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拟定一个可接受的最终报告书
1932 年行将结束时，中国代表团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必须争取支持，以保证十九国委员会提请国联全体大会通过的原草案不致软化下来。另一方面，对大会最终报告中应包括的内容，我们必须争取会员国支持中国的立场。据可靠方面报告，即使是杜吕蒙，这时也相信法律上的调解是不可能的。因此，看来肯定在委员会于1 月份复会后的某个时候，全体大会将被迫提出最终报告。我们希望避免出现中国由于不得不拒绝一个对其不利的报告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大多数欧洲代表团这时已经离开日内瓦回国。因此，郭泰棋赴伦敦，以与英国继续商谈，颜惠庆拟访问布拉格，以会见贝奈斯外长；我则当然前往法国，以争取法国政府的支持，并同驻巴黎的外交使团人员会晤，他们中有许多人也在日内瓦代表各自的国家。在我们都离开日内瓦之前，我们商定应由颜惠庆将争取德国、意大利、瑞典和瑞士等国的重要性电告外交部。为此目的，我们建议外交部指示驻各该国的使节开展工作，并敦促孔祥熙立即前往柏林，有可能时也去罗马。
1933 年元旦，山海关发生一起事件，有在华北重新爆发战事的危险。我们一直确信日本人蓄意侵占热河并将其并入“满洲国”, 作为进一步征服中国的前奏，山海关是它们合乎逻辑的进攻出发
第四卷出使法国
点。
1 月1 日的山海关事件是夜间发生的。张少帅（学良）在当地的部下用电话向他报告，他于1 月2 日晨用电报转告我。据称有一枚手榴弹扔向火车站，日本便衣队从南门向城内开火，日军守备队的宪兵也几次开枪。但同一电报说，日方宣称日军一枪未发，开火者全系巾国军队。同时，日方要求当地居民全部撤出该城，以保安全。电报说，现正谋求就地解决，但也作好一旦日方发起攻击时的抵抗准备。
根据1 月3 日收到的中国外交部和张少帅的来电，l 月2 口晨日军猛攻山海关城，首次袭击被守军击退。当日下午日军增援，我守城部队牺牲殆尽。1 月3 日我军撤出，该城当即被日军占领。法国报纸登载的都是发自东京或山海关的日本一面之词，说进攻是中国方面发起的。他们还进一步辩称中国侵犯了日本占领锦州以后双方协议的中立地带，我在l 月3 日根据外交部来电发表声明，驳斤了所谓中国发起进攻的谎言，并电外交部要求查明是否存在任何与日方订立中立区的协议。另一则消息说，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中村将军曾致函少帅张学良提出三项要求：( 1 ）道歉；( 2 ) 山海关车站交由“满洲国”控制；( 3 ）山海关周围地区宣布为中立地区。我再电外交部及张学良，要求澄清事实。
外交部回电否认这些消息，认为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来电详告有关战争情况，和我方的抵抗以及日军对中国军民的暴行。当时参加国联调查团的中国代表处秘书长甚至报告我，已将代表处的一切重要文件转移到我的天津住宅以策安全。张少帅来电特别指出，中村将军并未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他也从未同意设立任何中立区。此外，他并答应如果对日方进行任何重要交涉，他一定立即电告我，以利于协调国内外的活动。他要求我务必不要受日本宣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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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将他的电报转告颜和郭。
实际上谁先开第一枪无关紧要。事实是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采取了攻击行动。他们使用优势兵力和武器，对中国城市山海关进行猛烈轰击。他们置日内瓦仍在进行调解活动于不顾。日本人向全世界宣称，是中国人挑起争端，他们强调希望就地解决，并称无意扩大其行动到热河和平、津地区，希图以此来混淆世界视听。但中国方面的情报完全相反。举例来说，外交部1 月4 日电报转来驻日公使蒋作宾的报告，根据从日方搜集到的情报，日本陆军省高级官员原企图用政治手段迫使热河加入“满洲国”。同时准备如果此一企图不能得逞，便采取军事行动，先占据山海关以威胁平、津，并从而强将热河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但在满洲的日本军方则认为此项计划过于迟缓，又鉴于中、苏最近恢复外交关系，不久前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提出全面抗日，而国联又将于短期内复会，因此更感焦灼，急于寻找借口挑起战争。其目的是显示日本不会接受国联的任何裁决，并造成第二个冲突地区，以转移人们的视线。目前中、日双方武装部队既已开始了战斗，蒋公使认为当地日本军官不会愿意停火以使冲突不再扩大。
1 月10 日，我在日内瓦收到夕卜交部长密电，说英国对山海关事件正在谋求就地调停解决，估计英国急于保护它在附近的利益。外交部从张学良少帅处得知，9 日河北省驻军司令兼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军向他报告说，8 日他应邀出席宴会，见到英国代理领事，该代理领事向于说，他本人很希望山海关事件能通过调停解决，并以上海为例，说可以得到美、英、法、意各国出面调停。于答复说，深感此项建议所表达的美意，不过他不知道日本是否愿意恢复原状。不恢复原状就没有商量余地。
第四卷出使法国艺。1 外交部9 日又从何住国将军处得知〔 何也是张学良部下的一个将领），在8 日一位英国舰长和日本海军中佐津田均来与他接触，表示愿出面调停，并探听中国对调停山海关事件的意见。9 日晚何柱国又接到津田中佐通过开滦矿务总局转来的电话。电话说，日本政府已指示中村将军负责谈判，并立刻进行。何柱国请求外交部指示。
外交部电报说，已电复何柱国，说明山海关事件是中日问题的一邵分，与上海事件不同，绝不能当作局部问题就地解决。此外，已派外交部刘次长专程到北平与张学良接头，以免落进日本人的圈套。据外交部来电说，蒋委员长和宋子文都同意此项政策。此外，宋子文并以外交部名义发表声明，否认中国赞成就地解决山海关事件。
外交部续电告，外交部长已电复张学良，说明英领事的调停意见绝不可行，不能接受。首先，日本攻打山海关的目的是侵占热河，我方的抵伉出乎他们意外。提出就地解决的凋停问题，实际上是使日本得以争取时间。日本国内在财政、通货、农业以及日本人民大众的思想等各方面都面临极为困难的局势。在山海关的行动和侵犯热河，是他们胃险的最后一着。因此，外交部长告知张学良，如果我们能再次坚持，一项根本解决东北间题的办法就可能在望。而且我们越显示抵抗决心，天津和北平就越安全。他还说，国联已承认调解失败，因而准备运用盟约第十五条四款。如果这时我们和日方达成一项协议，就无异于为日本解决难题。他指出，英国一贯只顾它本身的利益。上海事件达成协定之后，他们就不再顾及满洲问题了。目前由于英国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有可观的利益，英国又想充当调停人，这难道是为了我国的利益？外长告诉张学良说，政府为此要他在处理这种局势时必须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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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通知我，这封给张学良的电报是经过委员长和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批准后才发出去的。此外，委员长本人另电张学良，只有日本人撤出山海关才有考虑调停的余地。
1 月12 日，外交部通知代表团，从驻日大使馆获悉：日本军事当局发觉国际上对日本侵占山海关及尔后进攻九门口之举并未提出抗议，于是自行发表一项声明，大意说，热河是“满洲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此地区内任何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侵略和扰乱和平，“满洲国”当局将坚决使用“自卫手段惩罚进犯者”，云云。驻日大使馆认为此项声明已明显表示日本即将进犯热河。
面临日本的行动和公开叫嚣的侵略意图，个别大国，尤其是英国，仍然认为可就地斡旋以避免山海关事件的扩大。这实际上只能起到破坏作用，尤其有害的是国联仍然致力于调解。
十九国委员会子16 日开会。虽然在中国的战争仍在进行，该委员会继续迟迟不作决定。首先是等待日本正式提出尚在东京研究中的建议。委员会于18 日才收到这些建议。由于日本代表此时特别强调说日方坚决反对非国联成员国参加任何解决方案的谈判，国联为了把争议中的问题弄清楚，询间日本政府，如果克服了这个困难问题，日本是否接受12 月15 日的原决议草案，因而又发生了一次迟延。日本代表团于1 月2O 日作了否定的答复，但又提出一些新建议，并于l 月21 日得到日本政府批准后再度提出。这些新建议和日方原先提交的建议同样不可接受。
在此过程中，中国代表非常忙碌。首先，我们儿乎立即了解到委员会研究了日方18 日的提案后，同意放弃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调解委员会，并进一步考虑把“理由说明”部分改变成大会主席代表委员会所作的声明，日方有权对此提出保留意见。颜惠庆在20 日会见海曼斯和杜吕蒙，反对任何这样的改变，并坚持要求国联大
第四卷出使法国203 会通过一项不承认“满洲国”的决议，把事情说清楚。他重申，除非日本愿意放弃“满洲国”，否则就不是诚意接受调解，中国必将予以拒绝。
我当晚去访间捷克外长贝奈斯，他刚从布拉格来此参加十九国会议。寒暄以后，我向他解释中国代表团对于显然是由日本代表提出来的四点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是：( 1 ）不承认并取消“满洲国”，我说中国代表团坚持应在决议中明确说明；( 2 ）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调解，我强调这是很有益和必需的，( 3 ）担任调解工作的委员会的规模，我说不必如十九国委员会那样大，其比例也不应限制得太严格。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较小的组织中要保持所谓小国的比例；至于第（4 ）点，这个调解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我说不能只限于斡旋，委员会本身对拟议中的中日谈判应全部参加和合作，换句话说，应当是以委员会为一方而中、日分别为另一方的集体谈判，十六个月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国联没有理由要求今后中国和日本直接谈判。
贝奈斯说，虽然他这一段期间不在日内瓦，他通过每天电话报告保持和十九国委员会的工作联系。在布拉格，日本公使曾经访问他并就日方修正案征求意见。他向日本公使说，他不能代表捷克接受这些修改。关于中日冲突，他认为有两项原则对他说来至关重要，其一、绝不能承认“满洲国”；其二、绝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这是他所要坚持之点．他将投票反对任何违背这两项原则的决议，即使其他十八园都投赞成票，他也不会改变。因此说到刚提到的四点，他向我肯定完全同意我第一点的意见。至于第二点，他说委员会已经向日本询问，是否除了邀请美、苏二国以外他们将完全接受12 月巧日的原草案。他同意我说的邀请美、苏两国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说委员会决定放弃邀请，实在是为了对付日本代表团。换句
20 月顾维钧回」陌录缩编
话说，在法律上日本有理由反对邀请非成员国参加。因此如果委员会表示愿意取消此项邀请而日本仍然拒绝修改过的决议草案，那就完全表明日本拒绝接受不是出于法律的原因。归根到底，日本所以拒绝接受的真正原因是国联反对“满洲国”的继续存在，等等。至于第三点，他认为这个委员会大约将由十个成员组成，并适当保持小国的比例。关于第四点，他和我的意见也相符，他还说他也觉得已经有过去十六个月所发生的情况，再提出两国直接谈判毫无意义。
我说，以我的见解，委员会应当采取坚定立场停止调解，日本对此根本无诚意。这样做对国联和对中国同样有利。
贝奈斯说，捷克斯洛伐克在日本没有重大利益，他没有要反对日本的理由。但他完全是为了国联，作为国联的发言人，他不能看着盟约被削弱。
当晚，中国代表团发表一项声明，对十九国委员会倾向于接受对原决议草案所作重要修改一事感到失望。声明还公布了我们前次提交国联的修正案，并强调了我刚才和贝奈斯讨论过的四点，即：
〔 1 ）不承认和取消所谓“满洲国”政权是调解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在决议中明确说明，
( 2 ）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其理由前次已说明；
〔 3 ）拟议中的调解委员会不能代替十九国委员会，而是作为其附属的委员会，其组成应当保持充分反映国联特别大会的精神的大国和小国的比例；
( 4 ）拟议中的附属委员会的职责不能仅限于斡旋，因为调解的成功，只能通过得到美国和苏联的充分合作，进行集体谈判才能达
第四卷出使法国205 到，至于谈判的基础，前已明确。
委员会在且日开会，发现即使委员会愿意取消对美、苏两国的邀请和把“理由说明”变成一项可以提出保留的大会主席声明，日本人也不肯接受未加重大和令人不能接受的修改的原草案。一句话，日本人现在无疑地只肯接受以承认它对满洲的军事占领为基础的调解，因此，也就是不可能有调解。
这些都在委员会21 日讨论后发出的一份长长的公报中说明了。我在21 日听到说下次大会大概要在2 月份第一周举行。实际到时又推迟了，直到2 月幻日大会才召开。
十九国委员会在此时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从一开始就看得出委员会里的那些大国不愿意公开谴责日本，而谴责正是中国的主要目的。中国代表团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说其中尤其是英国，正在编制一份软弱的为中、日双方都不能接受的报告书，在此以后它对这件事就甩手不管了。另外，瑞士的态度也明显地转向于袒护日本．我们认为如果想达到我们的目的，代表团必须出面或通过美国对各方施加压力。代表团于是致电外交部报告情况，并建议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进行活动，强调说明中国的观点。
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国联行政院召开本届会议，我再度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1 月24 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会议上研究了即将爆发的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冲突和英国一波斯争端。但当晚我不得不离开日内瓦到巴黎去几天，因为要出席法国总统的一次宴会，同时孔祥熙到巴黎访间，需要一些帮助。
在此期间，十九国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一直难以就最终报告书的内容取得一致意见。不过到2 月1 日，报告的主体已写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单介绍，采用了李顿调查报告书的前八章内容，
加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就争议的有关满洲的主要事实和历史背景，作了持平、公允、详细的叙述。第二部分概括了到目前为止李顿报告书未及记载的在国联行政院、大会和在中国的争端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叙述了此项争端的“主要特点”并包括结论。还有应作为大会建议的第四部分，要在十九国委员会全会讨论以后再行起草。
回到日内瓦，我立即尽量多访问一些关键人物以确保十九国委员会的讨论对中国有利。报告草案的前三部分中还有些不能接受之点需要修正，但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尚待起草的建议部分。中国的朋友们已提出了一些属于国联各成员国应持态度的建议，如对“满洲国”不承认、不合作之类。中国外交部在回答我们电询有没有其他建议时，要求我们说明十九国委员会的建议中是否能包括要求日本自东北撤军并恢复中国主权，还提出我国期望谴责日本不宣而战的武装侵略，以便今后可以毫无疑间地援用盟约第十六条。
中国代表团也希望报告中最低限度应包括对日本作出道义上和法律匕的明确裁决。如果更理想一些，我们希望能提出可以迫使日本改变其行为的具体措施。不过我们已听说起草委员会由于英国的反对，甚至连建议不承认“满洲国”这样的问题也态度软弱。英国宣称不能因此无限期受这种约束，而小国则因英国在一些其他次要之处让了步而感到在不承认这一点上不便再作坚持。1 月底我们又听说不大可能写出专门的法律性的谴责，仅能摘录李顿调查报告的有关内容以起到累积的道义上谴责的作用。反对作出法律裁决的理由是怕任何成员国都能据以援用盟约第十六条要求实行制裁，使得其他成员国为难。而如果没有这项法律性裁决，当大会通过报告书之后，日本继续对中国侵略时，只有中国一国可以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法律条文援用第十六条。这种反对理由当然只
第四卷出使法国207 是借口。实际原因是连委员会中的小国也不敢公开谴责日本。2 月21 日，我到威尔逊街莱斯特先生的寓所去拜访，他是爱尔兰出席大会及十九国委员会的代表。接着又去观象台旅馆看望李顿勋爵。我告诉莱斯特，中国代表团切望根据盟约第十五条四项起草中的报告书应明确三点：( 1 ）对作为合法自卫手段的经济抵制不得笼统加以责难；( 2 ）由国联行政院通过并于1 932 年3 月11 日经全体大会肯定的要求日本撤退军队的决议必须坚待．( 3 ）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必须明确维护。关于第一点，我指出目前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开始是针对1931 年7 月朝鲜排华惨案的报复行动．这次惨案历时一周，华侨惨遭杀害者142 人，财产损失四百五十万元。此次惨案不仅仅是日方默许，实际上是日本官方所唆使。情况如此严重，一时曾有一千多名华侨躲进汉城中国领事馆避难。到9 月份日本侵占满洲，抵制运动进一步加强了。
莱斯特说他完全同意我提出的三点意见，虽然他不是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十九国委员会内不会只因报告书已经拟出就完全同意接受。
当日下午去见李顿勋爵时，我先告诉他起草委员会和十九国委员会的近况。我告诉他报告书将分四个部分。前三部分已完稿，第四部分是建议，要等十九国委员会全面讨论后再着手编写。我表示对报告书建议的性质问题颇感焦虑。鉴于满洲的实际状况早已超出第十五条的范围，因此根据这一条条文写出的最终报告书不可能改善那里的局势，除非另外还提出某种旨在迫使日本改变态度并接受一项符合国联盟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的解决方案的措施，没有这样的措施的报告书，日本可以置之不理。日本甚至可以用“满洲国”的名义出兵进攻热河而它自己却推卸责任，
李顿说，这些是法理和假设性的间题，可暂不去讨论。他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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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将会发生的事告诉我：日本将再次提出新建议，使得十九国委员会处于十五条三项的范围之内。但是没人相信日本的新建议能为委员会接受，因此日本的再次努力必将失败。在这次失败后，日本将作出要退出国联的姿态。这个姿态将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很难预料，很可能宣称决不参加国联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也许还会退出在日本国内不受欢迎的裁军会议。但估计仍然要留在国联行政院里，因为下一届将轮到日本当主席。此外大概一定会继续参加对它关系重大的国际经济会议。不管怎样，国联大会将在日本作出退出的姿态后继续进行，并通过包括某些建议的报告书。我强调最好明确谴责日本，说它破坏盟约。这样国联才能在对中日冲突激烈地进行了十六个月之后确切表明态度以副全世界对它的期望。
李顿同意在报告书中应具有这些内容。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了使间题最终能得到解决究竟还要做些什么。日本肯定将在近期进攻热河，某些法学家认为根据第十五条条文不能采取制裁行动。而援用第十六条则又为各大国所不愿，因而也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他本人认为道义上的制裁可以充分实施而与第十六条无关。这种制裁的目的是孤立日本，使日本人民感到现行政策使其国家在国际上丢脸因而不满意于现政府。
谈到最终报告书起草工作，李顿认为一清二楚地说明日本破坏国联盟约的事实是很重要的。调查团报告书中所用的词句是客观并温和的，但调查团认为日本已违反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二条的意见是很清楚的，谁也不能拟略这一事实。在这种关键之处，最终报告书不要说日本本来应当怎样，或者本不应当怎样；而应当说明日本的确已经做过哪些事或的确没有做过哪些事。
李顿同意我对调查团报告书措词过于温和谨慎的看法，他说
第四卷出使法国2 的那是因为整个报告是按盟约第十一条写的。其用意是促成用调解方式来解决事件。因此报告书没有深究双方行动的动机，而一心想让双方能在今后达成一项协议。
2 月4 日，国联行政院第70 次会议闭会，我在贝勒路8 号寓所设午宴招待部分代表，我得以和西班牙外长、出席国联代表苏卢塔先生畅谈。苏卢塔上午刚开完十九国委员会，谈起会议情况，他说委员会已研究了日本刚送交国联秘书长杜吕蒙的关于继续调解的新建议，和中国代表团2 月1 日要求迅速确定完成最终报告书日期的信。虽然日本新建议表明日方态度有转趋缓和之势，但委员会仍认为不足以使委员会改变其立场。委员会决定继续起草最终报告书，同时明告日方，委员会为使日本接受委员会去年12 月的原报告书草案而继续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建议。苏卢塔并说，委员会不打算为了调解而再削弱原报告书草案。不仅关于不承认“满洲国”一节原文不动，而且不允许把这一点用任何含糊的词句作为有争议的问题遗留下来。
当我说依我看报告书中应当从道义上和法律上明白谴责日本是国联盟约的破坏者时，他说报告书中将载入这种谴责，不过他表示这种谴责的潜词也许比较温和。他还说在今早的会议上，他提议并由贝奈斯附议，报告书中不仅要宣称不承认“满洲国”而且要在语句上加以明确，防止任何一国将来和“满洲国”勾结，作出最后等于是事实上承认的安排。
我指出最终报告书中谴责日本固然很重要，但还应提出有关措施的建议以迫使日本改变它对满洲间题的态度。当前的事件已不属于一种可能导致破裂的争议，日本已经侵占了另一个成员国的三个省份。如果对此事听之任之，就是纵容日本违反盟约。苏卢塔说，继本报告书而援引实施第十六条的间题是讨论过的，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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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
他接着谈起，报告书草案的前三部分总的说来实在比预期的还要好。虽然说了造成1931 年9 月18 日以前的局势中、日双方要分担责任，但后面则说明在此以后发生的间题中国方面全无责任可负。
根据2 月4 日国联发表的一份公报所载，十九国委员会认为日本新的调解建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委员会认为唯一的基础应当是日本接受去年12 月15 日的报告书草案，但可以有两项修改：就是（1 ）不邀请国联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参加；( 2 ）承认双方当事国有权对大会主席提出的“理由说明”部分提出保留意见。该公报又说，国联秘书长已向日本代表说明，虽然在国联大会采纳最终报告书之前调解之门尚未关闭，但十九国委员会认为仍必须继续进行起草报告书，短期内即可完成。
次日上午，我和李顿又作了一次密谈。李顿一直对我方很帮忙，这次实际上是他约我去的。我去后，他告诉我所以要见我是因为他已仔细读了报告书草案的前三部分，认为有些内容需要修改。他解释了要修改之点和提出修改的用语。第一、在第三部分末尾，为了明确日本破坏盟约这一主要事实，必须提到在它的侵略行为中还包括夺取了山海关。第二、应当述及日本每一次在日内瓦作出保证，都接着就在中国作出一项相反的行动。第三、他认为要说明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中所要求遵守的义务日本从来不遵守。他还建议作一张对照表，一边说明国联在某月某日所作的努力，另一边说明日本在当天或紧接着的所作所为。他说每当国联方面作出一项努力来改善事件的局势时，毫无例外地日本方面紧接着就扩大一次军事占领或者进行更大的军事行动。
李顿指出报告书草案中述及由于各项条约问题而引起的局势
第四卷出使法国211 复杂化时说，间题不仅来自某些条约本身是否有效的争议，而且在于对某些双方都承认有效的条约，其意义和解释却成为矛盾的根据。他举平行铁路线的向题为例：中国方面对新民一法库铁路间题声称，中国不能永远被阻止在自己土地上建设铁路；日本则认为不得到南满铁路当局的同意，不得建设任何铁路。他又提到上海事件中他认为很重要的一桩事实，日本在1 月29 日晚间用飞机轰炸了闸北区。此事他在上海调青时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记载，因此未能在调查团报告中明确记录。直到他离开上海以后才通知他，并在路透社通讯的档案里查实日本轰炸机是在1 月29 日下午5 时起飞的。他说日本不能以任何借口声称这是属于自卫的行动。即使在正式战争中，交战双方也不得轰炸居民区。
至于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如果日军在占领沈阳以后就住手，那还可以说是一种军事示威，用以迫使中国对某些悬案的解决，也还可以说如同1929 年苏联在北满的行动一样，而当年苏联就是那样声称的。但就日本的实际行动而言，全世界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同意说这是纯属自卫。
2 月8 日，日方向杜吕蒙交了新提议。美好的文词并不能掩盖日本人不打算同意任何要求他们解散“满洲国”的调解。他们也不愿接受李顿报告书。在当时情况下，即使大国也不准备再认真研究这个新提议了。起草委员会径直拟订最终报告书中的建议部分。我们间接听说内容将包括：( l ' ）开始撤退日军；( 2 ）组成集体谈判委员会，包括美国和苏联；( 3 ）以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作为解决方案的基础。
同时，由杜吕蒙代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给日本代表团要求进一步澄清日本的新建议，尤其是说明日本政府是否接受李顿报告书第九章第七项原则为调解基础之一。此项原则要求在符合中国
幻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主权和行政完整的条件下在满洲建立高度自治制度。委员会并口头向日方传达了委员会的观点：继续进行对热河的军事调动将严重危及调解的努力。
正如我们电告外交部那样，十九国委员会的态度之所以显得坚强起来的原因有二：一、日本似乎面对和国联全面摊牌而有些示弱；二、国联方面也怕纵容日本会在欧洲招致类似的动乱。到2 月10 日，普遍的印象是调解确已告终。于是此时使代表团优虑的间题是：〔 1 ）起草委员会草拟的建议内容软弱．( 2 ）国联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要采取什么性质的步骤还是未知之数。
2 月14 日，代表团已对即将完成的建议草案有较为完整的了解．事情已无转囿余地。日方在答复杜吕蒙2 月9 日的信中坚待日本政府“深信维持和承认‘满洲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证”和以此为基础进行中日直接谈判，间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委员会到此不得不作出最后结论旧本的反建议中不存在可接受的调解基础。调解之途已穷，委员会采纳了包括建议在内的报告书草案。国联大会将在一周后召开。
耗费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才达成建议中所包含的结论，可以看出，虽然建议内容比一度预想的要好些，然而到头来既未能要求日本立即撤退或停止敌对行动，也没有建议国联成员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迫使日本接受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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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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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继国联最终报告书提出结论意见后的活动年2 月14 日一1934 年6 月关于根据盟约第十六条实行制裁问题
1933 年2 月l 吐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所提出的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草案。大家相信国联大会无疑也会通过。日内瓦的直接反应是，委员会采纳这一报告及其建议书是中国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的莫大胜利，而日本则是完全被孤立r 。各方也认为，报告书的草拟者在建议书中避免使用任何涉及立刻和自动实施盟约第十六条的措辞，是由于列强都还不准备援用这一条条文的缘故。但大家认为，按照盟约第十二条规定的等待期三个月满期后，各国很可能不得不援用此条。与此同时，中国应当依靠自己，竭尽全力抵抗侵略。战争愈扩大，各国愈难回避援用第十六条，我代表团于2 月15 日把这些意见呈报南京。颜惠庆、郭泰棋和我，与往常一样，继续探询国联代表们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对报告书草案加以仔细研究和讨论，然后于17 日向南京发出如下电报：
建议仔细研究此项建议书的影响及其含义后，随时指示
21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方针，以资遵循，就我等所见，对我方不利之点有三，( 1 ）撤军取决于日本是否同意谈判和是否同意作撤退准备以及撤退的方法、步骤和细节。谈判性质及范围，均较1931 年10 月24 日的决议更为广泛，可能包括组织武装警察及解除东北三省武装等问题。
( 2 ）对万一日本拒绝接受建议书一点未能定出对付办法，虽在最后一章略有补充，但仍嫌不够。
( 3 ）倘在日本尚未接受报告书之前，即由我国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无异于使中国受到惩罚。因此必须阐明，在日本尚未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全部报告书之前，决不能作此宣告。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特殊情况之说，看来是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委员会既要维护盟约的尊严，又怯于援用第十六条的制裁规定。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一方面其在我东三省之权利，均已明确订于各有关条约之中，而另一方面，盟约各项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亦必须承认。
至于对我有利之处，我们认为亦有三点：
( 1 ）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获得确认。
( 2 ）会员国承诺，无论在法律上或实际上都不承认“满洲国”，并继续保持一致行动，避免单独采取行动。
( 3 ）日本在铁路区以外的一切军事行动以及扶持和承认“满洲国”等行动均遭到明确的谴责。报告书中规定须另一方承认方为有效，则即使我们现在接受而如日本拒绝接受时，对我方亦不起约束作用。关于此点，我们在大会上必须取得明确的解释。
电文在结尾时，提出代表团的下列重要意见：
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
第四卷出使法园215 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
我在这里所说的行动自由，是指中国可以采取主动措施的自由而言，它包括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和对日宣战的自由．电报最后一段所阐明的立场，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因为电报发出之时，中、日两军正在热河发生冲突，当时盛传日本即将攻取热河并将其并入“满洲国”。日内瓦的各国代表对这种形势发展知之甚稳。最终报告书一旦被大会通过，他们很快就要讨论中日间题应如何处理。倘若中国届时仍不能团结自救，顶住日本狂澜，则各国代表还有什么理由建议本国政府履行报告书而支援中国？
外交部17 日的电报正与我们的电报交错。来电说政府认为报告草案中的建议书总的来说是公正的，并授权我们代表中国予以接受，至于如何接受，何时接受等具体策略间题，着由我等斟酌决定。由于报告草案要求中国发表声明，当时南京各界对于我国在表决时究竟投什么票，是弃权还是赞成，议论甚多。
接着，南京发来一些互有抵触的指示，但到2 月22 日外交部来电称，外交委员会当日下午开会，一致决定中国应该投票赞成包括建议书在内的全部报告书。但他们希望代表团能使大家明白，日本撤军是首要的事，应该首先着手处理。
就在前一天，即2 月21 日，特别大会复会，然而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却又再次拖延。主席海曼斯在会上仅仅报告了十九国委员会自19 能年12 月9 日上次大会会议以来的活动情况。而大会对最终报告书草案的讨论又拖延到2 月‘24 日才举行。
21 日大会会议后，中国代表团就作出决定，报告一旦通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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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应立即提出热河问题，要求大会对此局势采取适当措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第一，日本正在日内瓦散发备忘录，为进犯热河作辩护，说该省是“满洲国J ，的一部分，根据“日满条约”旧本应尽防御的责任。此备忘录又称，除非将来战略上有必要，日军不拟向平津推进云云。这无异说，他们事实上已有进攻这些中国主要城市的计划。第二，海曼斯这夭在大会上已提及日本进攻热河的打算，并表示不赞成。第三，代表团从外交部不断发来的报告看出，日本大举进犯热河已迫在眉睫。提出这个同题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提醒大会不要在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就万事大吉，撒手不管中日纠纷。另一方面，日本进犯热河可以指为诉诸战争的行为，可以作为实施制裁的依据。如果中国提出实施制裁的请求，而国联又准备在将来采取具体措施，就可以进行制裁。
在先，我已就这一问题与贝奈斯和马达里亚加两位先生商讨过，他们都同意代表团提出热河问题和要求大会采取适当行动的想法，但他们不能确定究竟应怎样向大会提出建议。日内瓦的舆论赞成以某种形式延长大会期限，借以注视事态的演变。颜惠庆已与英国代表团的艾登商讨过，艾登承认，对热河现势充耳不闻是荒谬的，并称他对此甚为优虑。我们据实向外交部作了报告，最后在电报上请求示知热河省边境真实的军事情况，以及日军是否确已开始进犯。虽然我们一直收到许多报告，但并不了解当时的确切情况。
2 月22 日外交部回电同意我们关于热河间题的决策，并认为是明智和必要的。至于中国目前的形势已十分紧迫，日本“发动进攻时刻”指日可待，空袭和小规模的冲突日有所闻。据报纸报道，南岭（热河边境上一个城镇，位于热河与东三省间唯一的铁路线上，由北票到锦州之间）已发生剧烈的争夺战，但尚未接到官方证实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戈17 消息。总而言之，日军大规模进犯已迫在眉睫。后来又接电报说，据可靠报道，北票在21 日晚陷落。
2 月2 斗日召开特别大会，中国向国联提出控诉以来已过了十七个月。要求国联对一个军事强国加以制裁，这还是第一个案件。谁都知道这个大国是不会接受国联裁决的。无怪乎当最终报告书被提出来，经过简短的讨论和一致通过时，坐得满满的会议大厅呈现一片紧张气氛。所谓一致，是指按照盟约规定而言，实际是日本投了反对票，逞罗（现名泰国）弃权。
投票表决之前，颜惠庆代表中国讲话，表示欢迎报告书，并接受建议书（他知道如日本拒绝接受报告书，则中国即不受其约束）。最后，日本代表团团长松冈板着面孔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之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旧本代表团随即步出大厅。一个月后日本就完全退出了国联。
报告书规定，会员国对中国满洲局势不得采取单独行动，而应继续在会员国内部以及与有利害关系的非会员国之间采取一致行动。为了这原因，并根据盟约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大会在24 日下午会议上议决，建立一顾问委员会，其成员有十九国委员会的成员，外加加拿大、荷兰，并邀请美、苏两国参加合作。委员会的目的是随时观察远东形势，并在本届会期内主席认为有必要召开大会时予以协助。
当大会主席提出要设立这一新机构，并进行投票表决之前，为使大会重视热河的严重局势，我起立发言。我着重说明日本在热河的行动是明目张胆地蔑视国联对它的三次警告，以及新的军事行动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摆在国联面前的间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指出，国联的创办人早已拟订一套控制侵略的制裁方法，而日本
21 吕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最近的行动就是诉诸战争的行动。我呼吁大会授权即将建立的顾间委员会，迅速开始行动。并说，盟约中的种种制裁措施，正是针对像远东耳前这样的严重局势而制订的，只有根据盟约的规定迅速行动，才能使全世界相信国联确有诚意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的崇高食命。
当我就热河问题发言时，实际上我是指望能够实施制裁，而当时确已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实施制裁有其先决条件，例如，必须存在“诉诸战争”的条件，才能实行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
但事实上，甚至在拟订最后报告书的时候，就有争论。有的说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仍然存在，这表明中国自己也不认为日本的行动是诉诸战争的行动。代表团经常受到责间说，既然中国认为战争存在，何以至今仍未与日本断绝外交，或撤回代表？倘若中国的行动并不表示战争存在，怎么能希望别国去这样做呢？外交部1933 年2 月2 日电告代表团，政府可能在原则上决定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公使，东京公使馆暂时委派代办负责。并说，外交部实际上早已通知蒋作宾公使作好准备，一接紧急通知立即离开日本回国。
2 月24 日接外交部电称，立法院已秘密通过一项决议，建议立即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立法委员们认为，国联迟迟不愿作出经济制裁的决议，其原因在于中国本身仍与日本继续保持外交往来。他们（立法委员们）指出，采取上述建议有如下优点：( 1 ）有利于全国抗战；
( 2 ）能使治外法权问题得到解决．
( 3 ）能使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
( 4 ）它标志着抵制日货运动的全面胜利．
( 5 ）国联会员国和九国条约的签字国将会实施经济制裁。
第四卷出使法国
我们当日就给了回电，说明我们的朋友坚决认为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中国必须在热河迎击日军，撤回驻东京的公使。以后随着形势发展，国联定然会再次出面干预。而且，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使得每个人都认识到对一切有关各方来说事态严重。我们的朋友觉得，我国有理由指望各国今后将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至于代表团的意见，现应予以明白说明。实施制裁，也就是成功地援用盟约第十六条，是与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有着天然的相互关系的。从逻辑上讲，倘若中国继续执行与国联合作的政策，实施制裁就是代表团下一步必须追求的目标。我们盼望朋友们所说的将有更加坚决的行动这句话，在制裁这一点上能够说对。接着我又把代表团的总结意见草拟成第二份电报，于2 月26 日发出。电报说，国联在处理中日问题上，自通过报告书后，已完成一定阶段的工作．今后我们的外交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即我们发动外交战和争取外交支持的能力），全靠我们国家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效果来决定。
外交部对我们2 月26 日电报的回电说，关子断绝外交关系问题，政府当局正按照我们的观点和其他方面的意见在慎重审议，一侯作出决定，当即电告。
2 月27 日收到这一电报时，国联实施对日制裁的机会可以看出已经变小了，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政府不果断，未能迅速决定并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井且也因很多消息传到日内瓦，说中国在热河的军队非但没有守住阵线，抵抗日军进攻，而且接二连三地放弃了战略要地。更有很多令人沮丧的报告，说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败退，未经一战就丧失国土等等。
代表团根据政府的指示，为了鼓励我们的朋友，挫抑我们的敌人，在日内瓦一再郑重表示，我们有持久地、坚决地抵抗日本的准，曰，. ．朋．翻．. “侧．. . . . ．口脚冲卜，诗
2 加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备。颜、郭二位和我都是这样向朋友说的（政府在南京、北平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致认为，在最终报告书通过之后，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申述，乃是基于中国一定要在热河进行抵抗这样一个设想。但是，事实完全相反，据报地方军队不战而逃离防地，而中央政府亦未给予任何支援，这使颜、郭和我深感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不得已乃决定联名申请辞职。
我们在28 日发往外交部的电报，其中所述都是由衷之言，绝非虚饰。
转呈国民政府钧鉴。前年三省之陷，不战而走，世界为之骇异。此次热河之役，日人宣传，谓我军并无抵抗诚意。松冈在国联且谓我军勇于内战，无意对外。连日热河要地，纷纷失守。各国论者，以我军凭崇山峻岭之险，有主客攻守之异。而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多事。惠等待罪海外，无法答辩。且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拙，应付乏术。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另委贤能接充。不胜盼祷之至。颜、顾、郭。
这份联名辞职电报确实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推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它着重反映了国内外舆论的趋向。国内当政要人接二连三地向日内瓦来电，要我们忍住这四面受辱的处境，继续坚持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来电中提到中央政府答应要更加重视东北的军事形势，并要改进外交政策和策略；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先行北上就近指挥；军事委员长蒋介石随后也要亲自前往．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早些时候曾去热河一行，振奋了士气。人人都决心抵抗。最先收到的慰留电报是由林森主席和五位院长联名签署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221 同日，3 月l 日，收到外长罗文斡的电报，内称我们的电报他已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林主席、五位院长和全体委员，会议上一致通过发电慰留我们。
3 月3 日外交部转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代表团的褒奖和勉慰电报，同时还叙述一些其他事情，其中提到委员们愿与我们共同奋斗。最后一份是蒋介石亲自慰留我们的电报，日期是3 月l 日交罗外长于3 月4 日转发的。
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鞠躬尽瘁，继续工作。但是形势是十分困难的。3 月3 日找电告外交部说，日内瓦的朋友和参加顾问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们，都因热河境内瞬息之间相继丧失很多战略要地而感到惊诧．看到许多中国将领叛变投敌，有些人就开始议论，日本声言中国人拥护“满洲国”和缺乏民族统一的观念等语，似乎有几分可信。此外，我又电询赤峰、凌源、平泉诸地是否确已全部沦陷。
3 月4 日代表团收到外交部一份公开电报，对于中国败北失地、叛变投敌，以致引起日内瓦各国代表的惊诧等报道，一概予以否认。相反的，却给了我们很多令人鼓舞的消息．说我军在建平大战告捷，反攻凌源，获得胜利。何应钦将军首途北平，与少帅张学良并肩督战。另一电报又说蒋介石委员长目前已离南京前往华北。郭泰棋和我阅后，立刻按照指示向外公布。但是消息刚一公布，赤峰、凌源陷落的报道即被证实，热河省会承德也可耻地丢失了。局面实在使人难堪。我们现在的处境，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
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各政府首脑及国外各大国的态度，当时争取援用第十六条，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又过了几个星期，中国代表团才真正得到指示放弃对日实行制裁的企图。这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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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与华北军事形势的恶化恰好相合。
第二节塘沽协定和以对日制裁为中心转为以对华经济技术援助为中心
1933 年5 月15 日清晨，我从巴黎回到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的特别会议，彼时沿长城一带战火又起，战斗激烈，中国方面损失渗重。来自各方面的报道说，函需增援。据5 月16 日行政院长汪精卫致中国代表团的电报称：
连日古北口、南天门一带战事极烈，我中央军死伤二万余人，如无援军，势必崩溃。而江西吃紧，各方观望，援兵不继，已在意中。今日国防会议决议如下：
（一）如敌进攻平津，决极力抵抗，断不放弃。
（二）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保全平津，其法拟先由我方自动撤至炮程线外，如彼方不前进，即可造成事实上休战状态。除严令各军遵照外，有请驻外代表必须注意者数端：
( 1 ）两月以来，我集合三十余万大兵，在长城一带极力抵扰，前后伤亡已数万人。绝非不抵抗而失热河可比。( 2 ）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
( 3 ）经济制裁，军事制裁，各国既难办到，请不必提出。因非徒无益，且助长日本之敌汽。
( 4 ）暂时休战，两军设定相当距离，在四月抄，事实上在滦东方面已经作到。乃日军撤退滦东以后，我方步骤不齐。前敌
第叫卷出使法国
将士见日军撤退，遂以少数部队进驻滦东，请派县长，而大张捷报，侈言收复。各界又不明敌情，妄相猜测，反以为日本内馁，故不敢进兵平津。观察既误，持论遂乖。日本因此遂又进攻示威。此次能否再度停战，固未可必。而欲得此机会，必须于此大加注意。
汪精卫向我传达了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汪善于文墨，通常亲自起草电报，其电文之率直，远过于出自秘书之手笔。但当时汪、罗均非核心人物，亦未亲临华北，而若干决定是华北就地作出的。无论如何，当时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报道，在数量上远不如来自各方的谣传之多。这些谣传说，中、日和谈确在进行，甚至说已经结束。随河北新的军事失利消息的传来，这类和谈传闻就更多了（5 月22 日至23 日之间，日军已抵北平正东之南北走向的密云至通州一线，并正进攻北平郊外的顺义和通州。）按照外交部指示，根本否认谈判正在进行，也否认中国当局将要或可能放弃领土，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这些谣言力加驳斥。在塘沽协定确实签订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至多会有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河北局部停火。
5 月24 日，行政院长汪精卫把根据国防委员会决定发给何应钦将军和黄郭将军的电报内容，通知中国代表团。何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负责指挥前线军队；黄则任5 月初新成立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政务。电文称：
对于应付平津大局，决定原则如下：
〔 甲〕 如日本来攻平津，我将士唯有尽力应战，不可轻易放弃。盖平津情形适与去春淞沪相同，极系世界之视听。我若示怯，从此国家人格将不堪间。且战事愈烈，愈易引起各国之干涉也。
（乙）如暂时休战，希望尚未完全断绝，仍希继续进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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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战中，此种接洽，仍不妨并用。
此后，国防委员会肯定立即得到了谈判已在进行的报告。5 月25 日，汪精卫来电告知国防委员会就前线谈判“停火”作出新的决定。决定称：
现在前方停战谈判已经开始，逆料对方进行方针不出两种：
（甲）对方以强力迫我屈服，承认伪组织及割让东四省。如果出此，我方必毅然拒绝；无论若何牺牲，均所不避。（乙）又寸方鉴于我方牺牲之决心，列强之环视… … 此次停战目的在敌军退出长城以北，我军不向之迫击，保留相当距离．以免冲突。如果出此，则我方鉴于种种情形，可以接受。惟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若万不得已，只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并须留意协定中不可有放弃东四省之疑似字句。
我于5 月26 日复电指出，国联的最终报告书以及顾间委员会关于不承认政策的报告书，虽目前对我并无实惠，但却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报告书可为我们提供法律依据，能激发国际上对我的同情，并对东北事件的今后发展具有重大关系。我们设法实现局部停火的行动，将直接或间接产生承认或忍受日本侵略成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成为国联报告书的第一个违反者，这反过来又将影响我们的国际地位。
同一天，即5 月26 日，日本出席裁军会议的代表团将东京一份来电的内容非正式的通知其他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和国联人士。该电称，中国军队业已投降，停战协定业已订立，但协定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日本代表团又说，中国害怕群众反对此事，不碍不予保密而加以否认。为此，我又电询外交部是否已缔结停战协定。南京的首次回答是并无签订停战协定之事。但随后我于5 月
第四卷出使法国卫肠31 日下午收到汪精卫在南京就“河北停战协定谈判”发表的公开声明全文。声明强调谈判纯属军事性质，以及虽经我方最近英勇抵抗，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声明还着重指出，有关中国政府即将割让领土的臆测是毫无根据的。汪在声明中宜称，政府将对局部的姑息政策承担责任；这种姑息决不是承认对我领土主权和国际地位的侵犯或损害，而是旨在“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所苏息”二他呼吁全国人民予以明察。
6 月1 日外交部把后来通称为塘沽协定的全文通知代表团。扼要地说，协定规定设立一个非军事她带，其范围为自平津北至长城，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
某些条款，显然不妥。例如，协定第一条规定，中国军队“应避免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而另一处却规定“日本军队为核实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使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之”。而且协定中有一些不当的政治含义，迟早必将引起纠纷，还会令人久久难以释疑，以为协定还附有秘密政治条件。
外交部来电着重说明，外交部在协定签订之前一无所知；并称，协定全文已由双方军事当局发表并由各报刊载，但政府决定另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声明由汪精卫于6 月2 日发表。这份声明强调我国在过去三个月间的认真抵抗及重大报失，以及平津受到威胁和我国维护国际协议的愿望。
有必要就塘沽协定再说几句。协定是由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军代表与国民政府的代表签订的。它当时就很不受舆论的欢迎。我并不确切知道当时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签订这一协定的，但从外交部向我解释政府政策的电报和指示中（其中有些是提供给我的情报），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政府首先解决江西共产党问题的决心，较全力遏制日军对华北不断入侵的决心为大。在当时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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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出版之中外文报刊的人们看来，情况确是如此。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央政府面临日本侵略者无休止的渗透而采取对日本姑息政策的真正目的。
宋子文博士于5 月29 日电告将于5 月30 日乘船离美，预计6 月5 日抵达伦敦。宋问我能否偕同颜惠庆前往瑟堡港与他会晤，然后一起赴伦敦参加世界财政经济会议，我们三人都是该会议的代表。我立即复电同意，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6 月29 日，夕卜交部以密电告知宋、颜、郭和我称，今后外交方针经政府商定如下：
（甲）对日本
（一）根据三大公约及国联议决案，继续努力，冀达国际解决目的，此为根本方针，但步骤上应随时考虑如绝交、经济制裁等案，非俊国际酝酿成熟，不宜轻易提出。外交上活动，须估量国际上力量，为相机之处置。
〔 二）倘日本先有交还东三省之表示，我可表示愿建立中、日新关系。否则，作为悬案。
（三）东案未解决以前，军事冲突虽停，仍应采用各种必要策略，惟须避免政府策动方式。
（四）力图国内建设，培养民情、充实国防。
（乙）对欧美
（一）诚恳说明中国不得已停战之情形及今后和平奋斗之决心。周有对日言动，随时密告，以期谅解。
（二）说明中国坚守国际条约之轨道，赞助军缩及经济会议之工作。关子东亚，愿与英、美诸国协力．
（三）争取英、美对我建设上经济之援助。
（丙）对苏联
第四卷出使法国
（一）无论中东路间题如何，’勿使中、苏关系再趋恶化。（二）通商会议仍设法进行。
（三）赞成美、俄接近趋向。
6 月3 。日，我与宋、颜及郭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饭店会晤。我们广泛讨论了中国制订近期对外政策间题。我们都是出席经济会议的代表，当然会利用相聚的机会讨论国内和国际形势、过去和将来的对外政策，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工作。但是外交部的来电也促成了这次特别的会晤。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来电所提出的驻外使节应遵循的原则过于消极。
根据我所记的摘要，我们首先全面研究了国际形势。我们认为二月份热河失守是不幸的，因为它使国联内外帮助我们的国家大失所望。热河失守发生于国联成员国通过全体大会报告书之次日，这些成员国曾指望有了这一国际裁决，中国会更有效地抵抗日军。至于塘沽协定，从它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来看，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它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愿意通过让步解决与日本的严重纠纷，并且愿意默认日军侵略所造成的现状。自停战协定订立以后，国内外对中日间题的关注就一落千丈。两年来中外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迅速消失。
与会者一致认为对于满洲问题应有一个具体、明确的方针。我们研究了外交部对驻外使节指导原则的来电，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全中国的最高利益都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政策。
苏联已决定将满洲境内中东铁路的苏方股份售予日本，可能是为了缩小两国间的分歧，日本明确表示，苏联必须与“满洲国”官员谈判。莫斯科予以同意，低苏联井未承认“满洲国”．谈判于1 933 年7 月开始，日本以“中间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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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使是那些与中国进行大量贸易及有其他利害关系的国家，不到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决不会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干预。倘若巾国本身愿意采取消极政策而且不急于解决与日本的严重问题，他们自然不愿有所作为。倘若中国不能自助，他们就认为更无援助中国之义务。过去的历史证明，只要他们本身的重大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是极其愿意承认既成事实的。就中国来说．对日本采取消极政策实在太危险。这不仅意味着向全世界表示中国自愿放弃东北四省，而且有导致实质上被瓜分的可能。各国根据他们对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很自然地会从中国的消极政策中断定中国不配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具备独立自主标准的一个成员。
再者，我们担心，欧洲政局的持续不稳可能导致在今后五到十年内爆发第二次世界性的灾难。果真如此，日本一定再次向中国猛扑过来，勒索新的领土和权益，从而严重危害中国的政治独立。1915 年日本就是这样干的。当时世界大战刚爆发几个月，日本就像晴空霹雳那样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1931 年9 月，日本在沈阳重施故伎。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刚刚由于胡佛总统宣布延期偿付债务而得到证实，而英国这个世界金融业的巨头则正准备放弃金本位。日本鉴于前两次都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就范，会毫不迟疑地利用欧洲的严重局势，在亚洲大陆推行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扩张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制订一项持久抗日和迅速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国际危机的积极政策。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政策，我们在讨论中认为由子目前中国军队及国防实力与日本相比差跳较大，且由于缺乏西方国家直接有效的援助，不宜于也不易于在塘沽协定之后重新进行军事对抗。在目前情况下，断绝外交关
第四卷出使法国22 , 系的时机也未成熟，因为国联内外的其他国家都不愿参加这种外交制裁，还因为中、日刚刚同意停战。
但在经济方面，中国处于组织有效抵抗的有利地位。日本是一个工业国。依赖干三大市场，即中国、印度和美国。日本的满洲政策很不受美国公众的欢迎，而在印度市场上，日本则因印度取消了日、印贸易协定而受到威胁。因此，中国如能制订有组织的经济抵抗计划，必将事半功倍。目前对日货的抵制应予加强，且应采取措施使之对日本更为致命。对于以经营日货为生的商人，应帮助他们转而与中国的友好国家联系并经营类似的贸易。对那些能够生产长期取代日本廉价商品的日用消费品工业，应予扶植和鼓励。我的记录的最后部分如下：
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对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的最为有利的政策如下：
一、经济方面的抵抗
( 1 ）继续并加强抵制日货。
( 2 ）通力合作以引导向友好国家采购。
( 3 ）建立消费品下业以长期取代日货。
二、政治方面的抵抗
激励在东北的义勇军活动。
二、外交活动
( 1 ）继续努力保持对远东局势的普遍关注。
( 2 ）继续努力推动国际一致行动，以达到加速解决中日问题的目的。
四、国内建设
( 1 ）重新努力实现政治团结。
（甲）与广东方面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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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政治缓和和实行宪政。
( 2 ）制订国防计划。
( 3 ）建立基础工业。
( 4 ）发展全国战略运输网。
由于我们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机密性，我们决定由宋子文亲自向政府首脑详细转达我们的论据和结论。
为了进行经济建设，宋子文在美国和伦敦已着手争取外国借款。在华盛顿，宋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商定了5 , 000 万美元借款。由于中国政府准备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的剩余棉花和小麦，故称为棉麦借款。政府将产品出售后，将以所得之收益用子复兴建设事业。为在欧洲争取借款，宋已进行初步试探，筹设一个由中国和外国的委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以最终取代1920 年成立的国际银行团来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这个新委员会与旧的银行团不同；它一旦实现，最后决定权将掌握在中国手中。它本身将拥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大规模开发工程与偿付中国未偿清的外债。它将不设日本委员。
中国的复兴建设很有希望得到国联的技术援助。6 月28 日，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身份，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国联秘书长并附材料一份；该材料首先概述中国与国联以往的技术合作情况，接着列举今后意见，并要求国联派遣技术代表前来中国，以保证继续合作。
国联行政院的下次会议定于7 月3 日举行。届时秘书长将向会议提出中国的要求。因此，在我与我的各位同事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饭店会晤后不久，我就离开伦敦赴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以尽力获得早日同意中国的请求。
7 月3 日上午，国联行政院开会前，我在秘书处与爱文诺会
第四卷出使法国2 别谈。爱文诺刚接任秘书长。我告诉他说，我刚接宋子文来电称，技术代表最好派驻全国经济委员会，而不要派驻中国政府。我们接着讨论了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将就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事宜采取必要措施，其建立将由爱文诺以秘书长名义向国联行政院提出建议。我说，我认为应以中国、捷克、法国、德国、英国及美国各国代表为委员。
当天上午，国联行政院开会时，爱文诺提出了中国的要求，并建议设立这个委员会。我做了简短的发言，其中说明了中国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和早日予以审查的愿望，因为国联行政院在9 月份以前可能不再开会。德国代表冯，克莱尔就委员会的组成讲了几句，表示需要时间来考虑。接着，国联行政院通过了建立委员会的意见。爱文诺为了尽快指派委员会成员，建议在征求其同僚的意见后，向下午的会议提出人选意见。
在下午的会议上，国联行政院主席那赫喇提议委员会由国联行政院主席和中、英、法、德、捷克、意大利、挪威以及西班牙等国的代表组成，并建议必要时可邀请其他国家委派代表参加工作。这就给美国一个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机会。经我对提名正式表示同意后，提案就通过了。这就为推选国联技术联络代表扫清了道路。7 月3 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时，曾建议由我准备备忘录作为实际遴选技术代表的预备工作。这份备忘录业经宋子文和南京批准。它强调说明中国政府委托技术代表的任务纯属技术性质，我在7 月14 日将备忘录送交爱文诺，并建议从速分发各委员。7 月18 日，委员会第一次事务会议在巴黎国联总部召开。议程是提名技术代表以及就其工作性质及范围通过决议，并决定委员会的今后工作。四夭以前．秘书长爱文诺曾向当时在伦敦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发出一份备忘录以说明委员会的宗旨等，并称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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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意，欢迎美国代表前来参加首次会议、结果是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麦里纳以非正式的观察员身份参加。
会议本身非常简短，因为所有决议事先都已达成．宋子文和我都参加了，爱文诺报告了他与赫尔国务卿令人满意地交换意见后，国联行政院主席提议邀请美国参加。宋子文和英国代表附议。在接到美国正式同意的通知并在麦里纳到会后，原曾为此暂停的会议当即复会。宋子文说明了中国的意见。拉西曼被一致同意选派为技术代表，并由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其任务“系纯粹技术的，而绝无政治之性质”。
g 月23 日国联行政院恢复例会时，墨西哥的那赫喇作为大会报告起草人宣读了关于委员会成立的简短报告。他在结束报告时对委员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说明美国政府同意接受邀请，以非正式观察员身份参加工作。我在会上再次强调合作不带任何政治性质，并对国联和委员会迅速派遣技术代表前往中国表示赞赏。之后，会议通过了那赫喇的报告。
与此同时，日本双管齐下：一方面怂恿外国承认“满洲国”，以及外国在经济方面参加“满洲国”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阻止外国在中国投资。夏末，日本加强了宜传工作，以阻止其他国家及其国民在日本占领区以外的地区资助中国的开发事业，日本报纸掀起了一个运动，恶毒攻击各国对中国的援助或所谓的援助，以及各国的所谓抗日立场，运动矛头特别指向美国。同时，日本官方针对国联在与中国技术合作方面已作的和将作的努力，以及宋子文的顾问委员会计划，向各大国提出警告．
政府再次要我作为第二代表与颜惠庆和郭泰祺一起参加国联大会，但因颜已赴新疆会晤罗文斡而不能按时到达日内瓦，所以再次由我暂时率领代表团。
第四卷出使法国
9 月19 日，我电外交部请示有关我将在国联全体大会开始辩论时的发言问题，我特别需要知道外交部认为东北事件在发言中应如何提出。外交部回答说，国防委员会已就此作出决定，并已通知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总部。我们收到这个决定后，就看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因为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我将据以发言的三点详细提纲，第一，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认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是非法的。时间的推移仅使其范围扩大而并不改变其非法性质。第二，尽管国联旨在解决远东局势的决议迄未付诸实现，但中国仍然继续信赖国联。第三，中国希望继续得到国联的技术合作与援助，并对此表示感谢．决定特别提到最近的技术合作计划是与政治截然分开的。
汪精卫知道国防委员会的指示不能使我和郭泰祺满意，故在9 月22 日来电告诉我们，指示的要点在于：
一为说明中国之立场，即不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及热河之一切不法行为。不承认伪满洲国之存在。二不积极要求国联对于日本加以制裁。此为审度国际形势及中国现在所处地位所不得已。然经党军政各负责同志先后充分交换意见，并由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万恳两兄勉抑悲愤，以协事机，是所至祷，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根据指示精神，并按照代表团关于使全世界继续关注中日问题的热切希望，终于备妥了发言稿，并于9 月29 日国联全体大会开始辩论中轮到中国发言时在会上发表。我的发言没有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反应，这是不足为奇的。日内瓦报纸登载了东京电讯；电讯说，日本外务省因我在国联大会的发言中又一次提到满洲事件，而命令其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10 月2 日，我把上述东京电讯汇报外交部。我说，我的发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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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完全符合政府指示。我既未要求国联制裁，也未提出其他具体主张或要求。我的发言限于国联过去一年的工作及对世界和平的展望。至子满洲事件，既然连其他国家的代表也继续表示不平，中国作为直接受害者，岂能缄口不言。会内会外都认为我的发言不亢不卑，因而都来向我表示祝贺。当他们听到日本的抗议时，都说这是对我国尊严的侮辱；这种侮辱说明日本想以对待朝鲜和台湾的方式对待中国，并企图剥夺我们在国际上独立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些人士认为我们应仔细注视此一局势。
第三节世界各国对中国兴趣淡薄后我的工作
国联召开了十四届大会，各国代表在会上都作了第一次发言。但之后不久，国际局势却日趋严重。1933 年10 月中旬，新的纳粹德国采取了退出国联和裁军会议的行动。当时正以巨额经费扩充军备与发展海军的日本，比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想与苏俄在西伯利亚决一雌雄。有关德、日联盟的传说，使我于1933 年n 月底函请政府注意，因为中国雇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苏俄以及其他国家开始恢复旧联盟或结成新联盟。比如，小协约国密切了合作。法国与苏俄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苏俄和美国则于1933 年n 月首次互换大使，在经济战线上，许多观察家担心即将出现通货竞相贬值的情况。
在这种形势下，世界注意的中心便从中国及中国问题上转移了。1933 年末，暂时引起外国注意的中国的三件大事，只是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第一件是宋子文辞职，第二件是在河北省与日本人
第四卷出使法国235 谈判，第三件是闽变。
1933 年10 月25 日，宋子文辞去一切职务，并立即通知了我和郭泰祺，不久，宋子文同意保留他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继续致力于国家建设。这样，政府便可将其辞去财政部长等职务说成只是由于难以身兼数职。熟悉中国情况者则均不甚相信此说。郭和我都认为辞职是对政府对日政策及在江西耗费巨额军费的异议。11 月2 日孔祥熙正式接任财政部长。
就在那时，据谣传和一则新闻电讯称，中、日继塘沽停战协定之后又达成了新的协议。11 月3 日我电外交部询问事情真相。汪精卫于4 日复电称，据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郭将军电告，关东军将派代表前来商讨通邮、铁路交通和海关设置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满洲国”与中国之间急需解决的实际间题，同时又极为棘手，因任何正式协议均将暗示我方承认“满洲国”。黄邪请示如何处理。国防委员会于n 月3 日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决定称，各国既已经禁止与伪“满洲国”通邮，我国更应采取坚定的立场，拒绝谈判。至子铁路交通及设置海关问题，决定由主管部门草拟详尽计划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并派负责官员至北平参加与关东军代表的谈判，但必须坚持不承认伪满政权的原则。
北平谈判并未解决通邮、通车及设置海关三个间题，直到1934 年夏交界处才设置海关，北宁铁路才恢复通车；恢复邮政业务的协定则于1935 年1 月才缔结。
我于1 933 年在巴黎得到的又一条中国消息是福建政变。首次新闻电讯与汪精卫n 月2 。日给所有驻外使馆的通电同时到达。外交部长通知我们，福建刚刚发生政变、在福州成立了一个由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的人民政府。
据汪精卫说，这是一个亲共反蒋的运动，指责政府与日本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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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协定，并以此为反蒋的借口。汪说，其实蒋正在江西指挥对共军作战，政府不仅未与日本订立任何密约，甚至也未就通车问题进行谈判。这种谣言毫无根据，显然失实。汪还说，两广已表示反对李、陈领导的运动，广东还派兵加强对粤闽边界的控制。预计动乱不致蔓延。同时，政府不仅加紧镇压，还注意到预防在外交上发生麻烦，并已责成各使馆向驻在国政府说明情况。
闽变领袖之一陈铭枢原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该军1 932 年初在卜海以英勇抗击日军而著称。就在闽变发生前几个月，恰好发生这样一件事，外交部于1933 年9 月z2 日来电嘱我签署十九路军向法国厂商订购的六架飞机的放行证书。艳然，闽变一发生，外交部又来电要我设法阻止这些飞机离开法国。这给公使馆带来了一些麻烦。
我于11 月23 日接到汪来电后便立即回电告诉他说，这家公司尚宋与我使馆联系申请放行证书，我们刚刚再次与之联系查询。他们说，对于中国方面购买飞机以及向中国装运之事一无所知，而且如果这些飞机是以外国名义购买或发运的，或者是由某一其它国家负责发运的，则均无法查对。
很快就真相大白了，它确实是外国给予闽变叛军的外援之一。我国外交部于25 日又来电称，为切断由国外支持福建政变的一切渠道，首先已向各国驻华公使发了照会。外交部现在要我直接与法国政府交涉，商讨指示其官员并要求其国民不要向政变者提供武器飞机、金钱或其它有助于政变的物资，也不要允许其船只为政变分子运送这些物资，并商讨对故意违犯者给予法律制裁。这就促使我去拜会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
我于11 月28 日拜会莱热。他询间福建政变幕后的人物和目的、中国民众的J 团左以及政府采取的对策。我根据外交部的来电，
第四卷出使法国237 尽可能地向他详细说明。当我提出我国政府请求制止法国任何方面对闽变的任何支援时，莱热表现了颇为合作的态度。他声称，法国政府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且法、中两国政府的关系一贯是真诚友好的。福建政变是中国内部事务，因而法国的政策认为此事完全应由中国政府处理。法国政府可以发表声明，保证无直接或间接进行干预，以及援助福建集团之意，也不愿法国公民给予这个政变行动以援助、
关于十九路军订购的飞机这个具体间题，我很快从我国外交部得知有两架飞机已经交货，还有三架在运往海防途中。南京要求法国政府在海关将飞机扣留，或者如已运出，就授权印度支那总督将货转运上海交付中央政府。使馆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这一要求，法国政府同意尽力把货扣住。12 月中，法国公使韦礼德通知我国外交部，三架飞机已予扣留。
到了12 月下旬，福建政变力量显得越来越弱。它得不到中国其他地方领袖的支持。原以为会给予支持的粤系一直保持中立，这一派是素以反对南京的政策闻名的。这样，南京就能采取有效措施来扑灭闽变，而不致引起全面的纷乱。实际上，闽变到1934 年1 月就平息了。
1934 年6 月中旬，我请假离欧洲回国。回国前的上半年，我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处理法、中两国间的日常外交问题，以及满洲事件和国联决议引起的一些特殊问题。比如，在后者中，就有传说法国在满洲投资的间题。
早在1933 年8 月，外交部就嘱我调查关于法、日两国联合投资建设满洲的传闻。我向法国外交部询间后，于8 月4 日答复我国外交部。法国外交部官员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们解释说，传闻所涉及的可能是法国商人在满洲的个人活动，而日本人故意予以夸大。
23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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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法国政府绝不会支持法国商人在满洲投资。然而如果有人置此于不顾而甘愿冒险行动，法国政府也无法制止。
1933 年1o 月下旬，路透社报道日本已和满洲达成外国在满洲投资的协议，据说其中包括一个法国投资团体，叫做法国经济发展协会。我国外交部已请在北平的法国公使韦礼德注意此事，并要求我在巴黎再次向法国外交部查间。
在我派人去法国外交部后，于10 月26 日复电外交部，据告上述报道纯属无稽之谈。不过确有一位奥立维埃先生代表法国经济发展协会与一个日本财团签订协议，要组织一个联合机构为满洲从法国采购铁路物资，还要在南满兴办一家制铝工厂。但这都是民间安排，与“满洲国”毫不相干。法国政府无权制止法国人在满洲做生意，然而可以并且当然会制止法国人向“满洲国”提供贷款。1934 年2 月19 日，我会见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再次提出此事。曾有一则新闻报道称，这位奥立维埃自称代表法国经济发展协会与南满铁路当局签订了将法国资本投入满洲的初步协议。我急于要确切了解其背景以及法国政府本身对法国金融界这一行动的态度。
莱热说，法国政府在去年秋天已经向奥立维埃声称代表的协会提出此事，并警告该协会：法国政府不赞成奥立维埃近期访间满洲。莱热了解到，尽管该协会劝告奥立维埃放弃此行，他却依然主动前往远东。为此，莱热解释说，法国政府十分不满，已向驻中国和日本，包括满洲的领事和外交代表发出指令，不得给予奥立维埃的活动提供任何方式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得代表他与“满洲当局”接触或为他进行谈判。莱热说，大约一周之前，该协会在接到法国政府不赞成其行动的再次通知后，即电告奥立维埃立即返回法国。莱热要我相信，所有这些都说明奥立维埃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239 行动纯属私人性质。
关于法国资本投入满洲的问题，莱热说，法国各大金融集团对法国政府的政策均不感意外，他们之中没有一家会故意违背政府的意愿进行投资。他又说，日本在去年秋天曾设法诱使法国银行对日贷款，可是一切努力均已落空。他向我保证，法国政府对国联大会1933 年2 月不承认“满洲国”的决定，政策依然不变，而且只要中国本身不首先采取承认的步骤，法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就不会改变。他的这一解释消除了我的疑虑，因为法国是对日态度可能软化的国家之一。
- J 丝一一．一．. ．一．一．-
第三章归国度假1934 年6 月一1936 年3 月
我从马赛乘法国船航行了三个星期，于1 934 年7 月初回到上海。不久，我即去南京报到，并向行政院长兼代外交部长汪精卫陈述欧洲列强正紧张地为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准备，及我国为日本侵华向国联呼吁的现况。林森主席和蒋介石委员长都不在南京。他们在长江上游离首都不远的江西枯岭。委员长从枯岭打电报叫我去那里见他。
在我到达九江附近时，委员长派他的秘书长，我多年的老朋友杨永泰来接我，并陪送我到他的总部。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一位领袖。在途中他告诉我，政府里有些人想要我不回欧洲，留在国内任外交部长。但是在与委员长短暂的会晤中，他并没有谈及外交部长职位的事（当时的外交部长是由行政院院长兼任的）。不过，他留我在凉爽的枯岭度夏。我对林森主席的拜望完全是礼节性的。在枯岭我住了短短七天，拜访了几位政府人员― 几位老朋友，同他们共进几次午餐和晚宴。委员长也款待我一次。然后我回南京转上海。不久，我去青岛避署，享受一下我喜爱的令人神爽的海水浴。
青岛的夏天我过得很愉快。暑期一过，我回到上海家里，去探望我的大哥和姐姐。那时我仍是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
第四卷出使法国241 表。我知道那时的第二代表郭泰棋能够处理国联第十五次大会的事务，因此我可以不必回日内瓦。至于中国在国联行政院的席位已届期满，在1934 年9 月投票选举后转给土耳其，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为此事回去。
我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半，日益忧心仲忡地注视着日本对华北加紧的军事侵略。关于最近国际联盟对中国提出的控诉的态度，我已经向外交部长汪精卫和蒋委员长作过汇报，因此我也没有更多的特殊重要情况可作介绍。其实，我所着急的是想要明燎政府对整个事件的实际对策。
根据我同委员长及汪精卫的会见，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他们都对日内瓦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他们重点关切的是日本更加猖撅的军事侵略与日本在华北的傀儡代理人。我国政府每天都接到日军在我们领土上进行侵略的报告，这自然只能使人感到国联的迟钝与无能。虽然国联全体大会在1933 年2 月通过了最终报告书，谴责日本，维护中国，但是看不到对日本进行制裁的具体行动，中国的领土也没有归还给中国。无论如何，委员长和汪精卫必然会觉得，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说：“远水救不了近火。’,
几乎在我回国度假的整个时期，我都密切注意着日本军阀在华北的持续不断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瓦解中国政府的团结，阻挠中国的发展，图谋按田中奏摺纲要来统治中国，并建立日本在整个东亚的霸权。南京政府的领袖们对伦敦和华盛顿是否会迅速而有效地支持我们不妥协地反对和抵抗日本的政策，已不抱希望。实际上，1935 年下半年，日本利用了西方国家忙于处理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冲突的时机，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尽管全国舆论强烈反对日本违背条约规定和睦邻的基本道义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
2 性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略，南京政府仍步步退让，不采取坚决的抵抗政策。已经很明显，南京根本不再指望西方来有效地支持中国的坚决杭日行动，而是百般迁就，希望能赢得时间，团结全国，建立坚实的抗战力量。那时经常参预政府谋划与溶询的军政两界重要人物为何应钦、熊式辉、张群等人，都是留日学生。这就可以看出政府的中心思想。当然，在外交部，受过日本教育的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兼部长。最活跃的次长唐有壬也是日本留学生，经常和日本各行各业的代表以及政界、商界人物接触。
我在上海的时候，汪精卫派徐漠，当时的另一位外交部次长，来传达一个机密的信．急。他说汪想让我去华盛顿当大使。他说驻巴黎大使的位置固然重要，但驻华盛顿大使的位置更重要。他还说我做过驻华盛顿的公使，了解美国，了解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也了解我。这一切都对汪所推行的政策至关重要。我没有接受这个提议，理由是：当时任华盛顿大使的施肇基和我是熟人。他不仅比我资历深，还是我的姻亲，又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中国的一个杰出外交家，处理外交事务有丰富的经验。他过去在华盛顿任过职，对美国人有认识，还是个在美国首都很受欢迎的人物。我看不出调动他的理由。
当天晚上汪精卫听到徐漠的报告之后，就从南京打电话给我，邀我去南京面谈。我第二天去了，汪在官邸接见我。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施在推行汪的外交政策方面，不能与汪及南京政府合作。那时候，作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准备实行一个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洽上与美国交往更为密切的新政策。他认为中国过去对美国的政策消极，没有明确的目标。他要代之以一个新的，他叫做建设性的政策。
汪认为施肇基在华盛顿过分消极，跟他的合作也不够。由国民
第四卷出使法国
党制定、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施．急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施好像跟国民党有些误会。此外，施是位有多年经验、资历很深的老外交家，因而常常固执己见。事实上，施是个倔强的人。他不喜欢任何国民党人，也不信任他们。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汪精卫认为施不是一个可望合作的好伙伴。
虽然我把告诉过徐漠的理由重复一遍，但是汪嘱我抛开一切私人因素。他说他对施个人没有成见，只是认为换人对国家有利，对国家这一政策有利，而这些都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而他也是赞成的。从他说明的情况，我也很明白他邀我的理由。不过，我还是没有答应。
我辞别后就立即回了上海。第二天早晨使我大吃一惊的是美国大使馆驻上海的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打电话来，为我的新职位向我道贺，并且要见我。我答应和他见面，想要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消息。他说这消息是在《字林西报》 上见到的。我向他解释，事情还在酝酿，我不知道消息怎么泄露出去的。同时，从消息的泄露，我肯定这件事早已在政治委员会上作了决议。这是那些委员们乐于谈论的问题。所以，对这类事要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告诉他我知道事情在进行中。
不过事情有了变化。我在和外交部或徐漠研究人事安排等各项实际事务时，和汪精卫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在他脸上有明显的不偷快神色。他明白表示孔祥熙在这件事上挡了路。孔说他接到施的电报，抗议所传的对他的调动。看来在我和安立德交谈之后，几天里发生了更多的意外枝节。合众社把这个新闻发到美国，施博士见报大为震惊，并立刻给孔祥熙打电话抗议，并质间为什么要换他，他犯了什么该撤换的错误。孔那时是财政部长。施说他正在孔的命令下，竭尽全万写美国财政部谈判出售中国白银．他间孔，是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否想要中止他代表进行的谈判。
孔祥熙作为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对这即将发生的人事调动，肯定是知情的二但在遭到暗示以停止白银谈判相威胁时，提出把调动推迟至少三至六个月。到那时，估计白银谈判定能结束。汪勉强同意了。因为把中国通货改为纸币也是政府的重要政策。为了实施这个政策，要从出售白银筹集大量资金，构成充分的外汇储备，以保护中国的利元”。这段擂曲过去，终于在1936 年派王正廷去华盛顿作大使。
与此同时，中国在巴黎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外交部要我们在巴黎的代办通知法国外交部，我国政府拟任命我为驻法大使，并欢迎现任法国公使韦礼德升为大使（这当然是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不幸韦礼德未活到当大使，他于1 935 年下半年就去世了。那齐亚被委为驻中国公使，并内定在法国国会通过使节升格后，出任大使。中国政府很快同意那齐亚的任命，同时敦促法国政府迅速行动。1936 年1 月，法国外交部亚洲司通知我离职期间的代办萧继荣说，使节升格已属既成事实，并将于日内公布那齐亚提升为大使。萧用电报通知了南京的外交部和在上海的我。
中国在巴黎的外交使节升格是由法国总统的命令公布的，并刊登在1936 年1 月24 日的政府公报上。那齐亚也同时被任命为法国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法国外交部又通知中国公使馆，说中国驻法国的第一任大使，照例也应事先征得法国政府的同意。不过，在通知上又说．法国总统特意要外交部通知中国政府，若是顾维钧公使被委为第一任驻法大使，将是非常受欢迎的。
外交部在接到驻巴黎公使馆报告之后，按应有程序，对拟派我为首任驻法大使事征求法国政府同意。2 月1 日收到法国外交部的复信说，法国总统很高兴地接受我为首任驻法大使。2 月8 日，
第四卷出使法国246 我正式由国府主席命令提升为驻法大使。
中、法双方在完成使节相互升格的外交程序手续之后，我当然想早日离国去巴黎赴任。不过，还需要去南京向新外交部长请示，并和外交部商谈巴黎使节升级后的预算增加问题。1935 年11 月初，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国民党大会堂院子里，与其他领袖们坐成一排拍照时，有人行刺。幸而汪只受了点轻伤。但结果是他辞去了一切职务去医院疗养。1z 月初，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遇刺，中弹身亡。这些不幸事件在南京引起极大的骚动混乱。委员长只好再度掌权兼任行政院长。并委派对他忠心耿耿并深受信任的顾间张群任外交部长。这个新委任我不感意外。因为综观政府的对日政策，一般都估计到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必将是另一个亲日的日本留学生。由于这些重大的变化，以及我即将去法国，我必须去南京进行商议。
张群对我的看法似乎是印象很深。他要我尽快到法国去，以便就地了解情况，并及时将国际局势详细向南京汇报。
我于1936 年3 月26 日离开中国去巴黎就任大使新职。
－盈肠．- －一
第四章任驻法大使的第一年；欧洲局势的进展及对华新政策
1936 年3 月一1937 年3 月
我在1936 年3 月26 日搭“维多利亚”轮离开上海，同船有去罗马的刘文岛大使。来码头送行的有宋子文、段棋瑞将军、意大利大使罗亚谷诺和卫戍司令等约150 人。航海三星期，我到达欧洲已是4 月中旬，在我呈递国书之前，有很多事务待理。正式呈递国书为士936 年4 月30 日。
根据外交惯例，新到任的使节要拜访外交界的各个同行和法国政府的官员，井等待对方的回访。这种交互拜访，给我一个极难得的机会以探询各国代表和法国政府一些领袖们的观点和看法。4 月末，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长弗朗丹，并送上一份国书的副本。借此机会，我问他对整个欧洲大局的看法。他说欧洲形势确实令人焦心。不过，他还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以它为中心，进行磋商，找出维持世界和平的道路和办法。他还认为只有欧洲局势取得相当进展之后，才可能考虑远东间题，同时，他还觉得欧洲局势肯定会有一段捉摸不定的时间。例如，在法国，即将大选，而大选之后必然要有的政府改组，会造成一时的混乱。
实际情况是在5 月3 日的大选中，左翼人民阵线获胜，弗朗丹
第四卷出使法国2 盯掌握外交权的政府被认为是反动的政府，彻底垮了台。共产党在国民议会里得到82 个席位，比过去席位增加三倍。5 月8 日葡萄牙公使来访，他很熟悉法国政局．他认为，社会党人一旦掌权，就不会像他们在选民面前表现的那祥激进。
5 月8 日，拜访了英国驻巴黎大使克拉克爵士。我们讨论了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战局。他带有轻蔑的口吻认为那已是既成事实。6 月4 日他回访时，口气依然如故。他还觉得继续对意大利制裁是多余的。我们认为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比利时大使登特根伯爵和我在5 月14 日晨有一次交谈．他为人和善友好，精力充沛，曾任职于北平和东京。照例，我向他提出欧洲间题。我问他对于欧洲局势有何看法，以及德国追求国际威望和它的扩张政策究竟要走多远，他的回答饶有风趣．他说我好像在间他：“这辆汽车要开多远。”他的答案是：“这要依驾驶者的意志而定。”他说，德国已经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完整的机器，它野心的限度，就是它活动的限度。它感到它自己的力量，并决心拿到它认为应得到的东西．
我觉得比利时大使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了他对局势的看法。不过，他这种悲观的论调，与匈牙利大使在回答同一间题时的乐观情绪大不相同。匈大使说，在欧洲列强的各个阵营之间是有很多间题，但他相信，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
展望国际前景优心忡仲．和我有同感的又一例子是地处欧洲中心瑞士的公使杜南特先生．他从瑞士回来以后答复我的提间时说，在一个全副武装到牙齿的欧洲，瑞士虽然是一个中立国，也不得不加强军备，整顿防务，以免遭到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他感到瑞士四面都是强邻，武装自己是必要的、正当的。瑞士人民不愿在明媚的清展一觉醒来后，被告知他们的城市已于昨夜被敌人占领。
顾维钧回忆录绪编
我和外交使团的同仁们以及法国政府官员的谈话是广泛的。其中对国际前途持悲观论的占多数。自从我来到巴黎后，欧洲情况在不断恶化。以德、意为一方，英、法为另一方的关系，剑拔弩张。而且依我的看法，英、法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摊牌，这样就给德、意一种印象，认为它们可以放胆推进，不必担心会遭到强烈反抗。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局面。
欧洲局势愈来愈糟是意中事。我在5 月16 日答复外交部的提问时曾报告，意大利已秘密通知法国，它将把整个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帝国版图。法国劝告它不要走极端。不过这个劝告只是耳边风，罗马不多几天就发出合并埃塞俄比亚的通报。伦敦和巴黎对这件事的唯一反响是保留最后意见。当国际联盟行政院开会讨论此事时，英、法两国代表同意意大利问题不仅是对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联盟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
中国的政策，在与本身利害侬关时，要与英、法及华盛顿合作，因此，南京当局急于要知道法国对意大利行动的真正意图。情况表明，法国对意大利的吞并行为似乎采取的是默认态度。南京要我澄清这件事。我答复说：法国对意大利的吞并通知，迟迟未作肯定答复，并不惫味着法国对这件事的默认，法国政府要我们等待观望6 月国际联盟开会的讨论结果。
会议召开之前，我于5 月28 日曾和驻罗马大使刘文岛一起去德国巴特瑙海姆和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商。尚能忆及，那次会是讨论意大利提出的意大利愿意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交还在天津的租界，换取中国户止对意大利的制裁（制裁是国际联盟会员国因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而采取的行动）。墨索里尼要刘文岛代表中国在五夭内答复。刘希望得到汪和我的帮助。我同意这么办，但条件是我们应首先取得英、美的谅解，并保留我们不承认意大利征服
第四卷出使法国
埃塞俄比亚的态度。汪精卫也认为这很必要。并说，目前英国对我国虽帮不了多少忙，但是如果跟它对立，可能为害很大。（英国对这个同题的态度虽然有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可是各方面仍然认为英国是制裁意大利的领头人。）
国际联盟以压倒多数通过取消对意制裁。对这一决议，许多观察家，包括我在内，一致认为这标志着集体安全体制的彻底破产。仅仅几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就爆发了内战，进一步将欧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开始德、意就支持佛郎哥将军为首的叛军，苏联则支持当政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但是最后他们联合英国，成为不干涉协定的主要倡议人。
当欧洲局势动荡不安之际，远东方面，中日关系依然十分阴暗。中国政府的政策仍是争取与日本和平解决。这是政府中大多数人赞同的政策，只是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越来越站不住脚。尽管力求在经济和工业合作的基础上和日本进行谈判，但这些谈判一一接连破裂。
在中国方面，谈判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公众舆论反对与日本建立任何友好关系。虽然在南京政府里多数赞成与日本和平解决。但其中也有两派意见不一。一派以委员长为首，代表人物如何应钦之流，主要是在日本留过学的，特别是那些进过日本士官学校的官员们。例如其中包括张群。他在1936 年任外交部长。把委员长对日本安抚姑息的政策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往前追溯，委员长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也是日本留学生。另一派的领袖人物有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国民党和军队中的桂系，还有北方的军事领袖如张学良等都主张继续加强抗日。中国社会舆论因受这些派别人物及西北共产党的支持与鼓励，更是群情鼎沸。1 , 36 年期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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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日情绪逐步高涨，以致在后半年导致多起严重反日事件．在日本方面，和平谈判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和在满洲的军人的反对。虽然那时的军事冲突很少，而在满洲的关东军仍以巧取豪夺的各种方式加强它对华北和内蒙的控制。n 月初，守卫绥远的中国军队，与受日本支持的蒙古军队，发生了激烈战斗。年末，日本同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互助协定，加入了德、意的行列，全世界已处在战争灾难的边缘，使中国的处境更加恶化，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更加不利。
由于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委员长指示外交部长重新研究中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从日、德签约来看，日本已加入德、意轴心，改变了全局。表明三个强国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侵略目标。日本方面，在军人集团影响下，正在积极准备条件进一步对中国进行侵略蚕食．事情已经清清楚楚，无论中国谋求按经济合作的方式和平解决的愿望如何忠诚，日本外交代表们的态度显得多么诚恳，实际这种尝试是毫无希望的。
7 月21 日，我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委员长和外交部长，内容是我和激进党领袖、国民议院议长赫里欧的一段谈话。会谈是在7 月11 日。我们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诚恳坦率。他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好感。他给了我一个伟人的形象，单纯，有理想，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佼佼者。他当天下午来回访，我们畅谈了欧洲和远东的国际形势。
赫里欧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幸英国和美国借口军事准备不足、不能履行维护和捍卫这个条约的义务。唯一与中国有共同利害关系，并能广泛支持和给予援助的国家是苏联。两年前他曾到苏联观察．看到他们的军事准备已很完替，空军力量在欧洲也可称首屈一指。结
第四卷出使法国251 果，他动议并缔结了法、苏互助条约。他接着说，现在苏联的重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他相信十年内，苏联经济和物质资源之丰富堪与美国媲美。中国如能与苏联携起手来，安全上可以放心，并能全力以赴，从事建设，开发资源。如果中国受到威胁，定能指望可以从西北方面（苏联〕得到大量的军火与物资。
谈到传闻日、德有秘密军事同盟问题时，他认为毫无疑问，这已属事实。关于中国雇用德籍军事顾间一事，他觉得一旦与日本冲突，将对中国不利。他举出土耳其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土耳其由于雇用德国军事顾间而吃了亏。为中国计，最好聘用瑞士、比利时或荷兰人作军事顾问，较为明智可靠。
我将这些情况向政府用电报汇报时，还补充说，我在南京时即曾提过，在我们决定对苏政策时，需要先探询英国的态度。我即将去伦敦与艾登交换这方面的意见．
我还汇报了我最近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谈话。他说日本虽然仍在积极对苏备战，可是最近日本外交人员对他的国家好像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姿态。因此，他预料年底之前，苏、日冲突不会发生。
对中国来说，中、苏合作仍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多数领袖，长期以来对苏联怀有戒心，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非常警惕，认为这些活动完全受命于莫斯科。但是有些人由于感到中、苏两国对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对莫斯科意图的怀疑逐渐冲淡。
9 月20 日，我从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第十七次大会。一星期后在公开辩论中，我为中国发言时，我自己都感到平淡无味。因为政府指示，不要在大会发言中提到日本侵略的问题，我不得不删掉有关中日问题的一大段。它几乎占原稿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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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30 日上午，我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交换了意见。我同他在中日冲突中苏联能给我们以什么帮助。他似乎很谨慎小心，不表示意见。他说远东间题是欧洲问题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是整个世界问题的两个部分。他答应去和艾登谈谈。10 月l 日，我在秘书长爱文诺的午宴上见到李维诺夫。他告诉我，他和艾登的谈话无任何重要结果。法国外交部的马锡里那天也在场。马锡里悄悄地告诉我，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和艾登昨天晚上见了面。他们双方决定分别同东京进行斡旋，并将与我国政府联系。艾登自己说，他已经通知巴黎并分别电告他的驻中国和驻日本的大使．通知中、日两国政府。现在，他希望美国也共同行动。艾登还说他最近接到英国驻挪威和驻法国的大使的电报，认为当前形势不像我们说的那样严重。
同日我还见到美国驻伯尔尼公使威尔逊，我也问他对目前远东的紧张局势与中日谈判，他们能否协助使之有所好转。10 月3 日我除同法国总理勃鲁姆谈话外，又和李维诺夫再次交谈。李维诺夫告诉我，他也曾和勃鲁姆谈过。他听说，勃鲁姆将与美国商量向东京说明它们的意见。10 月3 日的正式午宴上，英国代表团的克兰伯恩勋爵坐在我旁边。他说，艾登告诉他说，回伦敦后将亲自过间远东的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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