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见陆先生的主要rI 的是向这位外交总长和代表团团长报告，尽管我曾向和会主动提出，保留意见不载于条约正文之内，而仅附于我们的签名之后，但仍未获准。此外，中国预备在会上作声明的建议也被毕勋先生拒绝。我知道，北京政府和陆总长，还有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如颜惠庆蹲士，有这样一种意见：把中国摒子和会这～庞大组织之外是极为严重的事情。我也有此同感。然而另一方面，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怀着这一想法，我建议另作尝试― 设法在和会上发表一口头声明。我把经过修改的口头声明稿交陆总长过日。陆和往常一样，毫不迟疑地签署了这一声明。我建议，为了不在和会上引起轰动，我们应该通知法国。于是，我便往见和会秘书长。
我好不容易才和迪塔斯塔秘书长约定好于6 月28 日晨会晤。但是，迪塔斯塔在会晤中声称，发表声明，无法接受。我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绝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我于是去圣· 克卢德向陆总长汇报。那是大清晨，彼时情景我记忆犹新。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 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八中国决策的背景
对巴黎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6 月28 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直到6 月28 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就任新内阁外交总长的陆徽祥觉得如此重大事件不应由他个人决策，请总统和总理就签字一事给予明确训令。但北京政府却电谕陆．急长自行决定。6 月郡日或是z7 日，陆总长再次电请北京给予特别训令。由于代表团所接训令一直为“签字”，所以陆为加强自身地位计，呈请北京务必作出拒签决策。到27 日下午，事情已经一清二楚，甚至“将保留附于约后”也已注定无望。经将有关情况再次电呈北京，说明此种情势之下只有拒签为宜，望政府重新指示。发出此电之后，我们接到北京复电称，北京早些时候曾有电谕，而奇怪的是巴黎何故不曾收到。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电报于6 月z8 日下午到达，我想是三点钟左右，那已在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了。到那时候还来了电报，实可惊异。最后决定并未经全体代表和顾间们充分商议。实际上，在和代表团正式或非正式接触的人们中，许多人，即使仍在巴黎的人，已经不再活跃了。最后，他们都打算和巴黎的悲剧局面一刀两断了。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人员也已不多。陆总长当时住在圣· 克卢德，我和他倒是经常碰面。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和一名秘书长．驻巴黎公使胡惟德甚至都不常见到。6 月2s 日那天早晨，我没有见到王正廷博士，不知他在何处。但是，如果需要去人到和会签字的话，那是应该由他和外交总长这前两名全权代表去。不允保留就不签字，无疑是代表团一致的意见。例如，施肇基博士，尽管他起初态度犹豫不定，但在赴伦敦之前，也表示了这一
第皿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67 看法。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
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立场和前此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出席和会导致必须披露中日密约，特别是那些于1918 年战争结束前夕签订的密约。这些密约，政府对日本负有保密义务，未曾透露过。现在披露出来，便引起巨大的公愤。总的说来，中国公众认为这些密约完全有损于中国利益。南方军政府则认为，北京政府是为在财政及其它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以便使用武力镇压国内反对党，而蓄意采取这种与日签约的政策的．这种看法，似乎形成于安福系控制北京，握有北方政权，执行与日勾结，迁就日本愿望的政策那一时期。
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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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首次出使伦敦及华府会议
一我的任命和华府会议的召开
我于1 92 。年lc 月返回华盛顿，结束我在美国首都的外交使命，等候去伦敦就任新的职务。这次任命是与施肇基博上交换，已指定他接任华盛顿的职务二对这个变更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中国一旦入选国际联盟行政院，必定委派我兼任行政院的中国代表。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我继续与北京联系，安排中国就任行政院席位之前的预备事宜，并为一年内召开的首次大会做准备。到达华盛顿之后不久就接到总统正式任命，派我担任囚联行政院中国代表。这个任命是1920 年12 月，即我已就任驻伦敦公使后公布的。当时中国对这个新的世界组织颇感兴趣，因为即使中国向和会提交的备忘录没有明确表明山东问题应当提交国际联盟，但是在我和陆总长与威尔逊总统在巴黎讨论山东问题时，总统却这样建议过。我到伦敦的第一年，并非完全在首都伦敦度过，我得出席几次国联行政院会议，这些会议只有一次在伦敦召开。除开我在国联行政院中承担的工作以及1920 年9 月的首次大会外，我最关心的就是山东问题。1921 年秋末，报上有消息说华盛顿新政府意欲召开一个会议，主要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以及由于山东问题久悬未
第几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69 决而日趋严重的远东问题。
华盛顿会议实际是美国在将近lo 月底建议召开的，而且在被邀参加各国的首都都已秘密地讨论过了。我很高兴收到厂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的私人电报，是由清华大学校长周治春博士签署的，他是外长和我的挚友。电文说颜博士想委派我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第二全权代表的职务由施肇基先生担任，因为他是当时驻华盛顿公使。我立即明白了这次电询的目的，因为我想到了我们在巴黎的尴尬处境。我毫不迟疑地回电，表明若需要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拟议的会议，我将乐于从命，颜博士大可不必为席位的主次担心，我指出施肇基博士不但是驻华盛顿公使，他从事外交事业的资历也比我老。结果外交部正式来电邀请我做中国代表团成员。总统的命令系在会议召开后公布，任命施肇基博士为首席代表，我名列第二，王宠惠博士位居第三。会议的主旨乃出于英、美两大海军强国要与另一个海军强国日本解决限制海军军备问题的共同愿望；裁军是当时英、美两国普遍关心的问题。远东问题则是由于111 东阿题而变得重要起来；美国新当权的虽然是共和党，但其首脑们充分了解威尔逊．急统对中国的保证：由新的国际组织为中国解忧，这新的国际组织是威尔逊．急统为之献身的，当时的共和党也是如此。
二华府会议― 组织与程序
我于11 月初登轮启程，对于华盛顿会议上将涉及的有关中国的间题只不过有个大体了解。我偕夫人及两三位秘书抵达纽约时，美国政府派代表前来迎接，并和当地行政长官一起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我们直接去华盛顿，被安顿在美国政府专为中国代表团准备的莫兰大厦。在纽约和华盛顿，美国方面欢迎的热诚与华侨到场
？。颓维钧回忆录缩编
之众多，都给予我很深的印象，这表明他们对即将召开的会议都极为关心。在我到达的一两天内，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到了旧金山，直接乘火车来华盛顿二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已在华盛顿了。第三位全权代表王宠惠博士未携夫人同行，与他同行的是一大批以各种名义在代表闭巾工作的重要中国官员。其中有三位高等顾问，一位是周自齐先生，曾任山东都督、财政总长、代理外交总长及国务总理，一度甚至代理过陆军总长。第二位是梁如浩，人们称为梁孟亭，广东人，曾在1913 或工9J4 年间任外交．急长二个月。他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派遣到美国的最早留学生之一。返华之后，虽然一度担任过天津海关道台，主要还是任铁路总办。梁孟亭先生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施肇基先生和王宠惠博士的好友。第三位是蔡廷斡海军中将，他也是早期自美国回国的留学生。任命这几位在国内享有政治威望的前辈政治家来充当实际资历比他们浅的三位全权代表的顾问，是由子他们．与全权代表的私交与本人的声望，可以调解全权代表间的任何个人分歧。有过巴黎的经历，我很能体谅这番苦心。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国家有不少问题要解决。许多问题是直接由战争或是由战争结束时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日、美两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利益有明显的矛盾，东京与华盛顿自然要就这种局面达成某种谅解和协议。巴黎和会上，日本对华政策和山东间题均未得解决；而且，自和会以来，这些问题在美国已变成政治问题。玲20 年共和党竞选总统获胜，在竞选中，提到美国普遍关心的中国问题，共和党保证要公正处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拿出一些行动来履行这个诺言，英日同盟的终结，使大不列颠有必要重新调整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的外交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地位削弱了，迫切需要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因为美国
第几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71 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而国际联盟盟约是和约的第一章，美国不能加入国联，这就使国际形势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日本则发现由于白己在和会中的柴鹜不驯，现在就必然要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国问题和太平洋地区形势间题上，不得不同华盛顿达成某种谅解。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显然是很重要的。中国的主要对手是日本口中国非常盼望趁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换言之，中国政府和人民最关切的是两个主要问题：马上解决山东问题，立即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当时尤其是针对日本，要免受日本在中国大陆推行领土扩张和经济渗透政策之害。中国本身则被一些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弄得四分五裂，当时不仅南北对抗，督军之间也互相争夺。举国上下，忧国忧民者莫不翘首以待，盼望华盛顿会议能解救中国时局，带来和平，使国家能够得到发展。
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有外交部直接指派的，还有各部委派的，使中国代表团人数达一百三十名之多。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人员为三十五至四十名，还比不上目前的技术专家、特派代表和各部代表的人数。
至于在大会中的工作，代表团里有两种会议：一是全权代表会议，以中国政府总的指示精神为基础，来决定方针、政策和在大会上应取的态度；再就是我们所谓的代表团会议，一般参加者有全权代表、高等顾问及其参谋、技术专家、秘书长及秘书。我们有时还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第二种会议经常根据大会的工作召开，主要目的是通知有关事宜，给技术专家分派工作，以及召集大家征求意见等等。全权代表们一致同意对大会工作进行如下分工：施肇基博士
花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自愿负责撤军及撤销和移交外国邮局间题。王宠惠博士自愿承担的问题有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这个问题包括了中国的新法典和中国法庭的组织等，他对这一领域一直十分关心，并对这些问题很熟悉；他还负贵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剩一「的问题由我负贵，有租借地问题、势力范围问题、关税间题、山东间题以及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对中国来说，会议的最重要问题是远东问题。海军裁军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远东问题要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九大国来讨论。除中、日、美、英、法之外还有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
由于各代表团，特别是主要大国的代表团都是由许多杰出人物组成的，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堪与巴黎和会相媲美。美国以国务卿休士为代表团长，团员有参议员罗脱和安德伍德。英国代表有枢密院大臣贝尔福等人。法国代表有白里安、魏斐亚尼和远东事务权威萨罗。日本代表有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币原喜重郎。荷兰代表是布洛普劳德和柯尼碧克。各国都尽量多派些杰出的外交家参加大会。许多代表不仅熟悉远东局势，在中国也很出名，有的是担任过本国的驻华代表，有的则与中国间题打过交道。
争议较大的题目均集中在像二十一条、废除租借地以及关税问题这类政治问题上，一般由王宠惠博士和我发言。我们安排好每人都对自己答应准备备忘录的议题负责进行辩护，因此分工是很明确的。然而，在阐明了事先准备好的论点之后，我们都可以在实际辩论中插话。在首次交锋之后的辩论中，总的来讲，我的发言要多一些。
然而，最重要的工作都分派给专题委员会去做。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预备会上的一般性讨论之后，组成不同的专题委员会。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了3 各个专题委员会的成员们常常讨论得很紧张，有时甚至很激烈。我从凡尔赛和会就有这么一个总印象，他们愿意就我们提出的全部论点加以讨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首先设法解决山东问题，除山东问题外，再解决一两个其他问题，使远东问题的会议能够名副其实。对于像二十一条前四号以及不平等条约这样的间题，只作了一般性辩论，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而对于治外法权问题，他们则认为只有派一个考察委员会到中国实地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之后，才有可能解决。中国代表团当然十分关切取消在中国的外国势力范围、外国租借地和租界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几次，但看来是会议解决不了的．总的态度再是会议不讨论涉及个别大国的问题。因而，虽然中国提出的问题相当全面，实际结果是除山东问题外，在决议中除了撤退外国军队和撤销外国邮局的同题外，对于重订关税率、取消治外法权，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均未承担义务。为了迁就日本的意愿山东问题的会谈是在会议之外进行的。大会的主要宗旨是限制军备，其他如与太平洋及远东相关的问题，只处干整个会议的从属地位。
三山东问题的会谈
中日间山东lbJ 题的背景是相当复杂的。中国想在巴黎和会中使山东问题获得公正合理解决的努力未能如愿以偿。
因为山东闷题被当成国际问题而不是单纯中日之间的间题，才产生了所谓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这种巧妙安排，来迁就日本把会谈与华府会议分开的意见。中国的一贯立场是绝不直接与日本谈判山东间题。这个立场与日本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与中国有关，也关系到太平洋与远东的整个形势。巴黎和会上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因而，华盛顿会议
入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也应当直接解决这个间题。最后采取变通办法，在海军裁军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会谈，使其成为大会的“边缘”。中国反对直接对话。为了使中国满意，美国向英国建议，应当派观察员列席会谈；它们对中国方面解释说，这些观察员按时列席旁听，主要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面调解纠纷以弥合分歧，实际会谈中，日方代表为加藤和币原，由施、王和我代表中国。双方根据问题的情况各有一两位顾问或技术专家作为随员。黄邪先生就坐在中国代表身后。前几周，中国秘书长出席，有一位秘书作助手；日方也有一位秘书长。首次会谈中决定，虽然会谈的记录并不经代表正式认可，还是由双方派秘书做详细记录以备代表审核。加藤男爵并不经常到会，只在初次会谈时讲了些话。会谈两三次后，他就再不露面了；大概是由于限制军备问题的讨论已到利害枚关时刻，而我们的山东间题会谈与该会议同时进行，使他难以分身。只剩下币原，由值原和出渊相助。我方的三位全权代表则始终参加会谈。
首次会谈之后，实际就一直由币原代表日方谈判，我方则主要由我发言。我们对任何间题的基本方针或态度事先都在三位全权代表中讨论过。因此，我的发言都是根据我们的一致立场。全权代表面临的头一个间题是究竟从主要问题．还是从次要问题开始讨论。比较简单的问题有档案核对、行政移交和港口接管。其次是警察与邮政问题。双方对这些较为简单的问题，是不难达成协议的。
胶济铁路则是双方都最为重视的问题。起初双方达成部分谅解，处理完较简单的问题之后再讨论铁路问题。在前十天会谈中，虽然似乎已达成了许多实质性的协议，然而对子这种顺序，中国代表却在自己代表团中遇到了困难。中国代表团中以黄邪为首的一部分人普遍认为，按照这样的顺序，中国会有耗费时间的危险，下
第＿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一步将难以要求彻底解决铁路问题。他认为中国应当在一开始就提出铁路问题，而我与施、王则认为，从谈判技巧以及双方强烈感情考虑，还是先处理比较简单的间题较为明智，这样有利于为讨论最困难的问题创造一种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气氛。黄郭争辩说，整个山东问题中，铁路最为重要，日本的政策是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迫使中国最后要么接受日本的主张，要么使整个山东问题得不到解决。当然在会谈中对这两种顺序有过争论，然而从技术观点看来，中国代表主张把较大的伺题搁置一下是更明智的；而且，币原男爵也很痛快地赞同这个建议，他作为讲究实际的谈判者，也认为应当先解决比较简单的问题。
可是，由于受黄郭等人看法的影响，十一、二天之后，当～系列较简单的问题还未解决完时，我们在讨论中途突然提出了铁路问题。当然，这个间题又牵涉到许多难题。首先，在要求日本人阐明观点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愿在最初中德铁路协定的同样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只是按铁路贷款协议，进行接管，并且取代德国的地位，整个行政管理权名义上保留在中国人手中，实际上由日本人控制。在旧的贷款协定中，铁路公司总裁一直是中国人，但实际则由一名德国总工程司、一名德国车务总管和一名德国总司计管理整个铁路公司。另一个难题是关于在他们所谓的铁路区内，护路的铁路警察何题。第三个难题是开发铁路区域内的矿藏问题。日本在铁路间题上以及与其有关的几个方面的立场坚持不变。他们无疑确信会得到巴黎与伦敦的支持。
日本对铁路的态度很强硬，它提出要求说，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解决方法很简单：在一切有关铁路利益的问题．上，只消把日本当成德国的接替者就行了。然而在猛烈的抨击下，币原男爵无法捍卫日本做接替者的地位。因为铁路已经修好，已在运营了，铁路贷
? 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款协定已不再需要。中国提出偿还贷款来反对日本的立场。我们承认，日本凭武力夺得r 铁路协定中规定的德国在铁路的财政与经济利益，但中国愿偿还贷款，从而废除整个协定，使铁路归属中国（铁路贷款为二千五百万元）。在这个问题上，天天争论不休，最后，中国政府指示代表们，铁路贷款协议可在原则上接受，但要谈判，尽可能缩短其期限。当口本坚持要贷款，并要取代德国在贷款协定中的地位时，我们反驳说，没有贷款的需要；中国准备偿还贷款，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我指出，在中国既不需要借债、也无须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口
然而，在向国内非官方一各方面询问，中国能否轻易而迅速筹集此项资金时，答案令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代表团曾陆续收到中国各地的来电，有各省长官的，有诸如学生团体等民众组织的，有广西、湖北、云南等许多南方省份打来的，还有昊佩孚将军来电，都赞成立即偿还贷款。由于北京政府拖延汇款，张作霖甚至慷慨解囊，汇来一笔万五千元也许是二万元的款子供代表团开销。许多来电纷纷保证，所需款数可立即凑齐，并通知我们，估计募捐款额已超过四千万元。中国代表团随即秘密给上海银行公会和中国各商会的主席打电报，询问那些承诺的捐款是否可靠，能否筹集到现金。得到的秘密答复使代表团极为失望，募集到的尚不足五十万美元，而且据他们看来，有指望得到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三百万元。他们指出，这些诺言都有政治色彩，代表收到的电报中的诺言是靠不住的。而旦，即使诺言能够兑现，交出二千五百万元这样一笔巨额外汇，对中国货币市场的影响会造成上海金融界的严重危机。政府当然从未向代表团表示过可立即筹措到这笔款子，政府还是了解局势的。正因为政府自知无法筹措如许款项，才指示代表团原则上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77 接受贷款协定，但要努力协商，尽量缩短期限。我们提议为三年，后来延长至五年。日本起初想定为二十年，后来减到十二至十五年。以上的伺题最后终于解决了。然后就讨论三个关键的职务，即总工程司、总司计和车务总管。我们主张，由于铁路即将为中国政府经营，胶州也将交还中国，连接胶州与济南府的铁路理应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管理。倘若日本要保障其在铁路上、也就是铁路贷款上的财政利益，可以把总I 二程司职务让给他们，由中国任命总司计和车务急管。然而．日本人认为这两个职务比总工程司一职更重要。双方都明白，铁路业已运营。在铁路建成以前，总工程司的职务极为重要，因为可以影响到路线的选定，可能会穿过某些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和贸易中心等等；此外，总工程司对获取供应以及向何处定货等事务的管理有主动权。最后，我们抛开了工程司l 司题。日本人虽然希望中国人当总＿l ' ．程司，可是他们接受了由中国人当副总工程司；我们也不十分坚持非由中国人当总工程司不可。车务总管是争论的中心，因为由他掌握铁路日常运行、货运管理，对贸易有很大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执了许多天。日本主张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而中国反对，说应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他们作出妥协，先是提出中国可于三年后任命一名副车务总管，后来改为由双方同时任命。我们坚持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由日本人担任副职。在这一点上，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了好几天毫无进展。
我们最后采取的立场是，无论如何也应由中国人任车务总管，总司计可让给日本人；由于让日本人主管会计业务，只有由中国人当车务总管才公平。起初口方提出由日本人做车务总管，中国人任副职，我方拒绝了，并如法炮制，回敬口本人。日方也拒绝了。后来，由于会谈陷于僵局，币原男爵就指出，这不该成为如此困难的间
邓顾维钧回陌录缩编
题；这不过是与铁路有关的诸多问题之一。干是他说，为表示日本代表团方面极其和解的态度，他提出接受中国人为车务长，而以日本人为副职，而两位的权力应大体相等，对一切事情应当协商一致。然而他说，这只是他个人的建议，与日本代表团得到的训令是相抵触的。然而他说，为摆脱僵局，他将亲自向政府提议由中国人任车务总管而以日本人为副职，双方具有同等权力。他希望把这看成是他个人的建议．倘若中国能够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他答应尽力劝说政府采纳这个方案。我方答应对这一方案加以考虑。两星期后．我问到当时的日本方案是什么。他们都说得到了币原男爵的通知，说日方只能接受由日本人任车务总管，五年之后再由一名中国人担任副车务总管。
第三卷
回国任职
( 1922 －一1932 )
第一章北京的政治生活( 1922 一1924 )
颜惠庆博士再次担任内阁总理
在华盛顿会议结束时，颜惠庆博士给在华府的中国代表团发去一封电报，希望三位代表会后返京一行，以便磋商如何实行华盛顿会议的一些有关决议，特别是关于山东间题的协定。实际上施肇基博士并没有回国，王宠惠博士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回国，向政府汇报会议的情况。我准备把在英国的工作安排就绪后也启程，估计春天可以回到中国。
会议一闭幕我就返回伦敦，但直到4 月下旬才动身回国，旅途经过五个多星期才从伦敦经苏伊士运河抵上海。我到达上海时已5 月下旬。
在上海时，我给颜惠庆外交总长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我已抵沪，几天内就可到达北京，向他亲自汇报。颜复电表示欢迎。我抵京后不久，在一天下午两点半钟时前去看望颜总长，向他汇报有关实行华盛顿会议决议事宜和当时中、英之间的国际关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颜总长对华盛顿会议决议或一般的国际关系都闭口不谈，只说他要在当夭晚上离开北京去接家眷从杭州北来度夏。我听说他正巧要在当夭离京，觉得有些惊讶。他说要离开北京一些日子，休息一下，又说，因为在政府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交总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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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情况考虑需要休息较长时期，希望我接任他在外交部的职位。他的建议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回国只是为了就当时的一般国际形势，尤其是山东问题与外交部进行公务性的磋商，并不打算在国内久留。而且，我也无意进入政界，只想返回伦敦，因为我在那里仅仅工作了一年多一点。，
当时，北京的政治局势很混乱。在颜博士离京后我渴见了徐世昌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徐总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称赞我在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所做的工作和在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说要为欢迎我举行一次午宴，已经吩咐庶务科长准备了．通过这些礼节性的渴见，我了解到北京的政治局势正处于动荡状态。报纸上登载了不少关于聚集天津的政界要人的活动，人们预料可能发生政变。
l , 22 年6 月2 日，也就是预定为我举行欢迎午宴的那天上午，我给庶务科长（总务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请他报告总统：鉴于总统近来一直为政治局势操劳，觉得他应该取消这次宴会，请他不必对此感到为难。庶务科长说，总统一早就吩咐按计划做好各项准备，甚至问到了谁将参加宴会。由此可见总统是真心实意要举办这次安排好的宴会的。我出席了午宴，地点在居仁堂。参加宴会的宾客约有四十人，其中有内阁各部总长、副总统、军警首脑，如卫戍司令、警察总监、宪兵司令都出席了。进餐时我坐在徐总统的右侧，我们边吃边谈，他问了一些关于华盛顿和英国的问题，丝毫没有显露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迹象。他神态十分安详，有时也和左侧或对面的客人从容交谈。午宴结束后― 我们吃的是西餐― 他请大家到另一间屋子去喝咖啡、抽烟，并且说有几句话要对大家谈。我们退入休息室，当咖啡端上来后，我们站成一个圈。徐总统说，他想对这次给了他很大乐趣的聚会讲几句话，他知道在这种场合主人讲
第三卷回国任职83 话是不平常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他说一说心里话的好机会。于是他宣布由于年老和身体不大好，觉得应该引退休息了，他知道照管国务方面的安排已经做好，所以想借此机会向大家告别。他说他已做好旅行的一切准备，将直接去车站乘车返回天津。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讶。我想也许有些人（我认为很少）已经知道了总统引退的决定。我们随即都赶到火车站为他送行。这天是6 月2 日，他下午三点左右离京，开始其退休生涯。
此后不久，黎元洪抵京。在车站等候迎接新总统时，我惊奇地看到颜博士也在场。我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说：“昨天晚上。”这时我见他走过去和王宠惠博士低声谈话，我心中暗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在车站上的人群中，许多人都是我熟悉的，其中也有王正廷博士。使我感到惊诧的是不但见到了颜博士，还见到了许多据说已经离开北京的人，他们本来在天津或其他地方，现在突然都出现在车站上。他们大多数人随黎元洪总统前往他在东厂胡同的公馆。
我离开车站前，王宠惠博士说：“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我家，说颜博士托他转告我，他已经推荐我当外交总长。王博士说，颜博士特地要他转告我这个口信。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只是回来汇报的，只带了很少一点随身衣物，其他东西都还留在伦敦。
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口信，可是我意识到某种政治角逐正在进行。我所以没有跟随大伙去黎总统的公馆的原因是在车站等待时― 其中有众议院议长吴景滦、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我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 我已推测到黎总统将要组阁，据知吴景镰、王家襄、颜惠庆和王正廷去总统公馆是为了商议新内阁的人选事宜。原宣布当天下午就要发表内阁名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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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很晚他们说还没有研究好，而且颜博士也已离开北京去了西山。黎总统派王正廷博士去劝他回来。我听说原来黎元洪．总统提名唐绍仪先生任内阁总理，颜惠庆博士任外交总长，在唐绍仪到任之前由颜代行总理职权。颜博士对这一职务安排不满意，所以离去了。组阁人员知道这些情况后，终干接受了颜博士的意见，公布他为内阁．急理，于是颜着手组织内阁。
过了几天，颜博士给王宠惠博士打电话，请他转告我：他本想邀我加入内阁，但很抱歉，因为许多派系都要求在内阁中占有席位，所以不能邀我入阁，但他仍希望我与他密切合作，准备给我安排财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征求我的同意。我回答王博士说，我这次回国原来就只打算停留不长时间，现在还是这个主意。他说：“别那么说！中国的财务工作紊乱，颜博士掌握了一些材料，认为纯粹的财政家应付不了那种局面。加以中国的财政间题与国际银行业密切相关，他不得不从财政界以外物色一些无党派并且熟悉国际情况的人士担任此项工作。”我告诉王博士说，这完全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后来，颜博士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的忙。他对我说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方面，我完全可以自主。而且这个职位的薪傣将和各部总长一样，希望我能重新考虑他的建议。他还说：成立财务委员会的事已经公布了，难道我能不助他一臂之力吗？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在关于总理职位问题上所出现的斗争。众议院议长吴大头（吴景嫌）极力主张由唐绍仪先生任内阁的挂名总理，在唐先生到职以前，由颜博士以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颜博士自有他的一批政治伙伴，他们劝颜不要接受这个任命，免得处境尴尬。吴景镰作为众议院议长和黎元洪总统复职的主要支持者，也有他的一套想法，而且早已制订了一个方案并坚持不肯让步，所以双方的意见冲突难以解决。由于颜博士拂袖而去以示抗议，这就
第三卷回凶任职
形成了僵局。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唐绍仪先生是否愿意接受总理的职位，如果接受的话，也不知什么时侯才能到任。结果经过王正廷博士的斡旋― 王正廷当时是参议院副议长，土家襄是议长― 黎．总统听取劝告，满足了颜博士的愿望，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内阁名单发表后，吴景滚很不满意，曾对他的同事们发过一些牢骚，这些人中有几个也是找的亲密朋友，他们给我透信说：“恐怕颜惠庆博士的内阁寿命不长，当内阁名单提交国会批准时，他要遇到难关。”吴景镰先生的集团曾经扬言，除非内阁中有能被众议院接受的阁员，众议院将不批准这个内阁。那时吴是所谓“益友社”集团的首脑，政学系也靠近他，因此吴控制了整个众议院。在内阁得不到国会批准的趋势变得明朗化之后，颜博士宣布他的内阁属于过渡性质，只准备执政六个星期左右。因为国会要到1922 伍8 月1 日才开会，在此以前他的内阁并不需要被批准。一待国会到期开会，他就提出辞耿。
二王宠惠博士的内阁及其与国会的冲突
颜惠庆博士内阁辞职是人们预料中的结局，因此在1922 年7 月下旬以后，以总统府为一方，以吴景镰领导的国会为另一方，已经就组织新内阁问题开始了幕后协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将军主张由参加过华盛顿会议的代表们组成内阁，这种意见当时在国内很流行。关于组阁间题，吴将军与保定派有着密切联系。保定派的发言人是曹银的弟弟曹锐。吴将军的发言人是孙丹林，他还有另一个代表名叫高恩洪，但比较起来吴更为信任孙丹林。孙和高两人都是吴佩孚将军的出生地蓬莱县同乡。
1 , 22 年8 月5 日，王宠惠博士被任命为代理．咏理，他要我当他的外交总长，高恩洪当交通总长。找了解到每个阁员的提名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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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洛阳取得同意。这时唐绍仪是内阁总理，王宠惠只是在唐到任前代理总理，吴景滦自己承担了与唐先生联系的任务。在一个短时期内，好像在上海的唐绍仪先生可能同意出任总理。这时在王宠惠代总理的内阁中，田文烈任内务总长，高凌雳任财政总长，张绍曾任陆军总长，李鼎新任海军总长，张耀曾任司法总长，王宠惠兼任教育总长，卢信任农商总长，高恩洪任交通总长。既然这届内阁的组成是这副模样，我完全理解唐绍仪不愿就任总理的原因，因为有些内阁人事安排是唐不能同意的。所谓唐绍仪内阁仅仅是利用了他的名字，这个内阁实质上是保定、洛阳两派达成协议并与吴景镰为首的“益友社”取得谅解后的产物。
王宠惠代总理的内阁组成子1922 年8 月5 日，在唐绍仪明确拒绝出任总理后，于9 月19 日进行了改组。由王宠惠任总理，孙丹林任内务总长，罗文斡任财政总长，张绍曾任陆军总长，李鼎新任海军总长，徐谦任司法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高凌玲任农商总长，高恩洪任交通总长，我继续任外交总长。
王宠惠博士的内阁由于和吴景赚为首的国会之间关系处得不好，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有这些原因：首先是提出内阁名单经国会批准时，孙丹林和高恩洪得不到国会的同意，理由很明显，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孙和高不够资格当内阁阁员，其政治品质也不清楚，他们的名字能列入内阁名单，就因为他们是吴佩孚的人。此外，还认为内阁名单中收罗了一些钻营禄位的人。人们都知道王宠惠博士是处于孙和高的影响之下，王通过他们两人特别是孙与吴将军保持密切联系。吴将军是强有力的人物，是内阁的后台。得到国会其他一些派别支持的吴景镰集团放出风声，当国会根据宪法对批准内阁名单进行投票表决时，孙丹林和高恩洪两人就要遭到否决。吴景滚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他与洛阳、
第三卷回国任职87 保定两派合作迫使徐世昌下台，迎回黎元洪，是月为以吴景镰为一方与以洛阳和保定派为另一方之间达成了协议。政界人士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谅解．在徐世昌下台后，暂时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以便为选举曹银当总统铺平道路。待曹馄选上总统后，吴景赚就出任总理组织内阁。
王宠惠博士听到昊景谦及其在国会中的同伙宣称孙丹林、高恩洪两位总长的任命将遭国会否决后，他接受别人劝告并通过孙和高的渠道得到吴佩孚将军的同意，决定不把他的内阁阁员名单提交国会审批，使国会得不到推翻内阁的机会。这便是王博士内阁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这些困难导致总理和以吴景滚为首的国会之间的公开争吵。这种公开争吵反过来又促使财政总长罗文斡拒绝支付国会的必要经费，最后激成了罗文斡被逮捕、拘留的案件。王宠惠内阁组成不久，国会和内阁之间就发生了摩擦。吴景滚亲自带领一些国会议员登门找到罗文斡，索取国家预算中拨给国会的经费。罗博士觉得难以筹措所要求的款项，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国会财政困难的办法。一天，吴景嫌先生来找我，抱怨财政总长的冷漠态度和拒绝提供国会经费，要我替他想想办法。我说我给罗总长打电话，支持吴先生对经费的要求。当我给罗打电话时，罗说“别理他”，接着罗给我解释：第一，国库没有这么多钱．第二，吴不和政府合作。在私下里说，他的话也许有几分理由，但用来处理政治纷争，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国会接连不断地给总统送去公文，要求他送去内阁阁员名单，总统却始终听信内阁，更确切地说是听信两个昊佩孚代表的意见，没有理会国会的要求。因此，国会想方设法挑政府的毛病。他们屡次要求总统命令总理亲自出席国会接受质询，但王博士从没去过国会。我一直认为国会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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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宪法行事，内阁也应该按照宪法去做，派人出席国会。王博士看到我总是主张和国会取得进一步的谅解，他就派我出席国会答复质询。
我来到国会时，发现议员们的神态很严肃，因为他们都想找我的麻烦。随之开始提出质询，我很有礼貌地作了回答。答复质询时，我对他们的态度很诚恳，尽可能地说明真实情况、原因、困难以及正面与反面的理由。一般说来，每当我的答辩结束后，议员们都鼓掌欢迎，有人还来到我面前，对我出席国会表示欢迎，说我树立了一个尊重宪法的榜样。但这总不是满意的解决办法，尽管国会议员们对我相当友善，他们的真实意图仍然是给内阁制造困难，当时北京笼罩着一种政治气氛，似乎将要发生什么事件来加剧内阁与国会的冲突。果然没隔多久就证明这种推测并非全无根据。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海军总长李鼎新将军在海军俱乐部举行宴会，像往常那样，内阁主要成员和武装部队领导人都应邀出席。在军警首脑中有京俄卫戊司令、京师警察总监、宪兵司令。此外，还有一些国会议员。在宴会过程中，进来一位将军和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说了几句话。看到这种情形，我预感到要出什么事。晚间九点十五分宴会结束，我回到家里即接到从罗博士公馆打来的电话，说有几个军人来到罗家把罗带走了，从罗被带走的方式来看，他好像是被逮捕了。这个消．息使我大为震惊，我立即赶到王宠惠博士家，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博士说他也接到了罗博士被摘的消息，而且和罗一道被捕的还有财政部的库藏司司长。罗博士被捕对王博士是个震动。我向他建议应该把这件事报告总统，查明为什么一个财政总长会受到这样的对待。王博士显得很沮丧，说他要辞职。我告诉他这可能是下一步势所必行的，但现在我们首先应该查明这桩非常事件的背景。显然，这时王博士感到非常心烦意乱。
第二卷回国任职8 , 第二天上午刚过九点，我来到总统府，立刻被带进一个正在开会的房间。人们招呼我入座后，我发现总统坐在会议桌的主席位置，在座的有卫戍司令王怀庆，驻北京的步兵师师长、警察总监和众议院议长吴景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此外可能还有一两个出席会议的人，现在我已想不起他们的姓名了。我到达时，他们都保持沉默。当时我很激动，直截了当地对总统说：我认为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来意与罗博士被捕有关。我说，王宠惠总理不能来，我来是得到了他同意的。我接着说财政总长的突然被捕，不仅对内阁而且对总统也是个严重事件，因为根据宪法，目前的内阁是向总统负责的。怎能不和政府、总理或司法总长打个招呼就逮捕阁员呢？所以，我来勤见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准下令逮捕罗博士的，以便确定责任间题。对我当着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肃地对黎元洪总统说话，他看来似有所动。他忙说他没有下令逮捕。于是我说，如果．总统没有下令逮捕，谁能下这个命令？还有，既然代表总统行使职权的内阁也不知道这件事，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我接着说，这个事件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我说，既然总统说他没有下令逮描，究竟谁能下这个命令？这时总统指着王怀庆将军说，是他的司令部下令逮捕r 罗文斡。王怀庆将军回答说：“不！我对总统说了，是总统指示我去办的。”总统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吴景滚议长来信的内容，信里说这件事涉及到奥国贷款。收到信件后，我确是把你叫了来，但我并没有让你逮捕罗总长．”王将军说：“我奉命来到后，你告诉了我信件内容，我问是不是要依法办理，你说放手去办吧。”总统回答说：“我没有命令你逮捕他。”王将军说他理解总统的意思是要他把罗看管起来。总统说是吴议长曾经口头和书面建议逮捕罗总长。于是吴景镰说，他只是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统，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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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要由总统来做的。最后，总统说他没有逮捕罗的意思。我插话说，从他们刚才说的话判断，没有人下令逮捕罗。如果没有特别命令，卫戍司令肯定无权逮捕。这个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还特别强调说，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们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总统指着出席会议的军警长官说，顾总长说得对，应该立刻释放罗总长。于是我就表示我高兴地看到总统已经领会到这个事件的症结而且措置得宜，接着我就离开了总统府。我回到王博士家向他报告交涉的经过。隔了一会儿，我仍在那里时，王博士接到一个可能是从总统府打来的电话，说罗博士已经被释放并被请到总统府。
后来，我得知事件的经过是，总统、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在会后进行了商议。显而易见，他们对这件事从法律方面考虑，同意释放罗博士。可是因为罗博士在基于奥国赔款的奥国贷款事件中被指控为违法，这个问题仍然未得解决。现在让罗博士恢复自由而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日后如果对他的控告终于核实成立，就要冒在此期间罗有可能离开北京、逃避法律制裁的风险。所以他们决定把罗博士作为一位非自愿的客人“请”到总统府来。显然，这是一场国会、内阁和总统之间的三角冲突。
王博士决心和整个内阁一同辞职。我完全同意他的决定。但我坚持这两个案件必须弄清，因为王博士和我都充分相信罗博士的诚实品质。此外，这件丑闻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促使内阁垮台，它的主要策划人是众议院议长吴景镰和像陆军总长这样的一些内阁成员。陆军总长张绍曾并不掩饰想当内阁首撰的野心，他和吴景镰过从甚密，而且已经谈论到由他担任下届总理。
第三卷回国任职
三张绍曾将军组阁及其垮台
不管关于昊景赚伙同张绍曾秘密筹划攫取政权的政治流言是否属实，总统理所当然地照准了王宠惠内阁的．急辞职。我猜想黎元洪总统身边那些不赞成吴景滚集团的谋士们一定曾向他献策，找一位年高资深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的政界元老继王宠惠当内阁总理。因此汪大燮先生勉为其难，接受了总理的任命。汪是一位学者和外交官，在清代担任过驻伦敦的中国公使，作为一位老政治家，他享有较高的声誉。汪提出就任总理的条件是，他只出来填补空档，摄职以十日为期。
汪大燮就任代理总理后，有一天他的秘书长陈汉第打电话告诉我：总统的秘书很快就要给我送来一份汪大燮刚刚签署的任命书，任命我为关税委员会主席。我对陈汉第说：虽然我个人很愿意帮助总统，但不能接受政府的任何官职。我还说我将很快提出辞职。于是我写好辞皇，派我的秘书亲自交给陈汉第。然后，我给陈打电话，请他向汪大燮代总理转陈我辞职的理由，并递上辞呈请汪批准。
根据事先商定的条件，汪先生不久就辞职了。1 922 年12 月10 日，王正廷博士接长政府，担任代理总理兼财政总长。那时，热中于登上总理宝座的张绍曾将军积极地与昊景廉合作，力求能被任命为总理，组织新内阁。至于张的任命迟迟未能公布和需要王正廷博士出来成立一个临时内阁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要等拟议中的内阁与以吴景镰为首的国会集团之间制订出一个合作计划。吴景镰虽是众议院议长，但在众议院中也有他的为难之处。吴是“益友社”的首脑（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但还有一些其他派系反对吴的集团。即使在“益友社”和其他亲吴派系成员中，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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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特别是广东省的议员是王宠惠博士和罗文斡博士的朋友，不赞成张绍曾组阁，因为张参加了王宠惠内阁后又从中兴风作浪设法推翻王的内阁。
然而张绍曾的组阁愿望终于实现，并以施肇基博士担任外交总长。当国会举行投票表决内阁名单那一天，施博士的姓名首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接着在参议院举行投票，院内院外的人们都一致认为施博士被顺利批准是理所当然的，谁知表决时竟没有得到必要的票数。
参议院没有通过施博士的提名，多少打乱了张绍曾将军的组阁计划，但不太严重。以后黄郭将军在1923 年2 月代替施肇基博士当了近两个月的外交总长。
新外交总长黄郭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是送交在北京的法国公使一份答复照会，同意法国关于解决金佛郎问题的要求。金佛郎问题是件错综复杂的悬案。1922 年8 月我就任外交总长后，曾起草了一份呈交内阁的备忘录，指出，无论从l 叨1 年9 月1 日的议定书来看，还是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来看，法国人的要求都缺乏充分依据。根据以上理由，我给法国公使作了否定的答复。张绍曾将军组阁后，金佛郎问题是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同时张绍曾也迫切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各国外交使团，至少法国使团将会采用扣留交还赔款减免部分的办法来给政府制造困难。所以黄郭就职后，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法国公使送去一份答复金佛郎同题的照会。
很快，国会知道了这个消息，因这时吴景镰对张绍曾已感到失望，国会与内阁之间开始发生姐龋。国会开始要求总统派．总理和外交总长到国会接受质询并回答间题。黄邪根本没有去国会回答问题。由于张绍曾决定不理睬国会，事情闹得越来越厉害。结果金佛
第二卷回国任职呱郎争议变成了政府与国会之间的争议。最后导致了黄郭将军的辞职。
然后，我在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更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外交急长。这当然使我大吃一惊。我记得任命刚一公布，曹馄的三个得力助手就来游说，劝我接受任命，斌廿个人都是张绍曾内阁的阁员，高凌霹任内务总长，昊毓麟任交通总长，陆锦任陆军．急长。我没有同意，告诉他们说只要罗文斡的案件一天不澄清，我就一天不任职。高、吴、陆三人听了我坚决拒绝接受新职的理由后，说：如果这是我提出的条件，那么一侯我就职后，罗案即将解决。这是他们许下的诺言。
最后，在一位陈先生家里安排f 一次会议。陈是北京《 亚洲日报》 的编辑，福建人。因为他与北京的政治界关系密切，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殷勤好客的女主人，所以许多政界人士经常利用他家作为会议场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吴景嫌、司法总长程克、王兰亭、高凌雳、陆锦和吴毓麟。他们之中有人躺在床上抽鸦片烟，其余的人抽雪茄烟。吴景赚说：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向我保证将要释放罗博士。我表示我将在罗文斡被释放后的当天就职。他们说最好是我先就职，随后释放罗。因为司法总长下达释放罗的命令要经内阁批准。最好由我先参加内阁，这样我就可以监督使命令得到批准．他们还说这项批准手续将在我出席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完成。取得了这一谅解后我同意就职。因此，我第二天上任，随后罗文斡被释放，这是1923 年了月初的事。
我记得昊毓麟和高凌霹来看望并敦促我就任外交总长职位时，他们曾对我说，按照宪法规定，在没有总理的情况下，我作为外交总长将领导内阁。后来我同意就职时曾明确地提出，我当外交总长只致力于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不想介入国内的行政事务，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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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的问题不大熟悉、我还争辩说‘在总理和外交总长缺席时，按顺序应由内务总长高凌爵领导内阁，事实上他也已经主持了内阁会议。我相信他们心中有数，知道我不愿意和各个政治派系打交道，尤其不愿意和内阁的真正后台保定派周旋。我也相信他们要我当外交总长，只是为了使内阁看起来更像一个政府。
四摄政内阁
1923 年夏当我就任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时，国会正在开会，主要的政治议题是准备选举新总统。我尽量不参与这件事。选举活动中的主要间题在于使国会议员协调一致投曹馄的票。众议院议长吴景漆和其他一些集团的首脑看来想为实现这一企图召开会议都有困难。显然，以曹锐为一方，和以操纵着国会中最大集团的昊景滚及国会内外其他集团首脑为另一方在讨价还价。这时国会内部简直开不成会，许多议员为了不让任何会议达到法定人数而离开了北京。同时，为了便于操纵即将到来的选举，国会议员们组织的各种交谊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当时曹馄在保定。充当他的竞选代理人经常往来于保定、北京两地的是他的弟弟曹锐。曹锐被人们称为曹四爷，在幕后进行了全部策划。他和吴佩孚大帅虽然属于相同的政治派系，却遭到吴的激烈反对。吴景谏不只是不喜欢曹锐，甚至还恨他，因为曹锐拒不履行他和吴景深所达成的政治交易。据了解，曹棍当选总统后，吴景镰将成为总理以偿平生夙愿。临近选举前夕，吴景深身为众议院议长，手里掌握着操纵选举的武器。毫无疑间，他企图阻挠选举，向保定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要求。由于他的强硬态度和苛刻条件，使国会议员们分裂成不同的集团。有些所谓特别议员俱乐部，成了吴景镰集团的直接竟争对手。吴未能实现其野心，因为曹馄当选总统
第三卷回国任职95 后，仍由高凌露继续任总理。
在摄政内阁时期，我想起一段有养筹集总统选举经费的插曲。其时国会仍在会期中，众议院议长吴景镰在议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一次内阁会议上，财政总长张英华提议把向日本借的参战惜款利息转入本金内。我记得有几个阁员赞成这个意见，但我表示反对。当时我所持的理由是：这项关于中国参加欧战的借款，已经成为国内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二这也是激起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国会曾多次通过决议，拒绝承认这笔借款。我说，政府如果批准把上述的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那将是很不明智的举动。于是高凌雳先生说，既然顾总长反对这个建议，内阁可以把它搁置存档。
每逢夏季，我经常在星期五晚上去北戴河度周末。有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我接到了昊景滚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我听说你要去北戴河，请先别去。”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得到一个报告，大意是有的阁员知道我要去北戴河，他们准备在明夭上午的内阁会议上提出有关中国参战借款的问题。我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去了。’，第二天上午我去内阁开会，往常会议都是安排在上午十点开始，这一天的开会时间却提前了五或十分钟。我在十点三分左右到达会议室，这时其他阁员已经就座，我坐在代理总理高凌蔚的对面。高说：“决议已经通过了。”我问高通过决议的内容，他说是关于中国参加欧战借款问题的决议。于是我说：叨肠一天我已阐明了对这个同题的意见，内阁应该非常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于是，高说：“既然顾总长不同意这个决议，我将告诉秘书长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边，这个决议算没有通过。”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吴毓麟总长被叫去接电话。给吴来电话的是日本工业公司的冈田，我猜想冈田一定是通过电话向昊打听内阁会议讨论的结果。吴在隔壁房间接电话．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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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没有万还没有！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间题。”随后，高凌爵又重复一遍：“这个决议没有通过。”
星期日晚上，我被邀请参加王兰亭举办的宴会。王是保定派的首脑之一，后来当上了曹棍总统的秘书长。参加宴会的除了王兰亭外，客人有吴毓麟、高凌雳、陆锦和李彦青，我们很友好地进行了交谈。吴毓麟说他不得不对中国参战借款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他能够理解为什么我反对承认借款，然而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个间题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曹馄是否能当选总统。他接着说：“少川，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馄）下台，我们就要失业，”所以他希望我能够理解他们的个人处境。他还强调他不仅仅为他自己说话，同时也代表了所有其他在座的人。我倒是有凡分赞赏他的坦率，因为他的话表明他们把我当作朋友对待。我说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我反对承认中国参战借款，不单是因为国会多次否决了它，也是为了曹三爷和他那一派的利益着想。我解释说：“如果政府批准了承认中国参战借款，立刻就会遭到国会的反对，同时全国人民都将知道这件事。这样不仅影响曹馄当选的机会，而且即使他被选上了总统，也使曹银的政敌们有攻击他的口实。再者，这样一来，你们将会丧失作为政府官员的声誉。”
无论怎么说，参战借款问题总算被搁置一边了。
五对曹棍和吴佩孚的一些回忆
曹银当选总统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他于1923 年10 月5 日当选，五夭以后正式就职。
这次选举总统遭到了猛烈的政治攻击，特别是南方的反应更
第三卷回国任职盯为强烈。我和内阁某些成员都不知道其中进行了什么交易，而且我们也没有参与其事。选举过后，曹馄贿选总统成了贻笑全国的一个话栖。我和曹馄总统共事的时间比和其他任何国家元首共事的时间都长，在连续四届的内阁更迭中，我一直担任外交总长并且任过一个时期的总理，人们传说曹馄是个文盲，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我发现每当我靴见他向他呈递报告或文件时，他总是把那些东西放在一边，而要求我口述文件的内容。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自接触过中国的儿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馄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儿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儿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馄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昊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恒、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馄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有一个涉及国际关系的例子（我在下一章还要说到这件事》，足以证明吴大帅对曹将军的尊重。19 名4 年3 月，苏联大使加拉罕和王正廷博士草签了解决两国之间一些问题（例如外蒙古、中东铁路问题等）的中苏协定，昊大帅对王正廷博士草签的协定表示坚决支持，他出面发出通电批评我主管的外交部。这就置曹馄于既尴尬又恼怒的处境。曹是北京的总统，吴佩孚公开出面反对我当总长的外交部，批评我应负责的外交政策，而这个政策却是我在曹馄总统领导下执行的。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统，并且说：“这种局面让外界看来难以理解，国内外都认为吴佩孚将军是你最忠实的部属，但他却公开攻击你的一位总长。这个政策难道不是经你批准的吗？' ’曹总统立刻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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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动了怒：“我在这里，当然比吴子玉（吴佩孚的字）知道得多。他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事，应该闭上嘴，”他还说：“我今天要派专人去告诉他停止发出通电，并且要他闭上嘴。因为有些事他不大清楚，这些事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曹总统果然在当天下午派了一个人乘专车前往洛阳。下次我见到他时，他说使者已经带着吴佩孚将军的明确保证回来，吴允诺今后保持沉默，对这件事决不再说一句话口另外，还有一件事给了我深刻印象，使我了解到曹馄将军为什么能从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中国总统的最高地位。正好在他就职后的三个月，高凌雳内阁被以孙宝琦为总理的内阁所代替，在新内阁中我仍然任外交总长。保定派的三个领袖陆军总长陆锦将军、交通总长吴毓麟先生和高凌雳先生曾一起及分别对我劝说，极力要求我任命黄荣良为驻伦敦公使。黄曾任过驻澳大利亚和纽约的领事及驻奥国公使，他是个职业外交官，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他们黄是个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官，但任命他为驻英国公使还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当时的任何国家都认为伦敦是个最重要的外交岗位．第二天他们又来找我，两天后他们继续催促，我在这种不断逼迫的压力下感到有些厌烦。我对他们说我正在考虑，还说我们必须选择最合适的人到这个重要岗位。黄先生在华盛顿干得很好，一般说他的性情、举止和言辞都不错。至于说到担任驻伦敦使节，因为我自己在那里工作过，知道一些英国的情况，我要选派最适合于这个位置的人赴任。他们肯定把我的回答理解成了拒绝。一天，总统在他的办公室召开内阁会议，研究一些其他问题。在孙宝琦总理来到之前，总统和其他阁员都到齐了，吴毓麟先生隔着会议桌对总统说：他和陆锦、高凌雳都对外交总长谈过关于黄荣良的任命问题，希望总统再亲自和顾总长谈一谈。曹总统听了吴毓麟的话立刻沉下脸来，对他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
第三卷回国任职99 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由于总统回答得很干脆，其他人都不作声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并没有对总统提过黄的任命问题，也没有向他解释过对这项任命需要花费时间考虑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断，认为他们不应该干预，
在这些行动上曹．急统表现了他的性格。每当他任用一个他认为胜任的人，他就放手让他拥有充分的办事权力。换句话说，他信守这个原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认为他处人处事的方式给人印象颇深。他可能没有从书本中学过这些，但他的行为却一直符合这句中国的古老格言。他也很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当吴佩孚大帅于1924 年9 月中旬来到北京后，在他的司令部中当着刚组成不久的颜惠庆内阁全体阁员的面，草拟命令，派任各军司令官。我记得他一写完命令就打发内阁秘书立刻送呈总统批准，以便加盖总统印章。我以前曾和几位总统共过事，他们必然会对吴这种狂妄越权的行为感到愤慨。吴大帅很可能没有和总统商量过这件事，因为他在那天下午刚刚到达，会见总统的时间很短，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见到了总统。可是一切顺利，当关晚上命令就正式公布了，也就是说得到了总统的批准。这件事说明曹总统充分信任昊佩孚大帅，对吴大帅行使权力并不敏感多疑。所以我对曹馄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虽然受教育不多，却具有领袖的品格。
我对昊将军的印象是：他不仅是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他对部下要求很严格。用过去的标准衡量，他可以说是个第一流的军人。他执法严明，办事公正。我另外一个印象是：他操守廉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是他也像其他军人一样，是个性情专横的独裁者。我记得他在北京建立司令部后出发去前线
l 。。顾维钧王司忆录缩编
之前，有一次邀请我去讨论日本方面的最新发展和巾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我去拜访他时，他正笔写忙碌，因为他喜欢亲自书写命令。吴将军和我交谈中，北京的三位军界首脑来求见他，一个是京缺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一个是一位步兵师师长，另一个是执法处长车将军。吴将军看到他们后，让他们站在一边等了很久，他自己继续和我谈话。我想告辞，他说：“让他们等一会儿。”这三个人等了好几分钟。我对他说，这三位等候着的将军一定有重要军情要向他报告，我是个文人，最好马上离开。吴将军说。“不必。”于是他没有请那三位将军坐下就向他们发布命令。他对王怀庆将军和步兵师长说：“你们今晚七点出发，火车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到达第一个停留点后就打电话回来报告。”然后他让车将军同乘这列车到某某地方，然后打电话回来报告。二位将军问他是否还有其他指示，他说没有，并要他们立刻离开。那时王怀庆是陆军上将，身居要职，吴将军对王和其他两位将军说话的态度显示了他的威望。事实上，吴不但是个军事领袖，还是个铁腕人物。
六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倒戈
曹馄就任总统后的三个月中，我在高凌雳内阁担任外交总长。1924 年1 月内阁改组，由孙宝琦出面组织新的内阁。孙以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务，他推荐颜惠庆博士当外交总长（颜夫人是孙的姊妹），在政治上孙和颜是同路人。我本人对是否留在政府中并不介意，因为我的朋友们都离开了。
孙宝琦推荐颜惠庆当外交总长，曹总统却要我留任这个职位，并通知了孙。孙一心想把颜拉入内阁，因为颜比我接近保定派。不管怎样，孙宝琦最后还是接受了总统的意见，我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外交总长。
第三卷回国任职101 在孙宝琦辞职后，出现了类似的局面。那是1924 年夏天，我仍在内阁担任外交总长。一天下午，交通总长昊毓麟打电话到外交部，祝贺我升任代理总理。因为我事前一无所知，这个消息使我感到惊奇。我任代总理的命令发布于1924 年7 月2 日。我告诉吴毓麟说，我不愿就职，因为我不熟悉北京的政治情况，而且我想继续献身于外交事业。他说，总统和孙宝琦同意按照宪法，总理缺席由外交总长代理的规定，任命我代理总理。他劝我不必踌躇，还说内阁其他阁员将会继续帮助我。他不但不把我的意见转告总统，反而建议我和他一道去见总统。于是我和吴毓麟到了总统那里，但曹银总统这时已经下了决心，我婉辞无效。总统说他理解我的心情，让我代理总理只是临时负责，他还要另外物色总理人选。在过渡时期暂由我代行总理职权。
基于这只是暂时代理的谅解，我接受了代理总理的任命。内阁其余成员也全都留任，没有更动。由于我同时兼任外交总长，政治界中出现许多征象，显示颜惠庆博士作为早已预定的候选人，将正式继任孙宝琦的．总理职位，这时传出一些流言，说国会更希望我担任总理。我对这些消息不大相信，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并不想当总理。我一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到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于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我猜测为什么国会宁愿要我担任总理的原因是：在过去两年中，我和国会的关系一直处得比较融洽，而以前颜博士担任总理时，与国会的关系却弄得很僵，特别是他和众议院议长吴景嫌之间的关系更是势如水火。这次，国会领袖们，尤其是昊景赚集团，又散布消息说：如果颜惠庆的名字提交国会，他们将投票予以否决。最后，经过保定派的大力疏通，才使颜博士被国会接受，并使国会对颜的提名得到曹馄总统批准。下一步工作就是选择内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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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总长，这项工作中的唯一问题在于确定外交总长人选。其余各部如最重要的财政部以及陆军部，海军部这一类的总长人选，己全部由曹银总统内定。关于外交总长人选，则出现了许多争议。这时我提出辞职― 实际上，当颜博士被提名组织新内阁时，原来的整个内阁都辞职了。颜博士自己想兼任外交总长，同时打算让我当财政总长，但因财政部是个要害部门，保定派伙同吴景滚早已确定了总长人选。总理颜博士要兼外交总长，但曹馄总统和他的拥护者都主张我应该继任外交总长，起初颜博士坚持不让，后来当他以坚持己见作为就职条件时，曹锡总统显得有些心烦意乱，并且表示：如果是这样，那么颜博士就不必当总理。这一下形势变得紧张起来。颜博士看到曹馄总统已下定决心，宁愿栖牲颜的总理职位也要让我留任外交总长，最后他终于让步，接受了这个方案：即由他兼任仅次于外交总长的内务总长。我则再次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以上是吴毓麟讲给我听的一段内情，吴是曹馄总统最亲信的政治拥护者之一。
内阁组成后，立刻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直系的曹银、昊佩孚将军与奉系的张作霖将军之间的尖锐斗争。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人们都意料到不久就要爆发一场武装冲突。颜博士的内阁刚刚组成，北京就期待着吴将军的到来。颜内阁正式就职才几天，吴佩孚将军从洛阳抵达北京。因为当时国内公认吴是曹馄登上总统宝座的有力支柱，他的在临北京成为一件大事。经过一轮例行的官方欢迎宴会后，吴将军要求在他的司令部召开一次内阁会议，这事自然得到了总统的同意．在会上看到他公然指示内阁总理应如何行事，这对于我是一番新的阅历。他当时手持铅笔、纸张，亲自书写了几道命令，其中一道总统命令是任命几个对奉军作战的高级军官，他以总司令的名义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而以冯玉祥任第三路
第三卷回国任职
司令，施将军任军法处长。随后，他吩咐财政总长负责筹措作战经费，并疾言厉色地说他决不允许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内阁这时有一项急待完成的工作，就是起草准备对奉天作战的“讨伐令”。内阁面临的另一个间题，是对r 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企图利用山海关的局势，警告中国政府不得派遣任何军队越过山海关。吴将军曾问我日本人在照会中表现出的最近态度以及我反驳他们的干涉要求时所持的理由。我的见解完全与吴将军一致，主张坚持维护中国的权益，密切注视日本究竟敢于把它干涉中国内争的恫吓实行到什么程度。
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于1924 年g 月z4 日正式宣战，这时双方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直军正在迫近山海关。第一次的战报很乐观，报道了前线直军的进展和吴将军已亲临前线督战。可是约一星期后，传来了冯玉祥将军所部在喜峰口表现令人吃惊的消极的消息。一度进展顺利的吴将军部队停下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张作霖将军部队的阵地得到了加强，另方面由于日本人从中阻挠。此外，也由于冯将军担任的侧翼支援不力，因此战场上出现了僵峙的局面。
一天早晨，我的厨子给我带来了新的消息：冯将军的军队占领了电信局，包围了总统府，现在北京全城已经落入从前线回师的冯军控制之下。当时电话不通，于是我急忙赶到颜惠庆博士家里，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颜博士家我见到了薛笃弼、刘牧师和一个内阁同事张国淦。后来，我记得昊毓麟先生也到了。这时颜博士显得很惊惶，，当时唯一重要的间题是内阁该怎么办。在我的印象中，薛笃弼（他声称是冯将军派他来的）和刘牧师都极力主张颜在冯将军的支持下继续留在内阁。我则认为在这种局面下，内阁已毫无权力执行任何职责，应该辞职。内阁无法继续存在，除非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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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统府的包围，使总理能白由地会见．急统，而这些据说是不可能的。颜博士显得进退两难，因为他一向对冯将军和所有在北京的政界领袖很友好，冯将军也一直对他持友善的态度。加以冯将军也是个基督教徒，我猜想这正是他派刘牧师前来敦劝颜博士与冯将军合作的另一个理由。我们的最后决定是内阁辞职。可是当时已无法同总统取得联系。我自告奋勇去会见总统，但有人告诉我，谁也不能通过封锁线，因为负责包围总统府的军队指挥官得到严格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许多内阁阁员都失去了联系，我自己在第二天搭乘我的加拿大密友何士先生的汽车离开北京。在我动身前，一些亲近的朋友曾为我担心，怕找通不过北京外围的封锁线。汽车在途中被冯军的武装哨兵拦停了好多次。当我们驶近天津时，还必须通过奉军的防线。开始，何士先生要我不必暴露身份，所以我向哨兵出示了他给我准备的一张其他中文名片，但岗哨并不同意放行，于是我拿出了自己的名片，才得顺利通过。显而易见，这些军队并没有得到任何要阻留我的命令。
我抵达天津时已近拂晓、在天津法租界帝国饭店的门口遇到辛普森先生，他写过许多关于满洲的书，也是《 北京导报》 的编辑。第二天一早，《 北京导报》 登出消息说顾维钧博士化装成女人逃离北京。幸亏有辛普森先生亲眼看到了我，但是报纸上的东西传播很广，这条无根据的消息曾以讹传讹，广泛流传。甚至连庄士敦爵士― 他当过宣统皇帝的英文教师，后来成为威海卫的行政长官，退休后著有《 紫禁城的黄昏》 一书― 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这则消息。
从此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我在北京的政治生涯。
一一．一一～. - - - - - - - - - - - - - - - - - - - - ～日舀舀
第二章政治、内战及财政
引退和重返北京任财政总长
我在天津小住后即去上海作寓公。一些政界朋友也同我一起到厂上海，有的在我之后，有的在我之前。192 岛年一年中，我们经常过从，随时r 解时局变化。在这些政界朋友中有罗文斡博士、汤尔和博士以及吴佩孚将军的亲信孙丹林先生。我们常在孙丹林担任行长的一家银行里碰头，互通消息和情报。虽然我过的是家居生活，但常与各派政界人士保持接触。换言之，尽管我已引退，却依然充分了解外界种种动向。当时北京政府是一个革命政权，并无任何宪法依据。国家元首的头衔叫执政，这就表明这个政府是一个新的政权。
1926 年初，以冯玉祥为J 一方和以张作霖、吴佩孚为另一方的战争再次爆发。直奉联军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就赢得了上风，冯军从直隶东部和天津被赶至南口，继而退入仍为冯部控制的绥远和察哈尔。
1926 年初，当冯军和联军的战争开始有利于后者时，政治间题就开始突出出来了。为此，吴佩孚将军的总部派人来沪与我们一即我、汤尔和、罗文斡、孙丹林接触。当然，孙丹林一直与吴在汉口的总部有密切联系，吴的手下安排我们前往吴将军处祝贺其3 月12 日的生日，希望我们在汉口小住数日，以便与吴磋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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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政府事宜。据了解，吴当时正对政局作反复考虑，斟酌如何改组政府。吴当时最倾向于恢复颜惠庆内阁。从直系的观点看，这个意见是可以理解的。颜内阁是冯玉祥政变推翻的，为了补救对直系造成的损失，恢复颜内阁乃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吴佩孚将军发出一份邀请电，不是请我们去汉口庆祝生日，而是要我们前去会商。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寿宴也将同时举行。我们应邀前往。对我来说，在汉口的日子是一次颇有发现和饶有兴味的经历，因为我发现吴的生活极为简朴，对事业极为专心致志，他不仅致力于在华北进行的战争，而且也研究整个中国的、特别是华北的政局。他告诉我们，他的计划中包括恢复颜内阁，但恢复颜内阁仅是一时权宜之计。为了实现其计划，他还要取得张作霖的首肯，因为张对颜博士的看法并不太好。
会谈两三次之后，其他几位朋友即返回上海，而我则被吴留下来进一步商谈，尤其是因为他希望我直接从汉口去北京。他和我作了数次密谈。他说颜内阁作为整体固然要恢复起来，但他想在内阁中作一番更动。他与颜博士及在北京的同僚商量之后，都希望我替代王克敏博士出任财政总长，由施肇基博士任外交总长，在施到任前由颜博士兼．他请我同意该项任命。我说不行，拒绝的理由是我对中国的财政阿题从未深入研究，我一直对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以及和外国打交道较有兴趣。他说，目前无论是改组中国财政还是争取国外信贷，都与外交不可分割。所以我的经历对改组中国财政和财政管理都很有用。他希望我不要一味拒绝，还是携带他当着我的面修改的内阁名单赴京。
鉴于他立意坚决，我说愿意考虑一下，但我得先去上海一行。他问浅何以要先去上海。我说，上海不仅是中国政治舆论的中心，而且也是搜集外国对中国政局和恢复颜内阁等等事件的反应的地
第三卷同国任职107 方，先去上海是为了估量一下外国人士和上海华人的看法。我回上海，在大约十天以后，于4 月29 日返回汉口。到达汉口后，吴将军问我在上海有何发现。我陈述之后，他要我直接去北京，因为颜惠庆和其同僚渴望我带去修改过的内阁名单。
我乘火车于1926 年5 月6 日「午七时左右抵达北京。除了颜博士外，几乎颜内阁的全部阁僚都齐集车站，他们说，颜因接待客人未能前来。我被直接送往颜博士的寓所，得知他正焦急地等待我的到来。用餐之后，立即开会时论名单。张志潭在此间十分知名，是交通总长；张景惠也列在名单上，他乃是张作霖的人；杨文恺比较说来是一个新露头角的人物，他是属于哪个派系的我已不记得了。该名单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合内阁。虽然名单已经揭晓，内阁任命已经公布，但对内阁名单，张作霖不完全中意，大家都明白，颜内阁可能成为死胎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取得张大帅的完全认可，因为我不愿担任财政总长，故持冷淡态度。为了满足张作霖的愿望，张景惠可能被提名为陆军总长，郑鸣之为内务总长；这两人都是奉系的主要人物。但是张作霖要重组的内阁是一个没有颜惠庆的内阁，所以虽然颜内阁已经恢复，但不能行使职权。北京到处谣传说，张作霖对颜内阁不中意，张作霖的两个重要代表既没有就任陆军总长，也没有就任内务总长。两个军事力量之间继续磋商，张作霖大帅由杨宇霆（杨麟阁）和郑鸣之（郑谦）代表，吴佩孚大帅由张鸣岐和白坚武代表，以图就北京内阁达成一个折衷办法。内阁会议一直未能举行，这是因为被提名的奉系人员并没有到职，所以这是一段政治真空。
最后，海军的杜锡硅将军被说服当了代理总理，于7 月6 日接任。杜是吴的亲信，是一个头等的海军专家，在政治上多少是独立的。他既是代总理，同时还是海军总司令。在颜博士辞职之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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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直是名义上的财政总长。杜锡哇将军来找我，让我答应就任该职，我告诉他，我一开始即因不能胜任财政．总长职务而加以推辞，同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颜内阁的财政．急长王克敏不应继续任职（虽然我知道颜博士和吴佩孚大帅似乎都不赞成他继任），所以我建议杜去拜访王克敏，请其出任财政总长。杜说，他将采纳我的建议，但是，他认为即使王克敏接受了，也难以说服吴大帅。他走后不久，王克敏先生来访，他说他听说杜将军来请我就任财政总长。我说确有其事，但我告诉他，我已建议由他继任。他连说，不，不，不愿继任。他来访的目的是想提醒我，财政总长一职不仅最难担任，而且最有危险。他历数财政部的九位前任，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被监禁，或以出逃避难而告终。他说我在中国享有完全清白的声誉，何必跳进这是非坑里呢？我说这正是我所想的，并且我已推荐了他。他连声称否，说他不愿再任此职务。
同日晚间，杜将军又来对我说，他已拜访过王克敏，并说，尽管多方劝说，王仍拒不接受，所以又来就商于我。他说他是一个新手，从未曾想当总理，对政府的政治问题一无所知，对财政则知之更少。特别是因为我甚得吴佩孚和张作霖的信任，恳请我予以帮助。他说吴、张对我都很中意，对由我这祥一个正直的人出掌财政，甚表信任，如果我拒绝，他将不得不辞职。最后，郑谦或者别的什么人又催我接受斯职，特别是因为中秋节临近，没有财政总长，内阁就可能无法度过中秋。这样，杜锡硅内阁就在7 月6 日正式就职，而由我任财政．总长。
中秋节危机
担任财政总长使找得以了解内幕，也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页。在我到职之后，各司司长前来拜访，几乎每个人都建
第三卷回时任职
议我应该如何如何。他们完全了解我是一名新手。其中有些人我只认识而不熟悉。我记得我只作过一次人事更动，带了个自己的人郭则范来掌管库藏司，他一度曾与银行界有密切联系，也在领事馆工作过，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张某是公债司长，我记得他是王克敏向我推荐的，他有能力，也很直爽。
他们建议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访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他们说历届财政总长就职后都要拜访他。我惊间其故。他们说他是财政部属下的官员，但握有全权。那时，要发行公债没有关税的某种保证是不行的，无论是以赔款豁免的部分作担保，还是以关余部分作担保，均须总税务司的点头同意。因此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向我祝贺，我说要和他谈谈，他说他要来表示敬意，这样他就来了。
约莫两、三天光景，一份待我签字的文件放到了我的桌上，公债司长来要我签字。我问及所关何事时，他说这是关于向中国银行借款的一份协议书，用以偿付某项帐款。总数不大，可能有几万元口出于好奇，我就开始阅读。有一款写着月利1 . 5 写，折年率18 ％。我说：“这太高了口”我查了当时通行利率，年利为14 肠，或一般月息1 . 2 ％左右。我觉得找有充分把握肯定政府所支付的利息高于市场利率。我说：“我希望公平些，要按市场利率改过来，市场年利率算来不会超过15 ％。”他说：“钧座，最好不要改动。”但是我说没有理由要政府向一家半官方银行支付不必要的一部分过高的利息，所以我就在上边修改了利率。
想不到这就是给以后造成一个大问题的起因。这件事显然在中国银行界引起了一阵轰动，说是来了个不按银行意见办事的财政总长，还胆敢给银行规定利率。我认识不到这么做会在银行界造成一个极为不佳的印象。
no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因中秋节临近，政府特别是财政总长必须筹措必要的款项以供各部门的开支。杜总理同样很着急，但他把这件事完全交给我这个财政总长了。这是很自然的。根据当时的做法，我与北京的主要银行〔如中国、交通、金城、大陆和盐业银行）进行了接触。这是五家主要的银行。通过他们，我也与其他银行如保商银行作了接触。上述五行被认为是银行界的代表。我记得9 月5 日我设午宴招待五行代表，席间，就这事和他们进行了商谈。
我请他们向政府贷二三百万元，这是估计除去在财政部估算的其他国库收入以外所需要的款颜．不仅五行代表，而且其他银行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午宴。饭后，进行了讨论，但无结果。银行的发言人是王克敏和张嘉傲。王的态度似不明朗，但表同情；而张的回答有点外交味道，说银行代表们在答复以前要进行磋商。几天过去了，一无回音。我们着了急，因为紧要的日子― 中秋节已经临近。后来银行公会通过张嘉傲转给我的答复是：贷款数额超过了他们能够支应的能力，盐业、中国、交通、金城和大陆银行是愿意尽力的，他们将设法向财政部提供五十万元，这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我开始感到中国银行界不像过去那样帮助财政部而表现勉强的背后，实际上是有某些政治动机。我对他们的态度，甚感愤慨。他们企图叫我无法度过中秋节。“过节”实际上就是“渡过危机”。甚至在我到职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曾说过，中秋节临近了，这是任何一位财政总长都感到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银行界的态度可能受到前述降低利率一事的影响。他们希望中国的财政总长是中国各家银行的一个工具。他们一向将政府需款视为中国各银行可以进行操纵，从而得利的机会。
在中秋节前一天，我衡量了国库的情况，尽国库之所有加上那五十万元，总数只够支付政府费用的一部分。我向内阁建议，财政
第三卷回国任职111 部不能支付政府的全部开支，但可筹措到款项，支付行政机关薪金的40 ％、军警薪炯的70 ％和教育部门薪金的70 ％。我之所以能向内阁作出此项报告，是因为我已成功地与北京中美商业银行达成了一项贷款安排口该行美方董事卫家立是卫理先生之子，而卫理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长期任代办，后来是华盛顿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的孩子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个人与卫家立有私交，他和他父亲一样，人皆知其与中国友好。我给他打了电话，约定立刻去见他。我告诉他来此是为了一项急务。卫家立说，他已看到最近凡天的报纸，中国的财政总长已被中国各家银行置于困难的境地。他又说：“顾博士，我知道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请告诉我，你过节要多少钱？”我告诉他要五十万元。出乎我的预料，他说：“你的全部需要就这些？这就够啦？”还说：“如你需要，还可多些，但如你说五十万元已可应付，我们也能理解。”我希望谈谈条件。他说：“不，如你不介意的话，我愿告诉你，在你担任财政总长的任期内，我们都完全乐于提供贷款。我们的这次帮助并不完全因为你是财政总长，而是看在你顾维钧博士本人的面上。我们知道，顾维钧博士是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我称谢告辞，感到这笔钱已有着落。实际上我要这五十万元是作备用的，因为感到从中国各家银行商借的五十万元并不一定能到手。
后来就出事了，在预定次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之前，我去向杜总理讲了我的安排。我说，我们可以顺利地过节了。他很高兴。我想我可以平安过节了，就去找罗文斡博士聊天。他刚刚外出，由罗夫人出来会见。正当我们喝茶的时候，来了电话。这时已近黄昏。我的管家在电话中说：房子被军队包围了，并带着装甲车和机关枪，院子里到处站着带佩刀的军官。他说，我的秘书杨恩湛来向我报告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情况。库藏司长开出的支票都被中国银行拒付了，所以他们又都回来找财政总长。我让他去请库藏司长郭则范先生，他说郭先生已来到，我叫郭先生接电话，间他全部有关情况。他说支票已被中国银行拒付了，因为这笔贷款还没有签合同，只有签了合同，他们才能照付。郭先生说，这种合同以前从来是不用签的，这只是一种手续。他说，一般在节后才补签合同。很明显，他们在找我们的麻烦。我告诉郭，让他们交回开给中国银行的支票，给他们中美商业银行的支票，他照办了。军官们拿到了新的支票，交回了旧的，满意地离去。所以，如果没有中美商业银行的帮助，就可能发展成为不幸的严重事态。
第二天，预定有一次内阁会议，让我报告我的财务安排和薪铜的支付办法。会议于四时召开。我提出的收支报告是以总理所批准为基础的，即行政机关发40 % ，教育部门7o % ，军警7Q ％。尽管未发满100 % ，但内阁每位成员都很高兴，并祝贺我能筹划到这笔款项。
恰在此时，总理的副官前来报告说，有几百名军人强占了大门，并进入了国务院。身为军人的杜总理十分生气，问是谁叫他们来的。他们来是要找财政总长。我说我去向他们作解释。总理说：“不，你绝不能去，因为这不是什么钱的间题，而是要找你的麻烦。”交通总长张志潭说，卫戍部队来自直系（虽然有一部分空军是奉系），他认识其中的一些代表，他提出由他去谈。他与他们谈了好久才回来。他们坚持要支全薪。晚饭时间过了好一会，他们仍朱离去。杜总理对这种无纪律的表现极为愤怒，他说这简直是造反、叛乱，必须予以处理。但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一场意在与财政总长为难的政治事件，所以我们应当让他们拿到一点什么，使他们好向其首领回报。有人建议是否让财政总长作出某种承诺，一埃财政状况好
第三卷回国任职113 转，其余3o ％将予支付。众说纷纭。我说，就财政部来说，也许能以对奥赔款的豁免余额作担保来借到一笔钱。有人赞成，一些人则不同意，杜总理特别反对向闹事者让步。最后以对奥赔款余额作担保发行债券的意见得到内阁的批准。这时已是午夜。我们决定，未付的30 % ，在债券备妥后发给公债，张志潭再次出去通知这伙军官，但很明显，未能马上取得同意。他们说，他们要现金而不要债券。经过很长时间，张终以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军方代表同意T 这项安排。
在整个这段时间中，我们被困于内阁会议室，饮食俱无。当他们接受这项安排，最后同意撤出时，我们才得以离开。这已是凌晨四时光景。我们走出时，为了保护我，罗文斡博士挎着我的一只胳膊，张志潭挎着另一只，杜总理在前，我紧跟在后。在大门口看到一溜汽车。两个军官前来说：“顾先生，这儿有车。”杜总理环顾了一下说：“走开尸他把我带进他的汽车，叫司机驶往我家。这时，两名军官立即跳上汽车的踏板，一边一个。杜总理极为生气，叫道：‘下去l 滚开卫服从命令J ”杜总理间他们是谁。他们不肯回答。杜总理怒气冲冲，但也无法可施。我们就这样走了。除了一两个人外，全部内阁成员都跟在后面。许多军方代表跟着我们。浅们进入了我家，他们聚集在院内。
这时已天亮，我让佣人拿点吃喝的东西来。杜总理想了解一下，这些人既已接受了30 叼余数的安排，为什么还跟着。他们说，他们希望得到债券定会兑现的保证。他们希望以债券兑换现金。我们在屋内时，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军人把我们谈话的内容甚至闲谈都作了记录。我去厕所，也有两人跟着，回来时也跟着．他们不敢动手动脚，但严密监视着我们。我记得是罗文斡说，我们必须找到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傲，他的银行是政府银行，至少凭他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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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但尚未付给的那五十万元，也能够提供债券兑现的保证，佣人打了电话，回来报告说，张嘉傲已经外出。这是在早晨七时光景。我让他再打电话间一下他去哪里，就说我们要找到他。回话说，他出去骑马去了，他早起骑马运动，无法找到。
有人建议，如果总经理不在，总还有中国银行董事长在。杜总理说可请王克敏立刻前来。八时左右，王来到。我们告诉他所发生的全部情况，以及由于中国银行未履行贷给国库五十万元中该行所承诺的那部分而引起的事态。王长期从事政治生涯，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军人不相信内阁，我们希望他出面向他们保证，债券是可以兑现的，换句话说，要他作出银行将买下这笔债券的保证。在王向他们谈话时，已是九时左右。在他向他们作出30 ％的债券可以兑现的个人担保之后，他们同意离去。然后王回到我们这里，我们对他刚刚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谢意。
中秋节终于过去了。杜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我向他表示庆贺，并对因我在财政处理上给他惹的麻烦致以歉意．他还说，这些实为政客的银行家，不仅是对我个人，而且也对他，对整个内阁制造麻烦。他还表示对这一切已经够了，要提出辞职。我说我同意他内阁总辞职的提议，但请他推迟一周再开会作出我们辞职的决定，因为盐务署总稽核斐立克先生答应我在一周内送到一笔款子，这是可靠的。我想用这笔款子付清中美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这笔贷款，我个人承担了责任．除非我身在财政部，否则我的继任者是不会去结清这笔帐的．他会宁愿用这笔钱去解决他的其他问题。最好是等一个星期。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并得到他的同意。因此，在一星期中，内阁未举行过任何会议。我曾让郭随时与斐立克保持联系，当斐立克先生通知郭说款已齐备时，就直接拨给了中美商业银行。然后，内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我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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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回国任职
财政总长的公务报告，开列了全部收支项目，有二万多元的结余。因为我看到对我前任的指控之一是他任期内帐目不清，为了使我不受类似指控，所以我要求内阁审查并批准我的报告。我还说，为了整个内阁的利益，我的工作应该保持清白。内阁批准了我的报月二
三我的总理职务
银行界和军界对待内阁的行径使杜锡硅感到愤慨，遂于1926 年1 。月2 日辞职。这时他已应我的请求，推迟了一周，他拒绝在其办公室内再多待一夭。
因杜的一再要求，我作为代理总理接管了政府。我的内阁于10 月5 日组成，对杜内阁大体未动。这是一个由依附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人士组成的联合内阁。由于我的坚持，杜将军在内阁中留任海军总长。在这两个军事集团之间，杜多少有点中立，但也许稍偏向于吴佩孚一边。奉系推荐潘复担任财政总长。任可澄、张志潭和杨文恺仍各自继任教育总长、交通总长和农商总长。除了总理一职外，我还兼外交总长，接替了蔡廷斡。
在这期间，浅的最亲密的同僚有：司法总长罗文斡，后不久成为财政总长的汤尔和和大理院院长王宠惠。
记得是在1 926 年6 月，国民党的南方革命军开始其伟大的北伐，以统一中国。接近年末时，昊佩孚的部队在长江沿岸，特别是在武昌被击溃（武昌是在10 月份落入革命军手中的）。整个武汉地区被南方军队所占领，吴的部队在此期间遭到惨败。
这种情况造成了华北的政治真空，张作霖企图独自来进行填补。是年底，他沿着长城把军队开入直隶。与此同时，第三和第四军团在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下沿着京汉路南下向开封推进。
1 肠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张大帅的部队继续不断地从满洲进入华北。由于华北逐渐受其控制，所以有必要改组内阁以反映改变了的军事形势。因此，一个新的内阁也就在1927 年1 月12 日成立了。它和前两届一样，也是摄政内阁。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行使总统的权力。内阁中，有J ' L 名吴佩孚的人被忠于张大帅的人所接替，为吴佩孚强烈反对继续担任财政总长的潘复，接替了保定系的张志潭担任了交通总长。潘是张大帅的挚友，张要求我作出此项任命（此项职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部是一个有收入的部）。我的好友汤尔和成了财政总长，这是罗文斡怂恿我任命的。让汤这样一位文官担任财政总长本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因为吴、张两位大帅不同意其他人选。尽管国库空虚，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人取得该职。陆军部和海军部这两个重要的职位没有换人。张景惠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虽然被认为接近直系，但能为双方所接受。前教育总长任可澄仍留在新内阁内、内务总长由我任命胡惟德担任、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因为该部控制着警察。为了安全和秩序，也为了获得情报，把警察拉在自己一边是很重要的。
在新内阁中，我自任“署理”总理。按一般习惯，“署理”为期三个月，然后是“实授”或实际任命。因为这届内阁是摄政内阁，我和我的内阁同僚拥有总统的权力，所以我本可在l 月任命自己为“实授”总理，但我宁愿任命自己为“署理”总理职务。我是有意避免前者，因为我认为时局有点不正常，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
除了总理以外，我还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在国内，这一段是耍弄政治手腕和南北方军事活动的重要时期。北伐军暂时在长江以北停了下来，但预料还要恢复北上．以少帅为总司令的第三、第四军团联军驻扎在河南边境沿京汉路一带，
第三卷回国任职117 准备阻止国民党北伐军的北进。在政治方面，张作霖及其追随者们，企图加强与华北其他不同情南方的各政治集团的政治同盟。张作霖出于其加强在华北政治地位的愿望以及实现他做中国元首的毕生野心（这是中国军阀们的共同野心），那时正与其政治幕僚举行秘密会议。他们选举了一个以张作霖为首并称之为大元帅的军政府。当然，张作霖大帅是能够自称为总统的（至少暂时可以这么做），但这必须由议会来主持选举以求合法化。由于议会被解散，所以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机构来主持选举。此外，如他以总统身份行事，还必须有一些基本法律，如果他按当时的宪法接受总统头衔的话，除了享受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特权外，还必须遵守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时局最好的办法是重打锣鼓另开张，成立以张为首的军政府，以摆脱宪法的限制和妨碍。当我得悉他们的计划，并被要求留在张作霖担任大元帅的新的违宪政体的政府里时，我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在张大帅成立其新政府（6 月18 日）前两天，我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正式作出全．体总辞职的决定。
．日山毛．- . . - . . - - . . - - ～一－曰一－- -
第三章在我外交总长任内（1922 一1928 ）所发生的问题
二一苏俄特使越飞
我准备就记忆所及谈一下自1922 年至1928 年我任外交总长期间所处理的一些主要间题。除了在1925 年至1926 年有大约一年半的间断外，我在七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其中有两届是由我组阁，我不在内阁时，由另外三、四位任外长，如王正廷博士、黄郭将军、颜惠庆博士和蔡廷斡将军。不过，他们任外长的时间都较短。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我任外长期间所处理的几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1922 年8 月，我刚任外长，就遇到了苏俄代表越飞先生。据悉他是莫斯科政治局的重要成员，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接见时，他解释说，尽管他的任务是非正式的任务，在苏俄看来，是十分重要的。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尤其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早在1919 年和1920 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并建议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谈判缔结新条约。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领土完整
第三卷回国任职1 玲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过了两三夭，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惟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日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我们是用英语交谈的。他指责西方国家的意图，并说，中国早晚会发现，对西方国家寄予这样高的希望是必然要失望的。他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他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博士商谈这项建议．他知道孙博士在政见上与中国政府并不一致，因而希望孙博士更加理解他的任务。我觉得他这番话多少是一种威胁，这是他感到失望的结果。据我了解，他于次日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会见孙中山博士。他们就合作的广泛原则进行了交谈。他们二人所发表的公报内容不多。公报仅表示相互了解和友好地交换了意见二我记得公报本身并未明确提到有任何具体协议，尽管一定有一些协议。当然，随着其后所展现的事件，孙中山和越飞商讨和谈判的性质以及他们会见的意义就清楚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之间已建立了实际上相当于联盟的关系，由苏俄提供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援，供孙中山博士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夺取政权。越飞和孙中山之间所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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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议成为国民党与苏俄合作的基础。
二美、日要求在北京设立无线电台与企图行贿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日本团体通过某物产会社申请特许在北京修建和经营无线电台，同时，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申请。此事在我出任外交总长之前即已提出。我上任伊始，美国公使舒尔曼博士和日本公使小蟠先生即都来见我，催促中国政府立即批准。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的申请是向交通部提出的；而日本人的申请则是向海军部提出的。在中国政府内部，两部总长均主张无线电台应属其本部管辖。这种争论已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由于无线电台主要是一般的通信设施，并非专供军用，因此应归交通部管辖。内阁对此事议而朱决，但多数内阁成员似同意我的观点。
尽管我对美方的申请持同情态度，但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代表的举动和态度使我当时不能作出抉择。因我惯常回家用午饭，一位美方代表打电话来，执意要在我家里同我见面。我会见了他。然而，当他表示只要美方申请得到批准，美国公司愿意捐赠中国政府一笔款项时，我不仅感到震惊，而且感到十分不安。我不记得那笔钱的准确数目了。可是我模糊地记得是一万五干美元左右。这笔钱可以由我随意使用。我甚感恼怒。他毫不迟疑，直截了当地道出此话，使我明白了他的真正意图。我告诉他，在中国办事情不该用那种办法。那样干，只能使他的目的落空。然后，我同他告别，离开了客厅。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是个犹太人。回到外交部，我的秘书就给美国公使打了个电话，通知他，我要在我的办公室里会见他。美国公使马上就来拜访我。我对他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第三卷回国任职121 并对他说，如果美国政府确实对中国感兴趣，并希望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的申请得到优待的话，由美国公司的这个代表来办理此事极不合适。他继续当代表只会使我难以坚持我的观点。而我的观点对舒尔曼博士来说从一开始就是清楚明了的。舒尔曼博士听后，也同样露出吃惊的样子，并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即美国公司代表由于采取了这种态度，就无法继续在北京任事了。他十分懊恼。他向我保证他将尽力设法让美国公司的这个代表离京，并让该公司另派一个人来。
三金佛郎案
另一件事情是所谓的金佛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个欧洲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是这个间题的起因。虽然金佛郎问题涉及法国，但是比利时及意大利的货币同样贬值了，因而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继义和团间题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 规定，中国政府应向十三国共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按比例分别以各国的货币偿付。法国和其他十二个国家的货币全都是金本位。《 辛丑条约》 上的措辞是“金佛郎”，问题在于“金佛郎”一辞究竟是指实行金本位制的法国货币，还是像法国坚持的指金质佛郎。在我任外交总长以前，金佛郎案业已提出，并由外交部研究。我掌管外交部工作以后，金佛郎案是我颇为注意的问题之一。这个间题很重要，它将对中国国库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由于外交部各司不能作出任何结论，我就搜集了所有的有关文件来研究此案。经过仔细研究《辛丑条约》 ，条约上的诸条规定以及此案的始末，我确认法国的要求即法国公使馆要求中国用金质佛郎偿付法国，是不合理的。为了报告内阁和通知中国的财政总长，我记得我曾经亲自拟就一个备忘录。我不记得是否在离开外交部前答复过法国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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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据报道，在1922 年玲月28 日，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公使驳回了法国政府关于金佛郎的要求。因为法国公使一直催促中国政府给予答复。我想王正廷博士一定是在上任后不久发出照会的，而且该照会也一定是以我写的备忘录为基础起草的。
王正廷在外交部的时间不长。黄邪将军是在1923 年初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的。据悉当时黄郭将军曾发出另一照会，答复法国就王正廷博士主管的外交部拒绝接受法国要求所提出的抗议。事实上，黄郭将军就任后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是照会法国公使，接受关于金佛郎的要求。随后有人说，黄郭将军在发出照会前曾与王克敏磋商过，他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王克敏建议作出的。据说王克敏因在中法实业银行有巨额存款，不愿此银行停业倒闭，故希望用金佛郎赔款一事获准。我不清楚王克敏在其中是否真有私人利益，但是某些方面的人士曾认为中国应该接受法国的要求，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为法国的要求是有充分依据的。在中国银行界，甚至政府官员中间，这种看法相当普遍。在我任职期间，人们认为我对此案特别关注，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因为我与政府及银行界人士对此案的意见恰恰相左。法国人当然是有对付我们的手段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外交团中不同意交还中国的关余，根据欠法国政府的赔款数目加以扣除。
但是，在我研究金佛郎问题和作出结论前，国内就已普遍认为法国的要求是根本不能接受的。由于黄邪接受了法国要求，于是便和国会发生了纠纷。因为国会，特别是吴景赚手下的那部分人，对张绍曾将军的内阁不满。在张绍曾被提名并得到议会批准为总理前，张与吴景滚曾订过秘密协议。显而易见，张并没有履行协议。众所周知，张绍曾答应任命由昊景镰提名的两个候选人为总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张绍曾的总理职务一经国
第三卷回国任职123 会批准，内阁与国会之间的摩擦也随之开始了。黄郭将军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以前，吴景镰的一派人就从外交部索取了一本我草拟的备忘录。吴景赚显然是用这本备忘录作为武器来反对张绍曾内阁的．黄郭接受金佛郎要求的消息传出不久，国会中就愤怒地抨击内阁。黄郭将军也随即辞职。
在段棋瑞被推举为中华民国执政、李思浩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前，我的印象是金佛郎一案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李思浩以段执政的名义，接受了法国的要求，甚至还同意变更一些偿还赔款的规定。这种做法未能坚持我任外交总长期间中国政府的原有立场，放弃了中国的合法权利。名义上，金佛郎一案是以美元汇率加以解决，实质上，是完全接受了法国的要求。随着金佛郎案的解决，法国公使立即将所扣留的一千多万元的关余交还中国国库。
四参战借款
另一个牵连到外交关系的财政间题是参战借款间题。关于借款的谈判是于1 918 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由冯国璋总统领导下的段棋瑞总理进行的。当然，中国政府木仅无力偿还本金，而且连利息都无法偿付。为中国公众舆论所反对的参战借款以及其他日本借款：，已成为国家大事，日本人经常要求将欠付的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项下．1022 年我任外交总长时，日本为了把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项下，也为了定期证实借款继续有效，经常照会外交部和财政部。我个人是反对日本人的要求的。一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前夕商借的这一系列借款是引起中国公众普遍不满的原因。参战借款虽然实质上是个财政间题，它也关系到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和中国总的外交政策，因为参战借款是巴黎和会上与中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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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伺题之一。尽管日本人坚持己见，但由于内阁将此间题搁置起来不予通过，所以借款利息始终没有转入本金。我已经说过，我是内阁中唯一的持异议者。
五日本公使芳泽递交国书事件及摄政内阁
在我第二次就任外交总长期间，在曹馄将军当选．急统以前和黎元洪总统赴津以后，也就是摄政内阁主持政务、依据宪法行使总统职权之时，有一个事件在当时的北京曾引起很大轰动。新任命的日本公使芳泽先生已经抵京。根据惯例，新公使应该拜访外交总长并请求安排递交国书。在新公使和外交总长的第一次会晤中，他应将国书副本交给外交总长，使外交总长确切了解国书内容，以便为国家元首拟就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答词。然而，芳泽没有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却照会外交部提出了一个须由双方解决的间题。换言之，他没有按照惯例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请求安排递交国书并递交国书副本，就以日本公使和日本外交代表的身份着手履行职责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下令不要理睬这个照会。日本公使馆询问此事时，得到的答复是外交总长尚不知道芳泽先生已经抵京，更不知道他是以何种身份来京的。我们告诉芳泽，应该按照」质例先拜访外交总长，送交国书副本，并询问递交国书原本的日期。他回答说，由于中国现今没有总统，故无法递交国书，因此，拜访外交总长以确定日期一事也就没有意义。他所持的态度使我十分吃惊。我说，既然他不来拜访，我们外交部也就不能承认他具有任何身份。我们不知道他来京的身份，当然外交部也就不准备与他打交道。在北京，他有一个代办可以继续履行代办的职责。
说来也怪，芳泽并没有通过他的代办安排某种解决办法来处
第三卷回国任职125 理这个问题。我认为新公使这样做是有意表示无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事情很清楚，没有总统，国书当然不能递交给总统。但是，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在期间，内阁有权行使总统的权力。以国书是写给总统的作为理由而声称不能递交国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巴西和智利的两位新公使就已经在怀仁堂总统府把国书递交摄政内阁．作为内阁的要员，我站在中央，当着全体阁员的面，接受了他们的国书。但是日本公使却不愿照此办理。他认为日本这样一个强国不能屈尊将日本天皇签署的国书递交给一个摄政内阁。
这件事成了一个棘手的间题。我坚决认为，不论何时递交国书原件，公使总应该先拜访外交总长送交国书副本。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外交总长并从而使中国政府确切了解他到北京来的身份，以便与其交往，
最后，这位公使看出拗不过我，就通过他的代办与讲日语的秘书施履本商定要作礼节性的拜访并送交国书副本，但是暂不确定递交国书的日期。换言之，他觉得日本天皇的国书不该递交给摄政内阁，只应递交给正式当选的总统，日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我说，他可以来访并送交国书副本，至于递交国书的日期，则应由中国政府决定、如果有总统在，此事即可由总统府决定，如果没有总统在，摄政内阁将决定是否立即确定递交日期。最后日本公使同意了这个意见。他拜访了我，并递交了国书副本，也就此了结了这一事件。
六临城劫案
1923 年5 月。日凌晨，一列发自上海途经南京、济南、天津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被劫。火车行至山东省边界的临城附近时，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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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股中国匪徒的拦截。匪徒比路警和列车人员多得多，路警根本不是匪徒的对手。匪徒拔掉了一条铁轨上的道钉，致使火车出轨。车上除众多的中国旅客外还有许多外国旅客。他们全部遭到绑架并被押送到附近山区匪徒的巢穴。一位英国公民遭到枪杀，情况不明。被绑架的外国旅客中有若千名妇女。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公众和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极大愤慨。外交团开了凡次会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联合抗议。在当时，特别是在中国，劫车事件时有发生，可是临城劫车案非同一般，此案涉及了这么多中外旅客，而且又是匪徒一次极为肆无忌惮的行动。作为对杭议照会的答复，中国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了解劫车一案的事实真相和被绑架人员的情况，还要查明被绑架人员被拘留的地点。山东省督军田中玉，对争取被绑架人员获释，自然负有特殊的责任。中国政府也责令他竭尽全力处理此事。
中国政府收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外交团又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其内容为解决间题的条件、赔偿要求及避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在当时的情况下，外交团所提的要求是很不公正的。联合照会提及了《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是义和团动乱所产生的结果。照会所提要求的方式和《 辛丑条约》 内各项要求的方式有些相似，特别是关于惩办省和地方与事件有关的负责官员。在解决临城劫案的条件中还包括重新组织有外国人参加的路警队，对临城案件负有责任的官员，中国政府水远不得再行任用。虽然照会中关于赔偿丧生者及被绑外国人损失的赔款要求内容，不如义和团动乱后提出的要求那样包罗万象，但我认为，要求所依据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
结果，中国政府同意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我强调，我们做事
第三卷回国任职12 了绝不应有损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也不应违反或超越关于在中国领土上保护外国人的国际法准则。至于像惩办督军和地方最高军事当局的那些政治条件，中国政府已经主动采取了措施，罢免了铁路警察首脑，撤换了地方驻军司令并责令督军竭尽全力争取被掳人员获释。至于重新组织路警的要求，我在答复外交团时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内政和主权的原则问题，决不允许外国千涉或干预。同时，我还告诉外交团，交通部已就重新组织路警间题进行了研究。有必要的话，我们会雇佣一些外国专家。因此，联合照会的这一要求不能给予考虑。
在赔款间题上，中国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出于对中外被掳人员的深切同情，乐于提供一些救济来支付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并补偿实际遭受的损失。关于外国被掳人员每日开支的款额间题，联合照会声称在被掳期间每人每日一百五十元，但是如果被掳人员在一定日期后仍未获释，则每人每日增至二百五十元。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所以我拒绝接受这一要求。我指出，为了避免发生危害被掳人员生命和安全的不幸事件，需要与匪徒进行谈判，这是被掳人员释放日期遭到拖延的原因。很清楚，为营救被掳人员而进行的有效谈判所需要的时间，不应该成为增加赔偿的理由。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以后，被掳人员于10 月份全部获释。当时，同意获释的条件没有报告给政府。此事主要由山东省督军负责。匪首的条件之一是，他和他的手下人必须由山东军队收编。在与匪徒达成的协议中，这是一项不寻常的内容，但是，我想督军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出千无奈。他觉得他对事件本身，对安全释放被掳人员都负有责任。我记得后来的一个报告提到，由督军任命担任收编队伍司令的匪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因违抗命令被处决了。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七中苏谈判
1 . 1924 年3 月王正廷签署协议草案
1 , 23 一1 蛇4 年与苏俄的谈判，旨在恢复中国与苏俄间的外交关系。这是莫斯科巫欲实现的目标。当时苏俄方面的代表是加拉罕先生，他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在此以前，苏俄曾派越飞先生出使远东。关于他的北京之行，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越飞先生作为特使出使远东的目的显然决不仅仅在子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将就苏俄同日本之间所存在的间题，特别是关于日本占领滨海省和库页岛的问题，同日本进行会谈。这些地区是日本在声称数百名日本侨民在这些地方遭到杀害之后占领的。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他赴北京的使命失败了，同样，他秘密赴日的使命也以失败告终。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919 年和192 。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借地，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
第三卷回国任职1 约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一千多名中国商人和工人被赶出外蒙，而且连政府特派员和由他带去的卫队也被驱逐出境了。所有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条件。这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依我之见，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取的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为踌橱。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导下的白俄分子于的。与此同时，加拉罕在中国发表演说．再次向中国人民保证苏俄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他甚至还声称，有了苏俄的友好合作和援助，中国将会成为维护东亚和平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能把自己从损害其主权的侄桔下，像治外法权和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及日本之间的现行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解放出来。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非常不满二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馄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博士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1923 年3 月26 日，黄邪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博士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团团长。这次王博士是由内阁总理孙宝琦先生和当时在孙内阁中任农商总长的颜惠庆先生推荐的。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由王博士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书信往来是在两位全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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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问进行的，并不通过外交部。加拉罕先生的身份仅仅是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谈判的全权代表，此外并无其他外交身份。在拟定全权证书时，我曾特别注意使措词恰到好处。全权证书清楚表明，王正廷博士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然后政府可以批准或批驳。换句话说，他的全权证书是按任命外交谈判代表的惯例措词的。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谈判如期开始。王博士的助手中有一部分是我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科长赵泉先生。在我出席和平会议及在伦敦期间，赵先生曾是我的助手之一。其他助手则是王博士自己挑选的，而且都不在外交部门供职。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王博士的正式汇报非常少，书面汇报则几乎没有，但我通过赵泉，不时了解到谈判进行的情况。
3 月里一天的清晨，赵泉到我的住处告诉我，王博士和加拉罕刚刚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赵先生既无法告诉我协议草案的确切内容，也无法肯定协议草案是正式签署还是草签。就他所知是正式签署，当我询问两国代表签署草案时的情景时，他说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博士，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国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签字程序刚一结束，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祝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博士，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
我早就知道，整个政界也早就知道，王博士不仅很有政治雄心，而且还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此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是身为中国代表的王博士，不按一般程序，先向我，当时的外交总长，进行汇报，以便我能把协议草案提交内阁全体会议进行讨论，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看来是失职行为。但这并不是我所关切的唯一问题。
第三卷回国任职
我想知道的是协议草案的具体内容，措词方式以及在已经签署的协议中是否有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条款。我泣即给王博士打个电话，问他我所得知的情报即协议草案已经签署，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我要他立即给我送来一份抄本。我向他陈述了缔结国际条约或协议时，不仅中国而且任何其他国家都实行的传统程序。同时，我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先把草案呈交政府审议批准，就签署协议是他的失职行为。听罢此言，王博士解释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然后我又说，如果仅是草签，就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不过我还告诉他，我想看一看草案全文。他说副本正在抄写，还要再过些时间才能送来。
应我的要求，赵泉先生给我带来了一份非正式的副本，而王博士则过了一两天后才把文件送来。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是为了缔结一个更加全面的条约，并解决苏俄与中国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签署的。当我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却使我大失所望，极不满意。协议中有若干条款王博士是不应该接受的。如果在签署之前，他把草案呈交外交部进行审议并听取关于修改文件的建议，那么通过与苏俄代表进一步磋商，将条款加以修改并不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协议中有好几项规定，但是为了使王博士不致过于为难，我只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三条：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条约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我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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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条件，苏俄军队将立即撤离。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承认苏俄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令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第三条是关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会的房地产权问题。协议草案的第三条声称属于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俄政府。但据我所知，以往的条约并未在法律上准许外国使团、宗教团体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占有土地，而且中国政府从无任何记载表明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拥有多少财产，它们的土地在哪里，有多少，因此中国履行这一义务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会遭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
以上几条，我认为是必须进行修改的。但我没有径自由我来表达政府的立场，而是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博士与加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2 ．与苏俄谈判；内阁否决王正廷一加拉罕协议
报告呈交内阁之后，我的所有的同僚都对此事极为愤慨。原因有两点：第一，王正廷博士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代表一个政府谈判，从而表现出对政府的轻蔑态度，第二，他们也极力反对我已在报告中指出的三点。陆军总长对有关外蒙的两项条款格外不满。我记得财政总长王克敏先生也极力反对其中两点，其中之一是将俄国东正教堂的财产交还苏俄政府问题。王克敏对这一点（即我提出的第三点）所持的态度，得到了内务总长的坚决支持。不过王克敏更加反对的是与处理庚子赔款有关的条款。庚子
第三卷回国任职133 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 叽9 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所以，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据我记忆，为此要成立一个双方人数对等的委员会。王克敏先生坚决反对把这笔余款的支配权完全交给苏俄，并批评王正廷未与他这位财政总长商议就接受了这项条款，而该问题乃属于财政总长职权范围。王克敏先生建议，立即解除王正廷博士的职务，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的一切活动。此项建议得到陆军总长的支持。
我的态度比较缓和。我在发言中谈到，王博士的所作所为与授予他的权限不符，这是严重的失职，所以，不应该继续担任此项职务。实际上他的使命业已结束，他所铸成的错误应由政府纠正。在免除他的职务时，应该说明，与苏俄代表的进一步谈判将由外交部进行。我还说，错误是严重的，但并非无法弥补，因为中国的理由很充分，并未授权王博士签署协议草案，他超越了职权，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这是公认的拒绝承认已签署的文件的正当理由。我在结束发言时谈到，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必须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内阁会议根据孙宝琦的要求，王克敏提出的“免职查办”一辞未被列入政府颁布的命令之中。命令只是简单地说，政府代表与加拉罕先生所进行的谈判将转由外交部继续进行，主正廷的使命已经结束。
命令发表之后，加拉罕肯定是大吃一惊。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由具有全权的中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的。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于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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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一切后果。我认为他的要求毫无道理，特别是他的威胁。在复函中，我指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王正廷所签署的这一协议草案的原因，并且告诉他，王正廷博士签署协议草案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我请苏俄代表再仔细看一下王博士的全权证书。证书上明确规定，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二加拉罕先生再次要求外交部给予满意的答复。在政府的同意下，我坚持上述立场。
最初，加拉罕先生企图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得到答复的办法对外交部进行恫吓，但以失败告终。我之所以对他的抗议不以为然，是因为我认为不仅王博士所同意的那些条款对中国来说关系重大，而且加拉罕先生提出抗议的理由也很不充分。他显然没有看清楚王博士的全权证书，因为王博士没有加拉罕先生所声称的那种签署协议的权力。由于僵局仍然存在，我的立场又坚定不移，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加拉罕先生便致力于煽动中国的舆论界对我施加压力，并大肆宣传，向报界散发材料。很明显，王正廷博士和他的支持者们一直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同加拉罕先生合作的。由于在中国报界所进行的那些蓄意安排的宣传和鼓动并未动摇我的决心，所以，加拉罕便改变了他的战略，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3 ．炸弹．件和1924 年5 月31 日签署的协议
加拉罕一王正廷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我到孙宝琦总理的官邸参加午宴。回家之后，我像往常一样，急趋书房，以便查看一下是否有需要我签署的重要电报或急件．当时，外交部有个愤例，即每当我不在部里时，他们便将收到的或要发出的重要电报及其它急件送至我家。当我跨进书房，目光落到写字台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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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一件样子十分奇怪的东酉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东西看来似乎是一根直径大约三英寸、高约数英寸的生铁棒，外观是一个圆柱体，上面有张红纸条，纸条上写道“敬赠中国外交总长”，左边的增者落款为“河南南阳考古研究所”。我名字右边的字说，这是一块秦朝白金古印。当我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该物时，觉得分量很重，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管，这使我感到此物颇不寻常。虽然我从未见过炸弹，也不曾认为那件东西是颗炸弹，但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好东西。因此我立即派人将我的管事老崔找来，让他小心谨慎地把它拿走，扔到铁狮子胡同的我家花园中的小人工湖里．我还提醒他，那件东西可能有危险，因此他应小心搬运，并轻轻地扔进水里。他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我立即意识到爆炸声肯定是该物发出的，便立即冲出书房，向出事地点赶去，发现那里烟雾弥漫，有两个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厨房里。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屋里和桌子上都各有一个洞。出事时我的厨师正在厨房外的花园里靠近走廊的地方削土豆皮。此时他正大喊大叫受伤流血了。我认为躺在外边地上的那个人肯定已经死了。我的管家说他立即去打电话，通知著察厅。我拦住了他。我吩咐说：“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协和医学院，让他们派一辆救护车和几个大夫到这儿来，然后再给警察厅打电话。劝几分钟之后，大夫和救护车到了，警察厅长带领一名警察也到了。躺在地上的两个人被抬走了，一个双手被炸掉，血流了一地，另一个已失去知觉。走廊上的厨师的脸和手都被炸碎的玻璃扎破。
当瞥察查看现场时，我向一个女佣人询问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她说管事老崔手捧那件东西来到这里之后，便大声呼唤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这件宝贝。他说此物外边写的是“白金”，肯定值很多钱，不知主人为何却让把它仍掉。他把炸弹放在走廊上的一张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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