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被邀请之一国拒绝承受联盟会员国之义务以解决争议而向联盟一会员从事战争,别对于采取此行动之国即可适用第十六条之规定.
(四)如争执之双方被邀请后均拒绝承受联盟会员国之义务以解决争议,则行政院可筹一切办法并提各种建议以防止战事,解除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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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因此向他表示,希望法国政府训令在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团支持中国的建议。
莱热的态度非常坦率,他说中国的要求很不明智,因为在欧洲目前形势下提出这种要求,肯定得不到任何结果。他还告诉我,他刚刚从伦敦收到一份报告,据说哈里法克斯勋爵对中国驻伦敦大使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
我说我个人很理解在目前的欧洲局势下,不容易做到实施制裁。中国政府的本意也并非在于要求对日本实行全面制裁,只是希望在物质和经济方面采取某些制裁性措施以有助于削弱日本的侵略实力,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莱热说他充分理解中国对这些措施的愿望,但要实行这些措施,必须通过外交渠道和几个主要强国进行秘密协商。如果把这项建议透直提交国联讨论,会使中国一无所获。
9 月10 日我和钱泰大使、金间泅公使以及我的参事施肇夔先生一道前往日内瓦(郭泰祺大使已先期启程),再次担任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团团长。我们乘汽车走了整整一夭,直到黄昏后才抵达目的地。行装甫卸,我即听取了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处长胡世泽关于国联行政院和国联大会议事日程的报告。之后,虽然时间已晚,我还是立即起草一份函件送交国联秘书长爱文诺,要求国联行政院从速执行盟约第十七条。
当然,这时提出援用十七条的间题一定会引起争论.我之所以主张这样做,并不期望在争取执行第十七条本身上能收到多少实际效果,只是以此作为一种对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列强施加压力的方式,促使他们能在国联或其顾问委员会一再通过的关于中日冲突的各项决议的基础上,给中国以实际援助。换句话说,也就是促使列强个别地援助中国。但有些中国政治家不赞成我的意见。第
第四卷出使法国3 的几天晚上(9 月11 日)在日内瓦的一次宴会上,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国联秘书处的中国成员吴秀峰也在座,他们两人都不主张在国联强行提出这一建议;后来,在同一关早一些时候到达日内瓦的胡适博士也参加了讨论。有鉴于这次讨论的情况,我给外交部发出电报,请求外交部就这一问题应采取什么策略与国联折冲给予最后指示。
。月12 日国联大会开幕,由当时的国联行政院主席新西兰代表乔丹担任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临时主席。他发表了一个简短但内容不错的开幕词。他的发言根据我提供的要点,涉及到日军飞机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中国和平城镇和平民大众的野蛮行为,强调指出全世界一致谴责空袭平民。随后爱尔兰的瓦勒拉当选为大会新的主席,他的就职演说集中谈论了欧洲形势,着重表明他希望这次大会能在欧洲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结束。那是一篇调子低沉令人沮丧的演说,但明确道出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和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
那灭下午在会议大厦中我和巴特勒先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上面提到我离开巴黎前曾和莱热谈过一次话,看来法国政府不打算出面支持中国要求国联行政院援用盟约第十七条的建议。现在发现英国的态度比法国更为消极。我应英国外交次官巴特勒之邀和他进行的会谈不仅时间冗长,而且在交换意见中有时他还流露出讥讽的口气。
巴特勒说他已看过我交给国联秘书长要求国联行政院迅速援用第十七条的函件。他觉得这一行动使得行政院处理远东问题益加困难。他说,以我的经验,应该能够充分认识到国联要依据第十七条做出任何对中国有利的事情都会遇到障碍。他问我,依我所想应用第十七条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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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答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日本可能接受邀请;这就表明它将派代表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意在讨论出一项解决方案。从日本寻求进一步与列强合作的舆论动向来看,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第二种可能是它将拒绝此次邀请。这样,行政院依据条文程序就可以转为应用第十六条,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最大。我继续解释道,在目前的欧洲局势下,中国政府并不强求实行军事制裁,只是希望能采取各种合理的经济制裁。为此,期待国联实行一些强制措施,例如禁止向日本供应武器、弹药、飞机、石油和铁矿石等军用物资,以遏制日本的侵略行动;另一方面给被侵略的中国以物质和财政援助。我觉得这些措施并不要求全体国联会员国执行,相反,它只与五六个国家有关。
在回答巴特勒提出的问题时,我说实行对日本禁运武器、弹药和飞机,只不过需要英国、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典等五六个国家的合作。禁运石油和铁矿石也仅与英国、罗马尼亚、苏联、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有关。至于对中国实行财政援助问题,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有关的会员国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从上述情况分析,我认为国联不是不可能以行动支持中国。此外,荷兰已表示如果由英国和法国倡首,它愿意参加任何形式的对华财政援助。巴特勒说,如果中国代表团没有提出过援用第十七条,这个办法也许可行。但因中国已经提出了援用第十七条,他不相信再召开这类会议能收到什么效果。他还说,去年国联曾经讨论过中国要求执行第十六条的建议,觉得难以实现。在目前的局势下,希望越发渺茫。因为去年不能实施第十六条的原因现在仍然存在,而且具有更大的现实性。
9 月12 日我不仅会见了巴特勒,还和行政院的几乎全体重要代表开始了一系列交谈。向他们阐述远东的形势及其与欧洲总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371 形势的关系,希望为中国的申诉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在与各个代表的谈话中,我也强调说明中国迫切需要各友好国家的及时有效的援助。
在9 月1z 日,我会晤的国联行政院代表之一是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彼特雷斯库。像其他欧洲政治家一样,他正在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紧张局势感到焦虑。我告诉他中国向国联提出了援用第十七条的建议,我的政府要求我与他联系,希望在行政院会议上能得到他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他说他对中国抱同情态度,对援用第十七条间题感到关心。但罗马尼亚作为小协约国和巴尔干条约国的一个成员,必须与这两个集团的其他国家一致行动。他说,前一天晚上他和这两个集团国家的同仁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正试图达成一致意见。他说中国最好能和各大国进行直接谈判以求得到一些物质援助.他认为在这类谈判中,中国可以运用第十七条作为一种压力来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
9 月12 日我也访间了苏联的李维诺夫和法国代表团的代理首席代表保罗一彭古。保罗一彭古告诉我,他在中日冲突事件中一直是同情中国的。他认为国联没有尽力支持中国,列强没有给中国更多的援助是一种耻辱。他完全理解中国敦促实施第十七条的愿望。然而,他说他不能代表法国政府讲话,并间我是否与法国外交部研究过这件事。当我告诉他莱热的观点后,他认为法国和英国实在不应该抛弃中国,忽视国联利益。
在会议休息室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我请求他支持中国要求立即实施第十七条。他说,他个人完全赞同并支持中国的要求,但他对行政院能否通过这个建议表示怀疑。他照例问起法国和英国给予了中国哪些援助。我告诉他曾与英国政府商谈谋取出口信贷,可是还没有多大进展。法国准许一定数量的军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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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印度支那,但每次都需要为此进行交涉。我说,总的看来,法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态度确实令人失望。于是李维诺夫说,他曾得到确切的消.息,在约翰· 西蒙爵士声明拒绝给中国贷款之前,日本驻伦敦大使曾对他施加压力,促使其作出上述决定。英国渴望维持它在中国的利益,因此不敢开罪日木。
在回答我的间题时,李维诺夫说,他认为欧洲不会爆发战争,因为希特勒不过是在搞讹诈战术,英国用不着这样俱怕德国。英国目前所持的态度正好对德国有利。
我同起如果中国催促国联投票表决实施第十七条的建议,他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反应。李维诺夫说,那将和西班牙事件的情况相类似。他自己将投票赞成,但他担心中国的提议恐怕难获通过。我说,在会员国中可能有一半支持中国,另一半不支持。李维诺夫认为,中国的提议很可能连一半支持票也得不到,因为有几个国家也许内心同情巾国,但在目前形势下他们将会弃权.他举新西兰作为一个例子。
第二天我访问了新西兰的乔丹,当时他是国联行政院的主席。我向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坚持立即执行第十七条的理由;同时告诉他英国和法国都未能为贯彻全体大会及行政院会议历次通过的决议而作出应有的努力。乔丹表示惊讶,他说一定要在行政院会上发言支持中国,并追问在行政院中有代表的各国贯彻上述国联决议的实施情况。
中国代表团企望国联行政院早日开会讨论中国的提议,但其他国家好像并不急于早日开会,还试图说服我同意推迟会期。为此,9 月13 日刚过中午保罗一彭古(头一天我已见过他)就邀请我和他再次谈话。一开始他告诉我巴特勒和他已经谈过话,他发现英国对中国提议的态度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抵触,使他得到一个印
第四卷出使法国373 象:英国准备提出一些中国所希望的措施。但由于欧洲的危急形势迅速发展,似乎每小时都在不断恶化.中国代表团这时在行政院贸然提出讨论实施第十七条的间题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行政院应中国之请在近JL 天举行会议,他和巴特勒都担心各个行政院理事国将因全神贯注于欧洲局势而无心听取中国的申诉。
保罗彭古的话再一次表明在西方政治家和政府的心目中已经多少认识到远东问题与欧洲局势是紧密相连的;但他们的片面理解对中国只有不利。也就是说,他们虽已开始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对这种关系的真正含义不像我那样有深切的理解。这就使得他们感到在两者之中欧洲局势更为紧迫和重要,因此他们不愿援助中国或被卷人远东事件。
确实,这时欧洲的局势非常严重。保罗一彭古这次谈话显得更为谨慎而且对中国代表团和中国申诉的态度也比较含蓄,不像上次那样明显支持。我看出他一定是受了巴特勒的影响,应巴特勒的要求运用自己的声望劝导我同意推迟行政院讨论中国申诉的会期。
当天下午我会晤了国联秘书长爱文诺,目的在于促使秘书处加快会议准备工作,以便早日在行政院会议上讨论中国的申诉和援用第十七条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希望行政院能及早讨论。我说我打算首先在大会上作一次关于远东局势的发言,然后行政院可以在第二天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秘书长间我是如何理解第十七条的。他说这项条文的涵义和要旨对他说来还不大清楚。我告诉他,这项条文规定得很明确,排除了执行程序方面的任何犹疑。现在有两种可能:或是日本接受按照第十七条对它发出的邀请;或是拒绝。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将派代表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在第二种情况下,行政院可以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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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到援用第十六条,以采取必要的行动。
爱文诺说,法学家们对中国的申诉众说纷纭,虽说他一直不大相信那些法学家的意见。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援用第十六条并不取决于对邀请不作答复或拒绝,主要在于事实本身,即某个当事的非会员国是否从事战争。他说这是个事实间题,因此日本对邀请不作答复也并不能构成援用第十六条的依据,他的观点的重点在于是否存在侵略的事实。这时我脱口而出回答他说,侵略事实去年就已存在了。爱文诺说那很清楚,而且与此有关的形势并未改变。但是他认为该项条文规定的程序是应该在从事战争之前加以援用,然而现在日本已经从事战争一年多了。
我间道,如果他对条文的解释被行政院采纳,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的间题不好回答,他避而不谈,没作正面答复,只是说,这只不过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既然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那就要看行政院决定如何援用该条文了。
9 月16 日我再次会暗了国联秘书长爱文诺,敦促他尽快地安排一次讨论中国申诉的行政院会议。他回答说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在星期六〔 17 日)下午开会,因为国联行政院现在有许多其他问题急待处理.他认为我最好能先从别的理事国中了解一下,看他们是否准备讨论中国的问题。他建议我在国联行政院会议讨论下次会议议程时提出这个问题。
在那天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我作了发言,强调说明中国有权利得到集体的和单独的援助,重申了中国要求行政院立即实施第十七条的提议。并且再次提出中国要求行政院建议对日本采取某些禁运措施,对中国给以财政和物资援助,以贯彻国联以前所通过的关于中日冲突事件的决议。同一天,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作出行动,按照第十七条第一段条文规定,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派代表来
第四卷出使法国
日内瓦的邀请。
1938 年9 月的国际联盟全体大会和行政院会议是在非常消沉和困难的情况下举行的?困难的主要原因在子欧洲形势正在迅速恶化,绝大部分代表的心情都深切关注着国际局势和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压在人们头上的乌云如此浓重阴暗,使得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始终未能到会,只由他们的副手担任代表团的领导。那时由希特勒制造、已成为欧洲间题核心的苏台德区间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与其说这是一个需要捷克斯洛伐克作出抉择的问题,不如说是该由英国和法国作出抉择的间题,就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而言,9 月20 日捷克代表告诉我,他们的军队因为预见到必然失败,正在犹豫是否杭击德军的可能入侵。他痛苦地向我埋怨法国人的背信,法国现在已明确地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不能给以帮助。9 月22 日报载张伯伦已经飞往德国的戈德斯贝格,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第二次会见希特勒.那天晚上在为英国著名政治家蒲士培上校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蒲士培告诉我,法国人坚持不借任何代价谋求和平,曾使张伯伦大为吃惊。据说法国空军只有半数可以作战。达拉第曾明告张伯伦,如果贝奈斯总统拒绝对希特勒的强硬要求彻底让步的建议,法国不愿也不能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于是张伯伦问达拉第,法国是否愿意履行条约义务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达拉第的回答是个直截了当的“不”字。
9 月22 日下午在第六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巴特勒作为英国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发表了一个有关第十六条的重要声明,赞成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是非强制性的。对此我颇感失望,因此我行使了保留意见的权利,对他的声明提出保留。看来英国人似乎正在不顾一切地对欧洲的德国和远东的日本奉行一种小心谨慎甚至是怯儒退让的政策。无论其原因何在,这样做显然是不顾他国利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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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眼前苟安的一种表现。
9 月23 日第三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间接涉及到中国要求国联对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中国不设防城镇及平民百姓的暴行采取某些行动的提议。在会上我和巴特勒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在同天的第六委员会会议上,我作了一次评论巴特勒头一天声明的发言,阐明了中国对第十六条的含义和解释的立场。第二天中午,我把在大会的发言的一部分向四十六个转播台作了广播之后,急忙去会见巴特勒.探询有关中国申诉的事宜。他告诉我,对于我以前提出的一些间题,他还没有收到英国政府的答复。英国政府仍然认为可以安排一些出口信贷,这是对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最简便方式,但中国须向英国提交一份具体计划。为了说明中国已经提供厂一份在现实情况下尽可能具体的计划,我告诉他,英国政府已收到一份中国提出的正式计划。他答道,在那份计划中必须说明以什么为担保和需要哪些物资。为了使这项出口信贷完全属于商业性质,他认为中国应集中一些原料和矿石作为抵押品,要求中国说明当做抵押品的矿石种类及其数量。(这就明显看出,英国政府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而陷于困境时,根本无意帮助中国,仅准备给予常规的商业贷款。)
关于中国派代表团往英国的间题,巴特勒说他的政府认为这样可能引起外界过多注意和大肆宣扬,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合时宜的。(他的言词和态度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引起东京的愤怒和不满,其态度是多么谨慎甚至怯濡。)我对他说,派代表团的目的在于早日促成这件事情,如果能有一位具有全权并携带一切必需资料的中国政府首脑人物前往英国,那就比仅仅通过伦敦或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来经办这件事情要事半功倍,因为这两个大使馆中都没有适合进行这类谈判的人员。郭泰棋说,李滋罗斯爵士赞成
第四卷出使法国3 " H - t 国政府派宋子文执行这项使命。我说宋先生非常适合于这项工作,因为他现在没有担任任何政府公职,只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即一位银行家)。巴特勒觉得这样显赫的人物可能引起外界不必要的注意。
两天前,即9 月22 日,日本果然不出人们所料,答复国联拒绝r 国联行政院根据第十七条对它所作的邀请。这样一来,日本就法定地而且自然地应该受到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我接着对巴特勒说,既然日本已经断然拒绝了国联的邀请,我准备提请国联行政院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段的规定采取行动。我问他英国代表团对此打算做出什么决定。巴特勒说他已经表明了英国政府对于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第三段的态度,毫无疑raJ 其他代表团也将发表类似的表态声明,以后必然要进行一番讨论。他认为我肯定知道在目前形势下要求援用第十六条,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告诉巴特勒”正因为我知道这一点,以前才克制自己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只是要求国联采取某些具体的有效措施。巴特勒建议我最好在下次国联行政院会议的发言中重提‘一下这些借施。我说我不能这样办,我的发言只要求实施第十六条,而让行政院的成员们去决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我完全理解在当前形势下要求全部应用第十六条是不现实的;但我同样相信,根据这一条款是能够采取并实行某些措施的。我也坚信巴特勒虽然表明了英国政府对第十六条的态度,但不会认为按照这一条款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巴特勒说他要把这次谈话的结果报告伦敦,一侯他得到进一步的指示就通知我。
这次谈话后发生了一桩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时期曾影响到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地位。9 月26 日,国联行政院要在下午开会选举国际常设法庭的法官,同一时间国联大会也要开会。我通知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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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出席行政院会议,我自己参加全体大会,因为我已约定在大会上与李维诺夫见面商谈中国对全体大会的申诉和提议。大会刚一结束,我又参加了第六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我论述了盟约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影响联盟任何一会员国与否,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从中国方面看来,这一点颇为重要,因为条文说得很清楚,任何战争威胁都是关系到所有国联会员国的事情。
我还在第六委员会会议室中时,余铭来告诉我说郭泰祺要我立即去国联行政院会议室,因为中国的申诉间题正被提交讨论。我赶到那里后,发现会议已经快要散会。郭泰棋对我说,他已经通知国联行政院特别是巴特勒,如果英国、法国和苏联能与中国商议援助问题并共同行动帮助中国,中国就不再坚持要求援用第十六条。我听后大吃一惊,因为这样一来等于提前暴露了我们的底牌。我觉得郭泰棋的这种过早泄底会使我完全失去与巴特勒折冲时的祛码。事实也正如此,后来巴特勒在几次反驳我要求实施第十六条的场合中,就引用了郭泰棋的话说,中国政府己经训令中国代表团以要求商谈援助来代替要求实施第十六条。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诉巴特勒,郭泰棋的通知只是基于一位外交部次长的私人电报,那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训令。
那天我和巴特勒在国联行政院的争论相当激烈而且言词尖刻。法国的保罗一彭古对中国探表同情,但他只是叹气,很少说话.李维诺夫(他是被我从第六委员会特意请到行政院来参加讨论的)这时认为会议已经结束,又听到巴特勒说他希望在公开讨论之前,先和中国代表个别交谈,于是也提前退场了。
国联行政院讨论中国申诉的秘密会议安排在次日(9 月27
第四卷出使法国洲9 日)举行。鉴于巴特勒和中国代表团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为了弄清在秘密会议开会之前是否可能与他达成某些谅解,我决定再次会晤巴特勒,向他说明我迫切希望消除使我们双方观点出现分歧的症结,以免在行政院内部出现公开对立。我们的会晤是在27 日下午进行的,正好在行政院秘密会议开会之前。
我告诉巴特勒,中国代表团又接到本国政府一封电报,再度命令代表团要求实施第十六条。可是我们经过缭密研究这点后,认为由于当前欧洲的严重局势,并考虑到有些国家代表团已经就他们对第十六条的解释发表了声明,现在再试图要求全面实施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措施,可能不会有结果。我承认这确实是个困难,可是我在国联行政院的发言中仍要按照盟约规定,强调中国代表团享有要求应用第十六条的法定权利。换言之,既然第十七条中规定应用第十六条的条件现在已经完全具备,那就必须承认第十六条是可以应用的。至于各个国联会员国究竟实施第十六条规定的全部措施抑或其中某一项措施,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中国代表团保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履行条约的义务是自动存在的,所有会员国都应全部履行。可是鉴于有的国家已经宣布了不同的意见,很难使他们同意中国的观点。另一方面,欧洲局势确实严重,某些会员国当然会对履行第十六条的条约义务出现担心和犹豫,这也是个现实问题。
我接着说,这两个情况尽管使得某些会员国对充分履行上述条约义务感到困难,但并不意昧着一个会员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毫无作为。中国代表团一直期望所有会员国能够尽力而为。无论如何,第十六条规定的义务没有被所有国家充分履行这一事实不应阻碍有条件履行义务的国家发挥作用。会后,一切会员国都有权采取第十六条规定的任何措旅。这不仅是一项义务,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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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因此,从法律观点说,第十六条仍然有效。它之所以未能被充分实施,只是由于暂时的困难。中国代表团希望这些困难终将消失,从而使得所有会员国能充分履行第十六条的规定。巴特勒说,他对中国代表团能考虑到欧洲当前的实际困难,决定不再坚持一种与事无补的极端立场表示欣赏。他认为这样做要好得多,所以他自己就不打算按原来的想法在行政院发言再次重申英国政府对第十六条的态度,而将只简单表示一下支持中国的立场。
中国提出申诉的结果是:国联行政院于9 月30 日通过一项决议,大意为国联会员国有权单独采用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措施。但很明显,就任何执行这些措施的共同行动而言,必要的“协作要素”则“尚未得到保证”。正像去年曾经多次空谈号召那样,决议要求会员国给予中国同情和援助。对于日本的空袭平民问题,没有做出行动。关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问题,国联行政院在9 月30 日通过决议,请一些出席行政院和顾问委员会会议的国家,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调查业经提请他们注意的使用毒气的案件,并提出调查报告。我接受了这个决议,同时再次提醒组织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更为有益。
由于英、法屈服于德国的威胁和德、意的要求,欧洲局势继续恶化。在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及德、奥合井之后,无可避免的又出现了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和最后在慕尼黑对张伯伦及达拉第进行勒索得逞。
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后,没有几天捷克总统贝奈斯就辞职了。据说贝奈斯总统在他的辞职信中写道,他这一举动是“为了不致成为将来国家发展的障碍”。
英国和法国缺乏抵抗威胁〔 例如希特勒的恫吓)的决心,不仅使德国和意大利,而且也使世界仁大多数国家看清了英、法两国缺
第四卷出使法国381 乏抵抗精神到了什么程度。对中国尤为不利的是9 月末的慕尼黑妥协,它使日本看清了西欧的民主国家在与日本结盟的欧洲集权国家打交道时显得多么恐俱和软弱。伦敦和巴黎的节节退让,只能进一步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当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会谈达成协议的惊人消息传到日内瓦时,大家普遍感到如释重负,觉得终于避开了一场战祸。至少在开始阶段,人们并投有认识到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第四节在日本开始南进而西方列强又缺乏单独行动积极性的情况下,我所进行的外交努力
我的目的一直是:不断敦促法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保证向中国提供过境便利;局时,要求法国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表示在远东现实情况下,法国决心援助中国。由于法国对于单独采取行动迟疑不决,总想和伦敦及华盛顿采取联合行动,因此,我总是乐于并且确曾一再向法国建议就此事同美国和英国进行接触的方式方法。在这些建议中对美国和英国由于他们国内和国际的处境而各自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都作了适当的考虑。我坚信形势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法国人有顾虑,他们怕单独采取行动会经受不住日本作出的任何断然反应。但是,他们一再向我保证,只要和伦敦、华寒顿(尤其是和华盛顿)联合起来,他们非常· 愿意参加任何程度、任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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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行动,或与其他大国采取类似的行动,包括对中国的各方面援助,如向东京提出抗议,直至给中国以贷款或信贷等各种形式的直接经济援助等等。
自从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政府除用它所有的有限武器弹药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外,还面临着为抗日战争筹集资金的困难。中国政府最后批准并奉行的对外政策,如我曾会同我在伦敦的同事反复建议过的那样,乃是通过国际联盟继续激起世界舆论的同情,同时鼓吹美、英、中合作的思想,当然还包括法国和苏俄。换言之,我确信,而且中国的一些政治领袖和外交官也确信,上述政策比通过谈判直接同日本寻求妥协更为可取。.与日本妥协的政策曾经得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得到中国政府内外某些领袖的赞同。形势的发展,以及日本想彻底征服或统治中国的野心和政策的明朗化,使得主张和西方国家联合并向他们求援的观点,更加易于接受,并且最终为委员长所批准。
因为政府内和国民党内意见分歧,这个政策执行起来是相当复杂的。其结果是:政府内的每个军政要人各派自己的私人代表到国外,与中国驻外官方代表商议,与西方各界接触,并直接向他本人汇报。
当时巴黎是这些人的活动中心,他们都曾来找过我,不仅探讨对外政策,而且还研究推行政策的方法。起初,忠于不同振系的各种人员的激增,使情况异常混乱复杂,但后来我却觉得既有趣又富有启发性。与各党政领袖的代表密谈的结果,不仅使我更加全面地了解国际形势,而且也使我了解国内政洽形势.在我建议政府推行任何政策路线时,这些情况对我来说都是有必要加以考虑的。直接负责军事问题的委员长,就派出了他的前参谋长杨杰将军,先去莫斯科做大使,然后去巴黎,负责争取苏俄的援助和谈判
第四卷出使法国
建立中、法军事同盟。立法院院长孙科,也是中苏友协主席,他非常相信中、苏间的合作,并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与莫斯科交往得当,莫斯科将会大大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在委员长的许可下,他本人亲自承担了这一使命,几次前往莫斯科。
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宋子文的继任者,当然直接负责中国财经政策。他特别急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外国贷款和信贷。这不仅是为了购买武器弹药和在中国发展军事工业,如制造军用飞机、装配卡车和其他机动车辆,而且也因为他直接负责中国币值的稳定,这项任务,由于战争之故使通货膨胀恶化,而变得越来越艰巨。郭秉文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驻在英国,就贷款和信贷间题进行谈判,除与英国谈判外,也与法国谈判。另一方面,采购经理人是法国人奥迪内,他与法国工业界(特别是军火工业)和银行界交往频繁,奥迪内和郭两人都和大使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宋子文当时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他与一度担任国际联盟代表的拉西曼博士一起负责与国际联盟的技术合作。宋在国外有一批私人代表,其中包括拉西曼。拉西曼不仅在国联活动中与宋密切合作,而且在国外形势、欧洲状况等问题上或多或少起到了私人顾问的作用。他是一个社会党人,可能有共产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他是左翼社会党人。他与各国社会党领袖有密切联系,同时也与欧洲各国共产党领袖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他与西班牙共和国的领导人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不是宋在国外的唯一代表,此外还有著名的莫内先生.他尽管不是官方代表,事实上则是宋及其弟兄淌建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该公司旨在借助外国资本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开矿和修筑铁路方面.宋轰得到国民党政界元老之一李石曾的合作。李石曾主要对在中国发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感到兴趣,从来不在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他与法国领导人有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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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联系,特别是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以及第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再有就是留学法国的刘符诚,他与银行界有联系,曾在中法工商银行任中国官方代表。中国政府在该银行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另外,在法国还有各个部的代表,如经济部、交通部和军政部的代表。不过他们的兴趣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或多或少带有技术性质。当然,他们也都得到指示要向我汇报,和我商量他们在法国要进行的活动。他们从国内来时,通常都带着部长们的介绍信,要求我尽可能帮助他们与相应的法国当局联系,以便执行他们各自的使命。
1938 年11 月26 日,我与殖民部长孟戴尔私下进行了密谈,目的是使他了解英国可能给予中国援助和支持。殖民部长说,他已经和张伯伦谈过。他认为,张伯伦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并且非常希望中国把抗日斗争继续下去。
我告诉他,近来英国为了方便中国军用物资的运输,在仰光作了很大努力,甚至修好了一条公路,直通中国边境。现在,在伦敦的影响下,缅甸政府正考虑修建一条通往中国边境的铁路。法国政府则与此相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地禁止中国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我说,我很难就这件事情向我的政府做出满意的解释。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于法国的态度感到十分失望。他们认为,印度支那和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给予合作本属理所当然,尤其是考虑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简币国所做的贡献。我告诉他,那是一场公开宣战的战争。当时中国是中立国,其义务在国际法上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是中国除派遣华工外,还向法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殖民部长说,从他本人接到的一份报告中,他也了解英国同意在仰光提供过境便利,以及当使用新公路时,在缅甸关税上给予照
第四卷出使法国3 肠顾。我告诉他,照顾的方式是:按进口税征收额的十六分之十五幅度退税。英国的态度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并无任何条约规定英国应承担类似中、法之间关于印度支那的条约义务。
我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驻柏林的法国领事馆拒绝给予在德国的十一名中国学生签证,这些学生是因为中口战争不得不辍学而要取道印度支那回国的。部长说那是法国夕l 咬部的问题,他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他们不准许通过印度支那。他说,很可能是因为某种误会而造成的。
至于整个过境间题,孟戴尔说,法国具有特殊的困难。他接「去所说的话很值得注意。他告诉我,外交部长决心执行他自己的外交政策,与意大利和德国恢复友好关系。因为日本是反共产国际条约成员国之一,博内自然不愿激怒日本,引起事端,破坏他为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而希望创造的气氛。
11 月29 日,我和莱热进行了一次会谈,他这次谈得有些激动。会谈一开始,我就告诉他,近几天来,我从孔祥熙、外交部及其他政府官员那里收到大批电报。每封都与中国物资能否经印度支那过境间题有关。对法国政府禁止和限制过境的态度,普遍感到极为失望。他们认为,无论是根据中、法之间关于印度支那间题的有关条约,还是根据国际联盟的决议,中国都有权享受过境便利。他们不明白,在此问题上,法国政府为何采取如此不同情的态度。我告诉他,中国政府认为,法国禁止中国军用物资过境,并对所有其它物资过境加以限制,但却允许日本随意购买其军事工业所需的煤、铁及其他原料,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制裁,对日本的间接支援。我说,英国与法国处境大致相司,但英国不仅不像法国那样担心日本会制造麻烦,而且与法国相反,向中国提供充分的过境便利条件,先是经过香港,如今又经过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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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热先生打断我的讲话,问道,怎么能说法国政府不同情呢.他说,自从中、日敌对行动爆发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尽其最大努力为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提供便利。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为飞机上的机关炮办好过境手续。并说,我知道卡车已被批准通过印度支那。为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法国已将一切麻烦,甚至自己本国的国防安全置之度外。他说,我也应知道,一批新的武器弹药已在法国获准运出,并准许通过印度支那。与此同时,日本当局不断提出抗议。法国政府也一直在极力辩解,声言法国提供的物资,其订购日期远在中、日敌对行动爆发之前。为了履行合同条款,法国政府无法拒绝交货。
莱热还说,日本一直在向法国申请准其在法国购买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并且还经常提出价值几百万法郎的订货单。但历次都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他说,法国政府不仅同情中国,而且还完全站在中国方面。因此听到中国政府竟然认为法国政府偏袒日本反对中国,他甚为惊讶。
他说他已向我解释过二十遍,在对付日本的时候,法国必须采取机智灵活的方式。日本正不断提出抗议,并公然威胁要对法国采取敌视的政策;日本报界已把法国列为主要抨击对象,因为法国偏向中国。这些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日本已经对法国极为不满,因此它对印度支那采取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鉴于欧洲的目前局势,法国已无力应付来自日本的任何麻烦。
我告诉他,我很理解法国的处境,井且每次都将我们就此间题会谈的要点报告我国政府。但中国政府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法国的顾虑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日本正全力对付中国,无力与任何其他国家捣乱,无论对英国还是对法国。为了继续抗日,中国当然有理由将物资供应视为头等要事。由于法国拒绝经印度支那过境,中
第四卷出使法国387 国政府被迫取道缅甸运输军需物品,不仅运输费用昂贵;而且还拖延浪费了时间。
于是我又说,就个人而言,我知道法国政府并非不愿意在过境问题上帮助中国,只不过是想与英国及美国联合行动,莱热说,这正是法国向英冈和美国提出的要求。但自从布鲁塞尔会议以来,美国态度并未改变。英国也在前一周的英法会谈中表示,即使有必要采取行动,它也不能保证与法国采取一致行动来对付日本,因为英国政府认为,欧洲局势仍不允许英国舰队在远东自由行动。莱热说,尽管法国政府需要英、美两国保证采取一致行动,法国政府还是一直在为中国做着大量的工作。
接着,我提及关于传说伦敦想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以便解决中日冲突之事。我间他,英国是否已在巴黎向法国提出调停间题。他说没有。然后我便告诉他,据来自东京的秘密报告,德国驻日使馆已向英国方面表明如果英国愿意为调停而负责劝说中国的话,德国愿意劝说日本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据了解,一个时期以来,为了结束中日敌对行动,英国一直在探求日本人的态度,但日本却一直拒不答复。我认为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向英国方面所作的表示,可能就是日本人给予英国的间接答复。我问,法国外交部是否已得到类似的有关情报。莱热回答说,他不曾从英国得到片言只字,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为了进一步了解法国意向,我说,假如一旦英国和德国试图进行调停,我估计,法、美两国可能也会参加。莱热向我保证,为了促成此事,法国当然愿意参加调停。我又说,既然处理远东事务应根据华盛顿九国公约,又由于当前的冲突使其他缔约国在此地区的利益受到影响,再次召开九国会议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莱热说,关于此事,时机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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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莱热说,英国大使在最近次访问重庆时,曾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英国政府转达四条建议,以供考虑。(1 )以贷款形式提供经济援助;( 2 )按照九国公约,并至少要根据1938 年]o 月26 日美国致东京照会中所衣示的态度,发表一个明确表示英国态度的公开声明;〔 3 )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来报复日本拒绝向各国船只开放长江航道的做法:( 4 )将国际联盟决议付诸实施。为了使莱热确知我的意图,我告诉他,英国对这四项建议加以考虑之后,必定要与巴黎和华盛顿进行磋商。我希望法国政府支持上述四条建议。莱热表示,他将仔细研究这些建议。
然后,我又问莱热,鉴于美、法、英三国曾照会日本,要求重新开放长江,日本的答复并不令人满意,美、法、英三国对此是否进行过协商。他说,未曾进行协商,巴黎正在等候华盛顿的消息,但华盛顿却无任何急于采取具体步骤的迹象。英国同样也不便采取主动,据他了解,也在等候美国的消息。
两周之后,我又会见了莱热。我首先提及上次同他进行的会谈。在那次会谈中,我们商讨了英、美、法三国针对远东局势,特别是在长江自由航行问题上,如何对东京采取共同外交行动。我还更具体地问他,对进一步的行动有什么设想或建议,是否正在考虑报复措施。秘书长回答说,上次对日本采取的外交措施毫无结果。尽管有人建议华盛顿考虑进一步采取共同行动,但由于前次照会毫无结果,美国政府认为,不宜再次递交外交照会。
我还提及报纸报道博内在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上说,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内,正掀起一个强大的、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运动。博内认为,当前形势要求其他国家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我间莱热先生,是否准备为此事采取外交行动。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随后,我提请他对议日的法租界的局势加以注意,日
第四卷出使法国3 即本人正在试图加以干涉。但他却再次低佑形势,认为间题并不严重。而且还说,法租界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日前并不存在任何值得法国特别忧虑的事情。
于是我再次提出经印度支那的过境间题,并谈到我送交法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正像我前一次与法国外长和莱热会谈时所讲的那样,敦促法国政府重新考虑限制中国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的1 937 年lo 月内阁会议决议。莱热告诉我,他仅在两天之前才看到备忘录,并说,正像前次所讲的那样,鉴于目前局势,法国政府无法改变限运政策。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阿题.蒋委员长,孔部长,外交部,及驻印度支那的中国代表都已发来电报。我请他务必以书面形式答复我的备忘录,间明法国的立场,列出可运和禁运物资的清单,以便中国政府在安排物资运输时能有所依据。莱热说,可以照办,并当即打电话通知亚洲科科长准备一份书面答复。
接着我又提出经广州湾过境的闷题。广州湾位千中国南部,广州西南沿海,根据两国间的条约,已租给法国。我告诉他,该地法国当局近来拒绝中国货物过境,中国政府认为,广州湾的地位与印度支那不同。因此我问莱热,去年10 月的内阁决议是否对广州湾有同等效力。
秘书长说,不仅同样有效,而且述更为适用。因为相比之下,厂-州湾是个很小的地方,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引人注目。尽管它是一块租借地,但在日本人看来,那里的法国当局应对发生的一切负责。日本人一直在向法国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它在过境问题上偏袒中国。
秘书长继续说,两天以前,日本人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如果日本人发现广州湾当局允许中国物资过境,他们就很可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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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领广州湾。这要比占领印度支那容易得多。印度支那是法国殖民地,因此也就是法国领土。日本人不可能毫不犹豫地立即对之发动进攻。而广州湾则是靠近华南战场的中国领土。除此之外,印度支那境内驻有军队,以防侵略,而广州湾却几乎没有任何类似的防御措施。日本动用海军陆战队在南威岛登陆,占据该岛,正表明日本对法国的不满。日本人声称,他们占领该岛乃出于不得已,因为法国拒绝改变其偏向中国的政策。
我告诉他,这不过是日本人的借口而已。我相信,无论怎么说,法国采取行动,将日本海军陆战队赶出此岛并不困难。莱热问我,这怎么能做得到?他认为,任何军事行动都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南海有大量日本军舰。法国能派出一艘军舰,日本就能派出三艘。所以法国无力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除非将整个舰队派往远东,而欧洲目前的局势又不允许这样做。于是我便询间法国有何打算,是否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莱热说,唯一可行之策便是提出抗议,但日本人并无意撤离此岛。
1 蛤8 年12 月22 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声明。汪精卫于1938 年12 月突然离开重庆,12 月29 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一项声明,公开主张要在接受近卫首相建议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阿题。于是,重庆迅速采取行动,于1939 年1 月1 日,汪被永远开除出党,并解除一切公职。
早在此以前,我就从陈公博那里察觉到风向。记得陈公博于1937 年秋因公来到欧洲,专程访问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和墨索里尼,想得到意大利对中国的支持。派他出国办理此事是因为齐亚诺在上海当总领事时陈就是他的好友。陈从罗马回来后来看我,并告诉我会谈结果。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对此行并不感到高兴,因为访间不太令人满意。意大利力劝中国与日本和解。同时,只字朱提意
第四卷出使法国3 , 1 大利对中国的支持。
1939 年1 月他到巴黎,有一天告诉我说,他收到了汪精卫的电报,要他立即返回。这已是在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后,我想电报是从香港打来的。当然陈与汪精卫一直关系密切,实际他是汪精卫最亲近的顾问,特别是在政治事务方面的顾问和合作者之一。他知道汪精卫想做什么,那就是同日本和解,靠日本人的支持在中国沦陷区另立政权。
如果我记得不错,陈公博表示他怕汪精卫会建立一个全新政权与重庆分庭杭礼,采取直接同日本和解的政策。他说,就他自己个人来讲,他不喜欢这种政策,而我们也极力要求他不要牵扯进去。他同意了,但最后长叹了一口气说,“我有什么办法呢?' ’作为汪精卫的一个私人密友,尽管他本人反对汪这方面的政策,反对汪打算采取的行动,但他不能让朋友坍台。他说,他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已经穿上汪派这件“湿衬衫”,现在怎么能甩掉,他说,“我得继续穿下去”。于是他就回去与汪结合了。
后来,汪精卫任南京傀儡政权首脑时,陈公博任立法院院长,是傀儡政府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一个高级官员。1944 年3 为,汪精卫因病到日本就医,陈又干了一件蠢事。经汪精卫坚决要求,他接替并代理了汪的职务,任傀儡政权的代理首脑。(汪死在日本后,他正式继任首脑。)抗战胜利时,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是如何。他去到日本,但给委员长写T 封信,说何时需要他回国,他就回去。在何应钦将军给他写信说委员长希望他回来时,他照办了。他被逮捕后很快就同南京傀偏政府其他成员一起受审,并被枪决。这确是、场悲剧,因为陈公博本人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有绅士风度的人,他不仅对朋友一向宽宏大量,而且对敌人也是公正而宽宏大量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对汪精卫的亲密感情,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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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声望和政治信仰。在这场悲剧中,他将自己的政治信仰服从于感情用事的友谊,服从子向汪精卫承担的个人义务。
在这一年的年底,1938 年12 月31 日,我在日记里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了总结。我写道:
由于对近卫提出的和平条件持有不同的意见,重庆这一年以悲观而沉闷的情调结束。报刊评论强调这种分歧,但这对我来说显得不太重要,因为汪在中国首都的影响和追随者相当有限。
这一年工作繁忙,无定时,得不到休息,紧张而又令人担心,由于徐州、九江、汉口、岳州和广州等地沦陷,令人沮丧的消息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我对广州实际上没有经过战斗就沦陷感到非常震惊沮丧。幸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和动荡之后,形势再度稳定,国外舆论开始重新估计中国继续抗战的决心。
在这一年里国外最令人高兴的消息是美国政府宣布向中国提供贷款,英国随之同意提供五十万英镑的信贷,用以购买滇缅公路用的卡车。英、美在远东合作的进展看来是在英、美贸易协定签订之后迅速取得的。
因此,1939 年1 月5 日,郭则范参事向我汇报巴黎主要报纸《 时报》 主编的电话消息的内容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消息说,哈瓦斯通讯社从上海发来报道说,日本飞机正在中国沦陷区散发传单。这些传单说,驻伦敦郭大使、驻华盛顿的胡大使、驻巴黎顾大使均已致电蒋委员长,支持近卫首相的和平建议.我为这种赤裸裸的捏造感到吃惊,因此立即发表声明否认此事,交由哈瓦斯通讯社发出,刊载在《时报》 上。
第四卷出使法国3 " 193 ,年3 月lO 日,外交部发来电报说,东京的广播声称我已致函在河内的汪精卫,表示同意他同日本人达成和平解决,并称这封信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外交部的电报说,这显然纯属捏造,委员长已命外交部立即给我打电报,以便由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我当然毫不犹豫地照办。这使我想起了在南京傀儡政权正式成立之后,汪精卫的两个密友叛离的事件,一个是汪的机要秘书高宗武(此人在日本受教育,日语讲得非常好),另一个是陶希圣。他们在把日本和傀儡政权要签署的条约草案由日文译成中文时,得知条约内容,觉得条文对中国十分有害,感到不应继续留在南京了。他们带着一份条约文本偷偷离开,交给重庆,要了相当高的价钱。但重庆政府毫不犹豫地加以接受、照价付款。
1 月11 日我到苏联大使馆拜访了苏利茨,通知他我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将要遵循的纲领,请他支持。苏利茨说,他对问题不大熟悉,所以他本人对参加会议不太积极。但他要我给他一份中国代表团将要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备忘录,最好能说明中国政府的最高和最低愿望。他说,他这一要求是为了作好准备,以便尽量给予支持。他还说,中国代表团可能会遇到不好更改自己的建议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由他这样的第三者提出折衷方案是可取的。1 月15 日我抵达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的会议,会期不长。就中国而言,我在会议上所作努力的直接结果就是l 月20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撤销1937 年lo 月和1938 年2 月的决议,并要求各成员国为采取有效措施援助中国进行协商。这至少是朝共同努力的方向迈出了一步。1 月21 日我签署并向国联发出一份反对匈牙利承认“满洲国”的抗议书。
我愿意提一下在行政院会议(第104 次会议)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我国代表团已经准备了一份要向行政院提交的决议草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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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议上我陈述了提出草案的理由。在我发言之后,英国代表巴特勒立即发言。他称赞我的发言,但对中国的决议草案却表示反对。结果建议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详细审阅中国草案。委员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对我国草案要.氛之一的决议第一部分,即关于有必要成立协调委员会以采取有效措施的内容。这一段遭到不少公开和暗地的反对。最后苏利茨大使提出他的所谓折衷草案,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早已准备好的草案,但照他的意见预先交给他的(前已提及),以便作为第三者提出的草案。这一草案稍加修改即被接受,特别是得到英国的支持。我提及这一事件,是为了说明当时苏联在国联是很愿公开同中国合作的。
另外还有一个引起争论的具体间题。在我所提交的中国决议草案里有一段表示赞同英、美分别于1939 年1 月14 日和1 , 38 年12 月31 日的照会中所作的声明。巴特勒先生强烈反对我提请大会赞同这两个声明。最后我们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以至于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僵局,我草拟了一份折衷方案,交由苏利茨先生提出,他立即照办了.
1 月29 日就在离开巴黎到里维埃拉度短假之前,我设午宴宴请那齐亚。他在被任命去莫斯科之前,一直是法国驻华大使。他即将前往莫斯科任法国驻苏大使。在简短的谈话里,他进一步证实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布雷维对中国军用物资过境运输间题很胆怯。他说,布雷维作为文官,不愿意承担不是绝对必要的责任。总是将过境运输问题上交巴黎,请求指示。这种做法,为法国政府,特别是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尽量援助中国的殖民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这次谈话中,那齐亚还劝中国在困难情况下还应坚持直到欧洲战争爆发― 他确信一定会爆发。因为到那时中国的问题将会在解决世界全盘问题中得到解决.他的观点同我的以及委员长
第四卷出使法闰3 弱的观点完全一致,
2 月7 日,外交部发来电报,传达显然经过充分讨论,并经政府仔细研究后批准的指示。电报首先提到,对1938 年12 月24 日的法国政府备忘录业经研究,因此中国政府要表明事态的发展对中国抗击侵略的前景将产生重大影响。法国坚决反对为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提供过境便利。中国政府对此深感失望,据来自华盛顿的最新报告说,美国政府已经命令美国驻巴黎大使向法国政府交涉,以便能在印度支那向中国提供充分的过境便利。
我于1939 年2 月16 日与美国大使蒲立德先生进行了一次谈话。蒲立德说,罗斯福总统指示他与法国政府商谈此事,以帮助中国解决此问题。他已经见到了达拉第、孟戴尔、博内和莱热。他发现达拉第非常同情中国,并表示愿意帮助。蒲立德认为法国外交部没有将全部情况报告达拉第。他发现殖民部长孟戴尔也表示同情。但是博内似乎对此事不甚感兴趣,好像他把此事完全交给莱热办理。蒲立德认为,莱热是反对为中国提供过境便利的主要人物。蒲立德后来谈到有关的欧洲形势,法国曾要求美国在提供军用物资方面予以帮助。美国政府已给予大力帮助,但它仍要求美国给得更多些。他认为,如果法国对印支过境便利间题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美国政府可能也拒绝继续帮助法国二我表示,这可能是让法国看到帮助中国的必要性的唯一办法。
我说,法国人一向害怕日本人会进攻印度支那或破众越铁路。日本人占领海南岛后,法国人更加胆怯。每当要求他们给予中国军用物资过境运输的便利时,他们总是要求得到在日本人进攻法属印度支那时美国给与合作的保证。
蒲立德说,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美国没有理由帮助法国保卫印度支那,也没有理由帮助它压制别国人民。如果法国愿意继
朋(顾维钧州忆录缩编
续占有印度支那并保卫它,那是法国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国军用物资过境问题则是罗斯福总统和财政部长摩根素深为关切的事情。他们二位都想知道法国人将采取什么步骤来援助中国。蒲立德相信,如果罗斯福总统在三月初返回华盛顿时,发现此问题仍未解决的话,他一定会亲自找法国大使谈话,表明他希望法国在这个同题上帮助中国。
2 月2 。日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长博内。我说,一个时期以来,日本一直寻求意、德两国的援助。日本已经从柏林得到了十五亿马克的贷款,用来向德国购买军用飞机以及其他武器装备。日本得到贷款后已向德国订购了一千三百五十架飞机。在提供这笔贷款之前,德国坚持向日本索取交换条件,要求日本海军合作,为罗马一柏林袖心国在欧洲的利益效劳,意大利也向日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对博内说,日本占领海南岛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切断向中国运送物资的渠道这一目的。
我对他说,我高兴地注意到,继法、英两国政府之后,美国政府就日本占领海南岛一事在东京采取了相似的外交行动。我说,美国的行动表明法、英、美三个民主国家的政策的一致性,如果抓住目前这个机会发展这三个民主国家在远东的团结和合作,也会为三个国家在欧洲的合作铺平道路。因此,我建议外交部长考虑对日本占领海南岛的肆无忌惮的行径采取具体措施进行报复。我接着说,首先我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停止从印度支那向日本提供军事工业必不可少的铁矿石、煤、水泥等原料。第二,我建议法国政府立即向华盛顿和伦敦提议:法、英、美三国共同限制日货进口。第三,我要求法国政府取消禁止中国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决定。
我又说,尽力援助中国也是符合法国利益的。我本人一向希望
第四卷出使法国3 盯欧洲的形势不会恶化。但是,如果不幸发生冲突的话,就更有必要由中国将日本牵制在中国的领土上,这样,中国就成为第一道防线,可以保住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外交部长听了我的长篇陈述以后,表示对我的讲话很感兴趣、关于头两个建议,他表示他一定提出来同有关各部加以研究。他认为,采取商业性质的报复措施可以考虑。关于过境运输问题,他说,法国政府准备允许以往禁运的某些军用物资过境。法国这样做是为了向日本表示法国进行报复的意思。
博内还告诉我,美国大使蒲立德前几天会见过他,并同他商谈了援助中国的一批美制卡车过境运输一事。他作为法国外长已向美国大使保证,一定下令允许这些卡车通过印度支那。关于撤销原内阁禁止军用物资过境的决定一事,博内对我说,他将向政府中其他成员提出这个间题。
第五节促进中、英、法之间的合作
1939 年3 月下半月,蒋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决定正式和英、法两国政府就军事和经济合作以及在远东地区英、法两国和中国之间的联合防御间题进行接触。1 , 39 年3 月24 日外交部来电把三方合作的四项原则草案通知我,并期望最终能包括苏俄和美国在内。
我可以指出,这是中国方面作出的一项十分果敢而又及时的建议。可以说,在那时,中国推行着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当然这是由中国的战争形势所促成的。中国有关实现中,法、英三国之间军事合作的想法一开始就颇为灵活。中国深信,这种合作是制止日本进一步侵略和迫使日本合理地解决中日冲突所必需。但是,关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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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方式和方法,中国并无固定的想法,因为中国很了解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观点和抉择,并且每个国家不仅在其国内政治形势方面,而且在外交政策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都各有自己的间题.为此,中国有意识地把方式方法以及条约的形式都留待共同商定。
因此,在向法国提出这一间题时,我向他们讲明,我在伦敦的同事也在进行同样的步骤。中国强烈希望英、法两国在军事上和中国合作,同时希望这两个西方国家彼此保持联系。至千是否要达成一项三方协定,或者协定是否应采取双边条约的形式,在目前是无关紧要的。在最初阶段,当我应法国外交部的要求以书面形式的备忘录送交他们时,郭泰棋在1939 年4 月12 日信中通知我,英国外交部告诉他,在英国看来,远东局势尚未达到需要研究中国建议的阶段。但是,英国人说,他们将把中国的建议与英国政府对政治及国际总形势的考虑联系在一起而牢记在心。郭泰棋说,这正是他差不多预料到的那种不明确表态的答复。他问我是否已得到任何有关法国反应的答复。我在访间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之后,于4 月14 日给他写了回信。
我问莱热,法国政府是否已就此事做出决定。他说,我给他的备忘录现仍在研究中,但是由于欧洲局势严重,未能予以必要的关注。我向他提出,中、法进行合作和互助的问题要结合对欧洲总形势的考虑来研究,这尤其是因为近来已很清楚,德、意、日袖心国一直在密切合作以推行其扩张和侵略的共同政策。我说,日本作为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它在远东的军事活动一直是密切配合德、意两国在欧洲、特别是在地中海的活动的。我指出,日本吞并南沙群岛正发生在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前夕,值得注意.
我问莱热是否收到过有关报道日本和德、意两国之间已结成
第四卷出使法国3 卯军事联盟的消息。莱热说,这项计划已成泡影,因为日本政府内部意见分歧,高级的文官和天皇的侍从反对这种联盟。我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业已解决。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鼓吹这样做,并肯定将尽力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因此,我要求他,一侯法国政府研究了中国提出的互助条约的问题并得出结论,立即告我。莱热表示同意。
接着,我向莱热谈到法国政府在财政上援助中国的问题,并把美、英两国政府在资助中国方面所做的工作通知他。我略述了中国政府指示我提请法国政府考虑的三种援助办法。第一,为稳定中国货币和外汇提供基金;第二,给予信用贷款以便于中国西南地区某些铁路和工业企业筹集资金;第三,降低经印度支那运交中国政府的供应物资的过境税。我交给他一份备忘录,说明中国的看法和要求。
话题回到欧洲总形势上来。我说,自从我和他上次谈话以来,发生了另一严重事件.即意大利征服了阿尔巴尼亚。我说,据新闻报道,伦敦和巴黎已同意发表保证希腊和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声明。我又说,如果发表这样一项声明,我认为可能起到阻止进一步侵略的作用。
莱热说,声明刚刚发表,而且把罗马尼亚也包括在内。但是声明是否会起到预期的遏制作用,则还须等等看。但就法国而言,已在欧洲以及非洲所有的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军事部署.法国已经做好了一切应急的准备,即使明天爆发战争,法国也不会措手不及。战争是否会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取决于下周的事态发展。如果德、意两国继续认为法、英两国没有战争准备,并由于相信英1 法集团会在两个月内被击败而认为目前是进攻的最好时机,那么,希特勒和墨素里尼很可能会立即进攻,这也就意味着爆发战争。(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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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当时的形势是多么紧张。)
4 月18 日,我和美国大使蒲立德在美国大使馆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我首先把大约两周前我交给莱热的有关中、法合作间题的备忘录的内容告诉蒲立德,并说,我曾建议我国政府把一份副本交给他(蒲立德)转呈罗斯福总统。中国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示我要求美国大使,同时也请求罗斯福总统,如属可能,对此建议设法予以支持,
蒲立德说,根据备忘录的第四点,似乎中国希望让英、法两国对日宣战。他伺,中国的意图是英、法两国立即向日本宣战并参加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还是在欧战爆发的情况下才进行这种合作或者参战。我回答说,是后者。中国并不要求英国或者法国立即对日宣战。
蒲立德进一步问道,如果和法国或者英国达成任何协议,申国政府是否即予公布。我说,我认为不会。协议将保密,而于时机到来时执行。我说,我国政府的意图不是要使英、法两国卷入对日战争,但是由于欧洲的严重局势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中国政府为了表示对英、法两国长期坚持的和平事业的忠诚和同情,准备与他们通力合作,以保卫他们在远东的属地和利益。我说,中国政府认为英、法政府当然一直在考虑欧洲爆发战争时保卫他们各自在远东的属地和利益的问题。
蒲立德认为中国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并同英、法两国是否将此建议转告美国。我说,就我所知没有转告。我从上次和莱热谈话中得知,法国政府已向英国探询它对中国建议的看法。在伦敦的郭泰棋认为英国政府尚未就这一问题同美国政府接触。我又说,中国政府嘱我请求蒲立德把中国的建议转报罗斯福总统,因为胡适博士病体尚未完全康复,目前不能晋渴罗斯福总统。
第四檬出谏法国401 三天前,也就是4 月15 日,罗斯福总统以致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方式向德、意两国发出呼吁.这封信要求保证不侵略三十一个被指名的国家,并建议讨论裁减军备。我在提到罗斯福的这封信时,对蒲立德说,这封信非常好,逼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无法回旋。蒲立德说,这封信逼得他们进退无路,使他们不得不暴露其真实目的。
次日,我在苏联大使馆与苏利茨大使会见。一开始,我就告诉他,英、法、苏三国有关欧洲目前局势的互助条约的谈判结果将对中、日冲突和远东的总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想知道缔结条约的前景如何,条约范围是否真的只限于空军支援,援助是否为相互的,以及立即缔结条约有哪些障碍。苏利茨回答说,会谈一直限于一般性问题,还没有涉及任何具体计划或建议。至于报载援助范围只限于空军领域或只限于物资和经济方面,这些只不过是猜测而并非事实。
接着,我间和英国或者和法国为缔结互助合作条约所进行的谈判是否涉及远东的局势,远东局势终究是一个明确的国际侵略间题。苏利茨回答说,就他所知,没有涉及远东。会谈只限于欧洲的一个地区,甚至不包括整个欧洲。但是,他认为如果这个有限的条约缔成了,必将对远东产生有利的影响。然而,他重申条约能否缔结,仍然有点难于断定。
关于罗斯福总统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信,我说,它当会使独裁者在执行进一步侵略计划时踌躇不决.苏利茨说,这是一个迫使德、意摊牌的极好的姿态,而他们回答这封信,是很困难的。我说,如果英、法和苏联建立联合阵线,并以美国作为最终要参加的伙伴,则这种联合的力量将强大得足以使德、意两国在进一步侵略之前要再三加以考虑。苏利茨说,民主国家集团的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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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比轴心国丰富,而且他们的联合军事力量占有这样大的优势,和平阵线的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成同题的。他相信,如果和平阵线能够建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不敢发动战争的。
为推动实现中国提出的与法国合作的建议,我的习惯做法是使法国内阁的重要成员随时了解情况,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因此,我设法争取雷诺的支持,他当时是法国内阁的财政部长,并且是一位重要而有影响的内阁成员。同样,后来我也和殖民部长孟戴尔交谈。据我了解,孟戴尔在内阁中和雷诺密切合作,这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达拉第总理的凉解和支持。
我在4 月20 日会见雷诺时,一开始就提出了中、法合作间题。这次我向他提出这个间题,是以我对法国外交部的陈述和我送交法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为基础的。我给他看了一份抄本。雷诺缓慢又仔细地阅读了备忘录,然后说,他完全同意备忘录的论点。
雷诺在谈到中、法在财政经济方面合作时说,这是在欧洲的危急局势下以及在对法国财政部和法国的资源提出众多需求的情况下,实际能提供多大财力的间题。
我给他一份递交法国外交部的有关财经合作的备忘录抄件。我要求他翻阅一遍。雷诺缓慢而仔细阅读备忘录内容之后说,关于第一项为稳定中国货币和外汇基金提供资金间题,这件事已予注意。他询问中国的财政货币情况,以及美国对中国有何援助。我告诉他;中国货币保持稳定,得到人民的信任。事实上,自从1935 年n 月货币改革以来,一直如此.在国外的外汇储备,中国需要充实,因为从国外大量购买物资和供应品,外汇甚紧。至于外国援助,我说,美国政府一直在而且继续在购买大量中国白银。此外,美国政府在实际购买之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信贷。1938 年
第四卷出使法国403 12 月,美国政府给予一笔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供在美国购货之用。随后,英国政府仿效美国,同意保证由英国银行提供五百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货币和外汇的资金,同时还提供一笔五十万镑的出口信贷。此外,他们通知中国,可以期望得到另一笔三百万英镑的信贷。
我希望法国能作出类似的表示。雷诺说,由于追加的军费开支庞大,他认为有必要制订新的财政改革计划以增加国家收入并应付当前危机。这个计划包括为稳定中国货币提供资金。他还说,每当试图革旧立新时,总有可能遭到反对,因此,他预料在前进中必有困难。他说,他知道革新者是从来不受欢迎的,但是局面是严重的,改革势在必行。他强调说,改革一定要实行。他要求我给他几天时间,然后他才能对这个间题讲得更明确些。
关于供建造铁路用的信贷间题,他说,他原则上已表示赞成。关于中国供应物资经过印度支那的过境税间题,他间我已否见到孟戴尔。我回答说,我将在两三天后会见这位殖民部长。谈到远东的国际局势,雷诺说,苏联可能对远东的冲突非常关心.他间,苏联为援助中国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其中有价值五亿卢布的军需物资。他又间,自前莫斯科是否愿意提供更多的援助.我说,苏联正和中国大使在莫斯科商谈进一步援华。
两天后,我会见了殖民部长孟戴尔。我对他谈了许多间题,其中之一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法军事合作问题。我告诉他,我曾就中、法两国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会晤,并按照莱热的希望,送交了一份有关这一间题的备忘录,其中概述中国政府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具体意见,请法国政府考虑。我还告诉他,莱热当时就给我答复说,这个间题最后将提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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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讨论。我表示希望在内阁讨论时,他能支持这项建议。同时,我把一份备忘录的抄件交给他。孟戴尔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备忘录之后说,4 月g 日最高国防委员会曾举行一次会议,他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外交部长根本未谈这个问题。孟戴尔又说,殖民军.急监布吕尔将军出席了那次会议。布吕尔说,鉴于欧洲的严重局势,可能导致战争,有必要考虑到不测事件。布吕尔还说,如果发生冲突,中国的合作对保卫法国利益和法属印度支那将是必不可少的。布吕尔主张应考虑这个问题,着手谋取中国的密切合作。但是,盂戴尔告诉我,外交部长看来是持怀疑态度,而未加评论。孟戴尔估计法国外交部将持否定态度,但是他说,如果中国的建议提交内阁,他肯定将全力予以支持。
接着我对孟戴尔谈了法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并把我送交法国外交部备忘录的抄件给了他,前此我也给过雷诺一份。他看完之后,我们就其中各点进行了讨论。
关于降低经过印度支那的中国供应品的过境税间题,他说,这是一个对印度支那政府的财政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远东的局势使得印度支那有必要把陆军增加到五万人并建立一支空军,他已为此向荷兰定购了五十架飞机,不久即将交货。这意味着大量增加支出。多亏增加了收入,他才得以就地解决这些防务措施的开支,而不用求助于宗主国的财政部。他说,虽然如此,他想尽可能帮助中国。因此,当他最近知道总督一直在对经过印度支那的中国供应物资征收4 编的过境税时,他由于认为太高而加以干预,结果将某些供应物资的过境税降低到1 写。
关于军需物资,我说,根据1930 年5 月的中法条约,中国确实有享受免税的权利。我请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备忘录所附的供应物资清单都是中国军队使用的物品。他说,他已经注意到这张清
第四卷出使法国405 单。他觉得中国的财政不是很紧张,支付过境税算不上一项重负。可是,他将研究一下这个间题。如果他查明这笔过境税在印度支那政府收入中不占很大部分,他将乐于降低。
关于在云南设立某些工厂以制造爆炸品和火药以及制造为生产军需物资所需的某些中间产品问题,我说,我希望孟戴尔协助促其实现。我又说,这件事曾经是我们过去多次谈话的主题。他回答说,鉴于欧洲局势,法国政府的需要与支出日益增加,以致财政拮据;并鉴于执行这项计划所需款额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他认为不易安排。我随即给他一份中国专家精心制订的规划,并说,我知道这些工厂如果经营有方,是有利可图的,投资能在数年内收回,因而为银行贷款或信贷提供保证不会有多大风险。
孟戴尔问谁是代表,他们代表哪些部门。我解释说,他们一共三人,一位代表兵工署,另一位代表经济部,第三位代表中国建设银公司。我说,交给他的规划是由这三人在某些法国专家协助下制订的。我要求孟戴尔第一步先指定一位或几位专家和中国专家一起审查规划内容,同时设法获得必要的财力援助。
孟戴尔说,这项规划确实意味着法国应提供财力以促其实现。我指出,所需的一小部分款项可以在中国国内解决,因为有很多中国实业家被迫把他们的工厂从上海迁往内地,或者他们在上海的工厂已停产,因此,他们很愿意投资于真正殷实的企业。此外,规划还考虑了印度支那的战时需要和平时需要。我要求他抽时间看一下这个规划,在我看来,这个规划制订得很周密。他说,他一定仔细阅读,而且虽然他感到难于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但是他仍乐于和我合作,看看怎样实现这项规划,他希望能在下周提出较为具体的意见。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间题是欧洲局势,我间他对欧洲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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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局势如何看法,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有关缔结互助条约的会谈进展如何。按照我的观点,我极力主张这三个国家缔结的任何互助条约最好把远东包括进去。孟戴尔对我说,他认为欧洲战争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未必是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想要发动战争。他说,危险来自他们两人仍然认为,如果他们对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英、法两国现在还会像在慕尼黑时那样屈服。然而,孟戴尔相信,如果战争果真爆发,德、意两国会彻底被打败,而且也不会是一场长期战争.
关于上述三国之间的谈判,他说,谈判仍在拖延,不是由于有实际困难,而是由于那些正在进行谈判的人并不真心打算把谈判推向结束。他认为,英、法两国的谈判人仿佛内心并不真正急于和苏联缔结这样一个条约。他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即远东应该包括在条约之内。但是,他说,目前英、法两国仍反对把合作范围扩大到他们自己不能对之负责的地方,虽然如此,他相信美国对太平洋和远东非常关心,并愿意把远东包括进去。他认为,如果美国坚持,是会缔结一个包括远东在内的条约的。
4 月28 日,我再次走访孟戴尔。关于英、法与苏联之间互助条约的会谈,我再次告诉孟戴尔,我认为把远东包括在这样一个条约之内,不但对维护欧洲和平有益,而且有助于印度支那的安全。我说,互助是任何保卫和平的计划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但是要真正有效,它就应该基于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集体安全原则。我说,现在更为如此,因为日本已被公认为反共产国际协定中德、意的伙伴,并积极和它的或洲的两个同伙一起活动。我说,为了使苏联忠于拟议中的互助条约,应向苏联保证不必担心在远东会由苏联单独去抵抗日本侵略。
正如我所预料的,孟戴尔表示对这一点原则上完全同意我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407 看法,尽管他说他不知道苏联曾否要求把远东包括在拟议中的欧洲互助条约之内。
关于日本的目前形势,孟戴尔说,根据在美国获得的情报,日本的态度现在似乎比较合乎情理,因为日本已开始感到黄金储备枯竭和原料特别是钢铁短缺。他说,美国现正设法尽量向日本出售非军用物品,以增加它的重负,同时,正削减日本军事工业所需原料的供应.他说,可以设想,再过四个月,日本疲弱的形势将进一步吃紧,日本将不得不谋求中国问题的解决.
几天前,法国外交部一位代表曾打电话告诉我,印度支那过境税已经获准取消,而且印度支那总督已经得到指令。我自然和盂戴尔谈到此事,并代表我国政府和我个人对他表示感谢。我还说,这一友好帮助的新姿态肯定会使我国政府感到十分满意。我问孟戴尔是否已看了拟议中的云南省工业发展规划,特别是关于以法国财政和技术援助建立的某些工厂的那部分。他回答说,他已经看过规划的大部分,并发现其中提到的某些企业已在或者正在印度支那建立.例如,他说,根据指示,一家制造子弹、炸药和爆炸品的工厂不久即将安装设备,半年后即可投入生产。一家制造飞机和飞机零件的工厂也正在兴建。另一家制铝工厂已经设计,十个月后即可开工。一家子弹工厂不久就能每天生产五万发,如有必要。产量还可提高一倍。孟戴尔接着说,因此,中国的规划似乎和已经设计的或正在印度支那建造的法国企业重复了。他本人就需要各种技术人才,如果有中国技术人员,他也想利用他们来帮忙。我认为,鉴于印度支那和中国西南地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规划强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法合作。因此,规划本身也考虑到印度支那的儒要。如果斋戴尔已经开始经营如他方才所提到的某些企业,我对此感到高兴,并认为中国对此也会表示欢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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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们将有助于供应中国的藉求,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能够也愿意成为主顾。
盂戴尔说,他的目的不是让中国仅仅成为主顾,而是欢迎中国在这些企业中进行合作。对此,我说,这正是我为什么要求孟戴尔指定一些法国专家和中国专家一起研究我交给他的规划的原因。在此,我就中、法、英军事合作问题补充几句。4 月22 日,也就是我为这件事第一次正式会晤殖民部长的那天,我派郭秉文参事访问了法国外交部亚洲司的肖维尔,为的是从那里了解一下是否事情有新的进展.郭秉文回来向我汇报说,肖维尔称,推动中、法、英兰国军事合作的准备工作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已将我们的愿望告诉美国,法国就将与华盛顿联系。
4 月27 日,我收到李石曾关于这个间题的私人来信。李石曾以非官方的身分在中国大使馆和法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充任重要的联系人。来信说,他认为积极和法国谈判以实现中、法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了解他这一观点的依据,我于次日走访了他。他告诉我说,他曾于4 月25 日见到莱热。关于李石曾提出的构成中、法军事合作条约的三点,即互不侵犯、把争端交付仲裁和互助,莱热评论说,在互助方面,法国政府曾不时地尽力而为。但是,当间到目前是否可以认为进一步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时,莱热说:“是的。”据李石曾说,当他问到谈判将在巴黎还是在重庆举行以及中、法两国可以采取何种形式互助时,莱热的意见是,中、法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因而只有在保卫印度支那边界方面,中国能对法国有所帮助。
李石曾告诉我,他对莱热回答说,中国还可以往欧洲派遣军队,这是蒋委员长在重庆对他谈的。他还告诉莱热,头年夏天.蒋委员长、宋子文、李石曾本人以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汉口和法国大使
第四卷出便法国409 那齐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谈。那齐亚曾说,这件事超越了大使的职责,因此他不愿意继续会谈。
在这背景下,我于1939 年5 月2 日再次访问莱热,特为催促他对中国提出的中、法、英合作的备忘录给予答复。总的来看,莱热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做出的各种答复清楚地表明,法国外交部至少对远东局势的重要性,或者对把这个问题包括在三国合作的总协议之内的可取性没有深刻的认识,
关于这次会谈,据我的记录所载,我先问他,法国政府是否已更仔细地研究过我送交给他的备忘录,他能否简略介绍一下法国政府的反应。由于莱热好像还不准备给我任何答复,我就问法国政府是否已向华盛顿谈了这件事,以及是否已从伦敦得到了任何表示。
莱热回答说,美国政府的态度如何,我和他都是熟知的。对华盛顿谈军事合作是不可能的。迄令为止,只向美国政府提出过经济措施问题。至子伦敦,他说,未接到答复,但是为了准确,他把亚洲司副司长肖维尔叫来参加会谈。在回答莱热提出的问题时,肖维尔说,未收到伦敦的答复,只不过从法国驻伦敦大使馆那里了解到一些迹象,这些已转告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参事。
接着,莱热说,法国的态度已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明(这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法国已先行采取了两三个步骤援助中国.但是,关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间题,只有在英国和美国也同时参加的情形下,法国才愿意进行。事实上,他说,如果欧洲发生冲突,欧洲将迫切需要英、法两国的海军和空军,以致没有军队可以派往远东。唯一能向外派出军队的国家是美国。因此,最后如果发生这种武装冲突,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实际行动只有依靠美国。(我的印象是他在清楚地说明,从实际的观点看,法国的合作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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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说,中国政府已将送交英、法的建议通知美国政府。莱热说,鉴子美国对军事合作的态度,法国政府本身认为不宜向美国谈这件事。
为促进实现美、英、法、苏在远东合作的政策,重庆政府和在法国的我本人都迫切希望知道美国对这种合作的态度如何。4 月23 日和29 日,我曾电询我在华盛顿的同事胡适,并于5 月3 日收到了他的机密复电,他对我去电中提到的一些看法表示赞赏,并把情况告我,这些情况他也已电告重庆。从外交部随后的来电判断,他给重庆的电报更为详尽。因此,我想谈一谈外交部的来电,该电将胡适给重庆的报告转告了我。
外交部这份电报的日期是1 关9 年5 月6 日,即我接到胡适来电后三天。外交部来电称,关于四国合作的原则,胡适于5 月2 日从美国政府获得口头答复,大意是美国政府对于和所提到的其他国家合作及采取平行行动的态度已在白宫和国务院发表的各项文件中表明,而且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大使馆应已注意到这些文件的内容。(纯属避免正面回答的外交辞令户
外交部来电续称,胡适报告说,美国人士在非正式谈话中说.按其政府体制,美国无法批准这种合作,并认为英、法两国政府必定了解美国政府体制在这些方面的限制。华盛顿的观点是,如果英、法两国认为他们自己必须等待美国的合作才能采取行动,这种态度实际上等于逃避责任。至于“平行行动”一语,胡适报告说,美国认为,它的意思是不受其他政府行动的任何约束而采取的行动。对美国来说,它必须根据在美国政府看来是某特定局势下之所需。荟
换言之,它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领导人的自由选择和决定。胡适还说,他本人认为美国政府的两位领导人(想是指总统和
第四卷出使法国411 国务卿)的政治手腕比史汀生任国务卿时的态度和手腕高明得多。胡适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提出意见说,与其“打草惊蛇”,在美国国内激起不必要的反对,不如待机而发,以便获得更好的效果。作为一位学者,他这种个人建议和观点是十分典型的。
外交部来电接着分析了胡适的报告.它说,从美国各方面告诉胡适的话中探寻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意思似乎是,只有英、法两国先采取措施并做到适当程度,美国才可能决定采取某种相应行动。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体制的固有限制,它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事先就承担义务。外交部的看法是,英国方面应该在了解美国政府体制的基础上予以理解及合作。至于美国,只有在华盛顿认为时机到来时,中国才能指望其合作.据此,我们应立即设法促使英国行动,至于美国,我们只能在适当时刻方能敦促它合作。来电最后希望我自行斟酌决定以推动此事。可惜,胡适的电报和外交部的指示都是言之无物,无所裨益。
多利韦先生5 月16 日对大使馆的访问以及我和他的会谈,清楚地使我了解到关于援助中国及与中国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缔结合作条约方面法国一方的情况。多利韦是国际和平大联盟的秘书长,陪同他的梅南是法国国民议会的援华集团秘书长。多利韦向我解释说,他来访的目的是和我商量促进中、法合作的方法。这是由于法国政府人士真正对集体安全原则发生兴趣,这已由目前正在进行的以缔结互助条约为目的的会谈得到证明。这种会谈是以英、法两国为一方,其他某些国家为另一方进行的。他说,国际和平大联盟的领袖们认为推动实现中、法合作的想法或许正合时宜。他说,这种想法是要在法国议会中的援华集团中形成统一意见二这个援华集团已有二百零五名成员,并能增加到四百名左右。这将构成国民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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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解释说,援华集团正在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次会议,并将把纲领提交会议批准。他指出,在目前议会的其他十四个议员团中有十三个在援华集团内有代表,但是他们都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集体的代表参加这个集团的。他说,法国人民社会党是一个反法西斯的议员团,它是唯一没有代表参加援华集团的议员团。他还说,总的来看,人们普遍对中国间题表示同情,尽管活动只限于个别的议员团。
多利韦接着说,即将提交援华集团的纲领包括下述内容:1 .同意拨款四百万法郎。这笔拨款国民议会在两年前即已通过,但是被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卡约搁置起来。多利韦说,这笔拨款原打算作为捐款赠给国联筹划的防疫基金。他说,在人道主义援助项下,法国储存价值一亿法郎的医药用品,这些物资由于其性质关系,不能无限期地放置不用,否则即将迅速变质。因此,建议法国政府授权将这批物资送往中国,而不送往西班牙共和国,因为后者已不存在。
2 .增进中国和印度支那之间的商业上的便利,鼓励双方之间的贸易。
3 .引用美、英两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范例,敦促法国政府提供同样的援助,特别是为稳定中国货币提供援助,并给予中国以商业信用贷款。
4 .缔结中法政治合作条约以促进共同安全。
5 .将中国包括在法、英两国和其他某些欧洲国家之间当时正在谈判的集体安全总计划之内。
多利韦还说,法国的政府领袖和一般民众似乎没有认识到远东局势和欧洲局势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国民议会中的援华集团展开一场法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从而引起国内普遍
第四卷出使法国引3 关心,和汰识中、法两国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必要性。他认为.其结果还将会对法国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
多利韦说,他在美国时,美国领导人一再对他说,尽管美国不能同意帮助法国或英国保卫他们在远东的某个殖民地或领地,它仍然准备提供援助,以维护美国人民认为是保持世界和平所必需的某些原则和理想。
多利韦然后就下述作法是否适宜征求我的意见,由国际和平大联盟派遣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在即将召开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访问国联行政院主席并敦促国联行政院支持中国的呼吁。他说,由于对国联的兴趣锐减以及某些法国人士对于设在日内瓦的这个机构缺乏同情,这次是杏宜于派遣代表团的间题就提出来了,尽管国际和平大联盟过去一直是这样办的。我说,如果派遣代表团不存在任何不便或困难,那肯定是很有益的,尽管代表团过去的努力并未对国联行政院的态度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如果由于费用或其他原因而在这次不易派遣代表团,则我认为不是非派不可。我建议由国际和平大联盟写一封信给国联行政院主席,敦促支援中国。如果这封信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初期送达国联行政院主席,则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多利韦认为这一建议非常正确,并说,除了给国联行政院主席写信外,同样的信将同时送交法、英两国代表团。我在其后和法国国民议会的援华集团秘书长梅南的会谈,和我们的前次会谈一样,揭示了法国政治舞台的真象。梅南于6 月2 日再次来访,把法国国民议会的援华集团成员的名单交给了我,当时约有三百五十人.据他早些时候告诉我,这些人代表法国国民议会中除法国人民社会党以外的所有其他议员团。名单上的人构成了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
关于中国,梅南继续说,他们是同情的,是愿意援助的。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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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依靠他们所属各省的选民,这些选民中有些人十分保守,并不总是赞成共和政体的法兰西。他说,具体到中国间题,虽然感情几乎是一致对中国友好,但是授华集团名单上的成员所代表的选民却属子各不相同的性质,有些人十分开明,另外一些人比较保守,甚至属于右派。他说,很明显,能从这个集团获得的最大帮助就是让它运用对政府的影响,以便为中国获得更具体的援助。梅南说,援华集团的一个代表团曾访问达拉第和博内。达拉第的答复是,他完全同情这个集团援助中国的想法,而且政府将尽一切力量实现这一目的。但是援助能力受到一些情况的限制,其中之一是在欧洲目前局势下法国可用于支援的物力不如美、英两国雄厚。法国政府将在可能范围之内给中国以财政援助。
梅南说,和博内的谈话表明,法国外长不像达拉第那样有同情心或对远东那样感兴趣。但是博内的确说过,法国政府准备以不使法国政府在对日关系方面感到为难的方式进行援助,这在目前不得不对付日本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博内说,把日本进一步推到德、意两国的怀抱里,肯定是不可取的。博内还告诉援华集团说,政府已决定提供五亿法郎的财政援助,这是法国政府同情中国的很好表示。
第六节日本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猛烈冲击所引起的反应
1939 年6 月巧日早晨,几乎所有法国报纸都在头版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日本封锁天津英国租界的消息。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日本竟敢在英国太岁头上动土。在伦敦,根据那天早晨报纸的报
第四卷出使法国415 道,英国首相张伯伦对于日本的冒犯显然认为十分严重。他在下议院暗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锁,有可能对日本进行经济报复。6 月21 日,我去法国外交部拜访了莱热。我同他谈了几个间题,其中我也提出了日本封锁天津英国租界问题。我告诉他说,中国政府以极大的关切看待日本的封锁,要求交出四个被说成是与某些暗杀有关的中国人,仅仅是日方的一种借口,其真实意图是试探英国的政策和实力。如果英国这次屈服,它在天津的租界就要丧失。而且这将是日本进一步进攻中国其他地方的外国租界的开始。日本所以要挑出英国来进攻,而暂时对法国和美国礼貌相待,纯粹是一种策略。毫无疑问,如果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国和美国的利益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告诉他说,据我从伦敦收到的消息,英国政府仍然希望就地解决。但是,如果这个希望不能实现,而且日本仍然蛮不讲理,则英国政府有意对日本采取经济报复措旅。因此,中国政府希望法国政府能与英国合作。我还说,英、法团结一致在欧洲很有效,在远东也需要这样。我并告诉他,虽然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法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持保留态度的报道,但我并不相信,而且确信法国政府完全了解天津局势的重要性。我间他,法国政府最近是否已在东京采取外交措施,以显示其在天津问题上与英国团结一致。我也问及夭津法国租界的情况,特别是关于食品供应的情况。
莱热回答说,日本在采取封锁措施之前,其驻法代办曾通知法国外交部说,日本打算在天津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该代办曾解释说,由于法国租界与英国租界比邻,有必要同时封锁法国租界。但是法国侨民,在由日军把守的几个租界入口处,既没有受到干涉,也没有受到搜查,同时法国租界从海河对岸意大利租界获得食品供应,并无困难。莱热说,事实上,法国租界因而还能够向英国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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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提供一定数量的食品。天津的日本当局J 一直在向当地法国当局道歉说,这个问题仍然是英国同日本之间的地方事件问题。所以法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表示其与英国政府的团结一致。然而,莱热继续说,如果日本坚持要英国接受一种.总的政策改变,从而影响列强在中国的权益,法国政府一定要与英国一致行动。法国政府甚至准备不仅在经济报复而且在其他方面与英国合作。莱热接着说,然而作为一个熟朋友,他愿向我指出,英国和法国在远东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除非有美国的合作保证,都不会有效。日本军事当局封锁英国租界的目的,显然是要迫使英国放弃其亲蒋介石政策,也就是以贷款和物资帮助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他说,如果日本在这方面坚持下去,情况必然变得更加恶化。那时英国可能采取措施对日本实行经济报复,而法国政府也将同英国一起行动。但是,如果日本诉诸武力,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可能派他们的部分海军到中国去。能够自由而有效行动的强国是美国。根据莱热的意见,实际上远东的局势关键在于美国。没有美国的合作,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阻止日本进一步损害列强的权益。相反地,这将意味着日本能够切断所有中国海岸线的供给来源,局势会因此而变得比目前困难得多。
莱热提起在日本并吞南沙群岛以后,法国政府曾在一些矿产品如铁砂等方面对日本实行禁运,并与伦敦及华盛顿联系,要求采取类似措施。英国的回答是,要是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无能为力,而美国政府则不愿意采取同样的行动。我说,据我了解,禁运实际上已经解除。莱热说,禁运并没有解除,但是法国政府不久就会解禁,因为以前从事矿产品贸易并从中获利的印度支那商人,抱怨由于禁运而遭受损失。而且他认为此事毫无意义,因为日本正从美国和英国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获得供应。他还说,华盛顿和伦敦都把日
第四卷出使法国417 本并吞南沙群岛看做是只对法国有影响的事。他并且说,如果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么,目前的天津危机就只是一个英、日事件。郭泰棋于前一天深夜打电话告诉我,他曾于当天下午会见哈里法克斯。他从哈里法克斯那里了解到,英国正设法使事件就地与东京直接解决,甚至放弃由美国居中调解的想法,尽管美国已经同意居间调停。不过哈里法克斯也告诉郭说,要是日本坚持英国在政策方面作更大的让步,英国就不能屈服。
关于法国、英国同中国之间订立互助合作条约间题,郭大使告诉我说,英国政府的意见是应该先将英苏条约谈妥。基于这一点,我接着就向莱热打听英、苏为缔结互助条约而进行的谈判进度。莱热说,由于俄国人的不妥协态度,谈判实际上已陷于停顿。英国所要求的仅仅是俄国参与保证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独立,而俄国则要求保证俄国在欧洲的边界不受任何侵略。法国提出了一项折衷办法:如果苏联由于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帮助而使其领土遭受侵犯时,英国应立即帮助俄国。这个折衷办法被英国接受了,这是英国的一项重大让步。但是,他说,这一点刚一解决,俄国人就要求保证俄国的整个边界不受直接攻击口英国认为这个要求很难接受,而法国则解释说,莫斯科一向是采取不信任态度的,因而要求在这一点上予以保证。法国接着又敦促英国认可这个全面保证,英国政府实际上也同意了这项建议。莱热认为对英国来说,承担这样一种性质广泛的许诺,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背离了英国的传统作法。但是俄国人仍不满足,并坚决要求一项关于波罗的海各国独立的明确保证。莱热接着说,俄国这样的顽固态度,使得英国怀疑俄国人究竟是否真有签订条约的诚意。他们也开始猜测,苏联政府由于认为战争很可能于两个月后在欧洲爆发,所以故意在谈判中拖拖拉拉,这样,当战争真的在欧洲爆发时,苏联就不致卷人。他说,当初是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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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英国的诚意,现在是英国怀疑莫斯科的真实意图。如果俄国坚持目前的做法,英国有可能认为再延续下去毫无用处,并毫不犹豫地放弃其全部计划。
这次谈话中所提到的英、苏谈判的进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时俄国一定是已经在向德国暗送秋波,正像德国里宾特洛甫正试图同苏联达成某种谅解那样,以便使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时,可免受背后的苏军的威胁。仅仅在两个月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签字了。
这个事实说明,英国怀疑莫斯科在谈判中是否真有诚意是有道理的。
6 月23 日,我再次到法国外交部同博内部长探讨天津危机问题。开始,我主要重复了我曾经向莱热讲过的话,即我对英、法继续团结的希望以及日本的实际政策和意图。博内回答时说,自从天津局势紧张以来,他已告诉英国说,法国政府愿与英国一致行动。但为使英、法行动有效,他曾向伦敦建议说,美国的合作是必要的,并曾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要伦敦采取主动去谋求美国的帮助.他告诉我,结果是法国和英国都同华盛顿进行了接触,并向美国政府力陈他们的看法。
据博内说,起初美国助理国务卿韦尔斯表示了保留态度。韦尔斯说,首先,天津问题仍然是英国与日本间的地方问题,其中根本不牵涉美国利益,而英国领事却不必要地过分强调了其重要性.韦尔斯随后指出,中立法修正案正在国会讨论中。美国政府的任何时机不成熟的行动,都可能激起美国的孤立主义分子反对正在国会辩论中的中立法案.因此韦尔斯极力主张,为了有利于新的中立法案的通过,以不扩大天津问题的重要性为宜。不过博内又说,最近美国的态度似乎已经改善了。
.堕罗卷出使法国;1 。于是我提出一个间题,这个问题在当时似乎与日本的行动所引起的天津事件的发展有一些关联。我告诉法国外交部长说,我已从报纸上注意到,法国同日本就要签订一项新的商务协定。我说,我希望这件事没有政治意义,并且希望所传法国将向日本提供大量军事工业所需的矿产品并不是真实的。
法国外交部长说,他知道报纸上曾有不少误传,事实的真相是,这并不是谈判一项新商务条约的问题。他解释说,旧的商务条约由于某些困难而暂时中止了。这些困难影响了法国支付从日本大量进口的货款,例如丝。为了对商务条约的这一方面进行安排,谈判已进行了一年多。这并不是新的进展,只是谈判碰巧在当前完成罢了。但是,鉴于天津的局势,他已经向东京去电,建议在可能情况下把签订协定推后一个星期。他说,法国政府方面无意向日本军事工业增加矿产品的正常供应量。即将签字的协定只是商业部掌管的普通商务协定,它没有任何政治意义。
三天以后,即6 月26 日,我去殖民部访间孟戴尔讨论几件事情。其中之一是建议中、法、英的军事合作。我告诉他,我收到了蒋介石委员长的一份电报,电中谈到了一旦欧战爆发时,在中国、法国和英国之间安排军事合作的问题。委员长注意到在新加坡举行的法国和英国在远东的陆海空军司令官会议,并希望从法国政府了解这是不是一个同中国政府商谈合作计划的适当场合,以便万一战争在欧洲发生时,中国方面也能作好必要的准备。我告诉孟戴尔说,这件事情我曾同外交部长博内谈过一次,并同外交部的秘书长谈过两三次,但是迄今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我说,现在得悉孟戴尔先生领导过参加新加坡会议的法国代表,我在把这件事再次提交法国外交部之前,愿同他密谈一次。孟戴尔说,新加坡会议是在吉布提、亚丁和开罗等许多地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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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之一,而且为了东非问题还要举行这种会议。召开会议的理由是法国和英国都感到如果欧洲爆发战争,战争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为了做好准备,最好,同时也有必要,事先制订计划,以共同保卫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我说,这正是中国政府三个月前向法国政府所提建议的目的。这项讨论应该尽快进行,而鉴于欧洲的危急局势,我感到在当前进行更为有益。
孟戴尔说,在新加坡会议上,各种可能性都曾设想过,合作的方式也曾研究过。诸如谋取中国的合作以及同中国的何种合作最为有用等间题也都考虑过;还考虑了退罗、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在这种局势下能起的作用等。他同意我的说法,应该尽快同中国商淡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商定进行此项合作的计划。
浅说,依我所见,如果部长能指派一位全权的高级军官同蒋介石委员长的同级代表进行商谈,向合作间题迈出第一步,那是可取的。不言而喻,这种商谈应当秘密进行,不能泄露一点消息。我不知道孟戴尔能否指派比如说马丁将军。马丁在新加坡会议上是法国政府的代表,而且,据我所知,是驻印度支那军队的总司令。我说,河内可能是一个合适的会晤地点。如果部长能够做出这样一项机密的委派,我肯定蒋委员长将乐于指派一位同级的代表。孟戴尔说,他准备为此目的而指派一个人。关于地点,他认为在巴黎举行会谈是适宜的。因为,如果会议在河内举行,那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招致不必要的猜测。而且,他对这样的一位官员的指示,就必须假手于总督,那就意味着事情不能完全保密。对新加坡会议,他就是在部里同布吕尔将军商议后直接向马丁将军作指示的。因此他认为在巴黎举行会谈较好,因为在巴黎会谈可以悄悄地进行。我说,我一定立刻将此事电告蒋介石委员长。孟戴尔说,
第四卷出使法国4 幻他等待早日得到回音。
然后,我借此机会探询这位部长,他认为英国对于天津局势迟迟不采取坚定立场的原因是什么。孟戴尔说,英国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英国政府害怕,如果他们在远东花费精力过多,他们就不能对付欧洲的局势。英国的当务之急是在欧洲保持其战斗舰队纵应付德国和意大利,而把太平洋和远东留给美国舰队照应。它不能同时兼顾两个区域。
我说,如果英国人要在欧洲避免战争,他们就有必要对日本表示强硬。继续显示因循软弱只会招致、而不会阻止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制造另一次危机。孟戴尔说,他同意我的观点,但是英国内阁的看法是不统一的。像张伯伦、约翰· 西蒙和塞缪尔· 霍尔等人,对维护和平、继续促使英国发展商业利益和增加财富等想得多些。他们不是一些有为的人物。他们最近设法同俄国达成协议以及最近同波兰、土耳其、罗马尼亚和希腊缔结保证和互助条约,都是迫于英国公众舆论不得已而为之。
早在6 月初,为促使法国提供贷款以稳定中国货币而作的努力,似乎在成功地向前进展。代表宋子文办理此事的李石曾和德尼定期向我报告,而我自己则作了安排,订于6 月6 日为此拜访法国财政部长雷诺。6 月4 日,我同财政部基金调拨司司长鲁夫简短地讨论了此事。我是在美国大使蒲立德在尚蒂伊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碰到他的。
鲁夫告诉我,法国向中国货币平准基金贷款一事,目前实际上已无间题,只有一些技术间题尚待解决。鲁夫还说,他自己曾与法国各银行联系,以便制订一些技术性质的细节。
第二天中午,德尼来向我报告说,他同东方汇理银行的洛朗曾在法国财政部访间基金调拨司副司长并在谈话中提到了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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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点:
( 1 )金额问题已经解决,即二亿法郎。要求把总额增加到二百万镑也是可能的,但是,因为据他了解,已经做出决定,他自已感到确实不能再坚持增加了。
( 2 )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由财政部先发布一项政令,宣布政府准备保证由法国各银行向中国货币平准基金提供二亿法郎,其条件是在法国和中国各银行之间达成有关使用这项基金和最终清算这项贷款的令人满意的协议;还是将此项政令延至上述性质的协议达成以后再予发表。
据德尼了解,法国财政部已经选择了第二个方案。所以选择后者,是因为法国愿意有机会先探明英国的意图并与之取得谅解。此外,对法国来说,重要的是避免采取可能与英国安排的条件相矛盾的步骤。英国的安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一项议会法案。第二,英国各银行和政府间关子对银行保证的协议;第兰,英国和中国各银行之间的一项协议。
德尼说,他已经准备好一份法国和中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草案,以满足法国参与基金使用和最终清算的愿望,而且不必修改英国安排的内容。英国的安排已定,并已施行了两个月。他说,任何同英国的安排不相一致的重要修改,都会导致复杂局面,因为英国政府必须再次提交议会修改。
第二天,即6 月6 日晚上7 点,我在雷诺的部里拜访他。基金调拨司副司长也在座。雷诺首先向副司长询问有关中国货币平准基金借款的进行情况,副司长汇报说,已经做出一项原则上的决定。现在他们正在同英国磋商一些有关法国参加基金的技术问题。他指出,中英基金已经使用有日,因此,当前的一项主要困难就是如何做出安排,把中法基金增加到中英基金中去,而这一安排,一
第四卷出使法国423 方面既不需修改英国政府与英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另一方面又不必修改英国各银行与中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
他接着说,这两项协议,最初都是以英国的一项议会法案为基础的。原法案授权政府对英国各银行为稳定中国货币向中国各银行提供的贷款作出担保。如果由于中法终于达成协议而引起什么重要变化,致使英国政府需就该项法案提出修正的话,则在议会通过此项修正案将很困难。他还说,法国正在等待英国方面的答复。关于程序间题,副司长接着说,如果依照英国的做法,就有两项协议需要准备,一项是法国政府和法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一项是法国各银行和中国各银行之间的协议。另外还有一些关系到基金最后清算的同题。
我于6 月27 日飞往伦敦。此行是为了z8 日在英国经济学家科布顿诞辰一百周年(? )纪念会上发表演讲① ,演讲之前,中国大使馆为我设午宴,出席的人中有随后主持演讲的李顿爵士,还有英国财政部的李滋罗斯爵士。
李滋罗斯向我提起有关法国参与中国货币平准基金间题。尽管他语调轻松,但却明显地表示出法国当时的处境。当谈到他和他的代表罗杰士到当时为止同法国联系所取得的进展时,他说,法国已就二亿法郎的贷款提出了二亿个问题,这表明在取得法国的合作方面是有很大困难的.
7 月1 日,我回到巴黎后,李石曾证实了这一困难。他告诉我说,虽然法国财政部长赞同法国同中国货币平准基金的合作,但因法国外交部的关系而暂时停顿了。
① 原文在“一百周年”后有问号,经查1939 年为科布顿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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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飞回巴黎的第二天,我在中国大使馆设午宴招待法国外交部长博内。
在谈到欧洲局势和武装冲突可能爆发时,博内说,所有有关希特勒的神秘主义和迷信的报道都是不正确的。他说,他的驻柏林大使曾报告说,在1938 年5 月的危机之后,形势发展不利,希特勒非常烦躁,他甚至嚼碎了书房中最珍贵的地毯的一角。可是他(博内)本人并不相信这一说法。他认为,希特勒是制订德国所有重大决策的人物。他不能想象希特勒是个傻瓜,被周围的人包围和支配。不管有关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等人的传说如何,作出决定的还是希特勒。困此博内说,欧洲是否会发生战争,完全取决于希特勒。他相信,无论如何,在今后三四周内不必害怕会发生什么意外。他说,极权主义国家发动突袭都在秋收之后,这已成为一个惯例。博内继续说,新闻界的报道和公众奥论并不代表真正的局势。一年以前关于慕尼黑危机及其解决,大多数人都谴责最后的协定。他们说,迫于巴黎和伦敦的压力,贝奈斯不得不屈从于那些条件。然而,事实却正相反。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大约十一点半,他(博内)收到他在布拉格的公使的报告,说贝奈斯曾通过一位中间人通知他,割让给德国七百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一百万人口势在必行,而且他(贝奈斯)反对公民投票,因为那样作可能会激起政治动乱,倒不如干脆割让为好。(这和一般所想的情况恰恰相反。)然而,鉴于强烈的公众言论,如果没有法、英的强大压力为背景,他(贝奈斯〕是不能这样做的。捷克的武装部队司令西若维将军曾经向他报告说。捷克军队只能抵抗几小时,这样的抵抗等于自杀。时间是重要的,贝奈斯催促巴黎和伦敦迅速行动。
博内说,收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并决定在爱丽舍宫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他和达拉第前往爱丽舍宫并和勒布伦
第四卷出使法国425 总统磋商。他们三人决定立即把布拉格的最新消息通知伦敦。博内解释说,贝奈斯难于说服伦敦方面放弃公民投票的意见,因为英国人一向是主张自决的。所以当伦敦当局最终同意时,博内立即与布拉格取得联系。他们把这次外交行动作得尽可能强硬,以满足贝奈斯的愿望。外界人士只知道英、法的这一外交行动,但对这以前的情况却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谴责英国和法国不支待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德国。
博内的话给我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因为他没有理由精心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贝奈斯毕竟还活着,满可以反驳他。而且,贝奈斯的部长和亲密的合作者奥苏斯基,因贝奈斯扮演了投降的角色已和他决裂。别人不可能摸透贝奈斯头脑中的想法。人们疑惑不解,当国家处于存亡关头,贝奈斯怎么会做出这么一个决策。在日内瓦他毕竟一向被公认为反对侵略、维护法律秩序和国际正义事业的领袖之一。他还是一个支持集体安全的强有力的鼓动家。那么,为什么在他的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急的时刻,他竟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德国侵略的威胁,甚至连抵抗的表示都没有。
7 月5 日,我和博内外长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我这次拜访的主要目的是与他谈夭津局势,以及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即将在东京举行的英、日会谈。我再次对外长说,日本人制造了天津事件,显然是为了试探英国政府的态度,看看英国政府是否有意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其在远东的利益。中国政府认为,英国保持强硬态度是很必要的。因为任何软弱的表示或任何对日本的让步,都会直接怂恿日本人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制造有损外国利益的同样局势。博内说,他收到法国驻伦敦大使科尔宾的报告,大意是前一天哈里法克斯第一次和他谈到为解决天津局势而即将召开的东京会议。哈里法克斯告诉科尔宾,日本已提出天津的新的中国货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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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期望英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观点,支持日本主持发行的中国货币。他还说,科尔宾从哈里法克斯处得知,英国政府决不会接受日本的这一要求。即使日本人坚决要求,也不会妥协。
博内说,这种观点是使他满意的。他指出,这也会使我和中国政府放心。他述说,他本人完全赞同我刚刚表达的观点。他可以即刻向我保证,法国政府同样希望英国对日本保持强硬态度。博内指出,美国政府的态度并不尽如人意。他说,美国政府似乎认为,因为美国在天津没有租界,所以就不能像在上海那样坚决地同英、法合作。我同意他的关于美国的合作确实非常必要的观点。我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步骤以敦促美国政府支持英、法在夭津的政策。我告诉他,华盛顿在天津支持英、法的友好意图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当时在美国国会进行的中立法修正案的辩论,使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对天津形势持一些保留态度。我告诉他说,依我之见,这种保留态度仅仅是暂时的现象。
7 月24 日,英、日会谈在东京已进行了三四个星期,一个令人极为失望的协定公布了。这个协定的内容与天津争端的本身无关,而是另一些背景问题。7 月25 日在中国大使馆的一次午宴上,我同美国大使蒲立德谈论了这一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间题。孙科于7 月4 日由莫斯科抵达巴黎,他也在座,并参与了谈话,
一开始,我提出了英、日协定问题。我说,这一协定使我感到惊讶和失望,因为它表明英国没有区分侵略和自卫。不管英国的意图如何,它的这一行动只会鼓励在中国的日本人和欧洲的侵略势力。概是英国意在妥协,以便打破僵局并开始解决天津事件的谈判。蒲立德说,他仔细研究了下议院公布的协定全文,并发现协定中的几乎每一句话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加以解释。他说,协定并不表明英国改变了它的对华政策。他担心这个协定只会导致
第四卷出使法国
进一步的争端,因为日本可能按照协定条款提出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而英国也会根据同样条款与之争论。我同意蒲立德的这个见解,并说,在我个人对协定的公开评论中,我曾经指出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和引用。
孙科在回答蒲立德关于苏联提供给中国多少物资援助的问题时说,援助是相当大的,而且肯定要比西方各民主国家提供的援助大得多。
谈到英、法、苏会谈间题,蒲立德表示和苏联人打交道是困难的。他怀疑俄国人是否真正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孙科说,他本人并没有感到和苏联人谈判有什么困难。关于谈判三国互助条约,他认为苏联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事实上波罗的海各国原先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而他们从内心是反对苏联的。因此,俄国人自然要得到这样的保证,即不建立在德国的影响下敌视苏联的政权。接着我提出了关于对中国援助采取什么措施这一紧迫的问题。我说,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财政援助。军事局势可能保持现状,而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危险。日本因为缺少有生力量,而且忙于满洲事务,没有能力向中国本土派遣大批增援力量。中国军队的一个很大的不利之处是缺乏空军。满蒙边境的冲突,特别是空战,对中国有极大的帮助。我说,我倒是认为苏联在边境与日本的空军交战,实际是想间接地帮助中国。至于当前日本人的意图,无非是想要巩固其在中国本土的占领,并对中国施加财政和经济压力,以削弱中国的抵抗。因此,中国的财政,特别是中国的货币应得到支持,这已成为紧迫的事情。我告诉蒲立德,中国货币的贬值肯定会削弱中国人民的士气,而这正是日本人所期望的。
我继续说,因此,困难在于缺乏美、英、法三方的合作和协调。这三个国家在不同时间和以不同的方式都对中国进行了援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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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基金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说明了合作和协调的必要性。美国政府曾一直以购买白银来帮助中国,英国政府提供了五百万镑的贷款,法国政府则同意提供类似的贷款,而正在要支付这笔贷款的时候,中国的货币贬值了,基金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我说,令人很感遗憾的是,因为这几方面的措施缺乏协调,所以这些援助没有能够对中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因此,我坚决主张,三国政府应互相协商.如果达成一个公开的协议不可行,那就达成一个默契也好。蒲立德说,就三国之间援助中国的默契来说,实际上已经存在.美国政府不时同伦敦和巴黎对话,而且他们抱有相同的目的。我说,听到这一情况我感到高兴。我问,那么是否有可能由美国政府向伦敦和巴黎表示它愿意进一步提供款项,同时要求英、法共同作出同样的努力。如果采取这一步骤,我肯定法国人会很快支付对中国的援助,因为法国人知道他们的资助较小,如若不敷,其他两国就会给以补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谅解,要求法国人付款是困难的。
蒲立德表示他愿意采纳我可能提出的一切建议。他说,他一切听从我的盼咐,并巳乐于把此事电告华盛顿。他又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组织机构,问题在于如何按每个提供援助国家的组织机构寻求可采取的措施。
于是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一个从中国购买白银的新协定,由双方达成一项谅解,规定购银款项立即向中国支付,而白银则在较长的时期以较长的间隔运往美国。这样,在形式上又是一桩白银买卖,而实际上却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笔贷款。第二,另给一笔进出一口信用贷款,其款项可用于稳定中国货币。
蒲立德说,他不知道第二项建议是否可行。他本人没有研究过进出口银行的章程,这家银行是为了向苏联提供信贷而设立的。因
第四卷出使法国429 为他本人必须前去法国外交部签署一项有关双重税的条约,他建议派美国大使馆的财务参赞马修斯前来继续探讨有关美国政府帮助中国所可能采取的措施。
几小时后,马修斯先生来访,并与我讨论了可能采取的援助中国办法。除了谈到我所提出的建议之外,我还询间是否有可能使用进出口银行的信贷购买黄金以用于稳定货币。马修斯先生认为这恐怕是办不到的,因为美国人不得持有黄金,而且除政府外,禁止从美国出口黄金。关于我所提出的增加购买白银的同题,他说,财政部长有权批准我所建议的这种安排。
接着,我提出了中国存在天津租界的白银问题,并且建议极有必要不使这些白银落到口本人的手里。我说,法国人有意帮助中国取出这笔存银,如果美国也愿意帮助,就可以说服英国也这样办。因为没有确切的消息,我和马修斯都同意各自打电报给本国政府以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和对所提出的建议的反应,以及有关提供财政援助的具体措施的建议。
7 月26 日,美国方面发生了相当惊人和令人鼓舞的进展,那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废除它和日本1911 年签订的商务条约。这意味着六个月的通知期届满后,只要愿意,美国将有权禁运对日本的任何出口货。
7 月2 了日下午,我会见莱热,和他研究了英日协定问题。我告诉他,我国政府曾要求我同外交部长谈谈有关天津局势以及为此即将在东京举行的英、日会谈等问题。我说,英日协定使中国大失所望,因为这个协定似乎并没有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抵抗的性质加以区分。另外,英国政府好像忘记了按照九国公约、国联盟约以及国联大会和行政院的决议它所应负的责任.我不知道英国政府在同日本签署这一协定之前是否曾同法国政府磋商,法国政府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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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何,以及按照莱热的看法,英国政府是否会双日本作进一步的让步。
莱热说,在协定签署之前,法国政府毫无所知,而英国政府到那天也没有把原文告诉法国政府。他说,英国政府在前一天通知法国驻伦敦大使说,英国对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而且协定是一个暂时解决办法,目的是为了渡过难关,以便开始解决天津事件的谈判。除了张伯伦在众议院的声明之外,法国政府对这一协定一无所知。
莱热然后又说,美国政府刚刚宣布了废除它和日本签订的商务条约。他认为这是极好的行动,尽管为时稍晚。他说,如果早些采取这一行动,英国也许不至于被迫和东京达成这一协定。无论在远东问题上还是在欧洲间题上,美国的态度总是令英、法难解的。每当英、法提出一项联合行动的建议,美国政府总是拒绝合作。对于天津事件,英国政府曾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没有得到美方的同意。法国政府确实曾研究并制订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计划,甚至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可是美国政府却拒绝照样做。尽管如此,每当英国或法国对远东或欧洲的立场有所缓和时,美国就立刻不满意,并且总是说,他们不应当软化。可是,当他们提出一些具体措施时,华盛顿又总是拒不赞同。
浅说,在美国国会中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在欧洲问题上,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集团抱怨美国参加上一次世界大战,只是给美国带来T 非议、伤亡和一大堆债务。这是一个煽起反对同欧洲合作的极好论据。但是,就中国和远东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美国公众舆论对中国表示强烈的同情,而且这种同情正在稳步上升。在美国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赞同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步骤帮助中国抗日。废除与日本
第四卷出使法国431 的商务条约获得美国公众舆论的赞同,就足以说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广泛同情。
我接着断言,为了促进美国在欧洲的合作,英、法有必要就有关远东问题同美国密切合作。废除条约是罗斯福总统在世界上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一个证明。我进一步说,美国政府的传统政策使得它不能事先同意采取一致行动。但是如果英国和法国采取明确的方针反对日本和侵略势力,美国政府是肯定会附和的。
莱热大体上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英国和法国必须考虑,从美国那里可能指望什么以及美国政府不可能做什么。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如果美国不能保证合作,英国就不得不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进行选择。
7 月28 日下午4 时,蒲立德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收到了摩根索给他的回电,告诉他财政部已决定再次从中国购买六百万盎司的白银,而且立即向中国付款。至于应交付美国的白银,中国在任何时间交付均可。据蒲立德了解,摩根索已通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办理必要的手续。我对他表示谢意,感谢他提供这一信息和他的努力。我说,我确信这一令人高兴的结果很大部分是箱立德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蒲立德要我不要把他的作用看得太大了,并且祝中国一切顺利j
随后,我向在重庆的孔样熙作了汇报,并在接到他的回复后,我又在安排好的一次和马修斯谈话中告诉他,孔祥熙在回答中说,进出口银行的资本将予增加,并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该银行安排一项大宗信贷,因为二于五百万美元的信贷已经用完。
马修斯说,总统的借款和费用议案,已首先被众议院削减。这一削减包括拟议中的该银行增资,从一亿五千万美元减到七千万美元。在前一天,国会已决定把这一议案推迟到1 94 。年l 月,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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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减少后的该银行增资也扼杀了。马修斯认为,无论如何,该银行信贷项下的任何款项,都必须用于向美国购买物资.鉴于国会中的事态发展,他对总统的议案能否顺利进行表示怀疑.然而与他的怀疑和预料相反,显然财政部找到了一个按照我所提议的条件购买白银的方法,这从它提出向中国购买六百万盎司白银一事得到了证实。
我说,虽然这只是一种姿态,但是它为进一步利用这种可能性开辟了新的途径。我说,孔祥熙希望能与美国财政部达成协议,由美国购进二亿盎司中国白银,价款整笔支付,而白银的交付则按中国的交货能力,安排一个较长的时期。然后我说,我认为购买白银协定所得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黄金。我间,按照马修斯的技术观点,是美元还是黄金对稳定中国的通货能起更大的作用。马修斯认为,由于对英镑的需求量一向大于美元,所以为此目的而拥有黄金更为稳妥。
他答应立即把我的想法和建议向蒲立德汇报,他相信美国大使必将通知华盛顿。
同马修斯的谈话是在8 月3 日早展进行的。一周后,我和蒲立德本人就同一间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开始,我告诉蒲立德,首先,我愿意转达蒋委员长和孔院长对他的助人为乐精神表示感谢,他是以这种精神商讨美国对中国的财政援助的;同时也为美国财政部对中国的友好姿态表示感谢,关国财政部友好地提出购买六百万盎司的白银,由中国决定交付时间,而蒋委员长和孔祥熙都确信这一友好姿态是由蒲立德发起和推动的。随后,我对蒲立德说,中国目前局势所急需的是维持中国的法币。这个问题具有比表面上看来更为深远的意义。
我继续说,中国的军事局势已经形成一种相持的局面。日军不
第四卷出使法国们3 从国内增派大量援军,就不能打破这种相持局面。然而,日本军事当局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必须使自己随时准备应付北方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情况,以对抗苏联。因此,自春季以来,日本的方针已经是力图巩固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而不是企图向前推进并对中国抵抗者发动更多的进攻。他们想发动外交和经济攻势,对中国施加压力。他们的蓄谋之一是打击中国的法币,并且强迫英国、随后是其他国家接受日本在华北开办的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我说,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他们一定会把这一作法强加到华中地区。
我接着说,中国法币新近贬值没有影响中国作战部队的士气,但是如果不加制止的话,那就可能影响到全中国人民的情绪。通货贬值自然已经增高老百姓的生活开支,并因而给沦陷区的人民增加艰难困苦。为此,中国政府认为,努力稳定法币是当务之急,这样可以挫败日本巩固其在沦陷区地位的企图。为了使法币维持在四便士的汇率上,就需要一笔一干七百万镑的新的平准基金,大约相当于十亿元中国法币。我说,有了这样一笔储备,这项基金就能应付任何像最近日本军队和银行用横滨正金银行积聚的二亿中国法币对中国通货所进行的打击。
蒲立德询问伦敦方面有何行动。我说,我刚和郭泰棋通了电话,他曾会见哈里法克斯并再次请英国提供第二笔援助款项。哈里法克斯答应考虑此事。我补充说,正如蒲立德早已知道的那样,法国政府已备妥一百万镑,并将在拟议中的平准基金建立后立即支付。我告诉他,我相信,如果美国政府肯于带头,英、法两国政府一定照办。我说,我愿看到美国政府提供一千万镑或五干万美元,英国再提供五百万镑,法国二百万铸。关于美国提供的款项,我建议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国政府购买二亿盎司白银,由中国政府在几年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内的任何时间交付,而购银价款则立即支付,使平准基金得以立即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