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伯森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看了一眼说，事情正在考虑中，但尚未作出决定。对美国政府来说，问题是如何找到建设机场所需的二千五百万美元。他说，这类间题像在其他国家建设空军基地一样，需要有国会的授权。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一机场的性质，是美国空军专用或者中美两国空军共同使用。如果是前者，所需款项要通过五角大楼；如果是后者，则要在国会授权之后通过国外业务署拨款。
烧伯森谈到，修建这祥的机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关于财政、程序，例如缔结一份基本协定等等，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考虑。我表示希望尽快作出决定，有结果时希望通知我。饶伯森答应和我就此事保持联系。
我于是把话题转入下一个我要和饶伯森讨论的题目，即关于五千五百五十万美元特别直接补充援助问题，用于为中国武装部队提供装备和供应品，诸如营房、码头、医院、燃料、弹药的制造、交通设备，机场、军服、食品补充项目、仓库、电站等等。我说，我了解这件事起源于去年军事援助中一亿美元的补充援助。这项总额中已经用掉了四干八百万美元，还有五千二百万美元未曾动用。中国政府希望把这笔钱变为直接军事援助。表中所列的物资都是中国武装力量所紧急需要的。
我继续说，按外交部电文所说，中国已向台北美国大使馆谈判此事。蓝钦大使表示那笔款项已经用完，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它的要求是紧迫的，最好提出一个方案，他将转报美国政府给予考虑。这' ? " ‘目－～刁月．. . . . . . ‘由．肠．. 0 ．一一～一、山叭，. . . ' J . ? - ‘昌曰．一～～门曰一一～.
] 3 能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项方案于5 月7 日送交蓝钦转交，大使确认5 月24 日收到了这份文件，并且声称他已转送国务院。
马康卫说，这个问题已在有关各部共同考虑之中。但是这个方案中有个很长的项目单子，他发现，其中有很多并不是紧迫需要的。他从一张纸上指出一些项目，如四座电视台、干电池、三百公里长的海底电缆、五千辆自行车、在花莲修建码头等等。他说他看不出这些项目的紧迫性，而且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项目。我说，我所收到的电报中也有项目单，我认为全部都系紧迫军用项目。当然，电报里并没有给我项目单的全部。如果依照国务院的意见，有些项目不应列入，我相信这份清单可以在互相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并且建议在台北对这些项目进行讨论。
马康卫说，这件事不仅在台北，而且也要在华盛顿进行研究，因为要在这里作出决定。
饶伯森认为，美国首先要决定的是从什么地方找出实施这个计划所需的款项来。他看不出这笔款项从何处拨付，因为目前正在国会讨论的援外总额三十五亿美元将被削减。而且就在那天旱晨，他听说众院委员会已经削减了一亿五千万美元。除此之外，他说，总统提交国会的援外预算案，是以每个国家所得援助份额的目前数字为基础的。如果国会最后削减了总额，那么，间题就是各受援国如何相应地进行削减。又寸任何国家增加援助数额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从谈起。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先和国外业务署讨论一下这件事，再看他能对此做些什么。
7 月2 。日，我拜访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讨论特殊直接军事援助问题。我援引了早晨报纸上报道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已提出恢复大部分被众议院削减的援外预算的消息，并且说，我发现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亿二千万美元直接军事援助应该指定给中华民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 393 国或泰国的论点，特别令人高兴。我希望这项拟议的追加援款能够成为事实。
饶伯森说，众议院坚决砍掉了政府要求的数额，虽然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议恢复许多被BlJ 减的数额，但是否能由参议院通过，他并无把握。
我说，我也注意到，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亿五千万美元是由授权总统作出判断进行支配的。我想，是否在这笔款上还能作些文章。
饶伯森给以否定的回答，他说，行政当局对这项拨款的最初要求是两亿美元，众议院砍掉了一亿美元，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又给恢复了五千万美元。所以，拨款委员会的建议如果被两院联席会议通过，总统将在特殊授权之下，有一亿五千万美元可根据他的判断予以分配。全部款项是为亚洲的长期经济计划之用，不包括直接军事援助或防务援助。坦率地讲，对满足中国的特别补充援助来说，他看不出有多少机会。
晚些时候，在8 月10 日，我接见了蓝钦大使，当时他正在华盛顿休假。那天下午我设宴款待了他。大使认为，我们的特别直接军事援助补充要求，提出得太晚了，已没有更多的款项可拨。实际上这个间题已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8 月9 日，外交部给我发来一份电报，告诉我，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将肩负秘密使命来和我商谈。我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电报里要我请蒋廷献到华盛顿一起会商。这件事显得很神秘。我和蒋取得联系，商定8 月12 日到华盛顿迎接沈次长。
12 日，沈次长所乘的班机因咫风在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才到。他透露了他的使命是有关孙立人案的、。孙将军已于8 月3 日“辞去”了他的总统府参军长的职务，因为他和郭廷亮上校的共党间谍一‘，一，尸．旧．r , . . ～一，一～矿～－一．，肠山．古～
139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案有牵连，郭上校是孙将军的可靠部下，他被控告阴谋鼓动军队暴乱。据传，孙将军本人在军队里曾组织秘密联络活动，在部队里组成忠于他自己的派系，这种情况不仅是非法，而且使这位郭上校得以利用来达到他的目的。
关于沈昌焕的表面使命，外交部于8 月12 日发来一份转交给沈的电报。要他向美国说明，他是途经东京来美的，是来视察使馆、使团、领事馆的。首先到美国来，完成使命后，将到墨西哥和其他中南美国家作同样的视察。同一份电报要求我把沈的公开任务通报蓝钦大使，并且告诉他，沈将在华盛顿和他晤谈。
第二天早晨，我和沈昌焕、蒋廷献还有谭绍华在双橡园进行一次会谈。会谈进行了两小时。沈昌焕介绍了孙立人的下属郭廷亮上校和其他五名部下的供词，还有一组他们在宪兵队秘密受审时的供词记录。最能说明情况的文件是孙立人亲笔辞呈的照相复制件，他在呈文中承认两点；( 1 ）他未能察觉郭的共党间谍活动，( 2 ) 他未能有效地监督他部下的动向与活动，他对他们的行为负有责任，因此请求辞职。这个辞呈是写明直接送给总统的。
从我个人来看，在中美关系处在这样一个转折关头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孙立人将军在美国有很高的声誉，美国的官方和公众对这件事肯定是有反感的。因此，我们的工作是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件事化小到最低限度。我对沈昌焕和蒋廷献说，我们应该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向全世界表明，政府将公正无私地处理这一案件，其行动将以一个公正团体对事实真象的调查为依据。我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它的成员的身份、地位与公正态度应是公认的，至少要包括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法学家，像王宠惠博士，还要有一位高级官员，如果可能，他的级别应在孙立人将军之上。蒋廷献博士提议何世礼将军，他是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中国代表。我－二月苦．一一～一弓”, , , ，尸，洲．～一～．州，甲‘‘曰月．．州．. , . . ．甲‘' ' ' ～一，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395 认为他的级别比孙立人低，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他是不合适的。但是蒋廷献强烈坚持他的推荐，因为何回到美国之后，可以向美国军界至少向他在军界的朋友说明事实情况。我认为何应钦将军更合适些。但是沈也赞成何世礼，我就没有坚持。
蒋廷麟在午饭后即返回纽约。沈昌焕则起草一份关于我们的讨论和建议的报告。
巧日，我再次和沈次长会见，他已经会见了蓝钦大使，并且向他详细谈了孙立人案的情况。蓝钦对很多细节已经很熟悉。沈说，事实上在蓝钦大使离开台北的前一天晚上，委员长曾经宴请他，他曾询间过案情，并要求蒋委员长发表一项主张从宽处理的声明。蓝钦告诉沈，照他看来，孙立人是忠诚的，但是有些“欠谨慎和幼稚”。我可以这样说，蓝钦大使的结论和我有些一致。可以说孙立人将军多半是不小心或者可能有几分不自觉的放纵，因为这位将军对军队状况非常不满，诸如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对他的建议毫不考虑等等。他的部下利用了这种情况策划了阴谋，使案情达到了危险的境地。
我记得我在台北和孙立人将军的一两次谈话，他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我很重视这一点，但是，我告诉他，在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他应当稍加谨慎和注意，因为并不是和他谈话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和重视他的观点和态度。他们很可能误解他，给他造成麻烦。但他常常是直言不讳的。
同一天，外交部对我们关于孙案的电文来了回电。电文表明我们的联合建议的大部分已被接受，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增加到九人，而不是我们建议的五至七人，由何应钦代替了何世礼。一个很好的增补人员是许世英，他是中国的法学家、前司法部长，是孙立人的好朋友，都是安徽人。
刁曰切．甲‘. ' ' ‘勿．，、～" ，曰．. ．一甲一拍～均．. . . ‘如．. . . . . . ．甩目，山阴抽知～～甲．曰，．月曰．. . ．辱讯伽场．曰．' , ' . ．心．. ? "
13 兮6 顾维钧侧忆录缩编
19 日下午，我再次和沈会晤。我们要开会讨论如何进行与宣布孙立人案有关的宣传工作。台北将在次日下午两点半宣布，在华盛顿，对应的时间是8 月20 日早晨三点半。这个消息已经由台北通过无线电话在早些时候通知叶公超，他已经传达给我。第二天上午十时，我去五角大楼拜访海军上将雷德福。这次访晤是前一天下午，在我得到宣布孙立人案的准确时间消息以后约定的。雷德福上将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巨心中有数，所以很J 决接见我。在会见过程中，他倾听我就我所收到的电文和沈次长告诉我的孙案实情所作的简明而全面的叙述。我要求他发表他的看法。他似乎是早有准备，他谈到了他对这个案件的想法和希望，态度坦率而坚定。
按照我所作的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我首先说明我来拜访他的目的是告诉他孙立人案这件事，随后谈到台北方面对此将有一个公告，并要求我事先把这件事通知他。我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案件，有些方面牵涉到孙将军本人。我告诉他，孙将军的一个部下郭廷亮上校如何在东北被共产党俘虏，接受了强制的训练后，被派到台湾来为共产党从事间谍活动。还有，郭廷亮是如何遇到一位开粮店的朋友，这位粮店主人又如何给郭介绍了一位女朋友，后来他们结了婚，以及后来郭上校和他的妻子来到台湾，郭参加了孙立人部队，并没有告诉孙立人他负有共产党的使命。
我进一步告诉这位海军上将，郭上校如何利用了孙立人将军和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参谋总长职务被撤换一事的不满情绪。按照郭及其他孙将军部下五名主要成员的供词，这项计划以上书蒋总统、并以军事游行来支持，要求总统接受若干条件，包括重新任命孙立人为参谋总长，撤销对孙将军部下的甄审，改善对他们的待遇。没有任何情况表明孙将军将加害总统本人。但是，另一方面，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3 , 7 郭上校则似乎是在替共产党人工作，计划在每年一度的屏东（台湾东岸）军事演习，在委员长亲自出席时，发动军事冲突。这样可以给孙立人一个出面恢复秩序的机会。
在六个人的供词中，有一部分是归罪于孙将军的，至少是对他有损的。但是，无论是总统本人或其他政府成员都不认为孙立人将军在感情上是亲共的。总统一直认为孙立人将军是他的最能干的部下之一，甚至在孙立人的某些旧部下有为共产党工作的嫌疑时，他也没说什么。蒋委员长似乎完全信任孙立人将军。在案件发生之后，孙将军提出辞呈，总统接受了。总统于是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政府和国民党里的九名成员组成，对所有的供词、六人在被捕后审询问答的记录进行研究，向他提出报告，这是一项保密活动，不加以公布。
我又告诉雷德福上将说，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著名人士，像王宠惠博士是司法部部长，他曾多年担任国际法庭的法官．许世英是孙立人的同乡，曾做过行政院长、司法部长和驻日本大使；还有何应钦将军、国防部长俞大维将军。委员会的主席是副总统陈诚。我表示相信，委员会对案情的调查是公正无私的，将会向总统提出报告，供他考虑和作决定之用。我还补充说，雷德福上将一直是我国和蒋总统个人的朋友，一贯深切关心自由中国的利益，我应该向他说明有关的事实、
雷德福上将在细心地听了我的谈话之后说，他必须坦白地告诉我，他认为这个案件是非常不幸的。他和我抱有同感，相信孙将军永远不会是亲共产党的。他认为孙将军是中国军界最有能力的而且是忠于总统的。他说，如果将来需要进行另一场战争，孙将军将会做出贡献。但是他知道，孙将军一直对中国军队的领导方式不满意，他从未消除这种感情。相反地，他经常表示他的不满。雷德
139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福上将认为，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选是绝好的。但是他说，造成孙立人将军不满的原因是严重的，中国军队里的一些情况一定是太坏了，否则不可能有分散在军队里的一百多人自愿参加倡议中的示威。
这位海军上将了解，中国军队里的晋升，并不是由于谁的工作好或是司令官的推荐，而是由政工人员提名。他更进一步了解到，孙立人将军对蒋经国领导的政工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体制非常不满。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代表发回来的报告也证实了他的印象，中国武装力量的官兵对政工人员都非常害J 泊，因此士气很低落。雷德福强调说，打起仗来，这样的军队不能有效地进行战斗。雷德福回顾了当年苏联有同样的由政工人员控制军队的制度，在对芬兰作战时，苏联人发现由于清洗了那么多能干的军官，剩下能胜任的将军已经很少了。因此，第二次大战开始后，苏联完全抛开了这种体制，大家都知道，后来苏军打得多么好。
雷德福上将谈到，作为孙立人案的结果，如果，对军队政工制度能进行认真的研究而予以废弃，以恢复中国军队的士气，即使孙立人调出军队，不能再利用他的服务，中国还会有所得的。这位上将在结束谈话时说，他曾多次亲自对蒋总统讲过他的这些看法，然而还未曾在关键时刻对我谈过。但是他希望我转告委员长，他同情他处理这个间题的困难情况，并且相信蒋总统有决心以公平恰当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同一天，政府对孙立人案的官方声明公布了。在随后的一周左右，沈次长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往来奔走，致力于减轻各方对孙立人案的不利反响。
外交部长叶公超于10 月3 日午前到达华盛顿，和饶伯森一起去五角大楼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办公室吃午饭。我到国民机场迎接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3 , 9 他并一起去参加午宴。
饶伯森提出孙立人案的问题，要求了解情况。叶外长对案件的起源、性质、处理的过程作了详细介绍。他认为，孙立人将军对郭上校及其他一些部下的不正常的、有间题的活动有纵容、默许的过失。但是，很清楚的是，孙将军并不知道那位上校是共产党的间谍。同样清楚的是，孙将军本人也没有任何间题应被认为是亲共的。叶外长强调了奉派为调查委员会各位成员的卓越品格。他同时指出，依照他向总统的建议，委员会将不以被捕人员的供词、审询记录作为调查的基础，而只作为参考。关于孙将军部下在部队各单位建立所谓“联络组织”的事，也不能认作是证据确凿的犯罪。
雷德福上将提到我早先给他的关于此案的详细摘要说，他仍然相信孙将军是中国军队最能干的将军之一，他再一次批评政工制度是妨碍而不是鼓舞中国军队士气的。他说，如果孙将军的事业与服役就这样终止的话，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我指出，台北的中国报纸已经在猜测，孙将军将会重新被任命，很可能做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雷德福说，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意见。
雷德福还说，他了解孙立人将军是一个个性坚强的人，他对中国军队方面的情况发表意见时，从不含糊其词。他回忆，孙将军和蔡斯将军相处并不很好，孙将军经常不同意蔡斯将军的看法，因为那只适用于美国军队，而不适用于中国军队。双方的传统、背景，习惯不同。但是后来，他们能够很好地在一起相处。接替蔡斯将军在台北工作的史密斯将军，和蔡斯将军一样．不只一次报告说，委员长几次外出视察，指出中国军队的缺点和低效率，也正是美国顾问认为必须改正之点，在这方面孙将军起了很大的作用。雷德福认为，孙将军如果不能再任委员长的主要助手，最好推荐他统帅金门，马祖的军队，因为，不利用孙将军的能力、经验和效率，那将是
140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很可惜的事。
孙立人将军后来再也没有被重新任命统率军队或其他职务。另一方面，按照中国的观点，他被宽大处理了。该案的调查委员会于1 。月3 日完成了调查任务，10 月8 日将报告提交给总统。报告说，孙将军并不了解郭廷亮上校是共产党间谍，但无论如何应对长期失察负责。然而，报告在结尾中说：
惟念孙立人将军曾为抗战建功，并有悔过自责之请，且已引咎辞职，谨请总统于执行法纪之中，兼寓宽有爱护之意。按中国政府于10 月20 日发表的官方声明所说，总统接受了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和建议，同时颁布命令：
前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经予照准免职，并派陈诚、王宠蕙、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秉公彻查，报候核办各在案。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姑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腌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此令。
拢月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成员周以德及其他一些人到近东、远东（包括台湾）等地视察回来，我让顾毓瑞去和他谈谈、讨论有关间题。12 月30 日，顾毓瑞报告说，周以德以及其他小组委员会成员对他们在台湾看到听到的情况所得的印象都是有利子我们的二他们和蓝钦大使、史密斯将军、普赖德海军上将谈了话，得到更多的关于局势的有益的报告。他们作出结论说，如果共产党进攻，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对付他们，而第七舰队也将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杯）1401 在得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
顾于是间周以德，他所说的进攻是指台湾岛还是包括沿海诸岛，周以德说，他的意思是包括沿海岛屿。他接着说：
你知道，美国对沿海岛屿的立场已经比以前更加坚定了。在五角大楼和在前线的军人一致同意保卫沿海岛屿的必要性。因此，你可以期望第七舰队在这～地区附近对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处于经常的戒备状态。
顾说，在这方面，周以德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世界的注意力已经不再集中在台湾海峡，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多的宣传，可能使那里的战地指挥官的行动受到限制。情况是这样，如果共产党有所活动，第七舰队将采取直接行动而不必事前对这些行动的可行性进行辩论。
顾又问周以德，共产党是否将在近期发动进攻。周以德说，他不这样想。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狂热地在沿侮地区修建机场，我们的侦察飞行所得的照片并末发现任何陆军和空军集中的迹象．并民第七舰队的司令认为，无论他们的行动怎样保密，找们至少在他们发动进攻前一周，就会发现他们的部队在集中。再者周以德认为，在海峡对岸增强他们的能力，更多的日的不是为了实际进攻而是为厂恐吓和讹诈我们的政府和美国。
顾毓瑞还就台湾的一般形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请周以德发表意见，周以德回答说，情况比前几年好得多，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对我们的效率颇有印象。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举出需要紧迫注意的三点：
( l ）超龄七兵的退役：现在台湾岛上有七万五千到十万名士兵和海员年龄超过四十岁。他们应该退伍或另行安排。然而，一下子把他们解职或遣散不可能不造成不良后果。一个可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能的后果是，他们将成为共产党煽动或瓦解的最好目标。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给这些人养老金，这笔款项可以列入军援计划之中。然而，也会使人感到实行起来有问题，因为这将立即引起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的反对。
( 2 ）军援机构的人员迅速增加的间题：美国已经决定，在几个月内将军援顾间团的人员从一千七百人增至二千七百人。周以德认为，这种迅速膨胀可能招致的反应弊大于利。他感到岛上的美国人员过着比之大多数中国人员明显地奢侈得多的生活。举例来看，蒲立德大使和他本人和沈昌焕一起吃晚饭。沈住在一间小木屋里，还有一位太太和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女佣人。在他家的两侧，住着两个美军中士，每家都有四个女佣人。他认为，让岛上美国人员的生活超过中国的高级官员如此之多是很不明智的。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内在的不满，如果不是仇恨的话。
( 3 ）新机场的需要：美国空军打算在台湾建设一处新的机场为美国空军战斗机使用。将要求国会拨款二于五百万美元为修建这个基地之用。现在，一队美国战斗机使用着一处中国空军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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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使美任务终了1956 年1 月一5 月初
第一节驻华盛顿最后阶段的几个国际问题
一从国民党中国的立场看英美会谈和日内瓦会谈
英美两国首脑已有一整年未曾进行双边会谈，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宣布，英国首相安东尼· 艾登和他的外交大臣应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将于王956 年1 月访美。这项声明是1955 年12 月5 日公布的。12 月30 日，我起草一封电报，发给外交部长叶公超，并转呈蒋委员长，我在电报中谈到英国首相一行在即将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中可能会提出的影响我国根本利益的各种间题，以及我打算首先找饶伯森，然后和约翰· 杜勒斯商谈，重申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敦促他们不要受英国来访者的影响。我还询间我国政府的观点。
1956 年1 月6 日，我收到外交部长的答复，台北方面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此次访美，除了要解决中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间题之外，还将涉及东亚间题，例如放宽对共产党人的禁运和接纳共产党人进入联合国的间题，甚至可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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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澎湖的问题．因此，叶公超部长希望我向美国方面了解它是否将就东亚问题提出任何建议以及在与英国会谈中打算怎样解决东亚问题。他还希望我对美国方面提出要求，英美会谈如果涉及台· 湾问题，应首先和我们进行讨论，并警惕英国方面故意泄露英美双方的意图，以制造不利于我们的气氛。
我收到这封复电的同时，还收到叶公超转来委员长命我近期去台北议事的电报。
同一天，即1 月6 日，中共外交部长的发言人表明，北平对日内瓦双边会谈不耐烦。他把这种会谈说成是‘越来越长”的休息，并指责美国拖延时间。他暗示，美国要求在解决任何其他问题之前先释放美国公民不过是一种花招，他声明对因违反中国法律仍被共产党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必须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进行处理，不能为他们的释放规定限期”。
因此，我在1 月9 日按计划拜访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时，增加了讨论的题目。鉴于我即将去台北议事，我不仅希望涉及英美会谈和中国共产党最近发表的声明，而且希望全面讨论美国对远东、自由中国和北平政权的政策和可能出现的政策变化。
饶伯森说，他刚刚参加过国务院为此召开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英美双方一直在就讨论议题进行磋商，但尚未决定任何议事日程。
关于将要与英国方面讨论的具体间题，饶伯森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间题，德国的统一间题，法国局势问题，以色列一阿拉伯冲突间题，当然还有整个中东的局势向题，关于远东地区，饶伯森说将讨论印度尼西亚问题。他说，越南北方指责越南南方不履行日内瓦关子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南越总统一直坚持说他的国家从来没有签署这项协议，因此并无履行协议的义务。饶伯森补充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 咬肠说，美国没有签署这项协议，也不是协议的一方，但是鉴于越盟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和苏联一起主持了日内瓦协议的签署，英苏两国有义务帮助解决这种形势。他指出，老挝丰沙里和桑怒两省，仍处于共产党部队占领之下，这是违反日内瓦协议的。饶伯森说，还有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运问题，如我所知，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和远东的日本，一直敦促解除这种禁运．这些国家迫切希望完全解除对北平政权的非战略性物资的禁运。这些国家认为禁运应该仅限于战略物资。美国的立场是这种禁运应该保持现状。但是，提倡部分解除禁运的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认为如果不修订禁运物资种类，他们可能径自与红色中国就他们视为非战略性的物资作交易。因此，美国政府认为不如就具体的物资种类达成一份各方同意的禁运清单，将四百项禁运物资减少为一百五十项，包括非战略性物资，这比没有规定项目要好。为此目的设立了两个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不时在巴黎举行会议，以便解决此问题。
我询问英国是否提出了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饶伯森回答说，这个议题不在此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之内。但是如果英国提出这个间题，他向我担保美国将会反对这样做。谈到日内瓦双边会谈问题，我问自从我们上个月会谈之后是否已经有所进展。
饶伯森回答说，没有任何进展，形势仍和一个月前一样。仍有十三个美国人被拘押在红色中国，现在中共甚至指责美国编造和发表各种各样的假话，对就释放双方的国民已达成的9 月协议进行曲解。他说，他们声称这个协议不适用于这些被控犯了违反中国法律罪行的美国人，这些案子必须根据中国法律进行审判。饶伯森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此协议并无例外，美国要求释放所有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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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特别是那些被中共当局监禁的美国人。中共释放了一些已经和中国女子结婚的或变节的美国人，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要求释放这些人，而且真不需要他们回国。他清楚地知道，中共从来没有打算履行g 月协议。所以，他们现在为了自己的方便就拒绝进一步履行此协议。他补充说，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吃惊。
随后我间到就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武力的问题进行的讨论。
饶伯森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红色中国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指责美国拖延时日。
我说我希望提出两三件事进行讨论。首先，我国政府对于黎巴嫩的局势十分关心。黎巴嫩刚刚与北平政权达成一项贸易协定。根据中国驻贝鲁特公使的报告，黎巴嫩政府在答复他提出的正式抗议时声明说，它不得不与北平签署贸易协议。他们主要是针对美国才这样做的。美国在以色列一阿拉伯冲突中站在以色列方面。他们还声称，为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得不处理掉他们的过剩产品。
饶伯森说，黎巴嫩的形势不好。黎巴嫩的大枣和烟叶过剩，希望美国购买，但美国不能买。美国在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中已经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它本身正面临着过剩的间题。储存剩余农产品的费用每月达一亿美元。他说，此外，缅甸总理吴努曾对他说，缅甸欢迎美国技术人员和美国产品，但缅甸需要处理剩余的稻米。饶伯森问道，美国本国每年就有一亿吨剩余稻米，又怎么能再从缅甸购买更多的稻米呢。
我提到一个意大利贸易代表团去北平的事。
饶伯森说，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迫切希望与共产党中国开展贸易。美国已对他们提出正式抗议，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4 的我于1 月14 日在纽约见到蒋廷撇，他告诉我，对于推延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和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之议，英国迄未同意。不过洛奇已答应在艾登近期访美时，美国政府要设法取得他的切实允诺，
两天后，我拜访了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说，议事日程已经拟定，其中包括与中东有关的问题，那里的局势不令人满意，另外还有解除贸易限制的问题。他解释说，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希望把对共产党中国的禁运物资种类减少到对苏联和欧洲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禁运物资的水平。他还说，他相信英国并未提出过任何关于远东的间题，而美国则要提出一些问题，如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解除贸易禁运间题以及日内瓦双边会谈问题，他希望就这些问题向英国方面通报。
我说，关于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非常希望美国政府把美国坚决反对这样做的立场告诉艾登，并争取英国的谅解，支持这种立场。我说我切望美国此次要对英国方面施加压力，以便就支持对此问题的所谓延期解决达成一项谅解，不是在每届全体大会上一年讨论一次的基础上，而是隔几年，比如三年或五年再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明确的谅解。这将能澄清局势，从而使美国能够集中注意力于对抗共产主义世界的主要问题。
杜勒斯说，美国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说，关于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我希望杜勒斯先生不仅告诉艾登美国的坚定立场，而且必要时要进一步指出美国将投票否决这种提议，以阻止使北平加入联合国的任何进一步的尝试。
杜勒斯说，以他本人看来，我谈到的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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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但他希望强调指出，如果这件事当作接纳一个新会员国的l 可题来处理，美国就不能投票否决，因为美国根据范登堡宣言反复声明过，它认为对接纳一个新会员国不应投否决票。他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份备忘录，陈述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加人联合国的理由，供他研究。
我说，如果国务卿需要的话，我很高兴这样做。
1 月18 日，是我离美赴台湾的日子。那天上午，我按约定，拜访了民主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 理查兹先生。我们简单涉及日内瓦会议的间题，我说我认为中共很可能利用今年是选举年这一点，一面做出某种进攻沿海岛屿的姿态，一面施加压力，谋求国务卿杜勒斯与周恩来举行高级会谈。
理查兹说，他认为，周恩来的真正目的是要与杜勒斯先生进行会谈，那将大大提高中共政权的威信。他说，现在举行的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已经使中共获得威信，给亚洲人民留下印象，然而违反中共的心愿，会谈一直拖下去没有结果，中共在此同时施加压力，要求与美国进行更高级的会谈．但他认为他们不会如愿的。不过，他说中共不希望使日内瓦会谈破裂。
我乘飞机去台湾旅行途中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影响到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举行的日内瓦会谈。1 月18 日，北平外交部就日内瓦会谈进展，特别是就关于放弃武力争端间题的讨论和互换声明草案情况发表声明。这违背了美国和中共关于未经磋商达成相互协议不泄露任何情况的不成文协议的原则。消息指出，北平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美国不愿就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任何可以接受的协议，而且是因为“最近美国还加紧了在台湾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又公开叫嚣，为霸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主权，将不惜挑起原子战争”。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l 雄0 ,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明作了正式答复，国务院l 月21 日发表一篇带有充分附录的声明。
1 月22 日早晨我到台北后，即与政府领导人就美国的声明、它所揭示的间题以及我们如何做出最适当的反应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到1 月25 日，台北外交部已就日内瓦会谈和美国1 月21 日的声明的问题拟好一份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叶公超部长在1 月26 日会见美国大使蓝钦，请他将内容转告国务院。
在谈到中共与美国的日内瓦会谈时，叶外长说，1955 年11 月17 日，他曾亲自要求美国大使转交一封写给国务卿杜勒斯的信，他在信中声明我们反对在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谈中讨论“放弃诉诸武力”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未收到答复。原来我们不希望就此问题做出任何进一步的声明。但由于美国国务院1 月21 日就此问题发表一项声明，我国政府对声明中的一些地方不理解和不满意，因此，经过仔细考虑后准备了一项备忘录，重申我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中国政府可以理解美国的目的是要利用这次会谈，把它作为阻止或延缓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机会。但中国政府坚信，这些会谈已经超出了美国过去向我们说过的范围，现在应该结束这些会谈。事实上，现在是结束会谈的最有利时机。美国政府应该充分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北平政权与美国的谈判对中国军民的士气和情绪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例如，美国国务院暗示，中国共产党有权对台湾提出要求。在发表这项声明后，美国国务院官员甚至声明，台湾的地位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这种声明显然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精神和条款相矛盾，因为该条约规定台湾和澎湖列岛是我国的“领土”，公众对国务院对此问题做出的限定性法律区别肯定无法理解。当自由中国的人民看到美国政府作出这种解释时，他们自然会认为美国承认共产党对台湾拥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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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们和我们的事业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口
外长接着说，很可能国务院认为它在日内瓦采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不过，中国政府真诚相信，共产党人和美国的会谈一旦超出了遣返国民问题范围，就只能给中共带来好处。叶外长指出，美国1 月12 日关于放弃诉诸武力的草案，实质上是一份双边宣言，形式上与1955 年9 月10 日中共与美国关于遣返公民问题的协议不同。现在的这份草案包含着这种可能性，可以把它当作暗示要承认共产党政权的步骤。因此，外交部长希望美国政府将对此予以特别注意，以便加以纠正。
叶外长还解释说，蒋总统对此事感到极为关切，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在它的协议草案里不敢明确声明它承认我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也不敢明确声明它和自由中国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蒋总统还认为，如果中共和美国的日内瓦会谈继续下去而不早日结束，这种形势事实上只会鼓励共产党，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宣传的机会。这种形势对中国或美国，甚至对整个自由世界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1 月28 日是星期六，上午我对蒋总统最后晋见后离开台北，这次晋见实际上是一次会商，出席的还有秘书长张群、副总统陈诚和叶外长。我于1 月30 日星期一上午到达华盛顿。2 月1 日星期三，我给国务院打电话，安排与饶伯森会见。我想提出我在台北访间期间发现对台北的政府领导人来说特别重要的几个间题，并了解我离开这里以后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关于英美会谈的情况以及艾登首相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星期一开始的会谈。
我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向饶伯森先生转达并通过他向国务院转达蒋总统和我国政府对日内瓦会谈所持的观点。他们对美国政府于日内瓦会谈所持态度感到不满和不安。他们感到，继续与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 1411 王炳南进行这些会谈将有损于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际地位。从中国的观点看来，他们和我本人都以为继续此种会谈确实无此必要，因为这倾向于造成一种印象，即通过这些谈判美国对北平政权已经给予某种事实上的承认。美国提议与北平政权就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达成一项决议，这种做法造成的印象是美国与北平政权平起平坐，它造成的进一步印象是美国有意对北平政权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在中国政府看来，美国的确没有必要承担义务去做出这样一项声明，因为美国并没有诉诸武力、我接着说，在国务院为答复中国共产党关于日内瓦会谈的声明而发表的声明中，美国政府提到已经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但是没有说这项条约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我个人相信，这样的忽略是无意的，特别是因为这整个声明意在反驳北平的声明，但是我国政府感到这个忽略是令人困惑甚至是灾难性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这暗示着美国政府提出了两个中国的概念，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历来是反对这种提法的。此外，美国代表对王炳南做出保证，按美国的提议，北平政权放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损于北平政权在台湾地区的任何要求、权利或根本利益。这项保证已经造成这种印象，即美国甚至已准备好接受一个中国的概念，而这个中国就是红色中国。
饶伯森说，美国历来是中华民国和蒋委员长的好朋友和盟邦。他希望我已经听到艾森豪威尔在最近与艾登会谈中说过的话。总统对英国首相强调说，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总统和他的政府。他（饶伯森）不能理解为什么蒋委员长和他们的政府对美国的意图仍然怀有疑虑。
随后我说，我希望向饶伯森先生了解有关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英美会谈的一些情况，因为这次会谈特别涉及到我国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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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问题。首先，我希望了解英国方面对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持什么态度。
饶伯森答说，英国方面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美国却提出了。国务卿杜勒斯在星期二（l 月31 日）上午与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会谈时对他说，美国坚决反对这样做。在l 月3o 日在白宫举行的午餐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艾登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饶伯森希望我已经听到总统对英国首相说过的话。总统对艾登说，不仅美国国会，而且美国人民，实际上都一致反对接纳北平进入联合国，而且他本人也强烈反对这样做，他请艾登完全理解美国坚决反对接纳中国共产党政权进入联合国的任何尝试，他敦促英国首相与美国共同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我问英国方面是怎样答复的，艾登是否同意所谓的延缓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的问题。
饶伯森回答说，英国首相未表示同意，艾登说英国已经承认北平政权，所以在此问题上不能和美国持同样的观点。
我说，我听说还讨论了对红色中国的贸易禁运问题。饶伯森说：“是的。”他补充说，英国方面敦促要解除禁运。可是美国希望维持禁运现状。
二在共产党的政治和外交攻势不断加剧的形势下结束我在华盛顿的使命
2 月14 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全世界都目睹了共产党人近来战术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开幕辞中已有所表达，表明已得到官方的批准。赫鲁晓夫说，与“资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已经不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今后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413 将奉行一种“和平共处”以及为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竟赛的政策．
国务卿杜勒斯2 月24 日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苏联贬低军事侵略作用的做法证实了西方地位稳定和力量坚强．他说：现在他们说一切都已结束，“我们将致力于共同安全援助和经济援助等事业”。这原是我们（美国）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如果我们在这场较量中做不到击败他们的话，我们应当感到自愧。我想，我们是能够做到的。
不久以后，在2 月26 日的一次演讲中，杜勒斯并不否认共产党人在已获得独立、但尚不发达国家中采取的策略意味着对美国及其工业发达盟国增加了压力。但他警告说，切勿仅仅由于苏联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便在一片惊慌中匆匆拨款。
3 月1 日，我打电报给蒋委员长，总结了我对形势的看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鉴于我已对我在华盛顿的职务递交了辞呈，所以其中还包括我对我的华盛顿继任者的一些建议。
蒋委员长于3 月5 日回电批准了我的建议，并希望我指导和协助我的后任按照我在电报中提出的设想行动。
3 月25 日，我打电报给蒋委员长，报告尼赫鲁从7 月6 日或7 日开始对华盛顿进行为期四天访间。我说，根据可靠情报，艾森豪威尔对尼赫鲁的来访极为重视。为了做好准备，白宫成立了以哈罗德· 史塔生为首的委员会对此次访问进行专门研究。此项研究报告中就我国与中共的间题提出四点看法。首先，建议暂缓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因为美国人民仍然强烈反对它。第二，研究表明，由于金门和马祖的间题和那里的形势容易在东亚引起争端，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考虑美国是否应继续全力支持我国的问题。简言之，设法致力于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缓和中共与美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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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敌对态度是更为合宜的。第三点是关于接纳中共为联合国会员的间题。研究报告中说，美国可以公开继续坚持反对态度，以避免引起美国人民的误解，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应留待联合国的多数会员国做出决定．由于这项决定是通过民主程序作出的，美国人民对此应当是能够理解的。同时，它还可以修正一下中共的态度，缓和东亚的紧张局势。第四点是关于对中共实行禁运的问题。研究报告建议放松对中共的贸易禁运以促进国际贸易，缓和盟国对此的不满情绪。
我报告说，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细读了研究报告后表示完全赞成，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史塔生鼓吹美国利用英国做美苏关系的调停者。因此，他提出，美国向尼赫鲁表达的观点将通过尼赫鲁本人秘密透露给英国首相艾登。这样，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4 月底访间英国时，艾登也会秘密地将这一情报转达给他们，以证实美国的和平政策是充满诚意的。美国决心与苏联一起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做出努力。
4 月6 日，我拜访了刚刚陪同杜勒斯国务卿结束了亚洲之行于3 月z1 日归来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饶伯森说，应尼赫鲁的要求，杜勒斯先生和他进行了一次私下的谈话。这次没有任何别人参加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我询问这次私下谈话的性质。
饶伯森说，那是要保密的，他指出，总之，尼赫鲁并没有过分强调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心。我又问他，关于远东形势，尼赫鲁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尼赫鲁不仅鼓吹尽快承认北平政权，并且竭力劝说应将沿海诸岛、台湾以及澎湖交给中共。
尸
我谈到了《 纽约时报》 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加拿大总理圣· 劳伦特和他的外交部长莱斯特· 皮尔逊在怀特萨尔弗斯普林斯拜会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415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报道。我说，报道中皮尔逊认为美国对北平进入联合国间题的态度过于僵硬。对沿海岛屿的态度也引起了盟国们日益增长的关注。皮尔逊指出，中华民国犯不上为这些沿海岛屿进行一场战争，对于美国则更不值得。
饶伯森说他已经看到了这个报告，加拿大已不是第一次极力主张这一观点，而且也不只是它一国如此。
第二节辞去华盛顿职务
1956 年1 月6 日，我收到蒋总统指令我近期内去台北议事的电报，1 月18 日，我乘飞机去台北。
现在，让我简单概括一下我此行的目的和缘由。外交部长叶公超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给我发来电报，要我安排一次旅行去磋商间题，我猜测1956 年要我回台湾的目的是想谈一谈我自己的出处问题。我相信台北觉得这是个非常难办的事，希望了解我如何看待。
我到达台北之日，当外交部长驱车送我去他的住所时（即我去官邸渴见蒋委员长的一个半小时前），我间他要我来台湾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时他才开始告诉我。他说他认为蒋委员长意中对华盛顿的取位已另有了人选，但他是以提问方式表达的，说是在跟我讨论，看我对此有何意见。他还说，我的继任者很可能是董显光。所有这些，似乎都证实了我一路上，特别是在东京与董显光夫妇谈话之后自己的猜测。由于我和董夫妇相知颇深，当他们问我打算何时返回华盛顿时，我说这取决于我在台湾讨论的结果。我告诉他们，我切望辞职，因为我已在华盛顿好多年，对大使馆的工作已感到很吃力。我说我实际上已对叶外长表示过此意，我还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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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喜欢华盛顿。董对我说，他也越来越老了，蒋委员长要他任驻东京大使是因为他曾当过一家报纸的驻日记者，对日本情况比较了解，对许多日本高级官员也非常熟悉，他仍然完全服从委员长的调遣。董夫人更直率，她说她不喜欢日本的职位，她不会说日语，不很了解日本人，但她很了解美国人。于是，我说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很喜欢日本，他们最理想的地方是华盛顿，在那里董夫人就更能发挥工作效率了。
因此，当叶公超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暗示委员长也有同样想法时，我干脆告诉他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我回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明确提出辞职，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快到台湾来。
l 月22 日，我对蒋委员长首次拜渴，我向他汇报了情况，没有谈辞职之事，26 日我第二次进渴委员长时，向他解释说，我已经上年纪了，现在虽然身体无恙，但不想过于劳累，华盛顿的职位需要一位更年轻的人。委员长间我是否见到副总统并和他谈过此事，我回答说将在第二天下午见他。
第二夭下午，我见到T 副总统陈诚。我预料副．急统会告诉浅委员长不想亲自告诉我的事。我告诉他我与蒋委员长的谈话情况，我说我确实希望辞职，大使工作非常繁重，需要一个年轻一些的人去承担。他说，即使我要辞职，也仍要为国家工作，由于我的经验和名望，国家仍然需要我。他说已经和委员长商讨过，我可以辞去职务，但必须担任特命巡回大使，把办事处设在纽约，在我力所能及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巡回访间，对甫美洲或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亲善使命访问。我不需做很多事，只在我能够做的时候做我所能做的事。可以为我提供办事处或工作人员，享受大使待遇，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到台北议事。我可以量力而行，但政府和委员长都认为不能完全不要我的服务。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下）
我说我很感谢副总统的话，但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我不能承担这个使命。首先，我确实不想承担任何义务，以便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文件，大概要写一点东西，并为供养我个人和家庭将来的生活找个出路，因为我的一切财产都丢在大陆了。第二，巡回大使做不了多少事，各国外交部长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我不承担某种具体目的的使命，就不会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陈诚指出，我已经闻名遐迩，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学龄时期就知道我了。我说那是可能的，但要进行正式访问或承担亲善使命，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由于当今的政府领导人都工作繁忙并悉心于政务，他们首先要知道来访目的，以便安排对具体问题或项目进行会谈。此外，亲善使命应该得到合乎礼仪的接待，应该得到我国政府和政府使者应该享有的礼遇。我说，因为我们已经安排了正式的常驻大使或公使负责那里的事务，他们能够很好地处理这种工作，无需再派一个一般的亲善使团。
这就是当时蒋委员长问我是否见到副总统的原因，他显然不希望他本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指示副总统做这件事。我计划第二天即星期六上午十一点离开台北，我己经通过张群将此事转陈蒋委员长。张群告诉我委员长已同意了。英美会谈即将在华盛顿举行，我已经说明我想在会谈开始前及时赶回去，以便继续了解我临行前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意见有何效果。于是委员长定于星期六上午九点三十分与我再次晤谈．
我到总统官邸晋见总统时，惊异地发现，在座除秘书长张群之外，还有外交部长叶公超、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院长俞鸿钧．这次会议要讨论的是，鉴于美国对日内瓦双边会谈所采取的政策和华盛顿的英美会谈，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和行动。我借此机会告诉委员长，他曾问我是否见到过副总统，我已经见到了，并告诉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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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的情况。
浅开始解释为什么不准备接受巡回大使职务，委员长说中国的对外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并提出赴英使命问题。蒋委员长说，英国对我们的政策和态度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使之发生变化。他认为，由于我与英国首相艾登非常熟识，并认识他的一些内阁部长，而且我在英国政界和公众中很有名望，我可以担当这个使命，这样会很有帮助。他说我可以与艾登和政府其他领导人会谈，使他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威胁以及英国与中华民国之间将来的一致利益。他希望我会同意考虑这项使命。我说这是个好想法，但在目前的形势下，我认为要影响英国人改变政策，任何人也起不了很大作用。
我接着说，如果承担这项使命，我还将遇到另一个令我为难的困难，过去我在英国受到崇高的礼遇，但是现在，由于英国甚至不承认中华民国颁发的护照，而只接受宣誓书，我甚至很难获得签证。多年来我一直受到贵宾的款待，而现在我却不得不乞求入境，还不知道他们签证要用多长时间。假令他们同意给我签证，可能我还需要签一份宣誓书，这将尤其令我为难，因为根据英国护照条例，由于我的国家未得到外交承认，我将需要以无国籍人身份签一份宣誓书申请签证。我说，也许其他与国事无关并以私人资格去访英的人可以做这件事，我则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做这件事。这样，他们知道此事是行不通了．副总统陈诚和外交部长告辞了。他们离开后，我起身告辞。委员长说：“请坐，请坐。”他说，如果我不想接受另一个政府职务，也不能中断与他的私人关系。我说我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觉得劳累了，而且像我的医生常对我说的那样，我需要长期休息。我说等我身体好一些，委员长如果有什么吩咐，我随时都准备效劳。说过客气话之后，我即告辞。张群陪同我
第七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4 工9 走出起居室，委员长送我到起居室门口，没有出屋。我们快走到门前时，一位副官追出来说：“秘书长，总统要见你。”张请我稍候片刻。
我等着他回来，他出来后对我说，总统要他转告我，希望我担任总统府资政。我说我很感谢委员长，但我真的需要全面的休息，身负任何职务也会使我得不到休息。张说，委员长这次是诚心诚意的，我不可再不接受。他提醒我，我在拒绝赴英使命时，已经表示同意不中断同委员长的私人关系，如果我拒绝资政之任，委员长就会生气了．他说，总统府资政是个荣誉职务，担当这个职务井不一定意昧着还要为任何人或为政府工作，而只是以高级顾问身份保持同委员长的私人关系。他说我这次不能再说不接受，否则就会伤他老人家的心，于是我默认了。
我从委员长官邸直接去机场。那是星期六1 月28 日，刚过上午十一点飞机起飞了，一百多人为我送行。
我未来的计划早在五十年代之初就已经大体上确定了。随着五十年代的进展，中华民国的情况有所好转，我要辞去政府职务的间题较易解决，我的计划也就更易实现了。当时我已年近七十，我希望做的事有三件：第一，休息或度假以恢复健康，尤其在我如此高龄之时，只有长久退休才能使我摆脱公务的压力对我的健康带来的损害。第二，我希望写一些东西并做一些研究，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但由于没有时间总未遂愿。第三，我希望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我想，或者我可以靠写作谋生，实际上我已经收到了几家美国著名出版社的约稿，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在国际法院任职，虽说在我从驻美大使退休以后实际上得到的正是这项法官的职位。我是在已经离开华盛顿的职务后，才得到要我同意做法官候选人的要求．这个职务虽然很有吸引力，却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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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n 日，我收到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的电报说，当天公布的一项总统命令批准我辞职。总统的命令还说，由于我为国效劳多年，功绩卓著，总统特聘我为他的资政，并于当天授与我最高荣誉勋章，即一级卿云章。张群说，他以个人名义祝贺我获得这个新的荣誉。三天后，我收到任我为资政的任命书。
5 月2 日下午，我在双橡园举行告别招待会，第二天下午，我到国务院作最后辞行。
五天后，即5 月8 日，我离开华盛顿。像往常送别离任大使时那样，到机场为我送行的不仅有使馆全体人员，而且有华人社团的重要代表，国务卿派饶伯森和马康卫为我送行。我就这样结束了我十年驻美的使命。
我早年在美国就学，后来又两次作为外交代表驻在华盛顿，并多次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通过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后来又几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会议，合起来我在美国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多。我可以满意地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为了维护和促进我国的利益与何人打交道，我总是受勤尊重。实际上，这种经验不限于官方接触和外交活动。我在美国各地旅游和任何人相遇交谈时，总是得到令人愉快和满意的款待。在结束我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时，我必须借此机会记录我对这种不寻常的、令人满意的礼遇的衷心感谢．
第／又卷
海牙国际法院十年
( 195 斤一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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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5 月8 日，我离开华盛顿去纽约，在这个都市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来。
1956 年，我正在考虑开办国际法律事务所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和道布尔戴出版社等三家约我写回忆录的约请。我斟酌再三，这些约稿条件看起来都挺不错，但我还是决定一个也不接受。主要原因是，虽然我肯定迟早要写我的自传，但如果是为了要使它能长远地为人所利用，就必须抛开私人情谊而如实写出。显然，发表回忆录的时机尚未到来，我要描写的人仍都健在，作为凡人，看到他们在职时做的好事被称颂就会高兴，看到对他们不明智和动机不纯的言行的叙述，当然就不会无动于衷了。
这些考虑最后使我决定谢绝约稿，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尽早开始写我一直想写的东西，记录我在担任中国公职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目睹和经历的事情，不过，只有我自己才能决定发表的时机。事实证明后来我正是如此做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柯克先生曾给我写过信，后来又亲自建议我在韦慕庭教授和何廉教授主持的东亚研究所赞助下写出回忆录。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十五年，大概再用三年时间即可完成。
但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眼前的计划。当我还在考虑成立法律事务所的时候，收到了台北外交部长的电报，他希望我同意他的提议，由中国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代表提名我作为候选人，参加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以递补由于法官徐漠刚刚于6 月底在荷兰逝世所遗留的空缺。我觉得为了国家利益，我有责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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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国际法院职位，于是便复电外交部长同意。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致联合国大会三封信的内容，徐漠法官的继任候选人共有九人，其中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中国候选人。但是荷兰提名的郑天锡博士和巴西提名的梁婆立博士在选举前都通知秘书长放弃候选资格。郑博士在确认弃权的信中说：“我不能在未来选举中担任候选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我和我的同事已经提名顾维钧担任法官空缺候选人。”选举实际上是在1956 年12 月19 日进行的，变得异常复杂而且毫无结果．
1957 年1 月继续进行选举时，安理会的组成人员有所变化。在安理会第76 。次会议的第一次投票中，顾维钧（八票）获得绝对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637 次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投票无结果，第二次（限定人选）投票中，顾维钧（四十二票）获得必要多数，随即正式宣布获选。
当时还不知道，在选举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僵局迅速得以解决。
1963 年夏夭，我和我太太去威尼斯和利多度假两星期。于煌吉从罗马赶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私下交谈中，他告诉我后来怎样了解到国务卿杜勒斯用什么方法汀破了在国际法院中选举徐漠遗缺的僵局。他在国务院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杜勒斯在东京和他的朋友吉田首相谈到这件事并达成一项谅解，即日本放弃栗山竟选，作为对这种友好合作行动的补偿，美国在1957 年底即将举行的兰年一次的安理会选举中，支持日本的非常任理事席位候选资格。不过，在选举再度进行时，栗山没有接受政府的要求，拒绝退出竞选。但在紧张的外交气氛下，第二轮投票我很快当选。日本也在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仅约一年后，于1957 年末第一次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第八卷海牙国际法院十年1425 由于我的任期只能补足徐漠法官到1 , 58 年z 月终止的任期，1957 年底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还要进行三年一度的国际法院法官选举，因此我必须再一次取得候选人资格。
台北外交部5 月份即采取步骤，争取使我在1957 年补足徐漠一年任期后获得正常任命，为我在秋季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年会上重新当选而努力。这是三年一度的选举，将更换国际法院三分之一的法官。中华民国驻常设仲裁法庭代表团提名我为国际法院三年一度的定期选举候选人。这个提名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在195 了年5 月17 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同时，台北中国外交部也电告驻外使馆和使团争取驻在国政府的支持投我的票，并且如果可能，一开始就提名我为候选人。
到1957 年10 月1 日下午七时半，副书记官长加尼埃一夸涅打来电话，为我在纽约当选祝贺。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电告我同一消息，并表示祝贺，电文中还提到“联合国大会四十七票，安理会八票”。对于能够如此轻易获得正式九年任期我感到惊讶不已。1 ，与7 年4 月4 日，我在新泽西的霍博肯港登上荷美轮船公司的“新阿姆斯特丹’t 号。4 月13 日，星期六，抵达海牙的第二天，我前往国际法院。法院院长是美国人格林· 哈克沃思先生，我对他进行了礼节性拜访。
关于我要对同事们进行的必要礼节性拜访的事，我向他说我知道有些国际法院法官是来自不幸已承认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国家，那些国家已经撤销或拒绝对台湾中华民国的承认。可是，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对这个间题不必多所顾虑，他解释说，国际法院法官是由联合国选举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他们的代表性，而是由于他们的个人资格，同时他们的工作是国际性的，与任何政洽远远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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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遵照院长意见，我对每位法官都进行了拜访，只在最初有一个例外，因为我对拜访苏联法官科吉夫尼科夫还有一些顾虑。我知道他曾任莫斯科大学国际法教授，但也是一位苏联共产党忠实党员。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我的礼节性拜访。于是，在5 月4 日我回拜首先访问过我的英国法官赫希· 劳特帕克特爵士时，有意征求他的意见。幸好他已经在考虑这个同题，我还未开口，他就告诫我说，那位苏联法官可能会像曾经对待徐漠法官那样反对我在法院任职，如果他那样做．我不应该介意。同时还提过当年徐漠如何激动地回答苏联法官的情景。赫希爵士显然是要安慰我，他补充说，他认为那个苏联法官大概现在已经懂得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构，而不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场所。不过，我怀疑，如果我对科吉夫尼科夫进行拜访，他是否会接待。
1957 年5 月6 日，我进行了拜访。科吉夫尼科夫热情接待了我，说我在苏联很著名，知道我是签署第一个中苏友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外交部长，很高兴与我相识，并且说国际法院只是处理司法间题的机构。我解释说，国际法院是国际法律机构，代表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签署国，并且超然于联合国大会所考虑的政治重要性和影响之上。我们谈到确立国际法条例的问题，我提到因领海权范围间题出现的意见分歧，说起某些国家为了保护渔业利益宣布了六十海里领海权，秘鲁等国家甚至宣布三百海里领海权时，他说，过去领海权是三海里，现在一般是十二海里。他间到台湾和北京对领海权间题所持观点，我说台湾赞成十二海里领海权，但对北京的观点不了解。我说，鉴于防卫沿海的火炮一类武器的发展，扩大领海权是必要的。他说，至关重要的是应该主要考虑安全问题。随后我即告辞。
5 月7 日，院长在宽敞的小会议厅召集了一次法院秘密会议，
第八卷海牙国际法院十年1 翻7 与会者除法官、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外，只允许三位书记参加。院长宣布开会后开始按议程进行。他首先表示欢迎我作为新法官接替徐漠的职务，并表示相信我的知识和经验将使我成为法院的新的重要成员。我简短回答，感谢院长的美言并请他和我的其他同事们在我任职期间对我多加关照。随后请科吉夫尼科夫发言。使我吃惊的是，他说反对我任职于法院，并说苏联不承认派遣我的国家。当然我不得不作答复．但院长在允许我发言之前，立即说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构，一切政治问题均不应在法院会议上提出。随后他请我发言。我说，院长讲得很正确，听了他的讲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补充了。鉴于法院规约第十六条禁止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职能的规定，我仅仅愿意表示，科吉夫尼科夫先生说了这样一些话，令我惊讶而已。由于院长已向科吉夫尼科夫先生阐明，我不愿意再多占用法院会议时间。
在任法官的同时，我个人又遇到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5 月4 日收到外交部长叶公超从台北打来的电报，说我国驻纽约联合国使团认为我最好辞去蒋总统资政的职位并征求我的意见。5 月16 日，我亲自写了一份辞呈给蒋介石总统，附在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将军的一封信里，请他亲手转呈总统。当天还拟好一封复信给叶公超，告诉他我是怎样做的。
关于我在十年法官任职期间参加法院工作的情况，不准备多说，只作一般简要介绍。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法院有个共同遵守的好传统，对任何审理的案件或申请咨询意见的事项，法院的审议讨论内容均为不公开的机密。对每项诉讼的结论以及对每次申请所提供的咨询意见，总是当庭宣布．法官们对任何需要最终判决的案件所作的审议都应保守秘密，这也是普遍期望于法院的。我在法院十年任职期间，这项明智的政策一直得到严格遵守。在我的十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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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期间，国际法院共受理了十七个案件。此外还受理提出了两项咨询意见。我有幸能够参与法庭对这十七个案件的公开审理和为作出判决而进行的秘密审议。其中三个案件，我被选为起草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也召开会议起草判决或咨询意见供法庭讨论和采用。
1 9G3 年底，我的一个好友和能干的同事对我提起法院正副院长三年一度的选举。他告诉我，他和我的其他几位同事都希望在以后的三年中由我主持法院工作，因为现任院长应该退休，同时根据法院惯例每三年选举一位新院长。第二年春天法院复会时，正副院长任期即将届满，新选举势在必行二3 月9 日，我见到杰拉尔德· 菲茨莫里斯爵士，他说斯彭德的选票数差不多，我也很有希望当选副院长。选举在当日下午举行，拍西· 斯彭德以8 一7 票在第二轮投票中获选，我以n 一2 一1 一1 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但是应该补充的是，我的副院长职务纯粹是个荣誉职务，并没有给我增加额外工作。
1966 年，一个重要的客人和老朋友李斡博士，他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当时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副总裁，他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后来看望我。他离开台北前见过蒋介石总统的秘书长张群将军，此来专为将张群将军的一封信转交给我．张群将军在信中敦促我从爱国主义出发，同意继续竞选连任，因为总统以下台北的所有领导人都认为我是唯一能够重新获选的人．鉴于台湾面临的国际困境，失去法院席位将是对它的国际声誉的另一次打击。
1965 年1o 月18 日，我收到中国外交部长沈昌焕一封公函。由于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一段时间，从个人观点出发，相信不应该再次提名为候选人，于是给沈部长回了一封长信，解释我退出
第八卷海牙国际法院十年1 吐29 公职的原因，并且推荐几位有资格提名接替我的人选。收到沈信后不到两个月，张群来海牙亲自和我恳切地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总统对他的报告未置可否，但是他相信，我是唯一能保持中国在法院席位的世界公认的人选．他认为对我个人虽然是一种牺牲，但是，对政府和国家却别无选择。他劝我不要再犹豫。我回答说，出于爱国主义我将再考虑一下。
1966 年9 月联合国大会开会后，我回到纽约，刘错博士来通知我，中国代表团为即将进行的法院三分之一法官选举而做的工作进展形势似乎更复杂了，不过我并不吃惊。看样子泰国和菲律宾都在设法取得我九年芷常任期后即将退出的中国在法院的席位。刘错还告诉我美国对中国候选人的态度，这是他在10 月20 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详细说明的。电报中说，美国代表团团长戈德堡告诉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薛毓麒，美国代表团仔细考虑了顾维钧法官参加连选的资格，根据最近估计，顾法官在联合国大会上可以获得二十张以上的选票，在安理会可获得二至三票。他还说，如果顾维钧落选，肯定将影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间题的投票。此外，顾法官已经年迈，大部分国家都不愿支持老年候选人。他接着说，美国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因此他希望顾博士能够以年事过高为由放弃候选资格。这样，中国在联合国的声誉不致受到不利影响。10 月26 日，刘错在给外交部沈部长的电报中报告说，经过与我协商，我决定以个人原因放弃竟选，并将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外交部长10 月27 日回电说，他已经约见美国大使，再作一次努力，但是由于美国已将最后决定告诉我们，而且顾法官愿意放弃继续参加选举的候选资格，应该接受他的决定。电报中最后表示遗憾，顾博士的预测竟被证明是正确的。电报还提到行政院严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都十分惋惜，请他向顾转达他们的遗憾和同情。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还要求刘错转达外交部长本人的同情。
10 月26 日，我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通过中国代表团团长转交。内容是：
亲爱的秘书长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您，根据医生的建议，出于健康原因，我希望放弃在即将举行的国际法院法官选举中的候选资格。请通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不胜感激。
值此机会向在这次选举中为我提名的各国代表团以及表示愿在选举中给我支持的各友好国家致谢。
顺致最祟高的敬意。
顾维钧（签名）谨上实际上，在当年夏天我就知道在4 月初美国总统约翰逊访菲时，马科斯总统曾经请求美国当我任职期满举行法官选举时支持一位菲律宾人为国际法院法官候选人，并得到了美国总统承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要让美国再支持另一位候选人竞选同一席位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向我们解释不能满足我们请它支持中国候选人要求的理由。不出所料，当时已经七十出头的塞萨尔· 本松先生1966 年由联合国正式选入国际法院，占了中国空出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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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顾维钧生平简介
1888 年l 月28 日，生于上海城内，名维钧，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 。祖籍江苏嘉定，父顾溶，字晴川；母蒋氏。行四，有二兄一姊一妹。
IB91 年（3 岁），随兄入朱先生家塾。
1 899 年（11 岁），随姊丈蒋昌桂入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英华书院读书。
1900 年〔 12 岁）夏，大病数月，辍学。订婚于张氏，名医张聋馨侄孙女。
1 901 年〔 13 岁），考入基督教圣公会所办圣约翰书院读书。1904 年（16 岁）8 月，自费赴美留学，到美后由施肇基代洽，入纽约州之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
1 905 年（17 岁）9 月，考入位子纽约之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法学院，主修政治、国际外交。凡7 年，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先后担任学生会代表、学校刊物编辑、校际辩论代表队员，并应《 纽约先驱报》聘，从事关于中国电讯之翻译。1908 年（20 岁）夏，读完大学课程，取道欧洲回国探亲，返美前奉父命与张氏结婚。婚后携张氏夫人同到美国，安排张分居费城，学习英语。后协议离婚。
1909 年（21 岁）1 月，应清特使唐绍仪及公使馆之邀，到华盛
143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顿会见一f 一日，始见赏于唐氏。
1912 年（24 岁）2 月，中国公使张荫棠转达北京政府大总统袁世凯电邀顾任总统府秘书，盖唐氏所推荐。复得导师穆尔教授等助，简化博士论文。3 月，口试通过，提前取道伦敦经欧陆、西伯利亚铁路回国。4 月底到北京，由国务总理唐绍仪引见袁总统。兼任总统府及国务总理秘书，6 月，唐辞职，顾以秘书例同进退，辞府、院二职同去津，拟回上海。袁召顾氏继续回总统府任秘书。唐告顾可先请假赴沪探亲，然后回北京任总统秘书，相机转入外交界。顾北返北京，后得颜蕙庆荐入外交部任秘书处秘书，仍兼任总统府英文秘书。
初，在北京经唐氏介绍始识其女宝钥（唐梅）。在天津过从甚密，并同船去上海。北返后在天津订婚。
1913 一1914 年（25 一26 岁），外交部设翻译科，兼任科长。嗣升任外交部参事，仍主管翻译科事兼总统府秘书，参与袁和外使之重要会谈，作翻译。
1913 年6 月，在上海虹口公园与唐梅（宝钥）结婚。1915 年（27 岁）1 月，日本提出《 二十一条》 ，病中口述表明中国政府立场之声明。
同年8 月，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并特派先赴伦敦与驻英公使施肇基商讨欧战情况。10 月，在伦敦奉命转任驻美国公使．11 月赴美就取。
1916 年（28 岁）1 月，袁世凯称帝。驻美使馆拒绝使用洪宪年号和更改文书格式。
191 了年（29 岁）中国对德宣战后，驻美公使馆成立在顾氏指导下之专门小组，开始搜集资料，为参加和会作准备。
1 918 年（30 岁），奉派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是年10 月，夫人
附录一顾维钧生平简介1433 唐梅在美国病故，遗一子德昌（两岁），一女菊珍（不足一岁）。1919 年（31 岁）l 月28 日，在巴黎和会“十人会”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对以山东问题为重点的中国立场作了有力申诉，驳斥日本的要求，得到和会内外普遍赞赏。
同年，由于英法美诸国早与日本有约，以致在和会上偏袒日本，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出席6 月28 日之和会全体会议，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年底，陆徽祥返北京，顾氏负责代表团工作，于191 ，年秋参加签订对匈和约，192 。年参加签订对土耳其和约。1920 年（32 岁），调任驻英公使。10 月，返美结束工作，n 月，赴英就新任，12 月，兼国际联盟及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是年，在巴黎得识荷属爪哇（今印尼）华侨首富黄奕柱（仲涵）之爱女黄蕙兰，当年10 月10 日，在巴黎使馆晚会上宣布订婚。11 月，在布鲁塞尔中国公使馆结婚。
1921 年（33 岁）秋，任出席讨论解决山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三全权代表之一，赴美参加会议。
1922 年（34 岁）2 月，华盛顿会议结束，返回伦敦。4 月，奉召回北京。6 月，颜惠庆组阁，邀任“财务委员会”主席。8 月，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不久，因内阁失败辞职。
1923 年（35 岁）7 月起，至1924 年，历经高凌雳、孙宝琦、颜惠庆诸内阁，任外交总长。1924 年9 月，冯玉样倒直系戈、政变，顾弃职出走。
1926 年（38 岁）5 月，任颜惠庆摄政内阁财政总长。7 月杜锡璀组阁，顾蝉联财长。10 月杜辞职，任代理总理兼外长。
1927 年（39 岁）1 月，顾署理总理，组阁，兼外长。仍属摄政内阁。6 月18 日，奉军张作霖入主北京，自封大元帅，成立军政府。顾内阁于前二日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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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1928 一1930 年（4O 一42 岁），赴欧洲、加拿大旅居．应张学良邀回沈阳为寓公，在东北投资开垦，经常来往于北京、沈阳、北戴河诸地。193 。年，顾母逝世，南行上海参加葬礼。
1931 年（43 岁），张学良入关住北京。9 月18 日，沈阳事变发生。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戴季陶为主席。顾任该会委员，重入外交界。11 月23 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 月，因主张和日本直接谈判遭反对，辞职。
1932 年（44 岁），国联成立李顿调查团，顾被委为调查团中国顾间（中国代表），陪调查团在中国各地，主要到东北之日占地区进行调查。同年8 月，被任命为驻法国公使。9 月初，与李顿调查团同船去欧赴任。Ic 月，任国际联盟全体大会代表及驻国联行政院代表。国联行政院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顾与日代表松冈洋右辩论，提出对“中日问题和解草案”之修正案。
1933 年（45 岁）2 月28 日，颜、顾、郭三代表因国内战事失利，对外难以解释而联名电请辞职，未准。5 月，任日内瓦裁减军备会议代表。6 月，任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代表（首席代表宋子文）。7 月，任中国代表随宋子文出席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9 月，出席国联第14 届大会，发表中日间题之演说，为中国申诉。1934 年（46 岁）6 月，请假回国。
1936 年（48 岁）年初，中法使节升格。2 月，正式任命为驻法大使，4 月去巴黎到任。9 月，代表中国出席国联第十七届大会，1937 年（49 岁）年初，迁入新使馆。7 月7 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大规模中日战事爆发。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求助于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缔约国。10 月初，奉派赴布鲁塞尔出席“九国公约会议”。飞938 年（50 岁）旧军占领沿海港口。经法属印支之安南铁路过境运输为抗战命脉所系，多方与法国交涉以保证其开放通畅，并
附录一顾维钧生平简介
争取法援。
1939 年（51 岁），二次世界大战开始。1940 年，巴黎陷落，大使馆随法政府迁至维希。
1941 一1946 年（53 一58 岁），调任驻英大使。主要交涉有关英国战时援华贷款5000 万镑，开通滇缅路及收回香港等问题。1942 年〔 54 岁）10 月一1943 年（55 岁）3 月，回国述职，陪同英国国会代表团在各地访间，促成签订中英新条约。3 月，经美国返英。
1944 年（56 岁），奉派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为首席代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事务。参与筹建联合国及草拟宪章等工作。
飞945 年（57 岁）4 一6 月，奉派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之代表团代理团长〔 团长宋子文》，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宇。7 月，回伦敦，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委员。9 月，作为王世杰之助手参加伦敦外长会议。同时并参加联合国筹备委员会之执行委员会，于联合国机构之建立、大会之召开颇有建树。自是又兼任盟国远东委员会、战争罪行委员会，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之中国代表。12 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王世杰为首席代表，第一阶段在伦敦，第二阶段1946 年10 月在纽约召开）。1 洲6 年（58 岁）1 月，任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代表。3 月，回国述职。6 月，返英御任。7 月到美，任驻美大使（至1956 年辞职，凡10 年）。
1 956 年（68 岁）1 月，返台湾述职。4 月辞职，免去大使职务，同时受聘为“总统府，资政。同年6 月，国际法院法官徐漠逝世．8 月，顾氏获提名递补中国籍国际法院法官徐漠遗缺（尚有半年任期未满）。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1957 年（69 岁）1 月，经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多次投票，获选国际法院法官。1964 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1967 年自法院退休，时年79 岁。
1972 年（84 岁），章含之奉毛泽东之命于10 月5 日拜访顾维钧。
先是顾氏辞大使职后移居纽约，与黄蕙兰夫人分居，后离婚。1959 年，与前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性〔 1942 年在菲律宾任总领事，为日军所害）之遗婿严幼韵女士结婚。1967 年退休后，返居纽约，终老。
初，196 。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口述历史计划主任韦慕庭约，开始其《 回忆录》 工作，退休后全力以赴。先后17 年始完稿，凡1100 。余页。1985 年11 月14 日，粹病逝于纽约寓所，享年9s 岁。长男德昌在台，女菊珍在纽约。裕昌（1922 年生）、福昌（1923 年生）二子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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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敬悼外交誉宿顾维钧博士董霖
纵横砧坛、享誉中外逾半世纪的顾维钧（字少川）博士，突于本年11 月14 日晚n 时在纽约寓所沐浴方毕，正待披衣时，昏厥辞世，享年九十有八。夫人严幼韵、女菊珍等亲视含硷，男德昌则由台湾飞美奔丧。《纽约时报》 、《 华盛顿邮报》 ，以及华文报纸，均有报道，霖吞属交末，惊悼之余，追念顾氏毕生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其为时之久，勋业之隆，近代罕有其匹，当停灵于殡仪馆时，中外各界吊唁者络绎不绝。n 月19 日送葬时，亲友毕集，备极哀荣。顾氏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特设顾氏奖学金，欢迎亲友捐献，以表追思。
回忆顾氏代表中国出席1919 年巴黎和会，雄辩山东问题，语惊四座，美英法当局均为动容时，霖尚在小学读书，不胜心仪其人，但直至“九一八事变”后，顾氏偕国联李顿调查团驾在北平时，方得识荆。当时霖肩负地方一部分党政任务并代表民众团体，搜集日本侵略东北资料，送请佐证。及至全面抗战，政府迁都重庆，霖适以立法委员兼任外交部顾问，曾为设宴畅谈欧局。不久，霖以奉命出使荷兰，而荷土被德军占领，暂设流亡政府干英国，中国驻荷使节亦随驻伦敦。当时驻法大使钱泰（阶平）、驻比大使金间洒（纯儒），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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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比国上为敌侵占，不得已临时在英设馆。顾氏时为驻英大使，常尽地主之谊，邀宴谈叙，因得时聆教益。往事如烟，钱、金二氏早已物故，而今顾氏亦复谢世。人生如梦，夫复何言。
二次世界大战后，顾氏调驻华府，折冲搏姐，肆应裕如，195 。年初，霖在美重任大学教授，悉心著述。顾氏亦于1956 年卸任驻美大使，惟旋即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移寓海牙、从此天各一方，甚少接触。嗣后顾氏任满回纽，费尽心力，完成口述回忆录，屡蒙垂询如何出版问题．霖曾就所识出版公司代为洽商。及至拙作《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 编撰之时（该书中英文版分别由传记文学社及纽约圣若望大学印行），请益更趋频繁。顾氏常于茶余饭后，倾谈其一生经历、人际关系、外交轶事，以及私人生活，极饶兴趣。惜霖近两年来因患坐骨神经痛，影响右腿，不良于行，聆教之机会不多。犹忆某晚畅谈世局，尝约坐观二十年后之演变结果。顾氏叹谓：“时不我待，恐将先走一步。”不意此言果验。
顾氏于1888 年1 月29 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正值帝国主义侵华日鱼时期，自幼勤奋好学，矢志外交，以期日后挽回国家主权。1908 年唐绍仪特使访美时，顾氏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曾以纽约中国学生会会长及《 中国学生月刊》 总编辑资格，应邀晋见。唐氏对于此位“青年才俊”之仪表口才，极为赏识；民初为国务总理时，即推荐顾氏兼任总统及国务总理英文秘书，不久复兼职外部，对于日本所提“二十一条”内容，秘密泄露于英美驻华使节，引起国际反日舆论，厥功至伟。
1915 年，当局器重顾氏才华，派任驻墨西哥公使，未到任前即调驻华府。当时美国总统即为日后发起国际联盟之威尔逊氏。顾氏在驻美期间，积极准备战后问题。迫1919 年巴黎和会开会时，中国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顾氏独任艰巨，被推发言，力争中国在山
附录二敬悼外交君宿顾维钧博士143 白东被日本侵占的权益。和会结果虽仍屈服于强权，但各国代表对于顾氏之学识风度，无不钦佩。
1921 年顾氏调驻英伦，席未暇暖，又奉派偕施肇基、王宠惠等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1921 年n 月12 日一1922 年2 月6 日）。该会议重要决定除限制列强海军军备外，厥为签订“九国公约”，尊重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中日代表并在会外讨论山东间题，谈判结果中国终得收回已失权益，国内人心为之一振。当时国内军阀当政，函欲罗致富有国际声望者入阁，转移中外舆论。顾氏奉召返国，历任外交总长‘1922 一192 哎、1926 一1927 ) ，一度出长财政，后且兼膺国务总理。既而时局转变，短期息影。追日本侵略东北，复应国民政府征召出任外交部长。顾氏为一职业外交家，不论何党何派当政，如能有利于国，甚愿竭诚贡献。此乃为其一贯之服务精神，但惟知之者方能见其伟大，
顾氏驻法期间（1932 一1941 ) ，曾为中国假道越南运输物资事，谈判甚久，并尽最大努力，争取法国多方面之援助。既而再度使英( 1941 一1946 ) ，正值中英邦交有欠和谐时期。关于对敌战略，英主先欧后亚．两国对于印度独立及香港问题，意见亦多差歧。但英国仍以贷款鼓励中国士气，且于1942 年10 月10 日与美国同时宣布废除在华特权，翌年1 月11 日与中国政府签订“取消治外法权并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凡此，顾氏周旋之功匪浅。
1945 至1956 年期间，顾氏再度驻节华府，中美两国虽属战时盟友，但为史迪威案等误会亦多。顾氏重要任务为增进两国睦谊，以便获得更多物资，重建战后中国。霖时在外部襄赞谈判美援，自与驻美使馆取得密切联系，深佩顾氏老成持重，深谋远虑，如无崇高学养声望，断难胜任。
顾氏不特久驻英、美、法国，亦常活跃于各种国际会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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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盟约”及“联合国宪章”为两次世界大战后谋求国际和平之基石，在举世政要中，顾氏恐为唯一参与起草并签字于此两项文件者。“九一八事变”后，顾氏屡次代表巾国向国联申诉，并以首席代表资格出席布鲁塞尔会议．援引“九国公约”，力主制裁日本。会议结果虽无实际行动，但顾氏利用时机，与各国代表进行双边会商，加强中国外交阵线。1944 年，美国为计划重建战后世界，发起“顿巴敦橡树园会议”。中国政府特派顾氏为首席代表，参与中、美、英、苏四强会淡，草拟未来的国际组织规章。翌年，旧金山会议即本此项规章，具体计划成立联合国，顾氏复为中国代表，并先后在伦敦、纽约参与第一届联合国大会。
顾氏在国际方面之活动，并不限于两项国际组织，诸如1933 年在伦敦举行之世界金融与经济会议以及日内瓦裁军会议，1 944 1946 年间位于伦敦之战罪委员会、1946 一1949 年为管制日本设在华府之远东委员会等，顾氏均为中国代表。至其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1957 一1967 ）与副院长（1964 一1967 ) ，在国际间声誉之隆，更为登峰造极，是不特为顾氏一人之荣，亦属国家民族之光，关于顾氏之学识、行谊、勋业，在拙作《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 以及附录各篇中，曾作较有系统的说明，甚便查考，于兹不赘。惟按顾氏之成就具有数项特质，愿略志数语，或足启迪后进。第一、顾氏对于国际公法及国际问题研究有素，且精通外文，当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闷题时，中国代表团中惟顾氏有充分准备，故虽匆促被推发言，竟能一举成名。第二、顾氏运思细密，治事勤慎，如有可以为国谋求权益的机会，决不放松，且经常筹划远大间题，故政府对之倚赖特探。第三、顾氏一心为国，不求私利，爱能处事客观公正，不为党派左右，不畏外力压迫。关于最后一点，不妨举二例说明。当1865 年所订的中比条约，应于1926 年n 月2 日满期，中国方面
附录二敬悼外交鲁宿顾维钧博士14 引通知比方议订新约，不意未被采纳。顾氏适于是年10 月重掌外交，断然建议政府颁发明令，宣布该约失效。顾氏另一果敢行动，为处理1927 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安格联故意违背政府命令事件，顾氏当时已由财长升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即行提出阁议，将安氏免职，置英国抗议于不顾，具见其态度之坚毅。顾氏一生饱经沧桑，享尽荣华，但其最感得意之事，厥为日本干1945 年8 月1 建日无条件投降。顾氏曾于次晚之日记上，志有下述数语：“余久所期望，甚至梦寐以求，而终身致力者，最后得以实现。当中国被日本战败（1894 一1895 ）之噩耗传布远近时，余方七岁，心为之碎，爱即立誓为国雪耻，恢复河山，永除日本威胁。”嗣为庆祝对日抗战胜利，偕霖联合举行酒会于伦敦，来宾到者八百余人，包括英相艾德礼，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法、荷等国政要，以及留驻英伦之各国外交使节，宾主举杯相贺，直至傍晚方尽欢而散。此乃四十年前往事。
最后拟予说明者，霖对于顾少川先生夙具仰慕之忱，并无从属之谊，凡所沦列，均系根据事实，绝无阿谏之处。惟因墓地归来，心情沉重，匆促成章，言不尽意。所幸顾氏一生事迹，当永垂史册，无庸于此详述。
1985 年11 月19 日书于纽约彗勉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