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我为争取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地或分别地进行调解，以缓和日本的要求，在日内瓦谈话的要点，所有重要谈话我都已及时上报外交部。其中一份报告是关于我早些时候和李维诺夫的谈话。报告了李维诺夫如何谈到同我方合作的谈判，已经在南京进行。在另一份10 月1 日的报告中，我询问这些谈判有无新的进展。
外交部1O 月6 日给我回电，说委员长和部里都不知道中、苏
第四卷出使法国253 合作的消息从何而来。电报还指示我，再遇见苏联外交部长时，请秘密地告诉他，任何有关中国和苏联关系的事，不要在正式的外交渠道之外进行讨论。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则中国政府丝毫不受那些谈话的约束，也不承认其讨论结果有约束力。电报里还嘱我，向苏联外文部长暗示，中国政府不满意鲍格莫洛夫大使，希望换一位新大使。最后还嘱我以个人身份，探询苏联外交部长对中、苏合作的意见，并回报。
10 月l 。日，我电告当天和李维诺夫会谈的情况。我们谈了远东局势，谈到日前蒋委员长和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会面，鲍格莫洛夫大使、欧洲的局势和合作等同题。不过我的报告只限于外交部来电所提的间题。我向李维诺夫，我们上次谈话中他所说的，关于中、苏合作这一想法是否即指几年前所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一最初建议。李维诺夫回答“不是”。他说他心目中想的是关于我们两国合作的具体计划的一些谈话。我又间他指的是最近的谈话，还是很久以前的。李维诺夫说，自从提出讨论迄今已有几个月了，事情反反复复进展很慢。不过，莫斯科方面始终不了解讨论是否停顿了，或是中断了。
我随即提出，这种有关两个国家合作的重要问题，鲍格莫洛夫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李维诺夫回答说这是中国的内部间题，他不想干预。我当时就又说，鲍格莫洛夫在中国当大使己经好几年，社会接触也很多，可是，他很少和中国外交部直接打交道。我说，鲍格莫洛夫大使好像对中国情况不很了解。李维诺夫却说，鲍格莫洛夫大使与中国政府间关系很友好，在中国又有很多朋友。他说：“我完全信任鲍格莫洛夫大使。”这是一句关了大门的话。于是我试图探明他所谈到的两国合作究竟是怎么一种想法。我在后来向外交部报告说，李维诺夫表明他的意思是一旦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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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邻国发生激烈冲突时，苏联首先将给以物资支援，因为它不能没有借口就立刻对那个国家公开采取敌对行动，当我问到苏联政府能否与中国达到军事合作的程度。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曾经向外蒙古派过军队。不过，中国政府对此不满，一句话，苏联早就有心与中国合作，可是中国好像还没有打定主意朝哪个方向迈步，“幸好，”他说，“你们的新任大使蒋廷献不久将到莫斯科，我想他肯定会带有你们政府的具体回音”。李维诺夫又说，他将在10 月1o 日回莫斯科，希望11 月中能和蒋大使充分商讨。
我估计，情况是鲍格莫洛夫不愿意把这样关系重大和应特殊保密的事跟外交部长张群谈。因为张是日本留学生，有很多日本朋友。由于这个原因，他一定是只和他认为是亲苏的或亲西方的国民党人如孙科和孙的好友傅秉常谈了。傅后来由孙科以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推荐为驻莫斯科大使。
现在我想谈谈就我所知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时，汪精卫还在德国疗养。同时谈谈我和汪的几次商谈，以及汪与我和郭泰棋的几次会谈的情况，其中有两次。柏林的程天放也赶来参加。12 月12 日星期六深夜，驻伯尔尼公使胡世泽在日内瓦正帮助郭大使和我处理一些国际联盟的工作时，我们得到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的消息。凌晨两点我们都已回家休息，郭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刚接到汪精卫的电话，证实了蒋被扣留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南京要汪立刻回国。何应钦已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立即向酉安出发拯救蒋委员长（以后我们说的“南京”是指“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汪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星期日上午H 时45 分，汪精卫从戛纳直接打电话给我。显然汪在知道这个消息和要他尽快回国之后，立刻离开德国来到法国的海岸，以便迅速取道回国，他把告诉郭的话又跟我说了一遍，加
第四卷出使法国2 肠了一句，中国的局势很严重。他要我尽快去和他谈谈。在这以后不久郭来告诉我，听说政府已将少帅免职。
我在得到这一事件的消息之后，曾立刻今我的一等秘书打了一个私人电报给外交部次长徐漠，可是整整两天音讯杳然。到12 月15 日才终于盼到徐漠的回答。他说；
“张学良一再致意这里的朋友们，对委员长的安全可以放心。经张的允诺，端纳已于昨天到达西安，但尚未见报。同时被扣留的有蒋作宾、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和钱大钧。据说钱大钧受了伤。张学良特别提出改组政府，在政府中接纳各党各派，并停止内战。这意味着要与共产党合作。侦察飞机曾一度在西安附近发现红旗。叛变者的企图尚未摸清。政府军队已迅速前进向陕西省会集结，虽然击溃叛军易如反掌，可是大多数人认为应首先考虑委员长的安全。社会舆论和各省当局，包括韩复集与宋哲元，都谴责张学良为叛徒，日本人持的是等待观望态度。金融市场虽受影响，但尚无崩溃迹象。”12 月16 日，星期兰，我以个人名义发了一封电报给张学良，我和张有私交。我劝他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盼迅速释放委员长，恢复他的自由。我还给蒋夫人发了慰间电。
同日我收到汪精卫送给我的一份他准备的声明，嘱我公布。25 日见到哈瓦斯新闻社的一条新闻，说委员长已经被释脱险。他在赴南京途中已抵达洛阳。我立刻将这个消息转给汪精卫。他那时正在“波茨坦号”轮船上，即将抵达苏伊士。
27 日，外交部来了公文电报，证实了哈瓦斯社报道的新闻，委员长已经平安离开西安，到达洛阳，将在那里乘飞机回南京。当天我立刻打电报给作为行政院长的委员长，向他祝贺并转达巴黎外交界和华侨社会感到的慰藉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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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个月，我听国内到巴黎来的人们谈到西安事变的各种情况。最有意思的是杨虎城将军评论张学良的动机的一番话。杨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著名的合作者。这是1937 年8 月我们在巴黎的一次谈话。
大家会记得，蒋介石恢复自由的协议中有一条是不得对张、杨二将军采取报复行为，他们是可悲的西安事变的主要负责人。少帅坚持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并愿接受对他的犯上行为（说得轻点）依法受审。杨虎城没有照张的路走，而是辞去自己的职位，也许是得到默许，离开本土出国旅行，这就是他为什么来到巴黎的缘故。我见到他时，西安事变是我们话题之一。他按照他的看法叙述了西安事变的实况。
他说有好几个理由促使他和少帅采取扣留蒋介石的极端措施．首先他和少帅都反对蒋的反共政策，尤其是蒋列出一张逮捕那些反对与共产党作战的军官名单。其中包括杨、张的部下，实际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委员长指令张、杨肃清他们管辖地区的共产党，可是很多杨、张指挥下在西安的东北军，非常反对继续对共军作战。而是要想打回他们的东北老家。蒋介石因此亲到陕西省的首府西安督师，重新发动一次“剿匪战役”。共产党这时正忙于在陕甘边区从事建立新的苏维埃核心。
第二，杨将军说，他和少帅担心中央可能参加德、日联合防共协定。第三，他们二人都赞成采取强硬的抗日政策，而怀疑中央政府一意想采取对日妥协的政策。
杨说他和少帅制定对委员长实行兵谏的计划与共产党无丝毫牵连。在1z 月12 日拘捕扣留委员长两天之后，共产党人才参加他们的讨论。
杨还说他和少帅把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告诉了宋子文，请他
第四卷出使法国肋7 转达委员长。可是宋不愿作他们的居间人。因此才请蒋夫人来出面去向委员长说明他们关于对日和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他们统率下的士兵的待遇间题的意见。
杨将军最后说，他一向认为任何事，在作结论之前，都要听两方面的论点。他认为“偏见”是“公正”的敌人。很明显，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向我说明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当时他们的动机。因为那时正是日本威胁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非但国内，甚至国外，都谴责他们这个行动是危险和荒唐的。杨将军所急于向我解释的是；他们的动机完全不是为了自己，他们仅仅是不同意和反对国家现行政策，他们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强硬的对日方针。这里，我想谈谈南京政策的转变，由在广田三原则的基础上对日谈判修好，终于转变为采取着重争取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支援以抵抗侵略（至少是部分地）的新政策。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日本人在谈判中坚持要求全部接受其条件的强硬态度，自然导致了谈判的破裂．与此同时，国际上合纵连横的情况也在变化，趋势逐渐明朗．我自己和驻在伦敦的同事，以及后来到西方了解国际形势和列强对中日冲突的态度的国民党要员们，频繁不断地发去函电，也有助于影响政策的转变。还有全国报纸所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及素负盛名的学者们和委员长嫡系以外的各军事派系的领袖们如东北派，以杨虎城为首的陕西派，包括广东、广西乃至云南的西南派所发表的意见，也都有此要求。这些因素，加上最后少帅对委员长的囚禁，和随后少帅作为他那一派的发言人与委员长的谈话，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方针，反对日本的渗入，抵抗日本的武装侵略等等，促成丫国家政策在委员长平安返回之后逐渐转变。
从根本上说，由于国际联盟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为没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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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反对的行动，接着欧洲的局势也随之恶化而日趋紧张。这才使得西方国家开始明白世界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是互相关联和互有影响的，因而对中日关系可能会影响到欧洲事务，这一点更多地加以注意。法国政府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对中国所表示的同情与支持，以及给予的一些援助，可以说明此点。
远东与西方的局势的相互影响是明显的。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和华盛顿的政界领袖们的见解和策略虽动摇不定，可是也在远东和西方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德、意侵略的日益嚣张，日本国内文职当权派被军人所代替，这些都促使南京政府最后采取一个崭新的政策。
至于说西安事变真正起了多大作用，也许是它最后加快了委员长和其他支持睦邻政策的南京政府领袖们的转变。它在后来南京政府的内部改组上也有影响。
中国的新政策一开始就很顺利，因为一些重要人物的出国访问，如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陈公博和杨杰的去到欧洲各国首都，和胡适博士成为驻华盛顿的代表，都说明各国的政治领袖对中国非常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同情。并且，这种关心与同情都表现为实际行动。到1936 年末，虽然日本多方阻挠，中国仍能与英国、法国、德国及比利时洽商信贷和巨额的铁路借款。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们能从法国银行界得到金融信贷，在德国、甚至在意大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成功地获得了某些种类的武器、军火和飞机。欧洲各国首都对中国各个使节的亲切欢迎，清楚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说明，向西方寻求友谊，甚至为我们抵抗日本争取有力的支持，是个正确的政策。
第五章欧洲和远东严峻的一年2937 年卫月一12 月
第一节卢沟桥事变的前奏
南京一经放弃其消灭共产党的计封，就能集中更大的力量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委员长的第一步是重新确立政府在华北的统治，使北方军人宋哲元和韩复集摆脱日本人的影响。与此同时，继续致力于开发资源及发展国防工作。孔祥熙被派去欧洲，争取西方的同情和在经济财政方面与中国合作。各种贷款，特别是铁路建设与开发方面的贷款，已经与英、法、德及比利时作好安排。此外，由于中国的物质条件有所提高，西方对中国评价也有改善，因而也似乎更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和财政上合作。
4 月底，孔祥熙到达意大利的热那亚，开始其出使欧洲的双重任务：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访问欧洲其他各国首都，争取援助和贸易的特殊途径。
由于孔祥熙在伦敦参加加冕典礼后要在5 月初到法国来访间，我为安排此事而忙得不可开交。5 月14 日我与法国总理勃鲁姆谈话，约请勃鲁姆到我们大使馆午餐，同孔祥熙见面。说定日期后，我指出有件令中国人不安的事，哪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的对话。（我在5 月8 日为孔祥熙访问事会见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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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出这个问题请他注意，他答应在他去伦敦参加英皇加冕时尽力打听这件事。）我告诉勃鲁姆，我们担心在英国和日本寻求相互谅解时，可能恢复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想法，即：英国承认日本在华北的行动自由，日本承认英国在华南的自由。
勃鲁姆认为英、日对话不属于那种性质。他相信英国是偏祖中国的，仍然坚持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然后他重述佐藤离开法国前和他的一次谈话。佐藤现在是日本外相。根据这位法国总理的说法，佐藤坦率地谈了他的观点，并且说在很多方面他不同意日本政府的政策。佐藤认为，为了全面的利益，也为了日本的利益，都有必要取得日、苏和日、中之间更好的相互了解。日本的对外政策，应该以与这两个国家有融洽的关系为基础。勃鲁姆说，佐藤甚至还说，他不知道会不会为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在日本招来杀身之祸。佐藤现在当了外相，勃鲁姆认为，伦敦的对话，会照他的政见进行。
我表示我也非常希望佐藤能够使他的观点在决定日本外交政策时占上风，并且不要在日本军人手里遭到大的麻烦。
勃鲁姆认为，英、日对话的目的是劝说日本废除去年n 月的德、日条约，或者至少减少它的作用，使日本回过来与英国合作。若是这次对话涉及远东问题，他相信英国将照佐藤的观点行动，即改善中、日关系及日、苏关系。
我提出，英国之所以想和日本达成谅解，是由于苏联的力量日益强大，英国想要在远东维持势力均衡的缘故。
他认为不会那样。他说苏联一直在奉行和平政策，英国是很清楚的。苏联对日本作出让步之大，恐怕是其他国家作不到的。他反复说，他认为英、日对话属于一般性质，其目的是使英、日之间有更好的了解，并给远东带来安定，不会是像中国所担心的那样的性
第四卷出使法国
质。
5 月23 日，我去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九十七次会议及大会的一个临时会议。第二天，在同各方人士会见之后，中午我和秘书长爱文诺及行政院其他几位委员共进午餐。席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告诉我，伦敦对话是一般性的，但很有用。土耳其的阿拉斯告诉我，他和佐藤很熟，1932 年他曾向佐藤建议，“满洲”可以地方自治，但仍由中国管辖。佐藤在他力劝之下，答应劝他的政府采取这个办法。不过那时中国政府对国联抱的希望太大，不接受这个方案。
这时已经安排好了孔祥熙一行人来参观这次国联行政院会议。26 日，孔及其一行到达日内瓦。我去车站迎接，并领他们去大会参观。27 日，中国代表团全体设宴招待几个主要国家的代表，让他们和孔见面。各国外交部长都出席；其中有艾登、德尔博斯、李维诺夫、桑德勒及格雷夫等。埃及总理和美国代表威尔逊也都出席。6 月1 日是孔祥熙在法国首都作一周正式访问的头一天。我陪同他们一行去拜访法国总理勃鲁姆和外交部长德尔博斯。那天他还要渴见法国总统。
孔对勃鲁姆和德尔博斯都谈了英、日对话与太平洋协定的事。孔说，中国欢迎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的建议，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一般性的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希望法国加以赞助促其实现。孔还谈了增进中、法经济与投资合作的愿望。
关于太平洋协定的拟议，勃鲁姆告诉孔，法国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致力于集体努力以维护和平，事实上也一直在提倡签订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因此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订立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的意见是与法国政策一致的，而法国对此事之乐见其成不亚于中国。不过，他认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美国的态度极为重要。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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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同意并说，据他所知，莱昂斯曾有机会向罗斯福谈过他要提出这样的倡议。美国总统明确表示衷心赞成。勃鲁姆听了很高兴，并感谢孔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还说，美国的合作，不仅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也是必要的。
勃鲁姆说，他一直认为中国是远东的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怀有和法国人民一样的向往民主与和平的激情。他愿意向孔保证，法国将竭力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签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普遍和平协定。
6 月4 日晚上，大使馆设宴招待赫里欧先生。这给孔祥熙、美国大使蒲立德和我有一次畅叙的机会。
谈话由我提到莱昂斯在伦敦帝国会议上的建议，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签订互不侵犯与互助协定一事作为开场。我说，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很有希望得到英国政府和自治领的赞同。可是协定的完满实现，很大部分要看美国的态度。
孔说，他听说澳大利亚的莱昂斯和加拿大的麦肯齐· 金在华盛顿已获得罗斯福总统赞成莱昂斯建议的印象。当然，日本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它当然应该受到邀请。如它拒绝参加，那它就不能责怪别人把它排除在条约之外了。孔相信鉴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动荡，国际上又陷于孤立，它会愿意参加的。苏联与中国的实力正不断增强，这使日本认识到，如果继续实行其恫吓与强横的政策，就不会不冒风险了。加入签订互不侵犯与互助协定，将给它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孔间蒲立德，他对这个建议作何想法。
美国大使说，这个建议很可能成功。他相信美国政府将毫不迟疑地同意互不侵犯协定。九国公约已经多少有些偏离了原来的宗旨，缔结一个协定来稳定远东和太平洋局势是最好不过的。订一个新协定，还有利于把苏联拉进来。此外，他感到远东的局势和欧洲
第四卷出使法国2 貂局势确是大不相同，情况较为简单，只是中、日之间有难题。其他的远东国家之间，不存在真正复杂的问题。与这个区域有关的国家不多．日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也可能加上荷兰。而且日本不能指望继续玩弄讹诈政策而不冒战争风险，和中、苏联合的力量进行较量。这不是日本所愿意干的事。
孔祥熙在巴黎住到周末，进行与他使命中经济财政方面有关的会谈。6 月7 日离开巴黎去继续他预定在欧洲的旅行计划。我直到6 月16 日在他赴瑟堡途经巴黎停留时，才又见到他。6 月16 日晨，浅去巴黎东站接孔祥熙。他对在比利时受到的款待，尤其是国王的礼遇感到很高兴。他还对他和希特勒的两小时会谈十分得意。他说，希特勒向他解释，德、日条约针对的是第三国际。因为中国本来是反共的，英国是反对搞集团的，法国和苏联是结盟的，这样，德国就去跟日本交朋友。不过，这种做法对中国并无恶意，并且德国还愿意增进和中国的友谊。孔说，希特勒还相信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德国一个师能对付两个苏联军。既然苏联不像有进犯的企图，德国也不愿轻启战端。
孔还会见过戈林将军。这位将军信口雌黄地批评中国贫穷不统一。他还说希望中国或蒋委员长把所有反抗的军阀一律枪毙，为了统一中国，杀掉一百万人也不为过。
那天下午，我陪孔乘火车去瑟堡。他将在那里乘“玛丽皇后号”去他行程表的下一站。在轮船上我见到郭泰棋大使和郭秉文。郭秉文是孔的一行人中来欧洲协助搞经济财政事务的。郭泰棋汇报了他在英国与各方会谈有关莱昂斯建议的太平洋协定的情况。加拿大总理麦肯齐· 金还告诉郭两月前他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罗斯福认为满洲问题是太平洋不侵犯协定的唯一障碍物。英国外交部次官贾德干曾问郭，对满洲问题，中国准备接受什么样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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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郭已将此事报告了南京。接到的回答只问拟议协定中不侵犯的含义是什么，对满洲间题只字不提。贾德干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具体问题不解决，订立协定的这个想法是没有用的，他急于想知道日本对华北有何主张。他认为那才能很好地判断拟订协定的前景。他告诉郭，艾登为这个问题拟与各国政府联系，不过他要先等日本提出建议。
苏联新大使苏利茨对我作礼节性的拜访。我告诉他，我听说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在帝国会议上建议的太平洋协定已被通过，委托英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去与各国联系。
苏联大使说，他过去没有听说过，现在很高兴知道这件事。他对美国的态度也不清楚。他觉得美国是要谨慎从事，有时似乎是自私；不过他觉得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有足够大的利益，可以指望它会赞成太平洋协定。我告诉他，美国赞成这个设想。在我和苏利茨谈话之后不久，中国的战争又爆发了。一切关于太平洋协定以及可能发展到美、法、苏和中国都参加的英、日对话的议论，都已烟消云散。
第二节中日战争爆发时的外交努力
一卢沟桥事变当时的外交活动
我于7 月8 日获悉在华北的卢沟桥及其附近爆发战争。7 月10 日晨听说卢沟桥停火，双方同意撤军，心情稍得宽解。中午回访苏联大使苏利茨时，我和他讨论了这件事。我们谈话一开始，他就间我这次中日冲突的性质。我照外交部的电报内容告诉了他冲突的起因，并说，我认为这是日本蓄意制造的挑衅事件。我补充说，双方已经同意暂时停火，军队后撤― 日本撤至永定河左岸，中国撤
第四卷出使法国2 弱至右岸。
苏联大使说，日本军阀特别是关东军一直在推行一种挑衅战略，最近黑龙江的苏、日冲突可为明证。他认为日本人还不准备打仗，只不过在试探苏军的实力或中国的抵抗意志。
次日晚间，哈瓦斯社报道北京南面又发生战争，东京的日本内阁召开特别会议。看来日本已决定采用战争政策，并新派了一位将军任驻天津的司令官。12 日哈瓦斯社报道，第二次休战后又有新的冲突。我同时接到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电报说，形势极为严重，日本正从本土紧急派出两个师团。王想知道，如果按照国际联盟公约第十七条向国联呼吁时，法国会作何反应。我准备翌日上午去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
次晨我告诉德尔博斯，想和他谈谈远东的形势。我说由于卢沟桥事变，我早就打算和他见面，但我推迟了。因为，第一，我知道这时外交部长忙于欧洲问题。其次，因为我希望这一冲突可以在中国国内和平解决。不幸，形势每况愈下，目前已是万分危急。日本不但从朝鲜，而且还从本土调兵。第十师团已离开日本，第五师团随即出发。中国虽然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也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我继续跟德尔博斯说，鉴于目前这个严重情况，中国政府拟照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我奉政府之命了解一下，一旦提出时，法国政府是否支持。〔按照第十七条的规定，在会员国― 指中国，与非会员国― 指日本发生冲突时，为了解决争端，可以请后者承认会员国义务。如果非会员国不接受，并向会员国作战时，可以按第十六条规定向该国施加制裁。）
这位外交部长说，据他所接到的情报，当前局势确实非常严重。日本代办昨天早晨曾去见他，并且递交了一份照会。他把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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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会给我看。
我把照会匆匆看了一遍，照会长约一又四分之一页，内容是7 月11 日日本内阁特别会议后发出的公报。公报指责中国的二十九军的反日活动与所谓的连续挑衅行为。并称，两次停战均因中国不守信义而遭破坏。同时宣称日本内阁已作出重要决定，派军队去华北，以防止最近的事件重演，维持远东的和平。照会还说，日本对冲突局部化，并达成和平地解决仍寄希望。但也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增强华北的兵力。日前情况是要看南京的中国政府是否作出反应并改变其造成这次严重事件的不妥协顽固态度。公报末尾说，对在华北有利害关系的各国，日本保证用各种方法避免他们的利益受到危险。
外交部长说，他也知道日本与德、意有默契，要在目前欧洲动荡局面中混水摸鱼。他说，日本代办有些话使他更为担忧。日本代办告诉他，佐藤与中国和解的政策不现实，日本各界对他已有大量批评和指责，日本现政府已决定对中国施行积极的策略。德尔博斯的印象是日本在军阀主宰下，势将穷兵教武，以推行其侵略计划。德尔博斯说，昨晚已致电法国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请他们与英国和美国协商，由三国联合出面，向东京和南京调停，以期能和平解决而不以兵戎相见。他说，他深知中国是一心向往和平，希望友好和解。不过为了避免日本方面的误解，他认为有必要向双方提出．
谈到中国拟向国际联盟呼吁一事，他说，在作具体答复之前，他自然要先和他的同事们商量。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一步骤是非常恰当的。我伺他，如果日本拒绝派代表出席国联会议，又该如柯处理？他说，日本很可能不派代表，在那种情况下，事情就十分难办。
第四卷出使法国267 我说，有一个当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即不幸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一个成员国。德尔博斯立刻接着说，任何行动，没有美国的参加是不行的。我提出九国公约第七条，有签约国之间可进行磋商的规定。我说虽然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呼吁需要和美国作出安排，以取得美国对国联采取的任何行动予以支持，但根据九国公约提出的呼吁，美国当然是不能置身事外的。
德尔博斯认为，这个建议也需要研究。他答应在和他们政府中的同事们商量之后，立即回复我。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收到中国外交部电报，通知我，日本将于巧日发动总攻，要我去争取各方协助或调停，盼能立即防正这一重大冲突。我把外交部电报的意思用电话告诉法国外交部巴吉东先生，并请他立即将这件事转达德尔博斯。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国外交部长约我15 日下午见面，
当我到达这位外交部长的办公室时，他首先问我最近中日冲突的情形。我告诉他，在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中国和日本在北平近郊又发生了三次冲突。在双方都遭受重大伤亡后，中国击退了日本的进犯，当然，此外还有些小接触，不过，日本正加紧从朝鲜、满洲和日本本土继续派增援部队。中国政府也只好派兵北上，加强抗日军队的力量。局势仍然非常危急，正如我那次向他指出的那样，倘友好国家不能及时作出有效的调解，一场大战将不可避免。
德尔博斯说，这正是他想和我谈论的问题。他说他曾建议由英国、美国及法国三方出面，向东京和南京斡旋。可是美国主张单独行动。他说他知道美国国务卿赫尔已在此方面向中、日双方的驻华盛顿大使谈过。希望他们向各自的政府转达，美国希望两国克制，不要使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他知道英国政府也已经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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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也只好照办，而不像他拟议的那样，由美、英、法三国共同出面。他说，这就是他想和我面谈的原因之一。他补充说，虽然三国分头进行，但性质还是一致的。
关于拟议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的事，他已经和英国大使谈过二他们都感到鉴于目前欧洲的情况，向国际联盟呼吁不会起什么作用。他觉得求助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可能较为合适，因为英国认为美国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必要的。他说他已经和美国大使蒲立德谈过，他本人赞成根据目前事态的性质，援引九国公约进行协商的规定，但仍需向他的政府请示，再行答复。
在我和德尔博斯谈完话回大使馆时，立即接到美国大使蒲立德的电话，间我目前中、日之间的情况。他还间我已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一事是否属实。我把最近的消息告诉他，并指出形势非常严重。我说，中国正仔细研究向国际联盟呼吁的可能性。我还告诉蒲立德我对引用华盛顿公约第七条的看法，他对此好像很感兴趣。他说自从形势恶化以来，他还没有跟华盛顿联系过。
我第二天下午又去见德尔博斯，按指示把早晨刚收到的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面交给他。备忘录里总结了目前华北紧张局势的起因，并再三说明虽然对日本军队任何新的进犯必将竭尽全力予以抵抗，但中国政府仍极力寻求与日本和平解决。我并告诉他，同样的备忘录已经分送除日本之外的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也送给了苏联和德国政府。
德尔博斯看了之后说，中国政府采取这个步骤是恰当的。他将利用机会与其他收到备忘录的国家保持接触。
当我把我国政府的备忘录在巴黎交给德尔博斯时，郭泰棋在伦敦也把同样的备忘录交给了艾登。郭告诉我说，艾登认为我们的备忘录是合情合理的。美国虽不愿参与在东京的共同行动，但也在
第四卷出使法国2 " 单独进行。不过艾登认为美国还是有参加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日本对英国的建议没有作答。很明显，日本对三国的调解相当冷淡。艾登说，实际上，日本接受调停的可能性连百分之一都不到。郭还告诉我，他接到驻莫斯科蒋大使的电报，说苏联愿意参加三国联合的外交活动，而不想单独进行。莫斯科怕如果它被看成在支持中国，就会引起一场欧洲战争．
日本人在卢沟桥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7 月2O 日晚报载，日本军队炮轰卢沟桥附近宛平的中国军队。双方后撤的协议，早在19 日就有报道，22 日外交部电报证实了这个消息。签署人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先撤走一部，据说日军随后也退到丰台附近。
应孔祥熙之邀，我于7 月25 日午后前往伦敦。孔显然急于要和我谈谈国内的局势。我到达克罗伊登机场时，孔乘车来接我。在赴多尔切斯特饭店途中，他拿出几份电报给我看。其中有一份是委员长来的。电报告诉孔关于宋哲元与日本人签约的具体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其中的具体条款，与何应钦和梅津在1935 年签署的何梅协定基本相同，还包括查禁所谓的蓝衣社、共产党和反日团体。电报证实协定确已签字，电文最后部分是委员长对宋哲元的协议草案所作的批示。批示说，协定要是还没有正式签字，有的地方应作修改，如果已经签字，政府也同意。
在我将离巴黎时，也接到南京来的一份关于协定的电报。电报说，从日本军队在华北的部署来估计，蒋委员长担心日本人不出一星期又要提出我们无法接受的要求。电报嘱我去见法国外交部长，请他出面劝阻东京不要再节外生枝。电报还说，倘日本再提要求，中国必将拒绝，倘若再施加压力，中国必将用武力抵扰。这样，大战势难避免。
27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我把这个电报交给孔和也到饭店来的郭大使看，经过讨论，我们三人一致同意，唯一的办法是以争取与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以英、美、法三国的物资援助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支柱。这样也迎合了英、美、法怕被拖入战争的恐惧心理。根据孔和郭的建议，我起草一份致外交部的电报，由我们三人署名发出。
7 月25 日星期一清晨，报纸登满了报道说日本人已给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碟，限他于星期一中午以前将三十七师全部撤出北平，星期二以前撤出北平近郊口
得到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决定分头与英、法联系．请他们劝阻日本，不要实行最后通牌上的威胁。郭在当天（26 日）早晨见到艾登。艾登答应电告英国驻东京的代办，劝说日本避免在华北采取行动。然后郭来和我碰头。我因在伦敦，当时无法和法国外交部长见面，我同意去见法国在伦敦的大使，告诉他我们的消息和意见。同时我还打电话去巴黎约好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在7 月28 日星期三上午会晤。
星期一晚，孔收到委员长发来的电报，他立刻让我们看。电报在结尾时说：
“大战终于开始。我决定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宣战。请通知英国政府，并请它将英国空军在新加坡的飞机借给我们。”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同郭去拜会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科尔宾。我向他说，我们外交部指示我们请求法国政府在东京运用其影响，劝日本不要再提出必然会导致战争的过分要求。我请他先把谈话要旨马上告知德尔博斯，我在次日，星期三，将去拜会他。那天下午，英国新任驻日本大使克莱琪来拜会孔、郭和我。在中日危机问题上，他好像只知道日本人的观点和日本人的说法，他
第四卷出使法国2 ? 1 说日本有许多赞成与中国和平友好的人。我们觉得他好像对日本扩张侵略的大陆政策几乎‘无所知，因此对我们指出的日本在华真正企图表示怀疑。
晚饭后，郭泰棋来找我再一同去见孔，因为驻苏大使蒋廷徽从莫斯科飞来伦敦和我们大家交换意见二我们一直谈到凌晨两点。蒋所谈的对苏俄和它的政策的印象，我们都极感兴趣，其中包括以下各点：( 1 ）苏联的内部情况不宜于与中国在军事上联合对日。（2 ）国内的食物供应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紧张的。（3 ）国内的军队虽然吃得不错，待遇也好，可是最近对军队的清洗和处决T 八位高级将领，在全军造成了混乱影响。（4 ）斯大林还担心，任何对外战争，会意味着他的垮台。蒋廷袱说，那也的确是斯大林的敌人的阴谋：或者用行刺的手段，或者发动对外战争以除掉斯大林．
蒋还说，德国和意大利的大使馆都明确向他示意，如果中国寻求苏联的合作来对抗日本，那他们就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他说，苏联不会打，也不敢打，它怕战争。在蒋看来，苏联不会单独采取外交行动，除非和英、美、法三国共同出面，
翌晨，我离伦敦回巴黎。当我星期三正午回到大使馆时，有一则电讯使我高兴，它报告宋哲元指挥的军队收复了廊坊和丰台。我的馆员还告诉我，美国大使蒲立德曾几次来电话要和我谈话。我们通了电话，约定我们两人在蜗牛饭店午餐，交换对远东形势的意见。
我和蒲立德见面时，我先把外交部证实收复廊坊、丰台的电报抄件给他看，这使他非常高兴。然后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我说，形势是很严重的．中国的耐心是有限度的，现在已到了极限了。
蒲立德认为，日本确已走到了它扩张的末路，终将自取灭亡。
27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说，日本财力脆弱，社会也动荡不稳，跟中国的战争旷日持久，日本会发生意外的后果，
我把蒋廷献在伦敦说的话告诉蒲立德：驻莫斯科德国代办派秘书去见蒋，实际上是去警告他，中国在对日争端中不要寻求苏联的合作，并说，如果中国试图与苏联携手来对付日本，德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我告诉蒲立德，几天之后，驻莫斯科的意大利大使也同样派一位秘书通知蒋，说了类似的话。蒲立德听见这番话，明显地受到触动，说这是严重的和值得注意的。
在我问起他所理解的华盛顿对中日冲突的态度时，他说，美国的舆论一致主张不要卷入战争。美国公众对中国极表同情，但只能在不使自己陷人战争的原则下对中国加以援助。
他问，为什么中国不援用九国公约、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他认为中国应该援用有关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每一个条约和协定，以唤起世界舆论的声援。不过，他接着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反映华盛顿的观点。华盛顿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回答说，中国一直在考虑援用他所提到的三个国际条约。中国政府甚至还为此探询过几个主要签字国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是令人沮丧的。另一方面，没有他们的支持，求助于这些条约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具体的效果．不过我也同意他的话，这至少可以激发起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
当天下午，7 月28 日，我去拜会法国外交部长。我告诉他我刚从伦敦回来。在星期日下午我去伦敦的时候，南京来了电报，指示我拜会他；并通知我，根据南京所得到的情报和日本人在华北继续制造咄咄逼人的声势，日本很可能会在一周内向中国提出一个无法接受的无理要求，并将以中国的拒绝为借口发动战争。南京政府
第四卷出使法国273 指示我，要求法国政府运用其在东京的影响，劝日本不要贸然提出这种要求。我说，很明显，中国政府要我这样做是为了和平。因为中国政府肯定会拒绝这个无理要求并将全力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两国间的大战将无法避免。
德尔博斯说，他今天早晨收到驻伦敦大使的电报，并立即电告法国驻日大使，请向英国驻东京的代办问明情由，以便统一口径，向日本政府提出同样声明。德尔博斯感到这件事涉及1901 年的辛丑条约，该条约禁止在北京20 英里之内作战。这次在东京的外交措施能否奏效，他也没有把握。
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一贯迫切希望能防止远东发生战争，并始终就每一步行动都与英、美两国政府一致，以期避免这样的冲突。法国政府也和伦敦与华盛顿一样，曾向东京及南京提出愿意从中斡旋。日本代办还说，他接到日本政府对法国愿意调解的答复，他的政府感谢法国的善意以及它的劝告、睿智和息事宁人的态度。不过华北的冲突是中、日两国政府都已深感棘手、难于解决的问题。由于直接有关的双方之间的间题已够微妙，第二者的参加，只会使问题更趋复杂。
我告诉他，我坚信如果法国、英国与美国集体行动，保持坚定立场，日本也许会受到影响。在欧洲，虽然战争危机不时出现，和平屡受威胁，但各国至今尚能保持和平。我以为这是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顶住了意图发动战争和侵略的默武集团所致。法国和英国的团结，加上美国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以法苏友好条约为后盾，在欧洲形成一股强大的稳定力量，使侵略集团有所敛迹。不幸，在远东没有这种势力的均衡。在这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没有能组成联合阵线，因而日本得以称霸而为所欲为，给和平造成极大危害。
274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德尔博斯说，法国一直赞成集体行动，并确信三国集体力量对口本的影响，胜于分散与单独的行动。可是在他看来，美国态度冷淡不太积极。在这次事件中，他不知华盛顿究竟有无行动。我告诉他，按照我国驻华盛顿大使给我的电报，美国国务卿星期一向王正廷大使说，他要打电报给美国驻东京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外交声明。听说这个声明的性质与英国的很相似。翌日晨，7 月2 日日．华北来的消息最令人心寒。报道说，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去向不明。月一九军已于27 日星期二晚11 时全部撤走，日本军队于8 时3 。分开进这个古老的都城。接到这个坏消息后，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宛平失守的头一天，冯治安还在声称那是我们的神圣土地。宋哲元说，绝不放弃一寸土地，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而两大之后就撤出北平。中国的历代故都，现在已落入日本人之手。
不久我又收到天津及其附近发生激战的消息。30 日的报纸登载日本猛烈轰炸人口密集的总站、东站、邮局等地，平民伤亡甚大。情况严重，使我很想和苏联大使苏利茨一谈，并接待前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
我本打算去拜望瓦伦纳，但他表示愿到我们大使馆来。我告诉他我有两个问题要和他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战时物资经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尤其在日本人要封锁中国口岸的时候。这个同题影响深远，我拟在另一章里论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俄。瓦伦纳说，在目前情况下，寻求苏联的军事合作对中国是重要的。他说，苏俄对日本的利害关系和中国是一致的。苏俄所受的威胁的确比在远东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据他了解，苏联在满洲和朝鲜整个边境都驻有重兵，海参威还集结有大量军用飞机。对日本有很大的牵制和镇慑作用。
第四卷出使法国
当天晚间在苏联大使馆与苏利茨大使谈话。我想知道他了解到的苏联政府在目前中日冲突中所持的政策。他说，第一，在当前危机中，苏联全心全意同情中国；第二，苏联认为，它与中国对日本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并乐于协助。至于军事合作，他估计这是我谈及苏联政策时心中所想到的问题，但他不能作任何承诺。但是他补充说，即使苏联在远东不能与中国结盟，以共同行动对付日本．苏联的态度和政策也会是对巾国有帮助的。苏联已经沿满洲前线驻有重兵，使日本不得不用很多师来防范苏联。苏联对日本的利害关系与中国完全相似。苏联要尽最大力量来帮助中国，只是由于当前欧洲的局势，苏联不能在军事合作上作出承诺。
二战事开始波及上海时的外交努力
8 月的头一个星期，有东京和南京即将发生全面战争的明显迹象。南京好像有决心抗战。B 月3 日旧陆军大臣在东京国会说，用军事行动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要求再拨款三亿日元。
8 月2 日，我拜会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商谈在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与苏联军事合作这两个间题．说到后一间题，我首先指出，目前远东局势，苏联和中国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我告诉德尔博斯，中国政府认为：如果在军事合作上能跟莫斯科达成协议，这件事就能阻止日本向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我告诉他，这事我在巴黎曾和苏利茨谈过。中国驻伦敦大使也和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说过。但是苏联和它的代表们对这个主张表现犹豫，不愿接受。理由是，苏联在远东军事上参加中国一边，可能会挑起一场欧洲的战争。然而，我告诉德尔博斯，我的印象是：苏联持这种态度的真实原因，大概是由于国内局势不稳。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一
法国外交部长表示同意。
我告诉德尔博斯，我一直认为英、法、美和苏联倘能组成联合阵线，用不含糊的口气向日本讲话，仍有可能阻止一场全面的冲突。
德尔博斯认为，远东局势的重要因素是美国的态度。美国犹豫不定，深恐集体行动会使它陷入不能脱身的境地。德尔博斯说，法国在这类事情上总是赞成集体行动的。
我随又问到德、苏的关系是否有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的危险。这位外交部长说，只是德国态度对苏联极端仇视而已。我说，这两国无共同边界，除非在地理上位于两国之间的波兰的态度有变化，否则德国不容易向苏联进攻。
这一时期的欧洲局势，凶兆很多，许多政治家的精神都集中在这上面。但是他们都无力阻止其发展。
8 月6 日，我在大使馆接待日本新任驻巴黎大使杉村。他说，我们现在的会晤，并不是真正愉快的，感谢我肯接待他。我坦率地告诉他，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行为，不仅中国和中国人民忿恨，全世界都很有反感。我肯定，甚至和现时世界舆论及国际思潮有接触的杉村本人，心中也不会赞成。我说，日本军人的行为是属于封建时代的。一个世纪之前，这些行为也许会受人尊崇。在二十世纪它们可就过时了，
这位新大使回答说，一个日本外交家的作用实在有限。但是他说，他希望并且相信，从长远看，中日关系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局。
杉村大使随后说．根据那天他刚收到的电报，他必须承认，他在目前感到悲观。也许半月或一月后会稍有眉目，有可能达成和解。我告诉他，就目前华北局势而论，我也对眼下的发展毫不乐观。
第四卷出使法国
他说，他一贯相信中日关系应该建立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他还说．天皇木人一向是爱好和平的。牧野子爵和西园寺公爵等政治家的主张也是这样。
我告诉他，日本肯定有一些对未来有锐敏的眼光和留心世界舆论趋向的政治家。日本的困难难在这些人属于少数，影响不了在日本政治机构中占优势的军人。
衫村提到，日本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员，相信国际之间应当合作。但是他说，世界形势已大为改观。一段时期国际联盟曾坚持贸易均等、门户开放那样的公正原则，但是这个日内瓦机构已经失去了不少影响和威望，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对国联已经没有任何诚意和信心。实事是，现代国际生活不能用固定规章来约束。换句话说，国际间生活不能停滞不前，面临严重需求问题的国家，应该有一条出路，和一个解决它们本身间题的机会。日本不再指望由国际联盟来解决这个同题。因为国际生活的发展，在国联里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相信大国间应该直接合作。
我告诉他，我完全能理解他所说的问题确是事实。但我认为，肯定能用别的途径去解决而不必诉诸武力。我说，国际生活的演变，必须面向法律和秩序及广泛的合作。目前世界各地的动荡不安局势，可以概括为武装侵略与正义之间的斗争。
杉村说，困难在于，人们对正义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解释。一个人认为是正义，而另一个人并不一定也认为是正义。
我说，这是一件要由世界舆论来决定的事。
事后回顾我们的谈话，我觉得他很健谈，想表现得坦率，但实际相当狡猾。
几天来，局势紧张有增无减。日本人巩固了上海周围的阵地，两师中国精锐部队也到达前线，准备好迎战日本的可能进犯。8 月
27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招日战争爆发，而且很快就由郊区扩大到市中心。
15 日的新闻报道说，中国飞机轰炸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时，炸弹误落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街上，炸死· 千多人，受伤的中外人士更多。我非常悲痛，我有家属和朋友在L 海。谈到外交方面，逸次轰炸对国际的影响必然是很深远的。不过，15 日也有一条令人高兴的消息：日本人在北方进攻南口失败，正在后退。
16 日上午的巴黎报纸还在对炸弹落在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一事上大做文章。日本进攻南口失败的消息几乎不提。上海侨居着大量的外国人，还有大量的外国投资。那是中国最能引起国际关切的地方。这个特殊事故，直接影响到法国人及法国人的财产。16 日下午，经事先约定，我见到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他解释说，德尔博斯不在时的代理外交部长肖唐也离开巴黎去休假了。肖唐在星期六（14 日）临走前要他和我谈上海法租界炸弹事件。这就是他约我谈话的原因。然后他说，他一向自认是中国的朋友，在目前危机中，法国公众舆论也一直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同情，可是中国空军轰炸法租界，激起了反感。那天有些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问法国政府对这件事采取什么对策。由于这一可悲的事件，舆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感到，如果在法租界再发生这样的事，会彻底改变对中国的普遍同情和友好，甚至法国舆论将完全变得对中国不利。法国政府不愿看到这样发展的出现，但要防止却无能为力。他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与法国合作，严令空军停止再向法租界投掷炸弹。他说，法国驻中国大使那齐亚已奉命向中国政府杭议，并坚决要求不再发生这类事情。
我理解莱热对我谈到这次意外事件的心情，并表示感谢。我告诉他，这件事我已收到政府发来的两个电报。通过调查的结果，看
第四卷出使法国2 了，来整个事件确出意外。那架中国飞机被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炮火击中。飞行员受了伤，失去控制。炸弹从装置上脱落，不由飞行员自主地掉下去．我告诉他，更为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和几位友好国家的公民丧r 命。我说，那是一个特殊情况。日本饭机一直在向法租界以南的虹桥机场进攻，甚至出击杭州。中国空军被迫派飞机在空战中将它驱走。我加上一句：防止炸弹落到某一特定的地点是极为困难的。我问：是否向东京提出了同样的抗议．莱热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解释说，没有日本飞机在法租界上空飞行。我回答莱热时告诉他，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日本军舰撤离黄浦江。因为就是这些军舰沿着紧靠法租界的外滩停泊，充当了日本向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对准中国防御工事的炮火和空袭就是来自这些军舰，口本派遣四十多艘军舰到上海来进攻中国，挑起战端。为了自卫，中国政府不得不命令部队进行抵杭。中国是侵略的受害者，再没有比消除冲突的根源使中国更高兴的事了。莱热说，8 月14 日收到法国驻华大使来的几份电报。根据1932 年中、日停战协定而设立，由五个代表和中、日两国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8 月12 日开了会。五国的代表建议日本撤走它的军舰，中国将部队撤到1932 年停战协定所规定的界线之外。但是由于双方都已违反协定，并将此事提交各自政府．各国大使也已向两国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告诉法国大使说，它准备撤走它的军舰及增援部队，条件是中国先撤退它的部队和民兵到1 932 年协议的界线之外，并毁掉它的军事设施。
莱热接着说，五国的代表还和蒋介石将军本人讨论过。委员长表示怀疑日本建议的诚意，并嗤之为日本人的花招，想借此争取时间，调兵增援。8 月14 日旧本驻巴黎大使把日本政府的想法告诉了他。莱热说，他在谈话中也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认为拆毁中国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军事工事太过分。日本大使于是说，如果中国军队和民兵先撤到上海地区之外，日本可以不坚持拆毁中国军事工事作为撤退日本增援军舰和日本现骏上海的海陆军的先决条件。
莱热接着说，五国代表转达的日本建议，由于蒋委员长对其诚意表示怀疑，而且进一步要代表们保证日本不利用这一间歇时间增派援军，大家提出请日本在南京的代办直接向中国外交部长提出此建议。这是8 月14 日的事。当天晚上，战事再度展开，已无法进一步会谈。因此那齐亚来电说，五国代表认为在当地的外交努力已告失败。
莱热说，两天前法国政府从莫斯科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决不介人中日冲突．
8 月23 日我拜会莱热，并转给他南京政府为上海炸弹事件所作的正式答复。中国政府对这件事表示歉意，那架飞机为了反击日本侵略而作合法自卫，迫不得已在法租界上空飞行。由于飞行员受了伤，那颗炸弹是在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坠落的。现已严令尽可能避开法租界，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
莱热说，这些话已经听我上次讲过。他记得我说只要日本军舰从租界附近撤走，中国政府就要尽可能避开法租界。莱热告诉我，在他见过我之后就立刻约见日本大使，请他敦促日本政府从租界附近撤走其军舰，以满足中国的务件，使法租界的安全得到绝对保障。日本大使24 小时之内回了信，说日本舰只已从租界附近撤走。可是上海法国领事报告说，中国飞机仍在飞越租界上空。经向中国当局提出交涉，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政府拥有租界上空的主权，有权在上空飞行。这使莱热感到意外。租界的法律地位问题，法国政府早已明确表示了它的观点。他知道中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法国的观点来看，租借期间一切权益自然属于承租者，像租房子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281 人有一切权利使用那个房子，并可采用必要的措施，保证它的安全一样。他接下去说，这是个法律问题，现在不是进行学术探讨的时候。
他说，由于轰炸危及法租界的生命财产，租界的法国军事当局曾要求，并已发出指令，向任何飞越租界的飞机开火，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如果法国军事当局不得已向中国飞机开火，莱热认为，这马上会产生一种印象，即法国在帮助日本反对中国，因为错误的一方是中国。他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中国一定要尽力避免。
莱热接着说，日本人在到处争取同情上做得很聪明。他回忆满洲事件发生时，全世界都同情中国，指责日本。但是，通过日本人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宣传活动，很大一部分同情心被日本拉了过去，对中国的事业很不利。目前事件中，日本又在巧妙地争取国外的好感与同情。它马上下令从租界撤走它的军舰。日本和法国军队在天津的冲突，也很快让法国人得到称心如意的解决。天津法租界内的邮局和电报局间题，日本人也表现出克制的态度，严格地说，天津已被日军占领。如果像以往的作风，坚持要接管中国的邮电局（这些邮局和电报局，除普通邮电之外，还收发军事消息），法国人也只好移交。但是日本政府对真正控制天津的日军施加影响，不让他们在当地用强迫手段实现他们的要求。
照莱热的意见，目前重要的是，中国应万分谨慎，不要失去法国的同情。因为法国工厂向中国供应军火和印度支那过境运输这两件事，政府正在考虑作出决定。中国倘继续不顾法国的权利和情绪，那些像他那样一向对中国有好感并愿意帮助中国的人，就不好开口替中国说话，即使在法国政界中，也无法增强中国的地位。我说，中国想竭尽全力保持法国的同情与友好。我完全同意巩
肪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固法国人民友好情绪的必要性。
8 月23 日星期一，有报道说，尽管中国在竭力阻止，日本人在上海还是登陆了五万人。星期二旧本新闻社报道，日本占据了张家口和长城的一个关口一居庸关。8 月23 日日木军队登陆的局部成功使上海战争局势改观，中国军队被迫退居守势。
9 月2 口，外交部关于中国战事的电报稍稍令人振奋。电报说．虽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罗店战事十分激烈，中国军队仍能守住所有的阵地。同一天，我拜会了德尔博斯，告诉他，中国政府已在8 月21 日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全文已公布，内容与其他互不侵犯条约相同。
可是我拜会德尔博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达上述消息，而是正式通知法国外交部，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将中日冲突提交国际联盟。这个问题，和争取外国接济中国的问题，不久即将要求我付出我的全部精力。
第三节在国际联盟的外交活动
1937 年7 月12 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发来关于卢沟桥事件已使华北局势极端严峻的电报。他要我了解，如按国际盟约第十七条向国际联盟申诉，法国将持什么态度。我立即安排会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他答应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这个间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赞成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不过我想要考虑是否可引用国联盟约的另一条，如第十一条，或其它有较大活动余地的条款。还有一个牵涉到美国的问题．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援用华盛顿九国公约。由于三个主要国家，英、法、美国都想用协调行动而不采用集体行动来迫使中日阿题解决，以国际集体行动来处
第四卷出使法国2 邸理中日局势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但他们的尝试很快就证明无效，并且宋哲元7 月19 日签订的地方解决办法也未能使局势缓和超过一星期，于是有必要重行考虑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集体行动方式。
总的说来，向国际联盟申述这一主张，伦敦和华盛顿的当政者认为国联本身软弱无力，因而怀疑它是否行得通．法国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显然是因为法国一向把国联看作是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堡垒，一心想把它树立起来。但是由于国联首先对满洲事件，接着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然后对西班牙的局势均无所作为，或行而无效，无处不使人失望。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同样感到制止侵略的任何国际行动，除非能说服华盛顿参加，仅向国际联盟申诉是不起作用的。但是，美国如能从旁支持，法国仍然希望看到中国提出申诉。
1 937 年8 月19 日，中国的战事扩大到上海后，外交部长王宠惠又为向国际联盟申诉一事打电报给我。他说，政府已近于决定采取这样行动。他指示我请求法国政府给予支持。我约定8 月21 日直接与法国总理肖唐面谈。我同时征求了中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的意见。20 日，他们通知我，如果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应注意必须绝对防止美国援用中立法．
这就是说，我们以日本非法使用武力为依据提出申诉，类似于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因而美国有可能立即援用中立法，从而使美国人向“交战国”任何一方出售或运送武器与军火，或给一方以正常商业性以外的借款，都成为违法。中国外交部自然对美国应用中立法于中日冲突问题深为关切。因此，外交部一直根据中国迫切需要国外供应军火，在华盛顿寻求解决这个间题的途径。20 日，外交部电告我，华盛顿已同意暂缓援用中立法。
28 叹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在8 月跳日和法国总理肖唐谈话时，我说：中国政府认为必须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并要我同法国政府洽商，以期得到法国政府的全面支待。
肖唐说，他要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之后才能给我明确的答复。此外他还要和伦敦磋商。但是我们仍对此事继续交换了个人的看法，谈话中他认为，在国际联盟里，任何有关中日冲突的讨论，都可能加重两种思想的对立，使中国得不到任何具体效果，他说，应该考虑到，任何空洞的国联决议，即或是全体会员都支持，是否能对日本的海陆军起到什么抑制作用。他感到，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各大国的行动，日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
肖唐认为，内阁会议将在24 或25 日讨论我提出的问题。到那天，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也会结束短期休假归来。因此我安排在25 日下午去见德尔博斯，就中探询在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的间题上，法国抱什么态度。
见到德尔博斯时，我告诉他，在他休假期间我已同肖唐谈过，中国有意将中日冲突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并且问过肖唐，在国际联盟会议上中国政府能否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这位外交部长说，当天上午的内阁会议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结论是，中国作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应自行决定是否提出中诉。法国一向衷心拥护国际联盟的事业，将尽力在日内瓦支持中国的立场。至子这一申诉将能收到什么实际效果，他说，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国际联盟在多次表现其软弱无力之后，对处理间题所拟议采取的行动都不大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益。
我说，我的看法是，国际联盟可以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在1933 年2 月，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实质上就已经这样作了。
德尔博斯说．他尚未研究过那一决议，但是总的说来，中国向
第四卷出使法国285 国联申诉，在精神上可能有些好的作用。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盟约的原则。国联的各会员国，尤其是大国，可以在道义上支持中国的申诉。他同意我的看法，这样做，还可以引起全世界对远东局势的现实加以注意。
郭泰祺大使在同一天会见了英国外相艾登。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看法，关于中国打算向国际联盟申诉一事，艾登和德尔博斯的说法基本相同。郭说，他还告诉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那里战败，日本将统治上海，控制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英国，它在中国大陆上的利益正处于危险之中。中国如不幸失败，遏制日本扩张的重担必将落在英国的肩上。香港及英国在远东的其他领地也要受到威胁。
那天晚上我接到报告，得悉法国外交部情报和新闻司的负责人、前国联事务负责人柯美尔所作的研究结果。他的意见是如果中国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实行制裁，这只能在承认战争状态之后，才能作到制裁。但是承认了战争状态，会迫使美国和有些国家宣布中立，因而会断绝对中国的物资供应。这个报告还说，英国正在徐缓地转向积极行动。但是如果加以催促，他可能反而不动了。英国在决定它的最后决策上，还是十分缓慢和小心谨慎的。
他还说，来自中国的战事消息，未能有助于争取国外的支援。官方的公报应该真实可靠。希望中国军队能打几个胜仗，这对国外提供物资是个鼓舞，更容易得到积极的援助。因为各国政府的当政者，一般更乐于帮助强者而不愿帮助弱者。
次日，我电告外交部，巴黎在与伦敦磋商之后，对我国拟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一事作了答复。伦敦与巴黎的语调相同。两国都切盼美国的合作，而且认为即使国联采取温和的行动，也不能没有一一一一一一－- - - ? ～一截一～? ? ～一～归
2 邓拒贞维钧回忆录缩编
美国的合作。虽然华盛顿不赞成援引九国公约，法国外交部感到我们拟议的向国际联盟申诉，至少可以保证获得像九一八事变时美国与国际联盟那样有利的协作。我补充说，国际间对中国的有效支援，关键在华盛顿。
8 月3 。日，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胡世泽，向国际联盟秘书长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阐明中国对当前与日本冲突所持的态度，及口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1931 年开始的侵略扩张计划的继续。照会强调说，鉴于日本违犯联盟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进行武装侵略，中国正在为自卫而战。
胡世泽向秘书长爱文诺解释说，照会是关于中国事件的一项声明，中国希望秘书长通知远东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是根据1933 年2 月24 日大会决议为观察中、日局势而设立的。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这一行动的意图，是为恢复利用这个委员会打下基础，在这个委员会中，有一个美国观察员。
此后在中国方面，就是决定什么时候提出申诉与采取什么步骤以及援用盟约的哪些条款。我和在欧洲的同事们，尤其是那些不久将和我在日内瓦共同参加国际联盟下～次大会的同事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在申诉的策略和程序方面，多次交换意见。我还亲自和国际联盟的官员及法律专家磋商，并要求我的同事们也这样做。同时还要继续探询几个主要国家的看法。
国联行政院第98 次会议定于9 月1O 日开会，大会定于13 日开会。浅于9 日晨从巴黎乘汽车出发，当晚到达日内瓦。我刚一到，常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办事处主任胡世泽向我报告了他最近的工作和与各方的联系。他说，英国的贝克已见到拉西曼博士，主张中国应提出三项要求：( 1 ）宣布日本为侵略者。‘2 ）不给日本武器与贷款。怕〕 援助中国。
第四卷出使法国2B7 下午，我参加了秘书长爱文诺在他家里举行的午宴。我一直把午宴当作能和其他客人，尤其是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们谈话的机会。首先，我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讨论法国对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的反应。随后又谈到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的问题。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己决定援引国联盟约第十和十七条。我解释说，按第十七条规定，可以向日本发出邀清，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日本不会接受。那样，中国打算要求国际联盟宣布日本为侵略者。我说，这并不是要求实施制裁，而是要全世界对当前中日冲突的是非问题，在道义上作出判断。我对他说，这是国际联盟最低限度应该做的，也是能够做的。我向他保证，中国了解国联的实际情况，办不到的事，我们不会提出。但是有些事情是国际联盟能够做的。在道义和法律方面，国联仍能做点有用的事，以帮助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这位外交部长认为，中国的克制精神是非常明智的。但是，他急于想知道美国是何态度．他说，在目前欧洲的形势下，美国的协作对国际联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的合作，国联一件事也做不成。
我告诉他，我在华盛顿的同事一直在与美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告诉我，虽然美国并未答应提供帮助，但却切望表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这种局势中不与别的国家合作．我的印象是，一旦国际联盟邀请美国合作，华盛顿的回答大概是会赞同的。
德尔博斯认为．最好是援引盟约第三条，把申诉提交大会。然后大会可以将间题提交1933 年成立的顾问委员会。
在秘书长午宴上，我见到德尔博斯之后，立刻去和李维诺夫谈话。但是，因为我们把时间完全用在同样重要的苏联可能对中国援助的问题上，所以对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这件事，就未得机会探询他的意见。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我到他住的旅馆去见他。
2 蛇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n 日见到李维诺夫时，我立即通知他，我将在一二天内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并将援引盟约第十和十七条。我向李维诺夫解释第十七条的程序，并说，虽然我无意坚持制裁，但我要求宣布日本是侵略者。我表示希望他能出席行政院有关这个间题的会议，支持中国的申诉，作支持中国的发言．他同意了。总之，他的答复还是令人安心的。但是他认为，还有一些事也应该做。例如，阻止日本从国外得到援助，而中国则应该要求得到具体援助。他建议我们，设法停止英国和美国银行对日本的财政援助。
我于11 日下午到爱文诺的办公室去见他，继续讨论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的问题。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将援引盟约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一七条，很想知道他对这个计划的看法。我告诉他援引第十一条的程序可能造成拖延，甚至遭到失败，因为要实行包括冲突双方的投票表决。因此，是否援引此条，仍在考虑中。我又说，日本是非会员国，要遵循的程序实际应该是第十七条的。但是这一条以前未经用过，如何实际运用这一条，浅特别想知道他的意见。他说这一条确是从未甩过，虽然在芬兰和苏联纠纷中曾提出过一次。他觉得，这一条程序非常严格，如果一个被邀国家拒绝接受国际联盟的决议，除照规定进行到底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他说，照日前的情况，差不多可以肯定日本不会接受国联的邀请。那祥的话，立即会导致运用第十六条实行制裁的问题。日本当然也可能完全不予理睬，这样将使国联处于手足失措的困境。但是他向我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制裁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由于从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冲突得到的经验，甚至过去曾赞成实施盟约原则的国家，现在也反对制裁。他说，大多数会员国似乎对“制裁”一词畏之如虎。
谈到可行的步骤，我告诉他，国际联盟应当宣布日本是侵略
第四卷出使法国
者。这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寄厚望于国联的。我说，这一宣布可以奠定法律基础，在情况发展到可能实施一些行得通的措施时，能以它作为依据。
秘书长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因为他相信，目前任何实施制裁的要求，都会吓倒联盟的其他会员国，使它们不敢支持宣布日本是侵略者。他说，要求用什么程序，当然要由中国来决定。但就目前情况而论，他肯定认为以不引用第十七条而按第十一条程序行事为好、至于采用十一条规定的哪些措施，他认为，该条包括的范围甚广，根据该条，采取任何行动均无不可。这要看大国的态度如何而定。就他所知法国和英国的意见，都不会支持任何制裁的要求。
爱文诺也提到，美国的协作极为必要。从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申诉一经提出，就可以要求将它转到大会在1 933 年根据远东局势而成立的顾间委员会。他不敢肯定美国现在是否同意参加该委员会，但他觉得，既然1 933 年接受过邀请，这一次也许不好不参加。
9 月12 日，星期日，我口授了中国援引盟约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七条的向国际联盟申诉的照会。当天晚上将这一照会连同由驻巴黎大使馆转来的外交部补充声明，一并送交国际联盟秘书长。补充声明中提出一些最近的事实，并强调日本轰炸红十字会单位、平民、教育及文化机构等，违背了人道的准则。
13 日，星期一，我参加了大会开幕式。艾登走过来和我交谈。他说，他恐怕即或引用第十七条的明确目的是在邀请日本参加，也会使美国使用中立法。他想知道美国是什么态度。我将中国对美国的看法的印象告诉了他。
我走过去和爱文诺商量，我想在大会上作第一个发言，以便给
2 如顾维钧Tb ］忆录缩编
上要国家一个议论中国事件的机会，他认为这样最好。关于将中国申诉列入议事日程的程序问题，他说，主席向行政院报告后即予列入议事日程。
次日，9 月14 日下午，我参加了另一次行政院会议。会议主席，西班牙的尼格林宣布了中国的申诉，并将它列入议程。然后，在艾登和德尔博斯的邀请下，我参加了他们和爱文诺的一次会商。艾登说，最要紧的是获得美国的合作，想办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召开顾间委员会，因为美国不会派代表参加行政院的会．他还认为，除非中国在实施制裁间题＿L 确有把握，得到国际联盟的完全支持，否则最好避免发生促使美国政府实施中立法的事情。我表明了我将遵循的程序：按第十七条规定邀请日本政府参加。如果日本拒绝邀请或不予置理，中国可以向大会申诉，中国将在大会争取获得最大支持。
爱文诺说如果按第十七条进行，公众舆论将认为中国的目的在实施制裁。因为第十七条的唯一作用是引向实施第十六条，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几乎肯定要拒绝邀请。他说，其实不援用第十七条，也可以向日本发出邀请。
德尔博斯问，既然实施制裁毫无希望，中国为什么要采用一项势必引向第十六条的程序呢。他的意见是，美国配合国联共同行动才是必要的。他又说，中国申诉所援引的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七条，都以存在战争状态为先决条件。
当我间到，不引用第十六条是否也能拒绝给日本以武器供应和贷款。艾登说，已经拒绝了日本的借款要求，至于武器供应，并非重要间题。艾登和爱文诺在回答我另一问题时却说，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按第十七条规定发送邀请给日本。现在不引用第十七条，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能引用。艾登说，如果申诉是以日本为对
第四卷出使法国291 象，最好由有美国代表参加的顾问委员会提出。
德尔博斯说，当他问蒲立德，美国政府会不会派代表出席顾间委员会时，蒲立德没有作否定的回答。艾登相信，即使撇开美国的参与不谈，在处理我们申诉方面，顾问委员会的构成，也比行政院强。
我认为，行政院应做出决定，在进一步处理这个间题之前，先了解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样，即使在行政院已将此事转给了大会和委员会之后，仍然可以掌握这个问题、
9 月15 日我在大会发了言。这篇发言旨在激发对中国的同情，使世界舆论了解情况和感到关切。发言稿简明而概括地讲述了我三天以前所作的申诉，并提出行政院在处理这个申诉时有三条可行之路．行政院可以自己进行研究并采取行动，行政院可以要求大会这样做；或者行政院可以将情况转给顾问委员会，
发言完毕，有很多人鼓掌，翻译完毕，又有许多人鼓掌，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法国、英国、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苏联和别的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走过来向我祝贺。随后，美联社、哈瓦斯社和塔斯社都说，这篇发言给人印象极好。美联社还认为，它正好适合美国公众的口味。国联秘书处的人也赞许这篇发言。我想这一切赞许可能是因为这篇发言正适合当时的心理状态和客观现实。行政院在9 月16 日决定指派顾问委员会调查“中日冲突在远东引起的局势”。委员会在本星期内即将为这件事召开第一次会议。秘书长将此事通知了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及美国。9 月21 日委员会重新开会的那夭，公布了美国的答复，同意按1933 年条件，作为不参加投票的观察员，出席会议。这个答复是令人高兴的‘在第一次会上，委员会不仅邀请中国和日本参加，还邀请德国和澳大利亚派出代表。中国和澳大利亚当然接受了邀请，日本和德国却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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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的回答重申了日本的一贯标准观点，即问题只有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才能真正解决。
9 月21 日，苏联李维诺夫在大会上作了一篇从中国的观点看来很精彩的演说，坦率而扼要。孔祥熙在9 月1 ，日星期天夜间来到日内瓦，20 日和李维诺夫谈过话。据孔说，这位苏联外交部长述建议太平洋各国开个会，以支持国际联盟的行动。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给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外加苏联和德国）的照会未能引起足够的反应，使得当时我和南京政府只好把这个主意暂时搁置起来。因此，澳大利亚的布鲁斯9 月21 日在大会上发言，提倡太平洋各国开会处理远东局势，使人感到意外．这就是布鲁塞尔会议的前奏，我将在那一章里作更多的陈述。
日本空军残酷地轰炸中国城镇、平民和教育文化卫生设施，g 月2 。日深夜日本空袭南京，这是一个新情况．外交部报告说，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轰炸。日本还恫吓各国外又人员撤离南京首都，否则后果自负。在适当考虑之后，我向国联秘书长送去有关这一间题的照会。
第二天，我收到电报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已向东京就日本人要将南京炸平的威胁提出抗议。各国对日本威胁所作的口头抗议是很及时的，而且美国提出的是书面的强烈抗议。23 日，苏联也给东京一份书面照会。
与此同时，五十架日本飞机在22 日展轰炸了南京，几小时后又来一批，在南京住宅区扔下燃烧弹。沿河的难民区中了弹，几百人丧生。23 日，广州也遭到空袭，英、美、法、苏、德和意大利再次向东京提出抗议。
以后几天，小组委员会决定并开始草拟一个报告，概括本案的事实，以一个关于日本的行为是否正当的声明为结尾。10 月3 日
第四卷出使法国293 晚，小组委员会以及顾间委员会主席蒙特斯将第一次草案分发给各成员。4 日，小组委员会在早晨、下午、夜间都在开会。在这几次会上，波兰代表说了很多支持日本，反对我所提出的概括局势情况的声明草案的话。任何人都会以为他是一个日本代表而不是波兰的代表。下午我感到我一定要坦率地跟他说明。我告诉他我们政府对他代表波兰的态度，感到非常震惊，已打电报给我们的驻波兰公使，要他向华沙的波兰外交部长贝克要求答复。我还试图劝他，为了我们两国双方利益，改善他的显然对我国敌视和不友好的态度。他推脱说，他是在力求表现不偏不倚，并表明他反对所采取的程序。不管怎样，我的干预像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因为从那以后，在讨论中他不再多饶舌了。
在夜里的会上，我为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一段新内容。这个新内容如果被采纳，就会为我期待的遏制日本、援助中国的积极措施铺平道路。随后克兰伯恩建议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实质是，国联所能立即采取的最有效措施是发动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进行商讨以协商办法来结束中日冲突，如果此举不成，则向国联大会另提其他建议。
克兰伯恩的建议，像从夭而降的炸弹，这个意想不到的显然是将责任推卸给美国的巧妙手段，一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哈里森公使当时在场，他提出了几个问题试图得到解释。情况变得相当尴尬，大家觉得有必要暂时休会，像主席说的那样，好让成员们有机会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于是端来咖啡，让大家轻松轻松。将近夜间十一点半继续开会，我作了发言，支持克兰伯恩的建议，并希望它可以和中国的提案一起受到考虑和支持。换句话说，我继续坚持国联应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同时也为克兰伯恩建议的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做好准备。我的发言好像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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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员会的成员深受感动，自此以后进展就比较顺利了。夜间的会上，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草拟第二个报告，以便连同第一个报告一并提交顾问委员会，然后散会。这一报告将以英国和中国的提案草案为基础。第二天早晨，起草小组开会时，克兰伯恩提出一个关于他的提案的新草案。他在新草案的结论中吸取r 我更多的意见，从中国的观点看来，似乎更为完善。同时，大约在夜里十二点，在起草委员会上，我的秘书送给我一份罗斯福总统的在正式发表之前先行散发的演说概要。这就是罗斯福在芝加哥所作的著名的“隔离”演说。在演说里，罗斯福提出将侵略者隔离起来的必要．并暗讽美国孤立主义者是目光浅短。我将它递给克兰伯恩、布鲁斯和其他人。可以看出他们都受到触动。克兰伯恩提出的折衷方案，就可能是受了罗斯福演说的影响。
提给小组委员会的关于各项提案的最后两份报告草案都提到，( l ）大会应邀请国联成员中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以及在远东有重要利益的国家举行会议。（2 ）大会应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采取任何有损中国抵抗力量，以致增加中国在当前冲突中的困难的行动。此后，在小组委员会上我更加强调这后一点即我提议增加对中国支援的一条。由于新西兰代表乔丹的大力支持，报告中增添了一句，建议国联各成员国分别考虑能够给予中国以多大程度的支援。那天下午，小组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先后通过了报告草案。晚上提交到大会。午后五点，大会续开。到会的代表不多。有两位代表发言，同意顾间委员会的报告，但波兰和逞罗弃权。两份报告最后被一致通过，
第一个报告虽然避免正式把日本列为冲突的侵略一方，但仍然认为日本犯有违反它的条约义务的罪行。第二个报告，建议召开后来的布鲁塞尔会议，并建议（1 ）国联成员国应避免可能削弱中
第四卷出使法国邵5 国，或在中日冲突中给中国增加困难的任何行动。（2 ）各国分别考虑对中国能作出多大程度的支援。
我个人当时的反应．及在那限制重重的环境中的收获，可以从一周后在我写给驻莫斯科大使蒋廷献的信里看出。我告诉他：国际联盟对我们的申诉所采取的行动，其结果虽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但是公众舆论要比大会初开幕时我们所预料的好，出席大会的欧洲国家都全心关注着动荡的欧洲形势，对进一步牵连到远东间题则谨小慎微。可以这样说，我们只好摸索前进，在现有条件下，争取最大的效果。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最后两点，我希望，将对促使某些国家不去实施中立法，或不承认海上封锁方面有些实际价值，而且也给一些愿意从各方面援助我们的国家以国际的庇护。
第二天，我打电报给外交部和政府，说明应当利用给予援助的大会决议，对中国的需要和他们可能的供应，作出具体计划或明确要求。我还对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我们可采取的行动方针作了建议。
第四节卢沟桥事变后争取国外物资援助
对中国来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驻外代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争取军事援助，包括购买武器和飞机，招募外国飞行员和谋求财政贷款。中国必须从法、德、意、英等国获得财政贷款以购买军用物资。中国政府要求驻巴黎大使馆为中国空军招募法国志愿飞行员，这是件急迫的事情。事实上，招募飞行员和购买飞机同样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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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的空军正在创建阶段，远未形成丫支战斗力量。日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空中优势。
6 月2 日，我在大使馆举行午宴，使孔样熙会见奥里奥尔与法国财政部的其他人员以及法兰西银行总裁拉贝里。午宴后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孔祥熙说，他新近在伦敦曾和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及英国银行家就推进中、英经济合作进行商谈、其结果是一笔两千万英镑的借款即将商妥。现在，他希望在巴黎也能办到同样的事．奥里奥尔说，他建议双方各指派一两位代表，作进一步讨论并安排细节．
孔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奥里奥尔随即指派鲁夫和他部里商业协议司司长阿尔芳，孔则指派翁文颧和郭秉文从事这项工作。7 月22 日，即卢沟桥事变发生两周后，奥迪内带来了好消息。奥迪内是法国军火业的经理人，同法国政府与我国大使馆联系很密切，他来报告他在伦敦会见了孔祥熙，他们谈了有关航空和拟议中的两亿法郎信贷之事，这是截至目前已商定的总额。他说谈判还在进行，而前一周他并成功地从法国政府取得另一笔五千万法郎的信贷以供购买船只。他还告诉我，空军部长科特同意让我们买最新式的飞机和高射炮。8 月5 日至10 日孔样熙第二次访问巴黎期间，信贷问题得到解决。8 月9 日签署协议。8 月8 日也签署了购买飞机的合同。向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很多迹象，使得一旦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对向中国提供经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便利的态度，觅需予以明确。
8 月2 日，我告知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中国政府指示我询间如果日本海军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政府是否能保证中国政府经由印度支那把军用物资运入中国的过境权。法国外交部长回答说，
第四卷出使法国2 盯这实际是由殖民部长处理的问题。
四天之后我见到肖唐。我向肖唐指出，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权，是193 。年签订并于1935 年生效的中法条约保证赋予中国的。中国政府当然要继续行使其权利，但同时也愿知道法国政府方面是否有特殊困难。
肖唐说，如果中国和日本交战，供应和运输军用物资一事，将立即引起中立间题。
我说，按国联盟约，对一个成员国的侵略，经国联行政院作出决议之后，应视为对国联全体成员国的侵略。因此，从法律观点解释，不存在中立问题。
肖唐说，如果国联能按照盟约实施制裁，当然最好不过，但国联软弱无能。军用物资的供应及过境的许可势必引起纠纷，并成为有关国家的直接问题。这些国家将不得不承担必要的责任，并相应地应付所形成的局势。
我在8 月16 日应邀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商讨上海轰炸事件时，趁机再次提出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间题。
莱热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殖民部的事，而是一个总政策问题，从现实观点看是有困难的。如果法国允许利用印度支那运输武器弹药，日本可以认为这是敌对行为。于是日本可能进入上海法租界，甚至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是法国难以应付的。8 月19 日我到法国外交部回拜新任副国务秘书泰桑时，又直接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过境间题。我说，中国政府已在法国订购了几批武器弹药和飞机。我希望法国政府对这些物资的发运，尽可能在各方面提供方便．如有必要，中国政府可能要将这些物资卸在印度支那港口，然后由陆路运到中国。因为中法条约已保证了过境权，我相信这样办不会给法国政府造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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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副国务秘书回答说，他本人看不出有下l 一么理由要改变中国和法国之间在贸易、商业和运输方面的正常关系。请其上级作出政冶上的决定。
我已经约好第几天即8 月21 日去见肖唐总理，我说，中国已在法国汀购了儿批货。尽管现在有敌对行动，但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还不存在，因此我希望这些军用物资的贸易和运输自由不发生问题。
肖唐说，鉴干当前的敌对行动状态，和平时期离开法国的货物，可能在宣战之后到达中国，宣战之后，日本· 定会宣布封锁中国海岸，lTiJ ’唯的输人港口就是西贡。如果日本人得知此事，将视之为帮助中国反对日本的行动l 币向法国寻衅。我说，日本宣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日本仍然希望避免形成国际法意义L 的战争状态。我8 月25 日见到外交部长德尔博斯，我说，我知道国务会议当天早晨开会讨论了法国供应武器弹药的问题。
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采取了维护私营公司有贸易完全自由的原则。
我提到中国所订货物经印度支那过境的问题。德尔博斯说，这方面也适用同一原则，即接受巾国政府订货的私营公司，拥有完全l 均贸易和运输的自由。
8 月25 日日本宣布封锁约八百英里的中国海岸线，9 月6 口口本对中国海运封锁扩大到除青岛和租借地以外的全部中国海岸，中国政府需要争取各国合作以使日本取消封锁，或由各国采取联合行动来应付局势，以便于将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运逃中国。经李石曾安排，我于8 月27 日与莫泰进行了畅谈。我们讨论了把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库存物资转让给中国，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组织中法合资的武器采购公司和日本封锁等问题。找还向莫
第四卷出使法国2 的泰建议就日本的封锁声明促成各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对他说，声明应指出封锁是不合理和非法的。莫泰完全赞成二
9 月9 日，我离开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会议，对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提出控诉。我刚到日内瓦几小时，外交部就来电嘱我立即探询有关法国对日本封锁的态度以及对由法国船只装载运往中国的武器一旦被日本扣留或强购的态度。第二天午饭时间，李石曾作为宋子文在欧洲的个人代表来访。他说刚接到宋子文来电，要求从法国政府得到印度支那过境权的明确保证，以便中国政府立即开始在中国通往印度支那的公路上设置各项设施，井着手修筑从广西连接印度支那的轻便铁路。
我约好在爱文诺秘书长的午宴上会晤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对此等封锁深为关注，并已采取措施与英、美协调行动。法国内阁已讨论这一问题，并决定在东京采取外交步骤。
几个星期之后，国际联盟通过了顾问委员会关于远东问题的报告书。这给中国以道义上的甚至法律上的支持。
10 月12 日，我如约访间法国外交部新任亚洲司副司长贺柏诺，向法国外交部交涉印度支那过境便利问题。贺柏诺说，日本显然打算轰炸滇越铁路和从印度支那边境到中国内地的公路。其结果与法国不允许中国所购货物经印度支那过境运输并无区别。10 月18 日，贺柏诺派人把大使馆的郭参事请去，并告诉他，法国政府已决定禁止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去中国，但允许把国有化工厂的武器和飞机出口到中国。
那天下午一点，李石曾来访并对我说，作出这一决定的国防委员会会议，未请殖民部长莫泰参加。莫泰大发雷霆，并将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达拉第是出席那次国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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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唯一反对拒绝向中国提供过境便利的人。将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重申他的观点。
1 。月2 。日，我拜会了法国外交部长。我告诉他，我刚收到中国政府来电指示我向他表示，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和失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源源供应，对中国当前的抵抗侵略是生死枚关的问题。不予过境便利，是对中国的沉重打击。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作出那个决定，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很清楚，日本人在反复抗议中国军用物资从印度支那过境之后，可能采取空袭印度支那交通线的手段。第二，日本人是出色的间谍，他们很可能雇人进行恐怖活动，破坏印度支那的公路和桥梁。另外，退罗在日本的影响和煽动下，可能给印度支那制造困难。第三，日本可能占领海南岛，并且法国将单独面临与日本的纠纷，而得不到英、美的支持。
德尔博斯接着说，他本人赞成政府的这一决定，但是他愿意坦率地说，他没有考虑到它的严重后果。在听到这将对中国产生严重后果之后，他已经要求国务会议主席肖唐召开内阁会议，就整个问题重新审查。
费说，如果就此事与法国商定完全由印度支那地方当局与中国代表就地安排，则将免除法国政府的为难。宗主国政府当然可以不过问地方发生的事情。
22 日晨，我和法国总理在马提翁大厦他的办公室会谈．我一开始就告诉他，国外的源源供应是中国继续抗击日本侵略的生死枚关的问题。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有物资储备，不得不依靠欧美的常川供应。法国政府不予过境便利的决定，使中国政府深为失望。德尔博斯和莫泰已就此事进行了几次商讨。他们现已同意允许中国军需品取道印度支那，指示已经发出，甚至在午后内阁作出决定之
第四卷出使法国
前，这类物资就不需要例行的起岸许可证即可起岸。已作出的唯一决定，是把印度支那过境问题放到布鲁塞尔会议去解决。如果这样办了，日本人再向法国抗议时，法国政府就可以说法国只是由于会议的共同决定而承担义务，法国的行动因而有了依据。如果日本为此对法国以报复相威胁，其他国家就有义务与法国相互支援。法国将间题提交布鲁塞尔会议，与其他国家一致采取共同决定，实施国联全体大会援助中国的决议。这样，法国准予过境的任何行动，将具有与其他国家集体行动的性质。
第五节关于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
一会议背景
王937 年10 月6 日，国联大会一致通过远东顾问委员会提出的两份报告书．第二份报告书中建议由国联邀请成员国中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尽早开始按该公约的规定进行磋商，及在彼此间充分而坦率地交换意见。当然，为了将美国包括在内，该报告书并建议，如属可能，并请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参与此项工作。通过举行会议的意见后，就出现了会议何时召开和如何召开的间题，以及有关会议组成、议程、议案等采用何种程序的问题。表面看来此项会议的安排是桩简单的事，华盛顿条约本身已提供召开这个会议的合法根据，但实际并非如此。关于邀请哪些国家参加一事，就是个意料不到的微妙复杂间题。条约签字国包括中国和日本，当然在被邀请之列，但还有某些国家当时并没有参加华盛顿会议，而是事后应邀参与此项条约的，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墨西哥和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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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亚，甚至还有德国。由于这些复杂情况，究竟应当邀请哪些国家，一时颇成问题。
l 。月12 日，我到法国外交部去见贺柏诺，问起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一事的进展情况。他说，伦敦和华盛顿已就若干间题交换了意见．会议如何开法及邀请哪些国家参加等间题，均在积极讨论之中。为了说明后一问题之复杂，他又指出，可能被邀请的国家有好几类。美国和日本是条约签字国，但不是国联成员国；国联成员国如墨西哥、玻利维亚、丹麦和瑞典，都是事后参加这项条约，但是他们在远东并没有直接利益；苏联虽然是国联成员国，却不是该条约的签字国；而德国虽然事后参加该条约，但一直没有正式批准，而且目前已不再是国联成员。
还有会议在何处召开，以及由谁出面发出邀请的间题。显然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国家盼望在它的境内召开这项会议。美国就不主张在华盛顿开会，而建议在瑞士召开。但经过和伦敦、巴黎商讨后，觉得还是在比利时或荷兰比较适宜。比利时人很踌躇了一段时闻，最后才同意在布鲁塞尔召开。
10 月15 日晚，钱泰大使从布鲁塞尔的大使馆打电话告诉我，九国会议将于10 月3O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当天发出对九国公约签字国的邀请书〔 包括除比利时外的原签字国美、中、英、法、意、日、荷、葡各国，和后来的参加国玻利维亚、墨西哥、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按邀请书的说法，召开此会议的目的是“根据九国公约第七条，检查远东局势并友好地商讨一项和平办法，以加速结束该处现在发生的令人遗憾的冲突”。
郭泰棋在16 日写给我的信中说，英国的意见是很清楚的，首先就是要设法通过调停求得解决。根据他的理解，这一点作为此次会议的目的在邀请书上载明，是企图使日本、同样也使德、意更便
第四卷出使法国303 于出席会议。他们似乎以为日本大概会同意参加。
10 月23 日，我和美国大使蒲立德交谈。他问我日本是否会出席会议，和是否将邀请德国和苏联参加。当时我对他说，日本肯定要拒绝出席，它还要反对邀请苏联同德国一起参加会议。蒲立德又说，意大利和德国在会议上将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因为他从各方面了解到，他们将在日本不出席的情况下为它辩护。
10 月22 日，钱泰从布鲁塞尔打电话来，说肯定要对德国和苏联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书。但是，当我在27 日和苏联大使苏利茨会谈时，此事实际还没有办。这些国家先要等日本的回答．当苏联大使苏利茨问我是否得到关于传说英国和美国打算谈判一项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的消息时，我告诉他，就我所知，英、美、法在东京表达的都是一般性意见，目的在于劝说日本出席布鲁塞尔会议，没有为解决中日冲突提供任何可以依据的具体基础。我说，据我了解，日本的答复今晚或明天就会送到布鲁塞尔，不过，日本大概是不会赞成邀请苏联同德国一起参加会议的。事实表明，当夭晚些时候，布鲁塞尔收到了当时所预料的日本拒绝出席会议的答复。于是比利时政府又向德国和苏联政府发出了邀请。随后，德国以不是九国公约签字国为理由而拒绝，而苏联则接受了邀请．开会的日期则已经推迟到1937 年11 月3 日。关于会议能做和应做些什么，各方意见不一。不仅仅是中国为一方和其他与会各国为另一方之间有分歧，而且分歧也存在于中国以外的各国之间。中国主要期望会议径直做出决定，依据国际公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其次，希望得到以贷款、武器、军火等各种物资支援的保证，也不排除显示列强共同意志的示威，如海军、陆军的演习等。但是其他国家绝大部分都不从这些内容来看待这一会议。他们的想法集中于一点，即设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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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合作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式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为了彬倒这一点，他们首先希望达成休战或停火，通过邀请日本参加会议，以便大家有可能直接对话，以劝导日本接受调解。这些其他签字国显然是在打如意算盘。中国则说，日本不会接受调解，而是决心推进它所谓的“大陆政策”。
因此，各国的目标和中国的目标实在是大相径庭。在我和各国代表的交谈中，在我的驻伦敦和驻华盛顿的同僚们和那里的当局交谈中，都表明这些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尤有甚者，由于这种偏向或强调迅速解决，与会各国不愿意研究他们如何对中国实行援助。他们说，将和日本商谈停止敌对行动，不能同时又考虑支持敌对行动，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
表面上这似乎合乎逻辑。但是我和我的同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屡次向各国指出，斡旋或调解不仅毫· 无成功的希望，而且反有促使日本加紧在会议之前或会议刚刚召开时争取军事上速胜的更大危险。日本人肯定不乐意各国插手并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决定于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并由比利时政府发出邀请书以后，我于10 月22 日接到外交部电报，告知政府已指派我和两位同僚为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并已指示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将中国代表名单通知比利时政府。我在复电中提及此会议的特殊重要性质。我说，如果日本来参加会议，各国将尽最大努力在中日冲突双方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各国很可能对我方施加压力，迫使我方作出巨大的让步，以取得一项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如日本拒绝出席，由于可能有德、意和葡萄牙等国参加，会议也很难达成一项积极措施来反对日本，因为这种措施不可能得到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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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文之末，我报告政府说，鉴于当时的环境，作为首席代表，对所负责任殊感沉重，唯恐不能胜任。因此我吁请政府参照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舆论，早定决策，指示代表团应在会议上争取的目标。
10 月24 日，收到政府给三个代表指示的电文。内称．政府对九国公约会议决定方针如下：
（一）依照当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
（二）但我方对各国态度，须极度和缓；即对义、德二国，亦须和缓周旋，勿令难堪。并须表示会议成功之愿望，我方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倘各国以具体间题征询我方意见时，因日本以武力侵犯我领土，应先知日方之意思，故先请其转询日本后，再由我方予以考虑。
（三）我方应使各国认识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切不可因中国态度之强硬，而令各国责备中国。
（四）上海问题应与中日整个间题同时解决，切不可承认仅谋上海间题之解决。
（五）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
（六）我方同时应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以上摘录自该电原文。― 译者）
两天之后，1937 年10 月26 日，代表团收到另一封电报，指示代表团在会外应采取的活动，及通过这些活动应达到的目标。电文说：
（一）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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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压迫〔 积极的排斥日货，消极的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 ，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意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二在会议上为中国辩护
我于1937 年10 月31 日到达布鲁塞尔参加讨论中日冲突的会议，到达以后，我感到气氛普遍低沉。例如，在n 月1 日下午，两位美国记者来访。他们告诉我，美国代表团和新闻界，对会议的前景颇为悲观。不过，美国代表绝不会签署任何为中国代表所不愿意签的文件，也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强中国代表团之所难。
n 月2 日星期二下午，我连续会见了比、美、英、法和苏联代表团团长。我第一个见到的比利时的斯帕克谈到，要再次邀请德国和日本出席会议。我见到李维诺夫时已过晚上九点，他表现消沉、悲观，而语带讥讽，听起来他准备当个来宾，会议开幕时也不演说（事后证明并非如此）。戴维斯紧紧追问我中国为了和日本达成解决的办法愿意作出什么让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告诉我关于议程的情况。他说，星期三（n 月3 日）会议开幕式的程序已经商定：比利时外长斯帕克将被选为会议的主席，在他发言以后是戴维斯发言。艾登和德尔博斯本来想在下午发言的，应戴维斯的要求，都改在上午发言。其用意是让三大国都先说了话，以图影响意大利代表，让他感觉到如果发表激烈的与三国代表相反的言论是不合宜的。我将在下午代表中国发言。
一小时以后，我去拜访法国外长德尔博斯，我对德尔博斯说，中国政府要我向法国表明中国愿意在会议上合作。中国切盼会议
第四餐出使法国307 取得成功，并准备为此而竭尽全力。但是中国所能接受的不能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而只能是公正的和平。中国并没有去向日本开战，而只是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一直为公正的和平而作战。否则，中国早已可以不计代价取得和平而根本不必打仗。
德尔博斯说，他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观点。和平只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华盛顿九国公约。他说，法国素来维护条约义务的林严。他请我确信法国对中国观点的同情。
我希望亲自准确了解意大利的立场，和对布鲁塞尔会议的态度，因此，在星期三上午，约见意大利代表马柯迪伯爵。伯爵刚从惫大利来．我问马柯迪，他认为会议议程应当怎样安排。他说，日本大使听说他从罗马来到布鲁塞尔，即前来访问。谈了一小时。（这对我并非意外，因为我和其他人都了解意大利将多多少少是间接地代表日本，在会议上提出日本的观点．）他告诉我说，就他所知，开幕会上只有斯帕克作为会议主席讲话而没有别人发言。
我告诉他，最近的安排是，其他主要代表紧接着斯帕克发言。戴维斯先讲，接着是艾登和德尔博斯。
他说，他本来只打算在下午发言，但如果其他代表在上午发言，他也必须在上午发言。至于意大利政府对会议的态度和政策，他对我透露，在任何发言中他都将说明白，这个会议与国联完全无关，也不能由它承担判断是非之责，因为事实是很难弄清楚的。他说，意大利接受邀请参加会议，因为它是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不能打算在那儿谴责冲突的任何一方。谁开的第一枪，这个决定责任谁属的问题是很难确定的。依他看，会议的唯一作用，不过是把双方约到一起进行直接谈判，自己达成解决。在完成这一点以后，会议应认为已经完成任务。他还说，意大利认为中国和日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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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朋友，对于两国之间的冲突，它希望保持完全中立，会议于11 月3 日星期三上午n 时在研究院大厦开幕。先由比利时外长斯帕克致开幕词，内容不坏。戴维斯在演说时声音很低，难于听清。艾登的演说简短，显然给人们以英国追随美国之后的印象。德尔博斯强调条约尊严的原则、马柯迪继后发表了准备好的演说，婉转地为日本利益辩护，用语谨慎。
下午会议复会。李维诺夫首先发言。我继而作了40 分钟的演说。在我多年来出席国际会议的生涯中，很少感到紧张。但这次我确实感到吃力而且出汗，也许是由于上一夜少睡了觉。不过别人告诉我，我的发言反应良好。代表团主管新闻的一位秘书后来告诉我说，报纸上对我的发言的评论是“和解而坚定”。我觉得这正是我所希望起到的作用。
会议开幕以后，就提出了安排由少数国家进行调停的间题。某些代表认为，日本虽然拒绝参加全体会议，但他们希望，如有一个由少数几国组成的调停委员会，日本也许会同意参加。会议第二天，代表们正式或非正式地分头私下会商，集中研究是否组织这样一个小型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它的职责范围是什么等等。还就它的组成频繁接触，但什么也没有决定。
在一次出席会议的主要国家代表私下会谈中，他们要求我公开声明，当承担调停的代表们开会讨论斡旋和解决方案的方法时，我愿意离席。此事以前已由戴维斯向我提出，我并已向政府请示。外交部复电在星期一晚到达，指示我国代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此项要求。但此事仍使我感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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