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大会上导致大国之间意见分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议事规则中是否应有明文规定，设置一个提名委员会来考虑并推荐将来大会的任职人选。第一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对此进行了研究，以大多数票赞同公开提名。但在第一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却以二十三对二十二票否决了该项决议，斯帕克去布鲁塞尔期间，由我接替主席职务。
第五卷二度使英689 马纽尔斯基坚决主张就小组委员会主张公开提名的建议再次进行表决。每位代表都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则劝阻马纽尔斯基放弃其重新表决的主张。我还让杰布通知他：我可能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要求大会表决关于公开提名的提案时要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我就宣布了这个间题，并要求大会对议事规则第六十九或七十条是否适用于这个问题表示态度。出人意外，这引起了诺埃尔贝克和弗雷泽的强烈反对。我保持着镇定并把投票表决进行完毕，丝毫未出现紊乱现象。从而产生了一项正确的决议。
与联合国大会相并行的安全理事会也不时开会处理各类问题。引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四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伊朗控诉俄国军队占领伊朗北部领土；希腊的局势；阿尔巴尼亚申请加入联合国以及印度尼西亚间题。在安理会会议上，五大国之间，弥漫着互相猜疑和误解的气氛。
在1 月30 日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所讨论的间题是应否把斯退丁纽斯提议的伊朗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维辛斯基和贝文对此相持不下。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调停以便打开僵局。贝文了解到我的意图，立刻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于是，问题就这祥解决了，显然相互也都满意。
在2 月4 日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上，维辛斯基提出了希腊问题。由于双方的意见对立，始终未获解决，安理会的情况，实在令人沮丧，使我感到有必要尽我所能作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工作。2 月5 日维辛斯基在下午三时和我会面。我提出自己起草的三份可供选择的方案，但他认为每份都难予接受，并建议这三份均须加以修改。
下午五时，我往访贝文，他对我的方案也不满意，并自己起草
的。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了一份方案。在我们争论一番之后，他接受了我的方案中的某些部分。我随即携带贝文的方案再次去见维辛斯基。
我没有明说这个方案就是贝文的，然而维辛斯基一味吹毛求疵，并极力主张不要提威胁和平与否或者军队是否应该撤走。于是他拟定了一份他自己的方案。我也提供了一、两点建议。随后我把方案文本拿给斯退丁纽斯，接着，我们都去出席八时三十分的安理会会议。开会不到十分钟会议上就出现了僵局，随后休会十五分钟。去另一间屋里谈话，我向诺埃尔一贝克提出使安理会成员们普遍对希腊问题发表感想的办法。即贝文应当向安理会成员们征求他们关于目前局势是否会对和平构成威胁的看法，随后再向维辛斯基了解他对这些意见的反应。诺埃尔一贝克对此建议颇以为是，并把我的建议转交贝文。贝文看完我的建议后，没有讲话，我就走过去与他低语建议的优点。
斯退丁纽斯提交安理会的维辛斯基草案几乎就是在苏联大使馆内拟定的文本，其中包括我的一些建议。维辛斯基对草案表示赞同，但建议作一两点变动，贝文则说他不能接受此草案，因为与其内阁训令相违背。他坚决主张任何关于英国威胁希腊和平的指控都必须予以免除，但他随后又称，他要向其政府请示。
次日，安理会再次讨论希腊问题，斯退丁纽斯重复他的提案。贝文立刻说：“我接受。”维辛斯基马上站起来说“我接受。”引起安理会分歧的第三个争端是阿尔巴尼亚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安理会是在1946 年1 月28 日召开的会议上讨论该问题的，随即以苏联和波兰为一方，美国和英国为另一方，就应否将此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争论。我发言说应把原则问题和程序问题区别开来。我认为安理会没有理由拒绝将申请列入议事日程，但是可以延缓讨论，直至时机成熟。投票结果一致通
第五卷二度使英691 过，将此议题列人议事日程。
在2 月6 日安理会会议上，提出了印度尼西亚间题。不久讨论就变得热炽甚至激昂起来，从而成为安理会需要解决的另一难题。安理会一些成员似乎指望我在讨论中起主导作用。在2 月11 日的安理会会议上，继斯退丁纽斯和梅金发言之后，我宣读了我的声明。为了使我的声明尽可能地为安理会所接受，曾将其修改达五、六次之多。对我的声明反应很好。
安理会还需要仔细讨论法国军队驻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间题。由于彼此间的谈判失败，所以叙、黎两国提出这个间题。维辛斯基要求按照墨西哥、埃及和美国的提案次序进行投票。当所有提案均遭否决或未获得必要的票数后，维辛斯基根据美国提案提出自己的修正案。但是依然被否决了。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于2 月21 日结束。
五回国
鉴于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闭幕，我电告王外长和委员长，为了将中国在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的活动向国内作一份全面报告，我想回重庆亲自汇报。王世杰回电欢迎我回国，不但向他而且还要向那时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汇报。3 月3 日我离开伦敦，3 月9 日抵达重庆。
3 月1 。日，我以委员身份出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政府的最高级官员和各省的较高级官员都出席了大会。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第兰天早上委员长在纪念周上说的一些话。他做了一次强有力的讲话，实际是谴责所有嘲笑和攻击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及与苏俄签订协定的政策的人，他为他所谓的一些人丧失国民党的美德深表痛惜，并认为那些诬蔑别的国民党人为官僚的人，才是真正
6 习么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官僚。他说中国的国内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能采取政治手段谋求统一，其他任何政策都不许可。那些现在批评他及其政策的人，其中有的人也就是过去攻击他执行反共政策的人。他整个演说听起来像是一位校长对小学生的训话。
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设置一个三士人左右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我，专门研究张嘉傲的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该委员会在中执会休会后立即召开会议＿有人建议由我任主席，但我坚决不就，并提议由朱雾青担任。他是国民党内资格很老的党员，最后被选为主席。
委员会的讨论非常热烈活跃。出现一场对熊式辉的猛烈攻击，由于他是东北政务委员会的首脑。还抨击该会的其他委员，其中包括张在内。一批有显要地位的发言者批评该委员会的态度和工作间题，批评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对俄国人的态度不当：谈判人员不是过于骄傲自大，就是过分恭顺自卑。（2 ）没有与东北领导人物和东北出身的老一辈政界人物磋商。（3 ）不必要地压制党和东北抗日青年团的活动。（4 ）苏联没有履行中苏条约的规定，首先该条约就没有意义，没有必要地牺牲了中国的主权。（5 ）没有把苏联计划助长中共的问题提请莫斯科注意。中国应把共产党在东北的任何活动的责任正式诱诸苏联政府。另外作出几项建议：( 1 ）我们应对苏军占领时期在东北发生的张萃夫谋杀案进行彻底调查。（2 ）免去熊式辉将军的职务。（3 ）发挥那些致力于与共产党分子作斗争的东北青年的作用。
委员会的气氛，总的说是充满敌意的，不仅针对东北政务委员会首脑熊式辉，而且也指向负责执行政府对外政策的外长。委员会将在3 月15 日中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报告，建议向苏联提交一份强硬的照会，对其进行谴责，并提出共产党在
第五卷二度使英6 幻东北的一切扰乱应由其负贵。主席请大家发言。于是会场上对熊式辉及其僚属从俄国人手中接管东j 匕的工作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发言还特别指出了熊的名字，指责其种种错误和办事无能。报告并建议免除熊的职务。发言对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批评最为严厉的有钮永建、张继、孙越崎、方治、苗培成和王星舟。我试图说服他们在致苏联的照会中措词不宜太硬，但结果他们只同意用“友好的建议”一词代替“通常的外交照会”，并删去第四段关于共产党的暴行和苏联应对其负责的全文。我说明此类苛刻的用语将无助于谈判工作而只会激起俄国人的强烈反感。
次日，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全体大会，由委员长亲自主待。不管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会议对外长提出的外交工作报告进行了修改，大意是刚刚缔结的中苏条约违反平等互利原则。委员会认为报告中所提外交部将以坚定的决心和友好精神继续进行谈判的措词是完全不适宜的。委员长首先宣布所有这些问题，都将由党的常务委员会予以考虑．随后宣称，政府原先的报告，如无他议，即予通过。
其次要考虑的是东北问题的报告。情况变得甚至更不寻常。委员长向大会发言，首先他问那些不赞同政府工作报告的人是否要以武力收复东北，如果是的，那么小组委员会报告的措辞就是适合的― 意思是说所提决议草案强硬得太过分了。如果要以外交与政治手段收复东北，他就要求他们重作考虑。二十年来一直未能将中国建成现代化的强国。政府一向力图发展民族经济、改善社会状况，同时对国际局势予以极大的关注。如果一个人侈谈什么立即收复失地而不负任何责任地享受表达个人观点的自由的话，对他个人来说是可以的，但仍有必要非常谨慎地应付外交局势，设法以政治手段收复丧失的国土。熊将军对目前的局面是没有责任的，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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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所作所为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所以东北局面的责任不在熊将军，而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的结论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是没有必要的，无需通过。他将负责处理东北间题。最后他发问：“你们信任不信任我？～你们对我是否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请站起来。”
使我非常意外的是所有对政府处理东北问题的政策和对熊将军在谈判中的表现发出最猛烈的谴责的人们都站起来了。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一些人，起身由边门离开了会场。我认出了几位老友，其中有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几天后我见到他，他问及我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整个会议的看法，特别是与国外类似会议的比较。他暗示国内情况和国外是全然不同的。他说他对东北局面非常不满，并打算在大会上全盘讲出。但是由于委员长主持会议，为了回避站起来表示同意，所以采取了退席的办法。他对我说还有其他二十多位也离开了会场。他对东北局势不满的理由之一是熊将军的行径所致。熊曾拒绝同东北领袖人物讨论间题，很显然，他是想把持东北作为其政治势力的地盘。熊不但拒绝恢复原先三省省主席的职位，而且急不可待地发布公告将三省改为九省，并任命九名新省主席。由此激起了东北民众对他的广泛反对。我认为邹是把熊的态度作为政府的象征而进行批评的。他说，熊自接任领导职务后，由于延迟了行期，未能及时开始与苏军当局进行谈判。他的拖延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他错过了与俄国人谈判的最好时机。我猜想，他指的是，在开始时东北还没有共产党人，俄国人由于日本军队碎然投降和士气沮丧，使其感到意外，以致对摆在他们面前的局面不知如何处理。
3 月16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这类会议上不常露面的两位人物，即宋子文和蒋夫人也出席
第五卷二度使英
了。我坐在蒋夫人的旁边。在闲谈中她对我讲了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即马歇尔将军正以杜鲁门总统的私人代表身份，为各政治党派之间的合作努力工作，以促进中国的统一。马歇尔为了研究工作已离重庆去美国，但很快即将返回。蒋夫人对我说，她钦佩马歇尔，并认为他非常有才智、公正和友好。
在选举常务委员会的同一大会上，还选举了国民大会代表。他们为改组政府和国家统一，将通过一项宪法。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解决是当时最重要的间题之一。当我在3 月份抵达重庆时，局势是不明朗的。有人说，除东北问题而外，一揽子的政治协定实际上已经达成，但是有些人对其最后的结局表示怀疑。
我出席了包括共产党在内所有政党参加的国民参政会，聆听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邵力子就讨论的间题所作的报告。张群也作了关于与中国共产党就双方就地停火、防止武装冲突、改编武装部队、以及统一指挥国共双方部队等间题进行谈判的进展情况。除陶百川外，所有委员都抨击了政治协商的协议。张的报告提到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东北驻扎一师军队，来自东北的委员们对这一点的反对意见尤为尖锐。大会主席是吴贻芳女士。她的工作非常困难和微妙，但她掌握得很恰当，给我的印象颇深。
3 月29 日晚上，我从民主社会党负责人和民主同盟的积极参与者张君励处获悉了谈判全部情况。共产党所提要求是国民党要保证遵守协议。在综合委员会上，开始时的情况令人非常沮丧。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宣布新政府改组的所有候选人名单应于两日内即3 月31 日前提出。孙科甚至断然宜称，没有此项名单，也就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共产党则不断声明他们对提出名单尚无充分准备。孙把这种说法看作是蓄意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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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宪法的间题也被提了出来。开始时颇有争论，但最后，所有的分歧都得到圆满解决。
东北北部的军事管理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但政治管理问题依然需要国共两党和东北的领袖在三方会谈中讨论和解决。张相信，苏联已经制订出一项方案，留出四十个地区作为中共的势力范围，或多或少地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然后是中共控制的地区，再南一些就是国军控制的地区。
张还说，周恩来之返回重庆是由于马歇尔去电敦促。这样，虽然马歇尔本人在美国与各方商议，但他对中国政局依然极为关心。翌日（3 月30 日）赴孙科为我所设的晚宴，同时参加的有一些国民党的要员，主要是追随孙的来自广东的亲信。我们交谈的话题很自然地是国共两党谈判关于改组国民政府的进展情况。按照孙的看法，鉴于各党派所表示的态度，整个局势不能使人满意。孙说，他受权召集会议，可是作为主席他一再想站起来离开会场。吴铁城曾以政府名义要求各方面的候选人名单至迟于3 月31 日提出。而中共代表立即宣称这是最后通碟，他不能接受。对于业经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中共代表则要求再增加一项，而这一项是中共曾经提出过但被委员会否决了的建议。
孙解释说，关于在新宪法规定下立法院的权力问题，以及对内阁成员任命的批准权和监察院成员的选举等间题依然悬而未决。五个党派分别提出的建议案，都不相同。还有，除国民党而外，四个党派如何分配政府的二十个名额间题，也有待解决。在这二十个名额的分配上一直未能达成协议。非党人士接受T 政府的建议，即分配给中共八席，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与非党人士各四席。但中国青年党拒不接受。
按照孙科的说法，中共想要维持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并决心
第五卷二度使英6 盯要取得卜四个表决权，从而可以对任何决议操有否决权。孙认为协议能否立即履行，尚在未定之中。他料想，最早的履行日期，可能要在4 月1O 日以后。他确信，中共方面所以拖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和非党人士之间在分配席位上未能达成协议。其次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管理间题。第三是中苏之间关于新疆伊犁事件的争论，结局如何尚未可知。
由于当时的政治协商可能产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北的局势以及莫斯科与重庆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对王外长于3 月31 日在一次会见时对我说的话很感兴趣。他说，他向苏联政府表达了真挚的期望，即苏联政府应尊重中苏条约的精神，并协助国民政府尽快接管东北，以抑制共产党在该地扩展。他补充说，当苏军开始进入东北时，当地根本没有中共部队，但是现在已有大批军队并在那里蔓延，引起国民政府方面很大不安。王对我说，苏联大使同意立即电告莫斯科，并答应一俊接到回复尽快让他知道。在一次与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交谈中，吴表示，因长春已发生战事，而月情况变得日趋严重，他担心整个协商的协议和谈判最终将归失败。他怀疑苏俄企图至少要保持东北的北部，作为共产党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是否包括长春还说不一定。吴说，苏俄已提出了降低要求的经济合作方案，包括建立从苏俄到旅顺与大连的航空线的权利。
4 月23 日，我出席了外交部长为欢迎马歇尔和夫人举行的晚宴。出席的还有美国财政部的布兰福德，马歇尔代表团中的第二号人物吉勒姆将军，王宠惠和夫人以及外交部的两位次长。宴会后，马歇尔将军、外长与我进行了交谈。王问马歇尔，听说共产党已经提出，如果把哈尔滨留给中共，他们将撤出长春，这话可是真的。马歇尔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说，当天上午与周恩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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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个小时，并且听到了共产党对政府的长篇控诉。他认为困难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都有畏惧。在他看来双方都认识不到相互间抱有多大的畏俱心理。
他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离华期间东北的局势趋向恶化，他确信在他离开之前，曾有好几次机会可以解决局势间题，但是政府方面认为自己的实力足可压制中共军队，所以拒绝安排一项友好的解决，而现在情况有了逆转，中共军队超过了国军，政府抱怨共产党人又在诉诸武力。但马歇尔确信局势尚未绝望，只要各方都试图了解对方的感情，就能找到一条共事的途径。他说，委员长经常对他说，共产党人不会尊重他们的诺言。他说，共产党人也担心政府方面缺乏诚意。
5 月17 日，委员长邀我共进晚餐，进行了交谈。委员长间我关于苏俄对东北政策的看法。我认为表面上苏俄已从东北撤军，但其内心是不满的，而且毫无疑义，苏俄正在帮助中共在那里安顿下来，作为它的缓冲地带。由于苏俄和美国的摩擦在巴黎会议上又暴露出来，也会使苏俄对东北的政策变得强硬。我说东北的局势是由美国在雅尔塔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委员长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我解释马歇尔如何应对1944 年的政策负责― 他衡量了中国的有效抗日能力，在德国败北后争取苏俄参与对日作战。马歇尔是不愿牺牲一百万美国人的生命以取得对日胜利的。我还回顾了李海海军上将在与我谈话中曾经吐露：美国想向苏俄提供旅顺和大连作为苏俄参战的代价。
委员长说马歇尔曾过分信赖中共，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了解他们了。他对马歇尔作出的每次建议都乐于接受，以表示其最大的诚意，但是中共未曾守过信用。他们进攻和占领长春，并不理会改编军队和减少他们的兵力的义务。马歇尔甚至对提醒中共注意他
第五卷二度使英6 卿们的诺言都踌躇不决。可是他们甚至连三人小组的会议也不出席。委员长担心如果马歇尔不能洞察中共的策略，他的努力必然要失败。他们谋求的并不是合作，而只是谈论合作，其目的是进行反对政府的宣传。
委员长曾对马歇尔讲过三点：( l ）美国对苏俄一定要坚定，对东d 匕问题不能缺乏信心。苏俄是重视实力和坚定的。（2 ）美国要向中共讲清楚，美国打算对政府提供援助和扶持以加强其实力。只有政府强大起来时，中共才会妥协、委员长承认自己没有力量说服美国采取这项政策，除非美国自己决定这样做。（3 ）委员长自己的政策是．除非中共愿意合作并放弃长春，否则他不会承认他们，也不会邀请他们参加政府。他会让他们留在东北原来的地方，也不企图把他们逼走，但是，在中国内地，他要把他们全部赶走。马歇尔为促使美国提供一笔贷款曾经返回美国并几乎取得成功。只因中共方面的反对，才使他的计划遭到破坏。中共的一篇驳斥委员长论点的文章，说明中国没有和平与统一，其目的就是阻碍和挫败马歇尔为谋取贷款所作的努力。
委员长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回答说，马歇尔热切希望他为在中国实行合作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所作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政策，并不是因为它最后能保证成功，或者因为与中共的合作会持久下去，而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美国有充分理由援助我国政府。然后，重建工作就可在各个领域中着手进行。假如出现其他政党阻挠政府的话，可以授权各省，由地方发起以美国援助进行这项重建工作。中国的绝大部分是在政府的有效的直接控制之下的，重建计划将大大增强政府的地位。而在中共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就不能取得同样的进展。苏联一旦认识到政府的实力，苏联的压力也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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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一项强硬的政策，特别是有可能导致一场无终止的武装冲突的政策的话，不但国家遭受损害，而且民众也不会同意。世界舆论将会谴责这样的政策。苏俄会秘密或公开地全力支持中共，但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也不会充分支持中国政府。我劝告委员长在扩大了的政府里，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而不是凭借他的优势军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让局势停留在目前的状态，就将继续动荡和不安。这就不可能从国外获得有效的援助，政治动乱和经济的不稳定也将继续下去，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进一步下降。中共可能要单独建立政权，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委员长说中共可能确实要建立另一个“满洲国”，俄国人甚至可能予以承认，但他怀疑美国是否会予以承认。
委员长把他的观点向我作了非常坦率的说明，正像我十分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样。尽管我们双方都是为了统一中国和发展它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这个共同目标，但我们对处理局势的措施却是相当不一致的．他好像正在决意改变他的政策。他发觉马歇尔并不充分了解政府的处境，并且认为他对中共作了过多的让步。5 月2 。日，外长私人秘书电话通知我，魏大使已给王外长复电，将于六月上旬离华盛顿返回。由于我已确定要去华盛顿接任大使职务，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向马歇尔进行礼节性拜访的机会。下午，我见到了马歇尔。我有意不使我们的谈话涉及中国的政局，马歇尔也有类似的打算，但终于他还是提了出来。在我祝愿他的努力取得成功之后，他就开门见山地阐明他对局势的看法。很明显，他想知道我的反应。我就提及国共之间长时间存在着的斗争历史使局势很难解决。虽然委员长非常真挚地希望促进统一，但双方的下属人员却相互怀恨和猜疑。
马歇尔说，党派之间的政治牛争经常利用局势为自己取得最
第五卷二度使英701 大利益。马歇尔讲，听说中共的方法是不择手段的，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行径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周恩来是一位谈判能手。马歇尔说在他本人的经厉中，他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更聪明。周的谈判技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还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另一方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马歇尔派自己的人员去视察并向他报告。双方的高级官员井不总是了解他们的下属在战场上干些什么。不过，一般说来，共产党方面的命令，通常是会被战地司令官贯彻执行的。他在山东的经验使他对中共军队的良好纪律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如果人与人比，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比国军强。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与此相反，国军的部队，少校军官以下的就不知道，也不关心。
马歇尔说，中国政府人士不断地向他说，信任共产党或与他们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要合作，只要权力。虽然这些人士对他倡仪的协定能否取得成功抱怀疑态度，但是他们除了武力之外提不出其他办法。马歇尔说，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府军不可能摧毁中共军队。从武器配备和训练上说，政府军也许稍胜一筹，但是在士气和作战能力上，中共军队远远优于国军。凡是见过中共军队作战的人们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担心战争将意味着国民党的瓦解和政府的最后倒台。
马歇尔说，人们不断地说他不了解中国，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大多数人要多，因为他是从各方面了解中国的。政府的发言人总是要对他说共产党人破坏信约，似乎政府本身是洁白无疵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是完全清白的。他掌握的证据是政府发给其司令官的命令。周恩来本人常把这类命令的副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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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他，而政府却使他一无所知。马歇尔说，委员长最近给合众社的声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这份发往国外的文本删略了其中最激烈的部分，这是他从周那里拿到全文后知道的。不知为何，中共对政府发出的每条命令都清楚。在宣传方面，共产党人要高明得多。马歇尔强烈反对煽动性声明，例如政府方面的何应钦在政府控制的报纸上就曾发表过一份这样的声明，他说这使他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困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对党，反对党总是千方百计想把执政党撵下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府所处的地位则是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不可采用反对者可以采用的手法。马歇尔要我对他的谈话严守秘密，并要我设法作国民党领袖们的工作，使他们了解蓄意破坏与中共合作的现行政策是愚蠢的，因为这只能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灭亡。他说当吴国祯向外国新闻记者发言时说，归还长春是马歇尔的建议，而不是政府提出的，这是有意说谎，这种手法将置政府于何地？因为马歇尔对这个声明只能加以否认。而中共对这些事却了解得一清二楚。现在中共正在照学照办，在东北他们告诉其部队说，美国协助政府输送军队前来攻打共产党，并拒绝给中共运送粮食。然而共产党是一个反对党，不能指望他们说话非常负责。国民党也许会想美国最终必定会援助他们的，并且可能寄希望于美国第七舰队。但是马歇尔告诉我，那是幻想。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许可舰队干预。
5 月30 日我飞往沈阳．以实地了解一下东北的情况。在沈阳，东北行营主任兼政务委员会主席熊式辉接待了我。31 日我会见了东北派的张作相和王树翰。他们对政府处理东北问题的做法都很不满。他们相信，如果给予他们较大的信任，国民政府本来是可以阻止中共流入这个地区的。只有那些了解东北民众并为东北民众
第五卷二度使英
所熟悉的人们才能协助政府在东北三省巩固其地位。
张嘉傲带我参观日本占领期间日本大规模兴建的新工业区，又带我看了两座被俄国人将所有机器搬运一空的工厂，搬得那样彻底，使我相信，一定有迁移的预谋计划。
当晚，我访问了杜幸明。他是指挥在前线作战的国军的司令官。据他说，委员长初次在临时曾想让部队停止前进，但是当他得知已经攻下长春和士气振奋以及军官们的决心以后，他批准了向哈尔滨进军。杜对我讲了他的计划的概要：向南推进到旅大她区边缘；向北进军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中共将被留在西北部的兴安岭一带。间题在于是否进入哈尔滨和越过南方的中苏分界线。他给我的印象是，这些都是他正在积极考虑的问题，因此，我告诫他，切莫冒进。他急于想在玉米长高到可以隐蔽中共部队之前，实现他的计划。他对苏联人感到非常苦恼，井赞同禁止苏联哨兵进入铁路地带。他最焦急不安的是想知道美国是否会与苏俄打仗。他个人的看法是可能的。中国的前线指挥官具有这种观点是很自然的。这天晚上快到午夜时，我与熊式辉谈了两个小时。我问他关于苏俄的真实态度、因中共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他们。他解释说目前的情况产生于苏联的干预和阻碍国军前进以暗中帮助中共。他发觉苏联的意图是希望在东北建立一个最后与西伯利亚的苏维埃远东共和国合并的友好政权。苏俄目前正在窥测适当的时机，向中国提出不满和要求以便攫取东北。但是中共也想控制东北。他认为军事手段只能到此为止，主要间题应用政抬办法解决。他想争取东北领袖人物的协助，组织地方保安部队，因为国军的兵力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中实在不敷分配。
熊同意杜的说法，委员长起初想让国军停止前进，但是目前他希望最低限度要将所有交通线收复。
7 。难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6 月1 日我搭专机离沈赴北平。
我访间了叶剑英，他是马歇尔主持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将军是一位头脑清楚、熟悉情况的雄辩家。他就其所知，十分清楚地向我说明当前的国际形势。很显然，他是想和我核对一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谈的范围很广，例如英国的经济困难、美国急需国外市场，以及苏俄需要重建等。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希望维持和平，因此中国也必须走和平的道路。但是，如果遭受军事攻击或过分的压迫，中共一定要保卫自己，恰如右手一定要保护左手一样。他赞扬了我在国外的工作，要我作为一位独立的、无党无派人士支持和平事业。他说中共希望立即实现和平和解决与政府间的一切悬而未解决的问题。一党制必须结束，中国必须走民主的道路。中共决不会放弃所占领的铁路地段，因为国军想利用这些地段进攻邻近的巾共地区。
至于中共关于东北提出的其他条件，他说他们只想保持以一个军对中央政府五个军的兵力。他们不能由东北全部撤走，因为在那里他们已有三十万左右的军队。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因素，因为直至苏军进入东北前，那里完全没有中共的军队。
6 月7 日我离北平赴上海。8 日下午，我见到王世杰外长。他要我从速启程去华盛顿，因为有许多间题要与美国交涉。8 日晚，委员长宴请枢机主教田耕萃、大主教于斌以及天主教的其他高级人员。我也被邀请参加。餐后，委员长要我留下谈话。他间我何日去华盛顿，并期望我早日成行。我向他解释说，从我在伦敦时，英国对我个人的礼遇和友谊来说，我在赴美之前有必要向英国国王辞行。他了解后，要我尽量在六月底以前到达华盛顿。委员长就政府坚持恢复交通的主张征求我的看法．我说这项政策是正确的，因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和平就必须坚持统一。我
第五卷二度使英了05 认识到如果不把政府统一起来并实行对全国的统治，要重建国家甚至保待和平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确信政府的武力能给全国带来统一，我们当然可以使美国人相信一个中央政权可以在全国实施法律和命令。不过作为一名文官，我无法评价中央政府的真正军事实力。只有委员长及其最亲近的军事僚属们才了解国共双方实力对比的具体情况，才能判断以武力谋求政治统一的政策是否适时和明智。我当时对委员长陈述的这一切，他听起来当然是很顺耳的，并有助于使他确信他的武力解决政策很可能是正确的。我确信他认为政府的军事力量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中共。这或许是导致政府的领袖们想以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原因。然后，委员长问我有关我对马歇尔使命的感想。我指出马歇尔对周恩来特别钦佩，而且似乎受周很大的影响。我谈到马歇尔曾对我说，人们抱怨他不甚了解中国，然而他有自己的人从各个方面向他客观地进行汇报。马歇尔对政府的主要批评是不民主，实行一党专政。委员长反驳说，政府已不再是一党专政，因为已给非党人士安排了三个职务。至于民主间题，都是因为共产党制造障碍阻挠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虽然马歇尔曾以撤销美国支持相威胁，但他相信，美国会一如既往继续帮助政府。
6 月13 日，陈立夫邀我晚餐。陈扼要地讲述了中共的策略：中共和国民党打交道是又软又硬，软以达不成协议为限；硬以谈判不致破裂为度。他说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争取时间，以扩大他们的势力，最后使政府彻底瘫痪而垮台。当天上午，陈还接见了外国记者，就他所了解的中共政策作了说明。他说在他与中共斗争的十九年中，他取得了许多教训，因此很自然地他已成为中共攻击和批评的目标。他本人曾成功地使二万三千名共产党人脱离中共而加入国民党。他熟知共产党的情况，并说美国人不一定了解共产党人。美
70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国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等同看待，使共产党占了便宜。中共在1937 年时人数并不很多，当时他｛rJ 被局限在陕北地区。陈声称，政府全力谋求和平，所以曾与中共合作抗日，但是共产党从未积极对日作战。而且虽然他们喊着出版和言论自由与民主的口号，但不允许国民党的报纸或代表到共产党管辖区。我访问了立法院长孙科，目的是听他谈谈他对政局的估计。他说，尚不可能与共产党恢复谈判。目前确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但他本人反对再打下去。在以委员长为主席的最高国防会议上，除文官以外的所有军职人员，都主张使用武力。国民党内部大多数赞同武力解决，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国民党就会垮台。孙确信如果大规模的内战再度爆发，美国会保持中立，因为美国的公众要求严守中立。苏俄不会保持中立，至少无人能够保证。苏俄对中共的援助最初可能是秘密的，但是当俄国人确信美国出于担心与苏俄发生战争而不介入时，他们就会公开支援中共。一旦爆发一场内战，就会无限期地打下去。国军能成功地占领交通线，但是不能指望消灭从事游击战争的中共。因此，只能以政治手段获致持久的解决．孙赞同作出某些无关紧要的政治让步，因为政府在军事上比共产党人强大得多。他说，如果同共产党达成的政治协商协议，当初毋须提交国民党批准就付诸实施就好了。拖延的结果使反对协议的人能够扩大其反对影响，致使马歇尔的政策遭到致命的打击。那天傍晚，我再次晋见委员长，委员长说我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最好不要迟于7 月1 日，这样就能使我有时间准备好9 月份的工作。这将是中国进入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真正斗争的开始。这句话好像是委员长随便一说的，几天后我得知与共产党又达成另一个十五天的停战协议，我这才充分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含义，这段时间的结束，大体上芷是委员长耍我抵达华盛顿的时间。
第五卷三度使英707 当我告辞时，委员长再一次要我与他用电报直接联系，并吩咐他的秘书把他的秘密电码本交给我。
我于6 月15 日离南京去上海。16 日飞离上海，返回伦敦。3 月26 日下午，即我回到伦敦的第四天，我受到国王为欢送我而安排的接见。国王陛下非常和蔼可亲并赠我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是皇后的，两张都有亲笔签名并镶在带有皇室徽记的银框架里。我返回大使馆后，见到王外长拍来的电报，内容是通知我美国已同意我的任命，并要我尽快赴美。
7 月4 日，约翰· 蒙克爵士受国王之托，为我送行。我随即前往希思罗机场。194G 年7 月5 臼下午二时抵达纽约，转赴华盛顿。我的驻美大使职务由此开始。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上）
( 2 94 斤一2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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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开始时期
1946 年7 月一12 月
我于1946 年7 月5 日抵达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我先以两天时间了解我所面临的问题和工作。有几个重要问题急待解决，其中包括1946 年硅月指定拨给中国而迄未制订执行协定的五亿美元、海军援华方案，以及7 月份以后美方继续提供武器弹药援助的问题。
这期间我拜会了代理国务卿并访问了礼宾司司长及远东司司长。我于7 月9 日与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谈话意味深长，且涉及许多问题。
由于我在就任驻美大使的同时还接任了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职务，因此我和各位团员一起检查了代表团的工作情况。这也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7 月1 。日，我接见了毛邦初将军。当时他是中国空军驻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他向我介绍了空军技术装备计划，以及中国的空军设施和学校的情况。其中大多数项目因经费匾乏而完全陷于停顿。他说，虽然蒋委员长已批准他继续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议，但行政院则认为这些问题并非当务之急。不久，我又听取了关于海军援助方案的报告，要求我设法尽速筹措二百一十万美元，以便使按方案建立的青岛海军训练中心能继续得到物资和技术服务。我给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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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宋子文发了电报。了月14 日，宋子文来电称，已令中国银行给美国海军部划汇一百万美元，使其下令继续向青岛供应物资。
海军武官刘永仁中校也于7 月11 日前来报告关于美国向中国移交军舰的情况。他谈了已移交的八艘舰只，计驱逐舰二艘、反潜舰二艘（甚小，系按中方之意代替另二艘驱逐舰提供的。），及扫雷舰四艘。他说，各舰都是美国海军不能使用的旧船。至于已经移交给中国的九十七艘舰只，则全都是坦克登陆艇，其中除少数外，都是原为进攻日本而用于远东水域的。
我在16 日递交了国书，次日拜会了国务卿贝尔纳斯。我间他在巴黎曾否有机会同莫洛托夫讨论日本赔偿和俄国拆迁东北资产的间题。
贝尔纳斯说，他们未曾谈过这些间题，因为会议要集中讨论欧洲间题。但他告诉我说，他曾在巴黎见到盟国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先生。他由鲍莱处得悉东北的机器设备被苏俄拆运一空的骇人情况。
我说，我曾亲自到过沈阳，看了一些大小工厂，那里全部机器设备都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拆运一空。
贝尔纳斯将于27 日再赴巴黎。他说，马歇尔一直随时把中国事态通知他。他看到中国仍未统一，深感遗憾。他向我暗示，他目前无暇讨论远东问题，除非间题确实紧急。
29 日，我陪同何应钦将军拜会了杜鲁门总统。何作为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首席代表兼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最近刚到美国，因此急于正式拜会总统。这次拜会最初国务院不予安排，后来是我恳请李海海军上将代为安排的。在谈话中，总统特别提到他一直重视中美之间的传统友谊。他说，他希望两国保持亲密的友谊，并希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13 望中国不要改变主意而设法去和俄国人结成密友。这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实在非同寻常，因为就我方来讲，我们一向认为美国的友谊对中国是必不可少的。
次日，我陪同何应钦拜会了李海海军上将。何提出了中国军队所用美式步枪和机枪缺乏弹药的问题，l 肠式和337 式尤为急需。李侮说，我方必须提出要求，他当尽力协助促成其事，何应钦谈及中国的形势，并说明共产党的威胁继续存在。李海说，他知道中国共产党人为数实在太多。他表示希望中国日益强大，能够摆脱其往日的朋友（俄国人）。
8 月19 日，胡世泽来访，把他在联合国秘书处遇到的几个间题向我面告。他说，他想到了西藏的地位问题．
这个间题由他提出来就格外有意思，因为他是联合国秘书处负责托管部的助理秘书长。我对他说，西藏不能视为非自治殖民地，因为根据国家宪法的规定，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事实上国会内有西藏的代表，不论是从前的国会或现今的国民参政会都有西藏的代表。
8 月10 日谭绍华公使报告说，国务院中国科的范宣德交给他一封杜鲁门总统致委员长的信，并要求大使馆以最快方式转呈。由于杜鲁门总统的这封信可以使人了解当时美国政府态度和公众舆论的动向，因此我愿全文予以引述如下：
本人自向阁下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本人特使以来，曾密切注意中国之局势。深以为憾者，本人不得不断言，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属徒劳无益。
本人确信，马歇尔将军与阁下会谈时，业已确切反映美国政府以及熟悉情况之美国舆论的全面态度与政策。中国政局近月来急剧恶化，已为美国人民所严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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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固仍一如既往，瞩望一个强有力而民主的中国终能在阁下领导下实现．然而本人必须坦率指出，最近事态之发展已使本人不得不断定国共双方极端分子之私欲实为中国人民实现其热望之障碍。
1 月31 日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深为美国所赞扬，认为是实现国家统一与民主，具有远见卓识之步骤二然而未能采取具体措施实现政协协议不能不令人大失所望，此点已成为美国展望中国前途的重大因素。
美国现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思潮：鉴于中国内部纷争日益扩大，压制知识分子发表开明见解以及压制新闻自由之势日甚一日，尤为明显，因此认为我国对华政策函需全面重新予以审定。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间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
美国对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信念并未因最近事件而泯灭，但已有所动摇。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的坚定愿望仍为协助中国在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领导下实现持久的和平和稳定的经济。然而日益明显可见，中国人民的愿望正受到薇武主义者与少数反动政客的阻挠。彼等不懂时代潮流趋向自由，正在阻碍国家大计的推进。美国人民对此事态极感厌恶。
除非短期内能见明证，使人确信中国内部问题之和平解决已有真正进展，否则欲期美国舆论继续对贵国持优容态度已不可能。进而本人必须重新确定美国立场并向美国人民加以说明。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15 切盼不日可闻阁下之积极表示，冀其有助于实现贵我双方共同宣布之目的。
1946 年8 月10 日于华盛顿我于8 月26 日收到委员长的复信，并奉命转致总统。复信谦恭有礼。委员长强调了他与马歇尔将军的真诚合作，但指出中共在东北和关内攻占某些城市，从而继续破坏停战．他们在此信发出时，仍在进攻开封，企图占领，另外还在进攻江苏省的徐州，目的是占领关内这两座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城市．委员长指出，共产党方面的合作对确立和平与民主至关重要。他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必须放弃凭借武力夺取政权，推翻政府、并建立东欧那种极权统治的政策。
委员长表示希望共产党接受政府的观点。他强调他本人在抗日战争胜利日宣布罗致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以扩大政府基础确系出于至诚。他期待杜鲁门总统继续给予支持，以达到他的目标。杜鲁门总统于9 月g 日函告收到委员长的复信。总统在这第二封信中表示愿以援华计划继续帮助中国，但他说必须立即消除内部纷争，实现政治统一，才有可能进行援助。
8 月12 日，即我收到杜鲁门总统致委员长第一封信后两天，我邀请范宣德到大使馆共进午餐。谭绍华也在座。谈话中，范宣德相当坦率。他说，该信的目的和他自己的想法一样，即要建立一个稳定、统一、民主的中国．我间他，他认为这个共同目标应该如何达到，以及倘若美国从中国退出，结果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纷争，从而诱致我国北方邻国的干预，造成中国的共产化，将会形成何等局面，而这种情况正是美国想要避免的。
他同意有此危险。他说，美国的目标与中国相同，尽管为实现这种目标所选用的办法可能不同。他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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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退出中国的意图。至于美援，不管怎么说，现在给得不多。其用意不过是一旦调处失败，就暂时不管。但他向我保证，这并不意味美国就从此不再过问。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某种有助于解决间题的具体措施或步骤。他说，中国政府在此难以摆脱的僵局中作出某种姿态，便会给美国舆论造成一种良好的印象。
我说，美国一直向国府而不向中共施加压力。当然，美国也许是没有办法向中共施加压力，但这样做便对政府起到了不利作用。范宣德说，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对外部世界都负有一份责任。美国仍然信奉现行政策，这一政策是在莫斯科得到俄国和英国认可的。至于俄国，他们没有援助中国政府，即便有些间接援助，那也是援助共产党。
至于杜鲁门总统信中所要求的姿态到底应该是什么形式和什么性质，范宣德说，重开政治协商会议便可算是一步。我说，政府准备随时执行政府与中共1 月间签订的协定。他又提出，另一步可以是按原协议组织联合政府。
我从这次谈话得到的印象是总统的信并无恶意，倒不如说是旨在使中国作出一个答复，以向美国政府并进而向美国舆论再次保证中国政府寻求和平与民主解决的诚意，并从而反映出共产党缺乏诚意。于是我就致电委员长，报告我对杜鲁门总统函件的真实用意的认识，但没有透露我的情报来源，没有提及与范宜德的谈话。
10 月23 日，联合国大会在弗拉欣梅多斯开幕。n 月1 日，我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在成功湖他举办的午宴上作了一次长谈。秘书长表示希望联大授权他将弗拉欣梅多斯规划为为期五年的临时总部。他说，这样他便能在长岛兴建房舍供代表们下榻。他想如果联合国要在欧洲设立分部，那么远东也要有一个。至于远东分部的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琦地址，他觉得英国会愿意把它设在香港、他说，他个人认为最好把香港移给联合国作为托管地，这样可以一举而解决两个问题：既解决中英间的政治问题，又解决联合国设置分部的需要。他希望中国能予以同意。
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此事颇关重大，因为英国人己告诉他，英国赞成他把香港交给联合国设立分部的意见。但我说，我很难设想中国政府也会同意这种意见。他很坦率地说，中国若不同意，他就要考虑在上海建立分部的可能性。
12 月2 。日，我原想会见我国驻安理会代表郭泰祺。我本打算同他面谈苏俄谋取冲绳作为托管地由苏俄治理的报道，以及我先行制止这种活动的计划。我的计划是抢先一步提出托管要求。我希望最终可以达成一个折衷办法，即冲绳由联合国托管。可惜的是郭不能前来我处。我于1 月6 日返回了华盛顿。
在叙述新的一年的大事之前，我愿提一下联大会议期间我的华盛顿之行以及我与国务卿的会谈情况。10 月29 日，我拜会了贝尔纳斯国务卿。谈到中国局势时，他说，马歇尔将军一个月前曾对和解失去信心，但最近给他的报告调门又比较乐观一些。国务卿说，他和总统将请马歇尔自行决定何时返美。
这时候，马歇尔即将返美之说，已不是谣传，而是业经证实的消息。因为中国局势的演变情况说明，他继续驻节中国已不再起任何作用。在马歇尔看来，到1946 年10 月，中国的局势要达成和解，已是空前地困难了。马歇尔由子调停失败，似已感到灰心。上月底，共方拒绝提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政府宣布进攻共军占据下的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因此，他在10 月1 日送交委员长一份备忘录，其结语是：
我只愿申明一点，即除非双方立即停止拉锯式的建议和
7 抬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反建议，达成一项停火协议的基础，否则我将建议总统把我召回并结束美国政府的调停工作。
1o 月5 日，他果然致电华盛顿，建议把他召回．但当委员长表示愿在一定条件下暂停军事行动时，马歇尔又请求国务院不要把他的建议转呈总统。
随后，委员长的有条件停火建议经由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提交共方，而共方予以拒绝。谈判虽仍继续，但最后结果是政府于10 月n 日攻占张家口，同时宣布不论共产党参加与否，国民大会将按原定计划于n 月12 日召开。接着10 月IG 日，委员长再次提出一项停火建议。虽然共方的反应是不同意，但政府与共产党之间总算于10 月21 日在南京恢复了和谈．
接着我于12 月14 日在纽约同贝尔纳斯再次谈话。我这次所提出的间题之一是美国援华问题。我说，杜鲁门总统在上年12 月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中曾说，由于共产党不愿同其他党派协力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以致中国局势仍不安定．我说，但是这一僵局不应长此迁延下去，因为中国急需着手复兴和经济发展工作。只有这样，它才能在维护国内和平与秩序以及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这两个方面，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完成应尽的责任。我说，但是在过去十二个月中，美国政府曾明白表示，在战斗没有停止、中国没有统一和民主化之前，不会给予申国任何财政或经济援助。这就把一张王牌放到共产党手中，他们只要拒绝达成协议，就可以阻挠国家的统一和复兴工作。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政府虽再三让步也无济于事。这种局面非常不幸，从当今动荡的世界形势来看，尤为如此。我说，中国政府愿意知道目前的美国政策是否打算修改，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早日统一和早日重建，不仅符合中国本身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以至全世界的利益。我相信美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1 , 国可向中国提供财政及经济援助，以便开发华南和华中。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势力业已清除。
贝尔纳斯说，他认为审察中国局势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马歇尔使华已足一年。他说，根据马歇尔一年来处理中国局势所得的经验对中国局势进行这种审察是适宜而可取的。
四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又发表T 一份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他重申了他在1945 年12 月声明中所规定的美国政策，叙述了马歇尔在中国的调解工作以及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美国的对华援助情况，并含糊地提了一下今后“中国形势好转时”进行援助。他没有透露修改美国政策的任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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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美国从中国部分脱身时期
1947 年1 月一3 月
l 月7 日星期二，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招待会。在我从大使馆出发前往招待会之前约一小时，中国报纸驻华盛顿记者用电话向我报告了白宫的通告，内容是贝尔纳斯因健康关系辞职，并由马歇尔继任。这对华盛顿外交界和官场说来是全然出人意料的事件，也成了当晚招待会上交谈的唯一话题。早在1946 年4 、5 月间重庆得到一份来自华盛顿的报告，说马歇尔可能受命接替贝尔纳斯任国务卿。我记得委员长曾为此征询我的意见，特别间我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因为马歇尔是军人，没有外交经验。我记得我曾回答说，这种事情在美国并非不可能，并且提出了我的理由。委员长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在大肺时他同马歇尔的关系是不太愉快的。他们曾多次争论，有时甚至不欢而散。委员长认为马歇尔如当上了国务卿，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将有更大的影响。我估计他对马歇尔的可能受任国务卿感到意外，而我的答复则甚至使他更加感到意外了。
大战后期以来的中美外交关系的历史及其指导方式是很不愉快的一页。两国关系中出现的许多事情都有损于密切合作。在中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国方面，委员长由于看到这一问题的无比重要性而把它抓在自己手里。他亲自处理和指导同美方的所有谈判。他一手包办了同马歇尔的谈判，认为这是国家大事，并且自认为对共产党的了解之深是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
在美国方面，杜鲁门总统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过去对远东或中国都不了解。由于马歇尔曾在中国担任过驻天津美军的指挥官，了解中国，而且在杜鲁门看来，他是个廉沽、公正而可靠的人，因此总统觉得在授命马歇尔赴华执行特殊使命时，可以赋予他堪称超级全权的权力。结果，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往往出现两位个性极强的人即委员妒弊雏肇擎赞阿覃接对抗局面·
1947 年l 月，出全部军队。为此炳南递交了正式通攻势。过了一个多墓撤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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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再作，并立即从中国撤黔和共方驻南京代表王嘿在山东发动了一次新共浮党人在3 月5 日以前
。这是我在他正
式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会谈。经济间题和美国经济援助问题是我提出的第一个话题。我指出为了对法币和我国经济状况产生有益的作用，有必要得到国外财政援助。我说，宋子文曾要求我和国务卿联系，希望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取得一笔救济贷款，或从联总取得紧急援助，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要渡过今后半年左右的难关，大约需要二千万美元的商品贷款。
我间道，关于中国政府向联总申请二亿美元借款一事，联总的对华工作计划可否据此加以修改，我应该怎样回报我国政府。国务卿说，他个人对这项要求并无异议。我说，既然如此，便有必要知照负责审批此案的联总中央委员会的美国代表，说明美国愿予支持。
傀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马歇尔说，美国代表正在同联总当局研究此案。
我对国务卿的说明表示感谢，但他又补充说，鉴于美国的手续问题，即国会和其他监管资金机构的办事手续，美国所能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多。
我间他，他所指的是否就是交由国会审议的联总结束后援助法案。我说，据我了解，这个法案原来是为了应付欧洲某些粮食急需而提出的．我还了解中国也将包括在内。因此我希望，如有可能，最好能拨给中国较大的份额。
国务卿的答复并不令人鼓舞，他还是说不可能太多。我接着提出了美国在华军事顾间团一事。我告诉国务卿，委员长函盼把顾问团补齐，并开始从事中国军队的训练和现代化工作，以便中国能够充分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国务卿说，他一直记着此事，而且正等待着国会批准这类使团在和平时期执行任务，他说，事实上顾问团大部分人员约数百人已在中国。当他在中国时，他已下令开始执行工作，但涉及战斗任务者除外。
我还想提一下哥伦比亚大学裴斐教授在1947 年2 月14 日对我进行的一次有趣的访阿。他在中国旅行了四个月，刚回美国。他告诉我，他曾到过北平、天津、重庆、成都、广州、香港、南京和上海，并曾与若干中国朝野要人晤谈．举例说，他曾见过孙科、王炳南、毛泽东、朱德、张君励和罗隆基。他还曾见过几所大学的校长，其中有北京大学的胡适和清华大学的梅贻琦。
我问他对中国现状所获总的印象如何？这位教授直言不讳地说，他离华时感到比去年9 月刚到中国时更为困惑和沮丧。他认为中国不仅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陷于困境，而且中国人民的情绪也极低沉。人们似乎感到灰心丧气，前途茫茫。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23 当我提到争取中共合作以求国家统一的困难问题时，裴斐教授说，截至1946 年9 月他赴华时为止，他一直对中共有好感，相信他们或许有一个切实的建设新中国的方案．他厌恶国民党，因为他认为国民党的领袖们已经毫无热情，而且同人民毫无接触。但是经过这次旅行，他发现共产党同样不可信赖。
我提到了中国的新宪法。我说，实施这部宪法必将使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裴斐教授说，这部宪法在字面上是一部民主宪法，但是他怀疑，其精神和条文是否会真正实现二他认为国民党无意交出权力，也无意领导人民享受真正民主的幸福。
我问他，他认为中国动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说，他认为动乱原因在上面，他从未见过蒋委员长，但委员长对民主作用有多少认识，对民主有几分真正信仰，他是向来抱有疑问的．他担心国民党大员们并没有在中国实行民主的真诚愿望，只是把民主看成用来迎合外部世界流行信念的手段而已。裴斐教授觉得委员长似乎是一个“超级军阀”。
我说，我对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当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我显然是想错了。）
3 月3 日星期一，我出席了国务卿马歇尔在布莱尔大厦招待远东委员会代表的午宴。他同我畅谈了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和他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进行的工作。
我说，据我所得的消息，南京政府即将改组。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有必要用年轻人来代替一些政府现有成员，以便给政府注入新血液。
马歇尔答称，那倒不必要，在中国尤其不必，因为年长者受到尊敬。
我间马歇尔，他在南京时曾否出席国民大会的会议。他说，出J ? ? M 目山．内．卜－. . ' ' ．超～侧匕‘口．．肠脚的叫～一‘' ．山．. . ．目．．曰巨．．曰．月．. . ．曰
？汉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席过几次，开会时辩论之热烈使他印象很深。他说，有人发言非常有力，一度意见如此分歧，大会几乎根本无法完成通过宪法的使命。最后由蒋委员长出面干预，大会才得以圆满结束，他又说，中国最需要的是建立民主制度。他说，领导人必须对民主的含义以及实行民主的方式有明确的概念。
我说，我相信这正是委员长所希望并一直在努力实现的。然而，马歇尔觉得委员长没有真正体察到人民的心情和愿望。我说，有可能委员长周围的人不都是愿意对他讲真情实话的，这对他实在是非常不利的。
他说，在他刚去中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没有考虑使中国成立一个所有政党都参加的联合政府，他和美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扩大基础．把各方面人士都包括进去。但是中国领导人把这理解为联合政府，而且使它成为必备的条件，然而他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每个政党都参加改组后的政府，而是政府改组后必须全面代表所有的开明分子。他又说，事情如何发展，还得等着瞧。我说，他把这一点给我讲清楚，我非常高兴。没有想到他竟然回答说，希望我不要在这一点上引用他的话．我发现他对我如此坦率地讲话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我不很明白他为什么不让我引用他的话。为此，这次谈话虽然很有启发，但我根本未予汇报。我认为，那时候他必定已经认识到共产党人并非他原来所相信的那样。因此他的谈话多少有些间接地承认自己终于认识到了联合政府的想法并非上策，因为联合政府到头来是满足不了共产党的。他不得不说明他最初为什么要坚持成立联合政府，然后他又想用冲淡的办法来辩解。他否认联合政府的想法，我是不能同意的。l , 46 年在重庆时，我想他就在努力把国共两党拉到一起在国民政府内合作。后来，在1948 年人们又可以看到，他再次确认他支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持联合政府的初衷，至少他有一次谈话是这样讲的，
1947 年3 月1 日宋子文辞职。宋子文辞职的近因看来是他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不满。通货膨胀情况危急；租借物资被挥霍浪费；上海市场充斥着用战时经济援助余款买来的美货，其中许多是奢侈品，买这些东西的目的是尽快把余款耗尽，从而构成需要美国再给经济援助的局面；所有这些都归咎于宋子文制订的经济政策。
1947 年9 月15 日，我拜会了当时在纽约的孔祥熙。谈话中他告诉我，当他卸任财政部长时，国库大约存有十亿美元和六百万盎司黄金。他说，他曾主张用这笔资金来进行币制改革，就是发行新纸币，收回恶性膨胀的旧纸币。但宋子文不同意，他主张维持当时仍在流通中的法币。
宋子文辞职，除了经济方面的近因，后面还有委员长与宋子文长期以来个性冲突的远因。从公务共事上看，二人之间关系不睦，不像是两人都身居要职、两家之间又有亲戚关系。事实上，宋与委员长二人性格迥异，无法有效地合作。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排斥的力量，两人的个性都很强，似乎双方都感到难以同对方顺利合作，彼此之间的分歧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也有这种背景。他感到自已已经失掉了委员长的信任，而别人则认为他的权势太大了。宋辞职后，行政院长职务由委员长暂行兼代了一段时间，4 月中由张群接任，委员长不愿个性更强的人占此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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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947 年3 月一9 月初
在1945 年7 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贝尔纳斯提议成立由美、英、苏、法，中五大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外长会议，定期集会，处理多种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办理的第一件事便是草拟对德国过去的欧洲盟国的和约草案。尽管英国和苏联原则上接受这项提议，但苏联反对中国参与起草对德国各欧洲盟国的和约，反对法国除对意大利和约外还参加其它和约的起草工作。最后，各方同意，只有在各该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各国政府方得参加和约的起草工作。
1946 年12 月14 日，我在纽约见到贝尔纳斯。我提起了中国在外长会议中的地位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能否参加预定于1947 年3 月在莫斯科进行的对德和平条约的讨论。我对贝尔纳斯说，我知道他在纽约华道夫一阿斯多里亚饭店召开的外长会议上（1946 年11 月至12 月）为争取中国参加德国问题的讨论作了巨大的努力，我间他结果如何。
贝尔纳斯说，他和莫洛托夫为中国问题吵了三个小时。他对这问题太热心了，以致陷入了颇为尴尬的境地。他在争论中提到了皮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杜尔的信，那封信全面地阐述了法国有权参加讨论德国一句题的理由。美国对这些理由完全赞成。他极力主张这些理由对中国也同样适用口但是莫洛托夫反驳道，贝尔纳斯为什么要为中国提些中国自己也没提过的要求。他补充说，9 月份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给他去过信，他已于10 月份作了答复。在王世杰的信中，中国方面仅要求参加讨论关于召开对德和平会议所应采取的程序问题。贝尔纳斯说，他当时对莫洛托夫的质间简直无法对答。他不能理解王外长为f 十么如此重视会议程序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大重要意义。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全面参加对德和约中各项条款的讨论。我问他这事到底会怎样。贝尔纳斯说，他估计，讨论对德条约草案的会议，将以外长会议的名义而不是以外长会议中各个政府的名义发出邀请信。中国当然在被邀之列。
到1 947 年2 月，业经达成谅解，一旦对德和约草拟完成，中国将以外长会议成员国的资格出席诸如巴黎和会这样的会议，参加讨论。但是外长会议为起草条约而举行的集会，中国一概不参加。既然中国不能出席这些会议，而这样的会议3 月份就要在莫斯科举行，于是我在这方面的主要目标就改变为设法确保没有人在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或远东问题，即使有人提出来，也不会不先和中国商量就进行讨论。
2 月17 日，我首次会见新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便提出了这一点。马歇尔说，莫斯科会议的议程已经公布，会上将处理德国和奥地利问题。他说，他认为这次会议光讨论欧洲的间题就够忙的了，我说，根据波茨坦协定，外长会议应由五大国的外长组成。既然如此，那么外长会议在处理任何同题时就都应该由中国参加。如果要讨论有关中国和远东的问题，那就必须通知中国并征询中国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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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艺名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2 月22 日，我国政府接到英、美、法三国的通知，声明四大国莫斯科会议的议程在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之前，不会越出讨论对德、奥和平条约的范围。
3 月10 日，莫斯科会议开幕。当天，莫洛托夫就提议把中国问题列入会议议程。南京立即发出了愤怒的反应。王世杰外长就此事发表了声明。n 日，我到国务院要求与马歇尔出国期间代理国务卿迪安· 艾奇逊研究这件事。
我说，莫洛托夫的建议使我和我国政府都感到吃惊。这种做法显然是毫无理由的。中国已经多次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立场。1946 年1 月联合国在伦敦召开全体大会期间，我本人也已经和前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谈过此事，当时他刚在莫斯科开完一个类似的会议后到达伦敦。我当时对贝尔纳斯说，这次会议多次讨论中国间题，并在涉及波兰和韩国的公报中插入了好几段有关中国的文字，而事先根本没有和中国协商，这些都使我不胜惊异。在纽约召开的外长会议结束后，我也立即向贝尔纳斯表示，希望业经决定于3 月10 日召开的本届莫斯科会议，再不要谈中国问题，如果要谈，则无论如何都应事先和中国商量。
我说，最使我不安的是当天早晨《 纽约时报》 上的一则苏联广播新闻，说马歇尔将军已经同意讨论中国间题，只是要求在讨论之前要让他考虑一下程序间题，不知道这一消息是否可靠．艾奇逊和范宣德都表示这不可能。马歇尔将军只是要求在他发表意见之前要让他考虑一下．
我说，莫洛托夫提出这一间题可能第一是想从精神上给中国共产党人打气，因为他们现在正受到中国政府军的重大压力；第二是想摸清美国对远东的真实态度。我说，就欧洲而言，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一清二楚的，这有美国对土耳其和希腊间题的政策可资证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29 明。但美国对远东的态度则不那么明朗，莫洛托夫自然想要摸清美国的真实态度，以便决定他自己的行动方针，
艾奇逊说，莫洛托夫大概是想用它来做交易，用以换取马歇尔将军取消其所提出的苏俄所不愿意讨论的问题。
马歇尔从莫斯科回国后告诉我，莫斯科会议终于没有讨论中国间题。
正当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之际，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准备向专门召开的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一篇重要讲话。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原因是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局势l ' ul 题。希腊国内经济混乱，政府与共产党游击队正在进行着内战，土耳其是经济困难，并受到苏联的压力。2 月20 日我和蒲立德谈话时，他告诉我，数星期前白宫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诉诸战争，来支持土耳其抗拒苏俄的要求。这一行动促使苏俄在土耳其和伊朗间题上让了步。
3 月12 日发表的杜鲁门主义，实质上是白宫决定采取的行动宣言。此外，这确实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事。我记得，美国主动对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这种高瞻远瞩的新政策，其眼界之广阔，着实使我深受感动。虽然这项新政策的直接要求是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它的基本原则看来不仅适用于这两个国家，而且是适用于全世界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原则和这项政策事实上可以，并且应该适用于远东，更主要的是适用于中国。
在那以前，我感到，并一直认为美国的政策缺乏通盘考虑的基础，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以对付南美、远东〔 如义和团运动）或欧洲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的政策而已。相反，这项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政策确实使人感到具有全面性。据我看，这确实是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美国制订政策的传统的一次重大转变。特别是因为它意味着美国今后将不仅使用外交手段，还将使用经济和军事行动来实现它的全球利益。
显然，杜鲁门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有其原因，甚至可以说是迫不得已。因为苏俄已经崛起于世界政治舞台，成为一个强大因素，而美国的一些战时盟国则已江河日下。杜鲁门治下的华盛顿，显然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局面。
其所以新，还在于美国日益看清它自己的力量和相随而来的责任。美国帮助欧洲击败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而成为欧洲各国的靠山之后，就开始感到白己力量和地位的重要。苏俄的态度和行为如此明显地咄咄逼人而不合作，使华盛顿的领袖们深感它对自由欣界的前途是个威胁。因此，杜鲁门总统作出决定，一旦英国要摆脱它在欧洲和地中海（即或不是全世界）的警察责任时，美国就必须站出来填补空白，竭力捍卫、支持和维护自由与民主的事业，要支持“正在抗击国内少数派武装力量或者外来势力的征服企图的一切自由民族”。
杜鲁门所宣布的纲领在杜色门政府认为必要的时候，是可以适用干中国和远东的。我当然认为杜鲁门提出的原则应该适用于中国和远东。据我观察，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危险要远远大于欧洲的东南角。我对杜鲁门宣布政策的直接反应是，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体现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主义。我也看到，这项政策使我可以得到有力的论据来说服美国，使他们认识到，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抛弃中国和远东是不明智的．这项新政策的基点是支持自由和民主事业，制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到希腊去制止共产主义和维护自由民主事业和到现在正急需制止共产主义的亚洲去干又有什么区别呢？特别是现在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威胁要大得多。很自然的结论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肌是，如果说帮助希腊是值得而必要的话，那么帮助中国就更有必要。我觉得，这种论点最终在华盛顿占了上风。
到〕 947 年底，中国井产党人在华北节节进展。在这种形势下，事情明摆着，如果没有外援，国民政府自己是挡不住这股洪流的．而能够帮助中国的只有美国。华盛顿这才看到，如果它那种消极的对华政策继续执行下去，那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那种撤出中国的撒手政策根本不是办法。这种政策不仅有损于国民政府，（固然，当时华盛顿巴不得这个政府垮台。）而归根到底还是要反映到美国本身的利益上来。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迅速推进，使美国人感到惶惶不安。他们开始担心共产党最终会把整个中国大陆全部拿下来。因此，他们尽管对国民政府仍有反感和不满，但已开始觉察到，如果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攻势下垮台，不但对美国没有好处，而且要给它带来灾难。他们想改变政策，但又不能转个180 度的大弯子赶来营救。所以他们就试着慢慢地放松对援华政策的限制。实在可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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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要求经济援助
19 灌7 年4 月一6 月
1947 年春夏之交，中国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中国法币在1947 年2 月已经是一万二千元对一美元，到了6 月底跌落到三万对一。物价飞涨，外汇锐减，交通、运输和工业活动由于通货膨胀和战争的双重打击而陷于混乱，内战在三月间再度爆发。
4 月3 日，我同范宣德讨论了对华贷款问题。他说，就美国政府而言，中国所希望的贷款不是在最近的将来所能解决的事。4 月7 日，我接到外交部的电报，要我迅速答复关于租借法案的结算问题。电报还询间我对于贷款情况以及如何推动此事的意见．并说政府改组在两周内完成后，贷款事宜可能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还问我们是否应该要求比五亿美元更大的数目。第二天晚上，范宣德举行晚宴招待南京来的黄仁霖中将，我被邀参加。我问主人，美国于对华租借法案的清算持何看法。他说，没有什么需要清算的了，因为许多有关的事务都已处理完毕。他说，只有价值十五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训练中国空军的费用，以及为数有限的一些其他偿还要求，还待发表正式报表而已。但是有关1942 年的五亿美元贷款，他说最好中国能发表～个贷款使用情况详细声明，既可以满足舆论要求，又有利于将来的谈判，那将对双方都有好处。他显然指的是报纸上出现的一些不满评论，批评一部一，? d ．叫‘, , . ”川廿．钊一产～．沪叼J 卜．. , . . ．目．. ，侧．．口．- . ? ．曰‘口川闷．俩‘场侧．. , . “尸肠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33 分贷款的下落不明。
据我所知，在战争中并没有把全部贷款用完。其中一亿美元作为所谓美金公债的保证金，美金公债以二十对一美元的比率发行。美国财政部以一亿美元的贷款作为美金公债的担保，购买时用中国货币直接付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再从这笔贷款中运给中国一批黄金。但是这项请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华盛顿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在一次宴会上，美国财政部的一些官员说，他们得到报告，据孔祥熙家中一个佣人说，有人利用白银的行情赚了多少钱，这些行情是中国财政部定期从美国财政部那里获得的。这个佣人说，在孔家的一次宴会上，有很多中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参加，在开怀畅饮以后，大家互相夸耀那天从白银外汇的投机中赚了多少钱。
4 月26 日，我拜访了参议员范登堡。这是我们讨论希腊土耳其援助法案的一次谈话。我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情况。我告诉他，情况非常严峻，中国比过去更需要从美国得到一些支援和帮助。我间他，假如明天在参议院提出一项援华法案，参议院可能的反应会是什么？通过的可能有几成？
范登堡回答说，前景不会很妙，因为国会正在力求削减开支。希腊一土耳其援助法案的通过，不会使另一个新法案更容易通过。不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后的援助法案，要求拨款三亿五千万美元。国会一旦通过这一法案，中国也将受到援助。在听证会上提出过名单，中国名列其中。
5 月8 日，在与马歇尔将军的谈话中，我正式向国务卿提出了中国政府的贷款要求。我告诉他，我国外交部长要求我特别向他说明中国的局势和对于经济援助的需要。他当记得在他去莫斯科之
7 科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前，我曾告诉他中国政府即将改组。现在改组已实现，新政府已经开始工作，而施政的基础是由参加政府的各党派共同商订的纲领。这是一个旨在国家统一和经济复兴的有限纲领。
我补充说，我国政府认为，侯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后再行动是不明智的。他们认为必须尽早开始经济复兴工作，以免失去时机。为了这一目的，我受命请求美国政府给予财政援助。
我告诉他，政府还要我郑重声明，美国的财政援助决不会用来弥补预算上的赤字。赤字现在和将来都将以发行短期证券和发行内债〔 用发行债券的方法）来弥补。美国的财政援助将全部用于经济复兴，例如从美国购买器材和设备。这些器材和设备运到中国，安装和试行运转等也要花费大量钱财。此外，拆迁日本的赔偿物资，把它们装置在中国并加以运转，也需要大量资金。
我说，为了所有这些目的，中国政府认为单靠进出口银行最初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是不够的。因此我受命提出十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器材和设备，另一半政府建议用于三类规划：1 ．恢复和发展交通；2 ．建立发电厂和某些小型工业；3 ．恢复农业，特别注重水利和生产化肥。这些规划如果实现，对于改进总的经济局势和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有很大帮助。
我告诉国务卿，政府想从美国购买的物资有棉花、粮食和石油，可由政府在中国市场出售。其收益不仅将从市场吸收大量的通货，而且还能逐步用于贯彻我刚才所说的经济复兴纲领的需要。因此，我说，我很想知道他对这一要求以及如何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看法。
马歇尔说，他是一向迫切希望援助中国的，而且，正像他去莫斯科以前告诉我的，他正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改组提供了机会，他愿意帮助中国，但是由于过去两夭忙于其他问题，他刚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35 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提供援助的最好方法还没有得出结论。他面对的一个间题是，此事必须与美国政府几个不同的代表机构商量，究竟如何办才能使他们都满意。他们要求，当财政援助给与中国的时候，保证不会把它丢进无底洞，那样对中国或中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他说，政府改组这一步很好，他很高兴改组已经完成。但是坦率地说，他自己也不敢肯定新政府是否能够行使职权贯彻纲领，而不受党― 国民党的干扰。他告诉我，他在中国的时候，发现他的工作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这种千扰的破坏。蒋委员长可能接受他的一项建议，保证付之实施，但到第二天便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一批反动分子和蒋委员长本人便会采取某种行动，在事实上取消其口头上作过的许诺。
他说，他对于那些反动分子非常反感，其中包括陈立夫这样的文官还有军界人士。他们会向蒋委员长说，用不着向共产党让步或者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美国鉴于中国在对付苏联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管怎样总要帮助中国的。但是国务卿说，那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并不是非帮助中国不可。
国务卿说，他指的是蒋委员长周围的人，一些地位很高的人，他们对蒋委员长说得进话，哪怕是在委员长已经接受了这种或那种具体建议以后二举个例说，他不理解为什么早就应该做的事都没有去做，中国的高级将领不肯去做那些绝对必要的事情。例如，在把士兵训练成为真正有能力的战士上，他们从不肯改进方法，从不肯实行改革。
他告诉我，他可以像一个军人那样堂堂正正很有把握地说，共产党有一百多万军队，而且训练有素，思想坚定。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狂热的信徒，足以带领其他三人前进。然而在政府一方，士
73E 顾维钧回斗乙录缩编
兵大多数是硬被驱赶到前线的青年农民，营养不良，缺乏训练。他回忆蒋委员长去年曾经告诉他说，不出7 月份，江苏省的共产党就可以全部肃清。但是直到今年（1947 ) 2 月，这一工作尚未完成。这不是容易侥幸的事。蒋委员长曾对他开玩笑说，在江苏的战争中，他是马歇尔将军的参谋长。他曾向他保证事情一定会成功，然而事情并未成功。
国务卿继续说，战线太长了，而交通线又太薄弱。共产党只要去到那些没有国民党军队防守的地区就行。根据他接到的报告，东北的情况绝谈不到让人放心。委员长非常重视拿下延安，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城市。在心理上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但从军事观点看，其影响微不足道。延安离得太远了，不值得费力气去打。全部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浪费了政府的财力，把中国带入了今天这样越来越弱的局面。他要求我不要把他刚才说的话电告蒋委员长，因为他在中国的时候已经亲自把这些话告诉他了，委员长已经知道。
接着，他回到我曾特别提请他注意的那件事。他说，关于财政援助，他也急于要做一些事来帮助中国，他将研究方式方法。去年他曾提出这样一些方案：由进出口银行为修建粤汉铁路、塘沽新港和黄河大铁桥提供资金，而且他相信，还有一些公用事业也会得到批准。但是进出口银行的意见是，中国还没有发展到使他们觉得理应给予贷款的地步。同时他们也希望采取一种从商业角度看来比较稳妥的方针，
他回忆去年从中国回到华盛顿的时候，他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国际财政金融间题全国诸询委员会，使他们相信付给中国五亿美元贷款是合理而可取的。他还记得向他提出质询的各种间题一共十二个，但是他只回答了其中的两个，并且说服他们批准贷款，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也就是进出口银行的五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件事他们做了，一切都安排停当，只待签字。但是，就在签字的前夕，蒋委员长发表了一项声明，实际上废除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宣称协议已不再可能实现。这一声明破坏了他的全部努力，因为进出口银行原来准备发表声明说，根据报告，中国已经完成了和平与统一，而现在则感到不得不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我告诉国务卿，我感谢他在安排贷款中所作的努力，并对于上述贷款安排没有圆满完成感到遗憾。我非常希望申请的贷款不久能够得到安排。如果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安排，我就希望在现行专用贷款于6 月3 。日期满时，马歇尔将军能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延期。这一延期将使人民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产生信心。这是心理上的一步好棋。马歇尔将军说，离6 月底还有一些时候，他希望刚才谈到的那三项计划能够成功。
关于我曾向他概括提出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以及申请贷款的用途，他要求我交给他一份非正式的备忘录．他说，他所以建议提出一份非正式的备忘录，是因为如果提正式申请而被拒绝的话，将会使中国处于一种很难堪的地位。
我说，我非常愿意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并诚挚地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答应这一申请。
5 月27 日，拟议贷款的正式备忘录送给了国务卿，申请进出口银行提供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以便为列举的产品购买设备和材料提供资金，并且要求国会另外拨给五亿美元，用以购买棉花、小麦和石油等商品在中国出售，为中国政府提供通货来支付国内建设的费用。后者在三年之内有效。
在向国务院提出经济援助正式申请的同时，我又向美国公众和官方做了多次演讲，申述中国要求经济援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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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17 日，我向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莱顿提出了贷款问题。我说，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就对华财政援助问题与美国政府尽J 决达成明确的协议。克莱顿说，他研究了我送来的文件，根据他的体会，中国政府要求的第一件事，是去年讨论的五亿美元信用贷款的“重新指定用途”问题，另外是为了在美国购买消费商品的“一笔贷款或国会的拨款”。他己与国务卿详细讨论了这件事。国务卿极想在这些方面做一点事情，但是发现困难重重。重新指定用途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务院无权这样做，进出口银行一向是根据一般的、既定的原则来经营的，所有交易都要遵循那些原则。谁也不要打算使它脱离这些惯例。
关于中国提出的第二笔五亿美元贷款，克莱顿说，这需要国会的行动。但是：“国会现在无意按照批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模式来援助任何国家。
我说，我们不但要考虑形势的经济方面，而且要考虑它的政治因素。我强调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形势下开始经济建设和复兴工作的迫切性。
克莱顿说，他没有同国务卿讨论过局势所包含的政治因素，但是政治成分是公认存在的。大体上他可以说，国会希望确知援助将是给予自由和民主的政府，它是独立的，并且是由人民自由选出来的。克莱顿认为，除非国会采取特殊的行动，美国政府所能做的事情就不会有多少帮助。国务院现时并没有什么建议可提，但是他将与银行继续合作，直到能研究出一些更具体的东西来。
6 月23 日我同索普进行了私人交谈。我希望通知他我接到新的指示，命令我向美国政府提出三点。我要求他把这些转告马歇尔，因为马歇尔将军两天后接见我，这样他就能事先加以研究，在我会见他时，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告诉索普，我接到了指示，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洲即蒋委员长、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商讨结果所形成的三点。我强调事情更加紧迫了，因为早些时候的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信用贷款，将于6 月30 日，也就是说，在一周以后终止。然后我详谈了三点。那三点是：1 ．中国政府焦急的是，五亿美元信贷必须重新指定用途，一年以前马歇尔提议的互换照会必须立即执行，律使中国能够得到于4 月份指拨的五亿美元信贷。关于此事，我告诉他，我国政府要求我催促尽量多的方案在6 月底以前得到批准，对批准的特定方案达成协议，其余方案则留在一两个月内讨论通过。2 ．政府指示我敦促美国政府批准给予中国至少二亿美元的商品贷款。3 ．中国政府希望敦促美国政府发表正式通告，表明决意援助中国进行长期的经济建设。
6 月25 日我会见国务卿时，范宜德在座，索普也在座。谈话开始，我告诉国务卿，我与克莱顿就中国需要的经济援助讨论了什么，以及美国政府能够给予什么援助。我告诉他，我已将我们讨论的重点报告了我国政府，并子上星期六接获指示，它是由蒋委员长、新任行政院长张群和外交部王部长在一次会议上商订的。指示命令我提出三点要求。为了加深印象，我交给马歇尔一份关于三点的备忘录。
马歇尔说，他已见过索普先生，索普已向他汇报了与我谈话的要点。他还说，他很高兴得到备忘录。他看了一遍，并把副本交给了索普和范宣德。他说，索普直接负责处理这件事，可由他讲一下美国政府对于这三点的立场。
索普说，关于第一点，进出口银行的五亿美元信贷重新指定用途，那是不可能的。银行指定这笔款项的用途，仅仅是因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还没有开始全部营业。进出口银行承做这笔贷款是作为一项内部业务。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向银行提出了申请提供资金
了4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方案。为了使这些方案有最大的可能获得银行批准，重要的是它们首先必须是慎重制订的，并具备充分的说明资料。方案不能太多．包括的金额不能太大。因为要紧的是使一些方案能在短时间内被银行批准，以便尽早证明银行愿意为中国的方案提供资金。
马歇尔认为，重要的是送给银行以精心准备的方案，这样，银行甚至用商业信贷的标准也能接受。
索普说，进出口银行之外，还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它现在已开始向其它国家发放信贷，中国也能向它提出申请提供资金的方案。
马歇尔于是说，去年他曾亲自批准了三四项方案，即：粤汉铁路、黄河大铁桥、塘沽港和上海电力工业等方案。
索普插话说，如果能够提出一些方案，有希望在短时间内偿还，在进出口银行看来就是最好的方案。
马歇尔认为，上海电力工业好像符合国际银行的要求。
索普催促我着手为这些方案向进出口银行提出申请，并且说，他的同事愿意会同中国专家仔细检查这些方案，以便选择其中最好的向银行提出。但是，必须由中国代表直接提出申请，因为国务院不能以官方名义提出这些方案。
马歇尔说，指定用途的贷款是银行作出的安排，只有在中美间的安排完成以后才能生效。而安排却没有完成，因为中国情况的改变取消了中国使用五亿美元信贷的资格或前提。在美国，一年之间形势也改变了。例如，国会里共和党成了多数党。他说，他想把这些对我讲清楚，因为贷款不能实现，并不是美国没有履行诺言。
我向马歇尔解释说，终止指定用途的贷款，在中国确实会被误解为美国改变对华援助政策的迹象。
索普于是说，这就说明为什么他认为我最好尽快向进出口银.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41 行提出精选的方案，不过数目不要太大。
我告诉国务卿，上星期一我同素普谈话以后，我在顾问的帮助F ，事实上已从整批方案中选择了十五六个方案，合计稍低于总数五亿美元的一半。这些方案包括三类企业。一是恢复铁路和交通。只包括两条铁路，那就是粤汉和浙赣铁路方案。我甚至把塘沽海港方案放在一边，因为当时天津市内和外围的情况有些混乱，进出口银行可能拒绝这一方案。第二是发展电力、水泥，诸如煤炭矿业等，以及出口产品的加工，例如桐油和锡。第三是农业的恢复，包括化肥的制造和可供出口的油料和农产品的加工。我解释说，这些方案有许多是在美国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制订的。我又说，为了不使数目太大，我已暂时把钢铁工业放在一边，那需要提供一笔庞大的款项。
我接着提出第三个迫切需要的东西，即美国政府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表示要在长期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对中国进行帮助的愿望。我告诉他，据我看这与进出口银行首脑的声明同样需要。我解释说，这样的声明会使中国人民明白，美国援助中国进行长期复兴计划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据我看，这在当时极端重要，因为这将使中国政府能够告诉人民，美国完全没有放弃对华经济援助的政策，而是准备考虑对它的长期计划大量援助。
马歇尔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说，心理因素需要考虑。他看到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必须做些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将按照我建议的路子考虑发表一个声明。
我向国务卿提出的另一件有关事项是联总以后的援华问题。我告诉他，我国政府指示我设法取得一笔充足的捐款，以便公平地分配给各个方面，并在沿海各省九个城市实行配给的制度。在回答马歇尔提出的一个问题时，我提到九个城市的名字，并补充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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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包括在内。我说，这是一个新的试验，如获成功，就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地区，以稳定全面的经济局势口
我说，该计划预期获得六十九万吨大米和小麦。我知道南京的中国外交部已向美国大使馆提出这件事。外交部知道三十万吨将由联总以后的美国援助基金来提供资金，十九万吨设法在中国取得，其余二十万吨在国外取得。但是在国外采购也需要有外汇资助。
马歇尔告诉我，那夭早晨，他接到司徒雷登大使的电报，提到一亿美元这个数字。他问索普，关于国会通过的联总以后援助法案问题在什么地方。
索普解释说，这要等国务院把金额分配给受援各国。他说，由于中国希望的数量很大，可能有再调整的余地．分配给中国的金额可能从再调整中增加。他认为这笔钱可以从分配给欧洲国家的金额中取得。
马歇尔似乎对拟议中的配给制度很感兴趣，并说，如果成功的话，不失为稳定局势的一个办法。
我告诉马歇尔，蒋委员长个人几次打来电报，要求我提出军事供应的问题。这里有三个问题：( 1 ) 8 , / 3 大队计划中的战斗机；( 2 ) 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的弹药供应；( 3 ）需要四千一百吨炸弹和六百四十万发子弹。关于第二点，我告诉马歇尔，我知道吉勒姆将军曾经带回来一份所需物资的清单。
马歇尔说，他已经见到吉勒姆、看见了那个清单。至于子弹，想必他们指的是。．50 （时）的。至于7 ．蛇（毫米）弹药（战争时期为中国制造的子弹，只适用于中国步枪），业已宣布为战争剩余物资，因为它们对美国军队没有用处。他又说，他已主动作出决定，取消对非战斗机的禁令。至于8 , ／。大队计划中的备件，没有作出战斗机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
和非战斗机的区分。但是他认为，战斗机不像弹药那样急需，因为它们需要修理，备件并不能使它们运转，而且光有飞机没有弹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用处的。然而，弹药的事涉及政策问题，要由政府来作决定。
我告诉他，军事形势，特别是在东北，迫切需要这些装备。6 月27 日，在我与国务卿谈话之后两天，国务院宣布，已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以剩余物资价格出售一亿三千万发步枪子弹。这是战争时期按中国规格特别制造的7 . 92 毫米子弹。这是租借供应品的一部分，但是，正如6 月25 日谈话所指出的，运输问题阻碍了交货。
7 月z 日，可能是为了回答有人提出的分析，马歇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出售军用物资，是前些时候早已经安排的，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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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1947 年7 月一12 月
7 月11 日白宫宣布，派出以魏德迈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访华。通告说，该团还要访问朝鲜。此次赴华赴朝，都是为了进行实地考察。参加该团的有财政部、国务院、海军部和公共关系部门的财政、经济、政治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专家。7 月15 日，魏德迈在离美前夕前来看我。
魏德迈说，中国的局势看来相当糟糕，但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我告诉他，此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缺少弹药。
但魏德迈说，军事局势的恶化，并不完全由于弹药和供应品的短缺，还在于中国的指挥官们能力太差．他说，在外交方面，我被公认为是杰出干练的代表，足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外交家相比。而中国的军官却没有一位能和别国同等级别的军官相比。他们的训练、眼界、态度都远非理想。他说，例如杜幸明将军是中国东北部队的总指挥，可是他完全不能胜任，孙立人将军虽然有些偏执，实际最适于这个职务。但魏德迈说，他知道孙立人因为和杜隶明意见分歧，甚至被召回南京；后来虽然又派回东北，却没有任何实权。魏德迈接着说，所谓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几个师也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曾在印度受训的一些军官多已阵亡或调离。这些师门州目．拍曰‘" . ．比．. ．岁门．翻．内州旧．．州目‘. . . ．目．. ' ‘曰匕．. . . . . . ，目月．. . ．阳洲．目．．曰．巨．, " . . ' ”曰习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 巧现在是由仓卒应征入伍而且未经足够训练的农民组成的。他们的一般智力并不比战前的普通中国部队强。他说，难怪他们打不好仗。
魏德迈告诉我，他几次三番和委员长恳谈过，坦率地向他指出应该进行哪些改革。例如，他曾力陈诸如台湾和其他省份的省主席职位，应由文职人员而不宜由军人充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文人比军人更适于担任行政职务。他记得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上海的时候，他曾强调必须任命一位第一流的文官主持市政，但委员长坚持任命钱大钧将军，结果他把上海搞得一塌糊涂。陈仪将军在台湾也是这样。魏德迈说，他也曾向委员长力陈派一位第一流的行政官员去担任那个职务如何如何重要，但委员长也没有采纳。然后魏德迈问我，一旦委员长有个三长两短，谁有可能是他的继任者。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久已想过，而且事实上在我和委员长以往的谈话中，曾婉转地向他本人提出过。但迄今还看不出有适当的人选，我还说，胡宗南、陈诚和张治中，一度都被说成有些可能，但目前在这方面谈论他们的已不多。但是我说，我高兴地看到国民政府委员会已设副主席一职，孙科博士已被任命为副主席。因此，按照约法，万一委员长发生什么l 可题，暂时由孙科充当政府首脑是合乎逻辑的。但物色继任者的困难在于这个人必须兼具控制军队的能力，至少在过渡时期应该如此。
魏德迈问起北平的李宗仁将军如何。我告诉他，李宗仁是人所共知的桂系首领，但他所受的训练不是很现代化的。我认识他已有多年，年前曾和他在北平谈过好几次．他有值得钦佩的品质，那就是他热情接待各界人士并和他们倾谈。这样，他就能顺应潮流和了解民情。
魏德迈说，委员长必须摈弃那些妨碍革新的人们。当然，魏德
7 托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迈懂得委员长的为人，对于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伙伴很讲义气。他说，这是一个良好的个人品质，但对于治理国家却是个障碍。8 月24 日，魏德迈在完成了他在中国的考察和磋商任务，即将离开中国去朝鲜的前夕，向报界发表了一项极遭中国不满的谈话。南京政府及各领袖人物对这个谈话非常生气。我读了美国报纸刊登的谈话，觉得它很坦率，也许作为一位国际代表，是过于坦率了一些。毫无疑间，魏德迈在总结他访间中国各地所进行的接触和调查中的印象时，力求客观、公正和准确，但谈话中有些部分，纵然不是直言无讳，至少也是令人难堪的。例如，说到中国政府成员时，他强调很多人“贪得无厌，办事无能，或二者兼备，因而臭名昭著”。他又接着建议为了“重新取信于民并维持这种信任，中央政府必须立即实行彻底而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口头许愿，再也不够了。绝对必要的是见诸行动。必须承认只凭军事力量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有些人对这个谈话非常反对，理由是即使它是正确的，也不应公之于众。
8 月22 日魏德迈在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同样是关于政府及全国情况的极为坦率也许是过分坦率的陈述。他的讲话代表了他的真正的印象和结论，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但这些结论引起了反感，因为被认为是从时间较短的访问和对所访间的少数几个城市的仓促调查中所得出的轻率结论，他的讲话涉及面很广，税收、军队情况、征兵制度、军人与文官的关系、政府体制等都谈到了。他再次特别强调，他认为政府官员普遍贪污腐化，如他所说，上上下下无不贪污，而且还遍及全国经济生活之中。他认为政府体制的性质需要极大的改进。他认为责权的重迭，造成了行政管理上的摩擦和效率低下。他的印象是征兵制度执行得极不公平、极不正当。他说，有钱人的儿子花了钱就免
第六卷再度出使华盛顿747 征，富家子弟纷纷派送出国留学，而不留在国内共赴时艰。我也相信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极少。确实很难查明中国富家子弟究有多少逃避了兵役。但他的讲话自然会激怒他的听众，听众中许多人属于一些有钱有势的名门大户，有些人可能已送子出国而逃避了兵役。但还得说这种情况为数不会太多．
在讲话中，魏德迈还曾提到“有许多对政治犯或其他罪犯惩处不当和滥用权力的事例”。他说，有的被开释了，“然而只是在付了大笔钱财之后才释放的，而且必须签署一个承认犯了反政府罪的声明”，他说，特务机关到处都是，就像俄国和以前的德国一样。他说，有些人失踪了；学生不经审间，不经宣判，便被关进监狱。“这样的行动不会替政府赢得支持。适得其反。人人生活在恐怖气氛之中，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
他说，国有制应予停止，“在台湾、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原属日本政府和私人的财产，已由中央政府接收，这是完全正常的步骤，但政府应尽快把这些财产转让给私人或团体，以促进自由企业。政府工作人员，不论文官或武官，一律不得参与投机买卖以及银行和商业企业，这应该是一条固定的制度”。
他说的许多话，按照全世界公认的政府一般标准，当然是正确合理的、但他提得未免生硬，因而更增加了听众的不满和债怒。事实上，在他和委员长私人谈话时，他也说过同样的情况，并强调他认为各级政府普遍有贪污行为，尤其是高级官员。委员长听后颇为恼怒，并要求他指出姓名。委员长坚决要求他开列他怀疑有贪污行为的人员名单，并答应他将依法惩处这些人。事后，经委员长的一再坚决要求，他说他将在向美国政府报告之后提出名单。但我想他始终没有提出。这在以后当然使政府人员以至委员长本人更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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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2 日我从纽约回到华盛顿时，待办的电报之一是王世杰的来电。他通知我说，委员长和政府其他负责人员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来电指示我不要再联系进出口银行催办已经提出的各个项目。在中国经济形势紧急的情况下，这些不让催促进出口银行从速考虑我们的信贷申请的指示说明，委员长和各部部长显然对魏德迈的讲话十分反感。
9 月22 日星期一，委员长的一位秘书，北平中国政府新闻处处长朱信民来见我。他直接从中国来。由于他是奉命帮助魏德迈代表团在中国办理旅行和其他事务的中国官员之一，我很愿听到他对代表团的看法。
他告诉我，当时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曾直截了当地对魏德迈说，中国的动乱不宁，美国应负一部分贵任。按照李宗仁的看法，马歇尔坚持国共合作，这使得共产党有时间积蓄力量，而马歇尔坚待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又使中国反对政府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自由。此外，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更有损于政府在民众间的威望。李宗仁说，看来他们是光批评不帮助，
朱信民说，魏德迈的访间东北也很不平常。他在沈阳向熊式辉提出两个问题，终于使熊式辉倒台。第一个是熊式辉指挥的各师兵员中，实有人数占百分之几，有名无实的占百分之几。换言之，魏德迈显然想知道熊式辉所指挥的各师实力如何，有多少空额，尽管官方数字说每个师都是满员。（通常，尤其是当总司令要军晌时福除非政府已接到队伍的空领数字，他总是报满员的。）第二个问题是军医院有多少床位，每个军医院能容纳多少伤员。熊式辉一个间题也答不上来。他不能承认有空额，他上报时未曾指出空额，他也没有到过任何军医院。魏德迈批评了他，或者按朱信民的说法，实际是责骂了他，因为他从未到过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