全同意康梁维新派所王张的新思想。他在日本读书数年，头脑中充满新思想，因此深受学生欢迎。
我有两个同学，决定赴美留学，约我同往，要走的同学共有四人。另外两人是施肇基博士的侄子，炳元和赞元。施家兄弟也劝我和他们同行。我立即表示同意，母亲则强烈反对。我尽力向她说明那是该做的事，她始终没被说服，但我还是着手准备。我确定出国并通知父母后，就决定剪掉辫子。我剪了辫子，用丝带把辫子扎好，放在纸袋里，我带回家里，交给母亲。她一见到就大吃一惊，并哭了起来。她把辫子当作珍贵物品锁在衣箱里。
我们一行七人于1904 年8 月赴美。其中有。施氏三兄弟炳元、赞元和厚元，朱榜生，还有孙嘉禄。此外，有一位是江苏省政府官费获得者杨诵清。施肇基先生是我们的领队，他照料着我们。他负有照料江苏省派遣的留学生的使命。他把我们安置在库克学院。实际上，他准许我们在两所学校里任选一所，并告诉我们两校各自的优缺点，但是他自己比较喜欢库克学院。我记得，我和孙嘉禄决定上库克学院。
库克学院是一所寄宿学校，学生都来自附近的村庄。实际是一所农村学校，费用很低。我记得我们一年只要有九百美元就够了，食宿和学费都在内，我们在库克学院呆了一年。学校师生对我们很好。校长诺顿博士和他的夫人和蔼可亲。他们看待我们有如自己的子弟。
早在我出国之前，我就想去哥伦比亚大学上学。它是一所著名的大学，政治系尤其有名，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除了化学以外，其他各科都及格。但我还是被录取了，条件是我须在大学补习化学。1905 年9 月底，我办完了入学手续，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清政府派五大臣到西方考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5 察立宪政治。我记得他们是在1905 年末到1906 年初的那个冬天来的。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中国学生和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我代表中国学生团体参加欢迎考察团。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学校。考察团的主要顾问都是曾经留学美国或英国的学生，这对我的印象很深。有一位顾问就是我们来美时的领队施肇基。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由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组成。其中有研究宪法的伯吉斯，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穆尔，研究历史的比尔德，研究欧洲史的罗宾逊，研究社会学的吉丁斯，研究近东和西亚的杰克逊。我可以指出几十位来。所有这些学者都负有国际声望．
除杰克逊外，其他人的课我都选过。但我对杰克逊很了解，因为他组织了一个社团。后来，我又选修法学院一些教授开设的课程，如著名的克尔奇威、库欣和讲罗马法的史密斯教授。我有机会在这些名师的教导下读书，确实是三生有幸。
我对校内的一些活动越来越感兴趣。我参加了通常由法学社主办的讲演和辩论比赛。我甚至参加了戏剧社。
我进了《 旁观者》 编辑部，成了副编辑。又逐步从副编辑升到新闻编辑。义过了一年，我被选到经理部工作，后来在四年级时当上了总编辑。虽然《 旁观者》的工作很艰巨，这段经历是很有益的。它确实大大有助于我提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我当时还担任《 哥伦比亚月刊》 的业务经理和《 哥伦比亚人》 的编辑。我记得在三年级时，有一天，一项通告发表了，说要选举九名学生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学生包括全体教师在内来和学校当局打交道的。最后，我听从朋友们的意见，也当了候选人。
6 颐维钧回忆录缩编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交往中是从来不考虑种族区分的，我和洛种族的学生都交朋友。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是信仰犹太教的，同时也有很多是信奉其它宗教的。这两方面的人似乎都感到他们宁可投中国人一票，也不愿意投其他那一派的人一票。这使我得到了犹太学生和非犹太学生双方的支持，在选举中取得成功。我参加了一些社团，其中有法语学会，“皇冠”组织，还有一个纳柯姆斯（Nacoms ）高年级学生协会。
第二章婚姻问题
我于1908 年夏夭回国。我取道欧洲，以便看看旧大陆。这当然是一次相当重要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欧洲。
我是遵父命回来的，在这次回国期间，我第一次结婚，按照老习惯，父母都尽早为子女选择配偶。有一次提亲，提的是著名中医张聋馨的侄孙女，比我小两岁。到我十二岁半的时候，我父母背着我商定了这门亲事。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信，建议我在毕业前回家成亲。我回信说，婚事应该在我完成学业并有了固定职业之后再办。不久，我哥哥来信说，这是风俗，我要是能回国成家，会使父母喜欢。当我从信里知道我父亲因我拒婚而烦恼时，我也很难过。找说，如果他真要见我，我就回去看望他，条件是回去后不结婚，仅把这事情商量一下。随后我收到一封回信，说父亲完全接受我的意见。我回上海后，母亲第一个向我暗示我父亲有意为我安排结婚，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在一起，把我叫去商谈我的婚姻问题、谈话破裂，父亲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哥哥到我屋子里来对我说，昨夜的会谈太伤老人的心了，以至于他饭都不吃。我哥哥同我长时间谈话，使我做出了一个很不情愿的决定。我说，既然父亲把这事看得这样严重，我当然不想使他不偷快，甚至生病。因此，如果他要我结婚，我愿意履行结婚仪式，以使他高兴并顾全他的面子。我哥哥很快把我们之间达成的谅解告诉了我父亲。他不再拒绝进食了，并吩咐立即准备举
8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行婚礼。婚礼仪式完成后，我们被俄拥着上楼到新房里去。吃过了饭，我到我母亲的屋子里去睡觉，这件事引起了轰动。第二天以及以后几天的晚匕我还是到我母亲屋里去睡。直到有天，我毋亲告诉我，她要用她自己的屋子了，并且指出我总不去新房是不对的。我父亲也为此担心和不高兴。于是，在她的敦促下，我回到了新居，{ R 只是吃完晚饭才去。我睡在一个躺椅上。我形式上的妻子要我在大床上睡。我说大床是给她的。她说，如果我要单独睡，她可以睡躺椅，把大床给我．就这样，好几夜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的思想始终集中在如何尽快回到美国。有一天，在我父亲仁班之前，我见到了他。我对他说，婚礼已经举行，我已结婚，他应该高兴，我也准备回去了。显然他一定已经听到许多关于我的行为的闲话，所以很坦然地对我说，可以回去，但必须带着妻子，他实际是提出了一个绝对的条件，要么把她带走，要么我也别走。我只好把她带走。
我记得我们在旅途中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有关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只谈了些对她本人和对她的教育有利的事，还有她在美国会碰到的情况。我把她当作我的姐妹；我对她负有责任。到达纽约的当天，我把她送往费城。那里我有一位朋友可以给她介绍学校。他推荐一个家庭，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女儿。这女房东慈爱如母，对她非常关心；她或她的女儿将轮流指导她学习英语。
第二天安排好一切后，我返回纽约。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看她。我（lJ 像朋友那样见面，我总设法带她到外面去散散心。我们常在一起进行娱乐或消遣，谈谈我们的朱来。对于我们未来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或争论。
1909 年秋天，我提故找再倪诗这种人为的关系。我们必须作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9 出安排，使双方都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样对双方都好。我记得她当时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她只是听着，显然还没有充分理解我们谈话的全部意义。她只是问道，既然我们已经正式结婚，那该怎么办。我告诉她说．中国的民法有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只要有关两方签一项协议就行了。我引用了规定的条文，并答应寄给她一份。我一同到纽约就把文件寄出。在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她问我她以后该怎么办。我说这要看她了。一旦我们签了协议，我们两人就都自由r 。她可以自由选择，或者留在美国，由我负担她的学习费用；或者回中国去，按照她自己的意愿，住我父母家，或间她自己的家。她可以工作、教书或继续学习。
我回纽约写出协议草稿，把草稿带给了她，要她研究一「，看看是否对一切都明白了，还要不要修改。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去看她。她说，她想不出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我要在协议上签字，她也准备签。
我们大概是在1911 年签的协议。协议规定，我们两人各执一份，另两份送双方父母。我们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以后她说她不知道是否该立即回家；她打算留下来，因为她已经对学习发生兴趣。我还像平日那样，不时地去看她。我记得直到1911 年下半年辛亥革命之后她才回国。我曾去给她送行。
- J 囚一．- . . . ．一
第三章结业回国
我于1908 年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n 月份，唐绍仪先生作为特使会见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据当时报道，在美国公民因义和团叛乱所受的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均已如期偿付之后，美国准备把存在美国财政部的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予以退还。据说使团的主要目的，是磋商退还方法和款项用途。双方都有意把这笔钱用于向美国派遣中国留学生。这个意见深受太平洋两岸人民的欢迎．使团的第二个目的，虽然没有公开宣扬，但据说具有同等重要性。那就是同美国磋商，由美国投资开发满洲。
正在这时候，北京由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死而发生危机。来自北京的电讯，带来了北京流传的谣言，对皇帝之死，众说纷纭。随着慈禧太后之死，袁世凯失去了权势。袁曾掌握操纵皇室的权力，他支持唐绍仪的出使。从华盛顿私下传来的消息表明，唐的使团准备缩短访间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唐是袁世凯集团的一位很重要的支持者。由于慈禧太后的逝世，袁世凯不仅失去了权力，而且丢掉了职位。事实上新政权一上台就把他免职了。在使团离去以前，唐绍仪向中国学生团体发出了邀请。他邀请四十位中国学生作为他的客人在华盛顿逗留十天。我是其中之一。一般认为名单上的四十个人具有广泛代表性，因为所选的学生都属于学生团体中公认的代表人物。
十天的访问在1 月初开始。我到了那里，大致组织了一下，以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11 便找一个发言人，在使团征求意见时代表学生团体的观点和在适当场合发表感想。学生团体推我为代表。唐绍仪设盛宴招待我们。在宴会上，他向我们表示欢迎，并说，中国正处在使国家现代化和强大的伟大运动的开端，为此急需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他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和在西方各国学习的中国人一样，都是非常需要的；他们回国后，都大有可为。这是一篇鼓舞和激动人心的讲话，作为受邀团体的代表，我应邀致答词。我记得我作了一次适合当时场合的简短发
，不仅受到我所代表的人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
我在1908 年的时候，我从注册
。会后，唐亲自过
彭甲气向我表示祝贺· 这就
言识
是我同唐绍仪的第
一百二十四个学分
；因此，我有资格‘。我去告诉他，我
分排
我所在的班在190
E 我三年级快要结束坛已经读完了规定的了一百二十六个学告，请他做出毕业安我告诉他说，我想跟这个班，特别是由于
我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比如，我十分乐意干的《 旁观者》 的编辑工作，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和纳柯姆斯高年级学生协会的成员等。注册主任说，他不明白，按照规章，我已完成了规定的课程，既然我坚持不愿毕业，他说可以考虑一下。后来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告诉我说，我可以拒交二十五美元的毕业费，然后他就把我的名字去掉，并在他的报告中说明，我没有达到毕业的全部要求。从1909 年初开始，我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同时是政治系的研究生。我是按照穆尔教授的意见学习法律的。他是我主修专业课程即国际法和外交的教授。我在法学院读了两年，学习了全部课一一～一～一～一一一肖崎叫的，. . . . . . " . . . . . ．曰．. . ．闷目曰．月脚门未如入
12 顾维钧网忆录缩编
程，也就是说，我学了除有关司法程序以外的所有学科。我的主修科，国际外交，由穆尔教授指导。我还兼修两门副科．就是古德诺教授的宪法和行政法和比尔德教授的政治学。我间穆尔教授是否有必要攻读文学硕士。穆尔教授回答说，如果我想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我只要写一篇论文就行了。我就决定先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穆尔教授给我指定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 “破火山口”案件的历史和法律》 。
我～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继续学习。我前面说过，我在三年内读完了规定的学分。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四年级时，我实际上已经在读研究生的课程。到1909 年，我在获得学十学位的同时也获得了硕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 。穆尔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其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而且还很少有人论述。我的论文写了两年。我努力搜集各种有关资料。这是一个新的题目，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的资料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我不得不把它当作部分原始资料来进行工作。其它资料有英国议会报告书，通常叫做蓝皮书，法国外交部向国民议会的报告书，通常叫做黄皮书；还有德国外交部的黑皮书之类。我在洛氏纪念图书馆的地下室花费了大约两年时间，翻阅各种资料．1911 年秋季，我开始认真写作，并开始复习读过的书、听过的课和过去一年里上过的课程，以准备哲学博士的口试。辛亥革命后的几个月，是我紧张工作的一段时期，进展很快，同时我还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中国事态的发展。
大约在1912 年2 月中旬，我收到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一封公函，邀请我去拜访张荫棠公使。几天后，我利用周末应邀前去．出乎意料，公使通知我说，他收到袁世凯总统的秘书长发来的一封电
第一卷童午及求学时代13 报，转达总统的邀请，要我去他的办公室当英文秘书。
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无法想象这个职位的性质和要求。我又惊又喜，但并没有忙着接受任务。我告诉公使说，我对这个建议受宠若惊，但我不能离开美国，因为我正在为哲学博士学位作准备。公使说，电报的口气很肯定，而且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以这样的职位开始他的事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所以我不应拒绝。他甚至说，我可以在以后再回来完成攻读博士学位。他敦促我接受，回国支持新政府。但对我来说，在哥伦比亚一劳永逸地完成我的学业要重要得多。这样，我使公使感到非常失望。他告诉我，他将把我的话电告国内，不过，他也同样感到国内是不会同意我拒绝的。
我回到纽约，立刻去找穆尔教授，告诉他事情经过。他对我竟然没有事先同他商量就拒绝r 这项建议，似乎非常惊讶，甚至有些困惑不解。于是他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他知道我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是为了准备担任公联，为国家服务，而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使年轻人进入国家机关，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和发展工作。教授告诫我说，如果这项建议再次提出，我绝不能再拒绝了，而且我必须先和他谈一谈。
不久，我想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张公使果然给我来了公函，附着一份北京来电的抄件，这个来电是答复他去电的。来电要求公使促我接受。我立刻去找穆尔教授，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很高兴，并且说，我一定得去。我反间他，我的论文和口试怎么办呢？他说口试可以在我喜欢的任何一天举行；至于论文，他要知道我的进度。他要我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他，以便他看一下，然后告诉我他的意见。我按他说的办了，给了他四章，就是引言和已经完成的三章。两天之后，他叫我去，告诉我他已经看完了。他认为，引言提供
1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了列强在中国地位的背景材料，这就足够一篇论文了。他已经和其他两位教授讨论了这件事，他们都同意他的看法，换句话说，他准备接受引言作为我的论文，题目当然要改一下。他告诉我说，我以后还可以续写其他各篇章，作为另一本书。他对我进行的工作很高兴，因为是按照他的建议和期望写的，这样，口试和论文这两件我心里最主要的事都解决了。
我写信给中国公使说，经过考虑并和我的教授商量之后，我可以回中国，但最快还得一个月。他来信让我把行期告诉他。我记得我的口试是在3 月份举行的。按照惯例，不担任我主修或兼修科目的老师也可以出席考试，由于我J ' L 乎念了政治系的所有课程，我是这个系所有教授的学生，很多教授都出席了。考试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按照常规，教授们退下去进行评议。大约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以后，教授们都出来了，宣布我通过了考试。然后就是我的论文问题。我已经说过，穆尔教授对我称为引言的那章十分满意。这篇引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外国和外国侨民在中国以条约形式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外国侨民居住、经商、工作或传教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穆尔教授建议我就一些技术安排问题再考虑一下，印刷和出版都需要时间，还有校对，最好请教比尔德教授。大概是在第二天，我同比尔德教授会见二他对我百般鼓励，对于我应召回国服务表示非常满意。他强调说，这对我是一个好机会，对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件好事。至于那些具体问题，他让我交给他去办。他说，他可以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安排印刷、出版以及任何必要的事。我说，我必须在最近离开，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校对。他让我放心，说这事没间题，比尔德夫人很乐意担当这项任务。他说，论文的序言必须由我自己写。我说，我正忙于整治行装，最早也得等到我上船横渡大西洋时才能动手撰写。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15 他说这也行，如果我在英国一上岸就把序言寄回来，他还赶得上付印，并能在颁发学位之前把论文印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在s 月初获得所授的学位。我在大西洋途中写好了序言。我记得那是一篇很简短的序言，是从英国寄回的。就这样，所有有关论文的准备工作都办妥了。
我从伦敦经巴黎到柏林。我乘火车旅行，在华沙换车，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北京，在4 月底到达。
第二卷
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1912 - －一1922 )
一－. －一．- - - - - - - - - - J 且－
前言返国后的最初印象
1912 年4 月后半月，我由华抄回北京，旅程为时约十三天。在北京车站，有当时的总理唐绍仪先生派来的两三位秘书迎接我。他们陪我到城东北角贵宵学堂内的国务院。总理不在，说是到总统府去了。我未停留即被领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次日晨，我得到通知，唐先生将在下午四时左右带我去渴见总统。接近四点钟，饭店的一个仆役匆匆跑来说，唐大人来看我，我大为吃惊，感到惶恐不安。我本来决定先去拜渴他，万没想到他倒先来看我。他说他正要去见总统，来此是为带我前去，为我引见。我于是乘他的马车一同前往总统府。
那是中南海内一间很大的办公厅，唐告诉总统，我是奉总统之命刚从美国何来的顾维钧。我向总统鞠躬，他还礼后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唐绍仪先生坐在他右边的椅子上，他们开始谈论关于委派直隶都督的事。我静静的听着，根本不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它的重要意义，讨论显然没有取得结论。然后唐先生对总统说，我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做他的秘书，这个意见看来总统不大高兴，他声调有些激动地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呀工应该在我这里做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先生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关于我，袁总统和唐总理似乎有一点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自然，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最后，唐先生提出折衷办法，总统说
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恐怕只好这样了．
袁世凯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另一件使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和唐称兄道弟，颇为亲热，唐称袁世凯为“总统先生”，有时叫“老兄”；总统则称唐先生为“老弟”.
我到北京后不几天，便有命令委任我和另外七个人为总理的秘书。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国外回来便受到这样的殊遇，这实在是令人感到荣耀的事，尤其是同事们大都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有的五十几了，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科举出身。我的工作是负责总理与外国政府、外国友人和外国官方的一切来往函电。被派担任这个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八个人中年纪最小，然而不知何故，我在八个秘书之中却排在第四名。我的工作很清闲，而有些年老同事的工作负担却十分沉重。
内阁秘书长魏衰组先生曾留学比利时。他对我很好，不仅把收到的外文函件，主要是法文函件（有的是给他的，另一些是给总理的），交给我让浅作复，还和我谈论北京的生活，特别是官场生活以及总理面临的一些间题。他的中文很好，对欧洲和西方的情况也了解。
第一章民国初年的北京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治
在北京，新政府刚刚成立，正按照共和体制基本原则进行改革。不过此事并无先例，领袖人物及其僚属虽有善良的愿望，但不知从何处着手，正在暗中摸索。对于政府和革命党之间关系的发展，大家也在拭目以待。唐绍仪先生作为总理的任务是设法使政府机构现代化，还要在同盟会（1912 年8 月25 日以后改名为国民党）中创造一种信任感。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干旧派，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间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直隶都督的任命。直隶是京都所在的省份，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唐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商议后，答应委派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总统坚决反对。按照旧日的做法，京都所在省份的都督应是他自己的嫡系人物，他想委派内务总长赵秉钧。而唐先生竟连自己内阁的内务总长
嚣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赵秉钩也拒绝接受，这就成了袁唐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争吵激烈，无法调和。唐先生递上辞呈，总统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争论的时间已不短了。
按中国官场惯例，总统对唐予以挽留，劝其打消辞意，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唐对总统的意思也完全清楚，未等辞呈批准，便离京溜到天津。
我记得1912 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衰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1912 年8 月，孙中山博士正式访问北京和拜会民国总统袁世凯。访间为时三天，大家抱了很大的希望，期待两巨头之间取得谅解，并对影响新政府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然而希望竟成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2s 泡影，既没有达成重要协议，也没有做出任何重要决定。孙中山受命为全国铁路总督办，负责拟订全国铁路发展总规划。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将总部设子上海。双方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楚，两巨头之l 司根本没有诚意，没有相互的信任。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在国民党最能干的有力人物之一，宋教仁的突遭暗杀。他才三十一岁，他的迫随者拟拥戴他为下届国务总理。这件事无疑使国民党人感到愤怒，他们认识到和袁世凯已没有调和的余地。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大家议论纷纷，反袁的声浪日益高涨。终于在1913 年7 月从国民党都督统治下的南方各省发动了内战。
这时，袁在北京的地位已十分巩固。他对国民党的活动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临时国会被解散了。袁下令逮捕许多重要的国民党党员。孙中山逃亡日本，他的助手们随后也逃到日本。袁世凯乃假借民主政府之名，实行专制独裁之实。袁解散国会，另行成立了所谓“约法会议”，负责起草新宪法以代替唐内阁草拟的宪法．约法会议这个机构，只备咨询，其作用不过是在袁世凯送交的文件上盖章而已。这时，旧官僚政客开始糜集在袁世凯的周围，怂恿他恢复旧制。在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如“祭圣告令”之后，每年一度的祭孔和在天坛的祭天大典也恢复了。从前，祭孔和祭天是皇帝的特权，而今竟然重演．新的规章条例甚至还规定了与前清十分相似的衣冠、祭服和礼仪，恢复卿、大夫爵位。总之，施政走向繁文缚节，走向帝制政府。
帝制的急速筹备引起了国人的公开反对，终子爆发了云南都督唐继尧领导的反对帝制的战争。他反对取消共和、反对拥袁称帝的通电获得各省的热烈响应。甚至积极拥护袁世凯的四川将军兼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巡按使陈宦也出面公开通电赞助共和。随着战局的逆转，袁世凯终于决定放弃他的全部企图。他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不久便死去了。
二在北京的生活与职务
1912 年6 月初，唐绍仪辞职后，我和另外七名秘书按官场惯例一同辞去国务院职务。唐先生已离京去天津，我为了和他保持联系，也随后去津。几乎每天我均被邀去唐府吃午饭或晚饭。我把辞去总统府秘书的事就商于唐先生，他说我辞去国务院的职务是可以的，没有必要连总统府的职务也辞去。秘书随总理同进退是文官条例中载明的，而总统身边工作人员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总统个人委振的，不包括在正式编制之内。
我对唐先生说，由于他已离开北京，我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一下我下一步的打算，同时我也想去上海探望我的父母。因为我是从美国经西伯利亚径直到北京的。他说走一趟也好，不过我年轻，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在总统府于下去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说，梁士治先生J ' L 次来津带话说，总统要我回去继续供耿。唐先生说下午梁先生来看他，他约我参加这次谈话。梁士治先生一到，唐先生即派人叫我。我记得唐先生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梁先生把总统的传话直接告诉我。梁先生说是奉袁总统命来召找回京，并请唐先生劝我回去。唐先生对我说：“你从上海回来后应即回北京，你也许觉得工作过于清闲。其实，你的职位是在外交部。”他觉得我肯定有朝一日会去外交部。我告诉他当时任外交次长的颜惠庆曾约我进外交部，唐说：“答应下来。”他认为这正是我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而且这两个职务也不矛盾，正如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职务毫无抵触一样。唐的忠告帮助我选定了我未来事业的道路．
我住在天津，候轮去沪．正是这两个多星期的工夫，唐先生对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巧我发生了好感，把他的女儿― 唐梅介绍给我。按照他的授意，我俩总是下午出门，不是闲逛，就是买东西，喝茶。我是单身汉，虽然住在利顺德饭店，还是几乎成了唐家的常客；只要没有其它约会．我总是和他们家人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这时我和梅混得熟了。我要离津时，唐说梅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姑母，她好久没去上海了，间我是否能顺便陪她去。我说那会使我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同船去沪，当然，我们更加熟稳了。
我从上海回来后，我们就订了婚，次年结婚，
上海省亲后回到北京，我即到外交部就任新职，以后三年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外交部工作。外交部是几个月以前陆微祥建立起来的。外交部的前身是外务部。
作为外交总长的秘书，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外交总长或次长和各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的会晤。陆总长是著名的学者，会说流利的法语，但不会说英语。作为他的秘书，我的经常性的任务是去东交民巷走访说英语的各国使节。这种做法只限于亚洲国家才有。别处的惯例是．大使馆或公使馆若和驻在国政府商讨某个同题，大使或公使本人或派代表走访驻在国的外交部，而在北京则不是这样。义和团事件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更增强了外国外交使团的地位。我是学外交的，使我惊异的是外交总长回复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不是召他来部，而是派秘书去公使馆答复、
我的另一工作是和外国记者打交道，包括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如《 京津时报》 和《 字林西报》 的记者。外交部未设新闻司，所以像这类事便在．总长和次长领导之下落在秘书身上。
任秘书一年多以后，我升任外交部参事。参事的工作是研究有待批准公布的法令。四个参事要负责对这些法令从法律的观点加以审查，并在草稿上签字，然后呈次长和总长审批。这个工作相当
纺顾维钧同忆录缩编
轻松，不过我还继续搞我的秘书工作。
然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不时发生的外交问题。我忙于准备备忘录和报告。一旦发生了什么外交大事，总长，次长和有关司长便开会商讨对策。从公事上说，草拟复文或备忘录是属于有关司的职权，不论是外政司还是通商司。但事先总是给我送一份来件副本，我也被邀参加讨论。关于复文我屡次发表意见，而且往往和司长的意见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受命起稿供讨论，最后被采用。因此，我的正式职务虽然清闲，但我老在忙碌，没有闲暇的时候。我本来有两位录事，后来又添了一位秘书和两位录事，有时还不得不用临时录事。
晋升外交部参事后，我仍一面在外交部工作，一面兼任袁世凯总统的英文秘书。从1912 年我和袁世凯的那次谈话中，我知道袁对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懂。但秘书的大部分工作都和外交有关，我得以观察他处理外交问题的方法。袁世凯对人对事有数十年的经验，做直隶总督以及以后当政务处政务大臣时，除了握有军权以外，还插手外交事务。所以他虽然没出过洋，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一个外国字也不识，他还是知道怎样对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我刚入外交部时，J ' L 乎天天去总统府办公，工作包括受命起草在外文报纸上刊登的声明或公告，更多的是处理致总统府的信件和公报。有些极重要的函件和电报，总统便与外交总长共同研究。总长每天去总统府，大都是在上午。我充当的是更低一级的联络员，我最常接触的是总统府秘书长，但有时总统也特别召见我。这多半是在总统会见外国的外交使节或显要人物时，让我充当翻译。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三中国的对外关系
．边境纠纷及中英、中俄谈判
1912 至1916 年间发生的重大外交问题，大多数与我国边境地区的领土有关，如在西藏与英国的争端，在外蒙与俄国的争端，以及在满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山东与日本的争端。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民国的建立，我国政局不稳，全国各地，特别是边境地区呈现政治混乱状态。和我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一如既往，立即乘我国政局不稳之机，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越过传统边界扩张政治影响。
西藏问题是和英国长期争论的问题。争端的发生不仅西藏地方当局，而且印度英国当局都有责任。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以及西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本来已在1 908 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中基本解决。当时参加交涉的，中国方面是唐绍仪，英国方面是鄂康诺。按照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特权，同时中国也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权。条约对中国驻藏大臣的驻地和卫队数目，以及中国驻西藏几个大城市的代表的地位都作了规定。总的来说，英国和中国在西藏享有几乎相等的权利。西藏人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企图摆脱中国的统治。在印度的英国人究竟怎样唆使西藏地方当局采取行动，提供了多少援助，不大清楚。但发生的事实表明，当时西藏人有充足的武器和相当大的军事力量，终于把中国的驻藏大臣及其卫队赶出西藏。他们还进犯内地，企图巩固他们在西藏东部的势力。西藏入侵者与中国军队在酉藏与四川交界地区确曾交战。英国人出面调解停火，双方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西藏和中国的边界间题。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不久，英国公使将此间题提出，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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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间开始谈判解决西藏间题。
中国接受英方请求，双方于1913 年开始谈判。朱尔典与袁世凯有私交，总设法与总统面谈重要阿题，而西藏间题正是双方谈判的主题之一。我的任务是在他们会谈时充当翻译。谈判拖延了几个月，症结所在是后藏、前藏之间边界线的划分问题。争论相当激烈，讨论常常陷于僵局，因为双方都明白前后藏之间的不同情况。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后藏则不然，实际上完全不受中国管辖。正是这一点，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谈判拖延两年之久也没有解决。达成的唯一协议是由双方组成混合委员会在西藏和印度交界的西姆拉继续商谈。中国的代表是陈贻范，他是研究西藏问题的，对西藏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非常熟悉。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协议内容电告北京外交部，即呈总统批示。总统府和外交部对草案中的条款都不满意，总统坚持要对草案进行修改。训令尚未发出，竟接陈贻范来电，称协议已经草签，这完全出乎总统和外交部意料之外．总统对我国代表的这种擅自行动大为展怒，立即召他返京，当面汇报。两年多来企图解决西藏间题的努力竟这样不了了之，英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但从这时起，西藏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由于无法迅速找到解决方案，西藏问题又一次，至少是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另一个是外蒙古问题。外蒙是中国的主要属地之一。长期以来，俄国即对外蒙抱有野心．关于俄国企图颠搜中国对外蒙的统治的阴谋活动，外蒙首府库伦不断送呈报告。俄国心里明白，它没有法律根据向外蒙提出任何要求。中国的辛亥革命却给它以在亚洲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可乘之机。1912 年n 月21 日，俄国驻华公使要求紧急会见我国刚上任不几天的外交总长梁如浩，向中国提交一份照会，其中包括三点要求，并声称如中国拒绝，俄国将在外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29 蒙采取单独行动。俄国显然是想用恐吓手段迫使中国屈服。当时我是外交部四个秘书之一，俄国公使离开后，梁立即找我去，把照会给我看。他异常气惯，说二十世纪竟还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恫吓敲诈行为，向中国提出这种要求真是荒谬绝伦二我说，其实这就是大多数帝国主义强国现时在亚洲奉行的政策，当前重要的间题是如何去对付它。梁接着大声说他绝不办理这个交涉，他要递辞呈让别位外长来办理这件事。我劝慰他说，我们是个弱国，处理外交事务确实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谈判中在原则间题上不屈服。他只回答说我受过正式训练，学过外交和国际法，而他没有。他认为为了对总统对国家负责，只有立刻辞职。他去见总统说明他的意思。辞呈当天下午就送了上去，总统也没有能把他挽留住。
在梁如浩继任人陆徽样任职期间（1912 年n 月巧日至1913 年9 月4 日），中俄交涉拖延未决，由下任外长孙宝琦继续办理。孙是衰世凯的姻亲，是袁的心腹。
俄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承认外蒙自治；撤退外蒙的中国驻军；撤销向外蒙移民的条例。俄国的态度十分强硬，中国如不作重大让步，谈判即无法进行。而袁世凯又无意让步。因此，谈判悬而未决。后来，由于库伦俄人的煽动，外蒙在俄国的协助和支持下迫使中国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军离境，这与在拉萨的西藏人获得驻印英人的支持驱逐中国驻藏大臣及其卫队同出一辙。
2 ，日本傻占＊岛及“二＋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消息在北京引起极大的忧虑．这并非怕战争迅速波及远东，一般人担心的是怕日本将乘机在亚洲大陆推行扩张政策。这种担心不久即成为现实，门，．挂… ‘. . ‘峨．由．脚节‘明目口．口．臼曲自．曰．曰口曰．. . . ．山．.
加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威胁着中国的安全。1914 年8 月间，离欧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要求德国撤出其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包括胶州湾在内。当然，德国当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当最后通碟送达柏林时，日本军事当局早已准备就绪，随时可将其威胁付诸行动，对德国租借地发动进攻。所采取的方式是日军在山东登陆。本来德国建筑的炮台都是面向海洋以防海上袭击，而日军却出其不意在其租借地距芝果不远的后方龙口登陆，向青岛推进。事先日本政府并未通知我国，直至日军已开始在龙口登陆，才由驻北京公使馆告知中国政府。日本的行为显然是侵犯中立国领土，完全违犯国际公法。总统急忙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那时我是外交部参事，是被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务院（内阁）参事。一个是伍朝枢，伍曾就学于牛津，是英国律师，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另一个是金邦平，他曾留学日本，也是国务院参事。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总统先叫我发言，我毫不犹豫地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31 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棋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间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了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这话显然是对我和伍朝枢说的，他以为国际法是人制订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 至1905 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作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
德国由于在欧洲无法分身，在青岛的抵抗不过是象征性的，只有两天的工夫就结束了。德军投降，日军随后开入并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包括青岛在内；然后紧跟着控制了青岛至济南府的铁路。这使山东都督大为吃惊，也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遏制日本的行动。在首都，政府的优虑增加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 . . . . , , . . . . . . ‘月月月娜月口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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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恐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之后继续提出更多的特权要求。大家认为这是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的大好时机，它绝对不肯交臂失之。
这种优虑是有充分理由的。1 915 年1 月，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要求特别会见总统。会晤时他提出一系列要求，即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总统答应保守秘密。他声言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二十一条”对中国犹如晴天薛雳，政府内部立即陷入紧张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的这一特殊要求。袁世凯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他立即决定答应与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公使曾暗示某些要求必须接受，某些可以商谈。“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第二号是关于满洲的，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的，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的，最后一号是有关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谈判方针决定后，总统立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陆徽祥被再度起用为外交总长，这显然是为了便于与驻京日本公使进行谈判。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代表团的组成是外交部与日方代表团需要立即商谈解决的另一问题．中国提出双方应各组成五人代表团。报界对中国代表团究由何人组成，不免有所猜测。外交总长与留日的次长曹汝霖是两个主要的谈判人自不待言，至于其他三个成员，我的名字也被认为必定在数的，理由是这个谈判十分艰巨，结果如何要看中国能获得讲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多大支持。我的任务可能是负责向国内外新闻界宣传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但这时双方代表的人数又成了间题。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总长出席，顶多带一名秘书。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33 显然日本公使是奉东京之命要进行秘密谈判，把和北京讲英语国家的公使有来往，侍别是与国外讲英语国家的新闻界有联系的中方人员排除在外。日本坚持己见，迫使中国撤回自己的建议，接受日本的反建议。因此我和另一位秘书被排斥于中国代表团之外。我虽未参加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次谈判内容和进展毫无所知。事实上，外交总长每次和日本公使会晤之后，总是召开小型会议，讨论会晤中提出的间题。
头几次会谈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微祥先生，要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出了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
陆的另一个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决定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决意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先生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此时，北京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我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根据世界的形势，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我看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告知伦敦。因为英国的在华、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是很大的。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尽力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因为其它有在华利益的国家无力干预亚洲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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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这时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丙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秘密越来越公开，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迅速签订条约，结束谈判。陆徽祥仍采取拖延办法，但已越来越不灵了。在日本强大压力下，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把前四号的谈判结束下来。
这时中国已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二显然美国政府已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已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日本外相当然也感到奥论影响有利于中国。在第五号上中国则采取强硬态度，根本拒绝讨论，而日方则继续坚持讨论。4 月中旬，前四号告一段落后，谈判即陷于停顿状态。日本压迫中国对第五号进行谈判，而袁世凯总统坚予拒绝，以种种理由拖延谈判。华盛顿的支持显然是为了让中国不屈服，并重申了美国的立场。袁世凯决定派日人顾间为特使去东京和那些对日本政府，特别是对日本外务省有影响的元老联络，因为日本的各项政策都先在天皇主持的元老院决定。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政治家便是西园寺公。袁世凯总统希望从元老们的私人意见中得知在迫使中国接受第五号条件上，日本要走多远。当然，这位日本人要完成他的使命需要时间，谈判停顿了几乎三个星期，日本公使催促迅速结束谈判。而袁世凯总统指示外交总长不要恢复谈判，尽可能拖延下去。5 月1 日，中国驻东京公使和日本顾问都从东京来电，说如果中国通过谈判已接受前四号，那么可以拒绝讨论第五号；但前四号的条款必须尽快签定，否则日本将在山东或满洲采取某种行动。日本公使也催促中国政府早日鉴订条约。袁总统仍采取拖延办法，甚至日本公使暗示，如中国不接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35 受会谈中已达成协议的结果，日本将提出最后通碟时，哀世凯总统仍不明所以。5 月7 日暗示变为现实。日本公使递交最后通膜，指责中国拖延谈判，并限定四十八小时内签订条约。中国如不在四十八小时内同意签订条约，则一切后果由中国负责。
中国面临的与其说是是否接受最后通碟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起草回文接受条款的间题。这个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浅因紧张、疲劳而发高烧，已在德国医院住院两天。外交总长来看我，就最后通碟的内容和回文的要点和我商量。他说总统指示接受日本要求并回文作复。复文不长，没多大工夫就草拟好了。前四号已经解决了，重要的是第五号如何处理。我草拟的复文异常简短，关于第五号，我明白指出中国不能接受。外交总长认为可以，送呈总统，总统也同意．正在誊写复文时，我代表团中讲日文的成员施履本提出，草稿最好先送日本公使看看。施这时按例正与日本公使及其僚属保持密切接触。他解释道，如果日方不能接受，正式复文送出后，将造成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局面。次长曹汝霖同意这样做．施带回了日本公使的反应，大意是语气过于决绝，建议关于第五号改为容后再议，东京可能更容易接受。我认为没有必要，否则在中国公众和友好国家的心目中我们太软弱、太妥协了，而且也给日本将来重新提出此问题提供借口，因为施说日本公使曾表示，修改此句更易为东京所接受，并可顾全日本政府的面子。我住在德国医院，未能参加在总统府召开的最后批准草案的会议，而复文中终于保留了修改的辞句。
1915 年5 月25 日继“二十一条”提出之后签订的这份条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条约是签字了，然而对中国来说，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美国来说，间题并没有结束。在巴黎和会和1921 年2 月华盛顿会议上，这个间题再次成为外交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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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首次出使华盛顿
一出任驻华盛顿公使
我在1915 年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这项任命的由来颇不寻常，有一段令人遗憾的插曲。当时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是夏偕复先生。在中国外交部中，人人羡慕的职位就是在华盛顿任职。孙宝琦先生担任了外交总长后，就向总统推荐他的内弟夏偕复为出使华盛顿的人选．外交部内尽人皆知，袁世凯总统对这一荐举并不以为然．然而孙宝琦先生忠心耿耿，长期追随总统左右，是总统的密友，又是儿女亲家。孙有一位千金嫁与袁的一位公子。袁世凯勉强批准了这一推荐，夏先生遂得以持节赴任。夏先生抵达华盛顿时，局势正值紧要关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爆发，美国的地位、政策及态度，对于中国及协约国均至关重要。大战打到1915 年，传说白宫有意出面斡旋，结束战争。美国自然是盼望恢复和平的。显然，美国上下鱼盼早日恢复和平的心情给夏公使的印象颇深，他本人也极为赞同。然而他以为袁世凯总统所处地位，比威尔逊总统更有利于担当居中调停、结束战争的责任。因而他既未征得袁总统的同意，也未事先请示政府，径自前去拜访国务卿，提议应当邀请袁总统居间斡旋，说这是袁本人的意愿。
北京对这一举动一无所知，直到美国驻华公使前来探询，间袁总统对居间斡旋战事的确切意图究竟如何时才有所闻。这一消息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即不营晴天霹雳。总统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早已胸中有数，明知极不适宜承担这类活动，闻知此讯，不禁勃然大怒。盛怒之下，立即命孙宝琦将夏先生撤职。孙感到于公于私，此事对自己的威信均是个打击，便向总统恳请承担责任，以免夏公使丢丑。然而总统对孙的恳求置之不理。
陆微祥先生就职后经与．急统商议，乃召见我说，总统和他本人决定派我赴华盛顿，任使馆参赞，主持使馆事务。此事对我来说，实在来得突然。我考虑了一天，回复陆总长说，对于他和总统的信任，我深为感激；但对于这样的安排，我以为无济于事，恐有辱重托。做为参赞，我可以替驻华盛顿公使出谋献策，然而无论何事，终须由他作主。他若能言听计从，事还好办；倘若与我意见相左，就会使我处境尴尬，进退维谷了。我若不坚持已见，则非但于事无补，反辜负了急长的信任。
陆先生答复说，夏公使留任期甚短，这还是尊重孙宝琦先生的意见，盼给夏留些时间，不要使他太难堪了。要不然，照总统的意见办，早将夏公使召回国了。他们已看中了我，让我去应付在华盛顿的局面，处理我国与美国的关系。他们愿意委派我先担任参赞，然后任临时代办，为以后担任驻华盛顿公使奠定基础。因为照常例，一流职务总须委派年高德肋、阅历丰富者担任。他的这些解释虽然言之有理，我还是说，从实际来看，还是以委派一位新公使为好，应当选一位资历更高的人任中国公使。可是陆总长说袁世凯总统决心已定，一心一意要我履行在华盛顿的职责，我的推辞会使他大失所望。
当天下午，陆又召见我，将任命我为驻墨西哥公使，以这个身份赴墨西哥尽快呈递国书，然后再改派我赴华盛顿任中国驻美公使。这样一转，我就不会给人以过于少不更事的印象了。
洲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们急于派我去华盛顿，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可是这种刚一到任、刚早涕了国书就改派驻华盛顿的做法，对墨西哥是相当失礼的。我这种一再拒绝被破格提升的做法使他们大为不解，于是他们便问我究竟怎么办才好。我去找夏治霆先生商议，我们认为最好先委派我为驻墨西哥公使，可在赴墨西哥城就任前，先将我派往英国执行特殊使命，即向驻伦敦公使施肇基传达机密使命。这就为由驻墨西哥公使改派为驻美国公使取得了时间，不显得那么急促了。陆先生与袁．总统对这个主意大为赞赏，因为欧战也很重要，总统自然想了解欧洲局势― 尤其是英国对于战争及战争持续时间的看法。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任命我为驻墨西哥公使，但先带特殊使命前往伦敦与驻伦敦公使施肇基商讨欧战情况。
委派我去墨西哥是按照外交程序进行的。由墨西哥驻华公使转告本国，征求同意二他十分高兴，衷心祝贺并设午宴为我饯行。由于行程紧迫，要尽快动身。我的准备工作只用了两个多星期，于1 915 年8 月初离开北京。当时只能乘船前往，航行三个星期才抵达旧金山。我从旧金山直接赴纽约，只作短期逗留便登船去伦敦了。
驻伦敦公使施肇基博士与我是旧交，我（rI 立即交换了彼此对许多间题，特别是对欧洲战局的看法。他安排我会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我在英国虽然是非正式访间，英国政府还是设午宴对我表示欢迎。
由于中国政府通过我的任命需要时间，因而我在伦敦逗留时间比预期的要长。换任华盛顿公使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要根据总统指令准备一份推荐书提交内阁。经内阁批准，由总统、总理一致赞同后，还须征得华盛顿的同意。直到10 月中旬才通知我说，必要的程序已完成，叫我准备动身去华盛顿。由于这是我首次担任驻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外职务，必须做好准备，直到n 月中旬我才启程赴纽约。
二1916 年芝加哥借款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到海外任职的时候，国内政局由干袁世凯及其亲信大搞帝制运动而复杂化了。19 飞6 年3 月22 日宣布结束和废止刚建立的帝制统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副总统作为民国宪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名正言顺地就任了中华民国总统。在新组成的内阁中，财政总长为陈锦涛，他是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著名的经济学家。袁世凯之死与黎元洪仓促继任，使国家陷人混乱，国库空虚。北京行政当局必须有钱才能行使职权。陈锦涛作为财政总长急于想从海外获得贷款。欧洲忙于战争，只有美国尚有开展国际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陈急忙向我求助，要我想方设法至少弄到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贷款。
我在纽约几经询问后，开始与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谈判，该行在波士顿和芝加哥均有分行。纽约分行负责人是艾伦先生。他本人虽然从未到过中国和远东，却不仅乐于贷款，而且对中国的情况深表同情。回想起来，当时的讨论与谈判均不甚困难，只有一个难题，就是贷款的担保间题。艾伦先生对于以前中国与外国银行缔结贷款的特点与偿付方式都很熟悉，他说除政府对偿还贷款的保证之外，还须有其他保证。他希望指定用烟、酒的税收来偿付贷款，并要由银行代表监督。有争议的主要就是这一款。我告诉他，中国进入美国市场，不是只为获得区区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中国是有意改变传统的借款方式．以前的借款总要带些政治性条件．比如在铁路借款中，要委派一位外籍经理，由他来监督和控制所建铁路的运愉；再比如善后借款中，建立一个盐业专卖局，由贷款银行团委派一名总会计师来控制和监督盐业的收入。这些规定是有损中国主
切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权的。我向艾伦先生指出，如果一家美国银行以身作则，纯从做生意出发，贷款给中国，就会开创～个极好的先例。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合同上写明由中国政府担保，以税收，特别是烟、酒业的税收来偿付贷款，把所有特殊的规定一概去掉。能签订这样一个贷款协定，我很高兴，这给中国政府将来筹措海外的资金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范例。
没料到出现了意外的发展和反应。我是在努力弄到一笔尽可能不带政治色彩的贷款，并且深信已达到了目的。可是议妥贷款的消息一经传出，却遭到反对派政党的强烈反对。一天，意外地收到我岳父唐绍仪先生打来的私人电报，谴责这项借款，要求我设法取消，否则将无颜归国重见故旧。这笔借款被看成是加强北京政府财政的政治行动，借款的目的是为了供应执政的中国政府控制的军队，以和反对党打仗。这真是节外生枝。我立即给唐先生写了一封详尽的复信，解释说，我承担此事是应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的要求，陈本人即是广东方面的一位主要的领导人，归国留学生，国民党员。不管北京政府想如何利用这笔借款，我办成这项借款则是为了帮助新政府，因为它毕竟是恢复共和制后的第一届政府。这完全是一笔商业借款，其背后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或想法。这个事件表明政治斗争与内部冲突达到何等地步。
三中国宣战
1917 年间，我和中国都面临一个极为重要的间题，即由于美国参战，我国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我把有关美国政策发展的情况尽可能完整地提供给政府，不时地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让他们充分考虑我提出的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好处… … ，而我对北京以及全国当时的奥论并不完全了解。我当时实在不知道这个问题竟会引起动
第几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41 荡和混乱，甚至导致中国的内乱。我知道以冯国璋将军为首的政府同意采纳我的观点。政府总理是段棋瑞将军，他甚至比冯总统还要强烈地支持我的见解。当时的局势在我看来，不难理解，为使山东间题获得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我本人对鹿死谁手是毫不怀疑的，美国参战后，协约国必胜已经是普遍的看法了．
北京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斗争的双方报纸上称之为主战派与反战派。在斗争中赞成参加美国一方的以段棋瑞将军为．首，并得到冯国璋总统及其军事同僚的支持。但是他们受到国会中一些派别的强烈反对，这些派别得到首都和南方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支持。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
北京斗争的战略中心是国会，因为中国宣战首先得经国会批准。两派在国会中一连辩论了好多天。国会以外，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各界反战派举行示威游行，召集群众大会，警告政府不要做出支持协约国的决定二斗争待续了几个星期，直到自美国参战起就强烈主张中国参战的段棋瑞将军获得了多数省区长官的支持为止。我了解到北京的这场斗争时，就决定拍一封说明情况的电报，列举中国参战可能获得的好处。在这关键时刻发出的长篇电文中，还摘要介绍了我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与协约国大使们谈话的内容。段将军回电加以肯定，说我的电文已翻印出来，分发给内阁成员。我不知道电文有多大影响。对于那些站在政府一方，但对支持中国参战却不大热心的某些内阁总长和国会议员，电文也许还有些作用。无论如何，政府对电文是欢迎的。段总理于5 月8 日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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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向国会呼吁，但国会还是不支持中国参战。直到8 月14 日国会解散，迁往南方，北京才宣战。
四1917 年n 月蓝辛一一石井换文
在远东，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到日本。日本抓住欧战这个天赐良机，在大陆上推行自己的领土扩张政策，寻求在亚洲的霸权与优势。欧战占据了欧洲英、法的全部注意力。两国在亚洲都有大片殖民地以及其他经济与政治利益，然而却顾不上了，因为他们正全力以赴投入战争，从德国人手中拯救自己的本土。日本突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只是其亚洲政策之一例。这个政策还包含着要美国从亚洲、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撤出的决心。日本认为中国大陆天然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特别是自中国第一个共和体制建立之后，持续的扩展，无异是日本的肉中刺．由于英、法以全副精力应付战争，美国就成为能够干预并防止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政策的唯一重要国家。
日本政府实际上也抓住了欧战这个空前的良机来加强对付美国的地位。1917 年派老练的外交家石井子爵，率领高级外交使团去美谈判，想签订一项协议，让美国方面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压倒一切的权利。石井的使命理所当然地引起北京的不安。我作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竭尽全力警告美国政府，日本居心厦测，因为日本人广泛的公开宣传，使这次使命似乎是为了促进目前两国就双方在华利益达成更好的谅解。蓝辛先生继布赖恩先生任国务卿。他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曾研究并写过有关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亚洲利益方面的专著。他对形势了如指掌，对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及中国的危险地位也很清楚．我每次去见他都谈到这次特殊使命背后日本的居心，以及北京对这个使团出现在华盛顿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的担心。蓝辛先生总是要我相信，美国充分了解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谋略。他保证美国一定注意不使其地位削弱，或使其利益减少，而对日本有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石井子爵访问期限延长，中国北京政府方面的不安也随之增大。我想获得蓝辛先生与石井子爵谈判的全、部情况也越来越困难了。中国和美国的报纸都有报道说，在谋取美国承认日本对华政策方面，日本使节在华盛顿已取得进展。据这些报纸说，两国已同意，相邻的地理位置应在日中关系中加以考虑。这一消息使我甚为担心。我继续试图获得国务卿与特使达成谅解真相的说明。我会见蓝辛先生的时候，他想让我放心，说承认这个原则不过是承认一个地理事实，是在美国坚决反对“特殊利益或优先利益”之类措辞之后，才同意这样一种提法。
经过两方代表长期谈判，所谓的蓝辛一石井换文在1917 年11 月公布了。这时，我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协议的真正实质，并且尽力向国务卿指出这项协定隐藏的危险，不仅危及中国，也危及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利益；对于地理位置相邻原则的实质与范围，日本肯定有自己的解释，并且会根据自己的解释，坚持其一贯的在中国实行领土扩张的基本政策。
记得蓝辛先生尽力安慰我说，换文绝对没有阴谋，没有秘密条款，凡是达成协议的条款都包括在换文之中了。这些条款，无论日本会作何解释，美国早已向日本指出其实在含义了。记得我还问过他，为什么偏要承认这样一条原则？如果没有害处，肯定就没有必要提出来了。蓝辛解释说，石井不能在美国一无所获就离开；换文总能让他不至于两手空空回日本。他请我谅解，承认这个原则是权宜之计，待欧战结束后可再行更改。直到1 922 年华盛顿会议上，由于美国向日本递交了希望废止该协定的通知，这项协定才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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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几尔登到凡尔赛，和会前夕
1918 年夏，特别是凡尔登战役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战争即将结束。10 月，奥地利求和，这加速了德国的垮台。1 , 18 年11 月n 日，停战协定签字，战争正式结束。虽然战争会尽早结束已在人们意料之中，但是，停战似乎仍使协约国政府感到来得突然，因此，华盛顿和北京都J 贮作一团，中国驻巴黎公使出乎意料之快地接到一份通知说：即将召开协约国最高级会议，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和平条件。胡惟德公使随即电请政府指派代表参加会议。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我所接到的电报不仅将胡公使电报内容通知我，而且指派我为中国代表，令即赴巴黎。惊诧之余，我想到，在这种时候让我离开华盛顿万万不可。因为这几周内，要决定对德国及其盟国的和平条件，我留在华盛顿更为重要。不言而喻，美国政府必将对和会提出许多建议及看法，这对英、法政府必然影响极大，故而对中、日两国也将产生影响。在和会上，中国政府不能对英、法抱太大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
还有一个次要原因，使我决定不能即赴巴黎，这就是我妻子的去世二1 918 年10 月，我妻病故。当时正在流行西班牙流感，她成了牺牲品。她的去世对我不仅是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一可怕打击。她患病后仅几天便死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据我回忆，那次流感相当可怖。西班牙武官在为日本武官送葬的四天之内亦死于同病。使馆内，三秘夫人和二秘之子也都在十天之内死去。妻子的去世打乱了我小家庭的安宁，而那两位职员的悲伤则使整个使馆的气氛极为消沉。
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获知中国能在和会上得到多少席位。中国希望自己能被视为大国，派出和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同等数
第二卷担任外交宫的头十年45 目的代表。中国驻巴黎公使从法国外交部得到的印象也如同从华盛顿得到的印象一样鼓舞人心：中国想派多少代表都可以，只是席位问题要取决于和会每次会议所涉及的内容。战事结束后，和会组织间题被提出来了，中国的待遇间题随即也被提出来了，但各主要协约国这时却决定：协约及参战各国在和会上将分为三类，一是五个主要协约国，每国五个席位；二是战争中提供过某些有效援助的国家，每国三个席位；三是协约国阵营中的其它成员，每国两个席位。中国竟被归在第三类，因此仅分给两个席位口这一决定使中国和其它归于第三类的国家大失所望。中国政府之不悦，不仅在于这有损于中国在国内国外的威望，而且还使政府在任命全权代表时产生困难。在此之前，外交总长曾经给我及其他公使发了电报，声称在和会上他将有赖于大家的合作。在给我的电报中，他清楚表明，我将是全权代表之一。但是，他至少还对四位其他公使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愿。他们是：驻巴黎公使胡惟德（中国外交界老前辈）, 驻伦敦公使施肇基，驻哥本哈根公使颜惠庆〔 一直兼任驻丹麦及德国公使二职），驻布鲁塞尔公使汪荣宝，故而陆徽样先生此时颇为尴尬，席位只有两个，决定任命谁呢？自然，无论代表团具何规模，陆本人将任团长。
我想我是12 月4 日启航的。中国政府一直在催我尽速赶到巴黎去参加最高委员会的一切会议。我是负责为该委员会准备有关行将召开的和会的指导原则和政策的。我的大西洋航程用去了十天。
我整天埋头于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项计划，以备陆总长抵法后呈请批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曾经开列过一张单子，包括以下七个问题：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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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施肇基博士和我讨论r 这张单子。我们决定由各位未来的代表团成员分头准备这七个间题。我主动承担了一、二、三、七这四项；施肇基博士同意准备五、六两项；第四项“归还租界”则由严鹤龄博士准备。严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当然这个方案只是暂定方案，还要等陆总长到达巴黎后加以批准。
在为起草四份备忘录搜集材料的同时，我也立即投入了对国联问题的研究。时间不长，我便写出了两个有关国联间题的备忘录。一个是有关建立新世界组织的原则以及我所了解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的观点；另一个是有关新的世界组织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应全力支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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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巴黎和会
一陆总长到达巴黎；代表团内部名次间题
陆总长一行定于1919 年1 月n 日抵达瑟堡，但船到瑟堡的准确时间未定，火车到巴黎的准确时间更无从得知。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候着去车站迎接从北京来的外交总长和其家眷以及随行人员。一直到凌晨四时，我们才确知火车将子半小时内到站。大家急奔车站，总算及时赶到。陆总长一行下车后随即前往吕特蒂旅馆。那是中国代表团的．急部，所有的中国外交使团团长在那里都有房间，我也有一个办公室。
当天下午，陆总长召开首次会议。与会的中国外交官们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够指派几名代表出席和会。显然这个间题在陆总长的心目中也占主耍地位。据悉仅分给中国两个席位，他显然对此大失所望。起初，陆曾得知主要协约及参战国每国将获五个席位，他认为中国．总可获得五个席位的，所以不仅给我，还给其他大约五、六名公使发出电报，邀请我们每人都参加代表团，并作为一名代表。现在，陆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
1 月18 日下午，和会正式开幕前三十六小时，陆总长召集中国代表团开会，中国驻欧各国使团团长全体到会。许多从国内来的顾间和主要驻欧使团的参赞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要决定中国参加和会的正式代表，以便陆总长呈请大总统颁布任命。但此类涉及人
喂B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事的问题，在座的公使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建议。有人建议由总长决定。这时，陆情绪激动，踌躇不决，很是为难。但他最后终于宣布，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这也是因为陆总长已在法国外交部弄清，中国虽然仅有两席正式席位，但每次与会人员可以调换，不限于固定二人。陆总长接着说，他想让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我任第三，施肇基博士任第四，魏衰组博士任第五．他说，他所以考虑让魏任代表，是因为魏曾任外交部和会筹委会秘书长并擅长撰写中文公文，对此经验丰富。他还说，他极愿让驻巴黎公使胡惟德先生任代表，所憾席位有限，无法如愿；但是，胡虽非正式代表，将和正式代表享有同等地位，同时他将有赖于胡的合作，而驻巴黎公使一职正可使胡为代表团助力，他希望胡能理解这一点。
胡惟德是个具绅士风度的老式外交家和学者，态度自然地答道，请陆总长放心，他于头衔并无所求。
接着，我便发言。我说，此次任命还以我列第五为宜。在外交界，施博士资历比我深，魏公使年龄比我大。而且，魏在1 912 年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秘书。不管怎样，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陆总长说，就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关的同题而言，和美国代表团的接触最为重要。而我是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至于魏先生，他是负责用中文起草文件以及负责代表团内务工作。魏先生列第五也符合他本人意愿。
我又坚持道，关于魏先生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施先生，还是将他列于我之前为妥。陆总长最后总算是理解我的想法了，他宣布，名单将排列如下：陆徽样先生、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博士、我和魏衰组先生。于是驻巴黎公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橘负责准备致和会函件，签字后立即发出。魏先生负责拟写电文，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49 呈请中国大总统按所报名单予以任命。电报也及时发出。对我来讲，我觉得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但出乎我意料，北京推翻了这种安排．第二天是星期天，岳先生打来紧急电话称，陆总长想立即在他下榻的吕特蒂旅馆和我见面。我先去秘书长办公室，弄清为何如此急迫。他让我看打字机上快打完的函件稿。这个函件请求撤销二十四小时前致和会秘书长的函件，说明顷接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徽样总长、顾维钧、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魏衰组博士。我当即对岳先生说；“请勿发出，我要与陆总长谈谈。”
到陆总长那里之后，我发现他身体不适，心烦意乱，衣着不整。他默不作声，递给我一封电报，那上面有大总统关于五位代表名次的训令，将我列于王博士、施博士之前。我对陆说，这种改变令我吃惊。总长可以对北京进行说明，正式通知已经发出，不宜仅为代表名次而撤销原件，另发新函。
陆．总长虽然看L 去心情有些不快，但他态度很坚定。他说：不，由他签发的函件只不过是外交部函件，而载有大总统训令的电报高于任何外交部函件；总统的意愿必须尊重，我们都是政府的仆人。我对陆说，我名列第一还是第四，对我本人都一样，但是您身体欠佳，恐不能保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在我坚持己见时，他说道，他曾接过一封非正式电报，告诉他国内的形势，也表示了大总统和政府方面对他健康状况的忧虑。在北京政府心目中，如陆不能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则应由我去代他为中国辩护。陆认为，在这点上北京是正确的。鉴于国内政治情势，如陆本人因健康关系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自然不便让南方的代表王正廷博士来代表中国政府。他最后说，他叫我来仅仅是为了通知我此项训令，至于函件的拟稿及发送已让岳先生去办理了。
5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看到没有争辩的余地．我只得告辞。
二代表团内的初期摩擦
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极为不幸。它在代表团内，特别是在以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先生为一方，以陆总长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纠纷。同时，在代表们开会时，我有时也成了批评目标。
在和会正式开会后的第一周内，大家都忙于和会各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各种活动，使中国选入某些委员会。王正廷博士和施肇基博士分别在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工作，我则每天去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会议，有时一天两次。同时，我还要准备备忘录，有些备忘录分派给顾问们，如严鹤龄博士等人去写，我本人要起草的有三、四份。施博士起草两份，一份是关于外国在华开办的邮电机构；另一份是关于外国驻军的。
代表团内发生的第一次公开摩擦，是指派我给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委员会起草国联盟约。陆总长显然把我看作是这个间题的学者，他读过我写的关于国联问题的两份备忘录，极为欣赏，签字批准了我首先提议的、并随后付诸实施的使中国进入委员会的方案。由于我是中国在该委员会中的唯一代表，每次会后，我都写出报告供陆总长和同僚们参阅。每次报告内容也即刻电呈北京。外交部因急于知道国联间题的进展情况，曾特别指示代表团以最大可能尽快汇报。我的办法是将拍发国内的报告抄存一份在代表中传阅。但是，我的报告不断受到施肇基先生和王正廷博士的攻击。然而，他们的批评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批评得不对题，看来主要是有意便陆总长和我难堪。
他们曾有过这样一次措辞严厉的批评，说我有一份电文歪曲. , ? . , , , ，目一－～一一－子～, les , . . . ．卜‘, . ．中．．匕．矛．r 尸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51 了国联委员会讨论中的真实情况，这种歪曲有损于中国，因为它使得中国好像不必要地站到r 主张君主政体的国家一边。他们说，电文支持了以袁世凯为皇帝的洪宪政权。这可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显然是完全误解了“帝国主义”这个词。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而非意指政体．我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是英、法等这徉的国家，为维护其殖民政策，提出了一种委任统治制度来解决接管德国殖民地间题的观点，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他们硬说我的电文弦外有音，而把这作为攻击陆总长的论据，说这一电文肯定出自陆的授意，Lt ］为陆于洪宪帝制时曾任过国务卿。他们的论点是，我本应表明，中国反对任何君主制政府，因为中国是共和国。但是，他们把“帝国主义”一词解释为“帝王的统治”了。
代表团会议于是便成为王博士和施博士二位代表吹毛求疵，肆意攻击陆总长或我的集会。在名次间题造成代表团内部矛盾之后的第一次代表团会议，是施肇基博士建议召开的，为的是任命一位新秘书长来负责会汉记录和执行代表团交付的对外任务。当时办公室秘书长是胡惟德公使手下的参赞岳昭炳先生，他一直和陆总长在一起工作，与法国政府成员及各国驻巴黎外交使团都极为熟识。但是，因为他曾为陆总长起草了变更代表名次的函件，而且他未与施、王二位协商，径将该函发出。所以，施博士和王博士显然对他很不高兴。这二位先生直截了当地攻击岳先生是陆．总长的私人代理，并认为代表团应当任命一位事先取得全团同意的秘书长。接着，施博士又提议，由他自己所信任的助手，驻伦敦公使馆一等秘书施斌先生来取代岳先生。王正廷博士附议这项动议。我表示反对，以岳先生工作甚佳，实无更换之必要。与会的代表和顾同们缄默不语。魏哀组先生赞同我的发言，他也认为换人并无必要。会议主席陆总长是一位温文谦逊的绅士，而且显然遵奉着老子哲学。
5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并未反对，只说他本人同意通过这项动议。于是，岳先生退职，施先生立即上任继岳先生负责代表团会议记录，但对和会方面，岳仍是代表团秘书长。
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立场
中国在“十人会”上的论辩关系至大。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山东问题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间题。同时，也是和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原来～直期待在会议过程中，中国能有机会被邀为自己辩护，但没料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那是1 月27 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一消息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卫理出于友谊预先通报给我们的。他说，日本已在上午的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卫理非常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为论辩作好准备，他还说，和会秘书长将会发来正式邀请函，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就餐的同僚们。
这个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营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在场的有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魏衰组先生、胡惟德先生和岳昭嫣先生。所有的代表，包括陆总长在内，都已习喷于共进午餐，并利用进餐时间商议工作。陆总长因患病卧床．未能参加午餐聚会。代表团人人保持着沉默。我充分意识到，同时，我断定别人也都充分意识到，中国代表出席下午会议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讨论，邀请函送来了。到会时间定于下午三时，可此函来时，两点钟已过。我说，此事必须立即报告陆总长。岳便上楼去报告。但是，岳带来的回话是，陆总长疾病缠身，无法赴会，让我ft ］自己决定赴会及论辩人选。时间早已两点多了，我便说，根据级
第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洲别，我提议主正廷阵士、施肇基博士赴会。施立即答道，“我不想去。我从未准备过这个议题。”他又指着我说：“该去的话，就该你去，因为你一直在研究准备这个议题。，，我答道：“团长陆总长缺席，自应由第二代表上正廷博十来发言。施肇基博士去，也无须开口的。”王博士说，如果他非去不，丁，他．J 以去，但他不发言，并指着我说，顾博士应该去，并且应该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至此，我只得说道：“是的，我不否认我一直在准备这个问题，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最终并未准备出什么东西来，再说，夜们大家也未曾讨论过。”此事到此不r 了之，施肇基在恳切表示不愿赴会之后便离开饭桌上楼去了。接着，王正廷说，我是必去的，至于他自己，如不发言，去亦可。我说，你是第二代表，陆缺席，你理应代理。但他说：“我无准备，你有准备，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便说：“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来发言。我只有一个条件，当他们请中国代表阐述观点时，你要起身宣布请你的同僚来代表中国讲话。你只需说这一句话。”王回答说，如果我坚持，他可以这样做。于是，我们就此最后达成协议．有此凉解之后，我们决定前去赴会。
我们于三时准时到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的会议，因为这次“十人会”纯粹是为要解决与中、日直接有关的“山东间题”而召开的，克里孟梭主持会议，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和会主席，所以，根据职权，他同时也是“五巨头会”和“十人会”的主席。会议室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子，到会代表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劳合· 乔治先生、阿瑟· 贝尔福先生、威尔逊总统、蓝辛先生、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他的外长桑理诺男爵在会仪厅内坐于主席有侧，我们在左侧相向而坐。房间中央的几排座位上，除了几名其它国家的代表之外，几乎全是口本代表，其中有牧野男爵、西园寺侯爵，还有日本代表团的其他代表。
5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当主席请日本代表团阐迷口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观点后，牧野男爵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并说，山东阿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他还陈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为协约国事业而作出的贡献。
这份声明显然不具说服力，原因很清楚。牧野讲完之后，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考虑是否对日本声明作一答复，抑或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作准备。我和王正廷商量了一下，然后王便对主席说，将由我答复日本声明，但需要时间以准备中国的声明，克里孟梭说，“十人会”将很高兴能在明天听取中国方面的声明。会议随即休会。
第二天，1 月28 日，我们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间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我发言。我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间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 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 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主席对面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跑来跟我和王正廷博士握手、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克里孟梭说，他希望得到一份刚才所述中国观点的书面声明。他又问，这一声明能否在两、三夭内交来。我说，中国代表团想提出一份尽可能充分的声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和本国政府联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年55 系，以得到所有必要的资料，最后，和会主席同意给一周时间，在这一周时间之末，须将附有中日所签订的各种协定的声明送至“十人会’，。
“十人会”的活动虽说是秘密的，但是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都有自己的新闻发布官。这些新闻发布官惯于在会议结束后接见报界代表。于是，白天的会议新闻到晚＿仁就在当地报纸上刊印出来了一一当然，是一般的报道，但是它待别强调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显然，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因为在以后的若干天内，我们收到许多致代表团的贺电。在贺电中，人们称中国的论辩是杰作。这些贺电中，有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有关那天会议的所有报道，在国内，也在巴黎的友好人士中间唤起巨大的希望。人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将会获胜。
四代表团内部困难加深；陆微祥的遵然离去和归来；讹传我订婚
书面声明递交和会之后．我和同僚们都料想“十人会”会用一定的时间来讨论声明并作出结论。我们最初获得的印象是很好的。在进行论辩后的几周之内，无论是在宴会上，还是和友邦代表见面时，谈话总是给我们以鼓舞，使我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已经获胜。与此同时，代表们之间的摩擦却日趋严重。2 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通知是十时开会，我到会稍许提前二、三分钟，除新任秘书长和一、二名秘书外，还没有人来。通常在长桌上首给会议主席陆总长留有一个座位。可这次我看到那儿放着两把椅子，我第一次见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安排。于是，找问新任秘书长，这是什么意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思，谁叫这么做的。他说，这是一位叫赵麟荪（音译）的少校让这样做的．赵少校是作为王正廷博士的私人秘书来到巴黎，经过我同意了王的要求，才得以进入代表团的。据施斌先生讲，就是他重排了座位。我又问，这是为什么。施说，赵告诉过他，王正廷博士代表南方，如同陆总长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像联合主席那样并排就座。接着，在大家步入会议室时，陆总长对这样的座位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紧靠着我的左侧椅子上平静地坐下。而王正廷却神态庄严地走进门来，坐在右侧椅子上。这简直是一幅喜剧画面，陆总长显然吃了一惊，以至有片刻时间一语不发。这时，王正廷博士竟无所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得寸进尺地把肘部向左侧挤去，每挤一次，陆总长便不得不挪让一次，直至最后离开桌子，坐到我这一边来丫。但是陆总长并未作声。我记得，我当时一言未发，一直按捺着未作汇报。直到最后，我提请大家注意这种我所看不惯的座位变化。我指出，陆总长是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我还i 己得，我当时说，我们必须先澄清这种局面后再开会。
翌日，陆总长称病未到会。不久，便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陆最亲密的朋友、他毕生的支持者、驻罗马公使王广析和陆的另一位亲密朋友、驻巴西公使夏冶霆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们对此不仅骇然，而且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代表团内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博士和王博士；另一派同情陆总长。王广折先生曾报告说，陆总长很可能去了瑞士，他在洛迎诺湖畔有一处寓所，那是他最喜爱的休憩之地。
北京得知陆托词休息已撇下代表团从巴黎转赴瑞士后，大为吃惊。这时巴黎有谣传说，梁启超先生已离京前来，将代陆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的成员并不轻信这一谣传。但梁启超，他的政治背
第＿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必景一向被认为在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态度是较为和缓的。当时的这种印象可能未必真实，但由于梁在北京是总统的亲密顾问，又是支持政府反对南方的进步党领袖，这一传闻似乎又有些可信。3 月上旬，陆．欲长回来了。那时，由于北京内阁改组，他已被重新任命为外交总长。他在瑞士时和北京有过通讯往来。现在得到的电稿表明，他一直在和北京就提高团长权力，伸便处理代表团内部间题进行商谈。他重返巴黎时，带着代表团总裁的头衔，同时拥有必要时可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己决定任何间题的权力。我料想这一着棋是专为对付那两位同僚的。陆先生回来以后，在代表团会议上，代表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改进，隔阂并未消除，对立更为隐蔽，而在偶尔暴露对立之时，矛头所指更多的却是我，而非陆先生了。大概在5 月的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上海友人的来电，告知我簇字林西报》 发表了两整版的论文，矛头特别指向了我。论文以一则报道起首，说我为求与北京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妆霖先生之女订婚。当时曹汝霖被误认为是北京亲日派首领。朋友的电报还说，文章对此评论道，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国际间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之利益，这一报道真令我不胜惊讶，以至无法相信竟会有人编造如此毫无根据的谣言。这报道恰似晴天霹雳。我当即复电，请其查明谣言来源。上海很快复电，称谣言出自广州，系由通讯社发往上海。于是我猜疑此事或与巴黎情况有关，极欲得知这一猜测是否确有根据。两天之内，我未对任何人谈及此事。但是，当我接到上海第二封电报时，我决定去向一位和广州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同僚询问此事。那是在一次由我出面招待李石曾先生的午宴上。李石曾是政界元老，那次午宴他坐于上首，王正廷博士坐于我右侧。午宴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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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我对王正廷博士说，我有一事不明。近日收到上海来电，大意说我已和曹小姐订婚。但此事绝无可能。因为我虽丧偶，但却从未想过续弦之事。我又说，这消息是从巴黎传至广州，又由广州传出去的，所以我特来向他请教，不知他是否知道此事，抑或发出这消息的就是他本人。这时王正廷满面通红，答道：“是的。”我同：“你相信此事是真的吗？”他用中文答道：“有闻即报是我的责任。”我说：“这是私事，我们每天都开会见面，发电之前，你起码应该先问间我本人。”他脸色更红了，说：“我希望这不是真事。”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事。”这时他答道：“但是不光是我，伍朝枢也发出同样的报告。”谈话到此为止，我心里烦乱至极。想不到代表团内的同僚，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身份的人，竟会由于政治上的目的而出此伎俩。
那时，伍朝枢博士已赴纽约。我当即致函请他答复我，王正廷之言是否属实。儿天之后，我接到伍朝枢博士从纽约寄来的亲笔复信，信中说，他可以肯定地告诉我，王正廷是个撒谎者，他从未听说过我订婚的事，他要给王正廷写信，指出王是个撒谎者。对我来讲，事情也就到此了结了。自然我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在政治生活中，是会有像王正廷那样全然不顾事实的人的。
曹小姐在北京，我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曹汝霖有几位千金，也不知谣传和我订婚的是哪一位，而且自从1915 年我与曹先生在外交部共事以来，我们根本未曾互通过只言片语。
五“四人会”作出决定；中国力争修改
在威尔逊总统启程返美、陆总长隐遁不见之后，中国代表团一直在忙于准备反映中国迫切要求的七份备忘录。3 月中旬左右，这些备忘录终于完成并递交和会，正好赶在威尔逊总统回巴黎之前。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59 日本是组成“十人会”和最高会议的协约国五强之一，它要求吞并太平洋上前德国所属岛屿，其中包括对美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关岛，寸步不让。威尔逊总统则坚持将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转让日本时，必须把关岛除外，并认为这一条件必不可少。另一个争论是日本要求在盟约中体现平等原则。美国在国联委员会内起草盟约时曾全力反对这一要求，但是这却是日本最为认真看待的重要声明之一。
中国一直在劝说友邦，尤其是美、英，尽快地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因为中国担心各国由于其它问题延误了时间，而对这一主要间题便只能作出不利于中国的仓促决定。与美、英、法等代表团成员之间的谈话表明，目前尚未确定解决方案，要过些时候才能着手解决。
将近4 月底时，人们得悉，和会已经着手解决山东问题，经过讨论也已找到某种解决办法。4 月22 日，中国代表团接到通知称，威尔逊总统、劳合· 乔治和克里孟梭约见中国代表团。陆总长和我到美国代表团威尔逊总统的窝所参加了会见。我们发现仅有五人参加这次会见－一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英文翻译汉基将军，法文翻译是一名法国海军上校，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我们受到了诚挚的欢迎，可是我们注意到，威尔逊、劳合· 乔治和克里孟梭表情严肃，这是一个不样之兆。克里孟梭提议由威尔逊总统代表他们大家讲话。威尔逊首先讲述和会面临着众多间题，而其中有些问题又是如何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山东间题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间题；接着，他说，法国和日本早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间题的要求，由于播进来这一情况，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了。他所代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在山东问题上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国家。他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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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厂。然后，他便讲述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说，这可能并不合乎中国的愿望，但是，日前“会议”的其它成员国处境十分困难，最高会议所能求得的最佳结果也只能如此了．威尔逊所说的其它成员国是指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以前曾答应支持日本要求，意大利则已退出和会。
陆总长让我代表他讲话，这样可以使威尔逊总统直接从英文来理解意思。于是我遵命而谈。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威尔逊总统，我是何等失望，方案又是何等不公。这种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方案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所补益。我还向他指出，这个方案只字未提日本归还它在山东全部权利的时间表。总之，中国要求不由日本而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这是我们要求的要点，也是我们关于山东问题备忘录中的要点。威尔逊说，他理解我所讲的话，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形势所致，这已是能够为中国谋得的最佳方案了。他又说，和会结束之后，国联能够对各国所提要求重新调整并主持国际间的正义。作为国联成员国，中国可以在她愿意的任何时候，随时向国联提出自已的要求。他极力劝我们对此放心。我则力图向他们阐明，国联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组织，但它是否能够改变刚才总统所提出的方案，中国是怀疑的。
劳合· 乔治接着说，他想提个间题：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先制订的那个方案呢，还是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纳刚才所谈的新方案？前者指的是作为二十一条的产物又被1918 年9 月中日
第一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叔换文再次认可了的中日条约，后者则明确日本只能得到中德条约中原定的经济权利，而不享有胶州租借地。我跳起来，告诉陆总长，劳合· 乔治讲了些什么。我提醒陆，两种方案均无法接受。陆．急长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威尔逊总统转而间克里孟梭是否有话要讲。克里孟梭说，他完全同意劳合· 乔治刚才的发言。子是，我在和陆总氏商量之后说道，劳合· 乔治所提的问题使中国进退两难。这两种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于中国，也无助于世界和平事业。我又解释说，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山东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沿海省份．日本获得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威尔逊总统说，中国代表团或许愿意对他刚才就解决方案所说的话再作考虑，或许能够进一步理解到，该建议是目前情势下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我提出要求，希望得到威尔逊刚才所提方案的抄件以及“十人会’，讨论、提出方案的会议记录。威尔逊．总统听后便把脸转向劳合· 乔治，劳合· 乔治又把脸转向汉基将军。这时，汉基说，“十人会”会议记录是绝密的。我便强调说，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巾国的重大问题，应该向中国代表团提供有关讨论内容和有关方案形成过程的全部记录。威尔逊总统说，他将和其他同僚对此予以考虑。他又提出，中国或许愿意花费一定时间来研究一下他刚才所说的话。
“十人会”的决定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深感失望．我们当时曾立即通过外交部将情况呈报总统和总理。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它可以先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经济权利直接攫取到手，然后再就归还租借地一事与中国谈判。换言之，1918 年9 月的换文以及二十一条受到了尊重，或者说，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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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5 月25 日以二十一条为基础所签条约中的前几项有关山东的条款得到了承认。
时间已是4 月末了。剩下的六、七周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力争得到“十人会”决定的文本全文，以便了解该方案的实质和范围．中国代表团费尽周折，总算说服美、英、法同意提供文本。最后在要我们绝对保密之后，终于得到该文本的抄件。美、英、法说，提供会议文件资料并非“十人会”的惯例，另有一些国家在“十人会”处理、裁定其要求之后也曾请求得到有关文本，但均遭拒绝。
两周之后，当我们看到文本全文时，我们的失望程度之大不亚于听取威尔逊总统口述那次。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继续努力，设法使方案能得到修改。从整个5 月，一直到6 月上旬，中国代表团都在全力以赴敦促修改方案。但是，和其它协约国的商谈也如同与美国的商谈一样，未能成功。
当和会秘书长正忙于为德国全权代表签字作准备时，中国代表团由于发现方案绝无修改可能而深感失望。对于即将对德国代表宣布的和平条件，除其中与中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之外几乎毫无兴趣。这些感兴趣的条款包括：废除战前的中德条约；归还义和团时期德国从北京掠去的天文仪器；当然也包括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于日本的条款，而且这一条款无疑是痛心之点。人所共知，对德宣布和平条件之后，和会便也行将结束了。因此，对于这一包括我们所反对的山东方案在内的和约应持何种态度，便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当务之急。我的态度自始就是：对山东间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六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
代表团未能全体参加关于最后表态的讨论。施肇基博士已返伦敦，颜惠庆博士和其他当顾间的公使也都各返其欧洲任所，只有那些剩下未走的人参加了讨沦二陆总长当时正在圣· 克卢德医院住院，也未能参加讨论．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未改初衷。在讨论是否应先提出保留再签字，以及如保留遭拒是苦拒签等间题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对山东间题应坚持保留。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和我三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拒签。
6 月28 日，在凡尔赛会议即将召开最后会议对和约签字之前不久，由于陆总长不在，与法、美代表团打交道的任务便落到我的身上，与英国代表团打交道的则是施肇基博士。我ff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使他们支持中国的保留态度。
法国反对保留意见，而且态度最为强硬。法国人明确表示，法国肯定将拒绝支持中国代表团对山东条款所提出的任何保留。英国代表团也认为任何保留都行不通，他们和法国一样，反对保留的立场坚定不移。
与此相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则支持中国保留，而且包括蓝辛国务卿在内的几位成员还和我讨论了保留的条件。但是，蓝辛向我表明，无论条件如何措辞，只要威尔逊总统不同意，美国代表团便不能支持。此外，还有豪斯上校，他对我表示过，这种保留极难获准，因为这会为其它代表团也提出保留开路。豪斯的说法看来反映了威尔逊的意见，因为不久之后，美国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未对支持中国的保留采取任何行动。
和约签字前一天，即6 月27 日的下午，我会见了法国外长毕勋先生，谈了中国的最后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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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之内；第二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后；第二种选择是由中国在预备会上作一声明，大意是中国虽然签字，但不接受山东条款，同时将此声明记录在案。这次谈话仅五分钟就戛然中止，因为毕勋强硬表示，任何声明，即使只是在会上宣读并不附于约后，也难以获准，这是由于这样做势必引起轰动。和会的最后会议纯系签字仪式，中国如作此类声明，将与惯例相悖并在协约国内制造不和。法国如此断然拒绝，使力争保留毫无希望，剩下的事只是决定签字与否了。
中国政府当时已决定签字，如有可能，则附以保留。陆总长对此似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6 月24 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陆总氏当时已经在圣· 克卢德医院住院多日了。
七中国不参加和约签字
6 月27 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我去圣· 克卢德医院，在陆总长卧室内向陆报告全部情况。那时，和会对中国间题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而且，对子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他们急欲获知代表团的立场。为了应付他们，我函待陆总长决策。当时国内公众团体以及某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们甚为焦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巴黎代表团应采取明确的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65 爱园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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