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顺维钧回忆录缩编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贝祖治又来报告他和霍夫曼谈话的情况。霍夫曼说由于他对中国的目前局势担忧,他已下令所有的建设计划立即停止执行,甚至也适用于台湾的建设计划。霍夫曼的理由是,他要在国会面前保持强有力的地位。只要中国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定,他就不能冒受国会指责的风险二他对国会负有说明他经手的每一分钱的责任。霍夫曼还打算推迟要求国会对1949 年4 月3 日至6 月30 日三个月的临时援华拨款作出决定。
12 月24 日,皮宗敢来向我报告,从美国载运军火去我国的第二艘美国船沃什伯恩号在驶往台湾北部港口基隆卸货途中,中断航程,停在冲绳,南京为此非常着急。皮宗敢说,他曾去美国陆军部探听消息,但答复是无可奉告,而且此事必须向国务院提出。因此,我嘱谭绍华去国务院探询。国务院的人说,船在冲绳停泊纯属技术上的原因,并无政治上的含意。然而皮将军认为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真正的原因仍有待查清。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
12 月20 日,孙科向报界发表声明说,他的内阁将进行和平谈判,但须是体面的和平,他的内阁不是一个投降内阁。
12 月22 日,孙科内阁宣告成立。找注意到八位无部长职务的阁员中,大部分是反对和共产党妥协的。新闻报道说,内阁在和战方面有决定政策的全权。报道说,如果委员长拒绝和平,内阁就辞职;如果委员长接受和平,则他本人将引退。无论如何,当前的目标是稳定战局,以便处于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较好地位。
12 月28 日,传至华盛顿的消息说,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战犯名单,其中有委员长和我的名字。这个消息的发表使提出和共产党谈圳和平的那些人感到懊丧,肯定不是因为其中有我的名字,而是因为有委员长的名字以及新内阁中七位阁员的名字,包括行政院长孙科在内。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11 委员长的新年文告最初是从自动收报机逐节收到的,以后得自中华新闻社。文告写得很好,措辞巧妙。他提出的接受与共产党和谈建议的五个条件是:第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第二,维护国家的统一;第三,确保宪法与民主;第四,军队一体化,即全部军事力量合并为统一的国家的军队,第五,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几家新闻社打电话给大使馆,请我加以评论。我的新闻秘书顾毓瑞向我报告此事时,我吩咐他不要发表任何评论。我说,文告已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得随意加以评论;事关大局,我们尚不知政府关于和战的最后决定。我把公使衔参事陈之迈找来,向他和顾毓瑞告诫这一点,并要求他们研究总统文告的涵义.我们都同意这个文告是对国内和平呼吁的一种闪烁其词的回答,其真正涵义在子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会接受所提的条件。(事实_匕这时正是委员长引退的前夕,他即将站到一边,他要把这样做的理由对国内讲清楚,同时也要对全世界说明白。)
1 月4 日,浅得知陈诚将军被任为台湾省主席,接替魏道明。我认为这是委员长在台的前奏;各报的南京电讯公开说,台湾将成为南京流亡政府的所在地。1 月6 日,游建文来访,告知蒋夫人已于当天上午去纽约。还说,当他们还在南京时,听说张群再次被敦请出任行政院长,并将在接任之前来美与马歇尔商谈援华的前景。可是孔祥熙被任为总统个人特使的消息激怒了张群,使他取消访美并拒绝出任行政院长。
1 月R 日,报载南京拟请美国、英国、法国,可能还有苏联出面斡旋与共产党礴和。我打电报给新任外交部长吴铁城,询问这一报道以及政府拟迁都台湾的报道的真相。我还向他询问公众普遍支持政府和平建议的真实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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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广播报道称,南京正式请求四国调停与共产党的战争以实现和平,并称苏联肯定包括在被请求调停的诸国之内。不久我得悉,请求斡旋的备忘录系由吴外长于l 月8 日递交司徒雷登大使,而且同样的照会已送交法国、英国和苏联政府。
调解的整个想法使我颇为诧异,因为事关重大,有否成功的希望以及可行与否,不仅要在国内秘密地加以全面考虑,而且还要试探世界各大国首都的意见。但是显然这个主意是匆忙形成的,为的是试试看。对于这种做法是否可行,以及四国利害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主要是美苏之间的矛盾,负责的那些人并没有认真研究。事前既未同我国驻外大使商量,也未试探外国政府的意见。南京也许觉得在当前情况下没有时间这样做,也许鉴于国内局势危急而不能这样做。
关于提出四国调停这个主意的由来,我最初推测是孙科和他的亲信提出来的。孙科对外交间题十分关心,孜孜不倦地阅读当时有关国际问题的书籍,而且他曾数度访欧,特别是曾作为特使到莫斯科与俄国人谈判。他一向被人认为是苏俄的朋友,而且实际上是中苏友协的会长。但当l % 9 至70 年冬我访问台湾时,我拜会了他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以便核实。他说,他记不清了,并嘱我询问叶公超。他提醒我叶公超当时在吴铁城手下任外交部次长,而且很熟悉那时情况。
我听从他的意见,于1970 年12 月招日星期四到荣民总医院专门看望了叶公超。他患流行性感冒后,正在休养。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对我提出这个间题感到高兴,因为当初他没有时间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他说,那时委员长已离开南京,回到浙江奉化老家,不过他仍然是总统。副总统李宗仁行使总统职权,以实现与共产党烤和的政
第入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13 策,当时共军正向南京推进,迅速压迫仍在抵抗的残余国军。叶公超说,1948 年底李宗仁与共军堵和的政策曾遭到委员长的反对。行政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吴铁城均前往上海,剩下李宗仁执行他的和平政策。叶公超以外交部次长的身份照管着外交部的事务,每天向上海的孙科和吴铁城汇报。临近12 月底,张治中将军向南京的副总统建议求助于苏联,请它出面调停结束内战。在盛世才与俄国人决裂并由边疆调到重庆之后,张治中一直负责新疆省工作,并有机会在失去对美国的信赖后和俄国人建立友谊。叶公超说,副总统李宗仁欣然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后,便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叶公超虽然是外交次长并主持外交部工作,但按照张治中的意见,故意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见。尽管如此,他了解到罗申在听取李宗仁关于由苏联出面调停的建议,以及关于中国与苏联是天然的朋友,而中国和美国则不是的保证后,显然并不大信服。他表示怀疑莫斯科会接受这种要求,并询问是否也曾要求华盛顿出面调停。不过他还是答应把这一请求报告莫斯科。李宗仁召见叶公超,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于是叶公超打电话报告上海的孙科和吴铁城。两人都大吃一惊。他们根本不赞成南京的这一举动,特别是因为两人都不相信莫斯科会接受这种请求。
由于叶公超没有特别说明请求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结果如何变成请求四国调停。后来,我写信给我国前驻阿根廷大使王之珍,请他向叶公超了解。
王之珍复信说,他已问了叶公超,还间了胡庆育(当时他和叶同任次长)和崔义田(音译。当时为外交部东亚司人员,与此事有关。)他从这三个人处得到的答复是相同的。
最初是李副总统约见苏联大使,向他提出请苏联调停中国内战,但莫斯科不愿单独调停,并建议加上美国。(这已在叶公超说到
名1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罗申询问是否还要求美国出面调停时暗含指出了。)我方于是决定再加上英国和法国,所以成为四国调停。因此外交部训令驻四国的大使馆照办。然而四国均婉言拒绝。但王的复信又说,他询问的这三个人都说,他们所说的完全是凭个人记忆,因为这件事在档案里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文件。
1 月1 。日,即我收到外交部长昊铁城电告致四国备忘录全文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了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和新任外交部长的另一封电报。来电嘱我向美国国务卿说明我国政府请求斡旋的意图,并有三点指示:第一,力促美国与苏联同意联合行动;第二,如办不到,则要求美国单独或与英法联合发表支持南京对共产党的和平呼吁的声明.第三,如果都办不到,则请美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中国,南京将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间题。
1 月13 日,我在国务院会见了洛维特。这是我急切期待的一次会晤,想借此了解美国对南京要求国际调停的反应。我首先向洛维特说明了我之所以要见他,是为了询问他,美国政府对中国外交部长吴铁城于1 月g 日在南京送交司徒雷登大使的备忘录中,有关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否已作出决定。我对他说,按中国政府给我的指示,我国政府的主要愿望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斡旋,以实现和谈。此外还有两点可供选择。
洛维特说,他知道备忘录的内容。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已在最高一级予以极其认真的考虑,并已作出初步决定。该决定当已电达司徒雷登大使转告中国政府,我问决定是否已通知中国政府,他答道复照是电达司徒雷登大使的,请他提出意见并向国务院报告。因此,也许还会有些修改,而且由于尚未最后确定,他认为最好先不把美国对中国政府要求的态度告诉我。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15 和往常一样,巴特沃思也在座。他说,电报是前一天晚上拍出的,但尚未接到司徒雷登的复电。
我间美国政府是否已与苏联政府联系并了解其反应。我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在充当调解人以实现和谈方面达成谅解。
洛维特答道,在目前美苏关系的情况下,不能指望达成谅解。他问中国政府是否已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
我说,据我所知,没有得到答复。
洛维特问中国政府是否曾向中国共产党直接提出建议。我说,有一些人有共方的朋友,但我想他们尚未能与共产党正式取得联系。我国总统在新年文告中和行政院长孙科于声明中所提出的和平建议,中国共产党必已得知,但至今他们尚未直接或正式答复。据我的理解,我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充当调解人的意思是由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充当中国政府方面的调解人,而苏联政府则代表中国共产党。
洛维特于是告诉我,美国尚未与莫斯科联系。
我于是提出了第二点。我说,如在作为调解人进行斡旋以实现和谈方面,美国未能和苏联政府达成谅解,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单独或者与伦敦及巴黎共同发表声明,赞赏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并表示恢复和平的愿望。
洛维特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发表声明支持它的和平意图,其日的是否向中国人民证实它的和平愿望是真诚的了而委员长本人又将做什么呢?
我回答他问题的第一部分说,中国人民理解政府和平愿望的诚意,这种愿望正是响应人民的普遍希望。至于间题的第二部分,我说委员长在他的新年文告中已说得很清楚,“和平果能实现,则
幻6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我说,如以上两点都办不到,还有第三点。政府训令我询间美国能否支持我国政府把实现和平间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洛维特说,美国对这一点的态度将在复照中说明。他不能提出复照的具体日期,但认为日内即可发出。
和洛维特的谈话给了我一个清晰的印象,即美国对于南京要求它斡旋以促成国共和谈的反应是冷淡的,尽管他不愿把拍给司徒雷登的复照告诉我。他拒不把详情告诉我的理由是,已授权司徒雷登提出修改,但尚未获复。可是不把详情告诉我,显然是巴特沃思的主意。每当洛维特难以自圆其说时,他总是出来为他解围。从巴特沃思的谨慎和冷淡来看,他把我看成了苏联大使;一位美国外交官对待一位中国使节的这种态度和举动是极为罕见的。我和美国人打了三十五年交道,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月14 日我派谭绍华拜会巴特沃思,探询能否获得美国对我国备忘录的复照副本。他回来后我得知尚无副本;可是我刚收到外交部的通知说,美国的复照已于1 月13 日送达外交部,复照拒绝了我国的要求。谭绍华说,巴特沃思说明国务院还没收到送交外交部的最后文本。我想,无论如何外交部来电并非极端令人失望。来电说,美国似乎并不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大国单独或共同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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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紧要关头
1949 年1 月一10 月
第一节中国的局势
1949 年1 月8 日,中国政府向美国、英国、法国及苏联发出照会,要求调解对共产党的战争以实现和平谈判。外交部1 月14 日来电说,美国已于13 日复照拒绝。电中又说,美国似乎不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调解。很自然,也没有别国愿意出面调停。英国已于1 月12 日宣布其拒绝调停的决定。俄国拒绝调解的答复则于1 月17 日送交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法国的反应也是同样不佳。同时,由蒋委员长在新年致词和孙科的声明中确定的政府和谈条件已被1 月14 日共产党广播的八项条件驳回。其中包括惩办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四十五人和废除蒋委员长所提条件中要保存的1946 年宪法。在军事方面,共产党继续取得胜利:天津于1 月15 日陷落;北平被包围,傅作义将军正在谈判投降条件。
l 月18 日贝祖治来访。我向他有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钩先是免职,接着辞职、然后又批准他病假的经过。贝祖治说,财政部长徐堪是俞的死对头,对俞鸿钧草率从事兑换黄金以致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深为不满,因此设法通过行政院将俞免职。不过当蒋委员长知悉以后(事先没有向他请示过),他却批准俞氏病假。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实际上,俞鸿钧处理政府黄金库存和公开兑换之事的背后存在着一段极富政治性的复杂经过。作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控制着政府的黄金储备不受财政部支配。按照蒋委员长的直接命令,他开始秘密地把库存黄金运往台湾,没有通知政府或财政部。由于此事必须秘密进行,他们在伪装下用海军舰艇装运这些黄金。但不幸的是,事情被泄漏了出去。
我曾听施纪元说过这段故事,当时他是中央银行主管金元券的那个处的处长。他说第一次从中央银行把黄金储备运往台湾的命令大约是在1948 年12 月上旬下达的。当时蒋委员长已经离开南京,以使李宗仁将军能便宜行事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从外滩中央银行搬出黄金是在半夜秘密进行的。从银行到等待装运的军舰停靠码头之间的一段马路划为禁区,临时戒严。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字林西报》 (办公室也在外滩)的英国职员在酒足饭饱之后醉醒酿地踉跄而至,闯入禁区,要回办公室上夜班。他看到他的办公室所在地段警备森严的可怖景象而大感惊异,当然他打听出了这项秘密并在第二天早晨的该报上刊登出来。
此事在上海造成极大的不安和抗议。抗议不仅来自民间的商会和银行,也来自专为防御共军的任何可能进攻而驻扎在京沪地区的部队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他在上海大肆抨击说运走黄金只会降低他魔下部队的士气。黄金从上海运走表明政府不打算坚守此地,怎能指望他的部队为此作战。因此,为了平.息上海公众的杭议和纷扰,俞鸿钧只好说这笔黄金是准备公开兑换的。就这样,当市民群众蜂拥挤兑之际,(黄金兑换官价大大低于黑市金价)造成多人被践踏致死的意外事故。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俞鸿钧病假免职的内情。它反映在远离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府统治区正在形成三个分别的当局,从三处发号施令。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1 月22 日新闻报道说傅作义将军已签了一项保全面子的十三条协议,不流血地将北平交给共产党。肠日李宗仁为了能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发布了释放政治犯,解散各地的截乱指挥部及其他类似措施的若千法令,以表示进行和谈的诚意。27 日他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方案。
3 月8 口早晨无线电新闻广播宣称孙科及其内阁辞职。李宗仁要求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12 日立法院投票通过何应钦的新内阁。叶公超任代理外交部长,新任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3 月21 日晚宣布新内阁正式成立,新阁是由较年轻的成员组成,都是公认的各界领袖。
3 月23 日,我从收音机听到共产党的广播,再一次攻击李宗仁.兹统和何应钦为“伪政权”。不过,大约与此同时,共方宣称将于4 月1 日起参加和谈。随后,紧接着政府宣布它的和谈代表团之后,共方也指派了一个正式的和谈代表团。
杨继曾将军在回国前夕曾来辞行,对我阐述了中国军队的真相和贪污积习。他提到了由于司令官们惯于虚报人数,以致军事单位人员不足定额的情况;司令们贪污成习、竟饱私囊的情况。将军们彼此不和,缺乏协调和经常在背后互相攻汗的情况等等。我自已也曾听说过徐州之战的情况:邱清泉指挥徐州的部队,故意逗留不前,而不去援助近处被共军包围的黄伯韬兵团。
杨说,蒋委员长喜欢亲自指挥军事行动。他又说,去年一年损失的武器弹药比全国所有兵工厂全年的产量要高五倍至十倍。战役之后也没有后备师补充队伍,只靠从老百姓中间征集新兵。他曾经将真实情况报告蒋总统,可是一开始总统就不相信他,而且有点不乐意听他的汇报。后来蒋就变得很不高兴。杨解释说,中国军队所犯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将军和司令官们不肯说真话,向蒋总统报, ' J ' ? ' .们.翻祷.“冲~汤呀击~叼卜‘止,.目..一‘汕‘, ' .卜仙山‘. .喇声.一~" .、‘甲码击甲洲.网妇‘十,.目目..毛‘‘白码.一二诊.,。.‘卜~~一..·
告时,尤其如此。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他们总是找好听的说。
2 月17 日,我接待刚从中国来的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副执行董事的来访。我很想从他那儿知道一些导致中国通货崩溃和丧失民心的金元券改革的后果。当我间他时,他说老百姓十分失望,以致人们都愿意换个政府,而且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给他们带来变革。
另外两位客人叙述了八月份币制改革的后果。一位是3 月25 日来访的我驻伦敦时的空军武官之父杨老先生,他刚从中国来此,证实了此项施加子上海银行家的剧烈的币制改革丧失了银行界和实业界对政府的支持。第二位是著名的中国实业家吴蕴初,4 月23 日来访。他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几家大的化学和纺织企业的创办人和东家,为治病刚从中国来美。他告诉我,人心思变,军队完全失去斗志。从上海普遍的民心来看,币制改革措置不当带来的悲惨后果,使人民感到痛心而且觉得比任何时候都难以为生,这是人们对政府失望和不信任的最大原因。
我还可以举出史玉书夫妇在1 , 48 年12 月底来访一事。史先生是上海市参议会的副议长,又是按宪法选举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谈到了在实行金元券改革时的亲身经历。当时要求人们交出私人所有的黄金、外汇和外币。他说他当时有几根金条,决定交到中央银行兑换金元券,史夫人劝他留下一点金条以备意外和日后生活之需。但他坚持全部交出兑换。其后,他们夫妇去北方旅行了一个月,访问了北平和天津。等他们回到上海,金元券已严重贬值。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发现这些金元券已一文不值。3 月8 日我接待了著名的日录学和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博士。他说他12 月底离开北平,其时傅作义将军还决心抵杭共军到底。但稍后当傅将军知道蒋委员长决定要引退,而和谈已日益得到公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a 皿开的赞成时,他改变了主意而和共方谈判和平协议。
关于政府军队在徐州及东北所遭惨败,袁告诉我说,蒋委员长在其.总部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承认是他自己指挥作战的失算。袁说,他的亲戚卫立煌告诉他,虽然名义上卫是前线的总指挥,实际上他所属各部队的调动命今和有关作战行动的命令都直接发自蒋委员长本人,并不知会他。据卫说,他的军队的待遇很差,结果是士无斗志。由于中国武装部队的军官太爱钱和大怕死,他们是不肯尽力作战的。
3 月15 日巴大维将军对我进行了礼节性访问。他是派到中国去的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于1 月26 日奉召返国,顾问团则在27 日宣布撤回。他说此次崩溃有好几种原因。兵士吃不饱,军官软弱无能又不愿作战。空军未给地面部队以有力合作,而在与地面部队联合行动时只在九千英尺以上高空飞行,以致国军伤亡大于敌方。陆军、空军和海军都不愿作战。指挥战事的司令官们如卫立煌、杜幸明等都平庸无能,难以胜任。卫立煌“好虚荣,不愿损坏他在缅甸赢得的声誉”。蒋委员长自己不得不直接指挥战役,而他本来是决不应如此做的。他为使卫立煌执行撤退命令而不得不以军法威胁,然而最后还是晚了两个星期。
第二节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反应
从1 月到3 月,争取美国援助的工作日益紧张地继续进行,但其重点可能与前有所不同。由于美国政府和国务院对中国坚持袖手旁观的等待态度,又由于经济合作署态度暖昧,要争取军援或经援,就必须转而求之于美国国会。我对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的印象是,如蒋委员长辞职,他们不会流一滴眼泪,不过他们终归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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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印象因近十八个月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中各派人士以及友好的美国人民种种表示而加强。
28 日我约于斌午餐,了解他拜访杜鲁门的情况。他说星期二见到杜鲁门,杜鲁门对中国很同情,但没有在近期内援助的表示,他告诉于斌,自从日本投降后,已经给了中国二十亿美元的援助而未得什么效果。尽管如此,于斌说杜鲁门总统坚决反对任何地方的共产党统治口他认为在中国与共产党讲和是不可能的,并说如果成立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最后必以共产党政府告终。于主教说,他没有和杜鲁门争论,不过他评沦说,中国人民已经厌战,并感到他们无力单独抗击共产主义。他的印象是美国不准备援助中国多少。当他和麦科马克众议员间道该怎么办时,杜鲁门回答说现在为时已迟。他已经不愿再谈论中国,中国已到了即将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地步。
2 月15 日,我拜访国务卿艾奇逊。我说,也许他已知道,中国政府曾尽最大努力谋求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和平方案,可是进展不大。其原因是共产党似乎并不像政府那样盼望和平。不过政府鉴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愿望,必将继续努力,但如果和平不可得,恐怕战事必将再起。中国政府鉴子其谋和努力有失败的可能,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目前中国局势及其可能发展趋势的看法及反应。我说我并不是要求国务卿作出美国对华政策的保证或正式声明。我国政府的意图是希望得到有关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的消息,以便一旦时机需要,能够在了解美国和其他关注中国局势的主要国家看法的情况下,配合形势作出新的决策。
艾奇逊显得有些尴尬,或许对他所能说的话信心不足。他犹犹豫豫地说,对我的间题不知如何作答。
我说我充分理解中国的局势只有中国自己能找到解决的办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能3 法。但是鉴子无论中国可能作出何种决策,都对远东和总的国际形势有极大关系和影响,中国不希望在没有事先虑及主要有关大国的态度和见解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我说我知道,如果我向政府报告说美国政府不关心巾国的局势或者对其发展无动于衷,那是不正确的。
艾奇逊说:“当然不是。”他接着说,不过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他不知道美国政府还有什么可以为力之处。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三年前相同,只是现在的形势使中国处于更严重和不利的地位。三年前,马歇尔将军试图帮助中国政府找到解决办法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毫无效果。因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双方都不肯进行合作。自此以后中国政府自作聪明地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以致它的军队已经拒绝再和共产党打仗。
我说,我目前并非要求提出任何建议或意见,我只是表明我国政府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反应,因为中国政府认为在决定其下一步行动之前应当事先了解各主要大国的看法。艾奇逊说,在过去一百年中,美国执行的是一项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政策,而在近五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设法鼓励中国维护其独立和主权。例如已故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怀有十分深切的友谊,他一心帮助中国的行动使得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历史的正确说明。)这位国务卿接着说,大战以后,美国政府给了中国各种帮助。它解除了在中国的日军武装,遣返了日本战俘,并给中国以财政援助。其后马歇尔将军奉派去华帮助中国政府解决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问题。艾奇逊说,现在中国形势之严重远非马歇尔出使之时可比,他不知美国还能对华再作什么进一步的援助。
我说,我愿意坦率讲话。中国政府是犯过错误使得局势恶化。~户肠~口.曰‘" . . -臼侧曰目.曰..一‘. ‘自自州口卜创肋侧目冲峨.归..
吕2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有些事本来可以做好以防止中国军队的士气如此低落,然而未做,以致在战事上受到一连串的挫败。但是中国所遭受的困难并非完全由于自己的过错。像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就对形势起了不利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共产党的优势就从那里形成。我解释说,我并非想卸责分谤。只是希望说明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是如何地相互影响,所以我国政府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形势所采取政策的某些内容,
艾奇逊说,美国一直盼望着中国能不受外来的控制或统治,并希望见到中国在民主道路上取得进展。但实现这种目标必须中国自己来做。他不知道美国怎样才能帮助中国实现这些,不过如果我有什么建议的话,他是乐于听取的。
我说,艾奇逊先生刚刚提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已在总的方面答复r 我的间题。我相信当我将这些话向我国政府汇报后,我国政府一定会感到振奋。
至于援助的实际措施方面,我说我一直认为如果美国按艾奇逊先生刚才表示的富有同情的各点内容,发表一项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那将对中国人民起鼓舞作用。继此声明后再派一个以显要的领袖人物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前往中国调查当地局势或提出一项援助计划,实为很有价值的可行办法。由于见到艾奇逊颇为迟疑,我表明并不急于要他立即答复我的建议,而是留待他详为考虑。我接着提出经合署继续对华援助问题。
我说,最近经合署停止对上海发运棉花会造成这些工厂瘫痪,工人失业二
在座的巴特沃思说,这并不是停止供应,只是由于上海存棉量已经很大,而经合署考虑目前的中国形势,不愿意在上海储存过多的棉花,因而暂缓一下。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艾奇逊说,目前由经合署掌管的国会批准的美援,将适当考虑形势之变化继续执行。
2 月28 日我收到一项颇有意思但又令人心烦的消息。内容是艾奇逊在国会中和大约三十几位共和党议员们的谈话。这次关于中国形势和对华政策的谈话结局很坏.艾奇逊借口蒋委员长的政府腐化无能来为其“袖手旁观”的对华政策作辩解。后来听说就是在这次会晤时,艾奇逊说出了以后常被引用的语句,说他在“尘埃落定”之前无法预见中国的前途。德鲁· 皮尔逊在《 华盛顿邮报》 “旋转木马”专栏中写道,据传艾奇逊向众议员们说:‘场反大部分给予中国的美援不是用来和共产党作战,而是进了蒋介石的左右的私囊。”
3 月1 日,中国政府采购代表团的代理团长韩上校向我汇报说,他的一位美国陆军部朋友秘密告诉他,代.总统李宗仁通过中国大使馆提交一份电报,要求美国政府在南京的政府改组完成以前,暂停发运一切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物资。这真使我惊讶,我告诉他说,这里的大使馆对此事一无所知。
第二天韩上校来报告说,当天早上他的那位陆军部的朋友给他看了那封上次提到的电报。该电是由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的,电报说:
李总统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
这和我的揣恻相符。我对韩上校说,我不打算向南京报告,因为这是秘密进行的,而且我们也不了解此事的全部情况。过早的汇报会引起代总统和内阁之间爆发一场政治冲突。我说应当等待美国政府的决定,而这是不容易作出的。不过后来谭绍华公使告诉我,韩也将此事向皮武官报告了,而皮武官按其职责必然要报告委
825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员长或毛邦初将军或现居里弗代尔的蒋夫人。我说我还是要等一等,现在先让他们去汇报。
同日,我发表一篇声明,驳斥德鲁· 皮尔逊报道的艾奇逊讲话所说的,大部分对华援款都已中饱了委员长左右亲信的私囊的说法。以大使馆名义发表的声明内容非常充实和严谨。声明共有四页之多,清楚地说明经中美政府双方同意的掌握援款手续的要点。简言之,是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双方议定,对前阶段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拨款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通过该署在中国的机构和来自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共同掌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中国在美国和在各捐款国家采购物资,也是由该署自己办理的。
至于美国对华援助,物资的分配均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属F 的中国救济事务组监督下进行。采购物资的实际拨款完全在华盛顿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的物资供应机构掌握运用。中国政府的办事机构,无论在国内或在华盛顿都不掌握任何款项。至于1948 年美国援华法项下的拨款部分,计划是由经合署主管的,经合署掌管全部拨款的运用及通过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物资供应机构进行所有援助物资的采购事宜。对1948 年援华法项下军援物资的采购事宜,在中国政府特意要求下,也同样转请美国政府办理,只留下不足百分之二十的拨款交给中国驻美机构使用。中国政府的这项避免直接运用援助款项的决定,是为了防止出现任何怀疑中国方面对各项美援款项不正当使用的可能。
大使馆发表的声明还指出,由于这种谨慎周到的程序,美国或任何其他方面从未提出过不满。声明最后结尾说:“因此,任何对中国方面滥用美国援助款项的说法都是无根据和不公正的。”3 月8 日,皮武官向我报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山~‘闷‘卜山,心户叭J 云.匕.刁.. .呷口日却口自水切甲件和心今‘. ' ,丹翻." . . . .闷卜阵阴胜甲七叼门.曰比.p 曰州.侧曰.. . . " ‘叨泊饭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27 仁代总统的要求。装载军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不再驶往台北,而将开国关岛待命。其他物资的发运都暂时中止。
从这件事可以更深一层看出中国的局势有多么复杂,而大使馆又处于何等困窘的地位口这项要求是从南京直接递交美国政府的,大约是经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之手,而中国大使馆根本未得到通知。我只是间接得知此事,可是一旦出现困难,大使馆就要被责成向美国政府办交涉,努力寻求对我方有利的决定。此项要求及其传递给美国政府的方法突出了国民政府内部的不统一和冲突,以及南京、广州和台湾的当局们合作不足的情况,也妨碍我向美国要求援助。
虽说这种局面给我带来一些困难,甚至是窘迫,但是对我决定在此环境下的」二作路线还不是太困难。不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别处,我自担任公职以来的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间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同时我一向对党派政治不大感兴趣而是从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为我经常认为,一个国家要能立足于世界各国之林,就必须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简言之,我是不参与政治的,并努力置身于政治和权力斗争之外。我把中国看做是一个整体。我认为这才是唯一的善为中国服务之道。
在此环境下,我对中国各个集团的行动及动机缺乏足够的情报,而且就我所知也不足以对正在进行中的国共和谈公开表态。例如李宗仁将军要求中止运往台湾的军援一事,我前此曾提到这可能是因谋求和平解决而出此,但由于我不能肯定,故难子为力。我不信任共产党,也不相信和谈会成功,而即使成功,也不相信共产党会长期遵守。我只是想,可能李将军是一方面为了满足群众对和平的呼吁,一方面为了争取时间而进行和平谈判的。我并希望政府引.? ~别‘' ‘率内‘, .巨‘.山月.月“日目.目‘匡.叫侧.曰.,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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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达成的任何和平中坚持某些基本条件。我能肯定的是,如果和谈成功,中国需要援助;而更可能的是和谈失败,战争再起,中国就更迫切需要援助。我正是为了中国的这种未来需要而考虑和工作的,因为取得这种援助是一项长期任务,而在美国则是要符合宪法手续的。虽然过后看来这是过分乐观的见解,然而当时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即使在那时,我还不认为整个大陆会落入共产党之手。22 日,巴大维将军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军援和中国的军事溃败作证。虽然消息报道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参议员在会后未发表什么言论.但我接到报告说巴大维将军作了一个悲观的、完全认输的报告,说无论何时共产党要夺取全中国,都已无法阻止,现在再给军事援助也无济于事。甚至随后魏德迈将军的证词也毫无补益。事实上他也变得悲观了。至于白宫,更是寸步不离其不肯帮亡的立场。24 日我接到报告说,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间题时说,目前他看不出有何必要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回顾往事,这时实在是我最为困窘的日子。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那么令人沮丧,而我仍要继续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竭力。
第三节战事复起后,为寻求一项建设性政策所作的努力
1049 年4 月15 日,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条件,限五天内接受或拒绝。这些条件以共产党l 月提出的八点建议为基础,等于无条件投降。政府的正式反应是要求将最后期限从4 月20 日延至4 月25 日。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政府于4 月2o 日要求对方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 加发出停战令以便进一步谈判。共产党对政府的要求根本置之不理。20 日午夜,他们的部队开始横渡长江。据23 日报称: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和原来留在南京的其他官员,已前往上海,再从L 海赴广州。24 日,南京被共产党占领。
那天晚上,叶公超出乎意料地从上海打来电话,他向我谈了不少间题。首先,他迫切要求我回华盛顿去见国务卿迪安· 艾奇逊,向国务卿说明:司徒雷登大使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决定留在南京,此举已使中国政府不再负有保护他本人和他的僚属免受共产党威胁的任何责任,尤其是因为作出这一决定是在中国政府已经通过他(指叶)两次向外交使团团长们提出警告,并两次极力主张司徒雷登本人和他一起去上海和广州之后。显然司徒雷登大使得到了国务院的鼓励或者同意,他之留在南京是有原因的。他在他所著的《在华五十年》 一书中写道:他留在南京是为了向共产党提供“一个和美国讨论相互关系的机会”。
接着叶公超告诉我,政府军两个陆军师的叛变无碍大局,他说大部分军队仍然保持完整无缺,可以抵抗共产党的迸击。他解释说,仓促撤离南京应归咎位于长江南岸、南京以东的江阴要塞司令官对政府不忠(该司令官已率领部下大部官兵倒戈〕。第三点,他说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曾于4 月21 日会见蒋介石,并且获得蒋的同意,和他们同心协力对共产党的推进抵抗到底。委员长答应全力支持政府,并表示他将把他有权指挥和控制的全部武装力量移交给政府,听从政府的命令和指挥。
他说的第四.点是,蒋委员长已经斩钉截铁地决定,不再重任.急统职务。他还说,他和南京的其他官员已经就此事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反对委员长复职,这表明委员长作出这一决定乃是大势所迫。叶的第五点是关干联合国的事务。第六点,他说李代总统和行,。门.' ‘山切‘, . j . . ' . . . ,甲卜.目咔“门叫、月‘‘侧一次户J 、内月‘. .曰.. . ' ' ‘目.. . ' -。,嚼‘.一一.州.. ,户”卜囚脚,- -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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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长何应钦已于当日(24 日)清晨飞往广州,他本人也将于三日内前往广州。
但是事实上李宗仁并没有去广州,而是飞往广西桂林。鉴于他担任代总统是为了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而今和平谈判失败,共军已经横渡长江,他已经没有理由作为政府的首脑而存在。至于说到权力,实际上,他性毫也没有掌握过任何实权。因此,虽然他确实于5 月回到广州,并基本上一直在那里特到10 月广州失守,但他的地位始终很虚弱。
5 月1 日报界发表消息:蒋委员长亲临上海坐镇防守。换言之,他这一行动是根据他和李代总统协力制止共产党南下这一非LE 式协议而采取的.但是,5 月13 日上海防线外围一系列重要城镇已落人共产党之手;5 月17 日汉口被共产党占领,5 月25 日上海市陷落。5 月盯日,一位代表经济合作署的马尔登上校(他在中国执行任务后刚刚归来)告诉我,他目睹上海的巨大变化。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看到市民们镇静地等待共产党的到来。6 月7 日来访的李大为上校向我提供了上海之战的第一手材料。他说他目击了上海之战。国军,尤其是装甲部队所进行的战斗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对上海的外国记者就上海之战所进行的恶劣宣传和不公正的报道表示不满。按照他的观点,上海失守的主要原因是国军防守部队人数太少。他认为何应钦拒绝用从青岛调出的两个师增援上海,却把他们派去防守广州,是“犯罪行为”。
几天以后,有人向我报告说另外一个刚从台湾和广州回来的人,把广州描绘成一个放荡堕落、道德败坏的地方。据这个报告说,那里有一种绝望和醉生梦死的气氛,据说人人都盼望三样东西来帮助拯救中国:美国的援助;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出现一个奇迹。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想工作,也不想战斗。6 月15 日,刚从香港、澳门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已卫和广州旅行回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姗群博士对我说,他发现那里有中国人用金条、美元、英镑和港币大规模地进行投机买卖。他说这些投机分子中不仅有富豪,而且还包括国民中一些最有聪明才智的人。取缔他们的活动十分困难。但是,他指出业已控制了像上海那样一些大城市的共产党人,在管理和控制货币交易方面已经扭转了局势。
在政治战线上,委员长和李宗仁将军经过关于合作的会谈以后,成立了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长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这是6 月间的事,但是直到7 月中旬才正式宣布。由于战事复起,取得委员长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掌握着很大一部分陆海空军和黄金储备,而且有大批忠实的支持者。正如4 月24 日叶公超在电话中表明的那样,这种合作在政府内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党内却是可行的,因为包括桂系在内的政府各派成员都是国民党员。同时,这个新的紧急机构的主席职务,能使委员长的领袖欲得到满足。因此,这一行动是实现合作的现实途径,也许这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然而却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开端。
中央银行主管发行金元券的施处长把那一段时期的情况描述为“一国三公”。因为如他所述,以中央银行为例,在如何处理政府资财间题上,当时就要听命于三个地方和三个领袖。后来在我们197 。年6 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解释说,所谓的黄金储备是金条、金币及其他金器(如首饰),总值为三亿五千万美元,除此之外,还有银元宝和银元,以及大量美国和英国钞票。在这些资财中,只有金条已经按照委员长的命令运到了台湾(我想由于1948 年犯月这一行动被发现,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因而中断装运)。
这位处长说,三月份左右,汤恩伯将军为了支付军晌以维持士气,要求拨给一部分黄金储备。当时中央银行里还有价值六千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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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万美元的黄金库存,其中三千万美元拨给了汤将军。接着,他向我讲述了4 月份共产党横渡长江时,他们采取步骤接管上海中央银行总部的情况。将近4 月底共产党到达上海的前夕,他奉当时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之命,将剩余的银元和钞票带到香港以便转送合湾。因为飞机很小,未能全部带走。共产党到达的前一天,未及带走的银元和钞票有很大一部分装上了一艘小轮船,离开上海时船上还有许多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轮船在吴淞口不幸倾覆,船上人员全部遇难,价值约六千万美元的储备金也全部丧失。施先生接着说,就他回忆所及,就在那时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即:身在台湾的委员长要将剩余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而身在广州的阎锡山要将那些储备运往重庆去支持政府(那时他已经预期担任政府首脑),使政府能够坚决与四川的共产党对抗。同时,甘介侯持李宗仁书面命令(李当时在广西)到中央银行支取十万美元的赴美就医费用.这三处的人物都有权势,又都对中央银行发号施令。
6 月2 日李宗仁提名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来接替何应钦,此项提议获得了立法院的批准。显然,阎锡山之所以被选中,因为他是强大的山西军事集团首领,并且在国民党内无休止的争描夺权中始终保持中立。阎将军宣布他的新内阁将是一个战时内阁。胡适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然而胡适博士最后拒绝了这项任命。5 月11 日中午,我拜会了国务卿艾奇逊。会见时,陪同我去艾奇逊办公室的巴特沃思先生一直在座。
我告诉他,中国政府业已下定决心抵扰共产党的进攻,当时战斗正在三四个地区同时进行。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表明,国军的抵抗正在不断增强。在政治方面,局势已更趋稳定。代总统已回广州,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也已全部返回广州。现在政府已经决心继续对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名郑共产党作战,不过同时也需要从美国方面获得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谈到道义支持时,我说我想到了两点,第一:我得知司徒雷登大使已获准在任何他认为适宜的时机离开南京前来美国请训。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大使在回国以前访问广州,使李总统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能有机会和司徒雷登大使讨论有关中国局势的各种问题。我希望国务卿将此事电告司徒雷登大使,
我恳切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大使目前不回美国,希望国务卿指示大使驻节广州,这样可以和驻在国政府接近,便于磋商。司徒雷登大使驻节广州将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将证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事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艾奇逊表示他将考虑这一问题。
我说我所想到的体现道义支持的第二个措施和缔结北大西洋公约有关。我相信这个公约是争取和平事业的一大成就,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欢呼这一成就的同时不免优心忡忡。他们担优美国把注意力和思想都集中到大西洋地区的做法,会被公约的反对者理解为(或者说误解为)即使不是邀请也是暗示,共产党势力可以在中国和亚洲以及向全世界前进而无受阻之虞。因此,我希望国务卿利用适当的时机重申:美国将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国家的自由受到侵犯都表示关注,特别提出中国的斗争作为例证。当中国和亚洲人们私下表示优虑之时,重新作出这样的声明不仅可以打消这些顾虑,而且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士气和斗志也将普遍产生有益的影响,
艾奇逊表示,他将寻求适当的时机,重申美国政府的观点。我对他的答复表示感谢。接着,我提出了物质援助的间题。我提到1949 年3 月31 日送交国务卿的,有关进一步援华的照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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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我说我在照会中已经指出稳定货币的迫切需要,现在想到发行足够数量的银币。这种银币已经发行了一定的数量,在降低物价上涨的速度,减轻人民经济上的贫困,以及通过用银币支付部分军晌从而提高士气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想了解美国政府是否可以向中国拨款或贷款七干万盎司白银以满足此项用途。
艾奇逊问这需要多少费用。
我答道,按日前世界市场价格,购买七千万盎司白银需要五千万美元。我希望国务卿考虑这一建议。艾奇逊说他一定考虑双方的观点,但他不能保证他以后得出的结论会不同于现有的结论。接着我又说,我还要向他提出一个间题。在伦敦外长会议的前夕,国务卿马歇尔曾应我的请求向我作出保证:在外长会议上讨论的同题,凡属影响到中国利益的一定通知中国。据我了解,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外长会议将集中讨论德国同题,我想美国无意于提出任何有关中国局势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任何其他国家提出这一问题,我希望艾奇逊能按照马歇尔将军的保证首先通知中国政府〔我担心外长们会讨论承认中共的问题)。
艾奇逊说,他肯定不准备提出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而且会议的议程局限于德国问题。他想其他国家也不会提出中国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有其他国家提出,他一定会通知我。
很自然,在共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以后,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就成了头等重要的间题。由于共产党的军队迅速推进,中共建立中央权力机关势在必行,我们都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担忧二中国的朋友也表示关切。5 月8 日,杜勒斯对我说,他相信一旦中共政权建立,国务院就会建议承认,而且已经来不及抢先采取行动加以防止。他还说英国急于承认中共。5 月20 日,联合国大会将结束时,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蒋廷敝找我讨论外交部的一份电报,电报要求我研究一下是否赞成将中国的局势间题作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案件提交联大,而且要求作出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决议,并将赞成与否的理由电复。于是,我提出反对这一行动的意见和理由,蒋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二我说,首先,宪章没有明文规定禁上以武力夺取政权。第二,国际法也不以此为理由禁止承认;第三,以前美国政府对一切以武力建立的政府所采取的不承认主义和政策已经起了变化(尤其是在去年波哥大会议以后);第四,当前美国的做法是赞成及早承认,美国至今仍为没有承认阿尔巴尼亚而感到遗憾,因为美国由此失去了铁幕后面的一个潜听哨.换言之,我认为美国支持这个提案的可能性极小。
5 月27 日,甘介侯和我就美援的前景进行了首次长谈,甘说,他的使命是弄清楚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李总统要他至少会见四个人: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魏德迈将军和马歇尔将军。我答应为他安排这些会见。
星期六(6 月4 口)晚11 点,我和蒋廷献进行了交谈,他为参加第二天的会谈刚从纽约来,我对他也说我对美援并没有绝望,但是一切都取决于中国为了自助能够或者愿意做些什么。我概述了实行团结、抵抗和争取民众支持这三大原则的重要性。我提出实行的三项原则,要点如下:
一、团结.仅由领袖们发表一个赞成的声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以下各方之间的合作:( 1 )各党派、团体之闻的合作;〔 2 )行政部「1 和立法院之间的合作.( 3 )中央政府与地方首脑管辖下各省之间的合作;( 4 〕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口
二、抵抗:必须在最高层建立统一的指挥,各派系的武装部队在一个战略计划下协调行动。由各派系军事首脑组成一个小型委‘目‘日,翻‘.司叫以‘. ' ‘州冲.叫~,叭心、』 ~以姆甲卜翻申曰,. .扣牟卜.反中‘叭州脚暇喇卜4 .曰书户晰峥的甲‘.目曰巾由例曰侧冲胡.吻中叼目..白.p 仁润侧甲.曰州”曰州勺叫州幽目山户印曰叫.. .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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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三、民众支持:开始进行增进农民福利的改革,并争取高等院校年轻毕业生和知识分子的效力。
蒋对我这些看法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他还说对中国的情况他已经进行了反复的考虑,他和我持同样的观点。即:美国的同情、支持和物质援助整个取决于中国自己。他赞成我的这个主意,就是:让胡适博士担任行政院院长,并有权挑选内阁成员。他说有必要任用新人,因此为提名居正和阎锡山而感到遗憾。(这一提名的消息在前一个星期― 即5 月30 日,曾经在美国报纸上报道过。)蒋征求我对新内阁人员组成的意见。我告诉他我所想的是那些最重要的职务。他认为霍宝树(亚民)出任财政部长很合适,我说在美国他不如陈光甫出名.我认为他可以先当次长,以后再提升为部长。因为要使陈光甫接受这一职务将颇费唇舌,而且只会担任一个短时期(我预期是三个月).我说蒋廷献本人就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财政部长,而且担任此职困难不会太大,因为还有九千万美元左右的援华基金可供使用。
蒋问到外交部长的职务,也同到王世杰,我说除蒋廷献本人以外王是合适的人选。至于国防部长一职,我提了孙立人。交通部长他建议由萨福均或俞大维担任,但我说俞大维也许需要出长武装部队的联勤总部。经济、农业或社会(福利)部长我认为由晏阳初担任非常合适,他能够使美国人民相信我们立志改变现状。至于其他职务,我认为不如上述几个职务重要,或者应该留给各个地方派系,如西北马家集团、国民党川系、桂系、乃至粤系等等。此后的一星期中,我陪同甘介侯对他希望会见的人进行正式拜访。在每次会见时,我们两人都迫切要求美国政府提出道义和物质援助的具体措施。我们首先拜会马歇尔,他坚持说他已真正离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37 了政府,因此不再过问这些问题,但他强调军事改革和统一领导的必要性。但艾奇逊暂时离职期间代理国务卿的韦布则完全不肯明确表态。
会见马歇尔是在5 月6 日星期一,地点是五角大楼,我介绍了甘介侯,并说他从中国带来一封李宗仁代总统致马歇尔将军的信,甘向马歇尔交了这封信,马歇尔立刻看了英文译文。接着甘说李.总统嘱他向马歇尔转达问候之意并向他说明中国的局势。和平谈判破裂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缺乏和平诚意,现在政府决心全力阻止共产党前进。
甘说白崇禧己经亲白向他讲述了防务计划,认为有可能守住包括广州湾在内的新防线。甘说李总统认为要有效地守住这一防线,美国的援助将是必要的。现在中国急需经济援助,以后需要军事援助。因此,李总统希望马歇尔将军能运用他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使中国获得必需的援助。
马歇尔说守住一条防线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仅是第二位的。要在和共产党作战中获取胜利,中国军队就必须以质量为基础。征集农家子弟将他们投入战斗是徒劳无益的,必须首先使他们锻炼坚强,并且教会他们掌握武器。每个士兵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他曾经在中国反复强调,而且在这里和我多次谈过,只从数量上说有多少多少师的兵力毫无用处。如果想有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那么,组成这支力量的每一个士兵必须习11 练有素。
他说在中国的时候,他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共产党的军队里,并非每个士兵都是共产党员,常常在八个或十个士兵中有一个受过思想教育的共产党员,激励这些士兵,和他们并肩作战并且促使他们战斗。因此共产党军队懂得为什么而战。接着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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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了他在济南时的经历,当时有一项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命令,共产党的军队不肯执行,他向周恩来谈了这件事,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山东共军部队的指挥官陈毅将军来到他的住地〔当时他正在修面),向他询间情况.他向陈毅说这种事情要由指挥官来制止,并且必须制止。当夭上午这种情况就停止了。他对陈毅将军的学历不甚了解,但他感到陈毅是一位非常干练的领导人。他说国民党中国十分需要的另一件事是领导者,不仅在最高层,而且在各级都需要。有了好领导者,就能加强纪律。
马歇尔认为由千共产党在军事方面的胜利,局势已经倒转过来,他在中国时,政府军正保卫着城市和广大地区,他们的力量分散了,而共产党则可以挑选薄弱环节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掌握着主动,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他回忆起的共军对政府军仅有的一次鹰战是在四平街,结果共军败北,这对于他们是一次沉痛的教训。此后,他们留心不再重蹈覆辙。由于共产党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的大片领土,现在国民党军队具有有利条件,可以从事共产党做过的事情。国民党军队明智的做法是打击共军防线中的薄弱环节,采取主动,进攻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按照马歇尔的观点,国民党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领袖人物间互相矛盾造成的危害。他追迷了来自委员长的那些电文,电文中提到一些将军和另一些将军互不合作的情况。他认为那主要是领导人的问题。他重复说,有了好的领导人就能保证团结和纪律。马歇尔说他对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政府的组成所知甚少。他认为最好由一些千练而又开明的领袖人物组成一个内阁,他在中国时曾提出过这一建议,至今仍然坚信这一点.他问到张君肋、莫德惠和胡霖等人的去向,还提到胡适。他相信如果这些人能够携起手来,和其它党派的领袖在政府中通力合作,他们就能实行改革,从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扫39 而给国内外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李宗仁在美国并不负有盛名。
甘介侯再次强调:中国迫切需要财政援助,因为要提高士兵的士气,就必须用白银支付军铜。
马歇尔说,他不知道这里政府的情况如何,但他将设法了解一下。他既然已经不在政府,他确实不能说什么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但他可以调查研究。
我可以补充一点:在去五角大楼的路上甘介侯告诉我,李总统给马歇尔的信是封口的,但他知道信的大意。李总统在信的开头写道:他曾试图和共产党达成和平协定,因为人民希望和平,而且和平解决符合马歇尔在华时提出的与共产党进行政治协商及和平合作的建议。但是由于共产党缺乏诚意,使和平谈判不可能继续进行。在当前的形势下,他决心抵抗共产党的侵略,但欲达此目的,美国的援助必不可少。李希望中国的伟大朋友马歇尔将军运用他的影响促其实现。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这样说:政治手段和政治欲望是难以激发相互信任的。例如,蒋夫人向马歇尔传达的信息的内容就没有告诉我。另外,甘介侯看起来虽说对我谈话始终是坦率的,但事后证明他所说的并不总和事实相符。尽管我们都在为共同的事业即为中国而奋斗,但这一切仍然发生了,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我对此感到难以理解,
6 月9 日,冈lJ 从中国来的宋子文从纽约打来电话,他要见甘介侯,为的是告诉他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并告诉他不应只效忠于李总统而反对委员长。事实上就在那天早晨,我遵约带甘介侯到国务院去见代理国务卿詹姆斯· 韦布,甘原来想见艾奇逊,但由于艾奇逊在巴黎参加外长会议,我就替他安排改见韦布。甘在谈话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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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总统意图建立一条抵御共产党的防线和李、白二将军的战斗能力为理由,力争美援。
星期日下午五时,我应邀拜会了蒋夫人。她想了解华盛顿的情况,我就将最近我们对美国政府所作的陈述和要求以及它的反应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我还向她分析了美国舆论的来源,并提出了我认为最有效的、而不是过时的影响舆论的方法。在美国,有十儿个分散的、互相独立的人员和机构在从事宣传工作。大使馆感到理应对所有这些人和机构互通消息并且使之协调,但只能在经费和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很策略地来进行。
蒋夫人向我询问甘介侯的态度和他的活动。回想起来,我想她邀我相见的真实目的是了解我的立场和甘的活动情况。回到华盛顿后,6 月15 日我第一次拜访新国防部长路易斯· 约翰逊。我说整个形势仍然很紧急,政府有可能不得不由广州迁往重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停止抵抗。相反,政府最终迁往重庆将有利于保卫广州。接着我强调中国需要美国的鼓励和援助。因为美国一贯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我说他一定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的存亡不仅对中国本身是重要的,而且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是重要的。我告诉他我要提出三项建议,希望他能帮助实现。我的第一项建议是派遣一个由三四名最高级军官组成的小组去调查中国的军事形势,并与国民政府讨论在这一形势下的军事需要。这个小组可以带回最新情况并据以作出报告,从而为国防部长提供向政府作出建议的根据。
我的第二项建议是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其方式可以是贷给白银或动用一部分经济合作署控制下的援华拨款,用来购买白银制造银元。我告诉约翰逊,中国已经购买了二千万盎司白银,运交费城、旧金山和丹佛的美国政府造币厂制造银元。
盛十.r 曰‘' .月日.由」.? J ' ' . .曰.. . . . .目‘. . ,闷卜-一.,尸月~, . . .书..苍..尸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名41 然后我又提出第三项建议,希望他能支持己经向国务院提出的要求,即: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在返美磋商以前访问广州。我向他说明:司徒雷登大使是派驻国民政府的大使,而他却一直留在六星期以前已沦入共产党之手的南京,这种情况未免有些反常。我了解到司徒雷登最近访问上海后又回到了南京,他试图和共产党的负责当局取得联系,但毫无进展,现在即将返美。
6 月22 口我偕同甘介侯去白宫会见杜鲁门总统。在会见时,甘递交了李代急统致杜鲁门总统的信,杜鲁门没有拆阅,但说将在复信时加以研究。甘接着说李代总统在前一天曾就中国最近的军事形势问题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并要他向杜鲁门总统作一说明。根据甘的说法,军事形势已大有好转。西北的回族部队和胡宗南的部队互相配合,已把共军向西安方面的推进击退。
甘说我们在对共军作战中占上风的第二个防区是在长沙周围,白祟禧将军的部队在那个地区挡住了共军。第三个防区在广东省边界附近,江西的赣江沿岸一带。共军部队一度从东面渡过赣江,企图南下向广州方面进逼,但他们不仅被阻,而且被逐回到赣江东岸,损失惨重。甘说,第四个防区在福州沿海一带,国军在那里也击败了共军部队。他补充道,这些胜利清楚地表明国军的战斗意志还很旺盛。
杜鲁门说他曾接到关于两次胜利的报告,但他注意到没有一张报纸刊登这些消息。(他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这一点很重要。)甘指出李将军决心继续进行反共战争,希望美国政府向他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提供授助。李代总统的计划是建立一条从衡阳向东直达海边的防线,用以保卫当前中国政府的所在地广州。甘对着地图指出最近几个月来丢失的地区和最近发生战斗的地点。他说甚至到现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区仍比它在日本侵华时期占有? ? J . ? ? ? ~沛~? ? ~尸一一一· 一~? ~翻~~一~肠峨~? ‘肠~? ~一~~一~一卜面.' .翻..甲.目.月叫,
E 妊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地盘大得多。
杜鲁门指着从东北越过天津、北平和整个华北直到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区说,由于军事领导不力,这些地区都已经失陷,美国提供的大批武器弹药亦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对此他感到失望。杜鲁门还说他以前曾对我讲过他个人一直对中国人民满怀同情之心。正如我所知,他曾经希望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使他深感沮丧和不安。
甘介侯解释说,政府军过去作战失利,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武器弹药浪费殆尽。但最近的战况说明回族部队和白将军统帅下的部队仍然具有战斗意志。甘还说这些部队从未得到过美国提供的任何武器和弹药,(这一说明十分引人注意,不过我既不能加以证实也无法予以否定。)但是他们战斗得很出色。如果现在能够向他们提供美国装备,他们的战绩就会更加辉煌。
杜鲁门说:“我是个密苏里人’,希望你用事实证明中国军队仍然愿意并且在准备战斗.”他补充说:“你们必须停止一切派系和集团之争。”
我说,总统想的一定是团结统一的问题。我对他说,国民政府和各派系的领袖们正在努力追求的正是这一目标,而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杜鲁门说这正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必须要团结合作,必须有和共产党作战的决心。
6 月24 日,我偕同甘介侯到五角大楼会见国防部长约翰逊。甘向约翰逊转达李总统抵抗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甘说,中国政府以前是犯过许多错误,例如美国政府曾经提出,应该允许装载援华物美国傀语,意为不轻信。杜各门生于密苏里州。是双关语。― 译者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 毒3 资的船只溯内河上航,在沿河港口卸货。中国政府中某些人反对这一建议,因而未能实行。另外,在华的美国人对美国援华物资遭到浪费和存在贪污行为表示不满,并提议进行监督,但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反对监督。因此美国人停止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免更多的浪费。现在李将军准备接受美国的监督,这样美国人就可以亲眼看到他们援助中国的所有物资都用在实处。中国方面不致再有人以保卫主权之类的理由来反对监督。因此,美国政府进一步援华,它所提供的物资不会有使用不当的危险。
6 月25 日下午,我又离开华盛顿,这次是和甘介侯及顾毓瑞夫妇一起去大西洋城度周末。途中甘和我就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一事谈了很长时间。这可以说是第一手材料。甘说是他首先向李宗仁提出这个建议的。关于竞选运动的计划、准备和进行情况,甘作了引人入胜的叙述。甘说经他推荐和李宗仁的批准,采用了美国的竟选方式,包括提出政府的施政和改革纲领,以及款待近三千人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邀请他们出席晚宴、午宴和娱乐活动,招待他们免费在指定的五六家饭店、酒家大吃大喝(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美国则大不一样,在这里要筹备发表长篇演说。而在中国则是预订上五、六家旅馆、饭店,派人从全国各地把代表接到旅馆住下。这些代表除了外出赴宴和打牌以外,无所事事。对他们有求必应,但同时监视他们,不让他们投别人的票)。
甘说,由他张罗让李宗仁带着亲笔题字的照片去拜访每一个代表,并且在选举那天和李夫人站在会场前门,迎接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和他们握手寒暄。
他还告诉我,当邱昌渭和韦永成(李宗仁的僚属,甘的两个对手。)主张李宗仁退出竟选时,他如何成功地劝阻李退出.而当于右任退出竞选时,他又如何说服李退出。于右任退出竞选是因为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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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过投他和程潜的票,事后却食言,程潜也对此事有反感。这一手非常高明,目的是赢得拥护退出竞选的于右任、程潜两个集团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使孙科的信誉扫地。
甘说这件事成了丑闻,委员长因此不得不要求李宗仁留在南京暂不回北平(李宗仁曾声言要回北平),而且答应让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自由选举。当各位竞选人纷纷退出竟选时,委员长担心这样看起来就不像是自由选举.因为没有人出来和他自己选择的候选人竞选副总统。甘说结果李宗仁当选,是他(甘)巧施一系列锦囊妙计所获得的成果。
6 月3 。日我的二等秘书陈家博送来一份使人颇感兴趣的报告。其中第一部分就是有关美国领事馆人员在中国的遭遇。他说,美国政府准备派出一架专机从大连撤出安格斯· 沃德.总领事和领事馆人员。但是共产党揭露了东北的间谍案,拘捕了三名特务,牵连到了沃德,目前中共已拒绝让他离境,陈还说,已派出专机从上海接出司徒雷登大使。
陈的第二点是说,美政府和军方正在决定一项新的方针来代替现行对华的“袖手旁观即政策。陈告诉我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上周五(6 月24 日)开会,魏德迈将军应邀出席,讨论中国的军事形势。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倾向于支持中国的地方首脑,因为他们认为广州政府和李宗仁将军乃是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的一部分,已无任何作为可言。但他们建议有资格接受美援的地方首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 )有与井产党作战的决心。(2 )有从事抵抗的有效兵力;( 3 )表现出有民主思想。会议还同意支持西北回族领袖,但又认为这些领袖缺乏统治中国的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而且可能因此而引起与汉族的纠纷〔这是一个明智的意见)。陈家博还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放弃以前拟派登陆部队援助自由中国的计划,因为舀心.口目油翻..侧翻‘. " . .由.. . J .价‘' . ' . .士月‘同上‘」日.口牡.帕升.州目p 内申州月崎匕.尸刁尸月曰断r 。,‘曰卜~一从‘' . .山曰.. . . . . . . ' ? ? ‘、一于.‘一曰‘. . ~切.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45 他们确信中共有能力占领和控制包括广州在内的整个海岸线。他说,目前委员会已断定通过缅甸和云南向中国空运物资来帮助反共的领袖们,是一条较为可靠的行动路线。
7 月1 日,我在国务院向国务卿艾奇逊引见甘介侯。甘介侯说,李代总统指示他告诉国务卿形势已有改善,并要求美国政府在援华方面有所作为。首先,李将军相信美国政府能够发表一项同情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声明,这意味着在道义上支持中国。甘说,其次,李将军希望从美国得到一笔白银借款,就像在大战期间曾借给英国的那样。中国非常需要白银铸成银元来发放军炯。甘说,援华拨款还有九千万美元,他希望用其中一部分购买白银。国民政府从实际经验中发现,向兵士支付银元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国军在西北的西安周围,华南赣江地区成功地进行战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银元发晌。
艾奇逊说,在他赴巴黎之前已与顾大使讨论过这一间题,政府无权批准白银借款。至于用经合署援华款来购买白银,因为与援华法的目的相违背,根据规定也是办不到的。
我说,我想补充一下甘博士刚才所说的内容。目前仅是在一部分中国部队中发放银元。中国政府所买的约二千万盎司白银,正由费城、丹佛和旧金山的美国政府造币厂铸造银元。在这些银元运至中国并用于军队发晌时,士兵们就会更为有效地战牛。但银元的需要量,远远大于目前的铸造量。我能够理解用援华款购买白银在中国用于军事支出,可能与援华法的规定不符。但向中国农民采办大米和其他农副产品也需要银元,因为农民对贬值的纸币已失去信」臼。依我看,这样的用途完全属于援华法的本意之内,因为该法主要目的在于稳定中国的经济。
艾奇逊说,他将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这件事。他问,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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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把存于台湾的金、银用于这样的目的。
甘介侯说,在台湾有十七万左右的军队,其中包括从上海撤出的军队。
艾奇逊插话说,据他所知在台湾有三十万军队。
甘介侯继续说,这些军队也必须发响,在台湾的钱就是用于该项目的,此外,在自由中国己发行了一种新币,约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必须留作储备。
艾奇逊说,台湾作为军事基地是无法守住的。
在谈到下一个间题时,甘介侯说,还有报载要公布对华白皮书的问题。他知道其中会包括一些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文件。就他个人来说,他不反对加以公布,以使公众了解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出发,现在就这么办则是很不可取的。据说某些美国共和党人也反对公布。
我说,拟议中公布白皮书一事的一个方面,是它将对美国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首先,中国政府曾一直在寻求美国政府的道义支持,迄今尚未获得肯定的帮助。这样一项白皮书的公布,其结果不仅会进一步削弱国民政府的地位和威信,而且会给共产党过去几年来所进行的反政府宣传提供更多的材料。我确信,美国不可能是怀有这种意图才提出公布白皮书的,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对此事尚未作出决定。
艾奇逊稍有犹疑,但也未否认已作出决定。他说,目前此事由总统决断,他将把我的意见转达给他。
我说,正像我对杜鲁门总统说明过的那样,希望艾奇逊能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在返美磋商前,去一下广州,如司徒雷登大使去穗访间,将能使其看到国民党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机会与他奉派正式驻节的中国政府的领袖们会见,了解他们的观点和间题以及形势的‘州卜.洲单月臼.侧臼勺‘,曰.月." ,侧.,门,J ‘翻..公.. ‘曰。曰‘二‘曰‘. . ' ‘喇卜日甲,, ,占翻..月甲。., ‘一曰今一门尸一~-一一~? . ? .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 " 需要。
艾奇逊说,总统已提到这一点。但他对要求司徒雷登大使这样高龄的老人忍受旅途之苦是否合适,颇费踌躇。国务卿还说,在广州的克拉克先生已完全将情况随时向他作了反映。
我说,除了请司徒雷登大使了解最近情况,带回提供给艾奇逊先生外,还有另一方面,我想弧调谈谈。司徒雷登大使滞留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南京,在中国和海外都引起了很大的疑虑。这不仅意味着又一次打击了国民政府,而且也将使共产党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更加傲慢.
7 月24 日下午,我与宋博士去蒋廷做处开会。途中,访问了在纽约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憋的家,约他一起去出席会议.提向会议的有三个议题,第一个是报纸上公布过的有关从中国政府各银行和官方帐户向私人银行和个人帐户转拨公款的问题。宋博士起先力主公布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和纽约的银行审计员之间来往的信件,表明中国银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转帐。席德惫告诉我,一笔二百多万美元和另一笔一千万美元的转帐,都由毛邦初从中国银行转到他不知道的另一家银行。他还说,新的帐户都是由毛邦初和毛的参谋― 王上校以及俞国华签发支票才能支取。(换句话说,新的帐户是以三个人的名义开立的。)我说,最好的一步,是由政府发表声明来纠正这种错误的和无根据的,认为那些款项是为了私人占有而进行转帐的印象。我们都认为这些转帐肯定是根据上级命令进行的,其目的在于避免美国政府的冻结。约一周后,谭绍华来报告说,他了解到最近从台湾汇来以蒋经国为收款人的巨款,因而引起了此间美国当局的注意.这可能是真的,但还是没有理由怀疑其有什么不妥之处。我没有记录该笔汇款的理由,但委员长有他自已的私人帐户,可以按其意愿来处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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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也是为了防备政府资金被没收。
24 日会上讨论的第二点是在美援问题上要形成统一的步调,以免不同的代表们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第三点是就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真实态度,特别是国务院和国防部门之间不同看法交换了情报。我们讨论了白皮书在这方面的原委。宋子文不倾向于阻止其公布〔后来我得悉这也是委员长的意思),但我说服他最好还是予以阻止。目前单是军事上的溃败就已够糟的了。
第四节白皮书发表后要求继续援助
8 月4 日星期四,蒋荫恩来访,告诉我白皮书即将公布。委员长最后来电问我,是否在口头或书面上要求过不发表白皮书。电报说,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了我们的错误。就在我起草回电时,陈之迈送来一份白皮书副本,即使粗略一看,也无疑地会感到如果我们能阻止其发表就好了。但是国务院在十个月前就已着手准备,决心要予以公布。首先,如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取胜,公布白皮书的用意就在于回答共和党人。此外也是为了回击社会上、报界和国会对于对华采取“袖手旁观’一政策的批评。
我注意到白皮书包括了我所猜测的内容:一篇总的声明和两国关系的叙述以及一长串附录文件,共有一干零五十四页,分为八章,收录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公然地为美国政府的过去对华政策辩解,但编得非常精心。对委员长的抨击至少有一部分是相当露骨的。
下午六时,陈之迈又来让我注意白皮书最后引述1 949 年5 月5 日李宗仁将军致杜鲁门总统信中三段话的记载.有一段说,马歇尔将军在调停中的“艰苦努力”,不幸“因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共双。-二睁口口.日.侧翻.. . .日.. . .盛.. ‘曰.‘间.. . . .日.. ' . . . . j .切..曰曰.曰." . . .侧侧曰.‘、“‘目抽由曰切J ‘刹.. . . . . . . . . . . .目由.. .闷.. .。‘. .翻., ? ? .如.. . , .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方都缺乏诚意而无结果”。引述信中的另一段如下:
尽管如此,贵国仍继续给找政府以援助。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对援款使用不慎,未能实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以致贵方援助未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这些失败,是造成敝国目前所处困境的原因。
该信的评价是极欠妥当的。该信副本我曾不止三次向甘介侯索取过,每次他都答应给我。我想起当我陪他渴见杜鲁门总统时,见过他手里有一封信,我间他是什么内容或请他给我一份副本。他的回答是,他拿到时就是封好的,所以不能给我看。但是,他可以告诉我该信属于什么性质。然而他从未告诉过我该信有攻击委员长政府的内容。这说明了甘介侯是什么样的人品工他很不坦率也不真诚。甘介侯于8 月7 日四点四十五分来访,解释了白皮书在文章结尾处公布的李宗仁的信件。他说他对未与其商量也未获李同意就予以发表感到惊讶,他相信李一定十分尴尬。但他说.承认政府有错误和过失的想法是司徒雷登大使提出来的,说这是一个谋求美国政府帮助和支援的最好办法。
我告诉甘介侯,信任司徒雷登就太天真了。不仅这种承认使我们完全认输,而且还助长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援华没有作用的说法。我说,其用意在于使国民政府垮台。李宗仁的信按其实际措词只不过证明了我们的不团结,如果现政府不能树立其权威和实行改革,再多的忏悔和认错也无济于事。我还告诉甘,尽管政府更迭,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仍是一个连续的实体。正式以文字来认错,则有损于整个中国,口头上表示一下这种看法所引起的反感要轻一些.但绝不应当白纸黑字。
甘介侯到达美国以来,第一次表现出沮丧。他说军事局势很糟,前广东省主席、后任内政部长李汉魂的私人来信说,司令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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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衡阳的白崇禧所部,被五倍的共军所包围。如果衡阳失守,则没有什么防线可以阻挡共军直捣广州了。广州一失,重庆即将不保,因为驻守在四川北侧陕甘一带的胡宗南所部已经战败并损失了三个兵团,共军将会设法自北面入侵四川。甘介侯解释说,胡宗南未能与马氏(马鸿逮、马鸿宾、马步芳)回族部队合作,所以,后者就撤退了。结果共军猛扑胡宗南并狠狠打击了一下,然后共军转而向西,逼迫回族部队远离。这样,在共产党侵川时,侧翼即不致受到威胁。甘说,未来两周即可见分晓。但他怕广州一旦失守,那么就只剩下广西白崇禧、台湾蒋介石和远在西北不起作用的回族部队等三支力量T 。
甘还告诉我,司徒雷登在冲绳发表了另一声明,赞成承认中共并与他们维持商务关系。但国务院未让该声明在美国发表,并电告其在途中不得再作声明。
8 月16 日,政府对白皮书的声明终于在广州公布。只有两小段,内容是;美国接受了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下迷两点看法,是令人满意的:( 1 )中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莫斯科的工具;( 2 )苏联用促成中国现状的办法来破坏1945 年的中苏条约。声明说,中国政府严正指出对白皮书中的观点和声明表示反对,但不愿陷入对过去的争论,以免有伤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司徒雷登大使于数度推迟后,终于到达华府。我派谭公使到国家机场迎接他,谭回来说,司徒雷登请他代向我间候。第二天下午宋子文到旅馆拜访了司徒雷登,之后立即来双橡园与我讨论。宋说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司徒雷登的话,对宋子文对我,都是难以置信的。他赞扬共军的严明纪律和他们领导人的良好精神,但是说他们不一定能取得成功。
司徒雷登说,人民对共产党的统治已开始显出不满,对国民政一一.一一一一,, J “中‘? . . .山‘呛,叼目护创巨‘曰‘‘俐~' . . , . .曰口叫门目., .曰.‘目臼.. ,甲声J , ,钾~? ? .宁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名目府的轰炸也无气愤。沪、宁人民生活非常悲惨,封锁又加剧了这种情况。缺乏训练有素的管理大城市的人员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司徒雷登认为,目前力图使部分人口和工厂内迁的做法不会成功。外国,特别是美国公民,尤其是商人,已经醒悟,急于撤出,他们甘愿将其投资和业务都作为亏蚀一笔勾销。
宋子文给甘介侯打电话。甘说,他已得悉司徒雷登对别人讲了另一番不同的话。据月限兑,司徒雷登说过,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已经破产,李宗仁太软弱而且无权,共产党必然成功。这个报道也使我惊讶。
8 月13 日,我前去拜会司徒雷登大使。司徒雷登在讲话中,关于人民对共产党统治的不利反应,说得似乎比较客观。他说,他们对国民党轰炸上海没有不满。对于为避免我们两国日益疏远所做的一切未能奏效,他也有失意之感。他加重语气说,如果出现某种运动能够赋予中国以一个芷直,有效和非共产党政府的话,美国将会全力给予支持。
司徒雷登说,发表白皮书是消极的步骤,需要做一些积极的事。他自从返美以来,已进见过总统和国务卿,设法了解他们究竟是怎样想的。给他的印象是,总统对中国有兴趣也了解那里的局势,但总统和国务卿不知道在目前情况下怎样做才能帮助中国。他们认为过去给了中国很多援助,但没有产生效果.当他谈到赞成进一步援华时,他们反间道:“援助谁?李宗仁将军还是蒋委员长?' ' 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理解,并使我感到困惑。国务院一方面批评中国领袖们之间(特别提出李将军和蒋委员长)不团结和缺乏合作,但每当蒋委员长参与合作时,国务院又由于他的积极参加而表示不快。找好像觉得这样的态度有点自相矛盾。人们在处理政治局势时,必须重视现实。蒋委员长即使过去有过失,但还是一位勇~一一一一~? ,味.. .帅.. . . . .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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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而爱国的领袖。尤有进者,他仍然是中国政怡局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司徒雷登说,蒋委员长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我说,在目前情况下,重要的是实现全国所有非共党力量的合作,和集中全力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其他各种考虑均属次要,应置之一边。但是国务院一帮人的态度好像只是坚决不和委员长及其追随者打交道,好像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极其厌恶。但是困难之处在于,没有蒋委员长的积极合作,政府在执行任务时就会显得软弱无能,国务院还会再次挑剔它的过失。倘若国务院打算在共产党之外物色一位中国领袖的话,我相信,没有蒋委员长的支持是不会轻易成功的。
1949 年8 月10 日广州发来电报,要我尽快向美国政府递交我国提出的军援计划。财政部长徐堪也同样要求我尽快递交经援计划。可是,同一天委员长来电却说,由于白皮书已经发表,他不主张再递交有关军援的备忘录。然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还是决定两者都必须同时进行。12 日晨,贝祖治和李斡来和我商讨经济援助备忘录如何最后定稿。我看了草稿之后,建议把所有三个部分合并成一个备忘录。也就是说,第一部分是关于把经济合作.急署的余款用作应急性援助;第二部分是关于为期六个月的临时性援助;第三部分是关子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援助。这尚有待两国的财政和经济专家们进行研究。
15 日上午十一点,我在给艾奇逊的信和备忘录上签了字,并立即发出。我很高兴能如愿按期完成。接着,我给路易斯· 约翰逊写了一封信,并附去一份上述信件和备忘录的副本,供他参阅。然后我给委员长发去电报,向他说明为什么他虽已来电表示不同意向美方递送军援备忘录,而我仍然递送的理由。我又向李宗仁、阎召‘一.目..卜..目倒碑~月.一州.匕曰口口口口卜曰曲巨巾.‘翻网口叫勺护山钊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53 锡山和外交部报告了为向美方申请援助发出了上述文件之事。我们还商量了如柯给蒋夫人以及其他关心此事并曾在华盛顿参加过会议讨论的人士也都发一份抄件,
8 月连日,即白皮书在报丘公布之日,参议员诺兰在另外十一位参议员的支持下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他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从原来的军事援助法案金额中拨出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给予非共产党中国作为军事援助,并附带提出要设立一个美国顾问团。在众议院,众议员洛奇、沃里斯和周以德提出了一项类似的修正案,可是15 日在外交委员会上以十一对七的票数被否决了。
8 月16 日参议员诺兰打电话给我,说他想和我谈谈。我提出我去拜访他。他告诉我受到陈纳德高度评价并被誉为劲旅和中国抗共救星的回族军队在中国西北部屡遭挫败,使他和他的朋友们深为担忧。他了解到问题在于这些军队缺少武器和弹药。因此他力促中国政府从一亿二干五百万美元援款中拨给他们若千军需品,空运到西北去挽救那边的危局。他说,否则将使国会中的对华友好人士们感到失望,也将使根据欧洲军备法案提出的对华军援修正案受到不利的影响。我告诉他,我也听到过同样的消息,并且已经电告我国政府首脑们。但是,由于他是那么着急,我表示将再电告我国政府催办此事。
8 月23 日我收到国务卿艾奇逊对我S 月15 日给他的请求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信的答复。那是一份简短的通知,而不是直接的答复。信中说:“关于增加援助的要求将予以认真的考虑。关于使用经济合作总署拨款的建议己转交该署,也将同样予以慎重考虑。’,
到1949 年8 月底,似乎完全可以肯定美国国会将通过给予中国大约七干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我从几个不同的消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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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了解到国务院已经把中国抛弃了。我认识到即使投票通过增加对华援助,中国也许永远不能得到这笔款项的实惠。国务院的决定尚有待于杰塞普小组制订出“新”的美国对华政策后方能付诸实施。
8 月29 日,我的商务专员刘大钧来向我报告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校友的讲话。刘是燕大毕业生。他说,司徒雷登大使认为:( l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实行其主义的政党,而国民党虽有宏伟的主义却不曾奉行;( 2 )共产党将继续执行国家主义政策,而不会使他们自己从属于莫斯科;(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曾有过意见分歧,但不见得会出现分裂;( 4 )满洲将参加共产党中央政权,但要受苏俄控制,( 5 )共产党人具有组织的才能,但管理经济上有困难。(6 )一旦整个中国被共产党征服,美国也将承认它。这个报告似乎与司徒雷登大使自己对我和宋子文所谈的话有很大出入。显然,司徒雷登向不同的人谈的是他经历的不同方面。
9 月12 日蒋荫恩报告说,美国参议院外交与军事委员会已批准援华修正案。与此同时,参议员诺兰打电话告诉我对于修正案中词句的变动感到满意。他认为这七千五百万美元加上经合署援华拨款的余额约八千五百万美元,也已规定用在“非共产党中国”,则其总数就和他自已原来提出的修正案中的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几乎相等了。如果这笔款项不够用,那么国会休会后在一月份复会时,可以提出这一间题。他说,业经批准的修正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为政府准备采取的建设性政策打开了大门。即或政府对按照规定有权动用的款项不采取任何行动,它也足以说明国会的观点,此外还有助于提高中国军队的士气。他希望这件事能在中国产生良好的心理作用。
9 月23 日,终于接到报告说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讨论1949 年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55 军援法案时达成了一致意见,众议院的代表几乎接受了参议院提出的全部数额,其中也包括给中国的七千五百万美元援助。但这还未必值得庆幸。因为塔夫脱参议员那天早晨对宋子文说过,国务院仍然不同意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塔夫脱担心杜鲁门总统不愿意使用这七千五百万美元来为中国谋福利。星期五晚报上有报导说,委员长推荐任命汤恩伯将军为中国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的总司令,被李宗仁否决。星期六,报纸报导了委员长和李宗仁之间的裂痕。我、胡适、宋子文、蒋廷献以及其他人曾多次联名给他们二位拍发电报,力劝他们为了中国的前途携手合作,显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
10 月2 日早晨,美国的通讯社报导了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的消息。这一消息使我的工作重点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各国是否承认这个新政权就变成了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在我思想中占最主要地位的间题。从那以后,我同美国政府或与外交使团的同事们打交道时的一言一行,甚至设想打算,几乎无不与中国的这种新形势息息相关。而且,共产党政府在中国的崛起,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很自然地给我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正式代表,造成了一个极端严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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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大陆失守1949 年9 月一1950 年6 月
第一节承认问题和中国向联合国控诉
1949 年6 月我向巴特沃思和弗里曼等美国国务院官员询及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可能性,据称,无需为承认问题担忧,尤其是由于中共的中央政权尚未建立。8 月初,杰塞普就白皮书答记者问时,有人问到是否有可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也曾作否定的答复。另一方面,杜勒斯于5 月间曾对我说,一侯政权建立,国务院将建议予以承认,而且据闻司徒雷登大使8 月间对燕京大学校友讲话时也曾说过,在共产党占领全中国后,美国将承认共产党政权,当然,这些只是我在1949 年夏季所听到的一些有关美国政府对共产党政权将采取什么路线的互相抵触的议论和谈话。英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在1949 年5 月就已十分明显地赞成早日承认。他们认为,这是维护英国在远东利益的一个方法。他们关心香港,希望和中共做生意。
8 月12 日宋子文告诉我说,香港的英国人已经通知中国航空公司离开香港,并将维修车间移交英国皇家空军使用。宋子文说,英国人提出的理由从表面看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们要中国航空公司离开香港,是担心中共会以该项财产为中国政府财产而提语研曲.“侧甲.. . . ‘俐.. .一”? “一一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5 了出要求。他又说,他正在考虑向委员长建议成立一家私营公司以接管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
这就是英国态度的一个例子。我担心,一旦中共建立政权,这将影响到美国政府遵循什么路线的决定。8 月26 日,我在美国国务院和腊斯克谈话时,曾就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即将来华盛顿一事问起贝文曾否建议和美国政府讨论中国的局势。
腊斯克说,即将举行的英美会谈的日程已经安排妥当,但其中并未包括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然而他说,假如在例会之外,以及在非正式宴会上讨论到中国问题,那是十分自然的。
我很想亲自拜访贝文。访问于9 月16 日进行。我询问了贝文对局势的看法。贝文说,他和艾奇逊进行的讨论主要是交换意见和看法,而不是为了作出决定。他知道美国对蒋委员长感到非常失望,发觉他们从他那里得不到合作。白皮书明显地表明,他们为了改善中国局势,曾提出许多建议,但均未被采纳。他又说,英国政府对蒋委员长也有同样的感受,因此也很失望。他们本来也可以发表白皮书,使公众知道蒋委员长的不合作,但是那不是英国的做法,因此他们没有发表。
我说,从新闻报道看,我认为他比美国人更倾向于和中共建立关系。我不知道这些报道的正确性如何。美国最初曾抱有同样的希望,但是美国受到了共产党的粗暴对待。共产党对待英国一直不是那么冷酷无情,不过我恐怕这不会持久。最终他们会使英国遭受他们给予美国的同样待遇。
贝文说,英国在华拥有它不愿放弃的利益,它必须设法保护这些利益。此外,每当中国发生内战和中央政府不能统治时,英国的政策一向是和地方当局谈判。但是,关于承认问题,他可以说还不打算做出承认或不承认中共的决定。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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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尚未建立中央政权。
我说,贝文先生可能考虑到香港的安全。不过在这方面,有必要对局势采取现实的看法。国民党政府仍在战斗以遏止共军前进.与前几个月相比,近三个月来国军作战情况大有好转,士气大为高涨,致使共军的前进在某些地区已被遏止,在其他地区则趋子缓慢。
回到香港问题上来,我说即使从保护香港的观点看,国民党政府继续和共产党作斗争,对香港也大有帮助;而且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着从中国西北到东南的广大领土,则不仅香港是安全的,而且国民党中国将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屏障。此外,关于香港,国民党政府和英国之间签有条约,而国民党政府对于条约规定的义务历来是尊重的。即使为了保护香港,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也是一个更为稳妥的政策,因为这会产生间接保障香港安全的作用。贝文说,关于香港,他的政府正在采取以它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它的政策。那就是他们一直在香港设防的原因。如果中共进攻香港,他们就要抵扰,那就会产生一种非常严重的局势。
我说,英国用武力保卫香港只是最后一着。然而只要国民党政府仍在和共产党作战,就不会有共产党入侵香港的问题。因此,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充分的道义上的支持和一些物质援助,这对香港是有利的。
贝文说,英国政府的对港政策是以中国政府无力守住广州的设想为根据的、但是正如他曾对艾奇逊说的那样,英国的情报表明,共产党要在9 月中旬才进攻广州。他间我,关于这个日期,我曾听到什么消息。
我说,按照我得到的情报,共产党指望在9 月底以前占领广州,并不迟于10 月10 日,即在中华民国国庆节前建立其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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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但是共军现在落后于预定的时间。
在我告辞往外走时,他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对我说,内阁实际已决定承认共产党政权,但是执行决议的日期由他掌握。如果在广州的中国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保卫广州,他可以推迟执行,甚至要求内阁撤销这项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的决定。
8 月23 日,我回复了外交部有关宜否向联合国提出中苏间题的电询。他们曾征求我的意见,我是不大赞成的。然而在国内,这一主张得到了强烈拥护,这是为了向大部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说明,委员长领导下的政治局面和政府的崩溃,其根本原因在于莫斯科未能按照1945 年8 月的中苏条约规定的义务支持国民政府,从而怂恿了中共的武装反抗。由于国内舆论以至政府方面起初都强烈反对和苏联缔结协定,后来又反对予以批准,情况就更为如此。
当然,不仅是委员长,还有国民党所有其他领袖,如代总统李宗仁将军及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将军,均于1 949 年8 月支持向联合国控诉苏联的意见。在国民党政府面临共军顽强推进而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党的所有领袖都赞成控诉苏联,这是必然的。他们认为,控诉苏联可以使全世界看清,不论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何种政权,都是苏联政府的产物而不是应该得到国际承认的真正的独立政府。
8 月26 日,我去会见腊斯克。我告诉他,我希望和他讨论苏联在华的活动。中国政府拟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
腊斯克说,他设想中国将提出证据,证明苏联一直在支援和怂恿中共,并且试图使东北脱离中国。他问中国政府已收集了多少证据。
我说,我当下不能确切答复,但是根据从中国政府得到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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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某些事实看来是清楚的。例如,东北的铁路现正由苏联经营管理。至于苏联给中共的军事援助,某些美国记者曾不断询问这种说法有何证据,并且希望中国提出中共部队的苏制武器数字。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是不相干的。苏联人无需向中共提供其自己的武器。除将缴获的日军武器移交中共外,苏联人还一直在把东北前日本兵眨厂生产的武器弹药以及德国投降后从德军缴获的德制武器供给他们。
我说,还有人询问是否有苏联人在共军中参加战斗的证据。这也是不相+的问题,因为苏联人无需亲自参加战斗。由于苏联和外蒙古签汀的军事联盟以及苏联和北朝鲜缔结的协定,在苏联的唆使下,外蒙古人和北朝鲜人一直在和中共一起向中国国军作战。此外,经苏联训练的口本战俘也已被派到中共部队多加战斗。我又说,还有这样的事实,即苏联近来已和东北共产党当局缔结了贸易协定。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违反1945 年8 月中苏条约的。腊斯克重申美国政府将研究中国准备提交联合国的各个论点,并看厂有哪些论点可子支持。他问我中国和其他各国政府磋商所得的反应如何。
我回答说,蒋廷敝除已和奥斯汀参议员探讨外,还联系r 英国的贾德干、法国的肖维尔及安全理事会的加拿大代表。但是除奥斯汀外,他们都表示要把中国的要求报清其本国政府考虑;就我所知,尚无一国作出确切的答复。
我说,还有一个中囚提案应该提交哪个机构的问题。如果提案是基于威胁和平,则应提交安全理事会。而提交安理会的困难是,苏联可以使用否决权以阻止任何实质性的决议。如果是一件违反条约的提案,则可提交联合国大会,尽管这未必能排除有人提出威胁和平的争论点。然而联合国大会的权限仅仅是建议,而不能具有~』习曰‘~匕臼助.口七..目目4 ‘甲七JJ 自份盛叨口刁仙侧旧目曰月口4 胡月口」臼曰日肠口口田‘. ‘乙~州.石月.门山口目卜门曰..口自口口口口臼妇.诊汗钊曰‘中月.甲口喊内申曰妇‘.门于卜‘目弓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61 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效力,安理会的决议可继之以强制执行。腊斯克认为,处理这个提案以联合国大会更为合宜。安理会的否决权会阻碍决议的通过,而联合国大会的权限虽只是建议,但那是向世界舆论呼吁的更好的讲坛。
腊斯克说,还有一个听取中共代表意见的间题,这是苏联及其集团必将要求的。他相信中国政府会早已想到这一点。两天以后,我拜访蒋廷献时,他对我说,奥斯汀已派美国代表团的罗斯来给他答复,内容和我从国务院得到的答复相同。然而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尚未答复,或许须待和美国商议后才作答复。我主张控诉苏联的行动构成对远东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不仅仅是控诉违反中苏条约.蒋廷献表示同意,但他认为此两项控诉应在同等基础上提出,以便其中一项因证据不足而失败时,另一项仍能成立。然后我们可以着手宣告中苏条约无效。至于我方最终目标的决议草案,蒋廷撇打算列入三点:第一,确认违约的事实.第二,不承认在中国的任何共产党政权;第三,建议会员国对中国进行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说,是否向9 月份的联合国大会提出这个问题应子充分而审慎的考虑.在没有确定和获得主要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及印度答应予以充分和真诚的支持之前,提出控诉是不明智的。
g 月8 日,蒋廷献在电话中说,贾德干答复,如果中国所提苏联违反条约各点都有证据,英国可以支持中国,但是它不能在所建议的不承认共产党政权方面以及在莫斯科未能在道义上和物质匕援助国民政府方面支持中国。贾德干私下对蒋廷献说,他个人意见是,中国提出后一个问题甚至是不明智的,因为苏联一向善于宣传,其代表只须将白皮书逐章宣读即可反击中国。
我从联合国总部9 月27 日的报道得知,蒋廷献已致函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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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罗慕洛及秘书长赖伊,提出了中国呼吁考虑苏联违反1945 年条约和联合国宪章间题。我想是由予广州的压力,他终于提出了控诉。28 日,合众社报道称,联合国程序委员会以十一票对二票通过将中国的控诉列入大会议程。该报道称,希腊支持中国,而波兰则支持苏联的维辛斯基的反对意见。正如我所预料,作为其论.点的根据,维辛斯基引用了白皮书说明“国民政府”之所以“濒于崩溃”是由于其“反动性”及其领导人和成员的“腐朽”。
9 月29 日,联合国大会以四十六票对五票批准程序委员会把中国对苏俄的控诉列入本届大会议程的建议。
lO 月2 日,传来了中央人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和苏联承认新政权的消息。
10 月4 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与前一日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样,宣布承认中共政权。我国驻华沙代办葆毅先生于大约四个月后来访,并对我说,他于波兰承认北平共产党政权的前一天离开华沙。他说,原来苏联准备在其卫星国承认后,再承认中共政权。他认为,我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导致莫斯科先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苏联的五个卫星国的行动并非出乎意料,而不像南斯拉夫5 月的声明那样,使人推铡它是否意图在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斗争中物色朋友。大概这也是它出席联合国的代表于9 月29 日发言反对国民党中国及中国对苏联的控诉的原因。4 日传来了广州叶公超宣布与苏联断交的声明:
苏联承认近日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是苏联长期以来违反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侵犯我国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之必然的极点。足资证明我国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待议控诉案,决非虚妄,从而更有理由使我国的提案获得充分和即时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 " 的注意。
他还指出,苏联的承认,构成“对远东和平与安全的威胁”。1Q 月7 日,新闻报道称,白崇禧终于被迫从湖南衡阳撤退,而在广西桂林建立了司令部。报道称,国军对共产党的防御正在崩演,并称共军的决定性行动是占领粤汉铁路线上的一个广东城市曲江。据《纽约时报》 称,国军从曲江是“不战”而退的。10 月1 。日,即中华民国建国纪念日,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来电称,将于当晚通知广州外交使团,政府拟在20 日迁往重庆,外交部将于10 月15 日晨六时停止在广州办公,17 日晨九时在重庆恢复办公。来电又称,李宗仁、阎锡山和叶公超本人均将于20 日前抵重庆,致政府的电报应自14 日起发往重庆。
11 日,报载白祟禧把全部军队自湖南撤往广西,其原因在于委员长不给财政支持以发放军饱,以及广州以北国军防线的崩溃。这说明委员长和李宗仁之间的明显分歧造成了广州本身的困境。委员长命令其黄埔军校得意门生之一的刘安棋将军从曲江防区南撤,致使白崇禧仓促撤退.
还有一事和此间题有关,而此事我只是最近(197 。年3 月)才在香港从张发奎将军处听到。他说,白崇禧的撤退也是由于名义上归他而不归委员长指挥的非桂系部队的行动所促成的。这些部队直属湖南省主席程潜将军,程潜后来投靠了共产党。他的部队当时防守株州地区的中部防线。但是该部撤走了,这也是造成白祟禧撤退的原因。
然而当时我不了解这一情况,因此对白崇禧撤退的消息,对委员长明显的措置失当,以及广州内部的分歧和仓促向重庆撤退,我都感到十分沮丧。我感到特别沮丧的是,因为我一直在和贝文、克里普斯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的谈话中辩解说,湖南南部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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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形势纂本稳定下来了,国民政府所余地区仍甚广阔,以及只要国军在这一线挡住共产党,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地区后面的各国仍然是安全的。因此,中国政府全力固守此线不仅是为了国民党中国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南亚其他各国领土的安全。
该防线的失守之使我非常失望,还因为我始终在宣扬这样一个论点,即委员长和李宗仁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大有进步,他们之间的一致行动和合作会对中国的总形势产生极好的影响。虽然曾有与此相反的报道,但是由于刘安棋部队的撤退而使防线崩溃的这一发展情况,使我的论点站不住脚。我为此实感非常沮丧。接着,在1o 月12 日,即我建议宋子文拍发联名电报强调团结合作的绝对必要性的那天,传来了委员长和李宗仁不和的令人更为沮丧的报道,据说李宗仁将去广西桂林休养而不径去重庆,而政府应于该月17 日在重庆开始行使职权。报道称,虽然敌人尚距广州三十五到五十英里,而广州却已一片慌乱,军政大员们或逃往重庆,或逃往台湾,或逃往香港。广州人普遍认为该市将被放弃,委员长的军队将撤往台湾或海南岛。
13 日,来自广州的消息当然更为糟糕。合众社报道称,军政当局正忙于撒退,预计共军于当晚进城,国军则不战而退。我痛心地看到那些领袖们所有固守广州和保卫到底的誓言― 甚至有人还说与城共存亡,通通都是空话。据说阎锡山已飞往台湾晋渴委员长。曾误传委员长于数日前到达广州,实际他一直在台湾。n 月5 日,据报道,重庆方面对这个临时首都的安全很悲观。有一支共军部队正从北面进逼重庆,企图占领该地。与此同时,另一支共军部队正向位于重庆正南的贵州省会贵阳挺进。11 月25 日,据报道称,重庆即将撤退,并且由于李宗仁未能从香港赶回临时首都,委员长将重新出任总统。李宗仁本人电告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 " 我,他拟来美国。我国领袖之间如此分裂和重庆的即将失守,对于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控诉和地位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数月前,我和蒋廷滋就认为,我国国内形势对我国的控诉更是至关重要。那时我们都希望国军能固守广州一线。而重庆即将撤离和代总统即将出走的消息又正好在蒋廷献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的辩论中,提出中国的控诉及证明材料的主要发言的当天传来。次日,即11 月26 日,蒋廷髓来访。他对我说,杰塞普对他前一天向政治委员会所阐明的我国的控诉印象很深,但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支持中国的决议案。蒋廷献说,该决议案要求:第一,谴责苏联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中苏条约的义务;第二,不予中共以任何军事或经济援助,第三,不承认中共政权;第四,任何国家不得趁机谋取本国利益。将由美国、墨西哥、非律宾、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联合提出的,经杰塞普本人起草的决议案不谈目前局势而只要求:第一,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有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权利;第三,尊重和中国有关的现有条约;第四,任何外国不得据有势力范围或特权(与此同时,美国似乎要在公众的心目中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显然在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方面,它一点忙也不想帮。)
我建议,如果中国的决议案没有希望获得多数票赞成,蒋廷敝可设法修改杰塞普准备提出的联合决议案。蒋说,他准备先缓和我国决议案的调子,以便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不行,他将争取杰塞普同意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联合决议案。
美国代表团和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代表团一起,于11 月28 日提出了联合决议草案。该草案并未像蒋廷献希望的那样予以加强。和以前一样,它不提“承认”这个争论点,而这一点是蒋廷献的四点草案中之一点;他于11 月26 日曾向政治委员会说明这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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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点。然而承认问题也是许多国家感到他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中令人为难的一点。随着中国局势的不断恶化,他们愿意保持籽动自由。12 月1 日,作为摆脱这种局面的一种方式,蒋廷做机智地要求把决议案的表决推迟至12 月5 日。那天,古巴、厄瓜多尔和秘鲁提出一项折衷动议,把中国对苏联的控诉提交大会的临时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
我与蒋廷髓于理月7 日在拉瓜迪亚等待李宗仁的专机到达时,讨论了这个问题。蒋廷献也来欢迎李宗仁一行。他对于联合国大会表决将中国的控诉提交临时委员会继续研究审查的三国动议感到更加放心。他说,杰塞普终于同意一旦蒋廷献接受美国代表团所提出的一处更动,他就不反对这个动议而投赞成票。这次更动是,指示临时委员会按照五国联合决议案所采用的原则研究和审查中国的控诉案,并且还要考虑今后的违反条约行为。这是鉴于美国代表团反对三国原来的动议而作出的折衷建议。蒋廷献告诉我说,作为交换条件,他同意不再发言反对联合决议案。
次日,政治委员会通过了经乌拉圭提出修正案而予以加强的三国建议,同时也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五国决议案。
12 月12 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前来华盛顿,井对我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在回答我询问中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案及其结果时,沈先生说,糟透了,除南美少数几个小国外,几乎没有代表团发言支持我们。尤为突出和令人失望的是亚洲各国代表团的保持沉默,除黎巴嫩和伊朗外,所有亚洲其他国家都对中国的控诉不发言,或在表决时弃权。他还说,没有一位中国大使或公使赞成政府向联合国控诉苏联的决定。甚至外交部起初也不想提出。如前所述,我认为这一举动主要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起源于中苏条约不仅在一般民众中而且甚至在国民党党员中,都非常不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哪?得人心。随后是共产党在苏俄支持下的叛乱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十分惊人,并以大陆实际失守的局面告终。我猜想,政府为了转移视线,并使之集中于莫斯科,决定向联合国提出苏联违反条约案。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全部国际因素和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处境,至少可以说这个决定是不合时宜的。
30 日凌晨,华盛顿电台报道称,印度已承认中共政权而且没有提及国民政府。我记载如下。
尽管并非出乎意料,然而这是非常不愉快的消息。我觉得印度这是以怨报德.中国,尤其是委员长,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援了印度的独立事业,甚至几乎以牺牲中英友谊为代价和不惜招致当时的战时首相邱吉尔的怨恨。这表明尼赫鲁的处世和思想完全是西方式的,甚至完全是英国的― 基于权术而非基于原则;他不是坚定地依照亚洲的传统,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以道德至上为原则。
后来自动收报机传来了国民政府通过叶公超宣布与印度断绝外交关系的通告。但是通告声称,政府对印度人民仍怀有最友好的感情。
12 月31 日,我自己见到了参议员诺兰。虽然承认问题并非我往访的主要目的,但是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诺兰说,那些支持承认的人声称,承认并不含有赞成的意思,但是从他的观点看,承认就含有赞成的意思。如果美国承认中共政权,那就意味着非共产党国家的自由事业与美国无关,而且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地统治中国人民。这会进一步湮灭那些在共产党统治下仍然期望着重获白由的人民的希望。
诺兰说,他深感承认中共政权是愚蠢的,并且在我到他办公室前几分钟曾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必须告诉英国政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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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它承认中共政权,它就不能指望美国国会一致通过给予更多的援助。他认为再给援助是毫无意义的。
三日后,浅收到报告称,英国已通知美国政府,它拟子〕 月7 日或最迟于1 月9 口承认中共政权。1 月6 日,星期五,我动身去纽约赴几个约会。当我到达时,获悉英国外交部代理外交大臣麦克尼尔已召见我国驻英大使郑天锡。他将英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以及断绝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的决定通知了郑天锡。星期六,伦敦宣布已向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发出承认书。郑天锡大使对此行动的声明于当日中午在伦敦发表。大使说,这个行动是“来自中国的朋友和以前的同盟者的沉重打击”,他称之为“活埋国民政府”的行动。在亚洲国家中,锡兰也于6 日承认了中共政权,巴基斯坦则于两日前承认。接着是阿富汗和以色列。在欧洲,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迅速相继承认.许多国家对中共政权的迅速承认使我处于极不寻常而巨肯定是尴尬的地位。我过去和这些国家在华盛顿的代表经常见面,而且一向很友好。我愿意引用我l 月那日的日记,以说明我在这种情景下的感受。那天我去参加卢森堡公使加莱夫妇为庆祝卢森堡女大公诞辰举行的招待会。回来后,我写道:我觉得在向外交使团人员致意时,现在不得不小心一点了。这么多国家已经承认中共政权,在社交或公共集会上不论我间候他们的大使还是他们向我致意都是不恰当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到个人所代表的国家。
前驻牙买加领事邵挺先生在前往台湾途中于3 月2o 日来访。他对我说,当他把伦敦承认中共政权的消息告诉牙买加专员时,这位专员感到惊奇,并称他本人是反共的。他向邵挺保证,虽然他将不再行使中国领事职权,但是如果他愿意以个人身份留在牙买加,他将受到欢迎。他还许诺给予一切礼遇及便利。这位专员还保证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s " 对他的工作人员予以同等待遇,甚至答应帮助他们就业。195 。年3 月20 日,前中国驻瑞士公使吴南如叙述了瑞士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以及他结束巾国公使馆和撤离的经过。他告诉我,瑞士外交部长于1949 年6 月曾对他说,瑞士不忙于承认中共政权,而且也许是第三十个承认的国家,因为联合国有59 个会员国,而瑞士将在半数以上的国家承认以后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