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胡这些问题，我还有过一次直接和魏德迈面谈的机会。我非常希望魏德迈完成特殊使命回来，能使王世杰和他会晤。因此我请魏德迈于9 月30 日来赴便宴，以便我们三人可以畅谈一番。宴会开始有些困窘，或者至少这位将军和外交部长似乎都不愿谈起中国形势。但宴会将结束时，出乎王世杰和我的意料之外，魏德迈提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之后，我们退入客厅，把门关上。魏德迈开始谈了他在中国的态度和行动。
他说，每当他访同一个地方后，他总回到南京把所见所闻报告委员长。他说，他真不想和中国国民政府委员会成员谈他的看法，但又觉得他有责任按委员长的要求办事。魏德迈说，他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以批评的口吻讲过许多事情，但他觉得讲得坦率而真实一点是他的应尽之责。
他接着说，在访问东北之后，他告诉委员长，熊式辉工作不得力，不能指挥所辖的军队。他认为熊将军身兼东北行政委员会首脑及该地区国军．总司令两职，责任未免过重。
王世杰插话说，熊式辉已经辞职，并已由陈诚将军接任。魏德迈说，陈诚很好，无畏而正直。但他曾建议应派文官而不要派武官。他又说，这项调动，本来一年前就该办，但现在为时还不算太晚。
王世杰说，他一直告诉委员长，没有必要派军人充当省主席，老练的文官也许会干得更好，但委员长有他自己的道理。当时，反共战争必须进行，委员长必须慎重对待他手下的军事将领。任命某些军官作省主席，实际上是一个解除他们兵权的妥善办法。我说，上海市长昊国祯是文职人员，干得很好。
魏德迈说，日本投降时，他曾建议委员长派一位有威望有经验的文官去当上海市长。然而委员长却任命了钱大钧将军。他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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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钧有一天晚上曾访问他，并说他对任命感到惊讶，但必须服从，因为他不愿表现为不服从委员长的命令。（钱大钧是委员长的忠实支持者和知己朋友。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当委员长叫他当上海市长兼警备司令时，由于他谦虚谨慎，对是否接受任命曾表现十分犹豫。但经委员长坚持，他终于担负起上海的双重职务。）王世杰说，关于钱大钧的任命，他也和委员长谈过，但委员长解释说他有他的道理。
魏德迈接着说，他发现台湾情况是不能使人满意的；1945 年他曾建议委员长选派能力高强的高级官员去当省主席。他说，台湾是富庶的岛屿，工业发达，交通运输方便。一个精千而有声望的政府可以使这个岛屿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然而，派去的又是军人陈仪将军。
王世杰说，陈仪其实并不算坏。他诚恳勤奋。只是，他过分固执己见，不肯接受旁人的劝告。
魏德迈说，陈仪曾任福建省主席，证明是个失败。魏德迈不能理解为什么陈仪又被委以台湾省主席那样的重任。
王世杰然后提出了东北问题。他说，委员长决心收复东北，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任何困难。没有东北，就没有和平，甚至没有中国的独立。因此，中国决不从东北后退。
这位美国将军说，他研究了东北的局势。国军的军事形势非常危急，勉强支撑，虚弱不堪，补给线既长，又无掩护。为了形象地说明间题，他握成拳头而把食指伸直，并说，形势正像这样。共产党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国军的补给线。共产党是不能用武力消灭的，东北也是不能单凭武力收复的。他补充说，1945 年他曾计划由中国提请五强监护东北。他认为这样一个计划可以缚住俄国的手脚，使它不能像过去那样行事。他说，他仍然相信，对于挽救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5 又东北，这种办法比打仗更有效。（事实上，，月19 日他送呈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就建议包括苏俄的五强监护或联合国托管。但直至1949 年8 月发表白皮书，这才对外公开。）
王世杰认为那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并认为除共产党以外，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同意放弃东北。
魏德迈说，这个计划并不是抛弃东北，而是为中国保存东北。当中国在长城以南恢复力量时，东北安全有了保障，这就不给俄国以独自行动的机会。他认为只要十年就足以完成这个计划。我说，我本人对挽救东北的方法手段向无成见；当然，至千该做什么，我的任务是听命子我国政府，我能看到这样一个国际监护计划的利弊，但俄国可能拒绝参加联合监护，甚至主张让东北人民― 指共产党― 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魏德迈也想到了俄国很可能拒绝参加监护，但他没有表示如果俄国拒绝又该怎么办。
在使用和任命人员方面，委员长基本上考虑的总是此人是否可靠，是否无愧于他的信任，以及能否执行他的命令，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效忠于他。这是首要标准。当魏德迈、马歇尔和赫尔利提出中国国军的司令官们不完全是最称职的人时，委员长的答复总是“我必须用我相信的人，危难时刻尤其如此”。
10 月14 日晚，王世杰再次和马歇尔会谈。国务卿首先提出了以日本无主劫物中的中国份额为担保的贷款问题。他已得知总额没有王世杰想的那么大。他听说有价值一亿三千万至一亿五干万美元的黄金原属日本，掠夺品总额则约为三干万至五千万美元。借款如何安排，还在商讨之中。他希望在王世杰离美返华之前能给他答复。
至千武器弹药问题，马歇尔说，他将先办一干万发0 . 50 口径一～、。．. . . . . ．门．州‘" ，比一“，闷州‘州目卜．,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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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他已从陆军部查明，可以向中国提供此数，条件是中国日后予以补还。他知道中国已向奥林公司订货，但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在菲律宾有库存，可用来运往中国。那样办，可以很快运达中国，也容易保密。
马歇尔说，至于运输机，约有七百二十架C 一46 存货可供。这个型号的飞机极好，而且大多数还很新。战时财产公司已把这批存货拨出，准备出售。这些飞机的原价为每架三十万美元，存货售价为一万五干美元至二万美元。但美国政府可以按每架五千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售给中国。
至于作战飞机，马歇尔不能谈得很具体。他将查朗是否有可供出售的。
马歇尔说，作为一个军人，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战斗中，作战飞机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共产党主要打游击战，冲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地方。用作战飞机打击补给线上的卡车队是有用的，但他认为共产党方面没有这样的补给线．用作战飞机打击游击队必然会造成平民的重大伤亡。负责驻华美国空军的麦康内尔将军秘密报告称，中国空军用作战飞机对付共产党游击队是最大的浪费。从他在中国所看到的，像C 一46 型之类的运输机，在目前情况下对中国更有用处。重要的是把部队迅速空运到将被或正被游击队攻击的地方。他记得徐州就是靠在很短的时间内空运去二万军队而保住的、
从9 月份举行的多数会谈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国正趋向于改变它的对华政策，尽管到当时为止，出现的唯一具体援助只是军用物资的禁购禁运有所松动。然而到了n 月份，形势变得更明显了，美国将向中国提供某种程度的经济援助。的确可以说，11 月是个转折点，最终导致了1 948 年斗月的援华法。但这并不是说美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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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已改变了对华态度。恰恰相反，美国政府是为客观条件和国会行动所迫，作出援助姿态的。
11 月11 日，当参议院的委员会要求马歇尔说明他考虑要给中国多少援助时，他建议自1948 年4 月1 日起的十五个月内共提供三亿元，但这是事后的记录所载，在当时并不那么清楚。n 月13 日我去国务院，亲自对他说，我的第一个要求是澄清他的讲话，因为他讲话的要点大多是我从报纸上搜集来的。
马歇尔说，他所说的数字完全是随口说的。他去参加国会两个委员会的会议，目的原是解释援欧计划，他没有想到会提出援华问题。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提出来了，他觉得有答复的必要。可是整个援华间题还在准备阶段，迄未制订出具体计划。提出4 月1 日为开始援华日期，是因为中国局势不如欧洲那样紧急。我解释说，中国局势即使不比欧洲那三个国家更紧急，也是同样紧急的。我对国务卿回顾了在5 月份，我曾送交国务院一份要求财政援助的备忘录，强调说明用在美国购买商品的五亿美元信贷是打算应付中国急需的，另外五亿美元则是为特定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中国不仅有反对共产党的战争，而且通货膨胀也越来越糟。它需要立即援救，以便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物价，从而遏止通货膨胀。
马歇尔说，他建议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想法是要帮助中国在外汇基金短缺的情况下，解决进口所藉资金问题。
我说，这很重要，但还有通货膨胀间题。因此首先要办的事是稳定货币。
马歇尔说，他在国会两委员会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尚未提出具体的建议。
n 月24 日，大使馆把王世杰的一份备忘录抄件转交到国务院。备忘录提到了我和国务卿11 月13 日的谈话，当时国务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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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948 年4 月起可援助中国约三亿美元之谱。备忘录指出，中国财政情况极为严重，援助不能拖到4 月开始。并说，必须立即紧急援助，希望“在制订全面计划以前… … ，美国政府能通过国会授权提供临时紧急援助以弥补中国国际收支的赤字，自1948 年l 月起每月至少援助二千五百万美元”。备忘录又说，中国政府深知外援和国内自救措施有密切联系，因而“中国从事内部根本改革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为此，备忘录建议派一小型技术代表团到华盛顿制订援助计划。
12 月12 日，国务院就备忘录作了答复，表示欢迎小型技术代表团于1 月到美，届时具体提案当已送交国会，两国政府当可开始磋商，此事即可同时进行。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后，以及在12 月19 日总统发表咨文说明他将向国会下届会议提出援华计划后，中国从继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的救济资金的未用结余中分配到一干八百万美元的贷款或赠款。索普曾在12 月17 日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按第84 号公法（联总结束后的立法）授权的金额为三亿五千万美元，而拨款数为三亿三千二百万美元。因此，用一千八百万的差额来增加对中国的援助，是没有困难的。这是拨款委员会决定不给六千万美元拨款后，在执行全面援助计划前的一种姿态，而且还不是一种好姿态。显然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中国，倒不如说是用来抚慰国会中热心支持中国事业的议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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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为援华计划而奋斗
2947 年12 月下旬一1948 年9 月
1948 年初的中美关系，尽管有某些援助的姿态，但毫不夸张地说，仍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中国的经济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况中，特别是币值不断下跌，更为严重。军事形势也十分不利，1947 年的最后四个月中，眼看共产党在黄河长江之间和汉水以东地区步步前进。
我在华盛顿不断接到紧急指示，要我竭尽全力从美国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但由于马歇尔使命的不幸结局，致使这一任务十分困难。
12 月23 日，王世杰外长来电称，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已向委员长递交了一份由国务院中国科副科长普赖斯起草的计划，并与委员长进行了讨论。该计划包括三点：第一，每年要求四亿五千万至五亿美元的信贷（并未说明多少年）；第二，中国政府宣布进行改革；第三，行政院设立中美委员会，其职责是决定美援的分配，并确定包括拟议中的美国信贷在内的中国预算。据王世杰来电称，委员长拒绝了第三点，因为那是违背新宪法的。但是委员长己经通知司徒雷登大使，他将提出反建议，并将对所提交的计划的内容进行更为全面的评论。
中国技术代表团到达华盛顿后，1948 年1 月9 日，我领他们－一‘, ? ～卜～甲．. ' ' ，叫闷．, . , ”一‘一曰J 沪陌．．尸．. . . . . . . . . ' r 为．. . . . . ．白．. . ' ' ．州．. . ～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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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了索普，进行礼节性拜访，并讨论了中国的需求，以及通过制定具体计划能从美国得到什么。陪同索普会见的有巴特沃思、内斯、石博思和梅尔维尔· 沃克。技术代表团的代表是团长贝祖治，团员李斡、陈良辅、洪绅和朱葆真。我们原希望俞大维作为团长前来，但是南京最后作了变动，他未能前来。
在这次会见中，巴特沃思还交给我一份美国评论中国自助措施声明草案的副本供我参考。中国的声明草案是最近交给国务院以便听取其反应的。子是我把我的报告和美方的评论电告了王世杰外长。他在1 月25 日作了答复，并寄给我一份声明的最后文本，这个声明将由行政院长张群于1 月28 日在南京发表。大体上，这个声明提出了中国政府打算进行的财政和经济改革措施的十点计划纲要，它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确保从外援中获得最大的利益，需要有一个国内自助的适当而切实可行的计划”。十天以后，我把代表团带去向国务卿引见。这次我和他的谈话似乎再次证实了我的印象，即华盛顿对援华仍在故意拖延，而马歇尔对于提供援助远不像中国那样急切。他对于向当时掌权的中国政府提供有效援助一事似乎另有想法。
技术代表团团长贝祖治来向我报告说，他应巴特沃思之请，会见了哈失利克，并大体上获悉了国务院援华计划的内容：计有提供五亿一千万美元用于购买商品，六千万美元用于交通设施的恢复等。哈夫利克没有给贝祖治分类数字，也没有给他计划的副本，而只是说总统将于星期三或星期四向国会提交该计划（贝祖治来看我是在星期二）。虽然所告并不详尽，但这毕竟意味着巴特沃思兑现了他的诺言，即在计划提交国会之前通知贝祖治。
总统实际是在2 月18 日星期三中午提出援华咨文的。大约下午一点，他向国会宣读了咨文。我得到了一份提前发给报刊的副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了叮本，并在上午十一点半就仔细地阅读了。这是一份不起劲的咨文，从字里行l 可可以看出，其中没有丝毫热情。我在日记中写道，“它与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大不相同”。正如报纸所说的那样，马歇尔的· 合思根本没在这上面。有一条报道说，实际上是总统决定必须把援华计划送交国会，不应再事拖延。
当天下午，我同贝祖治到国务院拜访了索普．我对援华计划终于提交国会表示满意。
索普说，整个计划还是属于建议性的，根据情况的变化，诸如美国供应的可能与中国的需要情况，美国政府可以做某些变动。索普接着谈到了中国政府要求为实行中国货币初步稳定的计划而提供援助的问题。他说，国务院专家们研究后认为目前不宜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这个间题困难很大，所以企图采取任何措施均属为时过早。
我强调说，如果全面而永久的稳定货币工作为时尚早，那么，局势也要求货币初步稳定，如果美中专家能聚在一起，研究草拟一个稳定中国货币和给予稳定货币贷款的计划，那将是大有裨益的。索普同意这样做是有益的，但是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到着手处理的时候。
我询问了国会根据临时援助法案授权向中国提供六干万美元的事。我知道已经拨款一干八百万美元，但是仍有四千二百万美元已经授权而尚未拨款。我说，中国局势紧迫，急需援助，索普说，根据联总结束后的救济法和一千八百万美元追加拨款项下的货物仍在装运中，而且大约要持续到3 月底才能全部完成。因此根据临时援助法案再办理一笔拨款是没有用处的，明智的作法是集中办理目前拟议中的计划。他指出，为了应付可能的紧急需要，拟议中的计划提出，国会通过该计划后，复兴金融公司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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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下的采购垫款，以一亿五千万美元为限。
我就此提到了两周前我和马歇尔的会谈，在会谈中我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一亿美元军事贷款的要求。我说，国务卿曾允予考虑。我想知道是否已有结果。
巴特沃思说，国务卿对此事仍在考虑中。（这是一种表示未办的外交辞令。）
关于援华计划和马歇尔对中国和委员长的看法，我在1948 年2 月21 日有一段日记，其中记录了2 月20 日星期五上午开始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援华计划的听证会的情况。那天，当马歇尔向委员会说明这项计划后，许多人向他尖锐地提出了质询，尤其是众议员周以德。但是马歇尔固执己见，坚持认为只能提供使中国获得喘息的机会和减缓局势恶化的经济援助，而任何长期援助都是不可能的。他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美国对中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我在记录中指出，这是不真实的。
那天上午马歇尔发言的会是公开的，但是当天下午众参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是秘密的。那个会议的内容我直到后来才知道。在那次会上，马歇尔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力图驳倒中国及其在美国国会中的支持者的立场。这些支持者认为对华军援是既可行又必要的，而且远东和中国至少同欧洲一样重要。
2 月25 日，马歇尔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执行会议。据说有人间他为什么预料他的援华计划不会产生百分之百的效果。他说，他曾提出各种改革的建议，并曾建议更换某些文武官员，如陈立夫和杜幸明将军等，但都没有实现。对此，该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对他说：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作为总统的外交特使，干涉委员长的任免权是违背外交准则的。
3 月12 日，陈纳德少将夫妇来访。他告诉我，他刚刚应召到国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59 会外交委员会作证。他不知道该不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马歇尔所说的美国已经履行其援助中国的全部诺言和保证这一点并非实情，我说，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就中国局势所作的见证很好。事实上，我的案卷表明，他是不远万里从仁海飞美作证的。据自动收报机3 月10 日收到的电报称：“他和其他军人一起，都力主对中国伴随经援提供军事援助，唯有国务卿马歇尔除外。”陈纳德说，不提供大量援助，就只会出现一个“反对美国的共产党政府”。他激昂慷慨，指出这样一个结局将大大冲击美国的战略地位。3 月19 日，巾央社驻华盛顿的代表蒋荫恩打电话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刚以十五比O 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援华计划，这项计划规定提供四亿二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十分高兴，尤其是因为其中包括国务院－直反对的军援。
1946 年，马歇尔和国务院认为禁运，即初步撤销军援，可以迫使蒋介石合作。到1948 年，他们不愿进行军援是惧怕苏俄进行报复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至少会加剧苏美的紧张关系。但是更主要的是，正如2 月2 。日听证会上所指出的那徉，他们相信或声称相信，任何军援均属浪费，除非军援包括美国的全面武装干涉，而这又是根本做不到的。然而，华盛顿，尤其是国务卿，在1948 年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正在中国迅速地占据上风。国民政府极需更多的武器与共产党作战，因为，俄国人在苏维埃革命三· 十周年纪念时宣布已将在东北的日本武器转交中国共产党，并公布了清单。因此，中国政府就不仅是在与中共作战，而且是在与中共背后的俄国人作战。
幸运的是援华法案提交国会讨论时，国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在国会内有很多热心相助的朋友。至于“院外活动”一词，我很不愿' ．卜．. ．、．曰Jo . . ' ' ' ' . ‘叫‘口‘．日曰目．. . ．知．. ．洲‘汽月叫目州甲翻卜卜口如目州曰‘．翻目月山、‘. ‘侧．. ．口肉口侧口翻曰目川‘曰‘JJ 晰．．句甲．. ' ' ' ，目侧．曲自曰山．. ．日同卜门日困自口”' ‘由目．山为刹‘。‘‘帅叫肠‘”心‘州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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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使用，因为起一个坏名字贬低别人的成就总是不难的。“院外活动”一词就有这种味道。它含有贬义。中国大使馆根本没有花钱对美国国会施加过压力。国会中支持中国的人士都是中国的朋友，他们由衷地感到中国和美国是天然的朋友，美国应该帮助中国．有人企图把事情说成是美国给中国援助，而中国把其中一部分钱用来“运动议员”，这完全不是事实。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用不着花钱。后来，我得到报道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己决定对华提供经援二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另外一亿美元则由美国总统根据他的意愿拨给中国，用于中国认为适合其目的和需要的用途。换句话说，这笔钱就是用于军事装备的，只是没有明说罢了。这显然是采取一种顾全国务院和白宫的面子的作法，因为他们曾坚持不提供任何军援。这是国务院、白宫和那些竭力要求国会列入军援的人们两种立场之间的妥协，
3 月24 日，我到国务院拜访了马歇尔。我要与他谈的问题之一是对华军援问题。我说，我按照我国政府的愿望提出了一亿五千万美元的信贷或拨款，这是由于若干原因而需要增加的。第一，最近两个月战争扩大了，因此中国军队的需要量大大增加。第二，美国国外地区的剩余战争物资定价颇低，而国内地区同类物资的定价则高得多。而且运往中国的包装费、保险费和运费往往高达价格的百分之十五至十七点五。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各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今后可提供的剩余物资数量将大大减少。这就意味着可能必须向制造厂商定货，而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会大大提高，需要的钱也就相应增加。
我对他说，我当然明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援华计划已经考虑到了中国的军事需要，在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可以用它自己的外汇资金以及诸如流入中国的其它外汇收入作为购买军事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创物资的资金。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外汇资金几乎已经枯竭。中国法币币值从我上次在一月底与国务卿谈话以来，已经大大下跌。那时的汇率大约为二十万元法币兑一美元，而前一天的汇率已经跌到了五十七万七千元兑一美元。局势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暂时停发进口许可证，而出口实际上也处于停顿状态。
我还告诉他，中国政府已经不得不以其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作抵押，向花旗银行申请借款，然而为数很少．中国政府还在试图用在中国的金银储备作抵押。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因为各银行不愿凭在华的金银储备做抵押贷款，除非能把抵押品运往美国。另一方面，把这些金银储备运出中国，会扰乱已经很敏感的中国金融市场。这也就是要求拨款或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而不是原先提到的一亿美元的第四点理由。我对他说，换言之，不但国务院提交的援助计划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实现，而且即使这个计划付者实施，中国政府的外汇收入也不一定会迅速增加到能支付其必须购买的军事物资的程度。
我要求马歇尔支持中国关于一亿五千万美元军事物资信贷的请求。
马歇尔说，他知道中国原先要求在五亿七干万美元经援之外，再给予一亿美元信贷以供军用，而参议院和众议院则都规定从国务院提出的五亿七千万美元中提供军事拨款。〔显然，他不想扩大这个数目，也不想明确规定军援。）他说：“现在你要求我支持在五亿七千万美元之外再拨款或贷款一亿五干万美元。”并且问我，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回答说：“是的。”
马歇尔说，他不能立刻答复，而必须请示总统决定。〔 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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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辞。）
两天后，我拜访了参议员范登堡。他作为参议院的临时议长和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大概是国会中在美国涉外关系方面最有影响的人物。
他坦率地说，他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毫无关系，并说，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在明确自己的立场时就这样说过。他那时就不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还是不同意。
我说，远东的局势和中国战线的重要性与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接着，我告诉他，我想提出两点请他注意。第一，中国急需军援。由于军事局势恶化，军援的需要增加，至少需要一亿五干万美元。第二，我希望有可能使国务院提出的经援数字，即五亿七千万美尤作为经济援助保持不动，而把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军援批准为追加数字。我说，我希望他设法协助，使这两点得以实现。
范登堡说，第一点也许能办到，但第二点没有什么希望。追加总额而获得国会批准是不可能的。
3 月3 。日参议院通过法案，批准总数为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的对华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期十二个月，即参议院关于欧洲复兴计划法案的期限。（参议院与众议院不同，坚持把援华法案和欧洲复兴计划分开。）在总数中，三亿六千三百万美元是商品援助，包括农村和工业的重建项目，其条件与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必须接受的条件相似；一亿美元以赠款方式，通过行政手续，用子总统认为可行的“中国政府所决定的任何用途”。
第二天，众议院的多条款援外议案获得通过，并立即送往参议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的对华经援及军援的总数没有变化，即四亿二千万美元经援和一亿五千万美元军援，为期十五个月。为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们此，F 一步就是召开处理众参两院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以消除两个议案之间的差别。这次会议是吐月1 日举行的。晚九点，电台报道了会议商定的援华计划，内容如下：第一，众议院的委员接受把经援和军援的总额定为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为期十二个月的意见，放弃了原来为期十五个月五亿七干万美元的主张。第二，军援改为不规定用途的援助，而只是给中国赠款一亿二干五百万美元，由中国按照美国总统所指定的条件，用于它所乐意的任何用途。第三，提供经济援助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
议案4 月2 日由国会通过，翌日总统签署后就成为1948 年援华法，并作为《 1948 年对外援助法第四号》 公布。总数与中国原来希望在那年得到的援助额相差并不太大，而且尽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反对，特别是在该法案提出初期的反对，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援华法经国会通过，虽属可喜，但只是获得援助的第一步。如何开始贯彻执行，还有不少间题须花费时间加以解决。迄今为止，在与美国人士多次会晤中，我一再指出，1948 年初，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美国政府似乎对中国政府本身所处的困境已毫无同情的地步。他们勒紧钱袋，不肯对中国扩大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对中国政府处理中共间题的态度和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满，对军事情况更加不满。在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对中国扩大经济援助，但决不扩大军事援助。就是在经济援助方面，也好像仅着眼于纤解人民所受的苦难，而不愿为减轻政府及其国库的财力重负而提供经济援助。
看来美国政府的这项政策改变也影响着美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普遍感情。在对中国的思想感情和T 解上，同对日作战胜利以前的那些年月湘比，特别是和珍珠港被偷袭后至日本最终战败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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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月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
5 月17 日，我和经济合作署署长霍夫曼举行了一次重要而有益的谈话，我对霍夫曼说，关于援华计划的执行，听说主要由特别代表团和中国政府双方在南京保持联系。但我认为，如能在华盛顿保持某种联系机构也很理想，最好就设在中国大使馆里，同霍夫曼的办公室保持联络。我指出，有几件事需要这个机构来作，如：( 1 ) 采购与装运；( 2 ）如一种商品缺货或数量不能满足要求时，以另一种商品来代替。《 3 ）向经济合作署提供特需的情报；以及（4 ）在经济合作署准备致国会的援华报告时，如有必要则对其提供帮助。在6 月12 日，接到报告说，因为马歇尔和他的国务院的代表们不同意，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拨款有危险。我急忙安排拜访布里奇斯参议员．
我去到拨款委员会的接待室，布里奇斯参议员是该会的主席。布里奇斯的秘书说，他可以在会议进行中为我安排和布里奇斯会见几分钟。该委员会正在对中国特殊军事援助拨款问题听取政府的证言。布里奇斯告诉我并不是一切都好。他不能马上告诉我什么具体的东西，并间我能否在第二天，即星期日，有时间会见他。我建议在双橡园举行一次宴会，只邀请布里奇斯喜欢的人。他建议邀请蒲立德和康斯坦丁· 布朗，
星期日的宴会是中餐，饭后，布里奇斯、蒲立德、布朗和我去小客厅谈话。布里奇斯参议员不能理解马歇尔的态度，除非说他是蓄意要破坏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他说，在委员会星期五（11 日）下午的会议上，国务院代表曾提出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备忘录，用的是可能想得出的最阴暗的字眼。其立论是，在现在的领导人管理下，中国的情况是没有希望的，而且也不是援助可以挽救的。备忘录说，援助期满之日，中国的情况还会和现在同样糟糕。但是，经济援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 助充其量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是“填老鼠洞”，而军事援助，则可能有损美国的声誉，比不援助还要坏，因为它可能使美国卷入同苏联的一场冲突。备忘录说，中国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以致美国政府对它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只是一条间接供给中国共产党的途径，因为政府军队训练不良，无心作战，并已损失掉或卖掉相当数量的美国武器和弹药给共产党。布里奇斯说，马歇尔显然不喜欢中国，恨不得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垮台，他说马歇尔给人以这种印象，即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改换领导。蒲立德和我反驳了这个论点，并同意给布里奇斯一份他所需要的备忘录，提供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因为国务院的反对，使中国无法从美国政府或美国商人获得任何武器和弹药的困难。
拨款问题的结局是四亿美元的对华援助，为期十二个月。这是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结果，从而解决了众院拨款法案规定的四亿美元为期十五个月和参院拨款法案规定的四亿六千万美元为期十二个月之间的分歧。
早在1948 年5 月4 日杨继曾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就到了美国，目的是尽快地开始讨沦中国的军事计划和取得一亿灵干五百万美元的特别军事援助专款，尤其是取得复兴金融公司垫付的一干三百五十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以便用来购买极端需要的军事物资。了月8 日，杨继曾将军、朱世明将军和皮宗敢将军由王守竞陪同向我报告使用军援专款进行采购的实际困难。他们告诉我，他们曾探询五角大楼的军官们，想请他们负责代中国采购。五角大楼的军官们表示愿意代我们采购，但须经国务院授权给他们才可以。五角大楼还表示，最好是从美国剩余物资存货中购买必要的物资，不然，援款的数额会远远不足以购买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中国的将军们于是提出另一建议。他｛rl 认为，如果不能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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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物资存货中购买足够的数量，我们应当与美国政府磋商，从美国军需品仓库申借用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所借军品可在中国向制造商买进后归还。
关于要求美国方面为中国负责全部采购的想法，我作了某些保留。我说我们请美国政府要求五角大楼负责采购是容易的，但一旦我们把这项任务交给美国军官们，我们就只能是时时催促他们尽可能地快办。假如有所耽搁或拖延，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将对我们非常不利，而且无法可想。再者，如我们发现他们的安排不当，再想自己进行购买也办不到了。
国务院为贯彻执行通过的法令而进行协作时，它并没有改变反对给国民政府军事援助的成见．马歇尔和国务院对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依然保持同样的态度。他们仍然觉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可能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事或政治命运。他们仍然希望避免那种可能把美国卷进中国内战而不利于其欧洲政策的承诺。最后，我要指出，尽管表面上合作，按照1948 年4 月援华法应该运出的第一批军事物资，在生死彼关的七个月之后，即11 月份，才运达中国。
7 月15 日，我陪同陈立夫去国务院拜访马歇尔。马歇尔以军人的直率态度，间陈立夫打算对他谈些什么，是重整道德还是其他什么。
陈回答说，他没有特别的事要提，只是想向国务卿致以敬意。他是蒋总统让他来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实施情况的，并且在费城已经看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会，感到非常有趣。
国务卿说，这些大会是典型的美国政治集会，是实施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总是一件容易作到的事。谈到民主，马歇尔继续说，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有反对派，并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盯要丰富的经验来从事这项工作。英国和美国都有一个两党制的政府。
国务卿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具有古老的文化，但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建成民主政府。但作为开端，需要有一个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监督其政策，防止其极端行为。他在中国时建议把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其故在此。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会给中国树立一个有效的对立面，有助于实行民主政治。
国务卿接着说，蒋委员长曾和他争论说共产党一心摧毁政府攫取政权。但马歇尔说，那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每一个政党都以取得政权和掌握政府为目标。哪一个政党不是如此？美国的共和党在本次选举中，正在公开地为取得政权而努力。不过，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每个政府很容易不明智地行使它的权力。（他似乎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有自己的军队和外部援助．）马歇尔断定，就中国而言，他仍然相信把共产党纳入政府中使其在会议桌上争论问题，比将其留在外面，为实现其目的而诉诸武力要好得多。在此我想暂先评论一下美国支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间题。马歇尔将军在这次特殊的会谈中公开宣布的这项政策和他早些时候对我说过的话大不相同、例如，1947 年3 月3 日，他和我在一次午餐上随便交谈中曾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去中国时，美国政府的打算，不是要形成一个包括所有政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而是希望政府建立在较前扩大的基础上，包括不同成分的人民。但是，他说，他被误解了，把“扩大”误解为“扩大为一个联合政府”。他补充说，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在这一点上被人引用。
一年以后，1948 年3 月11 日，杜鲁门总统在回答关于他1945 年12 月5 日发表的中国政策声明是否仍然适用的问题时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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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能够办得到的话，我们不希望在中国政府里或任何其他地方有任何共产党人，”这一声明是只适用于1948 年的美国政策抑或适用于1945 年末以来的政策有些不明确。很多人理解为他们现在或永远都不提倡在中国联合政府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把它当作是对构成马歇尔使命之整个概念的正式否定。
以此为背景来对照考虑马歇尔将军在1 , 48 年7 月15 日明确支持联合政府的谈话，是饶有趣味的，特别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即8 月悦日，马歇尔害怕中国政府可能被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曾在一份公报中通知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美国政府一定不要直接或间接暗示支持、鼓励或同意在中国成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
9 月25 日，杨继曾将军和韩七校前来报告他们前一天与魏德迈将军和廷伯曼将军会谈的情况。韩上校那时和采购代表团一起工作。他们把那天上午送给魏德迈的信件副本拿给我看，内容是关于何应钦将军、白吉尔海军上将和巴大维将军在南京制订的采购武器、弹药计划表。杨说，他的印象是，魏德迈对此事或这项计划不很熟悉，而且他和廷伯曼想把拖延的责任推在中国一方。他们不同意减低美国陆军原来的索价，不肯把1948 年的重置价格改回1 945 年的标准价格。他们甚至建议使用已经分配给中国空军和海军的钱来弥补从美国陆军存货中进行采购的不足金额。杨、韩二人说，魏德迈认为，中国要空军和海军没有多大用处，并且讥消地［bj ，中国共产党有空军、海军吗。当杨回答说，迄今为止，空军是个很有用的军种时，廷伯曼说，在空军完成轰炸任务之后，中国的十兵仍然对付不了共产党赤手空拳的军队。
杨说，鉴于山东省会济南出乎意外地陷入共产党之手，形势紧急，中国军方首脑们的结论是要求美国陆军立即代为购进可以提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69 供的项目，并由美国海军运往中国，而把价格问题和运输是否收费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以免耽搁采购和装运任务。
杨继曾和我讨论了他们同美国的将军们交涉的最终结果。我同意了他的主张，因为赶快开始装运总比在价格上讨价还价，等价格问题解决后再装运更为重要。我同意把南京的三千七百万美元采购计划立即送给国务院，傅便直接转交美国陆军部。由于需要紧迫，我只好不顾在价格问题上可能吃亏。但我告诉杨将军，按我的看法，为了日后备查，并于必要时供国会参考，最好把情况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说明军事援助专款对中国军事局势之未能产生效果，是由于实际采购的武器弹药数量过少所致，而数量过少又是由于要付出高价，即美国陆军坚持按重置成本作价所遣成的。1948 年仲夏，中国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军事情况也很糟糕。这种形势对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也有反应。西藏贸易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就是一个例子。7 月15 日陈立夫对国务卿作礼节性访问时我说，我想和他谈一下西藏贸易代表团的事。不过我说我不愿多占用他的时间，所以递了一份说明中国政府对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态度的备忘录给他。内容是：
1 ，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根据民国宪法，西藏无权和外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要受中国中央政府的指导和批准。
2 ，以夏格巴为首的西藏贸易代表团成员所持的旅行证件，不能代替中国政府为出国旅行签发的必要的护照。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签证于这些异乎寻常的旅行证件，事先并未通知或磋商于代表外交部的中国驻香港外交特派员，是一项出乎意料之事。估计他这样做也未曾事先向其政府请示。3 ．夏格巴和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无权和美国政府发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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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系，但中国大使馆将乐于为他们访间的目的，即为了贸易利益的目的，提供便利。
4 ．美国政府一向承认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因此，中国政府相信，美国总领事为西藏贸易代表团签发旅行证件以代替中国政府的正式护照是一种疏忽，而不是有意违反美国政府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传统政策。
马歇尔说，他已知道这个问题，他可以告诉我，美国政府会完全按照中国政府关于西藏的看法和愿望行事。
西藏代表团是达赖喇嘛派来的，几天后到达华盛顿。7 月20 日我首先接见了他们，随后在22 日为了能坦率地交谈，我在双橡园设宴招特了他们，代表团团长夏格巴和他的四位顾间，随员和秘书，非常恭敬，但相当沉默。他们对我的间题回答得都很客气，但既不提供资料又不透露情况，因为他们全都讲藏语，必须由他们的译员译成汉语．
我告诉夏格巴，我听说他已经请求渴见杜鲁门总统，据国务院相告，他打算向总统呈交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及一封信。我说，很多来此的中国重要客人，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都希望渴见美国总统，这已属常事，并且所有的约会都是由大使馆代为安排的。因此，我完全愿意并准备为他和代表团安排一次渴见，并愿陪同他们到白官为之介绍。
听到这里，夏格巴说，他带到美国来的达赖照片和信是写给杜鲁门总统的。此外还有另一封信是西藏政府写给美国政府的。但在离开拉萨时，他曾接到指示，这些信和照片必须亲自呈递。因此，他准备等候这个时机。至于我提出的由大使馆安排约会和由我陪同代表团去白宫的建议，他说他想回旅馆和他的同事们讨论后再给我明确回答。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71 这件事的确不像表面现象那样单纯。于是我电告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急切要求他们提出措施和办法使西藏人安心，加强他们对中国的忠诚。
7 月28 日，国务院的巴特沃思会见谭公使说，美国政府对中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的态度和政策仍保持不变，但国务院觉得不能拒绝西藏代表团向杜鲁门总统致敬的请求。
在和谭公使研究之后，我电告王外长，鉴于国务院的情况和态度，由大使馆为代表团提出要求最为得策，并且我将亲自带他们去白宫。我强调这是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否则，如果国务院径行作出安排，代表团前往白宫并被总统接见，将会造成一种困难和尴尬的情况。后果可能是，代表团觉得愤慨而采取一种更不友好的态度，随之而来的可能情况是拉萨会有同样反应，并采取某些步骤宣布独立。我指出，这是应当考虑的可能性。
8 月3 日夏格巴由其顾间陪同来看我，我告诉他我已写信给国务院代他要求安排在白宫渴见杜鲁门总统，以便我带他去那里，由他呈交照片和信件履行他的使命。
夏格巴好像有点吃惊，问我的信是否已经发出。他说，他到美国访问，没有政治目的，并说当他还在“内地”时（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他率代表团访美的目的已经很明确，除了作一次旅行看看这个国家外，目的只为促进贸易，希望得些外汇，并递交三封给杜鲁门总统的信，― 一封是达赖的，另一封是摄政的，还有一封是西藏政府的。信里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他说他想不出要我陪伴代表团进行访问的先例。因此，没有西藏政府的许可和批准，不能同意我陪伴他。
我用十分严肃而坚定的语言告诉他，中国中央政府原来的意见是代表团根本没有必要渴见杜鲁门总统。但是如他愿去白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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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致敬，我可负责为他要求安排一次约会，并陪他前去访间。我建议的安排，依我看是真正恰当的安排，并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因为任何中国官员要见美国总统总是由大使馆进行安排的，并且在访问时总是由大使馆的一位成员陪往的。最后，我说，现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定，并且鉴于中国和西藏真正像一个家庭，西藏如要自己寻求新路，是鲁莽的。一旦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对西藏的危险是非常严重的，不管西藏政府在政治方面有什么意见，最好是坦率地向中央政府直言相告。我肯定政府一定会非常乐意和西藏讨论这些意见，并作出正确和妥善的安排。对这种说法，夏格巴说，他将向西藏报告。关于陪同他的代表团去白宫访问一点，他希望能回旅馆和同伴们商量一下。
8 月9 日星期一，参事傅先生报告说，西藏代表团曾打来电话说，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并说，他们已决定不去渴见总统了。他们把公函和达赖喇嘛的照片留给了国务院的礼宾司。傅还说，他们已于星期日上午一点离开华盛顿，谭公使曾派我的秘书代表我为他们送行，因为当时我正在吉布森岛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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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国际新形势，美国国内政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8 年
1948 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已不像二次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间那么显著。不过决不能忽视美国毕竟是个世界大国，其领导人必然要从全球观点出发来考虑对外关系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受其全球政策和观点制约的，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到1 948 年时，一则是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世界正在分裂成径渭分明的两大集团― 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另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一一再则是人们愈来愈害怕两个集团间将发生战争。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要把国家大量资源用来重整军备，要在遥远的地区建立许多新军事基地，并广泛承担一系列军事和经济义务。尽管在反共斗争中，美国不可能找到比中国更为坚定的盟友，但是当时的局势却使美国原本可能和愿意给予中国的支援，受到了限制。
当然我们现在来忖度杜威领导下的共和党政府，是否会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有所变革，倘使有所变革，其规模，其时间，是否足以改变中国的大局，已是毫无意叉了。但在1948 年，这个间题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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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来说曾是极端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角度来看，共和党人对中国问题一般都是始终采取赞助态度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 杜威也是这样。杜威在竞选演说中，曾把援华与中美友谊列为一项主题，而且赞成军援与经援双管齐下．这与民主党政府迥然不同。
我连续发出一系列电报，把所有反映他的态度，以及他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的演说和声明，统统上报外交部和外长王世杰。例如，有一份1948 年4 月1 日发给外长的电报，报告了杜威州长在威斯康星州发表的总统竞选演说。电报说，杜威谴责杜鲁门总统发布命令，停止一切对华援助，以迫使中国政府接纳共产党参加政府。他说，这些训令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愚蠢、最使人愤慨的文件，并且说，这些训令直到一个月前才宣告作废。这就难怪美国公众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一直是混淆不清、惊慌失措了。
G 月24 日，我在发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说，伊利诺伊州州长被推举出来，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详尽阐述了共和党的政策纲领。他在演说中对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其主要论点如下：1 ．美国参加上次大战，是为了保证它在太平洋地区不会面临再次遭受进攻的危险。日本虽已战败，而苏联依旧占据着千岛群岛、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因此处于足以威胁阿拉斯加和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有利地位。2 ．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听任苏联进入、占领柏林并在德黑兰与雅尔塔两次会议上，民主党总统曾同意苏联进攻并占领彼兰与中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另一位民主党总统曾同意苏联扩大其欧洲占领区。民主党当然不能宣称，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是一种超党派的政策，用以掩盖失策，逃避责任，因为共和党一次都没有参加上述三次会议，最后，杜威州长说，共和党的纲领公开宣告，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对中国要继续培育传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5 统友谊，并重申我们的对华态度，就是要维护它的领土完整与独立。
这份电报中还报告了鲁斯夫人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一篇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演说。她说，民主党总统一再对苏俄作出秘密让步，在雅尔塔会议上，他走得更远，甚至剥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6 月27 日，我又致电外交部，报告杜威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电报说，杜威州长宣称，杜鲁门政府的对华经援政策过分吝音。为了帮助自由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美国必须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给予必要的物资和更大的经济援助，以巩固它的币值。他本人一再提倡给予更多的援助，以挽救中国。他说应该牢记，中国在上次大战中是为它本身而战，也是为美国而战。因此美国必须帮助中国政府维护它的自由。这位州长还声明，到了适当时候，他一定要改正现政府所犯的重大错误。
1 , 48 年9 月3O 日，我向南京外交部和正在巴黎出席联大的王世杰外长提出报告，大意如下：杜威州长在盐湖城发表的演说中，就外交政策问题提出了九条原则，一条是拥护联合国，一条是援助欧洲。除此之外，他在第四条中特别声明，美国必须不再忽视自己的盟国― 中国，还说，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两洋外交政策，与维持两洋的两支海军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还再次谴责政府在东北问题L 与华北问题上一再向苏联让步，说这些让步确实都有损于中国人的利益，况且政府在作出这些决定时，事先并未和中国政府协商。
电报说，总的说来，杜威一次次的声明都显示了他对政府过去几年来的对华政策何等不满，从中国角度来看，他抱的又是何等疑惧的态度。另外，据说如他获胜，在竞选期间担任他的外交事务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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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约翰· 福斯特· 杜勒斯就会出任新国务卿。由于老赘沈马歇尔将军，被公认为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总建筑师，又由于人们觉得，他与国府要人的种种误会使他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偏见，所以渴望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一职。
6 月26 日，我电告外交部，《 纽约先驱论坛报》 那天早晨刊登了美联社发自南京的一条电讯。电讯中说，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都表示，希望共和党在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因为共和党在援华问题上必将格外热情，此外，有一位民主党总统，曾与苏联签订秘密协定出卖了中国。我在电报中作了评论，并警告说，美国的社会舆论一贯不欢迎外国的政府官员在美国内政事务中采取偏袒态度。我说，为了避免并预防美国当局作出不利反应，引起美国人的反感，我们应该聪明一些，在行将来临的总统大选中保持缄默。
9 月14 日，我接待了华盛顿公共关系间题专家威廉· 古德温。他说，共和党在参议院中赢得可靠的多数对中美两国都是极关重要的。他说，没有这个条件，杜威的援华外交政策就不易通过。古德温的论点是― 倘若中国共产化，美国就要遭受重大损失，负担大大加重。他认为，帮助中国在亚洲战胜共产党，是美国反共战争的最便宜的投资。
成千上万的人都认为，杜威肯定会在11 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当选，古德温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们对此满怀信心，居然把总统大选这件事本身丢在一旁，只是为保证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取得多数席位，以及诸如此类的间题而操心，1948 年11 月1 日，总统大选的前一天，我出席了一次宴会，大家喊喊喳喳，谈的尽是大选的前景。一如我在日记中所述，似乎人人都认为杜威将出任下届总统，宴会的男女主人罗伯恃· 古根海姆夫妇更是这样，他俩都是共和党人。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7 n 月2 日星期二，是选举的日子，这天放假，可是我照常上班去一r 。所有的预测都肯定杜威当选。我在日记中写道：大选这一天，到处是一派紧张气氛，人人都在等候着结果，有些人在揣度杜威是否能取得压倒性胜利。可是最初的消息显然对杜鲁门有利，整个晚上的确是他一路领先。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衣阿华、俄亥俄、伊利诺斯和马萨诸塞等州都占领先她位，在加利福尼亚则不分t 下。
n 月3 日清晨的广播报道，依旧是杜鲁门占优势。我对这些和以前从报纸、广播里看到听到的大相径庭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导，所显示的人们对杜鲁门的出乎意外的支持，感到困惑不解，大为震惊。我觉得人们一定会把这看作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惊人之事，有钱阶级和商业金融界更是如此，他们指望共和党稳操胜券。那一天，我给蒋介石总统直接拍去电报，给外交部拍的是· 份比较详尽的报告，要求向总统呈交一份副本。第一份电报说，选票虽然尚未统计完毕，可是选举结果业已完全定局。杜威州长已公开宣布，承认杜鲁门竞选胜利，并为他的成功发出了贺电。至于新国会，选举的结果也趋于明朗，民主党赢得了两院的多数席位。我最后说，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出乎美国公众的意料之外。
我在第二份电报中说，民主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因此，白宫与国会今后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政治集体。所以今后有关内政与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可以避免磨擦与冲突。我说，杜鲁门本人对中国的同情态度并不差，而且不抱偏见。近两年来，只是因为内阁中有些成员，尤其是国务院与五角大楼中的某些人，对中国缺乏同情，使我们在与美国政府的交往中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杜鲁门的威信今后将不断提高，而且他肯定要重新组阁。在外交政策上与重要的国内政策上，他当然可以更多地强调个人的见地，并加以坚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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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的见解，也就不必像过去那样，要求格外谦虚，并且急切倾听甚至听从阁员们的意见。
我说，使我担心的倒是国会的形势．民主党左翼对我们总是缺乏同情，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肯定要落到索尔，布卢姆的手中，我解释说，布卢姆是犹太人，是一位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担任委员会主席已逾卜年，在他任职期间对我们的态度还过得去．不算太坏。但是他对我们在联合国中对以色列间题所采取的那种政策，表现极大不满，因而在中国问题上，时常坚待从中作梗的态度，因此我建议，在发表议论和一般表态的时候，我们对他要特别谨慎。我说，我这方面一定尽力向他说明情况，争取他的谅解。然而我恳切要求，如果我们要就以色列问题在联合国巾发表意见，一定要特别慎重行事，以免造成更多的误会。
还有一件大事我没有谈到，那就是南京方面对总统大选结果的反应，n 月5 日，我亲自起草一份给外长王世杰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大致地概括了这种反应，和我个人关于大选的种种看法。我说，美国最近的总统大选结果不仅使我们感到意外，就是美国各界也认为一反常情，出乎意料。可是，驻华的新闻记者们一再发出电讯报道，说中国朝野对民主党的胜利极为失望，有一条电讯居然如此扬言：行政院坚决请求辞职的原因，也是对美国大选的结局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今后要想增加美国对华的援助必将空前困难。我说，这些电讯肯定要在美国这儿制造误会。今天早晨，魂纽约时报》的社论，根据报界由中国发来的电讯，指摘我国政府的观点离奇，特别是因为现在华盛顿的美国当局正在认真地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并打算进行种种修改。
我说，据我个人看来，大选结果极其明确地表现了美国的民意。面对大选结局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我们不应继续多发议论，或
第六卷丙度出使华盛顿77 , 有所反应。我国政界人士与美国记者交谈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以防他们乘机加以利用，为他们的目的服务．
我请求外长考虑，是否可以暗示我国各大报，撰写并发表几篇社论．大意说，美国最近的大选结果充分证明了美国人的民主精神，并对这种精神表示钦佩。这些社论还可以补充说，他们认为援华政策的基础，是首先由民主党政府奠定的，而现在民主党将在华盛顿继续行使政权，我们确信，民主党一定会加强援华，以适应远东局势的需要，并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借以为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努力。
－二盼－. - - . - . . －一
第八章中国情势恶化之际的中美关系
了948 年10 月一1 949 年l 月中旬第一节中国要求美援
1948 年lO 月和9 月一样，获得军用物资的问题仍然是头等大事。虽然美国政府批准拨给特别军事援助已有好儿个月，但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特别军援专款项下的军用物资订货，还没有一项已运到中国。9 月29 日．蒋介石总统电令我转给杜鲁门总统一份特别密电，呼吁杜鲁门大力推动和加速该项特别军援物资的采办。因为中国的军事局势十分危急，唯有立即采取措施或可有助于扭转战局。在我看来，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说明军事局势确实十分严重。但收电时已是夜晚，我无法送往白宫，而且总统也不在华盛顿，他到西部俄克拉何马州进行竞选活动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把密电连同一封私人信送交杜鲁门的私人参谋长海军上将李海，请他转交总统。李海立即受理并保证总统当夭下午便可收到。
随着1948 年即将终r ，加速采办1948 年援华法中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特别援助项下的军用物资只是援助间题的一部分，还需谋求1949 年继续援助，9 月24 日在我和来美参加世界银行理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了81 事会会议的我国财政部长王云五的首次谈话中，我们讨论内容之一就是美国继续援助的间题。
王云五认为这种援助为中国所必需，他愿在美对此进行探讨。我告诉他，这件事已与包括国会人士和共和党各领袖在内的若干方面进行过几次非正式讨论。当时的局势已很清楚，极其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竭尽全力进行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改革并不一定要立即取得具体效果，但一定要证明我们确实在认真地改革。为了说服美国国会考虑1949 年继续援助我国，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我对他说，我的希望是获得三年的经济援助，每年五亿美元。当然，能拿到二十亿更好．但由于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对经济很认真，并由于美国的经济情况不稳定，不论是对欧洲还是对中国的援助，过于大方会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如果总数为十亿，头一年我们可以拿到比如说五亿，第二年三亿，第三年两亿。这样一笔援助应当而且一定能使中国摆脱经济困难。
他叙述完平衡金元券的新预算的进展情况后，我告诉他，重要的是把这项工作坚持到明年4 月，届时国会很可能要通过法案，就对外援助重新作出决定。他以出人意外的乐观情绪回答说，他对局势能够控制到1949 年6 月30 日。但到那时以后就非拿到美援不可。
我对他说，第二重要问题是军援，但不是像目前那样以货币形式援助，而是供应武器和弹药，并派遣军事技术人员进行支援。重要的是使美国参与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得到他们的全面合作。我还告诫说，在此期间，当我们寻求美国全面援助时，应避免提出我国的主权间题。中国借重美国援助彻底解决了共产党问题之后，就可以全力投入建设。同时，我们还要记住美国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我们什么时候叫他们撤走，他们就会撤走，而在目前，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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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援。没有这种支援，我担心我们无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功地应付共产党的叛乱。王云五同意这种看法，表示希望我于年底回南京述职，和政府特别是和委员长讨论政策间题。切月12 日，毛邦初对我谈到他就美国对中国空军的援助问题向委员长提出的建议．委员长已通过外交部指示就美国对中国空军的全面长期援助进行谈判，并指定了两个具体项目：第一，供应装备与物资；第乙，设立中美空军联合参谋部。毛邦初要求我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此事。我对他说，我自当尽力而为，但我认为这件事和取得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特别援助专款项F 的物资供应以供急用比起来，是次要的。当前考虑到美国的总统大选以及华盛顿政府可能更迭，这件事看来不够成熟，而且相当不合时宜。在最近六周或两个月内，从美国当局那里不会得到什么。
四天后，浅和杜鲁门总统的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在白宫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想知道杜鲁门总统对蒋介石．总统的信有什么反应以及何时作复，因为委员长急待回音。
李海说，他收信的当天下午便转交总统；总统干1o 月3 日回到白宫后，他又对总统提过，总统说，他将尽力把中国所需的武器和弹药从速装运，井将依此作复。
我对总统的态度表示感谢，然后告诉李海，两周来中国的军事局势更趋严重，国军对武器和弹药的需要更加迫切。我提到了以我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和次长为一方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巴大维将军及白吉尔海军上将为另一方在南京共同制定的七个军和三个师的装备供应方案（这就是所谓七军三师方案）。我说明了这一方案所需的装备和物资，以1945 年的标准价格计算，约需三千七百万美元，包括弹药的补充在内。南京的理解是不仅计价以1 945 年标准价格为基础，而且运输将由美国海军免费办理。这两点已由我国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胎外交部长王世杰通知了在巴黎的马歇尔将军，并由我通知了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同时已由7 月被派来美专门办理军需品采购的中国军品采购团通知了美国陆军当局和魏德迈将军。我说，美国陆军认为对计价方法难以同意，同时海军免费运输也要看用的是什么船只．
李海答应待下午总统回来后，他请总统命令陆军部长提前起运以应中国急需。但他认为陆军方面的人办事总是慢慢腾腾的．随后，李海问我是否办成卜一些事，以及采办的物资是否用特别军援专款支付．
我说，是这样，而且根据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国务院已从这笔专款中付给美国陆军部七干万美元。可是至今中国什么也没到手。李海说，他与总统进行谈话时，将指出已交付美国陆军部七干万美元这一事实，但他认为他不应提计价问题，因为更重要的问题是立即行动。
我说，他把装运速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作为· 位公认的海军领袖，必能给我指明怎样才能实现拟议中的海军运输．魏德迈曾对中国军品采购团说，第一批物资迟至12 月1 日起运的原因是需要查明美国海军可以利用什么船只来承担这一任务。
李海说，魏德迈的说法不错。如果国防部长或海军部长决定优先装运援华物资，这是能办到的，并且美国海军会这样办的。该做的事是由总统授权白吉尔就地处理。他说他深知白吉尔的为人。就其个人的品德而言，白吉尔决不推卸责任，只要给他必要的权力，他准能完成任务。一旦装运，货物将直接运往青岛。
我说是的，并补充说，货物也将运往夭津，因为物资将主要用于华北。然后我提出另一件事，借以听取李海个人的反应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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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空军部长赛明顿很同情中国的问题和需要，中国空军驻华盛顿的代表根据他的建议，在一封信中，向他概述了中国空军的需求。信中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向中国空军提供某些装备和物资；第二，设立中美空军联合参谋部，负责制订计划。中国空军需要更多的物资，这一点是明显的。关于建立联合参谋部，我想知道李海认为怎样才能迅速达到这个目的。
关于第一点，李海认为美国空军可以供应中国某些东西，譬如，美国本身不用的过时的飞机，但这些飞机对中国空军还是很有用的。
我表示完全同意并强调中国并不要求新式飞机，而只要求美国空军可以出让的飞机，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空军，最新消息说，共军只有五六架飞机可供使用。
关于第二点，李海认为那是意味着中国空军聘用美国空军高级官员作顾问，他能理解他们是很有用的。
我同意他们将以顾间身份供职，但希望他们在制订空军计划方面和中国空军参谋长密切合作。
李海说，美国不想卷入中国的战争，但他相信美国可以派若干空军军官作为中国空军的顾间前往。
我说，中国很不愿意美国卷入对共产党的战争，但中国需要美国的合作以使其本身的努力更有成效。
李海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中国空军的代表和美国空军共同制定一个具体计划，说明中国方面的需求和美国空军库存中可提供的物资。关于联合参谋部，李海表示最好也制订一个具体方案，说明所需顾问的人数和性质以及准备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方案在美国空军合作下制订以后，他认为可以由我正式提交国务院，由国务院提请总统和国防部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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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了翁1O 月20 日，我在贝祖治于卡尔登饭店举行的招待赖普汉的午宴上见到赖普汉，他作为经济合作署驻华特别代表团团长刚刚由中国回来报告工作。他告诉我，前一天他曾渴见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向总统汇报时，他主张继续并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可是他又说，报纸关于招待会的报道称，在继续援华方面，经济合作署打算请求国会下年度“授权”直接与中国各省主席商谈拨款与贷款，因为中国中央政府对目前的援助分配不当。他没有透露他自己对此的反应，而只是对我说，报道还提到美国政府人士打算要求授权直接把军需品分配给各地方司令官，他们都是些有才干的将领，但由于蒋委员长不信任他们，中央政府没有分配给他们足够的美国武器和弹药。
午宴后，我把上述谈话的要点打电报报告委员长，并通过他转告行政院长翁文颧，我请他们注意在物资分配，特别是军用物资的分配方面须符合要求，应根据实际需要而不要出于派系偏见，以便扩大敬乱的战果。我给在巴黎的王世杰发了一份同样的电报。那天下午，我把毛邦初请来，还有王守竞在场。我把我和李海关于请杜鲁门总统支持并批准对我方建议的增加空军援助，以及成立中美空军联合参谋部的谈话，通知了他们。毛邦初说，他将准备一份方案，但又说，目前连委员长也指示说，成立联合参谋部，时机尚不成熟。
1948 年秋，当战争在东北和长城以南激烈进行，且国军方面情况相当不利时，加速办理现有援助物资和取得美国更多的援助，就成为愈来愈紧迫的问题。9 月份，各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的代表团齐集巴黎。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长王世杰为首、美国代表团则由马歇尔国务卿率领。这使王世杰与马歇尔有机会就中国间题进行上面提到的直接讨论，尽管这个问题也正在华盛顿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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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商谈。当然，即使在那时，整个事情的关键人物恰好就是马歇尔。我在华盛顿和国务院当局的几乎全部谈话所给我的印象肯定是最后决定取决于马歇尔，而他当时却在巴黎。
王世杰和蔼可亲，坚忍沉着，很适于和马歇尔这样的人打交道。他很少发脾气，自制能力很强。从他寄给我作参考的他与国务卿的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到，由于他温文尔雅，沉着冷静，从而使马歇尔肯于开诚相见，这点对于王世杰了解马歇尔对中国的真实印象、看法和不满是很重要的。其次，王世杰是一位很谨慎的人，他严格按委员长的旨意办事，从不越雷池一步。所以在整个会谈中，他总是郑重其事地强调哪些话是他个人意见，还不知道委员长是什么意见；并强调为了正式答复马歇尔，还得先向委员长请示。因此，马歇尔似乎很喜欢他，对他的沉着和坦率态度有深刻的印象。10 月31 日，我研究了他寄来的会谈记录。那天上午我还收到了他的两封密函，内附有他与当时均在巴黎的马歇尔、杜勒斯和霍夫曼讨论各项问题的记录，以及他给马歇尔的备忘录的抄件和他致委员长和行政院长报告会谈情况的电报副本。因为我在华盛顿也正在办理这些事务，所以王世杰随时将情况通报我，他的这种做法令人十分感激，而且是足与欧美开明国家外事机关的优良传统媲美的。
两封密函中的第一封是王世杰10 月25 日的亲笔信。信中称，有若干问题向马歇尔提出。首先是欧洲局势、原子弹问题、朝鲜问题和日本赔款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讨论情况，可在他回国后报告委员长，所以他未对我详述，但另有三个他认为更为紧迫的问题，他打电报报告了委员长。在他给我的信中，附有该电的副本，发电日期为9 月29 日。
据该电称，王世杰首先提出了日本同题．这个问题我将另述。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邓7 第二，他提出了日本以前所统治的岛屿问题。马歇尔表示，他认为为了对付苏联，美国保卫琉球群岛是必要的。他还问王世杰，中国对琉球群岛抱什么态度，王世杰答道，他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同意由美国政府承担琉球群岛防务的意见，但整个琉球群岛应置于中美联合托管之下。第三，马歇尔lbJ 王世杰，如果美国政府派麦克阿瑟将军去中国接替巴大维将军，中国将作何反应，但马歇尔紧接着又说，这是他个人随便问间而不是正式建议。王世杰报告称，对这个问题，他并未明确答复马歇尔。然后，他在结束电报时请求委员长对这三个问题给予指示。
王世杰的第二封信是他离开巴黎的前夕即10 月26 日写的。信中说，他刚给我发出第一封信，就接到委员长的电报，嘱他再次和马歇尔会谈，而马歇尔恰好请他吃午饭。在宴会上，他们进行了又一次详谈，这次集中谈了对华军事援助问题。
马歇尔提出了“军事援助”这个词组的含义与范围间题。他问究竟是指什么，并说，这必须首先明确。如果它意味着和美国对希腊的援助相同的含义，他担心那会给中国政局带来深远的后果。他认为这一点应予慎重考虑。马歇尔还说，在他提出对华军援的认真的建议之前，他必须知道他能否获得中国军官的热诚合作。他说，举例来说，对前线总司令是否具备应有的条件和参谋总长的品格是否适宜，必须首先加以慎重研究。
关于派赴中国担任高级军事顾间的合适人选，王世杰说，马歇尔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讨论了另外两个人。马歇尔还谈到美国驻华大使的适宜人选间题。他们又讨论了一个人。王世杰提了这个人的名字，但因事关极端机密，我认为我不宜辜负他对我的信任而在此公布。
n 月9 日，我收到外交部长来电，其中包括委员长致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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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信，嘱我转交。信中称，已收到杜鲁门10 月16 日给委员长信的复函，随后说明了中国战局吃紧以及苏俄在使形势恶化中所起的作用。委员长呼吁杜鲁门“加速并增加军事援助，同时发表一项坚定的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为之而战的事业”。他还要求美国向中国派遣“一位高级军事官员与我国政府商定军事援助的具体方案，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在内”。
n 日是停战纪念日，在美国是假日，但我还是设法和洛维特在国务院进行了长谈。洛维特是马歇尔在巴黎期间的代理国务卿，会谈时他由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陪同。我的目的是寻求对两部分问题的答案，一部分是送达白宫的委员长n 月9 日致杜鲁门总统信中提出的，另一部分是外交部长王世杰致在巴黎的马歇尔的电报中提出的。
我告诉洛维特，中国的局势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因此，蒋介石总统致电杜鲁门总统发出紧急呼吁，我已于n 月9 日星期二转交，并将电文副本通过巴特沃思办公室送交洛维特。第一个问题是要求关国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以提高中国前线战斗部队的士气和后方人民的信心。第二个间题是要求美国加速并扩大军事援助，派遣高级军官与中国政府共同拟订援助方案，包括参加指挥作战在内。
我接着说，11 月5 日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给在巴黎的马歇尔打电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政府能否派一位高级军官与中国最高指挥部共同制订一个援助计划，包括参加总参谋部作战计划的讨论；第二，假如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苏联在东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国能否指望美国政府在安理会给予全力支持。
我指出，蒋介石总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和王世杰提出的第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个问题是相同的，所以只有三个问题。
洛维特说，除我刚才所提到的三点外，中国政府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间题，即美国政府能否同意派遣美国军官到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已讨论了中国的局势。关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间题，这要由总统来决定，他（洛维特）不清楚总统的态度是什么。洛维特说，至于刚说到的第四点，间题本身实际已含有答案，就是“不行”。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接替指挥中国军队，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政府提出的间题似乎是说需要J ' L 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军官，直到少尉。
我说，我接到的电报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鉴于军事局势逐日迅速恶化，终于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是在战局像目前如此恶化之前提出的。
洛维特说，美国接到这种请求是在战局恶化之后，而不是以前。美国派军官指挥中国军队无异于为打内战负责，这自然是办不到的。他说，国务卿已通过在巴黎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答复王世杰提出的问题。
关于派遣高级军官赴华的问题，洛维特说，美国政府认为在中国当前局势下，任何个人― 不论是谁，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好，麦克阿瑟将军也好，或其他任何一位高级军官― 都不能扭转中国的局势，而且也不清楚这样一位高级军官在目前情况下能干什么，一个人做不了多少事。他说，所有报告均表明，既不缺武器弹药，也不缺技术指导，但士兵不想打仗，而这是真正困难之所在。洛维特接着说，至于增加援助，这要由新国会决定。没有国会的授权，美国政府什么也不能办。不过政府一直在尽力加速办理对华援助。原定1z 月1 日起运的一批将提前于11 月17 日运出。我指出，美国高级军官的作用不仅在于同我国制订军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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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对作战方案提供意见。这样一位高级军官，运用最近世界大战的战术经验，对中国军队会有很大帮助，中国正是由于缺少具有这种经验的军官而失利。
洛维特说，巴大维将军和白吉尔将军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小组己在中国，就设计与制订后勤方案而论，他们完全胜任。然而他听说中国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工作小组。
我说，我知道取得美国高级军官的全面帮助和合作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就前线指挥官与南京最高指挥部之间的最佳协调方式以及前线各部门指挥官之间的协作等提出意见。而这些方面自然涉及为各部门选用优秀军官的间题。我又说，我断言一旦派遣拟议中的高级军官，他对这些及其他方面提出的意见会受到欢迎。洛维特指出，过去美国屡次提出这类建议，然而据他查阅过去两年来的档案记载，中国均一律置之不理，并未实行。至于向安理会提出东北问题，他说，马歇尔已告知巴黎的中国代表，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决定应作认真考虑，因为如果没有把握获得充分的支持，将此问题提到安理会就没有意义。
我解释了我国打算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第一，想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中国构成如此巨大的威胁是由于得到苏联及其国际共产组织的支持。苏联违背了1 945 年的中苏条约，其中苏联保证只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第二，我国报纸以及立法院和监察院所反映的舆论，甚至敦促政府废除中苏条约，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舆论认为这一行动会使中国人民更清楚地了解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困境没有其他原因。然而，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无疑是其主要原因。
洛维特说，在巴黎的国务卿已告知中国代表，美国政府对此没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哭有意见，洛维特补充说，苏联也将出席安理会，它自然要对此问题阐明它的立场．因此，他认为这样做对中国目前的局势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我问洛维特，美国政府决定对青岛采取什么政策。意思是驻青岛的美国舰队仍留在那里还是撤退。
洛维特回答说，那要根据将来形势的发展而定。如果中国共产党进攻青岛，美国海军将不负防卫责任。那要由中国当局进行抵抗以保卫该市．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上海或南京。
我说，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得到澄清。据《 晨报》 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考虑能否把援助直接送交中国各省及地方当局。我想知道这则报道有多大的真实性，美国政府在审议今后对华援助计划时是否确实已在考虑这个问题。在现实情况下，我认为，倘如这种援助有助于稳定前线的局势，则把军事援助送交中国各地方司令官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说，我国政府支配军援的目标一直是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并收到最大的效果。找相信这也是美国政府援助中国的目标。举例说，华北的傅作义既是一位第一流的军人，又是一位好的行政官，深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如果美国在华的代表认为他得到的援助应该多一些，他们就此提出的意见，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欢迎。事实上，最近政府已将所得军用物资的百分之三十，包括武器弹药，分配给傅作义，而他的军队只占全国武装部队总数的百分之十。洛维特说，根据美国援外法，美国政府只能援助中华民国。巴特沃思说，美国政府已向南京说明，决不直接向各省主席或各省政府提供援助而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力．
洛维特说，关于经济援助，我可询间经济合作署。
巴特沃思间道，我刚才提出的那一点是否根据南京的指示。甲闷．. ．目．．门．. . . ．自．. r . . . , ．、一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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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巴特沃思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个人认为，如果美国在华代表认为应给傅作义更多的物资，那就只需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如这种援助实属迫切需要，并可望取得最大效果，我肯定南京将乐于讨论并予以接受。换言之，不应越过中央政府向各省或地方当局提供援助。先和中央政府商谈这类问题不仅有利于中央政府力求实现中国的统一，而且也符合美国赞助中国统一的传统政策。谈话结束时。我再次间道，洛维特认为总统是否有可能在从基维斯特回来之前给蒋介石．总统复信。洛维特回答说，总统可能这样做，因为国务院已给他送去了关于中国局势的资料和国务院的意见。
两夭后，委员长收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复信。除了保证美国对于现有的援华计划将继续竭力从速付诸实现以外，复信对委员长或王世杰提出的各点均避免作正面回答。杜鲁门提到了马歇尔以前对其中几点的答复，并提请中国注意在中国已有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以及他个人和马歇尔1948 年3 月的公开声明。
11 月15 日晚，外交部长来电把杜鲁门总统答复委员长去信的要点告我。答复包括三点：第一，美国政府将尽力加速向中国运送军火。一艘船已于4 日离开关岛，7 日离开日本；另一艘船已于9 日驶离西海岸。第二，美国不宜派高级官员赴华。第三，至于委员长要求发表政策声明，总统已于3 月11 日发表一个声明，宣称他赞同给予中国援助，不赞成中国政府吸收共产党参加政府；因此，他认为没有再发表声明的必要。
关于中国因苏俄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拟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想法，王世杰说，马歇尔认为弊多利少，但声称无论如何这要由中国自己决定。王世杰说，鉴于中国各方面的呼声，政府认为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 几乎不可能不向安理会提出。他征求我的意见。他希望我在白宫会见总统时，（我曾告诉他，我已约定24 日会见总统。）着重说明中国政府把这个间题提交联合国的愿望，并强调美国似应把援华间题看作是代表两党的，或者如他所说，是“超党派的”。
11 月17 日，我直接电复王世杰，说明我对向联合国控诉苏联是否可取的意见。我说，我理解这样诉诸公断的目的是使全世界明了谁是谁非，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但是这方面有三点应加以考虑：第一，当今国际纠纷迭起，安理会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阿题匕。第二，大多数成员国均有其本身的同题和困难，或多或少都是顾虑重重．因此，我担心他们不能坦率表明支持我国的意见，不能给我们全力支持。如美国愿给我们以全力支持，其它国家也许会采取同样立场。如美国不能保证给予我们这种支持，而且不赞成我们把问题提交安理会，我国即难以在安理会得到有力支持，也就达不到任何目的。第三，因此，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在军事方面。如我们能在稳定战局方面有所作为，则国际舞台上一般印象会有所改善。届时我们可重新考虑这个间题，那时提出也许对我们更为有利。
总之，我国政府是想谴责苏联违反1945 年的中苏条约，支持中国共产党，从而对中国军事局势的恶化至少负有部分责任。但我认为通过联合国这样做，并不明智，因为这个间题极端重要，而局势对中国如此不利，以致不能期望在联合国得到满意结果，甚至不能期望在联合国中的讨论对我们有利。相反，在联合国展开此项讨论将为苏联攻击国民政府提供讲坛。苏联可能设法说明，1945 年控制整个局势的毕竟是中国政府，而令局势对它不利，它就企图归罪于别人。
关于敦促美国政府在援华间题上采取“超党派”立场的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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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H 月18 日以第231 号电报答复说，由于共和党在总统竞选中的立场，我们不应立即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在竞选运动中，共和党各领袖都强调如在大选中获胜，加强对华援助为其施政方针之一。他们反复宣称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自始至终没有和国会中的共和党各领袖磋商过，杜鲁门的政策完全是民主党的政策，共和党对这种考虑不周的政策的不良后果不能分扣责任。如果在这时候我们对杜鲁门总统强调两党对外政策，这很可能引起误解，甚至可能使他认为我们意在干预美国内部的政治活动。此外，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已获得多数，在援华同题上，他们是否愿意和共和党少数派磋商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以不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这个建议为宜。
第二节中国局势及美国的反应
1948 年10 月中至n 月中，中国战局失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10 月14 日，虽然官方否认了山东烟台的失守，但据报辽宁锦州已被共军攻占。锦州是东北国军的补给基地，它的失守使在北面长春和沈阳的国军陷入危急情况，而同时山西太原和陕西西安也感到吃紧，这就使整个战局空前严重。与此同时，辽宁的港口城市营口的收复仍未得到证实。
1 。月18 日，国内传来了更多令人沮丧的消」息，说是防守长春的一个军投降了共军，烟台已被占领，锦州郊区的锦县也弃守。1 。月19 日更为不利的消息传来。《 纽约先驱论坛报》 上午版刊登了斯蒂尔斯的一篇文章，其中叙述了锦县和山东济南损失的武器弹药、军粮军衣和汽油等物资的情况。特别使人沮丧的是这些军需品大部分是美国援助的。这个报道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我读起来感到
第六卷再度忠使华盛顿
异常沉重。更糟的是，长春于次日被共军占领，而十日后沈阳又告失守，使前线的不利情况达到顶点。
10 月30 日，无线电和自动收报机都传来了东北首府沈阳失守及随后一片混乱的消息。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十二个师被共军俘虏。这则报道更为令人沮丧，因为它还附加厂对委员长口益不满的评论。它说，到处都反对委员长。10 月31 日，无线电广播说，委员长曾向部下将领声称，中国内战三个月内将见分晓，但据同一报道说，南京的外交界人士和华盛顿美国官方的看法则认为国军已收，共产党的胜利― 早则数周，晚则数月― 已成定局。据报道，委员长也说沈阳损失了二十万士兵。
继沈阳之后，东北小城镇一一落入共军之手。n 月初，整个东北失守，国军兵力损失惨重，其中包括几个最精锐的军。这样，共军即可进军华北，在华北他们已占领了许多地区．甚至在通往南京的战略据．点江苏徐州也发生了战斗。
H 月13 日，参事陈之迈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陈布雷骤亡的消息口陈布雷是委员长的密友和机要秘书。后来证实他是吞服过量的安眠药自杀的，因为他对时局感到绝望。他始终追随委员长，为委员长效力一生。他感到时局无望，因而轻生。他在自杀之前，写厂许多信，其中一封写给委员长，其他写给几位好友。在信中说，尽管他曾竭力及时指出，但仍出现大量失误，对此甚感遗憾。这些信没有全部公开，只发表了几封。至今许多关心当时政局的人仍想知道他临终致委员长信中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11 月4 日，白宫已发表了杜鲁门总统提交国会的4 至6 月份的援外咨文（这份咨文自然是以国务院呈送总统的报告为依据的）。在有关中国的一节中，咨文说：第一，南京由于分配援华粮食的配给制失败，未能履行其义务；第二，中国无力及时支付计划项? －一一一～～一。一一～. ' ．帕．' ．旧‘, . . . . " ．创冲晌，‘劲‘. . ．侧．. . . ．汤．曰．一一l , , ? - －甲弓、－?
顾维钧问忆录缩编
下的开支；第三，公布L 海地区米价与实际情况不符；第四，帐目既不真实又不及时；第五，公务员的待遇太低，因而情绪低沉。但咨文又说，上述情况不一定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蓄意行动，或由于忽视与美国签订协议中的条款，而实际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的不稳定。尽管最后的几句语气缓和，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和情感决不是同情，这是极为明显的。
这种情况特别令人焦心，因为几天前还可以指望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态度转为友好，当时选举结果已证实现任政府还要继续执政四年。这个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国务院制订的，诚如崔存磷11 月15 日的报告所说，国务院断定南京政权的倒台无法避免，而共产党政府一旦组成后，美国将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实际上，美国政府似乎准备将委员长的政府一笔勾销，彻底放弃。
10 月31 日，译电室曾交给我委员长打来的一份令人难解的奇怪电报。电报说，鉴于促进中美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他派孔徉熙为他私人驻华盛顿的代表，以个人身份协助我办理交涉事宜。委员长说，孔祥熙可以更加自由地进行活动，联系国会领袖与他们商讨经济与军事援华间题。
事情并不出我所料。我早就感到孔徉熙对这个差事谋划已久。1948 年春夏之际，他数度来美，以给南京留下他努力促进美国援华的印象，从而实现他的愿望。他不止一次地要我打电报给委员长报告他在华盛顿的奔走，尽管当时援华计划已大体决定，除通过正常外交渠道联系外，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待办。但委员长显然是听从了南京某些人的要求，决定给我打电报，以采取步骤实现孔样熙的愿望。当时外交部长在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尚未回国，也许这也是促使委员长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n 月7 日星期日，我去里弗代尔孔祥熙的家拜访他。我们谈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 r 两个多小时。我没有立即提到委员长打给我关于任命孔祥熙的电报或委员长致马歇尔的信。但当谈话临近结束时，孔样熙提出了这件事。他说，他事先不知道这一任命，既没有答应也没表示意见。他说，这完全是委员长个人的意见，他感到突然。我说，这个主意不错，而且事实上很有好处，因为孔样熙多年来一直是委员长的忠诚的合作者。孔夫人说，孔祥熙始终尽忠尽职；不论是任行政院长还是任财政部长时，他遇到困难总是揽到自己身上，而不让委员长为难。但她认为，在中国糟糕的是多做事就意味着多出错；少做事就少出错，不做事就不出错。
我说，孔样熙最好是接替我的职务，从外交方面说，这样办才合适。他实际比我能有作为，因为委员长对他了解更深，时间也更长。任命一位第二代表，不论职称叫什么，都会形成在同一国家有两位大使的局面，而且两位都有全权，都应该得到委员长的充分信任，这将使工作复杂化，使美国政府感到为难，不知该怎么办。即使我们两人尽力互通情报，外界也会有疑虑。
这是一次非常坦率而又十分友好的谈话。但我还是认为，如孔祥熙要作为委员长的代表在华盛顿逗留，由他接替我担任大使要比这种复杂的安排简单得多。这样安排定会引起许多误会，不仅大使馆和孔的使团之间可能发生摩擦，而且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也会误解。
11 月24 日，我拜会了杜鲁门总统。我说，我请求见他是为了讨论中国的危急的军事局势。国军和共军一直在徐州附近激战，徐州是南京的门户。
杜鲁门说，他知道局势十分严重。当天早晨他得到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大意是中国政府军的三十二个师携带全部装备投降了共军，这些装备大部分是美国供应的。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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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一个月前，国军在东北南部损失惨重．但也没有三十二个师之多。据南京报道，那里损失r 十到十二个师，包括装备。但在徐州前线，国军正在奋勇作战，并竭力击退共军的进攻。总统说，东北的失守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东北的情况深为不安。
我同意这种不幸结局是由各种情况相结合而造成的。不过自前共产党已威胁到华中，屹需子以制l 上，否则整个中国将被共产党侵占，并受它的统治。中国在竭力对付这种威胁的时候急需关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中国政府深信杜鲁门总统会在中国当前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提供这种支援。中国政府和委员长对于在美国陆军部和空军部协助下加速装运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特别援助项下采购的军用物资，表示感谢。我知道而且已向我国政府报告．总统特别关注此事，并亲自命令国防部门加速发运援华物资。
杜鲁门说，事情确是这样。他愿尽力把援华物资运往中国，这些物资是以国会批准的特别援助基金支付的。
然后我提到我国政府想请总统采取的具体援助措施。第一是一项同情和支持中国日前斗争的声明，这一牛争旨在维护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以及保卫世界的自由和民主事业；约在十八个月前总统在国会曾就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发表r 保卫世界的自由民主事业的重要声明u 我知道总统曾在3 月初宣告美国政府援华的愿望．我还知道总统在最近竞选运动中曾再次表示赞同援华。不过在中国处于这种危急关头之时，如总统发表另一项声明，重申在中国反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全力支持中国的立场，那是极为有益的．这可以提高前线国军和后方老百姓的十气，心理影响极大。杜鲁门说，关＋援华问题，他曾和马歇尔谈过儿次，那天早晨又和他讨论了一次。这事还将在n 月26 日星期五的各部部长会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议上讨论，他告诉我，届时将作出决定。
我对他表示感谢，并说，中国希望的第二种形式的援助是派遣一位高级军事特别代表协助中国政府制定与共产党继续作战的全面汁划。计划应包括作战部署，以及有关武器弹药装备事宜与补给体制。中国政府希望最有效地利用一切美国援助，因而非常需要与珍视这样一位代表在关国军事顾问团以及在华的美国其他军事代表的协助下，所提供的建议与合作，
我说，第二种形式的援助是提供所谓七军三师方案的武器弹药。这个方案是中国国防部长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共同制定的。所说的七军三师实际上约等于卜个师．武器弹药已开始装运，是从美国陆军库存中获得的，价款由特别援助专款中拨交陆军部。经中美双方代表在南京共同按美国政府支付的原价计算，整个方案约计三千七百万美元。但现在陆军部不按原价而按重置价格计算。结果只能执行方案的一半，因此我国政府切盼美国政府设法解决这一困难。我说，我个人请求他命令国防部门按1945 年标准价格一即美国政府的原价― 而不要按重置价格计算。这将使美国陆军部能够迅速全面执行这个方案。
我接着说，第四种形式的援助是供应更多的飞机和炸弹。最近徐州附近的战斗，国军获胜，空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大量耗用了设备和弹药，因而我国急需更多的飞机和更多的炸弹。我说，我不愿使总统为各项细节而费神，因而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列举目前我国政府请求美国政府援助的要点及主要援助形式。我将备忘录交给总统。他粗看了一遍后说，他先和马歇尔将军谈一谈，再向内阁会议提出。但他同时又告诉我，关干援华问题，他已和马歇尔讨论过好儿次，并仍愿支持委员长的政府。他十分同情苦难的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委员长能进行改革，以减少人民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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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提高人民的福利，并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的道路，从而实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合作。
n 月26 日叶公超次长从南京打来电话。他的主要目的是通知我，蒋夫人不久来美。但我们谈的时间不短，我乘机弄清徐州附近的真实情况，这特别是因为杜鲁门的消息和我的大不一样。叶公超先说徐州附近的战局不算太坏，下一个战役已在徐州以南打响，这是关键的一仗。胜负如何，两天内可见分晓。但当我问他杜鲁门有关我军在徐州附近损失三十二个师的消息是否真实时，他说是真的，并说，邱清泉将军的四个军损失了三个。（这个损失特别令人不安，因为这是一支配备美式重武器的精锐部队。）他说，东北锦州和沈阳丢失的武器轴重是惊人的。他还说，孙科刚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接替翁文颧。孙科接受了任命，但他去上海住医院动手术，十天后才能组阁。他想让吴铁城、翁文额和张群任政务委员。叶公超认为王世杰很可能蝉联外交部长。
两天后我又打电话给叶公超以交换情报。他告诉我战局危急。如徐州驻军能够撤出，并参加南面的战斗，局势或许可以稳定六十至九十天，但这一点并无把握。政府正在计划迁都，至少先把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和考试院迁到重庆，行政院迁到广州。蒋总统将留在南京，万不得已再走，海军和空军将迁往台湾。
叶公超还告诉我，政府实际上己经瘫痪，只有外交部和国防部还在工作。外交部王世杰部长已向新任行政院长孙科提出辞职，孙科尚未作任何表示。主世杰因此又转向总统辞职。叶公超说，传闻张群或我将继任外长。但我立即对叶公超说，这时我无意回国，而且华盛顿的工作确实很重要。我恳切希望王世杰为国家着想，不要在此刻坚持引退。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第三节蒋夫人访问华盛顿敦促美援
1948 年n 月26 日，外交部长叶公超来电话。他告诉我，蒋夫人不顾王世杰和委员长的劝阻，决定访美。接着，他传达了业经委员长同意的王世杰的下述口头指示：第一，蒋夫人将以私人身份访美，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中和美国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这是此次访问目的的官方说法日第二，她不得公开露面。第三，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第四，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第五，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
同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宣布了蒋失人计划访美。记者问他，蒋夫人是否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他说他的声明只限于他已经宣布的内容。他显然是不愿回答，只是补充说，他对蒋夫人的访间计划和细节，一无所知。
蒋夫人30 日到达旧金山。随行的中国驻纽约领事游建文于当晚来电话说，第一夫人和他将于12 月1 日上午十点到达华盛顿，他还告诉我蒋夫人已收到我拍往南京的欢迎电报。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我将去华盛顿机场飞机舷梯旁迎候，而不进入机舱。12 月1 日，蒋夫人一行按时到达。那天到机场的大约有六十名中国人，美国方面，最显要的人物有马歇尔夫人，国务院礼宾司官员伍德沃德及夫人、巴特沃思夫妇以及代表总统的白宫空军武官兰德里上校。马歇尔将军当时因在瓦尔特雷德医院住院观察，未能亲到机场。
飞机一到，正当我走近舷梯时，孔祥熙竟冲上前去间候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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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结果出现了蒋夫人不得不同时伸出两只手的尴尬局面，她右手和孔握手，左手和我握手。同时，摄影记者一拥而上，接着是一片混乱。马歇尔夫人拽着蒋夫人的胳臂走向停在飞机旁她自己的车子，同时问她是否要发表声明，因为后面跟着一大群记者。蒋夫人说“不”，马歇尔夫人即把她推人车内。车子刚要开动，我跑过去叫司机停住，同时把兰德里上校从人丛中拉过来介绍给坐在车上的蒋夫人，说明他代表总统，并感谢他到机场来，同时感谢总统派他来。我回到大使馆呆了卜分钟，LI 授几句声明供蒋夫人批准发表。然后我前往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马歇尔夫妇的住所。我见到蒋夫人时，向她谈了我代她起草的声明。她也感到需要发表声明，并提出了几点很好的修改意见。然后她很周到地拿给马歇尔夫人过目。尽管我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对她讲，竟没有机会。我必须搭两点半的斑机去纽约，以应鲁斯之请在华美协进社作关于中国局势的讲演。次日，我打电话给游建文，要求蒋夫人指定我会见她的日期。但一整天也未获回音．倪源卿报告说，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说，那天下午四．点蒋夫人同马歇尔夫人去瓦尔特雷德医院探望马歇尔将军，但实际上六点才见面，历时约四十五分钟。
晚上，委员长给夫人打来一份电报。电文是：“余有新计划，详情即将电告，为此，希推迟会见马歇尔将军。”12 月5 日，详电来厂。电文很长，文中敦促美国政府发表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并说，委员长愿引退“让贤”。国务院那天下午发布的新闻稿说，蒋夫人干仁午十‘点由马歇尔夫人陪同去瓦尔特雷德医院再次会见马歇尔将军，并共进午餐，直至卜午四．点二刻离去。
那天早晨我曾再次约见蒋夫人，但游建文的答复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一旦夫人确定时间，他便通知我。第二天上午，游建文打电话对我说，蒋夫人打算发表一项声明。他在电话里把声明全文读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 洲了一遍，并补充说，她原想通过大使馆发表，后来觉得最好由她自己发表。我的印象是，她要知道我对声明的反应，但又不愿这样说．我认为声明措词巧妙，但流露出强烈的情绪而且用意明显。熟谙政治声明的人一眼便可看出，她对在医院与马歇尔的会谈极为失望。声明草稿说，她来美国未经与中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人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得安宁，她说，“我访间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只由我一个人负责”。
然而我没有向游表示对声明的意见，因为她对我只字未提她与马歇尔两次谈话的性质，而且自从在利斯堡我初次见她时要求指定会见日期，以后数日内又一再请求，她却始终未予约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早的和感情冲动的声明，很容易引起各种推测和评论。顾毓瑞准备让各报待命。我告诫他不要通知他们，因为利斯堡很可能提出修改甚至整个声明也许会撤销。
果然不出所料，游建文又打来电话．要求把“美利坚合众国”改为“美国”，并把“后果由我负责”一句取消。十五分钟后，游建文第三次来电话，让我们把声明压到下午五点，届时他将确切告知发表与否。下午三点刚过，游建文的电话来了，蒋夫人决定不发表声明了。
12 月5 口星期日早晨，我打电话给在南京的叶公超，告诉他自从星期三至今我没见到过蒋夫人。我向他报告了报界对于她这次访问以及对她的接待的一般评论。他说，王世杰准备向委员长建议嘱蒋夫人会见杜鲁门总统后回国，以便结束访re ］。接着，我们讨论了我国的局势。星期一晚上，有六七次电话商谈蒋夫人草拟的另一份声明。这是她拟在珍珠港事件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篇声明。我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均被采纳；以后又做了些修改，最后约于下午七点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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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月8 日游建文向我询问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于支持和援助我国政府的真实态度，他告诉我，蒋夫人于11 月26 日离开南京，因而没有看到我关于24 日会见总统的情况报告。游建文没有说是蒋夫人叫他问的，但他要一份那个报告的抄件。
我说，这正是我要求见蒋夫人的原因。我认为她应该了解这些会谈的情况和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态度以及报界和公众对增加对华援助的意见。当然，她究竟需要什么资料、情报或建议，她自己最能判断。也许，她认为什么也不需要。这就是我请他不要催她约见的原因，特别是我知道她必有许多伤脑筋的事以及她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难以应付的局面。
次日，我把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谈的记录及H 月24 日在白宫我和他讨论援华时交给他的备忘录的抄本给蒋失人送去，同时附有致游建文的信，说明我由干刚刚得知蒋夫人离开南京时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把文件送去。我又写道：
也许她对这些文件认为无用或不感兴趣，但是鉴于她即将访问杜鲁门总统并和他会谈，我认为把文件送去备她参考，是我的职责。
我估计她收到这封信后，将不得不找我谈话。同时按照游建文的要求我送去了一份对报界声明的草稿。
不出所料，蒋夫人接到我的信后，就通知我去见她。第二天12 月1 。日，她的秘书中午给我打电话，要我下午二点去见她，而这时只剩四十五分钟了。来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于是我没吃午饭便去利斯堡，两点到达，她仍在吃午饭。我等了约十分钟。先出来的是游建文，然后是她。她板着面孔，不像往常那祥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时间她让我说话。
我说，我送上会谈记录和备忘录，为的是把杜鲁门总统的态度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805 和想法告诉她。我解释说，我和总统谈话时，他正打算把中国问题提交n 月26 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但后来我获悉那次会议没有做出决定。我得到的消息是马歇尔说话最多，而且显然对内阁很有影响。我还告诉她，我曾把我国急需军用品的清单先后送交马歇尔和杜鲁门。会议之后，杜鲁门立即将清单提交国防部门处理。我告诉她，总统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是同情的．我们会见时，他向我讲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马歇尔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而且他仍然愿意支持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我的含意是明确的，但蒋夫人显然不愿讨论这一点。
我接着说，刻不容缓的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援助，以使我国稳定战局；三年长期援助计划可稍后再提交国会。我告诉她，必要的有三件事，即总统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的政策声明，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和增加援华军用物资。
说到这里，她神色严峻地说，这三点要求的公布使她更加为难，她要知道谁把这三点透露出去。我间她，这怎么会使她更加为难。她说，马歇尔告诉她，这使美国政府在就这几点做出决定方面陷于困境。她说，不予公开，事情就好办些。我说，她所指的必是报纸上有关她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中国需要什么的新闻报导或者推测。但《纽约时报》 的文章是旧事重提，这些以前在报纸上已登载过，其来源是根据巴黎、南京和华盛顿的电讯。在巴黎，王世杰和蒋廷献与马歇尔曾进行商谈；在南京，此事曾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磋商过；在华盛顿，我曾向总统及国务院提出过此事。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甚至在基维斯特这三点就为人所知。杜鲁门在那里休假时，我曾于n 月9 日把委员长的信转交给他。
她说，她看过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其中没有提到这三点。但我说，这三点在信中提到了，而且以后《 纽约时报》 和《 先驱论坛报》 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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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维斯特的记者把同样的内容电告华盛顿各报。尽管如此，大使馆严格认真地拒绝把该信提供发表。我又说，无论如何，让人们了解中国所需，实际是有利也有弊。例如，斯克里普斯一霍华德报系的鲁斯和罗伊· 霍华德就派出专人搜集内幕消息，藉免凭空写稿，以便有力地支援中国的事业。另外，报界和公众舆论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点也不明确，他们要求加以澄清。
我还告诉她，我刚刚获悉，马歇尔因手术后需要长期休养，正再次考虑辞职（动手术的日期是7 日）。我间她，她和他谈话时是否察觉到这一点。她说，他的手术是医生早就建议的。显然她以为这消息不大可靠，她认为马歇尔不会辞职，尽管这是马歇尔亲口对我说的。我说，马歇尔向中国提了许多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见实行，他显然感到失望。杜鲁门也曾对我说，他竭诚希望我国政府能对政治、财政和军事作重大改革，并减轻人民的痛苦。蒋夫人说，政府该做的事很多，她相信她和马歇尔的谈话会使他更好地了解没有做这些事的原因。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这些事是做不到的。她说，她希望在今后几天他恢复健康之后与他继续会谈。这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即最近她不会离开华盛顿，而将继续努力。接着，她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对她说，显然她是记着我给她的那封信。我说有，我有许多事想跟她谈，但我知道那夭下午她将和杜鲁门进行重要会谈，因此我不想使她劳神，于是起身告辞。六点过后不久，蒋荫恩来电话，大概是从白宫打来的。他报告说，蒋夫人白宫之行已告结束，并已偕同马歇尔夫人离去。当记者间她是否有好消息或者她是否将再次会见总统时，她说这要由总统来回答。她神色严峻，冷冷地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12 月21 日星期二，王守竞来访。他刚刚应约与黄仁泉和孔令杰会面。他说，黄和孔令杰告诉他，蒋夫人的使命失败了，但她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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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空手回去。问题是带什么回去。两人曾间他，根据军援的情况，他有何建议。
我对王守竞说，在他应孔令杰和黄的邀请去见他们之前，最好先和我商量一下。王守竟回答说，他门急于设法使蒋夫人不空手回去，否则她无法“交帐”，他以为她在接受这次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使命之前应和我商量一下。于是我告诉他，蒋夫人显然不愿见我或任何能向她提供意见或帮助的人。
同一天，我得知蒋夫人从利斯堡搬到了伍德兰大道她自己的住处。我从王守竞处得知蒋夫人将干次日会见马歇尔。那天是星期三，我得到报告说，蒋夫人曾两次去瓦尔特雷德医院看他。我还获悉马歇尔的· 位知心朋友告诉蒋荫恩说，代理国务卿洛维特将于星期四或星期五发表一项对华声明，作为蒋夫人去医院访问的结果。
12 月29 日中午蒋荫恩参加了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洛维特向聚集的记者透露，蒋夫人于12 月27 日星期一到国务院拜会了他，并“重中以前的援华请求”。12 月30 日蒋荫恩报告说，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被问到蒋夫人的活动情况。蒋荫恩说，当一位记者向总统询问蒋失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蒋夫人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了，但直至195 。年1 月」。日她才离美回国。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的幕后原因是什么？当时情况这样不妙，而且经过我在华盛顿的联系、会谈与试探以及在巴黎与南京的会谈，我国政府对美国的观点已十分清楚，蒋夫人为何在此最后时刻前来访美？根据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特别是军事形势，突然决定派遣特别使节的动机是不难推测的。早些时候，委员长没有想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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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会恶化得这样快，但局势确实急剧恶化了。1948 年11 月，东北失守，共军在直捣首都途中开始围困徐州。回想起来，徐州的第二战役显然是决定性的。在国民党内部，反对派日益抬头。主和派逐渐壮大，虽然还没有像1949 年l 月以后那样大喊大叫，但已为人所注意。总之，委员长面临政府更迭的强大压力。
委员长的回答是，如果其他人赞成谈判，他在必要时就单独和共产党打下去。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只能这祥说和这样做。他不能屈从反对派去和共产党谈判；以他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以及过去的经历，他决不能这样做。作为一个意志极为顽强的人，他决心继续战斗。但他未能想到战局会恶化得如此之快。当局势确实急剧恶化时，当共军几乎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根据美国过去的政策，自然指望华盛顿、特别是杜鲁门和马歇尔予以援助，以提高全国的士气。如果反应不利，他肯定就会引退。
委员长作为最后一着拿出的，是11 月初向美国提出的四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他向来反对可以被解释为让外国人干涉的任何做法，因为他说中国必须维护主权和独立。所以，如果不是局势危急到如此地步，他决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最后的一着，甚至连蒋夫人访美，也可以理解为委员长寻求一切途径，用以敦促美国对那几点要求做出有利反应的愿望的一部分。他必定是说，他的最后决定，将取决于蒋夫人访美的结果。如果华盛顿支持他，答应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派遣军事代表团，他就于下去。然而访美之行失败了，而且从我们呆在华盛顿的人看来，显然谁也不能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心下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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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中国政府建议和谈期间的美援前景
12 月7 日，贝祖治来谈。经济合作署已停止筹划对华的长期援助，而且署长霍夫曼终于改变了不访问中国的主意，因为他确实要看看中国局势，然后向国会提出报告。（事实上，他三天之后到达了上海。）晚上，贝先生义来告诉我，他和经济合作署中国处处长哈伦· 克利夫兰共进午餐时作了长谈。克利夫兰告诉他，经济合作署、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代表曾讨论对华的长期援助，而且他的同事纳尔逊和皮尔斯曾致力于拟订一个对华经济援助计划，以备1 月间国会开会时提交国会。但是中国最近的种种事件，特别是军事上的挫折，迫使他们把工作全部搁置下来，以待中国事态的发展。12 月10 日，刘揩刚从巴黎回来便到大使馆来看我。他说，在巴黎，所有的人对蒋夫人访美都感到诧异，不知是怎么促成这一访问的。他们还讨论了一旦共产党攻占南京，我国驻外各大使和公使应该怎么办。所谓他们，他指的是我国驻法大使钱泰、驻苏大使傅秉常、驻意大使于竣吉和他自己。他告诉我，有的主张立即辞职，有的反对。但普遍对现政权不满，觉得变一变对中国来说会好一些，甚至在我国官员和驻外代表中也有这种看法。我说，即使南京陷落，战斗还会继续下去。总会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政府，尽管它也许设在广州和重庆。美国和其它反共国家必然继续承认它，即使他们也许同时对共产党政权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霍夫曼由华返美后，于12 月21 日向杜鲁门总统汇报情况。离开时向记者声称，他将中止执行中国的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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