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馆的财务参事郭秉文从华盛顿回到了伦敦。他此行是奉孔祥熙之命去华府与美国财政部进行谈判的。他报告我说，他负责的用美国国会通过贷与中国的五亿美元中的两亿元购买黄金的谈判已告成功。谈判的胜利完成，使他感到非常满意。虽然美国财政部里的人们反对，但部长摩根索最后还是同意了这笔款项用于稳定中国货币。他们的论点是把这笔信贷保留在帐面上，美国政府就总能拴住中国。孔祥熙为了要延缓法币的继续膨胀，热望这一方案
第五卷二度使英口肠的实现。按一万元法币兑换黄金一盎斯计，这两亿美元的黄金可以回笼六百亿元法币。他还说，宋子文自己对谈判有兴趣。遗憾的是，这位外交部长跟摩根索的关系不佳。在一次会议上，宋确实拍了桌子，摩根索也这样做了。
我回到伦敦时，戴高乐将军派了一个代表来见我，催促承认自由法国。艾登也要求我派人去拿一份英国承认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声明草稿。这项声明是英国和美国达成妥协后的产物；美国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声明的内容，英国外交部说，这项声明将在星期五公布。那就是说，四十八小时以后就要公布。因此，我马上向重庆报告此事，并建议以英国的声明为基础，准备一份我国自己的声明，但要考虑到我国面对法国的特殊情况。我提出，我们无需急着和英国同时发表。（我们虽然还没有和维希公开分裂，但已从那边撤回了我们的大使馆。＞
8 月30 日，我接到中国外交部的电报，声明中国承认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我奉命把这一声明通知该委员会驻伦敦代表。我立即照办，派陈维城参事去执行这一任务。
正当华府和伦敦的中国代表们在继续推动开辟缅甸战场的时候，整个世界上的大事在飞速展开。墨索里尼已被迫辞职，据报意大利军情不稳。年轻有为的路易斯· 蒙巴顿勋爵被任命为新的远东司令部总司令。众所周知，他是首相的亲信。
我拜访了艾登，并向他了解对意停战谈判的情况。他告诉我，双方已经建立了直接接触。不过，因恐德国间谍窃密，许多情况仍在保密。不过，他还是答应会让我知道更多的情况。
9 月8 日，我应外交大臣之召，前去见他。他告诉我说，意大利已经投降，并交给我一份艾森豪威尔将军准备在当天下午五点发表的文告草稿。由于那夭下午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封急电，使他
此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显得有些紧张。这封急电说，意大利的巴多利奥元帅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他在罗马向意大利人民宣布意大利投降，就会出现德军占领罗马的危险。因此，他决不能这样做。但艾森豪威尔说，他还是要按原定计划办事。我推测，这是意味着向罗马外围许多据点增派部队，以便占领意大利的首都。
迈斯基大使夫妇来到大使馆向我们辞行，他说，迟迟不能开辟西欧战线的真正原因是，盟国要最大限度地节省他们的人力。他说，迄今为止，真正的硬仗是俄国人对德国人和中国人对日本人打的。就“军队”这个词的本义讲，应该说，只存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军队，此外就别无其它军队了。我向他祝贺红军的胜利，并说，红军在冬季战役中表现得尤为强劲。战争似乎在今年年底以前就可以结束，因为德国日见衰颓，越来越顶不住苏军的进攻。但是他说，到十月份，东线将开始有一段沉寂。因为俄国人要把收复区的铁路恢复到原来的轨距，这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月10 日报道德军占领罗马。自从三月以来，希特勒第一次公开发表讲话，他谴责意大利国王和巴多利奥元帅的背叛行为。同时报道的还有盟军已经占领了塔兰托，还有美军在那不勒斯附近登陆。墨索里尼被希特勒的党卫军救出的消息在伦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且使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失望。人们害怕，这一事件将使意大利的垮台推迟，这就意味着战事至少还得持续几个月。从远东方面也传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领域内的大事。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在此以前，对临时约法作了一次修改，修改的精神是加强主席制。根据这一制度的规定，五院的正副院长都要由主席提名任命。他们都要对主席负责，而主席则对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主席的任期由二年改为三年。
第五卷公度使英
第二夭我和克里普斯作了一次谈话。我告诉克里普斯，委员长已当选为国府主席；以及林森去世后，对约法的修改，他说，他给委员长写过信，敦促中国政府要加快民主化。这里的人们认为战争结束后中国仍旧会回复到混乱和内战状态中去，不可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他说，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认为中国不可能对亚洲有较大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就更要微小。他的政府中的同事们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不存多大希望。他自己正在宣传建立美、英、苏、中四强联盟作为战后世界基石的必要性。他敦促道，需要对英国人民作更多的宣传。由于联合援华基金的建立，英国人民现在对中国已较过去关心得多。我给他讲委员长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于一次全会上要求在战争结束一年后组成宪政政府。我还给他讲了全会为此而作出的决议。他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宣传材料，他将要求伦敦泰晤士报的巴林顿· 沃德就这些情况写一篇文章，加以报道。
，月23 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勋爵来访，并和我研究了两个间题。其中之一是，他已约请怡和洋行经理约翰· 盖西克陪同他去重庆访间，不知此人是否能得到委员长的欢迎。他说，克里普斯爵士要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曾听说盖西克有意在中国组成一支游击队，此事在中国军界上层引起了误会。蒙巴顿说，盖西克是艾登介绍给他的，这是外交部所能物色到的最适当的人选。他表示希望能有一位中国间题专家随行，以便和他的日本问题专家丹宁互相配合。蒙巴顿切望能有一位资深望重的中国同题顾问随行。他打算日后把盖西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驻在委员长身边，因为他认为电文来往，终非万无一失。
蒙巴顿爵士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他说斯塔福德· 克里普斯向他推荐我使馆的武官唐上校，而且他已向唐说明了此事。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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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示一下委员长，是否同意他把唐引为幕僚。
，月27 日，蒙巴顿勋爵离英去印度和中国就任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前夕，我在使馆为他设宴钱行。席间蒙巴顿夫人和我谈起盖西克的事。我告诉她，我刚才获悉委员长对盖西克出任蒙巴顿的幕僚一事，并无异议。我并表示对她的丈夫寄予极大希望，以及中国对蒙巴顿此次任命深感欣慰。
席间，我也曾与蒙巴顿本人简短交谈，我把委员长的答复内容转告了他。他说，盖西克希望同有关方面讨论一下东南亚战争的需求间题。英国当局对这一间题已经研究了不少时日。首相表示恐难满足他所提出的有关武器、装备以及军队的要求。蒙巴顿说，他的要求没有全部获得满足，这使他感到失望，但是，等一等也有好处。其理由是，与其因为力量不足去冒失败的风险，不如耐心等待，积聚雄厚的实力，然后一战成功。我提醒他说，雨季即将过去，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时机，迅速发动进攻，则势将无法在下一个雨季到来以前完成这一战役。他同意找的意见，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等待一段会有好处。他已经与陆海空三军首脑以及远东和中东地区的各驻军司令磋商，弄清他们能抽出多少物资和兵力支援远东。并且他已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请教最近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进行两栖作战中取得的经验教训。
自从缅甸沦陷，新加坡和香港相继失守以后，英国公众对远东的关心开始不断增长。报界十分积极地为公众收集更多的情报，功月7 日，《 雷诺新闻》 的外交记者来我处采访。他特别关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摩擦问题。他对我说，近期收到赛珍珠发来的一份电报。据称，中国政府正在准备向共产党发动战争，而把抗日战争放在次要地位。他说，所有的消息都对重庆政府不利。但他的报纸都没有刊载。我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共产党同英国以及其它
第五卷二度使英能9 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少数党，但它要求拥有独立的军队和建立单独的政府之权。他问道，据说重庆把它的大部精锐军队驻扎在共产党政权区域，这点是否属实。我说，到处都有中国军队，以抵抗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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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到旧金山会议
1944 年8 月一1945 年6 月
第一节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将为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奠定基础。1944 年8 月中旬，我收到外交部长的电报，耍我赶快动身去华盛顿，代表中国出席这个会议，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英国报纸的一则消息报道，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于8 月17 日发表了一份公报，声言中国代表团将由魏道明率领，我和胡博士将随同前往。我致电外交部查明真实情况。复电说，由我率领代表团，魏和胡将－同前往。
8 月24 日我和梁婆立、翟凤阳一道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飞机离开伦敦。8 月28 日乘专机飞往华盛顿。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以及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贾德斡爵士在华盛顿机场欢迎我。胡世泽对我说，1944 年7 月罗斯福总统就对孔祥熙谈过召开一个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会议的想法。当孔致电委员长汇报这次谈话的内容时，表示他愿意率领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委员长复电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又电告委员长说应委派外交次长胡世泽为团长，理由是英、美两国分别委派外交次官和副国务卿任代表团
第五卷二度使英
团长。孔建议自己作幕后指挥。结果指派了胡世泽。之后魏道明又电告重庆，强调指出，英、美两国代表团阵容强大，中国政府应参照英、美两国代表团组成情况来委派中国代表团。结果委员长委派我、魏大使和正在美国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以及胡世泽为代表团的成员。据胡世泽说，孔为此大失所望并且十分不悦．孔祥熙从华盛顿来到纽约。8 月27 日（? ) ，我和孔、胡及其他一些客人共进午餐。孔向我介绍了中国代表团组成的经过。他对我说，魏道明得知由我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后，感到十分尴尬，以有病为借口呈请辞职。委员长电告魏不要过于计较谁先谁后这些区区小事，还说委派我为代表团团长主要是考虑到我的业务专长。由于胡世泽告诉我，中方拟就了五份不同的草案，阐明中国观点的备忘录也已经送交英、美两国代表团，因此我急切地希望同孔及其他顾间就我们对各项有关间题应采取的确切立场进行商讨。我自己也设想了一个粗略的计划，很想听听他们对此计划有何反应。于是订好由孔招待早餐．早餐后，我们开了个会。除了我和孔祥熙以外，出席会议的还有胡适博士、周鲤生教授、胡世泽、顾翔群、夏晋麟以及刘错。孔对与会的人谈了代表团的成员是如何组成的，并声称这个代表团由他指挥和监管。他说，刘错最能胜任秘书长一职。他说，他希望邀请施肇基博士、胡适博士、张嘉辙部长担任代表团的顾间。（很明显，孔急于表明他才是代表团真正的团长．) 我急于要讨论已送交英、美代表团的备忘录所列要点中的一些主要间题。我认为原来递交给美、英代表的那些文件过于刻板，会使谈判难于顺利进行。我提出了八个间题，强调方案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广度，以便为磋商和谈判留有余地；同时也是为了提出一个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我特别希望不要与美、英代表发生激烈的争执．我概括了八点意见以后，胡适和周鲤生都表示坚决支持．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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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我提出的各点他都同意。
8 月28 日星期一，我和胡世泽、刘错、于俊吉、李国伟、伯利少校、梁婆立、翟凤阳一道赴华盛顿。第二天上午，我拜访了魏道明大使，主要谈了司赫尔的会谈和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问题以及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关于第一个间题，7 月份赫尔在接见英国和俄国大使的一小时后接见了魏，他对魏说，美国政府想建议召开一个“安全会议”。俄国大使以在中日战争中苏联处于中立地位为理由，不愿同中国代表坐在同一个会议桌旁。赫尔说，他将安排两个会议同时召开。魏大使从霍普金斯那里得知，罗斯福坚持召开一个由四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两夭以后，斯退丁纽斯在电话中对魏说，唯一的方法是分别召开两个会议，待一个会议结束后再召开另一个会议。甚至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和英、美、苏三国代表的会议同时召开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很明显反对中国代表参加会议的是俄国人。原因很可能是苏联不愿意承认或给予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同等的地位。记得在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秉承罗斯福总统一再强调和坚持的意旨，坚持要邀请中国也签署莫斯科联合宣言，赫尔甚至威胁说，如果苏俄执意拒绝邀请巾国，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而离开莫斯科。）
关于第二个问题，魏暗示，孔本人一直希望成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魏认为，是孔木人把整个事情搞得一团糟。
下午五点钟，我在双橡园召开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我主持。除了三名主要代表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以下几位先生：张忠级、浦薛风、郑震宇、李斡、梁鉴立、谭绍华和刘错。在孔的授意下，我先宣布了代表团的大致组成情况。我还再次阐明了我在纽约就中国观点备忘录中涉及的问题性质所表示的看法。我发现，大家普遍赞同我的观点。在我的建议下，他们都主动地就我所提出
第五卷二度使英石33 的八个间题去草拟备忘录。
苏俄代表于8 月21 日开始与英、美两国代表举行会议。第一阶段会议持续到9 月27 日。有中国而无苏联参加的第二阶段会议迟迟不能召开，在美、英、苏三国代表团会谈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竭尽全力同他们保持接触。
劳工节堪后，我同魏大使共进午餐。他向我谈了与苏俄首席代表安德烈· 葛罗米柯大使接触的情况。魏询问了苏俄代表与英、美两国代表讨论的情况。葛罗米柯答道，他希望会谈能够于本星期末结束，然而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间题是：( l ）苏俄建议建立一支国际空军部队。英美两国代表认为，这支部队的规模和基地难以确定，而苏俄代表认为，一旦确定了原则，细节间题不难解决。( 2 ）苏俄赞成建立一个单纯致力于和平与安全的组织，而英、美代表则主张将非政治性的活动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组织内。（3 ）苏俄主张宪章中应包括反对侵略的声明。而美、英两国代表只热衷于成立一个维持和平的组织，而不赞成写入任何有关反对侵略的条文。不愿对侵略一词下定义。（4 ）苏俄代表主张安理会表决以简单多数通过决议，而英、美两国则主张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议。美、英代表建议，表决的事项如果涉及某一大国，则该大国无表决权，而苏俄则坚持这个国家可以参加表决。（5 ）苏俄要求在宪章中写入裁军问题，而美、英两国不赞成宪章中包括这个内容，主张留待以后解决。( 6 ）苏俄大使表露出赞同成立区域性组织。他询间中国持什么观点。魏大使说，这些区域性组织只能解决与地区利益有关的间题，至于和平与安全间题，这些组织只能以整个世界组织的名义行事．魏向葛罗米柯指出了中国和苏俄在看法上的相同点和不同，北美劳工节为9 月第一个星期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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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魏认为，大国之l 可的合作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比详细的规章更为重要二中国和苏俄是近邻，应该合作。当魏提出送交葛罗米柯一份阐明中国基本观点的文件时，葛罗米柯说，能得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他十分高兴。他似乎很想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分歧的方案，但是究应怎样做，他不愿意说。葛罗米柯的反应使魏感到惊喜。他过去曾担心会遭到苏方的拒绝而不赞成与苏俄代表团接触。有中国代表团参加的第二阶段会议原来预计于9 月上旬召开，可是美、英、苏三国的会议开始讨论表决权问题之后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争端当事国应否有表决权二此时美国代表团已经接受了英国的观点，但苏俄代表团却坚持争端当事国有表决权。葛罗米柯不得不就此问题请示莫斯科，而莫斯科则没有急于答复。正在发生的几件事，又进一步推迟了第二阶段会议的开始．邱吉尔准备在魁北克会见罗斯福，贾德干要到那里参加英国代表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莫斯科会议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但是，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这方面几乎倒退了一步。由于迎合了苏俄的愿望，所以会议分成两个阶段，中国被排除在会议的主要阶段之外。很显然，中国只能面对既成事实― 第二阶段会议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
第二阶段会议于9 月29 日星期一开始，和第一阶段一样，也包括五种不同的会议。首先是由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指导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经常开会讨论决定会议的议事日程和全体会议的总的方向。其次是由三国代表出席的全体会议。再则是由技术代表出席的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各种提议所涉及的技术方面间题在这个会议上研究解决。另外还有起草文件的会议，目的是将达成的协议和决定拟成文字。最后还有由军事代表出席的会议，讨论建议成立的新国际性组织所涉及的军事性质问题。
第五卷二度使英635 9 月29 日上午，有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会议开幕时，格鲁先生交给我一套由英、美、苏三国共同制定的提案。第二阶段会议的目的就是研究这些提案，看这些提案是否能得到中国代表团的同意。对于第一阶段会议通过的提案，我们感到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只是遗漏了若干中国很关心的间题。
最主要的会议是lo 月2 日由斯退丁纽斯主持召开的全体会议。为了使新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促进国际安全与和平，我认为，有许多改进和修订还是应该坚持的。本着这种想法，我提出了十四个间题要求英、美两国代表发表意见，以便使中国代表团能够更确切地理解这些问题。杰布先生代表英国发了言，帕斯沃尔斯基先生代表美国发了言。会议结束后，美国方案的主要设计人帕斯沃尔斯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格鲁大使、法律专家哈克沃思等许多人对我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说，我们提的间题很深刻，他们十分赞赏。我想这是因为中国代表团得益于参加巴黎和会所得到的经验。当时我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联盟盟约起草委员会．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许多同题以及第一阶段会议的提案中提出的解决方法，在过去的巴黎和会上都曾遇到过。当然，国际联盟的失败也使人看清了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一个国际组织在工作中会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大会及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是一个主要间题。苏俄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都有权参加表决关于争端的任何决议，即使其中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是争端当事国。
苏俄惟恐自己总是处于少数。提议接纳苏联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作为这个拟议中的组织的成员国，以便增加苏俄的表决权票数．斯退丁纽斯在10 月4 日的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告诉我，苏俄采取的立场非同寻常，将对建议成立的和平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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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国代表曾直率地向俄国代表表示，间题必须在更高级的外交会议上解决，比如四国首脑会议。
在安理会的表决权间题上，苏俄代表团长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美、英两国代表团终于屈从。美英两国代表团似已接受苏俄的建议，即安理会通过制裁决定须经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常任理事国即使是争端当事国亦有表决权。
中国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而微妙，因为美、英、苏三国参加的第一阶段会已就大多数间题达成协议。中国代表团的政策是竭尽全力为会议多作贡献。根据委员长的指示，中国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是全力促成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深知，根本改变第一阶段英、美、苏三国已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敦巴顿橡树园，中国提出的新建议和对第一阶段三个国家一致同意的建议的补充意见都已缩减到最低的限度。
关于建立一个对国际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的新国际法院的主张，最初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然而，由于俄国人的反对和美国宪法所造成的困难，英国人放弃了这一主张。很明显，美国代表反对这一主张是出于他们不愿意接受建议成立的国际法院的管辖，担心美国解决国内间题的主权受到侵犯。最后参议院在美国接受新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中附加了一项保留条件，声明美国保留决定何种问题属国内法管辖范围的权利。
美、英两国代表团由于在前一阶段与苏俄代表团拔河式谈判中费了很大力气，此刻已经变得相当不耐烦。英国代表团同美国代表团一起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议，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什么重要意见。我认为，为了装点门面而延长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应该表现出，我们要为新国际组织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的愿望是切实而认真的。最后，我们决定不全部提出我
第五卷二度使英637 们的建议。提出我们认为重要的七点建议，而不论美、英两国代表是否同意。换言之，我们要把这七点建议作为新国际组织宪章的基本内容而加以捍卫。
在会议结束前，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棘手问题，即如何公布谈判结果。在10 月10 日举行的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哈里法克斯勋爵提议就正式公布第二阶段会议结果的问题进行讨论。他强调说，为了不使公众感到困惑，只公布第一阶段会谈结果的公报。斯退r 纽斯本来曾十分轻松地同英国代表就改变态度进行过交谈，此时竟出乎我的意料，表示了与哈里法克斯相同的观点。中国代表团收到r 即将公布的公报草案。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个草案以及俄国人起草的草案。我发现苏俄草案只提到“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很明显地将中国排除在外．而英国的草案则提到“四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是也包括中国在内口很明显，苏俄草案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不是一个大国，不能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提并论．因此我向美国和英国代表团陈述了我的观点和立场。
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莫斯科、重庆和伦敦，因为公报要在四个国家的首都同时发表。斯退丁纽斯对我说，英国代表仍倾向于与莫斯科达成协议，而莫斯科并不希望中国被承认为四个大国之一。我建议完全取消第四段，这祥就不会涉及三国或四国的问题。回想在魁北克发生的事情，英国和苏俄一样，并不是真心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
当夭下午，斯退丁纽斯打来电话说，英国己经同意取消第四段。10 月8 日上午，他来电话说，俄国人终于同意删掉第四段。他还说，原订在四国首都发表公报的时间仍然有效。
可以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中国开始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的标志。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结果是召开旧金山会议。在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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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邀请书上，中国列为四个发起国之一。这样，中国就得到了与英、苏、美兰国同等的地位。
第二节中国与其他三强的关系
一中国与美苏的关系
在敦巴顿檬树园会议时，中、美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然而，当时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蒋委员长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关系，业已恶化。
8 月下旬，我到达华盛顿后不久，曾与商展将军进行交谈，他当时是中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商将军谈到引起两国政府之间的摩擦，误解和产生恶感的几件事。
第一是史迪威将军的间题。魁北克会议结束后，萨默维尔将军和蒙巴顿勋爵赴重庆向委员长介绍了会议的情况，委员长对萨默维尔说，需要免去史迪威的职务，因为中国军方无法与他共事。萨默维尔强烈请求留下史迪威，并列举了许多论点来说明自己的主张．这无疑是罗斯福总统和五角大楼的主张。他问，有谁能代替史迪威？意思是无人能取代史迪威。他还说，免去史迪威的职务只会损害中美两国军队领导之间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宋予文担任翻译，他丝毫没有更改委员长的激烈言词。第二夭又会见了一次。委员长继续坚持撤掉史迪威．萨默维尔仍然设法阻止这一不愉快的决定。晚上，意料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孔夫人和蒋夫人请来了史迪威将军并同他进行了交谈。她们间他是否保证绝对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她们说，如果服从的话，她们将运用自已的影响使问题得以解决。史迪威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向两位夫人下了保证。因此，委员长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1 ）服从委员长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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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命令．( 2 ）当陈诚和史迪威向中国军队下达命令时，史迪威的名字应该签在陈诚的后面。（3 ）委员长是中国战场的最高统帅，史迪威是总参谋长，在向中国战场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时，都要以委员长的名义下达。史迪威接受了这些条件，要将他召回美国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宋子文听到这个折衷解决办法的消息后，十分恼怒，他到委员长的总部去询间事情的究竟。会见并不令人满意。委员长把茶杯摔在地上，宋子文冲出房间，砰然把门关上。
9 月中旬我再次同商震将军进行了交谈。我们又讨论了史迪威事件。他说，重庆支持陈纳德而反对史迪威，实属错误，因为此事引起华盛顿陆军部反对重庆。他还说，马歇尔将军对他讲过，中国人和中国士兵是好的，但是军官比较差。他认为，上层领导人中间无用之辈为数太多。
商震还说，赫尔利少将出使重庆的目的是说服委员长履行他已在原则上接受的建议，即将中国军队交与史迪威整编和指挥，以便同日本决战。他说原来的计划规定分三个阶段整编，每期整编三十个师．第一期已在印度和昆明整编完毕。但是尽管林赛将军同大约二千名军官等待将中国新兵送来已达四个月之久，第二期整编尚未付诸实施．这一拖延邀怒了美国军事当局。罗斯福总统电告委员长，建议把整个军队移交给史迪威。在复电中，委员长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一建议，但附加了许多条件．罗斯福只认可前半句话而无视其余。他于是又回电委员长，要求他遵守诺言。商展说，由于迟迟得不到委员长的答复，罗斯福感到十分不安。因此，他派遣赫尔利前往重庆敦促委员长加速履行诺言一切迹象表明，导致批评中国、说中国无能并对美国缺乏了解的那些情报都来源于美国官方。发表在美国报纸上，说明重庆的中国政府无能、效率低和腐败的一些文章就是他们故意泄露给美国记者供他们发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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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表明，美国当局，特别是美国国防部对我们与美国打交道的态度不满，甚至恼怒。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打败日本。在与美国、特别是同美国政府领袖们交往，要尽量忍耐。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都需要美国的援助。
9 月21 日下午，孔祥熙来访。孔对我说，他已经打电报给委员长，敦促他迅速作出努力来改善同苏俄的关系。然而，目前我ft ］同俄国的关系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在敦巴顿橡树园，苏联反对同中国代表坐在一起只是显示俄国真正态度的一种迹象。我们同苏俄的关系已经恶化了一段时间了。新疆问题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所实行的政策是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但是据孔讲，中国方面许多令人不快的行动也是与莫斯科关系恶化的原因。他说，苏俄顾问（此时已全部离开中国）对他说过，1937 年7 月以后，最初中国是单枪匹马对日作战，在那些年月里，真正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苏联派遣飞机驾驶员和技师并运送物资和设备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在中国的国土上许多苏联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苏俄抱怨说，现在中国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孔说，赫尔利出使中国有两个原因：一是看一看如何改善中国军队；二是看一看如何改善中、苏关系。赫尔利曾和苏俄进行过谈判并建议美国总统接受苏俄在对日战争中守中立的立场。这次赫尔利则希望就苏俄参加对日战争和解决中、苏争端间题进行谈判。
9 月2 了日，我起草了给委员长的电报，敦促他考虑对罗斯福采取不妥协态度将导致什么结果。虽措词很注意策略，但很有份量。在电文中，我首先指出，美国报界不断发表的对中国的指责一定是上面授意的。这表明美国政府领袖们有很大的情绪，对我们的态度十分不满，反应十分强烈。其次，我对委员长说，美国政府的主
第五卷二度使英641 导思想是尽快取得战争胜利。再者，我指出，中国处于当时的地位，美国的友谊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我们的首要目标也是尽快赢得战争的胜利。就是战后，我们也需要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以重建我们的国家。我说，在一些间题上我们是绝对正确的，而美国则不一定总是正确。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让他们大失所望，以致他们撒手不管，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因此，我建议我们要有耐心，要表现出容让的精神，以便达到获取对日战争胜利拯救我国于危亡这一首要目标，
9 月28 日，我很高兴地接见了张忠级，他从重庆来到美国参加代表团的工作。他说，在离开重庆前，委员长接见了他。他对委员长说，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应该采纳美国关于改善中国政治军事情况的建议。他说，看来委员长同意这两点。然而，委员长头脑中仍然有两个疑难间题。第一，他认为把中国军队交给史迪威后，他的威望会受到影响；第二，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会出现什么局面．
10 月15 日，我同孔样熙共进晚餐。我们一直谈到了深夜。这时孔作为委员长的特使正在负责华盛顿与重庆之间的谈判。他说，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史迪威的间题仍处于僵局之中。他让我看了他和委员长的来往电报。9 月29 日委员长在给孔的电报中强调指出，他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因此在关系到中国主权和国家未来的间题上，他是不可能让步的。即使美国以撤回第十四航空队来答复委员长的不妥协立场，委员长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像中国抗击日本的最初几年那样，他可以单独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到那时，中国或许可以更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真正要做的事。在委员长给赫尔利的备忘录（是致罗斯福总统复电的附件）中，委员长说，尽管他已经明确地向史迪威指出，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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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使用陆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在缅甸南方发动两栖作战，但是史迪威还是一味地坚持只在缅甸北方作战。由干史迪威固执己见，委员长作出了让步。现在，事情清楚地表明，史迪威的判断是错误的。委员长对此结局深感恼怒。委员长在电报中还说，此举消耗了中国一些最精锐的部队，其中包括那些原打算用来防卫湘桂战线和粤汉铁路的部队。委员长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他接受了史迪威的要求，尽管是很勉强的，仅此一事就足以证明史迪威是不称职的，不能继续在委员长手下担任指挥官。委员长认为史迪威也不能继续担任在缅甸和印度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委员长坚决要求从美国再派一人来担任这一双重职务，另外再派一个人来管理根据租借法案所给予的援助。
lo 月25 日陈光甫来拜访我。他刚从重庆来到美国，代表中国就某些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他与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关系非常好。他说，在离开重庆前，他晋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对他说，在同美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已沦为一个奴隶，而且每况愈下。有时甚至连委员长本人也被视为盗贼。委员长让陈将此情况告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他对我说，简言之，委员长对美国怒不可遏。就中国的局势而言，士兵厌战，人民要求改变现状。他确信这一变革即将到来。他补充说，委员长被蒙在鼓里，对真实的情况一无所知，其原因是他周围的人不对他讲实情。
二在伦敦，应付对我国政府的批评及英国职工大会
我订于1944 年10 月机从纽约飞往伦敦。1O 月
日晚乘国务院安排的空运司令部飞日，我开始按正常作息时间工作。’同
『 bo 2 几」
第五卷二度使英643 天早晨，报纸发表了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华盛顿的消息。报纸说：罗斯福总统是应委员长的要求将他召回的。虽然此事对我来说并非意料之外，但史迪威被召回终犷成为事实，其含义是令人不安的。同时我的代办施肇夔先生向我报告说：两个月来，英国特别是伦敦的报界舆论，对中国越来越不利。由于史迪威被召回，在英国掀起了一股批评中国的浪潮。实质上，英国政府是利用这一事件为自己的政策服务。
伦敦和重庆双方都极力想得到华盛顿更多的装备和供应等军事援助。美国给予英国的援助最多，但也不能不给中国一些。所以华盛顿政府的政策是给中国一点东西，但总是很有限。即使这样，英国政府还是不满意，邱吉尔在下院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说成是“浪费”。
我发现，我回到伦敦的首要任务乃是设法平息这场对中国十分不利的批评风波，我接见伦敦的主要报纸的记者时，都对他们讲我所了解的实际情况以及我自己的认识。我指出，到目前为止，报纸上刊登的对中国批评得如此厉害的报道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而且也不是真实的。找对记者所做的解释以及我在讲话中所做的说明，似乎产生了一些效果。泰第亚勋爵来看我，给我看了他要发表的文章的草稿。关于中国和英国争着向华盛顿求援的间题，我对他讲，中国得到飞越驼峰而来的供应和武器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虽然空运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美国军援的95 环实际上用于驻华美军。邱吉尔先生所用的“浪费”一词是不恰当和不公正的。这位可敬的勋爵对我说，在英国的反华宣传，是由于法国忌妒中国被列为大国而引起的。但是他认为，法国没有什么作为，不配列为世界的第四或甚至第五大国。
伦敦一些主要报纸发表的对中国有利的文章和社论，多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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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了批评中国的浪潮。但是在英国其它的一些地方，报纸仍在继续批评中国。
重庆对国外的这种不利批评是知道的。我想，我就影响中国的国际形势问题频频发出的电报及报告，一定引起重庆的注意。n 月底的政府改组有利于扭转世界对我们的印象。这次改组表明，委员长希望把权力交给政界的开明分子和比较年轻的人。为了消除对中国形势的误解，力图改善两国关系，我继续前往英国各地访间。12 月6 日，我应加的夫市和该市企业家俱乐部主席的邀请，访问了该市。一周以后，应北爱尔兰总督阿伯康公爵的邀请，我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做了为时两天的访间。我访问英国各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促进交换代表团，以便派遣英国各界代表团到中国访间。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代表访间英国。英国教育界，教会和企业界中对中国友好的群众团体希望这样做，同时这也是英国政府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根据此种方针，英国新闻部长及英国文化协会派代表到重庆建立新闻处，以便向中国人民介绍战时英国的情况和取得的进步。
在我的赞同下，英国文化协会制定计划，请一些中国科学家到英国进行科研，并了解英国人为支援战争而从事的工作。此事主要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教授负责安排。中国科学家抵达英国后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都采取步骤，接纳中国派遣的年轻军官和军校学员在英国受训。除其它训练项目外，他们要学习如何使用英国应中国请求所提供的设备。斯塔福德· 克里普斯爵士对此项计划极感兴趣．作为飞机生产部长，他主张除了派中国青年军官外，还要派遣工人到英国学习。
一批海军学校青年学员也获准来英。他们来英的目的是学习
第五卷二度便英6 " 如何操纵护卫舰。当时，大使馆武官正与英国海军部协商，将一批这种舰艇作为英国援助的一部分交付我国。二十六名中国海军学员于194 苏年1 月初抵达英国。
为了加强两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协作，由桂永清将军率领一个军事使团来到伦敦。当时大使馆有海、陆、空三军武官，但桂将军不仅任军事使团团长，而且受权领导三军武官，很难肯定桂将军出使的效果如何。他的性格和背景对其使命并不完全合适，因此，他朱能完成使命，特别是他想促进中英结盟而未能成功，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企业界也帮助一些中国青年到英国求学和访间。其目的显然是希望战后能与中国通商，并参与中国的经挤发展和工业化。因此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决定为六名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重庆的经济部和农业部派了六名非常聪慧的青年人赴英留学。我的印象是，其中有几位是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
外交部长宋子文于2 月5 日拍来电报，要我一旦搞清难尔塔三巨头会谈结果，便立即同国进行磋商。电报中还说，委员长和他本人都有要事与我相商，他建议我带我的中文速记员一同回国，因为将会有大量的文犊工作。我猜测，他可能让我为他出席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做些准备工作，还有可能陪他前往。2 月扮日，宋子文再次来电，让浅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所有资料全部带回，并告诉我，我可能需要在重庆工作一两个月。
当时必须解决的间题之一是中国劳动协会参加英国职工大会间题。职工大会是英国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人组织。为了进一步贯彻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政策，中国政府决定派工人代表团赴英参加英国职工大会。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已于头一年论月召开。我国著名劳工领袖李平衡与朱学范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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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参加盟国各劳工协会国际会议的问题。朱先生在中国以左倾闻名。他特别急于以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参加这次大会。他说由英国职工大会发起召开的大会不同于由各国政府主办的其它国际大会。关键是大会是否给予中国劳动协会以平等待遇。两位中国代表告诉我，英国职工大会经常批评中国劳工组织受政府控制过多而非自由代表，且在会员数量和影响方面都远远不如英、美、法、比等国。与我谈话时，朱先生还说，中国不能坚持要求与英国、美国和苏俄的工人组织享受同等待遇。另外，如果中国劳动协会不参加这次大会，他们就有可能邀请共产党的边区工会参加。况且苏俄已提出此种建议。我说，我认为首要间题是我们没有得到与其它三大国同等的待遇。默认对中国代表团的歧视是错误的。由于不仅苏俄，而且英国和其它一些小国都公开反对把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所以解决这一间题就尤其必要。如果他们保证正确对待我们，承认我们的国际地位，我们就参加大会。我建议朱先生与职工大会的秘书长沃尔特· 西特林先生及同属该组织的霍尔斯沃思先生（? ）进行一次坦率的谈话．他们最终同意采纳这一建议。
2 月14 日，李先生和朱先生前来向我报告说，大会原则上通过了成立一个新的工会组织的建议。委员会的十八名委员的名额分配情况是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各出二名，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出一名，自治领地集体出二名，国际劳工局和其它国际劳工组织出六名。朱先生对中国劳工组织的软弱和中国民主运动的落后深表遗憾。他认为，正是上述原因导致大会在此新委员会中只给中国一个席位。
三天之后，李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国际职工大会会议建议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召集五国大使与会议代表商讨一下新组织的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安排此会，我是否能够出席。我说，我非常乐于参
第五卷二度使英64 了加。不过，会议必须在2 月娜日以前召开，因为我己定于23 日晚上起程回重庆。于是，艾登先生便在2 月23 日安排T 一次午餐会，请这五国大使与该五国参加国际职工大会会议的代表们会谈。午宴间，我与艾登先生谈起了刚刚闭幕的雅尔塔会议，并向他询问了会议情况。他说，邱吉尔和罗斯福主要讨论了如何将他们的军队调往远东，和为他们提供船只的间题。艾登也谈了一些欧洲战局情况。
第三节旧金山会议
一在国内，研究中苏关系和即将开幕的旧金山会议等间题
1945 年2 月23 日，我离开伦敦，3 月l 日下午到达重庆。2 日，宋子文外长请我吃饭，以表欢迎并可畅谈。我乘机劝驾，请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他可以利用这一机会，结识许多国家的领袖和代表，包括美国人在内，并同他们商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间题。宋听了似颇动心，并让我向委员长进言。他还说，旧金山会议的议题，他所知甚少，他愿早日去美，以便较多的了解雅尔塔会议的详情，因为外界对此几无所知。他说，国民党第六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将开会（5 月5 日），他未便脱身。旧金山会议结束以后，他还很想去莫斯科一行。他对此行目的并未多谈，但显然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他说，如果他去旧金山则要与我偕行。我说，我将唯命是从。我感到有必要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之前使共产党间题获得解决，并提议要密切注视共产党的拖延战略，他们的目的是等待苏俄参战。一旦苏联参战，它对中国问题就有发言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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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使整个远东局势复杂化。他相信苏俄迟早会参战的。他似乎设想着四月末将是一段非常关键的时期。（可能是，他认为有必要赶在苏俄参战之前赴莫斯科一行，以便为改善中苏关系达成某种协议。）
第二天，委员长召我谈话。我向他报告了我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关于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中英两国间的龄晤等等。又报告了苏俄在对德取得胜利后的态度和心理。他说苏联深恐中国变成美国的工具；只有中国表现出能执行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苏联才能平等相待。
3 月6 日，委员长召宴并再度晤谈。我们研究了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组成问题。我表示，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应有广泛的基础，应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昭示，我们的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委员长则仅对包括有几个无党派代表人物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它党派了。所谓其它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我极力主张，要派一名妇女代表。委员长认为选派一名妇女代表和一名无党派代表作顾间即可。我又建议要派一名农民代表和一名工人代表；因为这两个阶级真正代表着中国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次日，宋子文来电话，我去见他。宋说，他宁可要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就是他自己、王宠惠和我。我提议要有女性代表。他同意，但说没有适当人选。我提出吴贻芳，他立即赞同。3 月1 。日，孙中山夫人邀我茶叙。她对我说，共产党人希望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中占有两个名额，我间她，为什么共产党还要继续保留一支军队。她说，共产党感到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他们的脑袋。她说，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就得唯国民党之命是从。关于中共立场的详细情况，她让我去问孙科。（孙刚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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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折衷方案。）一般地说，她只是代表自己谈话。这可能是因为她不愿给我留下她同延安有直接联系的印象。
3 月18 日，委员长招宴。宾客中有王世杰、昊鼎昌、熊式辉和黄季陆。开筵之前，委员长邀我到隔室密谈。他向我出示一个电报，其内容是魏道明同罗斯福总统谈话的报告。报告称，罗斯福再次敦促解决中共问题，罗斯福又通知委员长，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元帅就他对中国的态度间题作了三点非正式表示，并表示有意参加对日战争。所表示的三点为：外蒙古的宗主权属于中国；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属于中国，但为了提高这条铁路的运行效率，斯大林建议由中、苏、美三国组成联合委员会来管理这条铁路；第三，苏俄需要在远东地区拥有一个不冻港，因此希望租借旅顺。魏的报告称，当时罗斯福总统向斯大林元帅提出，此事需要同中国研究。不过，总统的语气流露出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
我说，我不能理解美国何以看不到这对它本身的危害。苏俄建立远东海军，其目标无疑是针对着美国。美国为了尽快打败日本，急切希望苏俄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罗斯福的态度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他的建立战后世界和平机构的计划需要苏俄的合作。若不能通过适当迁就拉拢好俄国人，使其参加到美、英、中的合作中来，则战后世界就将变得像一张缺了一条腿的桌子。
3 月19 日我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演讲，会后，宋子文偕我去他家，他在路上告我，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业已决定由八人组成：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施肇基、胡霖、吴贻芳女士、宋〔子文）和我自己。他说徐漠将任代表团顾间，张君励则落选了。这张名单说明，这个代表团只是代表执政党― 国民党。委员长和他的亲信们都认为除国民党外，代表团不应该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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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它政党的代表。当时这种主张占着．上风。而我则颇感失望，因为我提出的代表团应包括所有政治党派的建议未被采纳。我相信，海外舆论，特别是在美国，也将感到同样地失望，因为海外一般都认为，国内政治的不统一，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严重争端。更有甚者，当时在美国以及英国似乎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似乎在海外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美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和其它批评中国的人；还有英国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他们对中共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都极为重视。
3 月22 日，宋子文向我出示一份电报抄件，这是罗斯福给委员长的〔 蒋此刻正在昆明）。电报上写的日期是3 月15 日，但却拖延到那天才拍发．该电的大意是，总统收到赫尔利少将的详细报告，获悉中国在解决各项问题中进展顺利，深感欣慰。赫尔利曾向总统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向赫尔利提出了建议，要求巾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罗斯福的电报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论点；但．急统又认为中国代表团若容纳中共以及其它政党的代表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利的情况。事实上，他相信这样做还会有助于委员长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愿望。罗斯福还提到，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其它国家的代表亦复如此。换言之，罗斯福实际上是使用很婉转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宋和我都感到，罗斯福的电报借辞有些官样文章，宋子文甚至怀疑，罗斯福对这份电报是否真正重视。我说，我看他是重视的。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共产党代表这个间题，罗斯福这是第二次提出了。虽然罗斯福的观点与我相符，但我认识到这对政府来说是难于
第五卷二度使英651 作决定的困难间题。不言而喻，委员长在作出决定之前，必然要再三考虑。一方面，他深信代表团中包括共产党人对政府决无好处；另方面，来自罗斯福的建议也决不能断然予以拒绝。
宋子文要求我翌日到昆明把这份电报交给委员长，并希望我再次同委员长研究代表团的组成间题。他又要求我在离重庆以前给王世杰一份电报副本，请他保密，勿与人言，但要研究电文，然后与宋在当天晚间六点钟讨论此事。我估计是宋打算听听王的意见，因为王是委员长本人十分亲信的顾问。
次晨，我同王宠惠、胡世泽，王化成，还有六个秘书，离开重庆，首途赴美。我们到昆明时，钱大钧将军在机场迎接我们。是委员长派他带着汽车来接我们的，委员长还带信要我们到锦城别墅去见他。王宠惠和我到那里时，看到委员长精神饱满。他间起各方面的消息和情况，我当即把罗斯福就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组成间题发来的电报呈交给他。他看完电报，起先似乎颇感兴趣，继而显得心烦意乱。他间王世杰与宋子文对此有何看法。我说，他们都认为很难同意罗斯福的建议。他听后显得轻松一些。委员长说，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怎能与加拿大相提并论？他说共产党的代表不会跟我们合作，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们只接受延安的命令而不会接受政府的指示。他急切想知道李磺是否已接受邀请参加中国代表团。李是中国青年党党魁之一。王宠惠说，迄至3 月22 日为止，李尚未表示接受（李曾就此问题与共产党人接触）。他又重新提起了罗斯福的电报，并间我，罗斯福为什么提出关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建议。我说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有人会提出中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问题，在强国当中，中国是最易遭受攻击的一个。在旧金山会议上讨论这样的间题，那将使我们非常难堪，罗斯福既已支持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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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中国在大会上的地位有些担心，并希望看到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能显得越强有力越好。其次，如果中国的统一问题不及时解决，则可能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从而变得更加复杂，难于解决。罗斯福的建议可能是为了要在会上防止这类事态的发展。第三，罗斯福可能已经受到了共产党宣传的影响，甚至中共已经直接向他提出要求。我建议，我们首先应该答复罗斯福总统，说明我们业经组成的代表团大体上符合他的希望，并应说明为什么没有包括共产党人。但由于我始终主张接纳共产党人，因此我又建议，最好对罗斯福的建议留有余地，不要把大门关死。委员长可能由于想起了我早先对他讲的我的观点，同时也体会到了我适才建议的含意，立刻反同道，为什么不应把大门关死？我说，眼下只要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办的就够了，无须再对他说他的建议不能接受。于是委员长似乎在嘟嚷着他在答复中要说的话。他强调中共一直拒绝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让他们参加代表团有害无益。他反复地念叨着我们决不让共产党人进入代表团而结束了这次讨论。
二在华盛顿为出席旧金山会议作准备
l , 45 年4 月7 日我到达华府，在双橡园与魏道明大使及王宠惠会谈。三天以前，魏到美国国务院参加了一次会议，讨论内容是旧金山会议的程序问题。他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建议，会议应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附议，并说由东道国担任主席，不乏先例。但苏俄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主张设立主席四人，轮流主持会议，由四个发起国担任，并表示这是他的政府的指示。刘错补充说，葛罗米柯接着发表了一个爆炸性的声明，声称除了他的提案外，他的政府不能接受任何其它建议。
我建议说，我们当然应该支持美国所提设一个主席和三个副
第五卷二度使英“3 主席的方案，而且也应赞成由美国人当主席。同时，找们无需生硬地反对俄国提案。必要时我们可以向美国解释，因美国再三敦促我们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不愿在会上冒犯苏联，所以我们在支持美国提案的同时，也不愿过于强硬地反对苏联大使的意见．最后决定把这一同题报告重庆，请求政府给予指示。亘庆及时地给我们发来了回电。实际上，我们接到了两份电报，内容略有出入。其中一份指示我们直截了当地支持美国提案；另一份则提出一种间接支持的办法，要求我们谨慎行事，注意英国的态度，设法避免刺激俄国人。两份电报反映的都是委员长的想法，是他一人掌握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
4 月12 日下午传来了完全意料不到的举世震惊的噩耗。罗斯福总统在乔治亚州的温泉由于脑溢血医治无效，于四点三十五分逝世。
我给罗斯福夫人和斯退丁纽斯分别发电和致函，表示悼念和慰问。
六点多钟，胡世泽、刘锗偕来我处．研讨了罗斯福的逝世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美国的对华政策等。刘说，在他获悉总统逝世的前几分钟，他接到国务院的电话说，罗斯福总统在前一晚曾明确指示坚持美国提案即旧金山会议只设一个主席。必要时可由其他国家但任主席，美国也不会介意。
第二天，宋子文率领的一批人员到达。我同宋部长作了一次交谈，把我同李海上将就苏俄要求租借旅大间题所进行的会谈作了概略的介绍。宋说，他在开罗见到了赫尔利。赫尔利说，他受罗斯福之命，在伦敦会见了邱吉尔，同他研究了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间题，以便易于使苏俄不坚持租借旅大的要求。可是邱吉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要交出殖民地除非是“跨过我的尸体”。宋又说，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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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长曾指示他告诉罗斯福．总统，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俄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显然，委员长对我在昆明对他说的话已经作了认真的考虑。
报纸上刊出了委员长给罗斯福夫人的唁电，电文末尾称已派蒋夫人代表他本人专程到美吊唁。
4 月巧日，我举办了一次午宴，欢迎新来的代表们，并就我们已安排好的计划进行讨论。出席的有吴贻芳、李瑛、张君肋、胡世泽、刘错、吴经熊、杜建时和张忠级。我把我们代表团的组织方案和代表、顾问以及专家们的分工都给大家作了扼要介绍。
我们对宣传问题以及代表中有的希望接见新闻记者，对记者提问发表意见等间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我承认任何人都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也希望能做到使外界相信中国人都有言论自由。不过，我只提出一点建议，那就是，我们的谈话不许涉及中国的内政。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我自己。因为这次会议是一次国际性会议，而我们是代表全中国的。国内的政治问题应该在国内谈，而不该在国际会议上去谈。总之，不管哪一个政党在执政，我们代表的是全中国而不是哪一个政党。所以，尽管我完全赞同言论自由和自由接见新闻记者，我们还是应该回避政党和内政间题，不要给人以我们在政治上不团结的印象。伐说，无论如何，家丑不要外扬。代表团全体成员都一致同意这一要求。于是我建议宋子文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正式通过了上述原则．
当时，我脑海中盘旋着两个大间题。一个当然是旧金山会议的工作间题。中国是旧金山会议四个发起国之一，裁决大事之责有我们一份。另一个问题是斯大林通过罗斯福向中国提出的要求，罗斯· 福已向委员长转达，委员长虽然尚未正式同意，似乎也已默许。因此我密切注视着白宫易主的直接后果是什么。有位英国女记者弗
第五卷二度使英655 丽达· 乌特丽夫人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我也应邀与会，见到了几位颇有风趣的人物，其中有参议员伯顿· 惠勒。此人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说：“那件大事”（意思是白官的变故）给中国带来了大好机会，中国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还说新总统对苏俄将寸步不让。第二天我见到宋子文时，把头天晚上惠勒参议员的一席话告诉了他。他说，此话使他感到高兴，同时也证实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新总统的情报。他所得的情报是，新总统对苏俄将采取坚定立场，他将谋求与国会更密切地合作，并要更多地依靠像詹姆斯· 贝尔纳斯以及哈里· 霍普金斯等一班干将。宋说，他已见到霍普金斯，他对宋说，杜鲁门要求他把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及其他地方应允别人的事作一个报告，宋说，他已经把俄国人对远东地区提出的要求告诉了霍普金斯。霍普金斯说，俄国人并不真心想要满洲，不过是要求租借旅顺而已。于是宋对他说，这会使“势力范围”政策在中国死灰复燃，因而必将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并且这也是委员长给他的指示。
此时我感到，美国官员们都在焦虑着，不知还要多少时日才能把日本打败；他们似乎都认为从欧洲胜利之日算起，至少还要两年。后来听说，马歇尔将军曾说，美国至少还得牺牲一百万人才能把日本打败。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美国对日本人的作战潜力估计过高，从而采取了迁就苏俄、与苏俄合作的政策；甚至不合情理地以牺牲另一盟国为代价，同意苏俄的无理要求，来换取苏俄对日参战。可是到头来，这种合作几乎等于开了一场玩笑。我还记得，当初华盛顿为了争取苏俄参战，要求重庆同苏俄着手谈判条约的时候，对重庆着实施加了一些压力。中苏条约签订以后，苏俄是真的出了兵的，不过这时离日本投降只有一个星期了。不管怎么说，这桩事是很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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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代表团
我当然早已认识到，要使一个共产党人参加到代表团里面去的想法，是重庆政府的领导人们所深恶痛绝的。但我认为，扭转关于中国政治不统一、四分五裂的看法很重要。接着，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罗斯福．急统给委员长发来一份电报，他所极力主张的，恰好是我过去提出的建议。我认为，罗斯福的这一行动对委员长最后决定指派一名共产党人参加代表团，是个重要因素。当我同其他党政领袖如吴铁城、张群等谈及此事时，他们都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我说，董必武就可以。我任驻法大使时，在巴黎同董先生曾有一面之缘。那时我是个无党派人士，人们都知道我是个无所依附、对国民党也不热心的人。我也和董先生交谈过，觉得他和众人也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使我颇感惊异。例如，我们谈到过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还谈过俄国人的间题，而我们彼此的观点却是距离不大的。当然，关于苏俄政府的内幕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董认为他们一党专政的统治是正确的，而我则不以为然。不过，这种见解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我们讨论国际关系间题。
最后，董必武终于被任命为巾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而且他在旧金山会议期间的表现也很好。他凡有建议或提出间题，无不就商于我．我无形中成了非国民党人士的联络官。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
会议期间，我同董必武作过多次谈话。他到美国的当天就来看我，并就几个有关国际和国内事务的间题提出了询问。关于国内同题，我委婉地向他暗示，代表团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因此只能讨论
第五卷二度使英胳7 有关整个中国的间题。我这话似乎起了作用，从此他再没有向我提过政治r0J 题。
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间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总是缄默不语。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似乎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对于我们早先达成的关于代表团行动准则的谅解，他确是格守如一。
我所建议的女代表是吴贻芳。吴女士是当时国民参政会中十几个女参政员之一，我的推荐终子获得批准，吴女士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团。
在小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遴选间题上没有遇到多大困难。民主社会党的代表张裁动是我的老相识。中国青年党的代表是李瑛口他曾在法国留学，能说一些法语。无党派代表中的最重要人物是胡适博士。此外还有大公报总编辑胡霖，四川人；他代表报界，确是适当人选。另外还有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外交部长宋子文是代表团的挂名团长。他很谦逊，要求我担任实际的团长。但我坚持团长必须由外交部长担任，这对中国很重要。还有王宠惠，论年岁，论政治资历都是我的前辈。因此我极力主张王博士应作宋的副手。宋对我说，他已向委员长建议，如果他当团长，就要我当他的副手。我只好说：“悉听尊便。”就这样改变了原定的名单，而将组织代表团的大部责任放到了我的肩上。另一位代表是魏道明大使。这样，代表团就成为一个能代表中国各党各派以及各种砂治意见、阵容颇为均衡的一个组织。大会开幕以后，我感到有必要由代表团全体出面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因为让记者们看到代表着中国各种政洽意见，实际上是代表着中国各党各派的代表们参加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就是中国团结统一的
6 浦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明证。所以我极力推行我的主张，并说代表们最好是根据我国参加会议的．总方针来答复记者的提问。大家同意我的建议，由羊宠惠、张君励、胡适、李磺四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声明，由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
招待会于5 月1 日举行。全体代表都登上了讲台，但事先约定由宋和我二人解答间题。到会的记者约六百人，整个会场情景动人，气氛轻松自然。不过，有些间题确实难以答对。例如有人间到，我们对印度和朝鲜问题为什么没有投票。但是我国代表团的组成和包括董必武先生在内的我国代表们的自然和愉快精神，似乎给记者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确有一位记者提出要看看董先生，看他到底是否像别人告诉他那样是个危险人物。）在招待会上大家都能遵守不提内政的协议。
四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
在四个发起国代表中，斯退丁纽斯对宋特别倚重。凡有间题，斯退丁纽斯总是再三问明宋的见解，并要求中国给予支持。这样的合作在这种大型会议上是常有的。如若不然，有时事情会闹得不可收拾。而正是中国代表团的无间协作，才使这样的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四个发起国每天早晨要在贝尔蒙特饭店的顶楼集会，就一些间题达成谅解，以便四大国在大会上可以表现得俨如一体。只要四大国能够保持一致，他们就能很好地掌握住全体大会。其他问题则由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
当然，我们在会上的总方针，而且也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同美国代表团紧密合作并支持美国人的立场。同时在与魏道明讨论关于大会主席间题时，我也明确指出还是要把我们本国的
第五卷二度使英c " 利益放在首位。事有凑巧，我们的利益在许多方面和美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需要取得美国的支持。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国际上，我们可以信赖这个国家。不过，有些问题对中国来说是有困难的，而对美国则未必如此。比如说，美国对苏俄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不行”。而我们则不然。我们当然不能对俄国人提出的每个要求都让步，但是我们说“不行”的方式必须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经不起不必要地惹恼俄国人。
4 月25 日下午，大会举行T 开幕式，但那只是例行仪式。斯退丁纽斯以临时主席身份主持了会议。他要求代表们为大会成功起立静默一分钟。加里福尼亚州州长和杜鲁门也作了发言。当天晚上，莫洛托夫在苏俄驻旧金山领事馆举行晚宴，与宴的宾客约有三十人。在宴会过程中，莫洛托夫向宋提起了主席问题，暗示要求中国支持他。宋只是笑了笑，回避直接回答。他向宋祝酒时说，他一直希望见到宋，尽管只是在美国相见。不过他希望不久能在莫斯科重叙。他显然是指宋即将首途的苏京之行，此时此地萦回于莫洛托夫心头的必然是举行中苏会谈，以便把雅尔塔会上对满洲的决定付诸实施。
指导委员会在第二天举行了会议。关于大会主席向题的争论进行得既炽热又紧张。艾登的折衷建议是设四个主席，由四个发起国外长担任，轮流主持大会，并推定斯退丁纽斯为四强外长会议及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全权处理大会事务．但此方案似乎没有赢得斯退丁纽斯的赞同，莫洛托夫也不满意．会场上争论得非常激烈。有人递给斯退丁纽斯一个纸条。他很快看完小条就宣布休会五分钟。人们走向门厅，斯退丁纽斯把宋子文和我一把拉住，一面还寻找艾登。他说，俄国人已经取得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仍然贪得无膺。他说我们大家必须行动起来维护他的立场．他得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到的指示是坚持只能有一位大会主席。最低限度他自己必须成为各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并能全权处理大会事务．我建议他把莫洛托夫也请来，在会下对他进行说服。斯退丁纽斯同意这样办，并立即派人去请。莫洛托夫这才参加到我们当中来。
主席间题终于在4 月27 日获得解决。按照最后协议，全会主席职位实际是要轮流担任的。因为是按照字母次序轮流的，所以第一轮主席就落到中国头上。我向宋建议，把全会第一轮主席让给斯退丁纽斯，这样可以使他在美国公众面前好说话。结果斯退丁纽斯主持了全体大会，宋被安排主持第二次会议，再往后就按字母次序轮流。
四个发起国曾经商定，所有提案在提交大会或各种委员会讨论以前，必须先经四大国审查批准。因此，各大国的代表们就得比其他人多开许多会议。情况已经很清楚，要达成协议，往往是相当困难的。
美国提出结合托管制度建立战略地区的提案。根据这一提案所有战略地区都将置于安全理事会控制之下。这种办法，与会各国特别是一些小国都抱反感。这些国家认为托管制度的基本构想是令人向往的，但认为托管领土应能向白治和独立的方向发展。一般认为，所有托管领土都应置于联合国大会监督之下，而由托管理事会作为代表联合国大会的监督机构行事。中国代表团对美国的建议不敢贸然支持，而苏联的反对尤为强烈。建立战略地区的设想和以往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一样，似乎和托管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尽管中美两国公众对战略地区计划的意见分歧很大，但此计划最终还是通过了。因为美国人坚持要推行这一计划，我们只好表示支持。不过，我们是能够左右最后结果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托管领土的行政权力不应仅仅委诸个别国家政府，联合国本身也
第五卷二度使英6 。应担负管理工作。几经讨论，中国的提案终获通过。于是，在宪章里现在才有联合国可以管理托管领土的规定。
美国要求在宪章里承认区域安全办法的建议遇到了许多困难。这一建议是在以强制行动来反对侵略这个标题下提出的。于是又马上引起了到底什么叫侵略的问题。艾登就抓住了这一点对美国的提案展开了批评。他间如何给侵略下定义，从法律上说，什么样的行动可以被认为构成侵略行动？他说，三十年来，他一直在为侵略一词寻求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
强制措施间题也使许多小国产生不少忧虑，因为根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的精神，决定强制措施的全权属于安全理事会而不是大会。5 月16 日，终于由我来为敦巴顿橡树园建议辩护。我在答复加拿大代表朗先生的问题时，说明了一旦安理会作出决定要实行军事制裁时，理事国及其它会员国有什么样的义务，以及应负责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5 月17 日，托管委员会开会时，我和英国的克兰伯恩勋爵发生了正面冲突。起因是我提议另写一段以代替第二小段，重写的段落的精神是要求托管领土根据各自的特殊状况和当地人民的意愿朝着独立或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法国的那齐亚大使首先起来反对。接着是克兰伯恩。史塔生也发了言，他说我的建议一点也没有说服力。他的论点和措辞都颇尖刻而专断．他说，中国的修正案“应予否决”。但是主席弗雷泽对我倒是比较同情并给以帮助。他说中国的提案不宜付诸表决。他建议由史塔生、伊瓦特、苏俄代表、他自己和我五人一起商讨，找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天早晨，各家报纸都大量报道，中国和苏俄提出建议，要以独立作为新托管制度的主要目标，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则反对这种主张。这真使我感到惊讶。那天午后，《下午报》 上出现了一个通
6 卯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栏标题：“美国的立场威胁着殖民地的自由。’，当史塔生来我处商讨折衷方案时，他似乎对报纸的报道甚为关注。他说，他打算建议：在托管理筝会中给予中国一个永久性的席位，但不知道这样安排能否使中国在草拟的文件中同大多数国家一致起来。我坦率告诉他，中国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图，但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托管领土居民的利益，我们同样关心整个世界，甚至还关心管理当局的福利。我说，我们希望看到新托管制度取得成功，也希望包含在新托管制度内的这一终极目标有助于该制度烹得全世界公众的信赖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其取得成功。
旧金山会议获得重大成果而胜利闭幕。不仅斯退丁纽斯高兴，所有其他代表也认为这次会议的工作有益于世界未来。会议在许多人发言之后圆满结束，其中最杰出的是杜鲁门总统。经过事先安排，斯退丁纽斯主持了会议。6 月26 日下午，杜鲁门在四个发起国的主要代表依次简短致词之后作了讲话。然后，向美国总统介绍每一位首席代表。介绍后，斯退丁纽斯邀我和杜鲁门谈几句话。当我们见面时，国务卿很客气地告诉他，在许多委员会上，当形势微妙，需要圆通处理时，我帮了大忙，做出许多贡献，我说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但总统说，他知道确是如此。
第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与联合国的成立
1945 年5 月一1946 年7 月
日本投降和中苏条约
1945 年5 月24 日，旧金山会议结束前几个星期，宋子文终于从华盛顿回来了，我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们都对苏联要求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和将大连辟为自由港一事非常关心。宋子文刚刚收到委员长的一份电报，转述了赫尔利关于他自己及罗斯福与斯大林谈话经过的报告。宋子文曾访间过新总统杜鲁门，但未能得便对俄国的要求作详细讨论。宋子文目前的愿望是要美国借与中国更多的黄金，他在和杜鲁门讨论时强调他并未提出新的要求，只不过请求美国政府履行它贷给五亿美元的承诺、
至于俄国对旅顺和大连的要求，宋子文向总统提及，中国多少年来一直在奋战，遭受苦难和牺牲，就是为了要保持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中国决不能重新退到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老体制上去，宋子文说，杜鲁门一直在点头。他没有说出是与否。但宋子文的印象是总统对中国的观点深表同情。宋子文还告诉杜鲁门说，美国必须在有着众多缺点的国民政府和享有虚誉的共产党政权之间选择一个，没有其他的选择。：
石6 盛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我对宋子文讲，在应付苏联要求上需要极其慎重，我们对这些要求应装做一无所知。我认为我们应当建议美国在斯大林再度提出此事之前，同莫斯科不要再谈这件事。我说，拖延会对我们有利，特别是如果美国和中国能最后抓紧，迅速打败日本的话。当然，我们真正的政策应当是毫不含糊地反对俄国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应当设法让苏联放心，中国对它是友好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我想我们让他们加入政府，比让他们站在外面与政府始终对立更好。如果他们加入了政府，无疑地他们将永远处于少数的地位，政府能够操纵并控制他们，同时也排除了他们的一项指责，说政府是一党独裁。而且苏联也得到了中国友好的保证，这将减弱它要求旅大以建立其完整的远东安全区的欲望。如果苏联坚持它的要求，中共要么和联合政府中的其他党派一起反对苏联的要求，否则将承担做出任何让步的责任。如果内部的政治和解拖延到苏联公开提出对旅大的要求之后，那就太晚了。因为那时中共将会犹豫或者拒绝参加政府。
我和王宠蕙应宋之邀共进午餐，商讨俄国的要求及其他间题。宋外长说，哈里· 霍普金斯已前往莫斯科，去了解苏联的实际政策，以便美国可以决定自己的立场。他告诉宋子文说，他不知道罗斯福对中国东北问题作过多大的许诺，但他相信杜鲁门是会支持中国的。远东政策协会的伯勒尔和远东农业信贷署的柯达都曾告诉宋子文，舆论倾向于美国不靠俄国的援助和参战来结束对日本的战争，因为俄国的帮助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宋子文对我说，政府前此曾致电要他同我和王宠惠商量俄国的要求。那天上午又发来一封电报，蒋委员长说他已嘱赫尔利致电杜鲁门，告诉他中国一直在为保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奋斗，这也是美国的传统政策。蒋委员长希望美国政府将此意转告斯大林。中国不会接受违背这
第五卷二度使英“5 一原则的任何要求。
6 月5 日晚，我和宋子文又一次谈话，他刚和斯退丁纽斯交谈过，斯退丁纽斯说，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就已经在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他给杜鲁门总统打电话，问由谁来将此事转告宋子文博士― 是斯退丁纽斯还是总统本人。斯退丁纽斯说，由于这个协定的保密性质，中国一直被蒙在鼓里。〔 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中国毕竟是与此问题最有关的一方。）
宋子文博士不久便回华盛顿去了。6 月9 日他从那里给我来电话，他说，他想送一封机密信来。他要我派一个人去取信带回泪金山。宋在动身回重庆之前要向杜鲁门辞行，因为我不能去，他要告诉我在谈话中透露了哪些事情。他说他将在信中写明，但必须使此信安全送到我的手中。他还要知道我有什么意见。我告诉他我当天就派我的儿子裕昌带一份写明我对俄国要求的反应的备忘录去他那里。
6 月11 日，裕昌由华盛顿带回一封信和一份宋和杜鲁门关于苏联要求间题的谈话报告，我大致看了一下，发现这些要求等于恢复1904 一1905 年日俄战争前的状态。还有一些关于日本和朝鲜与收回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要求。我马上口述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让我的儿子带回去。
我和我的一行人员搭乘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飞机去华盛顿。在到达时国务卿受到盛大的欢迎。但在6 月28 日我们却听见斯退丁纽斯辞职这个令人感到郁闷的消息。并且还公布斯退丁纽斯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新职务。这个公告是杜鲁门在独立城发表的．很清楚，斯退丁纽斯将不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三强会议，而留在华盛顿，作为总统本人的代表出席参议院会议，
“右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以求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新国务卿贝尔纳斯将随同杜鲁门总统去波茨坦。
杜鲁门总统传话来．要在7 月3 日见我。在约定的那天上午，约瑟夫· 格鲁带我去白宫。我发现杜鲁门总统为人亲切热诚，作风朴实而说话不多。他力主宋子文在7 月1 日之前去莫斯科，以便总统、邱吉尔和斯大林能在柏林会面时讨论远东的形势。显然，杜鲁门是在期待宋子文之行取得某些成果。
当日下午，我动身去纽约。在纽约期间我有机会见到蒋夫人。她说她将在9 月间回重庆，如有必要就取道英国，并间我有什么意见。她说，她不是作为一个恳求者前往，而是要使邱吉尔确信中国对远东和全世界的重要性，并且要反复重申中国是通过几年的抵抗和牺牲而取得其地位的。
7 月5 日我乘“伊丽莎白皇后号”轮船去伦敦。7 月10 日清晨停靠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古罗克码头，大使馆的一名秘书来接我。他带给我的报纸上有一条报道宋子文的消息。他那时正在莫斯科，从到达那里之后已第三次会见斯大林。报道还说，他会见了美国大使哈里曼。这条消息使我感到和俄国人的谈判正陷入僵局。我猜宋子文之所以去找哈里曼，不一定是为了通报情况，而是请他帮助。但是波茨坦的三强会议即将召开，这意味着宋子文和斯大林的谈判不会再拖下去。
7 月弱日英国举行了大选。工党以三百九十席获胜，他们在上届议会中只有一百六十三席。保守党只得一百九十五席，而在上属议会却占有三百五十八席．换言之，这次选举以工党大胜而告结束· ～:
这个消息令人稍有不安，虽然我认为英国政府的政策不会有多大的不同。事实上，根据我在伦敦供职期间工党重要人物表示的
第五卷二度使英66 ? 看法来判断，似乎工党比邱吉尔本人对中国更有好感。但是我为有些老朋友将离开政府而感到惋惜，其中就有艾登，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时我们就已相识。
我设法到艾登的办公室去看他。他的秘书说艾登爵士那天下午很忙，并且他将不再担任外相了。但当我说我不是来拜会外相而是来看望朋友时，立即得到答复说，艾登爵士将很高兴在次日会见我。我不是在外交部里，而是在外交部大楼顶层他所住的一套房间里看见他的。他屋子的地板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公文、箱笼、纸片和书籍，显然他在准备腾出房屋。当我走进去时，法国大使马锡里正走出来。在我的谈话结束时，怀南特也来拜访他。艾登很亲切地接见了我，我发现他的情绪一点也不坏．但他说他对这次选举结果感到意外。他说，不过，他很高兴贝文来接替他。他认为贝文对这个职位是能干而可靠的人选。〔事实上贝文在邱吉尔内阁期间就由工党培养，使他与外交事务保持联系。）
大多数保守党的领袖，特别是在政府中的人，对这次选举原来都期望获得微弱多数的胜利，可是也有人看法不一样。惠廷甘· 琼斯夫人，一位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英国妇女，在选举结束四天后告诉我说，在选举前夕她已看出保守党前景不妙。她和一些公共汽车售票员、工厂工人、出租汽车司机谈过话后，就觉得工党大有获胜的可能。她说几百万青年男子是第一次参加选举，都希望改换政府。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观察，因为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当中，许多人都对保守党政府的老派做法不满。
总之，这次选举对我和对许多英国领袖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我记得选举刚完之后，财政大臣安德森的夫人对我说起英国政治的冷酷无情。邱吉尔一下子就被赶到马路上去了，邱吉尔夫人要忙着找住房，显示着英国人民对像邱吉尔这样一位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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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日夜辛劳的伟大领袖实在有些忘恩负义．
那些日子由各方面来看都显得非常重要。在英国刚刚发生了一场政府的突然变动；在莫斯科正在进行着中苏会谈；波茨坦会议已开了一半；宣布了要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中国将作为五强之一参加该会（王世杰外长来电叫我对可能提出的问题作准备）；在日本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投降― 这一切都是在7 月中至8 月中的二或三个星期的时间内发生的。最后，就我个人来说，宋子文在交卸外交部长职务前夕来电告诉我蒋委员长已同意他的建议，将我由伦敦调往华盛顿。而新外长王世杰要我为即将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外长会议做准备，并派我当他的副手出席会议口
8 月7 日晚，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谈到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及杜鲁门、邱吉尔和史汀生关于这种炸弹的起源和发展的联合声明。两夭后，关于俄国对日宣战和俄军分四路进军越过中国东北边境的大量报道出现了。那时透露出了早在6 月中旬，日本政府曾请求莫斯科出面调停。就像某些报纸所报道那样，我心中也在怀疑，俄国人是不是受到原子弹的影响，把对日参战的日期从预定的8 月15 日提前到8 月8 日。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回答。但当时一般认为〔 我的想法也如此）日本就要投降，事实上，只不过是几天的事情了。
从8 月5 日以来，集中在短短的几天里出现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充满重大意义的，当时给我以难忘的印象．这些事虽然并非出人意料，但来得太突然了。虽说大家都希望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能使日本恢复理智并加速其投降，但是看起来日本的乞降还是使得伦敦、华盛顿和重庆的官署措手不及．我不知道应付日本投降后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在重庆。甚至连总司令蒙巴顿励
第五卷二度使英6 石9 爵（我想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也为之大吃一惊。他正要回到缅甸去，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蒙巴顿勋爵说在他动身的前夕，在首相官邸刚开始他和首相的晤谈，有一个电话打来向首相报告，说是从日本广播听到日本请降的消息。官方的正式文件虽尚未收到，但是这个消息显然打乱了蒙巴顿正要向首相汇报的计划。
8 月13 日全日人人处处都在等候东京对四强在上星期六发出的照会的答复口但没有讯息。8 月14 日，谣传日本接受了最后通麟，但同时也有否认的说法。
8 月15 日晚，我参加了新首相艾德礼及其夫人在首相官邸举行的庆祝对日作战胜利日招待会，大多数对远东关心的大使和新政府成员都出席了。我对首相说，他决定将议会的开幕日由8 月8 日推迟到8 月15 日，正逢对日作战胜利日，一定是得到T 灵感。艾德里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巧合。他已于昨晚十时三十分收到了日本答复的全文，不过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尚有待证实。到十一时三十分得到了证实，于是便在午夜发布了公告．
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都显示了英、美两国想要得到苏俄积极参加对日作战的热烈希望。这两个会议都朱邀请中国参加，但是有关这两个会议已公布的文件清楚地表明，英、美两国确保莫斯科参战的共同愿望，使得他们不仅要作出巨大努力，而且还要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中国的利益，
在雅尔塔，美国和苏联，在英国的赞同下，协议由苏俄恢复帝俄在满洲的权益．罗斯福和莫斯科达成谅解，由他去影响中国进行签订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就是莫斯科会议的由来。
1 945 年3 月我在重庆时，委员长给我看一封魏道明大使的来电，汇报他应罗斯福本人的邀请进行的一次谈话。谈话的要领是，
盯。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对打败日本，苏联参战是绝对必要的。罗斯福告诉魏，他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包括苏联在欧洲打败袖心国以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战争。可是苏联提出了某些条件，其中就有恢复俄国在满洲的权益。更具体的说，斯大林在雅尔塔非正式地表示了几项有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有关的要求。斯大林认为：第一，外蒙的主权应属于中国；第二，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属于中国，但为了提高该铁路的运营效率，应成立一个由中国、苏俄和美国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经营这条铁路。第三，苏俄想要在远东租借一个不冻港，最好是旅顺。罗斯福曾建议斯大林和中国商量这些事情，他表示了他的强烈愿望，认为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应接受这些条件。
委员长间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说，罗斯福总统竟然同意了苏俄的要求，实在太出人意料。在我看来他竟答应要求中国改变我们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的国策。我说，我们不能开倒车．这只不过是罗斯福所做的诺言，我们完全可以不答应．如果此事公开出来，我深信美国人民会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支持罗斯福。后来宋给我看一份罗斯福致蒋委员长的电报。电报的日期虽写的3 月15 日，但是22 日才发出。他叫我将电报带去给委员长，因为此电性质绝密，他不想在电话中说此电的内容。他说，也许委员长要和我商量一下。
我一到昆明就立即前往委员长的行营。他已得知我带来了重要的电报，因此，他正等着我。他将这封长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把它交给我看。电报的一大部分专讲关于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间题，但也说到俄国对中国的要求．我说，这封电报是必须答复的，特别是．镇统说了希望早日示复的话。对台湾、马尼拉我们必须表明态度，从中华民国建立三十年以来，厉尽干辛万苦之后，走回头路是违反我们的国策的。现在罗斯福既然．直接来
第五卷二度使英671 电，委员长可以给他一个坦率而友好的答复，说明答应这些条件预料将遭到的困难，作为朋友，美国人是会欣赏直言无隐，而不是拐弯抹角的话的。我建议他对罗斯福说，他看不出中国怎么能同意这些条件，如果照所提出的办法行事，中国政府将很难向人民交待。直到我离去，委员长始终没有表示他的想法，不过我的印象是他已意识到此事之棘手。一方面，他对我所说的完全有同感；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拒绝罗斯福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中国抗战是离不开罗斯福的帮助的。但是我觉得战争本身不会受影响，因为这主要是苏美之间的问题。我更觉得苏联所要求的事是不能向公众宣布的。他们想通过秘密外交来达到他们不合乎道理的目标。
4 月份宋子文在去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前他给我看一封蒋委员长的来电。此电附有他和罗斯福的来往电报，并表明他想派宋子文去莫斯科作谈判代表。从这个电报我知道蒋委员长一定已同意罗斯福提出的全面建议了。为了缔结一项以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协议为基础的中苏条约，将举行一次会议，我向他指出，任何人承担谈判一项使中国倒退三十年的协定的责任都需要慎重考虑。我答应写一份关于此项提议的利和弊与中国为什么应当予以拒绝的备忘录。
宋本人同意我的看法，但他说，考虑到他和委员长的亲近关系，他无论对委员长还是对罗斯福都很难表示相反的意见。事实上，蒋委员长和罗斯福的私人接触几乎全部都是通过宋子文进行的。考虑到这一点，我说，如果他非参加这个会议不可，唯一可行的就是拖延时间。在外交谈判中，这个策略是常常使用的，尤其是弱国。我告诉他当年进行二十一条谈判时，袁世凯是怎样指示陆徽样拖延时间的。我告诉他各种可用于拖长谈判时间的办法。他间我能不能将这些办法也写进那个备忘录。我在第二天将备忘录交给一．．月．, , , . . . . . , . , ．俘．. . ．口川口门口甲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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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我回到了伦敦，宋在7 月底以前带了一大批人员去莫斯科参加会议。我当然急于知道会议的进展情况，8 月里的一天，艾登看出我对会议结果的焦急心情，他说，他理解中国不得不参加这个会议，不过我们并无必要放弃比罗斯福与斯大林协议之外更多的东西．我听了大惑不解。我间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在蒙古这个间题上，中国对罗斯福没有做过任何承诺。”我将他的话以及我强有力的赞同意见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报告。
作为一个为了收回失地和恢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的政策奋斗了四十多年的人来说，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俄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唐努乌梁海是间题的焦点，这个地方并不包括在罗斯福和莫洛托夫在雅尔塔达成的协定之内．这一定是我方代表团的一个疏忽，因为在同意用公民投票办法决定外蒙应否独立时，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唐努乌梁海这一大片在外蒙西北的中国领土将与中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除了民国初年外蒙在俄国人的纵容下将我国的驻军逐出库伦那一段时期以外，我们一直派一名大员驻在那里。1919 年，段棋瑞总理派徐树铮将军率领一支边防军去库伦，收复了外蒙古。即使在民国初年我供职于外交部时，我们仍继续控制着外蒙古达数年之久。我的一位同僚，四名参事之一，曾在一支中国军队的护送下派往唐努乌梁海即阿尔泰为专员，莫斯科的中苏谈判结束了，以宋子文和王世杰为首的代表团回到了重庆。宋子文打来一封电报叫我通知王宠惠，他将任中东铁路理事会的理事长。这件事使我清楚地知道这次谈判实际上包括了双方关注的一切问题。
第五卷二度使英石”8 月19 日胡世泽告诉我这个条约所涉及的有八个方面。（1 ) 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和主权。苏方对这个中国起初拒绝讨论的间题抓得最紧．斯大林有好几天板着面孔，而且生气，直到中国屈服为止。协定中所用词句是“按照现行边界”，对实际边界未加确定。〔 2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按双方各占股金一半合股经营，由一名苏联人任管理局长。理事会由中苏各五名理事组成，选出一名中国人任理事长。不包括支线，但一切附属单位，如铁路工厂则包括在内，矿山除外。抚顺煤矿由中方经营，但保证部分产品供应苏俄。中国原来建议中东铁路由苏俄经营，而中长铁路由中国经营。（3 ）旅顺分为一个军用区，包括在苏联控制下的军港，和一个民用区，由中方提名经苏联总督同意的人任该区的行政长官。旅顺“委托”苏联管理三十年，但中国有使用权。（4 ）大连成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中国，但港务局长为俄人。港口设备半数免费租给苏俄使用，另一半归中国使用，但不得租给其它国家。（5 ）签订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同盟条约。条约内容和苏捷条约及苏法条约相似。苏俄提出此条约适用于对付其它一切国家的侵略，但宋子文将它限于专对日本。( 6 ）互换一项照会，甲段中：苏俄不干预新疆省的事务；乙段中：苏俄只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提供物资。但它拒绝特别提出中共为地方机构。（7 ）在大连建立海关。（8 ）中俄达成一项军事协议，根据该协议，在中国东北的苏军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土地交给中国的军事代表。
胡世泽这位俄语专家告诉我，他发觉苏俄在草拟条约最后文本时的两面派手法。他说关于铁路的条款载明于三十年期满时“无偿”交还中国，但这两个字在俄文本中没写上。还有原议“经，大连出口的俄国货物和“经”大连进口的外国货物均应免税。俄文本却改为运到大连供当地消费的货物免予征税；至于那些“经”大连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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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其他市场的货物仍须纳税。这就使俄国的大连当局增加了财政收入。
胡世泽证实了文本中确实有一些不必要的让步。苏方提出要确定外蒙的边界，但王世杰情愿不确定，满足于“现行边界”一词，以此避免中国对失去阿尔泰明确表示同意。外蒙与俄国合谋摆脱中国的控制，但其独立宣言中并没有包括阿尔泰。
胡世泽说宋子文从重庆带来一份标明外蒙边界的1926 年的地图，但斯大林说那是日本人伪造的。胡也认为那是日本人的，但宋子文和王世杰都不敢请斯大林拿出一份真地图来。胡世泽说王世杰觉得与其明说将阿尔泰送人，还不如留作一个未决的间题。内、外蒙的边界历来是不易明确划分的，主要因为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大部分是游牧民族，他们总是由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放牧。胡觉得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不仅仅以俄国军队撤出东北为附加条件，还有另外的考虑。
在另一个间题上，胡世泽报告说，宋子文提出以长春代替哈尔滨为铁路局所在地。这一建议马上就为俄国人所接受了。；因为很明显，路局设在哪里，俄国的势力就会扩展到哪里。
对子中国提出为苏俄接受的那个旅顺中俄委员会，王世杰建议俄国人有三个表决权，中国有两个。斯大林马上接受了。当胡世泽向宋子文和王世杰解释，这样做会使俄国人在表决时有决定权，王世杰在下‘一次开会时试图修订，但斯大林拒绝考虑。
俄国人迫切希望使这次谈判在波茨坦会议开始之前完成，但是宋子文下定决心不在任何协议上签字，坚持要回重庆请示，使这一计划落了空。波茨坦会议结束于8 月2 日，而中苏协议则到8 月份晚一些时候才签订。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
第五卷二度使英6 儿战实在并无必要。甚至在苏俄对日宣战书中，莫洛托夫还提到远在1 945 年8 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苏俄进行会谈。8 月间，莫洛托夫宣读对日宣战书时，他同时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 月中旬曾通过天皇个人信函寻求俄国的调停。原子弹投下了之后，俄国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调停，便迫不及待地参战。尽管斯大林害怕已错过了时机，美国和英国却还是急于要俄国加入战争。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人促使苏联参加这场战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王世杰在他从莫斯科回来时就已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受到强烈的反对。党内舆论、参政员、报纸全都反对他。最后委员长不得不出来说话― 我想是在一次国民党常委会上― 他说，王世杰去莫斯科是为了国家利益执行一项政府政策，王世杰是奉他的命令行事的，谁要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反对他本人，这才平息了喧嚣。
二五强外长会议
王世杰于9 月9 日抵达伦敦参加五强外长会议。他坚决主张必须在大连建立中国的行政管理，在旅顺成立一个中苏联合军事代表团，以此作为鼓励英国将香港和九龙归还中国的范例。
9 月23 日我们两人再次会面，宋子文也来参加。宋是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伦敦支持我方出席外长会议的首席代表王世杰的。找们三人全面检查了中国特别关注的问题，香港是其中的一个。王世杰表示他希望中国能收回澳门。委员长曾指示他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劝告他多加慎重，美国曾建议在华盛顿设立一个盟国对日本的谙询机构，而不像在德国那样设立一个管制委员会。在中国已接受了美国的建议之后，英国大使薛穆将英国的建议送交中国外交部。英国人想要澳大利亚成为管制委员会中的第五大国。王和宋都反对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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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最关心的是在外长会议上要考虑的日本赔偿问题。中国提出的要求包含三项建议，最重要的一项是必须防止在中国领土上或将为中国所收复的领土＿上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财产。在我看来很明显，真正担心的是苏军可能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在东北的财产和工厂。也在伦敦参加外长会议的贝尔纳斯国务卿不赞成将这个问题提到会议上来。并给我们写了一封大意如此的信。我们曾将我们的要求通知了莫洛托夫和贝文，但他们都未答复，甚至当王世杰当面向莫洛托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都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
这次9 、10 两个月的外长会议，乃是中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的五强外长会议。此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起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约，中国在会议上得到的经验是有趣和使人开扩眼界的，但也是令人泄气和颇为颓丧的。因为会议的气氛与精神使我们对于为世界和平安全而与俄国人合作的远景担忧。
外长会议是根据波茨坦达成的协议而成立的。这个会议原定至迟在9 月1 日开会（事实上第一次会议是在9 月11 日召开的）, 为盟国起草对敌国的和约。第一次会在伦敦召开，五位外长在他们的副手的陪同下出席。葛罗米柯是莫洛托夫的代表；邓恩是贝尔纳斯的代表。中国方面，我在王世杰的指示下，草拟了对各项中国关注的间题以及对意大利和约之类的问题的备忘录。
在会议第一次开会的前夕，对日战争实际上已告结束，日本已接受了投降条件，只差正式宣布投降了。中国政府关心的是日本赔偿问题和收回由意大利所攫取的权益等。由王世杰和宋子文拍给我的电报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赔偿尤其关心。中国要求日本的全部在华财产，包括工厂和船舶。这一切都认为应归中国所有，以赔偿战争损失的一部分。在中国领土上（包括台湾）的盟军，
第五卷二度使英677 应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人破坏，隐藏或迁移这些财产。中国还应当得到大量盟国在日本接收的财产。
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多少是个形式。第二次会可就难开了。在程序问题上出现了大量争吵，莫洛托夫紧紧通着贝文。莫洛托夫故意反对邀请希腊，说那个政府不是一个民主政府．
外长们的副手在每次外长会议开会之前举行集会，以准备下次会议的讨论。9 月13 日上午的集会，在古榭夫主持之下毫无结果。究竟是由对意作．战的所有盟国，还是由所有对意作战的国家，来拟订对意和约，对这个间题争吵了两个小时口占谢夫一个人坚持参加拟订和约只限于对意作战的盟国。
安排在9 月22 日上午举行，由莫洛托夫主持的会突然在上午，十时宣布延期，最后到下午五时才开成。莫洛托夫要求按波茨坦会议决定的程序开会，他说会议决定让五位外长都参加讨论和约是一个错误，因为那样有的外长有表决权，有的没有，造成了外长之间的不平等。他想要会议让所有参加者都处于平等地位，他的意思是，只有在投降条款上签字国家的外长才能出席拟订条约。看来这位苏联外长是决心要改变9 月n 日会上所决定的由全体五位外长来讨论和约草案的程序。只要他无法取消这一程序，他就变本加厉地进行阻挠。他的副手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9 月24 日的外长代表会议上，作为主席，我尽力提出多种折衷方案，都得不到结果。每次表决都是四票对一票，苏联总是独自一票。
在紧接着的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对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行动大事攻击，说他对日本人“软弱”，要求把日本同题列入议程，第一次外长会议原定只讨论欧洲问题，因此，贝尔纳斯坚决表示反对。贝文说他曾提出成立一个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因此不便反对莫洛托夫的提案，只好什么也不说。莫洛托夫的这一步可说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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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巧妙的分裂英美联盟与孤立贝尔纳斯的行动，因为莫洛托夫相信，中国是无法坚决反对他的建议的。因此我们必须决定采取什么立场。王世杰和我讨论了我们应当强调哪几点，由我草拟了表明中国立场的声明。我提出我们对苏、美都不应得罪，王世杰表示同意。我在午夜口述了一份三页长的声明，表明我们对麦克阿瑟所作努力的理解― 这样我们就不背离美国的立场― 并且在原则上赞成苏方的提案。我们的困境同英国很相似。
在次日上午的外长会上，莫洛托夫又提出了前一天的提案，坚持要将它列入议程，他说他至少要听听其他代表对他的提案有何意见。王世杰宣读了中国的声明，这似乎使莫洛托夫大为高兴，他说他理解中国外长对他的提案是表同情的。王世杰回答说，如果别人都同意，他也不反对。莫洛托夫于是紧逼贝尔纳斯，要他表态，但是贝尔纳斯说，他的政府的指令不许可参加这样讨论。莫洛托夫提出麦克阿瑟允许日本军人在解除武装后回家是冒险，日本人将秘密作再度侵略的准备。他狡猾地说，中国和俄国离日本很近。会后贝尔纳斯邀请王世杰和我到他在兰开斯特大厦的办公室去。他告诉我们，中国的声明根不错。至于莫洛托夫指责允许日本军人返回家园一事，贝尔纳斯说，苏俄是监禁着已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的唯一国家，这是对波茨坦宣言的公然违反。他要我们了解莫洛托夫强烈反对全部五位外长都参加对轴心国家附庸国和约的讨论。莫洛托夫以违反波茨坦决议为借口，想要否认在9 月H 日的会议中一致通过的决议。贝尔纳斯反对将法国和中国排斥在外，他向我们保证他和贝文将竭尽全力维持全体参加会议。
在29 日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又提出他反对9 月n 日决议的意见。他建议以柏林会议为基础重新讨论和约程序间题。贝尔纳斯作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回答，然后提出一个修正案．要求召开一次
第五卷二度使英
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欧洲的联合国成员国和积极参加过欧洲战争的非欧洲国家参加的一次会议。他说，讨论和约的会议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莫洛托夫的建议却要拆散和分裂这个会议，主张由四国参加对意和约，三国参加巴尔干和约，两国参加对芬和约。
9 月30 日下午的外长会议一直开到七时十五分。这是一次非常激烈的会议。皮杜尔、莫洛托夫和贝文都带着恶声和怒气发言。贝尔纳斯也用有分寸的字眼谴责莫洛托夫。他们都显得很激动― 一面孔由于强忍着感情或者愤怒而涨得通红。当皮杜尔说，法国代表团为了接受波茨坦会议对某些间题的决议而不断做出牺牲时，莫洛托夫说，他无法接受“牺牲”这个词。如果法国对这些条件不满意，可以退出这个会议。皮杜尔仍坚持用牺牲一词。过不了几分钟，争吵又转到了贝文和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坚决主张自从他宣布撤回对9 月11 日的决议的认可之后，这个决议就不成其为决议了。贝文尖刻地说，莫洛托夫的方法简直是希特勒式的。于是莫洛托夫忿怒地问：“我们有个主席没有？" （贝尔纳斯当时担任着主席）“他在什么地方？' ’他说他忍受不了这样侮辱的语言，除非收回这句话，否则他就不能再开下去了。他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贝文立刻说，他的话是受到了误解，他为此感到抱歉，他收回了他的话。莫洛托夫回到了会议桌旁，但气氛并未好转。他说，他很惊奇的是，贝文有的是办法，而竟然用这样的方法来议论其他的外长。他接着说，但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是谁更近于希特勒式呢？当贝尔纳斯问，如果莫洛托夫坚持取消会议的决议，那么外长代表的工作还怎么做？莫洛托夫回嘴说：“由指定的国家的外长代表来做。”那就是说，他要排除不是投降条款签字国的代表。那就应当有几个分开的议定书，即关于总的间题的，关于对意和约的，关于对保加利亚、罗马
阴。顾维钧回忆录熔编
尼亚及匈牙利的和约的，还有关于对芬兰的和约的。
那天晚上又开了一个会，由皮杜尔担任主席。这次会争吵得更为激烈。贝尔纳斯接受了莫洛托夫分为四个草约的建议，并且间莫洛托夫是否在总议定书上签字。莫洛托夫先是同意签字，但后来又再次试图取消9 月n 日的决议，表示除非决议取消，否则他决不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10 月1 日，会议在十一时开始，但在一小时讨价还价之后，又休会三十分钟，让各代表团互相交换意见。杜勒斯走过来间我们为什么不说几句支持贝尔纳斯的话。他显得有些失望，说无论如何贝尔纳斯始终在维护中国的利益。假若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我竭力向他解释，说王世杰曾经表示过他同意贝尔纳斯的意见。但杜勒斯说，王在会场上只说在未和本国政府进行商量之前，他对贝尔纳斯的提案不能发表意见。我转过脸看着王世杰对杜勒斯说，他一定愿意说几句话来支持贝尔纳斯所提召开一个扩大会议的建议的．王回答说，如果贝尔纳斯的建议能为苏联代表团所接受，那我们就不反对。这话便杜勒斯吃惊而且恼怒，一句话没有说，扭头就走了。
王世杰之所以踌躇不决，是因为他不愿给莫洛托夫以中国支持西方国家反对俄国的印象．当时我曾指出，人人都会想到我们当然耍维护我们中国自己的利益。苏联也不能反对我们这样做。莫洛托夫不管别国愿意与否执意要按他的要求办，这个要求如被通过，将使中国被排除在外，并使中国代表团处于屈辱的地位，凌晨二时十五分不得不宣布再次休会．过不多时贝尔纳斯走进来要求我们不要离开会议桌，因为莫洛托夫反对中国参加讨论对意和约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我们呆在那里不动，而莫洛托夫还是继续反对，他就要离开会议桌。会议的破裂是由他而不是别人
第五卷几度使英6 砚造成的。邓恩在几分钟之前也对我们这样说过。会议一事无成。最后，贝尔纳斯说，会议拖下去没有好处… … 最好宣布休会，把没法解决同题的工作留给各自政府去作。
会议结束了．我草拟了几份电报，说明会议破裂的原因，分别拍发给委员长和宋子文。我特别通知宋子文，莫洛托夫说过在他所提谁应参加和约谈判的间题上，直到如今，还没有哪一位中国代表表示过不同意。我们应向美国政府讲清楚有关中国在意大利投降条件间题上的地位，对此我也要了解宋的主张。当初曾经要求我国参加这些条款，但是我们却没有签字。
我对王在外长会议最后一次会上所采取的态度感到有点吃惊。他对中国参加讨论对意和约间题不愿意采取明确的立场。虽然贝尔纳斯与杜勒斯极力敦促王支持把会议扩大的建议，以使莫洛托夫处于对会议决裂负责的地位，可是，王不同意给予支持。我们代表团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儿乎全体一致主张采取明确立场，支持美国的建议，但他仍然犹豫不决。最后，在外长会议上，当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敦促他表示意见时，他说，如果大家都同意美国的建议，他也不反对。自然，这样说对美国建议毫无帮助。我觉得，他离开重庆之前，大概是得到了委员长的指令，要他避免让苏联代表团觉得我们同英美站在一起，而且要试图尽量培植同苏联代表团的友好关系。我在前面指出过，委员长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要目的是要向莫斯科表示友好。这次会议是紧接着中苏谈判结束和缔结中苏条约之后召开的。他期望当共产党问题不得不在中国加以解决时，苏联政府将如在莫斯科谈判中以及在中苏条约中所表明的，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将给于物质和精神支持。那时，由于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决定影响全世界的主要问题而未能取得成果，使我感到很遗憾。我尤其感到特别失
6 能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望，因为我毕生的希望是，在世界大家庭里，应使中国享有适当的地位，并且中国应对维待和促进世界安全与福利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由于我国没有能够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参加伦敦外长会议似乎只是一场匆匆而逝的梦幻。
我要跳过几个月，先把这段经过说完，以后再回过头来谈这几个月．在莫斯科，12 月末再次举行外长会议。出席的有美、英、苏三国代表。12 月27 日公布第一次公报。宣布对欧洲和平条约起草程序所达成的协议。显然英美两国完全屈服于苏联代表。对意和约将由四强起草，把法国看作对意大利停火的一个签字国，中国被排除在外。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和约只由三强起草，对芬兰和约由英国和苏联起草。虽然法国对这些程序不同意，但中国立即表示同意。按照公报，由各国代表起草和约，将召集二十一国会议讨论这些条约。中国将成为被邀参加扩大会议的国家之一。最后，条约将由二、三或四强起草和签署，然后提交和会进行总签字。这就是达成的协议。我为其不民主的性质感到震惊。我也为中国表示同意之快而感到诧异。
次日，发表第二次公报和最后公报。我看到中国被置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朝鲜的行列而感到痛心。
我国政府未能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实在是所有过失的根源。现在不仅失去朝鲜，甚至在中国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把中国的国内局势作为议题，使我国在国际领域内蒙受耻辱。仅仅由于我国答复同意签署对意大利停战协定稍迟几日，就将我国排斥于草拟对意和约的国家之外。这使我非常烦恼。然而苏联对意大利投降条件的同意也是推迟了的。我们鲜于成就，咎由自取。假使在1943 年秋我们的行动及时，意大利的投降条件经我国同意一事，毫无问题就会得到英美的承认。当时这两国确实切盼我国如此。
第五卷二度使英6 邸我在12 月z8 日的日记中，总结局势如下：
现在不仅对意和约，甚至中国的东北与朝鲜问题，在莫斯科讨论时都没有我们参加。虽然中国是第一个抵抗日本和遭受苦难最惨重和最长久的国家，然而，控制日本的问题却也背着我们去解决。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只是在实际的日本投降前一天，然而苏联却作为英美平等的伙伴一同商议有关日本的事情。我们既没有对战争有所准备，也没有对和平有所准备。
三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
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由十四位代表组成，各位代表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两名不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而是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大多数国家。主要代表有英国代表诺埃尔一贝克，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法国代表马锡里和作为中国代表的我。由于开始几次会议斯退丁纽斯未到伦敦，由怀南特大使代替。
执行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联合国的正式成立提出计划，尤其是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提出计划。执行委员会的首次会议8 月16 日举行。第一个问题是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人选间题。会前，诺埃尔贝克、怀南恃和杰布要我提出设五个主席、由五强国担任的建议．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妥协办法。他们对我说，俄国害怕激起反对，不愿提出这个提案。法国人也不愿意提出这个建议。我勉强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开幕会议按计划举行。我提出五人轮流担任主席的建议。但是，巴西代表提出只设一位主席。荷兰立即赞成巴西的动议。接着，澳大利亚强烈批评了我的建议，提出反对．他认为，这是复活“五强统治”。葛罗米柯坚定地支持我，但是英、美代表却没有这样做，而
朋咤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是支持加拿大的建议：暂时休会，给大家更多思考的时间。在次日的会议上，辩论继续进行。葛罗米柯对我说，对五强轮流担任主席的立场，他寸步不让，这是波茨坦的协议。我对他说，假若他坚持下去，就能促成轮流担任主席的制度。然而英、美却倾向于由葛罗米柯担任唯一的会议主席，加上两个副主席。在会议就要开始时，诺埃尔一贝克和怀南特去找葛罗米柯，在一起密谈了将近二于分钟。会议开始时，显然他们已能达成妥协。加拿大代表提出：任何五强轮流的作法，在将来的联合国机构中，都不得视为一种先例。投票表决通过了轮流原则。
紧接着主席问题之后，最难以解决的是分配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人选的间题，尤其是分配各部门首脑的间题。由于希望先在执行委员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间达成协议，以便在全体委员会上容易通过提案，杰布召集了一次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参加的协商会议。葛罗米柯要求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部门的主任位置，从而迫使英国放弃一个。我选中托管部给中国，并且赞成把法院与法律部给捷克斯洛伐克。
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格里克通知我，他收到国务院一封措词严格的指令：在美国代表到达并且能够参加会议以前，委员会对某些事项不得形成决议。这些事项是：
1 ．联合国会址
2 ．选举联合国秘书长
3 ．接纳新会员国
4 ．同政府性专门机构的关系
5 ．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9 月初，斯退丁纽斯到达伦敦。在我为他举行的晚宴上，他对我说，他带来两项建议：第一个是，11 月份结束筹备委员会的工
第五卷二度使英心舫作，以便不迟于11 月15 日以前召集一次工作会议，4 月25 日（旧金山会议周年纪念日）召开联合国大会会议；第二个是，指定旧金山作为新组织（联合国）的永久性会址。苏联赞成后一项建议，但英国仍然坚持联合国永久会址设在欧洲。假如不可能达成协议，大会将在旧金山举行，直到作出最后决定为止。斯退丁纽斯要求我给予支持，我说，我会支持的。
联合国总部的永久所在地竟成为一个热烈争论的间题，在10 月3 日为讨论这个间题召集的会议上，首先是对地区、而不是对一个特定城市进行了表决。九国代表投票赞成美国，三国投反对票，两票弃权。三国代表赞成在欧洲，七国投票反对，四国弃权。因此，选中了美国。
次日，斯退丁纽斯对我说，在永久性建筑施工期间，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各机构应在旧金山开会。作为一个东道城市，纽约具有特殊的优点。由于纽约的便利条件，如飞机场、海运、旅馆、交通等等，使得纽约特别适宜。
执行委员会10 月26 日的会议上，我们任命一个由我任主席的联合国总部地址间题小组。在两小时之内一致通过了以我拟就的草案为基础的报告。接着，在午后就向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了这份报告。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也各有一份草案。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草案相似。经过审慎地接受了澳大利亚的一项修正之后，我作为主席，得以使我自己的草案成为讨论的基础。小组委员会同意中国草案和澳大利亚修正案。一个委员会就要去美国调查和推荐一处作永久会址的地点。
1945 年11 月24 日筹备委员会在丘尔奇会堂举行了开幕式。执行委员会仍然是筹备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
下午，举行了一次五大国磋商会，讨论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和副
韶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主席人选问题。执行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未得出肯定的结果。筹备委员会选举一个主席和几名副主席的会议，在提名候选人的工作中陷入了混乱。按照不久前达成的妥协，哥伦比亚代表苏莱塔以鼓掌通过方式当选主席。我同意提名斯帕克作副主席，并且希望科尔班和贝希支持我。为此，史蒂文森去找科尔班，我去找贝希。当我回到会议席位时，主席已经宣布通过筹备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组织计划，并要求提名一位副主席。使我吃惊的是，尽管还没有规定出副主席的人数。史蒂文森站起来，提名乌克兰的马纽尔斯基。因此，我打断了他，要求会议先规定副主席的人数，我并提出应设两位副主席。会场出现片刻的惊讶沉默，不过杰布对苏莱塔耳语之后，苏莱塔立即问对我的建议有没有人附议。诺埃尔一贝克附议，然后一致通过。接着我提名斯帕克，贝希和科尔班没有照原先的安排支持我。但是，不管怎样，斯帕克和马纽尔斯基两人都以鼓掌通过方式当选副主席。
随着时间的流逝，联合国总部永久地址问题越来越变成公众关心的事。招月6 日下午，第八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一处可以选用的地点，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12 月15 日，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另一次协商会，讨论第八委员会的程序。墨西哥代表内尔沃解释他的’‘先决定哪个国家”的建议。我说：我赞成早先较简单的建议，先表决是否将总部设在欧洲，把这条作为执行委员会建议的一项修正案。一旦这个修正案被否决，就为一些欧洲代表在第二轮投票时转而赞成设在美国扫清道路。在第八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主席宣布，这项建议是委员会要表决的唯一议案。最后他把哥伦比亚附议的那项动议交会议表决。哥伦比亚代表声称对欧洲进行表决是为了摊牌。表决的结果是二十三票赞成欧洲，二十五票反对，二票弃权。
第五卷二度使英687 一旦清除了设在欧洲的可能性，就进行对美国的表决。表决结果刚刚超过必要票数，三十票赞成，十四票反对和六票弃权。我们的议事规则规定这类问题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来决定。另一个问题是建立托管制度，以实行宪章的条款。第四委员会主管这个问题。12 月7 日，菲律宾代表提出一很重要的建议，修正执行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规则。建议的内容是在托管领土每三年举行一次选举，让托管领土人民能够表示出他们的感情和要求。这项建议触及到托管制度的本质，由于这项建议的重要性，葛罗米柯在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讨论菲律宾的建议。由菲律宾、乌克兰、英国、南非和中国的代表组成这个小组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
12 月17 日第四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J 讨论小组委员会多数人赞成的报告。马纽尔斯基趁我不在场，已经把他自己推荐的议案付诸表决，作为讨论的基础。在回答我提出的议事程序间题时，主席裁决说，事实上大多数已否定了我的论点，我表示不满意。会议之后，我警告他说，在下次会议上，除非他改正错误，否则我要再次提出这个间题。主席懂得他所犯的错误，很快表示要改正过来。关子这个同题，第四委员会最后又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了小组委员会报告。
12 月11 日的指导委员会会议涉及一项更为重要的问题。我同史蒂文森商定在第六委员会中以印度代替南非。这个委员会正同国际联盟谈判，它是第一个正式代表全体联合国的机构。按照地域代表性原则，我想给亚洲一个席位。我渴望这个原则得到承认。然而美国、英国、苏联已经选定智利、波兰和南非，把亚洲完全排除在外。在主席还未及宣布事前准备的国家名单之前，我单刀直入理直气壮地说明赞成地区代表性原则。我说，中国不为自己谋求席
68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位，但是若有一亚洲会员国进到委员会中将使我们感到满意。史蒂文森提出印度，我随即表示支持。接着葛罗米柯说，他赞成地域代表性原则。主席犹豫不决，但最后按照杰布的建议，主席裁决：成员人数增加到八个国家。应葛罗米柯的要求，主席宣布八国名单，加进了中国与法国。
12 月18 日的筹备委员会讨论了即将建立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职能与权力问题。12 月13 日，多罗西· 福斯迪克请我发言支持美国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该提案要求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议事规则中增加授权该理事会在它认为适当时得召开关于贸易、就业、卫生和其他事项的国际会议。澳大利亚与比利时代表支持这项建议，不过要求作些修改。我说，我赞成美国修正案与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提出的改动。我提出把修改文字的工作交给起草委员会。
12 月2 。日，第一委员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经中国修正案修正的美国提案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通过正式的议事规则之前即可召开国际会议。在第一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上经过一个星期的奋斗和辩论，终于通过了这个提案。
筹备委员会于1945 年12 月23 日结束。
四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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