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窍吕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试图用刻刀把它打开、但他刚一打开，炸弹就爆炸了。
警察厅长认为这件暴行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声誉，于是下令进行调查。大约十天之后，他亲自来向我报告说，线索已经查明。他们对两名被怀疑与炸弹有关的学生进行了审讯，从他们那里得知，炸弹是在哈德门外一家玻璃匠店铺中用土法制作的。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供认纵上情况，但不直接承认自己与事件有关，只是供认他们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这颗炸弹的。他们不愿披露这些人的姓名。警察厅长肯定，这一事件是由一些中国政客策划的。尽管警察厅长对王正廷博士极为怀疑，但我却无任何确凿证据。我个人认为王正廷博士本人并未参与此事，可能是一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包括加拉罕使团中的一些成员插手干的。他们在中国有更加重要的目的和政策，而不仅仅要签署一个与中苏关系有关的协议。
炸弹事件并未能使我改变态度。记得此事过后不久，加拉罕就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我的安全与健康情况。后来他的秘书和我的秘书在外交部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就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修正草案。正如以前我曾说过的那样，主要伺题有二，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第三点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堂的财产及房地产有关。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三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挽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终于就我从最初就一直坚持的三点达成了协议。剩下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签署修改过的
第三卷回国任职137 协议了。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1924 年5 月31 日在外交部举行。结果证明，事后立即发表的新闻使新闻界和广大公众都喜出望外。由于外交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就政府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取得了胜利。大家对这一事实深为赞赏。签字后，加拉罕先生与我握手，显然是对结果感到满意。因此，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得到了保证，外交关系也正式建立了。
八归还威海卫问题的讨论
归还威海卫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首次出现了具体的可能性。当时英国代表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在会议的一次闭幕会上发表了声明，答应将租借地威海卫交还中国。贝尔福先生的唯一条件是由两国政府指派代表就归还方式和细节达成一项协议，然后按此协议有条不紊地归还中国。为了考虑中国间题，曾成立过一个远东委员会。在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过自己的愿望，其中之一就是将所有的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日本从俄国接管的大连和旅顺、威海卫、租借给法国的广州湾等等。中国曾指出，这些租借地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而且也是列强所主张的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中心。然而委员会实际进行的讨论当时并未为中国早日收回这些租借地带来多少希望，因此，英国主动声明将租借地威海卫归还中国，当然是受欢迎的。
威海卫于1898 年7 月租借，为期二十五年。当时英国提出这一租借要求的目的是与直隶湾〔渤海湾）对岸的租借地旅顺和大连抗衡。那时期，英国与俄国之间的竟争非常激烈，都想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1894 年至1895 年的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为了收复辽东半岛，李鸿章曾被派赴俄国，秘密缔结了一项同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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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帝俄以它是中国的同盟国为借口，寻求并获得了在中国北方特别是满洲的特殊地位。其中包括北起俄国边界南至北直隶湾的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并有在‘铁路区”内设铁路警察的特别权利。大连和旅顺租借地就位于铁路区内铁路的两侧。中国当时的局势极为危险，欧洲各国首都都在议论纷纷，认为对中国的瓜分已迫在眉睫。我记得当时有一本贝尔福勋爵著的书，名为《中国的分裂》 。当时，英国认为有必要向中国租借威海卫以抗衡和抵制俄国对满洲和中国北方的迅速渗透。据我的记忆，威海卫与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相同，都是二十五年。因此到了1 922 年初期，根据租约，二十五年的期限已近结束。这就是英国有必要发表这一声明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中国拒绝接受《 凡尔赛条约》，以及美国参议院不顾威尔逊总统的一再坚持，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在美国大大增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和热忱。许多对中国友好的美国朋友认为，在山东间题上，威尔逊总统曾使中国大失所望，出卖了中国，因此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华盛顿会议应该是一次为中国伸张正义的会议。所以，英国的声明是非常适时的．它不仅底得了中国的称赞，而且还获得了美国舆论界的好评。这是英国在外交上深谋远虑、机警明智的典型例子。
我记得，此事使当时占据着广州湾的法国大吃一惊。英国在闭幕会上发表上述声明的第二天，萨罗先生就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保证把广州湾归还中国，试图以此来挽回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法国代表团给人的印象，或多或少是出于不得已。我和我的同僚都担心法国到时不会心甘情愿地归还广州湾。他们很可能尽量设法拖延时间。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法国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借口，拖延归还日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处境极为不利时，中国才得以将其收回，而无需与
第三卷回国任职
法国达成任何协议。
英国建议归还威海卫的谈判在中国举行。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不久，当时的外交总长颜惠庆博士就采取了一些初步行动。但直到我接替他任外交总长之后，才对开始谈判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1922 年，月，中国任命早年留学美国、曾任驻天津特派交涉员的梁如浩先生为政府代表，同时还任命了两名助理、两名技术顾间和一个秘书处。英国政府指派的代表团由外交部官员翟比南先生和一名殖民部代表、一名海军部官员组成。谈判最初在威海卫举行，有几个问题很难达成协议。后来，根据外交部的指示，梁建议将谈判地点迁至北京。谈判子1 923 年3 月继续举行，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拟出了协议草案。
当外交部有关各司和我本人审阅这一协议草案时，发现有必要做几处改动，主要的困难是属于威海卫的刘公岛问题。此岛一直被英国海军用作避暑场所。但这只是它的一个用途，更重要的是作为英国舰队在中国北方的供应站和驻地，就像上海不仅是贸易、商业和政治中心，而且也是长江和沿海的英国分遣舰队的军事基地一祥。协议第二条规定将威海卫归还中国，但又规定，英国有权使用刘公岛作为英国海军休养和避暑地，期限为十年，并有权续租，直至两国政府都同意终止租期为止。到那时英国将把该岛和岛上的建筑物全部归还中国。我认为此条款关系重大。因为要实现彻底归还威海卫，位于威海卫对面控制着这一海湾的刘公岛就应同时归还中国，并由中国海军设防。如按照草案中此条的规定那样将此岛租给英国，则此项租借十分可能成为永久性的。因租约的终止需经英国政府同意。我主张只有双方政府均同意时方能续租。换句话说，除有特殊原因外，十年期满，中国即有权终止租借．谈判到此阶段，即不再由原双方代表进行。根据伦敦指示，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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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类爵士直接与我进行谈判。非常明显，英国海军部赞成原来的草案，我不能不认为，英国海军部坚持这一条款的原因正是中国拒绝接受这一条款的原因。经过多次辩论之后，麻克类终于同意对此条款进行修改。
由于1924 年末中国政府突然倒台，签署协议草案一事被推迟了。直到1 930 年英国公使和中国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后，归还威海卫同题才最后得到解决。
九万县事件的解决
万县一案的事实是，驻扎在长江的英国海军当局采取了相当蛮横的行动。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从国际法准则来看，这一行动都是毫无道理的。1926 年8 月29 日，行驶在上海和万县之间长江江面上的英商太古公司所属的一艘轮船正停泊在万县附近。两条载着杨森将军部下官兵的木船驶近了这艘轮船。船上的官兵正在执行解送长江一带士兵晌银的任务。当这艘“万流”号商轮的船长看到木船驶近时，他突然下令掉转船头，疾驶而去。由于商轮正处在水流湍急的长江激流之中，所以，它掀起的巨浪打翻了木船，船上的人和晌银都被江流席卷而去。
在此之前已发生过几起类似事件，地方军将领杨森将军部下死亡甚多。杨森向当地英国领事馆提出赔偿要求，但是毫无结果。这次又发生此等事件，实在令人忍无可忍。杨森将军乃命令将太古公司停泊在万县的两艘英国轮船扣留，以此作为一种报复性措施，也作为向英国公司和英国领事当局施加压力的手段，以促使解决过去的事件和当前的这一事件。被扣留的轮船是“万县”号和“万通”号。驻长江的英国分遣舰队司令立即参与这一事件，他命令开动一艘巡逻艇，并亲自登上了“柯克捷夫”号炮舰。他这样做无非是
第三卷回国任职141 迫使杨森将军释放被扣留的船只。据中国方面讲，英国舰队司令下命令向万县开炮轰击。而英国方面讲，是杨森将军的部队首先开火的。如后来的来往函件，特别是中国外交部照会所表明的，在当时的情形下，到底谁先开火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英舰开到万县时，大炮已作好射击准备，显然是怀着迫使释放被扣船只的敌对意图。英舰的炮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落水丧生的中国士兵之外，又有约一千平民死于非命。万县城内大量财产也毁于炮火。英国海军当局这一恃强逞凶、蛮横无理的行径是与国际法原则和惯例背道而驰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抗议照会是精心起草的，首先陈述了事实真相，然后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提出抗议。我还认为有必要将事件公布于众，使外界了解此案实情，了解驻扎在中国的外国海军当局这一令人吃惊的异常蛮横的行径。外国海军当局驻守长江当然是经条约批准的，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们专横跋肩的理由。根据国际法，即使在战争时期，亦不应轰击未设防的城镇。
万县事件发生在1926 年9 月5 日，我的抗议照会是同年n 月2 日发出的。万县事件发生在前任外交总长蔡廷斡将军任职期间。1 。月上旬，当杜锡硅将军重新组阁时，蔡将军提出辞职。杜将军辞去了总理职务，由我继任，他保留了海军总长一职。我回到外交部，同时任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我在此次任职期间接手处理此案。有关英国战舰非法轰击万县一事的杭议照会是一份相当长的文件，可能是截至当时为止中国外交史上最长的文件之一。由于我要求麻克类爵士将扰议照会的内容转达英国政府，过了相当久之后，才给予答复。与此同时，英国领事与中国驻宜昌特派交涉员正在当地进行谈判。杨森将军同意释放所扣的两艘轮船，至于赔偿生命财产损失一事，待充分调查后再予以解决。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十终止1865 年签订的中比条约
1865 年签订的中比条约到1926 年已满六十年。条约第四十六条规定，从互换批准书之日起，每满十年，可以修订。条约的批准日期是1866 年10 月27 日。1926 年4 月15 日在颜惠庆博士重新组阁前，外交部理所当然地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通知比利时政府，中国政府决定终止旧条约并愿举行谈判，以便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4 月份致比利时的照会要求答复。比利时也适时地作了答复，表示比利时政府同意中国的主张，不过同时指出，根据条约第四十六条，只有比利时一方有权要求修订条约，比利时保留这个意见，但是仍愿就缔结新条约举行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比利时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保证在谈判缔结新条约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而中国一方则认为确定新条约的谈判日期是个重要问题。中国的立场是用六个月的时间足可进行谈判和缔结新条约。比利时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新条约生效前，旧条约依然有效。此事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具体的结果，双方所持态度似乎就难以调和。
当我回到外交部时，此案就由我来继续处理。就原则而言，毫无疑问，应该坚持。事实上，自巴黎和会以来，修正不平等条约一直是中国的国策。因此，10 月中旬回到外交部后，我亲自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为了打破僵局，我建议在1926 年10 月27 日以后，也就是第六个十年期满之后，应有一暂时协定。这个协定是暂时按旧条约的基本条款行事，但是，我坚持明确规定缔结新条约的期限。如果六个月期满时，新条约仍未制定出来，暂行协定即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在华比利时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比利时不愿意接受中国的主张，他们建议在新条约制订前，暂
第三卷回国任职143 行协定应该继续有效。比利时曾就第四十六条保留其立场，该条规定仅比利时有权提议修订条约。此时由于其建议未被接受，比利时乃向中国表明，它准备将此案提交国际法庭，由国际法庭解释此条的含义，理由是中比双方均已接受国际法庭的所谓强制性管辖。实际上，比利时已经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不过，中国接到法庭的通知后，没有给予答复。由于北京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比利时暂时亦未催促审理此案。日期一到，比利时又表示要催促在海牙审理此案。显然，比利时此举意在威胁。
比利时政府始终坚持：旧条约或包括旧条约重要内容的暂行协定都应无限期继续有效，直至拟议中的新条约确已缔结并生效为止。因此，中国除终止旧条约外，别无他途。我决定这样做。于是我向张作霖大帅呈交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谈判原委和终止旧条约理由的总统法令草稿，和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及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的规定的声明。1926 年n 月6 日，张作霖大帅发布7 终止1865 年中比条约的法令，并公布T 一套拟议的规定。比利时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正式废除1865 年中比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废除旧条约的法令颁布以后，比利时将此间题暂时搁置一边。1928 年国民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结束时，也就是在张作霖无声无息地死去后，比利时公使向中国的南京政府提出此间题。南京外交部和比利时公使馆达成的协议令人相当吃惊。因为协议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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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政府一贯反对的内容，即双方同意实行一项暂行协定，其中一条说，比利时侨民在过去六十年中依据领事裁判权以及治外法权所享受的保护，将要继续到享有同样权利的缔约国一半以上同意放弃这些权利时为止。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与北京政府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南京政府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和行动，将此问题拖延到半数国家同意废除条约为止。中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在同一个问题上采取的不同政策和态度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1928 年11 月22 日，当南京外交部同比利时政府订立的暂行协定公布时，中国公众甚感惊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先生亲自斥责了王正廷的无知和轻率。胡汉民先生显然一直注视着在北京的谈判，没有预料到南京外交部竟然同意了比利时的要求。这个暂行协定表明，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比利时力图保住在中国的特权。在斥责王正廷博士时，胡汉民说，南京外交部的所做所为实际L 就是使治外法权这一特权得以继续存在。
南京立法院审议此间题的经过公布后，中国新闻界和公众舆论对南京外交部所采取的行动十分不满。但是，外交部的行动已是既成事实；在对待比利时的间题上已无法补救了。比利时的旧条约被废除了。但是，这个暂行协定使比利时所处的地位与先前无异。尽管在华盛顿会议上包括比利时在内的列强已同意中国恢复海关关税自主权，并于1929 年1 月1 日公布，但是，在中国废除治外法权一事，仍迟迟不能解决。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同盟国后，经英、美两国发起，这个问题才得重行讨论。1943 年1 月，中国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了条约。在同一天，中国同英国在重庆订立了条约。从而才废除了旧条约中主要的不平等规定，在管辖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侨民方面重新建立了全面的自主权。
第三卷回国任职
汗一归还庚子赔款；中国基金会
在我任外交总长期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董事会成立了。董事会的成立标志着中美两国开始密切合作，安排中国学生赴美深造。早在1908 年，唐绍仪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减免付给美国的部分庚子赔款的协议。当时减免赔款的总数为一千二百万元，准确的数字为一千一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协议于几908 年玲月28 日签订。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办起了清华学堂，培养准备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这些留学生的全部费用都出自这笔基金。一名中国董事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办事处，监督使用这笔基金并负责发放学生们每月的津贴。1 92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减免应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的下余部分，亦即满足了通过美国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之后的剩余部分。1924 年的减免数目为六百一十三万七干五百五十二元九角。关子这笔减免款项，中美签订的协议规定建立一个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的联合董事会。美国政府指派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教授前往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制定和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
由于当时我是外交总长，所以我理应参与讨论此事。协议草案拟出以后，由我交内阁审议批准。内阁一致通过了协议草案。按例行公事，协议草案又呈送总统，由总统明令公布。协议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董事会成员由双方政府任命。我想，美方成员是由美国公使馆按美国政府的指令提名的。董事会的中方成员有：胡适博士、郭秉文博士、前清华校长周怡春博士和范源镰先生。我记不清蒋梦麟先生是否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了。董事会出色地行使了自己的职权。它的主要任务不仅限于分配中国文化教育所需的基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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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负责监督从美国政府定期得到的基金是否用于可靠的投资。我记得，离开外交部以后，我曾在董事会任职，成为财政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北京国际银行的经理贝纳特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美方成员。
1928 年以前，董事会总是在北京集会。董事会正常地行使职权，一切非常顺利。到了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政府之后，随即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新教育部和财政部提出的。他们主张董事会监管的这一大笔基金不应全部投资于美国证券，即不应全部投于在纽约股票市场上的美国债券和股票。董事会的基金应以部分投于中国公债和中国其它的债券，否则就是不公平的。另一个引起激烈争论和麻烦的间题是；根据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精神，董事会实质上是一个永久的信托机构，它不受任何一方政府的控制。然而，南京国民政府认为，既然这个机构掌握着公共基金，它就应该受教育部的领导和监督。对子董事会大部分成员是北京旧政府及北方的政治家和教育家这一事实也提出了批评。为了妥协，董事会中部分成员被撤换，吸收了部分国民党的教育家。但是，新教育部要在董事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意愿却遭到了反对，因为这是与协议的内容和精神相违背的。
董事会及时进行了改组。失去中国大陆以后，董事会会扯迁移到美国，命名为“中国基金会”，亦即现在的名称，这个机构依然做着同样的工作，只是财源大大缩减了。由于中国使用的法币急速贬值，所有投资于中国公债和中国公司股票诸如上海电力公司和中国实业公司股票的基金，实际上在一夜之间都不值钱了。董事会的年会一般在华盛顿中国使馆举行。出席会议的人员是。董事会的成员，我这个外交部的代表，以及中国教育部的一名代表。大约在1956 年，我从外交部退休以后，被选为董事会董事。如今，我仍是
第三卷回国任职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董事会成员任期为五年，这已经是我的第二任了。
十二袭击苏俄大使馆一案
1927 年性月6 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井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事件发生后，我间接地接到了通知。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不寻常的行动。因为，苏俄使馆终究也是外交团的一部分。我尽力查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后来，我得知卫戍司令先接到命令。之后，他将命令转达给警察厅长和宪兵队长。这三方面的人配合行动，袭击了苏俄使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我的确是会反对这种行动的。在致苏俄使馆的照会中，我申明外交部事先不知道此事。在我任职期间，我尽力使中国政府给人以井井有条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惯例，可是军阀们的行为使我的愿望难以实现。
对这个事件有一些错误的报道，我想加以纠正，我首先要谈的是吴晋上校。他是安国军外事处处长。他在此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在采取行动前，他曾与外交团团长荷兰大使欧登科磋商过此事。据传，吴是当时的外交部次长。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在外交部，与外交部毫无关系。我的次长是王荫泰。6 月份，王荫泰继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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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交总长，这时吴晋才成了外交部次长。但，吴从来未当过我的次长。
人们推测，这一事件促使我在6 月份辞去总理和外交总长的职务。然而，我的辞职乃是因为张作霖大帅推翻了宪法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革命政府．
第四章满洲危机
一少帅张学良与苏俄的冲突
临近1928 年底，我到欧洲去旅行，目的是摆脱变化后的中国政局，同时在欧洲观察世界政治趋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对苏俄军事潜力的看法。因为张作霖死后，少帅统治着满洲。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满洲的积极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我觉得少帅正在迫使苏俄作战争尝试，这种尝试不是故意的而是为了准备对付敌对行动的爆发。因为我担心任何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便给以前的同事罗文斡博士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少帅千万小心。不久，我离开法国去加拿大避暑。抵加后不到三天，罗博士就给我一封信，说少帅邀请我立刻回到沈阳会商，并且要我迅速答复。我不愿意去满洲，因为我感到需要再休息一些时间。我写信给罗博士和少帅，说明我不能立刻回国的理由。在这封信没有到达之前，我又收到一封电报，说少帅非常急于和我见面。鉴于这封电报，我才离开加拿大去沈阳。
我应张学良之邀，经陆路如期到达沈阳。当天晚上和他见面。一起谈话的有罗文斡博士，我想还有汤尔和先生，他曾经在王宠惠博士内阁中当过教育总长，这时他像罗文斡博士一样，是少帅的高- ― 一－- - - - ? －一～? ? ? ? ? ? , , , ? ～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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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顾问。少帅要我详细说明我对苏联的印象和我对苏联的估计，以及苏联的国内国外形势。我对他说了我在欧洲的外国朋友们谈论的要点。他非常注意听，但是我认为他并不相信我的欧洲外国朋友们估计的准确性。他要我也当他的高级顾间，我婉言谢绝了。第二夭，他派秘书长王树翰送来一封高级顾间的聘书，我没有接受。几乎是每夭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请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四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第四个人是少帅的英文秘书，我们径呼之为李。那时少帅身体不很强健，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每进两三个洞之后，他．总要在为他个人使用而特别修建的有游廊的平房里休息一会儿。
一天，在打进几个洞之后，少帅请我们到他那所平房里小憩。我们四人围着一张摆着果汁饮料的木桌坐下，谈话由我开始。我说在打球时我看到几辆满载军队的火车，一辆接着一辆向北方开去。我问道：“那些军队开到哪里去？”他说：“去哈尔滨。”我说：“去千什么？”他说：“啊，这次我要吓唬一下苏俄。”他表示曾经得到报告，苏俄向满洲边境和满洲里派遣军队。我说：“我看见军队时就猜到了。我对你的虚张声势觉得好玩，因为你是打扑克牌的能手，虚张声势是玩牌的一种方法。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真正有好牌，你怎么办呢？”他转过身去用手撑着头，显然是认真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我说：“我自有对策。”
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给了我一个实际不是答复的答复。
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我在沈阳时，吴铁城先生和张群将军作为蒋委员长派往满洲的两个代表在那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
第三卷回国任职
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第一种方法据说是用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因为冯有财政困难。第二种方法是用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三种方法是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就是以武力摧毁它。但是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我记得当苏军进入满洲，去占领满洲里和扎兰电时，少帅的一部分军队离开哈尔滨前往迎击。前线部队由马占山将军和一位韩光第将军率领。他们指挥着两个著名的勇戴善战的旅，但在n 月17 日的战役中全部被俘。少帅和他的亲近的顾间们都大为惊骇，垂头丧气。少帅立刻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到会的人有满洲各部门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张作相、莫德惠、刘尚清、刘哲、王树翰和一位王树常将军，他后来当了河北省主席。我得到关于发生事变的紧急通知，少帅要我立即去见他。当我到达时，这些领袖们正坐在会议桌周围。看来他们开会的时间已经很长，显得有些疲惫了。他们极为热情地欢迎我。少帅告诉我已经发生的事件，指出讨论题目是哈尔滨特派交涉员蔡运升转来的最后通牌。此通碟有三个条件，要求（1 ）恢复冲突前中东铁路的状态；( 2 ）恢复苏联的经理和副经理的职务；( 3 ）释放所有苏联被俘人员。我认为要求中国接受作为进行谈判的最后通膘中的这些先决条件是很带侮辱性的。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很沮丧，所以发给特派交涉员的指示是完全接受最后通碟。结果签订了伯力议定书，时在1929 年12 月22 日。按议定书中的条款，少帅必须派一位全权特使去莫斯科接
1 洲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受详细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涉及到苏俄和满洲的关系，而且也关系到苏俄在满洲的权益。直到1 930 年10 月，被派为全权代表去谈判一个正式条约的莫德惠先生，实际只和俄国代表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谈判拖延很长时间，并没有订出条约，待到次年g 月18 日沈阳事件之后就不再继续谈判了。
二回忆国民党扩大会议
193 。年华北政局出现耐人寻味的新发展。在1929 年的大部分时间和1930 年初，蒋委员长先后卷人对冯玉样和对阎锡山的战争。193 。年夏，反蒋各派联合形成由汪精卫、陈公博领导，郭泰祺和邹鲁等人支持的国民党扩大会议。我这时在北戴河休假，有一天晚上，陈公博和郭泰棋还有另一个人来看我，要和我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他们向我公开了以下各派联盟的计划：即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和冯玉祥。他们还告诉我有一个组织政府的秘密计划，由阎锡山当主席，汪精卫当行政院长，他们要我当外交部长，我明确加以拒绝。但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他们继续催促我答应。最后，他们说：“好吧，先别考虑外长了，不要马上作出决定，请到北京去，因为汪精卫要和你面谈。”因此，第二天我去北京。记得在火车站上有很多政界人物迎接我：有国民党的领袖们，有阎锡山将军和冯玉祥将军的代表、我立刻被领到汪精卫家里参加为我接风的宴会。他对我谈了上述计划，并且说他们都在等我答复，然后公布人员名单。
我问他们已经取得什么国际承认的保证，建立一个不被列强承认的政府是无用的。他们回答那就是他们要邀请我参加的缘故。我说，他们要成立的政府是非常特殊的，除非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且保证新政府会存在下去，否则试图组织政府是无用
第三卷回国任职153 的，而我看他们的政府不可能维持下去。就我个人而言，我暂时还不愿卷入政治，宁愿继续过平民生活。他们要我好好考虑。我说，北京（其时正当8 月）太热，很想回北戴河。他们请我再待一天，因为阎锡山将军要和我谈话。次日早晨得到消息，阎已经不见了。他看到当时局势不可能组成政府，就在8 月18 日离开北京回山西去了。所以，整个计划便成为泡影。
很明显，他们计划组成新政府时，并未与张学良达成谅解。那时，张学良和委员长的驻东北代表张群和吴铁城过从密切，南京和沈阳之间经常互通消息。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他要求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但是，他倒向南京一边的决定促使扩大会议的计划垮台。
三沈阳事变的发生
1931 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时，对于日本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报，但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把满洲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日本政府一直紧逼的所谓中日三百件悬案，多数都发生在满洲或与华北有关，而满洲各省和华北全在少帅统治之下。7 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谈到有关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当局的部署，相当激荡人心。有群众集会抗议中国当局特别是满洲当局的行为，有军事当局，即所谓少壮派军人团体接连煽动群众集会抗议几个悬案，特别是一个中村大尉在兴安被杀事件。少帅把他的夏令．总部设在北戴河之后，我着到刘尚清，他后来当了监察院副院长；王树翰先生，他是少帅的秘书长；减式毅先生，奉夭省长．和一位北满特派交涉员。我提醒他们充分注意来自日本的报道和我的看法，我恐怕日本要把东北当局拒绝讨论、谈判
l 沁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和解决所谓兰百件悬案作为借口，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他们问我日本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大致可从所有消息来判断，日本人这次也许会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迫使我们在处理那些案件时妥协就范。他们领会我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刘先生说我所谈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并转向王说，他们应该邀请我去北京和少帅本人深谈。我告诉他们这并不干我的事，我本来无须插嘴提出个人意见，但是我既然过去一直对外交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应当提醒他们注意当时发生的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因为我感到担优。于是他们问我，如果我实在不愿亲自去北京，我可否把意见写出来交他们转递。我说那倒是个好主意。
这封由我写给少帅的信当天晚上就交给了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派人把它送给少帅。两天后的下午，他们来访说少帅打来电话邀请我去他那里。他派他的飞机来接我，他要我和他细谈那封信的内容。我去了，谈话持续不久，因为我不想在盛夏待在北京，又有午宴约会，就告辞了。他说他要考虑我的意见，问我能否多住几天，以便进一步讨论。我感觉到他并不像我那样看出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我留给他一封信，表示我怕会发生大事，但愿它不发生。这是7 月的事。
到了9 月，我们都回到北京，但是我没有和他见面，因为没有什么事要去见他。随后在9 月19 日早晨约六点钟．端纳打电话来，首先问我少帅是否已要我去见他，如果没有，他说最多五分钟后我就会得到他的通知。他说他自己刚开过会回来，开了通宵的会。因为日本人已经到达沈阳，攻打北大营，占领了全城，他们都在等待和我商量。我说我还不知道这消息，太糟了。谢过他的提醒后，我赶快穿好衣服。两三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少帅要我立刻到他那儿
第＝卷回国任职巧苏去，因为他有极重要的事要和我商谈。
我去了，那是在醇亲王府，也可能是在医院里。与会的先生们都表现疲惫不堪。大约有十二位东北集团的领袖们。少帅坐在桌子的顶头，他简要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问我该怎么办。他说他们从一点钟开始讨论，事情非常严重，他们很想听到我的见解。我说，我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对当前应采取的行动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我想此人是儿玉），并且也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前日本外相。
少帅和会上其余的人都立刻赞成第一个建议。至子第二个建议，少帅没说什么，但是有JL 个人说是个好主意，后来少帅说他认为那是无用的。我说当然它不会立郧产生结果，然而也会起些作用。这时有几个人支持这个意见，并且也催快办，少帅说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派遣。我的印象是少帅不愿意去找总督而只想依靠第一个建议产生某种结果；还有一部分理由，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交由国民政府来负责而不是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了。但是我对他解释说，虽然请求国联斡旋是必要的，但他一定不要指望能有多大结果或立刻产生任柯效果，因为国联行政院这样的机构，对满洲这样的局势，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我说，诉诸国联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满洲的侵略行动。
同时我认为，要紧的是― 事实上真正能使间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希望是― 探听出当地日本负责人士的意向，因为很明显，此事已经准备了几个星期，他们的借日就是满洲当局甚至拒绝会见日本派去谋求解决某些问题的负责人员。我对少帅说，关于“三百
拓‘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件悬案”的事实或细节，我了解不多，而且我怀疑是否有那么多，但是无论数目若干，问题性质如何，必定有些案件是能够经由互相妥协来解决的。解决几个案件就会缓和气氛，从而铺平更全面解决的道路。他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看出也许是由于涉及他个人的尊严，因为直到那时，在他领导之下的东北当局全都不愿和日本人接触，他们的表现好像是能够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局势。
四南京的政策和国际联盟
日本军队发动侵略之后，少帅和南京联系很密切。因为他仍然不愿意派人到旅顺去和日军．急督接触，注意力就集中于日内瓦。中国已将这个间题诉诸国联行政院。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派赴国联行政院的特别代表。9 月30 日，国联行政院遁过决议，要求日本把军队从东北各地特别是从辽宁省撤到南满铁路沿线区域以内。自然，日本军事当局对这个决议置之不理。日本政府提议和中国直接交涉，口本代表接到外相币原男爵训令，其巾提出五项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项原则先在东京于1 。月26 日发表，10 月27 日通知国联行政院。这就是所谓“指导中日直接谈判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如下：( l ）相互摈弃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动；( 2 ）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3 ）全力镇压一切千涉贸易自由以及煽动国际仇恨的有组织的运动；( 4 ）在满洲全境提供有效保护以便日本国民在当地从事和平职业；（的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日本人在该项声明中附加说明，日本仍愿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这些基本原则，以及有关中日正常关系和日本军队撤退到铁路区以内等事项。这就是日本对国联行政院决议的回答。
此事由施肇基博士报告南京政府，施博士要求南京指示他在国联行政院应采取的立场。显然日本的建议意在对国联行政院并
第二卷回国任职157 且对全世界散布这种印象，就是日本并非决心侵略，而只是力图保护在满洲的权益口但是，日本建议的措辞使人们难以判断日本关于整个满洲事变的真实意图。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备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特别是处理当前日本侵略问题时咨询。因此，政府把日本的提议交给特别外交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报告。由于少帅的恳切劝说，我接受任命为此会的成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该委员会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首先是应否接受日本关于谈判的建议；如果考虑接受，委员会就要研究日本的五项原则。当主席提出日本的建议来进行讨论时，有几个委员发言反对。他们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提交国联行政院，而且行政院经过研究作出决议要求口本从各占领区把军队撤到南满铁路区内，他们主张日本应该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央议。我发表的意见是：要日本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决议是不可能的。按照国联盟约组成的行政院，无权强制实行它的决议；要解决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只有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由两国谈判才行。财政部长兼该委员会副主席宋子文支持我的见解，接着表示同意的有几个委员，他们大部分是中国外交界的人，或者是和中国外交关系有若干瓜葛的人。我主张和日本谈判的理由是一般说来，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正因为如此，日本尽管是侵略满洲的祸首，也希望作出愿意同中国谈判的姿态。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拒绝和日本谈判，那末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遂行其抗拒国联的策略。依我之见，关于谈判的一般性建议应该接受，同时应该以修改日本五项原则的形式提出反建议。像宋子文博士和几位别的委员一样，主席戴季陶先生也赞成我的意见。所以赞成谈判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提出的五点被
15 日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交付讨论。我提出几点修正，经讨论后被委员会采纳了。委员会呈送给蒋介石主席一个报告，蒋召集政府领袖开会讨论。虽然那时找不在政府任职，但是我也被邀出席。会议在蒋主席的办公室举行，时在1 蛇1 年10 月底。许多官员和其他的人都出席了会议。戴季陶先生把委员会的结论叙述一番。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并起草给日内瓦施肇基博士的训令，在委员会的报告和修正意见的基础上，徐漠写出中文草稿，徐是外交部司长，同时也担任特别外交委员会的秘书。
波兰人拉西曼博士也出席这次会议，他是国联卫生局主任，被派来中国的任务是和中国政府讨论技术援助计划，这项援助是他提议由国联给中国的。他和宋子文博士关系密切，宋是这项援助计划的负责人。有关国联的一切事情，宋子文经常和他商量。我猜想那就是拉西曼被邀出席会议的原因。拉西曼挨近宋子文坐着，他们交谈了几句。宋博士对蒋介石主席说明了拉西曼所讲的话，蒋就要拉西曼另行起草训令。这份训令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博士翻译。我是委员会的几个出席人之一，我感到大吃一惊，因为拉西曼的提议与委员会的决议恰恰相反。蒋介石主席好像赞成他的建议，并且叫他起草发给施肇基博士的电报。
这个提议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应该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我猜想拉西曼提出这个建议为的是维护国联的威信，希望中国采取这样的立场，就是把促使日本撤军的全部责任推给国联行政院。我和另外几个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知道国联没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对日本及其军部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拉西曼博士事实上在为国联的事业辩护，依他所说，好像国联是强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表面上似乎是很有道理。无论怎么说，他的提议被采纳了。这里也许值得
第三卷回国任职
一提的是，宋子文这样信任拉西曼，他甚至和他商量与技术援助以及与国联合作无关的问题。
这份电报拍发给施肇基，准备提交从n 月16 日开始在巴黎开会的国联行政院。
五出任外交部长
当时尚需等待国联行政院进行考虑和采取行动。那时它正在通过美国驻英大使陶威斯将军（前副总统）和美国取得联系。中国的特别委员会为此休会以待施肇基博士的进一步报告，我则返回北京。
大约两周之后，我在北京收到一封电报，说有急事要我再去南京．我到京后，宋子文博士代表委员长来看我，要我接受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长。这时名义上担任外长职务的是施肇基。他已经在9 月30 日被任命接替王正廷博士，王因受到愤怒的学生群众一系列的攻击而辞职。施肇基亦因忙于在国联行政院处理前述间题不能回来。由于知道施博士是明令公布的部长，我根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命。宋子文力劝我担当这一职务以共济时艰，并说是委员长特意要他代表来劝驾的。
n 月23 日我先被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长，n 月28 日改为署理。也许是宋和蒋猜测，我以代理外长身份或许会感到难以有效地执行职务，因为施肇基在外交界的资历比我深。施博士是非常能干的人物，肯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回任。以前在巴黎和会时期我和施博士及王正廷曾有过芥蒂，所以不愿再使他产生疑虑。我坚决不愿就任，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并不是当时外长所面临的困难使我退缩。在n 月28 日公布我署理外交部长时，我明白了无论是政府或是指导政府政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决意起用我参加政府工作，
环O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其口的是为了应付日本侵略者造成的严重局势，
宋子文再度受委员长之托促我就职。这时浅只得勉为其难，但是我声明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员，而我知道政府是在党的监督之下办事的，我觉得必须对我就职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事先说清楚。我提出三件需要决定的事．( l ）为了有效地执行外交部长的积务，对驻外使领馆，即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应该定期发放经费；( 2 ）关于驻外及部内外交人员的选任，由我全权办理而不须经过政府的特别指示或命令；( 3 ）我知道中央政治会议有权讨论、决定重要的政治、外交问题，但我不是国民党员，更不是中政会成员，因此有关外交方面的决议，我要事先得到通知。
宋子文答复我，这三点要求早有所准备。他说，财政部长可以给我直接保证，把必要的经费定期送交外交部。关子次要职务的任命问题，他说我会享受全权，他要向主席报告，蒋一定不会反对。至于第三点，他觉得蒋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不难使我事先得到通知，在通过任何决议之前也会听取我关于重要间题的意见。于是政府发表公告，并正式通知外交使团我就任外交部长。公报发至日本使馆之后不久，发生了一桩令人注意的事件。日本使馆请求约定时间，由口本公违前来对我就任外长表示祝贺。来人说重光葵这时在上海，不过他当天晚上就会乘日本炮艇来京，可能在清晨以前到达。如果我在清早就接见他，日本公使将会表示赞赏。我安排在上午九点接见他。他按照日本的外交礼节，身穿礼服，头带高顶礼帽来见我。我接见了他。由于我认识他好几年了，话先从私谊开始。他向我表示祝贺，然后转到两国关系，间到我个人关于两国发生的严重局势的想法。他说他很高兴听到我赞成同日本举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也了解当时中国的复杂政治形势。我想他说过完全同意报上已刊登的我的看法，并认为那确实是解决间题的唯一途
第兰卷回国任职飞矶径。
当我送客向大门走出几步时，他对我耳语道，他带来币原男爵一封特别信件，那是私人信件，他不愿把它作为刚刚结束的官方会见的一部分提到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读给我听。他说，要点是机密的，要我不要外传。这封信开始对我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表示祝贺。币原提起在华盛顿和我一起工作儿个星期，终于解决了困难重重的山东问题。他觉得现在另一难题又产生了，他本人和我完全能够找出使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他说作为老朋友他要我了解，他会尽可能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他正在日本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他相信我也正在中国为同样日的而努力。他向我个人表示，就他本人而言，他决心求得对中日双方都公允的解决办法。由于必须面临某种压力，他在日本的地位也是困难的：如果他因为那些压力而失败，那末他的内阁就会垮台。他相当担心无论谁继他组阁，都会使事情难办得多。我颇为他的真挚所感动，就请重光葵转告我感谢他的好意和坦率。我反复考虑这封信，更感到其出言之真挚，因为就我所知，那时日本的形势对币原男爵来说，确实是困难的，沈阳事件是“少壮派军人”的专横跋启所造成的。他们主张对华强硬的政策，煽动许多群众集会抗议日本外务省的政策。币原男爵当时是日本总理大臣兼外相。很清楚，日本军部和他是不和的，因为从中国驻日公使馆得到的关于外务省的报告，他正在设法尽可能地限制少壮派的放肆态度，特别是在满洲。当然，他也考虑日本的利益，希望尽可能增进日本的利益，但是由于他是外交家，他知道军部采取的行动不会达到像他那样用更巧妙更合乎常规的办法所能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方面，局势变得更加困难。从外部来说，国联行政院发现难以在巴黎有效地迫使日本从占领区把军队撤到铁路区以内。
l 贺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一个弓要因素是美国的犹豫不决，而国联行政院十分依赖美国来支持它要采取的有效步骤。行政院在巴黎和美国代表多次商量，但是他反复声明美国只能在道义上从旁支持。好像美国观察员出席行政院讨论满洲间题的会议，就是美国对行政院的支持所能达到的限度。
六民众的反应与蒋介石政府的倒台
中国以拒绝谈判来回答日本送交国联行政院的提议，实际上造成了僵局，并且给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当局一个借口，继续进军，在满洲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日军已向锦州推进，北边到达吉林，甚至进入黑龙江省。我就任外交部长职务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长春和哈尔滨。我的计划是要求臼本停止前进，并开始谈判。在谈判得有结果前，使日本当局正要占领的锦州暂时中立化，在要求日本军队不进入锦州时，中国军队亦离开锦州，停驻城外，以避免出现导致严重敌对行动的冲突。
政府批准r 这个计划，但这计划显然是不得人心的。许多国民党领袖也不同意，他们在政治上不支持蒋委员长。那时，就我所知，国民党内部有摩擦、争吵和对抗。委员长有他的江浙派支持者。国民党内有其他派别，如由一些元老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桂系，胡汉民、汪精卫领导的粤系，其中还有陈铭枢和蒋光鼎领导的另一集团。国民党内所有这些派系都反对蒋介石，其目的是迫使他下台。
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不但有在南京的，而且有从上海、北京、山东等地来的。他们公开宣布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了解是不是我确实主张直接谈判。在接连三四天之内，有八至十个团体来见我，有的有八百或一干学生，但是每
第三卷回国任职
次我只接见少数代表。有两三次我和群众见了面，要求他们选五至七个代表。我接见他们，请他们坐下，向他们保证我提议直接谈判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我说他们应该相信我保卫巾国权益的决心。起初，我的谈话往往能够使他们安静下来，这些代表对集合在外面的群众做了解释，群众就撤走了。但是在第三天或第四天，这些保证就不起作用了。当代表们向学生报告时，广大学生说他们不满意，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l 打！”我没有被吓倒，但我觉得后来的这些团体虽说因为我主张直接谈判而反对我，显然还另有用心。所以，以后我干脆就不见他们了．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看见而且认出厂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卫”并且把他从车卜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在我当外长的这个时期，各公使馆不断地要外交部为他们安排去北京或匕海的特殊交通工具，因为沪宁铁路被上海来的学生堵塞了，津浦铁路也被那些成百上千地向南京前进的学生们堵塞了。这种混乱情况使得任何认真的谈判都不能进行。施肇基博士在巴黎同样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他向我提出辞职，我也提出辞职。根据各方报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汉口的形势极为混乱。整个国家都处于动乱不安之中。我设法辞职，自然未被批准。不久委员长决定辞职，并于12 月15 日决定离开南京回到奉化。孙科博士被任命为行政院长。
早在我于南京就任外交部长之前，人们就知道我赞成同日本谈判。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间，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间，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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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当我待在南京时，开始看得越来越清楚，政治上的混乱形势，虽然表面上是由攻击政府对日直接谈判的政策引起的，但是实际上是由全国反对委员长及其集团的各派政治力量促成的。人们对委员长的反对是根深蒂固的，反对的是他和他的整个政府。这种反对使得对日谈判不可能实现。
七李顿调查团
临近1 洲1 年底，国联行政院决定派遣委员会调查满洲的情势。1932 年1 月12 日，国联行政院核准任命五个委员，团长是李顿爵士，他当过孟买省长，度代理印度总督。美国代表是麦考益将军，他曾几次在与美国有关的国际委员会中任职。第三个是法国的克劳德将军。然后是德国的希尼博士，他是个殖民同题专家，一度在非洲当过行政长官，后来当了殖民部长。第五位是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位外交家。国联行政院给他们规定的使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所形成的满洲间题，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这是侵华列强提出来为其侵犯或侵略行动辩护的常用的借口。我被任命为中国代表，正如日本任命吉田为日本代表一样，那时吉田是驻土耳其大使。中日代表的正式头衔是“顾问”。
国联派出调查团是想尽力对面临的困难间题找出某种解决办，法。由于调查的范围很广泛，必须尽可能做出充分准备：不仅对调查团提供全面的报告，而且要使政府官员乃至调查团所去各省的高级官员对调查团可能提出的问题作出适当回答。作为中国顾问，
第二卷回国任职］6 舀我受命执行这项任务，并且还可能是将来接收满洲的委员会的主席，我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有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央政府各部的代表和许多工作在不同领域的中国专家，他们不仅熟悉满洲，而且熟悉中国的军事形势，交通问题，中央政府的组织管理，列强和外侨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他们的权益以及中国对他们的政策。同时必须准备接待调查团，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我把这些工作按其性质组成若干委员会各负专责。至于为调查困的工作做准备，我列了一张间题单，由一个或几个能胜任的人对每个问题写出说帖，分两卷送交调查团。
调查团很活跃。他们一到就提出许多间题要了解；他们要尽量多访问中国地方，要和国民政府的成员和几个省的主席及高级官员会谈。调查团于3 月14 日到达，不仅受到政府而且受到人民的衷心欢迎。也许全国对调查团所能做的以及国联根据他们的报告能够采取的行动，抱有过高的希望。调查团的〔作从访问上海闸北战区开始，此地是在他们到达前夕被占领的。我本人和调查团团员对中日军队间所发生的战斗的严重性有极深刻的印象。在上海作短期停留之后，调查团乘特意包租的轮船先到南京，后到芜湖、九江、汉口。访间汉口之后，回到南京，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见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几个部长．再从南京坐火车北上，先在济南府第一次停留，然后到天津停留两三天，与当地中国当局以及英、法租界市政当局举行会议。再由天津到北京，少帅在这里迎接，并开了一系列会议。
调查团必须和日本政府进行一些安排，才能访问那时已完全在日本军队控制下的满洲。于是有一部分调查团人员到了东京为调查团的满洲之行进行准备。团长李顿勋爵告诉我，日本反对我进入满洲，他说鉴于完全在日本军事当局控制之下，满洲形势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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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口本政府不能保证我的安全。最后，他告诉我，由我决定是否和调查团同去。如果我决定去，他答应坚持要求给予我正当的保护。如果日本人坚持反对，他就要向他们声明，除非我能像日本顾问吉田先生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一样，以中国顾问的身份前往满洲，否则调查团就取消满洲之行。
在北京和在南京一样，我和调查团去满洲一事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有一天，两个在北京的外国公使（法国公使盖里多和比利时公使华洛思）要看望我妻子，说他们是为了私事要见她，我妻子分别接见了他们。他们访问的目的是相同的。他们说他们从驻东京大使馆得到可靠的机密消息，我不宜去满洲，我的生命会受到威胁。他们说他们是我和我妻子的朋友，所以特来相告。我妻子把这些话告诉了我，劝我仔细考虑，并且表示她特别希望我能重视那两位公使所说的话。
既然我陪调查团去满洲已经成为当时报上谈论的话题，政府中也就有所讨论。我把李顿爵士和两位公使告诉我的一切情况都向当时的外交部长罗文斡作了报告。找告诉罗博士，我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去履行我的职责。
当调查团乘政府准备的专用列车要通过山海关进入满洲时（每个团员以及我和日本顾问均每人偕其随员使用一节车厢），列车在山海关前受阻停下。日本军事当局说他们不准列车通过，即使准许调查团经陆路进入满洲，也不会让我同去。我们急忙把这种形势报告南京政府和在北京的少帅。
于是改变计划，不坚持由陆路进入满洲，中国政府通过其海军部派出一艘驱逐舰将代表团一部分人员连我在内先送到葫芦岛，然后到大连登陆。
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
第三卷回国任职167 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由于1925 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以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间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
调查团从大连到沈阳，在那里受到了几天款待，我在沈阳收到一些信件，谴责交给调查团的满洲官员请愿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其中一封写道。“你可能会在请愿书上找出我们的签名，但是我们是被日本人强迫签字的。我们的真实感情表达在这封信中。”一天晚上，我们去沈阳一家中国饭馆吃饭时，有两三个中国人跟在后面。显然那几个人想接近我，但在我和几个中国同事走上楼开始吃饭之前，那几个正想接近我的中国人被日本人逮捕了。
我们在沈阳住的是大和旅馆，我受到严密的监视。室外大厅里有一张桌子，经常有两三个人（日本人、朝鲜人和白俄）在桌子周围。例如我去上厕所，就有人跟到门口；我回来时，他们未经许可就闯进我的房间。我去吃饭时，他们也下楼等在外边注视我。我的一个秘书向我报告，有人在黑夜从窗户进入他的房间，直到他大声喊叫时才离开。
我们接着去长春，住在另一家大和旅馆，又重复了这种经历。从长春出发到了吉林。我记得在火车站上．有一大群日本军民代表
托尽顾维钧回忆录络编
和所谓满洲国政府的代表。日本代表和所谓满洲国代表迎接了调查团成员，并且给他fr ］准备了汽车。当然也给日本顾间和他的秘书们准备了汽车。我发现，调查团的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走了，我和我的秘书们被留在车站外边。有几个中国人看到我难堪的处境，其中一位过来对我说，他以前见过我，他和他的朋友可给我找一部汽车，把我和我的秘书送到调查团住的旅馆去。我很高兴弄到交通工具，但是我怕日本人会给这些帮我忙的中国人找麻烦。我们被送到驻军司令部的接待大厅。后来我被安排到调查团及其工作人员住的旅馆。调查团得到通知，早晨某个时候要为他们举行公开欢迎会。我想是在早晨十点钟，我看见成百上千的人，也许有二千名学生，大部分来自小学和中学，每人手拿一面旗帜― 一面日本旗或一面“满洲国”纸旗向调查团住的那条街走过来。在他们的两边，每隔几步，就有一行显然是身穿便衣的日本人。队伍停在调查团住的旅馆门前。调查团的人都走出去。有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人民”呈递一份请愿书。沿着欢迎队伍，约有十五至二十名日本人，日本人叫：“挥动旗帜l '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男女孩童很不情愿地开始挥动，完全没精打采。然后奉命喊些“满洲国万岁”之类的口号。这些年轻人只是依据日本人的命令行事，被驱使来递送支持“满洲国”的请愿书。这些青年脸上不但表示毫无兴赵熟而且表示一种不是悲观就是愤恨的感情。
在吉林停留期间，我的一个仆人在街上从一个中国人手里接到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的是：“我们在请愿书上向调查团所说的话是日本人口述的，我们并不同意。我们真实的心情是… … 〔 如此这般），你们会在这信中发现我们真正的感情。”调查团所到之处，都重复出现这种事。
我们从吉林到了哈尔滨，计划在那里停留几天。实际上待的时
第三卷回国任职169 间较长，因为松花江北边已发生战斗，在旅馆里几乎通宵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半夜里我从旅馆的窗户外望，可以看到一长列日本坦克和装甲车开去和马占山、李杜率领的中国军队作战。事实上我们一到达，一个中国军队派来的人就和我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我，中国军队就要向日本人进攻，要和日本人战斗到解放东北为止。他们要调查团知道，东北人民绝对不愿生活在日本傀儡统治之下。战牛推迟了调查团到齐齐哈尔去的日程，也使得日本人对代表团进行了监视，对我的监视更加严格起来。
调查团原定计划应当访问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正如已经访问过沈阳、吉林和“满洲国”的所在地长春一样。但是日本人继续给调查团制造许多困难，使之不能彻底观察满洲。日本人劝告调查团不要访问齐齐哈尔，因为正当夏季，那里有传染上霍乱的危险。他们提议调查团免去这次访问，虽然调查团已经定了计划访问齐齐哈尔，然后经四眺铁路从挑南到四平街南下沈阳。可是日本人说如果调查团人员一定要去，他们只能照顾四个人，不照顾中国顾问和整个调查团。在调查团和我以及和日本人之间开了几次会以后，最后决定派四个秘书代替我们去。他们到了齐齐哈尔，经四挑铁路南下。所以，调查团人员和我自己都没有去齐齐哈尔。
调查团从沈阳回到北京，这时已经是6 月下旬。由于不断地变更饮水和食物，李顿爵士害了肠胃病，所以我们在北京停留了好几个星期。调查团团员再次去日本，以便就他们在满洲所见所闻和日本人商量。通过这次旅行，特别是满洲之行，调查团收集到大量的资料。由于调查团配有足够的人员，有国联秘书处的＿〔作人员和几位从外界请来的能干助手，工作起来很有成效勺各种官方机构和巾日两国政府的各部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各项通信、文件和秘密交给我的请愿书都一一送交调查团，这是另一个来源。但调查团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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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人出去和中国重要团体例如商会、银行公会和士绅代表接触，用这个方法也取得很多资料。
起草报告书是件异常繁重的任务，而且报告书在定稿之前必须得到全体调查团的审议批准。我应邀审阅报告的主要结论并提供建议，这不仅是为了采纳我可能提供的建议，也是为了审查报告是否如实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和中国公私各团体所提供的情况。我本人和政府所注意的是报告的各项结论，这些结论是关于各项事实的结论。至于采取何种行动的建议，在我看来是有很大讨论余地的。但是为了做出一致决议，五位团员在有些观点上需要达成妥协。各项建议给我总的印象是，英美两国团员很自然地比较同情中国，而法国将军一般认为而实际也是比较同情日本的。在我和他私人交谈中，给我的印象是，关于发生的事件、他更相信日本的说法。希尼博士和马柯迪大使表现比较中立。或许马柯迪的观点有点像法国将军，但还未到同样的程度。希尼博士思想敏锐，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事实是考虑一切的基础。调查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国联秘书处人员，政治上非常同情中国，但对于事实情况非常客观。
第四卷
出使法国( 1932 . 1 任一1941 . 6 )
一．. －一－- - - ．一－－二乙孟es
第一章
第一节
中日冲突时期在巴黎和日内瓦的外交官生涯1932 年卫0 月一1933 年
首途赴欧；李顿报告书和在船上与李顿调查团的接触
我是1932 年10 月初到达巴黎任中国驻法公使的，但是在那里还不到一周，就匆匆赶到日内瓦担任国际联盟、特别是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那时我仍然是李顿调查团的中国顾间。调查团刚向日内瓦国联正在焦急等待中的会员国提出中日间题和满洲阿题的报告书。行政院讨论李顿报告书时，我还将是政府特别指派的代表。我也是参加年度全体大会和全体大会特别会议的第二代表。另一位第二代表是郭泰棋。第一代表是颜惠庆，他于年初接替施肇基任行政院和全体大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那时国联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中日冲突。沈阳事变发生后，中国在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立即执行盟约，中国先援引盟约第十一条．而后是第十及第十五条．上述条款中最后一条第三项为：“行政院应尽力使此项争议得以解决… … ”，也就是说行政院应为使争执的双方达成协议而进行调解。第四项为：
“倘争议不能如此解决，则行政院经全体或多数之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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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缮发报告书，说明争议之事实及行政院所认为公允适当之建议。”
换言之，如调停失败，行政院即须起草一份报告，确定事实，指明责任所在，并建议解决办法，而且，按照第六项：
“如行政院报告书除争执之一方或一方以上之代表外，该院理事一致赞成，则联盟会员国约定彼此不得向遵从报告书建议之任何一方从事战争。”
简言之，这一项对成员国，包括日本在内，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给援引要求制裁的第十六条开辟了道路。并不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这个异常困难的时刻对国联抱有这样大的期待。中国没有这样期待。但是中国希望借助于国联，将间题公诸于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同情，并且，或者能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
第十五条第九项规定经由争执的任何一方的请求可将争议向国联全体大会提出。正是由于此项规定，经中国提出申请，此案得于1932 年l 月由行政院移交全体大会，并为此间题召开了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据此成立了十九国委员会，包括行政院除中旧以外的全部十二个成员，由全体大会主席比利时的保罗· 海曼斯担任主席。它的工作是帮助实现上海停战（此事于1932 年5 月完成），根据第十五条对整个争执草拟一项解决办法以及详陈事实经过和建议的报告，并且全面接管过去由行政院处理的有关中日冲突的工作。
十九国委员会于1932 年3 月成立，但是开展实际工作，需要有对此案事实经过的公正叙述。李顿报告书即旨在提供事实并构成委员会提出解决建议的依据。因此，1 , 32 年8 、9 月间，委员会和实际生在日内瓦的全体代表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已大部完成的报告书的提出和发表，特别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对调查结果和
第四卷出使法国1 乃建议曾经煞费苦心地保守秘密。在收到报告书后，委员会就能开展工作，不过，在程序上李顿报告书应先送交行政院。根据1931 年12 月lO 日行政院的决议，指定李顿调查团在现场调查后向该院报告，然后由行政院将报告提交全体大会，供十九国委员会考虑。事实上，我是和携带一份报告书回日内瓦的李顿调查团的英、美、意成员一起回到欧洲的。他们邀请并几乎是坚持要我同行，以便在途中能多做碰头并争取澄清已经预备写在报告里的一些意见。我记得，我曾慎重考虑过这次邀请。我感到和他们同行对我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虽然这样做有些匆忙，也许会缩短和政府首脑们最后一次会晤的时间，但终于决定同行。我们于1932 年9 月5 日搭意大利“甘济司”轮离开上海。同船的有李顿爵士、麦考益将军、马柯迪伯爵和我，还有调查团和国联秘书处的万考芝先生和爱斯托先生，以及麦考益将军的私人助理皮特尔中尉。调查团其余成员，法国的亨利· 克劳德将军和德国的恩利克· 希尼先生，则取道路程较短的西伯利亚铁路返欧。
正如所料，长途海上旅行为继续讨论提供了充分机会。其中部分重要内容值得一记。例如，我子1932 年9 月此日与李顿长谈。李顿说国联行政院将在1o 月上旬先讨论议程间题。我间李顿对东京报纸报道日本打算要求把公布报告书日期推迟六个月有什么想法。
李顿说他不知道日本是否真的做了这样的请求；但他认为，即或日本提出了，国联行政院和国联也不会同意。报告将首先提交国联行政院进行讨论，他以为我会在国联行政院代表中国。我说颜惠庆博士是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如有必要，我将和颇博士磋商我亲自出席之事。
接着我问李顿对即将在日内瓦进行讨论的结果有什么看法．
176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对和解的可能是否乐观。
他说那完全要看日本如何行事。他认为在经过初步辩论与磋商，并解决了国联究应按盟约第十一条，在行政院权限之内处理此事，还是按第十五条，由全体大会负责处理此事之后（这些闷题不难解决，只需多数票即可决定），即将开始主要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日方可能在两种做法中选择其一。日本肯定会在报告书公布之前承认“满洲国”，因而将向国联声称“满洲”间题现已成为中国与“满洲国”之间的间题，日本不能代表“满洲国”发言，从而必须邀请“满洲国”来日内瓦参加讨论，或者未经“满洲国神同意不能进行讨论。日本如坚持这种立场，则国联别无他法，只能宣布其本身意见，暂将此间题搁置起来二
我说，日本如果采取这样的立场，完全不顾它对盟约和根据国联行政院与全体大会各项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则国联显然有权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李顿说，当然会有一些小国代表严词谴责日本并要求实施经济制裁。然而大国将因这样会遭受损失而不同意。
我说在我离开上海的前夕，南京接到日内瓦电报报告说，国联流传着一种议论：如果日本一味公然违抗国际联盟盟约及世界舆论，国联即应迫使它退出或予以驱逐。
李顿说，他认为两者均不可取。他说，另一种可能是，日本觉察到国联反对它的气氛，不愿孤立于世界，也可能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解决冲突的办法，但要先定出某些条件。这样就要研究它可能提出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是否违反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条款。我说，日本还可能有第三种选择。根据日本反对第三者千预中日争端的一贯政策及先例，日本可能在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召开前，以中国不再要求国联千预为条件，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它
第四卷出使法国1 ？了可能设法以此来欺骗国联，并破坏中国向国联呼吁公正解决的政策，或者它可能真的希望与中国直接解决。中国当然不会同意这个意见，除非谈判以调查团报告书的建议为基础。
李顿说，果真如此，希望中国不要受骗而落入圈套。他说，报告书即将公布，建议很快就会为人所知。如果日本提出什么建议的话，中国不要忙于决定接受。
我在船上和李顿谈话仅两天之后，日本就承认了“满洲国”，并与之签订了一项议定书。这就在李顿报告书公布之前，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国联摆出一个既成事实。这一行动虽早在意料之中，但仍令人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9 月15 日，日本要求国联行政院对李顿报告书的正式讨论至少推迟到收到报告书的六周之后。该项要求声称，日本需要这一段时间将李顿报告书结合它自己的调查资料一起考虑，并且为了派出日方的特别代表从东京到日内瓦去出席行政院会议。在国联考虑这一事件的整个期间，日本都采用了这种典型的拖延策略。
我收到外交次长刘崇僳9 月16 日的来电，说中国政府将采取以下步骤来反对日本承认傀儡政权．( 1 ）向日本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 2 ）照会九国公约各签字国，要求按公约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并保留我方的全部权利；( 3 ）要求国联迅速采取严正的措施。至于由美国召集一个会议一事（中国前一时期曾提出这一想法），电报说，南京现拟暂时推迟。事实上，当我收到该电时，抗议书业已于9 月15 日递交日本，并于同日将内容相同的照会递送九国公约的各签字国。9 月20 日颜博士将中国的抗议书和对国联的请求送交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主席。
9 月22 日，我与李顿调查团的美国成员麦考益将军举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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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要的会谈。虽然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但美国政府还是尽量做了一些认为可能做到的事，在国联各组织设法处理中日冲突时，予以鼓励并与之合作。1931 年10 月，当国联行政院考虑中日冲突时，一位美国代表在国联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国联行政院的讨论，尽管美国代表发言并不很多。
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态度至为重要。不论它是不是国联的成员，其影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我总是力促并将继续力促美国政府和国联在中日间题上密切合作。
在回答我的一个间题时，麦考益说，他在离开北京前，曾致电华盛顿，向史汀生国务卿请示他在欧洲应怎样行动，因为国联秘书处主任、李顿调查团秘书长哈斯从日内瓦获悉，在讨论调查团报告书时，调查团或有必要在场。史汀生指示他，只要调查团不解散，他就应留在欧洲。
麦考益说，美国的立场向来是明确而肯定的。他毫不怀疑，美国将继续尽力这样做。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个月内，中国在华盛顿没有一名公使与史汀生先生商讨解决冲突的办法，并把情况的变化随时通知国务卿，中国驻美公使颜惠庆自1931 年年末起，全部时间几乎都在日内瓦。
我问他，如日本拒绝在国联进行讨论，美国是否会建议根据九国公约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麦考益说，这也是报告书中所曾设想到的；但是，没有必要把事情往最坏处想。他认为报告书措词不带偏见，不作批评，对日本舆论会起一种平息作用。日本舆论本来预料报告书会责备日本的。可以想象，报告书公布后，日本人读后情绪会较好，中国人也足以放心地同意举行讨论，特别是因为在报告书中并没有足以使中国或日本坚决反对的内容。
第四卷出使法国
几天以后，我与调查团的意大利代表马柯迪伯爵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谈话，我也作了记录。
我问这位伯爵，鉴于日本的不妥协态度，他是否认为即将举行的对调查团报告书的讨论会导致冲突的解决。
这位伯爵说，尽管日本的态度相当使人失望，他仍希望能导致解决。但如日本以这是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问题为理由而拒绝进行讨论，它也不应拒绝根据九国公约而进行的讨论，该公约规定各签字国有义务进行充分而坦率的讨论。他个人认为，国联全体大会包括五十多个国家，各国主张不会一致，难以形成对日本的压力。但九国公约国家的会议就不同了，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每一国都有责任促使间题得到解决，这就可以向日本施加压力，像1921 年华盛顿会议那样，迫使日本接受某一决定。他认为日本很难与列强的联合阵线相对抗。
9 月3 。日，“甘济司”轮在威尼斯靠岸。我的计划是首先到巴黎向法国政府呈递国书，以示对其尊重，然后在一周内赴日内瓦。我在北京时，曾就呈递国书事征求法国公使韦礼德的意见。韦礼德答应致电巴黎，请法国外交部向我提供方便，使我能及早办理此事。在船上我就电请驻巴黎使馆的临时代办与祛国外交部联系，安排我10 月3 日会见，以确定呈递国书的日期。
李顿报告书于1 。月2 日在日内瓦公布。我于同日抵达巴黎。
第二节在日内瓦的第一个月，对李顿报告书的反应
1932 年我去日内瓦担任中日争端的中方代表．国联行政院曾
1 朋顾维钧卜」忆录缩编
于9 月25 日考虑并决定同意日本关于行政院暂缓讨论李顿报告书的请求。行政院决定11 月哄日开始并授权行政院主席可再延期一周。当时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正在休会而第十三届全体大会例会即将结束。
尽管延期，我还是异常忙碌，因为需要进行大量联系工作和会见各方面人士以探明舆论倾向，并争取对中国的支持。
截至1o 月1O 日，我已经会见了许多国家的重要代表，并拜会了国联秘书长埃里克· 杜吕蒙爵士，和他们讨论了满洲事变，我把这些会谈中的一次记录，即1O 月lo 日我和西班牙驻国联行政院及全体大会代表马达里亚加的会谈，以及所有这些会谈的要点汇总合并为一个电报，发往外交部和南京当局．
按照我致中国政府各领导人的综合电报，首先，那些和我讨论过李顿报告书的人认为，报告书对中国有利，而且国联行政院与全体大会必将努力使其通过。其次，他们认为，在各国之中，只有美国认识到或承认满洲事变涉及其本身的利益。因此，国联的任何解决办法，应先取得美国的同意。第三，他们认为，我国应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则应对日本只继续作消极抵抗，以便在等候解决的过程中，不使日本抓到对中国采取公开战争政策的任何借口。第四，他‘们认为，中国不宜对报告书过多挑剔。我们应采取和平姿态以便保持国联的同情，从而与国联结成联合阵线以对付日本。虽然这个意见表明各国代表希望避免果断行动，但对于一个军事弱国来说，它是很切合实际的。第五，他们认为，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李顿报告书，行政院将再次出面调停或为此而根据非战公约或九国公约召集一次正式会议。另外一个办法，即经济制裁，无论是欧洲各大国还是美国，对此都未表示赞成或认可。
此外，国联秘书长还告诉我，打算邀请李顿调查团的全部五位
第四卷出使法国181 成员都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参加报告书及其处理程序的讨论。他说，或者可能由各代表在10 月19 口裁军会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进行初步的私下交换意见。
1o 月13 日，我们接到外交次长刘崇僳一份关于中国对李顿报告书一般看法的摘要，并接到罗文斡部长一份他于1O 月3 日发表的关于报告书的政府简要声明的副本。财政部长，当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干15 日简要地回复了我们对国内团结的联合呼吁。但是，截至15 口，政府的具体指示还没到达日内瓦，于是颜惠庆给外交部去电，强调口内瓦对李顿报告书的讨论即将开始，代表团需进行长时间细致准备工作，而这一工作在没有政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难以着手．次日，外交部第一次发来了具体指示方针。1O 月13 日外交部长罗文斡对李顿报告书所作的声明，赞扬了李顿调查团为国际和平事业及调停争端所做的工作及付出的辛勤努力。声明认为．调查团将其职责理解为不仅包括审查全部有关事实，而且包括“以和平解决办法建议于国联”是“完全正确”的。声明强调指出，初读报告书，即感到有两点最为突出。一点是“九一八及九一八以后之一切日本军事行动，均无正当之理由，不能认为系自卫之手段”。另· 点是“所谓‘满洲国’者，并非真正自发独立运动的产物”，其存在是“日本军队出现和日本文武官吏各种活动的结果”。声明还明白指出，报告书包括“许多性质极重要之间题，现正在中国政府当局悉心考虑之中”。由此可见，外交部长的声明语调很温和。实际上，政府是暂时保留意见和不对报告书进行批评。但是，据刘次长13 日的电报说，中国舆论对报告书有关东三省自治和中国经济抵制的建议，及报告书对九一八事件原因的解释，极为不满。电报还说，虽然中央政府尚未发表意见，但几天来一直在讨论此事。刘又说，所有人都承认报告书的大部分是公正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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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于10 月n 日及时回到巴黎，13 日递交国书并同法国官员会谈，主要是谈东三省事件。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在法华侨的问题，例如，设法帮助在法国的华侨失业工人和在巴黎的东北籍学生和侨民，他们由于日本占领东三省而汇款中断。
在我动身去巴黎之前，外交部曾向我询同一件令人困惑之事，为此我在巴黎进行了追究。据传日本曾向法国建议缔结法、日同盟，但为法国所拒绝，外交部问我是否听到这一情况。我在法国首都向各方探询后，立即电复称，巴黎也有关于此事的未经证实的谣传，但巴黎若干重要部门都不相信日方曾提出任何认真的建议．10 月15 日，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贝特洛，问他外界传说日本提议与法国缔结同盟条约的消息是否属实。贝特洛的答复主要是说，由于各国对远东问题的广泛关注，报纸喜欢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引起注意。事实上，此项消息是毫无根据的。我当即表示，诚恳希望法国政府关干即将于日内瓦进行的对满洲事件和李顿报告书的讨论，不要承诺对日本提供任何帮助，以免法国的自由意志受到限制。贝特洛回答说，法国政府无此打算，我可以放心。
我在前面提到，南京外交部于10 月16 日给中国代表团发来关千在日内瓦讨论李顿报告书的第一个具体指示。颜惠庆收到该指示后，立即抄送给在法国的我，和伦敦的郭泰棋。南京的电报由外交部长罗文斡签署。该电传达了外交委员会1O 月12 日的决定。电文称：
十二日外交委员会决议如下：（一）李顿报告书经政府当局审慎考虑后，认为在不妨害中国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下，有不少部分可按照其原则进行东北间题之磋商。（二）我
第四卷出使法国
方代表在辩论报告书时所取立场，大致如下开各点：（甲）中国政府对于国联及其所派调查团图谋和平之诚意，与设法解决中日间题之努力，表示充分谅解与感谢。（乙）调查团报告书已确认东省事变之开始，并非日军之合法的自卫行动。又所谓满洲国，并非任何独立运动之结果，而完全为日本文武官吏所造成。调查团对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竭力维持其尊严与不可破坏性，是中国主权与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及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夺取中国之权利与利益之原则，亦经调查团重行证明。（丙）故调查所为之建议中，理论上与事实上均与上述原则并不违背而能贯彻者，中国政府颇愿作为中日问题讨论之基础。但为便于实行及为免除将来纠纷起见，中国政府认为建议办法中之若干项有改善或修正之必要。详细意见另电。（丁）中国政府对于国联之信仰始终不变。深信经此次调查团努力之后，国联必能确定办法，为中日问题谋一公平适当之解决．（三）在我方战略，最好令日方先行攻击报告书。我方子反驳时说明自己立场。上开各节，希暂守密。以后政府意见随时续电。
第二夭，罗外长又转来了蒋委员长对代表团的指示。电文称：十五日往汉晤蒋委员长。蒋面授意见书，摘述如下。对于报告书宜采温和态度，不可表示过度之反抗。但同时不能不注意下列各项事实。
第一，报告书至少尚须经过十九国委员会与国联大会审议。在未达最终决定前，中国政府尚须为最大之努力，以期改正。
第二，除非列强对日有执行经挤或武力制裁之决意，或日本国内有不利于军阀之重大变化，日本决不接受报告。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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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假定事情，现时均无实现希望。因此中国纵表示愿意让步，仍无补于纠纷之解决，徒为将来交涉或行动上增加拘束，且或引起国内重大攻击。
第三，国民党求民族解放之对外政策，如不顾及，则本党信用将受重大打击。
第四，前八章陈述事实，虽属公允，九、十两章建议几完全注重日本希望，与其在东三省之实力，而将九月十八日责任弃置不顾。吾国不能不要求国联为必要之修正。基于以上考虑，政府取下示态度与政策：
甲、态度。前八章可以接受。第九、十两章，要求修正。在此项修正中，永久和平之树立，与九月十八日以来事变之责任，均应顾及。
关于树立永久和平之建议，如中、日两方撤除东三省军队，互订不侵犯条约计划，和解及公断计划，虽使中国受重大牺牲，如能出以适当方式，使能确保和平，中国仍愿以诚意考虑接受。
报告书既认为日方非自卫，则解决方案断不能容认日本武力造成之任何新情势，或强迫中国接受九月十八日以来，中、日两国条约上所无之义务，因以削减中国主权或行政完整。调查团建议，如关于顾间会议之召集1 外国顾间之强制任用、中日铁路之合并、永远禁止排货等项，中国不能不要求废除或根本修改。
乙、政策。中国认为解决东三省方案，在原则上必须恢复九月十八日以前状态。惟为永久和平及中日关系改善计，可同意下列兰项计划．
（一）撤除军· 备及互不侵犯条约计划。中国虽有重大牺牲，
第四卷出使法国1 弘巾国仍愿诚意考虑。惟军备撤除计划之实行，必须更列入一种保障公约。其性质须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英、义诸国保障德、法国境之罗卡诺公约相似。
（二）和解及公断计刘．设置中、日和解委员会及公断法庭。东三省｛日状恢复之后，一切纠纷，分别交由和解及公断机关解决。
（三）改善东三省行政。中国向国联声明，当励行东三省行政之改善。此项改善计划当包含逐渐设立人民代表机关，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度及利用外国专家之辅助等项。惟外国专家之任免必须照中国文官任免法令，而不受任何条约之拘束，方不妨行政完整之原则。
外交部10 月25 日电告四川和山东的情况，并要我转告颜惠庆和郭泰祺。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双方都已动员，并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据刘文辉发出的通电称，他已经撤出新津以示让步。中央政府正努力促成停战，并将派代表去四川。关于山东韩复柴和刘珍年之间的冲突，目前双方军队仍在对抗，但委员长已委派一位可靠将领前往就地调停。又闻韩最近曾请求辞去主席职务（这事并未实现，韩担任山东省主席直到1938 年）。
lo 月28 日，外交部又来电说，接到东京蒋作宾公使电报，报告日本的态度和政策如下：
在李顿报告书提交审议前，日本企图推行两个行动计划。第－· 个计划是煽动山东韩复集宣布独立，怂恿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渠和吴佩孚拥戴段祺瑞为首领，并煽动帝制复辟运动，从而实现在中国挑起动乱的阴谋，并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个计划是散布山东、四川、福建、广东和贵州内部纷争，以及共产党骚扰的消息；还散布流言说，英国正支持西藏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并策动西藏
、66 顾维钧回旧录缩编
军队侵人四川，以及蒙古军队将要进入包头。
日本推行这两个计划的目的，是要把国际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现实局势上来，以便将来李顿报告书提交讨论时，为日本代表在国联进行诡辩作准备。
外交部的电报接着提到，山东事件实际上只是地方性纠纷，而且双方都已遵照中央政府命令开始撤兵。四川事件正由委员长亲自处理，不日可望解决。西藏军队和四川军队在西康的冲突已经平息，和平也已恢复。至于福建、广东、贵州等省的内部纷争和蒙古军队的入侵，则全属虚构。
电报说这是为了告诉我真实情况，使我能采取措施澄清流言。还说，同样内容的电报已发给我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和驻国外各重要使馆。
外交部关于四川和山东情况的前一电报结尾建议，如果驻外使节致电外交部转内战各方的首领，指出内争的恶果，可能有助于国内局势的改善。电报说，外交部本身曾多次致电各方，敦促他们认清国际形势，但未见成效。
我一收阅这份电报，立即嘱使馆人员起草外交部所建议的通电。同时与我驻欧各国公使和莫德惠特使，驻美代理公使施肇基及驻日内瓦的颜惠庆等人进行联系，征询他们是否同意在致内战各方首领呼吁停战息争的通电中署名。大家一致衷心赞成。联名通电的签名者有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莫德惠、施肇基、驻德国公使刘文岛，驻丹麦公使罗忠治及驻挪威、瑞典、芬兰公使诸昌年。联名通电发出的日期是1o 月30 日，发往外交部转致山东韩主席和刘将军及四川刘主席和刘将军，并请酌转其他各省主席。通电内容如下：
近日国内传来消息，颇骇听闻。所谓长江匪患尚炽，西南
第四卷出使法国187 将宣布独立；北方政客密议改隶伪国．山东内战方酣，兵连祸结；四川群帅争雄，称兵十万。远道闻之，忧心如捣。窃以日本向低中国内部分裂，频年扰攘，一切公法公约俱不适用于我国，故遇事不得不图自卫。各国政界、外交团及舆论方面，均以中国内哄不已，友我者叹息，忌我者汕笑。调查团报告书亦谓中国内部不安，为东亚和平障碍，建议国际合作，助我改造。现三省沦亡，已逾一载。国如垒卵，檐将压焉。东案瞬将开议，日本更将为别项借口。值此国难临头，祸迫眉睫，在我全国，正应同德同心，一致对外，冀可挽救于万一。当不致有拥兵自逞、以图争长者。倘因受敌挑拨，则煮豆挑箕．何异自杀？或因争权泄愤，国家沦青，同归于尽。诸公深明利害，务望放开眼光，驾除意见，风雨同舟，共济危局；否则国将不国，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爱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敢希易之，幸祈垂察，
这时，我既已呈递国书，乃按照惯例，对驻巴黎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开始了一轮礼节性的拜访，其中包括对日本驻法大使长冈先生的礼节性访问。长冈也是日本驻国联的代表。据我1932 年10 月25 日给外交部的会谈报告所载，这位大使说，中国和日本应当早日进行谈判，除“满洲国”的存在和日本对“满洲国”的承认这两点外，没有不能讨论的问题。他说，日本真诚地愿意谈判，甚至愿就李顿报告书中关于建设中国的各点进行谈判。我告诉他，我对他的访间完全是礼节性的，但既然他谈到了中日问题，我愿意把我个人的看法告诉他。我说，调查团的报告书已经公布，中国的公众舆论正等待着国联讨论解决办法。他所除外的两点正是构成整个问题的核心。如果不谈这两点，那就难以得到任何成果。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通过私下会晤和试探，正设法
此吕顾维钓回亿录缩编
确定正式审议李顿报告书的程序。到10 月底已有了一致意见口程序将是由争议双方在国联行政院进行陈述，再由行政院把双方的陈述连同李顿报告书一起转送国联全体大会。然后国联全体大会很可能在要求十九国委员会讨论和起草一份供双方接受的最后建议前，先举行一次辩论。虽然普遍认为日本不会接受，各大国和李顿调查团的成员还在进行调停，并且仍然反对对日本采取任何强硬措施。同时，国联盟约必须维护的思想占着上风。大家还认为，国联全体大会在圣诞节前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不承认“满洲国”, 但又认为，国联各机构为了达成最终解决办法而进行的磋商和会议，将断断续续地举行好几个月。
11 月2 日宣布，因为携带日本政府对报告书意见的日本特别代表在n 月16 日才能抵达日内瓦，原定n 月14 日开始的研究李顿报告书的国联行政院会议改为n 月21 日开始。这时，在日内瓦的颜惠庆即时拜会了国联秘书长杜吕蒙，指责日本拖延会期。杜吕蒙说，由于现在还找不出一项解决办法，所以当前要紧的是要在美国和苏联的帮助下稳步地对日本逐渐增加压力，以期能最终求得解决。他觉得国联把一切能采取的措施都对日本使出来而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他认为为了人道，对满洲的局势至少应有所作为，但是他也想不出办法。同时，他认为满洲的游击战肯定削弱了日本，加剧它国内的其他因难。他指出，日元已经严重贬值，因此，中国加紧抵制日货是极端重要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
第三节在国联行政院及全体大会上为我国申辩
国联行政院于1932 年n 月21 日开会，以执行李顿报告书行动的第一步。日本新任代表松冈洋右首先代表日方发言。据我回忆，他的确是个对手。他以政治敏锐、能言善辩和主张日本对华采取不妥协政策而闻名。他夸夸其谈，在为日本的不妥协立场辩护时，极尽玩弄辞藻之能事。这实际上是拒绝接受李顿报告书中的事实说明或建议。他的讲话，和前一天晚间在国联散发的日本意见书一样，没有任何和解端倪。
我在下午的会议上为中国辩护，以一个半小时的发言进行还击。我本人对辩论艺术并不陌生，因为大学时代我曾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辩论比赛，并在此后的公开场合有充分机会磨砺我的辩论技巧。我首先驳斥了松冈某些嚣张的论点，同时对其他论点保留发言。我对调查团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简短地介绍了我作为中国代表视察满洲时日方限制我自由活动的情况。我说，日方所指责的中国明显不稳定情况在过渡阶段是在所难免的，但中国统一的努力却一再受到日本阻挠。我详细申述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强调这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我说，中国本来并不存在排外主义。正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了反日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解释了国民党的原则。我为抵制日货辩护，指出这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合法手段，我国政府同情人民群众的抵制运动是理所当然的。我遵照政府指示强调了李顿报告书中一些对我有利的调查结果。在对报告书最后两章保留发言权的同时，我赞许解决办法必须符合国联盟约、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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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及九国公约这个原则，并指出这是解决办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从李顿报告书的调查结果推出三条补充原则：第一、不得鼓励侵略；第二、必须赔偿中国的损失；第三、日本撤军仍然是先决条件，在军事占领或既成事实的压力下不能进行谈判。最后，我要求国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
国联行政院会议一直延续到11 月那日，其中心是松冈与我继续不断的辩论。28 日，国联行政院不顾日本反对，终于通过将李顿报告书转送全体大会的提案。
政府就即将举行的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对代表团发出原则指示，包括在当时情况下中国的最高和最低要求。该电于1z 月1 日发出，由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罗文斡签署。内称：前此根据李顿报告书内容所做的一切指示，只有在以报告书为基础获得解决的可能时，对我方才有指导意义。鉴于日本态度顽固，坚持以“满洲国”独立为先决条件，政府对在短期内获得有利解决，不抱多大希望．新指示列举以下理由：第一、当前不可能解决间题；第二、推迟有利于争取美国支持；第三、推迟将增加日本经济崩溃的可能性。第四、推迟能使我有更多机会改善自身的处境。因此，电报说，时间对我有利，我们必须坚持原来立场，即恢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日本撤军等，
电报还说，我们最多只能希望一旦日本崩溃，能够恢复原状，归还一切被掠财物，赔偿政府和个人损失。我们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是：
1 ．自愿而不是被迫建立东北自治政府．
2 ．有国际保证的非军事化，包括撒走全部日军，但要避免使用“永久非军事化”一词。
3 ．自愿雇用外国技术专家为顾问。
第四卷出使法国191 4 ．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
5 ．根据1932 年3 月汪精卫在南京会晤李顿调查团时提出的十项基本原则谈判新条约。
6 ．废除“满洲国”。
7 ．承认赔偿原则。
电报指示我们，除非我们有理由相信，透露这些最低条件“能导致间题的解决，, ，否则不得透露。
出席国联全体大会的首席代表颜惠庆，将于12 月6 日召开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时作为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将我们拟在全体大会开幕时提出的要求电告国内，其内容为：第一、全体大会应限期尽快提出并公布有关争端的报告和公正而适当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已于1932 年11 月29 日致函十九国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提出建议，明确规定根据盟约国联行政院或全体大会应完成最终报告的延长期限。大家记得，由于要等待李顿报告书，1932 年初曾延长过，但未明确规定期限。第二、全体大会于公布该项报告前，宣告日本业已违反国联盟约、巴黎公约及华盛顿条约。第三，公布该报告前，全体大会应责成日本履行下列各项：
甲、解散“满洲国”。
乙、先将军队撤至铁路沿线，以便进一步撤离。
丙、将东三省及其行政机构移交中国政府。
颜惠庆在去电中称，如果这些要求过于强硬，请对代表团再作指万屯。
外交部立即复电同意所拟的要求，但指出“进一步撤离”等字眼可能被认为超出了国联以前决议的要求，或可能是指非军事化计划，因此代表团可只说“撤走日军”。外交部说，如第三条要求之（甲）项未获采纳，则必须坚决要求强烈谴责日本，坚决不承认“满一一一一－一－? ? ? ? ? ? ? ，一叫冲祠南～? ．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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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最后，夕卜交部说，我们还要全体大会认可李顿报告书中对我有利的调查结果，如（1 ）沈阳事变绝不能被认为是日本的自卫行动，( 2 ) “满洲国”完全是日本一手制造的。
第二天，即12 月6 日晨，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开幕。颜按照最近代表团同外交部交换的意见，代表中国首先发言。接着松冈代表日本发言。他再次详尽地为日本立场辩护，并警告与会代表说，任何解决问题的建议必须是做得到的。还说，国联为防止公开战争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借以讨好那些希望避免采取进一步具体行动的人。在以后几次会议上，各小国发言。他们都支持中国的立场。他们明确表示接受李顿报告书，并认为报告书足以证明日本违反了盟约。他们要求国联采取有效措施，并强调说，违反国联原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国联。
7 日，法、英、意、德四国代表相继发言，口气完全不同。他们着重讲日本在满洲行动的特殊环境和间题的复杂性。他们强调需要现实主义和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们想延长调解阶段并避免作出决定。例如，法国代表保罗一彭古强调在满洲所遇到的“极端复杂”的情况，井力主讨论第九章和第十章，作为谈判解决的纲领。意大利的阿洛伊西男爵谈到“以现实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他第一个在辩论中提出国际合作。西蒙爵士代表英国反复讲需要继续调解，对下一步如何则避而不谈，事实上，西蒙对中国是最不友好的。他详细引用李顿报告书中不利于中国的部分。他说，“如仅恢复原状，解决不了问题，, ，并以赞许的口吻谈到直接谈判。他指出中国满洲和中国大部的情况“看来令人遗憾”。代表德国发言的是冯· 牛拉特。他也偏祖日本．他重复西蒙的调子，说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侵犯边界或宣战问题．但他反对诉诸武力并把这一间题与裁军联系起来。
第四卷出使法国193 综观大国的发言，确实令人沮丧，英国尤为恶劣。小国看来仍团结一致，决心为使十九国委员会采取决定性行动而继续奋斗。十九国委员会不久即将应邀研究此问题，并提出建议，供大会通过。再者，小国已提出两个决议草案。其一是瑞士、西班牙、爱尔兰和捷克提出的四国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在当时情况下对我特别有利。它要求立即谴责日本的行动，并重申不承认“满洲国”。当时对小国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在毫无希望获得大国支持的时候，建议立即经济制裁日本是没有意义的。
12 月8 日的会议上，加拿大及澳大利亚代表均附和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发言。加拿大代表卡恩猛烈攻击国民党政府和中国，甚至怀疑我国是否有权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他说，这虽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他相信他的政府是会赞同的，
这个抨击确属意外，颜惠庆、郭泰祺和我把卡恩的发言电告外交部，并建议外交部指示我驻握太华总领事向加拿大政府提出抗议，并质问卡恩的意见是否真正代表他的政府。至于12 月7 日四大国发言中所表现的对我不利的态度，我们已电告外交部，说明所有这一切是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坚决，而中国相反，缺乏积极对策所致。并说，一般舆论倾向于根据李顿报告书最后两章强行制定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我们预料将为此对我国施加压力。外交部12 月9 日复称，除非日本放弃“满洲国”并表现和解姿态，中国不准备作任何让步．我国决心支持义勇军活动，和抵抗进一步侵略。倘热河省失守，形势将更为严重，到时候也许更便于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政府立场坚定，决不以不利于中国的条件解决争端。
该电同时指出，3 月4 日罗斯福执政后的美国政策尚不清楚。电报还间如对我施加过分压力，我可杏也像日本那样以退出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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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威胁，使国联垮台。
与此同时，西蒙爵士要求同颜、郭和我三人会面。他向我们解释，他的发言虽然生硬，但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协助以调解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英国在远东有巨大利益，又寸双方都表同情。他说，任何认为他偏袒日本的想法，只会不利于和解．
我们告诉他，他的发言使我们愤慨，中国国内的反应必然不好，但他的解释可使人消除疑虑。他说，他将告诉日本人，不要把他的话误解为他站在日本一边。他还说，指责日本的决议草案不但无助于和解，而且会使和解从一开始就遭到挫折，因此最好予以撤回。我们答称，满洲问题现在是日本与国联之间的间题，而决议草案是其他代表团提出的。我们间他，他发言中所说的公正的解决是什么意思。他避不作答，但给我们的印象是基本上必须以李顿报告书作为解决的基础．
我们将上述情况电告外交部，并于12 月9 日又去电称，据可靠消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全体大会上的发言系受英国唆使，英国出于财政、经济上的原因而对日友好。此外，英国为了债务问题而赞同拖延、反对不承认“满洲国”，同时打击中国以恫吓美国。同日，即12 月9 日，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在通过捷克和瑞士12 月7 日所提将全体大会所议事项转交十九国委员会的决议案后，宣布休会。决议草案仅在措词上略作修改，使其更为不偏不倚。决议要求十九国委员会：
（甲）研究调查团的报告，双方的意见以及全体大会上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意见和建议；
（乙）草拟建议，以期解决1932 年2 月19 日国联行政院决议提交全体大会的争端；
（丙）尽快将上述建议提交全体大会。
第四卷出使法国1 肠总之，当时端赖十九国委员会以决议形式起草建议供全体大会最后通过；该委员会为此成立了起草委员会。我和我的同僚照例立即开始与有关代表接触。但是，正当我们强调由于日本的不妥协且在国联行政院和全体大会上发言专横，因此无法和解时，又明显地看出，十九国委员会将按照大国的立场继续拖延迟迟不作决定，并放慢调解的努力。
12 月15 日晚，十九国委员会将所拟草案，分送中国和日本两代表团。事实上有三个草案，即两个决议草案和一个声明草案。决议草案之一只对李顿调查团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声明草案是说明理由的，用以详细说明主要的决议及委员会认为可能继续用调解的办法解决中日争端的一些条件。该草案包括任命一个委员会（实际上即十九国委员会本身），来主持中日谈判；谈判应根据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中载明的原则并“参照第十章所作的建议”进行，并应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声明中有不承认的条款，是我们在起草委员会的朋友们巧妙地加进去的。这个条款的大意是十九国委员会认为：
鉴于此项争端具有的特殊情形，仅恢复1931 年9 月以前之各项情况，不足以保证持久之解决，而维持与承认东北之现有政权，亦不能视为解决之道。
国联秘书长杜吕蒙将三个文件交给颜惠庆时，他首先朗读理由声明书的文本，并征求颇的意见。颇立即答称，我国政府将感到失望，因条件远远低于我们的期望，特别是因为没有规定全体大会准备最终报告的确切时限。杜吕蒙对所作解释进行说明，即当前是调解阶段，他们必须避免类似裁决的任何内容，等等。至于时限，他指出，十九国委员会完全有权阻止任何一方拖延。颜间美国和苏联是否会接受邀请参加协商委员会，杜吕蒙答称不一定，但如争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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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接受决议，则苏联和美国可能接受邀请。不过他认为美、苏接受与否并不是主要的。问他日本是否会接受决议时，杜吕蒙说也许可能，因为公开的讲话并不反映真实的看法。实际上，颜在见到杜昌蒙一小时之前，就已见过李维诺夫。李维诺夫曾说，苏联不大可能接受邀请，因为苏联不屑为国联收拾残局。不过他的政府只有在接到邀请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
我和我的同僚研究了这些文件。然后将我们的意见致电呈请政府考虑，请就主要决议提出修改意见，使接近于我们的愿望。在同十九国委员会成员的私人会淡中，我们也提出我们的看法，但暂时保留我们的正式意见，为的是让日本先亮牌。不出所料，日本很快就向十九国委员会表明了他们的意见；而我们则立刻就从十九国委员会代理主席、比利时第二代表卡尔东· 德维亚那里得悉，日本人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最主要的是反对不承认“满洲国”那一条。他们还反对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新的协商委员会，理由是他们不是国联会员国，如果参加，他们将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总之，委员会迅即明显感到它的调解活动毫无成效。经起草委员会捻月18 日审议的日方意见声称，任何包含不承认“满洲国”内容的决议都不能接受。
18 日，眼见委员会感到目前的讨论毫无成果，大概要休会时，颜、郭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决要求委员会在休会时宣布休会的真实原因，用以揭露日本。尽管如此，委员会在20 日一致通过的休会建议说得不痛不痒，只是说，双方对于起草委员会准备的决议文本，都表明了意见，下一步会谈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休会决议声称；
鉴于目前情况，委员会深知间题严重，要取得一致意见，必须继续努力，使前述会谈得以继续，为此，委员会认为会议
第四卷出使法国1 盯以最迟延至1 月巧日为宜。
委员会决定，只要各方仍在会谈上述文本，即不予公布。12 月27 日，中国代表团向秘书长杜吕蒙递交备忘录一份，提出并解释对12 月15 日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原草案提到设立－个委员会，以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为基础并结合第十章的建议与各方进行磋商。我们希望改为：
全体大会：
决定设一委员会，其职责为同双方进行磋商，以求获得解决；解决办法应以调查团报告书前八章就主要事实所作调查结果为指导，以前述1932 年3 月n 日决议及上述报告书第九章所定原则为基础，并应特别注意不得以维持与承认满洲现政权为解决办法。
至于时限，原决议草案授权十九国委员会在征得双方同意后确定；如不能取得同意，则在十九国委员会提出工作报告（1933 年3 月1 日以前）时向全体大会提出有关此间题的建议。我们要求将这段文字的后一部分改为：
双方如未能就此时限取得一致意见，则协商委员会在递交报告的同时，或十九国特别委员会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如有必要提出报告时，应向全体大会提交关于时限的建议；此时限从上述报告递交之日起不得超过一个月。
由于我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绝对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法律上恢复东北的原状，行政等方面的任何改变必须出于中国自愿，因此我们还希望将理由书中的不承认条款予以修改。我们希望把相应的段落改为：
为此，十九国委员会认为，鉴于争端情况特殊，在充分尊重中国主权、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同时，仅仅回复到1931 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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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前事实上的状况，还不足以保证持久的解决；并认为，不能将维持和承认满洲现政权视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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